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3 15:11:41
导语：在网络群体极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交互规则；HK模型；卷积；时间记忆；仿真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6.02.002
〔中图分类号〕G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6）02-0008-04
〔Abstract〕How to design the opinion interactive model in line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makes the simulation results more authentic，is the core problem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simulation.The major research of international opinion process is only considered the influence of the neighbor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opinion，neglecting the impulse of individual opinion attitude towards the current comments on the historical moments.Based on carding，analyzing the classical opinion interactive model，considering the time memory problems of individual opinion evolution，combining the convolution theory to establish the opinion rules of interaction model with time cumulative effect based on HK model，and implementing the algorithm.The results of the simulation show： In a moment of netizen opinion value of network public opinion is not only affected by the surrounding neighbors at the time，its own historical memory will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Key words〕rules for the interaction；HK model；convolution accumulation；time memory；modeling and simulation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微博、论坛、博客等社交工具越来越普及，人们可以在网络上随意发表自己的言论，但是由于网络言论的匿名性，网民发言时不仅自由随意，而且泥沙俱下、鱼龙混杂。许多不满或失望的情绪很容易通过互联网这一渠道进行宣泄，网民从一开始的各抒己见到随意抒发不满或失望的情绪、再到通过互联网进行大肆的宣泄、互相攻击、谩骂等非理性现象十分突出，这些现象极大地妨碍了司法运行的正常秩序，对社会稳定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因此，分析网络舆情的演变规律，尤其针对网民意见迁移的内在机理展开研究，建立更符合现实情况的意见交互模型，分析网络舆情的演变规律，进行网络舆情的预警预测，帮助政府更好地管理网络空间，成为当前网络舆论研究的热点。
目前，网络舆情演变的交互模型研究主要基于经典的选民模型（Voter Model）、多数统治模型（Majority Rule Model）[1-2]、Sznajd模型[3]、边界信任模型（Deffuant模型、HK模型）及其扩展，讨论了在规则网络和复杂网络两种交互环境下，网民意见的演变过程。例如：涂育松等人[4]改进了一维Sznajd的规则，得出意见演变依赖于初始意见分布和外界噪声强度的结论。王茹等人[5]基于二维[6]的Sznajd舆论模型探讨了不同初始状态中赞成个体密度对舆情演变结果的影响，认为舆情演变到一致反对和一致赞同的状态概率与初始赞成个体密度大小存在一定比例关系。苏俊燕等人进一步地考虑到人际之间的亲疏关系，基于加权网络上的Sznajd模型，研究加权网络的磁化率和权重（表示人际之间的亲疏关系）对舆论演化的影响[7]，认为不同邻居对个体的影响程度不一样，使得个体不容易明确自己态度，权重越大越不利于一致意见的形成。
现实生活中个体的意见值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元情况，而是在某个区间上连续的。因此，以研究连续观点著称的有界信任模型[8]――HK模型和Deffuant模型被不断拓展。例如：陈桂茸等人提出了基于影响力和信任阈值、具有双重选择的意见交互模型[9]，认为个体影响力和自我坚持度会影响舆论演化结果。杨雷等人[10]基于Deffuant模型，研究个体个性的意见交互规则，认为不同个性个体数量的变化对群体意见演化影响显著。
但是，近年来，对于仿真研究中的意见交互模型，无论是基于元胞[11]、HK、或者Sznajd[12]等基本模型还是修正模型[13]进行的演化仿真研究，个体在进行意见交互时，都仅被动地受到当前周围邻居的影响，而忽略了很多其他因素。基于此，本文拟结合信号处理中的卷积理论，引入时间记忆因素，不仅考虑周围邻居的当前意见值对其产生的影响，也将自身性格特点等纳入考虑范围，以期构建一个更符合现实情况的网络舆情演化过程中意见转变的交互模型。
1具有时间记忆效应的意见交互模型的构建
HK模型是一个连续观点动力学模型，其观点的分布可以是[0，1]区间上的任意值，与Sznajd等二元观点和离散观点舆论模型相比，HK模型可以更好的反应个体对某个话题的赞同或反对程度，因此本文选择HK模型作为研究基础。
HK模型个体被动地受到周围邻居的影响，忽略了个体自身特点[14]对意见形成的作用。考虑到记忆对个体意见形成的促进关系，和信号与系统的相互作用表现得极为相似，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HK模型的意见交互卷积模型，将每一次记忆看作一次冲激，与当前个体的意见值卷积，得到受到时间累积影响的意见值，作为此刻个体的意见值。
1.1卷积的物理意义及数学表达
1.1.1卷积的物理意义
卷积的物理意义为信号和系统的相互作用[15]：系统的响应不仅与当前时刻系统的输入有关，也跟之前若干时刻的输入有关。之前若干时刻的输入信号经过一种过程（这种过程可以是递减，削弱，或其他）对现在时刻系统输出产生影响，计算系统输出时必须考虑现在时刻的信号输入的响应以及之前若干时刻信号输入的响应之“残留”影响的一个叠加效果。
1.1.2卷积的数学表达
2具有时间记忆效应的意见交互仿真
本文采用MATLAB R2014a软件进行仿真实验。在模拟过程中，网络中的个体根据上述模型规则进行意见交互。通过仿真得到未考虑时间记忆效果及考虑了时间记忆效应的意见平均值变化曲线，并对两条曲线进行对比分析。
2.1仿真准备
2.1.1交互邻居范围
2.2HK卷积模型仿真
由于信任阈值越小收敛速度越慢，为了更好地观察网络中所有个体的意见值每一个时刻的平均值变化，选择信任阈值较小（ε=0.3）的情况对HK卷积模型进行仿真。
选用2 500个随机个体进行演化。演化200步，使最终系统收敛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从图1可以看到，处于初始分散状态的格子经过逐渐演化，相同颜色的格子聚集到一起，且黑色格子的数量明显减少。
2.2.1未考虑时间记忆效应的情况
根据演变过程，画出意见平均值的变化情况，个体意见平均值保持在0.5左右，仅有缓慢的上升趋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极化现象。
使用MATLAB拟合工具箱，对图2的意见平均值变化曲线进行拟合。拟合后的结果如图3所示。
拟合后意见平均值变化曲线的函数表达式为：
y（t）=0.4857t^0.1238（13）
2.2.2考虑了时间记忆效应的情况
根据1.2.2小结中HK卷积模型，对图3拟合后的意见平均值曲线进行卷积。
从如图4可以看出，卷积后意见平均值的变化整体趋势与卷积之前的意见平均值变化相同。但是卷积后的曲线，收敛的更快，更快地到达一个稳定值。
2.3结果分析
（1）个体经过HK模型的演变规则演化之后，系统中意见相近的个体发生交互，意见值相近但是持不同意见的个体可能会被持其他意见的个体同化。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经过意见交流之后，会使自己的意见向周围意见相近的邻居意见靠拢。
（2）时间积累效应能够延缓或加速某时刻的意见形成。如果某个人在当前时刻之前的时刻持有的意见持续为赞成，但是这段时间周围能对他产生影响的人持有的意见都是反对，那么这个人由于时间积累效应会延缓将意见由赞成改变为反对。如果某个人在当前时刻以前的时刻持有的意见持续为赞成，而且这段时间周围能对他产生影响的人持有的意见都是赞成，那么这个人由于时间积累效应将会加速将意见的赞成程度加深。
3结论
意见交互模型是网络舆情演变过程研究的核心问题。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文献资料的研究，发现现阶段研究多数仅考虑外界周围邻居对意见形成的影响，忽略了人类具有的主观性，即很少考虑过去时刻个体的意见态度对现在意见形成的影响。本文将时间记忆因素引入到意见交互模型中，考虑个体意见演变的时间累积问题，利用卷积理论建立基于HK模型的具有时间积累效应的意见交互模型，并使用MATLAB软件对模型进行仿真实现。得到意见转变不仅受到周围邻居影响，自身历史记忆也将对决策起到一定作用的观点。为网络舆情演变中意见交互研究提供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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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校图书馆 功能 变迁
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经济转型，图书馆作为高校重要职能部门已处于一个动态的社会系统体系之中，在与社会、学校各板块的相互碰撞磨合的过程中，其主要社会功能正或多或少的发生重大变革，在许多方面还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与矛盾。在这种新形势下，高校图书馆要实现科学发展的目标，就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上对高校图书馆功能转型的问题进行实证性研究。
一、现阶段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趋势
1、服务形式向特色化转变
服务形式特色化是当前我国高校图书馆功能转变的显著标志。图书馆作为高校图书资料存储、收集、整理、归类的主要职能部门，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大量的图书文献资料，而且还拥有丰富的自产文献，包括学报、学位论文、教师和科研人员已发表或未发表的作品等文献资源，这些文献资源是学校和社会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学校和社会急需的极其重要的教育资源。但在高校图书馆以往的社会服务过程中，由于株守传统的服务形式，始终未能将学校馆藏的特色文献资料以特色化的形式推向社会，特别是一些珍本和孤本图书文献更是“只闻其名、难见其面”，只能为极少数特殊群体服务，不仅大大限制特色文献资料的利用率，而且制约了学校图书馆功能的拓展。
服务功能特色化转变的基础是创新图书馆服务组织结构，构建具有本校特色的一体化图书资料服务系统。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高校图书馆对馆本部和学校各院系图书馆（室）现有的纸质特色文献资料进行归纳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文献资料服务的一体化，使馆藏和各院系图书馆（室）的特色文献全部可进行统筹对外服务；二是在通过组织平台，使全校的图书馆和各资料室相互耦合，形成一个巨大的特定校图书资源信息链带，且与周围各种图书资料库进行网联，在本地区乃至国内外图书资料服务体系占有重要席位。当然，建设特色化图书资料服务体系是一个复杂而艰苦的历程，不仅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还需要有学校的政策的强力扶持，以及学校各部门和教学院系的大力支持，否则只是空中阁楼。
2、服务能力向社会化方向转进
而今，随着我国高校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进一步密切，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呈社会化趋势，出现了校内校外多样化的读者群体，在校内，面对的不仅是普通的高校学生和教师，而是综合素质、社会经历、职业年龄之间的差异不断凸显，不同学习目标、不同学习需求的成人教育、职业教育、高教自考等等不同类型教育学生与教师群体。在校外，需要面对政府部门、各类学校、企事业单位等众多不同需求的特殊读者群体。读者群体的社会化必然要求高校图书馆服务能力社会化。然而，在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内，高校图书馆服务对象是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与教师，图书馆现行的规章制度、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服务目标、服务方式均是围绕这个目标运作，并在长期发展中产生“路径依赖”效应。导致高校图书馆服务能力的僵化，面对社会化、多类型的读者群落，以及不断扩张的服务需求，无所适从，只能惯性的疲于奔命式地应付多方日常服务，这必然产生服务与需求间的落差与矛盾。图书馆服务难、读者满足需求难，读者不适应、不满意，服务效果不尽人意，对图书馆服务能力与水映大的情况已成为现代高校图书馆工作中的普遍问题，直接影响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整体效果。显然，推进服务能力社会化已成为当代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的核心环节。
二、影响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的现实问题
1、服务质量与服务规模问题
高等教育社会化促进我国高校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办学形式不断拓展，社会职能不断增加，并由此引发了高校图书馆服务规模与服务质量的矛盾，在新的形势下，凭藉现有的图书资源，是扩大服务规模，还是提高服务质量？扩大服务规模是否就要牺牲服务质量？“熊掌与鱼能否兼得”？已成为图书馆功能变迁中必须首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当前社会经济正朝着“又好又快”的方面发展，高校图书馆改革发展的重心也必将由扩大服务规模转向提升服务质量，高质量的服务是事业长远发展的基石和生命线，服务质量好了，服务规模就必然会不断扩大。然而，在以往图书馆的改革实践中，一些高校图书馆片面理解服务社会化、市场化内涵，在发展过程中“求大求全”现象严重，对服务规模的关注超过了对服务质量的关注，服务机构重重迭迭、服务项目花样翻新，然而由于服务质量上不去，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没有促进图书馆改革发展，而且产生一些难以预料的负面后果。这种现象表明，在现阶段高校图书馆资源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没有服务质量或者服务质量不高，服务规模上的扩张不是真正的发展，而是对现有教育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图书馆改革事业的损害。因此，解决好服务质量与服务规模的关系问题，科学调整服务结构与服务布局、拓展新的服务行为方式，整体提升服务能力与水平，以整体质量的提高，促进高校图书馆又好又快的发展，已成为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中亟待解决又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2、人力源开发与现代科技改造问题
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导致馆内人力资源开发与现代技术改造关系的紧张，一方面，高校社会化发展和图书馆功能变迁又对图书馆管理人员队伍整体与个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图书馆虽然是高校在编人员数最多的职能部门，可是现有管理人员结构不尽人意，大多数图书馆员的素质普遍较低，且馆员队伍的业务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准参差不齐，专业基础素质结构不够完善，对图书馆工作的现代化普遍感到力不从心，而受教育资源、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现实因素的局限，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引进困难，高校图书馆人力资源开发整体上还处于初始阶段。另一方面，图书馆功能变迁离不开现代教育科技的支撑，迫切要求图书馆加快图书馆服务体系现代化进程，包括通过现代教育科技改革服务功能，实现由手工借阅扩展为电子借阅，从在馆服务发展到馆际服务，从提供馆藏到帮助读者获取馆外信息的战略性转变。同时通过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迅技术的运用，建立校园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实现远程联机编目与检索，以现代教育科技取代传统的手工操作，不断提高服务能力与服务质量。但馆内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制约现代科技改造水平，虽然不少高校为图书馆增置了大批现代科技设备，但由于缺乏高级管理和专业操作人才，许多先进设备闲置，极大的影响了馆内现代科技改造的速度。
三、实现高校图书馆功能转型的主要途径
1、建立市场化资源互动机制
建立市场化图书资源的互动与互补机制是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的社会途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强调的是服务的社会化。而在推进服务社会化过程中的市场引导作用不可或缺，只有通过高校图书馆藏文献资料与社会的共享与交流，实现与市场需求的互动与互补才能完成功能变迁的行进过程。因而，现代高校图书馆在对校内各类文献资源的使用情境进行梳理与提炼的前提下，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要求和市场需求的文献资源互动与互补机制。
高校图书馆市场化资源互动机制包含两个方面要素。一是功能变迁必须贴紧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市场的发展，社会市场对高校文献资源的需求呈动态变化趋势，只有在市场竞争与比较中，才能清楚了解高校馆藏各类文献资料的过去价值、现行价值和未来价值，清醒认识“校馆”服务功能的优势与缺失，为“校馆”文献资源的重新整合、资源结构的优化组合、资源体系的科学配置提供导向，并据此作为“校馆”文献资源形成资源聚集新优势和资源新特色的主要参照。第二主动地发挥“校馆”文献资源与市场其他类型文献资源互动与互补特性，加强“校馆”文献资源“自我造血”与“自我完善”的功能，充分利用校内图书文献资源使用中的空档与间隙，合理布局和调整图书文献资源，根据不同社会市场的不同需求，运用时间交错、迭次使用、饱和利用等行为方式，达到以现有的图书文献资源取得最好的社会服务效果的目的。
2、建立规范化管理体制
建立规范化管理制度体系是高校图书馆功能变迁的制度保障。当前，高校已成为各类人才培养的高原、现代科技创新的高地、先进文化生成的高峰，高校图书馆在学校社会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日益凸显，因此，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时代要求和中国国情以及高校改革发展实际出发，全面创新高校图书馆管理体制，转变高校图书馆的服务职能、服务方式和服务手段，充分发挥图书馆在高校社会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已成为现代高校教育改革最为紧迫的任务。然而，一个长时间内，高校图书馆体制改革未能跟上高校社会化发展的步伐，不仅由传统型向现代型图书馆的技术改造迟缓，而且服务社会、服务教学、服务学生的意识缺失，等、靠、要思想并未根除，管理人员创新意识、开拓意识淡薄，图书馆原有的管理体制与制度体系难以适应高校社会化发展的要求，迫切需要加快图书馆管理体制改革和制度体系创新，全面把握现代高校社会化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为高校多极化发展作出新贡献。从这个认知上说，图书馆管理体制创新和制度体系建设将影响高校社会化发展进程。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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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大学本科阶段是学生成长的重要时期，也是大学生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形成的关键阶段，了解这一阶段学生的消费内容、消费结构，对于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徐州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为例，从大学学生消费的基本状况入手，分析当代大学生消费行为的成因，探讨了如何引导大学生养成健康的消费心理和行为，杜绝不健康的消费习惯和观念，进行合理的消费理财。
