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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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独立学院；组织文化；制度化；价值观
当前，独立学院的学生会建设在独立学院的学生发展基础工作中拥有重要地位，针对独立学院学生思想活跃的特点，学生会组织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学生群体能力、思想、认识等基础方面建设的核心。
一、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文化建设的现状分析——以云师大商学院为例
组织文化是指组织在其内外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制度规范和外部形象的总和。组织文化的核心是组织价值观、中心是以人为主体的人本文化、管理方式是以柔性管理为主、主要任务是增强群体凝聚力、组织文化具有稳定性和传承性。随着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结构的日益完善，组织文化建设受到了更多关注。
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会成立于2001年10月，是在学院党委领导、院团委指导下逐步形成的“自我培养，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学生群众组织。每学期开始，学生会都会召集新老委员针对上一年工作、学习和思想动态中出现的相关问题，确定目标和主题，以讨论会的形式商讨组织先进性的发展方向制定学期发展目标；以丰富多样的活动，及时了解新老委员在思想、学习、生活上存在的问题，加强部门间的团结协作、委员间的沟通交流，促使学生会委员形成集体意识，创建商学院学生委员会团队精神；每年第一学期在院内举办“青春飞扬”系列迎新活动，丰富了学生的第二课堂。“走出去，请进来”，主动加强与兄弟院校学生会的学习交流是云南师范大学商学院学生会在文化建设上的主要内容，他们立足商学院特色积极开展到兄弟院校的联谊活动，在形式上不拘一格。
二、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问题及其原因
目前，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组织结构基本成熟，但大部分并重视组织文化建设。对这种组织的“软控制”不重视，只关心活动的开展，导致了委员被动局面的出现。
（一）委员积极性不高，凝聚力低
随着学院规模的扩大，学生会的人数也相应增多，委员中出现了一种你推我靠的现象，甚至出现人手的不足，这与学生会拥有众多委员是不相称的。许多委员都以“有课”、“英语学习”等借口来推脱任务，致使部长的工作难于开展。
（二）委员思想动荡频繁，易受指导老师更替的影响
独立学院的管理体制比较灵活，教师的更替也比较频繁，每当指导老师更替之时，学生会内部思想动荡严重，委员们产生一种不安全的感觉。部长们为自己的处境而担忧，委员为自己是否可以适应新指导老师的工作而烦恼，这样必然会造成工作效率的低下。
（三）学生会委员的自身建设欠佳
独立学院学生会委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了自身的适应能力差和素质的参差不齐。学生会的形象也因此受到了很大程度的损坏，从而形成了学生会在学生中的口碑不一。（四）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问题的本质
组织制度的执行受到了外界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代表组织文化的一些价值观没有得到充分重视，部分制度没有针对组织和委员的特点来制定是独立学院学生会存在的共性问题，要重视组织文化建设，进行管理的制度化是解决当前独立学院学生会出现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三、建设独立学院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对策思考
（一）充分体现制度化功能
制度化的功能体现在以下方面：有助于组织成员的自我教育和管理；有助于管理者规范自己的工作；有助于对组织成员工作的考核与评估；有助于各级部门和个人对自己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自查和自评等。
（二）加强学生会组织文化的制度化建设
1、制定学生会制度的前期准备。学生会制度的制定要体现组织价值观，能够充分调动委员的积极性。要从系统上把握学生会文化的制度化。制度化是学生会文化形成的一个环节，科学地确立学生会委员及管理者的制度意识。
2、科学地制定制度。制定制度首先要从全面修订现有管理制度入手，要以民主程序来制定制度，要循序渐进，要将学生会的长远和短期目标结合起来，必须体现义务、职责、与权利相统一的原则。
3、制度制定后的保证实施。除了制度要制定的科学、公正、严谨外，还要重视学生会的“执行文化”。决策层要大力支持、模范执行，中间层要正确引导、大力推进，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制度化对独立学院学生会的针对性
制度的科学制定有助于塑造独立学院学生会委员的文化素质，引起各个方面力量的关注、支持。合理的制度化可以加速独立学院学生会文化的形成进程。制度化有利于独立学院学生会内部的日常管理和共同信念的形成。
四、结束语
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组织文化建设及制度化管理，能够在充分保障日常工作圆满完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会的自身情况，实现委员的共同价值观。同时在对外形象塑造和自身素质提高方面，都会取得较好的成效，进而使独立学院学生会的管理水平和文化水平得到提高，自身实力得到加强，以至在竞争激烈的时代中永远健康的前进、发展。
参考文献：
一、媒介社会化研究的两条路径和问题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中检索关键词“媒介化社会”，可以搜集到的相关论文达两百多篇。其中，发表于2006年的《媒介融合：粘聚并造就新型的媒介化社会》一文已经被引用两百多次，在学界的影响力可见一斑。这也间接地说明了“媒介化社会”在学界的研究热度。但是这篇论文重点介绍的是互联网所带来的媒介融合浪潮，媒介社会化只是作为媒介融合的一个结果被简单提及，并未对其特征进行详细描述。不过其中关于“媒介人”和“拟态环境”的理论阐释，开拓了媒介化社会研究的理论视野，成为许多后续研究的起点。不过，学界早在2004年举行的“2004中国传播学论坛”上已经把“媒介化社会：现状与趋势”作为论坛主题，积聚了一批颇具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在李双龙、王婷婷对论坛所做的综述中可以看到，在“媒介社会化”这一主题之下，大会研讨的内容涉及到了包括传者、内容、媒介、受众、效果等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12]这也显示了“媒介化社会”这一概念对新闻传播学研究问题的包容性和概括力。国内对于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文章从2006年开始大量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和互联网的发展程度、媒介融合的推进切实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体验。有学者提出社会的媒介化是与大众传媒的发展同步的，只不过“其突破性进展却是在电视普及之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使这一过程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不过一些研究者仍然习惯将媒介视为媒介化社会研究的中心，通过实证调查研究当前我国社会的媒介化程度，即受众的媒介依赖程度、受众对媒体的角色认知等。有的则将研究的中心转移到社会中的特定群体(如少数民族、“农民工”等)身上，从媒体的“赋权”功能分析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权力格局变化。[51有学者从舆论学的角度关注媒介化社会中的舆论表达特点，实际上是阐述网络自媒体的出现所带来舆论生成过程的变化。这些研究大多以媒介建构社会的功能为出发点，遵循行政研究的路径，旨在通过研究媒介建构社会的特点，来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但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仍然以媒介为中心和出发点研究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已经不足以理解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正如有学者提出的，传统想象空间已经不能解释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想更好地理解媒介、理解社会并进而创新和完善社会管理，～个必要的前提就是重新思考媒介的定位。[71应该看到，在社会媒介化的过程当中，媒介自身也在经历着社会化的过程。从传统媒体的中心辐射式大众传播到社会化媒体的病毒裂变式传播，媒体已经不是天然地站在社会信息流通的中心。位置结构的改变也必然要求学术研究范式的转换。同时，也有一些不多的研究在关注社会的媒介化有可能带来诸多弊端。这种研究批判的路径其实也是“媒介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技术的过度发展和对人类的技术控制一直是潜伏于现代社会的深层忧虑。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就描绘了一个统治者依靠大众媒介重写历史、改造语言、清理思想、重构社会的恐怖场景。因此有学者认为，“媒介化社会”的概念“越过了和比较中性的信息化与国家发展的关联，而进入到与柏拉图的‘洞穴寓言’、李普曼的‘伪环境’(即拟态环境)、甚至所谓媒介‘妖魔化’的关联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警醒和反思基础上，有研究者指出在媒介化社会中语境进行媒介素养的研究有了更加显著的意义，即使人们对现代传媒拥有一种批判的能力(即素养)，帮助人们解构媒介的“编码”，避免沦为媒介的奴隶。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经验”的不信任，在逻辑上也必然走向对人类“直接经验”的强调。有学者就认为，“人类只能靠自己与生俱来的沟通本能，去诉说，去倾听，去建立并实施新的关系或交往规则，帮助自己和自己关心的人找回人生在世的立足之地”。[101总的来看，媒介化社会的行政研究路径较为细致地分析了媒介化社会的一些规律和特点，从社会建构、话语抗争、舆论生成等方面揭示了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具体变化，其缺点则在于对媒介社会化的意识形态色彩缺乏必要的警觉，对媒介技术带给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过于乐观，容易陷入媒介控制社会的倾向之中。媒介化社会的批评研究路径对上述问题有着高度的警觉，但如何从此路径进一步增加人们对于媒介化社会的认识和洞见，当前的研究似乎还缺乏有力的回应。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全新的媒介化社会研究路径，它既应该是有经验的支撑、实证的力度，也应该拥有批判的视野、思辨的深度。
