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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论文

时间:2023-03-23 15: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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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论文

第1篇

一、研究课题

族群社会工作:新概念的提出与探析

二、研究缘起与研究目的

2011年9月,在经历一番机缘曲折之后,终于笔者背上行囊踏上了南下云南民族大学继续学习社会工作的列车。云南是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而云南民族大学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重镇。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工作研究,是面向人群的,是在地化(localization)的。如何发挥这一区位及院校资源优势,更好地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丰富和拓展社会工作研究,成为笔者思考的重要议题。

由于民族院校的缘故,从学校氛围,到师资结构,以及主要研究方向均与民族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种氛围的熏陶下,笔者开始系统地学习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在这个学习过程中,笔者系统地了解到中国的民族发展史,民族建制史,开始深入了解和理解中国各民族的特色、特点与差异。这样的学习,让笔者对社会工作中所讲的“个别化”原则的深意和重要性的理解更加深刻。特别是在完成课业之余,有幸参与了一项关于佤族的专项课题研究,从而使笔者从个案的角度对“民族”概念的理解更进一步。正是在这一课题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开始以社会工作的视角思考,社会工作从业者①以现有的“民族”知识体系是否能够顺利地进入案主的生活世界;面对不同民族的案主,社会工作从业者应当如何提供专业的服务;面对同一民族不同分支的案主,社会工作从业者应当如何提供专业的服务。

带着上述问题,笔者开始了对民族社会工作相关研究成果的研读和学习。对于中国学术界而言,社会工作本身是一个新的知识领域,而对于社会工作界而言,民族议题更是一个新的研究方向。所以,笔者能够查阅到的相关研究成果十分有限,在基础概念体系和理论架构等方面还处于探索阶段,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面对这样的研究现实,笔者萌生了一种系统梳理和研究国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形成系统的民族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盲目的初生牛犊不怕虎般的学术“野心”和天真的学术使命感和责任感。

笔者的不自量力很快得到了“惩罚”。从研读和学习中国的相关文献开始,笔者就注意到学者们在民族社会工作的基础概念使用上各有千秋。如何梳理,如何取舍?笔者陷入了困境社会工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社会工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于是,又回过头来仔细研读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着作,面对着汗牛充栋般的理论着作,“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知识体系,反观自己的初衷,笔者开始萌生一种老虎吃天一般的忧伤。

于是,笔者思考和研究的目的变得更加务实而具体——到底怎样的命名才是符合社会工作专业特点的,到底怎么样的基础定位才是切合社会工作实务开展的?于是,在综合分析了众多相关概念以后,“民族”和“族群”这对冤家很自然的成为了笔者的困扰。在看完“民族”与“族群”的“恩怨史”之后,笔者依然是一头雾水,两者之间如何选择,依然没有眉目。无奈之中,笔者又开始反观社会工作的基本价值定位。社会工作是“以生命影响生命”的一门科学和艺术,它关照的是社会情境中,生活世界中的非结构性的具体的人。这是专业社会工作服务的基本出发点。在此基础上,检视和梳理外在建制化与人之间的各种互动形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人的各种影响,再以专业的方式方法消解人与建制化之间的矛盾,从而达成人“诗意的栖息”。那么,如何理解人呢?马克思讲,“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显然,民族性是人的“一切社会关系”的一种,是人的基本属性之一。从1950年开始,中央和地方民族事务机关组织专门工作队伍,对全国各地提出的400多个族群名称进行识别,到1983年共确认了56个民族,构成了中国现行的民族体系。

这也成为中国开展民族工作、民族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可讨论的前提社会工作。然而,对于专业社会工作服务来讲,视角定位越靠近案主的社会情境和生活世界就越容易达成对案主的理解,也只有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开展有助于案主的专业社会工作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讲,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56个民族体系略显笼统,并不能直接抵达案主所处的社会情境、生活世界。另外,荀子说,“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每一人都处在大大小小不同的“群”之中,人在这些“群”中获得必要的社会化,从而形成人对“群”自我认同与社会定义。大体来看,56个民族的族称体系,更多只是基于各种需要的权宜之举。在民族识别前每一个民族都有着多种自称或他称,每一种称谓都有着一定的社会渊源,它可能是一段历史,可能是一种关系,可能是一种崇拜,总是每一个称谓都深深地嵌入在相关人的生命之中,影响着他/她们的社会化与自我认同。一定程度上说,每一种称谓背后都是一个“群”,不同的称谓意味着不同的“群”,虽然民族识别基于科学和理论对他/她们进行了合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她们之间基于历史、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差异不存在。

三、论文结构安排

本文在行文上主要按照引言——概念提出背景——相关概念辨析——民族社会工作的局限——族群社会工作提出的理论依据——族群社会工作概念的提出与阐释——结论的逻辑展开论述,共分为六个部分。

引言部分主要概述了本文的思路历程和主要内容,对国内外相关概念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综述,阐述了文章主要结构与研究方法,并对研究的难点和创新点进行了说明。

第一章主要从中国族群发展现状和趋势的角度阐述了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族群议题的必然,并从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领域细分和民族工作机制创新两个方面诠释了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族群议题理论研究与实务实践兴起的原因。

第二章主要对专业社会工作介入族群议题相关的核心概念“族群”、“民族”和“社会工作”进行界定和分析,并对国内外相关概念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辨析。

第三章主要对民族社会工作的提出和应用情况进行概述和分析,并从未能把握和体现民族议题发展的趋势和主要矛盾等四方面阐述民族社会工作概念的局限性。

第四章主要概述族群社会工作概念提出的理论依据,包括族群理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多元文化理论;生活世界与公民社会理论;社会工作建制化与二律悖反命题;社会工作个别化原则。

第五章提出族群社会工作概念,从体现和把握了民族议题发展的趋势和主要矛盾等四个方面论证了族群社会概念的正当性,界定族群社会工作的概念,并从服务对象、关注的议题、主要分类和基本原则几个方面对族群社会工作进行了阐释。

结论与讨论部分对本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梳理,并对本文存在的缺陷和继续研究的空间进行讨论。

四、研究方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这句古训充分揭示了方法的重要性。从一定程度上说,方法决定了结果的可靠性。所以,如何选择研究方法则是研究的关键社会工作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论文。

选择什么样的研究方法,首先要看选题的本体的性质和特点,其次则受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影响明显。

五、研究难点与创新点

难点:从全球社会工作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工作正处在一个尴尬的时期,一面是蔓延至今的疑问——“社会工作是不是一个专业,一面是“社会工作的终结的耸人命题。中国社会工作的重建正是在这个时候。这致使我们在重建过程中,没有成熟理论体系可以学习和借鉴,只能长时间的处于迷茫与彷徨之中,摸着石头过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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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1、见面握手时,忌形成十字交叉形,即当他人两手相握时,不能在其上下方再伸手,更不能依在门槛和隔门握手。

