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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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没有北海琼岛瑶台的意境，也没有颐和园富丽堂皇的华美，更没有圆明园集天下景物于一园的奢华，而是突出山庄的特色朴实无华，淡泊清远。正是这种创新的艺术手法，才使避暑山庄古朴典雅，格调高迈，在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达到高超出群的地步。外八庙这十二组建筑群的布置，是以避暑山庄为中心，由东转北，沿武烈河东岸，狮子沟北岸，依群山布置。这种大范围的布局，除明、清的墓陵外是传统寺庙建筑所没有的，称得起规划布局上的创新。喇嘛庙自元、明以来多有修建，它改变传统的层层院落、严谨对称的格局而为依地形山势灵活布置，如普陀宗乘庙是建在河谷平地后面的缓坡上，利用缓坡设立一些建筑，利用这段缓坡的纵深，无形中提高地势，即增加了后面主体建筑的地基高度，使主体建筑矗于高坡之上，从而突出大红台主体建筑群，获得远观主体高踞城上之势。单体建筑改变了传统汉式木构大屋顶的形式，变成采用了大量平顶多层大红台、白台为主的建筑，普陀宗乘庙后部沿山坡建琉璃牌坊，其后建造一些二三层的具有藏族式样的平顶建筑(俗称白台)。有的在平顶上建造木构小殿，做佛殿或僧舍用；有的组成小院，做僧舍；有的在屋顶上建造塔，如东、西五塔白台；有的是实心台座，不能人内，没有实用价值。最后面高坡上为全庙的主体大红台建筑群。这组主体建筑群，是建造在一个高台上(高台实心，墙面设三层假窗，外面有四层高)，由东西两边蹬道上至高台。高台上，中央及靠东面有两座群楼。其主体是中间体量最大的红色群楼，外观七层，内部实际上只有三层，即下面是包山而建的高大台基，只是外面开设四层假窗，使外观有七层效果，群楼平顶上的西、北部再建亭阁。天井中央有一座高大的单层重檐方攒尖顶的建筑，名万法归一殿。红色群楼东部为外观四层的白色群楼，内部有落伽胜境殿，平顶上也建有亭阁。
二、重在因借的造园艺术
我国的古典园林，汉唐以来就是以提炼山水，创造“城市山林”为主要的手法。避暑山庄的设计，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框框。它以因借为主，因自然为景，纳山川于园，这种大手笔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旅游事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山庄的东南部，因借山泉、溪水、河流造景，构成湖面镜开，群岛罗列，菱角荡漾，垂柳随风的景色，誉为北国江南实不为过。这里特别要提到热河泉的因借，热河泉水温较高，严冬时节，湖面不结冰，每值清晨，云雾缭绕，蔚为奇观。乾隆在《避暑山庄仲秋尚有荷》诗中说：“荷花仲秋见，唯此热河泉”。热河泉的因借，为山庄景色增添了异彩，热河也就因此闻名遐迩。在山庄的园林建设中，直接因借古松，与建筑物有机融合在一起，构成美丽的山庄园林景色，如松云峡、松林峪、西峪三条沟壑中御路两侧栽植的古松，正宫区“澹泊敬诚”殿前的古松及山区、平原区古建筑周围的古松，大多是结合建筑物有意栽植的。在外八庙的绿化种植上，各寺直接因借古松，大多是种植在寺的前院，以衬托前部体量较小的建筑。在寺的后部松林簇生，构成了一定的园林效果。普宁寺当年还在“藏式”地段的东、北、西面外部种植松树五百株以象征五百罗汉，都更加烘托了佛寺本身的园林气氛，把佛寺与周围的山林风景衔接起来。因借的手法在山岳区造景中运用的最为成功，整个山岳区有四条大的沟谷，山庄的设计者们，因沟规划为四大景区，把峡谷、山坳、山巅、岩壁，都建为小景区和风景点。他们因山造景，顺谷布园，规划出“南山积雪”、“青枫绿屿”、“梨花伴月”、“澄泉绕石”、“锤峰落照”、“四面云山”等许多驰名胜景。山庄还具有大一统思想，山庄独具特征的地形地貌形象地展示了西北高原、内蒙古高原、江南水乡的地理景貌。康乾二帝则巧妙地因借自然地形布置古建园林景点，在空间上与山庄具有蒙藏等少数民族特点的寺庙形成一个有机的空问整体，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锦绣中华的地理景貌，“山庄咫尺间，可做万里观”。从而完成了历代帝王梦寐以求的大一统梦想，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典范。
三、熔炼汉藏建筑于一炉的新风格
关键词：桥梁建筑艺术意蕴艺术风格造型要素美学规则
从某种意义上讲，桥梁美学理论涉及建筑学、美学、物理学、材料学、色彩学、艺术学等学科，是一项跨学科的理论研究。一座完美的桥梁，不但要讲究其实用性和科学性，而且要讲究艺术性；既要满足功能要求，又要满足审美需求。桥梁建筑的艺术意蕴，就是将审美主体的审美需要与桥梁造型和技术等方面完美结合起来，表现桥梁作为一种结构，一门结构造型艺术，所承载的蕴涵当时当地的风俗、习惯、传统以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意识形态。本文将通过对桥梁建筑艺术、桥梁建筑艺术的美学原则、桥梁建筑的风格以及桥梁建筑造型要素的分析，揭示桥梁建筑意蕴的深刻内涵。
1.桥梁建筑艺术
从人类以天然的石头垒起简单踏步，利用倒塌的树木架起独木桥，就开始在上面留下了美的胎记。随着时代的发展，桥梁建筑愈加强烈地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识，不断地向建筑艺术的方向发展。桥梁建筑师以人类所知道的最难于表现的语言，也就是功能的、力学的、施工技术的语言来解决具体问题。
建筑艺术是一种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艺术。它一方面受着物质技术水平和实用功能的制约；另一方面，它的形式和风格的演变又受着人们精神生活，特别是社会审美意识的影响。桥梁建筑艺术是建筑艺术的一个分支，是桥梁建筑师在熟练地掌握艺术媒介物质(色彩、线条、形体等)的自然属性及其规律的基础上，通过物质手段创造出来的，为了使人感知和认识，从而发挥其社会影响，体现一定生活内容的结构艺术形象。桥梁作为一种建筑艺术，是科学和艺术精神的建筑，融汇造型艺术的一切要素及科学技术的伟大成果。古朴典雅的中国赵州桥，精致美丽的圆明园十七孔拱桥，气势磅礴的金门大桥．它们同古老的金字塔，蜿蜒的长城，高耸入云的埃菲尔铁塔等这些伟大的作品一样，都闪烁着不朽的光彩，构成了建筑的美。
桥梁建筑艺术，它一方面反映出结构物的空间跨越所体现出的美感，另一方面，桥梁的造型，尤其是栏杆和桥头堡等附属设施的形式也受到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意识流的影响。赵州桥的蛟龙栏板(图1)雕刻精美，寓神话传说与当地文化于一体，充分显示了当时人文风俗与技术水平Ⅲ。卢沟桥石狮(图2)，活灵活现，双目凝神，注视桥面，酷似桥梁的守护神，给行人及当地居民以充分的安全感。
不过，桥梁建筑艺术也具有强烈的主观性。优美的桥梁，均融入了桥梁建筑师个人的感彩和艺术手段。实用和美观的双重特性，决定桥梁建筑艺术往往是一定时代、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最醒目的见证之一。完美的桥梁建筑，既有功利性，又不能缺乏美的属性，是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统一。
2.桥梁建筑艺术的原则
桥梁建筑艺术是桥梁建筑师的审美意识物态化成果，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桥梁建筑师在进行桥梁设计与艺术构想时，通常都综合考虑权衡了下面几项艺术原则。
2.1功能与形式美的协调
桥梁建筑艺术与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及造型艺术不尽相同，它还是一种实用艺术。一座优秀的桥梁，应该实现实用与美观的统一。只有技术和艺术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真正的美的桥梁。在处理桥梁建筑功能与形式美的协调时，通常有以下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过分强调实用功能而把桥梁建筑之美置之不理，这在我国解放初期表现最为明显；另一种是只注重桥梁建筑的美观而忽视其实用性值，出现的许多桥梁伪结构。要避免这两种倾向，桥梁建筑艺术的协调原则就显得十分重要。功能和形式，偏颇任何一方都不会产生好的作品；只有功能和形式做到完美统一，桥梁艺术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2.2满足民众审美情趣
首先，桥梁所提供的便捷的交通服务功能，是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然而，老百姓有自己的审美观，该审美观必须同社会功利、国计民生相结合。随着社会的发展。桥梁的美已经从实用中分化出来，但仍表现了它的社会功利性。
2.3体现桥梁建筑艺术的时代精神
与其它艺术一样，桥梁建筑艺术也并非一成不变。古代桥梁多以装饰华丽为美，而现代桥梁则以简洁大方为美。桥梁建筑能够以其巨大的空间形象来显示生活中的某些本质方面，体现一定的时代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桥梁建筑风格、艺术和技术具有较大区别。在中外桥梁建筑史上，几乎每个时代都会形成其独特的桥梁建筑风格，而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性特色。各个时代的桥梁建筑师在设计创作时，不可避免地受时代精神的影响，西方建筑显得尤为明显。威尼斯水上世界的桥梁，桥面上集市密布，融休闲、购物、观光、交通于一体，是当地的一大特色。
2.4展现桥梁建筑艺术鲜明的民族特色
世界上没有规定审美建筑一定要有审美标准，但一定的民族，必然有一定的建筑特色。反映在桥梁上，中国的桥梁多具有地方特色，如江南小桥优美多姿(图3)，西南部的桥梁则具有浓郁的少数民族风格，如程阳风雨桥(图4)。不同民族在习俗、文化传统、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许多差异。基于此，不同民族对桥梁建筑艺术提出各自不同要求，也就不足为奇。
3.桥梁建筑风格特性
桥梁建筑风格是由桥梁形态所体现的在设计构思上所具有的特色的表征，是桥梁建筑各种要素的总和，是结构内在规律在外在形态所表现的一种美的格调，是形式的抽象或升华，犹如人的风度气质一样，有时是一种可意味不可言传的特征表现。风格是文化艺术中的高层次问题，它被社会、传统、经济、文化等因素所制约，反映出一个综合形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3.1时代性