二、诸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
不过，让我们暂时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媒介化社会”本身来，因为它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条理解诸多新闻传播学命题和理论的路径。19世纪30年代，大众媒体的出现标志着社会媒介化进程的开始。随着电视这种更加直观化、娱乐化、大众化的媒介的普及，人们对于大众媒介的依赖程度大大地提高了，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也与日俱增。而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繁荣发展，在提供方便快捷的资讯服务的同时，也大大地加重了人们的媒介依赖症。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实质上是媒介不断获得建构现实的能力和权力的过程，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始终是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同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的媒介化是开展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客观对象，而媒介化社会可以看作是众多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厦门大学陈贼如教授在其专著《心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中曾对许多传播学理论作过类似的总结。她认为，如学术前沿“框架”、“议程设置”、“把关人”等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的很多红火的理论都有一个共同的预设，即“媒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有选择地反映。”而“那么多的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选择的)‘标准’。”而在陈教授所未论及的许多新闻学理论的背后，也同样是以社会的媒介化为逻辑起点的。对新闻所作的定义“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已经将新闻的事实属性和建构属藏其中。社会媒介化所带来的现实与镜像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一切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起点，所有的新闻理论无不指向于如何让媒体更好地反映现实。现代媒体以向读者提供信息，帮助读者观察外部世界为基本职能，这也是公众对于大众媒体的最低期待。这种功能和期待也是随着现代新闻业职业伦理的发展而形成的。包括新闻专业主义、精确新闻学、新新闻主义等在内的西方众多关注新闻实践活动的新闻学理论，从根本上都是希望从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观角度出发，探索如何拉近“拟态环境”与真实环境之间的距离。网络媒体的巨大繁荣对新闻传播学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集中表现在新的媒体环境极大地改变了作为逻辑起点的媒介化社会的内涵：大众媒体的传播中心地位被极大地削弱。一方面，媒介化社会作为新闻传播学理论的逻辑起点，仍然有着顽强的学术生命力。例如，以大众媒体为中心的传统研究需要应对网络媒体对媒体建构新闻事实的挑战，研究如何利用网络媒体采写、传播新闻。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不得不放弃原来的中心，跟随着媒介化社会的新内涵，转向更加广阔的传播领域。而这种转向将给我们带来的不仅是丰富的社会实践、大量的研究课题、广阔的学术空间，还有来自理论刨新和研究方法的挑战。现在，我们可以把上一节结束时所希望探寻的全新的研究路径拿来一起思考了。美国传播学者詹姆斯•W•凯瑞曾经说过，“学术上的事往往起点决定终点”。因此，我们探寻新的研究路径，也必须要对研究的逻辑起点(即媒介化社会)进行重新的认识和改造。而凯瑞所带给我们的启示，远不止上面引用的这个判断。他提出的仪式传播理论，对我们完成研究起点的重建有很多启发。
三、凯瑞的传播仪式观
詹姆斯•w•凯瑞在《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中提出了两种不同的传播观，即传播的传递观(atransmissionviewofcommunication)和传播的仪式观(aritualviewofcommu—nication)，开拓了传播学研究的新视野，推动了美国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凯瑞提出的传播的仪式观，或仪式传播理论，来源于杜威对传播的洞见。他提出传播“是人类共处的基础所在”，“由于分享信息的凝聚力在一个有机的系统内循环，社会便成为可能”。他以充满宗教色彩的“仪式”一词来指称人们分享意义、传播共识的行为，并将它所涵盖的范围扩大到了大众媒体的传播活动。人们被邀约进入新闻的阅读仪式或收看仪式，目的就在于通过某种戏剧性的行为改变读者作为旁观者的身份，进而卷入到权力纷争的媒介世界之中，而非仅仅从中获得有用的信息。“传播的起源及最高境界，并不是指智力信息的传递，而是建构并维系一个有秩序、有意义、能够用来支配和容纳人类行为的文化世界。”‘，司詹姆斯•W.凯瑞的仪式传播理论是对人类所有传播活动的整体性反思，远远超越了新闻传播学的传统范畴。但是他对于社会的媒介化过程所引发的深刻变化，却有着非常卓越的洞见和描述。他曾以电报为例阐释了技术的出现对日常观念的影响，包括新闻客观性观念的产生和简约文风的形成、全球时区的划分和标准时间的确定、空间套利模式的衰落和期货交易的出现等。;或许，类似这样的对媒介化社会的研究才符合我们的学术期待，而这就要求我们把整个媒介化社会纳入到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视野之中，而不再仅仅盯着新闻报道做文章。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或许也可以借用文化转向来称呼。
四、对文化转向的思考
文化研究学派是西方新闻传播学界中的重要组成。但因为西方经验主义传播学的巨大影响，国内文化研究学派理论的引介不多，在国内的影响力也比较有限。实证的定量研究把论得非常精致，但也使我们的学术“匠气”十足，缺少思想的灵动;研究的问题具体而微，得出的结论也经得起科学的证实和证伪，但是许多问题的解决既不能拓展我们的认识，也缺乏理论的纵深。倡导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困境，焕发学科发展的新活力。这种倡导，还源自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所带来的传播革命。一方面，网络媒体的出现导致了媒体环境的重新洗牌，大众媒介的中心地位正在日渐丧失，以大众媒体的新闻生产为主要对象的传统研究尽管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但它的中心位置也正在逐渐削弱。另一方面，社会在媒介化的同时，媒介也在朝着社会化方向大步迈进。社会化媒体的出现重新结构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信息途径、思维习惯，重新定义了什么是交往、什么是传播，而新闻传播学目前却一直没能从理论上系统地解答这些问题，只是在某些细节上有所突破。
事实上，一种更加宽广的研究视野正在学界形成。复旦大学李良荣教授提出了‘’小新闻”走向“‘大传播”的学科建设和科研的新取向，既要突破以采写编评、媒介经营管理为主的传统教学与研究，也突破以“受众为重点、效果为目的”的大众传播学领域，走向以互动、沟通为重点，在更广阔的视野中探索信息传播与社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宏观研究。这种设想和提倡，与凯瑞的文化转向也有相似之处，他们都在着力避免“‘传播’把我们引向某个孤立的生存片段”的倾向，试图“把我们引向生活总体方式的研究”。这也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主要内涵。深圳大学丁未教授即将出版的新著(流动的家园:“饮县的哥村”社区传播与身份共同体研究》即是以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湖南依县籍在深圳开出租车司机群体的传播行为所进行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丁未正是《作为文化的传播》一书的译者。
〔关键词〕信息素养；社会文化；现象描述分析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G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4）
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教育学领域，图书馆学领域和商业领域，信息素养已成为热点研究问题，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组织机构开始重视信息素养，在世界各地开展了卓有成效的信息素养研究计划、示范项目及实践。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素养得到了更广泛的发展，逐渐朝着标准化、合作化及网络化等成熟的方向发展。信息素养课程已经被广泛应用，尤其图书馆的相关基础课程在正式的学习环境中仍然更受欢迎，但对绝大多数的信息素养课程和研究，仍将信息素养解释为一种技能和能力。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不同的信息素养研究视角，尤其关注特定情况下使用信息经验的研究正持续增长。
信息素养要能够反映和提高人们在日益广泛、复杂的环境中使用信息进行学习的经验。目前国际上已经出现两个关键的研究路线，分别为现象描述分析学和社会文化理论，它们与传统的以技能和能力为基础的信息素养研究路线形成了对比。在ALJ2000的文章中提出，信息素养没有自己的生命，它与经验化的背景（context）紧密相连的[1]。
