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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化的论文

时间:2023-03-24 15:0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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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化的论文

第1篇

当前,我国农业信息化工作面临诸多发展的有利条件,正处于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但也应当看到,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还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整体推进过程中的问题

一是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的认识程度有待提高。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和农业部门的领导对信息化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工作目标不明晰,工作重点不突出,还没有把信息化工作摆到重要位置上来。也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对信息化工作的认识比较简单。另一方面,部分农民对农业农村信息化发展也存在认识不足的现象,对信息的主动寻求意识不强,信任度也相对较低。网络信息由于其成本高和数量大不易辨识的特点而没有大面积普及,部分地区的农民对定制短信服务的热情不高,不愿花钱买信息。二是农业农村信息化建设的资金保障不足。目前,各级财政部门对农业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的安排份额较少甚至没有安排,无法满足农业信息化长远发展的需要。加上各地资金筹措力度各不相同,影响了信息化设备的购置和配备。同时,农业信息机构建设乏力,缺少开展信息服务的经费。

1.2农业信息化服务缺乏地域或产业针对性

近年来,农业经济发展逐渐呈现出地域特色和优势产业发展集群的趋势。农业农村信息服务系统是以市场为主导,企业为主体,联合农业、林业、科技等部门,聚集各行业人才资源,围绕各地区农业优势和区域特色产业,衔接商务、物流等服务系统开展而来。但目前,各地尚未依据本地区的特色产业建立符合相关产业发展特色的信息服务系统。

1.3农业信息化人才队伍力量薄弱

从相关资料分析可知,当前基层农业信息化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还相对较低,有很多不是具有专业技能和知识的人员,导致无法快速、完善地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此外,大多数农民还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信息化培训,尤其是缺乏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从而无法有效地从网络上获取有用的信息。这些问题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信息化发展的进程,影响了现代化农业建设步伐。

2加强我国农村农业信息化建设的对策

2.1加强对农业信息化工作的组织领导

明确各级政府及职能部门的职责,制定农业信息化规划,使每年信息化建设有目标、有任务,把农业信息化工作落到实处。强化农业信息工作责任制,将农业信息工作纳入各涉农部门年终考核内容,并与各单位信息责任人签订目标责任书,制定相应制度,实行规范化管理。

2.2加大宣传力度建议

充分利用已经在农民当中形成可靠宣传效果的媒体,在农业信息化的作用方面加强宣传力度,以引起各类不同群体对农业信息化的重视。

2.3完善投入机制

农业信息化发展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作为支撑,这就要求各级政府予以足够的重视,在财政资金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建议在农业专项经费中增加农业信息化的投入比例,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个人、集体、企业和外商多方投资,形成多元化投资渠道。各级财政应重点扶持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业企业和种养大户等建设数字农业,加快农业信息化步伐。

2.4加强队伍建设

第2篇

关键词:农业文化;牧业文化;设计艺术;区别

中图分类号:K20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0)20-0066-02

商代到战国是农业文化不断交融整合的时期,逐渐形成了以华夏文化为主体的农业文化,北方地区出现了游牧民族,也逐渐形成了匈奴文化为核心的牧业文化。中国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是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的互相渗透,并且不断采纳外来技术儿融为一体的产物。由于地理环境、生活方式、经济条件等因素的影响,北方的牧业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农业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区别。

设计是人类特有的创造性活动,人类在最初的阶段,即不能制造工具的时候,完全依赖自然而生存。战国时期,南农北牧两大文化格局已基本形成。在中华文化的长期形成过程中,这两大文化共同体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

一、华夏族的兴起和农业文化的初具规模及其特征

夏民族、商民族和周民族,交替在中原地区建立了王朝,以夏商周三族为主体的民族,在长期整合中形成了华夏民族,同时也形成了这一时期黄河流域农业设计文化胡基本格局。以华夏文化为核心的农业文化,已初创农业设计文化的基本理念,农业文化各区、系的设计文化不仅有成熟的面貌,随着农业生产规模胡扩大,各区系设计文化的交流也日益密切。农业文化的设计艺术突出体现了其特征。

(一)强调稳定性和秩序感

农业文化的生产区是有规律的按季节在土地上进行劳作和收获,这强调生产经验的积累和人类的智慧。以礼来区分和调和社会等级关系,维护和完善社会秩序。商周时期的青铜鼎是礼器中心的重器,鲜明地体现出农业设计的稳定性和秩序性。

(二)系列化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

农业生活的多样性和农业生产的阶段性,需要系列化的适合各种用途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生产时以锄耕农业为主,所以工具以长柄为特征,并以农业生产的阶段的需要配置各种性能的工具。当时出现的成组配套的农业生产工具时深耕细作的必然结果。农人在休息时在房间中席地而坐,生活器具放置于地面,根据不同的用途摆放于屋中的不同位置,在生活器具中储盛器是代表性器物。

(三)手工艺的精细专门化和多样性

中国古代农业以锄耕文化为主,强调精耕细作,在生产技术方面精益求精,并且对手工艺的生产技术有很高的要求。

二、游牧民族的产生和南北方农牧业分化及其特征

先秦时期的北方游牧民族,驰骋在东起辽河流域,西到新疆准葛尔盆地的绵连万里的草原地带。自此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以雄强威猛为特色的北方草原文化,多次给予长城以南的农业文化冲击和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匈奴崛起于阴山及河套一带,在中国历史上,北部草原游牧各族中,第一次出现了统一的游牧军事政权,从西到东在地域上形成了与农业文化相对的较为固定的草原文化地带。

(一)适应游牧生活的便捷性

游牧民族的居处是随着畜牧转移的。游牧民族都以马为交通工具,大部分的生活都在马背上度过。所以,游牧民族的服饰和使用的工具都要轻巧便捷。由于北方寒冷时间较长,北方游牧民族主要以畜皮来制衣,皮草的衣服起到保暖和耐磨的作用,衣服的款式也是由他们的生活习惯所决定的。

(二)便于骑乘的可携性

游牧民族为了狩猎和征战中更加灵活机动,要求骑乘和携带的武器和用具尽量体积小而轻便。所以使用的兵器以短兵器为主。由于马上携带长兵器有所不便,便发展弓矢来弥补不足,并且也轻巧易带。

三、农业文化的设计艺术和牧业文化的设计艺术的区别

(一)从日用器具和生产工具上看

古代中国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日用器具有较大的区别。农业文化的日用器皿以陶瓷器为大宗,种类繁多,器型多样,往往一器一用,还有成套的食器具。汉代的饮食器有鼎、匕、匙等。农业民族降金银器用于生活用品。

华夏族和后来的汉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向土地索要粮食,由于站立人的收无法直接接触地面和低矮的农作物,所以大多数农具按有木柄。农业民族的住房是固定的。而游牧民族的住房时移动的,为了游牧的便利。

游牧民族常过流动生活,经常搬徙,不喜欢用易碎的陶瓷器皿,而用坚固的金属器皿,比如匈奴饮食器较简单,喜欢用铜或铁制的,在游牧生活中即可作饮食器,也可作炊器,具有多种功能,除了金属器皿,游牧民族还使用便于携带的皮囊皮袋。游牧民族主要以狩猎、游牧为主,其常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用来打猎的,例如弓矢。

游牧民族还将金银器用于各种首饰、服饰配件等。游牧的飘移性决定了金银器的种类,相对具有便捷性的特点。

(二)从服装服饰上看

农业文化是相对比较发达的文化,从事农业的古代人民上层人士注重礼仪,以宽袍大袖作为服装庄重而有身份的表现。帝服和官服历朝都有严格的规定,以衣服的形制、色彩、图案纹样上都因等级而有所区别。一般的平民百姓相对而言,着衣比较朴素简洁,主要也是为了农耕的便利。服装的装饰上一般比较精致内敛,常绣有精致的花纹。

北方的游牧民族,为了便于骑马,服饰行多为紧身窄袖,戴冠着靴,袍中系带,具有通体紧扎,简洁干练的特点,他们的装饰品用坚固儿闪亮的金属和宝石制成,还注重腰带的装饰,如匈奴的带扣和革带上的金属制品,多饰着精美的浮雕图案。带钩是游牧民族常见的配饰。

(三)从兵器上看

农业民族因为生活的地理环境较为优越,一般都在平地上劳作和作战。作战兵器主要使用长矛、盾以及刀和弓箭等。这些兵器对于农业民族来说是比较常见且使用方便,有较强的攻击性。

游牧民族主要使用短柄的青铜短刀和短剑,用作武器,也用来割肉和剥取兽皮。内蒙古出土了许多东胡族和匈奴族的青铜短刀,因为游牧民族在马背上,无论狩猎还是作战都需要携带体积小而轻便的兵器,长兵器在作战中使用不方便,所以使用的兵器以短兵器为主,为了骑马的便利。

(四)从装饰纹样上看

农业民族的装饰纹样上看,体现了农业文化的审美特征。农业文化一直占主导地位,所以农业文化的设计中的装饰纹样是比较经典,也是我们比较熟知的。例如莲花纹、缠枝纹等。虽然每个时期的流行纹样都有所不同,但大的追求方向还是一致的。那就是以花卉、吉祥图案为主的纹样。 牧业民族的设计,更多体现的是游牧文化独特的审美特征,在装饰纹样上,变现处积极奔放喝进去开拓的风格,畜牧和狩猎生产都以动物为对象,因此畜牧在生产中以牲畜繁衍兴旺为美。这构成课北方草原民族喜欢用动物纹样作为装饰的特点。在动物纹中喜用猛兽和猛禽,在装饰品中腰间革带的装饰是富有游牧特色的。