2.俄罗斯有"左主凶,右主吉"的传统说法,因此,切忌伸左手给对方,无论是握手还是递还物品。

3.遇老者、妇女、上级时不应主动伸手,要等待对方。脸要保持微笑,若脸冷若冰霜,没有表情,则对方视为冷淡的表现。

4.称呼女性时,切莫用"太太"一词,这将引起对方的不快。有职衔称职衔,或给对方介绍的机会,侍机行事。

5.忌用手指指点点,不论在任何场合都是如此,俄罗斯人认为这是对人的莫大污辱。在人面前,不能将手握成拳头,大姆指在食指和中指间伸出,俄语中称此手势为"古基什",是蔑视嘲笑的粗鲁行为。而美国人常用的手势--用大姆指和食指接触成"O"形,其他三指伸直(OK),在俄罗斯则是非礼的表示。

6.交往中切忌用肩膀相互碰撞,这种行为一般只发生在挚交朋友之间,否则,身体碰撞是极为失礼的行为。

7.避免交谈中使用"你应该"一词,俄罗斯人向来尊重个人意见,反感别人来发号施令于已。

8.不能说"你发福了"之类的话。朋友久别重逢,寒暄问候时,切不可论胖谈瘦。俄罗斯人觉得这是在形容其臃肿、丑陋。

9.打招呼忌问:"你去哪儿?"这不是客套的问候,对俄罗斯人来说,这是在打听别人的隐私。

10.让烟不能给单支,要递上整盒。点烟时忌讳划一根火柴或用打火机给三个人同时点火,不能将别人的烟拿来对吸。

11.男女在社交场合,临别时,男人要为妇女穿大衣、拉开门,要让妇女先行,不能自己开门拂袖而去。

12.送礼不得送两样物品--刀和手绢。在俄罗斯、刀意味着交情断绝或彼此将发生打架、争执;手绢则象征着离别。

13.不要在渴酒时劝酒或蓄意灌酒。俄罗斯人十分贪杯,酒鬼遭人蔑视,故意引别人喝醉,则令人憎恨、厌恶。

第3篇

(一)有利于信用联合

信用联合的基础是联合管理,联合管理能大幅度提高管理效能。有效的联合管理,不仅需要高效的信息化系统作支撑,还必须应用信息化软件进行联合固化,力争做到有效、高效、长效。目前,大量的信息化管理生产库都集中在第二层和第三层政府,这是在履职需求、实力、效率、具体业务熟知度等因素作用下的客观表现。但实际上,由于大量的管理工作在基层,所以基层最迫切需要联合管理。同时,基层的数据最完备,最需要建成联合管理。目前困扰基层政府的最大问题有:一是无法及时得到需要的数据;二是同层级政府间无法实现数据的共享和应用,大大降低了基层政府的联合管理效率。

(二)有利于系统高效

信用管理系统应在管理效能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实现行政损耗大幅度下降。最佳模式是全国集中统一建成一个信用管理生产、应用库。但是如果全国只建一个信息化库,网络带宽、动力的需求将呈几何倍数增长,而且这种消耗是长期的,直接影响到建设、运行的效率。通过我国十多年实践以及国外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管理生产库以建在第三层政府部门为宜(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宁波、各地市等都属第三层政府部门,其履职需求和具体管理业务熟知度等不尽相同)。而应用库应全国统一建设,否则异地信用管理无法到位,应以第三层政府为依托建立分布式的全国虚拟应用库。

(三)有利于创新发展

信用管理系统的顶层设计应具有以下创新性:首先,应满足可扩并性。随着政府职能不断调整,有些部门可能合并,有些管理职能可能会放权给社会,信息化技术架构及管理模式应满足这些需求,搭建组合式的底层技术架构。其次,应具备可完善性。没有看准就忙于固化容易扼杀基层的创新功能,主要指低成本、低时间周期的完善。最后,还应具备可积累性。科学的信用管理顶层架构,能不断积累我国社会管理中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逐步提高管理水平。

二、社会信用管理顶层架构要素选择

随着政府职能不断调整,大量行政事务社会化、市场化,在社会管理上势必会形成一个调整期。为尽快形成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和体制,由政府牵头组织搭建一个适合我国国情的信用管理顶层架构势在必行。为保证顶层架构畅行无阻,发挥科学高效的管理作用,应重点保证以下几项要素的科学选择:

(一)信息化建库定位

考虑到方便应用,数据生产库与应用库应分离。生产库是通过管理软件在管理中产生的原始数据库,应用库则是在各类具体应用中进行数据整合、调用、抽取、比对、查询、统计、分析、预警等使用的数据库。综合考虑有利于数据生产、信用联合、系统高效、创新发展等因素,数据库应建在第三层政府。但考虑到目前第二层政府在行使职能中沉淀了大量的管理数据,且具有较强的社会管理创新能力,主要采取了以第三层政府为主、第二层政府建设过渡生产库模式。如“信用宁波”,基于宁波市级各部门自有的业务生产库(新建或系统性不强的部门统一进入市级智慧云计算中心系统,降低建设成本),全市建立统一信用联合应用库,自动、实时、双向地和各部门数据共享;第二层政府的各县(市)、区也参照上级政府建立相同的系统,实现本级的数据共享,同时通过上下联动,将数据实时推送上去、接收下来;各共享单位根据管理需求在信用联合应用库中进行相关应用,从而极大地提高共建共享的积极性和综合效率。

(二)管理部门的职责

政府各部门应找准各自在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定位,积极探索应用新理念、新技术,保障依法履职需求。一是建立管理业务信息化系统。所有信用数据都产生于履职过程的记录,各部门在履职过程中收集企业、个体户、个人等各类主体的信用数据,是信用体系建设的基础。二是建立本部门信用等级分类管理。根据被管理对象的行为及评定标准,实时自动生成以其负责人身份证代码为主,登记注册号、机构代码为辅的部门信用等级,并按照信用等级分类进行相应管理。对具备与其他部门或跨地域信用联合条件的,先将本部门产生的信用等级以及行为事实数据自动、实时地传送到信用联合应用库,合成综合信用等级,再按照综合信用等级进行信用等级分类去管理。三是不断做好部门内部系统优化。狠抓数据质量,使部门的业务管理软件、硬件环境、人员素质、业务规范度、全面执行全国数据标准能力达到标准规范。同时优化内部数据信息的纵横整合,优化技术架构使共享数据进出自如。

