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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均衡汇率；测定；反思
关于汇率的研究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然而我们对汇率所知仍然有限，关于汇率制度的安排，到目前为止，似乎任何一种制度安排都能找到其合理存在的理由。人们转而研究均衡汇率，希望能从均衡汇率的研究中探讨汇率误置（misalignment），以期能对各种汇率制度进行评价，对汇率的未来走势作预测。但就失衡的汇率如何走向均衡的文献不多，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看作是考察汇率如何走向其均衡状态的一种方法。本文试图对现有的关于均衡汇率的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考察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最后指出多重均衡汇率的存在，可能是各种汇率制度均有其存在的某些理由，从而没有单一的的汇率适用于所有的国家。
文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回顾并讨论均衡汇率；第二部分讨论均衡汇率的测定；第三部分讨论汇率的失调及可能导致的后果。
一、关于均衡汇率的文献回顾
对均衡汇率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购买力平价理论，而斯坦福大学的纳克斯首先提出了完整的均衡汇率概念：能够使国际收支实现均衡的汇率。斯旺提出，均衡汇率是与宏观经济、内外部经济均衡相一致的汇率，内部均衡是指经济实现了潜在的产出水平，外部均衡是指资本项目实现国家间可持续净要素流动。
国内学者对均衡汇率的看法与上述观点不一致。姜波克、许少强、李天栋（2004）提出了一个不同的均衡汇率的概念：在国际收支不受流动性约束的前提下，能够维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的汇率就是均衡汇率。而且是中短期的名义汇率，这样就可以把国内外的货币市场、资产市场都纳入考虑的范围。他们还对均衡汇率进行了分类，认为均衡汇率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是一个动态变化的区间，区间内币值较低的部分对应着“投资倾向的均衡汇率”，币值较高的部分对应着“消费倾向的均衡汇率”，这样就为汇率政策的选择提供了可能性，使均衡汇率成为一个全方位的政策工具，从而可以调节总需求，也可以调节总供给。张斌（2004）认为均衡汇率是中长期内与经济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汇率水平，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将真实汇率水平调整到与均衡汇率相一致的水平是宏观经济决策的一项核心任务。
以上观点都基于一个假设：经济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均衡点，其存在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均衡汇率存在与否，文献并未从学理的角度给出明确的表述。现有的文献都是根据自身探讨问题的需要出发，来考察均衡汇率的，难免带有主观性。这是其一。
其二，即便对均衡汇率的存在性没有疑义，均衡汇率是否是唯一的也值得探讨。事实上，汇率的动态发展变化呈现出高度的不确定性，汇率的剧烈的不连续变化促使人们怀疑可能存在“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DANCIURIAK(2003))，单从均衡的角度来讲，可能存在一个低利率的能促使经济增长和稳健发展的“好”的均衡汇率，也可能存在一个利率高、失业率高、经济增长缓慢的“坏”的均衡汇率，它与“好”的均衡汇率可能差异很大，而外部的冲击可能就是促成均衡汇率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变化的原因。目前探讨均衡汇率的文献多数只考虑了“好”的均衡汇率的情形，这是值得商榷的。
其三，均衡汇率是一个不可观测的量，需要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下采用一定的方法进行估算。一些文献直接采用购买力平价（PPP）所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但由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存在，而且各国的这一比例差异很大，以购买力平价确定的汇率作为均衡汇率是有问题的。
其四，均衡汇率应是一个动态变化的量。无论是内外均衡，还是与经济基本面相一致的均衡汇率，无疑都会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而变化。如果是这样，就有必要区分是均衡汇率随经济形势而动态变化还是在多重均衡的框架下，从一种均衡状态跳跃到另一种均衡。丁剑平（2002）“在实际操作中，汇率调整何时达到新的均衡点连经济学家自己也不知道”。
而研究均衡汇率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给汇率寻找一个基准，以期对当前汇率是否失调，其严重程度如何，从而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以规避汇率风险。同时，均衡汇率也给私人部门和政府预测汇率未来走势，提供了一个判断的参考依据。因此，无论是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制度下，寻找合适的汇率水平，都是央行官员和学界人士十分关心的问题。
正是因为汇率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搞清楚前述四个问题是很有必要的。笔者认为：作为一个无法观测的经济变量，均衡汇率的多重性和动态变化，正是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绝对优于其他制度安排的原因，似乎各种汇率制度安排都有其合理性，但另一方面，各种汇率制度安排又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其他经济体。
二、关于均衡汇率的测定
最早对均衡汇率进行测定的是Williamson，他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恒等式入手，将经常项目进一步表示为国内总产出、国外总产出和实际汇率的线性函数，在线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求出均衡汇率，其测算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资本项目的均衡水平。
对均衡汇率的计算目前主要有下述方法，第一种是相对购买力平价法，第二种是局部均衡和贸易方程法，其局限是仅仅考虑贸易均衡，第三种是一般均衡的均衡汇率计算方法，其中简约一般均衡计算方法分为大型（Williamson的FEER）和小型（卜永祥的DLR方法）模型。
而IMF的McDonald（1998）提出了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对美元，德国马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有很强的解释力。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利用协整分析方法，直接估计实际汇率与基本经济因素之间的长期的稳定关系，并可进一步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估计短期中汇率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方向和大小，以及调节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张志超（2001）利用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对香港的汇率进行了研究。
这一方法逐渐为国内学者所采用。张晓朴在1998年测算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及失调状况；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Edwards的ERER模型来测算人民币的均衡有效汇率，得到的结论与张晓朴的非常接近。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等经济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来估计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采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
这种方法利用协整分析技术，考虑了数据间可能存在的单位根问题，考察了数据的平稳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伪回归”的问题。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能分析短期中汇率对长期均衡汇率的偏离度，偏离方向，因而能对近期汇率的大致走向有一个了解，并能估计出汇率向其长期均衡水平回归的速度。这里，模型中的均衡汇率是通过寻找与经济的基本面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这样一种汇率来估计得到的。
笔者认为，该方法可能存在几个问题：其一，模型对异方差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如果在汇率的决定过程中，或者说汇率的生成机制发生了变化，比如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度变化，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是不能忽略的。
其二，就协整关系而言，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可能不止一个，可能存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相应的，我们可以估计得到两个或以上的均衡汇率值，那么，我们该以哪一个均衡汇率值为准呢？所幸的是，前述文献中所采用的样本数据都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协整关系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涉及到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均衡汇率的存在性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得到的均衡汇率，更像是一个样本问题而非经济本身的问题。
其三，在实际汇率与经济的基本面的协整关系探讨中，各种文献所采用的描述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差异较大，刘莉亚、任若恩（2002）采用的是贸易条件、政府对非贸易品的花费、贸易限制与交易控制制度、技术进步、偿债率等；张志超（2001）采用的是贸易条件、资源差额、投资率、经济体的开放度等指标；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2004）采用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条件、中国相对技术进步率和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等指标。张晓朴采用的是贸易条件、经济开放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等指标。其协整关系是否和指标选取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四，虽然该方法说明了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也对短期中汇率失衡提供了一个向均衡汇率调整的方向和大小的量度，但是，该方法并未告诉我们失调的汇率是怎样，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向均衡回归的，而这是至关重要的。
三、汇率的失调及其后果
