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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论文

时间:2023-03-24 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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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论文

第1篇

论文关键词:汉代;酒文化

论文摘要:饮酒是中国古老的饮食风俗,它渗透着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精神寄托。中国酒文化源远流长,到汉代饮酒之风盛行形成了独特的酒文化。

我国的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在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尊、高脚杯、小壶等陶器都是用来酿酒和饮酒的。西周时设有“酒正”、“酒人”掌管有关酿酒和酒令,酿造“五齐三酒”以供天子祭祀。到了汉代酿酒业得到进一步发展,“饮酒之风”盛行形成汉代独特的酒文化。

汉代饮酒风气盛行。饮酒大量被认为是豪爽的行为,盖宽饶赴宴迟到主人责备他来晚了。盖宽饶曰:“无多酌我。我乃酒狂。”光武帝时的马武为人嗜酒,阔达敢言经常醉倒在皇帝面前。酿酒业有巨大的利益,因此国家对其实行官营政策。武帝太初三年春二月,初榷酒酤。当时酒是必需品,实行官营后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因而后来的统治者改变了官营的政策。王莽时罢酒酤诏曰:“夫盐,食肴之将;酒嘉会之好;铁田农之本。名山大泽,饶衍之藏,此非编户齐民所能家作,必仰于市。”这就放松了国家对酒类等专营,有利于酿酒业的发展。

当时的酒的种类众多有米酒、果酒、桂花酒、椒花酒等。河北满城的刘胜墓中出土有“稻酒十石”、“黍上尊酒十五石”等题字的陶缸,说明了酒的种类很多。汉景帝时的穆生不嗜酒,元王每置酒常为穆生设醴。这里的醴就是一种米酒。

当时的贵族和官僚将饮酒成为“嘉会之好”每年正月初一皇帝在太极殿大宴群臣,“杂会万人以上”场面极为壮观。太极殿前有铜铸的龙形铸酒器,可容四十斛酒。当时朝廷对饮酒礼仪非常重视,高祖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

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婚丧嫁娶,送礼待客,节日聚会是畅饮的大好时机。孝宣帝五凤二年秋八月诏曰:“夫婚姻之礼,人伦之大者也;酒食之会,所以行礼乐也。今郡国两千石或擅为繁苛,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招。由是废乡党,令民亡所乐,非所以导民也。勿行苛政。”充分说明了酒在当时的重要性。

在汉代酒还用作实行仁政的工具。孝文帝即位后下诏曰:“间者诸吕用事擅权,欲危刘氏宗庙,赖将相列侯宗室大臣诛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酒,酺五日。”酺五日的意思是聚饮酒五日,按照汉代律法规定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这是国家对百姓的一种赏赐。孝文帝元年三月诏曰:“年十八以上赐米、酒、肉;九十以上赐帛絮”孝宣帝本始元年春正月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百户牛酒是对女性户主家庭的赏赐,标准是每百户赐一头牛,十石酒,每户合百钱左右。

酒还用来犒赏军士,刘邦当年进入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秦民大喜,争持羊酒食献享军士”。武帝初置四郡保边塞,两千石治之,咸以兵马为务酒礼之会,上下通焉,吏民通焉。臧宫率兵屯驻骆越。越人“其渠帅乃奉牛酒以劳军营。”爰央为司马“乃悉以其装买二石醇醪会士卒饮。”

汉代还有乡饮的仪式,乡饮是古代的一种宴饮风俗,起源于上古时代氏族集体活动,周代乡人因时而聚会,是在举行射礼前的宴饮仪式。仪式严格区分长幼尊卑,升降拜答都有规定。这种聚会有举荐贤士以献王室的意义所以一般选择吉日举行。成帝永嘉二年,春,三月博士行“乡饮酒礼”。每年三月学校在祭祀周公、孔子时也要举行盛大的酒会。“明帝永平二年三月郡、县、道行乡饮酒于学校皆祀圣师周公、孔子。”当时的乡饮仪式非常受重视,伏湛为光武时的大司徒“以为礼乐政化之首颠沛犹不可违。是岁奉行乡饮酒礼,遂施行之。”

按照汉代的礼俗当别人进酒时,不让倒满或者一饮而尽,通常认为是对进酒人的不尊重。灌夫与田蚡有矛盾,灌夫给他倒酒时被田蚡拒绝了,灌夫因此骂座。

当时男女宴饮时可以杂坐,刘邦回故乡当地的男女一起在宴会上“日乐饮极欢”。西汉时供人宴饮的酒店叫做“垆”雇佣干活的店员叫“保佣”当时司马相如与卓文君就在临邛开了一家酒店。“相如与俱之临邛,尽卖车骑,买酒店,乃令文君当垆。”

按照当时宴饮的礼俗主人居中,客人分列左右。大规模宴饮还分堂上堂下以区分贵贱,吕公当年宴饮“进不满千钱者坐之堂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礼仪制度的严格。

酒在汉代用做医疗用途,酒有“百药之长”的称号。当时有酒、茉莉花酒等药酒。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养生方》和《杂疗方》中记载了利用药物配合治疗的药酒的方剂。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也有大量的记载。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田昌五、安作璋.秦汉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第2篇

关键词: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村庄规划

1花瑶民族概况

在湖南湘西南崇山峻岭间,隆回县境最北面,平均海拔1300m的虎形山上隐居着一支不足六千人的瑶族分支——花瑶,因其服饰独特,色彩艳丽,特别是女性挑花技术异常精湛,故称为“花瑶”。千百年来,他们独自居住在封闭的大山里,过着自给自足、与世无争的生活,他们敬奉古树和巨石,穿着花样艳丽的服饰,有着奇特狂野的婚俗。

花瑶有着独具特色的三大传统节日“讨念拜”和两次“讨僚皈”通称“赶苗”,将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

花瑶的婚俗,当属世界上最古老、最具个性的婚俗之一,媒人公的提亲到完婚,需历经一连串古老的繁缛礼仪,最具撩人心扉的当属婚俗活动中的“打泥巴”“炒茅壳里”和“打蹈”,这圣洁而疯狂的三步曲。

花瑶挑花和呜哇山歌已被列为湖南省第一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花瑶挑花已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瑶家山民祖祖辈辈都和寨子里的古树、山石长久相依,在他们心中,这些古树、山石饱吸天地灵气,早已是神,他们深信是这无数的树神、石神常年为他们镇守寨子,保佑家人,他们有着“砍树宁砍人”的传统。

2花瑶民族文化面临的危机

2.1信息社会与花瑶民族文化

在当今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日渐频繁,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日渐增多,人们之间不再仅仅是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他们可以通过Email、手机等各种方式与任何人进行交流,对于那些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民族而言,其特有的民族语言交流范围逐渐缩小,对于年青新一代来说,也难以用其民族语言顺畅地进行交流,其民族语言正面临灭亡之危机,同样,其民族服饰、民族风情等也面临这样的处境。

2.2生产方式、生活态度的转变与传统的生活习俗

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正悄然地发生改变,随着经济的发展,花瑶人不再仅仅从事传统的农耕,他们正逐步向金银花种植与加工、花瑶旅游特色产品、特色饮食及旅游服务等多元化的生产方式转变,舞蹈中花瑶人传统耕作的场景在现实生活中正逐渐减少。现代化的电器、交通工具、生活方式正逐渐进入花瑶平常人家,传统的吊脚楼正慢慢地被钢筋砼楼房所代替,昔日三五成群、家长里短的交往被人“机”对话所代替,传统居住模式、生活习俗正悄然地变化着。

2.3民族文化的传承后继乏人

花瑶只有语言,没有文字,其民族文化的传承只有通过口语传述和风俗沿袭,可以说,在花瑶里,年老的长者,他们是花瑶的瑰宝,而花瑶年青一代,外出打工闯天下,受外界影响较大,同时,也受自身经济的影响,对本民族的东西不再那么的感兴趣,不愿将大部分精力专注此事,民族文化面临失传的危险。

3花瑶民族文化传承与保护的几点思考

隆回县花瑶民俗村作为花瑶民族文化风情保留比较完好的村庄,受外界的影响较小,其村庄内随处可见衣着颜色鲜丽、民族服饰的妇女们或三五成群的聊家长或独座门前干着农活。如何将花瑶民族文化、生活习俗完整地保留和传承,使花瑶民族充满生气与活力,更具有生命力,是当地政府考虑的一个问题,更是社会各界对花瑶民族文化所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同时,也是本次规划所考虑的主要问题

3.1加大政府的投入和扶持力度

政府应加大对花瑶最基本的民族文化投入,成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收集、整理花瑶的民族文化,聘请花瑶年老的长者和民间艺人,开办培训班,免费培养乡土艺术人才,组建花瑶民族艺术团,初步建立一些公平演出的市场网络,有力地推动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

3.2加大花瑶民族文化的研究和宣传力度,提升花瑶人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尊意识

组织专门机构加大对花瑶民族文化的研究,在不影响民族文化真实性的基础上,大力挖掘民族文化及特色产品,将各类特色产品进一步包装推向市场,以做大做强花瑶特色产业,不断提升花瑶民族的活力和生命力。同时,加强民族文化宣传和再教育,让花瑶人在世代相传的民俗文化活动中感受到独特文化的情致和魅力,感受到传统文化与他们生活密不可分,提高对本民族优秀文化的自识自重自尊意识,只有这样,才能避免花瑶民族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