作为特殊的消费群体，大学生在现代社会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流行时尚的影响下，形成特有群体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特征。在消费率较低的中国，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将对我国宏观经济产生重要的影响，也会直接影响他们消费习惯的形成。本文以徐州师范大学在校本科生为对象，研究他们的消费内容和消费结构，把握其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以培养和改善他们的消费行为。
一、徐州师范大学学生消费的基本状况
大学生的消费主要分为基本生活所需方面、通讯费方面、购物方面、学习方面、娱乐方面及其他方面的消费等。此次调查的问卷设计及数据处理主要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方差分析和群集分析等多种分析方法，主要分析软件为SPSS；以全校学生为总体，在一到四年级中按1∶1∶1∶1的比例分层抽样，用样本调查结果推断总体。共发放调查问卷160份，各年级男女各20份。经调查发现，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在300元以下的占13.87%，300-500元的占44.41%，500-1000元的占32.07%，1000元以上的占9.65%。每月生活费为300元以下的消费群体的比重与月生活费1000元以上消费群体的比重差不多，反映了目前社会分配逐渐趋于两极化。
1、基本生活所需方面
在生活费用中，饮食费用应该是重中之重。按徐州地区的物价水平，以学生在校每天消费10元左右用于基本消费饮食需要来估计，学生每月净饮食费需300元左右。调查发现，有83.7%的女生饮食费用在300元以下，有的为了保持苗条身材控制自己的食欲，有的为了节约支出不顾营养需要只选择廉价的饭菜；60%的男生达到了每月净饮食费用300元的标准。
2、通讯费方面
大学生每月的手机费一般不低于30元，因为他们大部分加入校园集团网或组建了亲情号码群，所以每月的消费会在30元以上。有很大一部分同学每月的手机费在30-50元；而谈恋爱的学生一个月的电话/手机费都会高于未谈恋爱的学生。除此之外，计算机网络已覆盖了许多大学的宿舍，在宿舍上网已成为时尚，很多同学都已经配备了电脑，上网费也成为大学生日常消费开支的一部分，有的大学生每月的上网费高达50元以上，甚至更多。通常男生的上网费用高于女生，主要是因为男生经常上网玩游戏。
3、购物方面
在调查中我们发现女大学生特别喜欢逛街，购物方面的消费占她们消费支出中的一大部分。有些女生往往会因为买一套名牌化妆品或一件名牌服装而花了自己大部分的生活费，甚至不惜向别人借钱来满足自己的消费欲望。同时，男生花在这方面的消费也不少，有些男生更换手机的周期很短，有时为了追求一双名牌运动鞋或名牌服装花费太多……一些大学生不懂得量入为出，攀比心理明显。
4、学习方面
学习方面的消费包括文具、书籍、复印、考证等消费。调查发现，学习方面的消费和基本生活消费这两个方面在大学生月生活费中占了很少的比例。但是随着年级的增加，离毕业越来越近，出于求职的需要，很多大学生都卷入了“考证热”的浪潮中。现有的调查数据显示，大学生在考证方面费用支出为300元以下的占了一半左右，在300-600元之间的占15%，有的则超过了1500元。这使得大学生在学习上的支出比重有所上升，但仍然不及其他方面的消费支出。
5、娱乐方面
当代大学生越来越注重精神文化和健康方面的需要，他们的娱乐内容包括外出旅游、跳舞、健身、去练歌房（KTV）等等。近年来，大学生已成为青年旅游者中的主体，他们每年都会花一些时间外出旅游，在旅游内容上更注重自然风光和文化品味。据调查，大学生中每年外出旅行消费在200元以下的占29.1%，不外出旅游的大学生占26.9%。而从不外出旅行的人主要集中在大一新生身上，这与他们进入大学时间较短有很大的关系，但随着年级的增加，外出旅行的消费比重会增加。在外出旅行支出中，25.9%的人每年要花费200-600元，此外近45%的人每年外出旅行支出在1000元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目前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更加宽裕了。同时，女生在娱乐方面的支出要稍低于男生，这与女生们的休闲娱乐时间主要用于购物上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6、其他方面
爱情和友情是大学生校园里两件较为重要的事情，人情消费在大学生日常消费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同学过生日、考试得高分、当了学生干部、评上奖学金、比赛获奖等等都要请客，否则就会被视为“不够意思”。据统计，60%的大学生各种形式的聚会聚餐花费每年在500元左右，30%的大学生每年这类花费在800元左右，有的甚至更多。人情风的蔓延，给一些经济不宽裕的家庭增添了经济负担，也给大学生带来了精神压力。
结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一方面，当代大学生用于满足自身基本生活需要的消费比重在下降，而用于改善学习的消费比重在提高，用于满足精神文化需要的消费不断上升；另一方面，当前的大学生正处于即将踏入社会的关键时期，人情消费比重在上升。
二、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分析
据美国市场营销学会（AMA）的定义，消费行为是“感情、认识、行为以及环境因素的动态过程，是人类履行生活中交换职能的行为基础”。当代大学生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攀比消费
追求品牌，追新求异，敏锐地把握时尚，唯恐落后于潮流，这是当代大学生消费的共同特点。有些男生为了一双名牌运动鞋，有些女生为了一套名牌化妆品或者一件名牌衣服，会缩减自己的必要开支，向别人借钱甚至欺骗家长获取额外的生活费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可见部分大学生不懂得适度消费，盲目地过度消费、高消费，存在着严重的攀比心理。大学生受社会消费观念、生活方式、流行时尚的影响很深。当代大学生重视商品所传达的社会和个人信息，于是他们选择和消费的产品或品牌成了自我表现、体现社会地位的象征。
2、情感消费
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消费群体，由于他们的消费行为体现出追求新潮、时尚的特点，相对于其他群体而言，他们的消费行为更容易受到感情的支配，更容易注重感官的满足。当代大学生的消费也不只关注物品的价格与质量，而是更注重物品是否能赶上潮流，能否在使用和观赏物品的过程中获得精神和心理的满足。
关键词： 英语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 文化多样性 强势传播 异质
1.三大强势凸显“英语全球化”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的西日耳曼语支，形成于公元6世纪。“到公元16世纪，世界上说英语的人仅有500万至700万，且仅限于不列颠诸岛”，［1］可是，在接下来的几百年里，英语如不可遏制的火苗，在全球范围里迅速传播。无论是在使用人数、应用范围还是在国际传播力度上，英语的强势都可见一斑，“英语全球化”势不可挡。
1.1使用人数的强势
据统计，目前，全球大约有3.75亿人的第一语言是英语，另外有大约3.75亿人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此外，世界上大约还有7.5亿人将英语作为外语使用和掌握。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全世界仅在校学生中便有1亿1500万英语学习者。10年前，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认为这个数字大概已经增长到10亿。该协会去年了一份报告《英语走向何方》（English Next），预测英语学习者数量可能在10年至15年内达到约20亿的峰值水平。［2］
1.2使用范围的强势
Phillipson认为：“作为一门普及程度最高的外语，英语的支配地位涉及众多领域，如：科技医药、网络、学术研究、著作期刊、电脑软件、跨国经营、贸易、航运空运、外交、国际组织、娱乐媒体、新闻机构、青年文化、体育运动及教育体系，等等。”［3］63
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超过80％的电子储存信息是用英文写成的，80％的出版物和90%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在科研领域中，英语的强势更是不可忽视。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Eugene Garfield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的，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4］
1.3国际传播的强势
作为“核心英语国家”中的两支主要力量，英国和美国在英语的国际传播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英美两国每年向海外派出大量语言教师，同时其语言教科书、英语工具书也源源不断流向海外。英国和美国的广大媒体对英语的推广也有着卓越的贡献。英国广播公司BBC世界广播电台的一份2006年的听众数字显示，全球每周平均有1.63亿听众收听该公司的广播节目；好莱坞的电影大片，如：007系列、风靡一时的英语电视剧“老友记”（Friends）、“越狱”（Prison Break），甚至是倍受儿童欢迎的卡通片，如“米老鼠和唐老鸭”等，也进一步成就了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火速传播，使英语国家的生活方式、文化背景、价值观念一点点深入人心。此外，英语国家的商品也夹带着简单的英语符号，如“Mc.Donald”“Coca-cola”等无孔不入地流向世界各地，巩固了英语的强势地位。总之，广播、电影电视传媒、英特网、商品销售，多位一体，如同一张巨大的网，把英语点点滴滴地输入到世界的各个地区，造就了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
2.英语全球化引发的忧虑和恐慌
英语在全球范围的强势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国际交流，但更多地却引发了许多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忧虑。他们普遍认为，如同自然界中，某一物种的过分强大，势必会给其他物种的存在构成威胁；英语全球化，以及它所附带而来的西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普及渗透，引起并加剧了世界语言的濒危和消失，破坏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针对英语全球化这一现象，Phillipson提出了“英语语言帝国主义”（English linguistic imperialism）这一说法。他认为，英语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普及是出于政治文化和经济的目的，英语教育阻碍了弱势民族学生的母语学习，从而严重威胁到了他们的民族语言生存。英语全球化正把其他语言边缘化，并正有效地替代其他语言，把其置于濒危乃至灭亡的境地。它的强势使其自身和它所承载的文化的“个性”最大化，慢慢普及并渗透到其它国家和地区，久而久之，随着范围越来越广，“个性”变成一种“共性”，而这种共性将会掩盖甚至消磨其它语言与文化的个性色彩。英语因此被冠名为“语言杀手”，英语全球化也随之被称为“语言单极化”、“英语殖民化”。更有一些语言学家，在英语的强势传播下，对文化全球化，乃至当今的整个全球化大趋势都产生了怀疑，甚至站到了反全球化（anti-globalization）的一边：“全球化是一场政治陷阱”“假设不和谐、纷争、冲突和战争能得以避免从而顺利地推进全球化，全球化将成为一种文化（主要是英美文化）同化其他文化的过程。该过程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入侵，它将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只有一种文化存在，文化多样性将变成我们的回忆。”［5］
3.两个角度论证上述担忧的不必要性
3.1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与实质
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英语全球化”只是“文化全球化”的表征之一，是当今世界全球化主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英语全球化是否像上述一些学者所说，会破坏世界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毁灭世界其他语言呢？让我们先从其背后的“文化全球化”谈起。
在今天的世界格局中，任何国家，无论发达与否，都不可能自成体系，“与世无争”地发展。这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各国间频繁的贸易往来和愈演愈烈的跨国资金运作，全球性的资本化，使经济全球化成为大势所趋。经济是文化的基础，经济全球化无形中成了文化全球化的强大推动力；特别是计算机信息时代到来后，信息传播速度之快，来势之猛，各国间文化交流活动之频繁，范围之宽广，是任何过去别的时代无法想象的，也是任何人无法阻挡的。可见，文化全球化是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的产物，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它符合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是不可阻止，不可逆转的。
文化全球化并不是“一种文化同化其他文化的过程”。诚然，在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各种不同的文化接触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互为补充，从而增加了人类文化的共性，使原本异质的东西逐渐出现了“同质化”的现象。但是，这种同质化并不意味着一种单一的文化强把其个性夸大为共性，加于其它文化之上；而是意味着“人类文化由机械的单一化走向多元化共时、共存以至交流、融合。”［6］在这种融合的过程中，一方面，各种文化共同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共性。另一方面，各种文化会凸显出其自身的特色，各取它长，各补其短，彰显其个性特征。因此，“在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所见到的并不是简单的现代性的同质化现象，而恰恰是见到各个地方文化的异质性。”［7］总而言之，文化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覆盖，并不是语言文字理论中的“一种语言战胜另一种语言的现象”，而是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持续交往中形成的相互理解能力的加强，即每一民族的语言和文化都已经并将继续实行与其他语言和文化的融合。
3.2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及其自我调节能力
不可否认，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外来文化的引入对本地域的文化来说的确是一种异质因素，这种异质因素势必对本土文化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这就好比是异体的血液输入本体必然会对本体造成或多或少的伤害，从而引起本体的排斥反应。但是，每种语言和文化都有其相对独立性：它自成一体，都包含认知和理解人类思想文化的独特信息和功能；它不依赖于其它语言和文化而存在，具有其独特的、不可重复、不可替代的个性特征。而这种独立性在一定程度上，对抵御外来异质元素的侵蚀能起到屏蔽作用，因为构成文化核心的深层结构往往还是那些在全球范围内把不同民族文化加以区别的文化的根本特质。［8］也就是说，异质文化的侵入并不能从根本结构上影响和改变本土文化。此外，正如著名人类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每一语言都拥有一种无法限定的能力，即不仅本身灵活善变，而且能够包纳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高深的思想。”［9］当异质文化侵入时，它会刺激本土文化做出正常的排外反应，刺激它在排斥批评异质文化的同时，重新审视自己，甚至从异质文化中吸收并消化有益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子，以保护和发展自己，满足时代的需要。换句话说，世界各国的地域文化，无论是强势的还是弱势的，都具有自我完善、调节适应的能力，从而能够在外来异质文化介入时，尽可能保持本身结构的完美。因此，在英语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并不用过多地担心英语的强势传播会给其它弱势语言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对于弱势文化而言，当强势文化介入时，它并不是单纯被动地接受强势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自甘被其左右直到瓦解，而是会积极地调整，以和强势文化竞争。Edward W.Said在他的《东方学》中指出：“每一文化的发展和维护都需要一种与其相异质并且与其相竞争的另一个自我的存在。”［10］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英语的强势虽然会给许多相对弱势的语言和文化带来很大的压力和负面影响，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刺激这些语言完善自我，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正如张公瑾所言：“只要世界政治是多极的，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世界语言就必然是多样性的。”［11］3我们距离每个人都说同样的语言或是享有同样文化的状态还很远，对“英语全球化会导致世界文化失去多样性，由最初的多元化走向单极”的忧虑是大可不必的。
4.对策：如何应对“英语全球化”
尽管如此，面对全球范围内英语的强势传播，我们作为相对弱势的语言群体，也不能疏忽大意，掉以轻心。一方面，我们应该积极反对“语言和文化领域的霸权主义”，保护并致力于发展我们自己民族的语言与文化。而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尊重语言的自然地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英语之所以享有今天这样的强势地位，是自然的选择，与它自身的优势是分不开的。我们应该看到它的优势，尊重、承认并接受它的强势，从中汲取有利于我们自身发展的因素，这才是科学和积极的方式。
1.从根源上来说，各种文化之间的竞争实力主要来源于其所代表的集团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实力。因此，要想加强我们的本土文化在“文化全球化”中的适应能力，更好地应对英语在全球范围内的强势传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要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加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树立国际威信，巩固国际地位。
2.从心理角度来说，我们应对“英语全球化”持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对于来自强势集团的文化传播，弱势集团往往并不总是被动地接受，越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文化群体，保留并传承本群体传统文化的意识就越强烈，从而对外来文化不得已接受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些抵触甚至抗拒的态度。这种态度一方面可以保持相对微观的人文环境中文化的多样性，但它同时又导致生态环境中文化差异的增大，对环境中各文化体之间的平衡发展会产生负面的影响”。［9］可见，弱势集团的态度对其自身的发展及整个人文环境的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到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差异，促进我们自我更新，自我调节，从英语这种强势语言及其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吸收先进因素，以充实、丰富汉语，从而使汉语取长补短，成为一种真正的国际性语言。
事实上，“文化全球化”及其所附带的“语言全球化”并不只是一种文化或是一种语言单向性的覆盖和普及。笔者认为，英语全球化是文化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现象，一个阶段。（笔者认为这一阶段暂可解释为英美等以英语为第一母语的国家在经济政治等领域占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的一个时期）它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规律、成熟的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合理的。而我们所应该看到的是，目前，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汉语全球化”或换个较为时髦的词“东学西渐”已经逐渐展露头脚，存在着巨大的潜力。“英语全球化”对于我们而言，甚至可以看作一种机会，一个平台。借助于这个平台，我们可以抓住时机，直接地从西方世界汲取更多更新鲜的养份，培养更多能灵活运用英汉两种语言乃至更多语言的国际性人才，以进一步壮大自己，从而更便利、更轻松地普及我们自己的语言与文化，与西方世界竞争抗衡，这正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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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公谨，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M］.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49-69.
