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税收入管理论文

时间：2023-03-23 15: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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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税收入管理论文

第1篇

论文关键词：递延纳税，筹划，策略

企业作为纳税主体，为实现税后利润的最大化，总是希望尽可能减轻税负。目前，企业更多的做法是尽量减少税款的绝对额，却往往忽视由于递延纳税而产生的税款的货币时间价值。如果能推迟纳税，那么“节省”下来的税款如再用于投资则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相对提高了企业的资金利用率。因此，递延纳税应该是企业追求的仅次于节税的又一重要筹划目标。

1递延纳税筹划的概述

1.1递延纳税筹划的概念

递延纳税筹划是指根据税法中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和期限，结合企业实际销售业务发生的特点，通过一系列的方法，实现延期缴纳税款的筹划。

1.2递延纳税筹划的意义

（1）有利于企业减少筹资成本

当企业需要运营资金的时候，虽然可以通过融资解决，但是任何融资形式都是有成本的，都需要支付一定的融资利息。由于递延纳税是在合法的前提下实现的，因此无须受到任何惩罚，递延纳税等于是向国家获得一笔无息贷款，减少了融资成本。

（2）有利于企业抓住投资机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之间竞争非常激烈，好的投资机会可能稍纵即逝，只有适时地把握住投资机会的企业，才能够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财务管理论文，当机会来临的时候，如果缺乏投资资金，就只能眼看着机会溜走。尽管可以通过融资来解决，而任何的融资方式又都需要一定的周期，机会却不等人。这种情况下，递延纳税有利于解决企业资金紧张的问题。

（3）有利于解决企业资金周转的需要

任何企业保持通畅的现金流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确保企业周转资金充裕。如果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企业就难以为继，加大经营风险。若是能够实现递延纳税，就可以解决或缓解企业资金周转方面的燃眉之急。

2.递延纳税筹划策略

2．1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相关规定

不同的结算方式与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具有直接的关系。企业的结算方式主要有直接收款、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赊销、分期收款、预收货款等方式。上述方式中，税法对其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规定不同。采取直接收款方式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销售额或取得索取销售额的凭据，并将提货单交给买方的当天；采取托收承付和委托银行收款方式，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发出货物并办妥托收手续的当天；采取赊销和分期付款的方式，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按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当天；采取预收货款方式，为货物发出的当天；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为收到代销单位销售的代销清单的当天。

2．2 巧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从上述规定中可以看出，不同的销售方式企业的计税时间也不同。因此，合理和巧妙的运用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可以达到为企业节税的目的。那么，如何选择有利结算方式来推迟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呢？其实筹划应从订立合同的环节开始。

在实际中，企业签订的销售合同大多是统一格式、统一摘要在账面上提取税金。借记：应收账款等；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及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但在实际中，企业往往不是在发出货物的同时就收取全部货款，那么，如果企业与对方企业签订的是“赊销合同或分期收款发出商品销售合同”，并在合同中明确标注具体还款日期，那么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就是双方合同约定的时间了。也就是说，什么时候缴税的主动权是掌握在企业自己手里的，合同怎样约定，税就什么时间计提。发出商品时，会计根据合同收款约定日期记账时，借记：分期收款发出商品或发出商品；贷记：库存商品，并将销售额及销项税记入备查簿。同时，借记：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等；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及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企业在实际工作中，收款时间可能未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去履行。假如提前收到货款，按照税法规定，应提前确立销售计税。假如拖后收取货款，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收款时间确立销售计税。

如果企业的产品销售对象是商业企业，也可以与对方企业签订“代销合同”。委托其他纳税人代销货物。企业根据其实际收到的代销清单分期计算销项税额，从而延缓纳税。设立销售公司的企业也适用此方法。当发出商品时，借记：发出商品，贷记：库存商品；收到商的代销清单时，企业以合同约定的销售价格记账，借记：银行存款或应收账款等财务管理论文，贷记：主营业务收入及应交税金——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支付代销手续费时，借记：销售费用，贷记：银行存款。

2.3纳税筹划案例

我们来看下面的例子。大庆某豆制品深加工公司专业生产豆奶粉，公司为了开拓上海市场，于2009年在上海成立一销售公司，专门销售大庆总公司的产品。大庆总公司将产品先发往上海后，再由上海销售公司对外销售。可是因为公司自己内部机构之间做业务是没有合同的，每次总公司向上海发货时，大庆总公司都要确立销售计税。

这种做法造成企业总是提前缴税，这也是目前企业普遍存在的问题，认为公司内部机构之间没必要签什么合同。结果这就给税务机关提供了认定空间——发货时缴税。但是当大庆总公司向上海销售公司发货时，还不知道上海销售公司能不能将货卖出去，就提前将税交了，就有些不妥。而这就是不签合同造成的后果。

如果大庆总公司与上海销售公司签订代销合同，这样就可以待上海销售公司销售商品后且给大庆总公司提供销售清单时，大庆总公司才做销售计税。

3 结论

递延纳税虽不能减少应纳税实际数额，但有利于企业的资金周转，还可使纳税人享受通货膨胀带来的好处。税收递延的途径很多，纳税人可充分利用税法的相关规定，积极创造自身条件，在遵守法律规范的前提下巧妙地规划投资，用好、用足国家各项税收政策，享受应得的税收实惠。

参考文献

[1]王树锋．企业纳税筹划[M]．哈尔滨：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2003

[2]贺志东．如何有效合理避税[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10

[3]曹保歌．企业纳税筹划技巧[J]．中州审计，2003.6

[4]高民芳．纳税筹划方法及其应用的探讨[J]．财会研究，2005.8

[5]智董税务筹划工作室．工业企业纳税筹划[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11

[6]宋洪祥．销售确立时间对税的影响[J]．首席财务官．2006.5

第2篇

论文关键词：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必要性，路径

一、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内涵

培育壮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的振兴，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佩鲁（1955）从技术创新与示范效应、资本的集中和输出及聚集经济三个方面分析了增长极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

