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1:31
导语：在叙事学理论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满足学生写作的安全需求
笔者在教学实践中观察到，不少学生在写作过程中表现得瞻前顾后、犹豫不决，询问起原因，他们纷纷表示“怕写不好，老师看了会生气”“其他同学也会嘲笑自己”。长期处在思想负担较大的压力下，学生自然对写作持有一种抵触甚至是排斥的消极心理。
上述情形表明学生在写作学习中缺乏一种稳定的安全感。而要想更好地开展教学，我们小学语文教师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满足学生写作的安全需求。为此，笔者在教学实践中采取了以下做法。
1.选择贴合学生生活实际的写作话题
对于贴合自身生活实际的写作话题，学生往往会感觉有话可说、有内容可写，这样一来他们内心关于“写不好”的顾虑就会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真正写起来也更有热情与积极性。
2.改变对学生作文的评价方式
教师应当改变对学生作文的评价方式，不仅要注意到学生写作中的缺点与不足，更要留心挖掘其闪光点，积极肯定学生写作方面的点滴进步，这种以鼓励为主的评价方式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学生内心害怕被指责、被批评的心理，促使他们敢于并乐于在写作中放飞自我思维。
3.创设师生平等的写作氛围
小学语文教师在写作教学过程中应当始终坚持与学生平等相处，以温和的语言、巧妙的指导成为学生写作过程中的指导者、扶持者与帮助者，而不是学生写作的催促者与简单、粗暴的分数裁定者。这样一来，教师不再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学生也不再唯唯诺诺，写作教学的氛围变得平等而融洽，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自然敢说、敢写、敢表达。
二、满足学生写作的社交需求
社会交往是每个社会个体的基本需求之一，这一点反映在年龄较小的孩子身上格外明显。他们愿意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并享受美好的集体时光。由此出发，小学语文教师在写作教学活动中应当尽力满足学生对社交的需求。可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共同交流写作话题
有时，学生不愿意写作文，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积极、不主动，而是由于他们对写作话题缺少相关背景知识的了解，无法构建起完整的写作框架体系。为了改善这一状况，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鼓励学生自由结合成学习小组，并以小组为单位探讨、分享各自关于该写作话题的信息积累，这样一来，学生在集体沟通中就实现了写作信息的互通有无，既满足了他们对社交的基本需求，同时也使得他??得以丰富学识与见识，更有利于他们写出高质量的好文章。
2.互相评价
以往的作文评价大都是由教师一人牢牢把控，学生作为写作的主体反倒很难融入这一过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由此出发，笔者认为小学语文教师可以适当放手，将评价的权利交还到学生手中，即让学生互相交换作文，在集体交往中实现互相评价。如此这般，学生的社交需求得到了满足，同时他们在互相评价作文的过程中也能发现他人写作中的长处与闪光点，这对于他们而言也是产生写作驱动力的一大诱发因素。
三、满足学生写作自我实现的需求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认为自我实现的需求是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其主要表现为社会个体致力于实现自我潜力，并促使自己朝着自己预期的方向发展。学生写作自我实现的需求反映在写作教学中即为自己通过努力能写出高质量的文章，并获得教师、同学等外界他人的积极认可。
关键词：小说；电影；叙事伦理；转换
文学以语言文字建构世界，而电影则从画面、声音等方面来再现叙事对象、建构叙事客体，是一种多维媒介的视听叙事，因此，从文学到电影的改编涉及到不同媒介符码的转换，甚至会出现改编作品与原作叙事伦理迥异的情况。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电影改编（更名为《暖》）就是如此：原作所表现的苦难意识，在电影改编中发生了本质性的位移，主人公“暖”的个体生命构建方式呈现出了与原作完全不同的走向。
一、从小说到电影的情节变化
在莫言小说的改编中，传播最广的莫过于电影《红高粱》，电影和小说在诸多方面的高度契合，使得两种媒介互相阐释、互相成全，是小说与电影的双赢。而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的电影改编，虽然与原作在故事情节的构架方面保留了一定的相似性，但两种媒介的叙事伦理却如两条航标不同的河流，各自流向了属于自己的目的地。《白狗秋千架》是莫言“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奠基之作（小说发表于1985年），文中涉及到了莫言小说创作的诸多元素，诸如苦难、残酷、抗争、对峙等等，这些元素在他此后的创作中不断丰富和拓展，构成了莫言的文学风景。这篇小说以返乡者“我”的视角展开叙述，故事的主人公是叙述者过去的恋人“暖”，她曾经年轻漂亮，渴望进城，但梦想破灭，后来嫁给粗俗野蛮的哑巴，生下三个哑巴孩子，一系列不幸使得“暖”生活在绝望中，面对返乡的过去恋人，绝望中的“暖”为了要一个健康的孩子而向“我”提出野合的要求，使“我”陷入两难境地，小说到此处戛然而止。小说中的秋千是“我”和“暖”美好情感的象征（电影中大量关于秋千的镜头充满了朴素而欢快的乡村气息），但也导致了“暖”的残疾（她从秋千上摔下来瞎了一只眼），因此“秋千”具有叙事线索的作用，在这一点上，小说和电影是一致的。但白狗的形象在电影中没有出现。小说中的白狗是女主人公“暖”的影子，小说开始时“我”就在村口遇到曾经熟悉的白狗，狗的眼神“遥远而荒凉”，“暖”随着白狗出现接着从高粱地里面出来，她极其艰难地背着大捆高粱叶，认出“我”之后，只有一只眼的她流露出凄凉古怪的表情——人与狗的眼神构成呼应，营造了小说悲凉的情感基调。电影的选景地却是在江南，这与小说中描写的有着密不透风的高粱地的高密东北乡不同，电影画面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的乡村景象显得安逸和谐而又充满温情，返乡的井河（小说中的“我”在电影中名为井河）在田间小路上缓缓骑行，两边有随风起伏飘动的大片芦苇，这充满诗情画意的风景产生了与小说截然不同的情感氛围。拜访暖的家，是小说的关键情节。小说中的“暖”贫穷、疲惫而邋遢。他的哑巴丈夫丑陋、粗俗、暴躁，对“我”很不友好。与父亲相似的三个哑巴孩子“像三只羽毛未丰、性情暴躁的小公鸡”，他们为了争抢我给他们的糖果而挤做一团，小说中“暖”的世界几乎令人窒息。但是，电影中的暖，仅是腿微瘸而已，她面目清秀（眼睛未受伤），神态也很安然。她的家虽然显得有点老旧，但朴素而温馨，炉灶上的水壶腾着热气，旁边有一支古老的青花瓷罐显现出一种优雅的格调。而尤其重要的是，暖的哑巴丈夫虽然残疾，但他关心体贴暖，小说中三个粗俗的残疾儿子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电影中的一个健康聪明善解人意的乖巧女儿。电影和小说都采用了“返乡—回城”故事构架，都以男主人公离开乡村作为“卒章显志”式的结尾。小说的结尾是开放性的，白狗引领着“我”，见到了在高粱地期望我到来的“暖”，面对这种特殊的拯救，“我”究竟该如何做，小说并无交代，这种未完成的结尾，带给读者心灵的震撼。电影则采用了闭合式结尾，村口送别，哑巴提出让井河带着“暖”母女进城生活，而“暖”则坚决地拥着自己的哑巴丈夫回家，井河对小女孩承诺，等他长大了带她到城里上学，影片在一种令人感动的善与美的人伦情境中落下帷幕。这个圆满的结局呈现了所有人的善良——哑巴善解人意、“暖”对丈夫温存体贴、井河不忘故交，再加上健康懂事的小女孩，每个人的善良汇聚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电影的圆满结局。
一、大众化教育下的就业现状
1973年美国学者马丁·特罗提出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他根据一个国家的高等学校能够容纳适龄人口的比例，把高等教育发展划为英才教育、大众化憝育、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普及教育三个阶段。姑且不论特罗的理论是否真的适合中国教育的发展实际，但我国高等教育迅猛发展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就业问题是高校和社会面临的大问题。
90年代以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了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新思路，到2003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达到335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接近l5％，我国的高等教育逐步迈入了大众化教育阶段。“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就业。因为全世界的发达国家加起来所有的就业岗位是4．3亿个。中国现在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是7．4亿个。很快就要达到7．5亿个。等于说，中国用7．5亿个就业岗位提供的是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0％都不到。但是，西方发达国家仅用4．3亿个岗位就可以拥有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0％，甚至70％。从这个反差中看出：我国现在要么是充分就业。但是平均从业人员的收入肯定不会太多，而且有可能出现高学历向下积压；要么不就业，不就业使收入差距过大。”
我国这几年教育的大发展，人才的存量资源大大增加，使得大学生人力资源的稀缺程度在下降，产生了岗位和人才学历的不对等，用人单位呈现出人才“高消费”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教育大众化下的人才浪费，从整体上说高校毕业生就业处于“买方市场”。
二、就业市场化的选择
有的学者提出“教育市场观”的观点。认为教育市场观是调节教育内部分配和教育资源配置的一种有用的观点，是一种激发教育活动效率的有效思路，它包括教育在市场中、教育成为市场、教育遵循市场规律。
就业是学生从入学到完成学业的学校教育的最后阶段。在学生从学校生活进入社会劳动生活，开始个人职业生涯发展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无论是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还是毕业生的就业标准，亦或是双向选择的就业方式．其市场化趋势愈发明显。