(三)各层级政府职责

各层级政府应根据自身的优势及特点,做到定位准确、分工协作、优势互补,共同努力构建信用联合管理架构。最基层政府部门的职责:具体实施信用、信息化管理软件应用,不断发现问题,及时向上级反映信用、信息化管理存在的问题并在实践中探寻解决途径。第二层政府部门的职责:不断收集、发现问题,向上级汇报并提出对策建议。有计划地进行创新试点并形成信息化软件,做好上升到第三层政府推广应用的准备。第三层政府部门的职责:一是建设各管理部门信用管理生产库及信用联合应用库,并不断优化系统、提高效率。二是不断收集信用、信息化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不断完善、解决、优化。三是支持、帮助第二层政府部门创新信用管理,将其成熟的并经过实践充分检验的信用管理软件上升整合到第三层政府部门的系统内以供使用。四是向上级反映本级无法解决的问题,有条件的进行信用立法。第四层政府部门的职责:一是开展适合本行政区域内的信用立法。二是出台相关信用管理政策和办法,指导下级政府具体实施。三是统筹协调所辖区域内信息化及信用系统建设,建立共享通道。国家层政府部门的职责:一是架构好科学高效的全国数据流通道,整合现有信息化资源,统一建设一个信用管理分布式文件系统控制调配中心,不断增补数据共享目录,及时调整数据在各库的摆放标准。二是开展信用立法、制定数据标准,并根据管理的重点难点全国性信用管理号令。

(四)牵头、实施部门的职责

各级政府办公厅、发改委、经信委、纪律检查委员会等部门都作为牵头部门,但是由于此项工作既要有足够的权威,使各部门信用数据共享,又需要信息化技术的智慧管理应用,以及宽泛的管理实践经验总结传播,所以笔者建议,牵头部门、实施部门由两个各具优势的部门担任。具体实施部门的职能为:将各单位各种类型的信用管理数据通过信息化技术进行实时自动地收集、纠错、整合、返回,以及常规应用;不断把在信用和信息化管理实践中总结出的方法、经验、理念进行收集、传播和推广到其他部门,促使信用联合的单位越来越多。实施部门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具备较宽泛的社会和市场经济管理职能。例如“信用宁波”目前信用联合管理目录有78类507项。二是具备一定的利用信息化进行社会和市场经济管理的实践。三是具备深入最基层的管理机构。最基层乡镇(街道)、站(所)是信用管理的前沿,大量的管理实践使其成为极其敏感的触角。四是具备掌握大量被管理主体户口信息的职能。在管理实践中,人工录入企业名称及基础数据(包括身份证号)内容多很容易出错。2007年,“信用宁波”利用工商经济户口全的优势,先将经济户口数据实时传到各单位,嵌入其管理软件,模糊查询一点击就行;而身份证采用了读卡器,大幅度提高各部门管理效率,准确率高,更增强了实施单位与各单位的凝聚力。

三、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的理念认识

(一)以超前意识提高建设标准

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建设不仅应充分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有益的经验,更应深入社会了解实际情况。在总体思想理念、架构设计上有超前意识,内容设置上能够做到长期管用并逐步充实。避免目标定位较低、重复建设投入等问题,加快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变,尽快建成世界领先水平的社会信用体系。

(二)注重更新思想理念

一是处理好信用管理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很多人认为信用就是诚信。笔者认为,信用是信息应用的管理,是管理手段和管理机制。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建设就是将我国政策、法律、法规有效、高效、长效地落实到位,将现有法律精神有侧重地陆续转化为能具体实施信用管理的办法。二是用智慧化标准建设社会信用管理系统。目前很多城市在开展智慧城市建设,其实质是集现代科技、先进理念、实际经验为一体,支持现代城市智慧发展的信息化系统。智慧化也是继信息化、数值化、自动化、智能化之后的更高层次,与智能化相比,考虑问题更全面、客观、长远、灵活。三是加强社会信用管理人才培养。人才建设是工作取得成败的关键所在,信用管理实践证明,我们需要的不是单一的信用经济管理,而是全面的社会信用管理。为此,应培养既有信息化专业技术知识,又有信息化系统建设实践并懂得建设规律,既有管理知识,又有在基层一线的管理实践;既懂经济管理,又懂得社会管理的复合型信用管理人才。

(三)亟须统一规范的几个问题

一是信用管理的概念。我国目前“信用管理”常常被“信用经济”领域的研究所占据,但社会实践证明,信用管理决不仅局限于信用经济领域,而是应该建立于更宽泛的管理领域,因此应准确定义其概念,否则将影响信用管理的理论研究。二是数据的标准。国家工商总局经过多年努力,制定了3500项之多的数据标准,但有些部门至今没有全国统一的数据标准,造成信用数据在跨区域、跨部门应用时产生极大的障碍。三是信用评价体系。应及早出台信用管理评价系统,并遵循客观公正、简捷适时、系统通用、可持续性原则。

(四)立足现有资源发挥建设效益

第4篇

成都市市、县两级社保经办机构按照《规定》的要求,通过制定业务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方案、档案管理实施办法、实施细则等措施,不仅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规范化管理工作纳入了年度工作计划和发展规划之中,而且纳入了目标管理。市、县两级社保经办机构还成立了由局领导为组长、相关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的业务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组织单位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规范化管理工作。根据工作方案和管理办法,结合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工作实际,各单位都配备了政治可靠、忠于职守、熟悉业务、相对稳定、文化水平高(大专以上学历)的专兼职档案管理人员,建立了档案管理网络和业务档案工作流程,明确了分管领导和业务档案人员的岗位职责,并将业务档案工作列入社会保险业务经办工作程序,与业务工作同布置、同落实。在实际工作中,则由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和专职档案管理人员对各处(科)室业务档案工作进行监督指导,各处(科)室兼职档案管理员负责对本部门形成的业务档案材料进行收集、整理。此外,成都市档案局、市社保局、市医保局联合成立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规范化管理验收工作领导小组,由双方领导为组长,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指导开展全市社会保险业务档案规范化管理工作。

二、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设施建设

成都市根据《规定》的要求,结合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和利用等工作的需要,近年来加大了对社会保险业务档案设备设施的投入,为业务档案的安全管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档案用房配置上,市社保局业务档案库房250余平方米,做到了档案库房、档案查阅室和办公室三分开。大多数县(市、区)社保经办机构档案库房也达到了40平方米/万卷的标准,能够容纳近期应接收的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其中,龙泉驿区人社局建立了档案管理中心,集中统一管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中心建筑面积达400余平方米,除做到“三室分开”外,还设置了档案整理等业务用房。在档案设备设施配置上,各社保经办机构均配备了符合国家要求的档案柜(架)和档案装具,并按照档案安全管理的“九防”要求,配备了温湿度计、空调、除湿机、灭火器、防盗门窗等设备设施;配备了计算机、打印机、刻录机、复印机、扫描仪等现代化办公设备。这些设备和设施,从物质上确保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安全保管和有效利用。

