时间：2023-03-23 15:09:45
导语：在唐宋文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诵读教学的必要性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提出：“高中语文课程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使学生受到优秀文化的熏陶。”要实现这个目标，语文教师改变教学方法、注重诵读教学是可达到的。
叶圣陶先生早在60年前就批评当时学生“吟诵功夫太少”，谆谆告诫国文老师，学生对于探究所得的不仅是理智的理解，而且是亲切的体会，不知不觉之间，内容与理解化为学生自己的东西了，这是最可贵的一种境界，才能终生受用不尽。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和语文教材 编写工作的张中行先生也说过：“一面吟诵，一面体会，是旧时代读书人练基本功的方法。据说清代桐城派大师姚鼐读韩愈《送董邵南序》第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要中间换气才能成声，可见体会格调的顿挫是多么认真。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写三味书屋老先生读‘铁如意，指挥倜傥，一座皆惊呢’的情形更加形象，这种表现，状貌也许近乎可笑，但那种认真体会其韵味的态度是好的。”学生诵读是语文课应该重视的一项工作，老师带领学生诵读，学生自己诵读，诵读的过程是学生含英咀华的过程，也是把经典语言“化”人个人身心的过程，这是语文课区别于其他文科课程的主要标志之一。
2.诵读的作用
①诵读可以发现和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音和断句。大家在课堂上大声朗读就可以及时纠正错误。如果仍是“哑巴语文”，错误也许就在沉默中湮没。
②多诵读有助于理解文意。诵读是打开思路的钥匙，多诵读能培养我们良好的语感，诵读出来才能更准确地理解课文内在的思想感情。如李煜的《虞美人》“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有人认为把“问君能有几多愁？”读成陈述句和疑问句都可以，但如果读出声来，会明显感到，读成疑问句的处理，则显得平淡了。
③多诵读能更好地理解诗歌的意境。语言的韵律和美感要通过声音来体现。中国语言的美不仅体现在内容和形式上，还表现在声音上，节奏、韵律、排比、对仗，只有用声音才能充分体现出来。我们读“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利用课件展示画面再结合诵读，学生读后脑中会出现鲜明的形象，这样学生的记忆背诵也快，记忆也长久。多诵读，可使学生将文字、声音、形象审美熔铸在一起，挖掘出“声音”这一语文教学中常被忽略的因素，复活语文本身的精神血肉。学生通过多诵读，将文字转化为饱含情感的声音，培养锻炼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语言感知能力，通过对作品的表达形式和情感内容的分析和领悟，丰富学生的思维和情感。多诵读还可以使学生对文章语言有更深入的理解，使他们说话写作时很自然的就能创作出优美的句子。背诵使他们积累了更多知识，对问题的理解更加深刻，对文学的审美有了更进一步提高，这不是以往苦求而不得的教学境界吗？转贴
3.诵读的要领
重视学生的诵读，教师应首先要为学生建立诵读的规范。
①精神饱满，眼到心到。读书应该全身心的投入，朱熹强调读书应“整顿几案，正身体”等，正是这个道理。课堂上强调学生注意力集中，要有正确的坐姿，要看清每一个字，要发出洪亮的声音，要积极思考所读的内容。
②把握要领，营造气氛。一是通过老师或学生领诵，可以直接把正确和积极的“读书声”传递给大家，便于尽快掌握诵读的要领。二是放录音，让同学听.可以配放背景音乐，以烘托阅读气氛。
③言为心声，读出韵味。对学生的诵读要提出要求：一是言为心声，即口中读什么，内心也应该思考什么，不能“口诵心非”；二是直抒胸臆，能将胸中酝酿的情感脱口而出，将自己所理解的课文用声音传达给别人，要让学生真切感受到，你读书的声音就代表着你对课文的理解和把握。
4.诵读的方法
高中语文不仅要求学生有一定的阅读量，也特别重积累，只有通过积累，才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诵读的过程中，教师对诵读方法加以指导，使学生对一些重点诵读内容形成记忆，也是诵读教学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字词提示法。在阅读教学的开始阶段使用此法，可以培养学生踏踏实实一字一句认真读书的良好习惯。具体做法是：选出若干起提示作用的词语，经过熟读逐步减少提示词，直到取消提示，也就是帮助学生一步步“扔掉拐杖”独立行走。
②听写法。这是一种老方法，但是现在还行之有效。听写可以强化学生的耳、手、心协调到位，强化学生“亲自动手”熟悉字词句篇。可采用生字生词听写、句子听写、段落听写等方法。
③联想记忆法。具体方式可灵活多样，比如：把诗文联想成画面加以记忆；或由此及彼联想记忆，如学《沁园春-长沙》写秋景的诗句，可联想起其他古诗词写秋的语句：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等。
5.诵读教学应注意以下问题
①多读少讲。一节课40分钟，学生多读多悟，教师抓住重点讲解，要把课堂上读的时间还给学生。
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议题展开了广泛而热烈的研讨活动。不少文章和发言对当前桐城派研究有所突破和刷新，是桐城派研究成果的新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创获有以下几点：
1、对桐城派发展与成功原因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关于桐城派在清代得以发展和成功的原因，历来有多种说法。或认为是清王朝的政治需求，或谓得利于桐城的自然人文环境，还有认为出于桐城文士的职业选择……，多停留于桐城派与外界关系的表象，此次会议上，杨义先生从清代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清代文化结构的大背景上考察桐城派，认为“桐城派是唐宋文章、程朱理学和清代学术的综合体，它把中国传统文章的精华、传统道学的脉络和传统学术的精彩东西结合在一起，带动了天下文章的写作，占据了清代文坛二百多年。”他认为桐城派成功的原因有四：“一是它的旗帜。”即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 ，把程朱道统和韩欧文统结合起来，用文统蕴涵道统，用道统支撑文统，起到了对整个社会的导向作用。二是宗师相承，不断地给予同时又吸收。三是姚鼐的文章论。真正使正宗文章学形成体系的是姚鼐。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为三纲，“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八目，又提倡阴阳刚柔、相依为用，这是清代文章理论的重要里程碑。第四是人才培养，创办书院。总之，“桐城派源流很正，弟子很多，纲目清楚，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他的这些论述从宏观高度概论了桐城派传衍发展的原因。而北京语言大学王兵教授则论析了清廷不同时期学术宗尚对于方苞、姚鼐、三位代表人物文论和选本实践的不同影响和其差异；南京大学中文系曹虹教授则探讨了清帝训诰倡导的“清真雅正”的文统理念与桐城派文章风格形成的关系，从一个角度揭示出桐城派开宗传衍的背景。他们的发言和文章从微观上深化了对桐城派发生、发展的研究。
2、辩证地看待桐城派与“新文化”的关系，注意从桐城派中发掘对新文化建设有益的经验。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王达敏在其《张裕钊与清季文坛》一文中以大量材料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了张裕钊、吴汝纶共同开创“莲池派”造就大批才杰的历史贡献，文章尖锐地指出：“治中国近现代文学和学术史的一些学者，每在进化史观笼罩下研究历史，以新旧论学，并进新而退旧，少有追寻历史之是的兴趣。这就使得所谓旧，如张、吴及其弟子群体，在以新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被遮蔽，而长期沉没于无言的历史之海。”“那些旧人所创业绩，不惟是新派得以成立的基础和背景，而且其本身就是文坛、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正面相呼应的是安徽大学中文系张器友教授，他在《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的思考》一文中指出：90年代以来随着对国学的重视，一些人在研究五四新文学与传统文化关系时注意到了传统文化中流淌着“被压抑的现代性”。“但是人们一直没有从晚清之际传统文化的代表性文派――桐城派与新文学的关系论述古代文学的现代转换，这是必须正视和解决的问题。”他认为：“近代桐城派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路障，更是通向后者的‘桥梁’。”而人们对近代桐城派与五四新文化关系未能作出科学评价的原因则在于“西方中心论”、“新旧断裂论”、“成王败寇论”和“反传统论”等错误观点使然。