关于汇率如何向均衡汇率回归，现有文献研究得不多。但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研究汇率的生成机制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启迪。
事实上，汇率的生成机制从某种角度来讲，就是探讨汇率如何内生地走向均衡，不至长期失调。与此相应的，关于汇率制度的选择实际上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对均衡汇率的追寻与调整机制的安排。浮动汇率制度认为可以通过汇率的自由浮动，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汇率的短期失衡可以自动地向其均衡水平复归。但事实表明，真正实行完全的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的国家并不占大多数，许多宣称实行自由浮动的国家或多或少的都在对汇率进行干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汇率安排和汇率管制》中，将成员国的汇率制度分为八类：第一类，无独立法定货币的汇率安排；第二类，货币局制度；第三类，盯住一国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第四类，水平带盯住制度；第五类，爬行盯住；第六类，爬行带内浮动；第七类，不事先公布干预方式的管理浮动制；第八类，单独浮动。而Fischer(2001)将以上的汇率安排归纳为三种：“硬”盯住制；中间汇率制度和浮动汇率制度。
然而，上述分类方法是基于成员国自己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报告的汇率制度安排。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各国事实上的汇率表现来研究其实际上实行的汇率制度，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0，2001)根据汇率波动率、汇率变动的标准差以及外汇储备的波动率来考察各国实际所实行的汇率制度，将汇率制度分为：浮动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固定汇率制和其他汇率制。他们的研究表明，实行中间汇率制度的国家占1/4多。实际上，实行中间汇率制度，使汇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随经济的基本面的变化而变化，正是汇率向其均衡水平回归的一种制度安排。当然，这种安排并非没有弊病，当受到强烈的外部冲击的时候，这种制度可能会难以为继。就均衡汇率而言，外在冲击可能使其从“好”的均衡汇率向“坏”的均衡汇率突变，经济在低速增长的趋势中保持均衡。
而固定汇率制度则力图使汇率就稳定在其均衡水平上，或者，将汇率与某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挂钩。当然，这种汇率制度的安排自有其优越性，学术界已经讨论得比较充分（比如姜波克（2001）），这里无须赘言。但是，这种汇率制度安排存在一种潜在的问题，如果所固定的汇率与经济均衡发展所要求的汇率不一致，则它是不能调整到均衡水平的，即它的调节机制僵化。如果在长期内这样的失调得不到纠正，必然会累积潜在的汇率风险，这样的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后，很可能以一种剧烈的方式爆发出来，比如金融危机。或者，政府可以采取其他方式将这种潜在的风险化解，采用其他的政策措施，比如资本管制等。但这样的措施可能会导致经济偏离其最优的发展路径，换言之，经济可能以低的增长速度，高的失业率等方式将这些潜在的风险转化为这样的经济代价。而导致经济低速发展、失业率高等经济问题的原因很多，汇率失调仅仅是其中的可能原因之一，人们也许不会过多关注于汇率的失调对经济的影响，只有当汇率失调成为或者即将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威胁的时候人们才会将目光集中于汇率问题。近一段时间来人民币面临的升值压力，可能就是这样的例子。
关于汇率失调可能带来的种种后果，比如爆发金融危机，经济严重衰退，或者以更缓和的方式，比如经济增长放慢，以及其他一些潜在损失，学术界更多的是从研究各种汇率制度的绩效来考察的（唐建华，2003），尚需实证支持。
事实上，上述关于汇率失调的潜在后果并不只是针对固定汇率制度，中间汇率制度、浮动汇率制度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而关键的问题是哪一种制度安排能有效地低成本地将失衡的汇率向其均衡水平回归。而多重均衡汇率的存在，可能使各种汇率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意味着，现实世界中各种汇率制度都可能在特定的情况下达到其均衡状态，表现出相对合理性。换言之，也就是没有哪一种汇率制度是普适的。
【参考文献】
[1]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人民币汇率水平的合理性——人民币实际汇率与均衡汇率的偏离度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7).
[2]姜波克．汇率制度的选择及政策含义[J]．世界经济文汇，2001，(5).
【关键词】新汇制；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
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的汇率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弹性已逐步显现。总体上来看，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呈现小幅上扬态势，对欧元汇率略有下跌。2008年我国将会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波幅将进一步加大。对于从事涉外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来说，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的决策难度，对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产生影响，由此带来的潜在市场风险不容低估。
一、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汇改后，一些涉外企业已经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寻求规避风险的措施，但整体来说，涉外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涉外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不足，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管理人员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度决定着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汇率风险仍然是一个陌生的问题。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经营管理者对汇率风险了解甚少，面对新的汇率机制下日益显现的汇率风险，大部分企业显得束手无策。
金融衍生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很多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存在误区，缺乏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不愿意为防范汇率风险支付成本，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的积极性不高。还有些企业则把金融衍生工具当作一种赢利手段，以投机为目的，期望取得高额利润，反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由于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认识不足，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的知识和技巧，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所面临的汇率风险。
（二）可供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较少，涉外企业防范风险的途径有限
现阶段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虽说各大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许多创新型的避险工具，但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衍生工具仍然较少，加上很多套期保值的工具在基层金融机构还没有全面开办，可供企业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的种类仍然偏少，而且订价不合理，导致避险成本过高。对于一般的涉外企业而言，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避险防范外汇风险的途径非常有限。会计论文
（三）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取得定价主动权
涉外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方法大多需要通过谈判在合同中规定，目前大部分出口企业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优势，因此在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难以取得主动权，无法通过协议让对方分担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有的企业甚至放弃了交易。
二、我国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涉外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的约束
中国是实行较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国际上许多成功外汇风险管理战略和方法应用于我国推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管理政策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审批内容和环节过多，收费过高，企业疲于应付，无法及时有效地抓住有利时机规避风险，甚至导致企业错过有利的结售汇时机；二是人民币只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企业不能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汇率风险；三是现行办法规定大多数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必须以真实交易为背景。这种实需原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使用衍生产品的灵活性。
（二）商业银行金融服务配套机制跟不上，金融产品定价不合理
受传统观念影响，商业银行整体的汇率风险管理及规避机制尚未形成，金融服务配套机制不完善。近年来，虽说银行非常重视衍生产品的开发，但是对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问题警示不够，对金融衍生产品宣传和培训不力，大多数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了解银行的避险工具，难以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这是造成企业缺乏风险意识、避险的知识和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机制还存在不合理性，定价普遍过高。大多数企业利用贸易融资来提前收汇结汇，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汇率风险，却要支付较高的手续费和保险费等，难以完全享受到避险保值的好处。不少企业认为金融衍生产品不太适应用于进出口业务量较小的中小企业。