笔者在清华同方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以“社会文化”或“实践理论”、“信息素养”以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并未检索到相关文献。以“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作为关键词，以逻辑“与”的关系检索，检索到2篇文献，其中曾庆霞在《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2]一文中，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方法从学生角度分析和描述信息素养，了解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旨在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该文将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应用于课程的计划阶段及课程的内容的改进，并没有涉及如何将该方法用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教学过程的设计。根据文献检索结果，以本文所述两种理论视角进行信息素养教育研究在国内还是很新的课题。
1社会与文化理论
社会文化理论以Schatzki（2002）的场所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信息素养是一种社会文化信息实践，该理论认为使具有信息素养及推进信息素养的实践过程的构建将取决于：实践理解（知道如何进行信息检索等操作）、规则（指出事情做法以及重点的明确规定）和目的性成分（与任务相关首要的目标、应对状态和情感）等[3]。信息素养应被视为存在于其他实践过程中的一种实践，分析单元不应为信息技术，而是发展信息技术场所的社会文化渊源。社会文化理论的理论基础主要有场所本体论与实践论。
1.1理论概述
1.1.1场所本体论（Site ontology）
本体论是人对于世界现实的认知。场所本体论主要观点认为：社会生活是在一定场所（背景或社会领域）中形成的，实践与安排在其中相互交织、存在演进。背景是由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暂时性和目的性特征组成的，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演变与其所产生的背景相联系；社会生活的中心要素是有组织的人类集体活动，而非个人及其思想状态，社会生活由人的活动安排组成，通过行为与目的性统一，这一统一正是实践的特征。
社会文化理论认为信息是“能引发变化的任何变化”[3]，这种变化可以是思想的、社会的或物质的，也可以是三者的组合。如果信息要引发变化，必须从社会生活背景的视角来理解它。知识不是独立于社会领域之外的，而是被实践（包括信息实践）带入特定社会场所，揭示文化和物质的本质关系，即Barad认为的“知识总是出自某处的一种看法”[3]。
1.1.2实践（practice）理论
场所本体论哲学兴趣在于了解社会生活是如何在实践中产生和演进的。实践不是个人产物，而被视为场所产物。信息素养作为一种分散性实践，是某些更广的综合性实践中与信息相关的活动的集合，分散于如学习、教学或办公等一些综合实践中。信息素养实践以其他实践的表现方式被场所中的社会、历史、政治和经济特征所形成，所以不同环境中作为分散性实践的信息素养的表现方式是不同的。
实践理论强调：知识具有相关性，因而需要通过对话、实践或者特定的工具，来构建与获取；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政治的轨迹，形成在时间、空间和背景中；对实践的理解不仅仅要关注内化过程，更要理解具体行为表现的经验性本质[4]。
1.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社会文化理论要求人们考虑背景因素，理解信息素养及其相关活动是如何产生的；使人们探索，发现、理解支持这些活动的安排；使人们对实践安排展开更加广阔的探索，理解它对信息的促进或限制作用。随着关注点从个人转向集体，场所本体论和实践理论有助于发现新的方式，以研究人群、信息与社会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是如何被促进或抑制的。
社会文化理论体现了构建主义理论思路，描述学习被嵌入到社会活动中以及发生在一个学习者与其他人物、物体和事件进行互动的合作环境中。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信息素养的教育，注重在信息素养教学阶段的合作与协商，教学内容的语境化及信息的相互作用。Li Wang（2011）将社会文化理论应用于Auckland大学四年制本科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构建，主要是通过教学前的问卷、访谈，信息素养教学实施与评价阶段对实践经验的总结来实现的[4]。
2现象描述分析学
现象描述分析学研究、观察人们在他们所处的世界中如何学习和学到什么，以探索学习的过程、加强经验的特性。现象描述分析学是以人们对现象所作出的描述（对周围世界的经验）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描述进行研究与分类，进而研究人们在经历现象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实质性差别的各种观念[2]。
2.1理论概述
现象描述分析学主要有以下观点：（1）世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第一层次世界是客观世界；第二层次世界是人类所特有的对第一层次的世界的看法。第一层视角中学习是将特殊主题、已经形成的观念和原则转移至学习者的头脑中，第二层视角中关注于学生如何与他们被教予的内容相联系，如何使用他们已经具有的知识，这个视角中，学习包括学习者与世界关系的经验，反映了人们对学习过程重要方面的解释。（2）人们对同一现象的各种描述可以归结为有限的类型，不同类型的描述之间有质的不同，代表了不同的观念。（3）为了识别观念的描述（现象如何被经验化的、观念化水平）的变化，既要根据描述类型的共同关键特征，又要能根据区别类型的特点（对现象解释的变化）来理解类型。（4）学习的过程、学习的情境与学习的内容这三者与进行学习的人是不能分离的。
现象描述分析学认为经验是人与现象之间的关系。该方法应用于信息素养教育侧重于研究人们对信息利用的经验以及反映该经验的观念。Christine Bruce（1997）最早开始现象描述分析学与信息素养关系的研究，强调以学习的视角对信息素养经验的整体评估，而不是评估与信息检索实践相联系的、可度量的属性与技术。Bruce采用Marton的观点定义学习，“人们现实世界观察、体验、理解、观念化方式的质的改变，而不是人们获取知识量的改变[6]。在Bruce提出“信息素养的七张面孔”模型中，Bruce以教育者的视角探讨信息素养的观念，认为“通过人们经验的各种方式即他们的观念来描述信息素养，通过人的观点学习信息素养，是迈向信息素养的相关视野的第一步”[6]。Bruce的研究引发了信息素养教育实践基础的改变，即从与传统图书馆相关的信息技术的发展与评估转变到信息素养相关模型反映方法的应用[7]。
现象描述分析学中的个人与世界关系体现了内在联系的主客体关系，相关的信息素养模型（见表1）将信息作为客体，揭示了主体（人）与信息内在关系的变化，源于该关系的类型的描述反映了主观对信息的感知和对信息素养经验的理解。
Bruce（2006）等人采用现象描述分析学视角设计了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对主体与信息关系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7]。6个框架分别为：内容框架、能力框架、学会学习框架、个人关联框架、社会影响框架、关系框架。其中内容框架、能力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外在――客观形式，该形式将经验化的信息作为外在环境的一部分；其余框架体现主体和信息之间关系变化是主观――内在形式，该形式信息是可以被学习者理解、思考以及内化的。信息素养的6个观念框架在信息素养的背景下探讨了学习者与信息之间的动态关系，其概念可以应用到任何特定主题场景中。
2.2在信息素养教育中应用
基于现象描述分析学的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开发，应侧重于主体的信息观念化，并建立在由Bruce提出以下原则基础之上：（1）学习是观念的变化；（2）学习有内容和过程；（3）学习是学习者与学习主题之间的一种关系；（4）提升学习就是关于理解学习者的视角[6]。信息素养教学要遵循循序渐进的教学过程，并注重学习者信息的观念化、内化及其同利用的关系，要使学习者的信息素养可转化到学习者的学术、个人的职业生涯的其他部分。
Bruce（2008）提出基于信息的学习（informed learning）概念，突出了现象描述分析学对信息素养教育的价值。Carlos Argüelles（2012）应用现象描述分析学于信息素养教学模式设计，提出了由准备、计划、实施与评价4个阶段构成的护理信息素养教学模式，将信息素养引入护理课程，并关注于信息观念化，而观念化理解则取决于护士信息利用的经验。该模式是一个从新手专家的连续过程，使学生在复杂的方式下有能力使用和理解信息，并将给他们在其工作环境中（学习情境）中提供学术优势，使他们成为终身的学习者[8]。
3总结
综上所述，现象描述分析学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相同点为都重视学习者所处环境在信息素养教学中的作用及学习者使用信息经验研究，两种理论不同点在于：现象描述分析学关注于经验的变化，而社会与文化理论关注于对经验的共建，即人们如何将他们的经验的意义达成一致。
目前在一些国家，源于对信息使用和学习之间关系的兴趣，信息和信息使用的经验已经成为在信息素养研究和实践中重要部分，相关研究说明了通过研究信息经验来获得认知和人们参与信息环境的重要性。信息素养教育者需要继续发展对信息经验的理解、构建其理论框架，来推动信息素养的研究和实践。
参考文献
[1]Bruce Christine S.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reflections on“Information literacy programs and research：An international review by Christine Bruce”.2000[J].The Australian Library Journal，2011，60（4）：334-338.
[2]曾庆霞.现象描述分析学及其在信息素养教育研究中的应用[J].情报理论与实践，2011，34（7）：22-25.
[3]Annemaree Lloyd.Framing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information practice：site ontology and practice theory[J].Journal of Documentation.2010，66（2）：245-258.
[4]Reckwitz，A.Toward a theory of social practices：a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theorizing.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2002，5（2）：243-263.
[5]Li WangAn.information literacy integration model and its appli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J].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2011，39（4）：703-720.
[6]Bruce C.The seven face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Blackwood，Australia：Auslib，1997.