“建筑是石头的史书”，是一定历史时期技术文明发展的产物。它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物质生产力量与人们的生活条件，体现了一定时代的社会思想、美学观念与技术水平，留下了时代永恒的烙印。桥梁建筑在机械工业化和手工业生产时代，在选用材料、施工工艺、生产手段上截然不同，其选用结构形式、艺术特点也自然而然有所差别。如古希腊时代的优美柱式结构，罗马时代的半圆拱结构，欧洲哥特式尖拱，中世纪流行的有浓厚宗教色彩及军事防御功能的桥头堡(图5)，文艺复兴时代铁桥上繁琐而精细的巴洛克风格雕塑，现代钢筋混凝土、预应力结构所带来的现代桥梁简洁纤细的形态等，如法国某城市中承式外倾拱肋拱桥(图6)。这些都无不折射出建筑(当然也包括桥梁建筑)风格的时代性。
3.2民族性
各民族有自己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背景，有其独特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也产生了带有民族特色的审美概念，它与某一民族的共同语言和心理特点及生活环境、生活条件紧密相关。人类生活与桥梁建筑密切相关，因而也必然带有一定的民族色彩，例如古代桥梁建筑都有借助“神物”的力量与自然作斗争的美好愿望。西方桥梁上的雕饰以神话人物或伟大文物为多，如维尔茨堡美茵河上的古老桥梁(图7)，意大利的十二天使徒桥、美国华盛顿州的阿林顿纪念桥、法国塞纳河上的桥等，桥墩或桥头望柱上均有一座座雕像。而在我国石桥上的雕饰以狮、龙为主，这些“神兽”曾起着制胜镇邪的作用，如苏州香花桥栏杆艺术(图8)，同时也是一种民族形式的装饰，不仅给桥梁建筑艺术添姿增色，也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的一种偏爱与情趣，成为一种独具特色的景观。
3.3地域性
即使是同一时代，在不同地域，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环境与生活条件的不同，在审美标准上也会有很大差异。但是，某个地区的桥梁，应有自己较为统一的风格。如果每一座桥梁都标新立异，甚至要“一座桥梁一个样”，这不仅劳民伤财，而且也违背了美学规律，大败“胃口”。
然而，桥梁建筑毕竟不同于房屋建筑，其在功能上的单纯性制约了桥梁形态。古今中外均以拱、梁、吊为基本形态，由于现代化信息交流的频繁与便捷，桥梁形式受民族、地域的影响并不似古时那么突出。而且较能显示桥梁民族风格的大部分都是桥梁附属结构，如桥头建筑、栏杆、灯柱、雕饰等。在法国巴黎市中心，桥梁密布，具有浓郁的法兰西民族文化特色(图9)。罗纳河上的古老桥梁，同样也反映了欧洲中世纪的灿烂文化(图10)。因此，在桥梁建筑中体现地域风格，创造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是十分重要的，因为没有特色，就没有个性，从而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风格的时代性、民族性和地域性是有机的统一。桥梁建筑的杰出作品从来都是某一时代、某一民族及某一地域进步的审美理想的美好体现，也是美学价值、历史价值之所在。显然，现代桥梁建筑应该表现出积极的、正面的、令人精神振奋的格调，体现出良好的时代、民族与地域风格。
4.桥梁建筑造型要素
形式是由点、线、面、体构成。桥梁建筑艺术通过其艺术语言——空间组合、比例、质感、尺度、体型、韵律、色彩及象征手法等，构成一个丰富多彩矗每体系．{奉现-种形态的美：在形态美学里．点是有造型意义的，一点在画面上．成T视线集中之处：两个大小一样的点，视线来回这两点间，而产生“线”的感觉。线的形态不同，体现不同意义。不同形态的直线和曲线，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粗直线表现坚定、有力、厚实、稳定、粗壮、笨拙、顽固等特征；细直线则体现敏锐、脆弱、纤细等特征；折线具有节奏、运动、焦虑、不安等特征；圆弧线给人以充实、精神饱满的感觉；椭圆形弧线除具有圆弧线的特征外，还具有现代感；流线型是抛物线的自由审美创造；双曲线具有曲线平衡的美，也有较强的时代感，变径曲线具有丰富而变化的特点；自由曲线具有丰富的感情。
面是由线的运动而形成。通常认为，平面有安定、确定的感觉；三角形给人以冲动、刺激的感觉；圆形给人以温暖、流动的感受；梯形富于很强的稳定感；斜梯形具有一种倾斜方向的动感或力感；正方形使人感到整齐，端庄，有一种均齐美；球面、圆锥面、圆环面等曲面的形态，给人以亲切、饱满、柔和、流动的感觉。
立体是由面的运动形成的。建筑的立体美感，由角度的变化、艺术联想、虚实关系等来产生。金门大桥桥塔(图11)，其竖直方向线条顺畅而富有规律，且有合理的变化，使桥塔的大体积的形态得到了纤细化，给人一强烈的力的美感；大红的涂彩，使大桥又增添了一份明亮和活跃。法国某公园人行桥(图12)则是曲线与直线的完美结合，其在水中的倒影优美绝伦，令人浮想联翩，过目不忘。
桥梁建筑的形态美，产生综合的审美效应。点、线、面和体的彼此依赖、对立统一，构成广阔、深远、多姿多变的艺术境象，丰富了人们的美的感受。
5.结语
古今中外，桥梁建筑艺术形态各异，丰富多彩。桥梁建筑艺术的丰富内涵，使其成为一门独具特色的结构艺术。其艺术意蕴的流变，总是在深层次影响着桥梁建筑的发展。深入考察研究桥梁的艺术意蕴以及形成的内在机理，对提高专业人士和大众的艺术修养会有所裨益；对桥梁发展史的研究，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竹内敏雄，《美学百科辞典》，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2】刘其福，《城市桥梁栏杆圈集》，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2。
中国古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典型的传统民族文化特色。传统建筑中的各种屋顶造型、飞檐翼角、斗拱彩画、朱柱金顶园林景物等，充分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其中唐代建筑是中国古建筑成熟期的代表，从单体建筑营造到建筑群体组合都达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高峰，其雄壮的建筑形态与宏伟的建筑气魄都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其结构、装饰纹样和色彩构成均是民族精神的映射，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对鞋靴产品的设计创新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唐代建筑结构中，台基、柱、斗拱和屋檐是最直观、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细节，是唐代建筑的精髓。其中，台基发展历史悠久，《史记》中有记载“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汉有三所之制，左嘁右平”，不同时期台基的造型和纹样不同。台基最开始是为了解决居住环境潮湿和受水患困扰的问题，祠堂和宫室常建立在较高的台基上，后来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高高的台基给人威严雄壮的肃穆感。台基可分为普通台基和须弥座两种，唐代建筑中，普通台基一般是普通夯土或石料砌筑，表面较少有装饰。现存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实物台基都是素方台基，为砖砌、周边设散水的形式，是唐代中小型殿堂用的最普遍形式。须弥座是上坊、下坊和间柱在台壁上凸出，中间为束腰的形式，相互构成正方形方格，方格中一般绘团花，上下坊和间柱上常绘连续图案。装饰纹样方面，唐代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人们渐渐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自我意识觉醒，建筑的装饰纹样也从传统的神兽等装饰题材，逐渐过渡到生活化的、写实的花鸟装饰题材。比较流行的纹样有：联珠纹、牡丹纹、宝相花、卷草纹、海葡萄纹等，其中卷草纹从南北朝时期的忍冬纹演变而成，是在一条连续的S型线条上，用植物花、茎、叶等图案填充，富有生命力、造型繁复华美、律动感十足，多呈二方连续纹样[4]。卷草纹以饱满流畅的造型、高度的艺术审美价值及超强的适应性，满足了人们的艺术审美需求，同时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底蕴。
2意象提取与加工
唐代建筑艺术为现代鞋靴设计的意象提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设计活动中，设计元素的定位与选择是概念设计的核心。一般认为语言是概念的基本载体，而逻辑思维是概念设计的基本方法。然而，在传统审美原则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意义上，真正生动和充分的表达形式还存在于视觉化的意象层面中。在鞋靴设计中，基于新颖时尚、具备民族特色的设计理念，以时尚女鞋为例，为展现当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平等，端庄大气、优雅温柔，选取唐代建筑彰显高贵感的台基中的须弥座的建筑结构和象征着吉祥如意、饱含活力繁复华美的卷草纹的装饰纹样，这两个原型意象作为初期方案的设计点。这个设计活动中的立象是从语义信息到形象思维的转换过程。在确定了视觉概念的基础上，对意象进行加工和转化，将视觉概念转化到产品的形态之上。在对意象加工和转化时，突破固定的思维模式，将选定意象作为鞋靴设计的构成元素去思考，将现代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与设计有机结合，不要被传统束缚住思想。这正是为什么在对传统文化的再应用上，很多国外设计师反而做的比国内设计师更好的原因。国外设计师能够运用后现代的解构手法，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理念，把传统文化中经典的造型和色彩，转化为符号和语汇，有机的融入到设计中。为了使造型和图案意象更好的与鞋靴设计结合，必须先分析设计元素与鞋靴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流行和时尚的愈加关注，在鞋靴可设计面积较小的情况下，设计师往往从鞋靴帮面和鞋底侧墙进行设计，将设计元素运用到不同部位起到装饰作用。在此分析基础上，运用联想思维，以表象为基础，由此及彼，将提取的须弥座解构和卷草纹样与鞋帮面和侧墙有机结合，产生崭新的赋有创意的视觉形象或概念。