从桐城派及桐城文化与当今社会新文化建设的关系来看，还有不少论文注意到从桐城派和桐城文化中发掘那些对于新文化建设有益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如安徽大学周中明在其论文《论姚鼐鲜为人知的一面――民主性和进步性》中广泛论述了姚鼐宣扬做“亲民之吏”、赞扬“尽去苛政”、鼓吹“男女一也”、主张“与时俱进”等民主进步思想，指出这些仍是我们今天所应继承发扬的优秀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皖西学院中文系卢佑诚在论文中指出：梅曾亮的“民颉彼枷胗邢嗟庇诮裉焖说的“人民公仆”的意思，它包含有爱民、忧民，惠氏、利民，导民、顺民之性的内容，是传统的民本观和柳宗元“吏为民役”思想的发展；还有安庆市图书馆邹子荣剖析的张廷玉“疑罪惟轻”的司法理念等。这些文章观点，对于我们今天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文化无疑都是俱有启迪意义的。
关键词：唐代方言；宋代方言；方言学；方言发展史
中图分类号：H1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13）01?0184?05
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既能填补此项断代研究的空白，又为汉语方言学通史、唐宋语言学史、古代语言学通史等学术史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也能更正前人关于唐宋方言学的不妥之处。此外，唐宋方言学史中涉及的方言现象，还能为历史方言、现代方言、方言史的研究提供参考，为古汉语词汇、语音、语法等方面的研究提供支持①。
如何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目前可资借鉴的成果主要有：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 [1]、何耿镛《汉语方言研究小史》[2]、华学诚《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3]、柳玉宏《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4]、华学诚《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5]、汪启明《汉语文献方言学及研究》[6]、储泰松《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7]等。总体来看，专门探讨研究策略的不多，而且提出的有些策略也未必适用于唐宋方言学史研究。有鉴于此，我们拟定了几条研究唐宋方言学史的策略，这些策略多为前人未述及或语焉不详者。
一、把重要方言史料纳入讨论范围
前人研究方言学史时，一直把方言史料亦考虑在内，如《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提及古籍注解 和文人笔记等文献中的方言记载；《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王力先生序云：“现在何耿镛同志把汉代经师的笺注和汉代语文著作所反映的方言现象、中古时期的方言记载等方言材料加进去，内容就丰富了……其所搜得的材料是很宝贵的，我们可以由此窥见汉语方言（学）发展的轮廓。”《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摘要》把辞书和经注征引方言称为“文献方言学”，并指出：“中国方言学研究的古典传统是口语方言学和文献方言学并行。”《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认为研究方言学史的方法论原则之一是方言学史与方言史并重，文中说：“（汉语方言学史）更大量的工作则是从各个时代的辞书、类书、注疏、文集笔记中把关于方言语音、词汇、语法的零散研究爬梳搜罗，并按一定的组织方法进行科学整理。”《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 “系统清理周秦汉晋时期的方言学史料，并兼及这一阶段的方言史料。”[5]该书共收王逸《楚辞章句》22条方言记载，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33条、郑玄注群经67条、高诱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72条，复从辑本中获得三国时期的方言材料50余条、两晋时期45条等。鲁国尧先生序该书云：“它（按：方言学史）就得囊括这一长时间内的有关方言记载、研究的各种史料，予以甄别、熔炼、分析，做出论断，前人的观点正确者阐发之，错误者驳正之，不足者补充之，还要能提出自己的新见，这新见还要有份量，如果是高见，就更难能可贵了。”
前人论及唐宋方言学时亦是如此。何仲英《中国方言学概论》第七部分“中国学者的方言研究”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均视为方言学史料 [8]；《汉语方言研究小史》唐宋段重点介绍唐代汉藏对音
收稿日期：2012?05?14；修回日期：2012?12?28
基金项目：2011年甘肃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唐宋方言学材料及其价值”（YYGGS201107）
作者简介：王耀东（1970?），男，甘肃陇西人，兰州交通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古代语言学文献.
材料和宋代方音材料[2]；《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主要依据玄应《众经音义》、窥基《法华音训》和《妙法莲华经玄赞》、慧琳《一切经音义》、可洪《新集藏经音义随函录》等音义书中的方言史料。
前辈学者把方言史料纳入方言学史，原因有二：一是现存的方言学史料太少；二是重要的方言史料亦蕴含方言研究成分。在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时，我们要广泛钩稽重要的方言史料，尤其是辞书、经注、笔记、集注、地志和佛经音义书中的材料。这些材料比较零散，须整合后分类述评；辞书和经注材料须考察其共时性；汉藏对音材料的地域性和音值的对等程度不好把握，可暂不予考虑。
二、文献的全面考察和重点考察
相结合
前人对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或是简述性或是专题性。最早论述唐宋方言学史的是《中国方言学概论》，此文仅提及慧琳《一切经音义》《切韵》系韵书、颜师古《匡谬正俗》、庄绰《鸡肋编》《宣和遗事》等，显然没有对唐宋文献进行全面考察。此后出现的一批旨在构建汉语方言学史史学框架的专著和论文谈及唐宋方言研究状况时，总是举几个常见的例子，而这些例子都来源于明清学者的称引。唐宋方言学史专题研究有刘红花《方言词研究》[9]、储泰松《唐代音义所见方音考》[10]、王智群《颜注引方俗语研究》[11]、赵振铎《唐人笔记里面的方俗读音》[12]等。李匡乂《资暇集》、沈括《梦溪笔谈》、王观国《学林》、王楙《野客丛书》、周去非《岭外代答》、洪迈《容斋随笔》等书中的方言学成果鲜有提及，对《匡谬正俗》、陆游《老学庵笔记》等书中的方言研究亦未进行深入探析。
全面考察须从《四库全书》和《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入手（据初步调查，两种丛书共收唐宋文献近千部）。还要适当考虑元明清以来的唐宋佚文。考察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宏观层面，根据两部丛书的《提要》，结合清代《续方言》系列书，初步确定一批可能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微观层面，把这些文献粗略过一遍，确认蕴含方言学史料的文献（据考察，涉及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在百部以上），然后逐本爬梳材料。