四、总结

先秦时期的设计文化虽然初步形成了南农北牧的格局。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的设计艺术由于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等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区别。但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中国古代是在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相互磨合种发展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两种文化进行着力量抗衡。这两大文化共同体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多层次的相互渗透,相互认同,最终成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第3篇

明代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

华北地区的二年三熟制,有人认为出现于两汉,形成于后魏[1]。也有人认为始于唐代,但到明清时期才形成一种基本的耕作制度[2]。其实,直到明末清初,二年三熟制始终未能成为华北的种植制度的主要形式。王象晋在《群芳谱》中说:“凡田,来年拟种稻者,可种麦。拟种棉者,勿种,……若人稠地狭,万不得已,可种大麦、裸麦,仍以粪壅力补之,决不可种小麦。”很明显,能够种植水稻、棉花的地区,是华北平原气候、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带。然而据王象晋所说,二年三熟制尚不普遍,其实行的障碍是肥料问题。

华北地区的自然条件远比南方差,农民很难以自己的土地以外获得草木灰、河泥等肥料。而华北的社会条件—商业性农业不发达和作物收益性低,又限制了人们购买肥料使用的可能。因此,为了解决肥料问题,北方农民创始了绿肥作物与粮食作物的套种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指出:“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率皆五六月中骥种。七月八月犁掩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可见,在那时为了解决肥料问题,是以牺牲一熟为代价的。

华北地区实现二年三熟的另一个障碍是劳动力问题。这一问题可从明代耿荫楼在农书《国脉民天》中提出的“亲田法”得到说明。耿荫楼在天启、崇祯年间在山东临淄、寿光做知县,他认为:“青齐地宽农惰,种广收微。”耿荫楼还认为,一户人家是种不了百亩耕地的。耕作时,应把其中的八十亩照粗放经营方式耕种,其余二十亩则精耕细作。如果年成丰稳,这二十亩的收获必比粗放经营的八十亩高出数倍。据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王家宾《青州府志序》,青州的民户三十万,耕地为十三万六千顷,以户量地每户平均45亩。青州在明代是人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区。以万历六年(1578)为例,北直隶每户平均耕地为115.79亩。河北与北直隶接近,为117.14亩。山东为45亩[3]。这些省的户均耕地面积都或等于或超过青州,自然都属于“种广收微”的粗放经营之列,是不可能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的种植制度的。

此外,从人地关系的发展来看,当农民还有大量垦殖荒地的可能性时,是不会以实现二年三熟来提高复种指数的,而明代的情况正是这样。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转述明末一河南地方官的话说,河南各府中开封、汝宁、归德、南阳等府,明初因荒芜严重,税粮最轻,经过多年垦辟,“各府之荒芜,皆尽开垦”。北直隶各府的土地,根据《畿辅通志》卷三十二亩赋志所载数字累计,万历年间实丈亩数是492,564顷。比弘治十五年净增222,859顷,增长了八成[4]。山东各府耕地增长的全面情况资料不足,从兖州、东昌两府看,其耕地的增长亦属可观。兖州府辖济宁州,旧额粮地4000余顷,嘉靖二十四年丈量后,增加三倍[5]。郓城县耕地增长,根据崇祯年间县志记载,嘉靖年间耕地竟是明初的十二倍[6]。华北地区耕地面积增长如此之速,而未垦荒地尚多。嘉靖《山东通志·风俗篇》说,明朝“承平百余年,休养生息,济、东、兖颇称殷庶,而登莱二郡、沂济以南土旷人稀,一望尚多荒落。”说明华北地区垦殖的潜力还是很大的,较多的劳动力流向垦荒,必然使原有耕地劳动力更加不足,只能实行粗放经营,根本谈不上实行二年三熟的种植制度,提高复种指数。

[1]万国鼎:《农史文献中所见的农作制》,《中国农报》,1962年第2期。

[2]闵宗殿、董凯忱、陈文华:《中国农业技术发展简史》第109页。

[3]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乙表32,明洪武、弘治、万历三朝每户每口平均亩地数。

[4]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5]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6]从翰香:《十四世纪后期至十六世纪末华北平原农村经济的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3期。

清代二年三熟制的发展

雍乾之际,二年三熟制开始在华北发展起来。至乾隆中期,二年三熟制在华北已较为普遍。在《宪庙朱批谕旨》中有大量关于直隶、河南、山东“收获之地布种二麦”以及“麦收之地……耕犁布种晚谷秋豆”[1]的记载。二年三熟制得以在清展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是种麦的普及。由于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北方冬季能够在田间越冬的作物主要是小麦。所以,在二年三熟制复种组合中不能不以小麦为主作物,然而再根据麦收之后积温的多少与生长期的长短来搭配其他作物。因此,华北二年三熟制的普及程度也就取决于种麦的普遍程度。雍正乾隆年间,华北各省大力提倡种麦,如“直隶各州县凡高阜之处以及次等洼地悉皆播种冬麦,比旧甚广,滋长发生,青葱遍野。”[2]顺德、广平、大名三府州县“种二麦者十居八九”[3]。“东省农务麦田最关紧要”,“各属种麦甚广”[4]。至于河南,“产量唯二麦为最广”[5]。清政府鼓励农民种麦,是和推广二年三熟制联系在一起的。乾隆二十二年六月,司农司奏请饬令地方官查明瘠薄地亩只令种麦时,遭到了乾隆皇帝的驳斥:“地脉肥瘠不同,其播种所宜应听农民相地土之宜自为布种,可两熟者,农夫必不甘只令一熟,其只可一熟者,亦不能强之再种”[6]。这也从侧面说明当时推行二年三熟制已经相当彻底了。

其二是肥料问题的解决。为了解决肥料不足与二年三熟制的矛盾,北方农民采用了以粪肥代替绿肥的办法。粪肥的应用同人口的数字成正比。珀金斯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768-1968)》一书中曾指出:“在明代后期,浙江北部嘉兴府施到地里的粪肥,恰好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南的同一数值相同。那时候,该府人地比率也与三十年代整个华南的人地比率大致相同,大概在人口稀少地区,施用粪肥的数量要少得多。”《致富奇书广集》曾说“北方不能用(人粪尿)”,实际上是由于清初北方地广人稀,而人粪尿来源不足,才得不到相应的重视。这种情况到清代中期才大为改观。十八世纪刊行的北方农书《知本提纲》把肥料分为十类,把人粪归入好的肥料中的第一等,而把绿肥归为一般的最下等。当时山东农书《农圃便览》也有“人粪为上”的提法,可见,这时人粪已取代了绿肥的地位。北方农民还大力饲养畜力牵引大型化所必须的耕畜和中小家畜,以此来获得大量的畜肥。我们从康熙末年行刊的《教稼书》中可以了解到,山东的富盛之家,每年都可以从铺满地砖、深达丈余的大肥料坑中生产出大量被称作“池发粪”的肥料,随着耕畜比例的提高,家畜所具有的肥源性质就更明显了。养猪也大量地发展起来。据蒲松龄《农桑经》可以看出当时山东流行地主强迫佃农养猪以取得肥料的作法。畜肥的增加和随着人口增加而来的人粪的增加,解决了华北肥源不足的问题,使华北的二年三熟制迅速发展起来。

其三是人口的压力。清代的人口问题自康雍之际已见端倪,但真正因人口问题而造成经济压力,还是在乾隆以后。从雍正二年至乾隆十八年,直隶人口由3406843人激增至9374217人,净增175.16%;山东人口由2278305人激增至12769872人,净增460.50%;河南人口由204917人激增至7114346人,净增247.14%;而人均耕地却分别降至7.01亩、7.6亩和10.16亩[7]。人口的激增和人均耕地的剧减造成了粮食供给不足,粮价不断上涨,驱使农民大量开垦荒地。但是,靠垦荒来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必定是有限的,因而进一步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就成为减缓人地矛盾的有力措施。另一方面,人均耕地的减少也为实行二年三熟制准备了充足的劳动力条件。顾炎武在《日知录集注》水田注中说:“一夫之力,可耕旱地三十亩。”蒲松龄著的《农桑经》也说:“大约春秋田三十亩,必用一人。”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8]中以此作为精耕细作、兼收倍获的标准。按每户七口二丁计算,至此,直隶、山东、河南都达到和接近了这个水平。二年三熟制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起来。

[1]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九日山东巡抚岳睿奏折,《宪庙朱批谕旨》第15函,第5册,第32页。

[2]《宪庙朱批谕旨》第13函,第6册,第10页。

[3]同上,第12函,第3册,第3页。

[4]同上,第15函,第5册,第32页。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6]《大清高宗纯皇帝圣训》卷211,第9页。