在以台基为原型意象的造型设计中，首先搜集历史资料中关于台基结构及装饰的大量视觉表征形式，选择须弥座的造型样式投射到女鞋设计上。通过联想思维，从须弥座的造型联想到女鞋的坡跟和松糕底鞋款，这两种鞋靴款式造型比较舒适，拉长腿部线条的同时走路又比较稳定，因此将须弥座造型同坡跟和松糕底鞋的鞋跟相结合。须弥座的的高度所赋予的权力感，增添女性高贵端庄的气质，彰显现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但唐代建筑中传统的须弥座造型较为复杂，是上下出涩、中为束腰的形式，有间柱将之分割成若干段落，并有莲瓣之类为饰。这种样式直接在鞋跟设计中套用会使鞋跟结构过于复杂，制作工艺难度增大、成本上升、不方便清洁，同时太过抢占视觉重点。因此，舍弃须弥座上坊、下坊和间柱的结构，只保留束腰部分，中部束腰的存在可在视觉上起到分割作用，减少鞋底的高度感和厚重感，束腰轮廓造型简化为几何形态并跟鞋底面的曲线走向保持一致，使鞋底部位造型整体大气又不乏流畅感。在以卷草纹为意象的鞋靴设计中，将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表现在鞋靴上，在《汉书•礼乐志》中就有“蔓蔓日茂”的记载，卷草纹是美满如意的象征。卷草纹在初唐时期伴随着佛教的发展，由缠枝忍冬纹变化产生，但周围的三瓣花叶被卷叶和阔叶替代，有葡萄、石榴花等在主体部位出现，主茎呈连续的S型。卷草纹本身的s造型在装饰中能改善物体单调的外形，起到衬托作用，形态呈现连绵不绝的律动感。但卷草纹发展到后期愈加富贵华丽，太过繁复，因此选取卷草纹s造型的主体形态，保留婉转优美、圆润流畅的结构形态，同时，运用抽象的创造思维，利用几何变形的手法，对卷草纹的外形轮廓和基本特征进行线条的概括和加工，从现代审美角度重新打造卷草纹。通过抽象化的加工，剔除繁琐的装饰细节，突出纹样特征精华，使主题形象集中体现。也可以用分解与重组的方法，对传统形态的卷草纹进行删减、穿插、移动，分解成一个个单体，然后将这些单体进行重组，创造出更符合现代社会潮流、现代审美视角的新的“卷草纹”，抓住原有纹样的精华与神韵，更富新时代的生命活力。将几何化提取或解构法重组得到的新的卷草纹运用到鞋底的束腰处，呈现优美婉转，灵动延绵的高度形式灵活性和形式美感，将女性的柔美大方，温文秀丽展露开来。卷草纹装饰图案也可运用到鞋带、鞋帮面设计中，结合中国的刺绣、印花、珠绣、镂空雕刻等中国传统工艺，呈现卷草纹不同质感的美。通过对台基和卷草纹的意象加工与转化，对整体形态进行推敲把握，突出其精华与神韵，再对局部特征进行重新组织，从现代审美视角对其进行加工重组，将特定文化概念在鞋靴设计中进行视觉层次的表达，实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内涵与鞋靴设计的有机组合。
3结语
1.塔基座装饰。北宋塔基座主要由须弥座组成，高度一般在一层或者两层。在须弥座束腰位置设置壶门，并在其上用斗支撑一个平座，平座上设置有三层莲瓣，再向上即为塔身。北宋塔基座上有不少雕刻图案，这种雕刻主要出现在石材砌筑的基座建筑上。开封铁塔在位于基层倚柱上粘贴三层莲花砖，并形成了两层束腰壶门结构，其上的浮雕内容主要以佛像为主。在拐角位置安装有狮子造型的雕砖。西北面位置处的角狮造型挺胸勇猛，惟妙惟肖十分可爱。狮子上面出现两层立、平砖，向上又出现了一个束腰并在各角安装有侏儒柱，上枋之上设置倚柱和壁面花砖等，该位置即为第一层塔檐。
2.塔刹装饰。塔刹为塔建筑中最高部分，被人们视为塔上最为崇高的位置，因此北宋时期人们对塔刹装饰非常重视。宋代塔刹材质主要有木质和金属两种类型，比如原阳玲珑塔塔刹就是金属制作而成。北宋时期的塔刹类型别具一格、多种多样，外形有桃形、宝瓶以及相轮造型等。宋朝前期塔刹主要以相轮为主，最具代表性的是瑞光塔，其塔刹主要由多种相轮组合而成。另外，苏州罗汉院中的双塔塔刹主要有宝瓶、相轮等组成，其高度接近塔总高度的四分之一，这种类型的塔刹非常少见，主要受到南北朝塔刹的影响。北宋晚期的塔刹主要是宝瓶塔刹，比如唐河的泗洲塔，不过宝瓶塔刹的外部线条由生硬逐步向柔和方向发展。
二、单体木结构装饰
我国古代木质结构建筑中，不管是民舍还是宫殿均由很多单独的建筑物组合而成，但是对于每个单体建筑物来讲主要由屋顶、屋身以及台基组成，不过在北宋时期将这三个部分称之为上分、中分、下分。下面主要围绕这三部分内容对北宋建筑装饰艺术进行分析。
1.北宋屋顶装饰特点
（1）屋面装饰特点。北宋大型建筑中以九脊殿为主，例如黄鹤楼和滕王阁均是采用九脊殿屋顶组合而成。九脊殿和四阿顶相比多了两个山花面和四条屋脊，欣赏起来形象更加丰富，而且还多出一些装饰位置，北宋屋顶装饰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有正脊和鸱尾、垂脊和垂兽、走兽和嫔伽、瓦当和重唇板瓦、垂鱼和惹草等内容。
（2）正脊和鸱尾。在礼制思想影响下，北宋建筑等级较为严格，其中正脊和鸱尾受建筑物等级划分影响比较明显。建造时必须依照建筑物的等级，通过调节瓦的层数来确定正脊高度，另外建筑物等级高低还会给鸱尾大小带来影响。对现存的北宋建筑调查并参考相关文献得出北宋建筑鸱尾形象有两大特点：一是和之前鸱尾相比造型更为丰富，欣赏价值有了很大的提升。北宋建筑鸱尾除了边沿刻画有鱼鳍外，身上布满了鱼鳞，而且其嘴、眼以及头部位置的雕刻更为精细。整体形状也有很大的区别，有高度较高且呈现矩形的，也有高度较低接近于方形的。二是鸱尾的形象由鱼逐步向龙转化。通过对《瑞鹤图》中宣德楼鸱尾的研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眼、须以及鱼鳞等造型和龙的造型非常接近。
（3）垂脊和垂兽。北宋时期的建筑中垂脊由瓦垒砌而成，和正脊的主要区别在于高低和位置的差别。垂兽和唐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垂兽由平板浮雕方式逐渐向立体龙头形象转变，其上唇向前伸，同时张开大口，不过后身仍然保持直板状态，形成了只突出头部形象而不露身躯的垂兽形象。
（4）走兽和嫔伽。早在隋唐时期垂兽之前，走兽并没有出现，当时建筑建设过程中通常使用三角形戗砖支撑上部的垂脊，到了北宋时期才添加了走兽和嫔伽形象。走兽和嫔伽在很多北宋建筑上都有体现，比如开封铁塔每层塔沿挑角位置都布置有嫔伽形象，雕刻精细，造型非常优美。考古工作者在北宋永昭陵甚至发现了陶制的嫔伽形象，由此可见北宋建筑中嫔伽形象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5）瓦当和重唇板瓦。北宋建筑上使用的瓦以圆瓦当比较常见，并且在瓦当正面雕刻有、宝相花等图案。例如在北宋皇陵中曾经出土一批瓦当和重唇板瓦，并且瓦当上雕刻有兽面纹、莲纹等。整体来看这些瓦当和之前时期的瓦当相比，装饰性更强，而且图案各种各样，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
（6）垂鱼和惹草。这两种形象主要用于装饰屋顶山面，北宋《营造法式》对这两种的使用尺寸和位置有明确的规定：“凡悬鱼，施之于屋山搏风版合尖之下；惹草，施之于屋山搏风版之下，搏水之外。”其中垂鱼能够使拼接更加牢固，而惹草能够达到遮朽的目的。其实这两种物件的作用是保护椽头，避免雨水腐蚀，只是古代建筑建造者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其进行了处理。《营造法式》中“造悬鱼惹草之制”对垂鱼和惹草纹样做过描述“或用花瓣，或用云头造”。该描述和黄鹤楼建筑上的垂鱼和惹草形象基本符合。建筑物上的垂鱼和惹草能够很好地装饰山面，增加了山面的可观赏性。
2.柱子和柱础装饰特点
北宋建筑中的柱子造型多种多样，主要有方形、八角形等，其中圆柱占据很大比重。圆柱材质以石料为主，且圆柱上雕刻有各种花纹。在北宋现存的遗物中，晋祠圣母殿前龙檐柱和登封初祖庵大殿石雕柱均是北宋建筑柱子的典型代表，其中晋祠圣母殿前龙檐柱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木盘龙柱。初祖庵大殿石柱雕饰和《营造法式》中的描述基本相同，尤其对雕刻的花纹、人物等内容和其记载的完全一致。从雕刻手法上来看，其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十二根内、外柱上雕刻的内容含有几十幅画面，植物和人物的安排非常巧妙，几乎没有雷同。例如，在莲花、荷花等花草中出现的化生童子形象各不相同，十分生动有趣。内、外柱使用的雕刻手法不同，在柱头和柱脚位置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内柱的八角轮廓，但是在柱身这八个棱面则融为一体，和雕刻画面起伏不定，只能大致分清正面和背面。其正面雕刻的是一个手持宝剑站立的大王，其头上雕刻有飞舞的降龙，脚下雕刻有云朵。背面雕刻有飞舞的双凤，采用的雕刻手法十分巧妙。宋代柱础大多使用仰覆莲和覆盆等形式，且柱础上大都雕刻有花草、动物图案，例如河南汜水等慈寺柱础上雕刻有多只玩耍的狮子等。不少柱础上雕刻有很多花纹，其中以莲花和牡丹花比较常见，例如，苏州罗汉大殿柱础上雕刻的有牡丹花纹等。另外，有时候即便使用同一种花纹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通过对北宋建筑的柱础研究，得出当时人们已经将柱础当作重要的装饰位置这一重要结论。
3.北宋建筑台基装饰特点
台基是古代建筑三分中的下分，一般使用砖石砌筑，当时使用台基主要为了增加建筑的气势，从而达到“高台榭，美宫室”的效果。为了实现和地面的自然过渡，需要建设成不同形式的台阶，其主要由阶基和须弥座组成。
（1）阶基。通过对宋画建筑中的阶基研究发现，宋代的阶基一般以石条为框架，并在中间铺设虎皮石和条砖。《营造法式》记载有关阶基的制作有两种方法，一是将石块平砌，另一种是叠涩座，即将石块层层叠涩，在中间位置束腰，并在该位置设置隔身版柱，在版柱间设置突湖门。
1．1自然因素
安徽因地处中国东部的内陆，地形幅度变化小，大多数地形为平原、低山和丘陵。长江淮河跨省而过。处于温带与亚热带交界的安徽，受东部季风影响，形成了四季分明，湿润的气候，徽州地区又处于安徽的南部，因其山清水秀林木茂盛，占主要面积的为山峰与丘陵，河流与盆地散布其间，人口聚集的盆地只占全域的一成，以“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和庄园”著称。因其温和多雨的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房屋营建中会因湿润性气候降水多而考虑雨水排泄功能的需求。徽商的起源是因山多地少的徽州，耕地空间很少，无法全部从事传统的农业，所以较多数的人从事山地种茶与商业。徽商衣锦还乡后大兴土木，并将经商所见的各个地域建筑与当地地域环境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居建筑———徽派建筑。
1．2社会因素