三、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业务建设

为提升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的专业化水平,成都市本着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的宗旨,按照《规定》和四川省人社厅、四川省档案局对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工作规范化建设的有关要求,市人社局和市档案局联合印发了《成都市〈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试行)〉实施细则》,要求市、县两级社保经办机构通过建立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收集、整理、保管、保密、统计、鉴定、销毁、移交等制度,加强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业务建设工作。在收集方面,该《实施细则》要求各社保经办机构定期对各种门类、载体档案和相关资料进行收集,确保各种业务档案材料归档及时、完整。在整理方面,按照《实施细则》的要求,全市统一制定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分类整理工作方案和具有操作性的整理流程,并通过市、县两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加强督促指导,严把业务档案整理质量关。在保管方面,《实施细则》要求全市各社保经办机构对各门类、载体业务档案材料进行集中统一管理,除了按照保管期限、年度、类别排列外,还要做到业务档案存放位置的指引标识清楚。同时,各社保经办机构档案管理人员还须定期对业务档案的保管情况进行检查,确保档案的规范、安全管理。

四、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利用服务

为方便群众查阅利用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成都市市、县两级社保经办机构按照《规定》的要求,修订完善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查阅利用制度。目前,全市社保经办机构已全部使用统一的文档一体化管理系统对社会保险业务档案进行管理,都建立了业务档案目录数据库,编制了规范的业务档案检索工具,实现了快速、准确查阅业务档案的目的。成都市人社局还开通了社会保险业务网上经办系统,参保单位和个人不仅可以在网上办理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网银缴费等业务,还可以查询社保信息、历年缴费标准、业务办理情况等。

五、以制度建设促进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的问题整改

第5篇

1.1协调性财务管理的协调性包括财务关系的协调、财务活动的协调、财务管理系统与企业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协调性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尽最大的可能使得企业的管理实施更加合理化,保证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实施更加的有效率和有保障。协调性是一种对于社会和外部条件的一种合理支配,是企业与社会的有效结合以及更好的理论创新。总体来说应该保证财务系统内部以及财务系统与外部的和谐管理,达到保障企业正常运营发展的目的。

1.2均衡性财务管理的均衡性,一是应该做到人与人之间的均衡,表现为我们对于财务管理的整体调控,保证企业财务管理和社会和谐的各自平衡,发展既需要平衡又需要结合,只有保证各自发展的平衡才能更好的保证创新企业的继续进行。二是财务活动譬如投资、现金流转、收益分配之间的均衡,财务活动是我们进行财务管理过程中重要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有效的体现过程,财务管理活动要注重均衡发展,保证每项活动都能得到完善的发展和进步。三是财务管理与其他企业管理的均衡。财务管理的具体实施过程不光要保证管理本身的均衡,更加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管理有关方面的均衡,保证相关方面的切实可行。总之,财务管理应该在投资收益、企业文化建设、财务状况等多方面彼此适应,全面发展。

1.3稳定性稳定性是一种抗干扰的能力,企业财务管理只有在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得到和谐发展。保证企业稳定性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要保证企业管理的稳定性只有好的管理才能保证好的发展,国有企业管理的稳定性与我们的社会和谐构建自己企业本身稳定构建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在一定方面来说,企业财务管理的稳定性越高,其生命力就越强,其面对社会的竞争力就更强,其发展的和谐性就越来越好。比如企业有稳定的收入和净利润等,企业就有可能实现财务和谐管理的目标,反之,则不易实现。

1.4优化性企业财务管理的优化性是指企业财务管理的相关指标在一定时期内是处于最小值或最大值。也就是使得社会企业的发展达到最好的一种状态,使得企业财务管理的最好状态体现在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特别要注意的是,一般管理的优化强调整体的优化,而财务管理的优化不仅仅是局部的优化,而是企业整体指标的最优化,优化性体现在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具体的概念,要体现出社会和谐发展的整体特点。

2国有企业财务管理的创新对策

2.1构建与市场相适应的财务管理环境国有企业要遵循市场化原则,完善绩效考核机制,以信息化作为平台建立起“大预算”的财务管理体系。每个市场的财务管理对于每个市场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很好的创新对策以及发展状况。对于未上市的业务要做到与上市业务的“一体化”管理,就显得有点困难,为了保证管理的过程更加顺利,就必须建立起有效的预算管理机制,特别是对于能耗较大的设备和项目进行月度、季度、半年度、年度预算与控制。

2.2要科学有效地控制成本支出

(1)要缩短成本的控制周期,每月对成本运行进行监控管理。对成本进行监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对重点生产项目要找准财务管理的切入点,从而将项目的开发、生产、经营等环节进行有效整合,达到优化成本支出的目的。尽最大可能的控制成本,缩短成本的控制周期,保证成本的充足和实行。

(2)强化资金的安全管理,对于专款专用的资金要完善监督体系。资金的安全保证是我们在进行企业管理方面的重要方面,没有资金的支持,我们的社会和谐建设和企业管理方面就得不到很大的支持和保证,我们的社会也就没有一个完善和完全的安全保障,除此之外,严禁“表外资金”的出现,也是我们企业控制收入和支出两条资金线的重要来源,并要不定期开展资金安全专项检查工作,保证企业创新管理和和谐社会的构建更加的顺利和完善。

(3)在资金与资产的管理上要进行强化,怎样盘活存量资产,提高资产创效水平。资金和资产的管理也是我们进行财务管理的重要管理层次,与我们社会的整体发展都有着很大关联和联系,如何管理控制坏账的发生,都是财务管理工作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也是我们在对于资产的存量发展方面的重要措施。

2.3提高会计核算和会计信息的质量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是企业财务管理的重要部分,它直接影响决策者分析企业经营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准确性。所以必须提高会计核算质量。应建立完善的会计核算制度,制定出详细的会计核算流程,并对会计核算加强日常的监督。要优化会计核算流程,当会计核算无误后,对账务处理体系也要进行完善,尽可能简化财务报告的报告层次,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及时性与有效性。

2.4改进财务管理结构财务管理是公司管理的核心部分,应通过有效的财权分配,建立财务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在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要将传统的股东单边财务管理转变为由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达到分权而治的目的。