（三）涉外企业缺乏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
涉外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较弱还在于缺乏具有外汇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很多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涉及外汇的业务一般是由财务部门兼管，只有少数企业在组织机构上设置专门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或人员。由于财务人员不具备专门的汇率风险知识和技能，无法从企业战略的高度出发，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利用有效的手段对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进行防范。即使企业能够使用金融手段来防范汇率风险，因为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汇率风险进行统一管理，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无法对企业面临的各种汇率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更谈不上对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测量和管理，绝大部分企业只是单独地使用金融工具，没有从整体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构架，往往会失去在交易前防范汇率风险的最佳时机，很难完全规避风险或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三、涉外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途径
汇改后，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外汇管理政策，但在短期时间内，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仍然难以得到彻底改变。涉外企业如何利用外部现有的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合理规避外汇风险，是企业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1.提高全体员工风险管理的意识，形成一个良好的汇率风险管理氛围
防范汇率风险，提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很重要，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汇率风险的危害性，才能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汇率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企业全员性的活动。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可能涉及到汇率风险，如企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各部门都应积极参与风险管理策略的实施过程，单靠某一个部门将会大大减弱汇率风险管理的效果，只有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有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每个部门都参与到汇率风险管理中来，才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氛围。
2.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把汇率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企业必须意识到，只有建立全面的汇率风险防范体系，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才能应对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应包括汇率风险管理战略目标的制定、外汇风险的识别、风险限额的设定、不同类型外汇风险的测量和管理手段的选择以及事后风险管理的评估系统等。为了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企业的管理者应从战略高度出发，确定汇率风险战略目标，并根据自身特点和风险承受能力，确定外汇风险限额，制定出汇率风险管理政策，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突出全局观念和各部门的分工协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战术和避险措施，并在事后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出不足，不断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力争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会计论文
3.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企业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
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过程中最关注的是外汇汇率的波动，无论汇率如何波动，企业都有可能面临风险。因此，企业必须要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确定汇率变动的方向和波动幅度，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监控，主动对可能面临风险的外币资产或负债项目进行调整或保值，及时发现风险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出现汇率风险失控现象。
4.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最终还要依靠人来完成，由于规避汇率风险是一项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是规避汇率风险的前提条件，金融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汇率变化莫测，金融衍生产品品种繁多，交易程序复杂，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因此，要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健全专门的管理机构，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汇率的预测和防范汇率风险的管理工作，加强对金融产品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对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类型和安全程度进行科学判断，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地运用各项工具和手段对外汇风险进行管理。在汇率瞬息万变的今天，企业只有不断充实外汇人才，才能增加汇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使汇率风险不再成为制约企业利润增长的瓶颈。
5.将事前预防与事后规避相结合，把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
要密切关注和研究外汇管理政策，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规避相结合的措施来规避汇率风险，将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交易前以预防出现汇率风险为主，交易后，以规避汇率风险为主。在交易前，可通过选择多种计价货币、订立保值条款等作为防范风险的主要手段，在交易后，应特别关注风险敞口头寸，将提前或推迟结算、使用金融衍生品和贸易融资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手段。如开拓海外市场的业务人员在谈判中通过订立价格条款来规避风险；交易后风险管理人员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对汇率风险暴露头寸进行对冲等手段规避风险。
（二）加强经营管理，化解汇率风险
1.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出口企业要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保持产品价格优势的同时，更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内涵，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利用价格条款来分散或规避汇率风险。
2.实现跨国经营，提高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大型涉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在不同国家投资生产，并在当地直接销售，不但可以消除贸易壁垒，还可以减少因本外币兑换而产生的汇率风险。涉外企业可以灵活地选择经营地点或市场，获得多渠道的原材料和生产部件的供应，减少了这些原材料的直接进口；将在当地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减少了本外币之间的兑换，更加有利于企业提高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
3.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单一外币结算会大大增加汇率风险。如果涉外企业在某一时间内将其进出口业务同时分配到不同国家的市场，采用不同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就等同于使用多种外币作为结算货币。对于本国货币来讲，有的结算货币升值，有的结算货币贬值，企业的汇率风险被减小。由此可见，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经营，有利于涉外企业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会计论文
4.实施融资的多元化，分散汇率风险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对涉外企业来说，特别是对跨国公司而言，外币融资的渠道越来越宽，非常容易获得外币融资。企业要尽量从多个国际资本市场以多种外币融资，使得负债货币多元化，从而通过拥有多种不同外币债务来实现保值和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
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过程是复杂的，应把风险管理与其整体经营和发展战略融合起来，确保企业拥有一个长期性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树立汇率风险意识，将汇率风险的思想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形成一整套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合理选择汇率风险管理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将汇率风险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企业长期健康稳定和持续地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栗书茵.我国涉外企业外汇交易风险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48－52.