重点考察以史志、小学书、笔记和地志为主。史书的艺文志通常刊载方言专著；小学书包括小学专著和辞书，如李涪《刊误》《匡谬正俗》《切韵》系韵书等，佛经音义书也归入此类；《资暇集》《梦溪笔谈》《老学庵笔记》等唐宋笔记中含有大量的方言论述；唐宋地志除有零散的方言记载外，还有完整的方言研究内容，如《岭外代答·风土门》有“方言”和“俗字”两节。
三、合理利用清人辑录成果
最早涉及唐宋方言学史料的是清人《续方言》系列书。这些著作以续补扬雄《方言》为目的，辑录古代方言词语，并兼收少量方言学史料。这类著作有戴震《续方言》（二卷）、杭世骏《续方言》（二卷）、程际盛《补正》（二卷）、徐乃昌《又补》（二卷）、程先甲《广续方言》（四卷）、张慎仪《新校补》（二卷）和《方言别录》（四卷）等。影响较大的是《续方言》《广续方言》和《方言别录》（原名《唐宋元明方言、国朝方言》），其中后两部辑录唐宋方言学史料较多（总量不及我们掌握的十分之一）。《方言别录》把《匡谬正俗》《梦溪笔谈》和《老学庵笔记》等书中成段的方言学史料压缩成了简略的方言记载，抹杀了作者对方言的认识和思考。
《续方言》系列书存在一些局限和不足，主要有：材料遗漏尚多，不标原始出处，所注出处有误，截取方言句段不合理，文字错讹脱漏，误判方言史料，朝代名与地名相混，自乱其例等。如杭世骏《续方言》辑录方言材料522条，时人评价很高。然《补正》校正67条，超过原书十分之一。《新校补》又“是正者十之七八，芟补者十之五”。凡此种种，笔者暂不赘言，拟另撰《清人辑录唐宋方言材料之失》一文详叙。
尽管如此，《续方言》系列书仍是研究方言学史不可或缺的资料。初次排查含有方言学史料的唐宋文献时，可把《续方言》中出现的直接认定；同时，通过与《续方言》比对，弥补搜集时遗漏的古籍和材料。
四、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相结合
一部完整的唐宋方言学史，既要全面概述其整体面貌和具体特点，又要重点讨论代表性成果。
全面概述的内容至少应包括：①唐宋方言史料状况，可从语音、词汇、语法三个方面概述。②唐宋方言研究状况，除介绍出现过的专著外，还要概述唐宋人研究方言的特点和内容。据我们了解，特点有：唐宋学者多以“论述”的方式进行方言研究，方言研究语音和词汇并重，有些研究是无意为之，注重揭示古今诗文中的方言等；内容有：关于方言观的论述，关于各地方言现象的论述，关于南北方言的论述，关于方言本音本字的论述，关于方言名源的论述，关于诗文中方言的论述等。
重点讨论的内容应包括唐宋人的方言观、方言专书和知名学者的方言研究，兹简要分述如下。
（1）唐宋人方言观包括：方言自古就有，各地方言不同；方言为通语之讹；方言多为通语音转而来，重音不重形；方言皆有所本，多为古语之遗；南北方言具有互动关系；方言形成自有原因等。
（2）唐代有李商隐《蜀尔雅》（三卷），北宋有王浩《方言》（十四卷）、王资深《方言》（二十卷）、吴良辅《方言释音》（一卷）等。这些著作虽已亡佚，然史志均有记载，如《直斋书录解题》卷3：“《蜀尔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馆阁书目》。按：李邯郸云：‘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当必有据。”
（3）唐代研究过方言的学者有慧琳、刘知己、李涪、颜师古、刘肃、段成式、封演、李匡乂等，宋代有沈括、项安世、王楙、王观国、朱熹、郑樵、洪迈、胡仔、陆游、周去非、俞琰等。方言学史要归纳他们方言研究的成就，指出其对前代方言学的继承和对后世方言学的影响。对《匡谬正俗》《刊误》《资暇集》《容斋随笔·四笔·南北语音不同》（卷9）《野客丛书·俗语有所自》（卷29）《学林·方俗声语》《老学庵笔记》等著作，既要进行宏观评述，又要从微观方面揭示作者表达的方言观和反映的方言现象。
在全面概述和重点讨论、宏观评价和微观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唐宋学者研究方言的方法、理论、经验及历史条件，探讨唐宋方言学的发展道路及其内在规律，构建符合客观实际的唐宋方言学史的史学框架。
五、参考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罗常培《中国方音研究小史》是汉语方言学史学科的草创之作；[13]许宝华、汤珍珠《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14]《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导论》第九章“方言学史概要”、[15]张玉来《方言音韵研究小史》、[16]游汝杰《汉语方言学的传统、现代化和发展趋势》[17]等勾勒了汉语方言学史的大致脉络；《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则是唯一的断代研究。这些著作给我们提供了方言学史的写作范式。
唐宋方言学史的研究，根据学者研究的自觉程度和所取得的成就，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上世纪20至80年代。这个阶段的研究多为印象性的简述或少量的材料辑录，学者们还没有把自己的研究提到学术史的高度。主要成果有：《中国方言学概论》、崔骥《方言考》[18]、周祖谟《问学集》、[19]丁介民《方言考》、[20]周法高《中国方言学发凡》②和张永绵《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等。
第二阶段为上世纪80年代至2010年。这个阶段学者研究方言学史的自觉性加强，出现了方言学简史和断代史，其中有些涉及唐宋方言学史的内容。主要成果有：《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汉语方言研究小史》《汉语方言学史及其研究论略》等。也有专门探讨唐宋方言学的论文，或是专题研究，如徐时仪《北宋王浩、王资深曾著有》 [21]；或是宏观概述，如《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此类成果还有时永乐、门凤超《唐代的方言著作》 [22]、汪寿明《与方言》[23]、马重奇《方言考——兼评张慎仪所辑唐宋方言》[24]、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的记述看早期闽语》[25]、冯庆莉《和的方言词比较研究》[26]、刘晓南《从历史文献看宋代四川方言》[27]、刘晓南《朱熹与闽方言》[28]、钱毅《从笔记、文集等历史文献看唐宋吴方言》[29]等。
第三阶段为2010年以后。这个阶段人们开始全面探讨唐宋方言学和方言学史料。《唐代的方言研究及其方言观念》首开风气，谈及如下内容：唐代文献方言记录概览，唐人对方言的记录和描写，唐人对方言现象的认知等。其后王耀东《唐宋方言学材料考论》首次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了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30]
上述成果能为研究唐宋方言学史提供一些材料、方法和观点。
六、辩证对待前人观点
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要对前人的某些观点进行辨正，试举数例。
（1）《中国方言学概说》、陈钝《旧籍中关于方言之著作》[31]《汉语方言研究小史》《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陈炳迢《辞书概要》[32]、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33]等均认为唐宋时期未出现过方言专著。《汉语方言研究小史》说：“这一时期（按：魏晋南北朝隋唐两宋）关于方言研究的专门著作几乎没有，我们只能从研究音韵的著作或者其它文献资料中找到这一时期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何先生此说欠妥。首先，唐宋时期出现过方言专书。其次，我们从唐宋研究音韵的著作中很难找到理想的方言学材料。再次，唐宋方言研究的成果不限于一些方言差别的零星记载。
