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4 15: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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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作为皇家园林，没有北海琼岛瑶台的意境，也没有颐和园富丽堂皇的华美，更没有圆明园集天下景物于一园的奢华，而是突出山庄的特色朴实无华，淡泊清远。正是这种创新的艺术手法，才使避暑山庄古朴典雅，格调高迈，在中国古典园林建筑中达到高超出群的地步。外八庙这十二组建筑群的布置，是以避暑山庄为中心，由东转北，沿武烈河东岸，狮子沟北岸，依群山布置。这种大范围的布局，除明、清的墓陵外是传统寺庙建筑所没有的，称得起规划布局上的创新。喇嘛庙自元、明以来多有修建，它改变传统的层层院落、严谨对称的格局而为依地形山势灵活布置，如普陀宗乘庙是建在河谷平地后面的缓坡上，利用缓坡设立一些建筑，利用这段缓坡的纵深，无形中提高地势，即增加了后面主体建筑的地基高度，使主体建筑矗于高坡之上，从而突出大红台主体建筑群，获得远观主体高踞城上之势。单体建筑改变了传统汉式木构大屋顶的形式，变成采用了大量平顶多层大红台、白台为主的建筑，普陀宗乘庙后部沿山坡建琉璃牌坊，其后建造一些二三层的具有藏族式样的平顶建筑(俗称白台)。有的在平顶上建造木构小殿，做佛殿或僧舍用；有的组成小院，做僧舍；有的在屋顶上建造塔，如东、西五塔白台；有的是实心台座，不能人内，没有实用价值。最后面高坡上为全庙的主体大红台建筑群。这组主体建筑群，是建造在一个高台上(高台实心，墙面设三层假窗，外面有四层高)，由东西两边蹬道上至高台。高台上，中央及靠东面有两座群楼。其主体是中间体量最大的红色群楼，外观七层，内部实际上只有三层，即下面是包山而建的高大台基，只是外面开设四层假窗，使外观有七层效果，群楼平顶上的西、北部再建亭阁。天井中央有一座高大的单层重檐方攒尖顶的建筑，名万法归一殿。红色群楼东部为外观四层的白色群楼，内部有落伽胜境殿，平顶上也建有亭阁。
二、重在因借的造园艺术
我国的古典园林，汉唐以来就是以提炼山水，创造“城市山林”为主要的手法。避暑山庄的设计，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框框。它以因借为主，因自然为景，纳山川于园，这种大手笔对于我们今天发展旅游事业，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山庄的东南部，因借山泉、溪水、河流造景，构成湖面镜开，群岛罗列，菱角荡漾，垂柳随风的景色，誉为北国江南实不为过。这里特别要提到热河泉的因借，热河泉水温较高，严冬时节，湖面不结冰，每值清晨，云雾缭绕，蔚为奇观。乾隆在《避暑山庄仲秋尚有荷》诗中说：“荷花仲秋见，唯此热河泉”。热河泉的因借，为山庄景色增添了异彩，热河也就因此闻名遐迩。在山庄的园林建设中，直接因借古松，与建筑物有机融合在一起，构成美丽的山庄园林景色，如松云峡、松林峪、西峪三条沟壑中御路两侧栽植的古松，正宫区“澹泊敬诚”殿前的古松及山区、平原区古建筑周围的古松，大多是结合建筑物有意栽植的。在外八庙的绿化种植上，各寺直接因借古松，大多是种植在寺的前院，以衬托前部体量较小的建筑。在寺的后部松林簇生，构成了一定的园林效果。普宁寺当年还在“藏式”地段的东、北、西面外部种植松树五百株以象征五百罗汉，都更加烘托了佛寺本身的园林气氛，把佛寺与周围的山林风景衔接起来。因借的手法在山岳区造景中运用的最为成功，整个山岳区有四条大的沟谷，山庄的设计者们，因沟规划为四大景区，把峡谷、山坳、山巅、岩壁，都建为小景区和风景点。他们因山造景，顺谷布园，规划出“南山积雪”、“青枫绿屿”、“梨花伴月”、“澄泉绕石”、“锤峰落照”、“四面云山”等许多驰名胜景。山庄还具有大一统思想，山庄独具特征的地形地貌形象地展示了西北高原、内蒙古高原、江南水乡的地理景貌。康乾二帝则巧妙地因借自然地形布置古建园林景点，在空间上与山庄具有蒙藏等少数民族特点的寺庙形成一个有机的空问整体，形象地展示了我国多民族统一的锦绣中华的地理景貌，“山庄咫尺间，可做万里观”。从而完成了历代帝王梦寐以求的大一统梦想，成为中国古代园林的典范。
三、熔炼汉藏建筑于一炉的新风格
吊脚楼作为中国木构传统建筑的延续，充分利用了木和土的结合，彰显了一种建筑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梁思成先生认为“从中国传统沿用的‘土木之功’一词作为建造工程的概括名称可以看出，土与木是中国建筑自古以来采用的主要材料。”大多数苗族先人由于各种原因从长江中下游流域迁徙至黔东南，将江南干栏式建筑技术带至新居住地，并根据新自然环境和地理特点，不断改进而建造了具有独特民族风情的吊脚楼。由于地势的因素，苗族吊脚楼常建在斜坡上，房子前部以木柱支撑，后面直接立于地基，房底架空，常用来堆放农具或饲养牲口，二楼人居，三楼较矮，一般用于存放粮食。无论从吊脚楼的选址、材料的运用还是功能的设计都与自然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遵循了大自然的规律，生动的体现了天人合一。
二、吊脚楼的艺术价值
（一）静态美
吊脚楼依山水而建，以带状或片状群居分布，有的也独自屹立山腰。从横向上看，它们似等高线一般分台而筑，虽不够整齐划一，但鳞次栉比，错落有致，给人以层层相叠的感觉。它们不拘一格，和村寨山上的树木混为一体，表现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天人合一”的特点，表达了人们顺应自然向往自由的愿望，放眼望去，整个村寨就像一幅高低起伏、行云流水般的画卷。走近一幢吊脚楼，抬头便可感受到它的俊秀、挺拔和修长。远处观望而产生的那种高耸山腰，风雨飘摇的感觉荡然无存，吊脚楼粗壮的立柱直接插入地面，台基扎实，房梁厚重，以至于不得不让人相信它已经完好地与山坡镶嵌在一起。从建筑艺术角度来看，吊脚楼是长方形与三角形的组合，这种几何形体稳定而庄重。仔细看，可以发现窗户上的雕花或者是多样的几何图形，或是神灵活现的动植物，抑或是龙飞凤舞的文字等，雕工非常精细，整个可谓是艺术佳品。而映入眼帘的由小木块平行排列而成的“美人靠”又给吊脚楼增色不少。远看如画、近看所呈现的精雕细琢的画栋和厚重感赋予了吊脚楼以一种静谧之美。
（二）动态美
钻进苗族村寨林立的吊脚楼群中，踏在青石板砖铺成的弯曲小道上，傍着晨曦迷雾，借着太阳洒下的一缕光，走过一个个拐角，看到一幢幢飞檐翘角和三面环廊的吊脚楼，大有一种“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走近山坡上的吊脚楼时，先映入眼帘的是几根粗大的吊脚，接着是正屋及惹人眼球的“美人靠”，然后整座房屋的全貌才为人所领略。在楼下、进屋的台阶以及正屋内观看户外的风景，因角度发生变化而感受各异，园林设计中的“借景”手法在此巧夺天工，颇给人一种“人在画中游”的动态之美。空间紧凑，开合随意，分割自然，布局灵活，在“道法自然”中变化万千，形成多样化风格，给人以一种静态的精致和厚重之美，同时也给人一种动态的流动美。吊脚楼不仅彰显了其建筑技术和艺术的高超和美妙，还自然而然地展示出一种静态的婉约之美和动态的灵动之美，如诗如画，如痴如醉，显示出技术和艺术的完美结合。
三、吊脚楼建筑艺术保护和传承的观点和实践
吊脚楼固然有以上的特点和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现今却也面临被破坏甚至被摒弃的危机，许多人认为吊脚楼已经“过时了”，将其改造为钢筋混凝土样式的洋房，或者外表为吊脚楼样式，室内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有的在吊脚楼中间耸立起一座楼房，显得十分突兀。吊脚楼建筑面临着被破坏的危机，需加以保护和传承。
（一）学界的设想
学术界有许多学者对吊脚楼建筑的保护和传承做过思考，有人提出从法制上需要各地方政府加强立法和行政，出台保护的规章和政策；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角度坚持“以政府资助为辅，个人保护为主”的保护模式，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角度上要将吊脚楼所代表的民族文化本土化，还有从工艺传承人角度上需要加大对吊脚楼建筑工艺传承人的保护资助力度。有人指出要将吊脚楼当做民族历史文化遗产和民族文物来看待，加强登记和保护，抓住机遇以建筑旅游业的方式推向市场。从学术界所做的众多研究中可以发现，针对保护和传承吊脚楼的措施和方法可以归纳为两方面，其一是将吊脚楼非物质文化遗产化，在这里，政府、吊脚楼主人以及工匠们被要求承担更多的责任；其二是将吊脚楼建筑推向市场开发旅游，这是借市场的力量来引导和调控吊脚楼的保护和传承。
（二）保护和传承的具体行动