[7]《清朝文献通考》卷4,回赋4《田赋之制》卷19,户口1。

[8]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11页。

二年三熟制的分布及作物搭配

雍乾之际,华北平原三省已普及了二年三熟制,但因省而异,普及的程度及搭配的作物又有所不同。河南除最南部一直是实行一年两熟制外,其余地区普遍实行二年三熟制。即春末种高粱或棉花,秋后种麦,来年麦收后种豆或晚谷,周而复始。在作物中,除小麦外,“高粱为盛”,这是因为河南地属平原,夏季多雨易涝,“唯高粱质粗而杆长,较他谷为耐水,故种植者广”[1]。又因为黄河流经河南,两岸堤长工险,每年抢险都用秫秸(高粱杆),向民间征用较多,因此农民普遍种植高粱,再次是小米和棉花。山东二年三熟制也很普及。“坡地(俗谓平壤为坡地)二年三熟……,初次种麦,麦后种豆,豆后种蜀黍、谷子、黍稷等。涝地(俗谓污下之地为涝地)二年三收,亦如坡地,唯大秋概种子……,麦后亦种豆”[2]。作物除小麦外,以豆为多,其次是谷子、子、禾稷等。麦后种豆非常普遍。在蒲松龄(山东淄川人)在康熙四十四年所著的《农桑经》和丁宜增(山东青州人)在乾隆二十年所著的《西石梁农圃便览》中都有“赶雨种豆”,“且割(麦)且种”的说法。山东种豆较多,一方面是因为清政府征收黑豆以供“京师官兵牧养马驼需用”,另一方面,是因为山东和江南相邻,“青白二豆,向充江省粮食”[3]。河北在华北三省中是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地区。这主要是受气候和土壤条件的影响。一般来说,保定以南太行山东麓平原地区,水土条件较好,而“农工亦周到”。其他地方,特别是河间、天津、顺天、水平等府,地土多瘠硬或沙碱,“农工亦苟简”。所以不同地区之间单产高低很悬殊。南部地区较高,北部地区则处于低而不稳的水平。如河间府河间县,“地鲜膏腴,竭终岁之力,收入颇寡,履亩但得五六斗,七八斗即庆有年矣”[4]。永平府滦州“不知水利,旱涝皆听于天,计丰岁所收,每亩不过四五市斗”[5]。至于偏远的山区,产量更为低下,易州广昌县在七月即已降霜,该地主要在清明时种麦、豆和五月种粟等作物,即使是丰年,每亩产量也不满一斗[6]。由于河北北部地区天气较冷,土壤条件差,作物的生长期短,通行是一年一熟。因为特别种麦需肥多,种植期长,产量低,所以种植较少;而杂粮因为生长期短,适应性强,产量较高,种植较多。因此,河北是华北平原三省中二年三熟制普及较差的地区。直到民国时期,二年三熟制尚不完全普及。如三河县“有一地纯种一谷者”[7]。河北的粮食作物有小麦、大麦、谷子、高粱和豆类。其中小麦、谷子占有较大比重。“土俗谷雨种谷,小满中黍稷”[8]。“麦既登场……,或以种豆或以种禾”[9]。种的禾名叫“六十日还家”,看来是生长期较短的作物,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实行二年三熟制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首先,从经营效益来看,二年三熟制是一种轮作制,它使土地肥料的缺乏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北方各省,农产种类极多……,凡是充分利用这些不同作物轮植的地方,上等土地无须多施肥料,便可得到很好的收获”[10]。在河南、山东的二年三熟地区,其基本轮作复种方式是:麦—豆—秋杂,这是豆类作物与谷类作物的轮作复种。在这种二年三熟的轮作周期中,安排一季夏大豆,对维持土壤氮素平衡,保证轮作周期粮食的总收量来说,起到了良好作用。因大豆有强大的固氮能力,据文献记载,通过种植大豆能为每亩土壤积累氮素20斤,相当于硫酸铵100斤,或粗肥1万斤。但大豆成熟期晚,不宜直接种麦,经冬闲之后,加强土壤养分的矿化作用,然后种植春谷或高粱,能够增加产量,而且,二年三熟制是以小麦为主作物的,“通常麦价高于粗粮价格一倍”[11],经济效益远较单种杂粮为优。同年,还可以种高粱、豆类、谷子,解决饲料、燃料等问题。

其次,从劳动效益来看,实行二年三熟制的地区劳动期较长。从蒲松龄的《农桑经》和丁宜增的《西石梁农圃便览》来看,劳动期都在十个月左右,一年间的农活分布,是较为平均的。而一年一熟制的地区一年中最忙的时间只有十几天,农民的剩余劳动时间较多。而且,二年三熟制的轮作换茬方式及其相应的作物布局,可以使春耕秋耕交替进行,使劳动力、肥料得到合理的调剂,便于实行精耕细作。农民通常是把自己的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雍正十年,河东总督田文镜在奏折中描述了河南人民把土地分为两部分轮耕的情况:“豫省民俗大率广种秋麦,并无余地留种春麦。间有未种秋麦地亩,皆留以播种早黍、早谷、芝麻、高粱等项”[12]。乾隆十年,尹会一在《敬陈农桑四务疏》中也做了类此的描述。直到清末,《清国事情》还介绍了山东烟台附近兄弟二人“四十亩地分作两份,轮换耕作”的情况。农民把土地按作物品种分为第一年和第二年的来种植,三月种高粱早谷,五月种豆,八月种宿麦,使播种前后的各种收获和中耕锄草工作也都能合理地安排,从春天到秋天就可以不间断地分配农活了。而且夏季作物收获期按品种不同而分布在六月大暑天到八月秋分的特点,也有利于农活的平均分配。

[1]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2,第20页。

[2]刘贵阳:《说经残稿,沂水桑麻话》。

[3]冯柳堂:《中国历代民食政策史》第237页。

[4]乾隆:《河间县志》卷3,《风俗》。

[5]嘉庆:《滦州志》卷1,《风俗》。

[6]乾隆:《易州志》卷10,《风俗》。

[7]《三河县新志》卷75,第2页。

[8]《宪庙朱批谕旨》28册,第71页。雍正五年四月十五日署理直隶总督宜兆熊、协理直隶总督刘师恕奏折。

[9]王筠:《夏小正正义》第38页,《丛书集成》1336册。

[10]《北华捷报》,1883年8月3日,第136-137页。

[11]景甦、罗仑:《清代山西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第56页。

[12]《宪庙朱批谕旨》第11函,第8册,第43页。

二年三熟制与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

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农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首先,自然经济的农业开始向商业化农业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能够生产出更多的商品粮投放市场,并且逐渐地把原来种植粮食作物的土地部分地解放出来,改种经济作物。据乾隆时编纂的河南《光山县志》记载,当地农民“终岁所入,口食所余,悉以出粜”,“邻县远方车骡运载不绝于途”[1]。同期的《罗山县志》也记载“北人粜贩步小车驱驴往来如织,日去米不下数百石”[2]。当时还形成了经济作物产区和粮食作物产区的分工。如“山东临清州所需粮食,麦、谷由河南贩运。秫梁由天津贩运”[3]。甚至有些地区,种植粮食作物完全是为了出售,如河南嵩县人民食粟、麦而不食水稻。但水稻却在嵩县大量种植,其原因无疑是“多得缗钱”[4]。粮食的商品化还表现在踩曲造酒上。“河南素称产麦之区,遂有山西富商大贾挟其厚资乘麦收价贱时在于马头集镇广收麦石,开坊踩曲。每商自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块不等”,“耗麦奚啻数千万石”[5]。乾隆初年,围绕着禁曲还是开禁在朝廷上引起一场争论。由于农民手中的余粮必然要找到出路,清廷禁而不止,终于被迫宣布在乾隆三年开禁。

农民不种粮食,改种经济作物,一方面是因为手中有了余粮,另一方面是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如棉花价格高,“五谷之利,不及其半”,因此农民种植较多。乾隆年间,棉纺业发达的松江,部分原料贩自山东、河南[6]。直隶种棉,比山东、河南稍晚,但到乾隆年间,已相当普遍。直隶的冀、赵、深、定诸州“栽培棉花者十之八九”[7]。种烟之利,因“倍于百蔬,五倍于五谷”[8],种植更为普遍。山东的济宁州,雍正年间“膏腴皆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9],州内业烟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10]。直隶、河南种烟也很普遍。“磁人舍本逐末,多种烟叶靛苗,稻田渐减”[11]。河南邓州“纵横数十里,皆烟田”[12]。其次,粗放经营的农业开始向集约经营的农业发展。历史上,华北的农业一直是粗放经营。张士元在《农田议》[13]中曾经勾画出康熙实年华北农业的轮廓,“逾淮而北过山东直隶之境,则平原旷野,千里荒芜,虽有种禾黍者,亦少深耕易耨之功,岁收益薄。”尹会一在乾隆初年所上的《敬陈农桑四务疏》[14]中,也生动地描绘了华北农业的粗放经营景象:“北方地土辽阔,农民唯图广种。一夫所耕自七八十亩至百亩不等,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壅而地力薄矣,工作不能遍及面人事疏矣。”然而,这种情况随着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开始发生变化。乾隆中期以后,华北农业出现了集约化倾向。

华北农业的集约经营主要表现在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上,它是一种把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集中投入较少的土地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经营方式。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使华北的农业进入了良性循环;单位面积粮食产量的增加,使农民可以把部分原来种粮食的土地改种经济作物,通过出售剩余的粮食和经济作物获得农业资金,还可以用剩余的粮食喂养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据乾隆二十年成书的《西石梁农圃便览》记载,山东省青州府日照县西石梁村丁宜曾家喂养的大型牵引牲畜和其他大小家畜就为数不少。二年三熟地不仅产量高,而且能生产商品价值高的麦和大豆。据景甦、罗仑的《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的社会性质》一书,山东省济南章邱县东矾硫村太和堂李家就是在乾隆中期种植和出售麦子和大豆而发家的。太和堂在光绪时期,除了饲养十七头耕畜外,还饲养着四十只猪和一百多只羊。这些家畜每年可产肥五千余车。从同书中引用的树荆堂毕家的事例也可看到,毕家养有十几头牛和一百多只羊。这三家都是地主,种植方式都是高粱、粟—麦—黍、豆—休闲的二年三熟制,都饲养大量的大牲畜和大小家畜,积肥都比较多,经营都非常成功。虽说他们不一定能完全代表华北农民的经营方式,但是,这种大牲畜耕作的资本集约的经济方式,无疑是当时华北地区占统治地位的经营方式。