论文摘要：影响汇率变动的基本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纸币本位制下的规则和制度影响着汇率变动；二是一般人类劳动是汇率变动的最深层次的原因；三是现实经济生活中影响名义汇率的具体因素。在影响名义汇率变动的因素中，应当关注理论前提和具体的经济情形。尽管西方宏观经济学关于汇率的主要理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前提是：开放条件，平等关系，贸易顺差国的顺差应当保值。这些前提过分理想化，与现实政治经济状况相差太大。通过对影响汇率的基本因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相对全面地把握汇率变动的一般规律。
人民币升值，成为人们广泛讨论的主题。不少经济学者运用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分析汇率问题，但是缺乏对汇率问题的整体审视。本文从纸币本位制的背景下，从劳动价值论的角度，分析宏观经济学的汇率理论在运用中的具体条件，为进一步认识汇率变动的一般规律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当代汇率问题直接根源于纸币本位制
汇率问题，从直接根源上看，是与国际贸易中作为一般等价物的本位货币相关。从19世纪末一直到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前，国际贸易中的本位货币是黄金，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后，以美元为中心、其他各方货币为辅的纸币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本位货币。
从16世纪以来，各国国内和国际贸易中本位货币的变动经历了银本位制、金本位制、纸币本位制三个阶段。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使各国纷纷禁止黄金的输出，导致了金本位制的全面崩溃。金、银本位制先后崩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金银的稀缺性，限制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规模，成为阻碍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障碍。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了黄金一美元本位制，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真正开始了纸币本位制。
1944年在美国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该体系的主要内容:第一，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货币金融事务进行国际磋商。第二，确立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实行黄金一美元本位制。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规定1美元=0.888671克黄金，其他国家的货币则与美元挂钩，以美元作为规定货币平价的标准。各国政府或中央银行随时可以用美元向美国政府兑换黄金。第三，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会员国有义务维护汇率的稳定，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允许的波动范围为其平价的1%。
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黄金一美元本位制。这种本位制依托美国当时占世界3/4的黄金储备，是一种以黄金为基础的美元本位制，可以说实质仍然是一种金本位制。这个体系的建立，对于维护世界金融的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由于美国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德国与日本的经济崛起等原因，导致美国的黄金储备逐渐减少，贸易逆差日益扩大。从1960年10月到1973年2月，美元经历了10多次大大小小的危机。每爆发一次美元危机，美元就贬值一次。1973年3月爆发了抛售美元的狂潮，美国最终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而后，各国协议实行浮动汇率制。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破产。
由于美国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德国、日本的货币不能代替美元在国际金融中的中心地位，美元仍然是国际间结算的主要支付手段。但是，美元的不断贬值，也迫使许多国家实行储备货币多元化，力求达到保持外汇储备的购买力。1976年的牙买加协定确认了这一现实。牙买加协定确立了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以美元为中心，欧、日、英等国货币为辅的纸币真正取得了一种本位货币的地位，以浮动汇率为主的混合汇率体制得到发展，国际收支主要通过汇率机制、利率机制调节。
在当代的经济贸易中，恢复金银本位制是不可能的，稀缺的金银资源阻碍了正常的贸易活动，因而纸币本位制具有历史进步性。在纸币本位制下，一国的本位货币采用纸币，不再与黄金发生联系。纸币本位制克服了货币供给量不足的缺点，纸币可不受黄金、白银供给量的限制，易于配合经济发展及交易需要作有弹性的调整。但是，纸币只是一种法定货币符号，本身不具有价值，而且，纸币所代表的一般等价物的价值不易确定，容易引起金融危机，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
纸币本位制的弊端主要表现在:整个货币体系高度不稳定，各国货币地位受到自身的经济、外贸实力的影响;国际储备多元化缺乏统一的货币标准，导致国际经济混乱;汇率频繁浮动，资本投机盛行，给国际经济贸易带来不利影响;美元、英镑、日元、欧元等纸币之间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下，金融市场异常活跃，价值标准是动荡不定，深刻影响世界贸易。
当代国际汇率体系不稳定，主要在于世界经济并没有摆脱美元的影响，由于美国的对外战争、对内过度消费使自身收支日益不平衡，导致美元的持续贬值风险。
总之，尽管纸币汇率制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在牙买加体系下，国际金融市场被几个西方经济大国所操纵和控制，他们通过发行纸币，影响汇率变动，掠夺他国财富。这个国际金融体系，仍然是一个不公正的体系。从现实来看，一个国家只有积极参与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和改进中，并在政治经济作用下使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才能最大限度地公平地保护本国汇率变动的利益;从长远看，只有建立起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才是解决汇率问题的根本途径。
二、汇率变动的基础是一般人类劳动
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中，汇率变动的基础是一般人类劳动。国际贸易是一种商品交换，国与国之间交换的基础是商品的价值。汇率，也是以单位货币所代表的商品的价值为基础的，而这种衡量最终归结于单位货币所代表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商品的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马克思说:“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如果现在我们来考察劳动产品剩下的东西。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
这里，马克思谈到，商品体是使用价值和劳动产品(价值)的统一体。但是，对于“物品的价值是什么”没有说明。对于这个命题，有一种理解是把使用价值与价值截然对立，认为只有用于商品交换才有价值，没有用于商品交换就只有使用价值，没有价值。这是错误的，马克思主张从商品经济转向计划经济，废除了商品交换，所有的产品都失去了价值?实际上，通过商品交换这个过程，只是把商品交换之前本身具有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价值实现了社会化、货币化。因此，物品的价值就是凝聚在物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显然，马克思的使用价值也是价值的表现，价值是使用价值的抽象。使用价值与价值都是价值的不同方面，使用价值是物品对于不同的人们的效用价值，是具体的，体现的是价值表现的多样性;而价值是物品固有的凝结在其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相对抽象的，体现的是价值的本质性。使用价值是价值，价值也具有使用价值。
不少学者不同意把自然资源的价值，视为根源于人类的一般劳动的观点，他们认为价值是劳动与自然资源的结合。因为，尽管马克思认为自然资源经过人类加工以后，自然资源又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了，但是，在能源、动力、原材料在向新产品转移过程中有损耗，并且最终的消费产品中，不少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其实，自然资源的价值也是人类劳动创造出来的。自然资源的价值，不是某一企业直接的个别劳动价值，而是一种社会平均价值。它包括开采、运输的劳动，对生态环境破坏后恢复生态环境所付出的劳动，为开采其他的条件差的同类矿所进行的科技投人，发现替代品的科学研究投人等。越是稀缺而当展不可缺少的自然资源，价值越高，这越要求人类投人更多劳动寻找替代品。