实际上，国家和政府已经注意到吊脚楼建筑所面临的危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政府牵头将吊脚楼建筑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资金进行维修和保护并出台相应的法律和政策保护条例，规范吊脚楼的建筑风格，防止对于吊脚楼的破坏。2005年3月，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贵州西江千户苗寨吊脚楼营造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如火如荼地发展旅游业，吊脚楼及其营造工艺因此而成为一个优秀建筑技艺“符号”，这种“符号化”举措一方面提升了吊脚楼的作为一种文化的地位，另一方面也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名开展的旅游业促进了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可以说是学者们关于保护吊脚楼思想的现实应用。西江千户苗寨的成功，给其它地区树立了榜样。
四、吊脚楼建筑艺术的保护和传承应放到文化的高度
（一）保护和传承遭到挑战是文化问题
吊脚楼文化艺术所面临的危机，有学者指出其原因在于造价高、实用性不强以及吊脚楼建筑艺人转行导致了传承的断层；也有学者认为是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造成了吊脚楼文化生境与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现代建筑或许真的更牢固实用，然而，笔者认为，吊脚楼作为一种民族艺术景观，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世界多元文化的一个体现，吊脚楼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民族地区的吊脚楼是目前所剩不多的以木质结构为特征的中国传统建筑，许多人放弃吊脚楼而建造钢筋水泥材质的洋房，实质上意味着对于以石为基本材料的西方石构建筑和现代文化的接受，意味着对木构建筑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摒弃。诸多学者指出当前吊脚楼建筑艺术面临着诸多问题，它以源于西方石构建筑传统的现代建筑取代吊脚楼为表现，他们提出的各种诸如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制定法律限制人们的破坏等举措都并未真正触及最为根本的问题——中西文化碰撞和较量问题，吊脚楼建筑艺术所面临的危机是两种文化交锋的一个表现。
（二）保护和传承的根本在于提高文化自信
人们放弃传统木构风格的吊脚楼选择现代风格的非木质建筑，本质上是西方建筑理论话语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理论的胜利。因为，从西方建筑理论出发，区别了两种类型的建筑：“‘伟大艺术’的主流建筑（architetturamaggiore，意大利语）和无名氏建筑（architetturaminore）。”其中前者涵盖了那些陵墓、教堂、神庙和宫殿等反映君权、神权的尊贵建筑空间，是鲁道夫斯基（B.Rudofsky）所形容的“贵族的建筑和建筑的贵族性”（Noblearchitectureandarchitecturalnobility）；而后者所涵盖的是民间的、原生的人类居住场所。从这个理论出发，吊脚楼建筑艺术自然被列入了“无名氏建筑”的范围。高楼大厦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是现代化的表现，居住在楼房中才能彰显身份的尊贵和思想的前卫和潮流。显然，楼房样式的建筑占据了当前建筑的主流，这就是许多人说吊脚楼“过时了”的原因所在。
五、结语
中国古建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典型的传统民族文化特色。传统建筑中的各种屋顶造型、飞檐翼角、斗拱彩画、朱柱金顶园林景物等，充分体现出中国建筑艺术的纯熟和感染力。其中唐代建筑是中国古建筑成熟期的代表，从单体建筑营造到建筑群体组合都达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高峰，其雄壮的建筑形态与宏伟的建筑气魄都给人强烈的心灵震撼。其结构、装饰纹样和色彩构成均是民族精神的映射，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对鞋靴产品的设计创新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唐代建筑结构中，台基、柱、斗拱和屋檐是最直观、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细节，是唐代建筑的精髓。其中，台基发展历史悠久，《史记》中有记载“尧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汉有三所之制，左嘁右平”，不同时期台基的造型和纹样不同。台基最开始是为了解决居住环境潮湿和受水患困扰的问题，祠堂和宫室常建立在较高的台基上，后来演化成为权力的象征，高高的台基给人威严雄壮的肃穆感。台基可分为普通台基和须弥座两种，唐代建筑中，普通台基一般是普通夯土或石料砌筑，表面较少有装饰。现存的南禅寺大殿和佛光寺大殿实物台基都是素方台基，为砖砌、周边设散水的形式，是唐代中小型殿堂用的最普遍形式。须弥座是上坊、下坊和间柱在台壁上凸出，中间为束腰的形式，相互构成正方形方格，方格中一般绘团花，上下坊和间柱上常绘连续图案。装饰纹样方面，唐代随着社会发展与进步，人们渐渐摆脱宗教观念的束缚，自我意识觉醒，建筑的装饰纹样也从传统的神兽等装饰题材，逐渐过渡到生活化的、写实的花鸟装饰题材。比较流行的纹样有：联珠纹、牡丹纹、宝相花、卷草纹、海葡萄纹等，其中卷草纹从南北朝时期的忍冬纹演变而成，是在一条连续的S型线条上，用植物花、茎、叶等图案填充，富有生命力、造型繁复华美、律动感十足，多呈二方连续纹样[4]。卷草纹以饱满流畅的造型、高度的艺术审美价值及超强的适应性，满足了人们的艺术审美需求，同时体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和文化底蕴。
2意象提取与加工
唐代建筑艺术为现代鞋靴设计的意象提取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在设计活动中，设计元素的定位与选择是概念设计的核心。一般认为语言是概念的基本载体，而逻辑思维是概念设计的基本方法。然而，在传统审美原则与现代认知心理学的意义上，真正生动和充分的表达形式还存在于视觉化的意象层面中。在鞋靴设计中，基于新颖时尚、具备民族特色的设计理念，以时尚女鞋为例，为展现当代女性的社会地位平等，端庄大气、优雅温柔，选取唐代建筑彰显高贵感的台基中的须弥座的建筑结构和象征着吉祥如意、饱含活力繁复华美的卷草纹的装饰纹样，这两个原型意象作为初期方案的设计点。这个设计活动中的立象是从语义信息到形象思维的转换过程。在确定了视觉概念的基础上，对意象进行加工和转化，将视觉概念转化到产品的形态之上。在对意象加工和转化时，突破固定的思维模式，将选定意象作为鞋靴设计的构成元素去思考，将现代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与设计有机结合，不要被传统束缚住思想。这正是为什么在对传统文化的再应用上，很多国外设计师反而做的比国内设计师更好的原因。国外设计师能够运用后现代的解构手法，将中国传统民族文化元素融入现代生活理念，把传统文化中经典的造型和色彩，转化为符号和语汇，有机的融入到设计中。为了使造型和图案意象更好的与鞋靴设计结合，必须先分析设计元素与鞋靴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流行和时尚的愈加关注，在鞋靴可设计面积较小的情况下，设计师往往从鞋靴帮面和鞋底侧墙进行设计，将设计元素运用到不同部位起到装饰作用。在此分析基础上，运用联想思维，以表象为基础，由此及彼，将提取的须弥座解构和卷草纹样与鞋帮面和侧墙有机结合，产生崭新的赋有创意的视觉形象或概念。在以台基为原型意象的造型设计中，首先搜集历史资料中关于台基结构及装饰的大量视觉表征形式，选择须弥座的造型样式投射到女鞋设计上。通过联想思维，从须弥座的造型联想到女鞋的坡跟和松糕底鞋款，这两种鞋靴款式造型比较舒适，拉长腿部线条的同时走路又比较稳定，因此将须弥座造型同坡跟和松糕底鞋的鞋跟相结合。须弥座的的高度所赋予的权力感，增添女性高贵端庄的气质，彰显现代女性社会地位的平等。但唐代建筑中传统的须弥座造型较为复杂，是上下出涩、中为束腰的形式，有间柱将之分割成若干段落，并有莲瓣之类为饰。这种样式直接在鞋跟设计中套用会使鞋跟结构过于复杂，制作工艺难度增大、成本上升、不方便清洁，同时太过抢占视觉重点。因此，舍弃须弥座上坊、下坊和间柱的结构，只保留束腰部分，中部束腰的存在可在视觉上起到分割作用，减少鞋底的高度感和厚重感，束腰轮廓造型简化为几何形态并跟鞋底面的曲线走向保持一致，使鞋底部位造型整体大气又不乏流畅感。在以卷草纹为意象的鞋靴设计中，将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表现在鞋靴上，在《汉书•礼乐志》中就有“蔓蔓日茂”的记载，卷草纹是美满如意的象征。卷草纹在初唐时期伴随着佛教的发展，由缠枝忍冬纹变化产生，但周围的三瓣花叶被卷叶和阔叶替代，有葡萄、石榴花等在主体部位出现，主茎呈连续的S型。卷草纹本身的s造型在装饰中能改善物体单调的外形，起到衬托作用，形态呈现连绵不绝的律动感。但卷草纹发展到后期愈加富贵华丽，太过繁复，因此选取卷草纹s造型的主体形态，保留婉转优美、圆润流畅的结构形态，同时，运用抽象的创造思维，利用几何变形的手法，对卷草纹的外形轮廓和基本特征进行线条的概括和加工，从现代审美角度重新打造卷草纹。通过抽象化的加工，剔除繁琐的装饰细节，突出纹样特征精华，使主题形象集中体现。也可以用分解与重组的方法，对传统形态的卷草纹进行删减、穿插、移动，分解成一个个单体，然后将这些单体进行重组，创造出更符合现代社会潮流、现代审美视角的新的“卷草纹”，抓住原有纹样的精华与神韵，更富新时代的生命活力。将几何化提取或解构法重组得到的新的卷草纹运用到鞋底的束腰处，呈现优美婉转，灵动延绵的高度形式灵活性和形式美感，将女性的柔美大方，温文秀丽展露开来。卷草纹装饰图案也可运用到鞋带、鞋帮面设计中，结合中国的刺绣、印花、珠绣、镂空雕刻等中国传统工艺，呈现卷草纹不同质感的美。通过对台基和卷草纹的意象加工与转化，对整体形态进行推敲把握，突出其精华与神韵，再对局部特征进行重新组织，从现代审美视角对其进行加工重组，将特定文化概念在鞋靴设计中进行视觉层次的表达，实现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内涵与鞋靴设计的有机组合。