在此基础上，布代维尔（1955，1972)又从两个方面丰富了增长极的内涵：一是作为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产业；二是作为地理空间上产生集聚的城镇，即增长中心。并尤其强调推动型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因此，他定义：增长极是指在城市配置不断扩大的工业综合体，并在影响范围内引导经济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经济空间是经济变量在地理空间之中或之上的运用，增长极在拥有推进型产业的复合体——城镇中出现。主张通过“最有效地规划配置增长极并通过其推进工业的机制”，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此外项目管理论文，缪尔达尔(G.Myrdal)、赫尔希曼(A.0.Hirschman)等经济学家对增长极理论都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论文怎么写。在繁荣区域发展理论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支持。然而，随着国际发展格局的演变，现有的相关理论在适应当前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发展形势，并对之提供相关的指导与借鉴等方面，出现了欠缺。基于此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课题提出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当前形势下，就产业的发展方向而言，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已经成为各国走向经济复兴的选择和重点。对我国而言，在综合考虑当前世界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以及我国当前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的基础上，加快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既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需要，更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科学发展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从区域发展的角度出发，促进区域协调共进、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则是依托新兴战略性产业，培育壮大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

作为本课题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增长极，它主要指：城市发展的源动力来自于关键核心技术，通过充分利用现有和潜在的优势，实现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发展的结合，并且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能够统筹规划产业布局、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的、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新型城市、城市群或城市带。它以经济实力雄厚、产业聚集水平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强、产业结构优化、基础设施完善、科技实力强、对外开放程度高、经济与社会和谐共进等为基本特征；它着眼于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瞩目于城市内生增长潜力的培育。它是推动重点项目建设的载体、是利用外资的平台、是对外贸易的窗口、是加大经济技术合作的桥头堡。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以此来成为撬动区域经济崛起的支点，进而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社会和谐度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分析

2009年，是我国区域发展史上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开始，接连有近20个区域发展规划获得国务院或国家发改委的批准。具体规划主要有：《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支持福建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辽宁沿海经济带发展规划》、.《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规划纲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鄱阳湖生态经济区规划》、《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发展规划》、《甘肃省循环经济总体规划》、《推进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青海省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总体规划》、沈阳经济区获批为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等。上述这些规划，在地区分布上，遍布了全国的东、中、西、东北等各大区域板块；在产业发展格局上，着眼于产业的前瞻性和可持续性；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着眼于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事实上项目管理论文，这一系列规划，无论是基于产业发展，还是基于区域竞争力的提升，其实施进程以及预期效果的取得，在很大程度上都有赖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这一区域发展平台的培育与发展。通过打造新兴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集聚区域力量，改变产业同构性严重、重复建设、过度竞争、资源配置效率低等恶性循环，摒弃各自为政、盲目发展、“诸侯割据”的区域混战局面，提高产业实力与区域竞争力，实现国民经济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竞争力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离不开产业的实体支撑。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新型性”与“战略性”决定了其主导产业需要摒弃过去“三高四低”——高资源消耗度、高污染、高投入、低产出、低附加值、低要素回报率、低竞争力的粗放式城市发展模式，转为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为城市发展的源动力，以关键核心产业的发展为载体，以产学研的结合、科技与经济的结合、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结合为途径，充分利用现有的和潜在的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高新化、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优势产业的集群化发展，通过产业布局的科学统筹规划、产业链的延伸、主导产业的增长、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企业实力的增强，发展壮大一系列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产业关联度高、市场前景广的产业项目，推动产业的规模化发展。并且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注重推进节能降耗，推行清洁生产，促进资源利用的循环化，以此来有效推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高度化进程，进而在实现城市的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实现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此外，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石化、钢铁、电子信息等战略性产业，制造业、纺织轻工和旅游等传统优势产业，金融、航运、物流等现代服务业和生物医药、新型材料等新兴产业在区域经济的振兴过程中可以得到科学的发展规划，实现合理的空间布局，进而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从而在区域增长极的新型化带动产业发展的高端化的同时，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论文怎么写。

2，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当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在行政区划经济的大环境下，一味追求GDP增长而导致的空间开发无序现象严重。区域经济的数字增长以过度占用土地、矿产、水等资源和环境损害为代价，众多区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盲目开发现象，致使资源更加匮乏项目管理论文，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严重威胁。目前由于过度开采、粗放发展已经形成了一批资源枯竭型城市，其正面临的经济与社会转型发展的诸多难题，就是有力的证明。同时在区域体内部，省与省之间、市与市之间甚至县与县之间都存在着“诸侯割据”，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现象。上述问题的存在，既制约着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进程，也成为提高城市发展综合承载能力的掣肘。

而培育发展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通过合理规划城镇发展规模和建设时序，以创新与科技的蓬勃发展为核心，以中心城市为依托，以各类别的城镇、产业园区、经济协作区为载体，以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繁荣、经济活动联系的日益紧密，产业关联度的日益增强为媒介，以点带线，以线带面，由局部到整体，依次推进的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提高城市之间的协作度和对内、对外的开放度，强化科技与创新对城市的承载力。进而有效弥补现有行政区规划的不足，以差异化、互补化、协作化的竞合发展，破解诸如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分工与合作度低、基础设施共享度差、资源等要素自由合理流动不足、环境保护协作度弱，等难题，弱化产业同构、重复建设等导致的投入产出率低，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外部性问题。以区域发展的新型化、战略化以及科学化发展路径模式，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