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衡量价值的基础。衡量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标准。马克思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这几个概念是抽象的本质性的，这几个本质性的概念，对于我们把握国家总财富具有积极意义。这些范畴的基础是牢固的，从这里引申出来的对国家总财富的说明具有牢固的基础。这几个范畴，有助于我们从本质上、整体上对国家总财富加以说明。
国家总财富是一个国家(或者使用同一货币的国家联盟)在一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自然资源等的价值总和，是该经济体在一定历史时期所拥有的无差别人类劳动的总和。具体包括:(1)经济能力:1)生产能力，如，生产工具是否先进，科学技术运用与发展程度，人口数量与质量，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管理水平的高低，基础建设与基础设施的发展程度，等;2)商业发展水平;等等。(2)国内政治上是否和谐稳定，社会管理与决策水平，社会治安状况;(3)对外政治能力。如，国际交往能力，国际规则制订的影响力;(4)军事上，是否保证社会的安全、稳定，是否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5)个人的自由解放程度、文化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质量等;(6)自然资源的拥有与获得;等等。以上六个方面，都是人类劳动与实践的产物。
要看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大小，不仅仅是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不仅仅是货币上的、可见的价值，还包括人类劳动创造的、因为种种原因忽略的商品、服务的价值。正因为如此，那些国际投机商们才说经济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只有根据国家总财富，坚持以一般人类劳动作为基本尺度，才能从根本上衡量各国之间的汇率水平。
三、影响名义汇率变动的具体因素
一般人类劳动、国家总财富决定着汇率变动，这是从根本性质上、从整体上去分析的。如果要达到对汇率变动的更加精确的理解，那么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在具体层面上影响汇率变动的因素。也就是，探讨在纸币本位制下，国家总财富是如何具体对各国国际贸易产生影响，并如何影响名义汇率的。
1.假定整个世界存在着许多相互独立的经济体，而且，假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活动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各国之间的关系是平等互惠的，那么，由于以人类的一般劳动为价值的基础，所以各地的物价水平是相近的。
(1)一价定理可以适用于确定汇率。在不同国家购买同样的一篮子商品，可以确定相对汇率水平。真实汇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名义汇率应当升值。不升值，则将损害整个经济系统的集体福利。
(2)物价水平影响真实汇率水平。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物价上升，货币贬值，真实汇率下降;物价下降，货币升值，真实汇率上升。
因此，各国的货币发行增长速度与货币发行总量应当公开。各国应当按照其经济增长率状况、流动性偏好与变化状况等发行货币，从而维护相对稳定的物价水平(P)。
从货币数量公式MV=PQ中，我们得到:货币量M与物价水平P、社会产品数量Q成正比例关系，与货币流通速度V成反比例关系。PQ代表一定货币表示的社会总财富，直接决定着货币发行量M的大小。
(3)各国国内利率调整影响，使相对利率发生变化，也影响名义汇率水平。利率的变动，也使资本流动发生变化。一国利率水平高于世界一般水平，会吸引国际资本的流人，也会带来一定升值压力。但是，这种升值压力不是以国内经济增长和实力为基础，只是一种虚假的升值压力。
(4)贸易顺差与逆差影响名义汇率水平。贸易顺差的国家，货币应当升值;贸易逆差的国家，货币应当贬值。如果不调整汇率，由于纸币没有价值，顺差国利益受损，逆差国必须在现有物价水平上出卖其优势产品，否则顺差国应当拒绝与逆差国贸易。
如果逆差国、顺差国在现有汇率水平上基本达到进出口平衡，则不必调整汇率。
由于贸易顺差导致的升值，应当保证以前的货币的真实价值。这由双方协商解决。之后，按照贸易逆差原因，具体进行解决。a.如果逆差国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则:或者顺差国应当减少出口，逆差国减少高消费，或者逆差国以其他有价值的东西交换。b.逆差国劳动生产率比较高，则贸易逆差原因在逆差国。如果双方商品是互补的，按照国际价格而不是自己单独确定的价格，公平进行交易，逆差国应当多出口顺差国需要的高技术产品及其他商品。
解决贸易顺差，应当是贸易顺差方占主导位置，逆差方尽力与顺差国达成消除贸易逆差问题。在纸币本位制下，贸易顺差获得的大量纸币，本身只是过去财富的一种符号，是贸易逆差国给予的一种信用支付。如果贸易逆差国信用破产，那么，大量纸币就是废纸。这是根本不同于黄金、白银本位制下货币具有一定的保值功能。如果贸易顺差国对贸易逆差的政治没有控制力，贸易顺差获得的大量纸币就更没有保障。在确保贸易顺差的外汇储备尽量保值、增值的同时，谋求本国国民的更高福利与本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根本。
从以上推论中，我们看到了西方宏观经济学关于汇率的主要理论具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前提是关键的:开放条件，平等关系，贸易顺差国的顺差应当保值。如果过分理想化，而不关注具体的经济情形，或者忽视了这些理论前提，那么将面临理论陷阱，给经济发展带来灾难。
2.假定整个世界存在着许多相互独立的经济体，而且，假定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活动开放的情况下，如果各国地位是不平等的，那么，除了劳动价值作为交易基础外，军事、政治、经济手段等作为控制世界的工具。
(1)强大的经济体总是试图通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生产廉价的商品进人世界的各个市场，其他实力相近的经济体以相近的科学技术水平生产互补的产品满足对方，这些经济体是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者，属于世界经济体系的第一集团。第一集团国家之间的关系以产业互补、优势互补、相互竞争为基本特征。这个集团各国之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相近，内部关系是平等互利的关系，按照上述(1)—(4)中的规则进行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也是我们熟悉的西方宏观经济学中处理汇率的规则。
(2)第二集团的国家，是军事、政治独立自主，且实力比较强大的国家，他们经济、科学技术水平相对较差。
第二集团的发展目标是凭自己的实力进人第一集团。这是一个奉行丛林原则的经济生活，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各国必须以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为基本目标。
第二集团应当努力使自己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居于平等地位。也就是应当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产品。a.如果能够以超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价格出售产品，那么，该行业的发展已经居于世界领先行业。应当防止供过于求，恶性竞争，影响正当利益的获得。b.如果经济生产效率低于一般国际水平，那么一方面是尽力追赶，另一方面可以用丰富的劳动力使用次级技术弥补。
第二集团往往用自己辛勤劳动挣下的血汗顺差、资源顺差，还要忍受第一集团的金融敲诈和压力。在国际贸易中，第二集团的国家没有对等的纸币流通权，即本国货币没有成为国际货币，因而，货币只是国内使用，本国货币往往不公平地与强国货币保持某一固定比率，使本国货币、以至整个国内经济受该强国经济支配。同时，各经济强国为了转嫁本国的巨额社会福利负担或者对外战争费用，大量发行纸币，不断使他国的外汇纸币贬值。而且，巨大的资本投机市场，不时人为地给各经济弱国制造灾难。
良好的汇率政策是保持国际收支必要的顺差，但是，外汇规模应当适度。由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还处于被束缚的地位，本国货币还没有被国际上其他大国对等接受，因而，国际贸易中储存国外的大量纸币，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不能为了追求高顺差而过分低价值出售本国商品，因为过分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售商品，是对国民财富的浪费，是以本国财富补贴强国民众，这样将会迟滞该弱国正常的可持续发展。即使升值，也应当在现有汇率增殖、保值的条件下，否则，宁可控制贸易规模。
因此，第二集团国家首先必须在政治、军事上保持强大，这是他们崛起的基本保证。一旦政治、军事受制，失去独立自主性，那么，经济将处于更加弱小的境地;其次，是珍惜国内财富，包括丰富的劳动力和资源，必须使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为国内经济服务，而不是单纯追求贸易顺差获得外汇纸币;第三，坚定不移地发展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科学技术水平。这是最终实现国家崛起为世界强国的保证。
(3)第三集团是广大的中小规模的发展中国
家。军事、政治受大国主宰，经济上以出卖廉价的劳动力、自然资源、市场为特征，他们被大国以强大的科技、军事力量纳人世界经济体系，他们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争取平等的国际贸易体系和贸易条件，能够使中小规模的国家免受压迫和剥削，不是让少数国家享受科技与经济、社会进步的成果，而是与富裕国家共享社会进步的各种成果。
3.假定整个世界存在着许多相互独立的经济体，而且，假定一些国家经济由于种种原因与开放世界经济之间存在着某种相对封闭的情况，一个国家的开放或封闭，更多来自于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原因。