3.3大力支持花瑶各项民俗活动,培育花瑶民族文化生境

保护和传承各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就是要保证这些文化艺术赖以生长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将各种民俗活动、乡土艺术融入到花瑶人日常生活中,成为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同时,政府加大对各项民俗活动的推动和支持,有力地促进各种传统民俗活动的恢复、发展和繁荣。活着的民俗活动就是民族文化传承的根本,有了民俗活动这块土壤和平台,文化传人就有了大显身手的天地,民间歌舞艺术就有了发展传承的条件,才能滋养出优秀的民间文化传人和精英。

4花瑶民族文化规划保护措施

4.1划定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严格控制其各项建设

规划根据花瑶民族分布特征及其生态环境的完整性、历史文化与社会的连续性,确定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及协调区范围。

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范围:花瑶古寨、虎形山村、富寨、水洞坪等花瑶居住地比较集中的区域。

规划控制措施:严格保护虎形山花瑶民族独特的文化资源、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保持花瑶文化风情的原真性和景观的完整性,严禁在该区域内建设建筑风格不一致、性质不相符的项目和任何形式的开山、采矿、滥砍滥伐等活动。严格保护花瑶民族风情、民俗文化习俗,严格保护其居住地和居住方式、人口分布,严格保护其生产、生活习惯与其生存环境。

花瑶民族文化协调区范围:虎形山乡花瑶民族文化保护区以外及小沙江镇部分用地。

规划控制措施:该区域的建设应与花瑶民族文化、自然生态系统相衔接。严格控制各种有污染的开发建设,保持花瑶民族文化景观的可持续性及统一性。

4.2建立花瑶民族风情园

规划利用虎形山花瑶民俗村便利的交通、优良的地理位置,设置花瑶民俗风情园。内设各种花瑶研究机构、民俗活动表演及培训场所、挑花作坊、民族特色产品、饮食一条街及特色旅馆,集中体现花瑶民族独特的文化历史和民俗风情,园区为集花瑶民族文化的研、学、演、庆、游为一体,做到保护与开发的有机结合。

4.3保护和尊重花瑶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习俗,营造花瑶民族文化生境

耕田与种植金银花为花瑶人传统的生产方式,规划将现有的梯田结合景观,进一步的整修,在保护耕地这一基本属性的前提下,形成亮丽的梯田景观。在延续其传统的生活习俗下,规划在花瑶居住集中地设置小型生活休闲广场,增加花瑶人们之间交流和活动,保持其花瑶人生产、生活的原真性,为其民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提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4.4传统花瑶集居地的保护和整治

对于相对成组成院的花瑶集居地,他们依山就势、层层叠叠,周边分布了大量的古树、巨石。规划保护其现有的布局格局,以改善其交通、方便生活为原则,利用现有空地,拆除部分破旧的附属房,引入一条宽4m的小路,满足消防要求,也便于其生活出入,适应现代化的生活需求。同时,在集聚地的中心地段结合古树,开辟一个小型的生活休闲广场,为花瑶人提供一个交流休闲活动的场所。

4.5传统居住建筑的保护与整治

吊脚楼为花瑶人居住的传统建筑,其充分地利用现有地形有效地解决了山地建筑底层潮湿的问题,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化的生活家具进入花瑶平常人家,其居住建筑也在不断变化,出现了砖砼楼房和砖木形式的吊脚楼。为此,规划本着保护其吊脚楼的传统形式,提高吊脚楼的生命力,将吊脚楼底层支撑柱采用砼结构,外砌当地石块,保护其自然古朴的风格,同时,底层敞开,作为家禽及农具房。二、三楼厨卫采用砼混结构,外墙采用木材加以包装,其余均为木结构,既保留其吊脚楼的传统风格,又适用现代化的生活要求。

4.6虎形山路商业街的立面整治

虎形山路两侧为村内主要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其建筑大部分为2~3层的砖混楼,与花瑶古寨的风貌形成了强烈冲突,为此,对其传统建筑的形式进一步研究,以坡屋顶、木结构、窗花、檐口等花瑶建筑特色为元素,对沿街建筑进行全面整修,保持花瑶古寨风貌的协调。

4.7古树、巨石的保护

划定古树、巨石保护范围,禁止作为其他用地,设置其标识牌,介绍其名称和巨石美好的传说,加强宣传与教育。

5结束语

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和历史,民族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促进社会和谐、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动力,在社会文化变迁相当剧烈、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席卷世界的今天,规划师们运用其规划技术和措施,合理地进行各项建设用地的空间布局,提出各种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整治措施,以文化来指导规划,以规划来保护各种文化,使民族文化得以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第3篇

定义问题

全球化一般被界定为市场与外部联系这一过程的加速和随之而来的民族经济融入到统一的规则中,在这里,国家受到限制,市场则不受限制。但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因为它没有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不是一个仅仅由特定的政府排除连续的障碍以达到各种跨国联系的量变过程。这是一个质变过程,民族经济的整体从开放产品市场发展到开放资本市场。产品市场,或外贸,在10年前就已相对地不受束缚。比较新的情况是,最近10年对资本流动的障碍急剧减少。这意味着质变而不是量变,因为这两种类型的市场之间存在一个根本的差别。

它们是不同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以下事实:就本质而言,资本市场较少竞争性,或者说更倾向于垄断,如银行业那样。正如斯蒂格利茨所强调的,市场经济中资本的配置主要是以卖方所定的价格来进行的①。另一个差别是,由于信息的匮乏,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更易于遭到投机和崩溃的打击②。因而,资本市场比产品市场存在更多风险,因而,当资本流动的障碍减少时,民族经济必须增强。换言之,如果像上面那样界定的话,全球化将民族经济和世界经济带入了一个新的、风险更大的领域。进一步而言,这些风险一方面与更为显著的垄断活动有关,另一方面与更为剧烈的经济变动性有关。理论模式的转变战后两种主要的理论模式,即凯恩斯主义和都充分意识到自由资本所包含的风险。虽然通常被人们看成竞争对手,但由于这一原因,这两种理论事实上有许多共同之处。二者皆主张本国经济对外国经济的优势地位,希望由政府来处理快速增长和充分就业问题。为了给政府以必需的自由处理权,凯恩斯主义和都提倡限制跨国资本的流动性。这两种理论都应当被看成是对战前几十年资本市场迅速开放的一种反应。它们都把30年代的大萧条(有史以来资本主义最低迷的时期)归咎于大规模的资本自由化。两种理论对政府的信任反映出了相同的道德使命:如果市场不能为整个社会确保公正的结果,那么政府必须以某种方式介入并纠正这些结果。

从更深的层面而言,可以将这些经济学说看成是一种受道德驱动的、对可能无法令人接受的非正义的反应,这种非正义导致了资本主义近乎完全的崩溃。然而,必须注意的是,虽然公开提出道德问题,但两种学说在运用道德概念时存在一些差异。凯恩斯主义的道德观主要是个人主义的,而的道德观基本上是集体主义的。

相应地,这两种学说在实现公正的(在道德上是可接受的)结果的首选方式上存在差异,凯恩斯主义是改良的学说,主张在传统的机制内进行有限的修改。它尤其赞同政府对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左右的经济的干预。相反,是一种革命的学说,主张对制度的根本变革,从而政府而不是市场将成为主角。

乐观的观点

全球化意识形态要获得支配的地位,就必须对上述两种学说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来自货币学派,它宣称市场不得受到政府过多的限制。货币学派不是将大萧条或别的不利事件归咎于过度的市场,而是将这种挫折归因于政府机构的管理不善。

随着货币学派的成功,不仅出现了对大萧条的不同解释,而且也否定了作为重要变量的道德。这是一种脱离了道德的学说,道德被看成是与(受到功效而不是同情驱动的)经济行为不相容的因素。因为增长的效率是对社会问题的最好救治,既然市场对效率最有益,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引入道德。

凯恩斯主义和的经济学家的相对悲观的经济观已经受到挑战,这一挑战来自相对乐观的主张跨国联系的货币主义者。后者不但提出这种联系不会是一种威胁,而且为所有参与者提供了机遇。并且辩称使经济体更为紧密并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需要做的无非是缩小政府的活动范围而已。

这种乐观精神充盈于货币主义的派生物———全球化学说中。简单而言,这种学说声称摧毁政府对外部联系的障碍将释放两种积极的力量。其一是最好的运作机制(市场)从最先进的经济区域扩展到所有的政府放弃了控制权的经济区域。其二是随着这种最为有效的机制的扩散,最不发达的经济区域也会繁荣起来。全球的现实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理论模式转向货币学派,正在发生的全球化让人觉得民族市场正在逐渐向外来的利益开放。最为实质的转变很可能就是近年来得到最为妥善保护的资产市场也放开了,外国投资者不但可以接近股票市场,而且对国有资产相当规模的公开购买也得到认可这一开始于发达国家的过程近来也波及到了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如果全球化的论据是正确的,那么人们就会期待不太发达的国家的机制将愈益类似于发达国家的。随着这种最好的运作机制的普遍传播,欠发达世界的经济将加速发展,它们与发达国家的国家财富的差距也会缩小。然而,无论从机制上还是繁荣的程度上而言,全球化的现实并不是世界经济变得更为统一。正在进行的全球化并没有如同人们所宣称的那样成为统一的力量。相反,概而观之,经济联系壁垒的消除(开始于战后初期)事实上深化了近来世界经济中的差异。