自古以来徽州地区人民重视教育，尊崇儒家思想与文化，有尚读之民风，曾经出现过“父子宰相”“四世一品”“一门八进士，两朝十举人”“连科三殿撰，十里四翰林”的盛景。徽州商人被广泛称为儒商，他们重视道德礼仪，认为在生活和商业上传统的道德礼仪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商人民居空间和建筑的设计中充分的体现了对传统道德礼仪的尊重。明代中期到清代前期(乾隆时期)是徽商的兴盛期，且在清朝中期成为了中国商帮的翘楚，商路遍天下。有几方面原因促使了徽商产生与兴盛:在地理上，地处皖南山区的徽州，具有占大部分面积的山地，大面积的山地拥有着极其丰富的生态资源，使得徽州盛产木料与茶叶。在历史背景上，徽州地形复杂，而且居住在山间盆地中，难攻易守，很多在战乱中的中原人口迁入徽州，使徽州更加无法在农耕上自给自足，进而促使徽州人民寻找新的生存方式。徽商是在人多地少的自然条件下徽州人多从事手工业，并且走出故土谋生而产生的。自古就有深厚的文化沉淀的徽州地区，受儒家的礼仪教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影响，徽商乡土观念浓厚，在外经商取得成功后多“衣锦还乡”，回到徽州兴建宅舍，留下了在中国民居建筑与装饰艺术上都大放异彩的西递、宏村等建筑。设宗族祠堂为家族建筑群中的重中之重，宗祠是为后世族人提供祭祀祖先、传承家族文化、谨记等级礼法的场所。在建设期间不仅在建筑选址、构造以及布局层面上非常注重，而且装饰层面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不追求奢华和过度修饰，仅在匾额和碑刻上有基本的装饰，有劝勉后辈勤俭持家本分做人之意。在伦理礼教上的教化和约束，是对徽州传统民居建筑产生较大影响的因素之一。在徽州的建筑、书画以及手工业等等多方面有所体现的刚柔并济并且兼容并包的审美特征，是因为避乱的中原百姓与土著居民的混居，形成的多元文化与徽州的自然环境完美的结合而形成的。
2徽派建筑装饰艺术的特点
徽商民居的典型特征与建筑色彩便是“青瓦出檐长，马头白粉墙”。黑、白、灰三色是徽商民居建筑的色彩，坐落于青山绿水之间的建筑，与环境融合为一体，显得分外质朴与优美，徽派民居建筑单色调的色彩使人产生宁静和释然的情怀。内部空间的装饰色调，要比外部丰富很多，主要以古朴天然的木材材料本色为主，并配合精彩的木雕，布局疏密有度，雕饰形成的肌理和阴影效果表现自然的肌理，豪华宅邸为显示主人的经济实力在重要装饰部位还施以金粉，以显得富丽堂皇。
2．1木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木雕艺术的顶峰时期是在明清时期，木雕的精品不胜枚举且出神入化。木雕在民居装饰艺术中规模最大、数量最多且成就最高，因木材的质感相对柔和且带有生机，加之木材质地柔软、可塑性极强，不仅可以刻画出复杂的图案而且在层次上也可以达到玲珑剔透的效果。因此木雕的题材也最为广泛。在地理环境和工艺水平上所存在的差异，使得民居木雕装饰图案的造型也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徽州民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徽商民居中所体现出的木雕艺术，在明代开始广泛使用，并且在清朝时进入了鼎盛时期。徽商民居能充分体现木雕艺术的繁盛，木雕装饰大量运用在徽商民居建筑的结构和装饰材料中。古拙朴美、造型饱满、神态生动夸张是徽商木雕在造型上的特征。木雕浅、深、透三种技法结合使用，不仅仅体现出工匠们精湛的雕刻工艺，而且充分表达出木雕层次丰富分明，并且处理出前后虚实各种效果，艺术性观赏性极强，可以在木材上构造出许多精美的造型。富有张力的形态，流畅细腻的线条，将硬质的木材雕刻出柔美的缠枝造型，且脉络清晰，立体感极强。在充分的写实基础上，进行艺术的抽象加工，使得纹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并富有强烈的自然气息。如同儒学教育课堂的徽派木雕，每一个木雕都是在述说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让人在耳濡目染中学到理学的思想精髓。一件件木雕的精品，成为了中国古代文明传承的载体。总体来说，木雕的装饰艺术性在徽商民居中运用的最为广泛，不仅拥有繁多的品类，各异的题材，徽商民居木雕装饰从整体来说，繁复细腻是清代木雕的主要特征，整体上的感觉“谋篇”不足，但对于细节的刻画往往游刃有余。只要目光所及的厅堂内皆是木雕，整体处理的过于繁密，失去了重点，但是局部观察却完美无痕。流传至今的徽商民居木雕装饰艺术，仍然是中国民间艺术中的瑰宝。
2．2石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在工艺上和技术上都有很高成就的石雕艺术，因石质材料具有坚硬耐磨、经久耐用、防潮防水等特质，多用在建筑中需要防潮和受力的构件中，能起到很好的稳定作用，如柱础、台基、石鼓、石狮等，但石雕相对木雕和砖雕难雕，因此在民居建筑中不如木雕、砖雕装饰运用的广泛。远远不及木雕的装饰范围广的石雕因受限于石材本身的特质，徽商民居中石雕常出现于台基、柱础、石狮、漏窗和牌坊，石材对雕刻工艺的要求很高，相对难雕，其中透雕最为精美和绚丽，因此一些制作工艺复杂精彩的透雕只有在财力雄厚的商人民居建筑中才能欣赏到。无论是华丽还是朴素，精巧还是古拙的徽商民居石雕艺术，都显示出了雕饰工艺的精湛以及徽商雄厚的经济基础。其装饰图案也是以民间最为朴素的表达吉祥幸福寓意的题材最为广泛，表现出了强烈的乡土情结。
2．3砖雕艺术的基本特征
以砖为原材料的雕饰艺术是砖雕，它模仿石雕，却远比石雕经济和易雕刻，而且具有石雕坚硬、耐磨、防腐等特性。选题包罗万象的民居砖雕内容，主要为吉祥寓意的图案，不仅有几何纹样、花草鸟兽还有神话传说等等。其中，最经典也最精美的代表性作品是以人物为主要刻画对象的砖雕。徽州地区重要的民间工艺形式是徽商民居中运用的砖雕装饰手法。徽州的民间匠人，不仅在满足使用功能的同时还赋予其装饰美感，运用了最基本的建筑材料却创造出精美装饰的艺术表达形式。表达形式非常灵活的砖雕，达到了既有实用价值又有美学价值的装饰效果。出现在徽商民居中最早的砖雕，简单不精细的表达形式，有着其独特的艺术趣味;随着徽商的崛起，其财富也在飞速增加，对工匠酬金成本没有了约束，砖雕的艺术向着内容复杂多样、线条华美、层次感丰富的方向发展，成为了最具典型的徽州砖雕艺术形式。在清代徽商成为了中国十大商帮之首，家宅建造的资金充沛，砖雕技艺则向着更复杂和细腻的方向发展。工匠砖雕精巧的技艺可以塑造出更为丰富的情节和层次上的变化，远近景的表达更加的细腻，最多时有八九个层次。现代，因其地域性的审美传统和砖雕本身的观赏价值，徽州地区所喜爱的艺术形式仍是砖雕。很多的徽州民间艺术家至今仍掌握着这种精湛的技艺。便于取材、形态精美的砖雕，深受人们的喜爱，已经彻底融入了徽州人的生活。总的来说，徽州民居建筑中的砖雕艺术，不仅是中国传统雕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深刻的体现了中国传统艺术高超的艺术价值与文化价值。
3结语
论文关键词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归属 集体所有论
一、 问题的提出——从“乌苏里船歌”纠纷案说起
（一） 案情简述
“乌苏里船歌”纠纷案缘起于1999年11月郭颂参加的一次中央电视台晚会。晚会上，郭颂在演唱《乌苏里船歌》时，屏幕上打出《乌苏里船歌》的作曲者为汪云才、郭颂。主持人还在演唱之后说：“刚才郭颂老师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它当作是赫哲族民歌。”郭颂对于这一误导性介绍并未纠正而是表示默认。该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引起了赫哲族人民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本民族传唱了多年的民歌经典一夜之间成了别人的不能接受。在赫哲族群众代表与郭颂协商无果后，黑龙江省饶河县赫哲族四排乡人民政府以自己的名义一纸诉状将郭颂告上了北京市二中院，本案历经北京市高院二审终于尘埃落定，最终以郭颂败诉收场。法院判决郭颂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并在《法制日报》上发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声明。
（二）本案存在的问题
本案最大的争点在于原告是否为适格主体？郭颂提出的抗辩理由中就包括四排赫哲族乡政府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由乡政府提讼于法无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个人作品，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群体创作性与个体传承性；二是传统稳定性与时代变异性；三是信息变异性与文化开放性；四是载体有形性与信息无形性。 基于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性质的不同认识，有学者提出要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的立法保护，认为特殊法保护原则的引入不仅能够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包含的民族权力和经济权利提到法律权利的高度，而且不影响整个法律体系的自恰性和逻辑性。 甚至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已非知识产权制度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当在非知识产权框架下予以讨论。 本文认为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管采取何种保护路径，统统回避不了一个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归属。
二、 权利归属基本原则的分析
（一） 利益平衡原则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蕴含着一个民族和区域的文化特质，反映着它们独具特色的精神面貌，存在着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创造巨大市场利润的潜力，因而著作权权属纠纷才会在近几年来打得火热。因此，如何调和各方诉求，找到利益平衡点就显得至关重要。
