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0:16
导语：在社会理论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研究课题
族群社会工作：新概念的提出与探析
二、研究缘起与研究目的
2011年9月，在经历一番机缘曲折之后，终于笔者背上行囊踏上了南下云南民族大学继续学习社会工作的列车。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而云南民族大学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重镇。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工作研究，是面向人群的，是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如何发挥这一区位及院校资源优势，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丰富和拓展社会工作研究，成为笔者思考的重要议题。
由于民族院校的缘故，从学校氛围，到师资结构，以及主要研究方向均与民族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笔者开始系统地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笔者系统地了解到中国的民族发展史，民族建制史，开始深入了解和理解中国各民族的特色、特点与差异。这样的学习，让笔者对社会工作中所讲的“个别化”原则的深意和重要性的理解更加深刻。特别是在完成课业之余，有幸参与了一项关于佤族的专项课题研究，从而使笔者从个案的角度对“民族”概念的理解更进一步。正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开始以社会工作的视角思考，社会工作从业者①以现有的“民族”知识体系是否能够顺利地进入案主的生活世界；面对不同民族的案主，社会工作从业者应当如何提供专业的服务；面对同一民族不同分支的案主，社会工作从业者应当如何提供专业的服务。
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开始了对民族社会工作相关研究成果的研读和学习。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社会工作本身是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而对于社会工作界而言，民族议题更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所以，笔者能够查阅到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在基础概念体系和理论架构等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面对这样的研究现实，笔者萌生了一种系统梳理和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形成系统的民族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盲目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般的学术“野心”和天真的学术使命感和责任感。
笔者的不自量力很快得到了“惩罚”。从研读和学习中国的相关文献开始，笔者就注意到学者们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基础概念使用上各有千秋。如何梳理，如何取舍？笔者陷入了困境社会工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社会工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于是，又回过头来仔细研读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着作，面对着汗牛充栋般的理论着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知识体系，反观自己的初衷，笔者开始萌生一种老虎吃天一般的忧伤。
于是，笔者思考和研究的目的变得更加务实而具体——到底怎样的命名才是符合社会工作专业特点的，到底怎么样的基础定位才是切合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于是，在综合分析了众多相关概念以后，“民族”和“族群”这对冤家很自然的成为了笔者的困扰。在看完“民族”与“族群”的“恩怨史”之后，笔者依然是一头雾水，两者之间如何选择，依然没有眉目。无奈之中，笔者又开始反观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定位。社会工作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它关照的是社会情境中，生活世界中的非结构性的具体的人。这是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检视和梳理外在建制化与人之间的各种互动形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人的各种影响，再以专业的方式方法消解人与建制化之间的矛盾，从而达成人“诗意的栖息”。那么，如何理解人呢？马克思讲，“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民族性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一种，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从1950年开始，中央和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专门工作队伍，对全国各地提出的400多个族群名称进行识别，到1983年共确认了56个民族，构成了中国现行的民族体系。
这也成为中国开展民族工作、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可讨论的前提社会工作。然而，对于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来讲，视角定位越靠近案主的社会情境和生活世界就越容易达成对案主的理解，也只有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开展有助于案主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讲，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56个民族体系略显笼统，并不能直接抵达案主所处的社会情境、生活世界。另外，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每一人都处在大大小小不同的“群”之中，人在这些“群”中获得必要的社会化，从而形成人对“群”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大体来看，56个民族的族称体系，更多只是基于各种需要的权宜之举。在民族识别前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多种自称或他称，每一种称谓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渊源，它可能是一段历史，可能是一种关系，可能是一种崇拜，总是每一个称谓都深深地嵌入在相关人的生命之中，影响着他/她们的社会化与自我认同。一定程度上说，每一种称谓背后都是一个“群”，不同的称谓意味着不同的“群”，虽然民族识别基于科学和理论对他/她们进行了合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她们之间基于历史、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不存在。
三、论文结构安排
本文在行文上主要按照引言——概念提出背景——相关概念辨析——民族社会工作的局限——族群社会工作提出的理论依据——族群社会工作概念的提出与阐释——结论的逻辑展开论述，共分为六个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概述了本文的思路历程和主要内容，对国内外相关概念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综述，阐述了文章主要结构与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进行了说明。
第一章主要从中国族群发展现状和趋势的角度阐述了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族群议题的必然，并从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领域细分和民族工作机制创新两个方面诠释了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族群议题理论研究与实务实践兴起的原因。
第二章主要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族群议题相关的核心概念“族群”、“民族”和“社会工作”进行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相关概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辨析。
第三章主要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提出和应用情况进行概述和分析，并从未能把握和体现民族议题发展的趋势和主要矛盾等四方面阐述民族社会工作概念的局限性。
第四章主要概述族群社会工作概念提出的理论依据，包括族群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多元文化理论；生活世界与公民社会理论；社会工作建制化与二律悖反命题；社会工作个别化原则。