〔关键词〕学位论文；社会化编目；联合编目；外包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2．06．009
〔中图分类号〕G2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6－0036－03
1 问题的提出
500年前，哥伦布通过航海旅行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促进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增加了国家与地区之间的联系与往来。进入21世纪，美国学者托马斯·弗里德曼有一个惊人的发现：世界已经变平了！个人电脑、光缆和工作流程软件使个人和团体能够在全球范围内亲密无间地进行合作，地球上的各个知识中心都统一、整合到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网络中。“人类历史上从来未有这样的时刻：越来越多的人会发现他们能够找到越来越多的合作对象和竞争对手，人们将和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人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将会在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上互相竞争和合作，人们的机会会越来越平等。［1］”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它表明“轴心时代”的文化演进模式已经发生彻底的变化：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其他民族或国家的发展，人们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彼此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在世界变平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在使世界变平的诸因素中，上传、外包、内包、离岸经营、工作流软件、供应链等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人能够回避“平坦的世界”，如果我们不是主动地适应这种改变，我们就会被这种改变所淘汰。
“平坦的世界”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工作要通过合作才能完成，无论是单位内部的合作还是单位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团体的合作还是个人的合作。本文拟就学位论文的社会化编目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学位论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献资源，已成为图书情报机构特别是高校图书馆馆藏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随着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迅猛发展，学位论文的数量与日俱增［2］。如何在有限的人力条件下更好地发挥这批宝贵文献资源的情报价值，借鉴普通图书等编目社会化的成功经验，对其进行社会化编目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
2 编目社会化的缘起和形式
笔者以为，在管理层面编目社会化起源于公共服务社会化。公共服务社会化源于20世纪70年代末，英美等国政府开始推行的“新公共管理”运动。西方各国战后采用凯恩斯主义对经济全面干预，导致政府机构臃肿、效率低下、政策失效，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革命给各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许多管理学者看到私营部门的管理精神、创新意识是卓有成效的，并将之引入到公共部门的管理中来，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节省成本［3］。
图书馆作为公共服务领域和现代信息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处在社会化浪潮的前沿，图书馆业务外包应运而生。业务外包是源于企业的一种经营管理方法，指企业整合利用其外部最优势的专业化资源，以达到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充分发挥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增强企业对环境的迅速应变能力的目的［4］。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业务外包被引入我国图书馆界，一开始主要在高校图书馆应用，其中编目外包是目前应用最广泛、成效较显著的一种。编目外包就是图书馆参照企业外包模式，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通过签约的方式，将编目业务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专业化的编目机构或服务公司代为处理，以克服人员不足、降低运营成本、强化核心业务。
而编目社会化的另一主要形式则是联合编目的出现。在卡片目录时代，图书馆通过集中编目或者合作编目实现批量的数据制作。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部分文献信息机构在技术上已由手工编目成功过渡到计算机编目。同时网络的发展又使得数据的制作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分散式个体编目转变为集中式联合编目，各种书目数据中心蓬勃发展，书目数据制作社会化已成为明显之势，这种趋势最大限度地减少了系统内的重复劳动，使系统内书目数据能充分共享［5］。
3 学位论文编目的现状
为充分了解学位论文授予机构的编目现状，笔者相继对34家高校进行了调研。从结果来看，高校基本上是从1981－1985年开始系统收藏学位论文的。2000年以前，由于学位论文数量不多，只有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等少数高校对学位论文进行了系统编目，大多数高校未正式开展学位论文编目，只是按年代简单分学科上架排列，提供本校读者使用。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2000年后，这些高校陆续开始了对电子版学位论文的收藏，并相继推出学位论文提交系统，进而建立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才开始采用计算机对学位论文进行编目。
在调研的34家高校中，使用MARC格式进行编目的有15家，其余都是通过学位论文提交系统自动生成DC数据提供检索服务。使用MARC编目的高校虽然采用的是CNMARC格式，但是编目标准、详细格式、繁简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分类、主题标引大多由学生个人完成，由关键词替代主题标引，标准化、专指性、一致性尚需进一步完善。但因学位论文较普通图书在著录信息源的选取和著录信息的识别上有着较高的统一性和明确性，学位授予机构普遍规定了学位论文的撰写格式，对诸如题名、作者、导师、学院、专业、学位、研究方向、摘要等的文本皆有统一规定，编目员在著录时不会像面对五花八门的普通图书信息源那样出现因主观判断而导致的著录差异，故学位论文编目要实现标准化和规范化，较图书资源容易，只要制定统一的编目细则即可。
总的来看，学位论文提交系统的广泛应用为学位论文编目提供了便利，DC数据与MARC数据的互转换可以方便实现学位论文部分数据的自动生成，从而为学位论文的编目社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键词]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 科学内涵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8-0040-01
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长期重要任务。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准确理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科学内涵呢?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认识前提,也关系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
一、从性质上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
“文化”一词,在我国古代是“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易经》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的就是通过伦理道德来指导人的行动,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统一。与古代相比,今天我们所讲的“文化”,其意义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目前,文化的定义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比如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文化、饮食文化等,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而狭义的文化则专指精神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等。本文所探讨的文化问题,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与政治、经济相对应的文化建设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狭义的文化。对于什么是“先进文化”,人们在认识上有这样几种误区:一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西方文化,对其趋之若鹜;二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文化趋新,认为什么流行什么就先进;三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儒家文化,厚古薄今;四是有些人把先进文化等同于人们喜欢的文化娱乐活动,认为什么有市场什么就先进。而实际上我们所讲“先进文化”,必须具有“社会主义”属性。从性质上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内涵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是从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等,都要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服务,而不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否则,不论其贴上任何标签,都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苏联搞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放弃了文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导致思想混乱,最终走向了解体。中外历史经验教训证明,在文化宣传上如果污蔑甚至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在文化建设上如果背离社会主义方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就会失去共同的思想准则,就会导致思想混乱和社会动荡。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这是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有力举措。