3，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

无论是佩鲁，还是布代维尔，亦或其他的经济学者，在增长极相关理论中，都瞩目于主导产业的发展，强调产业的关联效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事业、公共事业，给予的关注度较少。当前我国的区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经济的增长，对于社会事业、环保事业等公共事业则重视不足，从而导致我国形成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尴尬局面。社会事业的发展滞后于经济的发展，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正在日益显现，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符。

而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项目管理论文，它既着眼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也着眼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既着眼于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着眼于对资源的保护和环境承载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城市实力的提高，也着眼于城乡之间统筹力的提升；既着眼于区域物质文明的建设，也着眼于精神文明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总之，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是一个融合了城市竞争力、产业支撑力、城乡统筹力、环境承载力、文化软实力等多元因素的有机体系。因此，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一方面，可以有效加快城市周边的中小城镇、县域经济以及新农村的建设步伐，增强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力与带动力，扩大城市发展的外溢效应，缩小城乡差距。另一方面，还可以推进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的建设，加快形成和谐、平等的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新格局；同时，还有利于开发、弘扬当地的文化资源，通过相关文化产业的发展彰显地域民俗风情，突出城市发展的个性化与特色化，增强文化对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此外，也有利于生态功能区的建设，完善生态涵养，保障生态安全，通过对重点领域关键技术的研发，达到对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治理、科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社会发展系统与经济运行系统，三大体系的良性循环，进而增强城市发展的生命力和可持续力。

总之，通过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有利于提升产业的竞争力、提高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力，增强区域发展的生命力，对于加快建设发达城市、生态城市、和谐城市具有重要意义。

三、加快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发展的建议

正是基于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对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加快其发展建设步伐，就显得尤为重要。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现状，综合考虑国际与国内日益变幻复杂的形势，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改变“唯GDP是上”的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科学完善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历史过程，不可能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甚至在一定的发展历史阶段项目管理论文，受财政预算、产业成长历程、治理成本等因素约束，财政收入、税收等凸显地方政府政绩的一些指标还会出现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而地方政府作为中央政府在一定辖区的者，二者之间的委托——关系使得地方政府官员既面临政绩考核压力又面临一定的财政压力；地方政府作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和具有自身独立利益的主体者，还面临着同层级的地方政府之间激烈的竞争博弈关系。积累足够政治资本的愿望，竞争的压力、政治晋升的动力以及实现增长的执行力，这些都强化了任期有限的地方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辖区发展的各种政策与行为的期限性、时效性和功利性论文怎么写。而这些政策和行为与培育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政策和行为并非总是呈一致性，甚至在一定的情况下，还会呈现相逆性，从而不利于城市战略性增长极的培育与可持续发展。例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需要不断完善创新体系建设，加快科技与研发进程，推动城市发展向创新驱动型、科技驱动型转变。而这是件耗时、耗财、耗力、风险大、见效慢的长期工程。一届政府任期最多只有五年，地方政府官员作为“理性人”，不会去从事“自己耕耘，他人收获”的行为。这是直接导致目前我国诸多城市创新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再如，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需要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与优化，培育一批具有科技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强、高附加值、低污染、低资源消耗等特征的主导产业。这种情形下，一方面，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过程，见效缓慢；另一方面，需要对现有产业发展格局进行有进有退、有保有控的调整。在“退与控”的过程中就会有财政的损失、就业的下降。在“指标决定政绩”、“提拔干部看数字”的习惯思维影响下，地方政府缺乏主动“退”、甘心“控”的积极性，也缺乏积极“进”、尽心“保”的主动性。因此，在过多突出城市经济运行的规模，而忽略城市运行的内涵与质量的地方政府政绩评估指标体系和考核制度带来的弊端日益突出的情况下，构建全面的、科学的、系统的区域发展评价指标系统，迫在眉睫。

鉴于此，就需要改革当前地方政府绩效考核过程中对地方年度国内增加值和增长幅度、财政收入和增长幅度、吸引内外资额和增长幅度、外贸出口完成额和增长幅度等一系列刚性指标的过度重视，建立并完善科学、客观、合理的地方政府绩效考核机制。例如，考核地方政府官员，既要看GDP和增速等经济指标，也要看城镇失业率、人均收入水平、产业附加值、投入产出回报率、资源利用效率、科技创新成果、品牌数量、集群效益、市场秩序、环境保护力度、企业污染度、社会保障事业的支出等反映国计民生、社会进步、生态建设的指标。并且还要“善于用全面、历史、客观的眼光评价政府的工作成果。不仅要肯定政府的“显绩”，也要考察政府的“潜绩”。评估政府工作得失，不仅要观察当前的效益，也要分析长远的影响……淡化预期性指标，强化约束性指标，为地方政府推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树立正确航标。”[②]从而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营造宽松、宽容、宽广的发展环境。

2，调整产业结构项目管理论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产业基础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一系列特点决定了其要以内生型集约化的经济发展方式，日渐完善的现代产业体系为重要内容。过去那种粗放的、高污染、高资源消耗、低投入—产出比率、低产业附加值的外延型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三次产业比例失调的产业结构，对当前城市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日益凸显。例如：过高的第二产业比重，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能源与原材料，排放的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造成严重的生态压力，使得城市环境不堪重负；而第三产业比重偏低，既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就业量的增加，也制约着生产与消费的协调发展，产能的过剩与消费的不足，将直接影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国际金融危机表面上是对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旧有经济发展方式和落后产业结构的冲击。因此，旧有的经济模式与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合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需要论文怎么写。这就使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向资源集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内涵式转变，推进产业结构的高度化、合理化调整，积极培育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低资源投入的创新驱动型新兴产业的发展，成为必然。