第五章提出族群社会工作概念，从体现和把握了民族议题发展的趋势和主要矛盾等四个方面论证了族群社会概念的正当性，界定族群社会工作的概念，并从服务对象、关注的议题、主要分类和基本原则几个方面对族群社会工作进行了阐释。
结论与讨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梳理，并对本文存在的缺陷和继续研究的空间进行讨论。
四、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古训充分揭示了方法的重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方法决定了结果的可靠性。所以，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则是研究的关键社会工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首先要看选题的本体的性质和特点，其次则受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影响明显。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难点：从全球社会工作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正处在一个尴尬的时期，一面是蔓延至今的疑问——“社会工作是不是一个专业，一面是“社会工作的终结的耸人命题。中国社会工作的重建正是在这个时候。这致使我们在重建过程中，没有成熟理论体系可以学习和借鉴，只能长时间的处于迷茫与彷徨之中，摸着石头过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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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面握手时，忌形成十字交叉形，即当他人两手相握时，不能在其上下方再伸手，更不能依在门槛和隔门握手。
2．俄罗斯有"左主凶，右主吉"的传统说法，因此，切忌伸左手给对方，无论是握手还是递还物品。
3．遇老者、妇女、上级时不应主动伸手，要等待对方。脸要保持微笑，若脸冷若冰霜，没有表情，则对方视为冷淡的表现。
4．称呼女性时，切莫用"太太"一词，这将引起对方的不快。有职衔称职衔，或给对方介绍的机会，侍机行事。
5．忌用手指指点点，不论在任何场合都是如此，俄罗斯人认为这是对人的莫大污辱。在人面前，不能将手握成拳头，大姆指在食指和中指间伸出，俄语中称此手势为"古基什"，是蔑视嘲笑的粗鲁行为。而美国人常用的手势--用大姆指和食指接触成"O"形，其他三指伸直（OK），在俄罗斯则是非礼的表示。
6．交往中切忌用肩膀相互碰撞，这种行为一般只发生在挚交朋友之间，否则，身体碰撞是极为失礼的行为。
7．避免交谈中使用"你应该"一词，俄罗斯人向来尊重个人意见，反感别人来发号施令于已。
8．不能说"你发福了"之类的话。朋友久别重逢，寒暄问候时，切不可论胖谈瘦。俄罗斯人觉得这是在形容其臃肿、丑陋。
9．打招呼忌问："你去哪儿？"这不是客套的问候，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在打听别人的隐私。
10．让烟不能给单支，要递上整盒。点烟时忌讳划一根火柴或用打火机给三个人同时点火，不能将别人的烟拿来对吸。
11．男女在社交场合，临别时，男人要为妇女穿大衣、拉开门，要让妇女先行，不能自己开门拂袖而去。
12．送礼不得送两样物品--刀和手绢。在俄罗斯、刀意味着交情断绝或彼此将发生打架、争执；手绢则象征着离别。
13．不要在渴酒时劝酒或蓄意灌酒。俄罗斯人十分贪杯，酒鬼遭人蔑视，故意引别人喝醉，则令人憎恨、厌恶。
（一）有利于信用联合
信用联合的基础是联合管理，联合管理能大幅度提高管理效能。有效的联合管理，不仅需要高效的信息化系统作支撑，还必须应用信息化软件进行联合固化，力争做到有效、高效、长效。目前，大量的信息化管理生产库都集中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政府，这是在履职需求、实力、效率、具体业务熟知度等因素作用下的客观表现。但实际上，由于大量的管理工作在基层，所以基层最迫切需要联合管理。同时，基层的数据最完备，最需要建成联合管理。目前困扰基层政府的最大问题有：一是无法及时得到需要的数据；二是同层级政府间无法实现数据的共享和应用，大大降低了基层政府的联合管理效率。
（二）有利于系统高效
信用管理系统应在管理效能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实现行政损耗大幅度下降。最佳模式是全国集中统一建成一个信用管理生产、应用库。但是如果全国只建一个信息化库，网络带宽、动力的需求将呈几何倍数增长，而且这种消耗是长期的，直接影响到建设、运行的效率。通过我国十多年实践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管理生产库以建在第三层政府部门为宜（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宁波、各地市等都属第三层政府部门，其履职需求和具体管理业务熟知度等不尽相同）。而应用库应全国统一建设，否则异地信用管理无法到位，应以第三层政府为依托建立分布式的全国虚拟应用库。
（三）有利于创新发展
信用管理系统的顶层设计应具有以下创新性：首先，应满足可扩并性。随着政府职能不断调整，有些部门可能合并，有些管理职能可能会放权给社会，信息化技术架构及管理模式应满足这些需求，搭建组合式的底层技术架构。其次，应具备可完善性。没有看准就忙于固化容易扼杀基层的创新功能，主要指低成本、低时间周期的完善。最后，还应具备可积累性。科学的信用管理顶层架构，能不断积累我国社会管理中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逐步提高管理水平。
二、社会信用管理顶层架构要素选择
随着政府职能不断调整，大量行政事务社会化、市场化，在社会管理上势必会形成一个调整期。为尽快形成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和体制，由政府牵头组织搭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信用管理顶层架构势在必行。为保证顶层架构畅行无阻，发挥科学高效的管理作用，应重点保证以下几项要素的科学选择：
（一）信息化建库定位
考虑到方便应用，数据生产库与应用库应分离。生产库是通过管理软件在管理中产生的原始数据库，应用库则是在各类具体应用中进行数据整合、调用、抽取、比对、查询、统计、分析、预警等使用的数据库。综合考虑有利于数据生产、信用联合、系统高效、创新发展等因素，数据库应建在第三层政府。但考虑到目前第二层政府在行使职能中沉淀了大量的管理数据，且具有较强的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主要采取了以第三层政府为主、第二层政府建设过渡生产库模式。如“信用宁波”，基于宁波市级各部门自有的业务生产库（新建或系统性不强的部门统一进入市级智慧云计算中心系统，降低建设成本），全市建立统一信用联合应用库，自动、实时、双向地和各部门数据共享；第二层政府的各县（市）、区也参照上级政府建立相同的系统，实现本级的数据共享，同时通过上下联动，将数据实时推送上去、接收下来；各共享单位根据管理需求在信用联合应用库中进行相关应用，从而极大地提高共建共享的积极性和综合效率。
（二）管理部门的职责
政府各部门应找准各自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积极探索应用新理念、新技术，保障依法履职需求。一是建立管理业务信息化系统。所有信用数据都产生于履职过程的记录，各部门在履职过程中收集企业、个体户、个人等各类主体的信用数据，是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二是建立本部门信用等级分类管理。根据被管理对象的行为及评定标准，实时自动生成以其负责人身份证代码为主，登记注册号、机构代码为辅的部门信用等级，并按照信用等级分类进行相应管理。对具备与其他部门或跨地域信用联合条件的，先将本部门产生的信用等级以及行为事实数据自动、实时地传送到信用联合应用库，合成综合信用等级，再按照综合信用等级进行信用等级分类去管理。三是不断做好部门内部系统优化。狠抓数据质量，使部门的业务管理软件、硬件环境、人员素质、业务规范度、全面执行全国数据标准能力达到标准规范。同时优化内部数据信息的纵横整合，优化技术架构使共享数据进出自如。
（三）各层级政府职责
各层级政府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及特点，做到定位准确、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同努力构建信用联合管理架构。最基层政府部门的职责：具体实施信用、信息化管理软件应用，不断发现问题，及时向上级反映信用、信息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在实践中探寻解决途径。第二层政府部门的职责：不断收集、发现问题，向上级汇报并提出对策建议。有计划地进行创新试点并形成信息化软件，做好上升到第三层政府推广应用的准备。第三层政府部门的职责：一是建设各管理部门信用管理生产库及信用联合应用库，并不断优化系统、提高效率。二是不断收集信用、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断完善、解决、优化。三是支持、帮助第二层政府部门创新信用管理，将其成熟的并经过实践充分检验的信用管理软件上升整合到第三层政府部门的系统内以供使用。四是向上级反映本级无法解决的问题，有条件的进行信用立法。第四层政府部门的职责：一是开展适合本行政区域内的信用立法。二是出台相关信用管理政策和办法，指导下级政府具体实施。三是统筹协调所辖区域内信息化及信用系统建设，建立共享通道。国家层政府部门的职责：一是架构好科学高效的全国数据流通道，整合现有信息化资源，统一建设一个信用管理分布式文件系统控制调配中心，不断增补数据共享目录，及时调整数据在各库的摆放标准。二是开展信用立法、制定数据标准，并根据管理的重点难点全国性信用管理号令。
（四）牵头、实施部门的职责