论文摘要：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涉及多方面因素，思想政治教育是其重要条件之一。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运行和发展是互动的，它能为社会运行起到导向作用、保证作用和提供精神动力的作用。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整合、内容整合、方法整合及资源整合，能有效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各部分之间紧密相关的整体。构成社会的基本因素包括作为社会构成主体的人，作为社会物质基础的物，作为社会发展过程的经济、政治活动，作为社会精神活动的社会思想，等等。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在社会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的这种作用与反作用使社会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甚至实现社会形态的更替。正是社会系统及其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了社会运行及其状态。因此，考察社会运行状态，必须研究决定社会运行状况的基本条件及其相互作用。
一、社会运行的内涵与影响社会运行的基本条件
所谓社会运行，是指社会有机体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表现为社会多种要素和多层次子系统之间的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多方面功能的发挥。社会运行大体上可以分为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纵向运行是指社会的发展与变迁，横向运行是指在社会发展某一阶段上社会诸要素、诸系统的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可以呈现为社会诸要素及系统之间的一系列关系。马克思曾经对这些关系作过经典性的表述，他指出:“人们在自己的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马克思揭示了社会有机体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三大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
构成社会系统的一系列因素及其状况决定着社会运行的状况。社会运行和发展大体可分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协调发展、模糊发展和畸形发展。任何社会所追求的目标理应是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即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三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而社会障碍、失调等因素则被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和最低的程度之内。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是社会发展的一种理想状态，它需要许多条件的相互促进与有机整合。
第一，人口条件。这里主要是指要有数量适度、素质合格、结构合理的人口。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我们面临着人口数量大、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不高及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通过政策、法规和教育的导向来规范，其中需要解决人的社会化与人的现代化问题。
第二，生态环境。人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关系，人创造环境，同时环境也创造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社会是整个世界中的一个系统，一方面，社会是相对独立于自然界的;另一方面，社会又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当人们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时，也就成为自己社会的主人。
第三，经济条件。经济可持续发展是社会良性运行的基础性条件。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同步，各群体、阶层利益差距拉大等现实问题。尤其是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价值取向多元化趋势，如何摆正个人、集体、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四，政治条件。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状况对社会运行有直接影响。处于转型过程中的当代中国，由于执政资源的流失和政治腐败现象的存在，由于政治参与要求高涨与政治制度化水平较低的矛盾而导致的政治发展困境以及文化价值观念多样化对社会主义主流政治文化形成的冲击，使我们正面临着政治建设的巨大压力，能否建立起一个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政治体系，将直接影响我国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第五，文化与心理条件。文化心理条件是社会运行的精神构件。文化与心理状况影响社会运行的方向。社会心理、社会人格及社会变迁中的社会心理承受能力能够直接影响社会运行的状况。社会运行条件有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有物质条件也有精神条件。这些条件或因素相互作用决定着社会的运行状况，而在这些条件中有一个条件是“隐性条件”或者“隐性制度”在起作用，那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状况，它影响着社会的运行和发展。
二、社会运行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互动
建国以来，我国社会运行出现过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三种状况，经历了四个阶段。大体上来说，自建国开始到50年代前期，我国社会处于良性运行阶段;1956-1959年处于中性运行阶段;1966-1976年处于恶性运行阶段;1978年后，处于中性运行向良性运行转化过程之中。目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党依据我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方位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实矛盾，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目标。这是把社会发展目标定位为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通过分析建国以来我国社会的运行状况，就会发现:每一种社会运行状况背后都有其复杂因素和条件，其中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因素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运行及其状况。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导向作用。人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动物，其行为受某种意义和价值的支配。“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考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人们通过每个人追求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培育民族精神，形成社会精神动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培育公民意识，形成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新思想和新观念;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够保持社会主流价值的主导地位，整合公民的价值“多元化”取向。总之，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能使社会发展目标让公民认同、服从和内化。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保证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政治统治、保证社会发展方向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各种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为了保证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需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公民内化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观，保证各项政策与法规的落实。在当代中国要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法制观念、可持续发展理念和正确的利益观念，离不开思想政治教育的保证作用。 第三，思想政治教育在社会运行和发展中的精神动力作用。“人类社会之所以异于一般动物，首先当然是在于人类通过生产劳动，改造自然，过着一般动物所没有的物质生活;其次也在于人们在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创造出精神财富，过着人类所特有的精神文化生活，并反作用于其物质的生产和生活。因此，自从人类诞生之后，它所特有的精神文化，也就成了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条件。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塑造人、激励人，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精神，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离不开个体的政治参与热情和能力，离不开个体对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的认同、忠诚和责任感，离不开个体良好的道德行为和健康的人格心理，而这一切需要通过政治社会化和道德社会化来实现。思想政治教育除了塑造人之外还能起到激励人的功能，“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因此，必须重视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引导作用来激发人的创造潜能。此外，思想政治教育还能够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使不同利益群体有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的机会，通过沟通人际关系来化解矛盾，协调人们的心理状态，使个体精神动力上升为群体精神动力和社会精神动力。
三、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要求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整合
把整合的概念引入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看成一个系统。这就要求我们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必须把思想政治教育的各个要素有机整合起来，形成合理结构，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最大化。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的整合对象。按照的观点，社会整合的基本对象乃社会利益。利益之所以成为社会运行和发展的中心，是因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社会之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就是为了不断实现人们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利益。
当前，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的转型时期，这是一个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取向多极化、利益差别显性化、利益矛盾尖锐化的时期。有效整合社会各阶层、各群体的利益关系将直接影响到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因此，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在利益目标上的导向功能，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通过价值观教育来引导人们追求正当的合法利益；通过政策与法规教育，引导人们构建正确的利益表达、利益约束、利益激励、利益化解机制来协调人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是现阶段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必然选择。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整合的路径选择。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关键在于合理有序地规范和协调社会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而思想政治教育整合就是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服务的。为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在目标定位上，要依据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考虑到公民思想政治品德现状和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历史状况来加以选择。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制定要体现时代性，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当今时代性最显著的特点是市场经济的建立、社会转型、我国现代化“迟发展效应”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这集中表现为思想观念多元化、价值取向多样化日益明显。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选择要突出针对性，这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前提。最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选择必须做到理想和现实的有机统一。要把先进性要求同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深入研究和把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同层次的需要，以此为基础制定出不同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并把它作为对公民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依据。
在内容安排上，应着重解决好结构协调问题。首先，要着眼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需要，解决好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中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的结构性矛盾。要针对不同个体进行不同内容的结构调整，避免过去那种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内容单一化、片面化的做法。当前应以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深入开展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其次，要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
深入进行民族精神教育，大力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再次，要以基本道德规范为基础，深入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最后，要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深入进行公民素质教育。此外，还应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体系，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更加贴近生活、贴近实际、贴近受教育者。
在教育方法上，要针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和时代特点，有效整合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针对当前社会阶层多样化、群体利益差别不断扩大等现实问题，要重点采取预防教育法、心理咨询法和冲突缓解法来解决人们的思想困惑。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整合达到化解矛盾、协调关系的效果，为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增强“社会水泥”功能。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建构和理解意义系统。它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80年代以后，“焦虑和不确定性管理”、“面子-协商”、“口语代码”理论建立了更为精细的研究范式。
全球化趋势和传播技术创造了真正意义上的跨国语言。跨文化传播研究的8个主要的现实关切问题紧扣时代,寻求着文化调适的途径。
关键词：传播学跨文化传播
在传播研究的广阔领地中，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分支，是跨学科知识交叉融汇的产物。学术关怀总是基于现实关怀，跨文化传播研究也是如此。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信息地球村”正在形成的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贴近时代变迁的敏感点。本文试图疏理这一学科分支的理论思想源流，并说明它的现实关切所在。
一、研究的视角和方法论
从六十年代兴起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即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至少有三层含义：一、日常生活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分属于不同文化范畴的人们在日常的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的沟通；二、文化心理结构层面的跨文化传播，指基于不同文化的符号意义系统的差异和类同的传播的可能性与可变性；三、上述两个层面形成的实际传播过程的矛盾、冲突和戏剧性的变化，由此传播过程决定的文化的融合和变异。
早在1942年，美国哲学家和美学家苏珊·朗格（S.K.Langer）认为，传播的最根本形态是人的内在传播（intrapersonalcommunication）。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的存在的环境，这就是传播的起点。基本的传播研究是围绕着“符号－对象－心灵”三者的关系展开的。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讯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会发生正常的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了。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特殊视角，要解除的是人们成长于其中的文化所带给他们的观念的绝对边界。它的中心课题是要研究那些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观念信仰的人们在互动的过程中如何说明和理解意义。这一研究的目标有三个：1、描述特定文化之间传播的性质，揭示文化的异同；2、基于对文化异同的理解，研究消除人们由于文化屏障造成的传播差异的途径；3、最终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理解文化的创造和分野的进程。
一般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术传统主要来自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修辞学。
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着重通过对单一的或多边的文化行为作经验性的考察，进行文化的可变性的分析。人类学，主要是认知人类学（Cognitiveanthropology）深入观察社会成员之间的认知性关系的构成。认知人类学相信，文化是由决定行为的不同的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因此，这些结构可以通过数学的或逻辑的方法加以分析。他们采取成分分析法（componentialanalysis）试图在语言范畴与指称对象、概念和事件之间确立一种相关性，进而建构出人们应对社会现实的规范模式。然而这些研究仍然碰到了元语言的问题。例如成分分析涉及到对于文化成分的分类，就受到元语言的束缚。而认知人类学比较偏重于口语和称谓（名词），对于实际的传播行为缺少分辨，将认知结构片面的等同于词语和意义的双重结构，忽略了认知也是活的生成机制。认知人类学在试图解释文化问题时，面对更加复杂的对象，显然缺乏对其研究工具的局限性的警觉。
现代社会学和文化人类学关注人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决定和创造意义。文化人类学同时关注到行为语言、口语和非口语等表现形态。它不只是记录观察结果，更强调行动者作为特定社会成员和文化分享者的意义。在不断的解释意义的行为中，人们彼此建立起可以预期的信任关系。文化人类学在结构功能主义之后，转向象征－符号学的方法。格尔兹（CliffordGeertz）发展出比文化可变性分析和文化成分分析方法更加经验直观的浓密描述法（thickdescription，一译作“深描”），这奠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最为突出的不同于主流传播研究的方法论面貌。格尔兹同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相区别的地方在于，过去的象征人类学家过分受到结构－功能主义传统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制约，强调符号体系的自主性；或者采取“符号决定论”的观点。（例如，“不是人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人”。）格尔兹却采取对某一文化事象（仪式、游戏、生活时间程序）的浓密的描述，展露出个人经验与群体经验之间的密切互动关系，从而暴露出潜隐的意义和价值体系。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忠实地记录观察结果，而是试图透过经验观察，从微观的知识层面出发而达至对整个文化体系的解密。①因此，这一立足于微观的经验观察的方法获得的不是表象的累积，而是活生生的文化机制的图景和情境。
修辞学方法一直是传播研究得以借鉴的重要的工具武库之一。布尔克（K.Burke）在60年表《作为符号行为的语言》、《动机修辞学》，拓展了古典修辞学的边界。布尔克认为，任何有意义的行为组成为连串的修辞，因而也可以将修辞视之为传播行为的分析。他的修辞学含有对文化可变性的选择。首先，有意义的行为与修辞的规定之间的同一关系，正是创造意义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研究者正是要揭示出修辞规定（文化设定）和传播交流（行为机制）之间的对应变化。其次，修辞学不应只是研究语言，诸如音乐、舞蹈、艺术、仪式都是有意义的，因而也都可以被看作是修辞的。修辞学所要探询的是，在这些意义表达形式中，不同的文化又是如何沟通的。相比之下，认知人类学只是通过有限的语言学关注研究对象，过于局限于语言，将语言看作文化的渊藪；文化可变性分析只是关注于传播对文化变迁造成的结果，都没有集中研究主体对于现实如何形成观念的机制，正是这种观念才规定了人们的文化认同。
对于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启示意义的是布尔克提出的戏剧学的视角（dramatisticperspective）。所谓戏剧学的视角是将语言看作行为的基本模式，而不是当作传输信息的载体。戏剧学视角是一种分析工具，它强调，对人类行为的描写，应当将其看作由动机驱使的、创造意义或被安置意义的存在。人们是通过有意义的行为来创造现实的。现实的结构是一个分享符号的过程。人们既要用行动去安置世界的符号意义，又要不断地根据符号化的世界校正自己的行为。因此，对于文化的边界，即人们分享意义的边界，要进行反身性（reflectivity）的追问。从戏剧学的视角出发，文化可变性分析，将文化变迁孤立起来观察，忽略了文化的情境（culturalcontext）；而文化成分分析，集中研究作为认知关键的语言，分析了许多有意义的行为类型，但是忽略了语言是已经被创造出来的意义系统。事实上，意义是要通过不断的信息刺激，在人们心里引出反身性的确认才可能建立的。
二、80年代以来的理论模式
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历史，通常从1959年霍尔（E.T.Hall）发表《沉默的语言》算起。霍尔在书里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20世纪，在美国的历史上，出现了空前的移民浪潮。移民浪潮在80年代之后，更见高涨。移民带来了紧迫的和更加普遍的跨文化传播问题。最近20年的美国式的跨文化传播的经验实证研究，也是基于这一背景。
罗杰斯（E.Rogers）在《传播研究史》里，追述了从本世纪20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美国的移民问题是传播研究的传统性课题。以帕克（Park）为代表的社会学的芝加哥学派很早就关注移民溶入新国家的文化历程。帕克从移民引起的社会问题出发，关注到传播和互动在社会分层及文化融合中的作用。霍尔则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质化分析（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发表了《隐藏的维度》。进入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汀-图梅（S.Ting-Toomey）的“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Theory)以及菲力普森（G.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Codes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古迪昆斯特从对于“陌生人”的传播困境的发现开始研究。所谓“陌生人”，包括侨民、新到者、新成员、暂时逗留者、闯入者、边缘人、新移民、旅居者等。这是随着全球范围的人口流动，出现的越来越多的陌生面孔。古迪昆斯特发展出一套对“陌生人”进行描述的技术，集中研究他们的伦理认同、交游类型、话语类型、感知习惯、自我意识和自我训诫。古迪昆斯特发现，所谓陌生人现象，只是跨文化传播的普遍规律的表现。对于陌生人传播困境的研究，不只是为了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而是要发现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有效的传播是经由何种条件达到的。他指出，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造成了陌生人的焦虑和未确定性。三组表面性因素是：动机因素（需求、吸引、社会义务、自我概念、对新的信息的开放程度）、知识因素（知识期待、信息网络的分享、对多种观点的知识、对可供选择的解释的知识、关于同一的和差异的知识）、技能因素（移情的能力、包容多种观点的能力、适应沟通的能力、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调适行为的能力、搜集适用信息的能力）。这些因素的非平衡交互作用，导致陌生人面临传播情境产生焦虑或未确定性。有效的传播是对焦虑和未确定性的管理的结果，是将误解降低到最低水平。②
汀-图梅的“面子-协商”理论对于东西方文化造成的传播差异作出了有趣的解释。她指出，在每一种文化里都有某种用于协商的“面子”。面子是一个关于在公众中建立的自我形象的隐喻。营造面子是一套操作，包括面子策略的扮演、语言和非语言的动作、自我表现行为、印象管理互动等。霍尔曾经把文化分为“高度语境文化”（highcontextculture）和“低度语境文化”（lowcontextculture）。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入“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或感情如何。“低度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度语境文化”是含义暧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这样，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问题是，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汀-图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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汀-图梅认为“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Face-giving）。“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群体价值导向的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个体价值导向的低度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③也就是说，彼此都要保全面子、找回面子，只能订立契约；或者订立基本游戏规则，按照规则竞争。只要是按照规则竞争的，无论输赢，都有面子。汀-图梅对于两类面子的分别，实际上揭示出面子（自我的公众形象）是个体在群体生活中的最基本的符号资源。这种符号资源，深刻地联系着个体的心灵-人格结构、关于安全和恐惧的潜意识（消极面子），还深刻地联系着人与人之间建立的权力支配关系、礼仪交换关系（积极面子）。
菲里普森的口语代码理论，是通过对于各种亚文化群（如街角青少年、酒吧男人、少数民族）的观察研究提炼出来的。他发现，口语是最为突出、隐秘的文化代码。日常口语的语速、语调、语词、语气、语句、口音等包含了心理、社会、修辞的文化区隔。讲话的意义是通过言说者和倾听者在沟通时使用口语代码而创造和解释出来的。意义不是固定在语言当中。口语交谈的亲近距离，反映了交谈者之间的或亲密或疏离或共谋的关系。菲里普森指出，符号、意谓、约定、规则的文化意义通常是存在于口语代码里，而不是在正规的交谈里。他将这些意义归纳为三个高度结构化的文化形式：1、口语里的文化神话——这是占据着人的想象，并向人提供着各种解释、讲述着关于他们和别人的故事的叙述模式；2、口语里的社会戏剧——在特定的口语代码里，深嵌着生活的规则；这种规则是经由人与人的交流反复考量确证才证明了合法性的；这种社会戏剧是一种公开的对质，它包含着针对他人行为作出评判的道德规则；3、口语里的图腾仪式——这是一种传播的仪式（communicationritual），口语交谈是一连串由行为组成的语句，它是精心的表演，表现出对于值得敬畏的对象的敬意；一场好的谈话是将自我、沟通和关系融为一体的极大的彼此尊敬，它使参与谈话者完全沉浸其间，建立起一个听觉的私密空间；谈话不是要解决每个问题，因为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问题，而是要将人们聚拢来，表达他们的个性，建立彼此的认同，体验某种亲昵之情。菲里普森的理论，受到来自批判学派、女性主义、文化研究学派的批判和补充，以至将口语代码与两种基本文化的分类相对应：集体主义的文化——等级体制——寻求敬意的口语代码——男性的世界；个人主义的文化——平等体制——寻求尊严的口语代码——女性的世界。菲里普森的理论的价值在于，他将口语共同体和文化的边界结合起来，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精致地观察文化的传播机制。④
三、学科前沿和现实关切
如果说，跨文化传播研究这一新兴学科分支，是与玛格丽特·米德、本尼迪克特、霍尔、古迪昆斯特等人的名字相联系的话，它的兴起显然不只是纯粹的学术兴趣。它是同殖民、世界大战及其战后改制、后殖民、现代性、全球化趋势等人类历史的极其深刻和广泛的变迁联系的。这就决定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现实关切正是它的学科推进的动力。
关于不同地区的文化差异的比较由来已久。当美国占领日本强迫这个东方法西斯国家接受现代改制时，占领者就在保护日本的原有文化和将它改为一个建设性的现代国家二者之间，反复权衡。固然文化寄身在制度里，但是，制度也是由文化所派生。20世纪多少冲突是由文化差异引起的，几乎难以胜数。文化，也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同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如上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在所谓高度语境文化的国家里，现代教育有时扩大了代沟，增加了个人的文化困扰。因为，传统的教育是通过文化语境的教育，是生活实践的教育，不只是认字识数。现代教育基本上是西式教育，即采用低度语境文化的教育模式，注重科学技术知识、研究物理，照本宣科。但是，在实际的生活中，人们仍按照传统习惯行事，讲究人际关系、潜移默化、心照不宣。这样，受过系统现代教育的人，到了社会上，反而显得不会办事。教育模式与文化语境的断裂，自然导致个人的生活实践和人际交流的困扰。更加麻烦的是，随着全球覆盖的传播网络的延伸，信息大量地快速流通，个人被负载着不同的文化意义的符号所包围。个人的价值系统、认知系统、行为系统发生紊乱，文化的冲突从外部转到内部，跨文化传播也就成为内在传播的一个新现象。这导致了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文化认同（文化身份）危机。
西方和世界体系理论、依附理论、欧洲文化研究理论，都将文化认同危机看作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结果。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边缘文化价值的发掘、多元文化主张、重返民族主义都是比较激进的解决方案。相比之下，跨文化传播研究要温和得多。跨文化传播研究在早期是西方发达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工具。今天，它仍然对发达国家的对外政策有潜在的影响。但是，跨文化传播研究似乎抱持着关于人类文化共同体的理想，怀着文化对话、理解直至达成共识的浪漫期盼。
现代性和全球化瓦解了文化的边界，瓦解了文化的防护系统。当文化日益成为拼盘，文化是否还成其为文化？跨文化传播研究所要获得的知识，与其说是建构新的文化，不如说是寻求调适文化差距或文化冲突的策略。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知识原理，转化成为一种自我管理调适技术、人与人沟通的技巧、不同的国家或组织之间的协商谈判策略；转化成跨国促销的形象设计和诉求方式等等。
近些年来，跨文化传播研究面临的是新的时代背景：全球信息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网络社区的形成、全球和区域经济组织与跨国公司的作用在某些方面超过了民族国家、信息技术对军事冲突的控制能力增强、大规模的移民、急速推进的城市化、网络技术和自然语言的结合、全球文化市场扩张、国际品牌的形象认同……跨文化传播的紧迫性凸现出来。这一学科的前沿性的课题是：1、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训练发展为量化的训练，在跨文化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心理控制的技术；⑤2、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继续古迪昆斯特等人的研究，提出普遍适应性理论，忽略移民或其他新来者的行为动机，着眼于人们对于共同的适应经验的分享，集中研究如何适应；3、安德森（M.L.Anderson）、科林斯（P.H.Collins）等人代表着一种多元文化的和文化播散的观念。他们关注的中心是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偏见、自我观念、权利等差如何在人的内在的传播互动中发生影响；⑥4、发展传播研究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结合，集中研究政府、各种组织的经济、政治、道德或意识形态上的与另一种文化相比较的标准，特别是研究“创新—扩散”模式，新的观念和方法如何有效的得到推广；⑦5、分析全球化趋势与本土化的矛盾，如媒介网络、市场跨度的全球化和形象、意识形态、语言符号的本土化；全球媒介环境对国家政治稳定、社会改革的影响；6、提出多元化还是单极化的争论，在政治传播层面，是人权与国家孰先孰后；在文化层面，是文化多元还是文化霸权；民族语言的独立性和纯洁性的护持问题；民族语言的国际化的可能性；7、左翼传播学者对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对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全球扩张的警觉；关于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分析；8、关注现代性、反思性和文化认同危机问题。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问题随着全球信息传播和人员流动加速而变得十分普遍和深刻，人们正在日益走向一种混合形的、拼接性的、多面性的文化生存。深度的文化依存（亲密关系结构、情感心理依恋、意象和意义分享、仪式和习俗效应、宗教或其他信仰的情怀、代际传承关系、历时性等）正在由横跨度的文化配置取代。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按照功能角色搭配的、在交往的情境中展现的、缺乏固定结构的漂浮的文化、模仿的追随时尚的文化、仰慕强势和世俗成功的文化、共时态的混杂的文化。只有当横跨度的文化配置成为人们的主要文化生存方式时，文化认同危机自然会发生。应当说，文化认同问题是文化转型的必然结果。跨文化传播研究正从不同角度对上述课题进行探索，以求有助于人类的跨越文化边界的沟通和自我拯救。
注释：
①C.Greetz,TheInterpretationofCultures,NewYork:BasicBooks.1973.《文化的解释》，纳日碧力戈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②W.B.Gudykunst,Anxiety/UncertaintyManagementTheory:CurrentStatus,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ory,R.L.Wiseman(ed.),Sage,ThousandOaks,Calif.,1995,
③S.Ting-Toomey,InterculturalConflictStyles:AFace-NegotiationTheory,in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YoungYunKimandWilliamGudykunst(eds.),Sage,NewburyPark,Calif.,1988.