(一)毕业生就业由政府行为过渡为市场行为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条件下，高校毕业生就业由过去的政府行为过渡为市场行为。市场化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市场的主导作用。收入期望在调节毕业生就业流向、就业观念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上海大学生发展报告之就业专题调查(2002—2003)》指出，大学生择业的首要标准是经济收入。“大学生期望最低月收入平均约3200元。与2000年的调查相比，提高了700元。’’“很多大学生宁愿到收入高但随时可能下岗的单位(占84．9％)。”西南师范大学团委专门成立了大学生就业问题调研组。调查显示大学生对经济收人的期望值依然居高不下，其对收入的要求与社会实际情况相比，期望值偏高，大学生群体对于最低收入的期望差别较大。
二是双向选择成为毕业生实现就业最主要的方式。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就业市场化即大学毕业生全部进人人才“市场”．企业和大学生的双向选择是必经之路。各类人才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求，要遵循人才“市场”的规律，立足于选择最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自我价值的岗位，要应对市场的变化而择业，而不要盲目追求高工资、大单位，拥挤在大城市、大企业里。
三是部分高校学生一毕业即待业成为可能。部分同学成为就业大军的“校漂族”，部分人无业可就，部分人则有业不就。这也是市场调节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杠杆。面对市场．毕业生的就业观念经受严峻的考验。校方也在为就业率的高低而努力，因为这关系到学校的社会效益，关系到学校下一年的生源。这就是市场规则．这就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在主导高校毕业生就业．主导高等教育的发展。
四是越来越多的学生选择直接进人个人创业阶段。
(二)就业市场化过程中要注意处理的几个矛盾
(1)就业市场化与人事制度改革之间的矛盾。现行的人事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尚不能与毕业生市场化的择业机制相协调，毕业生落户、档案划转等方面还约束着毕业生就业．社会养老金、医疗保险、住房公积金、最低生活保障费等社会保障措施尚不完善．这些都制约了毕业生的流动。
(2)就业市场化与大学专业设置之间的矛盾。当前，大学生进入就业市场，实现了就业市场化，但大学的专业设置、培养模式缺乏前瞻性，没有与就业市场化实现互动。专业设置上必须适应市场的需要，但是如何适应市场需求还没有准确把握，盲目设置专业，一拥而上脱离市场的现象十分严重。
(3)就业市场化与大学生就业观念之间的矛盾。面对市场经济的挑战，社会、高校及学生在很多方面不能适应就业市场的形势，主要是就业观念落后。用人单位、学校、家长和学生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仍然存在着“等、靠、要”的思维模式，缺乏就业主动性。
(4)就业市场化与人才信息不畅之间的矛盾。就业市场化需要良好的就业信息流通．但就业市场总体上还存在着信息不畅，供需沟通渠道不畅、社会用人制度相对滞后等诸多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用人单位不知何处觅人才，毕业生不知哪里找工作”。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基本以区域就业为主，还是围绕着接收大学教育的区域打转。
三、市场化就业的对策思考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对就业环境的变化，大学生应充分认识市场化的就业环境中各种就业因素的影响，多次就业，自谋职业，更为重要的是毕业生应转变就业心态，积极就业、谋业，以我为主，并努力完成从择业、就业到创业的转变。
(一)正确认识市场化，增强就业意识是前提
正确认识大学生就业压力突增的各种因素．而这些因素的解决是我国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大问题。(1)国际就业形势与中国“人世”的影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同时，“人世”对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造成短期冲击。
(2)我国就业压力的影响。首先，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着城市劳动力就业：其次。企业下岗人员再就业、机构改革分流人员、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找工作．使得城市的就业问题成为社会焦点，就业形势日趋严峻。(3)高校连续扩招，国内就业结构总体不平衡。一是地域不平衡性。这决定着我国的就业形势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人才需求也因而显出一定的地区差异。二是结构性矛盾突出，买方市场形成，长短线的矛盾一时难以根本解决。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就业乐观度差异明显。
(二)多样化就业、就业重心下移是方向
教育的“大众化”使很多学生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从“精英化”教育转为“大众化”教育的同时也使“精英化”就业转为“大众化”就业。这就需要转变毕业生的就业观念，用大众化的观念来对待就业。要逐步让人们认识到接受高等教育只是提高其素质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必然和所谓的“高尚职业”联系在一起的。受传统观念的影响，毕业生平晾长仍然希望到传统受尊重的岗位就业，如政府机关、高等院校、事业单位等。而现实的状况是这些传统的接收高校毕业生的主要渠道随着改革的深入其接收能力在不断减弱；传统观念中所谓的“好工作”、“好岗位”越来越少，也正是这样的观念使他们白白丧失了许多就业机会。但是。当我们用一种新的视角看待这个社会时就会发现．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和新技术的广泛采用，以及加入WTO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许多新的职业甚至新的行业在不断涌现出来．为大学毕业生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甚至创业的可能。
(三)积极谋业、甚至多次就业是选择
大学生从入学开始就要树立就业意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的高等教育长期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从招生到就业，国家“统、包、管”一条龙服务；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学生就业实行择优录用、双向选择，因此要认清形势，树立“不等”、“不靠”的思想，有意培养自己的就业意识。大学生可以利用假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争取机会多接触社会，主动了解我国现行的大学毕业生就业政策、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发展趋势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状况．增强对社会、市场的适应性。特别是要培养主动推销自己的意识，“寻找适合自己、最能充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打破“一次择业，终生就业”的观念束缚．增强创业信心与能力。毕业生要进行正确的自我评价，树立自信心，客观地认识、评价自我，提高心理承受能力，主动适应市场的变化及社会的选择。
(四)从择业、就业到创业的转变是趋势
现在的教育模式将从职业培养人才转向创业培养人才。传统的高等教育只强调按照现有的职业岗位需要进行培养，而没有看到社会发展对职业变化的需要。在未来，创业教育将成为高等教育的主旋律．创业教育的凸现，成为高等教育的新任务。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未来人才就业的主导方式将不再延续传统的就业模式，即不再是先由社会出现一个职业位置的空缺，然后个体去应聘．而是转变为人才自己预见到社会发展需求．然后组织成一种适应未来需要的知识模式和能力模式，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工作模式，从而创造出一种职业模式来。这种对社会发展的预见能力和自己的知识技能以及高超的组织能力结合在一起的能力就是一种创造能力。未来的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就是进行这种创业教育，创业教育也将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构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超级秘书网
(五)培养目标的再确认、反思大学教育是延续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 教学 困境 突围
论文摘要：文学理论作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因其本身的概念繁杂，抽象艰涩，教师教学不得法，教材遴选等原因严重影响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了教学的困境。本文本着对文学理论教学中的困境的梳理，从教师业务水平、教材把关和重视文学作品三个方面尝试突围。
1、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
1.1文学的边缘化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文学在当时的大学校园中是最引人瞩目的学科，一大批热血沸腾、好学上进的青年选择去读文学名著，即使非中文系的学生也会手捧一本小说或文学理论，那时的校园中可谓是无人不读文学作品。但到九十年代后，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全面推进，文学逐渐被边缘化，文学名著和文学理论在大学校园中变得无人问津，即使是中文系的多数同学也只会在考前背一背教科书、习题集，平时对文学专著则毫无热情。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表达出的正是这种喧嚣时代的精神失落，因为人们似乎一下还不能接受文学的边缘化，不能接受人文精神的下滑，但这一切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木已成舟。
1.2文论的平面化
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兴起，海德格尔、维特格斯坦、福柯、德里达、利奥塔等哲学家纷纷举起消解本质主义、消解深度模式的大旗。所谓的本质主义也就是，它并不是假定事物具有一定的本质，而是假定一种超越历史的、普遍的永恒本质的存在，坚持宏大叙事或元叙事，而后现代却正是解构元叙事的，这种哲学思潮对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文学的原本深度、崇高被后现代的平面化、庸俗化了，大家不再将文学奉为经典，不再对文论顶礼膜拜，认为本质是不值得关心的，而是越来越关心平面化的知识，这种思潮也影响到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以西方的这种先声作为自己标榜的对象，虽然有些盲目，但是毕竟影响到了他们对文学的热情。