各级政府办公厅、发改委、经信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等部门都作为牵头部门，但是由于此项工作既要有足够的权威，使各部门信用数据共享，又需要信息化技术的智慧管理应用，以及宽泛的管理实践经验总结传播，所以笔者建议，牵头部门、实施部门由两个各具优势的部门担任。具体实施部门的职能为：将各单位各种类型的信用管理数据通过信息化技术进行实时自动地收集、纠错、整合、返回，以及常规应用；不断把在信用和信息化管理实践中总结出的方法、经验、理念进行收集、传播和推广到其他部门，促使信用联合的单位越来越多。实施部门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具备较宽泛的社会和市场经济管理职能。例如“信用宁波”目前信用联合管理目录有78类507项。二是具备一定的利用信息化进行社会和市场经济管理的实践。三是具备深入最基层的管理机构。最基层乡镇（街道）、站（所）是信用管理的前沿，大量的管理实践使其成为极其敏感的触角。四是具备掌握大量被管理主体户口信息的职能。在管理实践中，人工录入企业名称及基础数据（包括身份证号）内容多很容易出错。2007年，“信用宁波”利用工商经济户口全的优势，先将经济户口数据实时传到各单位，嵌入其管理软件，模糊查询一点击就行；而身份证采用了读卡器，大幅度提高各部门管理效率，准确率高，更增强了实施单位与各单位的凝聚力。
三、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理念认识
（一）以超前意识提高建设标准
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不仅应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益的经验，更应深入社会了解实际情况。在总体思想理念、架构设计上有超前意识，内容设置上能够做到长期管用并逐步充实。避免目标定位较低、重复建设投入等问题，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尽快建成世界领先水平的社会信用体系。
（二）注重更新思想理念
一是处理好信用管理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很多人认为信用就是诚信。笔者认为，信用是信息应用的管理，是管理手段和管理机制。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就是将我国政策、法律、法规有效、高效、长效地落实到位，将现有法律精神有侧重地陆续转化为能具体实施信用管理的办法。二是用智慧化标准建设社会信用管理系统。目前很多城市在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其实质是集现代科技、先进理念、实际经验为一体，支持现代城市智慧发展的信息化系统。智慧化也是继信息化、数值化、自动化、智能化之后的更高层次，与智能化相比，考虑问题更全面、客观、长远、灵活。三是加强社会信用管理人才培养。人才建设是工作取得成败的关键所在，信用管理实践证明，我们需要的不是单一的信用经济管理，而是全面的社会信用管理。为此，应培养既有信息化专业技术知识，又有信息化系统建设实践并懂得建设规律，既有管理知识，又有在基层一线的管理实践；既懂经济管理，又懂得社会管理的复合型信用管理人才。
（三）亟须统一规范的几个问题
一是信用管理的概念。我国目前“信用管理”常常被“信用经济”领域的研究所占据，但社会实践证明，信用管理决不仅局限于信用经济领域，而是应该建立于更宽泛的管理领域，因此应准确定义其概念，否则将影响信用管理的理论研究。二是数据的标准。国家工商总局经过多年努力，制定了3500项之多的数据标准，但有些部门至今没有全国统一的数据标准，造成信用数据在跨区域、跨部门应用时产生极大的障碍。三是信用评价体系。应及早出台信用管理评价系统，并遵循客观公正、简捷适时、系统通用、可持续性原则。
（四）立足现有资源发挥建设效益
为了深入推进晋江市梅岭街道人口场所管理的整合管理能力，适应当前形势的发展，系统围绕晋江市梅岭街道建设城市社区信息化建设，结合治安防控体系，采用先进的三维GIS技术、网络技术和空间数据库技术，构筑成为更加准确、高效、全面、规范的晋江市梅岭街道三维数字社区实时管理平台。本项目涉及数据及软件部分建设内容：建设晋江市梅岭街道辖社区范围内地图信息采集及三维电子地图制作；搭建三维人口场所管理系统平台；实现地图基础操作、人口管理、场所信息搜索与管理、用户管理、业务数据库接口设计等模块功能。
2关键技术
2.1地理信息系统技术
地理信息系统是用于获取、存储、查询、分析以及显示具有地理参照数据的一种计算机系统，它能够把空间数据和相关属性数据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地理数据和属性数据的共同处理、查询和分析。
2.2IEGIS平台
福建正扬科技有限公司成功开发的IEGIS地理信息技术平台，基于平台技术的先进性和成熟性，全面整合GIS与数据库、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网络技术及其他多种计算机主流技术，是新一代GIS平台（IEGIS平台）。IEGIS采用了面向网络的分布式空间信息应用服务支撑平台，集二维、三维、遥感影像于一体，基于实用性、人性化、高效性三大原则设计开发，可以通过它来GIS地图、数据和应用。
2.3人口场所管理模块导航图以平面地图为基础，用特定的模型来标示晋江市梅岭街道范围内各个网格位置的标志性示意，提供给用户一个快速定位的窗口。系统将整个梅岭街道纳入七大网格区域中，并且标识出某些标志性的地理位置，方便用户查找在此位置以及附近的信息。
2.4行业场所管理系统
行业场所管理系统主要是实现在二维、三维平台基础上对网吧、公用电话亭、银行（ATM机）、消防栓等重点场所的进行查询定位、图层分类显示、能查看场所详细信息和分布平面图等，此系统内包含行业场所定位查询、行业场所管理、行业场所专题分析、人员管理、组织机构管理、角色管理及权限管理几大模块，能方便快捷地对辖区内的场所进行定位，查找，分析和整理，简洁完善，方便快捷！
3作用及意义
（一）、“三维数字社区”将成为政府管理最完备的资料库梅岭街道与福建正扬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建设的《三维数字社区实时管理平台》以辖区的三维地图为基础，录入了街道、社区日常管理及服务所涉及的各项内容，将辖区的各条道路、各类建筑、商业区、居民曾志长福建正扬科技有限公司泉州晋江362000区、党员信息、各类人口信息等，通过三维仿真的形式搬上网络，形成一个完全仿真的三维立体虚拟街区，成为街道及社区政府各项工作最完备的资料库。
（二）、“三维数字社区”将把为民服务水平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社区信息化就是运用各种信息技术和手段，在社区范围内为街道、社区、居民、企业等搭建互动网络平台，建立沟通服务渠道，从而使管理更加高效，服务更加优质，最终使居民满意，进而不断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三维数字社区”强化了为民服务的功能，街道及社区所有为民服务项目都开辟网上办理窗口，极大地方便居民办事。
4启示
1.1社会保险费征缴不全面、不积极、不主动由于社保基金的缴纳涉及个人、单位、国家等不同主体，且不同主体对社会保险的认知程度不一样，直接导致社保基金的征缴不主动、不全面、不积极。有的企事业单位靠政府的财政拨款补充，国家负担社会保险的大部分费用，小部分由个人承担，而有的单位则由单位和个人按比例共同承担，一般由单位负责大部分费用，而保险无法给单位尤其是企业带来直接的效益，因此有的企业为了少缴和欠缴社会保险费用，就通过伪造变造文件、篡改数据、更改财务报表等方式减少社保基金缴纳，甚至有的企业和职工根本没有被纳入征缴范围，这样不仅不利于社保基金财务管理工作的开展，也损害了广大职工的根本利益。
1.2社保基金监管不到位，信息公开不透明社保基金的监管涉及人社、财政、审计等多部门。一直以来，财政部门对社保基金的监督，重心都放在对存入财政专户的社保基金的直接管理上，而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征收、支付环节则疏于监管，也无力监管；其次，财政部门直接参与对社保基金的日常管理，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丧失了原有的监督地位的独立性，影响了监管的客观、公正。审计部门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多为事后审计，缺乏事前、事中监督。现行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条例》虽然要求社保经办机构和缴费单位应每年公布社会保险费缴纳情况，接受社会和职工监督，但对文件公布的范围、指标和方式等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多数情况是职工往往需要主动查询，才能了解个人保险相关信息，直接导致保险信息不透明。
1.3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安全管理存在盲区社保基金开设收入户、支出户、财政专户三个银行账户，各账户都存在相当数量的活期存款，又不能相互调剂、统一使用，无疑增加了资金使用成本，影响了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不能实现基金的效益最大化。现行相关制度对挤占、挪用社保基金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对小额多期挪用仍缺乏制约，社保经办机构完全可以通过向财政部门虚列用款计划，恶意套取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利用支出户来挪用社保基金。另外，基金的支付管理也存在一些漏洞，如养老金存在虚报、冒领现象，医疗保险存在冒名顶替、非支出范围的药品列入报销范围，异地报销费用项目难以审查等。
1.4社会保险管理者及财务人员综合业务素质缺乏目前，社会保险管理者大多是“硬专家”，只精于各自的专业，却未必擅长管理，财务管理意识淡薄，忽视财务管理的作用，没有将财务管理纳入社保基金管理的有效机制中。同时，社保机构的财务人员综合素质偏低，专业化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管理观念与创新意识不强，理论基础薄弱，知识结构老化，工作质量和效益不高。财务人员缺乏、编制不足，在社保业务成倍增长、工作量大的情况下，人才流失严重，补充来源不足，人少事多，不能实现精细化管理等一直困扰着社保机构的财务建设发展。