④G.Philipsen,ATheoryofSpeechCodes,inDevelopingCommunicationTheory,SUNY,Albany,N.Y.,1997.
⑤W.Leeds-Hurwitz,Notesinthehistoryof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TheForeignServiceInstituteandthemandateforinterculturaltraining.QuarterlyJournalofSpeech,17,pp.522-531.
关键词：产业集群 城市群 北部湾经济区 建议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4-0013-02
A Research o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Beibu Gulf Economic Zon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luster
Quan Shengyue
（Guangxi Economic Management Cadre College，Nanning 530007，China）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cluster is the growth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polar nuclearfrom economic angle. Urban agglomeration in Guangxi Beibu GulfEconomic Zone is anothe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pole after Pearl River Delta,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Bohai Rim. In order to enhancecompetitiveness, urban agglomeration in Beibu Gulf Economic Zone must develop industrial cluster. Through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 article givessome advice on urban agglomeration in Beibu Gulf Economic Zone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luster.
Key words: industrial cluster；urban agglomeration；Beibu Gulf Economic Zone；advice
0引言
城市群表面上看是地域的集中现象，但本质上是产业集群现象。产业集群是城市群的增长极核，对城市群的形成和发展起着巨大作用。正是得益于产业集群的集聚、辐射、带动，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群飞速发展，成为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经济最有活力、城市化率最高的城市群。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是指在上升为国家战略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范围内，由南宁市、钦州市、防城港市和北海市四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包括10个县，15个城区，1个市（县级），陆地国土面积4.25万平方公里，2007年末总人口1279万人。依托经济区内的丰富自然资源，区位优势，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将通过产业集群的布局来谋化城市群的跨越式发展。
1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现状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是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该城市群正处在覆盖东盟市场的最佳区位，为中国产品销售和产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向交通基础。城市群经济强劲增长，2009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南北钦防四市）经济区生产总值（GDP）增幅达15.9%，比全区高2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增长22%，比全区高7.3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幅20.7%，比全区高2.5个百分点；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54.8%，比全区高4个百分点；进出口总额增长9.6%，比全区高2.3个百分点。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目前正在发展和形成的产业集群包括石油化工、林浆纸、钢铁、电子信息、铝加工、船舶、海洋产业、生物质能、农产品加工等产业。各市有些主导产业结构趋同较为明显，如石油化工、林浆纸分布在北海市和钦州市，电子信息分布在南宁市、钦州市和北海市，产业结构趋同会造成城市群内产业冲突。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适度的区域产业冲突并非一定会对经济区产生不利影响。在许多情况下，这种适度的冲突还有可能会转化成为一种动力，激发区域活力，强化区域竞争。当然，如果这种产业冲突过于激烈, 并超过一定的限度，就有可能形成低水平重复建设、恶性竞争的局面。显然，要改变这种情况，关键是通过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作用和政府的规划引导，在城市群范围内按照各地的优势条件，构筑城市的产业集群体系，由此消除和缓解各地在产业发展方面的恶性冲突，最终形成整体竞争优势和良性互动、互惠多赢的产业发展格局。由此可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内因产业冲突而出现的产业结构趋同现象，并不一定会导致恶性竞争，相反，在市场机制的作用和政府的引导下，产业集群变得更强大，提升城市群的实力。
2基于产业集群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对策
2.1 基于产业集群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制度机制
产业集群作为一种制度，在提高城市群内集群企业经济利益方面是从降低集群内企业的成本（包括交易费用成本和生产成本），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着手的；安全功能方面主要表现在通过建立行会或商会等正式制度，或通过公认的“行规”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来约束各企业的“机会主义”倾向，为集群内企业减小风险。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通过自上而下政府的扶植来推动产业集群的发展，降低集群内企业的成本，为企业创造安全的环境。在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初始阶段，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主动扶植产业集群的发展，给产业集群的产生提供优越的公共设施、税收等一系列的优厚条件从而推动产业集群的产生。当产业集群发展进入成长、成熟期后，产业群越过了最小规模的限制，在集聚效益的作用下，进入了一个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阶段，集群规模迅速扩大，极化作用显著，成为一个增长极。产业集群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逐步形成和完善过程，使南宁市、钦州市、防城港市和北海市更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发展合力，壮大城市群。
2.2 基于产业集群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动力机制
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机制是驱动产业集群发展和演化的力量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包括驱动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一切有利因素。完善的动力机制是产业集群得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保证。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要提高城市群的竞争力，需要充分利用好资源禀赋和要素基础优势，创造性地整和本地资源，打造出更具竞争力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形成完善的驱动产业集群发展和演化的力量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形成产业集群发展动力。具体来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就是以政府为引导，市场为基础，政府力量和市场力量共同作用产业集群，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带动城市群的整体发展。
2.3 基于产业集群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模式城市群发展模式从空间聚集结构方面来说表现为单核型模式、双核心型模式、多中心型模式和走廊轴线型模式四种类型。从产业集群的角度来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更适宜选择单核型模式。单核型模式以超级城市为核心，以极强的带动辐射功能影响着城市群内的每一个城市，周围有几个中等城市围绕，这些中等城市再联系若干个小城市或更多的小城镇，塔顶是核心城市、塔身是中等城市、塔基是中小城市或小城镇。城市群内城市集中的空间因素十分突出，社会化、生产集约化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化的现象很明显，城市群内的人口集中，物质要素的集聚和自然环境的开发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也是很高，这更利于产业集群的发展。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内，首位城市南宁的核心地位是毋庸质疑的，集中程度高，南宁的发展必定带动群内其他城市的快速发展。在南宁市产业集群的集聚和辐射带动下，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基本上形成了以钦州市、防城港市和北海市为二级中心的城市带。
3基于产业集群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发展建议
3.1 南宁市――广西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举办地，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应利用其独特的区位优势，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工制造业和商贸、金融、会展、物流等现代服务业。①形成以生物工程及制药、电子信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利用广西丰富的亚热带作物资源和中草药资源，发展生物制品、生物能源、生物材料、生物制药、生物农药、中成药、中药配方颗粒剂、中药饮片、中药提取物，进行系列开发，形成生物工程及制药产业集群；围绕通信产品、基于网络的产品、医疗电子、电力电子、计算机零配件、数字电视配套产品、节能灯具、汽车电子产品及行业特色应用软件、中间件和嵌入式软件等发展电子信息产业集群。②全力打造铝加工、化工、生物质能源等加工制造业产业集群。利用电解铝原料优势，建立技术开发、产品开发体系，形成高技术含量铝材深加工产业集群；发展精细化工、生物化工、化工产品深加工和衍生物产品开发化工产业集群；发展以甘蔗、木薯、小垌子等特色农产品为基础的生物质能源产业集群，打造甘蔗―糖―糖深加工―燃料乙醇和浆纸系列产品产业链和扩大淀粉、酒精加工，开发精深产品以及生物柴油。③大力推进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进一步加快推进广西北部湾经济区“4+2”城市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形成商贸、金融、会展、物流等现代服务业产业集群，建成面向中国―东盟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区域性商贸基地、物流基地、金融中心、会展中心、信息交流中心。
3.2 钦州市──依托港口，大力发展临港产业集群，打造石化、造纸、粮油产业集群。处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群中心地带的钦州，借助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临港产业带为目标，依托沿海港口资源，大力发展临港产业集群。①石油化工产业集群。在石化产业布局上，提倡炼化石化产业链一体化项目，把钦州港建设成为西南地区乃至全国最大石化产业基地，以炼油、乙烯为龙头，带动中下游的加工、配套产业，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重点发展石油化工、煤盐磷化工、生物化工等产业，形成石油化工产业集群，打造高附加值的石化产业集群。②造纸产业集群。大力打造林浆纸一体化基地建设，积极发展纸制品，包装装潢等下游产业，做大做强林浆纸一体化产业，以形成沿海林浆纸一体化产业群，建成亚洲最大的造纸城。发展浆纸配套的乳胶、钛白、双氧水、纯碱等产业。③粮油加工产业集群。利用沿海区位优势和运输成本低廉的优势，大力发展大豆粮油食品加工产业，形成大豆粮油加工、棕榈油加工、玉米加工产业集群。
3.3 防城港市――构建临海产业集群，重点发展冶金、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农特产品加工产业，壮大临海工业。①冶金工业。优先发展以钢铁为龙头的冶金工业，加快推进防城港钢铁精品基地发展。②有色金属工业。围绕发展铜镍为主的有色金属工业，重点推进铜镍冶炼、电解镍加工，铜、镍精深加工等产业。③装备制造工业。围绕延伸钢铁下游产业链，发展集装箱、港口机械、船用机械、大型钢结构、汽车、机械基础件、农业机械、制糖设备、环保设备、数控车床等装备制造业，培育重大技术装备及关键配套件和数控装备。④农特产品加工业。利用地域资源优势，重点发展金花茶、红薯等产品加工，肉桂、八角等香料加工，肉禽、水产品、蔬菜加工、亚热带水果等特色农产品加工和编织工艺品生产等产业。
3.4 北海市――电子信息、海（水）产品加工发达的生态化海滨旅游城市，中国―东盟交流的前沿门户。电子信息和旅游是北海市众多行业中最具优势的产业，在未来发展中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旅游产业集群将扮演重要角色。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利用区位、政策、产业基础、劳动力成本和交通等优势，与跨国公司、国内知名大企业的联合，延伸产业链，发挥区域经济的聚集、辐射和带动效应，发展规模经济，提升核心竞争力，大力发展以电力设备、电子产品、行业软件及信息服务业、数字视频家庭娱乐产业、船舶电子为代表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②旅游产业集群。北海旅游资源丰富，拥有“滨海、风光、人文、古迹”四大类旅游资源和“海水、海滩、海岛、海鲜、海珍、海底珊瑚、海洋动物、海上森林、海上航线、海洋文化”十大海洋旅游特色，发展商务型旅游产业集群，同时开发北海旅游业发展的基本产业，包括旅行社、住宿接待业、旅游交通业、旅游餐饮业、旅游商贸业等。③海（水）产品加工产业集群。充分利用北部湾种类繁多的海洋生物资源和大量从事海产品加工熟练工人的优势，大力发展北海市的海（水）产品加工，特别是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形成一批拳头产品，推动产业升级，使资源优势转变成为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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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IRR模型 非自愿移民 贫困风险 反贫困 保障
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由发展项目导致的非自愿移民的数量每年大约有10000000左右，20年中全球总共有大约200000000移民。由于大规模频繁移民引起不良后果，使得移民问题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一、社会公平和强制性移民
因发展而需要进行强制性移民的说法体现了发展本身固有的有悖常理的矛盾。由于这种移民表现出发展的收益和损失的不公平分配现象，从而导致了较多的道德问题。
强制性移民是由于修建新的企业、灌溉工程、高速公路、电站等基础设施或者如医院、学校、飞机场等城市公用设施而引起的，这些项目毫无疑问是必需的，它们改善了许多人的生活水平，提供就业机会并且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但是由这些项目引起的非自愿移民同时也会给有些群体带来不公平的负担。因为国家政府的介人，移民的权力往往会受到限制，而这种介入的方式往往会使移民的情况变得更糟，这就引起了许多有关社会公正和平等的争议。“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原则被一贯用来说明非自愿移民的合理性，实际上，这个原则经常被滥用并且被演变成一种为了忍受可以避免的伤害的不正当的理由。结果是发展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公平分配，一些人享受着发展的成果，而其他人则承受着发展带来的痛苦。
非自愿移民的最广泛的影响就是导致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贫穷。在印度，研究人员发现，近40年来大致有20000000人由于国家发展计划所需而被强制移民，但其中75％的移民没有得到“妥善安置”，他们的生活水平没有恢复到先前水平。实际上，在印度大多数移民已陷入贫困之中。
但是这并不仅仅发生在印度。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非自愿移民带来的贫困以及社会不公平现象也很明显。在每个案例中物质和文化上的损失是巨大的。比较严重的结果是当强制性移民面临政治压力的时候。强制性迁移使某些群体受到社会排斥，包括被原有地域的自然排斥和被一套正在运行的社会网络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排斥。这种排斥的概念更有助于对非自愿移民产生贫困的理解。Sen进一步地评论过各种形式的社会排斥有悖于发展的本质，因为发展是为了不断取得更大的自由。
然而发展将继续要求改变对土地和水的使用，这样有时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同程度的人口迁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发展的收益和代价的不平等分配本身是必然的或道德上是正当的。实际上，这种不平等完全有悖于发展的目标，没有理由接受这种生存空间的再安排和由此带来的损害，而认为是不可避免的悲剧。无论何时只要发展导致了风险和确实可以预测的损失，我们都应该不容置疑地坚持社会公正和平等的原则，尊重公民的权利。
如果贫困是移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移民工作的挑战便是如何避免风险以及提供安全保障，这样通过减少一些可避免的弊端来提高发展的效益。我们不可能阻止每一种负面影响，但是可以在有财政支持的情况下因地制宜，制定合理的措施以使发展带来的损失和效益的分配更趋平等。在开明的政策引导下，一定可以比现状更有效地保护公民的权利、人的尊严以及作为非自愿移民而享有的经济权利。
那种使许多人迁移但只安置了一部分人的传统计划方法没有很好地避免风险和保障移民权利。没有社会的安全措施，失败就会重现。在许多案例中，移民工作者都没能够降低移民的伤亡和贫困，但是这种仅有迁移而不安置的做法归咎于许多国家内现行政策的固有缺陷，并不仅仅是计划程序的原因。我们认为这种所谓的“发展”政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计划方法必须纠正过来或改变。
实践证明，有效的方法可以完全避免非自愿移民或者至少减少移民规模，尽管从历史的角度看，移民作为发展的一种形式不可避免，但并非规划者所提议的每一个工程的移民都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即使移民不可避免，移民的结果也并非都造成大量的贫困，因而对贫困不应该一味忍受。有很多方法可以减少移民的困境和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