鉴于此，就需要充分发挥地方的各种优势，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变比较优势为后发优势，变专项优势为综合优势，变潜在优势为现实优势，以创新引领产业链升级，强化研发设计和品牌营销等高端附加值环节，加快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以此来推动园区经济、集群经济的规模化、集约化运行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进程。同时，还要大力发展社会公共事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还要扩大居民消费，突出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缩小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地区发展之间的差距以及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总之，要以科学化、信息化、高端化、服务化、品牌化、集约化、内生化、社会化为指导，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此来夯实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基础。

3，破除行政壁垒，创新城市之间的合作体制与机制

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培育与发展，不是一个孤立的系统。其发展历程离不开其他城市的协调与合作。然而，在我国项目管理论文，无论是长三角、珠三角，还是京津冀都市圈，亦或其他区域板块内，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行政分割导致的各自为政，甚至“以邻为壑”的现象都非常突出。各个行政体都保持着自身经济活动的相对独立性和完整性，从而既导致了区域合作机制的缺乏和产业分工的不明晰，也造成了信息、资源的流通不畅和能源的浪费，从而影响了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区域整体效益的发挥。有些省区之间原本具有优越的分工互补基础，但是由于行政界线的分割，使产业聚集与扩散受阻。过度的竞争，低度的合作，不仅造成要素配置效率的低下，也造成了区域发展的“两败俱伤”。

鉴于此，培育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就要破除省与省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行政壁垒，细化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发展规划，推进各城市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的协调与整合，逐步建立并完善一体化的商品要素市场。而这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创新地方政府的资源分配机制、利益共享机制、政绩考核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等相关的利益统筹分配体系，解决好合作中增长的GDP分享、财政分配、投资分担等重大问题。以开放的区域运行环境，一体化的产业运行体系，日益密切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来搭建新型战略性城市增长极的有效平台。

参考文献

[1]弗朗索瓦·佩鲁，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N]，《经济学季刊》，1950(1)

第3篇

关键词：事业单位；改革；财务管理。

一、引言。

随着事业单位改革的不断深入，使得部分事业单位完全推向市场，部分事业单位由国家赋予了一定的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职能。政府新公共财政体系框架的建立，政府经济职能的“市场化”倾向加强，作为完善政府职能的辅助部门———事业单位的内外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它正从单纯的“公益性”向“综合性”逐渐改变，其市场性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其服务对象、服务方法以及取得资金的来源等，与以往相比都发生了较大的改变。2006年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进一步完善了与我国国情相适应并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的企业会计法规体系。而我国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仍然沿用的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务管理滞后且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痕迹。财务管理相对单调与简单的常规做法与其实际发展的复杂性之间产生了较大的矛盾，造成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方面的种种问题。

二、事业单位改革进程中财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1.事业单位资金来源多渠道，财务管理难度加大。

完全推向市场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已经脱离了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范畴。而尚未被推向市场的事业单位，仍保留计划经济时期的痕迹。即，财政低层次的保障，允许事业单位开展一些收费或者经营服务，甚至有些事业单位成立下属企业进行经营，以弥补经费的不足。这样使得事业单位的资金来源更加广泛，财政拨入资金、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等多渠道，使得资金管理难度越来越大。

2.国家对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实行的是预算绩效考核，强调的是预算管理，从而使得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在计划经济下，我国的财政是一种大包大揽的财政，政府统揽一切，财政通过直接分配来实现政府目标。事业单位对于资金的来源与使用缺乏足够的自主决策权，它只是政府目标的执行工具，无需对资金使用产生的效益负责，财务管理相对简单，主要就是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

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事业单位作为独立的法人，拥有更多的资金来源渠道、经营收入和有权进行相应的投资，无疑也会参与到市场竞争的过程中，使得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不再局限于预算管理。但是，现行的财务管理体制围绕的仍然是预算资金的使用，一方面给事业单位开了创收的口子，另一方面又不能真正按照企业模式运作，迫使各事业单位更加注重的是预算执行，而非经济效益，很少考虑行政成本，成本核算粗放，也使其很少进行相关的财务决策，导致资金效益显然低下。

3.财政收支两条线的改革力度不够。

事业单位收支两条线是改革的必然要求。财政体制改革提出事业单位实行收支两条线，部分事业单位由于在税收和非税收入定位不明确，仍有一些单位出现自收自支的现象，事业单位的部分资金尤其是经营性收入游离于财政监管之外，非税收入管理制度尚待进一步完善。

4.资金来源多渠道，综合预算编制不完善。

由于预算编制是从基层由下而上进行编制，编制上的不科学性使得一些事业单位人为地将有些经营性资金不纳入预算管理，游离预算管理之外从而可能引发小金库。

5.事业单位人员经费、部分业务运行。

经费不足，造成资金使用上的不规范。

在我国部分事业单位国家只从政策上给予保障，财政预算经费如人员经费、部分业务项目经费等是严重不足的，从预算的角度上看，得先保证人员经费的支出，经费的不足，导致资金的滥用，有些单位因没有或者经营性收入不足，从维护稳定的角度出发，用项目经费、基本建设经费发放人员津补贴。

6.固定资产管理不规范。

由于事业单位未对国有资产进行经营性和非经营性的有效划分，事业单位的经营创收正是利用了这部分资源进行科技服务，创造了一定的财富，弥补事业经费的不足。从国有资产的构成来看是不均衡的，资产的购置者、使用和维护者不一致，势必会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对单位资产的运作以及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缺乏有效的监督，同时也造成成本费用支出的不合理。