2完善社保基金财务管理的对策
2.1健全相关法律法规，改革征缴方法，提高基金征缴率虽然《社会保险法》已经出台，但相关的配套政策却未能及时跟进，社保基金管理方面的法律并不完善，因此要尽快完善法律法规，使社保基金管理有法可依、有章可循。针对社保基金缴纳不积极的现象，在思想上应该加大对企业和个人的宣传力度，使他们认识到社会保险的重大作用。在日常工作中，社会保险部门要做到：进行机构调整，尽快实行保险费的集中、统一征缴；要求企业按照规定的日期提供用人情况、工资表、财务报表等资料，并定期进行基金的核算工作，包括基金的数额、参保人数等；确保基金的完整性；加大基金缴纳、监督、检查和处罚的力度。只有将社保基金征缴工作制度化、规范化，才能扩大征缴面，提高征缴率，切实保障广大职工的切身利益。
2.2加强对社保基金的监管和审计，实现社保基金的信息公开人社、财政和审计部门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同时加强沟通和合作，不断完善监督体系，共同构建社保基金监管的有效机制。对财政专户的资金支出，应在银行环节设置“双控”程序，既不允许人社部门单方面决定支出，也不允许其他部门单独决定资金去向。由于社保基金数额大，周转速度快，在管理上要建立内部控制、内部稽核、内部审计制度，同时完善定期的外部审计制度，确保基金的安全和完整。另外，应通过媒体及时、主动向社会公布社保基金年度报告，将基金征收支付政策、欠费单位及金额、基金结余情况等涉及公众普遍关心关注的重要事项，接受社会的监督，做到信息公开、透明。
2.3拓宽基金的保值增值渠道，完善基金安全管理在保证基金正常支付的情况下，人社和财政、金融部门应加强协作与联系，统筹安排，保证基金最大程度的增值。为此需要尽快发行适合社保基金购买的票面利率高于银行定期存款利率的定向特种国债，不断扩大证券型的投资规模，在保证基金安全的基础上选择投资回报高的项目，实现基金的效益最大化。在基金安全管理方面，要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如对社会保险参保人员增减变动和缴费基数实行网上申报、社保基金网银划款、个人缴费银联刷卡等方式，彻底杜绝社会保险经办人员直接接触现金，同时通过公示、稽核、责任倒查等途径完善管理薄弱环节，认真整改，堵塞漏洞，有效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确保基金安全。
2.4提高社会保险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提升财务管理水平首先要建立领导责任制，社保机构主要领导是财务管理的第一责任人，既是广大投保人利益的维护者，也是政府职能的管理者，因此需要既懂管理，又要了解财务的相关政策的“复合型”人才；二是要建立会计主管人员、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职责，把财务制度落实到各级层面、各个岗位；三是着力财务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培训，不断更新知识，加强职业道德和能力培养，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的整体素质，为社保基金的管理保驾护航。
3总结
信息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技术，其对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行政管理既有机遇又会产生一定的挑战，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能够有效调整好信息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其一，信息社会使得政府行政管理更加趋于复杂化。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势必会给社会的发展引进新的设备和理念，这就需要广大工作者适度调整政府工作方式方法，甚至需要多种工作方式协同发展，给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复杂性。此外，社会发展的信息化使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使得行政管理环境更加开放、复杂，这就需要国家政府逐步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和能力，以应对不断复杂的信息社会。其二，信息社会要求政府行政管理工具和管理模式发生改变。不断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使得大量的信息处理和传输工具开始涌现，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信息的快速传播，加之不断复杂化的行政管理环境。这就需要国家政府能够增强自身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高效应对新形势下的社会信息。
二、信息社会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的不合理性
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断复杂化，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程序更加繁琐和复杂，各级行政机关职能交叉重叠现象普遍存在，各项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缺乏默契的配合，导致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缺乏必要的合理性。
2.国家政府在化解突发事件和社会冲突的处理方式上存在不足
在信息社会的发展形势下，国家在文化、经济领域高速发展的条件下，需要国家政府更加综合的行政管理，而且各类突发事件和社会冲突的发生几率也在不断增加。当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事件时，由于政府一些行政管理工作者缺乏必要的工作经验，往往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导致矛盾的激化。因此，相关政府行政管理工作领导者要做好突发事件和社会冲突的预防工作，全面提升广大行政管理工作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3.政府面临信息安全方面的监督难题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信息技术得到了高速的发展，难免会使我国政府在面临大量复杂信息时产生一种犹豫的心理，极有可能会造成在处理工作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影响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和结果。一方面，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实现各类信息全面联接的同时，也涌现了大量的不良信息，势必会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另一方面，民众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情绪，将会给社会造成必要的严重后果。
三、完善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具体对策
目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相关部门领导应该加紧对广大行政管理工作者的培养工作。
1.提供优质服务，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公众对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广大行政管理工作者能够尽最大程度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使广大公民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政府工作信息，有助于社会各界有效利用国家政策，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2.维护信息安全，遏制信息滥用
信息安全问题是现代信息社会中的重点研究问题，各类信息在产生、传播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虚假、不良等信息。人们对于信息处理和通信系统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而且某些重要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因此，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工作者需要在工作岗位上各司其职，重视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的安全问题，避免发生信息的滥用问题。
四、结语
它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它的产生，伴随着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而产生。它首先就具有阶级性。刑法的最初产生，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其统治的顺利进行而对一些反抗顺从的人进行制裁使得其制裁师出有名而制定的。它具有很强的阶级性，这在中，将法的阶级性概括为法的第一性。另外，刑法不同于其他的法律，它还具有最后的屏障性，法律制裁的是那些严重违反道德违反人类的基本情感的行为，苛以刑罚的处罚。另外，一般的违法行为，可以通过其他较为轻缓的法律来予以处罚，而刑法是关乎生命的法律，它具有其他法律所不具备的严苛。只有行为真正到了其他法律无法制裁的地步，才考虑刑法的处置，因而可以说刑法是其他法律的最后屏障，不会因为其他的法律无法公正地作出最终处罚而搁置，刑法的存在，使得其他法的存在的公平公正有了最后的一道保障，能更好地贯彻实施其他的部门法。刑法还具有其他部门法无可比拟的强制性，它的强制性最直接体现在剥夺犯罪人的生命上，这是其他法律都无法做到的，正因为这些特征，使得它成为直接与犯罪作斗争的法。