3结语
1.塔基座装饰。北宋塔基座主要由须弥座组成，高度一般在一层或者两层。在须弥座束腰位置设置壶门，并在其上用斗支撑一个平座，平座上设置有三层莲瓣，再向上即为塔身。北宋塔基座上有不少雕刻图案，这种雕刻主要出现在石材砌筑的基座建筑上。开封铁塔在位于基层倚柱上粘贴三层莲花砖，并形成了两层束腰壶门结构，其上的浮雕内容主要以佛像为主。在拐角位置安装有狮子造型的雕砖。西北面位置处的角狮造型挺胸勇猛，惟妙惟肖十分可爱。狮子上面出现两层立、平砖，向上又出现了一个束腰并在各角安装有侏儒柱，上枋之上设置倚柱和壁面花砖等，该位置即为第一层塔檐。
2.塔刹装饰。塔刹为塔建筑中最高部分，被人们视为塔上最为崇高的位置，因此北宋时期人们对塔刹装饰非常重视。宋代塔刹材质主要有木质和金属两种类型，比如原阳玲珑塔塔刹就是金属制作而成。北宋时期的塔刹类型别具一格、多种多样，外形有桃形、宝瓶以及相轮造型等。宋朝前期塔刹主要以相轮为主，最具代表性的是瑞光塔，其塔刹主要由多种相轮组合而成。另外，苏州罗汉院中的双塔塔刹主要有宝瓶、相轮等组成，其高度接近塔总高度的四分之一，这种类型的塔刹非常少见，主要受到南北朝塔刹的影响。北宋晚期的塔刹主要是宝瓶塔刹，比如唐河的泗洲塔，不过宝瓶塔刹的外部线条由生硬逐步向柔和方向发展。
二、单体木结构装饰
我国古代木质结构建筑中，不管是民舍还是宫殿均由很多单独的建筑物组合而成，但是对于每个单体建筑物来讲主要由屋顶、屋身以及台基组成，不过在北宋时期将这三个部分称之为上分、中分、下分。下面主要围绕这三部分内容对北宋建筑装饰艺术进行分析。
1.北宋屋顶装饰特点
（1）屋面装饰特点。北宋大型建筑中以九脊殿为主，例如黄鹤楼和滕王阁均是采用九脊殿屋顶组合而成。九脊殿和四阿顶相比多了两个山花面和四条屋脊，欣赏起来形象更加丰富，而且还多出一些装饰位置，北宋屋顶装饰包含的内容比较多主要有正脊和鸱尾、垂脊和垂兽、走兽和嫔伽、瓦当和重唇板瓦、垂鱼和惹草等内容。
（2）正脊和鸱尾。在礼制思想影响下，北宋建筑等级较为严格，其中正脊和鸱尾受建筑物等级划分影响比较明显。建造时必须依照建筑物的等级，通过调节瓦的层数来确定正脊高度，另外建筑物等级高低还会给鸱尾大小带来影响。对现存的北宋建筑调查并参考相关文献得出北宋建筑鸱尾形象有两大特点：一是和之前鸱尾相比造型更为丰富，欣赏价值有了很大的提升。北宋建筑鸱尾除了边沿刻画有鱼鳍外，身上布满了鱼鳞，而且其嘴、眼以及头部位置的雕刻更为精细。整体形状也有很大的区别，有高度较高且呈现矩形的，也有高度较低接近于方形的。二是鸱尾的形象由鱼逐步向龙转化。通过对《瑞鹤图》中宣德楼鸱尾的研究，很明显能够感觉到眼、须以及鱼鳞等造型和龙的造型非常接近。
（3）垂脊和垂兽。北宋时期的建筑中垂脊由瓦垒砌而成，和正脊的主要区别在于高低和位置的差别。垂兽和唐代相比有了很大变化，垂兽由平板浮雕方式逐渐向立体龙头形象转变，其上唇向前伸，同时张开大口，不过后身仍然保持直板状态，形成了只突出头部形象而不露身躯的垂兽形象。
（4）走兽和嫔伽。早在隋唐时期垂兽之前，走兽并没有出现，当时建筑建设过程中通常使用三角形戗砖支撑上部的垂脊，到了北宋时期才添加了走兽和嫔伽形象。走兽和嫔伽在很多北宋建筑上都有体现，比如开封铁塔每层塔沿挑角位置都布置有嫔伽形象，雕刻精细，造型非常优美。考古工作者在北宋永昭陵甚至发现了陶制的嫔伽形象，由此可见北宋建筑中嫔伽形象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5）瓦当和重唇板瓦。北宋建筑上使用的瓦以圆瓦当比较常见，并且在瓦当正面雕刻有、宝相花等图案。例如在北宋皇陵中曾经出土一批瓦当和重唇板瓦，并且瓦当上雕刻有兽面纹、莲纹等。整体来看这些瓦当和之前时期的瓦当相比，装饰性更强，而且图案各种各样，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
（6）垂鱼和惹草。这两种形象主要用于装饰屋顶山面，北宋《营造法式》对这两种的使用尺寸和位置有明确的规定：“凡悬鱼，施之于屋山搏风版合尖之下；惹草，施之于屋山搏风版之下，搏水之外。”其中垂鱼能够使拼接更加牢固，而惹草能够达到遮朽的目的。其实这两种物件的作用是保护椽头，避免雨水腐蚀，只是古代建筑建造者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对其进行了处理。《营造法式》中“造悬鱼惹草之制”对垂鱼和惹草纹样做过描述“或用花瓣，或用云头造”。该描述和黄鹤楼建筑上的垂鱼和惹草形象基本符合。建筑物上的垂鱼和惹草能够很好地装饰山面，增加了山面的可观赏性。
2.柱子和柱础装饰特点
北宋建筑中的柱子造型多种多样，主要有方形、八角形等，其中圆柱占据很大比重。圆柱材质以石料为主，且圆柱上雕刻有各种花纹。在北宋现存的遗物中，晋祠圣母殿前龙檐柱和登封初祖庵大殿石雕柱均是北宋建筑柱子的典型代表，其中晋祠圣母殿前龙檐柱是我国现存的最早的木盘龙柱。初祖庵大殿石柱雕饰和《营造法式》中的描述基本相同，尤其对雕刻的花纹、人物等内容和其记载的完全一致。从雕刻手法上来看，其技术已达到较高水平，十二根内、外柱上雕刻的内容含有几十幅画面，植物和人物的安排非常巧妙，几乎没有雷同。例如，在莲花、荷花等花草中出现的化生童子形象各不相同，十分生动有趣。内、外柱使用的雕刻手法不同，在柱头和柱脚位置能够清晰地观察到内柱的八角轮廓，但是在柱身这八个棱面则融为一体，和雕刻画面起伏不定，只能大致分清正面和背面。其正面雕刻的是一个手持宝剑站立的大王，其头上雕刻有飞舞的降龙，脚下雕刻有云朵。背面雕刻有飞舞的双凤，采用的雕刻手法十分巧妙。宋代柱础大多使用仰覆莲和覆盆等形式，且柱础上大都雕刻有花草、动物图案，例如河南汜水等慈寺柱础上雕刻有多只玩耍的狮子等。不少柱础上雕刻有很多花纹，其中以莲花和牡丹花比较常见，例如，苏州罗汉大殿柱础上雕刻的有牡丹花纹等。另外，有时候即便使用同一种花纹其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通过对北宋建筑的柱础研究，得出当时人们已经将柱础当作重要的装饰位置这一重要结论。
3.北宋建筑台基装饰特点
台基是古代建筑三分中的下分，一般使用砖石砌筑，当时使用台基主要为了增加建筑的气势，从而达到“高台榭，美宫室”的效果。为了实现和地面的自然过渡，需要建设成不同形式的台阶，其主要由阶基和须弥座组成。
（1）阶基。通过对宋画建筑中的阶基研究发现，宋代的阶基一般以石条为框架，并在中间铺设虎皮石和条砖。《营造法式》记载有关阶基的制作有两种方法，一是将石块平砌，另一种是叠涩座，即将石块层层叠涩，在中间位置束腰，并在该位置设置隔身版柱，在版柱间设置突湖门。
针对目前状况来说，生态环境恶化的比较严重，应该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把一些生态环境艺术融入到其中，建筑美不仅包含其建筑本身在设计过程中的美感，同时还含有基本设施。针对建筑而言，城市的相关绿地设施应该对城市面貌进行改善的基础上，对城市的生态平衡应该保持，要对生态环境建设进行不断的重视，只有这样才能够为人们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及生活质量，所以，相关的建筑设计者首先应该在生态环境方面进行入手，在一定程度上使生态环境艺术以及建设设计这两者之间进行有效的融合。
二．保护环境理念的建筑设计
1利用自然环境的建筑设计
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其设计主要是在小环境下所进行的，虽然建筑设计的美感能够对建筑周围的环境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要是在建筑设计过程中没有对自然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那么将会导致自然环境出现恶化，同时也会使生态平衡遭受到破坏。所以，在对建筑进行设计施工的过程中，必须要将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原则，在对建筑施工时要选择使用一些节能环保的材料，并且要避免一些有毒有害的物质进入到周围的环境当中，同时要将环境保护的思想引入到建筑设计当中，以此来使建筑以及环境能够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2可再生资源的建筑设计