1.3教学的困境
文学理论与文学相比，更加抽象和艰涩，更加的玄妙，学生要接受则需要一个过程，有的同学在上课时也会开小差，根本不听老师在讲授什么，这就使得它具有了比文学更为复杂的困境原因。再者，在目前的教学中，有些学校选择的教科书严重的脱离了时代脉搏，或者不符合本专业学生的实际，要么过于专业，要么不够深刻。此外，一些教师的上课方式相对的落伍，照本宣科或严肃刻板的教学，也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使得文学理论的教学陷入困顿之中。这些实际困境，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必然会降低学生的学习的兴趣和求知欲望，他们会更不愿意涉及文学理论，总之，文学理论的教学困境突破势在必行。
2、文学理论教学的困境突围
2.1教师加强自身的业务水平
提高教师自身的业务水平，以解决困境通常为众多的老师所忽视。但教师如果不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不能使学生信服，学生将彻底失去听课的兴趣，一切的困境出路都将是空谈，现在一些教师的教学方式落后，一个课件用了一年又一年，从不变动，严重落后于时代精神，所以教师应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可多面的提高，既要博览群书，对古今中外文学理论史上的重要著作，比如像《诗学》，像《文心雕龙》等认真阅读，也要时刻关注到前沿的文学理论知识，不能让自己落伍。只有认真去阅读，做到心中有数，才会有深刻的体会，只有紧跟前沿信息，才能在给学生讲授时不慌乱。同时，教师一定改进自己教学的方式，不要太过于古板，要适当的严肃，适当的幽默风趣，循循诱导，让学生在自然、自由的课堂氛围中，沉浸于知识的海洋。
2.2教材遴选的把关
教材是学生获取知识的重要途径，是教师上课的凭据，教材的水平会直接地影响到教学质量。对于文学理论教材而言，虽然现在多数学校选择的都是新近一来的文学教材，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像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王一川主编的《西方文论史教程》等等，这两本教材，在体式上是不同的，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是比较概论性的，而王一川的《西方文论教程》则相对有背景分析，个案分析、深度阅读。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可以不局限于一本教材，像《文学理论教程》这类的书籍，可以使同学们在短时间内对文学理论的基本涵盖的形式、内容、风格等等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而像《西方文论教程》这样的书，则有一定的启发性和扩展性，能够增加学生的对于文学理论的兴趣爱好。此外像陶东风主编的《文学理论基本问题》则是一些融合古今中外的专题，使得学生能够对中西文论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这些教材各有优长，在遴选教材时，一定要照顾到学生们的实际需要。 转贴于
只有好的教材做保障，学生在预习或复习时才能够有的放矢，才能够温故知新，教师同样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对教材的发挥来增加学生学习的兴趣。
2.3重视文学作品，简化文学理论
以上的教师业务素质，以及教材的重视中，都涉及到学生兴趣的问题，只要打开学生学习兴趣的问题，好多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但只有以上两个方面是不足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的，还应该加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阅读。
众所周知，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很多文学理论是从文学作品中产生出来的，如叙述学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其实，没有文学作品的支撑，很多的文学理论是比较艰涩。教师在讲授某一专题时，可以给学生列出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相结合的扩展阅读篇目，这样学生就不会感到那么难以理解，而且在对文学作品的体会、领悟和分析中，随着学生文学鉴赏能力，语言的直觉敏感力，篇章结构的把握力，对人物形象的理解力的提升，会使得他们的将其与理论知识融会贯通，或在文学作品的品读中读出理论的味道，或是带着理论的思维去阅读文学作品，这样对于理论知识和文学作品的都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时教师在讲课中，穿插文学理论阐释文学作品，引导学生去阐释，使得学生感受到文学理论的用处，不是毫无价值，而是却又其用的。
总之，要解决文学理论教学的实际困境，既需要教师自身业务水平的提高，教师对学生的循循诱导，也需要学生在刻苦能力中培养起对文学理论的兴趣，只有如此的教学相长、师生互动，才能最大限度的解决好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1]陶东风主编 文学理论基本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范建刚.“话语”时代的文学理论教学——对当下文学理论教学困境的思考，甘肃高师学报2011年，第16卷，第1期.
启动于2010年并延续贯穿到2011年的一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的审批中有一个显著现象：艺术学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成为与“文学”平起平坐的新的门类。这一事件甚至被艺术学学界称为“独立战争”。面对艺术学高昂的“去文学化”的学科建设热情，来自文学研究领域的学者似乎显得极为平静——揭示出一个似乎已是既成事实的问题：“文学不是艺术已经很久了”。艺术学上升为门类之后，他们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对学科内涵及其与其他学科之间关系的讨论。如果说此前讨论的主要目标在于强调艺术学相对于文学的学科独立性的话，那么现在讨论前提已发生根本变化：下一步是实实在在的学科建设任务，艺术学理论也成为艺术学门类下五个一级学科之一。从历史发展来看，如仲呈祥所指出的，十多年前将艺术学列为文学门类下的第四个一级学科，只是“权宜之计的一种‘托管’形式”。但文学与艺术学之间关系的确认已经成为艺术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前提。第一种看法是“文学基础说”，其代表是陈迎宪、仲呈祥等人。在他们看来，“当今中华民族艺术各分支都要依赖于文学的基础。离开了文学的基础，艺术是很难健康持续地生长发展的。正如陈迎宪主任所指出的，我们要高度地重视文学对艺术学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作为基本营养来源的基础性地位，而不能排斥它”①。第二种看法是“渗透融合说”，代表者是凌继尧、吴衍发等人。他们认为“艺术学的诞生、发展是学科分化的结果，但也应该看到学科间的渗透融合也是科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今天的艺术学在理论和方法上，同美学、文艺学和门类艺术学(特殊艺术学)依然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这种关系迄今仍在影响着艺术学的学科思路”。因此，他支持凌继尧提出的“坚持学科壁垒，支持学科扩容”的观点，提醒新生的艺术学不要因为自我泛化而无限膨胀②。第三种看法是“艺术本体说”，代表者是于平、张晓刚，他们认为艺术学应该进一步实现“学理建构”，即清理或者说寻找区别于“文学”的学科基础和学科品质。这无疑显示出艺术学不仅要完成作为门类的学科建制革命，而且还要进一步完成“学科意识革命”，而其目标所指是从学科发展内涵上的“去文学化”：“作为学科门类的艺术学学理建构，当前最紧迫的是各艺术样式本体之‘术’的学理建构”③。张晓刚通过对艺术学有关的跨学科特性的分析指出，“既然各门类艺术之间的共性是一个客观存在，那么，以研究这个艺术共性为目标的艺术学就有产生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必要性”。同时，这种跨学科性导致的学科定位的模糊、对现有学科格局和学术利益的挑战和对科学主体的挑战也显示了其双刃剑的另一面④。第四种看法是“遗憾不足说”，即认为面对艺术具体部门如此之多，艺术形式千差万别，现有的五个一级学科难免有“遗珠之憾”，如郑巨欣指出，“此次学科整合框定尚存两点遗憾：一是按现在五种一级学科框定，原有中国曲艺、杂技难作划归；二是学科划分原理和方法论体系，倚重借鉴西方过多而自身原理和规律研究不足”⑤。张法和孟福霞以2010年艺术学所关注的“分形艺术”、“剪纸”、“暴力美学”、“乐理”、“三大戏剧体系”五个问题的讨论，指出这些讨论的背后“都内蕴着一个相同的问题：怎样看待学术上的概念”问题，由此提出艺术学的治学方式问题⑥。第五种看法是“理论独立说”。在艺术学门类的学科调整中，艺术学理论是否能够相对独立是其中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经过众多学者的激烈讨论与交锋，最终艺术学理论成为五个一级学科之一，如王廷信从两方面论述了艺术学理论的地位特殊性：一是与其他4个一级学科的比较。艺术学理论的研究对象是“发生在各个艺术门类中的各类艺术现象”，而且这类现象带有普遍性，“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艺术学理论说成是‘空洞’的学科，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艺术学其他4个一级学科可以替代艺术学理论”。二是从艺术学理论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艺术学理论可以从总体上与其他意识形态进行对话”，参与国家艺术政策的制定④。与上述围绕艺术学的“门类”与“学科”问题的讨论不同的是，另外有一批学者比较冷静地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中反思艺术有“门”之后所提出的问题。如张法一方面清理了艺术学如何历经艺术、美学而后独立的漫长历史。另一方面指出，由于艺术学发展历史的漫长以及中西文化差异，尤其是当前讨论中国艺术学独立的特殊语境，使得“艺术学”一词的使用上出现语义不清，用法混乱的现象，因此“‘艺术’一词的语用混乱，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语汇规范问题，而牵扯到更为深层次的中国学术语汇的体系性重建问题。这一问题又不仅为艺术学独有。它减小整个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即从清末到现在一直进行着的学术现代化的一系列问题”⑧。周星也认为，艺术是否具有独立价值应当在文化精神层面上来认知，艺术学门类的建构同样需要文化视野的认知和阐释。