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1:29
导语：在脱贫攻坚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乡村生态旅游管理对策应与时俱进
在城镇化背景下，需要转变传统的乡村生态旅游管理观念，应把乡村生态建设与城镇化发展进行有效结合，从而加快整个乡村生态旅游管理的步调，使乡村生态旅游管理更规范，乡村旅游行业发展才更有活力。在管理中应鼓励贫困户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发展中来，通过产业带动、企业帮扶等形式，让乡村生态旅游助推脱贫攻坚。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生态旅游可采取“旅游+”的模式，开发农旅、文旅、体旅等山地旅游新业态，为贫困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带动乡村经济的良好发展，进一步提升乡村生态旅游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充分重视各类专家对于乡村生态旅游领域所提出的政策和建议，利用业务咨询、理论指导、评审评价等形式，不断强化乡村生态旅游管理内容，大力发展乡村生态旅游，推动乡村振兴。从而以科学合理的城乡统一化管理办法，提升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紧跟新形势下促进乡村生态旅游行业良好的发展趋势与方向。
2倡导村民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
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乡村生态旅游行业的发展正处于起步阶段，人们的参与感也较低，因此可倡导当地村民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通过这样的方式给当地农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同时也形成了管理的新模式。例如可以以社会实践旅游振兴为特色，加大对我国自然资源的保护力度，在制定出乡村生态旅游管理体制改革和整体营销办法后，实现当地农业生产与乡村生态旅游的联合互动。论文格式是论文写作时的写作标准和样式要求。同时促进当地人参与到乡村生态旅游建设中，通过对农业公园、湿地保护区的深度体验和走访，使村民充分了解并积极发掘当地的旅游潜力，从而以自然资源保护为前提，以生态环境建设为目标，为未来的建设发展提供可行性的建议，以此充分发挥乡村生态旅游业对当地乡村发展振兴的带动作用。
3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生态旅游是一种新型的旅游方式，所以必须要获得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当地基层部门应加大力度促进产业扶贫政策基础，做好有前瞻性地规划与管理工作。论文格式是论文写作时的写作标准和样式要求。例如在开发乡村生态旅游产业的过程中，给予村民政策和项目扶持。在村民依托乡村振兴发展的良好政策下，也积极开始发展了乡村生态旅游的产业，促使当地农村环境更美、农村收入更多，村民们的幸福指数也在不断提高。基层部门应明确对利用存量建设用地发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农村二三产业的市、县，可给予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奖励。对使用荒山、荒坡、荒滩及石漠化、边远海岛土地建设的旅游项目，优先安排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以此不断促进乡村振兴发展，带动农村经济效益的提高。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贵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敏尔指出，贵州要补齐脱贫攻坚、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事业三块“短板”，全力抓好医疗“百院大战”等重点民生项目，推进共享发展。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积极行动，认真贯彻执行，以实际行动缓解人民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
增强综合实力
提升服务品质
“着力解决病患看病难、流程复杂等问题，解决病患就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是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要全力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院长刘健说。
作为贵州省人才储备规模最大、综合实力最强的首批国家三级甲等大型综合性医院和百佳医院，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把提升自身综合实力，为民提供优质医疗服务视为当前的发展要务。医院不断引入国内外先进理念、技术与设备，拥有全省唯一的PET/CT（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X线计算机体层成像）、全省唯一的Hybrid（复合）手术室等。同时，贵州省紧急救援中心（96999）、贵州省造血干细胞移植中心、贵州省产前诊断中心、贵州省儿童医学中心等也设在该院。
2015年11月15日，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了2014年度中国医院综合实力排行榜。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综合实力位列西南地区第8位、贵州省第1位，有11个专科进入西南区专科声誉排行榜前5位。
2016年3月，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了“2015中国医院竞争力・顶级医院100强”排行榜。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入选中国顶级医院100强，是贵州省唯一入选的医疗机构。
改善就医环境
惠及更多群众
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从未忘记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在积极贯彻实施国家卫生计生委倡导的“进一步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中，不断打造学科精品、搭建科研平台、构筑医疗特色、加强人才培育、优化服务流程、改善就医环境、提高服务质量，为保障全省人民健康福祉作出积极贡献。
为进一步改善医疗环境、提升服务品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更新了HIS（医院信息）系统，优化了医疗服务流程、减少了患者排队的环节和时间。预约挂号在现场预约、电话预约、短信预约、网络预约等基础上新增了微信预约方式；投入使用自助挂号机、自助缴费机、化验结果自助打印机等自助就诊系统。
2015年12月，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建的现代化外科综合大楼投入使用，新增床位数1200张，使该院实际开放床位突破3000张，极大地改善了住院条件，有效缓解了病人住院“一床难求”现象。
同时，积极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将医疗服务向远程医疗和网络云端引申和拓展，与院外力量合作共建“贵医云”网上医院平台及院级远程医疗中心，实现上下级医院联动，让优质医疗资源惠及边远地区群众。
建立“医联体”
缓解“看病难”
2015年9月以来，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携手清镇市人民医院、福泉市一医等32家市县级医院共建了战略医疗联合体。“医联体”的建立，有利于开展分级医疗、双向转诊，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带动县级医院发展提高；有利于医院专家集中精力攻克和解决疑难重症；有利于有效缓解群众“看病远”“看病挤”的问题。
此外，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没有政府投入的情况下，办起了贵州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附属白云医院、附属安顺医院、附属乌当医院，在集团化办医方面作出积极探索。四家医院的管理和技术骨干都由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派出，床位数共计2549张，实现了优质医疗资源的快速增长，有效缓解群众“看病难”问题。
坚持创新驱动
实现双赢发展
创新是医院始终进步的动力，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在传承中创新，于创新中发展，实现了服务人民健康和自身发展壮大的双赢。医学科研成果保持省内行业领先地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立项数量、科研成果获奖数量、SCI论文数量及影响因子近年来都有较大提升。2015年，医院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项，发表SCI论文120 篇。