第6篇

信息社会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发展技术,其对社会的发展和政府行政管理既有机遇又会产生一定的挑战,这就需要相关政府部门能够有效调整好信息社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其一,信息社会使得政府行政管理更加趋于复杂化。信息社会的高速发展势必会给社会的发展引进新的设备和理念,这就需要广大工作者适度调整政府工作方式方法,甚至需要多种工作方式协同发展,给政府行政管理工作带来一定的复杂性。此外,社会发展的信息化使得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使得行政管理环境更加开放、复杂,这就需要国家政府逐步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和能力,以应对不断复杂的信息社会。其二,信息社会要求政府行政管理工具和管理模式发生改变。不断发展的信息化社会使得大量的信息处理和传输工具开始涌现,互联网、手机等现代化信息传播手段实现了政府行政管理信息的快速传播,加之不断复杂化的行政管理环境。这就需要国家政府能够增强自身行政管理能力和水平,高效应对新形势下的社会信息。

二、信息社会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1.政府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的不合理性

随着我国经济产业结构不断复杂化,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程序更加繁琐和复杂,各级行政机关职能交叉重叠现象普遍存在,各项工作在开展的过程中缺乏默契的配合,导致我国政府行政管理组织结构缺乏必要的合理性。

2.国家政府在化解突发事件和社会冲突的处理方式上存在不足

在信息社会的发展形势下,国家在文化、经济领域高速发展的条件下,需要国家政府更加综合的行政管理,而且各类突发事件和社会冲突的发生几率也在不断增加。当政府在处置社会冲突事件时,由于政府一些行政管理工作者缺乏必要的工作经验,往往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会导致矛盾的激化。因此,相关政府行政管理工作领导者要做好突发事件和社会冲突的预防工作,全面提升广大行政管理工作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

3.政府面临信息安全方面的监督难题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和信息技术得到了高速的发展,难免会使我国政府在面临大量复杂信息时产生一种犹豫的心理,极有可能会造成在处理工作的过程中出现失误,影响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工作效率和结果。一方面,随着信息社会的不断发展,在实现各类信息全面联接的同时,也涌现了大量的不良信息,势必会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另一方面,民众很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情绪,将会给社会造成必要的严重后果。

三、完善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工作的具体对策

目前,我国政府行政管理工作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相关部门领导应该加紧对广大行政管理工作者的培养工作。

1.提供优质服务,满足社会和公众需求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公众对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需求越来越高,这就需要广大行政管理工作者能够尽最大程度地维护公民的合法权利,使广大公民能够最大限度地获取政府工作信息,有助于社会各界有效利用国家政策,为社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2.维护信息安全,遏制信息滥用

信息安全问题是现代信息社会中的重点研究问题,各类信息在产生、传播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虚假、不良等信息。人们对于信息处理和通信系统的依赖性越来越高,而且某些重要信息在传递的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信息泄露等安全问题。因此,各级政府行政管理工作者需要在工作岗位上各司其职,重视在处理信息的过程中的安全问题,避免发生信息的滥用问题。

四、结语

第7篇

社会管理这个词对我们来讲都不陌生,也没有人对其提出质疑,但当对社会管理的学科归属进行划分时,则发现其存在于多个学科之中,这种现象是不正常的,在多个学科中社会管理的概念的精神气质则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同时这种情况对于学术研究也会带来影响。目前在我国社会治理的具体实践工作中,对于社会管理的边界、实现方式和手段都没有明确的规定,社会管理在实施状况中其内涵和方式都具有不确定性。所以需要来对处于党内文件、政府文件、法律规范和领导讲话中的社会管理概念进行统一,使其具有同质化。但就当前的具体情况来看,在对社会管理概念进行界定时,以行政法最具适合性。因为社会管理实施主体并非是其他系统,以行政系统为最主要的实施主体。所以利用行政法来对社会管理概念进行界定与当前我国行政立法的传统具有较好的符合性。长期以来我国行政法走的都是分散化的道路,在当前我们既没有制定统一的行政实体法,同时也没有一部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在具体实践中我们是针对若干敏感而具体的行政行为来对程序规则进行制定,如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强制法等,这种分散立法的道路与我国当前的国情更为符合。社会管理作为法治中的一个基本现象,通过制定一个典则来对其定义,对其内涵和范围进行阐释具有合理性。

2以行政法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

社会管理在我们国家包含着若干复杂的价值判断,例如在政治学体系中社会管理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就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进行适当的利益平衡。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管理则是要实现国家对社会过程的有效统治、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处理,国家对社会角色的有效分配等。在行政管理学中,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则是强化行政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强化政府行政职能在行政管理中的体现等。也许社会管理的诸种价值判断和理念是可取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社会管理的理念必须回归到法治中来。我们允许学术上有关社会管理理念的多元化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赋予社会管理理念不确定的元素。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行政法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通过提炼和强化使社会管理理念与行政法治理念相融合,使现代行政法治理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理念。

3以行政法重塑社会管理的意识

从概念上来讲,社会管理是一个涵盖内容较大的系统,在某种层次上讲还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其中所包含的事项众多,需要管理的内容比较繁杂。但是对于社会管理的意识来讲,从内涵的角度来讲,却有着与之较大的差别,相对来讲范围较窄。社会管理意识是一种主观上的认知行为,是一种意识领域的执行思维,主要表现在社会公职人员以及行政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认知。社会管理的过程具有公众性,公职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国家所赋予的权利来参与社会管理,但是很多时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破坏了这种和谐,过多的将自己的情感片面的带入工作中,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行为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大大的降低了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社会公众权利实现的职能,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公权对私权压制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以行政法意识构造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用行政法意识来统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法意识中的陈旧部分进行更新甚至创新。这样便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管理意识予以统一。