文化背景下的艺术学门类的建立，不仅是翻身或者归位这样简单的问题，而是承认艺术精神是人类创造精神、艺术文化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要义。从艺术学一级学科到艺术门类的跨越，不仅是观念形态和等阶意义上的转变，其实还有文化构成的考量。从文化精神发展的角度看，艺术学科升为门类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大事，给予艺术文化和艺术教育更为开阔的空间，需要艺术人珍惜学科发展机遇，这才是艺术文化成熟与否的标志①。其中，思考最充分、最成熟的，要数来自文艺学专业出身的王一川了。他在《艺术学有“门”的九在连锁效应》中指出，“艺术学有‘门’后的效应，应当只是一种定型效应，就是重新调整和确定它在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固定形象及其范型。艺术学的原有固定形象在于，它只是文学门类下面的一个一级学科。相应的社会后果是，艺术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都低于文学，都只是文学下面的一个附属。如今艺术学升‘门’了，那么新的定型效应出现了：艺术或艺术学在学术体制的建制上可以同文学一样有‘门’了，从而可以在建制上平起平坐论道了”。他分别从艺术学科体制层面、艺术活动层面、社会媒体层面和艺术价值层面详尽分析了艺术学有“门”之后所引发的连琐效应，清醒地指出：“艺术学无论过去作为一级学科存在，还是现在作为独立门类存在，都不过是我国社会的学术体制构成的一部分或一个环节。从一级学科变成学科门类，归根到底只是学术体制的一次定型意义上的调整而已，不能把它无限地放大，大到自以为是，在学界找不到北了，以为自身突然之间真的获得了神力”。而“豪华的艺术学之‘门’的竖立，并不能掩盖它内部存在的问题。对此予以忽视，我们就可能会犯‘幼稚病”一。从文艺学的角度来看艺术学的升“门”，其实更多引发的是来自文学门类自身的反思：文艺学如何处理与艺术学相通的“艺术学理论”、与哲学门类中相通的“美学”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在彼此之间重新确立彼此相通的对话平台，共同推进文学、艺术、美学研究的深入?艺术学理论作为艺术门类排名第一的一级学科，显然是对文学门类各一级学科次序的模仿，但这并不能掩饰“一般理论”之于“具体门类”之间的隔阂，曾经扮演过引领文学研究风气之先的文艺学，已难掩对当代风云变幻的文学、文化现象回应能力的退化；即使是我们在文学基本理论中讨论“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时，文学的审美价值、鉴赏方法等似乎成为不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因此，面对“艺术有‘门”’之后的旁观者，文艺学确实应该从中思考一些什么了。
二、重拾“文学经验”：文学叙事中的现代性焦虑和观念纠缠
如果说，艺术有“门”引发的是文学与其相邻学科之间的关系亟待重建的话，那么，在文学门类内部，文艺学与其相邻的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便是另一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80年代以来以文学批评为中介的文学理论与当代文学批评之间曾经的亲密关系也似乎早已成为过眼云烟；曾靠着引进介绍、转化运用西方新潮理论的西方文论也面临着因“囫囵吞枣、消化不良”的不足而备受诟病。对于文艺学而言，其他的各门“文学史研究”显然已形成了自成一体的学术研究范式，具体的文学史研究显然不需要文艺学在里面说三道四，指指点点；文艺学研究者也似乎多少失去了对文学文本的细读能力和对文学现象的提问能力。这些其实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更为现实而严峻的问题：理论从哪里来?理论创新的活力如何才能获得激发?2011年，一个当代文学批评讨论了多年的“经验”问题(文学经验、中国经验、本土经验)呈现出理论化的特点。“中国经验”形成讨论的热潮始于2005年初当时一位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提出了“伟大的中国小说”的构想，认为“伟大的中国小说”应该是“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切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③。这一由他者所引发的命题激发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共鸣。2007年起，《芳草》杂志以“中国经验”为专栏，历时三年讨论中国经验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问题。这场规模不小的讨论，“虽然没有在文坛形成应有的反响，但这种讨论本身却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①。2011年，围绕“中国经验”的讨论仍在持续，在不再局限于《芳草》这一文学杂志及其所吸引的部分当代文学批评家范围之后，更广泛的影响正在逐步形成。如南帆在《文学批评正在关心什么》一文中明确将“文学批评”与“中国经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化的阐述，在他看来，“‘中国经验’表明的是，无论是经济体制、社会管理还是生态资源或者传媒与公共空间，各个方面的发展都出现了游离传统理论谱系覆盖的情况而显现出新型的可能。现成的模式失效之后，不论是肯定、赞颂抑或分析、批判，整个社会需要特殊的思想爆发力开拓崭新的文化空间”。很显然，这一庞大的经验世界是所有人文社会科学、文化艺术等共同面对的世界。那么，文学批评如何面对这一中国经验并发挥自己的独特价值呢?在他看来，“文学批评的特征不是阐述各种大概念，而是通过文学作品的解读发现，各种大概念如何潜入日常生活，如何被加强、被改造或者被曲解，一方面可能转换为人物的心理动机或者言行举止，另～方面也可能转换为作家的遣词造句以及修辞叙述。文学批评就是在这种工作之中积极地与世界对话，表述对于世界的理解与期待；与此同时，批评家又因此认识了真正的作家，察觉一部又一部杰作，甚至发现这个时代的经典”②。周红兵在《现代性、文学理论与中国经验》中也指出，“如何抛弃以往论争中将传统、本土与民族话语视为一种宏大叙事和本质特征进行叙事的方式，又充分以文学理论的阐释功能为起点，考虑到包括个体经验、感官与现实形式等等在内的理论需求，就成为新的理论生发点的起点所在。在我看来‘中国经验’正是这样一个适应了新的理论需求的词汇”⑧。此外，孟繁华、吴正锋、曹霞等分别从“中国经验”的讲述方式、全球视野中的“本土经验”等方面展开了对影响当代文学发生、发展以及形态特点的分析④。2011年，另一值得注意的一组文章来自当代著名作家余华组织的有关“文学与经验”问题的讨论。除了余华自己的《文学与经验》一文外，还分别发表了张清华的《当代文学如何处理当代经验》、朱寿桐的《谈文学的活性经验》、张新颖的《回过头来，回到实感经验之中》、王嘉良的《经验积累与艺术提升》和洪治纲的《经验的“边界”》。这是受《文艺争鸣》之邀，余华所主持的“文学问题”系列讨论的第三组(前两组分别是“文学与想象力”和“文学与记忆”)。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是，除了余华和张新颖两篇相对随意之作外，另外几篇不约而同地用理论化的方式讨论起了文学经验问题。在《文学与经验》中，余华讨论了新经验与旧经验之间的辨证关系，认为作家在“得到新的经验以后，还是要回到旧有的经验之中。我在此想说的一句话就是：文学之所以存在，它有很多理由，其中之一就是让我们的经验永远处于更新的状态之中”⑤。张新颖则在《回过头来，回到实感经验之中》对现在的创作中将“实感经验变成了‘简单的概念、片面的规定、稀薄的抽象’的情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⑥。张清华讨论了“经验”对于当代文学的意义，认为“在当代文学批评中频繁地谈论‘经验’似乎已有十余年的时间了，不过谈论者并没有认真地追问和厘清‘经验’的来历、含义、范畴和意义”。原因是，“经验”和“现实”一样，在当代语境中也是如此敏感多义，并且涉及诸多复杂的哲学史和认识论问题，因此殊难说清。更何况，任何经验归根结底都是“被叙述”的，都有一个“属性”的问题——“谁的经验”、“谁讲述”或“讲述给谁”的经验?等等。没有哪个经验不是“被制造”出来的，因此它的可靠性怎样，是否具有客观性、公共性、美学的意义与讨论的价值，都是问题。经验之不同范畴的无限分割，如“个体经验”、“公共经验”、“文化经验”、“生命经验”、“隐秘经验”、“无意识经验”也同样可以使我们的谈论失去效力和意义。因此，我以为一般性地去谈经验或经验化，对于当代文学来说都缺乏针对性。必须把问题进一步狭义化，集中到当代文学与批评实践的范围内来谈，才有确切的意义”。他讨论了经验的“被叙述”的特点，提出“谁的经验”、“谁讲述”、“讲述给谁”、经验的客观性、公共性、美学意义等等问题，重点分析了当代经验书写中的“异质混合性”现象，以及作家在处理当代经验时的寓言性与真实性等等问题①。洪治纲在《经验的“边界”》中则探讨了经验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一方面，文学来源于生活，来源于经验”，“但另一方面，文学又不能完全依赖于经验，而必须对经验进行整合、改造和提升，必须突破某些经验的既定性，才能使其构成作家笔下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艺术世界”。他将这种复杂的纠葛称为“经验的边界”，并通过对这一边界的探讨，“是为了更清晰地表明，文学之所以是一种审美的存在，就在于它对经验所形成的惯例保持天生的敏感和警惕，甚至对客观的现实世界保持一种质疑和拒绝的姿态”②。朱寿桐在辨析了“有效经验与无效经验”、“直接经验与被动经验”、“童年经验与成年经验”、“集体经验与个体经验”等相关问题之后，得出结论，“文学创作经验的有效参数应该首先是经验的活性，与感动力和想象力有关”。“文学创作和文学行当是一项复杂的精神活动，其所依赖的当然有经验，主要是活性经验。”③王嘉良在《经验积累与艺术提升》中则“以作家‘经验’运用的不同情状，来说明经验积累与艺术提升的关系”④。围绕文学经验问题的这组讨论以及讨论的方式呈现出明显的与80年代以来文学基本原理的研究极为相似的特点。其实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有着深厚理论修养的当代文学批评家蔡翔就曾写过《文学，经验和形而上学》一文，力图理论化地把握这个“神秘的余数”。在他看来，“经验构成了文学的基本部分，离开了经验的观照，文学不过是一种概念游戏，抽象而又空洞。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满足于自己的经验世界，那么文学不过是事实的并不高明的摹拟者”。因此，他希望文学同时借助经验这一“满的空间”和形而上学这一“虚的空间”来创造富于意味的文学世界⑧。很显然，这是在整个文学研究“方法论热”的背景下，文学研究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产物。这似乎在显示着，虽然历经30多年的文艺学知识范式和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文学有关的这些基本理论问题其实仍有待深化，曾经被文艺学研究轻易“超越”并快速遗忘的“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也许并没有完全过时。
三、突显“文学形式”：文学内部规律研究的深层开掘与拓展