简而言之,从实践而不是从理论层面来看,全球化产生了自相矛盾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并不奇怪,没有哪种经济过程只产生积极的或只产生消极的结果。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化积极的一面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消极的一面主要积聚在欠发达的地区。

政府机构

特定的经济会产生何种类型的结果关键在于它是否与有效的政府一起加入了世界经济,有效的政府是指它有能力控制经济,足以吸收由于开放国内市场而带来的不可避免的额外风险。因为绝大多数的额外风险来自于资本市场的开放,最为关键的是政府有能力确保这些风险不会破坏经济的运行。

由此可见,如果要使全球化在任何经济区域产生积极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的政府调整(改革)是必需的。因为,不管特定的经济区是发达的还是不发达的,政府不会为开放资本市场所带来的额外风险做好充分的准备。事实上,在资本市场具有同等开放程度的两个国家,较为发达的国家将比不太发达的国家更容易对政府进行改革。

全球化的运作不仅需要市场的扩展,也需要政府(职能)的扩展。全球化的过程不是通过市场代替国家来进行的,而是在两者都扩展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了处理市场扩大所产生的额外风险,政府必须承担更多的责任。为了应付这些风险,政府的权能也得扩大,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政府的改革在发达国家比较容易。当政府有能力吸收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所固有的风险时,就可以看到全球化的积极后果;而政府缺乏这种能力时,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政府效力的差异造成了全球经济效益事实上的差别。这也就是说,北美和西欧表现了全球化积极的一面,而拉美和东欧则表现了全球化消极的一面。相反的趋势认为发达国家在适当地调整它们的政府方面大多取得了成功,不太发达的国家大部分失败了,这种说法没有完全理解全球化的现实。真实的情形更为生动,在发达国家的政府兴盛的同时,不太发达国家的政府在衰退。事实上,在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许多政府陷入了严重的危机,即赤字和(或)地方腐败。

资金缺乏和腐败在全球化发生之前就已成为拉美国家的特征,但东欧并非如此。然而,拉美首先投身于全球化,随后就是东欧(1989年),但政府都已经历了更深程度的腐化。在东欧尤其如此,原本非常强大的东欧各国政府已遭受了最为急剧的能力上的退化。

政府腐化的事例没有比陷于危机的俄罗斯政府所表现出的更为引人注目的了,在这里,强大的政府权力突然被所谓的寡头政治执政者的权力所取代,他们有自己的强制性力量(保镖和私人“军队”)。但在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政府看上去处境好一些,但非常类似于政府的真空状况,因为波兰政府很大程度上被非政府的行为者(他们的行为类似寡头执政者)的利益所左右。在拉美,也存在政府腐化的迹象,特别是在那些近期卷入世界经济的国家,如秘鲁,尤其是阿根廷。多年来被看成是最沉迷于市场改革的阿根廷2002年已陷入了最为严重的经济不景气中,经济学家将其归为结构问题。这也就是说,政府的崩溃是经济崩溃的根源,因此,没有政府的重建就不可能有发展。安全毯货币主义者声称,最好的运作机制在世界经济中的扩展意味着市场替代政府,部分原因是市场在为个人平衡经济机遇方面更为有效。随着全球化的进行,战后以上述平衡为目的的“福利国家”的干预很大程度上将不再需要。不管这一理论宣扬什么,事实上,至少在发达国家,事情恰恰相反③。转在全球化占据经济议程之前,更为开放的经济,像奥地利、丹麦或瑞典这样的小国,在社会福利计划上的花费很多,以此来资助陷于困境中的个人。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时期,福利开销普遍增加,国民生产的税收额同样如此,例如,1990年到2000年,法国的税收从47%增至50%,德国从42%增至44%,意大利则从41%增加到44%④。

然而,东欧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它最近才向世界经济开放。1989年以来,福利国家大幅度地解体,这从福利计划有系统的收缩和税收的持续下降中可以看出。这些福利项目曾经可以与发达经济区域,至少与西欧相媲美,现在正在被遗弃,令人担忧的是,有时候还低于国家承诺的水平。

因而,一度脱离贫困的东欧已经距离脱离了贫困的西欧很远了,并将大量的人推入了悲惨境地。这种状况即使在相对成功的经济区域也不例外。如波兰,社会福利计划所占国民产值的份额从23%降到20%,失业率从0增至2002年的25%,就业的人中也只有20%的人获得报酬。大约55%的人口处于社会最低保障线之下,10%的人口的收入不能维持生存。

各种垄断势力

当全球化的主要鼓吹者声称市场取代政府将带来普遍的利益仅仅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时,另一种主张针锋相对地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展,市场改善的状况并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国家。后面这种主张在发达国家开放的背景中很有意义,但不适用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域,肯定也不适用于东欧经济区。

市场改善意味着垄断受到整顿,但与全球化的论断相反的是,向世界市场的开放会增加垄断倾向。垄断是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就好像它是地方市场或国内市场的一部分一样。当特定的经济区整合入世界市场时,垄断必须受到政府而不是其他机构的控制。这是发达国家的事实,在欧盟中也的确如此。

然而,随着政府处于极度的混乱状态,从1989年以来,东欧经济区的垄断实质性地增强了。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因为1989年之前,这些仍处于中央计划之下的经济体已经高度垄断化了。当然,这些垄断的本质已经从国家(强制性)垄断转向了市场(自发的)垄断,但这并不等于就不能减少甚至是消除这种垄断状况。

东欧国家已经达到的垄断程度主要是由于如下事实所致:对私人利益的关注削弱了政府的能力,政府现在愿意向公司让步以换取支持、贿赂和捐赠。在获得政府让步的游戏中,较大的公司(资金更为雄厚)比小公司具有明显的优势,它们正利用其影响力从现有的横向的集中转向更为强有力的纵向集中。

经济增长的不均衡分布最好的运作机制(政府的和/或市场的)并没有由于全球化而从发达国家向不太发达的国家传播,经济繁荣的世界性驱动力因全球化之故而不可避免的说法不可能是正确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上,除了为数不多的值得注意的例子(主要来自东亚经济体,包括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较而言,不太发达的国家比以往表现得更糟。

一方面,许多发达国家在最近的十年出现了经济的加速增长,这是许多经济学家未曾预料到的。这些国家通常是成熟的经济区,没有丧失战后的推动力,并保持低增长率,但最近十年增长率突然飙升。在1990—2000年间,美国的增长率在3%-4%之间摇摆,很明显,这是一种历史的反常。

在发达的经济区,全球化所伴随的这种反常具有积极意义,但它同时将一种消极的反常置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至少是东欧。毫无例外,这一地区的所有国家在转向市场性的改革后,在1990年到1991年间,一个接一个地陷入生产的低迷期,它比30年代的大萧条更为糟糕,不仅程度深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

像匈牙利和波兰这样受破坏程度最轻的国家的生产下降了20%,其他像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几乎下降了40%,在俄罗斯,几近50%,在乌克兰则为60%。受大萧条打击最为严重的德国和美国的生产下降了25%,但在5年中就完全恢复了。但10年后的2001年,东欧地区仍然没有恢复到1989-1990间的产量。虽然俄罗斯和乌克兰开始了经济复原,但或许需要20年的时间本的重新配置

人们认为全球化对不太发达的国家很有助益,因为通过全球化,资本明显从发达的经济区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流动。据说在资本富裕的发达经济区,资本的收益,或者所得要比资本匮乏的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少。当资本市场开放时,对最高回报的追求将会使资本转移到不太发达的经济区,因此,那里生产增长的机遇也会增加,最终会追赶上发达经济区。

即使如上所述,但相反的情况也发生了,在东欧最为明显,东欧国家致力于以市场取代中央规划,多数国家在1989年之后忙于私有化方案(它主要有利于外国人,他们几乎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并以极度低廉的价格来推行。资产的流失是由于肆无忌惮的政府官员为了私利而廉价出卖的结果。

依照笔者2001年的一项调查,匈牙利在2001年大约有80%的银行业被外国拥有,在波兰,银行业同样如此,在工业中,外国所有者占有了资产的60%,外国人以实价的10%-15%购买公司。在波兰,每1600亿美元的国民收入就意味着85-90%的资本价值的损失,当向外国人的出售活动结束时,大约2000亿美元落入资本富足的买主之手。

先前已存在的民族资本的流失并没有被资本的加速形成所弥补,也没有被国外新的所有者的投资活动所弥补,将资产转给外国人并创造一种发达国家并不存在的所有权结构,这背后似乎隐藏着某种合理性,但是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因为投资比率和国民生产中的投资份额已开始显著下降而不是相当程度的恢复。萧条经济学全球化的提倡者声称,与发达国家的整合不但使资本匮乏的经济区更容易获得发达国家的资本,而且更为紧密的联系也会给这些地区带来更多的稳定性(这些发达国家在“二战”后就已经获得)。近来的经济表现中的上述差别证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主要是因为发达国家向国外宣传它们并没有真正实行的思想。

事实上,在发达的经济区,货币主义已经深深地侵蚀了凯恩斯主义,它的稳定和抗危机的特性在发达经济区得到鼓吹。但这更多是文字上的表述而不是经济实践的现状。当面临困境时,政府继续求助于凯恩斯主义的手段,例如,对积累需求的管理,而且因为政府仍具有内聚力,它们随时准备采取行动(如美国在2001-2002年间的表现)。

然而,在不太发达的国家中,凯恩斯主义不但在思想层面上不被承认,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如此。所以货币主义的处方就随之出现了,当面对不利的景况时,政府就采取反凯恩斯主义的步骤⑤。因此,政府不是通过刺激(例如,降低利率,货币贬值,或者预算赤字)以减少生产所遭受的破坏,却反其道而行之,所以它们实际上使生产更为低迷。