封闭的国家是在狭窄的国内市场调节资源，因而该国的优势的或者特长的产业就比开放世界的一般价格更低，同时，该国的劣势产业就比世界的一般价格更高。
当封闭的国家进人世界市场的转轨过程中，凡是与封闭国家的优势或者特长产业相关的那些产业的世界市场一般价格，将从现在的高价格水平趋向下降;凡是与封闭国家的劣势产业相关的那些世界市场一般价格，将从现在的价格水平趋向更高。这一转变过程，是一个进步的过程。不管是对于这个封闭国家，还是对于世界市场，都是扩大了世界市场规模，使人们可以在更广阔的市场中配置和使用资源。
这种转轨时期的汇率，波动比较大。过去经济只是在一国范围内调节资源，开放后在世界范围内调节资源，因而国内各部门、各行业有一个从国内面向世界转轨的过程。如果该国的弱势行业的价格水平还低于世界一般水平，则升值是必不可少的。故意压制升值，不利于该国经济的发展。当然，封闭国家汇率升值是调整汇率的一个渐进过程，这样有利于减少经济震荡和波动。
对于我国的人民币升值问题，不少国内外学者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对人民币汇率进行计算的结果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严重低估。有代表性的计算结果(韩月娥、任若恩，1994;易纲、范敏，1997;凌星光，2002等)认为1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折合人民币大约在2—4元之间。同时，按照世界银行(2004)的测算，2002年的1美元购买平价约合1.8元人民币(1990年则为1.2元人民币)。造成中国人民币升值的基本原因在于我国劳动力价值的长期低估，社会普遍的价格水平低于世界一般价格水平;同时，我国的科技水平逐渐进人世界先进行业。
我国经济正是从一个经济相对封闭状态走向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也正在从一个经济第二集团的国家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2001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重要的事件，标志着中国经济从一个封闭的国家经济走向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中国13亿多人口加人世界市场，对世界的商品的一般价格了产生重要影响。由于中国的丰富的劳动力，凡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关的商品，世界的一般价格下降;凡是中国拥有的丰富的矿藏资源，世界一般价格下降;凡是中国缺少的高科技产品、缺乏的矿产资源，世界一般价格上涨。中国成为最具活力的经济区域之一，也吸引了大量国际资本。
一、日元和美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每次升值或贬值均不同程度地给日本经济带来一些短期利益,从日元汇率的变化可以看出日元的汇率政策是服从于美元的，处于被控制的地位。
1、日元的汇率政策
日元的升值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1年2月从1美元兑360日元升值为306日元固定汇率；第二阶段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为1美元兑240-250日元浮动汇率；第三个阶段为1985年“广场协议”迄今，日元升值为1美元兑90-140日元。特别值得关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时的产业基础。由于受惠于长达20余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汇率，日本出口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总额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5.1%。1971年时，日本普通钢、热轧薄板和冷轧钢板的成本仅分别相当于美国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车产量与1960年相比增长了10倍以上，并成长为世界第三大汽车出口国。日本的钢铁与汽车两个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水平标志着日本工业化阶段发展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在这种产业背景下，日本才于1971年12月将美元与日元的汇率从1：360调整为1：306。从7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进一步加快了其产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及高开放度的进程，也因此在汽车等产业领域成为美国的强大竞争对手。1975年，日本跃居世界汽车出口的第一大国。1981年，日本尽管实行对欧美市场的“自主限制”，其汽车出口仍达605万辆，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联邦德国仅出口215万辆，一向号称汽车大国的美国当年仅出口了69万辆。正是这样一个严重不均衡的市场格局引发了此后长达数年的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在这一过程中，日本政府对美国采取了只说不做的对外贸易政策，给本国产业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1980年5月，日美双方达成鼓励日本汽车企业到美国投资设厂的协议。但这个软弱的协议对日本企业几乎没有任何约束力。1981年以后，尽管日美间几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问题进行谈判，但日美汽车贸易的严重失衡状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扭转，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仍不断扩大，两国的贸易矛盾终于激化，“广场协议”由此产生。此后，日元升值进入第三阶段。自1985年以来，日元汇率出现两次大幅度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严重影响。一次是1985年9月西方主要国家的“广场协议”之后，日元从240日元兑1美元一口气升至120日元兑1美元。第二次是1993年日美贸易摩擦加剧后，日元从110日元兑1美元急速升至79.75日元兑1美元。日元如此大幅度升值并非日本情愿，而是受到美国的压力，或者说是美国强迫日本吞食日元升值这颗恶果。
日美关系是带有主仆色彩的异样关系，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保护日本，理所当然在经济上要求日本配合美国的政策。多年来，日美贸易极不平衡，日本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造成美国对日贸易的庞大赤字。美国就逼迫日元升值，以此削弱日本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的影响
日本在毫无准备和并不情愿下发生的日元大幅且急速升值，对日本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特别是对美出口比重很高的汽车、家电、机械等制造业。据日本有关机构调查，每升值1日元，丰田、索尼、东芝等企业就要损失100亿—150亿日元。据估计，在两次日元升值的浪潮中，日本出口企业的损失至少达上万亿日元。日元升值还造成大量企业破产和失业人数猛增。据统计，1994—1996年日元升值期间，企业破产上升了30％，其中因日元升值而破产的企业达45％。另外，这期间大企业为降低成本不得不辞退工人，加上中小企业的破产增加，因而失业人数猛增，1994—1996年就有近30万职工加入失业大军。
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企业开始向海外转移生产，数以万计的企业把工厂搬到海外。原本已经低迷的国内需求更加萎缩，本应在国内的投资却投向海外，本应在国内增加的就业却在海外增加。据东京都调查，1990—2000年的10年间，东京都减少了6.1万亿日元的投资，为此就业也减少了32.2万人。其中，以投资比重最大的机电业为例，1997年雇用人数为246万人，1999年减至220万人，2000年又减至205万人。投资和就业的下降也必然影响消费，以致于零售业竞争空前惨烈，许多著名商店如崇光、八佰伴等纷纷破产倒闭。
日元升值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美两国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是因为两国贸易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日本一直重视传统制造业的发展，努力保持这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美国或把传统产业移至海外，或干脆放弃部分失去竞争力的制造业。因此，不管日元升值多少，美国的进口商为满足消费者的需要仍要进口日本的家电。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从根本上讲，还涉及日美两国的传统文化。美国人注重消费，常常借钱消费；而日本则注重储蓄，提倡“节俭为美”，经济不景气使日本人更重视存钱。据统计，日本的储蓄率约为6％，而美国则在1％以下，甚至是负数。这是日本产品大量涌入美国市场的根本原因。
3、美元的汇率政策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来，发达国家相对势力地位发生较大变化，早曾美元汇率下跌的总趋势，比较突出的是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前期；90年代中后期，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美元保持了持续的坚挺地位，但伊拉克战争后，摆在美国总统布什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争取明年大选连任，而获得大选胜利的关键因素是国内政治和经济因素。为了大力振兴美国经济，美元贬值成了布什政府拉动美国经济的一张王牌。几乎所有的舆论分析指出，美元贬值对于目前的美国经济“利远大于弊”：它有利于增强美国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促进出口，减少美国贸易逆差，避免通货紧缩，从而拉动经济增长。