（2）许多学者在谈及唐宋方言研究时总把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该书卷19有“俗语有所本”一条）作为代表。《论方言学遗产的整理和研究》只提了《困学纪闻》和《齐东野语》；《略说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发展》只提了《匡谬正俗》和《困学纪闻》；《汉语方言学导论》也只提到了这两部著作；[15]《辞书概要》说：“这段时期，兼录方俗词语的书有唐颜师古的《匡谬正俗》，宋赵叔向的《肯綮录》、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陶宗仪的《辍耕录》等。但它们都不是方言词典专著，收录也很少。”[32]经考察我们发现，《困学纪闻》“俗语有所本”一条中没有出现一个地名，王氏只在古文献中找到了这些俗语的原始出处，该书与方言研究有很大距离。
（3）《六朝唐宋方言研究综述》认为：唐宋类书和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辑佚著作如《小学钩沉》《邃雅斋丛书》《汉学堂丛书》《玉函山房辑佚书》《小方壶斋丛书》《小学钩沉续编》等都有六朝唐宋方言学材料。这一提法也许适用于六朝，但未必适用于唐宋。因为唐宋类书中的方言学材料极少，即使有几条，也因类书的抄撮性质，未必有共时价值；清代辑佚书所收佚书基本上是唐以前的，鲜有唐宋方言学材料。
七、在汉语方言学史上定位
举凡学术史，必是横向分析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在对唐宋方言学史料进行大范围的搜集和系统讨论的基础上，还须考察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代以及元明清的方言研究，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和语言政策，在古代文化史、古代语言学史、古代方言学史的大背景下对唐宋方言学在学术史上定位。
南北朝以前的方言研究，《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论之甚详。南北朝方言学史料，据我们初步了解，只有刘延明《方言》（已佚）和少量的方言记载。出现这种情况，除了文献大量散佚的客观原因外，恐怕这个阶段方言研究处于低谷是主要原因。较之南北朝，唐代方言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出现了《蜀尔雅》，颜师古等学者也均有方言研究成果，但从整体上看，这个时期方言研究仍处于低谷。宋代出现过王浩《方言》等三部方言专著，沈括等一批学者也参与了方言研究，民间可能还印行关于方言的小册子，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与宋代杂剧、话本等俗文学的繁荣有关。元代出现了反映北方方言的名著《中原音韵》。明代有李实《蜀语》、岳元声《方言据》等方言专书，也有《韵略易通》《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等一批反映方音的韵书韵图，还有《问奇字》《菽园杂记》《字学元元》等记载方言的笔记杂记。至清代，方言研究达到全盛，具体表现在：编纂了一批续补扬雄《方言》的著作；撰写了许多调查、辑录和考证方言俗语的著作，如钱大昕《恒言录》、孙锦标《通俗常言疏证》、钱坫《异语》、翟灏《通俗编》、梁同书《直语补证》、张慎仪《方言别录》、钱大昭《迩言》等；做了校勘疏证扬雄《方言》的工作，如戴震《方言疏证》、卢文弨《重校方言》、刘台拱《方言补校》、钱绎《方言笺疏》、王念孙《方言疏证补》等；出现了一些研究方言音韵的著作，如胡垣《古今中外音韵通例》、陈澧《 广州音说》等；民间流传着各种地方韵书，如福州的《戚林八音》、漳州和厦门的《雅俗通十五音》、潮汕的《潮汕十五音》、广州的《千字同音》、徐州一带的《十三韵》、武昌的《字汇集》、江西靖口一带的《辨音摘要》、河北一带的《五方元音》等。另外，研究戏曲声律的著作和地方志也涉及方音材料，如王德辉、徐沅《顾误录》和段玉裁参编的《富顺县志》、俞樾参编的《续天津县志》和《上海县志》、钱大昕参编的《长兴县志》和《鄞县志》、杭世骏参编的《乌程县志》和《平阳县志》等。
纵观古代方言研究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给唐宋方言学史做出比较合理的定位。《周秦汉晋方言研究史》把宋元之际视为方言研究走出低谷而承前启后的时 期[5]。《汉语方言学导论》则认为：“如果说汉代是传统方言学的勃兴期，那么隋唐宋元应该是衰微期。”[15]
注释：
本文所说的“方言”仅指汉语的地方变体，不包括无地域名的俗语、少数民族语和社会方言。方言学史料须有明确地域名或根据语境可推知地域。
周法高的《中国方言学发凡》载台湾1955年《中国语文研究》，笔者仅见目录而未见原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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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Tactic for the History of Tang and Song Dialectology
WANG Yaodong
（Mobile Station for the Post-doctors in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China）
论文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是中文系排名第一的主干课程。但和丰富的教学内容相比，《古代文学》课时却被严重压缩，在教学中，教师必须合理分配《文学史》与《作品选》的讲解时间、各段之间的教学时间及各种文体之间的教学时间，争取在有限的课时内，尽量完整和合理地讲授出文学史和经典的文学作品。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包含《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两门基础必修课和一系列选修课。不计选修课，单从《文学史》和《作品选》来看，《古代文学》课程在整个高校中文系也是属于重中之重的专业课。以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程设置为例，在诸多专业课程之中，《古代文学史》和《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文学概论》等七门课程被定为专业主干（核心）课程。而从学分和课时设置来看，古代文学凭借16学分、288学时的权重，远超排名第二的《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1]，成为名副其实的中文系第一主干课。但和古代文学大量的教学内容相比，排名第一的288学时仍然显得捉襟见肘。从先秦到明清近代，数千年的文学史和汗牛充栋的优秀文学作品，远非288个学时所能讲毕。在此情形下，古代文学的教学想要面面俱到，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且大多数高校在《文学史》和《作品选》之外，还开设有多门选修课，由古代文学任课教师结合自身的学术专长，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作品及专门文体进行讲解，开设了诸如《诗经》、《楚辞》、《史记》、“唐诗”、“宋词”等选修课，以之辅助《文学史》和《作品选》的教学。故此，《文学史》和《作品选》的讲授内容须突出教学的重难点，而无需面面俱到。从课时分配来看，一般在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段和唐宋文学段分配学时较多，元明清段分配较少。讲授内容主要以作家介绍、作品艺术风格的分析、文学现象、文学史流派、文学理论、文体衍生变异等为主。