不太发达的经济区的政府所采取的相反措施并不是由于信念恰好改变了,而是反映了全球化已经开始深入到这些经济区这一新的事实。这种行为过程在损害地方利益(如地方劳动力)的同时却有利于外来者的利益(例如外资)。在外资占优势的地方,或者如同外资几乎处于独占状况的东欧(在拉美也日益如此),政府软弱无力,对外来者的利益无可奈何。

结论

以货币主义作为思想基础的全球化理论声称,民族经济向世界的开放使得在发达经济区运作的机制向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传播,并且使得世界财富在这两个区域均衡化,这些变化的积极后果主要发生在发达经济区,因此,全球化的进程事实上加深了发达经济区与不太发达的经济区之间的传统差别。

在世界的发达地区,政府已经变得益愈强大,市场也愈加有效率,这就是它们发现自己处于全球化的积极一端的原因。对不太发达的经济区而言,事实恰恰相反,政府软弱无能,市场机制同样残缺不全。如果人们能够谈论政府正在被市场所取代,那它仅仅是东欧和拉美这些地方的事实,在这里,已经恶化的政府被恶化的市场所取代。

全球化有着这样多的结果,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更加仔细的审视,它的理论基础货币主义(对自身的利益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念)同样如此。是重访它的竞争对手———凯恩斯主义和的时候了,它们对资本自由化(或者对不受国家监督的一切市场)有着更为清醒的看法,重要的是,它们对政府机构中的道德关怀的作用有着更高的评价。■注释:

①约瑟夫·斯蒂格里茨,《枯萎的社会主义?》,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②贾格迪什·巴格瓦蒂,《资本的神话》,《外交》,1998年5-6月号。

③丹尼·罗德里克,《全球化是否走得太远》,华盛顿特区:国际经济研究所(1997);《全球化争论中的理性和荒谬》,《外交政策》,1997年夏季号,第19-37页;杰弗里·萨克斯(Sachs,Jeffrey):《让全球资本主义运作起来!》,《经济学家》1998年9月12日,第23-25页。

第4篇

一、纳税能否筹划

(一)纳税筹划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在于主要通过价格机制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然而,市场机制并非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有效,在有些领域也会失灵。在市场失灵的时候,就需要政府介入市场,通过提供公共产品的形式来弥补市场的缺陷。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也不是“免费的午餐”,为补偿其生产成本,政府需要向社会成员征税。因此,可以说,税收是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价格,是人们为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费用。

税收价格理论的重要意义在于指明了税收征纳双方各自的市场地位和身份。政府可以被看成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卖方;纳税人则可以看成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是买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者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主体,总是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反映在消费行为中,即表现为追求高质量、低价格,即高性价比的消费品。但因为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等固有特点,消费者即便主观上想拒绝此类产品消费,客观上也难以做到。于是如何降低公共产品的消费成本,便成了纳税人追求的重要目标。纳税人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投资、经营、组织,交易等事项的适当安排和筹划,以减轻税收负担或规避纳税义务、降低公共产品消费成本,这既是市场经济赋予纳税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纳税人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本能反映和必然选择,是纳税人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市场行为,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二)纳税筹划是依法治税的必然结果

一般来说,税收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采取强制手段从企业和公民手中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活动。征税是国家的权利,纳税则是公民的义务,税收征纳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纳税人的财产权免遭非法侵害,避免税务机关任意执法,必须要求税收严格依法课征,这就是所谓的“税收法定原则”。其基本内容是:税收的各构成要素、纳税主体及其权利义务都必须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国家不能课征税收、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收。应当说,税收法定原则是民主原则和法制原则在税收征管领域的体现,是最重要的税收法律原则。许多国家将这一原则作为宪法原则加以确认。中国虽然未把税收法定原则引入宪法,但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规定“税收的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依照法律的规定执行;法律授权国务院规定的,依照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任何机关、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擅自做出税收开征、停征以及减税、免税、退税、补税的规定。”这实际上是中国税收法律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承认与采用。

显然,税收法定原则要求“依法治税”,这和不久前列入中国宪法的“依法治国”原则是一脉相承的。从税收法定原则的产生背景看,它似乎更侧重于限制征税一方过度滥用征税权,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它要求税收的各构成要素的规定应尽量明确,避免出现歧义。因此,凡规定模糊或没有规定的,都应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角度去理解,此所谓“法无禁则是允许的。”正因为如此,纳税人无论是利用税收优惠政策,还是利用税法的不完善之处,以减轻税收负担,其纳税筹划行为都是纳税人在既有的法律环境下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是合法的,应当受到保护。正如美国知名法官汉森所言:“人们安排自己的活动以达到低税负的目的,是无可指责的,每个人都可以这样做,无论他是富翁,还是穷光蛋。而且这样做是完全正当的,因为他无须超出法律的规定来承担国家税赋;毕竟,税收是强制课征的,而不是靠自愿捐献。以道德的名义来要求税收,不过是侈谈空论而已。”

二、纳税筹划的可行性分析

纳税筹划既然是企业维护自身利益、减轻税收负担的市场行为,那么,这种行为的存在是否具有现实可能性呢?即纳税人在不违反税法的范围内,不以偷漏税作为主要手段,通过对税法规则的深刻认识、理解和合理运用,是否有可能减轻税收负担呢?答案依然是肯定的。

(一)税收作为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税收既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手段,还兼有宏观调控职能。各国政府为了鼓励纳税人按自己的意图行事,无不把实施差别税收政策作为调整产业结构、刺激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加以利用。政府鼓励和提倡的经济行为,就采用小税基、低税率和较多的税收优惠,实行低税负;政府不鼓励和提倡的经济行为,就采用较大的税基、较高的税率和较少或没有税收优惠,实行中税负;政府限制的行为,就规定最大的税基、最高的税率且不享受任何税收优惠,课以重税。税收作为调控手段在经济实践中的运用,使得无论多么健全严密的税制,税负在不同纳税人、不同纳税期、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总是存在差别,这就给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减轻税收负担提供了极大的可能和众多的机会。纳税人通过对国家税法和税收政策的研究、理解,为了实现税后利益的最大化,必然要选择国家鼓励或提倡的经济行为、组织生产经营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讲,纳税筹划实质上是国家区别对待的税收法规和政策的产物。

(二)税收制度存在的弹性空间,为纳税筹划提供了多种可能性

在经济实践中,纳税人的经济活动和经营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国家税收制度要面对各种各样的纳税人,就要既相对固定、还应富有弹性,这种制度弹性的存在也给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众多机会。表现在:

1.纳税人的可变通性。特定的纳税人交纳特定的税收,并享受特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纳税人可以通过对经营活动的某种特别安排,使其纳税人身份发生某种变化,从而达到减轻税负或规避纳税义务的目的。比如,企业所得税,内陆城市的纳税人比经济特区的纳税人税负较重,为减轻税负,内陆城市的企业可能作出以下一些选择:一是该企业去经济开发区投资,以享受特区纳税人享有的税收优惠;二是该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置分公司或子公司,通过转移利润,来减轻税负;三是将企业的经营活动从形式上而不是从实质上转移到经济特区,成为特区的纳税人,充分享受低税负的好处。不难看出,通过变更投资方向或经营地点,使纳税人身份发生某种变化,是有可能减轻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的。

2.税基确定的可伸缩性。在税率既定的前提下,课税对象金额的确定直接影响着税额的大小。为此,纳税人可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设法调整课税对象金额,使税基变小、税负减轻。例如,按现行增值税暂行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对采取折扣销售方式销售货物的纳税人,如其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明的,可按折扣后的余额作为销售额计算增值税。为此,纳税人就应要求供货方尽量避免将折扣额单开发票,以达到冲减销售额、少纳税款的目的。

3.税率上的差异性。在课税对象金额一定的前提下,税率越高、税负越重,反之亦然。税率与税负的这种密切关系,必然促使纳税人尽可能避开高税率,寻求低税率。在税收制度中,不同的税种有不同的税率,同一税种中,不同的税目也有不同的税率,这种“一税一率”、“一目一率”所形成的差异性,为纳税人规避高税率提供了机遇。例如,现行城建税的税率规定为:纳税人所在地为市区的,税率为7%;所在地为县城、镇的,税率为5%;所在地不在市区、县城或者镇的,税率为1%。假如南京市区内某生产企业年度应纳增值税为1000万元,则其需缴纳城建税70万元,如果该企业在不影响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将厂址由市区迁往郊县,则其城建税只需交纳10万元,仅此一项就可节税60万元。显然,税率差异性的客观存在,为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空间。转(三)会计方法存在的多样性选择,为纳税筹划提供了重要技术手段

会计制度与税收制度之间,尤其与所得税制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会计核算资料是许多税种确定应纳税额的基础,如在计算纳税人的应纳税所得额时,税法没有明确规定的,一般适用会计制度的规则和方法。但是,在会计核算中,存在着大量的职业判断行为,不同的职业判断会选择不同的会计方法,形成不同的计税依据,从而影响到纳税人的税收负担。比如,按照“稳健性原则”的要求,存货的核算,在物价处于上涨趋势时,宜采用“后进先出”的计价方法,这样使计算出的期未存货价值最低,销售成本最高,本期利润最少,从而达到谨慎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目的。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会计方法选择也使企业的本期所得税税负达到最低,可达到延期缴纳所得税、获取资金时间价值的目的。与此相类似,纳税人在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采用直线法还是加速折旧法)、有关费用的列支(是预提法还是摊销法)、收入结算方式的选择、坏账核算方法的选择等方面,均有一定的选择空间。若能灵活运用,都可以达到合理地减税或延缓纳税的目的。