2015年8月14日，贵州医科大学院士工作站在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设立“肝胆外科”和“道路交通伤救治”两个分站。医院同时与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正国签署了道路交通伤救治院士工作分站建设合作协议，并聘请王正国院士为分站建设指导教授。
关键词：贫困山区；移民搬迁；扶贫开发
基金项目：河北省高层次人才资助项目：“生态文明建设视阀下河北省山区扶贫开发模式创新研究”（编号：A201400172）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涞源县山区移民搬迁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收录日期：2016年6月20日
目前，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到了“啃硬骨头”的最后攻坚阶段，要在2020年实现全面脱贫，我们尚有一大批生活在生态条件脆弱区的农村居民，由于他们受制于自然环境条件诸如土壤贫瘠、水源匮乏、地质灾害频发、山高坡陡难以耕作等的限制，很难通过特色产业扶贫等形式的扶贫开发模式来改善其生存条件和家庭生计水平。而移民搬迁作为解决身处如此困境的贫困农户的生计安全的有效手段，一直得到政府和相关人士的关注。然而，在依托移民搬迁推进扶贫进程的过程中暴露出的很多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本研究基于对河北省涞源县移民搬迁案例的系统调查研究，探讨了贫困山区移民搬迁的政策决策以及政策落实方面的基本情况，从中挖掘出在移民搬迁过程中依然存在的问题，并就应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以期为推进我国生态环境脆弱贫困区移民搬迁工程的顺利实施提供借鉴。
一、涞源县移民搬迁概况
（一）涞源县生态经济条件。涞源县地处太行山、燕山、恒山三大山脉交汇地带，境内山峦起伏，沟谷纵横，地形复杂，地势相对高差跨度大。气候属温带大陆性气候，春季干旱少雨多风，夏季凉爽，秋季寒冷多风，年平均气温7度，年均降水量556毫米，无霜期比较短（90～120天），自然地理条件较差只适合极少数农作物生长。自然地理区位特点决定了这里农业耕地条件差、水土资源不协调、粮食作物产量低、生活质量无保障。2003年之前，农业是当地支柱产业，这之后随着矿产和旅游资源开发，县域范围内形成了钢铁、旅游和农业三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具有当地地域特色的一些经济作物，诸如速生核桃、杏扁、优质小杂粮等特色农业生产基地相继建立。然而，这种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对那些居住在生态条件极度贫困区域的农户而言，并没有太多的积极影响，其结果就是县域范围内农户经济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截至2015年底，全县仍有7.22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其中近3万人是生活在生态脆弱区，难以在当地靠自身发展起来的。
（二）涞源县移民搬迁现状及近期规划
1、搬迁规模和搬迁方式。涞源县共有2，448平方公里的深山区，285个行政村，其中1，076个自然村，共27万人，是革命老区、扶贫开发“三合一”重点县，即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燕山-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重点县、河北省环首都扶贫开发示范区重点县。根据新的贫困标准，全县7.22万重点扶贫对象中3万人居住环境恶劣，很难就地扶贫，需要通过移民搬迁的方式实现脱贫的目标。
涞源县的移民搬迁工程自2003年开始启动。根据贫困村及自然村居住特点，坚持群众自愿的原则，实行“建移民小区安置为主，分散搬迁为辅”多种形式并存的搬迁方式。在迁入地或者安置地选择上，主要涉及到三种类型，即向中心村搬迁，向重点镇搬迁，向县城内搬迁。搬迁过程中，从迁入地选址，到统一规划建设，再到具体选料施工，全程有移民搬迁代表参与。据涞源县扶贫局资料显示，按照《省异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结合“7.21”灾后重建，按照“群众自愿、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分户监督”的原则，到目前为止业已建设完成17个移民小区，上级支持5，062.1万元，搬迁2，147户，涉及7，025人。
2、近期扶贫搬迁规划。根据县域扶贫规划，通过多部门合力推进和更多资金支持战略推进，争取在2020年响应国家号召，实现全面脱贫。未来几年移民搬迁计划为：2016年搬迁约1，200户，3，600人；2017年搬迁约1，900户，5，700人；2018年搬迁约2，800户，8，400人；2019年搬迁约1，400户，4，200人；2020年搬迁约1，686户，5，259人。
二、涞源县移民搬迁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涞源县相关扶贫工程推进工作的了解以及南阳峪、四角台等多个移民搬迁村的观察和村民走访，发现目前在涞源县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起到了显著的扶贫效果，然而在整个移民搬迁工作动员及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在未来几年的移民开发工作中引起注意。
（一）移民搬迁项目宣传动员和农户信息获取严重不对称。实地调查走访了解到，关于“对移民搬迁工程的了解渠道”，大约40.2%的村民是在与邻里街坊的谈话中获取关于移民搬迁的相关政策信息的；35.5%的村民通过村干部或社区广播而关注到；8.6%的村民直接通过扶贫机构了解相关信息；还有15.3%的村民是从亲戚朋友的口中了解到的，剩下不到1%的村民通过其他的方式了解。由此所造成的村民对有关移民搬迁项目的了解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甚至有一部分村民反映，只知道只要搬迁就可以拿到补贴，至于怎么搬、搬到哪里去，自己一概不知，所以有想法但不知道怎么实现。由此可见，关于移民搬迁相关政策和项目执行方面信息供给和村民对信息的获取之间存在严重不对称性。导致这一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从村民视角而言，其关注的信息获取渠道不同，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差异。而这种信息获取的差异性和不对称性恰恰是造成部分村民在搬迁决策方面摇摆不定的重要原因之一，从而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移民搬迁工程推进的步伐和实施效率。
（二）政府补贴和农户搬迁的资金需求之间存在较大缺口。对一些搬迁中“顽固分子”的走访了解到，除了个别因为年岁大了，难舍故土，只求安身立命之外，他们不愿意搬迁的最主要的原因则是举家搬迁所享受到的补贴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这也是我们在关于移民搬迁调查中常常遭遇的一种最为尴尬的情况之一――搬迁工程一旦启动，项目区相对富裕的农户很快会行动起来，而真正的贫困农户则左右为难，摇摆在搬与不搬的决定之间。在涞源县这样一个贫困山区的农村，原本以农为生，靠农立命，没有过多家庭积蓄，甚至每年的收入还不够贴补家用的部分贫困农户而言，他们认为即使有了政府的补贴勉强满足了他们搬迁的意愿，而在新的安置地重新“安家立业”需要支付比原居地更多的成本，对他们而言似乎“得不偿失”。
（三）培训资源供给与农户的就业技能需求不匹配。实地调研显示：首先，当地相关部门组织了部分针对农户就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但是这种培训机会一般的农户很难得到。加之，培训名额分配方面存在所谓“干部优先”、“干部亲属优先”等不良风气，普通农户在培训机会获取方面被严重边缘化；其次，参与过培训的农户中有人反映，培训内容过于单一化，有时候不是自己想做或者能做的，和自己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出入，同时也不知道搬迁后到安置地是否能够用得上；最后，就是培训消息的时间相对滞后、培训时间安排和自己时间安排上存在冲突等，也使得很多农户无法及时并完整地参与全程培训。
（四）原居地财产处置和安置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缺乏事前规划。对涞源县相关村庄的调研了解到，目前对移民搬迁户而言，其主要家庭财产包括住房、土地等都在原居地；而在新的安置地虽然可以享受到诸如水电、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比原居地更完善的公共服务供给，但是基本没有属于农户自己的生产性资源和财产。所以，很多农户顾虑一旦举家搬迁，原居地的房屋和土地等如何处置？安置地的家庭生计如何去维持？因此，原居地财产处置和安置地农户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成为制约当地贫困农户搬迁的又一重要因素，而克服这一障碍，就必须对移民搬迁户在原居地的财产处置和安置地生计系统的再造提早进行规划设计和相应的咨询服务供给。
三、推进和完善贫困山区移民搬迁对策建议