另外，美元是美国控制全球经济、确保其经济霸主地位，从而维护其单极世界的法宝之一。面对第二大货币欧元向美元世界霸主地位所带来的挑战，美国政府的策略在过去的四年中确实利用了欧元新生不久、脚跟不稳的劣势予以了有力打压。十多年来，欧元区国家一直在努力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力图大砍福利社会给企业带来的沉重包袱，但远未成功。在市场内需不旺的情况下，欧洲迫切需要推动出口以支撑其经济，而此时此刻，欧元持续走强使欧洲产品出口竞争力下降，通货紧缩风险增大，经济增长受压。因此，有媒体分析，所谓美国财长斯诺不久前给“强势美元”下的新定义，称美国政府不再根据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的市场价值衡量美元的强弱，“强势”的意思是指美元使公众产生的信心和它的防伪能力，这不过是掩盖美国政府当前放任美元贬值以打击欧元区经济的真实意图而已，并不意味着美国真的要放弃“强势美元”政策，而是通过贬值巧妙地维护美元“强势”。当然，目前美元贬值尚没有达到1995年4月份的历史最低点。美元当初对德国马克的比价为1比1．3525马克，假设那时就有欧元的话，1欧元等于1．9558马克，那么，那时欧元对美元的比价为1欧元兑1．4461美元。据此推断，欧元对美元还有升值的空间。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经济不可能独善其身，欧洲经济长期疲乏反过来对美国经济也必将产生负面影响。所以，美元继续贬值的空间也是有限的。二、人民币面临的汇率压力
近年来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其国内经济问题，人为诱导日元贬值，但收效甚微。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日本一些政府官员便将矛头指向人民币，他们频频在国际上游说，试图迫使人民币升值。而美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则加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一心要解决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问题的美国也在汇率问题上打主意，开始改变坚持了近10年的强势美元政策，使得美元一路走低。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稳定，美元走贬导致欧洲和东亚一些国家担心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加入了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行列。国际舆论显然放大了人民币汇率稳定的负面作用。实际上，中国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并不等于固定不动。人民币汇率并轨以来，人民币汇率进入了相对灵活的浮动状态，在不同时点上对不同货币的汇率有升有降，幅度有大有小。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家和地区货币对美元贬值百分之十几甚至几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自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基本维持在较窄的空间里波动。但总体上看，人民币相对主要贸易伙伴货币的汇率是升值的。到2002年末，人民币相对于美元、欧元（或德国马克）、日元名义升值幅度分别为5.1％、17.9％和17.0％。考虑各国通货膨胀率差异因素，同期人民币相对上述三种货币的实际升值幅度分别为18.5％、39.4％和62.9％；期间，人民币对三种货币最高实际升值幅度曾经分别达到45.5％、71.4％和93.0％。2002年以来，美元汇率走贬，只是收窄了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升值幅度，并没有改变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的基本特性。因此，那些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论调是没有依据的。
国际之所以施压人民币升值，是认为中国实行的“盯住美元汇率”政策，使美元贬值的积极效用没能全面发挥，只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企业的出口竞争力，刺激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尤其是2002年美元贬值的同时，美国外贸逆差却创出了4352亿美元的历史峰值，对华贸易逆差达到1031亿美元。实际上美国外贸逆差剧增的原因不在于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政策本身，而是美国产业结构调整、对外直接投资扩大、个人消费支出的增长、以及美元贬值的J曲线效应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由于市场对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导致中国今年外汇储备增加了超过600亿美元，其中超过200亿美元相信属于国际游资，而这部分热钱将导致人民币供应超常增长约2000亿元。
迫使人民币升值，标志着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正在由微观层面向制度层面扩散。近年来，中国对外经济摩擦日益加剧，但更多的还仅仅局限于微观经济摩擦。加入WTO以后，中国处于制度大调整阶段，制度性因素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越来越受到关注。此次美日欧等国施压人民币升值，使得制度性经济摩擦在中国对外经济摩擦中的份额开始加重。
人民币汇率升值有6大危害：人民币在资本帐户下是不能自由兑换的，也就是说决定汇率的机制不是市场，改变没有意义；人民币升值会给中国的通货紧缩带来更大的压力；人民币汇率升值将导致对外资吸引力的下降，减少外商对中国的直接投资；给中国的外贸出口造成极大的伤害；人民币汇率升值会降低中国企业的利润率，增大就业压力；财政赤字将由于人民币汇率的升值而增加，同时影响货币政策的稳定。面对国际上的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压力，2090
但国际上的压力，我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因此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缓解压力，保持我国快速健康的
三、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措施
近年来，对于我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原则、方向和具体措施，国内众多的机构和专家学者，都作了很多很好的分析和总结。这些探讨和总结，应该说是比较全面、准确和深入的。本文综合了众多的观点，并提出了以下几点意见。
1、建立灵活的汇率制度。第一步是确立多种货币一揽子计划，从而为人民币提供参考汇率。这个包括了美元、日元及欧元等主要货币的货币组合会更好地反映人民币的有效汇率。相对于只与美元挂钩比较，这种方法更能反映贸易竞争力。一种灵活的汇率制度有利于货币政策的自主性、有利于减少固定汇率下的黑市套汇或资本外逃压力、有利于克服市场结构上的刚性及更好地吸收冲销外部冲击等。在金融市场发展方面，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步伐，要加快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创新与功能转变节奏。还要加强外汇市场建设，健全人民币汇率机制，适时扩大人民币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等等。逐步改变人民币只盯住美元的单一联系机制，改为人民币与美元、欧元、日元三大货币(加权平均)一揽子联系机制，确保人民币的稳定。
2、建立严密的监管机制。当务之急是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之间建立起严密的金融监管“防火墙”和及时有效的风险防范“预警”机制。这就要求货币政策职能部门和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密切配合、相互沟通，对资本项目下外汇资金的流入流出进行实时监控、全程跟踪，不断提高风险防范能力和金融监管水平。并应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加强合作，加大对跨境“洗钱”犯罪的打击力度。
关键词：新汇制；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
2005年7月，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标志着我国的汇率改革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汇率弹性已逐步显现。总体上来看，汇改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持续呈现小幅上扬态势，对欧元汇率略有下跌。2008年我国将会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这意味着人民币汇率波幅将进一步加大。对于从事涉外经营活动的经济主体来说，汇率的不确定性加大了企业的决策难度，对企业的长期经营战略产生影响，由此带来的潜在市场风险不容低估。