总之,税收优惠政策的存在,税收制度客观具有的弹性空间以及与税务处理关系密切的会计方法的多样性,使得纳税人即便不利用税法存在的漏洞或税制的不完善之处,也完全可以通过纳税筹划,合理合法地达到减轻税负的目的。

三、纳税筹划的效应分析

纳税筹划既然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纳税人应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且在现有的法规和制度下,其有存在的空间,那么,当纳税人充分行使这一权利时,将会产生哪些经济和社会效应呢?这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

(一)纳税筹划的微观效应

1.促进税法的普及及纳税人纳税意识的增强。纳税筹划主要是利用国家税收优惠政策以及税收法规、政策中的不完善之处,通过合理安排以达到节税的目的。为此,纳税人必须学习、熟悉国家税法,具有较高的税收政策水平及具有对税收政策进行深层加工的能力,这样才能保证筹划方案的非违法性和有效性,达到一定时期减轻税负的目的。

纳税筹划还有助于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抑制偷逃税等违法行为。因为,只有当纳税人意识到了必须依法纳税,必须接受税务部门的管理和监督,意识到了该缴的税一分不能少缴、不该缴的税一分也不必多缴,纳税人才会自觉、主动地依法建账建制,按规定及时办理营业、税务登记,及时、足额地申报、缴纳各种税款。为此,纳税人必须学习和了解国家有关的税收法律、法规,学会用合法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纳税筹划能够促使纳税人自觉地完成这一过程。因为,成功筹划的前提是纳税人应熟悉和通晓税法,能够准确把握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并保持各种账册文件的完整。通过主动地研究、学习和运用税法及税收政策,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必然得到提高,法制观念必然得到加强。

2.有利于企业财务管理水平的提高。纳税筹划的本质属于一种理财活动,因而它是企业财务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理财研究的重要范畴。作为企业经营的一种外部成本,税收因素始终贯穿于企业筹资、投资和股利分配等财务活动的全过程,对企业财务活动的最重要因素——现金流量,构成“刚性”约束。企业在税法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筹资、投资、经营、组织、交易等事项的适当安排和筹划,用足、用活、用好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合理地、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少企业现金的净流出,实现企业涉税的零风险,增强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这些都是纳税筹划孜孜追求的目标。显然,上述纳税筹划目标的实现,有助于促进企业更好的理财,从而提高企业财务管理水平。

3.有利于企业实现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目标。企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组织,增加税后利润,追求综合经济效益最大化应是其根本目标。企业增加利润的途径无非两种:一是增收,二是节支。前者在投资一定的情况下,潜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后者虽也潜力有限,但代价较小,成效显著。于是,众多企业将节约开支作为增加利润、提高效益的重要选择。对于一个企业来说,节约开支可能表现为节水、节电、节约原材料消耗等等,也可以表现为节税。企业通过对税收法律法规的深刻理解,通过对自身经营活动作出的适当安排,完全可以达到减轻税负、减少现金流出量或延迟现金流出时间,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目标。

当然,减轻税负还只是纳税筹划的表面追求,实现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最大化才是纳税筹划的根本目的。为此,企业在进行纳税筹划时,要站在全局的角度,以整体观念和系统思维去看待不同的筹划方案,既要注重个案分析,对个别税种的筹划收益与筹划成本进行对比,追求“节税”利益;更要注重整体综合性,注意纳税筹划对企业的投融资及生产经营等各个方面的综合影响。要始终围绕企业整体利益或企业综合经济效益最大化这一目标,着眼于整体税负的下降和全局利益的提高,进行综合筹划、全面衡量,避免因纳税筹划可能带来的投资扭曲风险,或为减轻税负导致企业销售与利润的下降幅度超过了节税收益。

(二)纳税筹划的宏观效应

1.有利于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杠杆作用。税收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最重要杠杆之一。政府通过税收法律法规和政策形成一定的税负分布,以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护自然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等政策目标。然而,政府的税收政策措施能否起到预期效果,主要取决于纳税人是否对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作出积极的回应。如果纳税人完全没有避税意识,对税负的变化毫无反应,那么政府的税收政策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显然,纳税人根据税法和政府税收政策的导向,对不同的纳税方案进行择优,尽管主观上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税收负担,但客观上却是在国家税收经济杠杆作用下,逐步走向了优化产业结构和合理配置资源的道路。如果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正确,纳税筹划无疑将会对社会经济产生良性的、积极的正面作用,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将会得到更好的发挥。

2.有利于国家税法及税收政策的不断改进和完善。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与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新问题不断涌现,现有的税收法律、法规和制度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过时或不适应之处,如覆盖面上有空白点、衔接上有间隙处、掌握上存在模糊性等等。这些税法的不完善或缺陷所在,难免会被纳税人在纳税筹划时所利用,此为避税。它与节税在理论上虽然有明确的界限,实践中却很难完全区分开。但从另一角度来看,纳税人利用税法的不完善之处进行避税,是对国家税法及有关税收经济政策的反馈行为,是对国家税收政策导向的正确性、有效性和国家现行税法完整性的检验,这就为国家进一步完善税法和税收政策提供了依据。国家可以利用纳税人纳税筹划行为所反馈的信息,了解税收法规和税收征管中的不尽合理和不完善之处,适时地对税法和税收政策进行补充、修订和完善,堵塞税收漏洞,从而促使国家的税收法制建设向更高层次迈进,促进社会经济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进程。

总之,纳税筹划是纳税人应有的一项权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存在既有必然性,也有可能性。因此,政府应积极研究这一经济现象,通过制订有关规则,对纳税人的纳税筹划行为予以积极引导,借此鼓励纳税人依法纳税,不断增强纳税人的纳税意识。简单否定或无理阻挠纳税人的正常纳税筹划活动,只会助长偷税、逃税和抗税等违法行为的滋生,不利于促进“依法治税”,与“依法治国”的宪法原则也是背道而驰的。

[参考文献]

[1]黄黎明.税收筹划及其法律问题研究[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4).

第5篇

1秦城米酒与民俗

酒涉及人们生产、生活的许多方面,祀天地,祭宗庙,奉佳宾,农事节庆,婚丧嫁娶,生期满日,庆功宴客,林林总总。秦城米酒,与民俗密不可分,农事节庆、祀天地、离不开酒,缅怀先祖,无酒则情感无以寄托;婚嫁无酒,忠贞不二的爱情,无以明誓;丧葬无酒,后人忠孝心无以表述;生宴无酒,人生礼教无以显示;饯行洗尘无酒,真情友谊无以表达;壮士出征无酒,悲壮情怀无以倾述;修造乔迁,祭拜天地,无酒诚心无以表述。无酒不成礼,无酒不成俗。早在夏、商、周三代,秦城米酒与人们的生活习俗、礼仪风尚就已紧紧相连。《诗经•七月》:“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友斯飨、日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描绘的是先秦时期农村中乡饮的风俗画,人们屠宰羔羊,以酒庆贺,相互祝愿,生活富裕。秦城承袭周代的风俗礼仪中,就有冠、昏(婚)、丧、祭、乡、射、聘、朝八种,大多与酒有关。“嫡子醮用醴、庶子则用酒。”男子年满20要行冠礼,表示已为成年人,不过在秦城演变为男做十八,女做十六,冠礼之后,均为成年人。生宴,上有父母健在,子女一般不做寿。男女大寿时,男做虚,女做实,意思是男大寿要提前一年做,女大寿当年日满时做,酒的贵贱使用,以寿星的经济能力为准,一般没有固定的规范和程式。

2秦城米酒与文化

第6篇

从媒体发展历史来看,媒介的每一次发展都直接推动社会文化形态的变更。而每一次媒介文化形态的变更,又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与此同时,媒介文化形态的更替还带来了媒介内部文化格局的适应性调整。在媒介生态系统中,每种媒介形态根据其特点,都占据自己的生态位,共同支撑起整个媒介生态,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每当一种新的媒介形式出现、发展,它必然会长期影响其他一切形式的发展,旧的媒介也会在竞争发展中蜕变出新的媒介,从而形成共同演进的局面。“纵观历史,世界传媒业经历了由报纸‘一枝独秀’到报纸与广播‘并驾齐驱’,再到报纸、广播、电视‘三足鼎立’,然后是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四强相争’,如今又进入了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等各种媒介形态相融共生的‘多媒体融合并存’发展阶段。”媒介融合指当前各种媒介呈现出的多功能一体化的趋势。具体来说,在技术上,数字化、网络化使文字、图像、视频、音频等形态的媒介内容都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来传输和存储,并依托互联网在同一平台上呈现,从而模糊了不同介质之间的物理界限,统一为某一数字终端的“融合媒介”;在市场上,媒介融合使原来分立的媒体之间、广播电视与电信业间呈现市场边界消融、日益一体化的趋势,媒介集中化的趋势加剧。媒介融合给各类媒介的一体化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但是一体化又蕴含着同质化的极大风险。媒介融合形成的“杂交的媒介生态”,打破了媒介之间原有的边界,使他们无法简单地概括与区分。比如,过去电视台主要提供声像,而在网络化、数字化的媒介平台上,所有采集的信息被电子化地分解为更便利快捷利用与再利用的信息,电视新闻可以同时出现文字、声音和移动图像不同组合的多种形式,这就在客观上形成了媒介彼此间身份意识模糊,同质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在电视的内部,电视形态日益分化也改变着其在大众心目中的既有形象。如手机电视将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业务聚合于手机移动终端,携带方便且集通讯与传媒特性于一身,成为了理想的个人信息终端;IPTV(网络电视)则融合网络与电视媒介,可直播或点播音视频节目,并进行即时互动,还可享受网络游戏、订票、缴费、查询信息等电子商务服务,是理想的家庭信息服务终端。人们惊呼“电视不再是电视了”,电视作为现代文明的记录者和见证者这一文化身份在媒介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已经日益模糊。