就现实情况分析，主要存在下述三对利益冲突：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原生地居民与作品的讲述人、记录人、表演者和传承人的利益矛盾。口述者、记录人和传承人的贡献不能抹杀，一方面是基于他们对作品的流传确有贡献的现实角度考虑，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应当通过利益刺激的机制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中。在“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中，郭颂就是一个表演者和传承人的角色，虽然他不享有该曲目的著作权，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他对赫哲族民歌传承所起到的作用，在为商业目的而使用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仍应保护郭颂作为该作品邻接权人的权利。第二，不同民族区域或族群基于同一或类似作品而产生的利益诉求的对立。我们一般能够判断该作品大致来源于哪个区域，但对于其具体作者是哪个族群或个人却无十足把握。这就会在不同族群中引发争论，一旦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区域对立情绪。例如《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中赫哲族另一乡政府对郭颂持否定态度。为此，本文认为可以依据各族群提供的证据将涉案各族群整体认定为著作权人。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著作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私权基于其特点，应当确立其保护的底线，防止因过度保护而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及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就是具体体现。在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中，被引用最多的就是“公有领域”一词，所谓公有领域是指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领域，处于该领域的智慧成果可以为社会公众自由利用。 在众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案例中，侵权人使用最多的抗辩也是该作品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不再受知识产权保护。如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中不加限制地使用公有领域加以解释，那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将名存实亡。
（二） 权利保障原则
作品讲述人、记录者和传承人享有何种权利，学界有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将传承人确立为著作权利人， 另有学者认为应将传承人、记录者、表演者和口述者置于邻接权人的位置予以保护。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民间文学艺术传承活动的不同类型和实质作用，主张视不同情况赋予传承人以版权人或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 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该观点既实现了原生地族群与讲述人、记录者和传承人的利益平衡，又保障了邻接权人的利益。
（三） 传承与发展兼顾原则
中国要在文化大国的基础上转型为文化强国，其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思路。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又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发展能够有效缓解文化发展上的财政支持不足，通过法律确权，能够进一步激发各族群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动力。长期以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属不明的状况，实则造成了“公地悲剧”的后果。落实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属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其发展，借助知识产权制度，实行文化与市场接轨，进而将软实力转化为经济效益，并将其用在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上。
三、 国内关于权利归属理论的回顾
（一） 个人所有论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归属于传承人所有。在作品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传承人对作品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由传承人享有著作权是民间文学艺术版权难题的终结。 然而，该观点表面将问题简单化了，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至少还存在着以下障碍：首先，若传承人享有权利，该如何确定权利的保护期限，是传承人生前加死后50年还是永久无期限保护？如果是无期限永久保护，那么传承人死亡，著作财产权是否能够发生继承，继承人该如何确定？其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同一族群或社区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传承人对于作品的形成并无实质性贡献，仅仅为其更好地传承做出了一些辅工作。最后，对同一作品可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承人，权利的分配又将成为绕不开的话题。此外，不排除极端情况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无在世的传承人。
（二） 国家所有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其特殊性，不便于将其著作权分配给个人，又考虑到集体行使程序的复杂性和不可操作性，在该情况下，由国家行使所有权最为合适。该观点最大的弊端在于忽略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该观点严重背离了“谁创作作品，谁享有著作权”的基本原则。基于现实角度考虑，国家代行著作权多有不便，例如美国影视公司翻拍《花木兰》一案中，如果由国家出面主张权利，那么就存在着以国家公权力对抗私主体的嫌疑，也容易影响两国正常关系。
（三） 集体所有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过程虽然复杂，但并不能否认其所处环境的封闭性，作品所属族群之外的其他族群并未对作品的产生作有任何贡献，自然不能享有任何权利。 依据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著作权应当优先归属于自然人，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普通作品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不能直接适用该原理，但是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著作权集体所有并不违背这一原理。我国《著作权法》就对合作作品著作权的共有有明文规定。当然，著作权集体所有论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只能说是三种理论中可操作性最强的一种。集体所有论从本质上看，只是进一步缩小了权利归属的范围，并没有做到最大程度上的确权。在司法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权利遭受侵害时由谁提讼的问题。本文开篇提出的“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也暴露出这一问题。那么在著作权集体享有的前提下，如何进行维权制度设计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就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著作权法》的规定来看，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代表人诉讼制度。一旦发生侵权案件，作品原生地族群成员即可民主推选代表人，代表全体成员进行维权诉讼，诉讼行为对其未出庭的当事人同样发生法律效力。并且案件诉至法院后被审查认为涉及的作品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院就应当追加原生境群体成员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二是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该方式在我国已有相当的尝试，例如1992年12月成立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就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它是专门维护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专业性、效率高等优势，相较于代表人诉讼更具可采性。
1．1环境艺术设计