4以行政法设计和实现社会管理的秩序

第8篇

一、汉初“过秦”思潮下的天人观

汉初高祖刘邦和臣子在探讨秦何以亡、汉何以兴时,虽然没有谈及“天人之际”问题,但在他要求下撰写的一部专论秦亡汉兴的著作《新语》却关注到“天人关系“这个根本问题。《新语》的作者陆贾认为,天地有自然的属性,山川万物都是自然形成的;天地物都是可知的,人在自然面前居于主动地位;人要顺应天地自然之性,利用自然条件进行自己的创造活动。他说:“故在天者可见,在地者可量,在物者可纪,在人者可相。……故知天者仰观天文,知地者俯察地理。……于是先圣乃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图画乾坤,以定人道。”<3)这里并没有什么神意造物之类的宗教臆说。他继承了荀子的自然天道论,认为社会历史变动与自然天道运行法则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他说.?“安危之要,吉凶之符,一出于身;存亡之道,成败之事,一起于善行;尧、舜不易日月而兴,桀、纣不易星辰而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所以,“世衰道失,非天之所为也,乃君国者有以取之也”?。这是一种很理性的思考,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变动根本因素的一种积极回答。东汉时期的思想家王充对此评价很高,他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烕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生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关于秦亡汉兴这一现实剧变,陆贾认为,“秦失其政,诸侯豪杰并起。唯汉王先人关,据咸阳。项羽倍约,自立为西楚霸王,诸侯皆属。可谓至强。然汉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略诸侯,遂诛项羽灭之。五年之间,海内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②此处的“天”似乎有一种历史趋势的意味,这种趋势表现在秦失其政、项羽倍约、汉王起巴蜀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当然,这里亦带有渲染汉代大一统社会的天然优越性这一政治情感在里面,因为这段话是陆贾游说南越王赵佗时说的。“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这是陆贾进一步强调秦失其政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汉初另一重要思想家贾谊,对秦亡作了系统而深人的分析,形成了史论名篇《过秦论》。虽然贾谊没有明确谈及天人关系,但他从秦亡这一历史事实中反省出来的理性认识,实际上也是对“天人之际”的一种回答,即主宰社会历史变动的是人及其所依存的各种历史条件,而不是所谓的神意。这是汉初“过秦”思潮下最为理性的思考。在具体分析与总结秦由兴而亡这一历史变动时,贾谊善于把握关乎历史盛衰的重要因素,如地理条件、民心所向、政策导向、治国理念等。“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④,这是他思考秦何以亡的最终结论,也是影响汉初政治走向的治安之策的思想来源。这种逆取顺守以仁义治国的执政思想和他着重论述的安民关系到国家存亡的看法,都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且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结论。汉初的士人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因为他们都从秦亡汉兴这一基本历史事实出发,以探讨社会治乱兴衰为着眼点,注重历史考察,然后以此为标准来吸收、综合各家思想,其所展现的史家情结,是很浓厚的。这也为之后的史学家对社会历史变动张弛之故的深入探讨,提供了诸多有益启示。清人汪子昌曰:“《过秦》三篇,史家取之,可知深切事势。”

二、“永惟万事之统”下的“究天人之际”

汉初的社会思潮主要是“过秦”,在关于历史变动的探讨中,主要是总结秦何以亡的历史教训,为现实政治提供指导。这对汉初政治影响很大。新的社会需要新的理论来支撑与推动。这个新的社会需要就是论证汉政权的合法性问题,即“宣汉”课题。“过秦”与“宣汉”为汉代的两大时代主题,正如学者所言:“西汉初贾谊著有史论名篇《过秦论》,东汉初王充的名著《论衡》中有《宣汉篇》,他们提出的‘过秦’和‘宣汉’,乃是一代史学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共同关心的课题,是两汉社会时代精神之体现。这两个命题的提出和解决,推动了汉代社会走向强盛,也推动了史学自身取得巨大进步。”①实际上,武帝征诏天下文学贤良对策天人之际,已吹响了 “宣汉”的号角,东汉初年的王充只不过对这一时代主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阐述,同时也糅进了戒汉的内涵。武帝在诏举贤良之对策时明确提出“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目的就是“永惟万事之统”。武帝提出的主要问题就是:“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2^4这一时代命题,史学家、思想家均进行了积极思考,并表现出互有差异的理论争辩态势。西汉儒学大师董仲舒首先对此做出回应,他说:“陛下发德音,下明诏,求天命与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1?他对以往有关天人关系的认识进行了总结与理论构建,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包括:一是对“天”的内涵进行理论化与系统化阐释。在他看来,天是一位有喜怒、司赏罚、有绝对权威的人格至上神。这是他天人相类、天人合一理论的体现,“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④二是君权神授说,即“臣闻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⑤这方面的论述很多,如“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三是天命灾异谴告说,即“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里的“天”执行惩恶奖善的政治功能,从而影响社会历史变动。四是天道改制说,即“顺天志”的历史变动观。他提出:“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若一因前制,修故业,而天有所改,是与继前王而王者无以别。受命之君,天之所大显也。事父者承意,事君者仪志,事天亦然。今天大显巳,物袭所代而率与同,则不显不明,非天志。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天志,而明自显也。”⑧所谓“天志”就是他所言的“天道”。他说:“夫周道衰于幽、厉,非道亡也,幽、厉不繇也。至于宣王,思昔先王之德,兴滞补弊,明文、武之功业,周道粲然复兴,诗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为生贤佐,后世称诵,至今不绝。”?他认为汉以前的改朝换代,都是通过有道伐无道而得以实现的,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所从来久矣”。⑩而道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的仁义礼治,“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由此,他得出一种非常重要的动因说:“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恶危亡,然而政乱国危者甚众,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灭也。"(I)失道乃败亡,得道则兴盛。这就把天命与王道进行了整合,实现了理论上的统一。他立论的根本就是他所说的“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总的来讲,董仲舒的“究天人之际”有三个方面的贡献:第一,他是先秦以来天人关系理论的集大成者,理论形态完备;第二,他的天人观延续了孔子等诸子儒学重人事的终极目的论,“故治乱废兴在于己” ?,只不过他是通过“天”这一神圣媒介来构建王道这一政治运行法则,在中国古代实行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社会中,更具有现实操作性和必要性;第三,他在论证现实政权合法性方面,亦做出了努力,其天人观对此起了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以董仲舒为主创立的天人关系论,虽然在形式上易给人一种神秘感,但在整体上却突出了君主德行、治国理念、政策措施等这些人为因素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作用。我们要把它与占星家所倡导的世俗怪异论相区别。这也是为何班固的思想虽然延续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学说,但并不影响他在史学意义上探讨人事、人谋、历史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的重要作用。西汉末年的经学家刘向对董仲舒的天命灾异观作了发挥,提出“和气致祥,乖气致异?’祥多者其国安,异众者其国危,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o?这就把天人感应灾异思想看作一条普遍的社会运行法则,比董仲舒更为深入。与董仲舒相比,刘向用天意说明或解释了更长久的历史时代和更广泛的历史现象?。不过,他却得出了灾异泛化的消极认识。他提出:“虽有尧、舜之圣,不能化丹朱之子;虽有禹、汤之德,不能训末孙之桀、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因而上疏元帝说:“王者必通三统,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独一姓也。“?在董仲舒的天人观中,虽有天命依德而转的思想,但这并非是他的思想主旨。但到刘向那里,却发生了变化,天命随德转移显然成为他的天命灾异观的重要旨趣,客观上为王莽代汉提供了理论依据,这是他未曾料到的。不过,我们对西汉后期出现的“汉再受命”思潮和“汉家尧后”理论构想,必须注意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刘向等人尽管提出要通三统与天命转移而传国,但他们只是强调帝王个体的转移或传递,即刘姓帝王禅让他姓帝王,并没有要求秦汉大一统下的国家政治体制发生改变,其目的还是为了挽救和巩固大一统的社会秩序与国家制度。这也就是说,天命所移的是宗统,而不是治统。这在客观上对东汉复兴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原始察终”下的“究天人之际”