二、电视文化当代认知中的几个维度

目前,电视仍然是人们了解大事件的主要渠道,是影响力最大的“第一媒体”。但是,电视媒介如何从媒介融合的趋势中,克服同质化的危险,弥补形态分化的不足,进而通过自身的有效传播,凸现自身的文化身份,从而在文化自觉的实践中还原并重构甚至超越自身在大众中的印象,需要从电视文化的角度确立如下几个维度。

1.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在当代媒体融合的语境下,电视以直观的影像画面和电子媒介的制作、传播方式给观众构筑了一个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第二重生活空间”。这个生活空间已经完全突破了电视的原有局限而进入千万普通家庭生活的概念,变成了以人的活动时空为转移的完整意义上的第二空间。手机电视、网络电视、移动电视无不如影随形地与现代人的工作、生活的点滴密切相关。它以影视画面语言为艺术载体,借助现代电子技术在广义的电视屏幕上幻化为逼真的视觉和空间的真实,呈现为影像“场”的多维的立体空间,这一时空通过电子光波直接送进了无所不在的人类活动,送进了观众日常生活的中心。观众在日常生活的自然状态中参与观赏,参与审美,甚至参与了制作的过程。也就是说,在全媒体时代,作为一种审美文化形态,电视的独特之处首先来自于它与人们日常生活的直接联系,从根本上说,电视已经日益成为现代高科技催生的一种将艺术融于日常生活习惯与生活感知的文化行为。因此,电视文化成为了全媒体时代的一支突出的文化力量,在精英文化、主导文化和大众文化交互作用的整体文化环境中,确认电视文化的身份,首要的就是要认定电视文化作为大众文化的代表者。

2.精神文化的倡导者

当然,大众文化本质身份的确认,并不能排斥电视文化本身的审美创造。当代中国特定的审美文化语境、特定的国情和体制又决定了中国电视文化,并非单纯的大众文化文本,而是现代大众文化与国家主导文化以及社会精英文化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被赋予了完全不同于西方的他者文化的中国特色的电视审美文化面貌。此外,按照文化三分法的论述,从内在来看,任何一种文化都可以分为精神、物质、制度三个层面。其中精神文化位于文化的内核,起着关键的作用。电视文化也不例外。因此,无论是宏观的环境还是内在的分析,电视媒介的第二个文化身份,应该是精神文化的倡导者。尤其是在全媒体时代,媒介技术日益发达,受众的市场日益细分,更需要强调精神性对物质性的警惕与超越,对制度性的选择与突破。

3.地域文化的守望者

在媒体融合的当代背景下,人们了解外在世界的方式日益多样,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对于扎根于日常生活实践的人们来说,全球拼贴式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舶来品和娱乐品被消费的,倘若要使全球文化真正在道德和价值意义上被本土人士接受和参与,它必须与本土的价值观结合并对其进行叙述,才能使相对遥远的事件和问题找到本土的意义关注点。因此,从国家文化战略的角度出发,电视文化还应扮演地域文化的守望者这一身份。当然,地域文化在这里有两重含义:在国际、国内比较中,地域文化强调的是国内传统文化;国内地域比较中,凸现的是多样的、丰富的特定区域的文化。电视媒介通过对独特的民族风景、传说与环境、历史与现实的表现和重新创作,传达出独特的民族历史感和命运感,促成了人民对地域文化的认同。

三、电视文化的当代教育传达

当前,经济全球化、传播网络化、媒介数字化等趋势不断加强,带来了多元文化的交流与融合,电视文化的身份承受着多样的冲击,需要重建新的文化架构。如何有选择地吸收外在媒介文化的精华,如何有效地把握内部裂变所带来的文化撕裂,需要我们从电视文化的当代传达中所确立的精神立场,采用的表达方式和叙述模式入手,予以一一理清,从而有效发挥其基本的教育功能。

1.平民化的精神立场

在全媒体时代,电视经由多种传播方式进入寻常百姓家庭,深入社会各个角落,面向最广泛的大众,因而,其“民间艺术”的特征日益明显。当前,尽管受到了新媒介的冲击,但相比较而言,电视因其最接近、最方便,以及影像语言的直观、易读和类似于“说书”方式的娱乐世俗的审美情趣和文化内涵,成为了最广泛的世俗民众文化娱乐的首选。从电视媒介“深度介入生活”的审美特质来看,电视具有十分明显的私人化空间色彩,这种色彩推及开来就是个人的—家庭的—民族的,它最喜欢也最善于通过一个个“个人”来体现其内涵。当前,电视成为了一种日常化、家庭化、真正深入“民间”、走进大众的审美文化新样式,并被赋予了电视将艺术行为融于日常生活习惯和生活感知的极具渗透力和普泛性的文化品格。

2.多元化的表达方式

媒介融合意味着对同一事实的多种不同观点的多样集中传达,电视文化的传播需要适应多样的表达,并从中确立起自身的主体价值。在全媒体时代成长起来的新媒体不仅分流了传统电视最具购买力和成长性的受众,而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的民意空间。从长远来看,伴随着全媒体成长的一代,将对传统电视的单一产品形态、单向传播方式、大众化的传播内容无法接受,多媒体形态、互动传播、个性化服务将成为新一代受众心目中的媒体标准。因此,电视文化只有针对特定的受众,开展传播对象的细分,采取多元化的表达方式,构建起具有自身核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传播格局。

3.本土化的叙述模式

第7篇

一、语言符号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每一种语言符号都蕴涵着约定俗成的意义——它们都与文化有关。在文化沟通方面,语言与非语言符号都是习得的,“是社会化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就是说,象征以及意义是由每一种文化教给它的成员的”②,比如“龙”字,英语通常把“龙”翻译为“dragon”,是一种很可怕的动物,这与中国人心中神圣的图腾“龙”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文化既教我们符号,也教我们符号所代表的意义,每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在吸收某种社会文化的同时也吸收了符号的意义。跨文化传播在语言符号方面的难度就在于“理解任何文化的语言意味着必须超越这种文化的词汇、语法和范畴。扩大我们对文化的理解角度而达到一种宏阔的视野。”③

我们在日常进行交流时使用词语好像毫不费力,这是因为我们对词语产生的意义达成了高度的共识。我们的经验背景十分相似,所以给正常交流中使用的大部分语言符号基本上赋予了相同的意义。但是当我们一旦置于一个多元的文化背景和国际市场,我们面临着众多的语言文化差异——语言文字的种类、使用范围、使用习惯、语言歧义时,就必然会产生沟通的障碍。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无论是品牌名称,广告文本还是包装及说明,广告语言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所造成的误译、误读或误解,主要是缺乏对语言差异的深入了解所致。翻译既不是建立在共同的词汇基础上,也缺乏熟悉的指标对象,以至广告想传播什么信息与实际传播了什么信息有时是不一致的。

我国出口的白象牌电池在东南亚各国十分畅销,但在美国市场却无人问津,因为白象的英文“WhiteElephent”,其意思为累赘无用令人生厌的东西,谁也不喜欢。美国布孚公司在德国宣传该公司的薄棉纸时才发现,“puff”在德语里是“妓院”的意思。CUE作为美国一个牙膏的品牌名,在法语俚语里却是屁股的意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完全没有攻击性的品牌名称,对于另一种语言的人们或许就很具有攻击性。语言的差异使得一些信息不是被错误传播就是根本无法传播,即使同样的词在不同的文化中都会有完全意想不到的语意。由此可见,要进行有效的跨文化广告传播,语言文字如何得到当地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是至关重要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语言的多样化和差异性作深入的了解,精通受众国的语言,适应其语言习惯及特色;了解文化造成的词语的直意、隐意的变化,以免产生歧义而影响广告效果。广告中有很多反映各民族事物和观念的语言,它们有着深厚的文化内涵,体现了特定的价值观,在翻译过程中要尽可能用对等的语言表达出来。

二、风俗习惯

风俗习惯是很难改变的,无论哪个国家、民族都存在这样那样的忌讳,对于千百年来形成的民族风俗,我们应给予必要的尊重,正如ABB总裁阿西·巴尼维克所言:“我们如何能取消千百年来的风俗习惯呢?我们没有并不应企图去这么做。但是我们的确需要增进了解。”④不同的社会习俗对广告的影响很大,对于跨文化广告传播来说,只有了解与尊重当地特殊的风俗习惯,有的放矢地传递信息,才能使广告奏效。