二、从历史方位上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三个面向”的文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以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文化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范畴,这里的“三个面向”,标明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处的历史方位。“面向现代化”,就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要为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服务,为社会全面现代化服务,同时也要求文化建设自身也要实现现代化。“面向世界”,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要着眼于世界科学文化发展的前沿,具有世界眼光,体现时代精神,在广泛汲取国外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也向世界展示我国文化建设的突出成就。“面向未来”,要求我们的文化建设要向前看,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和未来目标,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在文化领域,可谓种类繁多,光是各种文化的定义就有四百多种,如与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现象有:政治文化、法律文化、行政文化、组织文化、管理文化;科学文化、艺术文化、宗教文化、伦理文化;本土文化、外来文化、海洋文化、流域文化、山地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产业文化、行业文化;社区文化、家庭文化、校园文化、军营文化;媒介文化、广告文化、出版文化;地域文化、节日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建筑文化、旅游文化;休闲文化、影视文化、网络文化;官德文化、艺德文化、师德文化、武德文化等等,而称得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须是站在“三个面向”的历史方位,具有“三个面向”的时代感,否则,不论其多么标榜有文化品味,都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关键词：科学；意识形态；文化；宗教
对科学的理解是当代科学哲学的任务之一，因为真实的科学并不是我们常识中所认识的科学。我们可以直观一朵花是什么，但是科学却不存在一个类似的实体。我们可以把某些物质的、可感知的东西称为科学，如牛顿的手稿、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出版物等等，但这只是科学的某种体现或它理论化形态，我们还不能说这就是科学本身。科学知识只是某种类型的可见形态，理解科学更需要认识科学的社会历史本性。
一、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将科学视为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把科学视为一种历史存在的人类意识，它不同于曼海姆对意识形态的经典定义。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就是因为科学与人类社会历史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与说科学是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相类似。目前，将科学看作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已经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可，①但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特点尚需作出必要的说明。
科学之所以可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看待，首先是因为科学是对现实世界的认识，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意识”。科学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乃至整个的世界观。现代科学的每次重大的统一，都必然伴随着观念上的重大变革。科学本质上是关于自然的认识，是对自然的研究，是关于自然的观念，这是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或精神生活最本质的方面。“科学被专门建立起来，是为了直接地解释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所有现象的本质的、最主要的方面。”②在科学这一意识形态中，对人类认识任务的解决成为首要的使命，而科学知识的取得又是与人类社会的物质关系和生产需要分不开的。科学从最初的对自然秘密的探究到它成为一种理论成果、再转化为改变我们生活的力量，它带给我们生活各方面的深远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从最初对对自然的好奇，到后来逐渐给予我们一种新的自然界的图像，一种我们看待自然界乃至整个世界的观点，以至改变了我们的整个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
科学的发展带来的并不只是具体认识的改变，而且是人对整个世界看法的改变，因此也必然地引起包括宗教思想在内的意识形态的深刻嬗变。从另外一种意义上，科学也会演化出意识形态，科学本身也包含了意识形态的因素。对此，哈贝马斯（J. Habermas）等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作出过深入的研究。但正如宗教中孕育了科学一样，基于科学实践而产生的某种意识形态（如唯科学主义）也是科学的副产品，是属于“科学文化”的范畴。正因为科学的应用可以带来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并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群体之间造成利益上的矛盾，因此对科学的不同态度就会成为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哈贝马斯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他认为，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会产生消极的政治效应。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则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他不像其先辈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职能。③哈贝马斯不把科学技术产生消极的社会作用归结为社会环境，而认为科学产生的消极的社会作用完全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的独特成就就是，它能使社会的自我理解同交往活动的坐标系以及同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的概念相分离，并且能够被科学的模式代替。同样，在目的理性的活动以及相应的行为范畴下，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的既定的自我理解。”④
科学还与其他人类精神创造活动相互依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当代学者伊安·巴伯认为，“科学是一项真正的人类事业，它具有人类从事的其他活动的许多特征。”⑤同人类其他文化形式相类似，科学不但具有实用的、功用的一面，同时它也有超越性、创造性的一面，即可以从科学活动中获得人的自由。首先，从历史来看，科学与宗教、哲学、伦理、文学艺术等处于一种相互渗透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中。从科学知识的萌芽期开始，科学与宗教、神话、寓言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科学的古代形态。即使是在今天，科学与各种不同的知识形态、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作用仍然构成了科学科学知识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动力。爱因斯坦曾经描述过信仰因素在科学探索中的重要作用，说明了宗教与科学在当代构成了一种特殊关系。科学活动是需要信念的，这种信念既包括对科学功能的社会性信念、科学对人类社会的正向价值、科学价值的世俗性的认可，也包括了某种对自然（自然的美、自然的秩序、自然的统一）的惊异和敬畏，这种情感在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宗教性。科学家所体验到的宗教情感，并不必然是对某种宗教教条或宗教神学的认可，因为科学信念首先是以自己的科学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这一切都没有取消科学事业的独立性。科学说明不同于宗教的教条或神学理论，相对于这些文化体系，科学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客观的说明”，这是我们对科学的基本信念。
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处于不同的关系之中，即“自然科学的概念内容没有被归因于某种经济基础：归因于经济基础的仅仅是它们的‘目的’和‘材料’。”“自然科学与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不同于其他知识领域和信仰领域与经济基础的关系”。⑥科学只能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科学与经济基础之间不是直接的“反映”关系，这说明科学与宗教等其他社会意识形态具有质的区别。
二、作为文化的科学
英国学者斯诺（C. Snow）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两种文化的概念，他认为，科学文化（scientific culture）“不仅是智力意义上的文化，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⑦。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代表了一种智力活动及其成果，而且也具备和人类学家视野中的文化现象一样的性质与特征。斯诺提出这样的观点，主要是基于大学里从事人文与自然科学的两种知识分子在文化上 日益严重的隔阂与对立。造成这种文化分裂的原因是深刻而复杂的，有些渊源于社会历史，有的是个人经历所造成的，还有的则是由于不同种类的精神活动本身的内在动力的差异。⑧在斯诺看来，科学是“表征人性的本质和才能”的，“对自然界的好奇心以及对思维的符号系统的运用，这正是最珍贵、最人性的两种人类本性”。⑨也就是说，文化是体现人的“本性”、与人的存在和发展有关的活动和现象，因而科学可以毫无疑义地看作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意识到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家族相似性”。科学之所以表征了人的本质和才能，首先体现在它是一种对待经验的成功方式：科学活动是按照某种程序进行的，它把以前已经完成的东西不断地再合并为一个不断生长的结构，这就是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文化或传统。⑩在斯诺看来，科学文化是累积的、组合的、共意的，它体现着自己的过去，必然要穿越时间而进步；而另一种（人文）的文化则具有另外存在方式，它们是非累积的，是独一无二的，从彼此之间的关系上看不出内在的进步。
科学对人类社会存在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的自然生存条件和社会生存方式，这是科学之为“人的科学”的本质方面。科学本身涉及的层面之广以及科学的影响之深都只能用文化或文明这样的总体性概念来描述。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注重探索和展示社会因素对科学知识的生产、变迁和发展的作用，并从理论上对这种作用加以阐述。英国学者巴里·巴恩斯（B. Barnes）认为，科学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现在它成了文化的一个高度分化的要素。这种文化的变迁具有自身的连贯性、科学的不同分支具有潜在的文化内聚性、在某个特定的时期科学同事群体界定他们认为什么可算作是科学知识的方式，等等。11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消除了科学研究中的本质主义和简单化观念，深入探讨了科学活动所具有的人的内涵和性质。这种倾向与某些研究者把科学看作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具有相通之处。他们注意到了科学的传播和影响过程的确可以从“文化变迁”的角度给予研究和理解，然而不能将科学最后认定为是同某种风俗、民俗完全相同的东西。巴恩斯还认为“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的一种隐喻”，“凭借它便可以把类似文化模式中的有用要素，转变为并重新组织成令人费解的事件的东西。”12总之，科学知识社会学否认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的普遍标准，认为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内容，是由具体的社会群体的有局限的文化规范决定的
英国科学家、哲学家波拉尼（M. Polanyi）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科学的文化内涵，他论述了科学知识是一种“个人知识”。他指出，科学从具体的知识上升到普遍的知识，成为人类的智慧或审美活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一个矛盾重重、曲折艰难的过程：“认知任何一项自然科学知识都少不了认知者在某种程度上内居于研究对象之中的行动，这种亲密的内居行动呈现一个连续的进展过程——这过程恰恰指向被誉为史学独特的研究方法的‘完全内居’（fullest indwelling）。”13自然科学要成为人类内在的知识、普遍的知识，不是依赖于它作为某种结论和实际效用的力量，而且还要依赖于整体的精神演变过程或态势。波兰尼认为，“整个人类感觉世界——智力、道德、艺术、宗教理想——都是被人类生存和成长于其中的文化遗产之构架所激活的。”14如果没有其他文化的制约，科学的发展将人类带向一个“不可预知”的未来。波兰尼认为，在科学上没有纯粹的事实，“科学也不仅仅是事实的集合，它是一套基于自身科学诠释而存在的事实体系”；“只有在一个传统信仰与价值的复杂系统之内，人们才能从事科学研究，并将之代代相传，这就好比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传统是不可或缺的。”15波兰尼通过他的研究揭示了科学研究活动与人类其他活动之间“人类学意义上”的一致性，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科学的文化生成过程与其他文化资源所采用的过程并无重大区别。