二、刑法与人性刑事
古典学派中认为，人是抽象的理性动物，犯罪是以犯罪人有意志自由的理性能力为前提的。作为理性的人，因而应当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人在实施某一具体行为时，会对该行为带来的后果有一个估量。刑事古典学派对人性的认识上坚持的是“趋利避害”的人性论，他们把犯罪与刑罚的相均衡作为追求目标。刑事实证学派则认为，犯罪人的犯罪意识与犯罪行为都是被决定的，比如龙布罗梭的“天生犯罪人”理论，他就认为犯罪是先天就被决定了的，与人性无关。这一学派的主张后来发展为人之所以犯罪，与生物遗传、自然社会环境都有着极其相关的影响，否定了人的理性，即人的意志自由。笔者认为，上述两个学派的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却不尽完善。刑事古典学派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的，但这种本能也要受到正义、平等等观念的约束。但现代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人的心理机制是复杂的，不仅仅是简单的趋利避害能够概括，还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单纯地以趋利避害为由来看待人性是不尽合理的。而刑事实证学派全然否定人的自由意志，这是有失公允的，即使是奴隶社会的人，也会有着一定的自我意志，这不能被简单抹杀，刑事实证学派的合理处在于强调环境对人的影响。法学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不能脱离人性。社会不是以法律为基础，那只是法学家的幻想。相反的，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刑法学是以犯罪与刑罚为研究对象，涉及人的生命等基本权利，它当然不能背离人性而存在。刑法的发展史上，那些残酷的刑罚最终被废除，取而代之的是较为宽和的处罚措施，这些都是因为人性的不可违背性，违背了人性的法律，是难以长期存在的。
三、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
在明晰了刑法的含义、性质以及刑法与人性的关系之后，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几乎就要破土而出了。西原春夫在《刑法的根基与哲学》一书中，将刑法的根基概括为“国民欲求”，他认为刑法就是作为自主规范由国民的代表着制定的，因而没有国民的这种欲求，它就不应当产生。贝卡利亚在《论犯罪与刑罚》中这样写到，“道德的政治如果不以不可磨灭的人类情感为基础的话，就别想建立起任何持久的优势。任何背离这种情感的法律，总要遇到一股阻力，并最终被战胜。”任何外在于人的制度，都必须以人类的基本情感为基础，才能得到人们的接受与认同，这是不可磨灭的真理。本文从人们的基本需要与共同的社会心理两个方面来论述刑法立法的正当性根基。
(一)人们基本需求人们生活
在社会生活中，除了基本的生理需求，还有安全需求、爱与归宿的需求和尊重的需求。这些基本需求的满足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刑法作为最后的法律手段，保护的就是人们的这些需求能得以满足。当今刑法的保护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公共安全、社会制度安全、公共道德、社会资源保护、社会秩序和个体生活。保护这些基本需要的合理满足是刑法产生与存在的基础。刑法规定的犯罪行为就是指对人们上述基本需求的实现进行破坏的行为，正是基于此，来科以刑法的处罚。刑法立法因需要而产生，也因需要而运作，这是不容怀疑的。不保护人们的基本需要，这样的法律便是失去了根基的，无法长存于世。可能有人认为现行刑法是没有根基的，在于刑法对于人们的某些需要并没有切实的保护其实现，但是需要明确。法律是随着时展而发展固然没错，但一部法律并不能走在时代的前列，也无法预测过去是对人们需要的满足在未来的社会会是一种羁绊，这必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以这些细小的问题来否定刑法在大处对人们需要的保护，从而质疑其根基不稳是缺乏理论依据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需要本身也存在着更新，侵犯人们需求的行为方式也在不断发展的，但刑法的修正毕竟需要时间来完成，刑法的落后是我国整个制度的一个缺陷，以制度的缺憾来质疑一个部门法存在的根本显然是有妄加之嫌疑。但刑法自身也应不断调整，来达到对人们需求的切实保护，任何不予保护或是保护不力意味着信息的不对称。刑法立法要做到务真求善首要要做到对人们基本需要的切实保护，这是刑法的正当性的首要根基。
(二)共同的社会心理刑法
立法的正当性根基首要体现在对人们需求的保护上，但这是否意味着对每一个个体的需要的无限保护呢?显然不是。刑法立法应该符合共同的社会心理，即是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意志。这与西原春夫所提的“国民欲求”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的国民欲求，当然指的不是少数人的欲求，如果只满足少数人的欲求，那么就会与多数人的欲求相矛盾，这便是一种病理现象。共同的社会心理，即是集体的大多数人的共同意志。当一个人片面追求自己的需要的满足，对其他人的需要大肆侵害，这便是刑法规定的应该受到处罚的。每个个体在自我需要得以实现保全的同时还要不影响他人的正当合法权益。比如说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罪犯，他们或是为了发泄心中的愤懑，或是出于各种私人的原因，便放任大多数人的安全不顾，这种严重侵犯他人的行为，便受到刑法的规制，受到刑罚的处罚。刑法的根基除了体现在对人们需求的满足外，还体现在是共同的社会心理的表现。当一个人的需要与他人的需要产生冲突并非不可调解，刑法是以人针对不良行为的追求为契机而产生的，如果没有要求制定刑法的人的追求，刑法便不会在世界上产生。由于刑法是由国家制定的，这并不意味着代表国家行使权力的机关可以肆意制定刑法，也不能以单个人的需求来制定刑法。由于每个人的需求不尽相同，因而刑法的产生是在对单个需求的抽象化处理之后得到的共同的社会心理上产生的，它排斥了那些不恰当的会严重损害他人的需求，是大家都能接受的共同的社会性需求，这样便决定了其存在的合理与正当性。综上，刑法的根基首先源于对人性的解读，它存在的正当性是人们的需求与共同的社会心理需要层层递进的。社会心理总是镌刻着人们需要的印记，而且共同的社会心理是人民需求的一个抽象化的集合，它不单单限于每个个体的需求。如果以每个个体需求为根基，那便可以制定千千万万个不同的法律来了，毕竟每个人的需求是有着差别的。只有在满足人民需求的基础上，将各种需求抽象化提升为一种共同的社会心理，这样的刑法才具有稳固的根基，不至于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
四、结语
一、汉初“过秦”思潮下的天人观
汉初高祖刘邦和臣子在探讨秦何以亡、汉何以兴时,虽然没有谈及“天人之际”问题，但在他要求下撰写的一部专论秦亡汉兴的著作《新语》却关注到“天人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新语》的作者陆贾认为，天地有自然的属性，山川万物都是自然形成的;天地物都是可知的,人在自然面前居于主动地位；人要顺应天地自然之性，利用自然条件进行自己的创造活动。他说：“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3)这里并没有什么神意造物之类的宗教臆说。他继承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论，认为社会历史变动与自然天道运行法则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他说.?“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成败之事，一起于善行；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所以，“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这是一种很理性的思考，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变动根本因素的一种积极回答。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对此评价很高,他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烕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关于秦亡汉兴这一现实剧变，陆贾认为，“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人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②此处的“天”似乎有一种历史趋势的意味，这种趋势表现在秦失其政、项羽倍约、汉王起巴蜀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然，这里亦带有渲染汉代大一统社会的天然优越性这一政治情感在里面，因为这段话是陆贾游说南越王赵佗时说的。“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是陆贾进一步强调秦失其政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汉初另一重要思想家贾谊，对秦亡作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形成了史论名篇《过秦论》。