在对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其主要就是对周围的资源以及物质进行有效的整理以及利用，与此同时，环境的物质特点是有着一定的循环性，在建筑中，其本身就是一个集合的能源，同时也是材料以及环境融为一身，所以，对于建筑材料选用的过程中必须要根据可循环利用的特点来进行选择。因此，在建筑设计的过程中，设计人员必须要根据以往的经验以及灵感把建筑以及材料进行有效的结合，并且在最大程度上来对环境当中的可再生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最终实现建筑设计的可持续发展。
3环境保护思想下的生态建筑设计
在对建筑进行设计的过程中，必须要对当地的生态型理论进行引进。关于生态型理论的引进主要就是为了能够实现人和自然能够和谐相处。建筑只是一个环境的局部所在，所以，必须要对局部以及整体之间的关系进行有效处理，与此同时也要对局部调整的同时来对整体的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
三．关于建筑设计和环节艺术二者之间的关系
要想将二者进行有机的结合，必须要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的了解，根据建筑来讲，建筑自身就是环节组成的一个重要内容，所以，建筑的美感将会对环境产生直接的影响。然而，对于建筑自身来说，建筑在设计造型的过程中不得不依靠周围的环境。所谓建筑周围的环境主要就是一些绿色的植物，这些植物将会随着气候的变化而发生变化，进而为建筑的外部营造出丰富的空间。由此可知，建筑的设计以及环境艺术二者之间是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此之外，由于建筑的设计以及外部环境的有效结合，这也正是人类和自然环境关系的体现所在，进而形成了完美的景观。在城市规划的过程中，将建筑与环境进行有效的结合，从而使建筑的整体轮廓以及周围环境能够前呼后拥，在立面方面能够实现虚实对比以及环境格调相互协调，在流线方面，能够更好的符合环境的肌理，在人类的感觉方面进行出发，通过生理以及心理方面来对空间进行塑造，环境的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且环境的性质也会决定着环境问题实质发展的问题，并且要将环境的自然界归纳到人类的生活轨道当中，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实现人类的现实生活要素。
四．关于生态建筑设计
所谓的生态建筑不仅仅只是对绿色植物的运用，单纯的仅仅只是将颜色改变，最为重要的就是对于一些环保材料的运营以及环保材料的施工。在日益污染的今天，为了能够使我们人类的生活更加健康，设计人员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目前，建筑是能源消耗的主要领域之一，人们对于建筑的需要也经过了很多的发展过程，第一阶段是冲低能耗甚至是零能耗的阶段，第二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则是高能耗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则是目前所强调的生态建筑，生态建筑则是高能量效率以及大量利用可再生资源，进而突出节约能源以及材料循环利用的原则，以此来避免建筑过程中对于环境的损害。
五.总结
论文关键词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 著作权归属 集体所有论
一、 问题的提出——从“乌苏里船歌”纠纷案说起
（一） 案情简述
“乌苏里船歌”纠纷案缘起于1999年11月郭颂参加的一次中央电视台晚会。晚会上，郭颂在演唱《乌苏里船歌》时，屏幕上打出《乌苏里船歌》的作曲者为汪云才、郭颂。主持人还在演唱之后说：“刚才郭颂老师唱的《乌苏里船歌》明明是一首创作歌曲，可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它当作是赫哲族民歌。”郭颂对于这一误导性介绍并未纠正而是表示默认。该节目一经播出，立刻引起了赫哲族人民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表示本民族传唱了多年的民歌经典一夜之间成了别人的不能接受。在赫哲族群众代表与郭颂协商无果后，黑龙江省饶河县赫哲族四排乡人民政府以自己的名义一纸诉状将郭颂告上了北京市二中院，本案历经北京市高院二审终于尘埃落定，最终以郭颂败诉收场。法院判决郭颂以任何方式再使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时，应当注明“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并在《法制日报》上发表音乐作品《乌苏里船歌》系根据赫哲族民间曲调改编的声明。
（二）本案存在的问题
本案最大的争点在于原告是否为适格主体？郭颂提出的抗辩理由中就包括四排赫哲族乡政府不具备原告的主体资格，由乡政府提讼于法无据。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同于一般的个人作品，其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群体创作性与个体传承性；二是传统稳定性与时代变异性；三是信息变异性与文化开放性；四是载体有形性与信息无形性。 基于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性质的不同认识，有学者提出要对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特殊的立法保护，认为特殊法保护原则的引入不仅能够将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中包含的民族权力和经济权利提到法律权利的高度，而且不影响整个法律体系的自恰性和逻辑性。 甚至有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已非知识产权制度所能调整的范围，应当在非知识产权框架下予以讨论。 本文认为对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不管采取何种保护路径，统统回避不了一个问题：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利归属。
二、 权利归属基本原则的分析
（一） 利益平衡原则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蕴含着一个民族和区域的文化特质，反映着它们独具特色的精神面貌，存在着与市场机制相结合，创造巨大市场利润的潜力，因而著作权权属纠纷才会在近几年来打得火热。因此，如何调和各方诉求，找到利益平衡点就显得至关重要。
就现实情况分析，主要存在下述三对利益冲突：第一，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原生地居民与作品的讲述人、记录人、表演者和传承人的利益矛盾。口述者、记录人和传承人的贡献不能抹杀，一方面是基于他们对作品的流传确有贡献的现实角度考虑，另一方面也考虑到应当通过利益刺激的机制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保护中。在“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中，郭颂就是一个表演者和传承人的角色，虽然他不享有该曲目的著作权，但是不能因此就否认他对赫哲族民歌传承所起到的作用，在为商业目的而使用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时仍应保护郭颂作为该作品邻接权人的权利。第二，不同民族区域或族群基于同一或类似作品而产生的利益诉求的对立。我们一般能够判断该作品大致来源于哪个区域，但对于其具体作者是哪个族群或个人却无十足把握。这就会在不同族群中引发争论，一旦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区域对立情绪。例如《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中赫哲族另一乡政府对郭颂持否定态度。为此，本文认为可以依据各族群提供的证据将涉案各族群整体认定为著作权人。第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人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矛盾。著作权本质上是一种私权，私权基于其特点，应当确立其保护的底线，防止因过度保护而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著作权法》中规定的合理使用、法定许可及强制许可使用制度就是具体体现。在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博弈中，被引用最多的就是“公有领域”一词，所谓公有领域是指不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领域，处于该领域的智慧成果可以为社会公众自由利用。 在众多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案例中，侵权人使用最多的抗辩也是该作品已经进入公有领域，不再受知识产权保护。如果在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侵权中不加限制地使用公有领域加以解释，那么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将名存实亡。