在文化视野中，科学事业是向其他文化形式或意识形态开放的。正是由于科学的文化性质，科学可以在不同层面上与宗教文化发生关系，表现出在相容甚至互补，又矛盾甚至冲突的复杂关系。既然宗教与科学都是人类的文化活动，那么二者之间就会必然存在着共同之处，存在着可以对话的通道，存在着互诠的可能性；同时二者之间的比较也显示了它们在思维方式、影响层面、文化性质上，都存在着很大区别。无论如何，科学的作用是历史地形成的，是不会被完全解构的，正如普利高津在《确定性的终结》中说的，断言时间之矢仅仅是现象学的或者是主观的，皆属荒谬。16科学改变的不但是外在的世界，而且是人的精神世界，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改变。在这种意义上，科学可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化。
三、结 语
科学虽然从内容上体现的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但是科学体现的是人的目的和手段，所以科学不是外在于人的绝对存在物，科学不但是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还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因此，科学现象并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前苏联学者拉契科夫（П. Рачков）从三个不同的视角对科学概念进行了界定。第一，首先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的本质联系的一种基本形式，这种认识提供了预见事件的可能性，是人们合理行动的基础。第二，科学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这个体系把科学家组织起来，为认识客观规律和应用这些规律服务。第三，科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的力量，这种力量将科学成果体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中，并且使得因人们的行动符合客观规律而得到发展。17这实际上是从动态的、联系的、系统的角度看待科学的——因为科学与人的社会活动密不可分，纯粹知识形态的科学不可能解释科学活动的实际影响和意义。拉契科夫说明了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力量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联系，从而深刻地说明了科学的社会本性。科学具有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当代科学的发展不但改变了人的思维方式，也意味着当代科学精神发生了重大变化，18这种变化也必然会对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产生深刻的影响，这种关系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将在历史中不断地被超越。
① 参见曾国屏：《当代自然辩证法教程》，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② 拉契科夫：《科学学——问题·结构·基本原理》，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第24页。
③ 参见刘放桐：《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④ 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63页。
⑤ 伊安·巴伯：《科学与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页。
⑥ R. K. 默顿：《科学社会学》（上册），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6-28页。
⑦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9页。
⑧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⑨ 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60页。
⑩ 参见C. P. 斯诺：《两种文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20页。
11 参见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68页。
12 巴里·巴恩斯：《科学知识与社会学理论》，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71－72页。
13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53页。
14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15 迈克尔·波兰尼：《科学、信仰与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190页。
16 伊利亚·普利高津：《确定性的终结——时间、混沌与自然法则》，第3页。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大学英语;“类母语”;课堂环境
一、引言
大学英语的学习目标应该与英语语言文化的学习紧密联系在一起，对此国内诸多外语教育研究者看法颇为一致。如束定芳等（1998）认为扎实的语言基础，较强的语言运用技能和较高的文化素养将最终体现在大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上。这种能力的培养和形成涉及学习者本身的语言知识、认知能力、文化知识、文体知识、其他知识和情感因素。文秋芳（2002）认为大学英语教学目标要求学习者在多元文化环境中，不仅能用英语与他人交流，同时要做“言之有物”和“言之有理”。夏纪梅（2002）认为这种能力的本质是在不同的环境中进行语言的创造与再创造的活动能力。可见语言习得离不开社会文化这个载体。文秋芳（2010）提出要相信人与社会，语言与文化是不可分割的、融为一体的。那么，人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是怎样融为一体的呢？
二、基于社会文化理论的二语习得理论
维果茨基用社会文化理论辩证地解释了学习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思维过程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人由生物决定的心理系统包括记忆、注意等，一旦遇到文化物品、活动就被重新组织成了一个新的、人类所特有的心理系统。这个心理系统是生物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生物因素提供必要的功能，文化因素则使得人类有能力从外部有意识地协调这些功能。因此，外在社会影响并改变人的思维过程，思维过程反过来影响并改变外在社会环境，二者是辩证地结合在一起的。对语言学习而言，社会环境不仅是学习者语言输入的来源，而且是学习者认知能力发展的来源。同时，语言作为人类认知能力发展不可缺少的工具，语言能力的发展与认知能力的发展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人的语言、认知和社会发展都是社会文化构建的，所以学习与发展不仅是认知过程，更是社会过程。与认知理论指导下的语言习得观念不同，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能力的来源既不是语言习得装置，又不是其他机制，而是来源于真实社会环境中语言的使用。由于社会环境具有很强的区域性，语言能力应当反映某一特定社会环境的特征，所以它没有置于学习者的大脑中，而是置于多维的社会环境及学习者接触到的各种话语实践中。并且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不应被视为抽象的形态、句法规则和结构，而应被看成各种社会环境下的话语（speech）。对于二语习得者而言，他们需要体验、吸收、输出目标语社会文化中的新话语。其中，新话语的输出需要在类似母语环境的真实生活中发生，发生在与他人交往与互动中。维果茨基认为与他人交流使得学习者能够获得无论是环境或内在语言机制都不能单独提供的语言知识。然而，学习者并不是一开始就能独立完成交流的，为此他提出了“搭建脚手架”和“最近发展区”这两个概念。交流过程中学习者需要他人协助或自我协助作为脚手架促进“最近发展区”的产生。学习者首先在与他人交互中接触并展现新的语言形式与功能，随后将这些形式与功能内化，使自己能独立使用语言完成交互任务。由于语言能力置于学习者接触的话语实践中，因此习得发生在交互过程中，而不是交互的结果。交互中他人协助或自我协助发挥脚手架作用，帮助学习者完成自己所不能独立完成的任务，即实现一个“最近发展区”的目标，向下一个“最近发展区”前进。就交互形式而言，口头交互是基本手段，以对话式交互最为常见。
三、“类母语”课堂教学环境的构建
1.对二语教师的要求
如何基于社会文化理论构建“类母语”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环境呢？与教师而言，首先要对课堂环境有一个全新的认识。长期以来教师、教材、知识点一直被认为是课堂的三大要素。授课模式基本是教师按照教材上的知识点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授。但当我们从社会文化理论视角看待二语习得时，则需要把课堂看成一个社会文化环境，并在这个环境下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到目标语言文化里；另外，课堂要尽可能反映外在社会文化的现实，我们不能创造一个与外在真实世界不一致的人造环境；第三，在课堂上教师要尽量为每个学生创造属于个人的最近发展区，然后通过对话式交互帮助学生实现各种体裁话语的输出。其次，教师对课堂上的交互要有新的认识。在讲座、教师提问等一些形式的交互中，参与者的权力是不对等的，而Vanlier认为保证对话中参与者权利对等很重要，即每个参与者拥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决定谈什么，谈多久，和谁谈，以及什么时候结束谈话。因此，保证每个学生在对话交互中拥有平等的权利和责任是教师需要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其二，交互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如协作式对话、知识构建型对话等。日常对话通常具有区域性、未计划性和后果不确定性等特征。因为这些特征，VanLier（1996）指出课堂上的对话交互不能局限于和教师之间的协作型对话，还应包括和实际发展水平相当的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并且能力相当的学习者之间的交互更为有效。其三，教师要避免对交互结果进行刻意的引导，接纳并鼓励对同一问题的多种理解。另外，教师还要充分利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帮助他们学习。最近发展区不仅指社会支持，还是关于意义的社会协商的场地。因此，最近发展区是认知发生变化的地方。课堂是教师和学生可以表达相互理解的场所。既然有着不同目标、资源的人互动时，认知会发生变化，那么二语教师就可以大胆地创造各种互动的可能，理解的不同正好为新知识的构建提供机会。二语教师要尽可能多地创造互动活动让学生实践，学生的母语背景和二语能力都不尽相同，正是这种差异让学生获得对同一现实的不同理解，而这才是社会的真实状况。最后，教师要尽可能地对每个学生的学习过程全面记录，定期分析记录内容，然后再反馈给学生，协助学生寻找个性化的语言能力发展独特性。
2.对学生的要求
对于语言习得主体学生来说，课堂是他们对二语社会性使用的主要场所。他们要利用好各种形式的协助实现话语的输出。首先，教师的教学话语属于他人协助中的专家协助。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话语不仅是可理解性输入，本质上更是他们进行协助的社会表现，在师生交互中构建，进而影响学生的学习。为了使学生有机会亲身体验语言在课堂之外的使用方式，将语言学习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化，教师需要减少独白式话语的使用，利用交互式话语创造丰富多样的、类似真实生活的语用环境。其次，学生之间的协助属于他人协助中的同伴协助，起到互为脚手架的作用，帮助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状况，有助于培养表达的流利性。另外，还有与他人协助相对应的自我协助，语言学习中自我协助与他人协助同样重要。学生通过心理排练等自我语言协助新的语言形式从心理间向心理内层面转化，从而掌握新的语言形式。除了利用好各种形式的协助外，学生的另一项任务是自我记录，对自己的学习过程详细记录并配以相关音频视频录制材料，然后结合教师记录，探寻自己的语言发展特性。
四、结语