第一，强化宣传教育，提高农户对移民搬迁的认知水平，增强自主性，遏制在搬迁事宜上“等、靠、要”的思想。强化宣传的主要目的一方面是让搬迁户能够全面了解移民搬迁的目的、流程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的信息，避免因为信息疏漏或者不知情而对搬迁工程推进造成不良影响。同时，宣传教育还要让农民充分地了解搬迁是为了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拥有更高的生活质量和生活品质，但这绝不意味着搬迁是政府的责任，仅仅依靠政府的力量就可以完成的。一些农户把自己不能完成搬迁的原因完全归咎于政府，把搬迁的经济负担都转嫁给政府，自己不积极主动的筹集资金，寻找办法，这种消极的心态是错误的，在进行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要特别指出，通过强化宣传教育，让农户积极主动地参与到项目中来。
第二，强化政府投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到扶贫工程中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和严格规范的资金监管机制。因为搬迁户绝大部分是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户，因为家庭储备资金极为有限甚至根本没有，搬迁所需资金以及家庭生计再造的资金投入是他们不得不考量的问题，也是他们面临的最大困难。在移民搬迁过程中资金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是工作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解决这个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首先，尽量加大政府扶贫力度；其次，鼓励社会力量更多地参与到扶贫工作中来，实施点对点的精准扶贫；最后，需要金融机构的支持，放宽贫困移民的贷款利息政策。
第三，加强对搬迁户劳动力技能培训，为其再就业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系统再造提供支持。对于纳入移民搬迁计划的农户，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提前设计和开设更多关于就业技能支持的培训班，提高他们的技能水平，为进一步再就业提供良好基础。在新的安置地，鼓励和支持周边的原居民和有经验的中小企业经营者进行“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甚至是“以点带面”的帮扶活动，这不仅有助于新迁入居民的生计系统再造，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更快地融入当地社群。
第四，以村为单位，妥善规划和解决搬迁户在原居地滞留财产的管理处置问题以及安置地相关财产权的获取问题，保障搬迁户能够“安居乐业”。中国农民，尤其是年长的农民都有一种乡土情结，顾家守业的思想，他们认为家是“根”，根不能丢，所以宅基地和耕地承包地问题是移民搬迁工作中必须解决和处置好的首要问题，可以通过政府激发创业者创业或志愿者进行原居地财产的承接，从而改变村民搬出后原房屋无人看管和耕地可能荒废的现状。当然更重要的是解决村民安置地的进入权的问题。必须要明确“初来乍到”的新迁入居民在新的安置地的房屋产权以及社区成员权资格，以保障其基本的房屋使用、土地租赁等权利的获取。
第五，做好对搬迁户的跟踪评估，最大可能地减少其返贫的机会。定期对搬迁户进行走访调查，了解他们搬迁后在安置地的生产、生活最新动态，如政府补贴落实情况、家庭劳动力就业情况、子女受教育情况等，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户搬迁的后顾之忧和出现的各种问题及困难。尽最大努力减小搬迁户返贫的可能性。
主要参考文献：
[1]王红彦，高春雨，王道龙等.易地扶贫移民搬迁的国际经验借鉴[J].世界农业，2014.
近年来，陕西创新型省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科技创新对推动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极具影响力，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5.81%。为了加速推进创新型省份建设，最大限度发挥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确保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十三五”时期，陕西科技工作将以“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为指导思想，聚焦“四个全面”、五大发展新理念，聚焦“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新要求，坚持“双轮驱动”，推动“六大转变”，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科技与经济有机结合，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产学研/军民深度融合，加速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加快建成具有陕西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为供给侧改革提供源头活水，让科技强带动陕西强，走出一条“创新强省”新路径。
坚持把“五大发展理念”作为根本遵循。坚持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协调作为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把绿色作为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把开放作为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把共享作为和谐发展的本质要求。加快推进要素驱动为主向创新驱动为主转变；“统筹关中道，协调南北中”，促进一、二、三产业同步发展；着眼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省份合作，以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区域竞争的主动；形成人人参与创新，人人共享成果的良好局面。
坚持把“追赶超越”和“五个扎实”作为新要求。牢记重托，不辱使命。在关系陕西长远发展的基础前沿领域，超前部署有望催生未来变革性技术的研究项目，增强创新化源头供给创新，抢占发展制高点；在关系陕西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产业领域，聚集科技资源，强化链条部署，重点突破攻关，加快追赶超越步伐。
坚持把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作为根本动力。推动科技创新，必须深化改革，调整一切不适应创新驱动发展的生产关系，实现科技创新与体制机制创新“两个轮子”良性运转。要推进科技领域的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充分调动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释放创新活力，增强创新动力。
坚持把“双创”作为创新发展新引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着力发展众创、众扶、众包、众筹，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强创新创业综合载体建设，不断完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和创新创业扶持政策，鼓励企业内创、院所自创、高校众创，积极推广西安光机所、西北有色院模式，以创新促创业、以创业推创新，打造创新发展新引擎。
坚持把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第一资源。人才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关键，要始终把人才资源开发与活力释放，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在创新实践中发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事业中凝聚人才，改革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机制，培育造就一批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新型人才队伍。
坚持把科技惠民作为基本出发点理念。把科技创新与改善民生福祉相结合，以发挥科技创新在解决人民群众紧迫需求、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促进就业创业、扶贫脱贫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让人民享受更多科技创新成果，为全面迈入小康社会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因此，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增强科学普及要常抓不懈、长期坚持。“十二五”以来，陕西科协工作以“搭建平台、大联合、大协作”为思路，以提高重点人群科学素质为主线，以加强科普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以实施大众传媒科技传播计划为载体，公众参与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影响力明显提升，科普服务能力显著提高，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加快，政策和经费保障力度持续加大，全民科学素质稳步提升。据2015年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陕西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5.51%。