利用高科技的技术资源来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想，创造出符合绝大多数人认可的环境构想，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为此现代环境艺术也做出了许多的改良的方法，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对文化的重视大大提高。通过对城市的艺术风格和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在实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题的同时也为建筑设计提供了文化上的熏陶。在重视精神文化需求的现代人眼中，环境艺术设计对文化方面的重视程度只会与日俱增，所以人类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大相径庭的文化选择也就促成了不同风格特征及审美追求的环境艺术形式，而文化对环境艺术的功能形式和审美内涵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而改变其思维模式和造型技术。
1．2文化建筑
文化建筑是在城市中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可以休闲娱乐的公共文化传达场所和文化交流机构，如游乐场、美术馆、体育馆等。它汇聚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文化价值观的看法，表达了现代审美情趣的大致方向，于社会和受众群体来说文化建筑意义重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建筑也成为一个衡量国家城市发展是否得到质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所进步的显性标杆。在一个城市化水平相当高的城市中，对于文化建筑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场地的选择是颇为慎重的，它拥有着服务大众、适应大众的环境构造观念，懂得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贯穿于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的始终，且充斥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大街小巷之中。从功能上说，它拉近了人与自然、物体之间的距离，让人能更加惬意的享受身边充满人文关怀的生存环境，在自然文化和社会文化中穿梭自如，相辅相成，成为生活中公众文化交流的平台。这对现代的城市来说，不仅加深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也能增加公众之间的互动交流，缩小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对城市中人际关系冷漠的状况有所改善，以便最终形成完整的公共文化中心来适应城市的发展。
2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的特点
2．1文化内涵嵌入
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与单纯的环境艺术设计相对比，除开都是对人类环境的舒适度和实用性所做的有效改良以外，多了一份对多元文化内涵的深刻嵌入，也就是说，它不单单只是向环境构造输入“天人合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态思想，还能让受众群体感受到蕴含在其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静仁者动”之类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或是“修齐治平，仁义忠孝，少立大志，耀祖光宗。”等为人处事的道理。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远远比生存环境的舒适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大许多。人们从中体会到的东西也绝不仅是生存环境的改善，而是在无形中受到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对环境的“全面入侵”不仅表现在精神文化上，也表现在其艺术创作的选择上。以“水立方”为例，我们在为水立方对高科技技术的应用感到大为惊叹时，关注的目光也不免落在其建筑风格的独特艺术造型理解上。“天圆地方”，“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设计思想将水立方如方盒子一般的形象显得更为立体和真实，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设计理念与同样被万众瞩目的鸟巢一起成了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例子，实现了建筑功能与文化内涵的相得益彰。
2．2造型思维的应用
在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上，文化内涵对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其历史文化内容的加深上，还体现在其思想对环境艺术设计的构思和造型思维的培养上。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是属于整个世界民族文化的沉淀精品，在建筑风格上对于传统的布局、造型、样式都有很强的学习和效仿能力。而这一种行为不能只将其归为模仿，因为在接受传统文化布局和造型的同时，现代设计师们会对其进行艺术加工，环境艺术设计上会衍生出更多具有价值的创新造型。这就是由文化价值所引发的思考和深入理解。如为北京奥运会所建造的鸟巢体育馆来说，就外观而言，鸟巢不愧为“鸟巢”之名，设计师将巨大的钢筋进行焊接，通过网格、镂空等方式相互交错形成一个巨型的网状结构，从远处观之，如同一个巨大的鸟巢。而所搭建的曲线却不是毫无章法，在其曲线的造型上融入了阴阳太极的中线，揉入了中国的哲学思想的精神，使得整个造型在充满现代感的同时也极具中国色彩，成为北京奥运会上的一大亮点。
3结语
关键词：中国；古代建筑；色彩
“彩色之施用于内外构材之表面为中国建筑传统之法。虽远在春秋之世，藻饰彩画已甚发达，其有逾矩者，诸侯大夫引以为戒，唐宋以来，样式等级已有规定。至于明清之梁栋彩绘，鲜焕者尚夥。其装饰之原则有严格之规定，分划之结构，保留素面，以冷色青绿与纯丹作反衬之用，其结果为异常成功之艺术，非滥用彩色，徒作无度之涂饰者可比也。……盖木髹漆为实际必需，木材表面之纯丹纯黑犹石料之本色；与之相衬之青绿点金，彩绘花纹，则犹石构之雕饰部分。而屋顶之琉璃瓦，亦依保留素面之原则，庄严殿宇，均限于纯色之用。”从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彩色之施用的论述可见中国建筑虽名为多色，但建筑施色却重在有节制的点缀，气象庄严，雍容华贵。“色调以蓝、绿、红三色为主，间以墨、白、黄。凡色之加深或减浅，用叠晕之法。其方法亦自唐至清所通用也。”《营造法式》对于中国建筑彩画制度的阐述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建筑对于颜色选用的考究，而且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建工匠们精湛的建筑施色技术。中国建筑的色彩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视觉、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独树一帜，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在世界建筑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早期中国建筑中的色彩艺术
中国建筑的萌芽虽然可追溯到原始初民的洞穴，但是直到商周时期中国的建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并且初步形成了如方整规则的庭院，纵轴对称的布局，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等一些重要的中国建筑艺术特征。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一样的建筑风格：大体可归为以齐、晋为主的中原风格和以楚、吴为主的江淮风格。秦统一全国后建筑风格才趋于统一，建筑室内墙壁出现了以人物、动物、车马、植物、建筑、神怪和各种边饰为内容的壁画，黑、赫、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的建筑色彩才在建筑上得到体现。尽管两汉时期中国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建筑组合和结构处理日臻完善，中国建筑体系也已大致形成，但汉武帝时，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思想的提出，儒家思想开始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儒学虽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学却由先秦时充满理性、意气风发的思想逐渐蜕变成为一种死气沉沉、埋没人性的哲学，中国人的思维遭到严重的限制，秦朝出现的中国古代建筑色彩艺术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统治阶级大量兴建寺、塔、石窟等，寺院经济强大，数量众多的佛教艺术作品，使文学艺术得到了解放。正处大发展技艺阶段的中国建筑，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建筑装饰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吸收了“希腊佛教式”工艺表现风格，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得到了丰富，但建筑色彩的施用仍然不多见，直到隋朝的结束。
2唐代建筑色彩艺术：等级的象征