从经济和道德的角度看，纠正移民受到的不平等待遇，让他们共同分享发展的利益，不仅仅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以平等为指导原则的移民工作，能够避免长期贫困，并且对国家和地方的经济都有益处，这种移民可称之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移民。然而，那些批准和设计有移民的项目的人经常地丧失了“公平原则”，这些原则本可以指导他们如何分配项目资源以及防止或减少贫困化风险。为了帮助发展这种平等原则，本文提出一种移民工作中的风险和重建模型，它指出了移民规划和财政支持政策和方法中的许多缺陷，并且提出一些改良移民政策和实践的建议。 二、风险和风险避免模型
以下我们给出一种非自愿移民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能说明移民中引起贫困的内在风险，并提供了一些方法来抵消或减少这些风险，这个理论模型被定义为移民中的贫困风险和重建模型，简称IRR模型。这个模型的主要目的是：①说明在大规模的非自愿移民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中会发生的情况。②创建一种理论的。可靠的手段，在政策、规划和项目实践活动等方面给予指导以消除负面影响。我们相信这个模型能发挥解释、诊断、预测以及规划功能，这样可以为复杂的移民情况作一个知识性的指导。
在提出这个IRR模型过程中，我们首先强调关于移民研究的理论模型的必要性，并且对以前的类似模型进行了简要的回顾。我们还讨论了难民和移民之间的共同点，以及这个移民模型适用于难民研究的可能性。其次，我们明确这个模式的4种功能，并且进一步明确和记录每一个贫困的主要风险。在下一部分中，我们逆向使用这个模型，讨论模型如何提出消除风险的方法以及如何基于“恢复经济”的原则，指导重建移民生活的策略。最后是移民操作和分析方法方面，对当前主流做法与新模型提出的做法进行比较，并且提出改进移民实践和研究的建议。
在这些年中，在新的土地上规划居民定居点的研究者们已经提出几个理论上的模型来描述规划定居点的过程。在20世纪60年代末，Chambers定义了一种描述在非洲土地定居生活的演变过程的三阶段通用模型。不久，拉丁美洲的Nelson在综合了新土地安置的许多经验的基础上验证了这种模型。Chambers和Nelson的模型中都概括了自愿移民的经验以及土地安置项目管理的机构或组织的重要性。
在这些早期思想基础上，Scudder和Colson在1982年提出将安置模式分为四阶段：招募、过渡、发展和合作／移交。这个模型主要是按照阶段进行建模的，它关心移民的压力以及每一阶段他们具体的行为反应。起初，这个模型被应用于自愿移民过程中。后来，Scudder也把它用到一些非自愿移民项目中，但仅局限于那些经历了所有4个阶段的成功的非自愿移民案例，因为这一模型不适用于失败的和没有完成最后两个阶段的移民案例。
回顾先前主要的难民研究，我们注意到由Em-mannuel Marx提出的用以解释难民状况的理论模型。这个模型以社会学的网络理论为基础，围绕作者所说的“难民的社会世界”展开。
从一个理论模型到另一个，这些把大量的知识经验浓缩到模型和理论框架中的努力，已经创造了智能的工具，可用来帮助研究人员解释他们独特领域的成果。它们已经帮助说明了规律，并且建立了关于移民过程的理论。然而除了这些优点外，在一些重要的方面这些模式并不是很有效。没有一个模式曾经注重过贫困的开始、产生以及脱贫的过程。以上提到的理论模型中，只有一个，即Scudder-Colson模型，可以应用于非自愿移民，但它也仅仅适用于成功的移民。然而历史地讲，大部分非自愿移民是不成功的，失败的移民所累积的影响并没有在Scudder-Colson的阶段模型中被模拟。
正如Scudder陈述的那样，在文献（de Wet 1988，Partridge 1989）中曾经有过围绕这些理论模式的深层次讨论，然而很不充分。但是大家都普遍认为，有必要努力寻求一套理论来解释和说明移民的复杂性。
在要求开发一种更综合的理论模型方面，Brenchin，West和他们的同伴在有关从自然保护区内移民的大量著作中强烈提出过。他们主张的许多涉及非自愿移民的发展决策并没有充分预料到对移民的全面影响。因而非常需要一种可以解释和预言移民的累积影响并且可以提供一种实践中的引导的模型。他们写到：
被专家和学者很少理解的似乎是移民安置的社会影响。当居民被迫迁移时，一些通常的影响可以被预料，但是对社区或其他社会组织所产生的集体的社会影响却因案例不同而差异很大，直到今天仍没有一种模型能预测累积的影响。
文章所提出的贫困风险和重建模型主要目的，是为了使“累积影响”能被理解，从不同的方面和他们的内部联系。通过对组成整体的各部分过程建立模型，并且通过深思熟虑建立阻止和减少风险的机制。这个模型的建立及其取得的进步是以先前提到的模型经验总结为基础的。
相对来说，IRR模型是近年来才建立和开发起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一系列的研究为模型的建立与发展奠定了基础。该模型的最初的版本在1993～1994年，首次被大范围应用于近200个世行项目的移民检查。模型主要是基于经验和理论而开发的。经验上，主要来自于20世纪最后25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关于移民方面的经验的积累，参考了许多国家关于该方面的研究报告。理论上，主要得益于同一时期的移民理论方面的最新发展水平。①
①关于移民理论研究的各主要领域的最新发展水平在Cernea，1999年中已经进行了详细的讨论；也可参考Cuggenheim，1994年出版的非自愿移民的参考文献，但由于该出版物是1994年出版的，而之后的大量的移民文献继续以爆炸性的速度在增长。
三、难民和移民状况中的类似之处
如在本文的最后部分所展示的那样，IRR模型在一些移民研究和实际实施中已经被应用过。然而，最近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最初为解释开发项目引起的移民问题建立的这个模型，是否也有助于研究难民安置。这个问题出现于难民研究和移民研究之间建立沟通的尝试与趋势中，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和普及。实际上，因发展而导致的非自愿移民与为逃离暴力（战争或武力冲突）的难民之间有许多很相似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两部分人口占全世界范围内迁移人口总数的很大比例。最近分别对移民和冲突后重建家园的难民的研究表明，他们之间有很大的联系。
为了拉近这两个领域的距离，很有必要首先在内部建立各自的理论。从两者的特殊性和个性中概括出一般性的常识，以说明这两类人口状况的共同之处。每一个领域必须努力提出新的观点。成果目录、结构性的对比以及理论模型，为建立两者知识的最终结合作智力上的储备。如Harrell-Bond和Voutira在关于主要国际机构的实践上正确指出的一样，要克服这种知识间的相互交流会有体制上的困难。但这并不会降低那些为知识整合而努力的学者的作用，实际上这反而加强了这种作用。考虑到可比的前景，Harrell-Bond和Voutira也强调“提出一种能够适用于非自愿移民中各种不同情况（贫困、内战或发展项目）的关于移民的理论模型”的挑战性和难度。Voutira和Harrell-Bond强调说：“实际上对于各类移民……从方法论上说（贫困）可以用来作为难民和被驱逐经历的共同特性”。然而因为贫困的原因和“成功”的定义不相同，因而很有必要保留这种差异的情况。
实际上，问题不是取一个理论模型并且应用或改变它的位置到在另一种过程中。挑战主要是检验它作为一个研究工具所提供的增量价值以及创造性地使用它来说明其它过程。在这方面，Kibreab认为这个IRR模型是作为适用的工具可以应用于相关难民的研究和实际救济工作中。“不管移民和难民状况表面上的不同”，Kibreab写到，“最近一项考查表明所谓的区别并不限制这个模型的适用范围，而是使它更相关”。
四、IRR模型的四个基本功能
IRR模型关注于非自愿移民和重建这两个过程中的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个模型在记录当时的活动方面非常同步，但是它也能及时地反映移民没有得到恢复的状况。模型的核心思想是三个主要概念：风险、贫困和重建，其中每一部分又包含更具体的内容，如后面将会提到的，每一因素又反映出另一因素，贫困或重建的变化（如：失去土地、边缘化、发病率以及社会解体）。这些变量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的起着最初的作用，其他起着派生的作用（主要是作为给定环境下的一种功能），引进这些相互联系的概念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关于移民过程的理论讨论，也有助于说明它的本性、内部联系、病态机理以及社会经济补救方法。
这个理论模型指出了潜在风险和已发生风险的差别。所有的非自愿移民极易导致严重的社会经济风险，但不能消极地放任这些风险的发生。
我们利用风险的社会学概念来说明项目中的某些行为可能引发有害的影响——损失和破坏，这个风险概念是和安全相对的：移民的风险越高，移民的安全就越低。作为一个客观事物，风险常常可以直接感知，也可通过科学手段来测量。风险的文化诠释——社会风险或自然风险——能加强或减弱风险的严重性，甚至也可以忽略它，但这仍不能改变风险的客观存在。
安置风险模型源于把综合的、多方面的移民过程分解成可鉴别的、原则性的和通用的部分，包括：①丧失土地；②失业；③无家可归；④边缘化；⑤食品不安全；⑥发病率增加；⑦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的权利；⑧社会解体。本文将依次作进一步说明。
最重要的是模型的内部逻辑，它建议阻止或克服贫困以消除风险。这个过程可以通过确定目标战略，以及足够的财务支持来实现，这个模型将显示必须采取的策略和方法：①从丧失土地到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②从失业到再就业；③从无家可归到家园重建；④从边缘化到融入社会；⑤从疾病增加到医疗保健改善；⑥从食品不安全到充足的营养的提供；⑦从财产损失到社区财产和服务的恢复；⑧从社会分化到社会网络重建。
这个模型不仅强调可避免的风险，而且强调了重建策略——构造其用途作为重建行动的指南。像其他模型一样，在要求或允许的既定条件下，为了减少某一个或某些因素的影响，可以通过重新设计，对模型的组成部分进行调整或“处理”。这就要求将这些变量通过它们之间的共同关系作为一个系统考虑，而不是将它们看成是一系列单个独立的因素。
理解模型的各部分之间的相互联系能使决策者更有效地采取措施减轻风险或挽回损失。作为一个概化的模板，模型也具有兼容性，可以整合其他相关的元素以及适应模型应用环境的变化。
除了实用于单个的项目外，这个模型还可以用于整体政策制订中。它可以引导移民过程的社会参与者，包括政府和决策者，社会研究人员，项目设计者，移民，执行机构和其他相关团体。该模型还可以与其他模型进行连接，以补充其他观点和知识。
模型的4个不同而又相互联系的功能为：预测（警示和计划）功能；诊断（解释和评价）功能；解决问题的功能（在引导和调节移民重建方面）和研究功能（在提出假设并展开理论领域调查方面）。
每一种功能的简要特性描述如下：
1．预测功能
这个模型的预测功能产生于模型对以前项目实施经验的总结，这些经验总结可以帮助工作人员预测隐藏在新环境中的问题，这些问题被概括为8个主要贫困风险，预测实际上就是可能要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早期警示，这个警示可以在搬迁决定之前较长一段时间内进行讨论。这样，这个模型就使管理者和规划者有能力预先了解到某种规划可能带来的风险。
这个功能的实际用途就是它能使计划者和移民清楚地提前认识风险，寻求其它选择以避免移民或提出减少移民的措施、降低成本的策略以及处理的方法与步骤。不能提前认识到显著风险，政府、机构和计划者只能给他们自己以及受影响群众带来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
2．诊断功能
这个功能，首先把对项目的一般诊断转变为对手边的具体项目情况的现场诊断，来进行解释和评估。模型的这个功能可以看作一个用来引导评估工作和衡量在给定条件下某个贫困风险强度的认识工具。
诊断功能的实际用途是向决定移民的政府官员和深受其害的移民们，揭示移民的风险和可能后果。这个具体的风险评价（诊断）为规划项目和预防风险提供早期信息和重要建议。
3．解决问题功能
解决问题功能源于模型分析的透彻和它具体的行动导向，IRR模型重视移民中的社会成员，他们的相互作用。相互交流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为达到解决问题的目标，模型中鉴别贫困化风险的部分必须被完全倒转，“坚持它的方向”，本文将进一步说明。通过从预测和诊断功能转向提供行动指南，模型的实际功能大大提高。这个模型成为重建移民生活状况，推进直接救济机制和再发展的策略指南。
4．研究功能
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IRR模型为他们进一步创建和组织的理论工作指明方向。模型激励了关于在移民安置过程中的主要变量之间关系的假设的产生。同时探查关联风险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互补性或相互抵消性。
它的实际价值在于有利于以统一的方式搜集整理不同的数据，以及对文化背景相异，不同国家，时间相异条件下的相同参数进行比较。 五、移民的主要贫困风险
尽管对于不同项目，情况会有很大的不同，但许多移民研究人员的经验成果表明其中有基本规律存在。这种基本规律形成了清楚的模型。对比这些经验成果，我们识别出8种常见过程并建立了一个综合的风险模型。这些过程影响的转化和累积导致贫困的快速显现。在移民发生之前，这些过程仅仅是面临社会和经济风险的威胁。一旦没有进行合适的反作用，这些潜在的危险会转变成严峻的贫困化灾难的现实。
这些风险不仅威胁着移民，同时也会影响当地（区域）经济，造成重要损失和破坏。个别风险强度会随当地条件而变化。但是模型的功能使其有可能预测这种典型的风险，以及它们是否会在将来同样可比的移民过程中会发生。下面是每一种重要风险的简明阐述，并用一些经验证据来说明。
1．丧失土地
土地被征用使人们失去了创建生产系统、商业活动以及生活条件的主要基础，这就是移民失去资产和贫穷化的主要形式，因为他们失去了自然和资源。
除非是在另外为移民们重建生产系统，或者给予他们一份收入稳定的工作，否则，一旦失去土地，受影响家庭就会变得贫困。Nayak指出在印度奥里萨邦的Kisan部落土地被征收，而补偿并没有恢复他们的土地基础，丧失土地的贫困没有减轻，反而迅速演变成对部落的其他风险和损失。在印度的Rengal项目中，Ota报告到搬迁后没有土地的家庭的比例超过以前的2倍——从4．6％到10．9％；同时，Reddy指出在Singrauli附近煤炭开采项目的移民中，没有土地的人所占比例从搬迁前的20％飞跃到72％；对肯尼亚的kiambere水电站项目的社会学研究发现，移民后农民家庭的平均土地占有量从13公顷降到6公顷；牲畜减少超过1／3；每公顷玉米产量减少了68％，豆的产量减少75％，家庭收入从10908肯尼亚先令减少到1976先令——82％的损失。在印度尼西亚，Padjadjaran大学生态研究所对Saguling水库的移民进行了调查，他们发现移民家庭的土地拥有量减少了47％，而且他们的收入也被减半。在巴西也有类似情况。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表明，对于从事农业的家庭来说失去土地所产生的后果通常要比失去房屋要严重得多。
2．失业
不论是城区还是农村移民，对于那些工作在工厂、服务业或农场的人来说，失业的风险很高，然而创造新的就业很困难并且需要较多的投入，在实际的搬迁之后，移民们中的失业者和待业者还要忍受很长时间才可获得一份工作。
失业大体上有三种来源：在城区，工人失去在企事业或服务业的工作；在农村，劳动力没有土地并且没有机会在别人的土地上劳动，也无法获得公共财产制度下的财产使用权；自己经营的小生产者——手工艺人，小店主及其他也丧失了生意的人。在1993年的马达加斯加的塔纳湖平原项目调查中，一些小私营企业——工厂、食品店、手工作坊，由于移民后没有权利获得相应的补偿，而且失去了原有的商业圈和顾客。在印度奥里萨邦的Talcher地区的五个村的部落户主的调查中，发现失业率从9％增加到43．6％，其他就业人口的从业结构从第一产业大幅度转移到第三产业，受影响的部落及世袭阶层的收入水平减少了50％～80％。对一些移民提供短期的培训能够掌握一些技能，但并不是需要的工作。发达国家中也有类似的情况，在加拿大马尼托巴湖的Churchill-Nelson水电站项目中，土著的居民生产安置计划如：养鱼、水禽捕捉、皮草加工等没有被实施，研究者发现这个社区非生产性时间显著的增长。
移民失业在搬迁后的一段时间后才会出现，而不是立即。因为在短时间内移民可以从项目开发相关工作中获得就业。然而这样的就业是很短而不持久的，几个大坝项目证据表明可以通过临时的新的建设来吸引一些移民以形成所谓“就业繁荣”，但随着项目结束而结束。这就形成了移民中长期或临时的失业问题。
3．失去房屋
也许对许多移民来说，失去家园是个暂时性的问题，但对有些失去家园者而言，却是个长期担忧的问题。从广义的文化角度上说，失去自己的家园以及失去归宿群体的文化空间会导致一种疏离隔绝之感。对于难民，无家可归和“失去归宿”是其定义所固有的。
有关喀麦隆Douala城市项目，2000多户移民在建房时遇到困难，仅有5％的移民得到了贷款去支付被指定的宅基地的费用。据来自于中国丹江口水库项目报告，大约20％的移民没有房屋并且穷困。在一些地方，强行拆迁居民的房屋是为了快速逐出在无主土地上的合法居民（在乌干达的kibale公园）。当政府发动强制性的土地村有化政策并且强迫人们移民，家庭就会失去天然的资源和人工的财产并且要在长时期内忍受没有居住地。如果拆迁房屋的补偿是按市场价格进行估算而不是重置价格，那么移民房屋条件恶化的风险就会增加。
移民通常不能得到人力和财务支持以迅速重建房屋而被迫迁到“临时”住所，这些住所类似于难民营，一夜之间就可建成。项目把“紧急住房中心”和“临时安置帐篷”作为一种“临时”后备措施（如印度卡纳塔克邦的克利须那河上游大坝和灌区项目），然而却经常演变成一种长期而不是短暂的情况。在北非毛里塔尼亚的Foum－Glebia灌溉项目中，881户移民中只有200户成功地重建了他们的房屋，其他人则住在帐篷或防水布下，并持续了2年或更长时间。在印度马哈拉施特拉的Kukadi-Krishna灌溉子项目中发现，有59％的移民家庭在被搬迁后，仍住在临时或半永久房屋中长达10到15年。然而可以通过充分的项目财务支持和及时的准备来避免移民无家可归以及相关的失业、边缘化和疾病的风险。
4．边缘化
边缘化是因为许多家庭失去了经济能力和向地位低的社会阶层变动过程中产生的。中等收入的农场主不会变得没有土地，他们会变成小的土地所有者；小的店主和手工艺人会缩小规模且会跌到贫困线下。许多人在新的安置区无法使用他们以前所掌握的技能，人类资本丧失或者变得消极和无用。经济的边缘化常常伴随有社会和心理的边缘化，表现为社会地位的下降，对社会和自身没有信心，不公平感以及极端的脆弱。这种强迫性的搬迁和移民们的牺牲会导致移民自我形象的贬低，并且由于移民的社会地位降低导致他们经常被安置区居民所歧视。
边缘化是多重的，当移民们到了新的安置区时，他们的文化地位被削弱，在那里他们成为“陌生人”且没有机会和权利。在移民计划中往往忽略移民的心理边缘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但是文化和行为上的不适应、焦虑以及信心下降在许多地方都曾被广泛报导过。早在搬迁开始之前，相应的经济上的剥夺和边缘化就初显端倪，因为远在项目建设之前，搬迁区的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的建设就已经被停止了。部分但是显著的耕地的丧失（如，因修建道路或渠道占用土地）导致了一些小型农场经济上无法维持，虽然实际上他们似乎可以生存下去。当移民后靠安置时，他们在土地上被边缘化，因为他们将失去河谷地带的肥沃和高产的土地，而得到的却是高程较高的而且贫瘠的土地。此外，边缘化也出现在非农业收入来源的损失过程中，如在尼泊尔的Kule-hani水电项目和斯里兰卡的Kotrnale项目中就曾经出现过。
对于城市移民，边缘化在搬迁后的一段时期有一定程度地发生。例如，当移民得到一份临时工作而不是得到一块土地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其收入来源不是很稳定的。政府机构也默认这种移民边缘化的持续，且他们认为移民无法恢复以前的生活水平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5．食物没有保障
强制性搬迁会导致移民临时或长期的营养不良的风险增加。因为其热量和蛋白质的摄入量低于人们正常的成长和工作的最低需要。
食品不安全和营养不良是未妥善安置移民的结果和症状。在实际迁移中，食物供应量和经济收入都会突然猛跌。因为迁移后的新地方正常的食物生产能力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可得到恢复，因而有可能造成长期的饥饿和营养不良。Green就关于难民和移民的与粮食有关的风险问题给出了一个综合的观点，虽然二者之间有显著差异。接着，Hakim在对印度古吉拉特邦的Vasava部落移民中的粮食风险和结果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在那里移民被强迫种植经济作物来代替粮食作物。实际上这一点在所有的安置点都有报道。塞内加尔的Manantali大坝与水情管理项目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用“发展导致的粮食不安全”这一概念对其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在斯里兰卡的维多利亚大坝工程中，大约有55％的重新安置家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在使用食物救济卡。在中国的Bailiambe水库工程中，移民人均耕地面积从搬迁前的0．087hm2降到安置后的0.027hm2，当地的食物生产因此供应不足。所以，几年中必须有每年75000吨的粮食救济。营养不良风险会增加疾病和死亡的风险，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早期的丧失土地和失业风险是否被有效降低。
6．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
大量的人口迁移会导致健康水平的严重下降。发展带来的社会压力和心理创伤有时会伴随着与搬迁有关的疾病的爆发，特别是疟疾和血吸虫病等。不卫生的用水和不健全的排污系统更增加了慢性腹泻和痢疾等疾病的感染。免疫力最弱的一些人群——如婴儿、儿童、老人所受到的影响最大。