（二） 权利保障原则
作品讲述人、记录者和传承人享有何种权利，学界有不同的声音。一些学者认为应当将传承人确立为著作权利人， 另有学者认为应将传承人、记录者、表演者和口述者置于邻接权人的位置予以保护。 还有一些学者基于民间文学艺术传承活动的不同类型和实质作用，主张视不同情况赋予传承人以版权人或邻接权人的法律地位。 本文倾向于第二种观点。该观点既实现了原生地族群与讲述人、记录者和传承人的利益平衡，又保障了邻接权人的利益。
（三） 传承与发展兼顾原则
中国要在文化大国的基础上转型为文化强国，其关键在于转变发展思路。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创新，又要在保护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文化产业的市场化发展能够有效缓解文化发展上的财政支持不足，通过法律确权，能够进一步激发各族群保护本民族文化的动力。长期以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属不明的状况，实则造成了“公地悲剧”的后果。落实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权属的根本目的在于更好地促进其发展，借助知识产权制度，实行文化与市场接轨，进而将软实力转化为经济效益，并将其用在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上。
三、 国内关于权利归属理论的回顾
（一） 个人所有论
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著作权应当归属于传承人所有。在作品的流传和发展过程中，传承人对作品的贡献是最为显著的，由传承人享有著作权是民间文学艺术版权难题的终结。 然而，该观点表面将问题简单化了，但是在实际操作层面至少还存在着以下障碍：首先，若传承人享有权利，该如何确定权利的保护期限，是传承人生前加死后50年还是永久无期限保护？如果是无期限永久保护，那么传承人死亡，著作财产权是否能够发生继承，继承人该如何确定？其次，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是同一族群或社区的成员集体智慧的结晶。传承人对于作品的形成并无实质性贡献，仅仅为其更好地传承做出了一些辅工作。最后，对同一作品可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传承人，权利的分配又将成为绕不开的话题。此外，不排除极端情况下，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已无在世的传承人。
（二） 国家所有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因其特殊性，不便于将其著作权分配给个人，又考虑到集体行使程序的复杂性和不可操作性，在该情况下，由国家行使所有权最为合适。该观点最大的弊端在于忽略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该观点严重背离了“谁创作作品，谁享有著作权”的基本原则。基于现实角度考虑，国家代行著作权多有不便，例如美国影视公司翻拍《花木兰》一案中，如果由国家出面主张权利，那么就存在着以国家公权力对抗私主体的嫌疑，也容易影响两国正常关系。
（三） 集体所有论
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承过程虽然复杂，但并不能否认其所处环境的封闭性，作品所属族群之外的其他族群并未对作品的产生作有任何贡献，自然不能享有任何权利。 依据著作权法的基本原理，著作权应当优先归属于自然人，但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与普通作品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因此不能直接适用该原理，但是从另一个视角审视著作权集体所有并不违背这一原理。我国《著作权法》就对合作作品著作权的共有有明文规定。当然，著作权集体所有论并不是最佳的解决方案，只能说是三种理论中可操作性最强的一种。集体所有论从本质上看，只是进一步缩小了权利归属的范围，并没有做到最大程度上的确权。在司法实践中至少还存在着权利遭受侵害时由谁提讼的问题。本文开篇提出的“乌苏里船歌”纠纷案也暴露出这一问题。那么在著作权集体享有的前提下，如何进行维权制度设计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问题。就目前我国《民事诉讼法》和《著作权法》的规定来看，有以下两种途径：一是代表人诉讼制度。一旦发生侵权案件，作品原生地族群成员即可民主推选代表人，代表全体成员进行维权诉讼，诉讼行为对其未出庭的当事人同样发生法律效力。并且案件诉至法院后被审查认为涉及的作品是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法院就应当追加原生境群体成员作为当事人参加诉讼。 二是成立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该方式在我国已有相当的尝试，例如1992年12月成立的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就属于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它是专门维护音乐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非营利性社团法人。 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具有专业性、效率高等优势，相较于代表人诉讼更具可采性。
1．1环境艺术设计
利用高科技的技术资源来进行更加科学合理的规划和设想，创造出符合绝大多数人认可的环境构想，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为此现代环境艺术也做出了许多的改良的方法，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对文化的重视大大提高。通过对城市的艺术风格和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在实现“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主题的同时也为建筑设计提供了文化上的熏陶。在重视精神文化需求的现代人眼中，环境艺术设计对文化方面的重视程度只会与日俱增，所以人类在不同时期形成的大相径庭的文化选择也就促成了不同风格特征及审美追求的环境艺术形式，而文化对环境艺术的功能形式和审美内涵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从而改变其思维模式和造型技术。
1．2文化建筑
文化建筑是在城市中为现代人提供一个可以休闲娱乐的公共文化传达场所和文化交流机构，如游乐场、美术馆、体育馆等。它汇聚了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对文化价值观的看法，表达了现代审美情趣的大致方向，于社会和受众群体来说文化建筑意义重大，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和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建筑也成为一个衡量国家城市发展是否得到质的提高和人民生活水平是否有所进步的显性标杆。在一个城市化水平相当高的城市中，对于文化建筑的基础设施和建筑场地的选择是颇为慎重的，它拥有着服务大众、适应大众的环境构造观念，懂得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将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贯穿于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的始终，且充斥在城市文化建设中的大街小巷之中。从功能上说，它拉近了人与自然、物体之间的距离，让人能更加惬意的享受身边充满人文关怀的生存环境，在自然文化和社会文化中穿梭自如，相辅相成，成为生活中公众文化交流的平台。这对现代的城市来说，不仅加深了城市的文化内涵和审美情趣，也能增加公众之间的互动交流，缩小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对城市中人际关系冷漠的状况有所改善，以便最终形成完整的公共文化中心来适应城市的发展。
2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的特点
2．1文化内涵嵌入