华北农业的资本集约和劳动力集约还表现在经济作物的种植上。如种植烟草,“必择肥地,用十成粪”[15],每万株需要“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6]。山东济宁州,种植烟草和种包谷的人工费用是四与一之比。“其工力与区田等”[17],种植烟草所需的肥料和劳动力因地区而异。据包世臣的估计,烟草需要六倍于水稻或四倍于旱地作物的肥料;在劳动力方面,也要求是其他作物的十倍多[18]。在河北,还种植着靛蓝等经济作物,也是需要花费大量的劳动力和肥料的。至于棉花为集约经营的经济作物,更是无庸置疑的。

总之,华北农业的商业化和集约化是以二年三熟制的普及为开端的,二年三熟制促进了华北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就此来说,二年三熟制的普及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经济意义。

[1]乾隆:《光山县志》卷13,第6页。

[2]乾隆:《罗山县志》卷1,26-29页。

[3]方观承:《方恪敏公奏议》卷2。

[4]康基渊:《嵩民种田说》,康为乾隆时人,该书作于1765年前后。

[5]尹会一:《尹少宰奏议》卷5,5页;卷1,21页。

[6]叶调生:《鸥陂渔话》卷4,引吴伟业:《木棉吟》。

[7]嘉庆:《一统志》卷60,东昌府二。

[8]方观承:《御制棉花图》跋语。

[9]方苞:《方望溪全集》,集外文,卷11,《请定经制札子》。

[10]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臧咸:《种蜀黍记》。

[11]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14页。

[12]吴邦庆辑:《畿辅河道水利丛书》,《水利营田图说》,磁州。

[13]杜修昌:《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史略》。

[14]《皇朝经世文编》户政十一,农政上。

[15]刘贵阳:《说经残稿》。

[16]《清代文字狱档·吴其档舆献策案》。

第4篇

(一)变量的选取1.多元化经营程度指标。多元化水平的度量方法有:(1)行业数量法,主要以标准行业代码(SIC)对企业所涉及行业进行分类,进而计算行业的数量,此方法比较简单,数据容易获取但没有考虑各行业的收入情况。(2)专业化比率测度法,专业化率即企业最大经营单元销售额与企业销售总额的比值,此指标计算比较简便,但只考虑最大经营项目销售额而其它项目没有进行考虑。(3)赫芬达尔指数法,分别使用各个行业的销售额和资产额占公司总销售额和总资产额的比重的平方和来确定多元化程度,这种方法对多元化程度的测度比较粗略,且市场对行业的界定存在困难。(4)香农指数法,该方法由Jacque-min和Berry在1979年提出,这种方法包含信息多,测度比较准确,因此获得研究者的广泛使用,本文采用此方法进行总体多元化程度的度量,但由于多元化数据获取难度大,没有进一步细分非相关多元化和相关多元化进行研究。[6]具体计算公式如。2.企业绩效指标。国外学者研究上市公司绩效主要是采用托宾Q值,通过计算股东权益市值和资本重置成本的比值来测量公司绩效,其中资本重置成本为新购置资产市场价值扣除已提折旧。国外对于这一指标的广泛运用主要是基于国外发达的证券市场。而在我国,证券市场还处于发展完善阶段,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不健全,资本重置成本获取较困难。所以本文利用ROA总资产利润率来衡量企业的绩效,此指标能集中反映企业资源的价值和获利能力。3.控制变量的选择公司的年龄(Age)。公司年龄是指从公司上市年限至研究当年。公司年龄代表企业经营的长度,公司规章制度的完善程度,公司规章制度越完善多元化经营的成本就越低。本文以公司上市年龄的自然对数作为衡量指标。资产规模(Asset)。农业是一个需要大规模资产的产业,规模经济是农业上市公司进行多元化经营的重要目标,规模大的农业上市公司其议价能力强,获得资金、原材料等资源的成本低,提升企业绩效。考虑到异方差的影响,本文以公司总资产的自然对数作为一个控制变量。企业的成长性(Grow)。根据洪道麟和熊德华(2006)的研究成果表明:企业的成长性对多元化经营有显著影响,成长性低的企业更有可能实行多元化经营,同时企业的成长性也会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7]农业作为保障民生的基础性产业,社会大众对农产品的需求为刚性需求,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强大的成长性,[8]因此企业的成长性是本文考虑的另一个控制变量。本文选择公司的总资产增长率来衡量。企业的资产负债率(Debt)。合理的负债水平增加资金的使用效率,充分利用负债的税盾优惠,降低企业的资金成本,从而提高企业绩效。[9]具体变量如表1。

(二)回归模型ROA作为因变量,DT作为自变量,公司年龄的自然对数(ln(age))、资产规模的自然对数(ln(Asset)、总资产的增长率(Grow),以及企业的资产负债率(Debt)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二、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相关性检验为了研究绩效与多元化程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同时考察模型是否有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本文采用eviews软件对各主要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下表2。从表2我们可以看出:多元化程度DT与绩效ROA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同时各控制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不高,不存在多重共线的问题,这是因为各变量选取的角度不同所代表的意义也不同,我们从表中可以明显的看出资产负债率(Debt)与R0A是负相关关系,这一点将在下面的回归分析中进行深一步的分析。

(二)异方差检验本文选取的是深沪两市A股的横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所以有必要进行异方差的检验。以下采用的是怀特(White)检验。由表3可看出nR2=13.61160小于X20.025(9),回归不满足异方差。对所得出回归结果没有影响,适合做回归分析。

(三)回归分析通过采用eviews软件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R2=0.535109,F=8.978114,P=0.00001说明模型总体显著。对ROA的解释程度达到53%,说明多元化程度对企业绩效的波动有重大影响,多元化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001107,说明多元化经营对ROA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本文假设没有得证。我们认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所研究的总体多元化包括相关多元化和非相关多元化。对于相关多元化的农业上市公司,其集中资金发展相关农业产业,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强企业抗风险能力,减少经营绩效的波动性。同时各相关产业也可以实现企业技术、劳动力等资源的共享,从而使农业上市公司获得更多利润,这在多数学者文献中得证。而针对非相关多元化的上市公司,大量学者认为非相关多元化与企业绩效呈负相关关系。本文认为其把资金投向盈利高的房地产、化工金融等行业,可以在短期内获得超额利润,提升企业市场价值。但多元化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其存在一个合理的“度”,一旦超过那个“度”就不存在促进作用反而可能是负作用,同时多元化程度还可能受到宏观经济形势和行业特性等内生性问题的影响。所以多元化经营程度与绩效并没有明显的负关系或者正关系,农业上市公司多元化程度与企业绩效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公司上市年限与企业绩效ROA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上市时间早的农业企业,企业的管理制度、业务运行机制都比较完善,其进行多元化的成本低,风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企业绩效。公司的成长与企业绩效ROA正相关,说明农业上市公司总资产增长速度越快即资产规模越大其进行多元化经营的倾向越强。另外,企业资产规模的大小也影响企业经营绩效,根据规模经济效益,公司资产规模越大,企业绩效越好,前提是公司资产规模在一个合理的经营边界内。资产负债率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农业上市公司拥有一定数量的负债资本,能够降低公司的综合资本成本,充分利用由财务杠杆作用所带来的额外利润。但当企业的负债比例过高,企业经营风险也越大。由此产生的破产风险和债务契约的约束会降低企业的绩效。

三、总结

第5篇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结构调整;

中图分类号:DF41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 面对农业新形势必须要有新思路

面对新世纪初严峻的农业形势,我们不得不更多地考虑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不平衡的诸多问题:农产品销路不畅、价格下跌;乡镇企业发展速度和效益下滑;农民收入增加日显困难。首先,农业生产究竟是“供需平衡、丰年有余”,还是我国农业的生产能力已进入供过于求的时代,这已成为制定农业发展战略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尤其是我国已加入WTO,农业面临新的国际竞争,能否成为国际竞争的强者,如何对付这一严峻的形势,已成为我们急需解决的问题。目前我国农产品产量和人均主要食品消费量除乳品外,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许多甚至与发达国家比较接近。国务院《中国食物结构与发展纲要》提出,到2000年,我国每人每天摄人热量达到 10882千焦,但早在1996年,我国每人每天摄入热量已达11297千焦。

2 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

食物紧缺和国家补助是迄今我国农业发展的动力,然而,在新的形势下农业如何进一步发展?农民如何切实走上富裕之路?农村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些已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如今,走产业化经营的道路,已成为人们对农业发展的共识。然而,什么是产业化?如何才能实现产业化?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完全解决。虽然有人把农业产业化归纳为“龙头企业加农户”、“产、加、销一条龙”等说法,然而这些看法只停留在表象上,不能普遍指导我国农业的产业化转变。农业本来就是第一产业,为何要提产业化?是因为我国农业尚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几千年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本质上讲,产业化农业的基本特征应该是:经营企业化、生产集约化、产品规格化标准化。