教师和学生首先要充分认识文化在语言习得中的重要作用，然后尽可能地在课堂上创造类似母语交流的真实情景。以此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帮助他们逐步成为目标语言文化的积极参与者。
参考文献：
［1］MarysiaJohnson.APhilosophyofSecondLanguageAcquisition［M］.NewHaven&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04.
［2］VanLier，L.InteractioninLanguageCurriculum:Awareness，Autonomy，andAuthenticity［M］.Harlow:Long-manPress，1996.
关键词：社会文化理论 初中语文教学 小组互动
在目前的初中语文教学中，作为教学实施关键性环节的小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教学的有效展开。大多的小组互动中，虽有小组的形式，但缺乏生生之间的有机合作，部分学生往往在交流中掌控着话语霸权，而另一部分学生则成为了听众和陪衬。另一方面，生生之间缺乏思维碰撞的对话过程以及自我的反思过程，许多小组互动在表面看起来轰轰烈烈，可一节课下来，却发现学生什么也没学到，更别谈个人认知的发展。基于此，探析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小组互动的内涵，进而提出促进初中语文教学中小组互动的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社会文化理论：社会共享活动向内化过程的迁移
维果斯基是社会文化理论的代表人物。社会文化理论不是关于人类生存的社会层面或文化层面的理论，而是关于人类认知发展的理论。社会文化理论把语言习得看做是将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1]语言发展产生于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中学习者积极建构意义，并通过该过程获得发展。可以说，发展即是“社会共享活动向内化过程的迁移。”
维果斯基认为，所有的人类活动都是在文化背景中发生的，人的发展离不开人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对维果斯基而言，认知的发展过程不是儿童独自完成的，而是在和外界环境的不断接触中完成的。从本质上讲，知识的习得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是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透过经验分享和价值协商后达成的一种共识。同时，维果斯基强调个人所拥有的主观知识不是传递和复制来的，而是个体在自身经验的基础上主动建构知识的。不管是个人本身拥有的主观知识还是在沟通、分享、并对他人的观点检验、评判后形成的新知识都是个人内化的表现，整个过程都要求个人主动发挥自己的建构能力。由此，维果斯基指出，儿童与他人之间的交互是认知发展的基础，称为“智力之间的活动”;儿童对双方之间的交互，协商，争论的过程进行内化，称为“智力之内的活动”，学习就是智力之间和智力之内的活动的结合。[2]
二、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小组互动学习的内涵
（一）小组互动的目的在于促进认知发展
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小组互动的核心目标是促进认知发展。即，小组成员的互动不是传递预设答案的过程，而是在相互沟通和理解中促进新知识的生成。维果斯基认为，教学就是要立足于学习者的现有水平，促进未来发展。个人认知发展的过程可归纳为下图：
从上图可以看出，个人认知的发展经历了他人提供支架式帮助，个人通过有意记忆脱离帮助，内化为无意识的行为这三个阶段，是一个无限递归循环的过程。在小组互动中，小组成员通过外化的同伴交往活动及个体内化的过程来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知，最终达到促进个体认知能力的不断发展的目的。因此，课堂上的小组互动绝不是看起来气氛热烈，学生滔滔不绝却一无所获，而是要了解认知发展的过程并能真正促进学生的发展。
（二）小组互动过程的有机合作性
社会文化理论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是最近发展区。该理论认为，学习者的问题解决能力不仅在作为成人的教师和一定的专家指导下，而且在有更高能力的伙伴存在的场合，能够提升到更高的发展水准。[3]维果斯基详细解释了“更高能力的同伴（more capable peers）”，他指出，不需要每位小组成员在所有方面都表现到最好，因为大部分的活动都包括一系列的任务，某一成员在他擅长的部分可以给予他人帮助，同时在其他不擅长的部分也能得到他人的帮助。即使同伴之间的能力相当，但一个小组集合了所有成员的个人贡献要比独自一人更能建构一个解决方案。
小组互动过程的有机合作也意味着每个成员集体责任感与合作精神的培养。这里学习不是“个人自扫门前雪”的个人活动，学生不再是学习中的“单干户”，相反，每个人对自己负责，也对他人和集体负责，达到利益相关、彼此共赢的格局。在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网中，学生既能形成正确的自我认知，又能欣赏同伴，关心他人，彼此自尊自重，互信互爱，获得思想上的成长和精神上的满足。
（三）小组互动过程的对话性
课堂教学归根结底是一种“以对话为媒介的交互作用的文化实践活动”，知识是随着对话的继续而被不停地生产出来的东西。[4]对话的过程存在着大量的讨论行为，学生总是在分享和交流所需的资源和信息，总是在提供有效的反馈和帮助。
在小组互动中，由于每个学生的背景知识、认知结构都不尽相同，在与同一信息相遇时，就会产生不同层次的理解和各有特点的反馈。通过小组交流，又唤起了他人不同的或相似的观点和见解，或是责问，或是补充，或是质疑，或是批判，从而对某一问题产生了更高质量的理解。当然，这一理解并不一定要最好、最正确，重要的是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小组成员通过智慧的碰撞、思想的交通衍生出大量的协商，以及为克服表达上或是内容理解上的障碍而做出的会话性调整。正是这种同伴之间的对话引导着互动过程不断深入，实现了知识的分享和情感的共融。长此以往，学生就会逐渐摆脱原有认知的局限性，超越自我的能力水平，思维得到发展。
（四）小组互动的反思性
维果斯基的社会文化理论的独特之处在于同时考虑社会活动与内化过程并将两者联系起来，使之相互促进。因此，课堂上的小组互动不仅包括学生间的讨论、交流，也包括学生观察、感受和倾听他人解决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并加以模仿、内化和应用的过程。将学生机械的分组，简单的组内交流不一定会对学生产生真正的影响，也不一定会达到最好的学习效果。所以，要让学生的行为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反思能力。
反思是指在小组互动中，生生之间不断的内化彼此的观点，吸取他人解决问题的经验策略，再与自己原有的知识和经验进行对比，发现认知冲突，扩展和修正认知结构，从而形成对事物更高层次的理解。小组互动中，生生进行反思的主要手段是对比。对比不是一个孤立的，静态的教学阶段，它总是内隐于生生的对话、协商、感知和领悟之间，正是在不断讨论和探究中，实现着反思的过程。反思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生生在智慧的碰撞中发现自己思维的局限并改进的过程。
三、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初中语文小组互动式教学的策略
（一）营造一种促进平等、合作与探究的心理和空间环境
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教学就是要创建一个致力于关心、合作、对话、意义生成的课堂学习共同体。[5]在初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为学生提供一个平等、合作的心理环境。小组成员之间没有地位高低之分，任何一方的观点都不是绝对的权威，每个人都有机会独立思考并畅所欲言。同时，教师在面对学生的不同声音时，不能以自己预设的答案来判断学生的回答正确与否，而要抱有一种尊重、民主的心态，认真倾听和反思，鼓励学生勇敢表达。此外，语文课堂应该充满对学生具有挑战性的各种真实的探究机会。学生可按照自己的节奏，结合自己的经历，自我调控地去发展。只有当学生们真正享有解决问题的自时，小组互动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营造出平等、民主的氛围。
小组互动是在一定的空间环境下进行的，教学场景的布置应体现合作与创新。在分组方面，根据学生的性别、性格、学习态度、动手能力等智力与非智力因素划分为互补性的小组，每组4-5人。教师可对小组内成员分配角色，如，汇报员、记录员、监督员、检查员、组织员等。在座位设计上，尽量为“田字格”形结构，这样有利于生生、师生之间通过手势动作、面部表情来进行互动。
（二）创设开放性问题，开展任务型学习
任务最主要的是关注意义，关注学生如何表达想法，传递想法。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应选择学生感兴趣、有话说的话题，并围绕这一话题设计一个完整的任务链，任务之间由易到难，逐步推进。如教师在教授李白的《行路难》一诗时，可以设计以下三个任务来帮助学生理解。第一：“你心中的李白”。这个任务学生主要通过了解李白的生平以及回忆学过的李白的诗来谈谈自己的感受。第二：“走进李白”。 读文是为了阅人，那么在这首诗中你看到了一个怎样的李白。可以从文章的主旨以及字词句理解的角度来谈，如“冰塞川”象征着作者面对的艰难险阻，“拔剑四顾”暗示了作者不甘消沉，奋勇直前，“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又唱出了作者充满信心与展望的强音。第三：“李白与我”。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怎样的志向？我要从诗人身上汲取怎样的品质？摆脱了传统的诗歌教学仅停留在背诵，字词翻译等知识层面上，这节课上的非常成功，人人都置身并享受完成任务的过程，兴趣浓厚，情感充沛，你来我往，讨论热烈。
此外，在任务的完成中，教师也要多提富有开放性及探究性的问题，以便引发学生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合作。如，和李白经历相似人物，你还知道哪些？他们有着怎样的经历？这类开放性的问题答案是不唯一的，不唯一性使得不同观点的学生在思想的交锋中来展示各种观点并最终达成共识。当然，相对结果来说，更重要的是智慧碰撞的过程，既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了和思维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交际能力。
（三）设计开放性和探究性的问题
语文课堂中教师要多提开放性及探究性的问题，以便让学生进行发散思维，引发生生之间展开积极的交流与合作。如，在教汪曾祺先生的《胡同文化》时，教师可以提问“老北京胡同有什么特点？”进而思考：“老北京与其他文化名城有什么区别？”要回答这一问题，学生就需查阅资料，了解我国的文化名城，进行比较，进而深入讨论。又如，在教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时，小说中的阿Q以丑为荣，盲目自大，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但在现实生活中，精神胜利法造就了人们积极宽容的处世心态，面对困境时要多考虑积极的一面，忽略消极的一面，请同学们就精神胜利法谈谈自己的看法。像这种开放性和探究性的问题答案是不唯一的，不唯一性使得不同观点的学生在思想的交锋中来展示各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当然，相对结果来说，更重要的是智慧碰撞的过程，既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又能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交际能力。
（四）采取促进学生合作与发展的评价方式
语文新课程标准的核心理念是“关注人的发展”。这就决定了在语文课堂中，评价不仅局限于学生可以量化的知识，还应把态度、情感，合作意识，反思能力等作为评价的内容。
课堂测试是一种最普遍的评价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课堂测试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个人提高分以及个人在小组中的得分。以提高分作为对学生评价的依据，改变了以往那种为了个人名次而争输赢的模式，使学生清楚的认识到，不论以往成绩如何，在一个学习共同体中，只要不断努力，力争超越自己就能不断进步，就能为小组做出相应贡献。这样，学生的自尊心、学习态度、合作意识也会相应的发展。
描述性评价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评价方式。与传统的评课方式相比，描述性评价尊重每一位学生的差异性与独特性，仅仅如实的描述现象，如学生的参与程度，互动状况，是否有创新的观点等。每一位学生都能通过其他小组成员或老师所提供的信息描述来调整自己的学习状态和学习策略。用描述性评价来构建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同时促进自身积极反思，将是促进学生合作与发展的重要法宝。
注释：
[1]高瑛：《认知与社会文化理论视域下的课堂互动话语研究述评》，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09年，第4期。
[2][5]Wells：Dialogic Inquiry：Toward a Sociocultural Practice and Theory of Education，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10.