具体来看，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是合《中国文学史》与《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一体的课程：“史”是对文学发展脉络的叙述，“作品”则是《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作为文学课的落脚点。大致说来，《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时间，一般是平分给《文学史》和《作品选》，二者各占一半。具体到某一阶段，则会有一些出入。例如在讲授元代文学时，笔者通过和学生的交流，发现只有极个别的学生会在课后阅读《作品选》中的戏曲作品，绝大多数学生对元杂剧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没有自主地去阅读《作品选》。因此在讲授元代文学时，更需要教师在课堂上多讲作品。在中国古代文学诸种文体之种，学生最感兴趣的是诗词。最为典型的便是唐诗宋词中的一些名篇，有些篇目是学生在小学、中学的语文课堂上就学习过的，甚至有些作品在孩子入学之前，便被家长拿来作为启蒙读物来教授孩子。因此，学生对这些作品熟悉、有感情。而先秦段如《诗经》、《楚辞》等作品，因时代久远，文字艰涩，学生阅读时有较大难度，对其熟悉程度自然不能与唐宋段相比。而元明清段虽然阅读难度降低，但学生的阅读兴趣与唐、宋段相比，也大为降低，这既因学生对戏曲的兴趣没有诗、词那么高，同时也因为有“一代之文学”之称的明清长篇小说，篇幅较大。大学生的课后时间多花在对英语、计算机等科目考级、考证的准备上，他们不太愿意花过多时间去阅读长篇小说。对于作品的陌生，使得一些学生在考试答卷时，只能空谈一些通过死记硬背得来的文学史概念、常识，而不能通过具体的作品来加以印证。因此在教授先秦、元明清段文学时，作品的讲解便显得尤为重要，教学时间的分配上，也要适当倾斜于《作品选》，让学生通过对具体作品的阅读，找寻自己的感悟，而不是仅仅止于被动地接受文学史教材所提供的结论。对于中学教材已选的一些篇目，不能因为学生已经学过，便一笔带过；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将来要走向中学讲台的高师学生来说，此类篇目更需要精讲、细讲。对一些重要的篇目，最好是要求学生背诵。事实证明，这一看似落后的教学要求，却最能有效地提升学生的文学修养。“读书百遍而义自见”的道理在今天并不过时。
文学史的教学内容，大多数高校是按照从先秦到明清近代的时间顺序讲授。这种做法易于把握每段文学的总体风貌，但也容易遮蔽文体发生、演变的历史。在按段教学的同时，一定要注意突出文体发生、发展、演变的历史。李炳海先生指出：“文学史教学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全面的把握，在知识上具有系统性。不仅如此，这门教学还要有一定的深度，对于相关的文学现象，不但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具体落实到文体上，就是不仅要知道某种文体的生成根据、发展演变，而且要了解文体名称的由来。而对于文体名称进行追本溯源，正是文学史教学和研究的薄弱环节。”[2]以时间顺序进行教学，并无不可，但要有意识地突出文体的变迁。比如，在讲授到唐代近体诗时，要对历代诗体的发展作一综述，让学生了解《诗经》、《楚辞》、汉魏古诗、齐梁新体诗以来的诗体演变轨迹，从而更好地理解唐代近体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又如，在讲授元杂剧之前，应对中国戏曲的发展、成熟作一系统介绍，将中国戏曲成熟之前的诸种艺术形式如原始社会歌舞、春秋战国的优伶伎艺、秦汉百戏、南北朝“代面”等歌舞戏、唐参军戏、宋杂剧、金院本、诸宫调等略作介绍，指出以上艺术形式可以归纳为说唱艺术、歌舞戏、滑稽戏三类，而元杂剧正是在综合这三类艺术形式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
另外，教师还应注意对教学内容的更新，关注学术界最新动态，及时将学界已经有定论的新成果加以吸收，不能一本讲义用数十年而不变。比如，袁行霈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在介绍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著述时，说：“至于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还有‘《诗说》若干卷’，可惜已失传，只能从前人的诗文和《儒林外史》中看到只言片语。”[3]1999年，失传已久的《诗说》被复旦大学学者周兴陆于上海图书馆发现[4]，这自然可以修正文学史教材的旧说。又如，《寒花葬志》是明代归有光的散文名篇，还被选入了中学语文教材，但今天我们所见的版本实为删节本，删节本把寒花当做归有光普通的侍女，遮蔽了她为归有光之妾的事实。复旦大学邬国平教授从上海图书馆所藏《归震川先生未刻稿》中找到足本《寒花葬志》[5]，补出今本所无的“生女如兰”等重要内容，这就颠覆了对《寒花葬志》的传统认识。在《作品选》教学时显然也要将此成果及时加以吸收，对《寒花葬志》进行新的也是正确的解读。如此教学，既能传授学生最新的知识内容，也能调动学生的兴趣，引导他们进行研究型学习。
注释：
[1]古代汉语和《外国文学史》均为7学分，126学时，见http：///wwwroot/jdnewsview.asp?id=733，2010年12月12日。
[2]李炳海：《关于中国古代文体的思索》，学术交流，2010年，第7期。
[3]袁行霈主编，黄霖，袁世硕，孙静本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68页。
古代文学论文浅谈元明清戏剧中的负心婚变剧
一、负心婚变剧的背景
弃妇的悲怨从《诗经》时期开端，就环绕在文学世界的天空。在《诗经》和汉魏六朝时期被弃的女性只是悲怨和乞求，女性的附庸位置决议了她们没有为本人争取对等和幸福的才能，更没有谴责的认识。汉魏六朝之前封建礼法虽对女性有着种种请求，但是女子再嫁和改嫁仍是自在不受歧视的，社会并没有根绝她们再婚的路途，她们的痛苦也仅止于情爱的失落。因此，这时期的婚变虽然频繁，但不至于触动人们激烈的道德感。
唐宋以后，婚变的内容和方式由于科举制的实施发作了深入的变化。科举制提供应士人了改动身份和位置的时机，不管等级贵贱，门第上下，只需考试得中就可做官。这时分，借助婚姻来改动位置取得富贵也就成了可能。特别是宋代以来，科举便成了改动命运的重要途径，但想要快速飞黄腾达，就必需寻觅靠山，捷径之一便是与阀门大户联姻。于是，离弃寒贱妻、另娶富贵女，成为一局部追求闲适富贵的文人普遍的选择。以往书生为了求的最初的开展而负心，是不公平考试制度下不得已的选择，然后来开展为变本加厉，他们不只弃妻，而且为了掩盖已有妻室的事实，还要置贫贱妻于死地。而此时，遭遇婚变的女性面临的是生存绝境。发迹负心、负心再婚变便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在这样的状况下，比方绝境的妇女只能梦想以天谴、魂追等方式变大对负心汉的气愤，求得内心的均衡。
这时期负心婚变题材的作品，不只事情凄惨，而且女性抗争的剧烈也是绝后的。负心婚变题材也由于小说戏曲的昌盛有了正面的完好表现的可能。“负心婚变剧”因此成为古代戏曲开展史上一段意味深长的景色。
二、负心婚变剧的开展轨迹
负心话题题材的演进与戏曲方式的成熟简直是同步的，在宋代南戏作品中，现存最早的剧目大多都表现的是这方面的内容。这类作品大致分为两种：一类是书生遗弃明媒正娶的糟糠之妻，如《赵贞女蔡二郎》《李勉负心》《崔君瑞江天暮雪》等，一类是书生落难时受恩于贫女，并结为夫妻，发迹后则负心丢弃，有《张协状元》《张资鸳鸯灯》等。这些剧作主要表达了沉郁下僚的书会文人对志自得满的发迹书生负心恶行的愤懑和谴责，以及对深回礼教约束的贫贱妇女的深切同情。在内容方面，这些剧作中的女性对传统伦常道德的维护增强了作品感动人心的力气。元代前期，负心婚变剧沿着南戏谴责负心汉的创作思绪，能够看作是宋元南戏的持续。元代中后期，负心婚变剧的创作发作了变化，道德指向从谴责负心郎转向为负心文人“开脱”。发迹变泰是文人的理想，特别是关于仕途无望的文人更是一个承载梦想的白日梦。于是我们看到，发迹变成为元代中后期至明初的戏剧中重复呈现的内容，否极泰来背井离乡，无疑是文人们在盼望抵达的境地。
至明代，挣脱出两难境地而据守道德的文人成为维护风化的主要力气，负心婚变中的主要力气，负心婚变中招致婚变的缘由不再是文人负心，而是小人作祟或者权贵胁迫。剧作家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作祟小人或权贵阶级，经过文人与小人，文人与权贵的斗争着重表现文人不惧困难、不慕富贵、忠于爱情的节操。剧作的结尾都水落石出，主人公否极泰来，一夫二妻和美团聚。
【内阁大库档案检索】
“内阁大库档案”包括诏令、题奏、移会、贺表、三法司案卷、实录稿本、各种黄册、簿册、内阁各厅房处与修书各馆之档案，以及试题、试卷等各色文书约31万件，是研究明清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军事、法律的珍贵史料。这批档案在清末由于库房损坏而被移出大库，辗转迁播，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收藏。
到目前为止，史语所明清档案工作室已完成档案登录155,000多件，撰写提要98,000多件，扫描档案38,000余件，出版《明清档案》370册，共约50,000件。目前所有文字提要与全文影像已实现网络检索，其中包括对外开放的文字目录检索和授权使用的全文影像检索两部分。
内阁大库档案的文字检索内容包括事由（档案内容的提要）、时间（档案发下、进呈或移会的时间）、职官（档案上奏人的官衔与姓名）、册别件号、登录号、文件别、备注等。如在具奏栏中输入“张廷玉”，便可从数万件清代档案中轻而易举地检索出这位清朝重臣的945件奏折所在。