两汉时期,经董仲舒系统阐述,并由刘向等人进一步发挥而形成的一套系统的天人感应学说,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在思想界曾长期居于重要地位,甚至在某一段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但这种学说总体上是一种形而上论,并夹杂着某些阴阳灾异学家的神意宣扬,严重影响并制约着人们对历史演变的客观认识与把握。作为史学家的司马迁,同样要“究天人之际”,但与董仲舒等人不同的是,司马迁把“究天人之际”作为史学的任务与目标,试图通过“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以实录精神来认识与探究社会历史,对历史变动作出“一家之言”的解释,为人们客观认识历史、把握历史,提供有益启示。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史记》从历史上‘究天人之际’,是跟当时正宗儒学所宣扬的、方士们所粉饰的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说的官学相对立的。” ?对社会上流行的天人感应神秘学说,司马迁持有明确的怀疑态度,特别是对其中裹带的神学迷信思想进行了事实与理论上的批驳。《史记?封禅书》载曰:“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诸儒生疾秦焚《诗》、《书》,诛僇文学,百姓怨其法,天下畔之,皆讹曰:‘始皇上泰山,为暴风雨所击,不得封禅。’ ”司马迁对此提出了质疑:“此岂所谓无其德而用事者邪?”他进而认为:“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对于封禅这一政治诉求,司马迁并未完全否定,但对其中的神学迷信思想持批判态度。《史记?封禅书》又载曰:“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正如刘咸圻所言:“史公非不信有封禅一事,特不足于武帝之求仙耳。……宋人多谓史公以古郊祀礼与方士怪妄之说并载为非,此不知史述源流而以邪正绳之也。”@这抓住了问题的核心与实质。司马迁作《天官书》就是要以当时人们所能掌握的自然科学知识,对以往及当时流行的神意或神秘天人感应说进行系统的剖析和批判,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天人观。《史记?太史公自序》曰:“星气之书,多杂機祥,不经;推其文,考其应,不殊。比集论其行事,验于轨度以次,作《天官书》第五。”司马迁主张天象与人事相通,并不存在所谓的神秘感应,天象运行有自己的法则,人类应关注自身的行为变动。他较理性地总结出天道变化的法则:“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为国者,必贵三五。上下各千岁,然后天人之际续备。”这是司马迁作为天官得出的思考,“是把天人与古今结合为一体,显示出宏观把握历史的理论勇气”③。因此,司马迁要求天官须“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这样天官的职责才算履行,“则天官备矣” C?司马迁对秦亡汉兴这一历史剧变非常关注,“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在考察这一历史变动中,他始终坚持“原始察终”的史学方法,努力从具体历史事实中得出认识。他认同贾谊《过秦论》中对秦兴亡的分析,并在书中各处,尤其是“十二表”中做了集中论述和深人思考。如对秦兴之原因,司马迁的认识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疆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在他看来,德义、兵、地理形势都不是秦兴起而统一天下的最终决定因素,而“天所助”才是关键。至于这个有着丰富内涵但却不可以明确界定的“天”到底指什么,司马迁并没有给予说明。不过这至少说明司马迁较他人对社会历史变动的思考更深一层。历史变动因素是多层次的,“变所从来,亦多故矣”?这是司马迁重要的理论贡献。正是由于司马迁在探究历史变动的原因时,始终坚持自己的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的史学宗旨,所以他充分肯定秦统一天下这个重大历史变化的合理性,“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批评一些人“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的错误认识。对汉兴统一天下原因的认识,司马迁仍从“综其终始”的史学方法着手进行分析。他得出“以德若彼,用力如此,盖一统若斯之难也”?的认识,即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出统一是一个长期的艰难过程。而秦汉之际短短的五年之间,却发生了“号令三嬗”的历史剧变,为什么?难道与他总结出的历史法则相违背吗?到底是什么因素在起决定作用,这是司马迁遇到的新困惑。对比,他作了努力思考,认为秦统一之后所做的一些“禁事”恰恰为汉兴提供了历史条件,“乡秦之禁,適足以资贤者为驱除难耳”,由此他得出“故愤发其所为天下雄,安在无土不王。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的结论。这里出现的“岂非天哉”,与他上面提到的“盖若天所助焉”在理论意义上是一致的,是司马迁在分析了各种变动因素之后做进一步思考的体现。在论证西汉政权的合法性时,司马迁继续坚持历史地看问题,他提出:“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⑤。这就是说,汉兴是符合天下大一统趋势的要求的,并积极转变治国之道,推行王道,休养生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这样才是所谓的“得天统”。由此也可看出,上述所言的“岂非天哉”,并不是讲天命神意决定汉兴。司马迁对秦汉统一天下原因的分析,始终贯穿一条主线:从历史演变过程人手,表现出一种历史客观趋势在社会历史变动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认识。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并不能像班固那样得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的结论,但司马迁所作的分析,为后人提出更为合理而明确的解释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这种提示与启发,未尝不是一种贡献。可以说,董仲舒运用春秋公羊学,结合汉代社会自身的特点,对究天人之际这一命题,作了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司马迁则运用史学方法对此问题作出回答,体现出形而下的历史意识与实录精神。同时,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而成“一家之言”,是其自觉的史学意识和史官责任的双重体现,这在?其对天人关系的思考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他对社会历史变动所作的解释及体现出来的人文特征更为具体。正如学者所言:“道德家、哲学家多先以一固定价值标准去选择历史;而伟大史学家的心灵,则系以历史的自身,为价值的基点,在此一基点上进一步作‘兴坏之端’的探求判断。”⑦东汉史学家班固深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在《汉书》中宣扬君权神授、灾异谴告说,并进一步发挥了刘歆的五德终始相生说,对“汉承务运”作了更丰富的阐释,突出刘氏汉政权在宗法圣统方面的合法性。《汉书?高祖纪》赞曰:“由是推之,汉承亮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与司马迁相比,班固在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上显然要逊色得多,但这在当时的政治实践中却更具有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在整个《汉书》中,班固依然遵循“原始察终”这一史学方法,更为理性地考察了秦亡汉兴的历史变动,有些认识是在司马迁认识基础上的一种深人。班固在《汉书?天文志》中引用了司马迁的论述,“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年大变,三大变一起,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但他去掉了《史记?天官书》中“必贵三五”的神秘色彩,显得更加理性。对汉兴之原因,他明确指出:“镌金石者难为功,摧枯朽者易为力,其势然也”?,这更加接近历史变动有其客观必然性的认识。.荀悦以一个史学家的意识和身份,对天人关系作了系统的总结。他对于探讨历史运行的动因及方式有自觉的认识,即“夫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②,这是他的历史理论总纲,也是《汉纪》史论的主旨。“通于天人之理”就是要继承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这一史学任务,批判地总结以往的天人关系论,提出自己的天人之道。