“十三五”期g，陕西省科协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全面开展“创新争先行动”，引导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省份贡献智慧和力量。
目标着重围绕攻克一批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瓶颈，破解创新发展科技难题，掌握更多的核心技术自主知识产权，推动产业和产品不断向国家和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在重大科学问题上取得一批原创性突破，掌握一批重大技术创新成果，力争在重要科技领域实现跨越发展，打造国家西部创新高地。瞄准经济和产业发展亟需解决的科技问题，引导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应用和产业化的“最后一公里”。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到千家万户，使科技文明普惠共享。
一是短板攻坚争先突破行动。瞄准陕西重大科技战略需求，围绕陕西“十三五”规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聚焦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高端技术供给不足这一短板，攻克束缚创新的顽瘴痼疾，促进创新环境不断优化。科协工作要在自主创新能力提升、高端技术供给、产学研协同创新等方面争先突破。
二是前沿探索争相领跑行动。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的机遇，立足省情实际，坚定敢为天下先的志向，大胆假设，认真求证，执着追求，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实现科技创新战略性转变。科协工作要在重大科学发现理论创新、关键技术共性技术预研、学科建设学科发展等方面争相领跑。
三是转化创业争当先锋行动。瞄准经济和产业发展科技难题，投身创业创新，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以科技创新引领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当好生力军。科协工作要在促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搭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等方面争当先锋。
论文摘要：西部农村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劳动力流动加快，人口老龄化加剧，农村养老保障支持体系面临严峻挑战，迫切需要优化养老保障支持体系。要建立以加强日益弱化的家庭养老体系为基础，以非缴费性养老金制度为核心，以“土地换保障”的最低养老田制度为补充新的养老保障支持体系。
论文关键词：西部农村；养老保障；家庭养老；养老金制度；养老田制度
与东部农村相比，西部农村老年人的生活处境更加艰苦，面临着更多的风险因素，解决西部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积极探索并优化养老保障体系尤为重要。
一、西部农村养老保障现状
(一)西部农村日渐增大的养老压力
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总量和产业结构都落后于东部农村，差距进一步拉大。1999年，东部地区农村增加值为21246亿元，而西部地区为5168亿元，仅占全国的13．2％；在农业结构内部，西部地区种植业比重占全国的68．4％，仍然处于由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西部地区农村低收人人口占全国总数的52．1％，占当地农村人口的8．84％。受经济收入水平较低、集体经济薄弱，普遍没有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西部地区农村的养老压力越来越大。
(二)西部农村人口老龄化加剧
按照人口老龄化的国际衡量标准，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2004年的统计数据计算，65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重庆9．22％、四川省8．68％、贵州省7．59％、云南省7．03％、陕西7．75％、广西9．1％、内蒙古、7．64％，说明西部几个人口大省的农村都已步人了老龄化社会。根据预测，甘肃将在2006—2010年进入老年型人口社会，西部地区将在2015年左右全部进入老年型社会。
(三)西部农村老人不容乐观
有关资料显示：58．2％的西部农村老人的经济来源是现在的劳动所得和积蓄，33．1％经济来源是子女的供给，2．6％来自社会养老体系。随着年龄的增大，劳动能力的丧失，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下降，财富的控制权就会转移到了子辈的手中，可供自己支配的养老财富就更少。农村老人习惯将自己在拥有劳动能力时所创造的财富用在子女身上，帮助家庭实现财富的积累。当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除了家庭子女的生活照顾，社会养老服务提供非常有限。农村老年人在患大病时，56．3％的老年病人靠自己或配偶照料，41．2％靠子女照料，9．8％靠自己，即无人照料，可见，西部农村老人的照料和生活质量令人担忧。
(四)西部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
首先，计划生育政策的显效导致家庭规模逐步萎缩，家庭养老面临更大挑战。其次，农村青年思想价值观念的变化，使家庭责任观念、义务观念发生蜕变，出现了“顾小不管老”的观念，贫困地区的老人赡养纠纷和因赡养引起的自杀事件也时有发生。最后，大多数老年人生活在多子女的家庭，而根据社会学的“责任分散理论”，养老责任主体的增多会导致养老责任的相互推诿或攀比的现象，从而降低养老水平甚至出现无人赡养的局面。
(五)西部农村的劳动力流动加快
近年来，由于西部农村生产环境的恶化和农业生产比较收益降低，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非农行业流动，使得农村养老的绝对需求量扩大，人口流动性的增加，“空巢家庭”留守老人的增多，直接导致农村老人生活照顾和精神慰藉难以实现，老人既担负管理承包地又要照顾孙辈的工作，生活相当艰苦。有学者指出，西部地区的农村很多老年人生活很清苦，有的简直到了自虐的地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养老问题。
(六)集体养老、社会养老发展缓慢
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依靠集体的临时救济而形成的“五保”户和敬老院等制度，资金很难落实，保障能力相当有限，供养标准偏低，已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养老的新要求。社会养老保险由于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与西部农村的实际情况差距较大而发展缓慢。社会养老保险投保人群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至1997年底，西北5省区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人数仅占总参保人数的2．2％。
二、西部农村养老保障问题分析
(一)经济落后制约养老保障的实现
无论采取何种养老模式，经济供养是养老的最基本内容。西部农村由于自然、社会和历史等原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东中部地区，其差距仍在扩大。1994年，西部地区农民人均纯收人仅为844．35元，相当于中部农民人均纯收人的79％，仅及东部的一半。农村产业结构仍是传统的“粮畜型”或“粮猪型”结构在起支撑作用。人均乡镇企业产值，西部地区为157元，仅为东部的12．6％，这严重影响了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被列入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重点扶持的327个贫困县中，西部地区有165个，占50．5％，贫困发生率为20．7％。自然环境的约束，农村生产力水平较低，产业结构单一，直接影响了人民生活，为贫困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更难言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二)西部农村土地保障的“虚置”