文学形式研究是当前文艺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脉。在经历了写作技巧、语言修辞、叙述方式、文体样式等多层面的探讨之后，文学形式作为一个“总体性问题”被提升到文学研究的本体论高度，成为文学研究之所以为文学研究，无法由其他类型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所取代的研究方法获得了认识。南帆的《文学形式：的编码与小叙事》中得到了体现。在他看来，“文学形式的持续积累逐渐划出了一个特殊的话语领域。人们无形地觉得，如同语言组织，文学形式的庞大体系来自一个严密的结构”。这使得“人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文学形式多大程度地左右了世界的表述?如果所谓的社会历史无法撼动语言内部的神秘秩序，那么，文学形式拥有充当理论终点的资格”。他将文学形式定性为“赋予的符号秩序”，“是符号秩序对于的整理、集聚、规范、编码和修饰”④。这显然也是“有意味的形式”思路的一种延续。张辉则从解释学的角度讨论了文学形式所具有的意义解释功能。他通过界定“文学的形式”与“作为形式的文学”，“试图揭示通过‘文学的形式’进入伟大作者意义世界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论文认为，“文学的形式”并非形式主义者所认为的是纯粹自主自足的文本存在，通过“文学的形式”进入解释过程，“我们不仅可以避免解释的随意性、避免将先人为主之见带入解释之中，而且可以培育优秀读者，并努力发现伟大经典和伟大作者显白教诲之后的微言大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辉对此前西方文论中所提出的“作者之死”、“意义之死”等现代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进行反思②。刘晓丽的《文学形式的意味从何而来?》与众不同，没有正面回答“文学形式及其意味”的问题，而是从语言哲学角度对其提问方式进行了反思，认为“文学形式是一个语言一概念”，“重要的不是给文学形式的定义，而是分析文学形式的概念结构”。而“‘文学形式的意义是什么’是一个渴求具体作品的问题”。而从语言哲学角度来分析，“文学形式何以具有意义?文学形式的意味从何而来?貌似一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语义不清的病句”，“我们只面对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意义的文学形式，一种是意义流失的文学形式”③。作为对文学形式理论与历史的补充，最能体现文学形式研究活力的部分是对新媒体时代新的文学形式的研究。在这方面，此前已有所关注，如对网络小说的形式分析等。2011年，欧阳友权从整体上考察了网络时代的文学形式问题，他认为，“文学形式的转型乃至整个文学理论观念的变异是网络时代的文学现实与理论逻辑相对接的结果”。这应该说是从文学媒介的角度对文学形式变迁的总的判断。正是因为有了网络以及随后的更多的数字化媒介，才能不断衍生出新的文类和新的形式，进而带来文学存在方式的改变和文学本体论的建构。在他看来，“应该回到当代文学现场，辨析新媒体语境中文学表意方式和构体形态的图像化范式，揭橥从‘字思维’到‘词思维’再到‘图思维’变化的缘由，以获得对‘形式’的价值判断和学理建构”④。如果说，“文学形式”的突显来自于为之正名的冲动以及将之与“文学意义”进行对接的努力的话，那么，以叙事学研究为代表的形式主义文论研究则是充分体现文学形式研究一脉研究实绩的领域。近些年来，围绕叙事学的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新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的“超越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趋势，也同样包含了这种“文学形式”研究从只强调形式的内部规律到重视形式对意义的穿越的过程。2011年，叙事学研究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其一是“新”叙事学理论的译介与讨论，以及由此带来的对西方叙事理论发展态势的总体评估。如谭君强所介绍的后经典视阈中的审美文化叙事学、张万敏所介绍的认知叙事学的引进与文学研究的新拓展和尚必武对语料库叙事学评析的介绍。后者成为国内首篇关于语料库叙事学研究的论文，该文对戴维•赫尔曼和迈克尔•图伦的研究做了评述和介绍。王红在《叙事学中“时间范式”的发展》一文中分析了后结构主义叙事学家们在继承经典叙事理论的同时，又将叙事时间与社会、历史语境结合起来的过程⑤。车文丽、陈德志则对叙事学研究历史上长达数十年的争论进行了全面的清理，认为如果仅从行为的角度来解释聚焦，就不会出现“谁看”的不同解释；如果将“叙述者能否聚焦”换成“叙述者的聚焦与人物的聚焦有何区别与联系?”可能也不会产生这么大的争议，因此，“一旦我们摆脱‘叙述者能否聚焦?’的纠缠，而专注于新的问题，我们便获得更开阔的研究空间”。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在作者看来，还在于叙事学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仍然围绕着一些核心命题和概念争论不休，而这些问题如果形成不了相对的共识，有可能会影响整个叙事学理论的大厦①。刘方指出，叙事学研究“出现了由语言学模式向其他理论模式迁移的趋势”，如当代逻辑学、可能世界理论、关联理论等，均被纳入研究；对学科内外的沟通相融也成为叙事学的一个特点；此外，新科学技术革命对叙事学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由借鉴现代物理学空间理论而丰富和发展起来的空间叙事学、由互联网、多媒体等新技术所带来的选择性叙事、超文本、生产性叙事等②。龙迪勇也指出，一方面，“叙事学研究的跨学科趋势并不是远离‘叙事现象’本身，恰恰相反，这种跨学科研究倒是符合‘叙事’现象的本质”；另一方面，“在叙事学的跨学科研究中，应警惕‘叙事霸权’或‘叙事帝国’现象”③。其二是中国本土叙事资源的研究以及叙事学研究的本土化趋势明显。2011年，赵炎秋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共三卷：熊江梅的《先秦两汉叙事思想》、李作霖的《魏晋至宋元叙事思想》和赵炎秋的《明清近代叙事思想》)出版，成为对中国本土叙事资源系统整理的标志性成果。许建平的《叙事的意图说与意图叙事的类型——西方叙事理论中国化的新思考》提出将西方行为叙事所排斥的人物及其心理意图引入叙事学，以中国古代小说主人公的行为意图为划分小说类型的标准，最终划分出中国小说的若干叙事类型，这是对中国小说“意图叙事”分类方法的一次有益探索④。此外，谭君强的《李绂(秋山论文)中的叙事论：比较叙事学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刘勇强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明清小说研究》2011年第2期)也对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研究方面做了挖掘。
关键词：创新教育 《文学理论》 教学方法
《文学理论》是高校中文系的必修课程之一，也是中文系基础理论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模式和方法上已形成较为明显的教学传统，但教学脱离文学现实问题和学生的阅读经验、侧重理论推演、忽视感性实践、教学方法松散单一等现象依然严重，在这种情形下，学生的学习兴趣不高，教师也感觉越来越难教，这就直接影响到课程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的质量。本文在创新教育视角下，以着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实践能力为目标，尝试性地探究和选取切实可行的文学理论教学方法，以期达到最佳教学效果。
一.以问题为主线开展研讨型教学
教学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教学方法的创新。科学合理地运用教学方法，是开展创造性教学和取得良好教学效果的前提条件。创造性教学必须依靠学生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才能体现出来，而问题是一切学习和研究活动的起点，是创新思维的动力。在以往的文学理论教学过程中，教师也习惯于在备课和讲授时针对教材中的难点、重点设置问题，目的是为了检查学生是否掌握和理解了所讲的知识内容。显然这种教学方法停留在传授知识的层面上，设置的问题无法推动学生主动思考，启发新的视角，生成新的知识。即使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也是以理论预设为前提，比如，以往讲授的“反映论”、“审美反映论”、“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等内容，以本质先行的授课思路，围绕原典或一些抽象概念来勾画文学图景，而忽视鲜活的文学现实及其发展面临的困境，譬如，如何解释当前的网络文学现象。很明显，这样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不利于启发学生质疑那些习以为常的问题，也无法对一些常识性问题进行批判性思考。
教师都明白，教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学生单纯掌握知识，教师完成教学任务，学生拿到学分，而是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诱发学生潜在的创造性力量。对教师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革新以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和方法，实施师生双向互动的研讨型教学。笔者认为，问题是有效实施研讨型教学的基础和关键。“教学过程重视对问题的研究，通过对重大理论或现实问题的研讨、探究，使学生获得相关知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1]以强烈的问题意识来开发和驱动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文学理论教学而言，研讨型教学是立足于文学现实问题，教师指导选题，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和知识结构确定选题，教师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主动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众所周知，当下社会是一个以视觉文化占主导的消费社会，看电影、看电视、看图片成为学生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视觉化和传媒化的生活对以语言文字为基础的文学发展产生冲击，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在视觉文化的语境中引导学生如何理解文学理论中的相关知识。比如，在分析文学形象时，传统的教学方法就是让学生认真阅读文学经典，让学生认真听讲和领悟，从而掌握作品中的形象是如何塑造的。多媒体直观教学也是让学生看看图片和剪辑视频来理解文学形象，学生享受到一些声、影、图等视觉大餐，但是被视觉图像牵制而缺乏对形象的深入思考，而扬弃以往的教学方法，我们可以根据当下流行的经典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为现实文化语境，选取《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为专题展开讨论。在阅读和观看经典片段，辅助阅读一些代表性学术论文的基础上，教师进行专题背景的知识性辅导，围绕宝玉、黛玉、宝钗形象在小说文本和电视文本中表现的异同以及语-图之间互动关系，启发学生对两种不同媒介表达的思考，进而更加深入地理解形象的塑造。这样一来，一方面，学生在研讨的过程中掌握了文学形象的相关重要知识；另一方面在开展专题研究的实践过程中，学生的思维、口头表达、分析、综合判断等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综合素质得到进一步提高。