2.1 经营企业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当前农民之所以解决了增产问题,却迟迟不能增收,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农民,特别是贫困山区和西部地区农民缺乏经营意识和市场营销概念。农民无论从他的社会存在,还是经济地位来看都应该首先是一个经营者,其次才是生产者。农民一般不被雇佣、不领工资,且拥有自己的土地等生产资料。长期以来对农民只重视生产技能的培训,缺乏经营、营销、管理知识的教育,是我们在农业教育上的一大失误。无论是送科技下乡,还是办农民训练班,甚至培养农业人才,过去都忽视了农民最需要和最基本的知识——产业经营知识的普及。

2.2 生产集约化是产业化农业发展的动力任何现代产业都必须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农业也不例外。我国农业不仅存在国内市场饱和的压力,而且加入WTO后,也使它面临前所未有的世界范围竞争。不容乐观的是我国农产品价格已经很少有竞争的优势。虽然少数农产品还可以出口,但许多却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的。由于许多农民缺乏企业化经营意识,往往在生产成本中没有计入自己为维持现代人体面生活而应得的工资,也没有计算培养教育下一代(劳动力再生产)的费用,更没有发展所需的基金,甚至牺牲了自然环境,因而以低廉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亏本的价格和别人竞争,因此总是难以摆脱贫困的处境。

3 产品规格化标准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

农业产业化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过程,除了要求企业化经营、集约化生产等条件外,产品的规格化、标准化是其重要特征和基础。

3.1 农产品规格

所谓规格是对产品的内在使用性能和档次的要求。农产品规格一般是由政府权威部门或权威组织,对农产品的用途档次进行的标准化规定,并通过食品标签制度,保证消费者对各种产品有一个判断和评价的依据。

3.2 农产品标准

标准是对产品品质的要求,它是品质的保证。食品的功能特性通常指嗜好特性、外观特性、加工特性、流通特性和简便性等。对于不同规格的各类食品,针对以上特性要求,都有其相应的质量标准。为了保证标准的实施,有的国家实行严格的食品标签制度。

3.3 实施规格化、标准化的意义

①规格化、标准化是质量的保证。工业制品为了保证产品合格,必须要有形状、尺寸、精度等规格,而食品的规格标准,对保证消费者的健康乃至生命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随着温饱问题的解决,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对食品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近年许多深刻的教训说明,没有规格品质保证的农产品、食品,即使便宜也很难有市场。

②食品工业需要规格化标准化原料。产业化生产的农产品,需要加工增值;工业化食品的增长趋势,也需要越来越多的规格化、标准化原料。因此,作为食品工业原料,农产品再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口粮”,而是有严格规格要求的工业原料。例如,加工面包用小麦,就必须是符合加工高筋粉要求的小麦品种;加工西红柿浆、西红柿汁的西红柿就不同于鲜食用西红柿;豆腐用大豆与榨油用大豆规格也不相同。

③规格化、标准化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进入现代化市场营销系统的基础。 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证明: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正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关键和基础。在现代流通体系中,公平公正的交易,不仅是市场法则,也是引导良性竞争的保证。它不仅可以保证消费者的权益,更能够按照消费者的合理要求,鼓励优秀的农业企业家,指导农产品生产向优质、高产、高效进步。显然,公平公正交易的前提是农产品的规格化、标准化生产。我国农产品流通交易中假冒伪劣猖獗,市场秩序混乱,污染、搀假严重,而农产品规格化、标准化正是制止这一混乱局面、减少中间环节损失、提高农民收益的重要手段。同时,随着超市、物流、信息化等现代市场流通系统在我国的发展,规格化、标准化更成了农产品流通的必要条件。

第6篇

论文摘要:在学校文化这一视角下,去分析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症结所在。在城市和农村两种文化的夹击中,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校中表现更多的是不适应。文化既有冲突,也可尝试去克服其城乡差异,以抵消文化冲突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消极作用。

论文关键词:进城农民工子女教育;学校文化;文化冲突;隐性课程

人是社会的人,人又是文化的人,人在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必然要遵循其文化准则和习惯,同时又会受到文化传统的熏陶。当一个人的生活学习环境发生改变时,他将经历一场文化冲突的革命。无疑,当前我国进城农民工子女正在经历着这样一场冲突与融合的革命:城市和乡村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使他们受到双重社会化标准的影响,带来了许多突出的教育问题。

一、学校文化的内涵所在

本文所指的进城农民工子女只指那些处于义务教育阶段,跟随父母进城务工的流动人口子女。他们是伴随中国民工潮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是城市的第二代移民。根据1998年国家教委、公安部的《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规定:所谓流动儿童少年,是指6至14岁(或7至15岁)随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在流入地暂时居住半年以上的儿童少年。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民大量向城市迁移,不仅是为了就业而且为了进城,因为城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这种逐渐扩大的差距也体现在教育方面,学校作为一个重要的教育平台,有着它自身独有的文化氛围。在《教育大辞典》中对“学校文化”是这样解释的:又称“校园文化”,是指学校内有关教学及其他一切活动的价值观念及行为形态。它是学校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的体现,表现在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两个方面。其中,显性课程指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掌握的知识、技能、思想观点、行为规范等。隐性课程指校园建筑、文化设施、文化生活、绿化、校园美化和校风、教风、学风、人际关系、心理气氛等,其中学校的风气、文化生活、人际关系和心理气氛是校园文化的深层结构和核心内容。

学校文化是一种独特的文化,它既反映出社会文化,又有其独特性。一方面城市与农村存在一定的地方文化差异,这种差距投射到学校文化中,使得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城市学校中表现出不适应感;另一方面学校中学生同龄人文化之间的冲突,城市强势文化总是占上风,学生的个体行为是与其在学校中的地位和作用相联系的,进城农民工子女属于弱势群体,他们自身的文化也常常被“边缘化”。在学校以及班级中,学生学会自我克制、分辨,并进入权力、地位层次不同的班级和社会情境。而进城农民工子女在没有任何文化优势的情况下,通常会被划为班级中低层群体之中。

二、学校文化的矛盾聚焦

作为体现学校文化的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和不同。显性课程又称“正式课程”,与“隐性课程”相对。它是为了实现一定的教育目标在学校课程计划中有明确规定的学科以及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活动,按照预先编订的课程表实施,还有的以规定的科目进行考试。隐性课程是指学校政策及课程计划中未明确规定的、非正式和无意识的学校学习经验。而与之关联的教育实践则包括了能力分组、师生关系、课堂规范、潜含的教材内容、个体性别差异、班级奖励等方面;其作用效果主要体现在学校社会化、价值观与文化道德的形成、阶级差异的加大等方面。

与显性课程的明确性和强制性相比,隐性课程则具有潜在性、非强制性和持久性,这些特点使得它更容易成为学校文化冲突的矛盾聚焦点。这是因为,第一,无论是学校建筑、校园设施或校风校纪,都潜在地蕴含着一定的价值观念,具有自己特色的生活方式、语言和价值体系,体现鲜明的群体个性、风格和凝聚力的文化形态。第二,这种蕴含其中的内涵并不是通过强行灌输、纪律约束,而是通过学校文化氛围陶冶和感染,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第三,即使个体的生活环境发生变化或迁移,已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仍能长期保持,而这也正是矛盾冲突所在。这一矛盾冲突反映到进城农民工子女身上,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传统文化观念排斥

首先,由于我国长期的社会文化沉淀,在以往的阶级社会中,农民总是被认为是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这种长期以来在人们心里扎根的阶级认同感随着时代的变迁以一种微妙的方式代代延续。即使到了当今社会,政策上的引导以及社会舆论的宣传在短时间内仍旧难以打破和改变已经深入人心的文化认同感。

其次,中国传统的不合理的甚至带有歧视性的户籍政策导致了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学校往往被当做二等公民。即使其能顺利地就读于流入地的公立学校,也被作为“借读生”对待,这种区别对待可能是公开的,也可能是隐蔽的。长期的城乡分治的户籍制度,还使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别越来越大,造成了城市人和农村人之间的心理落差,形成了习惯性的对农村人的歧视心理。

进城农民工及其子女和城市居民生活、工作在一个城市,却无法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包括城市中的种种社会福利保障对他们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他们生活在城市,但却还是保持着农村的生活习惯,因此在现实生活与城市市民的交往难免出现疏离和被歧视的现象。进城农民工子女即使条件好的可以进入公办学校,也并不能很好的和城市孩子相处。在他们社会化的早期,这些不公平的市民待遇,会在其人格成长中落下深刻的烙印。

2.学校人文环境不良

校园人文环境是属于师生共同创建的一种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这种通过文化活动所营造出来的环境氛围,对人的心理有辐射作用,在较高层次上规范着全体师生员工人的思想行为。是区别于校园硬环境的一种环境带有“人”作用的、给人以影响和熏陶的环境。在2004年中国流动儿童状况抽样调查显示,有近1/4的流动儿童认为自己被城里人看不起,并因此而感到自卑。在城市中生活的进城农民工子女明显感到自己与城市孩子之间的差别,他们大都认为这种差别是难以逾越的。

总结校园人文环境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影响如下。第一,公办中小学并不愿接收进城农民工子女,即使接收了,也是采取“一校两制”的办法,有的将进城农民工子女与本地学生“划块”、“分班”上课的办法,有的给进城农民工子女编排大班上课。公办学校及老师从本校利益的角度出发,甚至担心这些孩子成绩差而降低了自己学校的升学率。第二,学校领导存在城乡差别歧视,在发展机遇相同的条件下,分配很少的资源给进城农民工子女,农民工子女大多处于低层次状况,很容易产生郁结、消极、沮丧的情绪;部分教师也缺乏一视同仁的态度,缺乏人文关怀,对农民工子女态度冷淡,使身在其中的农民工子女感受到不被重视,没有集体存在感。 转贴于