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与单纯的环境艺术设计相对比，除开都是对人类环境的舒适度和实用性所做的有效改良以外，多了一份对多元文化内涵的深刻嵌入，也就是说，它不单单只是向环境构造输入“天人合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生态思想，还能让受众群体感受到蕴含在其中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静仁者动”之类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或是“修齐治平，仁义忠孝，少立大志，耀祖光宗。”等为人处事的道理。它所承载的文化意义远远比生存环境的舒适和人与自然的和谐要大许多。人们从中体会到的东西也绝不仅是生存环境的改善，而是在无形中受到历史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影响，这种文化对环境的“全面入侵”不仅表现在精神文化上，也表现在其艺术创作的选择上。以“水立方”为例，我们在为水立方对高科技技术的应用感到大为惊叹时，关注的目光也不免落在其建筑风格的独特艺术造型理解上。“天圆地方”，“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的设计思想将水立方如方盒子一般的形象显得更为立体和真实，蕴含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的设计理念与同样被万众瞩目的鸟巢一起成了北京奥运会的标志性建筑。这是一次极为成功的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例子，实现了建筑功能与文化内涵的相得益彰。
2．2造型思维的应用
在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上，文化内涵对环境艺术设计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对其历史文化内容的加深上，还体现在其思想对环境艺术设计的构思和造型思维的培养上。文化建筑的环境艺术设计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是属于整个世界民族文化的沉淀精品，在建筑风格上对于传统的布局、造型、样式都有很强的学习和效仿能力。而这一种行为不能只将其归为模仿，因为在接受传统文化布局和造型的同时，现代设计师们会对其进行艺术加工，环境艺术设计上会衍生出更多具有价值的创新造型。这就是由文化价值所引发的思考和深入理解。如为北京奥运会所建造的鸟巢体育馆来说，就外观而言，鸟巢不愧为“鸟巢”之名，设计师将巨大的钢筋进行焊接，通过网格、镂空等方式相互交错形成一个巨型的网状结构，从远处观之，如同一个巨大的鸟巢。而所搭建的曲线却不是毫无章法，在其曲线的造型上融入了阴阳太极的中线，揉入了中国的哲学思想的精神，使得整个造型在充满现代感的同时也极具中国色彩，成为北京奥运会上的一大亮点。
3结语
关键词：中国；古代建筑；色彩
“彩色之施用于内外构材之表面为中国建筑传统之法。虽远在春秋之世，藻饰彩画已甚发达，其有逾矩者，诸侯大夫引以为戒，唐宋以来，样式等级已有规定。至于明清之梁栋彩绘，鲜焕者尚夥。其装饰之原则有严格之规定，分划之结构，保留素面，以冷色青绿与纯丹作反衬之用，其结果为异常成功之艺术，非滥用彩色，徒作无度之涂饰者可比也。……盖木髹漆为实际必需，木材表面之纯丹纯黑犹石料之本色；与之相衬之青绿点金，彩绘花纹，则犹石构之雕饰部分。而屋顶之琉璃瓦，亦依保留素面之原则，庄严殿宇，均限于纯色之用。”从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彩色之施用的论述可见中国建筑虽名为多色，但建筑施色却重在有节制的点缀，气象庄严，雍容华贵。“色调以蓝、绿、红三色为主，间以墨、白、黄。凡色之加深或减浅，用叠晕之法。其方法亦自唐至清所通用也。”《营造法式》对于中国建筑彩画制度的阐述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建筑对于颜色选用的考究，而且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建工匠们精湛的建筑施色技术。中国建筑的色彩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视觉、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独树一帜，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在世界建筑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早期中国建筑中的色彩艺术
中国建筑的萌芽虽然可追溯到原始初民的洞穴，但是直到商周时期中国的建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并且初步形成了如方整规则的庭院，纵轴对称的布局，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等一些重要的中国建筑艺术特征。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一样的建筑风格：大体可归为以齐、晋为主的中原风格和以楚、吴为主的江淮风格。秦统一全国后建筑风格才趋于统一，建筑室内墙壁出现了以人物、动物、车马、植物、建筑、神怪和各种边饰为内容的壁画，黑、赫、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的建筑色彩才在建筑上得到体现。尽管两汉时期中国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建筑组合和结构处理日臻完善，中国建筑体系也已大致形成，但汉武帝时，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思想的提出，儒家思想开始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儒学虽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学却由先秦时充满理性、意气风发的思想逐渐蜕变成为一种死气沉沉、埋没人性的哲学，中国人的思维遭到严重的限制，秦朝出现的中国古代建筑色彩艺术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统治阶级大量兴建寺、塔、石窟等，寺院经济强大，数量众多的佛教艺术作品，使文学艺术得到了解放。正处大发展技艺阶段的中国建筑，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建筑装饰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吸收了“希腊佛教式”工艺表现风格，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得到了丰富，但建筑色彩的施用仍然不多见，直到隋朝的结束。
2唐代建筑色彩艺术：等级的象征
回溯早期中国建筑色彩艺术，虽然在秦时已经出现，但可见的作品也只是凤毛麟角，唐代以前中国建筑色彩以体现自然功能、材料本色为主，没有人工堆砌的建筑施色，建筑装饰淳朴而耐人寻味。真正在建筑上大量施用色彩作装饰直到唐代才出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建筑气势雄大，造型质朴，体态道劲。由于唐代建筑有了统一的规划，建筑归“礼部”所管，因此有了等级制度的划分。依附在建筑上的色彩也就自然成了等级和身份的象征：黄色成为皇室特用的色彩，皇宫寺院采用黄、红色调，红、青、蓝等为王府官宦之色，民舍只能用黑、灰、白等色。唐代盛行直棂窗，窗根上的纹样有龟锦纹及花纹繁密的球纹等。室内壁面上往往会有壁画，天花板形式很简洁。这时候的彩画构图已初步使用“晕”，它对以对晕、退晕为基本原则的宋代彩画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使用花纹方面，除莲瓣以外，窄长花边上常用卷草构成带状花纹，或在卷草纹内杂以人物。这些花纹不但构图饱满，线条也流畅挺秀，还常用半团窠及整个团窠相闻排列，以及回纹、连珠纹、流苏纹、火焰纹及飞仙等富丽丰满的装饰图案。可以说，唐代是用色彩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3宋代建筑色彩艺术：主流文化的印证