虽然贾谊没有明确谈及天人关系，但他从秦亡这一历史事实中反省出来的理性认识,实际上也是对“天人之际”的一种回答，即主宰社会历史变动的是人及其所依存的各种历史条件，而不是所谓的神意。这是汉初“过秦”思潮下最为理性的思考。在具体分析与总结秦由兴而亡这一历史变动时，贾谊善于把握关乎历史盛衰的重要因素，如地理条件、民心所向、政策导向、治国理念等。“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④，这是他思考秦何以亡的最终结论，也是影响汉初政治走向的治安之策的思想来源。这种逆取顺守以仁义治国的执政思想和他着重论述的安民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看法,都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且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结论。汉初的士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都从秦亡汉兴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出发，以探讨社会治乱兴衰为着眼点，注重历史考察，然后以此为标准来吸收、综合各家思想,其所展现的史家情结，是很浓厚的。这也为之后的史学家对社会历史变动张弛之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清人汪子昌曰：“《过秦》三篇，史家取之,可知深切事势。”
二、“永惟万事之统”下的“究天人之际”
汉初的社会思潮主要是“过秦”，在关于历史变动的探讨中，主要是总结秦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为现实政治提供指导。这对汉初政治影响很大。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理论来支撑与推动。这个新的社会需要就是论证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即“宣汉”课题。“过秦”与“宣汉”为汉代的两大时代主题，正如学者所言:“西汉初贾谊著有史论名篇《过秦论》，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有《宣汉篇》，他们提出的‘过秦’和‘宣汉’，乃是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两汉社会时代精神之体现。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了汉代社会走向强盛,也推动了史学自身取得巨大进步。”①实际上，武帝征诏天下文学贤良对策天人之际，已吹响了 “宣汉”的号角，东汉初年的王充只不过对这一时代主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阐述，同时也糅进了戒汉的内涵。武帝在诏举贤良之对策时明确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目的就是“永惟万事之统”。武帝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2^4这一时代命题，史学家、思想家均进行了积极思考，并表现出互有差异的理论争辩态势。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首先对此做出回应，他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1?他对以往有关天人关系的认识进行了总结与理论构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一是对“天”的内涵进行理论化与系统化阐释。在他看来，天是一位有喜怒、司赏罚、有绝对权威的人格至上神。这是他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理论的体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④二是君权神授说,即“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⑤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三是天命灾异谴告说，即“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里的“天”执行惩恶奖善的政治功能，从而影响社会历史变动。四是天道改制说，即“顺天志”的历史变动观。他提出：“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天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巳，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⑧所谓“天志”就是他所言的“天道”。他说：“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他认为汉以前的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有道伐无道而得以实现的,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⑩而道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仁义礼治，“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由此，他得出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因说:“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I)失道乃败亡,得道则兴盛。这就把天命与王道进行了整合，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他立论的根本就是他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总的来讲，董仲舒的“究天人之际”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他是先秦以来天人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理论形态完备；第二,他的天人观延续了孔子等诸子儒学重人事的终极目的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 ?，只不过他是通过“天”这一神圣媒介来构建王道这一政治运行法则,在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社会中，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和必要性;第三,他在论证现实政权合法性方面，亦做出了努力,其天人观对此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董仲舒为主创立的天人关系论,虽然在形式上易给人一种神秘感，但在整体上却突出了君主德行、治国理念、政策措施等这些人为因素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作用。我们要把它与占星家所倡导的世俗怪异论相区别。这也是为何班固的思想虽然延续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但并不影响他在史学意义上探讨人事、人谋、历史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重要作用。西汉末年的经学家刘向对董仲舒的天命灾异观作了发挥,提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o?这就把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看作一条普遍的社会运行法则，比董仲舒更为深入。与董仲舒相比,刘向用天意说明或解释了更长久的历史时代和更广泛的历史现象?。不过,他却得出了灾异泛化的消极认识。他提出：“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因而上疏元帝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在董仲舒的天人观中,虽有天命依德而转的思想，但这并非是他的思想主旨。但到刘向那里,却发生了变化，天命随德转移显然成为他的天命灾异观的重要旨趣，客观上为王莽代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他未曾料到的。不过，我们对西汉后期出现的“汉再受命”思潮和“汉家尧后”理论构想，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刘向等人尽管提出要通三统与天命转移而传国，但他们只是强调帝王个体的转移或传递,即刘姓帝王禅让他姓帝王，并没有要求秦汉大一统下的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其目的还是为了挽救和巩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与国家制度。这也就是说，天命所移的是宗统,而不是治统。这在客观上对东汉复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原始察终”下的“究天人之际”