土地是农业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是农业生产活动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和自然基础。我国人多地少，农民承包的耕地数量有限，西部的可耕地就更少，土壤肥力更差。基于对西部脆弱生态的保护，水源的涵养，可供耕种的土地资源严重不足。随着城镇化兴起，大量低价征用农民土地，耕地被大量挤占，农民蒙受了很大损失，农民面临失业又失地的威胁。西部农业的比较收益低，土地承载负担过重。虽然取消农业税，但落后的耕作水平，广种薄收的粗放经营，土地收益在农民收入来源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土地对农民的养老保障作用越来越不明显，保障功能日趋衰减。
(三)落后观念影响西部养老方式改变
传统的儒家文化与民族宗教观念的结合是中华民族多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杨善华先生曾运用“社区情理”的理论解释了农村养老问题。社区情理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及文化相对落后的社区中，存在着由地区亚文化决定的某些为该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所认可的行为规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观念，只要人们的行为能够得到在同一社区中生活的多数人的赞成，他们就认为可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西部农村社区，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更紧密，对外来文化和新鲜事物的排斥力较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尴尬处境在一定程度上是忽略了养老问题中的文化因素所造成的。在落后的文化传统下多数老人对“养儿防老”的信赖没有松动，排斥不符合农村人的“规矩”。“传宗接代”作为旧的落后观念根深蒂固。
(四)劳动力流动造成家庭老少新关系
造成西部农村家庭养老人力资源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农业人口的非农化成为农村发展的主流动力。在人均耕地日益减少和农业劳动低收益的情况下，西部农村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向省会城市和东部地区流动，其后果是供养人力不足。K·O·Mason建立模型来说明工业化、城市化和人口迁移对家庭养老产生的5个方面的影响。认为人口迁移可能会通过削弱父母的权力和对年轻一代的控制力，提高妇女就业率，减少成年子女数量，造成代际分离和减少多代家庭数量，侵蚀家庭养老。人口流动也导致了老年人与青年人之间家庭新关系的形成，老少之问缺乏沟通，代沟扩大，代际交流减弱。
(五)农村社会养老保障设计制度缺陷
1992年，民政部制定的《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保基金以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贴为辅的基本方案，并在全国有条件的地区逐步推广。该方案忽视了西部农村养老的现实困境，由于西部乡镇企业少，大多经营状况不良，集体经济力量薄弱，无法提供补贴，大约有94％的人被排斥在国家法定的养老福利制度的保护范围之外。现行制度强调农民自愿原则，回避了西部农民对国民经济所作出的历史贡献。改革前的1950—1978年的29年中，政府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平均每年取得了176亿元收入；在1979—1994年的l6年间，通过剪刀差又获得大约937．5亿元，是改革前的5．3倍。民政部门或集体提供救助的“五保户”或特困户、敬老院等制度，由于资金很难落实，保障能力相当有限，供养标准偏低。
三、优化西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建立家庭养老保障体系
家庭养老符合代际投资原则和公平原则，这种代际投资关系决定了反哺式的家庭供养模式。家庭养老虽然面临新的挑战，但在西部地区农村的存在价值是不容忽视的。要采取多种方式增强家庭养老的社会功能。首先，通过媒体大力宣传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加强法制观念，使人人意识到赡养老人是子女应尽的义务，而得到赡养是老人的权利。其次，给抚养和照看高龄老人的家庭一定经济补贴，鼓励赡养老人的良好行为。最后，西部农村要转变等、靠、要的消极思想，积极通过当地金融机构获得小额贷款，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富，夯实家庭财力，必要时由政府提供担保甚至贴息，为农村养老提供经济支持。
(二)优化西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享受国家提供的社会保障是宪法赋予包括农民在内的全体国民最基本的人权，西部农村老年人也不例外。首先，国家作为社会成员的保护者和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不应缺位于西部农村的养老，应积极提供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尤其是西部贫困地区。其次，借鉴国外经验，建立针对西部农村的非缴费性养老金制度。西部地区的贫困落后是不争的事实，这种不均衡的制度创新，有利于改善“保富不保贫”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第四，积极发展西部农村养老保险，适当降低投保的底数，并允许随时投保，社会统筹部分采用固定帐户，个人部分设立弹性帐户，有余钱时可以多交，反之可以少交或不交。
摘 要：本论文试图通过对我国农村小微商业贷款现状的分析，探讨未来促进我国农村信贷发展的对策建议。我国农村地区城市化进程缓慢，银行贷款服务难以满足广大农民对金融资金的需要。根据当前我国农业信贷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完善我国信贷业务的对策和建议，同时也表明了我国只有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信贷体系才能保证信贷业务在今后发展的更加稳定和健康。
关键词 ：风险 投资 现状 经济体制
一、我国农村商业银行信贷发展的现实意义
（一）什么是小额信贷
Microcredit在我国通常被翻译为“小额信贷”。它是一种以个人或者以家庭为核心，贷款服务对象多为一般个体商户或个人的，针对中低收入人群提供周期性，循环型的小额贷款方式。小额信贷是专门为贫困人口和微型企业提供小额信贷业务而存在的一种贷款方式，主要服务对象以中低收入为主，还款期间可进行分期还款。
我国商业银行小额信贷是在90年代初引进的，经过近20年的实践，小额信贷凭借其灵活、方便、高效、快速的特点，在支持农村经济发展，改善农民生活经济状况，脱贫致富，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为加快我国农村城市化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
（二）我国发展农村小额信贷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
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需求决定供给的种类和数量。消费者需要什么供给者就生产什么，农民从市场机制中得到相应信息进行相关产品的供给，从而获得利益。但是大部分农民无法完成原始积累，开展生产活动，推广小额信贷，就是要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做到统筹兼顾，为贫困地区的农户服务。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拉近城乡贫富差距，使农村经济蓬勃发展。
2．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
三农问题的实质就是三农的日益贫困和不断被边缘化问题。其根源就是城乡不平等的二元制的沿袭和强化这一现实制度原因及其背后一系列错误理念支配的结果。忽视农业、农村、农民只会导致社会整体经济状况增速减慢，社会现代化脚步迟缓。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业务使资金的实施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扶贫攻坚和支持贫困农户发展生产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调动了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经营主动性积极性，让农户自主寻找创业机会，帮助农民实现增收，增强了贫困农户的自我发展能力，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家扶贫压力。