3.校园人际关系恶劣

人生活在社会里,就必须与人发生各种关系,这种人与人关系的存在与建立,就是“人际关系”。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个体保持心理健康和生活幸福的重要条件。在校园环境中,学生是人际关系的主体,与老师、同学都需要顺利交往与沟通。然而,进城农民工子女在校园中的人际关系却并不理想。

一方面,进城农民工子女中会不由自主地羡慕城市孩子优越的生活和学习条件,但同时也滋生了他们对城市孩子的抵触心理。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都感觉到自己与城市孩子、城市人有很大差别,心理上的被歧视感和被剥夺感导致了他们在人际交往中的冷淡消极。他们也许会通过某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他们的不满意或要求,这种消极态度值得人们关注。另一方面,进城农民工子女由于在衣着打扮、言语交流和生活习惯等方面存在着较明显的乡土特点,因而往往被同学当做开玩笑的“重点对象”,自尊心受到伤害,给他们的人际交往带来心理障碍。许多城市家长及学生不愿与农民工子女同班同桌,个别教师视进城农民工子女为额外负担而不情愿投入过多精力。这些都导致了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学校生活中不愿意和周围人进行交往,害怕交往以致自我隔离,对其成长实为不利。再则,有的进城农民工家庭流动频繁,稳定性差,一旦生活环境发生改变,进城农民工子女在学校的人际交往很容易被人为因素打断,本来就薄弱的人际关系更是脆弱。他们需要在不断的迁移和流动中去反复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网,这对进城农民工子女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三、调停冲突的融合之路

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出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这是由我国的国情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决定的。这种现象在我国一段时间内都将长期存在,直到我国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只有当务农和务工收入水平比较均衡,城市和农村的公共服务和生活质量差别不大时,这种大规模迁移现象才能出现拐点,所以说农民工问题是一个长期战略问题,而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也是一个持久的关注焦点。从校园文化的角度出发,尤其是校园精神文化中的人际关系和心理氛围,对学生的影响巨大。和谐的同伴关系、师生关系和融洽的心理氛围,都会对进城农民工子女的身心健康起到促进和保护作用。加强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学校的管理者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1.形成尊重农民工的友好氛围

首先,在生活层次上要给予农民工子女尊重。农民工正式融入城市,是建立在和普通城市居民和谐交流、融洽相处的基础上的。反映到学校中,就是要尊重他们的穿着、行为、言语等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并不因为他们与城市孩子的差异性就大惊小怪,随意取笑讽刺。

第二,改善校园文化的不正风气,加强校园文化建设与管理。美国教育家杜威在其著作《民主与教育》中强调:“社会环境无意识地、不设任何目的地发挥着教育和塑造的影响”。而校园文化环境是进城农民工子女的接触最为密切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对其成长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农民工子女因为其生存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其中一些人的视野和观念难免狭隘。但另一方面,艰苦的生活培养了他们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学校应该针对这些特点进行合理的引导,从心理层面去尊重他们。学校在整个教育的过程中,是为学生提供了一个互相了解的平台,努力构建平等、信任、尊重的师生关系,形成融合的教育教学氛围。

2.积极提倡城乡学生的优势互补

正因为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古训,学校要充分发掘农民工子女在思想品德、行为习惯、学习技能以及心理意志等方面的优势,通过互补互助的学习实践,促进农民工子女与城市学生的融合。有一些学校曾做过相关人格测试的课题,效果比较明显。他们让城乡学生寻找农民工子女的长处,发现自身的不足。农民工子女身上有着自然、纯朴、节俭、热情这些现代社会稀缺的品质。他们身上有许多潜力都值得开发,老师应鼓励他们认识并发扬自己的优点。相对而言,城市学生在交际和吸收知识的能力方面有一定的优势,教师应引导农民工子女进行这方面能力提高的引导。这样互相优势互补,和睦相处,有利于双方共同的健康成长。

第7篇

关键词:安丘模式,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近年来,安丘市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全面提高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在全国率先启动实施了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建设,这一做法得到了国家和省市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论文参考。去年4月份,山东省政府在安丘召开全省出口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管理现场会议,把安丘的做法确定为“安丘模式”,在全省推广。

1.主要做法

实施区域化建设,就是从源头控制和基础工作抓起,从出口农产品标准化基地建设入手,通过加强农业化学投入品控制管理,推行标准化生产,实施全过程监控,逐步在全市形成符合国际质量标准要求的出口农产品种植养殖区域,把住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道关口,从根本上确保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中,主要抓了“五个体系”建设:

1.1健全质量标准体系,加快规模化标准化基地建设

在严格实施已有国家级、省级标准的同时,研究制订了与农产品质量标准相配套的生产技术操作规程33个,参照出口国食品卫生标准制定了200多个生产标准,形成了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农业标准体系。按照“基地规模化、形式多样化、生产标准化”的要求,已建成标准化蔬菜种植基地30万亩、果品基地10万亩、标准化养殖基地400个。对所有基地,实行统一生产资料供应、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组织生产、统一质量检测、统一收购销售的“五统一”管理模式,保证了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各个环节全部按标准化要求实施。

1.2健全控制管理体系,搞好农业化学投入品的源头控制和规范使用

坚持把加强农业化学投入品控制管理作为实施区域化建设的关键措施来抓,制定出台了《安丘市农药管理办法》和《安丘市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域化建设农业化学投入品专营专供管理办法》。积极探索农业化学投入品供应管理体制,一方面,强化对标准化基地农业化学投入品的供应管理,建设农业化学投入品专营店。论文参考。在专营店配备专职技术人员,在基地配备植保员,指导规范使用农业化学投入品。目前,已建成市级农药兽药专营总店1处,镇和农村社区直供店67家;设立市级化肥专营总店1处,镇和农村社区专营店60家。另一方面,加强对全社会化学投入品市场规范管理,确定15家化肥、农兽药批发企业,负责全市化学投入品的网络建设和批发供应,净化规范社会化学投入品使用的大环境。

1.3健全科技服务体系,为区域化管理提供人才和技术支撑

一是健全区域化管理科技服务组织。整合农业、畜牧、林业等职能部门的科技人员,落实区域化管理科研课题,积极开展良种的引进选育和试验示范,以及新农兽药的测试和推广应用。二是加强区域化管理的宣传培训。目前,已聘请检验检疫、农业、外经、畜牧等方面的专家进行骨干培训20次,培训人员2万多人次。通过电视台开辟专栏、编发科技宣传册、开展科技下乡等形式,培训农民10万多人次。三是开展区域化管理社会化服务。成立农业专家顾问组,设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110免费服务热线,建立“安丘农产品质量安全科技110”网站,组建各类专业合作组织321个,在全市形成了以农业、畜牧、林业等职能部门为龙头,以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为依托,以农业龙头企业、农村专业协会和生产合作社为纽带,上下贯通,左右相连,点面互动的科技服务网络。

1.4健全检验检测体系,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对已有的农业、畜牧、质监等检测资源进行整合,建设了市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在重点蔬菜生产区和批发市场建立了快速检测点;在外贸食品公司成立了山东省首家自有出口蔬菜检测中心;在凌河镇、新安街道分别建设了高标准的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初步形成了以市级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为依托,以农产品加工企业检测资源为主体,农业、畜牧、质监、环保等部门检测机构共同参与、分工协作的检验检测体系。基本实现了出口农产品从农资、土壤到生产、加工各个环节全过程、无缝隙的监控和检验检测。

1.5健全组织领导体系,形成区域化管理整体推进机制

在国家出口检验检疫部门的指导下,建立了政府主导、龙头带动、部门联动、全民行动“一导三动”的区域化管理推进机制。政府主导,发挥好政府统筹协调、行政推动作用,制定实施规划,加强政策扶持,搞好组织协调,实施联合执法和监管。论文参考。龙头带动,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村合作组织为支撑,扩大基地规模,提高基地管理水平,拓展国际国内市场,示范带动区域化管理的开展。部门联动,根据区域化管理的总体规划和重点工作,明确相关部门在区域化管理中的职责,做到既各负其责、分工把关,又协作配合、执法联动,强力推进区域化工作开展。全民行动,通过宣传培训,提高农民的素质和农产品安全意识,真正调动全体农民群众参与和支持区域化管理的积极性,形成了区域化管理的浓厚氛围和强大合力。

2.初步成效

2.1创新了管理模式,建立了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长效机制

通过组建专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协调组织和机构,有效整合和充分利用了政府部门的人力、技术和执法管理资源,形成了长期稳定、联合协作、富有成效的工作机制。

2.2扩大了标准化基地规模,降低了基地建设管理成本

全市标准化基地由原来的6.5万亩扩大到30万亩,有效解决了企业基地过于分散、管理费用过高等问题,降低了基地建设管理成本,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每建设一个300亩的标准化基地,可节约7.8%的用地,每年节约管理成本10万元,农业化学投入品使用成本降低15%。

2.3提高了安丘出口农产品质量和知名度,扩大了农产品出口创汇

安丘区域内各类蔬菜的药残检出率(含药残达标蔬菜)由实施区域化以前的17.2%下降到目前的2.4%。供港蔬菜从未发生投诉问题。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今日关注》、《东方时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大公报》、山东电视台等栏目对安丘市实施区域化建设的做法进行了宣传报道。

2.4减少了污染,保护了环境

规范使用农业化学投入品,有效地控制了农业污染,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促进了全市生态文明建设。