尊重风俗习惯意味着广告信息不能触犯当地的禁忌,否则将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甚至受到抵制。比如对性有着特别禁忌的东方国家如泰国和印度,广告一旦涉及到“性”,很可能冒犯风俗。里斯特公司(Lister-ine)试图将它著名的美国电视广告照搬到泰国,该广告表现了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手拉着手,一个建议另一个用里斯特治疗其呼吸困难。这一广告没有获得成功,因为在泰国公开地描绘男孩与女孩的关系是无法接受的。后来当广告把人物换成两个女孩后,产品的销售就明显地增加了。

有时“甚至一些无意识使用的颜色、数字、形状、象征物、身体语言等等都可能会潜在地冒犯某种特定的文化习俗,”⑤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数字、颜色、动物形象的意义是各不相同的。百威公司广告中的青蛙形象已深入人心,它的很多广告都是以青蛙为“主人公”,并用青蛙叫出公司品牌。但它在波多黎各却使用一种叫做“coqui”的当地吉祥物,因为波多黎各人把青蛙看作是不干净的。

再如,“高露洁”牙膏在马来西亚开拓市场时,广告诉求一再强调其增白的功能,而该地区却以牙齿黑黄为高贵的象征,且通过咀嚼槟榔来使牙齿变黑,显然这则广告是在帮倒忙。很多时候人们经常立足于自己的文化去看待他人的文化习惯,所作出的判断可能恰好触犯了文化禁忌。

三、价值观念

每个人乃至每个民族,都是在价值观的支配下行事的。不同的价值取向,会使同一事物异化,并被拉开距离,使得事物有天壤之别。广告作为商品信息与文化信息的传播载体,必然会融进民族文化特定的价值观念,尤其是当广告从传递有形的产品信息转向传递无形的文化附加值之后,广告中很多反映本民族文化事物和观念的诉求,都再现了各特定文化的价值观。而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对传播效果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个因素就是如何理解不同文化人们价值观的差异,因为价值观所反映的思想观念、道德行为准则、态度等等,实质上代表了社会的意志和广大消费者的意志。所以一旦广告中传递的价值观得不到认同甚或引起反感,那么广告当然会受到排斥。耐克精心打造的广告语“Justdoit”(想做就做),以其对自我、个性、叛逆的推崇和张扬而风靡美国,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精神理念。但是这一广告所宣扬的价值观在香港和泰国等地却没有产生应有的共鸣,该广告被认为有诱导青少年不负责任、干坏事之嫌而屡遭投诉,无奈耐克只得将广告语改为“应做就去做”以平事端。[page_break]

四、宗教与法律

宗教作为一种精神现象,从消费的角度看,既有精神消费的内容,又有物质消费的成分,能满足人们的双重需求;从传播角度讲,它又是能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注意力元素。因此,把宗教作为广告传播的题材元素,除了能立即引起受众注意外,更有不可低估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宗教作为敏感的话题,也容易引起争议,对广告传播而言,这本身就是某种意义上的成功。中外广告史上以宗教入题的很多,由于宗教元素运用不当而引发的争议、冲突甚至诉讼在国际广告界也是屡见不鲜的。1989年春,超级巨星麦当娜为百事可乐拍了一部广告片,并作为其新歌《像个祈祷者》的音乐电视。这个耗资500万的广告片在美国及世界40个国家同时上映,场面感人。然而在“百事”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麦当娜又为同一首歌拍了摇滚版,并在音乐电视台几乎同一时段的黄金档播出。在这部渎圣的音乐电视中,麦当娜在燃烧的十字架前跳来跳去,向人们展现手掌上的圣痕,还和一个黑人圣徒在教堂的长椅上亲热。这部片子立刻激起公愤,“百事”不得不撤下它的广告。

广告被喻为“带着镣铐跳舞”,除了宗教,广告的“镣铐”还有法律。国与国之间对广告内容、形式和传播等方面在法律上的差异也是非常大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在法律层面上对广告控制的日益加强已成为广告业的一个普遍趋势。不同国家有关广告实施的法律、法规、法令、政策各异,它们直接限制、影响着跨国广告的进行。因此,在跨文化广告传播中,必须了解各国的法律环境,知晓并遵循各国政府制定的有关广告的法规。一般而言,在法律上各国政府关于广告的各种规定主要涉及以下内容:

(一)对某些产品的广告限制。如,2003年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从2005年7月起,禁止在报纸、广播和互联网上刊播烟草广告,也禁止烟草公司赞助一级方程式等国际性体育赛事。此举是为了减少德国、希腊和西班牙等欧盟国家居高不下的烟草消费量(但禁止播发烟草广告的范围不包括电视台,因为电视广告受到欧盟其它法律的保护)。

(二)对广告信息的限制。如1991年,法国颁布了对酒精类广告进行限制的《艾文法》,该法规定广告中不得出现正在饮酒者的形象;酒精饮料广告中不得涉及酒精度、原产地、酒的种类、产品的成分、生产厂家、商和经销商的名称和地址,以及包装样式、销售方式和饮用方式等;广告中应清楚指明饮用酒精饮料会危及健康。在美国频繁出现的比较广告,英国和德国禁止使用。许多国家的广告法都禁止在电视广告中使用儿童形象。在斯里兰卡禁止电视广告使用儿童作模特儿来推销商品,其理由是因为斯里兰卡太穷,在160万人口中2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于那些无力购买的父母来说,这种电视广告会引起伤心和为难。

第8篇

[关键词]第四产业;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绿色GDP

一、前言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世界性产业结构调整三大趋势正改变着国际产业分工格局,可以看到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制造业转移明显加快。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加入WTO进一步推动我国经济体制、市场竞争态势和对外开放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而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调整势在必行。

为了满足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从而促进经济的全面发展,从理论研究着手,健全和完善原有的“三大产业理论”是十分必要的。纵观近几年来的经济发展态势,可以看出拓展产业理念,提出“第四产业”,着实推动了我国经济和社会更快更好的发展,尤其是2006年两会的召开,“重视第四产业的发展”的呼声越来越高,由此可见它着实是社会化大生产下与时俱进的必然产物,刺激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脉搏,影响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

在这样宏观趋势推动下,就目前倍受关注的“第四产业”而言,为了对其有一个系统全面地了解,以便在今后的经济生活中,更加透彻的认识它,从而促进其为我们社会生产发展服务,我针对各方学者关于“第四产业”的观点进行详尽的论述、比较和分析,尤其赞同将文化产业作为第四产业的这种观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如今经济全球化这样风高浪涌驱动下,文化与经济不断的融合,从而将文化进行产业化,不仅会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孕育良好的物质基础,而且能够更好的彰显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从而用文化这一灵魂工程的建设,从精神层次和物质层次,全方位的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第四产业”作为如今各方聚焦争论热点,大致有三种观点比较突出。

(一)知识产业

有些人认为第四产业是“以信息和知识为主体的头脑性商业”,简称为“头脑产业”或“知识产业”。

确实任何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出现,总是从产业结构变动开始的,知识的经济形态出现,就必然意味着有支撑其存在的产业群——知识产业的存在。知识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战略性产业和主导性产业,它包括知识生产产业、传播业和知识服务业,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推动第一、二产业,工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产业结构演进升级,使社会经济向高层次发展。

虽然知识产业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者“第四产业即知识产业”的合理性,因为客观的分析它的理论,不难发现其分类不够确切,把知识产业单独提出来,并与其它的传统三大产业并列,在它的理念中只有第四次产业是从事脑力劳动的“头脑产业”,而第一、二、三产业是没有脑力劳动或无须重视脑力劳动的“非头脑产业”。因而尽管它在经济发展中也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我们要意识到这种观点的不足。

(二)“精神产业”

有一些人则认为第四产业指的是“精神产品再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行业”。根据这一观点,第四产业包括科学研究、教育、信息服务行业、咨询服务业、新闻出版行业、广播电视电影行业、文化行业、民间公证行业、法律服务行业等。

这种第四产业的界定,概念上言简意赅,但不可否认的是范围太过于宽泛,则对于指导整个国民经济的产业运行有着障碍,那就是在核算“第四产业”所创造的产值时,会相当繁琐,这只是次要的,关键是在核算过程中的高成本问题,这是我们所关注的。在目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状态下,进行这样的“第四产业”产值核算是有着相当大难度的,因为我们要深刻地意识到我国是发展中大国,整个经济运行体制还不够完备,为了促进我国经济的全面发展,我们要在原有的自身能力的基础上,结合自我优势,实现产业结构的全面调整,在我国现行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不断的发展创新,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差距,努力赶超发达国家,实现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因而我认为“精神产业”这一第四产业的定义,虽然划分详细,涵盖广泛,但难免有“多而不精”之嫌。

(三)信息产业

还有一些人则认为第四产业是“信息产业”,包括内容产业,内容就是信息本身,例如报纸、杂志、书籍、电影电视、网站等;软件产业,软件就是加工信息的工具,是人类历史上智力含量最大的产品;通信产业,通信就是运输信息的工具。