唐宋建筑一脉相承，宋代建筑是唐代建筑的继承和发展。但宋代建筑比唐代建筑规模小，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受唐代建筑的影响，宋代建筑主要以殿堂、寺塔和墓室建筑为代表，装饰上多用彩绘、雕刻及琉璃砖瓦等，油漆在这一期开始大量使用，建筑构件也开始趋向标准化，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是宋代的一大特点。受儒家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宋代社会思想所致，宋代建筑用色喜用稳重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自唐玄奘在佛庙中引入风格开始，至宋代，印度佛教文化开始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角落，宋代建筑寺塔的装饰尺度合理，造型完整而浑厚，苏州的虎丘塔、泉州的仁寿塔便是宋代典经之作，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屋顶上或全部覆以琉璃瓦，或用琉璃瓦与青瓦相配合成为剪边式屋顶，彩画和装饰的比例、构图和色彩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因而当时建筑给人以柔和而灿烂的印象。宋代建筑的色彩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并且对后来中国建筑装饰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4元代建筑色彩艺术：宗教文化渗透下，风格秀丽而绚烂
元室以蒙古民族入主中土，建立蒙古政权，并迭西征，以展疆土，形成了地跨亚欧的大国。元朝由于民族众多，而各民族又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元代传统建筑艺术在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碰撞下增添了许多新的元素。由于蒙古族崛起于北方蒙古高原，因此受以北方工匠为主的外来工匠影响，元代建筑结构大胆而粗犷，艺术风格也狂放不羁。最为突出的是宗教建筑，从到大都建造了很多喇嘛教寺院和塔，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壁画的创作手法。陆续兴建的伊斯兰教礼拜寺开始和中国建筑相结合，形成了独立的风格，装饰、色彩也逐步融合起来。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高浮雕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人物姿态、神情十分雄劲，图案生动的气氛热烈，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给予明清建筑艺术不少影响，尤其是对官式建筑影响较大。元大都是元代建筑的点睛之作，《中国建筑史》记载：“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可见元代建筑色彩艺术不仅在视觉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色彩更为丰富，而且在使用功能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较好地延长了建筑的使用寿命。元代宫室建筑在承袭唐宋建筑风格的传统下，建筑装饰纹样倾向平实、写实的路线，宫殿建筑的色彩和图案更为精湛，风格秀丽且绚烂。
5明代建筑色彩艺术：鼎盛时期的开始，浓重悦目、细致华丽
明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明太祖的休养生息政策极大地推进了明代手工业的生产，手工业技术突飞猛进。明初立国南京，建筑主要仰赖江南工匠。永乐移都北京，北京宫苑建设，以南方工匠为主。形成了严谨、工丽、清秀、典雅的明代建筑风格，颇具江南艺术的风范，只是经过皇家贵胄的渲染，明代建筑体量宏巨，色彩浓重。虽更改了江南雅淡之风，但其根系，实与江南建筑相近。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官式建筑已经高度标准化、定型化。房屋的主体部分，亦即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部分，一般用暖色，尤其爱用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则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样，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
建筑色彩的施用，在中央集权的明代封建君主制下仍然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在一般民用住宅建筑中，多采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多采用本色木面，也显得十分雅致。
明、清时期，藏族和蒙古族的喇嘛教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寺院建筑由于有一些比较完整定性的装饰手法，这就使寺院中许多建筑的外形有着共同的艺术特点。墙很厚，收分很大，窗很小，因而建筑显得雄壮结实，檐口和墙身上大量的横向饰带，给人以多层的感觉。这些特点在艺术上增大了建筑的尺度感。在色彩和装饰上则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教义规定：经堂和塔刷白色，佛寺刷红色，白墙面上用黑色窗框，红色木门廊及棕色饰带、红墙面上则主要用白色及棕色饰带，屋顶部分及饰带上重点点缀镏金装饰，或用镏金屋顶。这些装饰和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有助于突出宗教建筑的重要性。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以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和玛扎为代表。这类建筑窗户棂条的组合使用了各种精巧的几何纹样。维吾尔族建筑装饰的种类很多，而最出色的是拼砖、石膏花饰、彩画和窗户棂条的组合，多种装饰往往综合使用，形成华丽细致的艺术气氛。
6清代建筑色彩艺术：建筑色彩的颠峰时期，油漆彩画盛行，施色走向复杂化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封建君主制进一步加强，皇权更为巩固。手工业生产水平比明朝有较大提高，规模更加扩大。在此背景下的清代建筑色彩的施用越来越复杂，其色彩功能突出装饰性，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就是“油漆彩画”。围绕彩画形成了一系列与建筑文化相关的内容，彩画的功能演化成装饰。清代后期，等级制度使建筑颜色两极分化，艺术表现寓于内容要求。清代官式建筑以金龙合玺为最荣贵，雄黄玉最贱。宫殿地位最重要，色彩也最强烈；依次为坛庙、陵墓、庙宇，色彩的强烈程度也递减而下：民居最普通，色彩最简单，其建筑一般不施彩画，即使有的也只在梁枋交界处画“箍头”。清代台基一般为砖石本色，重要建筑用白色大理石。如北京紫禁城的颜色是红黄色的，与紫禁城相联的周围一些重要建筑都是红色，屋项则呈现绿色，而其他的北京建筑颜色大多是灰色。清代琉璃瓦的使用极为普遍，黄色最尊，用于皇宫及孔庙；绿色次之，用于王府及寺观；蓝色象天，用于天坛；其它红、紫、黑等杂色用于离官别馆。
明清建筑装饰，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许多规模宏大的宫苑、陵寝，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出色。建筑装饰风格沉雄深远，映射出了明清全盛时期皇权的声威。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建筑的装饰图案或彩画生气才开始低落，唐宋装饰的风采已经踪影皆无，由于过分追求细腻而导致了琐碎和缺乏生气的局面。
7近现代建筑色彩艺术：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下，复古风行
时期，受西方的影响，建筑系统变了，色彩关系也变了。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租界，在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下，建筑重新突出材料的本质色彩，建筑颜色衬托了建筑载体的功能。
近现代的中国建筑在欧美国家取消建筑装饰的影响下，开始步入了重现代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不重装饰的阶段：装饰性的花纹图案已不多见，建筑装饰除功能和施工技术的要求外只能在符合功能、技术的门、窗及实墙之中寻找理想的格局
建国后，“”卷袭全国，与中国其他领域所受到的破坏一样，建筑创作也受到了极大摧残，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建筑被极不恰当地要求必须体现某种被歪曲或吹胀了的“政治”概念，于是全国各地所谓的“万岁馆”如雨后春笋、城市中心广场或其他标志性城市建筑中也出现了称之为政治具象象征主义或抽象象征主义的建筑作品，无原则的模仿北京国庆十大建筑的“创作方法”盛极一时，在混乱的政治格局中，中国建筑色彩一改往日丰富绚烂的特点，成为了单一而枯燥的东西。在这样的文化浩劫中，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色彩所赋予中国建筑深刻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意义荡然无存!