回溯早期中国建筑色彩艺术，虽然在秦时已经出现，但可见的作品也只是凤毛麟角，唐代以前中国建筑色彩以体现自然功能、材料本色为主，没有人工堆砌的建筑施色，建筑装饰淳朴而耐人寻味。真正在建筑上大量施用色彩作装饰直到唐代才出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建筑气势雄大，造型质朴，体态道劲。由于唐代建筑有了统一的规划，建筑归“礼部”所管，因此有了等级制度的划分。依附在建筑上的色彩也就自然成了等级和身份的象征：黄色成为皇室特用的色彩，皇宫寺院采用黄、红色调，红、青、蓝等为王府官宦之色，民舍只能用黑、灰、白等色。唐代盛行直棂窗，窗根上的纹样有龟锦纹及花纹繁密的球纹等。室内壁面上往往会有壁画，天花板形式很简洁。这时候的彩画构图已初步使用“晕”，它对以对晕、退晕为基本原则的宋代彩画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使用花纹方面，除莲瓣以外，窄长花边上常用卷草构成带状花纹，或在卷草纹内杂以人物。这些花纹不但构图饱满，线条也流畅挺秀，还常用半团窠及整个团窠相闻排列，以及回纹、连珠纹、流苏纹、火焰纹及飞仙等富丽丰满的装饰图案。可以说，唐代是用色彩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3宋代建筑色彩艺术：主流文化的印证
唐宋建筑一脉相承，宋代建筑是唐代建筑的继承和发展。但宋代建筑比唐代建筑规模小，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受唐代建筑的影响，宋代建筑主要以殿堂、寺塔和墓室建筑为代表，装饰上多用彩绘、雕刻及琉璃砖瓦等，油漆在这一期开始大量使用，建筑构件也开始趋向标准化，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是宋代的一大特点。受儒家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宋代社会思想所致，宋代建筑用色喜用稳重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自唐玄奘在佛庙中引入风格开始，至宋代，印度佛教文化开始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角落，宋代建筑寺塔的装饰尺度合理，造型完整而浑厚，苏州的虎丘塔、泉州的仁寿塔便是宋代典经之作，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屋顶上或全部覆以琉璃瓦，或用琉璃瓦与青瓦相配合成为剪边式屋顶，彩画和装饰的比例、构图和色彩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因而当时建筑给人以柔和而灿烂的印象。宋代建筑的色彩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并且对后来中国建筑装饰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4元代建筑色彩艺术：宗教文化渗透下，风格秀丽而绚烂
元室以蒙古民族入主中土，建立蒙古政权，并迭西征，以展疆土，形成了地跨亚欧的大国。元朝由于民族众多，而各民族又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元代传统建筑艺术在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碰撞下增添了许多新的元素。由于蒙古族崛起于北方蒙古高原，因此受以北方工匠为主的外来工匠影响，元代建筑结构大胆而粗犷，艺术风格也狂放不羁。最为突出的是宗教建筑，从到大都建造了很多喇嘛教寺院和塔，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壁画的创作手法。陆续兴建的伊斯兰教礼拜寺开始和中国建筑相结合，形成了独立的风格，装饰、色彩也逐步融合起来。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高浮雕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人物姿态、神情十分雄劲，图案生动的气氛热烈，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给予明清建筑艺术不少影响，尤其是对官式建筑影响较大。元大都是元代建筑的点睛之作，《中国建筑史》记载：“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可见元代建筑色彩艺术不仅在视觉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色彩更为丰富，而且在使用功能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较好地延长了建筑的使用寿命。元代宫室建筑在承袭唐宋建筑风格的传统下，建筑装饰纹样倾向平实、写实的路线，宫殿建筑的色彩和图案更为精湛，风格秀丽且绚烂。
5明代建筑色彩艺术：鼎盛时期的开始，浓重悦目、细致华丽
明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明太祖的休养生息政策极大地推进了明代手工业的生产，手工业技术突飞猛进。明初立国南京，建筑主要仰赖江南工匠。永乐移都北京，北京宫苑建设，以南方工匠为主。形成了严谨、工丽、清秀、典雅的明代建筑风格，颇具江南艺术的风范，只是经过皇家贵胄的渲染，明代建筑体量宏巨，色彩浓重。虽更改了江南雅淡之风，但其根系，实与江南建筑相近。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官式建筑已经高度标准化、定型化。房屋的主体部分，亦即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部分，一般用暖色，尤其爱用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则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样，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
建筑色彩的施用，在中央集权的明代封建君主制下仍然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在一般民用住宅建筑中，多采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多采用本色木面，也显得十分雅致。
明、清时期，藏族和蒙古族的喇嘛教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寺院建筑由于有一些比较完整定性的装饰手法，这就使寺院中许多建筑的外形有着共同的艺术特点。墙很厚，收分很大，窗很小，因而建筑显得雄壮结实，檐口和墙身上大量的横向饰带，给人以多层的感觉。这些特点在艺术上增大了建筑的尺度感。在色彩和装饰上则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教义规定：经堂和塔刷白色，佛寺刷红色，白墙面上用黑色窗框，红色木门廊及棕色饰带、红墙面上则主要用白色及棕色饰带，屋顶部分及饰带上重点点缀镏金装饰，或用镏金屋顶。这些装饰和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有助于突出宗教建筑的重要性。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以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和玛扎为代表。这类建筑窗户棂条的组合使用了各种精巧的几何纹样。维吾尔族建筑装饰的种类很多，而最出色的是拼砖、石膏花饰、彩画和窗户棂条的组合，多种装饰往往综合使用，形成华丽细致的艺术气氛。
6清代建筑色彩艺术：建筑色彩的颠峰时期，油漆彩画盛行，施色走向复杂化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封建君主制进一步加强，皇权更为巩固。手工业生产水平比明朝有较大提高，规模更加扩大。在此背景下的清代建筑色彩的施用越来越复杂，其色彩功能突出装饰性，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就是“油漆彩画”。围绕彩画形成了一系列与建筑文化相关的内容，彩画的功能演化成装饰。清代后期，等级制度使建筑颜色两极分化，艺术表现寓于内容要求。清代官式建筑以金龙合玺为最荣贵，雄黄玉最贱。宫殿地位最重要，色彩也最强烈；依次为坛庙、陵墓、庙宇，色彩的强烈程度也递减而下：民居最普通，色彩最简单，其建筑一般不施彩画，即使有的也只在梁枋交界处画“箍头”。清代台基一般为砖石本色，重要建筑用白色大理石。如北京紫禁城的颜色是红黄色的，与紫禁城相联的周围一些重要建筑都是红色，屋项则呈现绿色，而其他的北京建筑颜色大多是灰色。清代琉璃瓦的使用极为普遍，黄色最尊，用于皇宫及孔庙；绿色次之，用于王府及寺观；蓝色象天，用于天坛；其它红、紫、黑等杂色用于离官别馆。
明清建筑装饰，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许多规模宏大的宫苑、陵寝，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出色。建筑装饰风格沉雄深远，映射出了明清全盛时期皇权的声威。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建筑的装饰图案或彩画生气才开始低落，唐宋装饰的风采已经踪影皆无，由于过分追求细腻而导致了琐碎和缺乏生气的局面。
7近现代建筑色彩艺术：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下，复古风行
时期，受西方的影响，建筑系统变了，色彩关系也变了。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租界，在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下，建筑重新突出材料的本质色彩，建筑颜色衬托了建筑载体的功能。
近现代的中国建筑在欧美国家取消建筑装饰的影响下，开始步入了重现代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不重装饰的阶段：装饰性的花纹图案已不多见，建筑装饰除功能和施工技术的要求外只能在符合功能、技术的门、窗及实墙之中寻找理想的格局
建国后，“”卷袭全国，与中国其他领域所受到的破坏一样，建筑创作也受到了极大摧残，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建筑被极不恰当地要求必须体现某种被歪曲或吹胀了的“政治”概念，于是全国各地所谓的“万岁馆”如雨后春笋、城市中心广场或其他标志性城市建筑中也出现了称之为政治具象象征主义或抽象象征主义的建筑作品，无原则的模仿北京国庆十大建筑的“创作方法”盛极一时，在混乱的政治格局中，中国建筑色彩一改往日丰富绚烂的特点，成为了单一而枯燥的东西。在这样的文化浩劫中，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色彩所赋予中国建筑深刻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意义荡然无存!