二、农村商业银行信贷的现状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小额信贷的现状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5年1月的《2014 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中显示，2014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81.68万亿元，同比增长13.6%，增速比上年末低0.5个百分点；全年增加9.78万亿元，同比多增8900亿元。2014年末，主要金融机构及小型农村金融机构、村镇银行、财务公司本外币农村（县及县以下）贷款余额19.44 万亿元，同比增长12.4%，增速比上年末低6.5个百分点，全年增加2.4万亿元，同比少增4408 亿元；农户贷款余额5.3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增速比上年末低5.4个百分点，全年增加8556亿元，同比少增338亿元；农业贷款余额3.4万亿元，同比增长9.7%，增速比上年末低1.9个百分点，全年增加3065亿元，同比少增422亿元。
农村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发展农村经济首先要有资金投入，而如何吸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建立适合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制度。2012年国家统计局统计：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71，182万人，占52.57%；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4，222万人，占47.42%，而表1中显示2010年至2014年农户贷款占总各项贷款比例虽逐年上涨，但占比极低，平均为5.7%。充分说明了进一步加大涉农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断提升农业业务金融服务水平，改善农村金融环境，增加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必要性。解决三农问题是中国缩小贫富差距，加快现代化进程，创建和谐社会迫在眉睫的问题。
（二）开展农村小额信贷业务存在的问题
小额信贷的蓬勃发展为低收入人群、小微企业和农户获得资金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我们更应看到该项业务发展所面临的种种困难：
1．融资成本高，风险高
由于融资需求十分旺盛，小额信贷在微小型企业中普受欢迎，很多商业银行成了“只贷不存”的机构，同时，随着农村小额信贷业务的展开，风险也显露出来，由于对小额信贷的思想认识不够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使农村小额信贷贯彻落实的不积极不主动。因为小额信贷的贷款利率相对较低，影响了商业银行发放小额信贷的积极性。小额信贷单笔贷款的数额较小，且成本费用率较高，存在着其利息收入能否抵偿成本费用开支的问题，一旦不能抵偿成本，便会缺乏开展小额信贷的内在动力，小额信贷的可持续性也会受到影响。农村小额信贷的回收率较低，一些商业银行因畏惧风险而减少向农户发放小额贷款金额，或严格要求审批程序，农户因贷款条件严格，贷款难，而降低对贷款申请的积极性。
2．市场风险
农村小额贷款多为经营性农业贷款，贷款农户的收入取决于自然、市场条件，贷款人对市场风险的抵御能力弱，如出现自然灾害，个人经营管理不善或经济环境衰退的情况，商业银行不能确保农村小额贷款按时回收。
3．相关法规不完善，农民认识不足
农村信用环境建设宣传不足，农户对小额信贷是一种金融服务方式还缺乏统一的认识。目前，仍有不少人习惯性地认为小额信贷是扶贫手段而不是金融服务。小额信贷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完善障，机制、政策体系不完善加大了行业风险，同时也制约了农村小额信贷的发展。
三、建议及对策
目前我国政府支农投入多以直接的财政补贴为主，农村小额信贷也往往变成短期的直接救助的工具，财政和信贷资金发挥得杠杆效应较低。政府需从更多方面思考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调整政策，加强农民致富知识的专业教育。
商业银行应减少贷款程序，加快审批时间，及时放款，使农户方便快捷及时地拿到所需资金，不耽误经营周期，同时增加培训，提高商业银行信贷工作人员的业务素质，紧密联系农户，宣传贷款逾期的严重后果，不能只看重担保和抵押情况，要从根本上杜绝惰性还贷，不良贷款的思想，加强贷后管理，准确真实地了解资金去向。
调动群众积极性，做好小额贷款的推广与宣传工作，使更多人了解小额信贷的意义，在思想上提高认识，强化管理意识，加强信贷诚信教育，落实责任分工，做到积极科学贯彻农村小额信贷，将责任落实到实处，落实到个人，以求积极调动起人员工作的积极性。明确小额信贷身份，从经济角度出发，改变其“只贷不存”，解决其资金不足的困境，减少贫富差距。小额信贷的发展为我国改变农村贫困的状况提供了莫大的帮助，欣喜的同时。我们也要冷静的看待在小额信贷身上所发生的问题，只有不断的思考，客观的解决问题，才能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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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键词：扶贫；整村推进；少数民族；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2）20-4677-05
1 研究背景
1.1 研究意义
《中国民族报》2008年10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农村绝对贫困与低收入人口合计数量占全国贫困总人口（4 319.5万人）的比重为52.2%，表明全国有一半以上的绝对贫困和低收入人口分布在民族地区，因此可见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的重点是民族地区。整村推进是中国农村开发式扶贫政策的三大重点内容之一。它将扶贫目标定位到村级，力图整合各部门发展资金，从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生、文化、产业发展、民主法治建设、村级组织建设方面推动贫困村全面发展。从2000年国家整村推进政策实施至今已经10余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步伐大大加快。近年，通过对民族地区“整村推进”扶贫项目进行的实证调查和理论总结，分析以往整村推进政策在制度设计与实施效果中的经验和不足，对下一阶段民族地区扶贫政策的制定和工作的开展具有指导意义。
四川凉山是中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凉山地处横断山脉高二半山，是典型的半农半牧山地的单一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也是民族传统文化保持较为完整的地区之一，比较能代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发展情况。本研究之所以将着眼点落到村一级，原因在于整村推进扶贫是以村为单位开展的。以村一级为着眼点的研究最能体现整村推进政策的实施效果。而将四川省喜德县H村定为调查点，主要考虑到H村为纯彝族人口聚居村，地处海拔2 000 m以上的高二半山区，与凉山的大部分彝族村庄有着相似的自然、地理和人文环境。从凉山整体扶贫和喜德县扶贫工作的现状来看，H村的扶贫发展历程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说明一些普遍存在的问题。
1.2 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是本次调要的信息收集方法之一。调查组利用等距抽样的办法，从H村3个村民小组140户家庭中抽出100户家庭进行了问卷调查。此外，本次调查还通过一对一的访谈，以座谈的方式对村民、村干部以及州县相关单位工作人员进行了访问。而且本研究还通过政府部门和网络获得了与扶贫和整村推进项目相关的政府文件、工作报告、专著和学术论文等。这些文献资料为本报告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信息。
1.3 调查点背景
四川凉山地区是集中连片的贫困区域，农民群众的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凉山州17个县市中就有11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喜德县是其中之一。喜德县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安宁河流域上游，距离州府西昌60 km。喜德县境内地形以高二半山为主，海拔最低处1 580 m，最高处4 500 m。全县下辖7个镇、17个乡，共有170个村民委员会、602个村民小组。截至2008年底，喜德全县总人口19.8万人，其中彝族占89.5%，而农业人口占91.7%。可见，喜德县是一个以彝族人口为主的山区农业县。
H村距离喜德县城13 km，位于海拔2 200 m以上的高二半山。全村有农户140户，人口600余人，全为彝族。该村共有耕地115 hm2，森林156 hm2。经济林木20 567株，以花椒、核桃和白杨为主。2010年该村有四大牲畜共1 514头。据政府统计，H村2010年人均收入为2 000元。H村以农业为主要生计方式，主要种植土豆、玉米、黄豆等作物，兼饲养鸡、猪、牛、马等。
2 整村推进扶贫的实施状况
四川凉山州整村推进扶贫的推进方式主要有：①针对基础较好地区，以产业扶贫为主要扶贫策略；②针对基础较差的老贫困县，采取以住房改造、新村建设为主的策略，主要进行房、水、电、路等基础设施的改善；③以适宜当地的大型项目带动，实行村与村之间的区域整体推进。2001年以来，凉山州各级政府针对该州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的现实，一直将新农村建设作为重点扶贫工程来实施。该工程从凉山州1.5万个贫困村中选出1 187个作为重点扶贫村，从基础设施、支柱产业发展、生态、教育、卫生、社区服务、组织和制度建设等方面展开扶贫。喜德县H村就是其中的一个重点扶贫村。