7.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意识薄弱、财务岗位权责弱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职能实现工具弱化了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主动财务管理意识，再加上财务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让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低下，从而使得本应发挥财务控制和监督职能的财务机构基本上作为一个会计核算单位或报账机构存在。其主要表现有：①财务人员没有参加重大经济决策的过程；②财务控制流于形式，如一些财务人员仅仅从会计的角度对发票、报销单等资金划拨手续进行审批，而没有按照相关合同或文件对支出金额的正确性、合理性进行核对；③财务人员没有对会计信息进行相关的整理、提炼和加工，有些单位甚至全年都没有编制过基本的财务报表，其直接后果就是既不能为相关的经济决策提供有用信息，又没有及时掌握本单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情况。

三、对事业单位改革进程中财务管理的建议。

市场经济的实质就是在一定规则约束下的市场主体的相互独立和产权清晰，在新公共财政与新公共管理主义的改革浪潮中，为了适应与促进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了政府改革的必然趋势，这势必要强化政府在公共事务中的“市场化”地位，让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更加和谐与融洽。因而，加强自身的“市场化”地位也成为了改善作为完善政府职能而存在的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改革的一个必然趋势，为了更好的加强事业单位的“市场化”地位，主要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继续深化事业单位财务管理体制改革。

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刀切的财务管理体制已经很难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事业单位发展，我们应该继续深化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体制改革，增强其“市场化”地位。

1.继续完善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确定不同的市场主体地位。

事业单位的存在具有历史特殊性，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改革浪潮中，有加强“市场化”的趋势。但是，也并不是所有的事业单位都需要关注其资金使用的经济效益，所以，改革的首要目标是完善事业单位的分类改革，从而确立相应的财务管理目标。

具体来说，准政府类型和纯公益类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的主要目标是追求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重点在资金使用上而非其资金盈利性；准公益性事业单位的目标是追求财政资金和社会资金使用的综合效益最大化，关注的重点除了资金使用以外还有财政资金与社会资金的保值、增值以及盈利；纯经营类的事业单位就应当与市场中的企业定位一致，追求的财务管理目标是盈利最大化，但其前提条件是其追逐盈利的过程中不能对公共服务和公共事业产生负的外部效应。

2.引入权责发生制，增强事业单位会计信息的财务决策权。

对于准政府类和纯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其主要定位还是在于其政府职能的实现，无需关注财政资金的盈利性，需要的相关信息比较少，所以可以仍然适用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对于纯经营性的事业单位而言，企业的市场地位需要更加全面和相关的会计信息来支持其财务决策的做出，因此应当引入权责发生制的会计核算体制，增强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准公益性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目标相对比较复杂，既要考虑财政资金的使用，又要兼顾社会资金的盈利性，单纯的用某一单一的会计核算体制都难以满足其财务要求。所以，相应的解决方法有两种：①严格区分事业单位的资金使用途径，对于公益性的资金使用，沿用收付实现制的会计核算体制，而对于经营性资金使用，引入权责发生制。

②对于难以具体区分资金使用的，在用收付实现制核算的基础上，再用权责发生制核算一遍，从而满足事业单位参与市场竞争的信息需求。

（二）进一步完善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制度。

事业单位财务管理应从只注重财政资金的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和预算监督转到对单位全部资金的来源、使用以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过程进行核算和监督：

1.加强综合预算管理。事业单位预算是根据各单位职责、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计划，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反映单位资金收支、业务活动和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方向，是部门预算编制的基础，也是单位财务工作的基本依据，所以各单位的预算外收入、经营收入也应全部纳入预算管理，编制年度综合预算，全面反映部门及所属单位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状况，不得“坐收”、“坐支”。

2.深化和完善事业单位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运用国库集中支付系统软件对财政数据进行分析，加强财政与经济联系的分析，同时完善和利用各部门的财务软件系统对预算外、经营性资金全面剖析、把握资金的走向，关注资金的使用效率，发现问题，查找原因，提出对策，提高预、决算分析水平，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服务。

3.加强事业单位的资产管理，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事业单位资产管理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固定资产产权登记、变动和纠纷的调处，尽可能地将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区分开来，对单位资产的运作以及资产保值增值情况进行有效的审计监督，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三）加大事业单位财务信息的透明度，增强对事业单位财务决策的外部监督事业单位虽然是作为政府职能的辅助部门存在，但是在“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前提下，事业单位与政府之间同样存在“委托—”关系。事业单位目标利益函数和政府的职能目标函数是存在差异的，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这种目标差异矛盾就变的更为明显与尖锐。而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更助长了事业单位财务“机会主义”

行为，从而阻挠了政府职能目标的实现。

因此，适当的财务公开就像是引入一个有效的外部监督，一方面，加强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另一方面也可以约束事业单位的“机会主义”行为。

（四）强化事业单位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意识，提高财务人员的基本素质财务管理体制的完善是改观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状况的必要前提，但是光有这个前提是远远不够的，财务人员的素质高低也起着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而，要加强事业单位的财务管理水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加强事业单位的财务人员财务管理意识和专业水平。一方面，强化财务人员的财务管理意识，要让投资风险、筹资成本、资金的时间价值、经营收益等基本财务意思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加强对已有财务人员的后续教育以及新进财务人员的专业水准把关，提升财务人员的专业素养。

参考文献：

[1]马国贤。服务型政府的预算框架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8（11）：1~11.

[2]冯永梅，王泽岗。事业单位财务管理目标的变革[J].注册会计师与审计，2008（9）：30~31.

[3]匡艳。浅谈行政事业单位财务公开制度[J]财会通讯，2007（7）：20.