8结语
1我国建筑装饰艺术的发展现状
随着我国建筑行业的蓬勃发展，我国建筑室内、外装修行业也得以快速蓬勃发展，市场潜力巨大。但是建筑装饰市场毕竟是新兴产业，其市场管理混乱，没有条理，其专业界定也不清晰，建筑装饰行业的从业资格鉴定也没有正式的建立起来，对其从业人员的考核和资格认定也不够专业，所以导致建筑装饰行业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这就使得部分建筑工程的设计水平低下，建筑施工技术粗糙敷，建筑装饰价格弄虚作假，漫天要价，从而耗费了极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
2建筑装饰艺术的可持续性发展内涵
建筑装饰艺术是不同时代的生动写照，它反映了各个时代的艺术、文化、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可持续发展，在经济的角度来看是指在环境得以持续制约的条件下将经济利益最大化，而在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是寻找一种最佳的使生态系统与土地利用共同发展的方式。总之，都是要求人们在进行建筑装饰设计时，要合理的利用自然资源，保护好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要求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与自然环境的发展相协调。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尽力保护和维护好地球的环境，以可持续发展的方式来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经济。与以往保护环境的方式不同，可持续发展要求转变发展模式，从根本上有效地解决环境问题。
3建筑装饰艺术的属性
建筑装饰，是对已经完成的建筑物的主体结构、物理性能、使用功能等进行进一步地完善和美化。建筑装饰主要是对在特定环境中的建筑物的形态、气氛、质地、明暗等进行装饰，从而使得建筑物能够更好地适应其所处的建筑环境。建筑装饰的工程属性是由建筑物的外在固定形态所决定的，这与建筑物的施工工艺和施工材料的选择等有着极大的关系。建筑装饰的功能主要包括：建筑空间序列的强化，装饰艺术品摆放的效果呈现多样化，建筑时空的环境与氛围更加富有意境美，强化建筑物的视觉效果，给人以美的感受。建筑装饰最大的特点便是地域性。建筑装饰随着地域环境、季节气候、生活方式、民俗礼仪、风土人情等的变化而变化。地域性的建筑装饰虽然在构造上依然遵循现代建筑的标准和需求，但是其装饰艺术形式却又与当地的地域文化呼应，变化多端。
4建筑装饰材料的发展与革新
建筑装饰的可持续发展关键碍于建筑装饰材料的科研生产，建筑装饰材料的不断发展与革新，为建筑装饰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不断推进着建筑装饰朝着高科技、低能耗、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其具体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1）装饰木材的革新。现阶段，我国的森林覆盖率极低，为了更好地保护森林资源，开发节木、代木的装饰材料成为当今装饰材料的主要发展方向。（2）外墙材料的革新。近年来，我国的建筑装饰主要采用硬面材料，这占了外墙材料的近八成，而软面材料的运用并不乐观，这种用料失调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重点问题。（3）门窗材料的革新。当前建筑中，门窗多采用防潮、防腐、保温且隔音的塑钢门窗，随着化学建材业的不断发展，门窗材料也面临着革新换代。（4）管道材料革新。建筑中采用的传统管道是镀锌管道，现已经被塑复管道所逐渐替代，塑复管道不易生锈、无毒无害，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新一代管道材料。而我国对于这种新型材料的利用率并不乐观，因此应该大力推广应用此材料。（5）填缝材料革新。填缝材料主要使用的便是从国外引进的聚氨酯发泡填充剂，这种高科技化学建材无毒无污染，是名副其实的绿色环保建材，将逐渐替代传统的水泥、砂浆等填缝材料。
5建筑装饰艺术的生态可持续性分析
建筑装饰艺术的生态可持续性就是在进行建筑物装修时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即利用最少的资源，排放最少的废物，用最简洁的工艺和最优化的装修过程达到极佳的建筑装饰效果。建筑装饰艺术的可持续性就是指建筑装饰的生态型，它首先表现为物理的生态性，也就是利用低能耗的建筑材料，采用简洁易操作的结构构造手段，从而减少污染的产生。其次，它还指涉及视觉的生态性，即在整个建筑装饰设计中，使得环境色彩、质感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建筑装饰的可持续性与建筑材料的属性也联系紧密。建筑环境的氛围与意境是由建筑材料来决定的，建筑材料的内、外功用性对可持续性影响重大。内功用性是指建筑材料的主要机能，而外功用性则是内功用性的延伸，依赖于内功用性。做到建筑材料的可持续发展就要关注材料利用的创新性，对材料的性能和特质要不断追求卓越。
6建筑装饰艺术可持续性发展面临的问题分析
建筑装饰艺术存在着两个最大的误区：①建筑物的空间设计没有特色，只是一味地追求豪华和奢侈；②曲解了简约的含义，单纯地认为简约就是简单，从而导致建筑物成为一堆材料的罗列与堆砌。（1）污染严重。污染包括气体与声音的双重污染。建筑材料中的有害气体如甲醛，建筑材料中陶瓷、石材等具有的放射性都是造成污染的重要原因。建筑导致的光污染以及热岛效应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污染。（2）灾害隐患。建筑装饰材料大多采用可燃、易燃的木材或者有机聚合物制造的易燃的织物、胶合板等。这些材料都极易引起火灾，从而引起大量的热量以及毒气、灰尘的产生，造成严重的危害。（3）资源浪费。建筑物的建造本就是消耗资源的过程，若建筑物装修时对装饰材料的利用率不高，再因为设计不合理而使用过多的装饰材料，这都会造成建筑材料的浪费，从而浪费资源，消耗不必要的能源。
7建筑装饰艺术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研究
要改善建筑装饰的生态环境最重要的一部分便是绿化的设计。绿化，与人们的听觉、视觉、触觉以及心理方面等都息息相关，因此，在进行装饰设计时重点探讨绿化设计是非常有必要的。从短时间来看，进行绿化设计会一定程度上增加装修的资金投入，但是，长远来看，绿化是非常值得的，它将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准。而且，进行适量的绿化设计，能够有效地维护建筑装饰的生态平衡，为居住人提供更加安全、舒适、健康的生活环境。应该增加科研力度，增加生态建筑材料的科学研究，不断开发绿色的建筑装饰材料。加强有关技术人才的培养，积极探索有机建筑材料的设计及生产，不断提高可再生利用的建筑装饰材料的比重。在材料的选择上，应该选择绿色的建材，即低污染、无毒的建筑材料。多选用生态建材、环保建材和健康建材等，能够减少资源和能源的消耗浪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居住着的身体健康。要格外关注建筑物的通风状况和采光情况，通过合理的设计功能，不断改善建筑物的通风状况和光环境。
8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建筑装饰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将得到空前发展。建筑装饰的生态可持续发展，能够使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完美融合，有效地综合人、建筑、环境与资源的完美整合，使建筑装饰艺术不断进步。推动建筑装饰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将有利于保护和建设我国的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从而不断推动我国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实现我国资源的有效重组利用，进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顺利建设。
参考文献
[1]张乐.徽派建筑装饰艺术理念与现代室内空间设计理念的融合与实践[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33（1）：167~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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