2001～2009年，喜德县共投入各种扶贫资金约1.1亿元，实施新村建设69个；易地移民搬迁1 241户5 432人；新建村级小学10所、村级医务室1个；改、扩建17所中心完小和9个乡镇卫生院；在全县22个乡镇、116个村实施“三房”改造5 847户；在全县近100个村实施人畜饮水工程，铺设和维修水管线路1 200多km，解决了6万余人、10万余头（只）牲畜的饮水困难问题；在全县107个村实施“通村、入户”公路建设，新建、维修人行便（吊）桥38座，解决了5万余人的出行难问题。喜德县产业化扶贫从2004年开始启动，到2009年为止共投入资金877万元。产业化扶贫以发展马铃薯栽培加工、乌骨阉鸡养殖加工、花椒种植加工等为主要扶持项目，被称为“一薯一鸡一花椒”。
在众多获得扶贫支持开发项目的贫困村中，H村获得的扶贫项目主要有：新村建设扶贫、产业扶贫、沼气建设、社会扶贫。各项目内容如下。
2.1 新村建设项目
H村在2004年获得过6万元扶贫资金，修建了从镇上到村里的通村公路。2007年获得新村建设扶贫项目财政扶贫资金50万元。项目建设内容：三房改造43户；人畜饮水铺设引水管10 km，建蓄水池5口，50 m3；通村道路建设1.85 km。
2.2 产业扶贫
2.2.1 马铃薯种植 喜德县从2004年开始实施脱毒马铃薯产业化开发扶贫，但尚未形成规模。到2009年，喜德县共建成全国绿色食品马铃薯标准化生产基地0.93万hm2，引进马铃薯加工龙头企业2家，实现年马铃薯加工、销售11万t。随着马铃薯加工产业的发展，马铃薯种植项目也开始在H村推广脱毒马铃薯新品种。2009年喜德县投入扶贫资金150万元在H村等26个村成片种植马铃薯1 000 hm2。其中H村种植69 hm2，投入约10万元。
2.2.2 乌骨阉鸡养殖 喜德县乌骨阉鸡产业化项目从2007年开始启动，2009年共出栏乌骨阉鸡40.25万只，形成了一定的绿色、特色产业规模。H村的乌骨阉鸡养殖项目也是在2009年引进的。当年H村乌骨阉鸡项目投入约4.5万元。养鸡户30户，每户获得100只鸡苗和1 000元修建鸡舍补助。鸡苗投入3万元。
2.2.3 花椒种植 喜德县花椒产业扶贫项目开展较早。2002年该县农业局为H村免费提供了7 000余株花椒苗，每户获得约50株花椒苗。
2.3 沼气建设项目
政府投入了约1.4万元在H村给10户家庭建设了沼气池和配套设施，其中2009年有3户、2010年有7户。
2.4 社会扶贫项目
2009年中国扶贫基金会“阳光操场”项目在喜德县投入资金32万元。其中在H村小学进行了“阳光操场”建设，投入资金约4万元。
3 整村推进扶贫实施效果
H村的整村推进扶贫工作实际上主要在两个方面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H村的新村建设扶贫项目是该村投入最大的项目。该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项目的实施使H村交通、饮水、住房等基本需求得到了满足和改善。产业化扶贫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该村产业的发展，农民收入有所增加。在问卷调查中，对“你对本村实施整村推进项目的总体效果评价”这个调查项目，45%的调查对象选择了“好”，46%选择了“一般”，9%选择了“较差”和“不好说”，总的来说村民对扶贫项目总体效果的评价还不错，接近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效果“好”，但问题也同样存在。
3.1 基础设施建设方面
调查问卷中村民对整村推进中基础设施和环境改善建设的满意度调查的回答情况如下。
表1中，如将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都视为满意的话，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是让村民最为满意的，满意度高达96%；对民居改善的满意比例为45%，不到一半；对道路建设的满意度最低，只有27%的人表示满意。
3.1.1 人畜饮水工程 人畜饮水工程建设是将自来水管道直接牵引到村里每个农户的院子里或家门口，极大地方便了村民取水、用水，解决了人畜饮水困难问题。村民对人畜饮水工程较为满意，普遍反映供水充足“比较满意”。但据调查了解，还有十几户村民因住地偏僻，用水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3.1.2 村村通道路 村内的道路建成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2、3组村民的交通运输问题，村民出行更加方便了。但由于预算有限，道路质量一般。其中1组到2组的道路可以通车，而2组到3组的道路由于山高坡陡，雨季常发生塌方，致使道路多处堵塞，不能使用。
3.1.3 三房改造 H村有8、9个家支（凉山彝族人以姓氏为单位划分不同的群体，称为家支）。由于家支内部相互扶持，人口多的家支在村干部选举中占有优势，导致村里某些家支间关系较为紧张。为了协调紧张关系，以利于开展工作，村干部在处理问题时特别谨小慎微，尽量均衡各家支间的利益，从而避免各家支间引起纷争。于是，43户的三房改造项目也因此变成了全村每户利益均沾的平均分配，严重影响了三房改造的质量和效果。此外，由于缺乏配套资金，到目前为止，村里仍有4户住危房的家庭居住条件未得到改善。
3.2 产业发展
在对产业发展项目满意度的调查中（表2），只有32%的村民表示“满意”，有52%的被调查者表示“不知道”或“不清楚产业发展扶持项目是什么”。
1）马铃薯项目。马铃薯曾经是当地山区人畜的主要食物，种植历史悠久，推广起来较容易。和传统品种相比，新的脱毒马铃薯抗病能力强，淀粉含量高，每公顷产量可达30 000 kg。但其食用口味不佳，主要用于出售。新品种马铃薯的推广加快了H村马铃薯商品化的进程。2009年H村产出马铃薯约200 t，2010年虽然政府取消了种植补贴，但马铃薯产业依然维持了2009年的种植规模。随着喜德县马铃薯产业规模的成型，村民开始从其中受益。马铃薯已经成为村民重要的农业收入来源之一。H村的马铃薯产业化扶贫是比较成功的。
2）乌骨阉鸡项目。2009年H村30户乌骨阉鸡养殖户共获得了约15万元的收入。平均每户约5 000元。但到2010年8月时，调查组发现很多家庭的鸡圈都闲置了。据村民反映，乌骨阉鸡肉不好吃，卖不上太好的价钱。由于养殖投入的时间长，需要的精力多，而销售价格并不理想，故人们养殖的积极性在降低。由于销售市场尚未形成规模，加之2010年政府补贴取消，当年乌骨阉鸡养殖规模便大幅度缩小了。
3）花椒项目。花椒的种植不需投入太多劳动力，收益时间也较长。而且当地的自然条件比较适宜花椒的生长。2002年后，农户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将种植规模扩大。到2010年全村花椒已经发展到15 000余株。这些花椒每年能为全村带来约45万元收入，平均每户约3 210元。花椒种植规模的扩大为农户带来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3.3 沼气建设
属于生态扶贫项目的沼气建设在H村尚处于起步阶段，还没有得到大力推广。目前全村只有10户修建了沼气池。沼气池修建主要是村干部带头，据反映所建沼气池沼气比较足，做饭使用足够。
3.4 社会扶贫项目
2009年建成的“阳光操场”，不仅为学校解决了体育运动场地，还成为了村民集体活动的主要场地，在学校教学和村民生活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年政府引进外来扶贫资金，计划与壹基金会合资为H村建完小。但由于土地占用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学校建设项目迟迟未落实。村民对孩子能否顺利就近上学表示担忧。
4 问题和挑战
通过对H村扶贫项目的考察，结合凉山州和喜德县的扶贫现状，笔者认为整村推进扶贫尚存在以下问题和挑战。
4.1 扶贫起点低，基础差，发展缓慢。
当《凉山州2001～2010年扶贫开发纲要》实施接近尾声时，全州已经确定的1 188个贫困村中还有90个尚未有效开展扶贫工作，占7.6%。有700余个村因资金不足，扶贫工作没达到整村推进的效果，需“补课”，占58.9%。截至2009年5月1日，喜德县全县仍有4 034户贫困农牧民居住在低矮、阴暗、潮湿的木板房、茅草房、塑料地膜房（以下称“三房”）中；有63个村未通公路，村民出行困难；有84个村228个村民小组7.38万人尚未用上安全的饮用水；有14个村无村小学；有65个村的教育设施简陋；有157个村医疗设施简陋，设备缺乏。
从H村的基础设施来看，村内道路还处于半瘫痪状态；旱地缺水严重，灌溉系统的建设还未被纳入规划；还有4户人居住于“三房”中；学校校舍条件还没得到改善；没有村卫生室、村民活动室；大部分农户的厕所、畜圈等还有待修缮；从镇里到村口的通村道路还是土路。产业扶贫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尚未有效提升村民的整体生活水平。
4.2 资金投入偏重基础设施建设，忽视软件建设
从喜德县扶贫整体来看，资金主要投入到了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全县从2001～2009年扶贫投入的1亿多元资金中，只有877万元投入到了产业发展中，仅占8.77%。而H村的新农村建设的50万元资金也是全部被投入到饮水工程、道路和房屋改造等硬件建设中。产业化扶贫项目仅获得资金投入约25万元。其他如基层组织建设、村民能力提升、文化发展等更具有可持续性的内容被忽略。
4.3 没有实现资源整合，缺乏以村为单位的整体和长期项目规划