研讨型教学实施的内在机制就是师生的双向互动，以此确立师生平等关系。以讲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强化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个人魅力，但学生的主体地位被淡化和削弱，教师与学生是一种主动与被动的单向关系，而在研讨型教学中，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是介绍知识的向导，学生是学习者和研究者。由于当代大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知识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网络技术和信息传播平台的基础上，他们对视觉文化和时尚文化比较敏感和好奇，可以通过网络途径获取大量的信息和资源来发现其中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因此，学生在一些教学内容上拥有充分的话语权。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学生这些优势和长处。与单纯地讲解，加上教师自己精心选择的例子来解释和佐证的教学方式相比，这种互动式的教学，能够让我们深刻地体会到知识的获得和能力的提升。
在此基础上，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围绕文学理论的教学目标，贴近学生的文学经验，结合学生的现实需要，运用多媒体教学技术手段，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引导和鼓励学生从文学和文化的现实问题出发，在质疑和研讨中，帮助学生进入科学的思维状态，进而掌握文学理论的知识结构，以应对现实生活的不同需要。[2]
二.创作与理论相结合，激发学习兴趣
《文学理论》课程主要是围绕文学基本理论问题展开教学，侧重对某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和分析。即使分析某些经典文学作品，也是要回到某些深奥难解的理论上来，分析的目的还是让理论变得浅显易懂。从教学效果上来看，这种教学方法虽然能让学生掌握一些文学理论基本知识，但是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只是听到教师对某些理论问题的讲解，而无法体验到求知的乐趣，更无法分享参与和成功的喜悦。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关注学生的情感、兴趣、动机和需要等因素，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针对这样的教学思考，笔者不断尝试着革新作业形式，试图通过作业来激发他们的创作才能和学习需要。比如，在讲解“文学创作论”和“文学体裁”的时候，提前两周给学生布置一次文学创作的作业，主题是写自己的大学生活，体裁不限。对学生来讲，这个题目贴近大学生的实际生活，每位同学都有许多自己的大学故事，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想象和理解大学生活。两周后，全体学生交上作品，按体裁分类，发现散文居多，其次是诗歌，剧本和小说较少。在对作品进行整体性阅读之后，认真比对和评析，在讲解文学创作时，笔者选取有代表性的作品，让学生畅谈自己的创作体会。从学生的创作谈中，生发和延伸创作理论，让学生在自己的文学创作尝试中，了解文学创作积累、构思、传达等过程，切实理解文学创作的规律和思维。通过点评和分析，让学生认识到文学体裁的性质和特征以及体裁划分的依据等等。这种创作实践和理论学习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也使得学生对自己的创作过程有一个清晰地认识，同时对创作也有理性的反思和批评，学会利用文学理论知识指导文学创作和赏析文学作品。
笔者发现，作业是展示学生文学创作才能的重要形式。作业不单纯是检查学生学习效果的方法，也不只是课外巩固和强化所学知识的手段，作业应该融入和参与到课堂教学过程中，成为激发学生兴趣和提升学生实践和创造能力的有效方式，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和挖掘每次作业的内容和效果，让作业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发挥其不可替代的功能。以学生自由创作为例，学生以大学生活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在接下来讲解“抒情性作品”的章节中可以再次使用，结合学生的作品内容，搭配和穿插文学经典，引导学生对文学抒情的性质和特征等问题进行讨论，从而进一步提升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使得作业的功能和效果充分发挥出来。同时，为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讲解“叙事性作品”之前，针对同学们身处工科学校，感受到男女比例的严重失衡，对男女性别认识和爱情观念也有不同的理解。对此，笔者布置的作业是以著名作家沙叶新的话剧《寻找男子汉》为原本，让学生贴近自己的生活现实改编该剧本，并利用两节课的时间由学生自导自演改编的剧本。从完成作业的效果来看，他们对《寻找男子汉》的叙事方式、叙述语言、刻画人物、情节冲突、爱情主题的表现等方面的问题有了较为完整的认识。学生改编剧本的过程增强了他们的文字表达能力和对故事的理解能力，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对爱情的认识以及对心中女性、男性的形象的理解，同时用具体可感的表演形式将故事和人物形象刻画出来，并从中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以此增强学生学习叙事理论和戏剧理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使得教学内容落实到实处，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也明白了理论不能只停留在背诵和理解的层面上，理论在文学创作改编中也有操作和表演的乐趣。
作业的质量是有效组织课堂教学的关键。如果学生的文学创作质量不高，作品内容和体裁不够丰富，比如没有小说和剧本，那么，教师需要有意识地通过指导学生多写多练来提升创作能力，帮助他们解决在实践操作上遇到的难题，最大可能地提高学生的作业质量，并通过推荐优秀作品在一些校内外刊物发表来激发学生的创作动力。这样一来，学生的文学创作和改编与相关的文学理论问题结合在一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乐趣，使学生被动的接受、要他学转变成主动的学、他要学。不仅如此，这种强调文学创作和理论结合的教学方法，在课堂里创造了一种文学艺术氛围，让学生体验到自己创作的成功喜悦，激发了他们的艺术情趣和审美经验，也感悟到文学理论的魅力。
三.细读文本，培养学生的批评能力
传统的课堂教学注重向课堂要效率、要质量，忽视对学生发现、解决问题的训练。创新型教学摒弃这种课堂教学的时间观念，将教学延伸到课外，注重课堂书本知识的迁移和转化，因此，教学思路需要在课堂前后环节有所延伸和拓展，强化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首先，课前围绕文学现实问题来搜集相关材料，细读和理解与之相关的经典文本，鼓励和启发学生撰写调查报告和读书报告，明确问题的起点、解决和阐释的步骤以及论证的材料。比如对“作者”的理解。网络时代到来，“人人都是作者”观念的提出，引发文学理论界的争论和探讨，这就需要指导学生通过收集和阅读中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对“作者”的论述，让现实问题进入历史视野，并从中推理“作者”问题的发展演变以及当下“作者”观念提出的必要性，从而回答和解决这一文学现实问题。另外，针对文学经典改编热，有必要引导学生认真阅读相关文学经典、改编理论，观看改编的电影文本。比如，严歌苓《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莫言《红高粱》、余华《活着》、斯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赎》、李可《杜拉拉升职记》等小说的电影改编。通过阅读和观看这些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文学与电影的内在关联和本质差异，以及在同构和变异中文学语言在电影审美中的转换，以此更加全面、客观地理解语言和图像各自的优势以及文学在视觉文化时代的地位。在当下视觉消费时代，如何理解文学活动的审美意义和文化功能以及如何客观、公允地评价语言和图像两种媒介在当代社会的价值？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依靠对相关文本的细读。在教学中指导学生细读文本，特别是学生关心的在社会上引起较大反响的作品，用专业知识判断，用逻辑知识去回答，强化这种专业素养和逻辑素养，使得学生对文学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解决不失科学性、思想性和批判性。
其次，倡导学生课后开展文学批评和研究。对知识的掌握不能停留在死记硬背、构思和想象的层面上，应该以发现问题为起点，以解决问题为落脚点，提升创新能力为根本宗旨，教学中应紧密结合课堂研讨和课前文本细读中发现的问题，同时结合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等实践形式，鼓励学生开展自由式的批评和研究。在鼓励和指导之下，2009级5位学生合作以“古代历史故事、皮影戏和动画电影之间的契合关系”为题申请到国家级大学生科研训练计划项目，2010级学生以“柳宗元《江雪》的图文接受研究”和以“西方现代经典心理小说的电影改编”为题等申请到多项校级大学生科研训练项目。另外，在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中，有许多学生也因文学理论课程的影响，选择比较鲜活的文学问题作为话题进行研究。通过实战演练，有益于激发学生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而培养学生怀疑、批判和创新精神。这对于培养学生知识和智能协调发展，提升表达能力、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具有积极的作用，为学生毕业后继续学习，促进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
总之，文学理论课程教学应顺应时展需要，根据教与学双方的实际需要，灵活运用多样的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最终实现教学目的。
注 释
[1]韦宝平.创新教育视角下的研究型教学[J].江苏高教，2003，（4）.