2.5培育了新型农民,加快了新农村建设进程

通过开展区域化建设,对农民进行大规模教育培训,有效地提高了农民科学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培养了大批新型农民,壮大了农村实用人才队伍,促进了农业先进技术的推广应用,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持。

第8篇

【关键词】毕业设计;农业院校;环境工程

环境工程专业源于土木工程中的市政工程,作为一门边缘交叉性学科,其发展目标是解决不断涌现的各种实际环境问题。经过20多年的发展,其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泛,已成为一门集自然、社会和技术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环境工程学科不仅研究水、气、固废、噪声等主要环境污染和公害的防治技术和措施,还研究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探讨废物资源化技术,以及对区域环境进行系统规划和科学管理,以获得最优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目前,我国设置有环境工程专业的高校已超过300所。由于各高校的基础和重点学科存在明显差别,其环境工程专业发展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大多数理工科类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都源于土木工程中的市政工程,其本科生培养方案注重于对学生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的培养。我校的资源环境学院准备新设环境工程专业,在环境工程的人才培养方案上不能照搬理工科类大学,一定要突出农业院校的特色并发挥现有优势,找准适合自己的立足点。

安排在第七学期末开始的毕业设计(论文)是环境工程专业实现培养目标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教学环节,是对学生所学理论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和检验,也是保证本科教学质量的最后一道防线。毕业设计(论文)辅导环节对学生的要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巩固与扩展所学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识,培养提高学生综合应用所学知识、独立分析、解决本学科领域的实际问题和初步进行科学研究的能力;2.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设计和研究观念,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传统;3.使学生在方案设计、材料调查与搜集、工程绘图、理论计算、实验研究、数据处理、外文阅读、使用计算机、查阅文献、经济分析、工具书的使用、文字表达等基本技能方面得到进一步的训练和提高。鉴于毕业设计阶段对于本科生培养的特殊重要性,本文就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设置安排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途径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希望能为我校环境工程新专业的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建议。

和理工科类院校不同,农业院校的环境类专业一般都源于土壤学、生物化学、生态学等学科,其本科课程设置主要是帮助学生形成以土壤、农业化学和农业生态资源等专业的知识体系。因此,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在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安排上,也应与一般的工科院校有所不同。从目前来看,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的毕业论文(设计)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设置比较单一,重实验轻设计。很多农业院校的环境专业本科生毕业只有毕业论文可做,而无毕业设计的内容供学生选择。由于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一般建设较晚,在师资、课程体系、实践环节方面和工科院校相比都有一定差距。在工程设计及应用的教学、科研方面,农业院校环境类专业的基础显得更加薄弱。因此,目前很多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的师资力量尚难以开展对学生进行毕业工程设计的指导;同时,由于学生们受专业课程设置所限,他们的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与工科学生相比都有较大差距,因此很多学生也不愿意选择他们感觉更为吃力的毕业设计工作。然而,目前环境工程本科生就业的去向主要还是与环保工程设计、施工、运行等相关的公司和企业,而诸如环境管理部门、环境监测站等事业单位现在大多都呈人才饱和状态,可接受的本科毕业生非常有限。由于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在工程设计能力方面的弱势,在就业时与工科院校同类专业的毕业生竞争时就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有必要通过毕业设计来加强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学生的工程思维和设计能力,使他们能够具有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生所需要的基本工程设计基础和能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扭转我校该专业毕业生就业时面临的不利局面。

2.本科毕业论文(设计)任务书的设置未能充分突出农业院校的特色,尚未充分体现农业院校学生现有知识体系的优势。与工科院校相比,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在专业的历史沿革、学科组成和行业特性上都有自身的特殊性。因此,为了提高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人才的竞争力,需要在毕业论文(设计)这一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上充分体现农业院校的特色与优势。农业院校的环境工程人才培养模式不能照搬工科大学的方法,而应走有生态特色的办学之路,培养出可投身于农村环境污染防护的人才。农业院校一般都具有生物、生态学科的优势地位,毕业生相对于工科院校的学生具有更扎实的生态学知识。此外,当前环境工程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方向是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又在其中占据主要地位。因此,可以考虑让一部分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时从事生态环境评价的工作。这样一来可以发挥农业院校学生生态学基础扎实、生态知识结构较全面的优势,提高毕业论文(设计)的质量,二来可以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并适应市场需要,为从事生态环境评价特别是农村地区环境评价的单位输送可用人才。

3.毕业论文(设计)立题与实际联系还不够紧密,约束性题目难以调动学生的创新热情。由于教师设计的毕业论文(设计)题目未能全部追逐科技前沿或来自于实际的工程项目,部分题目陈旧甚至经年不变,摆在学生面前的是一些旧知识旧问题,使得设计成果没有实用价值和科学意义。这在一方面打击了某些学生在完成毕业论文(设计)的热情和积极性,也使得某些本来就对毕业设计(论文)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同学更加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对工作应付了事。

为提高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的毕业论文(设计)的完成质量,进一步加强农业环境类专业学生的市场竞争力,在毕业论文(设计)的设置和指导上可以考虑以下的一些改进措施:

1.加入一些和农村环境保护治理相关的设计类题目。由于目前工科院校的环境工程大多是在给水排水专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因此,工科院校的环境工程专业在毕业设计的内容上受给水排水专业的影响较大。在水污染控制方面主要为排水管网和城市污水处理厂的设计。农业院校如果照搬工科院校的设计内容,由于专业基础所限,无法与之进行有力的竞争。因此,应在设计内容上着眼于和农村地区和农业环境相关的工程。如目前农村受污染地下水的治理和农村污水的处理都是国家十二五规划的重要内容,相关的工程也建设了不少。可以设定一些如农村小型给水站或分散性生活污水处理站的课题。在处理工艺选择上,由于农村地区的特殊条件,一般应选择操作较简单且成本较低的常规处理工艺,这样更符合农村地区的实际需要。比如用吸附工艺处理污染地下水,或用人工湿地处理畜禽类废水,都是可行的设计题目。学生经过这些设计工作的锻炼,将有助于他们在毕业后从事农村环保治理的相关工作,不仅提高学生的就业率,也可为农村环境的治理培养可用人才。为达到这一培养目标,学校在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上也要考虑有工程背景的环境工程专业人才,同时可以通过帮助青年教师去设计类单位进行工程实践等措施,提高他们的工程素养和设计能力,从而达到辅导学生的要求。

2.在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工作中体现资源与环境的紧密结合,设置适量的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的题目。工科院校的环境专业一般更侧重于各种污染治理技术工艺的开发与研究,对环境与资源的重视不足。农业院校则注重于从宏观侧面上分析环境与资源的关系,将自身对土壤学、气象学和生态学等学科的研究优势体现在资源和环境管理方面。为进一步体现农业环境院校学生在这方面的特点,有必要在毕业设计时通过设置合适的环境影响评价的课题来提高学生的相关能力。另一方面,环境影响评价咨询工作在当前对环境工程本科毕业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就业方向,其中主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生态环境影响评价。和做工作设计不同,由于农业院校学生在生态学方面有较扎实的基础,因此和工科院校学生相比并不逊色,甚至某些方面他们做的比工科院校的学生要更加深入,相关的知识结构也更加全面。为本科生毕业设计设置适当的环境影响评价课题,不仅发挥了农业院校学生在生态环境评价方面的一些优势,也可为学生的就业提供有效的帮助。当然,这同样也对学校的师资力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在课程设置上需要加入环境影响评价的课程,对青年教师的引进和培养,也要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一个可取的方法是鼓励青年教师考取国家的环境影响评价注册工程师,通过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来保障本科生培养的质量。

3.将毕业论文与教师主持的科研项目或课题联系起来,培养学生的科研素养。环境工程专业由于本科就业的压力较大,相当一部分的学生选择毕业后继续攻读本专业的研究生。对于准备攻读研究生的本科生,特别是已取得报送推免资格的学生而言,在本科毕业阶段通过完成毕业论文来得到一定的科研能力的锻炼是很有必要的。对于无需复习考研和找工作的保送生,可以安排他们尽早进入毕业论文的课题。在课题的选择上,应尽量从老师的在研项目中选取适当的一部分让学生来参与并完成,而不是只是简单的让本科生给在读硕士生打下手。根据笔者的经验,只要老师进行有效的辅导,并选取学生力所能及的课题,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本科生同样可以参与到实际科研项目中,并做出较好的科研成果,有些本科生的科研成果在高度上甚至不逊于在读的硕士研究生。对于要复习考研和找工作的毕业生,也要尽早安排他们进入毕业论文的课题。老师要帮助学生按安排好时间,一方面要让他们认识到毕业论文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到学生复习考研和找工作的实际情况,尽量做到两头兼顾。

综上所述,为了提高农业院校环境工程本科生的培养质量,有必要在毕业论文(设计)环节的进行适当的调整,提高毕业内容的多样性,加强其实践性,并突出农业院校的特色,为培育出更多可投身于农村环境治理的人才而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蒋展鹏.环境工程学[M].北京:高教出版社,2005.

[2]刘恒明等.环境工程专业实践环节教学的改革与实践[J]. 高等理科教育, 2007(1):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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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绮等.环境工程类本科毕业设计(论文)改革研究[J].高教与经济,2008,21 (2):18-22.

[5]徐微等.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学科特色及人才培养目标探讨[J].河北农业科学,2011,15 (2):141-142.

[6]沈连峰等.农业院校环境工程专业办学特色探讨[J].高等农业教育,2011,1 (1):61-63.