经验表明移民在搬迁后对疾病的抵抗能力要比搬迁前低得多。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带来的一个间接影响是，在项目区内那些没有搬迁的群体的发病率也上升。总之，在缺乏安全的健康措施情况下，直接和间接的疾病影响包括：心理疾病、卫生疾病（如腹泻与痢疾）、水介疾病（寄生虫病）等。在斯里兰卡，伤寒在维多利亚大坝附近传播甚广。在Mahawelis项目的第C号移民安置区，患疟疾的人由8．9％升到15．6％。在加纳的Akosombo地区，20世纪60年代的短短几年中，血吸虫病的发病率从移民前的1．8％迅速攀升，成年人中发病率高达75％，而在他们的孩子们中则高达100％。在毛里塔尼亚的Foum-Gleita灌溉项目中，学生中患有血吸虫病的人增长到75％，农民的健康也因为引用脏水而恶化。在泰国的Nam Pong水库中，检查证实当地的发病率——肝蛭和钩虫感染要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这是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和不健全的水处理系统导致的。
这个风险模型中所包括的健康恶化和丧失住所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前就被讨论过。研究表明脆弱群体，如老人，失去原有房屋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上升。因为“社会压力”而产生的精神上的疾病因年龄、性别、婚姻及职业状况不同而有差别。
发病率的增加也会产生于新建水库或新的水域周围的意外事件中。由于缺乏正确的信息和预防措施，在印度尼西亚的Saguling水库旁，在项目动工的最初14个月中，由于缺少必要的防护措施造成了一百多人溺死湖中。同样，在印度尼西亚的Girata水库，在蓄水后的头10个月中，有10人溺死水中。
7.失去享有公共财产和服务的权利
对穷人而言，特别是没有土地和资产的人们，无法使用安置区当地的公共财产（如牧场、森林、水域、墓地以及采石场等），从而造成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的显著恶化。比较典型的是当地政府对移民原有的公共财产不给予补偿。这些损失包括公共服务设施，如学校以及这一类风险中的群体损失。
kibreab提供了一种在公共财产资源、贫困以及贫困风险之间建立联系的理论分析。针对典型的权力结构和移民的弱点，Kibreab指出公共财产资源的损失会对移民的生活和社会地位产生长远的影响。经验表明在所有地方，很大一部分家庭收入是来自于可食用的森林产品，薪炭林、公共牧区以及公共采石场。丧失了这些资源留下了一个大缺口。例如，在印度的半干旱地区，91％～100％的烧柴，66％～89％的家用燃料，69％～80％贫困家庭的牧草都是由公共土地供应的。据一份有关印度的奥里萨邦1950～1994年中造成移民的7个项目的研究显示，没有一项工程给予公共财产以补偿。在印度的Rengali大坝项目中，移民前所有家庭都可以使用牧场和墓地，但搬迁后，只有23．7％的人可以使用牧场，17．5％的人可以使用墓地。当移民享受公共财产区资源的权力不被保护，他们就会侵犯受保护的森林或增加安置区公共资源的压力，这本身就成为一个社会冲突和环境恶化的新的原因。
8．社会解体
强制性的移民扰乱了现存社会结构。导致社区分解和裂化、社会组织与人际关系的平台被破坏，同时也使亲属关系变得淡化。互帮互助的关系网，当地脆弱群体组织以及自发组织的服务团体都被拆散了。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所谓“社会成本”的直接损失包括自然的、物理的以及人文的资源损失（如前所述）。由于社会解体而导致的社会成本的损失，常常在项目中没有得到考虑，也没有进行赔偿，而这种实际的损失会产生长期的影响。
曾经促使人们为公共利益或为个人需要而忙碌的社会关系网络一旦被解体就很难重建。尤其是用分散的方式安置移民，隔开他们以前的邻居关系，而不是以群体和社会单元的方式来安置。这些情况下的损失比起将移民整体安置在一起更大。由Behura和Nayak进行的关于印度一个大坝项目的社会学研究中发现，在亲属关系的社会解体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例如亲情关系松散、疏远甚至出现混乱，亲人之间行为的约束力减少，家庭凝聚力降低。由于缺少购置嫁妆的钱，无力置办婚宴和购买礼物，婚礼常被延期。移民与没有搬迁的亲戚之间的关系渐远，家庭之间的来往也大为减少了。因此而带来社区活动减少，丰收后的欢宴、朝圣不复存在，公共墓区一片混乱不堪。印度的一份关于Hirakud大坝研究的论文指出，“其经济地位受到严重损毁的移民们”在重新安置许多年后都未能与安置区居民“融为一体”。“人们看上去继续存在着，但是以往的社区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它的空间、时间和文化基础已经不存在了。移民历史学家指出移民的代价已经远远超过了“纯粹的金钱成本”：“所有代价中最大的是人们熟悉环境中的人际关系的疏远，而要到一个陌生环境去面对新的社会经济的不确定性”。贫穷不仅是因为没有收入和财产——土地、住所和食物，相互帮助网络的丧失直接导致并加剧了贫困——没有权利，无依无靠以及变得脆弱。转贴于 六、风险强度的差异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主要贫困风险的内部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它们经常影响着人们，被描述成令人延误的风险。然而这种严重的风险群是强加在移民的身上，使他们的意志无法转移。移民必须同时面对和处理这些风险，而不是单独地去考虑。结果是一场危机。
随着移民发生的环境、区域（城市或农村）以及时间的不同，各种风险的强度是不同的；有时，对于一个特殊的受影响群体甚至可能不会遭遇其中的某个风险。相反地，其他的风险可能会出现。个体的情况总是比一般情况来得复杂，而且有所不同。但是综合性模型面对的是所有的情况，尽管个体有所差异。在理论和政策方面问题假设的基础是，强制性移民本身就具有一个基本的风险属性。
为了举例说明这种变化，我们注意到近期研究表明，妇女所受影响更为严重地显示出妇女在补偿费标准上受到了明显的歧视。例如，在印度奥里萨邦，规定未婚个人可获得土地补偿费的资格是男性大于18岁，但女性要大于30岁。从世界范围来看，上述强制性移民的贫困风险带给土著和部落群体的危害比对一般群体的影响更大。而且深入的研究，通过解释这些人口的特殊的脆弱原因来说明为什么这一切会正在发生。
对处于一个特殊年龄段的儿童，受到了特别严重的影响，鉴于从印度取得的一些经验，Mahapatra建议“上述贫困风险中应加入一条——失学对儿童的影响”。移民安置使许多孩子中断学业，其中有些孩子再没有回到学校。移民后，由于家庭收入下降，许多孩子过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因此，不同的脆弱群体应以不同的措施区别对待。
七、安置区居民的风险
在顺利的移民安置中，安置区居民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尤其在由发展或冲突造成的大规模迁移中。在使用IRR模型时认识到安置区居民的具体风险是很有必要的，有利于模型的完整性。
很显然，安置区居民的风险在本质上或强度上都不同于移民的风险，但和他们有联系并且也可能受到牵连而导致贫困。移民的大量涌入增加了对资源和社会服务的压力，也增加了就业竞争。安置区物价会上涨，健康风险也会增加。文化冲突频繁（在不同种族之间），社会紧张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另外，对环境的负面影响会同时威胁安置区居民和移民的生活。
对安置区居民利益最有效的保护就是制定具有详细设计和资金充足的移民安置计划。当安置点和安置区影响人口确定后，项目的计划阶段就是一个很恰当的时机来考虑移民和安置区居民的风险。经验表明当移民有一些特有的机会时，如果有可能，明智的做法是让安置区居民也享有这些机会。这样可以减少两者之间的紧张和竞争。
总之，IRR模型概括了很大范围的危险——不仅是经济风险，也包括社会和文化风险。它提出了关于移民的一种观点，这个观点揭示了贫困的发生机制，它的主要过程和范围。这些包括收入性贫困和非收入性贫困，例如财产、房屋、健康、营养和教育方面的贫困，失去组织，丧失权利。在迁移过程中，人们丧失掉了所有形式的资产——自然资本、人工资本以及人文和社会资本。保护这些资本不至于损失是很必要的，但不仅仅是保护。因此我们认为重建策略必须是多方面的，要编制一个综合的和系统的移民安置计划。这将在IRR模型的第二部分“关于将风险分析转变为重建战略”中谈到。
八、生活重建的基本过程
现在要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果移民模型能够帮助预测和诊断迁移的风险，那么它也能指导问题的解决吗？
回答是肯定的。风险和重建模型用移民的社会经济重建的具体框架来补充它的风险诊断。模型不仅仅是不可避免的贫困化的预言者；而且也引导抵消移民风险和解决问题，这个风险模型必须转过头来，“逆向”去读，这样它会指出为移民的生活重建的道路，下面将进一步阐述。
九、反风险：模型的自毁预测
正如RObert K．Merton所指出，一个不良后果的预测可以当作一个“自毁预测”。也就是说，一个风险预测模型的最大用途不是体现在它所预测的灾难果真降临了，而是体现在由于人们采取了某些预防措施，使得风险不发生或造成最低程度的危害，使得预测的灾难没有出现。IRR模型的预测－规划功能产生于它“集成”了智能的预警能力。这就是IRR模型可以摧毁它自己的预言的原因。
风险识别对好的计划很重要。不仅仅是提供普通的警告，这个模型对不同情况下风险变化机理进行现场评价。它可以帮助识别每一特定人群迁移风险的具体组成，这样现场风险评估能够而且实际上一定直接导致和制定规避风险的计划。作为一种工具，这个模型曾被用来为项目准备移民计划。
正如前面所讲一样，IRR模型的内部逻辑建议要阻止和克服贫困，很有必要及时行动以攻克风险并阻止它们成为现实。识别风险并不是为研究的目的而进行，而是为了更好地计划以避免风险。
从逆向思维的角度使用IRR模型，可以知道保护、重建以及发展应该采取什么方法。例如，为了避免移民导致的丧失土地，在迁移前甚至刚刚开始必须构思以土地为基础的移民（当然要考虑当地的具体情况）。为了防止无家可归，房屋重建计划也必须提前设计。这包括不仅只有单一的方法，还有对移民可行的许多不同手段等。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这个观点，我们说IRR模型包括了两个基本信息：政策信息和策略信息。在这个模型中体现的主要政策信息是，移民所固有的风险可以通过政策性的指令和财政支持的互相配合使用进行控制。但这种内部相互关联的风险群不能通过零散的措施来控制。
这个模型中体现的策略信息是，任何时候都需要具体的移民计划，主要是为了在一般的风险模型和实际的移民环境之间建立一个桥梁，并促使利益相关的机构和社会组织采取一致行动。单一的手段，例如，仅仅现金补偿并不能抵消所有风险。简单的补偿并不能弥补策略的不足以及代替一个完整的计划。
虽然政府有义务制定一种政策以恢复和分配所需的资源——资金的、机构的、技术的等等，但如果没有移民的亲自参与和创造，政府可能会构思出一个至上而下的不切实际的重建计划，这样的努力是无效的。所需的策略不仅仅是政府的单独策略，而是所有人共同的策略。尽管可能会出现意见多极化的情况，但是重建中让所有相关人员的参与（移民、当地领导、非政府组织以及安置区群众）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发展导致的移民和冲突引起的难民在安置重建过程中的资金和技术措施会不同。对于前者，政府有义务为重建提供资源；然而对于后者情况并非如此。当然，两者也有相似之处；模型中定义的重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同的，这些相似之处为处理难民与移民的经验交流提供了一条联系纽带。 十、重建的组成部分
任何非自愿移民的基本目的应该是防止贫困，恢复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在以下进一步讨论重建的组成部分时，我们将稍微调整一下，与阐述风险的次序略有不同。首先，讨论两个最基本经济变量——土地和就业；然后再讨论社区重建、房屋以及社会服务设施。
1．从失去土地到以土地为基础的安置，从失业到就业
移民重建的核心任务是使移民再次有土地耕作，有工作获得收入而赖以生存。成功的移民重建一般都会与一些对策有关：确定同等数量的土地，开发和改良荒芜土地，实行农业集约化或种植经济作物，开展农业和非农业的多种经营，利用工程带来的一些资源如水库、灌区等。在安置区投资创造一些新的稳定就业机会也是很重要的。
在非洲，以土地为基础的农业安置方案常常被用来解决移民和难民的问题，为他们创造新的生产基地。Lassially-Tacob说明和对比了本文中这些经验。在人口稠密地区，土地稀缺需要新的对策。在中国的水口大坝项目中，为了克服土地稀少这一难题，（中国）项目官员尽了很大努力把水库周围的山或陡坡修成梯田来植树造林。由项目资助机械设备进行大面积土地开垦。在迁移开始前几年便种植许多果园，这样在迁移后果树便快要结果。其中包括3533hm2的果树，667hm2的茶树，1733hm2的竹子，13333hm2的林木。集约化农业和种植模式的改变为大约20000名移民提供了新的土地、工作以及生计来源。他们的平均收入远远高于原移民规划预期值。尽管移民的人均土地从0．065hm2降到0．021hm2，他们的经济条件仍有很大提高。综合开发策略和多种经营使水库后靠移民受益，6％的移民从事养殖业（包括养鸭和养鱼业），13．4％的移民从事交通、服务行业，19．3％的移民进入新建企业工作等。在印度尼西亚的Saguling程中，当地移民主动地将即将被淹没的库区的肥沃的土壤搬运到山上，改良那里的土壤。
综合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用土地代替土地——或者用模式的术语——“以土地为基础的移民安置”是迄今比现金补偿更为成功的措施，更优良的措施，因为现金补偿常常并没有实现恢复收入，而仍需改良。另外，系统的研究表明仅仅提供新的土地并不能取得成功，即使对自愿移民也如此。技术援助和可行的社会政策性措施必须和以土地安置的移民而结合使用。
移民工程资助加上当地移民的主观能动性和资源，可以将失去土地转化为“耕作水面”的机会，也就是说，在新的水库中进行水产养殖。通过发展水产业，许多新的水库已经成功地变成移民收入的一个来源。在墨西哥的Aquamilpa库区，1989年只有4．1％的移民从事渔业，然而到1995年底，已经有60．8％的移民从事该产业。印度尼西亚的Cirate库区，从事网箱养鱼的工人每月比同一地区从事农业种植的工人多挣56000卢比。
国家公园和生态保护区的建立总是重复地给当地居民带来迁移的威胁。几乎每一个案例都表明问题的解决主要依靠解决土地和就业问题。然而对受影响人来说从世代居住的土地上迁走简直是灾难。实际上很少的迁移——能像瑞典Mololtoja国家公园那样能取得成功，其成功的原因是因为选择很好的土地，以很谨慎的方式来安置移民。这些例子再一次证明土地对生产重建的重要性。一种可以避免迁移的办法是结合土地权利和在保护区工作中创造就业机会，帮助当地居民在保护区获得既得利益以作为他们的收入来源。
培训移民以掌握新的技能只有和市场或新的投资项目对实际的就业新技能的要求相结合才是有效的。在印度Dudichua煤矿项目中，378位移民中有225位经过培训得到工作（每个家庭安排一个工作岗位），他们的平均收入是当地农村平均收入的8倍。在阿根廷的Yacyreta项目中，一部分制砖工人在有限的项目资金的帮助下，成功地重新开始他们的工作并且提高了收入。然而，一些重要的困难局面无法解决，在其他的一些具体政策上，土地安置无法解决的问题，如在无主土地上合法定居的人或滥用征用权的陋习。通过界定，城市里“在无主土地上合法定居的人”主要居住在公用地，如“公用道路”用地和其他公用地，而且往往得到了市政部门的默许。同时这些人往往属于最贫困一族。当新建项目需要占用他们居住的土地时，他们得不到安置只是被赶到其他的地方，而变得更加贫困。要解决这一问题，但处理结果又必须防止其他人效仿，确实是很困难，需要制定非常详细的政策和法规。
另一个争议的问题是征用权原则的无限制使用。一个很有价值的论点是，当为了新的发展项目要求土地的原所有者必须交出大量的土地时，这些土地的所有者应该成为新的发展项目的直接共同业主，在整个新项目的运行期一直是共同受益人。或者，采用其他措施而不是将土地全部征用，政府可以让他们成立一个公司继续拥有这些土地，然后将土地出租给新的项目使用，租用期限可以是1999年，或新项目的整个运行期。这样就不需要强行使用征用权，使得土地被突然剥夺而可能长期陷入贫困。在选择这些解决方案时需要仔细地权衡利弊，因地制宜灵活使用，而不能生搬硬套。
另一种理想的恢复和发展的选择是在下游新的灌区安置水库移民，然而这种方法很少使用。印度的一些邦（Madhya，Pradesh，Gujarat邦等）努力通过颁布限制新灌区土地最多拥有量的法律，在规定的区域内安置移民，这种措施应该加强以获得安置地农民的合作。总之，提供土地和就业机会的结合应用是很好的恢复策略，尤其对于那些既没有土地也没有工作的群体，这可以保证移民劳动力的充分利用。
2．从无家可归到重建家园
在改善移民生活方面，改善居住条件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但对于住所和财产没有任何补偿的难民们，这会变得很困难。
从对世界范围内的经验研究中我们可以得到至少两种相同的发现。首先，事实反复证明，因住所丧失而导致的贫困可以通过在移民项目预算中正确评估房屋重建成本而得到有效制止。其次，在全世界范围内，移民们都显示出对他们的生活水平能比过去有所改善的强烈愿望。他们通过增加实物（劳动力）和资金投入来实现这一愿望。即使身处背井离乡的黯然和对低的补偿标准的愤怒之中，然而对住宅的迫切需求以及渴望更好的生活的根深蒂固的愿望使得移民们作出最大努力去建更大、更耐用的房屋。为了实现这个目的，移民们采取不同的策略：动员家庭劳动力，请求亲朋好友的帮忙，贷款以补充补偿资金的不足，挪用部分土地补偿用来建房，并分阶段重建——首先修建一个可以建大房子的地基，然后根据家庭财力和需求，分阶段修建房屋。
关于移民投资操作的大量经验证据表明许多人使用一部分生产性财产补偿来建房，他们使用超过房屋补偿的钱来重建比以前更好的住所。
家庭住所条件的改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更多的人均房屋面积，质量好的建筑材料（尤其对屋顶），服务设施便利（水电），安全的卫生设施，有家庭花园等。在房屋重建过程中典型的问题主要包括：来回往返平均距离变长以及在城区的运输成本增加，支付能力和长期贷款（抵押）的负担以及没有合法土地身份的房屋的补偿权利问题。从新房屋状况来看，其生活水平不仅仅是“恢复”了，这已经在大量的项目中有说明：阿根廷yaeyreta大坝的首批移民；尼泊尔的hali Gandaki大坝以及进场道路的大部分移民；中国的水口大坝项目中，每户的居住面积增加了25㎡；肯内亚的出口发展项目的移民。另外，在上海，因为排水项目导致的移民可以选择租借国家的公寓或者购买私人公寓，而移民只须花费相当于1／3的建筑成本费用。另有报导在房屋重建中的方法创新，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使用的代金券。在西非多哥的Nangbeto项目，项目提供交通工具每天把移民送到新址，这样使他们通过增加额外的房间以扩大项目原来所能提供的房屋面积。总之，广泛的证据表明无家可归并非不可避免，实际上，房屋重建并不意味着仅仅恢复到先前通常很低的水平，而是建得比以前更好。
3．从社会解体到社区重建，从边缘化到融于社会，社区财产／服务从丧失到恢复
社区、网络以及社会凝聚力的重建是很重要的，然而在现在的政府政策中它很少被认真考虑过。规划人员往往忽视了这些社会文化和心理（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也很少关心安置区居民与移民共享服务设施以及移民的集体公共财产的补偿等方面的问题。
上述三个方面是部分区别和部分重叠的。区分他们的原因是为了强调，在重建项目中使用这种潜在的协同关系巧妙地处理模型的不同变量可取得更好的效果。社区重建是群体组织行为，包括正式和非正式的组织，而克服在单个家庭层次上的边缘化行为。当村子或邻区作为一个需要社区财产和公共服务的社区单位被建立，或者临时将移民分散安置在安置区已有的社区中而增加了安置区现有服务设施及当地居民所有的公共资源的压力时，现场方法要有所不同。
重建社区结构和社区所拥有的资源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关于斯里兰卡的Mahaweli移民项目的研究表明，对移民最初的资源分配，包括有权享受公有财产资源，对于移民成功地在新地区安家落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如果享有公有资源的权利低于某一标准时（户均或人均标准），就会非常危险，但是如果搬迁刚开始给予移民最基本的条件，然后进行后期发展扶持也能达到成功安置的目的。因此，不管采取什么形式，能使移民家庭拥有资源及其共享社区的资源得到增加，是成功移民安置的关键。这一结论在很多地方都已得到证明。
有一些来自中国、埃塞俄比亚、希腊以及墨西哥关于保护社区结构或者帮助形成新社区网络的引人关注的经验的报导。在中国，项目负责人必须通过法律与作为个人和团体的移民同时谈判。政府提供的移民资金按一定比例在家庭（补偿家庭损失）和代表社区的乡镇委员会（补偿公共损失）之间分配。在迁移中社区所丧失的所有财产被估价并且由政府补偿按照原样或可比的标准重建社区财产，这些财产使移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恢复。移民村庄的一些社会组织可以在移民中发挥作用，并且继续他们的存在和履行他们的职责。而且，在共同承担损失（尤其是土地）方面，社区的团结性被充分体现，他们要求把本村内非移民拥有的未受影响的土地通过重新分配，使失去土地的移民也得到了土地，在这点上，中国的方法很独特。
重建社区机构对成功的移民和生活的恢复是极为重要的。在埃塞俄比亚，Woldeselassie报告了在迁移后恢复村庄的宗教组织及其风俗起到了很好的正面效果。它可以集体组织去帮助最脆弱的群体以及被边缘化的社区成员加快融入集体中。在希腊，Hirschon分析了希腊移民的经验，表明在重新凝聚和整合过程中，共同的文化价值取向可以克服物质贫乏，经济缺陷以及不利的自然条件。因此，社区的重新凝聚不需要由经济重建来实现，它本身可以超前进行。墨西哥的Aquamila移民项目不仅恢复了以前的社区服务，而且建了几个新的社会服务设施。这些经验是很重要的，因为对社区资源的恢复经验似乎少于对私有财产的恢复，而为移民和安置区居民之间发生冲突留下了后患，总之重建过程的三个方面都需要建立机构以及安置区居民的合作。