“第四产业即信息产业”,目前这种说法,可谓在我国是相当流行的,看看许多政客、学者、专家们在这一方面的论述之多,就显而易见:尤其是在12月16日,在BEAeWorldChina2004大会上,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赵小凡司长这样呼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要大力提倡绿色GDP的概念,即国家GDP的增长更多地依赖于那些不会对环境带来不良后果的非物质生产产业(第四产业)。一位业内专家表示,赵小凡提出的第四产业概念主要是针对软件产业。而且赵小凡还指出,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上说,目前世界各国都在大力推动非物质生产产业的发展。美国非物质生产产业总值占其国家GDP的74%,印度在这一指标上达到52%,全世界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在40%以上,但在我国非物质生产产业总值只占到国家GDP的34%。这种情况下,就必须重视物质生产之外的产业发展,即第四产业的发展。现在我国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较之以往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进入信息时代,具有更大发展潜力和增值空间的信息产业更是我国关注的重点。赵小凡表示,希望借此次大会的机会,呼吁各地政肘、企业及相关人士,更加重视信息产业,乃至软件产业的发展。可见政府部门的极力倡导和支持为第四产业的全新发展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另外关于第四产业的新兴发展,多年来,我们习惯了按照生产关系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按照这种划分带来了传统的“三大产业理论”,引导我国经济的发展,因而我们一定要认识到“三大产业理论”所带来的积极意义。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任何理论都需更新,都需在原有的基础上迈出全新的一步,因而将信息业定义为第四产业,可谓是依据生产力水平和主导产业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新尝试,这种新的尝试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是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的:在如下来自国家统计局的“1996—2004年电子信息产业与GDP增速比较”的图例中明显可知,信息产业在我国的发展呈现出良好的趋势,它带动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为我国经济的发展开拓了很大的空间。

不仅如此,而且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2006年8月31日:进入下半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继续保持较快发展,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出口增长强劲,经济运行质量和效益较去年同期有了明显改善。2006年1-7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产业实现销售收入22278亿元,同比增长26.6%,其中制造业实现销售收入20377亿元,同比增长26.6%;软件业实现收入1901亿元,同比增长26.2%。制造业工业增加值为4283亿元,同比增长27.5%利税总额906亿元,同比增长23.3%;出货值12339亿元,同比增长了30.9%;从业人数达到606万人,同比增长14.8%。相互对比一下,可知信息产业(电子信息业、软件业)有着明显的增长势头,在带动着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三、第四产业之新见——文化产业的“灵魂工程”

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精神、文化的需求孕育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发展文化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可以说,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五十多个民族,深厚的文化积累,独到的文化底蕴,丰富多彩的文化类型,沉淀了中国难以评估的文化资本,这为我国在全球竞争中带来了比较优势。因而将这种文化资本实行保护与开发并举,并打造其成为具有国际知名品牌的航空母舰型的文化产业集团,进而把斑斓多姿的中国文化奉献给全世界的消费者,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愿望,也是世界其他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所以我认为应该将文化产业加入到“第四产业即信息产业”中,从而组合成一个新的第四产业的概念:从信息和文化两个角度定义第四产业,即它是“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集合体,我认为这种定义,与“精神产业”定义相比,不仅易于对第四产业产值的核算,而且将集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于一身的“文化产业”以及信息时代的特色产物“信息产业”囊括其中,充满人文主义关怀和与时俱进的意味,体现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思想。

前面已经对信息产业进行了详细的阐明,这里就不再赘述。现在让我们来分析一下文化产业,可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大致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自动萌发;90年代的起步探索和21世纪的培育发展三个阶段。近几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和国家明确将发展文化产业作为新时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任务,我国文化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而且目前我国非常注重和谐社会建设,就在刚刚开完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中,也指出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因而在这样的发展阶段,文化产业具有时代所赋予的使命性。

目前我国的文化产业范围,如下图所示:

而且根据以上的文化产业范围划分,先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文化产业增加值的综合报告”(通过下表可知其主要是关于文化产业的核心层进行的统计):

总产出中间消耗增加值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旧营业盈余

(甲)1234567

总计A76920522443104743261004816843680483713553153965858408

艺术业B6501757188724946145083799099107361479942243044

其中:艺术表演团体C47553381474937328040130904234121117564937046

艺术表演场馆D1258211194282106392958388458237282666184498

图书馆业E296576112635691702192138279214385409118593

群众文化业F3019603773336224626719748802287531318140641

艺术教育G8613293151665461635005921283517507730

文化市场经营单位H5770466838124613195800556826053456194536929144499143

其中:文化娱乐业I2566112910721228149399013227581247947716370611724172

文艺科研J21712580092137033134559248544240

文物业K40023079458783056429167351992687296517993706

其他文化产业L1647972920571727401552186341146755073551

根据上面所给数据分析如下:

从生产角度来看,

(1)文化产业总产出=76920522元

(2)文化产业总的中间消耗=44310474元

(3)文化产业总的增加值=文化产业总产出-文化产业总的中间消耗=32610048元

即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中文化产业所创造的产值为32610048元。

以上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中国的文化产业已经在改革和发展的大潮中成形。人们正在以一种新的眼光,重新审视这个蓬勃发展中的产业,深入理解其产生和迅速成长的必然性,从而更自觉地促进它的发展,推动其产业升级,使我国的文化产业乃至整个新意义下的第四产业经济更健康更迅速更持续地发展下去。

综上所述我认为将第四产业定义为信息产业和文化产业的集合体,有着相当的积极意义,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仅供大家参考。

四、结束语

在第四产业这个新领域中,究竟到底什么应该是第四产业,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且各方的观点在一定的范围内都有着一定的积极的作用。由此可见,第四产业这种说法经实践检验是合理可行的,它确实是对原有的三大传统产业理论的补充和拓展,也在实践中收获到显著的成果。但是在这个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深刻地意识到,随着经济全球化,第四产业理论不断发展,要不断地研究其两重性,即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又要看到其消极的一面,因而在现在这样复杂庞大的社会大熔炉中,第四产业的发展必然有着艰辛的历程,面对这样的状况,我们努力发展,积极克服所面临的困难,在我国国情基础上,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指导中国的实践。因为这样才会剔除糟粕,汲取精华,全面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人学出版社,2004

[2]赵延令.世界信息产业发展概述—当代中国的信息观[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992.

第9篇

书院的社会教化功能

书院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载体,“以诗书为堂奥,以性命为丕基,以礼义为门路,以道德为藩篱”(王会厘等:《问津院志·艺文·问津书院赋》)。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书院尤其重视道德教育:订立学规,用封建纲常伦理来约束规范士子的行为;祭祀先圣先贤,以此树立楷模,引导士子见贤思齐。通过各种制度的实施,书院培养出许多传承忠孝之道的伦理型人才。他们在非常时期所表现出的高尚气节令人动容。南宋末年,元军包围长沙三个月,“长沙之陷,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宋元学案·丽泽诸儒学案序》)。饶州城失守时,白鹭洲书院的创建人江万里投“止水”池而死,左右及儿子也相继投入池中,以示“与国为存亡”。最典型的是曾就学于白鹭洲书院的文天祥。德祐(1275年)初,元军进逼宋都临安,文天祥抱定以身殉国的决心,毅然应诏募兵勤王。临安陷落后,文氏仍坚持抗元斗争,后被元军所俘,从容就义。他留下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激励过无数代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由上可见,书院对士子进行道德教化的成效非浅。书院还直接对社会成员进行教化,问津书院明代山长萧继忠与某屠户的对话极为典型。萧氏在一屠户家避雨,屠户问道:“萧先生乎?近来所讲何学?”萧答:“不过平常日用事。”屠户又问:“所讲某等亦可为否?”萧答:“何不可,即如尔业屠,戥称如制即是圣贤事……今教尔每事只要问此心安否,心不安处便不做,便是圣贤学问。”(《问津院志·讲学·记萧康侯逸事》)在一个偶然的场合,萧山长几句深入浅出的话语,深深触动了屠户的心灵,使其从此以后“悉改向所为”。又如,清初施愚山在福建的景贤、鹭州两书院设坛讲学,在讲到“长幼有序及兄弟之恩”时,“有兄弟具牒互诉者亦在坐,听毕相持大恸,各出袖中之牒而燔之”(杨家骆:《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东方杂志》第37卷第15号),兄弟俩尽弃前嫌,和好如初。所以,有人赞曰:“然则书院之设,所以正人心,存天理,其有关于世教岂浅鲜哉。”(《问津院志·艺文·讲学原序》)

书院的知识传播功能

书院制度的建立,打破了上层显贵垄断教育的特权,为下层百姓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首先,书院教育培养了众多的优质师资。“士之仕也,犹农之耕也。”(《孟子·滕文公下》)孟子的这句话说明,在古代中国,读书做官是天经地义之事。而书院教育却反其道而行,提出士与利禄相分离的主张,认为士人的重要使命是学习、研究及传播学术文化知识。在这种思想的教育下,从宋代起,书院产生了一批以学术与文化教育为终生职业的平民学者,他们“或教小学养生”,使得穷乡僻壤也能传出琅琅读书声。其次,最基层的书院成为启蒙教育和初等教育的主体机构。古代中国是幅员辽阔的农业国,绝大部分人口分散居住在广袤的乡村山寨,远离城市,且“其居去庠序远”。为解决子弟受教育的大事,当地人在本乡本土建立家族书院或乡村书院,聚集藏书,择聘名师,招收本族、本乡子弟读书其中,从而使“文风日盛,学子日多”。乡村书院在全国分布极广,数量极为可观,承担着僻远地区普及文化知识的任务。再次,明代书院的开放讲学,以及儒学诠释的世俗化,带来文化学术的下移。王阳明提出“圣愚无间”的致良知之说,在“圣人可学而至”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书院纷纷向平民百姓开放,据载:“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张鼐等:《虞山书院志·会薄引》)王门学者将儒学的深奥道理,用通俗化的口语向百姓宣讲,并逐渐为百姓所理解、接受。使过去只能在庙堂上“教天下之君子”的理学道理,过渡到“教天下之小人”,完成了文化和学术由上往下的转移。

书院的学术传承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