第4篇

党的十提出要着力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打造“美丽中国”的国家名片。2014年3月14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在《中国人群环境暴露行为模式研究报告》中指出：现在我国有28亿居民饮用不安全水，解决饮用水水质问题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可见，控制污染排放、构建生态安全，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2015年6月10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从内容上看，该意见稿大体上是在2003年7月实施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基础上，对现有排污收费的类型和金额进行了“费改税”的平移，同时吸纳了2014年排污收费提标改革的新成果，体现了“清费立税”[1]的新思路。《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2015）立于《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国发[2007]15号）提出“研究开征环境税”基础上，是环境立法的一个重要阶段性成果。然与税收手段相比，单纯的排污收费强制性不够：如排污收费执法部门级别较低、权限有限；另外，收费制度规范性难以把握，企业寻租现象严重，有些地方执法部门甚至为一己私利，保护当地污染企业而干预排污费制度的实施。所以，我国现有的以排污收费制度为核心的环境税制度亟需完善，比如，在税目和应纳税额的设置、环保税的归属和用途以及相关配套制度都需进一步改善。

本文考察德国的排污费制度，旨在通过分析其积极效应及其制度局限性，推进与完善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及其相应的政策设计。德国所设计的排污费制度是以鲍莫尔-奥茨税为理论模型构筑的，被学界认为是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唯一的排污费制度[2]。环境经济学者Kneese&Bower（1968）所著《水质管理论》，通过对德国鲁尔地区的水管理部，英格兰以及威尔士的河川管理厅等地方水管理部门进行考察发现，德国水管理部门在水污染费用分担制度方面，有着区别于其他水管理部门的重要制度特征：其一，德国环境法规定，企业须持排污许可证，方可向公共水域排污、排水；其二，排污许可证的发放，以达成政府规定的环境目标为限，这也是德国进行排污处理设施建设之依据[3]。事实上，德国排污制度的确立是与现代水管理制度一并确立的，它作为国家环境生态安全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宗旨就是保障国民清洁用水和国家生态安全。

二德国排污费制度的初始设计与后续修正

（一）鲍莫尔-奥茨税的理论与实践

德国排污费制度的设计是以鲍莫尔-奥茨税为理论模型的。当时的环境问题专家认为，如果用最小的费用，能在全德国实现II类水目标，即通过生物处理使净化率达到90%，那么排污费制度则值得大力推广。为此，环保专家还通过模拟把每一个污染单位的污染价格界定为80马克每立方的水平。但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排污费法制定期间，各界发现，按照鲍莫尔-奥茨税为理论模型设定的排污费，却已经与鲍莫尔-奥茨税理论数值严重背离了，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设定价格偏低。虽然是经专家论证所提的建议，但是将排污费的价格定为12马克（见图1中的t）是无法实现II类水的目标的。（2）排污费价格结构违背了费用效率原则。从图1可以看出：纵轴部分所表示的是排污费的价格/费用，横轴部分表示的是污水排放量。而MC1、MC2、MC3则表示不同排放者被限定的排放削减费用函数，e2是联邦政府所规定的最低排放标准。当排放者没有达到最低排放标准之规定时，排污费价格为t；如果满足了最低标准的要求，价格就降低到正常值的一半。此时，由于各个排污者都是在其所对应的税率和被限定的排污削减费用相同的地方来决定其排放量的，因此，各排污者排污量将与其自身的限定排污削减费用MC1、MC2、MC3相对应，并在e1、e2、e3处进行排放。然而，事实上，在如图1所示的曲线价格结构下，各排污者的限定排污削减费用不仅未能在价格t处实现均等化，也未能实现费用的最小化。于是，以单一的鲍莫尔-奥茨税模型为理论指导，并不能解决德国排污费的制度设计。

（二）德国排污费制度的后续修正与调整

事实上此项排污费制度设定之初，多数学者提倡试图通过诸如征收排污费等单一的直接规制手段来实现对污染的控制。实践表明，单一的直接规制并不能如设计者之愿。于是，德国的环境政策基本上都运用了几个政策手段的组合，实现了排污费、环境税与补助金等三种政策手段的组合。另外，与没有税收负担的直接规制相比，鲍莫尔-奥茨税显然加重了排污者的负担。为此，在后续的制度设计时，德国的排污费制度又充分考虑了社会分配变量，主要引入了价格差模型和目的税模型。其一，价格差模型。价格差模型是一种对实际排污量小于国家最低排放基准的排污者实行价格打折或削减的方式，以缓和排污分配，鼓励排放者限量排污的一种方法。但是，该模型的边际费用没能实现均等化，致其也达不到费用最小化的目的。其二，目的税模型。该模型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德国环境问题专家所倡导的，他们认为：如果把排污费收入的全部或部分投入到国家的水质保全建设方面，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改善环境的作用。同时，随着该笔经费的增加即有效运用，生态环境将得到有效改善，排污者的排污费价格也将响应下降。为此，专家委员会还特地进行了相应的模拟，结果显示，采用目的税模型，即使排污费价格为40马克，它也能发挥相当于70马克价格水平的鲍莫尔-奥茨税模型那样的同等刺激效果。于是，在后续的制度设计过程中，目的税模型在德国排污费制度中正式得到了确认与实施。

通过后续的制度修正与调整，到1985年，德国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实现II类水的水管理目标，且每年都要进行高水平的水质改善投资，以加速提高排污费的减排效果。

（三）德国排污费法的制定及其标准设定

德国的排污费制度以排污费法为依据，以水质管理总目标为归旨[4]，主要有两大考量：其一，作为直接规制的有益补充，经济手段正式被引入，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情况来看，直接规制手段根本无法阻止德国水质的进一步恶化，无奈之下德国政府才不得不引入排污费制度[5]；其二，“谁污染，谁负担”原则（Polluter Pays Principle）从理论层面正式走向实务操作，20世纪60年代末，由德国社会和自由所组建的联合政府，对环境保护赋予了跟外交、安保、产业、教育等等同的重要地位，为了改善持续恶化的环境，1971年德国政府了环境保护计划，明确实施了环境保护的污染者负担原则、预防原则和合作三原则，其中污染者负担原则须同直接规制和税/附加费等政策同时加以实施[6]。基于上述考量，德国政府于1976年制定并实施的《德国排污费法》，该法于1994年做出了修订。