4．从食品不安全到营养充分，从增高的发病率到更好的健康治疗
营养水平和健康状况最终还是取决于移民经济水平的恢复进度（如食品，土地和就业）。但是在短期内，我们的重建模型要求，即使经济水平未能恢复，也必须采取紧急的措施来抑制食品供应不足以及对健康和生命的威胁。借鉴一些成功的难民援助（紧急救济）工作的经验对解决移民的营养和健康风险问题以及重点关注最脆弱群体（儿童、老人以及孕妇等）的方法是非常有效的。然而，可持续的重建工程也需要长期规划，除了紧急救济措施之外，需要掌握大量信息与知识，并注重培养移民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现有证据表明，相对于健康风险，移民的食物短缺风险更容易被移民机构注意到。对于这方面的风险防范很少有长期的规划。移民本身也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食品需求。国际卫生组织（WHO）对湄公河流域下游的四个国家（老挝、泰国、柬埔寨和越南）的研究表明，减少大坝水库移民健康的负面影响最有效的长期策略是建立健全卫生机构。研究建议四个国家把“人类健康因素都考虑进入所有的一体化流域开发项目中”，以预防高疾病率和死亡率的风险。多哥的Nangbeto大坝项目提供了这方面参照的成功实践的例子：它引进了一个贯穿整个建设期间内的连续的健康监测研究计划，这有助于保护移民和安置区居民的健康状况。
移民生活重建的形成部分已在上面分组说明，但很有必要再一次说明模型强调了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因此，优化重建策略要求在考虑由地方项目环境所决定的内部优先权的同时要注意跟踪这些关系的趋势。
总之，IRR模型的重建部分为沿着几个清晰的方向跟踪移民重建提供了广阔的蓝图。提供的证据表明：①贫困风险可以被成功抵制和消除；②生活重建尽管很难，但只要明确了具体的方向也是可行的；③可参考的积极的经验在不断增加。
十一、现行移民实践的必要发展
IRR模型如何与现在发展项目非自愿移民的一般实践操作相对照？
证据表明IRR模型的框架在某些方面超前于现在一般的移民实践活动，它的广泛应用将明显提高移民实践的标准和操作水平。它带来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方法和手段的新的要素。它建立在目前最新的移民科学研究基础之上，为发展项目的移民问题提供了一种诊断、费用估算、规划、资金管理以及实施的更好方法。这能切实纠正目前某些被广泛批评的移民分析中的缺陷以及执行中的不足。
IRR模型完全适合于目前最新的移民政策，并且给出了一个有效的方法，以广泛提高这些政策实施的延续性和效力。1980年最早采用的世行移民政策导则（后来1986年，1990年以及1994年又正式地被强化和修改），已经逐渐被其他援助组织采用。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亚洲开发银行（ADB）等。然而更多机构的重点和严厉的监测要求它们的一致性应用。如在这些导则下项目准备阶段所应用的经济分析方法经常与导则本身不一致，它们为费用的具体化留下了足够的空间以及非常不完善的风险分析。贫困风险分析方法仍然需要在世行、亚行或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资助项目中得到普及。对于没有明确的非自愿移民政策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来说，IRR模型可以为这些国家在制定移民政策导则时提供帮助。
作为计划和监测的工具，在过去的四五年的时间里，IRR模型已经在不同国家的一些项目中得到应用。在印度和菲律宾，有报道说在移民准备和计划阶段应用了IRR模型。其他主要的应用在于移民操作的现场监督和项目实施的监测工作。在非洲南部的莱索托王国，Scudder提出了一系列指标来评估国家大型水利工程项目造成的贫困风险以及实际发生的影响。在Mathur和Marsden的书中写道，来自于印度各邦的移民规划人员和业内人士在一个研讨会上对IRR模型在移民规划上的潜在用处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然而，对于大部分有移民的建设项目来说，在其规划期间并没有系统地解决贫困风险问题。这主要发生在对于项目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没有太多要求的一些国家内部项目。但是在一定的程度上，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由双边、多边捐赠机构或放贷实体资助的项目中。
IRR模型可以与其他项目风险工具相互衔接，并且可以改进和提高其中的一些方法。我们主要强调了纠正常规的规划方法中三个暗藏的缺陷的必要性。这些将会导致忽视贫困风险的缺陷包括：①传统的项目风险分析方法中的缺陷与不完善；②过分信赖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尽管它存在着明显的不足；③缺乏真正的协商和受影响人的参与。
下面将逐一论述。
1．传统风险研究方法中的缺陷
目前常规的“风险分析”是项目经济和财政准备方法中的一部分。然而迁移导致移民的风险并不属于常规风险，也不属于由规划者在项目经济分析和财务分析中所进行的敏感性分析。
传统的项目风险分析主要评估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率的风险的起源和规模。评估关键变化（如项目执行期限，成本超支，地方配套资金的能力等）所引起的变化量以及项目净现值对这些变化的敏感性。对每一个这些变量的敏感性都要进行分析，因为每一个变化都会影响项目的产出以及对投资者的回报。必要时，对所有备选方案及其不可预见性进行敏感性检验，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减少财务风险以使投资收益最大化。
但是传统的经济风险分析（简称CBA）并不包括对受项目影响人群的风险。传统的项目经济分析以及敏感性分析通常用来识别、估计以及帮助阻止对项目和投资者的收益率所面临的风险，它们并不被用以识别和衡量包括受项目影响的移民在内的其他利益相关者所面临的风险。这仅仅是现行项目风险分析中的基本缺陷。这种分析方法的偏见是很明显的：对项目投资者以及投资基金的风险被仔细分析和衡量，而对受项目影响的人群的移民的风险却往往没有得到同样严谨、具体和系统的分析。迁移所引起的风险仅仅是影响投资的间接风险，它们被排除在投资风险分析中所谓的“典型”风险类型之外。这和保护人们的利益和幸福的最终目的有冲突，它也有悖于减少贫困的总体政策目标。
因而，结论是传统的项目风险分析方法必须从根本上进行修订和拓宽，使其包括项目对作为项目利益相关者的被影响人所产生的风险。也就是说项目风险分析必须明确包括在IRR模型中重点提到的贫困风险，并且提出保障措施，以及在可能的范围内设计出风险保护和社会安全网。
对可预见的贫困风险的最佳防范措施是寻求能够避免移民或者至少可以减少迁移人数的替代方案。这样的替代方案有时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例如，可以通过修正高速公路路线以避开现存住宅区；改变大坝的位置，或减少大坝高度。然而，当不可能完全避免产生移民时，政策制订者和规划者可以在模型的指导下，制定一些具体的措施来防止每一个可预见的风险。这些措施可以是经济、财务、技术、法律或文化方面的。他们应该和风险程度相对应，一个有经验的规划者会识别出每一个具体案例中哪些风险会较多出现，它们怎样相互作用的，以及那些风险需要首先得到遏制，以发挥积极的连锁效应使其他风险的发生得到避免或减少。
2．成本效益分析（CBA）完整的原因
更远地说，过分依赖CBA来评价有移民存在的项目，是粗暴地对待这些项目所固有的贫困风险的另一个主要原因。CBA分析是完全不充分的，因为它仅仅是宏观经济的工具，并不能说明成本或收益在项目利益相关者中的分配。
当项目总收益与总成本的差额超过了可接受的幅度时，CBA分析法便认为项目是可行的。但这种判断很不充分。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项目影响人口的损失和伤害没有在项目收益中得到补偿，因为这些收益的分配没有被相应划分。移民很少被列入这些项目的直接受益者之中。因为CBA分析方法不能预见和引导项目将来收益的合理分配。这种成本和效益的整体计算掩盖了项目效益在分配上的不合理和随意性。第二，移民真正的损失和全部成本也没有得到正确评价和衡量。因而，他们也没有在项目的CBA中被包括和充分考虑。
因为从经济方面判断项目可行是以成本——收益分析为基础的，因而补偿水平总是尽可能被降低以遵循CBA的成本最小化原则。因而，移民中最常用的措施便是给予移民尽可能少的补偿，以把很大一部分真实成本外部化，而且放任移民在搬迁后自己去谋生。尽管这种方法在许多项目中已经导致贫困的大量肆虐，但它却仍被广泛使用着。
在本章第一部分中对资本损失（物理的、自然的、人文的和社会资本）的分析，说明在现行程序中许多社会经济成本往往被忽略。在现行实践中这些真实成本很大一部分被“外部化”。这些被从项目预算中剔除出来的成本被加到了移民身上。这就是为什么通过总成本－收益计算来判断对个人的成本在逻辑上是粗糙的，而且掩盖了真实的贫困影响。它低估了个人的损失并且给社会经济留下了许多没有解决的负面影响。
发展项目为受益者们带来的长期收益的事实并没有为移民减轻一丝被逐出家园的痛苦。在现阶段，个人损失既没有从总收益中扣除，也没有被项目受益人支付。这些成本中被补偿的仅仅只被征用财产中的一小部分，而且以“为了更多数人获得更大利益”的名义，使其他大部分成本由占很少比例的受影响群体作出牺牲来承担。这种不合理性有悖于社会公平，同时也损害了发展的目标和计划的实施。而且在项目经济分析中使用这种不完整的分析方法不利于促进规划人员寻求真正可行的解决方案。总之，这个CBA方法以及它的片面应用，是造成忍受不必要风险的原因，而且，由于忽视，也是造成本来可以消除的负面影响扩大的原因。
为了克服CBA方法中的缺陷，应该在发展项目分析方法中引进具体的分类分析方法。涉及移民的项目是项目殊的一个子类，它要比其他项目在项目影响上更具复杂性，因而它们应该包括一个不同于CBA的特殊的经济和财政分析方法。这种分析必须强调分类进行。“平等原则”要求根据不同类的受影响群体（受正面或负面影响）来分别计算成本和收益，而不是不加选择地以整个社会或整个项目进行计算。这个要求来自于不同的影响必须被识别的原则。事实上，也是这个原则要求采取如移民政策这样的保护政策。因此，这个原则应该被贯彻到经济分析方法当中以区分这种不同。
在许多国家中仍然存在不合适的移民成本分析方法，因为在这些国家中缺乏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体系，而这些是为了保护那些由政府或私有部门投资项目所引起的移民的权利。在这样的政策真空状态下极易出现专横武断。需要通过对发展目标和策略进行公开辩论的方式，建立平等的政策和修改过时的与移民有关的政策条款（如土地征用、征用权法或其他法律）。因而不仅仅是一些过程而且对在决策者、政治家以及工程人员大脑中的固有观念也有所影响和改变。要在许多国家和发展机构内进行政策辩论和政策决策以要求改变项目经济分析、风险分析的方法以及CBA方法以应用到非自愿移民项目中。
也许单独而又片面地应用CBA方法最为严重的后果是项目移民的资金不足。如果移民的损失没有在补偿中被公平计算，而且经济和财务分析中没有把恢复生产和发展所需的投资列入预算，那么对移民的最终财务支持必然是不充分的。结果使得贫困变得便不可避免。
对照一下，我们认为这种贫困的解决办法是不仅仅只考虑“经济补偿”而且也要考虑“经济恢复”和发展。这种区别是基础性的。它要求除了补偿外，要充分计算移民成本和投资分配。这意味着需要一种比CBA方法更为优越的移民经济分析方法，并产生不同的移民财务支持模式。
必须明确说明，一个移民家庭和社区的生产性恢复的成本一定会高于这个家庭和社区财产损失的市场价值。因此，单纯的补偿对于恢复移民以前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永远不够的，如果移民计划仅仅围绕财产补偿，将无法达到恢复和提高移民生活水平的政策目标。因而很有必要创建一门新的移民经济学，把重点从现在通用的以补偿为基础的经济学转变成恢复经济学。新的恢复经济学将除了提供补偿以支持移民发展外，还包括确定移民活动需要增加的投资。提出这样一种具有一整套独立的分析方法和手段的恢复经济学，对于经济学家们是一个职业性的挑战。但是最终批准和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学是一个政治行为，它是用以解决发展中难题的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结论是无可回避的：因为政府机构利用政权和法律的力量进行征地和移民，所以政府有责任使移民恢复他们以前的生活状况，并且分享他们由于迁移所可能带来的收益。
只有通过制定政策使移民能够分享他们曾有过贡献的项目的收益，移民生活重建所需资金才能够真正得到满足。Van Wicklin已经提出了提供这种分享收益的许多选择方法。在其他可利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这种分享不仅是一种平等而且是必需的方法，使重建的真实费用得到财务支持。
3．移民参与风险分析
最后，在项目准备期间和最终决策之前缺乏和即将搬迁的移民进行商议，客观上配合了由不完整经济分析方法提出的谬论。潜在的受影响群众的参与对于“开发性移民”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移民规划和实施机构的能力较差，使得受影响群众的参与变得更加需要。
在早期警告和实施可行的预防性行动方面，规划人员和移民之间的信息和交流是一个重要的手段。然而，信息交流仍然很少发生。在决策者和受影响人群之间缺乏交流是导致移民失败的一个原因。正如Mairal和Bergua曾明确指出，在认识移民所导致的风险这一点上，将要迁移的人和技术专家及机构的想法会有很大不同。他们的研究已经证实机构没有掌握对风险的预警“导致了在西班牙Zaragoza坝区冲突扩大化”。
对移民自身而言，IRR模型的预警功能使他们以及他们的组织认识到风险，并且及早参与、协商并提前采取策略。移民必须即时准确得收到信息，充分理解近在眼前的迁移，克服怀疑和不满情绪。当移民不可避免时，IRR模型通过预测搬迁可能会带来的一些列连锁反应，通知移民及时参与并选择应对方案，在搬迁前尽量让移民做好充分准备，以保护他们的权利。
相反，在信息和交流方面的不畅通会导致“负面参与”，即竭力反对搬迁、抵制开发项目。一些机构采用了不明智的方式，对移民和移民权利封闭信息，实际上导致了这种反面效果。用封闭信息来代替参与和公开，往往被某些官员用来防止恐慌和压力。然而这实际上是自欺欺人的。它取代了早期对移民们重建生活的动员。他们的作用是移民中很重要的因素，尽管这一点在移民文献中很少提到。
4．移民研究和IRR模型
为了总结说明IRR模型，很有必要简述一下自从这个模型问世以来，它在现在及以前研究中的应用。
在最近几年中，IRR模型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讨论，而且服务于现在许多发展和研究项目。在印度奥里萨邦，由社会经济发展所（ISED）进行的大型研究中，把IRR模型作为他们研究7个大项目（大坝、热电厂、矿场以及企业）引起的移民的理论和方法基础。样本包括31个村庄、441户、涉及2274人，样本来源于95个受影响村庄，1977户。这个研究是印度有史以来进行的关于移民影响的最综合和最完整的调查之一，在大规模的现场调查的要求下确定了这个模型。它的主要成果是围绕着IRR模型中贫困的风险展开的。另一个研究围绕“消除贫困风险”出现在印度的Rengali大坝研究报告中。这个研究衡量了每种不同风险的实际影响，分析了抵制风险的办法，并且建议在现场中需要的措施。在水利工程项目国际监督小组的要求下，关于贫困风险及其影响的研究在非洲南部莱索托王国展开；在尼泊尔的Kali Candaki项目，模型在几个正在进行的移民影响评估研究中的得到了应用，总结了很有用的移民经验，并且提出了可行的建议。
在最近四五年内，在哥伦比亚、南非、印度、美国及其他地方举行的国际科学会议上都广泛讨论过IRR模型的理论含义及潜力。一些书籍和大量的论文对模型的有效性进行了讨论，检验其应用性，或者对其中的模块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开发。1999年，印度移民专家L．K Mahapatra出版了一本书，书中写到了他所进行的对模型的最初检验。作者对印度近20年到30年移民文献中几乎所有的经验研究进行了广泛的回顾分析，通过研究文献中记载的发现来说明这个模型是否有效。他的分析证实并肯定了这个模型。Parasuraman在他关于印度移民的著作中讨论了由IRR模型所确认的贫困风险，并且指出“在印度，丧失土地是引起迁移后贫困的一个最主要原因”。M．Basu研究了IRR模型和“基本需求”模型之间的联系。Juliette Hayes从IRR模型的风险部分发展出一种关于移民过程的“资本损失模型”。
一些学者建议通过包括其它不同风险和损失来拓展IRR模型，如丧失享用公共服务设施，丧失公民权，或由于搬迁移民中的学生暂时不能上学。是否将这些风险加到通常的风险模型中仍需考虑，但是这些建议都增加了模型的灵活性和可用性，使它更趋完全。文章即将付梓之时，Robert Hackenberg在《人类组织》杂志上的论文已开创在这个杂志上由人类学家们进行关于贫困风险和非自愿移民经济和重建的“公开讨论”。
在哥伦比亚，Robert Muggah在难民问题大规模研究中，对IRR模型进行了检验和应用。这个研究的重要发现是关于的由冲突引起的内部人口迁移的一些特殊约束和要求，它为难民安置建立严密的自下而上的机构及其能力提出了要求。接着，Crisp按照IRR模型，认真回顾了联合国高级难民署（UNHCR）在莫桑比克大冲突后难民安置规划。关于“分化的社会又走到一起来”，Crisp指出“从社会分化到社会重建”这个过程中成功和失败的原因。
[关键词]公民社会 城市社区 治理模式
〔中图分类号〕D63；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11-0068-05
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社会在中国逐渐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公民社会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由于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因此引起了广泛关注和讨论。本文试从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与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互动关系来考察中国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
一、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
之所以基于公民社会发展研究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原因在于，公民社会发展与社区治理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关系。治理理论以公民社会的日益发展壮大为基础，公民社会是治理理论实施的前提。
（一）公民社会与治理的关系
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等。它们被称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1] （P12） 是一种独立于政治国家的各类自主、自治、合法、非政治的民间组织和团体构成的社会力量。治理指的是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互动。[2] 其实质是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基础上的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治理理论的兴起与公民社会发展紧密相联，“治理”概念与“公民社会”常常同时出现，治理理论以公民社会发展为基础。首先，从治理的主体来看，政府不是唯一主体，治理需要政府、民间组织、公民共同协商参与。公民社会的民间组织和公民是治理的重要主体，没有公民社会的核心要素参与的管理是统治而非治理。其次，从治理产生的直接原因来看，因为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存在“市场”的失灵，也存在政府的失效，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重视社会力量在社会资源配置和社会管理中的作用。公民社会组成要素是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其突出特点是非官方性、独立性和自愿性。公民社会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领域发挥着独特的无以替代的作用。第三，从治理的最高境界来看，须注重善治，而善治的基础是成熟的公民社会。同时，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种合作的最佳的状态。“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有赖于公民的积极参与合作。[3] 从这个角度讲，善治是“公民价值”的体现。
（二）公民社会发展目标取向与社区治理