【台湾中研近代史所藏清代文献检索】
这个资料库似乎是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内部使用资料库，资料库没有导航页面，也缺乏相关说明，但没有检索限制。包括近代史所藏经济档案函目汇编、近史所藏外交档案函目汇编，内阁汉文黄册、内务府奏销档四个子录。此外，网络上还有近史所藏刑科题本提要目录、近史所藏俸饷册提要目录以及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外交档案，也都没有必要的说明。
【明人文集联合目录及篇目索引】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包括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台湾大学图书馆、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及汉学研究中心所藏明人文集，以建置联合目录与篇目索引两大功能为主，具备文集书名、作者、版本及馆藏地多项检索功能，并可全文检索作者小传及序跋、附注等。
二
受到时限和周期的限制，传统的论著索引的动态信息相对滞后。而以网络为载体的论著检索数据库具有信息量大、更新迅速的特点，受到研究者的普遍重视。
【中国考古学资料库】
这个数据库由台湾史语所开发，主要是搜集中国的考古学报告及研究目录，内容系以《中国考古学年鉴－－考古学文献资料目录》为主，主要包括考古学专论、分论、田野考古资料、美术考古、古代工艺科技等，增加史语所研究人员所搜集的相关专题研究书目，并对照日本《东洋学文献类目》加以补充。
【经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根据汉学研究中心民国1994年和1999年出版的《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1988-1992）两册印刷本资料汇整而成。资料收录范围涵括公元1912年至1992年八十年间台湾、大陆及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总共收录经学研究相关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论文、报纸论文等35,900余笔。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刊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内容系根据台湾汉学研究中心1998年出版的《两汉诸子研究论著目录（1912-1996）》印刷本目录制作完成，收录范围含括公元1912至1996年间台湾、香港、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旁及国内所能收集到的日文西文论著，兼及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图书馆所收藏有关两汉诸子研究的相关资料，可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篇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检索】
由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开发，内容系根据汉学研究中心2000年出版《敦煌学研究论著目录（1908-1997）》印刷本目录汇整而成。资料收录范围涵括公元1908年至1997年间，海峡两岸、日本及东南亚地区学者之研究成果，并旁及海外汉学家各研究目录，总共收录敦煌学研究相关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论文、报纸论文等12,000余笔。提供全文检索、类目浏览、关键词查询、作者、书（篇名、期刊、论集名）索引浏览。
【史语所同仁辑唐宋明清史书目】
收录了台湾史语所研究人员所辑录的有关唐宋明清史研究的中日文论著多种，但体例不一，范围不详。
【郭店楚简论著检索】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战国竹简中，发现了大量先秦佚籍和与传世典籍的早期写本，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成为近年来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研究的热点所在。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开发的“郭店楚简资料库”，不仅能够检索郭店楚简的全部释文，还提供了近年来郭店楚简研究的主要参考论著检索。
【《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检索】
由台湾史语所生命医疗研究室开发，包括“传统时期中国的《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传统时期日本的《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日本《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书目”、“当代日本《黄帝内经》研究论文书目”、“当代西文《黄帝内经》研究论著与文献书目”、“当代韩文《黄帝内经》研究文献书目”、“当代台湾《黄帝内经》研究书目”“中文研究文献书目”等几个子数据库。
【唐宋文学研究论著检索】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可检索相关论文的著者。刊名、卷期及论文关键词和提要。
【红学研究资料库】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包括红学研究计划检索、红学学位论文检索、红学期刊论文检索、红学研究论著检索几个相关数据库。
【宋代诗词论著检索】
由台湾元智大学“网络展书读”中华典籍网络资料中心开发，可检索题名、著者等内容，编码为简体中文。
【佛学书目检索】
由台湾大学佛学数字图书馆暨博物馆开发，包含书籍、期刊杂志、博士硕士论文等资料。
【国际汉学博士论文摘要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典藏的海外汉学博士论文为主，搜藏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等，总计约有9,000种，皆为国外大学从事汉学研究的博士论文。数据库提供全文检索、论文题目（作者）、毕业学校、学位名称、主题分类等索引浏览。
【史语所同仁著作目录】
收入了台湾国学研究的核心机构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众多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三
除文献提要和论著检索外，网络上还有一些构思新颖，功能实用的数据库。
【两千年中西历转换】
中西日期转换是历史研究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曾有多位史学家穷数年之功编制了多种中西历法转换的工具书。台湾中研院根据薛仲
三、欧阳颐的《两千年中公历对照表》编制了“两千年中西历转换系统”，只要输入国号、帝号、年号、干支、朔闰等内容，便可进行中西日期转换。遗憾的是，这个系统只从西元公元元年，即汉平帝元始一年开始，对于公元前的日期，尚无法检索。
【搜文解字古文字资料库】
由台湾史语所开发，资料库分甲骨文、金文、周文字三部分，选择偏旁字型总表，可进入相应的资料库，资料库内容包括字头、字形、析形、词性、词义、辞例、出处、语义和说明，部分辞例可链接拓片图像，以便使用者参考。
【汉代墓葬与文化资料库】
这个资料库是对汉代物质文化研究成果的系统整理，由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开发，包括汉墓资料库、铜镜玺印资料库、汉画资料库三部分，收录了相关的文物的图像、形制、出土地点、日期及著录期刊。
1、学生缺乏浓厚的学习兴趣