H村的情况反映出村级扶贫资金的使用还处于分散状态。各个项目是相关单位分别实施的，没有统筹规划，也没有将资金捆绑使用。州县领导也在座谈会中指出，扶贫资金整合困难。整村推进本身是需要农、林、牧、文教、卫生、文化等相关部门通力协作。但除扶贫办以外的其他部门对整村推进参与式扶贫机制的认识严重不足。缺乏综合协调机制，投入的资金没有实现统筹捆绑使用。整村推进扶贫成了扶贫办一家“唱独角戏”。
扶贫项目实施应该规划先行。尤其是需要整合各方面资源的整村推进扶贫项目，更需要一个可行性强的项目规划。然而，作为喜德县扶贫开发重点村的H村却没有一个针对本村的具体、翔实的整体规划和发展方案。由于没有实现资源整合，整体和长期的项目规划无法实现。
4.4 村民参与度不高
问卷统计显示，对于“本村整村推进项目规划和实施方案有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这个问题，有62%被采访者回答“没有”。对于“在整村推进的项目实施中，你自己参与了什么工作”这个问题，44%被访者回答“没有参与”。这意味着有将近一半人没有参与项目管理、工程建设、监督和任何其他工作。村民对新村建设项目资金使用情况的知晓率也很低。H村新村扶贫工程款项开支情况在村口立牌公示了，但对于“村里项目资金公示了吗”这个问题，只有36%受调查者回答“公示了”；17%的回答“没有”；47%的回答“不知道”。并且由于大部分年长的村民不认识汉字，汉文公示牌形同虚设。
由于村民代表一般由具有一定能力和权威的人担任，传统的彝族妇女没有这样的机会出任村民代表，如H村村民代表全为男性。该村新村建设规划是以男性为主导制定的，妇女几乎没有参与。对于“本村整村推进项目规划和实施方案有没有征求你的意见”这个问题，参与问卷调查的31名女性中有21名回答“没有”，占到被访女性的68%。
4.5 当地民族传统和文化被忽视
喜德县是彝语北部方言标准音所在地，也是彝族“母语文化之乡”、“漆器之乡”，具有浓郁的民族文化和传统。但喜德县扶贫规划项目中根本看不到民族文化的踪影。此外，H村是个纯彝族村，彝族传统文化在该村受到了重视和实践。但整村推进扶贫中并没有将彝族传统文化因素和地方知识对扶贫工作的影响考虑在内，也没有将发展传统文化纳入到规划中。H村家支力量对“三房”改造效果的影响就是证明，形同虚设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公示牌同样也说明了该问题。面对被日益边缘化的民族文化，许多村民对本民族的未来发展流露出悲观的态度。村民对本地经济的发展也缺乏信心，很多人选择背井离乡，外出务工。
4.6 村民沦为发展的客体，而非主体
同大多数村一样，H村的发展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扶贫资金的使用基本上由上级政府统筹安排；产业发展服从于全县整体规划，村民没有选择的余地。由政府主导的好处是利于产业的规模化和市场化。但从长远来看这是不利于扶贫工作开展的。如政府扶持一减弱，H村乌骨阉鸡项目便“缩水”，没有很好地发展起来。村民谋发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没有被调动起来，同时，政府对村民的自我发展能力也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没有进行培训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5 启示与建议
5.1 多渠道引进扶贫资金，实行资金整合捆绑使用
为了统筹各方面资源，凉山州委和州政府于2010年开始实行“1+9联席会议”的统筹模式：1个扶贫办主导协调，加农业、林业、畜牧、交通、水利、教育、卫生、禁防毒、社保等9个相关部门配合。相关部门有固定的联席会议联络员。联席会议每2个月开一次会议。州一级统筹由联席会议负责，县级统筹由县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1+9”模式的核心是：各级扶贫办发挥统筹协调职能，其他相关部门向上衔接计划，适当调整工作投入比例，各项目向贫困村倾斜。该模式使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成为可能。如果这个模式能贯彻落实，将大大强化扶贫办的协调作用，使资金统筹捆绑得以实现。
此外，资金方面的不足还可以通过积极引进社会扶贫资金弥补。针对贫困户缺乏配套资金能力的情况，还可以继续加大信贷扶贫力度，创新更加适合贫困人群的信贷方式，使真正贫困的人群能够持续地得到信贷资金的扶持，获得发展的机会。
5.2 加强智力投入，提高村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软硬件建设并举
首先，重视对村民的能力建设和赋权。要实现村民主导式发展，首先就需要协助村民进行能力建设，实现赋权。理论上来说，这项工作应该在扶贫项目开展之前进行，或者至少应该同步进行。村民能力建设可以通过参与式培训、学习等方式实现。村民赋权则可以通过农民合作组织、自管组织、专业协会等形式实现。村民能力建设和赋权应该被纳入乡村扶贫发展项目之中，并附带一系列实用工具，使之更具可操作性。村民自管组织的建立将有助于提高村民对扶贫项目的参与度。
其次，提升政府工作人员的素质和能力。这不仅包括让政府工作人员掌握扶贫的基本理念、策略和实施工具，还包括转变他们的过时观念和认识。后者其实更为重要。
再次，让社会各界更多具有不同学术背景和专长的专业人士参与到扶贫发展中来，比如民族学者、人类学者和NGO专业人士等，还有地方少数民族精英。如果不同学术背景的人能把自己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投入到扶贫开发项目中来，扶贫工作将会有更好的成效。每个扶贫重点县可以配备一个扶贫方面的专家小组，对该地扶贫工作进行专门的指导。
5.3 激发民族文化的内在活力，重建村民的自信心
整村推进的扶贫政策本身是包含文化方面的扶贫的。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文化方面的扶贫被简化为国民教育和科技的扶贫，对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的扶持十分欠缺。今后的整村推进扶贫开发应该有针对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方面的专项资金。从教育扶贫方面来说，应该把传统民族文化教育纳入正规国民教育体系。比如学校应当开设民族语言文字课程、民族文化课。农村则可以成立民族文化学习小组，年轻人向老人学习传统歌谣、史诗、经书、手工艺等。村里还可以定期举办各种文化活动，比如民歌比赛、手工艺品制作竞赛等。这样的活动既能达到宣传民族文化的目的，还能丰富乡村居民生活，有利于社会和谐。扶贫项目的开展如果能结合类似的文化活动，既能扩大村民的参与度，还能通过多管齐下达到更好的效果。此外，产业开发项目还可以在传统文化中发掘出具有开发潜力的技艺，如刺绣等手工艺，使传统文化成为能为村民带来效益的发展动力。
5.4 完善项目实施机制
确立一套从基线调查、需求评估、项目督导到效果评估的完整的项目实施系统和相应工具。其具体内容因项目内容差异可以有不同。基线调查和需求评估是开展项目的前提，但这项工作常常被忽视。地方乡镇干部自认对当地的情况已经了如指掌，通常凭已有的经验开展工作。其实应该将基线调查和需求评估纳入扶贫规划内容，制定一套科学的基线调查和需求评估工具，使该项工作更加具体。从凉山州和喜德县的扶贫规划看，与扶贫相关的各项工作目标都以数字的形式来体现。这种重量不重质的目标任务即使超额完成，也不能完整体现出整村推进扶贫项目的实际效果。应该在项目实施一开始就不间断地对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指导，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和调整。项目实施效果评估标准也应该多样化，而不应只看经济收入数据。
5.5 重视妇女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政府应该规定和提倡妇女在村民代表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扶贫开发的各项工作都应该将妇女的利益和立场考虑在内。乡村扶贫工作队伍应该配备一定数量的女性工作人员，从而能考虑和照顾到女性村民的意愿。在必要的情况下，扶贫工作的开展应该分性别进行。乡村妇女赋权和能力建设必须得到重视，妇女能力的提升应该放在村民能力建设工作的首位。妇女可以通过组织自己的管理委员会或协会实现对乡村发展的参与。
总的来看，H村乃至喜德县和整个凉山地区的开发发展起步较晚，乡村基础设施还不完善。政府偏重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理解的。扶贫资金的不足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地扶贫项目的规划和实施效果。不过换个角度来看，扶贫工作起步晚并非完全是坏事，至少还可以吸收借鉴自己和其他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并进行及时地自我反思，从而及时地调整扶贫策略和机制，以使扶贫资金用到实处，使扶贫攻坚战能有较好的“战果”，让农民真正受益。
参考文献：
[1] 《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凉山彝族自治州概况[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
[2] 帅传敏.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模式与效率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3] 徐 进.整村推进扶贫思路与方法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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