公民社会和治理理论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新思路和新途径，治理理念的运用和公民社会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对社区的治理上，体现在地方政府主动与公民社会组织合作，实现社区管理向社区治理转变。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公民社会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弥补地方政府角色的失灵，还表现在以积极的姿态改变社区治理结构和治理状况，并与政府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责任。公民社会发展目标与社区治理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促进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在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和社会的沟通最终目的是化解社区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利益表达渠道不畅，政府与社会沟通失灵必然导致民意堵塞，影响社区稳定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作为处于政府和社会之间的中介力量，它既有利于公民利益要求和建议向政府表达，又有利于传达政府反馈信息和政府政策，起到双向沟通协调作用，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互信和良好合作，社区治理强调社区内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各治理主体之间协商、谈判、沟通、合作、参与，也是为了促进政府与社会之间良性互动。二是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维护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是一项巨大工程，单靠哪一方的力量都不够。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力量有限，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公益事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和发挥公民社会作用，社区各种公民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事业，可以弥补地方政府在维护和发展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不足，推动社会公益事业发展。三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公民社会的出现以及发展起来的有独立自我管理能力的公民社会组织，为政府职能转变和放权于社会提供了承接载体和支撑。通过大力发展公民社会和深入开展社区治理，使公民社会不断完善和成熟，社区内各治理主体负担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提升，公民社会和社区治理能够不依赖政府，在很多涉及准公共用品的领域开展自我服务与社会服务，通过广泛与政府合作，促进社区公共事务的妥善解决，推动政府职能不断转变。四是促进社区民主政治发展。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的社会条件，通过发展公民社会和开展社区治理活动，可以监督控制政府部门运作，培育民主参与的文化和技能，推动公民参与公共事务，鼓励公民参与政治。
（三）社区治理与公民参与
社区治理本质上是通过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实现还政于民的过程。公民社会是社区治理得以真正实现的基础，真正的社区治理离不开公民的参与。公民参与除了受政策环境、发展空间和制度平台等宏观因素的影响外，还深受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及公民意识等微观因素影响。
1. 人的自然性与社区治理。社区居民是社区发展的基本参与主体，社区治理的模式选择必须围绕社区居民作为人的自然性展开，这在本质上体现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必须与治理环境相一致的基本原则。人的自然性集中体现在年龄阶段上，这是人的最根本的自然性，年龄与人的生活能力和人与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密切相关。年龄阶段与居民对社区发展的依赖之间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也就是说，人的少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最高，中年时期对社区发展的依赖程度最低。但是，从参与和推动社区发展的能力来分析，中年时期的能力最强，老年、青年和少年时期依次减弱。所以，成功的社区发展需要为最依赖社区发展的人群提供社区服务，同时又要能够吸取最有能力参与社区发展的人群的社区发展资源。
2. 人的社会性与社区治理。公民是生活在社区中的重要主体，根据马斯洛的人的需要层次理论，人除了低层次的物质利益需要满足外，还有被尊重、认可、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的社会需求，社区居民是利己与利他统一的人，是个性化与自我约束统一的人，是植根于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人”和“社会人”的统一。但一般情况下，社区居民是兼顾个人理性和社会理性的，不仅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还有寻求共同体生活和被认同的需要。因此，在倡导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同时，必须考虑人的社会性，通过居民广泛参与和合作改善社区交往结构，增强社区发展和公民社会发展动力。公民参与有助于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增强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这是社区治理与公民社会发展的本意所在。
3. 公民意识与社区治理。对社区居民来说，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广度和深度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讲，公民意识是公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关键因素，也是公民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公民意识是公民对自己社会地位、社会权利和社会责任的一种自觉认识，也是对自己社会主体身份的认同。有了完整的公民意识，居民才能成为公民。公民是社会政治生活和公共事务中的主体，不是无足轻重的客体。[4] 社区发展是一个基于法治和契约的治理领域，社区治理需要众多主体参与尤其是公民的自愿参与。如果公民没有公民意识，就没意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导致社区治理重要主体缺失。没有公民意识就不可能有合格的公民，就不可能建立成熟的公民社会，更不可能实现社区治理和社区发展。
二、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空间性与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权利的实现是一个由少到多，由不真实到真实的发展过程。有些公民权利的行使还有一个从形式到内容、从动员到自愿的过程。与此相适应，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也有一个从兴起、发展、形成到成熟的过程。从公民社会发展过程来看，它既有历时性，也有空间性。由于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密切相关，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视角来考察公民社会与社区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非常必要。
（一）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
根据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公民通过交往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自愿团体的行为能力与行为空间的发展及企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力和社会责任状态等标准，公民社会的发展从历时性角度可划分为萌芽兴起阶段、形成发展阶段、成熟完善阶段。不同的发展阶段，公民社会具有不同的特征，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也应与此相适应。
1. 公民社会的萌芽兴起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基本上没有过西方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城市居民也没有经历真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生活。中国公民社会是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而逐步兴起和发展的。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末是中国公民社会萌芽兴起阶段。在这个阶段公民社会形成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逐渐改善，但还存在很多制约公民社会发展的问题。从外部环境来看，公民社会的经济基础――市场经济体系不完善，市场秩序很不规范，公民社会的文化意识基础没有形成，诚信严重缺失，法制基础不健全。从内部结构看，构成公民社会主体的公民仍有浓厚的臣民意识；中产阶层还没有形成，规模很小，发展很慢；民间组织刚刚出现，且自主性和自治性差。萌芽阶段的公民社会显著特征是整个社会不存在社会自治领域，公民社会的行为能力非常低下，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还处于酝酿起步阶段。与此相对应的城市社区治理也处于起步阶段，表现为政府对社会进行管制，政府是社区事务管理的唯一主体，社会组织和公民是政府管理的客体，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的能力和活动空间十分有限，社会缺乏与政府自下而上的沟通，缺乏表达意愿和要求的有效机制和途径，政府与社会缺乏互动合作，社会处于被动接受和服从政府的从属地位。管理主体单一化，行政权力单极化和政府管理范围的全域性，决定了公民社会这个阶段社区治理应该选择政府管制型或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
2. 公民社会的形成发展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经过30年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当前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正逐步进入公民社会形成发展阶段，主要体现在：市场经济、民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社会中产阶层正形成并逐渐壮大；民间组织获得飞速发展且独立性、合法性日益增强；社区自治不断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逐渐增强；价值观念开始多元化、世俗化等。处于这个阶段的公民社会虽已形成，但还不够成熟。主要表现：市场经济体系不够完善，传统的家族意识和臣民意识存在并严重影响着公民意识发展，社会中产阶层不够强大，贫富差距大。作为公民社会核心要素的民间组织官办色彩浓，民间色彩淡，自主性、自治性弱。在这个阶段，中国公民社会的最大特征是公民社会的独立性与依赖性并存。中国公民社会是一种典型的政府主导型的公民社会，在市场、社区与民间组织还不成熟的转型时期，政府仍是城市社区最大最强的治理主体，社区的各项事务基本上都在政府的控制之下，政府外的社会力量如社区法定组织与民间组织等都还很弱小，有的依赖性强，有的发育不全，在与政府的博弈中处于劣势，社区无自治事务可言。在这个阶段，社区治理模式应该选择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或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治理模式。因为采取政府主导型或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模式可以通过政府的主导或引导推动作用，促进社会公民组织的发展壮大，培育社区公民意识，促进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和中产阶级队伍壮大，不断提高社区自治能力和自主意识，引导公民社会逐步走向成熟。
3. 公民社会的成熟完善阶段与社区治理模式。成熟公民社会的特征是政府开始与社会分离，社会成员有相当大的自由，社会自己管理自己，并与政府处于一种互动的良性关系中。构成公民社会的四大结构性要素完整呈现：即在私人领域，个人能自主地从事各种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在不损害他人的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自由；志愿者社团这种非政府、非盈利性的组织发展壮大，成员可自愿加入或退出；社会运动有序进行，公民组织可以在宪法或法律允许下自由地开展多项社会活动。公民社会的六大价值取向和原则，即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公开性和开放性、参与性、健全的法治及社会自治得到广泛认同和践行。这个阶段公民社会具有完全的独立性，完全拥有自己组织机制和管理机制，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无论在政治上、管理上还是财政上都在相当程度上独立于政府。[5] （P190） 公民社会组织能独自承担社会的某些管理职能，或与政府合作行使社会管理职能，社区公民的公民意识与参与意识强。在公民社会的成熟阶段，社区治理理想的模式是社会主导型或社会主导与政府支持型治理模式。这种治理模式应是我国城市治理模式的发展方向。
（二）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是指在不同类型的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的程度存在差异性和不均衡性。市场经济替代计划经济，打破了政府对资源的垄断，社会资源向不同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分散，资源流动、人员流动和社会结构的多样性构成现代城市社会的基本特征。城市社区往往是由若干不同利益群体所组成的异质性共同体，利益群体可以根据收入、职业、年龄、居住条件、社会地位等差异性进行分类，利益群体的多样性带来社区类型及其需求的多样性。不同类型的社区，由于社区内企业、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及居民等社区治理参与主体发展状况不同，导致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不同，进而导致社区治理模式选择不同。
公民社会发展的空间性还体现在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发展不均衡上，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公民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一般来说，处在公民社会发育兴起阶段的社区、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弱，社区公民参与能力和参与意识差，在这类社区，社区治理宜选择政府主导型模式。政府作为社区治理的主要主体，承担社区治理责任和风险。治理方式以行政手段为主，经费以政府财政划拨为主，政府在主导社区治理的过程中注重培育社区公民组织和公民意识，引导和推动公民社会由不成熟向成熟阶段发展。公民社会已形成的社区，根据公民社会形成的程度可选择两种模式：一是可选择政府与社区自治结合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政府、社区自治组织与非政府组织是社区的治理主体，社区自治组织权利有法律保证，资源投入以政府为主，社会组织为辅。二是可选择社区主导与政府支持型治理模式，这种模式的特点是社区自治组织和社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主要主体，政府和社区组织共同承担社区治理资源提供的责任，经费支出以社会组织为主，政府支持为辅，或者政府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社区工作。在公民社会发育相对成熟的社区，社区内一般居民的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高，公民意识和民主精神强，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能力和意愿强，社区内多种志愿者组织、社团组织，非政府、非盈利组织健全，社区内物质基础、公共设施好。这样的社区治理模式适宜选择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社会主导型治理模式的特点是社区治理以社区居民为核心，由社区居民联合社区内各种组织机构共同参与社区事务的管理，实现民主自治式管理方式。这种治理模式的核心价值取向与公民社会发展的目标价值取向能够很好地契合，它强调社区治理是一种集体民主协调选择的过程，是社区内各治理主体：政府、社区企业、非盈利组织、居民等之间的民主协商合作互动的过程，它将治理过程由行政控制转为民主协商，治理组织体系由垂直科层结构转变为横向网络结构，治理关系由依附与庇护关系转为信任与互惠关系。社会主导型的社区治理模式是成熟公民社会社区治理模式的理想选择。
三、对公民社会发展与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选择的理性思考
公民社会发展对社区治理模式选择有着重大影响，通过分析二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得到如下启示。
一是选择社区治理模式应该以公民社会发展状况为依据。公民社会是治理产生的土壤和先决前提，没有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就不可能有治理的出现，治理模式的确定，要根据公民社会发展状况和社区治理结构中政府、企业、公民社会组织、社区居民等主体因素各自所起的作用主次、承担责任的大小而定。而且，在社区治理活动中，政府、公民社会组织和公民发挥作用的主次、作用大小、地位高低，不是由他们自身主观意志而定的，而是由公民社会发展程度而定的。社区治理模式的选择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是以公民社会发展的历时性和空间性为转移的。当前，我国公民社会正处在成长阶段，公民社会的独立性和参与性不强，与成熟的公民社会相比还有很大差距。现阶段公民社会发展的特征决定了中国政府在社区治理中还必须起主导作用，选择政府主导型社区治理模式。
二是政府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中应该准确定位。政府的权力和行为应该是有限的、适度的、规范的，作为公共组织在公民社会发展和社区治理活动中应该有其独特地位和作用，并且在公民社会发展不同阶段和社区治理不同模式中政府的职能定位也应有所不同。政府职能定位准确，能促进政府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实现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促进公民社会健康快速发展。政府定位不准确，就有可能出现失位、缺位、越位、借位现象，影响公民社会健康发展和社区治理有效开展。在公民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要改变过多参与和干预具体的社会经济活动现象，把政府的职能主要转向对社会公共领域的管理，提供对社会有用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社区治理中，政府的职能是对社区工作作出基础性制度安排，搭建平台，保证政策制度得到有效贯彻，目标得到有效实现。政府的义务和职责不是直接提供服务，而是保证服务提供的实现。[6] （P1） 政府应该根据各类社区公民社会发展的不同情况，在社区治理中找准自己的位置，建立与社会沟通机制，形成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是中国目前应该大力推进公民社会发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到要努力实现中国“政治文明”。公民社会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是政治文明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标志着国家、市场、社会公众等各种不同的力量处于一种平衡的状态。公民社会是一个以民主、协商、参与为特征的社会，意味着存在一部渗透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理念的宪法，存在着众多充满活力的民间团体，存在着提供制约与纠错功能的健全的公共领域以及拥有公正、责任、完善、善于对话、善于合作、积极参与精神与责任的普通公民。[7] 公民社会的建立和发展能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与国家权力之间，不同经济成分和利益集团之间构筑一个相互交流、协调、参与合作的公共平台和空间，有利于社会与国家、政府关系的重构，有利于社会自治，加快民主化进程和社会稳定发展。健康有序的公民社会可以为社会政治文明建设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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