从古代文学自身来说，入门并不容易，古代文学作品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身有着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但因年代久远、语言文化环境的变迁，对于很多初入大学、古代汉语基础薄弱的学生来说，阅读古代文学作品有一定的困难。程度稍好的学生，之前接触过的古代文学作品多是近代白话小说或是流传广泛的诗词，距今越是久远的作品对于他们而言就越为隔膜。古代文学课程起始部分即是先秦文学，对于初入门径的学生来说，兴趣的培养又是极为重要的，有的学生因为读不懂、读不通，而又缺乏耐心和定力去理解和感悟，因而始终徘徊在古代文学的门外。另一方面，新的时代环境对学校的学习氛围和学生心态影响很大，高校连年扩招，生源质量参差不齐，也使大学生的就业形势面临严峻的考验。学生在面对专业、课程的时候，更为关注的是“这个专业好不好就业？”“这门课程有什么用？”这样一种功利思想使很多学生心态浮躁，缺乏坐冷板凳、扎实学习、深入探究的精神。
2、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提出的新要求
所谓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专业社会实践的一种专门的人才类型。它要求人才既要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又要求具有各种实际操作能力，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实践需要。古代文学课程是一门传统的课程，要与新的时代要求接轨，必须将课堂教学从传授知识为主转变为为人才培养服务。本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是要培养具有扎实的语言文化基础理论知识，有较强的文字功底，具备实战策划操作能力和综合工作能力，同时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的专门人才。围绕这个培养目标，古代文学课程改革应侧重于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两个方面。
二、古代文学课程改革探究
1、加强专业技能和人文素质的培养
（1）培养探究意识，增强学习兴趣。
探究意识是一种主动发现问题并进行思考的学习能力，它可以从某一门课程的学习中养成，并在日后的工作和学习中应用到各个领域，终身受益。因此，培养学生探究问题的能力是任何一门课程的重要任务。在古代文学的课程教学中，教师十分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对问题的发现，善于利用知识点调动学生思考的兴趣。例如，古今词义的差别和诗歌平仄格律限制等因素决定古代诗歌常会出现生僻难解的字，如《关雎》：“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左右采之”、“左右芼之”中的“流”、“采”和“芼”的释义，对于缺乏预习习惯和疏懒于查阅工具书的学生，大多根据诗句复沓的章法，统一将三个字理解为“采摘”。这时便要引导学生根据诗情的前后变化体会比兴手法的作用，“寤寐求之”、“求之不得”是写实，“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是想象，因为“琴瑟”往往象征夫妻，“钟鼓”是在重大仪式中使用的乐器，这里可以推知为婚礼，这些都是主人公想象中求娶的场面。因此，荇菜作为比兴意象，它之后的三个动词也是富有情节感的，统一理解为“采摘”是不合适的。在学生思考讨论之后，各自提出自己的理解。在此基础上，作者为学生提供了姚际恒《诗经通论》对“流”字的解读：“此处正以荇菜喻其左右无方，随水而流，未即得也。”查阅工具书，“流”可通“摎”，因此，将“流”字理解为求取是比较合适的。
（2）通过三个环节培养口语表达和书面写作能力等应用性技能。
一是课前演讲环节。口语表达能力相对于中文专业的学生来说是一种比较重要的技能，但是大多数学生的实际情况是缺乏表达的愿望和勇气，或是条理不甚清晰，或是平日没有思考所得。课前演讲环节要求演讲内容与课程内容紧密结合，可以是对学习或阅读中产生的一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利用PPT做辅助，脱稿演讲。实践证明，课前演讲是卓有成效的，学生的口语表达能力在进步，站在讲台上和众人面前说话的体验是难得的，机会是可贵的，任何口语表达的缺陷都被他们充分的自我感知，并且为了准备演讲，他们有意识地思考问题。还有些学生精心准备演讲素材，设计演讲环节，最后呈现出的俨然是精彩的一段课。二是课上讨论环节。作者有意识地在课堂教学中适当通过古代文学作品对学生进行赏析评论的训练，为学生创设思考和发言的机会，鼓励他们主动回答问题，并适时对学生进行积极评价，调动他们参与的热情，锻炼学生的表达能力。如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体现岑参边塞诗艺术特点的代表作，我首先提出的问题是让学生分析一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好处，学生经过思考得出这句诗以春花春风比冬雪冬风，除了描绘出边塞风物中天降大雪之状很形象，还将一种温暖之感替代了苍凉之感，冬雪和梨花的共性除了都是白色，还有梨花让人联想到高洁胸臆和故园之思，以梨花喻雪为雪灌注了情感和生气。在此基础上，我进一步引导学生总结出岑诗擅写边关风物，擅用想象的手法，并且想象具有绮丽的特点。课堂讨论既增加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的思考习惯也为他们提供了语言表达的机会。三是布置课后书面作业。课后的书面作业是对课堂教学内容的延伸和补充，通常是作品鉴赏和小论文两种形式。在几项基本的应用技能中，中文专业的学生是长于写作的，但是他们的评论文和研究论文的写作水平却并不高，主要原因是他们缺少对问题的思考，缺少写作实践训练，没有掌握论文的写作思维方式和方法。日常教学中，论文的写作训练是督促他们深入学习的有效手段，也是培养书面表达能力和理性思维的重要途径，为他们日后的毕业论文写作做积累和铺垫。书面作业一个月不少于一次，教师应仔细批改做批语，并在课堂上讲评，从选题到写作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逐一总结，务使学生都能够认真对待并有所获益。
（3）挖掘古代文学对现实人生的启示与审美教育。
中国古代文学中包含哲学、历史、人生等重要的人文资源，应当充分利用这种特质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潜移默化渗透审美与人格教育，培养学生良好的做人做事的态度，使之成为素质教育的有效手段。古代文学作品中蕴涵了传统文化的精髓，如儒家之德强调的君子气节、礼仪之道、孝悌之义、爱国主义精神等，正是当今大学生需要培养的修养品质，应在教学中充分挖掘这些内涵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素质教育。古代文学作家中多有人格操守的典范，应成为后世崇效的榜样，对于现代人的人生都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例如陶渊明的隐逸就是在对人生真义的自我思辨中完成了对人生价值的选择，学习陶渊明不是效仿他的人生范式，而是学习他对人生真义的追寻和人格情操的坚守。通过教材上古代作家的生平介绍，学生可以对作家的简历做一个了解，但教师更应引导学生在可信的文献资料基础上，认识诗人的某种特质和品格，让学生从这样的特质中感受其人格魅力，进而内化为自身的涵养，用以指导现实人生。古代文学作品还具有丰富的审美价值，其中不乏山川风物的自然之美，还有诗词的韵律之美，这些是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的极好素材。
2、改革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
（1）调整课程及内容设置。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专业的课程设置有了新的变化，缩减专业基础课的教学时数，增加了一定的专业方向课。古代文学课程作为一门主干基础课，必须将课程与本校、本专业的实际情况结合，首要解决的是教学容量与教学时数的矛盾。首先，要处理好作品选和文学史的关系。作品选与文学史的开课时数比例应作调整，减少作品选的开课时数，必要的时候，作品选可以不作为单独开设的课程，融合在文学史的教学中。其次，在文学史的课程内容设置上，在传统的以史为线、梳理知识、面面俱到的教学内容设置的基础上突出主题线索，例如，某一文学样式的发展脉络、某一风格流派的形成壮大，或纵向或横向，在新旧知识的讲授与复习过程中通过史的主线贯穿起来，这样既可以在有限的学时内达到有效教学，也可以培养学生专题研究的能力。同时在授课方法上做到重点突出，每次课的讲授围绕两到三个问题展开，讲授之前，先向学生介绍本次课的重点问题，使学生明确教学思路和学习目标，使课堂教学条理清晰。第三，将选修课与必修课有机结合。在专业课教学时数紧张的现状下，开设选修课仍是十分必要的。选修课主要是进行专题教学，可以培养学生的专题研究能力，是在掌握一定专业知识基础之上的提升。选修课的开设应避免与文学史的授课内容存在重复的现象，如开设了《唐宋词研究》的专题，在文学史的讲授中可以只就唐宋词的发展脉络做一纵向梳理，节省了文学史的授课时数，同时在专题课进行更为深入的学习。