8结语
徽州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优越自然条件，蕴孕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和野生动植物资源。其中有香果树、红楠、花榈木、红椿等树木植物千余种，飞禽走兽二百多种，茶叶三十种，此外还有花岗岩、瓷土、金、铜、钼、水晶等种类丰富的矿藏。徽文化作为中国三大地域文化之一，不仅是狭义上的学术理论、民俗传统、艺术文化等，还涉及经济、社会、建筑、医学等学科，而且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徽州文化的主要内容有：徽商、徽州宗族、徽州教育、新安理学、徽派朴学、徽州戏曲、新安画派、徽派篆刻、徽派版画、徽州工艺、徽州刻、徽派建筑、徽州地理、徽州动植物资源等。徽文化是形成徽州民居建筑装饰风格的关键。
儒家文化在两宋时期发展到了理学阶段，从南宋以后“程朱理学”为统治理论。程朱理学的创始人程颢、程颐和朱熹的原籍都在徽州，因此徽州人以“程朱阙里”引以为荣，儒家思想的核心“仁”、“礼”成为徽州人身体力行的道德规范。不仅在思想意识上受到程朱理学“成教化、助人伦”的熏陶，在人文生活中为弘扬伦理道德，将儒家思想融入到建筑美学中，使徽州建筑雕刻艺术赋有一种古朴内敛的基质。徽州地处皖南丘陵地带，四面环山，交通闭塞。原本就山多地少，土地贫瘠的徽州，因中原人大规模迁入，人口数量与日俱增，生存的压力迫使人们另辟奇径外出经商。据《休宁县志》记载：“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瞻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一日米船不至，民有饥色，三日不至有饿莩，五日不至有昼夺”。徽州境内的新安江东流至浙江省建德市，其支流环绕全境，水路交通极为方便，为商品流通提供了必要条件。独特的地理环境促使徽州山货、茶叶和木材资源丰富为徽州人从商提供了物质基础。徽州人认为文教与经商并存“以商重文，以文入仕，以仕保商”才是聚集财富经世不败之道。由于受到儒家思想、程朱理学的社会教化，徽商以“孝、义、节、忠、信”为本，致富后的徽商回乡大肆兴建土木，修建宅第、祠堂和牌坊以光宗耀祖，旌表功名。
徽州“三雕”的艺术特色
徽派建筑的代表是被誉为“古建三绝”的祠堂、牌坊、民宅，其中最具审美价值的是号称“徽州三雕”的砖雕、木雕、石雕艺术。徽州悠久的历史，文化积淀的深厚以及崇山峻岭环峙的自然环境，形成了集“三雕”于一身，兼人文性、实用性和审美性于一体的独特建筑风格。“有堂皆设井，无宅不雕花”是徽派建筑的重要特征，徽派建筑是以大型木架为支撑的砖木结构，因此为徽州雕刻艺术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1文化内涵
徽州古建“三雕”实质是儒家思想的物象化。由于徽州是程朱理学的发源地以及对徽州人孔孟儒学的极度崇敬，建筑的表现形式融合了“儒家思想”。“牌坊”作为徽派建筑和“三雕”艺术的代表从多个角度深入浅出地表现了儒家文化的本质。“徽州三雕”作品中《岳母刺字》、《卧冰求鲤》、《郭子仪上寿图》、《乳姑不怠》是以“忠孝节义”为题材，内容上表现的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
道教以古代民间百姓的各种信仰为基础，结合本土文化、神话传说、阴阳五行以及儒家和佛教而形成的。《麻姑献寿》、《百子图》、《洪福齐天》是以“福禄、多子、吉祥、长寿”为题材表现道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佛教文化为传统民间艺术增加了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譬如一些有吉祥寓意的“万”字符号、“长盘结”和八吉祥造型等。佛教中的菩萨、罗汉、佛经故事、狮子、宝塔、香炉和等法器都成了民间艺术的创造题材。
“民间文化”是能够表现百姓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标准，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并且能普遍流传的文化。作为民间传统工艺的“徽州三雕”必然与民间文化紧密结合。以“民间文化”为题材的作品不胜枚举，表现形式也丰富多样。从具有象征吉祥意义的瑞兽、花草树木、符号和寓意吉祥的“神仙”，一般以“象征、寓意、符号”为表现形式来比喻某种特定的含义。如：（1）谐音：如平（瓶）安如意、事事（柿）如意、连（莲）年有余（鱼）等；（2）寓意：岁寒三友、福寿双全、竹报平安、六合同春、五谷丰登等；（3）符号：万字纹、盘长、方胜、古钱等；徽州文风昌盛，民风淳朴，景色秀丽。因此一些“三雕”作品中例如：《黄山松涛》、《男耕女织》、《春宵》等，是以表现自然风景，现实生活以及文人文化的。由于多元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三雕”作品以人们喜闻乐见的表现形式，展现了文化、生活与自然的魅力。
2雕刻手法
精美绝伦的“三雕”作品构思独特、工艺精湛、寓意吉祥，体现了徽州人在传统建筑雕作艺术上的造诣。“三雕”艺术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是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瑰宝。“徽州三雕”的雕刻类型分为线雕、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镂空雕等，用于民居、祠堂、牌坊以及家具等建筑的装饰和工艺品的雕刻。徽州人根据“三雕”的功能、范围不同，选择不同的材料。木雕一般用于装饰建筑物、家具和用具，如梁架、窗扇、雀替等处，多种雕刻手法并用。复杂的工艺，生动的内容和深刻的寓意让木雕在“三雕”中独占鳌头。砖雕主要装饰在门楼、门罩、八字墙和照壁，手法以透雕、镂空雕为主。集空间感、立体感于一体的多层砖雕，造型精巧，布局紧凑，引人入胜。石雕线条明快，用于牌坊、抱鼓石、石柱础等处，艺术风格清新淡雅、庄重朴实。
研究和保护徽州建筑雕刻艺术的意义
1审美价值
徽州雕刻艺术从造型艺术层面上来讲是平面造型与空间造型的结合体，展示了徽州人高超的造型能力和艺术美感，提升了徽州建筑的艺术价值。徽州建筑雕刻艺术的装饰美主要体现在雕琢工艺和内容选材上。其次，新安画派、徽州版画等绘画艺术的促进与借鉴，提高了工匠的艺术修养，丰富了雕刻艺术的表现形式。
2社会价值
徽州文化是以孔孟儒学为精髓的传统文化，徽州建筑雕刻艺术中有很多“尊老敬贤”、“宽容谦让”、“自强不息”等代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雕作，反映出民间艺术乐观与繁荣的基本精神，是人类永恒的精神财富。
3文化价值
徽州是中国受到儒家文化影响颇深的地域，是宋朝程朱理学创始人的故乡。徽州建筑雕刻艺术是儒家文化在民间艺术作品中的具象化，而作为“古建三绝”的牌坊、宗祠和民居是宗法制度的“活化石”，是儒家思想传播的载体，起到了很好的教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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