两汉时期，经董仲舒系统阐述,并由刘向等人进一步发挥而形成的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思想界曾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学说总体上是一种形而上论，并夹杂着某些阴阳灾异学家的神意宣扬,严重影响并制约着人们对历史演变的客观认识与把握。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同样要“究天人之际”，但与董仲舒等人不同的是，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学的任务与目标,试图通过“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以实录精神来认识与探究社会历史,对历史变动作出“一家之言”的解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有益启示。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的官学相对立的。” ?对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神秘学说，司马迁持有明确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其中裹带的神学迷信思想进行了事实与理论上的批驳。《史记?封禅书》载曰：“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 ”司马迁对此提出了质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他进而认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对于封禅这一政治诉求，司马迁并未完全否定，但对其中的神学迷信思想持批判态度。《史记?封禅书》又载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正如刘咸圻所言：“史公非不信有封禅一事，特不足于武帝之求仙耳。……宋人多谓史公以古郊祀礼与方士怪妄之说并载为非,此不知史述源流而以邪正绳之也。”@这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司马迁作《天官书》就是要以当时人们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以往及当时流行的神意或神秘天人感应说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天人观。《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星气之书，多杂機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司马迁主张天象与人事相通,并不存在所谓的神秘感应,天象运行有自己的法则,人类应关注自身的行为变动。他较理性地总结出天道变化的法则：“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作为天官得出的思考,“是把天人与古今结合为一体，显示出宏观把握历史的理论勇气”③。因此，司马迁要求天官须“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这样天官的职责才算履行，“则天官备矣” C?司马迁对秦亡汉兴这一历史剧变非常关注，“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在考察这一历史变动中，他始终坚持“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从具体历史事实中得出认识。他认同贾谊《过秦论》中对秦兴亡的分析，并在书中各处，尤其是“十二表”中做了集中论述和深人思考。如对秦兴之原因，司马迁的认识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在他看来，德义、兵、地理形势都不是秦兴起而统一天下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天所助”才是关键。至于这个有着丰富内涵但却不可以明确界定的“天”到底指什么，司马迁并没有给予说明。不过这至少说明司马迁较他人对社会历史变动的思考更深一层。历史变动因素是多层次的，“变所从来，亦多故矣”?这是司马迁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由于司马迁在探究历史变动的原因时，始终坚持自己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所以他充分肯定秦统一天下这个重大历史变化的合理性，“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批评一些人“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的错误认识。对汉兴统一天下原因的认识，司马迁仍从“综其终始”的史学方法着手进行分析。他得出“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的认识,即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出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而秦汉之际短短的五年之间，却发生了“号令三嬗”的历史剧变，为什么？难道与他总结出的历史法则相违背吗？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这是司马迁遇到的新困惑。对比，他作了努力思考，认为秦统一之后所做的一些“禁事”恰恰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由此他得出“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的结论。这里出现的“岂非天哉”，与他上面提到的“盖若天所助焉”在理论意义上是一致的,是司马迁在分析了各种变动因素之后做进一步思考的体现。在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时，司马迁继续坚持历史地看问题,他提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⑤。这就是说,汉兴是符合天下大一统趋势的要求的，并积极转变治国之道,推行王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这样才是所谓的“得天统”。由此也可看出,上述所言的“岂非天哉”，并不是讲天命神意决定汉兴。司马迁对秦汉统一天下原因的分析,始终贯穿一条主线:从历史演变过程人手,表现出一种历史客观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认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并不能像班固那样得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的结论,但司马迁所作的分析，为后人提出更为合理而明确的解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种提示与启发，未尝不是一种贡献。可以说,董仲舒运用春秋公羊学，结合汉代社会自身的特点，对究天人之际这一命题，作了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司马迁则运用史学方法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体现出形而下的历史意识与实录精神。同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而成“一家之言”，是其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史官责任的双重体现，这在?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他对社会历史变动所作的解释及体现出来的人文特征更为具体。正如学者所言：“道德家、哲学家多先以一固定价值标准去选择历史；而伟大史学家的心灵，则系以历史的自身，为价值的基点,在此一基点上进一步作‘兴坏之端’的探求判断。”⑦东汉史学家班固深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在《汉书》中宣扬君权神授、灾异谴告说，并进一步发挥了刘歆的五德终始相生说,对“汉承务运”作了更丰富的阐释，突出刘氏汉政权在宗法圣统方面的合法性。《汉书?高祖纪》赞曰:“由是推之,汉承亮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在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上显然要逊色得多，但这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却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整个《汉书》中,班固依然遵循“原始察终”这一史学方法，更为理性地考察了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动，有些认识是在司马迁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深人。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引用了司马迁的论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起,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但他去掉了《史记?天官书》中“必贵三五”的神秘色彩，显得更加理性。对汉兴之原因,他明确指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这更加接近历史变动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荀悦以一个史学家的意识和身份,对天人关系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对于探讨历史运行的动因及方式有自觉的认识，即“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②,这是他的历史理论总纲，也是《汉纪》史论的主旨。“通于天人之理”就是要继承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这一史学任务,批判地总结以往的天人关系论,提出自己的天人之道。