（2）改革课堂教学方式方法。
首先，要变教师主体为学生主体。传统课堂教学学生处于被动地位，知识内容由教师决定，讲授方式是教师从头到尾一言堂，学生不预习，很少有思考，是名副其实的“填鸭”，最后只有为了应付考试临时记忆的知识，内在的学习能力没有得到提升。课堂教学方式方法改革不仅仅是形式上增加一些学生活动，其本质是要提高学生的学习能力，通过预习、课上讨论、教师答疑等环节，使学生成为教学活动的主体，培养学生的思考探究能力。第二，要丰富教学手段，充分利用现代化教学设施增加课程的趣味性，扩充课程的容量，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其中多媒体是课堂教学必备的手段，有些内容比如诗人的作品集，用一张嘴一支粉笔介绍，远不如将书籍版本的图片展示于大屏幕上形象，更令学生产生阅读兴趣。有的内容则是靠一张嘴一支粉笔难以完成的，尤其是古代文学涉及很多史传或前人批评等文献资料，多是文言，在黑板上手写要浪费大量时间。在讲评作业的时候，将需要举例的学生作业拍成图片，用多媒体展示，方便直观，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大大提高讲评的效率。第三，要改革课程评价体系。改变传统单一的期末闭卷考试为多元评价体系，考评分为平时和期末两大块，分别占30%和70%，平时成绩包括演讲、作业和课堂讨论三个部分，各占10%，期末采用闭卷的形式，均为主观题。这个测评体系将平时课堂教学的各项要求与最后的成绩紧密关联，强化课程改革内容，丰富评价指标，融入素质教育理念。
三、总结
一、以考扣本
上学期继续是高中语文学养形成及向高二逐步过渡的阶段，基础意识的渗透，应狠抓落实。每个单元的字词，文言词汇的积累，唐诗宋词背诵，都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否则到高三再回头已晚矣。为此，我坚持做到每课一小查，单元一测试，并建立学情档案，定期复查，夯实基础，关注学情。
二、以读悟本
必修四第一单元是戏剧单元，我采用了朗读教学法，让学生在读中悟，悟中品，朗读方法多样化，分角色，分小组，分声部，从而避免了一味看片子，让学生沉浸在生动形象的画面中，而忽略了对语言文字本身的理解和感悟。《窦娥冤》、《雷雨》、《哈姆雷特》这些精品戏剧学生在读中可以自我感知原貌，发现问题，拥有自己的个性解读，这样也培养了学生的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又提高了他们的语文阅读能力。
三、以说析本
如果一堂课没有教师和学生的双向互动，就不利于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实现。所以课堂我多是采用师生对话的形式，使师生都处在对文本的自我解读中。譬如必修四随笔《信条》一文的学习中，我和学生边读课文，边谈对课文中种种“信条”的感悟，并都交流了各自的生活信条。在共同质疑中，吃透文本，把文本作为载体，走进生活，使学生的应用能力、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亦增进了师生思想感情的交流沟通。
四、以听会本
《林黛玉进贾府》是名著《红楼梦》序幕的第三回，它在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极其重要的。为了创设情境我特别在教学过程中分别串联了《引子》、《枉凝眉》、《聪明累》等几首电视剧插曲，让学生在听中读本，这些曲子不仅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颇富感染力，而且能够加深对小说人物的把握及主旨的理解。
五、以讲拓本
必修三四册将议论文作为本学期写作的训练重点，为配合作文教学我把“课前三分钟演讲”的形式定为“新闻述评”，内容不限，这一活动让学生对社会的关注意识大大增强，同时通过互评师评也迅速提升了他们的思考与认识能力。从另一层面看，大大拓宽了议论文本的范围，丰盈了学生的写作材料。
六、以写摹本
必修四第二单元是宋词的学习，精选了柳永、苏轼、辛弃疾、李清照等代表作品，不论婉约，还是豪放，学来都美不胜收。为学以致用，我引导学生进行了仿写训练，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学生对宋词的知识和对其的品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
七、以抄活本
上学期我还增设了课内拓展摘抄，以期增强课堂实效。譬如《红楼梦诗词曲赋》、《老人与海》电影插曲、民歌《苏武牧羊》。从诗词到歌曲……学生的认识与表达、思想与情感在这形式多样的积累中日渐丰富鲜活起来。
不论师生，都要有大语文的理念，只有坚持读书摘抄，才能保证教与学的源头活水。为了加深对读本的解读，保证教学的质量与鲜活，我本人一面坚持阅读书报，在教学戏剧单元时我还同步阅读了《唐宋传奇故事》、《元曲故事集》、《中国古代戏曲故事》等三部书籍。
余英时先生在2006年11月获颁美国国会图书馆之克鲁格奖，为该奖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华人学者。克鲁格奖被誉为人文社科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公由是再次成为海内外学界瞩目的焦点人物。
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詹姆士．毕灵顿博士宣布余英时获奖时，盛赞他学识非常渊博，而他在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所作的研究，以及对人性所作的广泛深入探索，其影响已跨越许多学科和时空领域。
近年经国内多家出版社之推介，其著作已广为国内学界所知，有学者甚至力捧其为海外华人学者第一人。于今观之，余英时的著作与治学方式，对国内治中国史者的影响匪浅。余英时虽对中国史的诸多方面均有涉及，但更为国内学界关注的则是，在中国文化与现代化之反思上，余英时着力良多。
从士到知识分子
余英时在汉学的诸多领域均有建树。汉代思想史是其专攻领域，他在美国发表的少数几篇学术论文，均是早年他在汉代思想史上的研究。唐宋以前古典文学研究，海内外鲜有与之匹敌者。此外，余在明清思想史、学术史等方面均有扛鼎之作。
余的研究，上继皖派学者(以戴震为宗)的汉学(与“宋学”相对而言的“汉学”)渊源，下承钱穆、杨联的文化史观，识断精审，考据精当。明清思想史的研究，如《朱熹的历史世界》、《论戴震与章学诚》，都是在考据之上的义理阐发。如果要看他的考据功夫，《重寻历程》就是很好的例子。
但更为人称道者，则是《士与中国文化》一书。在此书中，余阐述了中国古代知识人(余先生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等同于“士”)即“士”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之下，几千年的沉浮论荡。这些“以道自任”的士人，秉承“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的千载良训，在与“势”抗衡的过程中，“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倘若以当今的“知识人”比照当年的“士”，可称为“士”者恐怕无几。中国知识分子脱胎于中国文化这一母体之中，无法超脱出来，以知识分子的使命，解决当代中国现代化的问题。余英时的论著中，阐述了中国的知识人如何才能从“士”进化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对中国学界来说，应是一大幸事。
海外的中国人
余英时自谓，他读史、治史的“唯一指导原则”即是“知人论世”(见《朱熹的历史世界》自序二)，诚哉斯言。此话出白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观诸余先生的著作，无一不先知人而后论世。余对中国文化、中国史的缜密观察，均是建立在对人的还原基础之上，给著作命名，多数也是以人为主语。
余英时是海外汉学界少有的坚持以中文写作的学者，他与许多老一辈华裔汉学家一样，是不被“主流”汉学界认可的，甚至评价也不甚高。一些华裔学者曾说过，这些老一辈华裔汉学家在西方(至少是北美)汉学家看来，根本就没进入“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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