[2]史修永、刘静.语-图关系视域中的文学理论教学创新[J].教育评论，2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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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慈继伟：《戴维・洛奇为什么不仿效现代派》，外国文学评论，1989年，第3期，第76-79页。
[5]Lodge，David：Language of Fiction：Essays in Criticism and Verbal Analysis of the English Novel，London，1966，p47.
[6]马凌：《后现代主义中的学院派小说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161页。
[7]陈漏希：《多元因素的系统融合――论戴维・洛奇的小说创作》，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6页。
[8][13]侯维瑞译，戴维・洛奇著：《现代主义、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见王潮选编：《后现代主义的突破》，敦煌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81页。
[9]慈继伟：《戴维・洛奇为什么不仿效现代派》，外国文学导论，1989年，第3期，第76页。
[10][11][14]Lodge D：The Novelist at the Crossroads The Novel today，Malcolm Bradury，ed.Glasgow：William Collins Sons&C0.Ltd，1977：p100.见陈漏希：《多元因素的系统融合――论戴维・洛奇的小说创作》，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5页。
[12]Lodge，David：The Modes of Modern Writing：Metaphor，Metonymy，and Typology of Modern Literature，London：Edward Arnold，1977，p220.
[15]欧荣：《戴维・洛奇的“后现代主义小说观”》，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539页。
[16]本文相关统计数据是基于笔者对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的考察结果。
[17]徐艳：《论戴维・洛奇的小说中的崇生主义摘要》，武汉：湖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所谓崇生主义是指对人类生存的肯定，对人类生命的维护和对生存和生命的景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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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象愚等译，赛尔登.文学批评理论：从柏拉图到现在[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6]王佐良，周饪良主编.英国二十世纪文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4.
论文关键词：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语言学转向；索绪尔；话语；福柯
“语言”是20世纪西方人文科学备受瞩目的关键概念。在哲学领域，“语言”成功取代了“思维”、“意识”、“经验”一跃成为了西方哲学的核心概念，语言问题提升为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改变了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由此，西方哲学在继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之后发生了历史性的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又称“语言学转向”。而与此同时，语言作为一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学科研究对象的确立则引发了西方几乎整个人文学科认识论以及研究范式的变革。20世纪文学研究更是深受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尽管各流派的研究角度和批评方法不尽一致，但都表现出对语言的极大关注，语言不再充当媒介或工具的角色，也不是客观镜像，而是文学的本体特征，语言成为文学批评的中心问题。在高等教育的这一研究领域，关于文学研究正趋向于文化研究、语言过渡到话语等现象，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关注和探讨：
一、索绪尔的现代语言学理论
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可以追述到费尔迪南·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对现代语言学理论的构建。索绪尔立足于将语言学创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为两大支柱构筑了其理论体系。他对语言的阐释，坚实地把语言置于一系列二元对立的抽象术语之中，他对语言(1angue)与言语(parole)的界分使语言摆脱实证主义和个体行为的纠缠，成为可以客观把握的自在自为的研究对象。而共时性(synchrony)与历时性(diachrony)的区分则使语言学逃脱了历史学家的监护，语言学家关注的不仅仅是处于历史链条上一系列在形式上变化着的语言现象而应该研究“同一集体意识所感知的构成一个系统的共存要素间的关系”。索绪尔对语言与言语以及共时性与历时性的区分引发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向，即由对语言外部的、实证的、历时的、个别的考察转向了对语言内部的、结构的、共时的、整体的考察。索绪尔方法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语言界定为符号体系，任何符号都由能指(signfi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索绪尔的符号只关心能指(声音意象)与所指(概念)之间的关系，而把现实和指涉物置于研究领域之外。语言符号的价值取决于语言中其它符号的同时共存3，即语言符号的价值体现于差异与关系之中。因此无论从构成符号的概念方面看，还是从物质方面的声音看，或者从作为整体的符号看，语言中只存在差异。差异意味着价值，价值来源于语言系统中不同成分之间的关系。索绪尔驱逐了意义把自己的语言学封闭在有限的语符之中，语言被视为一种形式而非实体，这是对传统语言观的根本变革。这样一种形式化使其在描述语言时走向极端，以至于形式化不再是工具而成了目的。
索绪尔为语言学确立的系统观念以及高度形式化的方法为20世纪整个人文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范式，也为自此以来各种思想文化学术流派的相继问世提供了原初动力。文学研究也不例外。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孕育出与传统文学研究截然不同理论与方法。
二、语言学与文学研究的结合
首先把索绪尔的语言观运用于文学研究的是俄国形式主义者。拒斥盛行于19世纪传统文学批评中的主观唯心主义和机械反映论，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视为独立自足的体系。在艺术的形式和内容关系上，他们看重后者，试图突显艺术的技巧性介入的能动性本质，这无疑暗合了索绪尔视语言为形式的观点。俄国形式主义者超越具体的文学作品，努力挖掘文学之为文学的一般通则，即所谓的“文学性”，而文学性来自文学的语言和结构，来自形式而非内容，文学批评应该从感觉形式开始，因此语言成为形式主义者研究的中心。
该学派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ViktorShklovskj)提出的“陌生化”原则具体体现了形式乃审美之目的。俄国形式主义者还直接将语言学的模式用于诗学研究。他们从语音学、语法学、音位学、语义学、节奏、格律、词汇等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运用语言学方法分析文学，直接推动了语言学与文学的联姻。形式主义批评促进了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的语言学转向。
与俄国形式主义学派平行并独立发展起来的英美新批评同样把文学研究的重心立足于作品本身，重视对文学作品的构成因素与构成方式的细致研究。深受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英美新批评派的代表人物韦勒克(Re Wellek)在其与沃伦(RobertPennWarren)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将文学研究区分为“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两大类型。在依次否定了文学研究与传记、心理、社会、思想和其他艺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之后，韦勒克把文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确定为文学的“内部因素”，完成了文学由外在研究进入内在研究的转折。在研究方法上，新批评派重视对单一作品的语义学分析，强调语言的多义性与含混性，突出语言的修辞功能。新批评的研究理论与实践给后起的结构主义文论以重要的启示，使结构主义文论家在对文学作言语与语言，所指与能指，叙事与话语等方面的研究有了继续拓展的基础。