第9篇

关键词:收入不均;经济增长;人力资本;公共教育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4-000-02

从上世纪以来,关于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结论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古典经济学学派认为,在后工业时期,收入不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Keynes, 1920;Kaldor,1957)。后来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消费者、生产者的同质性,认为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并不能帮助人们理解经济增长的过程。这个变化已经持续了二十多年,收入分配的研究再次成为经济学界关注的热点 。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研究上,都表明收入分配确实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且与传统观点不一致。下面我们就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内在机制的文献研究进行讨论。本文结构安排如下:一是理论模型;二是主要影响因素讨论;三是实证研究;最后是小结。

一、主要的理论模型

现代研究不断地演变,产生了数以百计的理论研究性论文,都表明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最近二十多年来的研究被广泛地分成两种类型:一类是资本市场不完美;一类是政治经济学模型。

1.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资本市场尤其是信贷市场如果完美,任何人只要有可获利的投资机会,都能够通过借贷等市场活动筹集到所需要的充足的资金。但是正如世界银行(2006)所指出的,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本市场都是远非完美的。Galor 和 Zeira(1993)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教育投资有固定成本的假设下,人们不能自由地借贷,只有较少的人能够投资于人力资本,所以,收入分配会影响职业的选择。收入不均因此不利于宏观经济的活动和短期经济的发展,再者由于跨代传导,会产生持续的差距,这也会长期地影响经济的发展。Banerjee 和 Newman (1993) 分析了在资本市场不完美的假设下,收入不均对个人投资机会的影响。如果存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企业经营活动有固定成本,收入不均会增加资本对企业经营的投入倾向,因此对经济发展有害①。Aghion(1997)等人分析认为,在资本市场不完美和信贷资源稀缺且昂贵时,均衡时投资机会就会在个人中间不均等地分布。当得不到信用时,个人的均衡投资将会是他们初始财富的增函数,初始财富越大,投资规模也就越大,从而资本积累增加,利于经济的发展。反之,财富不均越大,越是滞缓经济的增长。

2.政治经济模型。Persson 和 Tebellini(1994)建立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经济模型,认为税收和转移支付时通过中间投票者来选择的。如果大多数选民比较贫穷,将会实施由富人向穷人再分配性政策,为再分配而征税会对资本积累产生负面影响,影响经济增长。与Persson 和 Tebellini的结论相似,Alesina 和 Rodrik(1996)的模型认为收入不均等直接引起社会不满和政治不稳定,政治不稳定又导致经济发展环境不稳定,从而抑制投资和经济增长。总体显示出,在收入分配不均恶化的社会里,分配政策可能更利于利益集团得到相对多的劳动成果,因此减少了投资和经济发展。

二、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的目的是验证资本不完美模型和政治经济学模型的理论预期。与理论预期的结论一致,如Alesina 和 Rodrik (1994), Person 和 Tabellini (1994)和 Perotti (1996) 早期的分析已经验证了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作用。比较重要的研究是,Perotti (1996)比较细致地分析了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各种可能的不同方式。与现代诸多研究的观点类似,他的研究为Galor和Zeira结论提供了支撑,表明收入不均的确与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密切相关,低水平的人力资本构成又与低的经济增长相关联。Deninger 和 Squire (1998)进一步支持资本市场不完美范畴内公共教育水平的预期,他们使用土地的分布情况作为资产分布的工具变量,发现最初的不均对教育和经济增长有明显的负面作用,并且,与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预期一样,信贷约束对穷人的个人投资决策有更大的影响,他们发现初始不均主要伤害的是穷人。

后来有一些研究偏离了模型所要研究的初衷,即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值得一提的是,Forbes (2000)和 Barro (2000)基于面板数据考察了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分别是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和无影响,但解释这些结论须谨慎,他们的数据可能没有通过有效性检验,且不具备足够的综合信息。Barro (2000)分析,一旦固定教育、出生率和投资,在整个样本里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没有关系,就此得出结论,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没有直接的影响,而是通过教育、出生率和投资间接地作用于经济发展,暗示收入不均的影响方式可能仅在文献理论推理。另一方面, Banerjee 和 Duflo (2003)认为,以前线性结构回归与理论预期并不一致,线性回归的结论是个伪证。他们发现,收入不均的变化与经济增长率变化相关联;与理论预期的长期负面影响一致,经济增长与滞后的收入不均之间是负相关的。

最近,Easterly (2007)已经再次验证了现代研究一系列的理论结论,收入不均对人力资本构成和经济发展有负面的影响。他使用农业资产禀赋作为收入不均的工具变量,目的为了克服测量误差和收入不均的内生性,在跨国分析中,认为收入不均阻碍了公众的入学教育和经济的繁荣。

三、主要影响因素的讨论

1.人力资本积累代替实物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Galor 和 Moav(2004)提出一个可以协调古典经济学与现代研究两种矛盾观点的统一理论,也允许了现代研究的主流观点在更广阔的框架里被解释。人力资本与实物资本的积累之间的差异意味着,在信贷市场约束下收入分配更加平等才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意味着如果边际储蓄倾向随财富增加而增加,收入平等不利于实物资本的积累。古典经济学的观点认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是反映工业化早期的发展阶段,此时实物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相比之下,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认为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有阻碍作用,是反映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阶段,此时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因此,在存在信贷约束时,偏技术科技的发展强化了收入公平对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效应,推动经济增长。

2.农场主与资本家的利益分配矛盾。Galor, Moav 和 Vollrath (2009)认为,从农业化向工业化发展时,社会经济的主要矛盾的本质发生了变化。考虑到人力资本和土地都稀缺,提高教育水平在工业化社会里带来的劳动力生产率比在农业化社会里要高,因为劳动力流动和工业工资的提高降低了土地的收益率。国家间的土地分配差异产生了工业部门组成的不同,也使得在世界范围内各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多样化。这些结论与Galor, Moav 和 Vollrath(2009)所阐述的历史实证一致,农场主的分布的确影响了农业化到工业化经济的转变本质,并且对国家间人力资本积累模式和经济增长模式差异产生显著的影响。另外,Galor, Moav 和 Vollrath 基于20世纪美国各州的数据,实证了农场主土地拥有集中度对教育支出的负面影响和土地分配不均的确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个障碍。

3.制度歧视。Engerman 和 Sokoloff (2000) 提出另外一种理论来解释收入不均对人力资本和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他们认为,由于地理位置导致收入的不均等,形成了一些诸如地方保护主义和教育歧视等扭曲性的制度,便于维护利益团体的特权,强调利益团体与公众之间的制度不平等会延缓公共教育政策的实施,然后影响经济增长。Acemoglu, Johnson 和 Robinson (2005)也同样地认为,国家间的经济繁荣的背后都有着早期欧洲殖民时期遗留下来的制度特征。Galor 和 Moav (2006) 和Galor, Moav 和 Vollrath (2009)认为,一种更为直接的经济机制能够反映收入不均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尤其是,如果国家的政治结构不变,一旦农场主在工业部门所得的收益高于他们的综合收益,经济增长和所持资产的多样化最终可能会推动各种促进发展的政策得以实施,如公共教育政策。

4.性别歧视、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增长。Galor 和 Weil (1996, 1999)认为,在生产过程中,科技的进步创新和资本的积累极大地协助人类从事脑力劳动密集性的工作,替代了体力劳动密集性的工作。从男性具有体力劳动的比较优势和女性具有脑力劳动的比较优势来看,对女性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就业率明显增加,经济状况好转。后来,出现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探讨与教育有关的收入不均和人口出生率的关系,他们认为,收入不均程度的总体下降将会减少人口出生率,从而降低了教育投入及收益的总体水平。

此外,Galor 和 Moav 认为,社会阶层的变化和收入不均是工业化经济发展的副产品,并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果。从收入不均与经济增长的统一论的研究脉络来看,工业化过程中的资本积累加剧熟练劳动力的稀缺,促进了人力资本的积累。但是人力资本的投资却因为资本市场不完美只能达到次优,公共教育的投资因此就会促进经济发展。

四、结语

近来的研究从理论上看,绝大部分都认为收入不均不利于经济增长,但是从实证研究结果看,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是完全确定的,所以,在未来可能还需要数据和估计方法。其中,资本市场不完美模型主要强调资本市场会影响投资机会,进而影响经济增长;政治经济模型认为,收入不均会通过政治与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增长。

除了两模型以外,诸多研究也更深入地考察了其他因素,多角度地探究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人力资本积累代替实物资本积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这个理论立足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实物资本积累特征差异性,力图统一整个领域研究的成果;农场主与资本家在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影响经济增长的进程;对同一类事物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公平的规章制度,即歧视性的制度,还有性别歧视等不利于经济增长,当然,每件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收入不均在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前进中起了一定的作用。现代研究大都支持这样的观点,收入再分配有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公共教育政策尤为重要。

注释:

①Aghion 和 Bolton (1997)认为再分配会提高了机会的公平和由富人到穷人的涓滴效应,能够促进经济效率。

参考文献:

[1] Galor, Oded ;Joseph Zeira.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Macroeconomics Implications[R].Working Paper No. 197,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Hebrew University,1988.

[2] Banerjee, Abhijit V. , Andrew F. Newman. 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101(2):274-98.

[3] Aghion, Philippe ; Patrick Bolton. A Theory of Trickle-Down Growth and Development[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97,64(2): 151-172.

[4] Perotti, Roberto. Growth,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mocracy: What the Data Say[J].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1(2):149-1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