【Key words】parker sociological theory； The central plains martial arts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research
引言
中原武术文化隶属于中原文化，是七大武术文化中的一枝独秀，中原文化与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南文化、岭南文化，三晋文化、燕赵文化、京派文化并驾齐驱，中原武术文化以太极拳系和少林拳系为主导，以中原文化为载体，其衣钵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依托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为实现手段，目的在于弘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继承中原武术文化的优秀传统，发展以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为两个中心，以“走出河南”、“遍布全国”、“发展国际化道路”为基本点，以坚持挖掘中原优秀武术文化、坚持重视少数民族传统武术发展、坚持落实大武术观思想、坚持打破武术门户壁垒，走和谐、统一、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中原武术文化道路，意在完善中国武术文化的内涵与深蕴，促进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健康发展，扫除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道路上的阻碍与弊端，吸收风格迥异的武术文化，形成独一无二、匠心独运的发展新途径，提升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竞争力，健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的新路子，这就需要结合新的社会学理论来丰富中原武术文化的实践。
1帕克社会学理论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之一的RobertEzraPark（1864～1944），曾依据社会成员行为上相互作用的方式，将社会的发展阶段分为四个递进的部分：“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节阶段、同化阶段。〔1〕”RobertEzraPark文明于二十世纪初兴起的芝加哥学派，该学派主要由芝加哥大学的E?伯吉斯（ErnestBurgess）、R?E?帕克（RobertEzraPark）以及其他城市社会学家所组创，这一时期美国面临着经济危机，国际地位空前下降，面对“内忧外患”的窘迫经济，芝加哥学派创始人著名社会学研究家帕克等提出：社会经济的发展面临着四个发展阶段，因此，社会的发展亦如此。
2 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
中原武术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一颗璀璨珠宝，以技击性为其本质，囊括武术中的气功、养生、导引、拳械等，彰显中国文化的无限魅力，引诱武术爱好者的无限遐想，推动研究者们的跨文化研究。以社会学家帕克的社会发展理论为主，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亦经历百家争鸣的竞争阶段，矛盾显现的冲突阶段，温文尔雅的调解阶段，稳步前进的同化阶段。黑格尔哲学是这样阐述这一过程的：“自然、社会、精神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变化发展是有阶段性的，但总体趋势是向前不断发展着的，处在不断运动之中，这一运动的动力就是矛盾。〔2〕”这一量变产生质变的过程符合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观点。
2.1 竞争阶段
所谓“竞争”：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竞”是争逐，比赛。源自屈原《离骚》：“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商君书?错法》：“功赏明，则民竞于功。〔3〕”
“争”是争夺，竞争。《韩非子?说林下》：“争肥饶之地。”《史记?高祖本纪》：“上问左右，左右欲击之。〔3〕496”竞争即是个体或群体争逐胜利或者比赛战胜对方的心理需要和行为活动。哲学家大卫?休谟曾语：“高尚的竞争是一切卓越才能的源泉。”对于中原武术文化而言，其核心竞争力在于登封的少林拳系和焦作的太极拳系，相对于其他六大拳系，其虽表现出绝对性的优势，但由于起源于道教圣地武当山的武当武术文化，形成以太极、阴阳、五行、八卦为技法原理，同时配合吐纳、呼吸形成独具特色的养生文化健身术，武当的武术文化曾远赴海外进行汇演，颇具竞争力，可与中原武术文化一争高下；此外，发源于峨眉山的巴蜀武术文化，起源于战国，形成于宋朝，亦称峨眉武术，依托峨眉生态养生健身文化，广纳儒、道、佛等宗教文化新理念，兼具民俗、民风、地理环境，呈现出匠心独运、内外兼修的峨眉武术特色，亦欲中原武术文化争芳斗艳；形成于清末的形意拳系，技击原则上讲究先发制人，主动进攻，硬打硬进，适合于实战，传播较快，曾衍化出心意六合拳，以河北沧州武术文化为载体，依托当地武术文化资源，形成形意拳系，其竞争力不可小视；依托开拓务实、内外兼修、刚烈勇猛的岭南文化形成的南拳拳系，亦是七大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南拳以广东、福建为中心，结合当地丘陵多、盆地少、平原地带稀缺的地理资源，以技击为主要特点和原则，创新与传统相结合，既不背离传统武术技击的本质，又外加新的元素充实，使得南拳形成具有当地地理特色的南拳武术文化；以东、西、南、北、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八个地理方向命名的八卦拳系，实乃是八卦掌为主要拳法，行拳时要摆扣步走圆形，拳路表现为直线来回往复，动作简单，招式简朴，短小紧凑，刚猛有劲，注重太极、八卦原理，手眼身法步，精神气力功，风格独特，内容充实。综上所述，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竞争力空间广泛，其竞争力的提高是需要过程的。
2.2冲突阶段
随着国内传统文化的发展，武术文化也受到了冲击，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冲突阶段在所难免，所谓冲突”：“冲”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向，对着。源于《山海经?海外北经》：“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3〕50”“突”意义为急速地向前或向外冲。源自于《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驰突火出。”《三国志?吴书?吴主传》：“知有科禁，公敢干突。〔3〕384”冲突即是以打败对方为主要目的的直接的激烈交锋，中原武术文化的冲突包含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以七大拳系文化为发展标准，中原武术文化的核心内涵就是少林与太极，中原武术文化登上中国传统文化的龙椅宝座，成为国门对外开放的一面旗帜，面临的困难重重，这就包括对其他六大拳系武术文化的竞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例如，面对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相关文件通知，全国各地争相建设自家武术文化，刮起传统武术节的举办，如雨后春笋一般，旨在加强人们对本地代表武术文化的信仰与认同感，提升本地武术文化的知名度，这对中原武术文化的冲击是不可度量的，窘境的出现，中原武术文化开始与异型文化相冲突，问题暴露甚多。另一方面，以中原武术文化为主体，从整体而论，传承的速度落后于发展的速度，导致传统的中原武术开始流失，继承者青黄不接，导致门派难以为继，从部分着眼，中原武术中的个别拳种随着习练人群的减少而消亡，生命殆尽。比如，原属于中原地区的查拳、梅花拳等拳种，因区域习练人口的减少，外加人口流动性较多，武术传承人开始消失，这带来的后果就是这一部分武术文化未得以保留；然而，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门户派别之见，使得各个派系来往较少，龙争虎斗相对较多，门派自家规矩的束缚和羁绊，外加派系之间的不和谐，加速了少数门派的瓦解，流失了宝贵的中原武术文化资源，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面临着改革，推动中原武术站在了变革的风口浪尖，如何去挽救和挖掘指间遗失的中原武术文化，弥补中原武术文化这一宝库，成为了摆在中原武术文化发展炙手可热的瓶颈。
2.3调解阶段
面对中原武术文化在社会上发展的冲突阶段，如何调节自身的武术文化资源，发挥自己的优势，是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和重点。“调解”：“调”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协调、调和，源自于《史记?历书》：“阴阳调，风雨节。”《汉书?食货志下》：“以调盈虚。〔3〕82”“解”意为调解、排解、和解。源自于《战国策?赵策三》：“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史记?项羽本纪》：“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3〕187”调解一词即为协调、调和，统一规划稳定的发展环境。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需要官方组织的宏观调控和民间组织的自救，围绕这一基本任务，官方和民间在这一阶段举行合作对话，手拉手共同协作，挖掘中原武术优秀文化资源，健全和完善发展武术文化资源的宝贵途径，在1985年的全国武术挖掘整理活动中，河南省挖整组积极配合响应国家口号，整理发掘优秀拳种资源178种之多，丰富了中原武术文化资源，随着全国武术整理接近尾声，河南省挖整组于1990年继续贯彻落实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的精神，承办少林国际武术节，举办太极武术锦标赛，这一举措使得中原武术文化内容变得多姿多彩，在中国武术文化中重新站稳了脚跟。在坊间，民间武术组织的成立、社会组织团体的成立、武术学院的兴办思潮均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再续了香火，挽救了像苌家拳类似的武技，武术学院的兴办以及高校中武术专业的设立，为中原武术的发展提供了后备资源，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可持续、健康提供了契机，特别是社会组织团体的依法成立，使得武术这一民间“俗”文化确立了合法地位，明确了新的标准，走上大雅之堂，迈进官方的视野，正如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太极拳表演赛的巧妙开赛，为武术走出国门，传播四大洋、五大洲奠定基础，中国优秀的武术文化太极发源于中原武术文化，也不失时机迈向武术成功的殿堂，经历着异样文化的洗礼，促进了自身武术文化的建设，夯实了中原武术文化建设基础，然而，这仅仅是九牛一毛，是微不足道的，在中原武术文化的开发建设中，拥有认可异国他乡文化的认知思维，这是发展自身优势必不可少的利器。
2.4同化阶段
中原武术文化资源的官方“无形之手”和民间“有形之手”的完美结合，有效促进中原武术文化的自身建设，为中原武术文化的远播提供充足的驱动力，仅有驱动力这只机翼是很容易夭折的，创新这一机翼的迫切需要则是刻不容缓。中原武术文化进入同化阶段，所谓“同化”：“同”根据古汉语常用字字典第四版解释为相同，一样。源自于《论语?卫灵公》：“道不同，不相为谋。”《商君书?开塞》：“有法不胜其乱，与无法同。〔3〕383”“化”即是变化、改变。源自于《庄子?逍遥游》：“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韩非子?五蠹》：“钻燧取火以化腥臊。〔3〕152”同化即是事物双方共同做出改变，朝着实物美好的一方面不断发展前进。著名哲学家皮亚杰的“同化”理论就是对这一阶段完美的诠释，他认为：“同化即是对事物双方所获得现有信息进行交换，前提是毫无保留，并认知现有的思维模式，对其进行创新以达到互利，促进双方共同发展。〔4〕”自1840年以来，船坚炮利的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使得沉睡的中国有机会开眼看世界，增加了中西文化得以碰撞、交流的机会，“土洋”体育之争更是淋漓尽致彰显中西文化之差异，民国初期，政府派出一支运动团去参加奥林匹克盛会，但由于中西文化等差异，中国运动队仅作为演出形式，汇演了中原武术文化中的太极拳，获得一致好评，这说明中原武术文化拥有走向世界大舞台的机会，但遗憾的是仍然需要吸收西方“竞争力”为主的文化；发展中国传统“中庸”文化，借鉴于此，中原武术文化在走向世界、走出国门的道路上，需要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和谐统一”、“刚健自强”等精神，吸收西方充满探索的人文主义精神，充实中原武术文化的内涵，创新中原武术文化发展途径，做到皮亚杰所陈述的“同化”要求，这样才能赋予中原武术文化新生机、新生命，为中原武术文化的台阶式发展夯实基础，这就需要丰富少林与太极发展的新路途，充实其技击内涵，完善品牌效应，做到“中西结合”、“两架文化”马车并驾齐驱，借西方文化外衣，推动中原武术文化的新发展。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
3.1.1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历经竞争阶段、冲突阶段、调解阶段、同化阶段，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是有所区分的，这就需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对待。
3.1.2中原武术文化的发展所面临的每一阶段的任务不尽相同，出现的弊端也不一样，这就需要重视处理好发展和建设这一矛盾的关系。
3.2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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