对于以往的天人关系学说，荀悦进行了总结：“今人见有不移者，因曰人事无所能移;见有可移者，因曰无天命；见天人之殊远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气流通者,人共事而同业”。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天命论者、无天命论者’还是天人相分、天人合一，都是没有通古今、察终始而得出来的表面性结论，“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终始”③。于是他对天人关系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天人三势说”。所谓“天人三势”，即“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而“凡此三势，物无不然”。④无论是性命之理、教化之理，还是天人之道’都概莫能外。这个理论概括至少可以让人们在无所适从的困惑中理出一点头绪。我们可以说荀悦在天人之间左右摇摆，缺乏司马迁那样的敏锐眼光和异端精神，但我们不能说他在天人关系上没有理论建树，不能说他的思考没有社会意义。从理论上讲,荀悦丰富了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为人们进行继续的探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的理论构架是独树一帜的,显示了古人在历史动因认识方面具有的抽象能力。从实践上看，他的论说对于人们认清自身能力,积极进行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徵励，对执政者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四、“元气物质论”下的“究天人之际”
【关键词】：社会时空;意义;时空观
在当今社会，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的突出主题之一。这样，尽最大可能地促进社会发展也就成为各国的目标，而时空观无论是对社会整体的持续发展，还是个人的全面发展都很重要，所以，深入地研究时空观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完全必要的。
一．传统哲学教科书关于时空观理论解读的局限性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二．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哲学时空及其特点
社会是高级的物质存在形式，按照的辩证的自然时空理论它当然也具有时空和空间。这乃是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所谓社会时间，是指社会活动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表现为：人类活动存在和活动过程进行的久暂，一活动和另一活动，一活动过程和另一活动过程依次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之间间隔的长短。社会发展史就是社会运动和人类活动在时间上的展开和表现。社会时空的特点表现为：1．社会时空是实践着的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2．社会时空具有社会历史性。3．社会时空之间具有可转换性。4．社会时空与分工，阶级，人的发展，自由，价值，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历史的根本问题相关联，具有价值性的特点。
三．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1．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发生的，他把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推进到唯实践的形态，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时空观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表述也随之转化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和规模的哲学表达。马克思以前的时空观都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是适应“解释世界”的需要，为说明世界的终极本原或本体的属性或存在方式而出现的。这种时空观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本体或本原相一致，是彻底脱离人和人的生活实践的，仅仅是对世界终极存在或“世界图式”的一种追寻。马克思彻底扬弃了本体论思维方式，不去追寻世界的终极本原和始基，而是赋予世界以属人性质，使世界向人和人的生活现实回归。从此过去一向与人类实践活动毫不沾边并只用来“解释世界”的时空范畴就转化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基本样态。马克思的新时空观不仅使时空与实践相联结，而且赋予时空以主体性和价值选择的功能。正确地处理好实践中的时空适度问题是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新课题，它鲜明地体现了时空观也像全部哲学一样，已离开“解释世界”的静谧王国，而向生活世界回归。
2．现实意义：
社会时空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助于我们丰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用社会时空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去透视人类历史上的一些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2)指导我们的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问题是当今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而社会发展又与社会时空问题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争取时间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在当前依然存在着社会对抗的情况下，时间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抓住时机，掌握关键才能趁势发展。当前我们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3)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是我们正确处理过去，现实，未来是时间的三要素，当然也是历史时间的三要素。这三个要素不可分离。过去由于自身的发展而演变为现实，现实由于自身的矛盾运动又发展到未来。要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就应当把它理解为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有机统一。在人们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仅过去决定现实，现实也决定过去：不仅过去和现实决定未来，而且未来也决定现实和过去。过去，现实，未来之间呈现为极其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融过去，现实，未来于一体。
(4)充分利用现实条件，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终身追求的崇高价值目标，也理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尤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一直存在于阶级社会中的社会时间内部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对立与对抗也就愈来愈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了，这就有可能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提供愈来愈多的自由时间，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时间上的保证。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人作为生产过程的当事人转变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趋势也已初现端睨，这样就为人最终退出直接物质生产过程，彻底减轻物质劳动的重压，提供愈来愈多的技术上的保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3]王志刚，左振东，浅析社会发展中的时空观[J]，黄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1）
[4]费多益，试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时空理论[J]，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