对于以往的天人关系学说,荀悦进行了总结:“今人见有不移者,因曰人事无所能移;见有可移者,因曰无天命;见天人之殊远者,因曰人事不相干;知神气流通者,人共事而同业”。他进一步指出,无论是天命论者、无天命论者’还是天人相分、天人合一,都是没有通古今、察终始而得出来的表面性结论,“此皆守其一端,而不究终始”③。于是他对天人关系作出了自己的理论思考:“天人三势说”。所谓“天人三势”,即“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而“凡此三势,物无不然”。④无论是性命之理、教化之理,还是天人之道’都概莫能外。这个理论概括至少可以让人们在无所适从的困惑中理出一点头绪。我们可以说荀悦在天人之间左右摇摆,缺乏司马迁那样的敏锐眼光和异端精神,但我们不能说他在天人关系上没有理论建树,不能说他的思考没有社会意义。从理论上讲,荀悦丰富了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为人们进行继续的探讨开辟了广阔的空间。他的理论构架是独树一帜的,显示了古人在历史动因认识方面具有的抽象能力。从实践上看,他的论说对于人们认清自身能力,积极进行历史创造活动是一种徵励,对执政者尤其具有指导意义。

四、“元气物质论”下的“究天人之际”

第9篇

【关键词】:社会时空;意义;时空观

在当今社会,国际间的竞争日趋激烈,社会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世界的突出主题之一。这样,尽最大可能地促进社会发展也就成为各国的目标,而时空观无论是对社会整体的持续发展,还是个人的全面发展都很重要,所以,深入地研究时空观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完全必要的。

一.传统哲学教科书关于时空观理论解读的局限性

传统教科书中时空理论的科学性在于:强调时空与运动的不可分离性,根除了牛顿“绝对时空”观认为时空与运动无关的错误观念;强调时空存在的客观性,否定了康德把时空理解为先天直观形式和马赫把时空理解为整理感觉材料的工具的过分夸大主观性的错误;强调了时空的无限性,否定了黑格尔认为自然界的发展是在空间以内、时间之外的观点和杜林认为世界在时间上是有开端的、在空间上是有界限的时空观。

但是,传统教科书时空理论也存在严重失误:它没有从根本上走出旧哲学从物质和运动出发来阐述时空理论的基本思路。它在强调时空客观实在性时又把时空绝对化、抽象化了。这种与人的活动相分离的、始终是以抽象的物质或抽象自然界作为载体的时空观,必定是超越社会历史的。所以,传统教科书中的时空观是对马克思时空观的误读(或片面理解),它没有从根本上反映马克思的时空理论的全貌和特色。

二.马克思哲学视域中的哲学时空及其特点

社会是高级的物质存在形式,按照的辩证的自然时空理论它当然也具有时空和空间。这乃是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所谓社会时间,是指社会活动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表现为:人类活动存在和活动过程进行的久暂,一活动和另一活动,一活动过程和另一活动过程依次出现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之间间隔的长短。社会发展史就是社会运动和人类活动在时间上的展开和表现。社会时空的特点表现为:1.社会时空是实践着的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形式。2.社会时空具有社会历史性。3.社会时空之间具有可转换性。4.社会时空与分工,阶级,人的发展,自由,价值,革命等一系列社会历史的根本问题相关联,具有价值性的特点。

三.马克思社会时空观的意义

1.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变革是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发生的,他把唯物主义从传统的唯物质形态推进到唯实践的形态,创立了实践的唯物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时空观作为物质存在基本形式的表述也随之转化为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持续和规模的哲学表达。马克思以前的时空观都是本体论思维方式的产物,是适应“解释世界”的需要,为说明世界的终极本原或本体的属性或存在方式而出现的。这种时空观的最突出的特点是它与本体或本原相一致,是彻底脱离人和人的生活实践的,仅仅是对世界终极存在或“世界图式”的一种追寻。马克思彻底扬弃了本体论思维方式,不去追寻世界的终极本原和始基,而是赋予世界以属人性质,使世界向人和人的生活现实回归。从此过去一向与人类实践活动毫不沾边并只用来“解释世界”的时空范畴就转化为人类“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的基本样态。马克思的新时空观不仅使时空与实践相联结,而且赋予时空以主体性和价值选择的功能。正确地处理好实践中的时空适度问题是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新课题,它鲜明地体现了时空观也像全部哲学一样,已离开“解释世界”的静谧王国,而向生活世界回归。

2.现实意义:

社会时空理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有助于我们丰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用社会时空的新视野和新方法去透视人类历史上的一些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2)指导我们的社会发展。社会发展问题是当今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而社会发展又与社会时空问题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发展就是争取时间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在当前依然存在着社会对抗的情况下,时间因素在社会发展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只有抓住时机,掌握关键才能趁势发展。当前我们既面临着机遇也面临着严峻挑战。抓住时机,发展自己,拓展我们的生存空间是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最佳选择。

(3)马克思的社会时空理论是我们正确处理过去,现实,未来是时间的三要素,当然也是历史时间的三要素。这三个要素不可分离。过去由于自身的发展而演变为现实,现实由于自身的矛盾运动又发展到未来。要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就应当把它理解为过去,现实和未来的有机统一。在人们能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不仅过去决定现实,现实也决定过去:不仅过去和现实决定未来,而且未来也决定现实和过去。过去,现实,未来之间呈现为极其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融过去,现实,未来于一体。

(4)充分利用现实条件,努力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终身追求的崇高价值目标,也理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的和归宿。在现实的社会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革,尤其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全社会占主导地位,一直存在于阶级社会中的社会时间内部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的对立与对抗也就愈来愈失去存在的社会基础了,这就有可能为大多数人民群众提供愈来愈多的自由时间,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提供时间上的保证。在当代,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者素质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和发展,人作为生产过程的当事人转变为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节者的趋势也已初现端睨,这样就为人最终退出直接物质生产过程,彻底减轻物质劳动的重压,提供愈来愈多的技术上的保证。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2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7月第1版

[3]王志刚,左振东,浅析社会发展中的时空观[J],黄石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01)

[4]费多益,试论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时空理论[J],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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