德国排污费法中规定的排污费，是对向公共水域排放污水者所征收的一种费用。其中义务缴纳者为直接排放者，但不包括家庭等通过自治体的下水道设施而排放污水的间接排污者。从理论上看，排污费的课税标准以污染单位数作为课征依据，即按排污许可证上记载的推算值来计算。另外，对小规模排放者（如一天排放量少于8m3的家庭或个人），由于其污染单位数无法达到应征基本数，所以一律按统一基准计算缴纳。

排污费的价格在制度设计之初即被定为12马克每立方，以后按年逐渐提高。另外，如果排放者能够满足水管理法中第7a条的规定，即能按照技术水准规定的最低要求基准排污，则将所适用的排污费价格降低50%。此外，因为排污费是一种目的税，所以该税只能用于特定用途，如用于各州政府的行政费用开销、水质保全费用开销以及从事保全事业的工作人员的教育费用等。

排污费的计算。德国排污许可证上都严格记载了各排放者应该遵守的年度排污总量，各排污的参数浓度参照表1所列标准。于是，通过以下计算公式可计算出各排放主体的排污费负担额。

排污费负担额=污染单位数×排污费价格（每个污染单位）

计算发现，如果实际负荷担量低于许可证上规定的负担量，就可以向当局事前报告，向政府申请对减少部分排污费负担额的减免。

三价格提高与排污费基准强化的德国排污费制度经济效应

德国排污费价格初定为12马克每立方，以后按年逐渐提高。事实上，12马克的排污费价格对政府所要达成的环境目标实在太低。为了提高其减排效果，必须提升相应的排污费价格。具体作法是将12马克的价格不断提高到70马克的单位水平。同时，还须定期修改相应的技术水准，以强化最低基准要求。然而，在提高排污费通常价格标准的同时，适用于大多数排污者的折扣价格却从引入之初起，就一直没变。因此，从实践角度看，德国排污费制度的减排激励，基本是通过强化提高排污基准来实现的。基于价格提高与排污费基准强化，本文还将对德国排污费制度进行经济效应分析。

（一）同一价格案例的分析

如图2示，假定图上的经济体是由2家拥有不同边际排放削减费用曲线的排污者构成。为简单起见，将排污量处于第1和第2的排污者的边际排放削减费用函数设定为公式所示的线性函数，分别为：MC1=-12e1+10，MC2=-2e2+20。其中：e1，e2分别为排污者第1和第2的排放量。假定期初的宏观总排放量（）等于175，然后采取相应的政策并使其排放量削减到=10的水平。

以鲍莫尔-奥茨税在费用效率上所达成的=175的初始状态为出发点。假设通过排放基准强化（a）或排污费价格提高（b）两种方式，使排放量的削减达到=10的水平。

通过排放基准的强化来实现=10时，根据定义，排放量的分配变成了e1=e2=5（排污权等量分配原则），此时，虽然是基准值强化，但规定基准值以下的排污者必须负担一定价格的排污费；通过价格提高来实现=10时，在e1+e2=10的条件制约下，找出使两家排污者的边际费用均等化的价格。

接下来分析两种方式在资源配置上的效果以及对分配所产生的影响。如图2所示：最初的总排放量=175，实现价格为t0=5。此时两排放者排放量为（e1，e2）=（10，175）。其一，如果为强化排放基准的方式，根据定义：排污权实行等量分配的原则，此时，各排放者的排放量为（e1，e2）=（5，5）；如果采取提高价格方式，解-12e1+10=-2e2+20和e1+e2=10，得出必要价格为t=8，此时两排放者的排放量为（e1，e2）=（4，6）。所以，得出以下结果：

（1）通过直接规制所带来的削减费用增加量=ABCE+KLRQ=50

（2）通过价格提高所带来的削减费用增加量=ABGF+PMRQ=4875

可见，[通过排放基准强化带来的削减费用增加部分]>[通过价格提高带来的削减费用增加部分]。也充分说明，要在一定期间内达成所定的环境目标，从资源配置角度看，通过价格提高的方式在效率上要优于通过排放基准强化的方式。因为价格提高的方式，维持了边际费用的均等化。（本文为截取，因篇幅太大）

（二）关于研究评价

第一，德国的排污费制度对控制污水排放起到重要作用，德国的排污费制度因具备完善的法律基础而奠定其地位。如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征收废水排污费的法律《向水源排放废水征税法》、1996年颁布了《水资源管理法》等，且对征税范围进行了广泛全面的规定[8]。德国排污费的计算公式、征收标准较为科学，对污染程度进行评价的方法也比较科学有效。虽然对于是采取经过多次修正而更复杂的排污费制度，还是取消排污费采取有基础的直接规制来控制污染更为理想，但其排污费制度在环境政策上所作的重要贡献却是无法否认的。虽然它和经济学者预期的效果不一样，然这20年间水质的改善不能不说与排污费制度的作用有关。随着排污费法的制定、监督部门的施压和监管的不断加强，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制定排污治理办法时都会认真考虑排污费的因素。