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以法国为中心的结构主义思潮使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在整个人文社会学科领域得以最为广泛的贯彻。列维一斯特劳斯(ClandeLZwi—Strauss)将结构主义语言方法用于对亲属关系、图腾制度以及神话等非语言学材料的解释。就文学研究而言，其主要贡献在于神话学。列维一斯特劳斯将看似零乱的神话分割成一个个“神话素”，它们相互关联，形成一个完整而自足的结构系统。在神话的叙述中，各“神话素”如同语言单位在横向组合与纵向聚合两条轴上同时活动，从而形成千姿百态的故事。列维一斯特劳斯神话模式研究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对于文学整体系统及作品结构的分析不仅可能而且是必要的。拉康(JacquesLaban)则将结构主义语言学纳入精神分析的领域，提出了无意识在结构上与语言及其相似的论断。他把索绪尔的能指与所指概念运用于精神分析学说，指出主体的意识正像是能指，而无意识层面就像是所指；由于总是要用能指来解释所指，能指背后的所指是不能轻易达到的。拉康借用并修改索绪尔的概念和运算法则，将精神分析学现代化，使之更适合于文学批评。叙事学是结构主义在文学批评中将自己理论运用得最有成效的一个领域。普罗普(VladimirPropp)对俄国民间故事的归纳直接启发了格雷马斯(AlgirdasGreimas)的《结构语义学》和托多洛夫(TzvetanTordorov)的《(十日谈)的语法》二者都试图从故事中发现叙事的“语法”，总结叙事结构的共同性，借助语言学模式来分析作品的结构模式。罗兰·巴特(RolandBanheS)的《符号学理论》则使索绪尔模式广泛地存在于形形的社会生活之中并为文化分析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方式。他用一种符号学的方法去“阅读”大众文化，把各种活动和对象当作符号，当作意义得以传播的一种语言。巴特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索绪尔将一切人文科学统一在符号研究之中的雄心。在文学研究中，巴特强调了语言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认为语言是文学的生命，文学的全部内容都包括在书写活动之中，而不是在“思考”、“描写”、“叙述”、“感觉”之类的活动之中。其论著《写作的零度》进一步强调了由字词独立品质所带来的多种可能性和无趋向性。而字词即语言形式独立性的发现致使创作主体不再拥有支配和调遣字词的权力，后者通过其非连续性的组合，生产不确定意义的机制，宣布“作者已死”和一个语言自足封闭的狂欢世界的到来。巴特所说的“零度写作”吻合了结构主义倡导的无作者思想，无主体知识的认识，即以一种超越了个人的结构来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状况。巴特前期的文论思想深受结构主义的影响，将语言学模式和由语言学演变而来的符号学作为文学研究的基础。
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观对20世纪的文学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语言学理论的介入拓宽了文学批评的领域，推进了文学理论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分强调语言形式，刻意追求语言学式的科学性，机械套用语言学模式来分析文学现象，从而切断了文学与现实，文学与作家和读者的联系，这种视文学为封闭而孤立自足的现象必然是片面的。20世纪后半叶随着文化批评理论以及新历史主义的出现和发展，历史与主体作为形式主义的对立面重新受到关注。在这种理论思潮下，语言不再是能以科学的法规的精确性加以研究的一个客体。语言必须被放到社会语境和社会活动中来理解。语言的社会实践性取代语言的形式成为文学与文化研究考察的对象。
三、从“语言"到“话语"
语言的社会实践性突出体现在它对社会现实的建构。语言不是对既存现实的被动反映，而是能动地生产意义，建构社会现实。然而语言是一个比较抽象的概念，它自身并不能直接说明意义生产机制的运作，因为在一种文化中，意义常有赖于各种较大的分析单位——各种叙事、陈述、所有通过各种文本起作用的话语等。“‘语言’这个抽象概念，事实证明不足以说明某些意义在历史、政治与文化上的‘定型过程’，以及这些意义经由种种既定的言说、表述及特殊的制度化情景而不断进行的再生与流通过程。正是在这一点上，话语这个概念开始取代当下通行的这种无力而含糊的‘语言’概念。”于是话语逐渐代替了“语言”成为现代文学与文化批评的一个中心概念。
在著名的后结构主义者福柯(MichelFou．cault)看来，话语不单纯是一个语言学的概念，而是一个具有政治性维度的历史文化概念，在话语即历史所标示的客观性背后，具有某种鲜明的意识形态。任何社会中，话语的生产都会按照一定的程序而被控制、选择、组织和再传播。这其中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关系，任何话语都是权力关系运作的产物。福柯的话语理论考察了话语在主体与客体塑造中的作用。主体既不是先验的、超然的，也不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相反，它是通过自由的或是受支配的实践而被构造出来的。在话语场中的客体总是被话语所支配，处于被主体征服的地位。福柯对话语与权力的论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创作、文学史以及文学批评的认识。文学是一种话语，而且是一种掩藏着社会文化政治权力的话语。文学创作是权力话语的生产，作家掌握着某种话语权力。而文学史对作品的筛选以及对经典的界分，在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同时文学批评也参与了话语的再生产。因此“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权力，谁掌握话语生产的技术，谁掌握话语生产督察系统”将是问题之关键。
福柯的话语理论将文本的概念扩大到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的全部领域，是对形式主义文论和结构主义的突破。而话语本身又与意识形态、性别、种族等问题密切相关，因此话语理论对新历史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文学批评流派有着极大的影响。
四、话语理论与文学批评
新历史主义主张在文化和历史的张力中研究文本，认为一切阅读都不仅是针对文学文本，而是包括了全部社会的、历史的、意识形态的内容。新历史主义考察文学如何诠释、介入被“历史化”的政治和文化的各个层面，二者又如何在互动中被建构。历史和文学一样是人为构造的产物，历史文本中事件的逻辑性和连续性，不过是历史学家所进行的一种类似于文学家编造故事的虚构活动的结果。“历史的文本性”否定了文学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文学除了提供历史以某种叙述框架和编织技巧外，还参与着历史的建构。
女权主义批评通过话语分析，寻绎女性在文学中作为主体和客体是如何被呈现和塑造的以及男权社会的权力话语在文学中的运作踪迹。在男性中心文学中女性从来没有自己的主置，她们只能作为男性的附属、玩物。男性不断在文学中塑造出符合自身利益与要求的女性形象。同时女权主义批评家也力图通过挖掘被男性文学史所压抑、遗忘、湮没的女性作家的作品，从而将女性被男性话语遮蔽和覆盖的真实声音传达出来。
后殖民批评是在对殖民主义话语的批判、解构和颠覆中产生的一套与殖民主义针锋相对的话语。殖民主义话语一面弱化、贬抑、否定殖民地人民的文化历史意识，一方面宣扬、抬高西方宗主国的价值观念，通过这种精神异化来实现殖民统治的长久和稳固。后殖民文化理论家爱德华·赛义德(EdwardSaid)对东方主义观念的批判被视为后殖民批评的开始。其代表作《东方主义》分析了作为主体的西方如何对作为他者的东方进行文化想象和阐释，并揭示了殖民主义如何利用话语建构二元对立的模式来维护殖民统治的合法性。后殖民批评通过对殖民文本的改写、反讽从而达到颠覆、瓦解殖民主义话语的目的。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教师投入到教育研究中，一批研究型的中小学教师成长起来，教育科研的地位不断提高，教研成果也越来越丰富。但中小学教师中也普遍存在着“教育科研是锦上添花”“教育科研就是写论文”“教育科研太深奥，不知从何下手”“教育科研的程式太琐碎，要耗费大量时间”等错误认识。与高校或专门科研院所的专业研究相比，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研究以改进课堂教学实践为主要目的，问题来自课堂，研究场地在课堂，边实践边研究边改进。
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研究是将教育教学实践和教育管理实践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作为课题，通过反思、学习以及运用教育教学理论和科学人文主义的研究方法解决问题和揭示规律的一项实践和认识活动。它能够帮助教师以更有效的教育方式使学生获得更好的发展，同时提升教师自己的专业素养。中小学教师在开展教育研究时应该具备问题意识、发展意识、创新意识、方法意识和成果意识。
一、问题意识
中小学教育研究以教育问题、教育现象和教育事实及其规律为研究对象，主要是围绕学科教学问题，如各学科的课程标准、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评价及教学工作的组织管理等微观教学领域方面的教育问题。这就要求中小学教师要从教育目标提出的根本问题、教育改革关注的热点问题、教育教学实践的弊端问题、影响教育发展的关键问题、教育研究的薄弱环节等角度选择具有理论价值或实践价值的问题，以发现和提出问题作为开端，在教育教学实际情境中研究，以反复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过程，以解决问题改进实践为主要目标导向。
二、发展意识
中小学教师的研究以“学习———研究———实践”的模式开展，在研究中学习教育理论、学习研究方法，以研究指导实践，以实践检验研究，教师在研究中树立新的学生观、教学观，改进教学，从而优化教育教学效果，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同时，教育研究过程中需要学习学科理论知识、教材相关知识、课程教学知识等必备知识，能提高整体知识水平，更新教育观念，更新知识结构。在研究过程中能够有效提高调查研究能力、分析思考综合能力、文字表达能力和创新能力等，有效提升了教师专业技能，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三、创新意识
创新是衡量中小学教师教育科研成果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的重要标准。教育科研的选题最好是在借鉴的基础上选取本学科中前人未曾涉足的研究领域，填补学术空白；或前人虽已研究，但尚未完善或有错误的领域。中小学教师的教育科研必须立足于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选择那些居于学科前沿、填补学术空白、补充前人学说、突破实践禁区等方面的具有创新性意义的选题。我们要抱着科学、求真务实的态度开展教育科研，在选题、文献检索、形成研究方案和实施研究、分析研究资料等过程中，要尽量突出我们自己在教育科研中所创造的新观点、新措施，以凸显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四、方法意识
中小学教育研究主要是为解决微观、具体问题服务的，体现在如何将已有的教育教学理论研究成果尽快地转化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去，促进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并解决目前教育领域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矛盾，因而，教师的教育研究主要以实证研究为主，坚持经验和理论相结合的思考方法，学习用质的研究方法，包括行动研究法、个案研究法、教育叙事法、课例研究法，辅之以教育实验、教育调查、教育心理测量、评价学习方法，并努力将新的技术手段引进教育研究。
五、成果意识
中小学教师参与教育研究的成果可显现为先进经验总结、研究报告、教学论文、教学案例、教育反思、教育叙事等，也可以显现为教师的专著、软件、课件、教案、学生作品等，其特点是有新知识产生、新规律揭示，表现为创新性和实践的成效性，更加注重的是对教学微观问题的具体解决和规律应用，往往是局部的、微观的问题解决，更加具有个别意义，要重视研究成果在一个学科、一个地区或一个单位的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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