第二，德国的排污费在资源配置效率上未能充分发挥作用。从理论上说，在资源配置方面，对鲍莫尔-奥茨税和直接规制进行比较可知，使用前者时，经济体能够获得由于效率改进而得到净效益，引入鲍莫尔-奥茨税后，从微观来看个别的排污者的负担有所加重。但从宏观的角度，即就经济全体的角度看排污削减的总费用会降低。因此，鲍莫尔-奥茨税能够发挥资源配置作用。虽然德国排污费在一开始被认为采用鲍莫尔-奥茨税的形式较为有效，但在实施后却发现现实中的排污费与庇古税和鲍莫尔-奥茨税都不同。究其原因：一是制度本身在设计层面既想避免分配问题的发生又要考虑到达到改善环境目的所致；二是直接规制在引入排污费之前的基础非常广，因此排污费独自产生的资源配置作用受到了约束。于是德国排污费制度就对之前分析提到的价格差模型以及目的税模型进行组合，即应用了直接规制、排污费、补助金的政策组合形式。故其发挥出来的作用也不一样。特别是价格差模型下，排污削减刺激效果变弱，使得对基准以下的残余污染的课税毫无价值，也使费用效率性减少。不仅丢失了经济手段的优势，利用排污费控制污染也变得不可能。因此，理论分析时较为完善的经济手段在现实的环境政策中不能完全起到作用。

第三，德国在制定排污费制度时，关注了分配问题对其的影响。从前文的分析论述中可见，虽然从理论上考虑经济效率时，不改变基准、提高价格的手段较为理想，但是德国的政策当局在考虑了分配问题的情况下，仍然采取了直接强制的手段。这说明在设计制度时，初期的分配状况会对其产生决定性的作用。而现有的理论一直以来低估了分配问题给制度设计带来的影响。

（三）关于三点启示

启示一：经济手段比直接规制更为有效。德国的排污费制度与直接规制相比，经济手段更有效。长期以来，经济学设定一定的假定条件、建立理论模型，以此验证经济手段比直接规制更理想。但理论界通常会忽略这样的事实，那就是现实环境中经济手段并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因此只能采取政策组合形式。例如德国的排污费和美国的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若将政策进行组合便会减少它们的费用效率性和动态效率性。而经济学界始终坚持着这种偏离了理论的观念，并对此予以了否定。然而，恰恰是理论这一方需要受到批判性探讨，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这样的理论并且背离了现实。所以，有必要通过理论对现实进行分析，之后再用分析的现实的结果对理论进行反馈。

启示二：突破单一的政策分析，通过精密政策组合分析以达成多个政策目标。微观经济学论文在对环境政策进行分析判断时，都是以费用效率性为基础，事实上其目标除了费用最小化以外，还包括运用总量控制来治理环境，即控制每一个排污源以便阻止产生不可逆的损害[9]。实施政策时还应考虑到分配问题，环境政策大多时候不是独立的，不同的政策目标使其互不影响，而是要将其看成一个整体同时进行处理。经济手段也会如此，即仅考虑如何实现费用效率性的环境目标，而将分配问题留给其他的方法和手段。德国的排污费和美国的酸雨计划，大多时候都想在同一个政策框架中同时解决多个政策目标。既要解决分配问题，又要采取费用效率性的环境政策，同时还要注意积累性污染和综合性污染，这样的行为风险很大，政策手段也毫无疑问会变为复杂的政策组合。因此，对政策手段进行理论分析时，不应仅依靠某一个政策分析费用效率性，而应该要着重考虑运用政策组合的方法进行分析以实现多个政策目标。

启示三：理论不应低估分配问题给制度设计带来的影响。迄今理论界未考虑到分配问题会给制度设计造成相当重要的影响，但通过分析德国的排污费制度，包括美国的酸雨计划，我们发现在制度设计时分配状况有着决定性的地位，会对其产生重大影响。今后设计经济政策时，需注意采取经济手段后该如何使排污者的经济负担有所减轻。即便是德国排污费制度的目的税模型，也组合了降低税率和补助金的手段，既使分配问题有所解决又使实现环境目标变为可能，从而成为强有力的政策组合。虽然在现实政策中，补助金十分有效，但20世纪70年代之后，环境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对象中没有出现过。即在对政策手段进行比较时，理论上就认定补助金并不是合适的手段，所以不必进行深层分析。然事实中最常采用的是补助金的形式，理论分析对此的忽视也决定了其不切实际的一面。为了使分配问题得到缓解，我们采取了补助金、降低税率、控除等政策手段，当然其支付费用可能很高。如此一来，经济手段原本的作用会受到损害，并且会使“污染者负担原则”这样的环境政策上的公平性概念变得不那么明确。所以，即使我们的目的是不让这样的政策手段成为单纯保护污染企业的措施，也要在理论上制定分配问题缓和政策的相关基准，并批判分析其现实。因此，以后设计环境政策时，在分析框架中纳入分配问题缓和政策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第5篇

【内容摘要：】财务管理理论的新颖性、系统性、科学性，对于作为现代企业管理核心的财务管理至关重要。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应包括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概念、范畴、规律等基本问题为主的基本理论、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内容和过程为主的结构理论以及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环境、观念、原则等相关问题为主的相关理论。这三部分紧密相连，使得财务管理理论形成了一个内容完整而又逻辑严密的体系。

处于市场经济体条件下的现代企业是一个不断失去平衡又必须不断争取新的平衡的矛盾体。在争取新的平衡的过程中，毫无疑问财务管理是一个重要角色。作为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财务管理理论的新颖性、系统性、科学性，对财务管理能否扮演好这个角色起着决定作用。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理论，是一个庞大的，但层次、线条、结构又都非常清晰的理论体系。笔者认为这个体系应该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是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的概念、范畴、规律等基本问题为主的基本理论；二是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内容和过程为主的结构理论；三是以研究现代企业财务管理环境、观念、原则等相关问题为主的相关理论；这三部分紧密相连，使得财务管理理论形成了一个内容完整而又逻辑严密的体系（如图1所示）。

财务管理理论体系

内涵

外延

基本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