一、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汇改后，一些涉外企业已经认识到汇率风险管理的重要性，开始寻求规避风险的措施，但整体来说，涉外企业在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一）涉外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不足，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管理人员对汇率风险管理的认知度决定着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和水平。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汇率风险仍然是一个陌生的问题。长期以来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企业经营管理者对汇率风险了解甚少，面对新的汇率机制下日益显现的汇率风险，大部分企业显得束手无策。
金融衍生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很多企业对金融衍生工具的认知存在误区，缺乏相应的风险承受能力，不愿意为防范汇率风险支付成本，运用金融衍生工具规避风险的积极性不高。还有些企业则把金融衍生工具当作一种赢利手段，以投机为目的，期望取得高额利润，反而把自己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
由于企业对汇率风险管理认识不足，缺乏汇率风险管理的知识和技巧，无法全面有效地防范所面临的汇率风险。
（二）可供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较少，涉外企业防范风险的途径有限
现阶段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虽说各大商业银行相继推出了许多创新型的避险工具，但与发达国家相比，金融衍生工具仍然较少，加上很多套期保值的工具在基层金融机构还没有全面开办，可供企业选择的金融衍生避险工具的种类仍然偏少，而且订价不合理，导致避险成本过高。对于一般的涉外企业而言，利用金融衍生产品来避险防范外汇风险的途径非常有限。
（三）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难以取得定价主动权
涉外企业防范汇率风险的方法大多需要通过谈判在合同中规定，目前大部分出口企业生产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产品科技含量低，缺乏竞争优势，因此在谈判中缺乏议价能力，难以取得主动权，无法通过协议让对方分担风险，给企业经营带来困难，有的企业甚至放弃了交易。
二、我国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一）涉外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受到国家外汇管理制度的约束
中国是实行较严格外汇管制的国家。国际上许多成功外汇风险管理战略和方法应用于我国推行时不可避免地受到外汇管理政策的约束。主要表现在：一是行政审批内容和环节过多，收费过高，企业疲于应付，无法及时有效地抓住有利时机规避风险，甚至导致企业错过有利的结售汇时机；二是人民币只在经常项目下可兑换，企业不能以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来规避汇率风险；三是现行办法规定大多数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必须以真实交易为背景。这种实需原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企业使用衍生产品的灵活性。
（二）商业银行金融服务配套机制跟不上，金融产品定价不合理
受传统观念影响，商业银行整体的汇率风险管理及规避机制尚未形成，金融服务配套机制不完善。近年来，虽说银行非常重视衍生产品的开发，但是对企业面临的汇率风险问题警示不够，对金融衍生产品宣传和培训不力，大多数企业的管理人员不了解银行的避险工具，难以运用金融衍生工具来规避汇率风险，这是造成企业缺乏风险意识、避险的知识和手段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前，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机制还存在不合理性，定价普遍过高。大多数企业利用贸易融资来提前收汇结汇，在一定程度上锁定了汇率风险，却要支付较高的手续费和保险费等，难以完全享受到避险保值的好处。不少企业认为金融衍生产品不太适应用于进出口业务量较小的中小企业。
（三）涉外企业缺乏汇率风险管理方面的专门机构和专业人才，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
涉外企业规避汇率风险的能力较弱还在于缺乏具有外汇风险管理知识和技能的专门人才。很多企业在实际经营中，涉及外汇的业务一般是由财务部门兼管，只有少数企业在组织机构上设置专门的外汇风险管理部门或人员。由于财务人员不具备专门的汇率风险知识和技能，无法从企业战略的高度出发，从整体上提高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水平，利用有效的手段对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进行防范。即使企业能够使用金融手段来防范汇率风险，因为没有专门的机构对汇率风险进行统一管理，难以建立完备的外汇风险管理体系，无法对企业面临的各种汇率风险进行有效的识别，更谈不上对各种风险进行有效的测量和管理，绝大部分企业只是单独地使用金融工具，没有从整体上形成一个完整的战略构架，往往会失去在交易前防范汇率风险的最佳时机，很难完全规避风险或达到最佳的管理效果。
三、涉外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的途径
汇改后，国家进一步放宽了外汇管理政策，但在短期时间内，涉外企业汇率风险管理的外部环境仍然难以得到彻底改变。涉外企业如何利用外部现有的条件，发挥自身优势，提高风险管理能力，合理规避外汇风险，是企业当前必须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关键问题。
（一）加强汇率风险管理机制的建立与实施，提高自我防范能力
1.提高全体员工风险管理的意识，形成一个良好的汇率风险管理氛围
防范汇率风险，提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意识很重要，企业只有充分认识到汇率风险的危害性，才能积极主动地采取措施规避风险。汇率风险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企业全员性的活动。企业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每一项活动都可能涉及到汇率风险，如企业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各部门都应积极参与风险管理策略的实施过程，单靠某一个部门将会大大减弱汇率风险管理的效果，只有企业的每个员工都有汇率风险管理意识，每个部门都参与到汇率风险管理中来，才有可能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个良好的风险管理氛围。
2.建立完善的风险管理体系，把汇率风险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企业必须意识到，只有建立全面的汇率风险防范体系，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才能应对汇率波动对企业经营造成的影响。汇率风险管理体系应包括汇率风险管理战略目标的制定、外汇风险的识别、风险限额的设定、不同类型外汇风险的测量和管理手段的选择以及事后风险管理的评估系统等。为了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企业的管理者应从战略高度出发，确定汇率风险战略目标，并根据自身特点和风险承受能力，确定外汇风险限额，制定出汇率风险管理政策，在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应突出全局观念和各部门的分工协作，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的外汇风险管理战术和避险措施，并在事后对风险管理的效果进行评价，总结经验和教训，找出不足，不断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完善，力争将损失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3.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企业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企业在汇率风险管理过程中最关注的是外汇汇率的波动，无论汇率如何波动，企业都有可能面临风险。因此，企业必须要加强科学有效的监管力度，在内部建立汇率风险预警机制，确定汇率变动的方向和波动幅度，对企业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过程进行监控，主动对可能面临风险的外币资产或负债项目进行调整或保值，及时发现风险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出现汇率风险失控现象。
4.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有效地防范汇率风险
汇率风险管理制度的执行最终还要依靠人来完成，由于规避汇率风险是一项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业务，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是规避汇率风险的前提条件，金融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手段，但汇率变化莫测，金融衍生产品品种繁多，交易程序复杂，而且更新速度非常快。必须要有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对汇率变化趋势进行准确预测，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因此，要加强高素质外汇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建立健全专门的管理机构，安排专职人员从事汇率的预测和防范汇率风险的管理工作，加强对金融产品相关知识的学习与研究，对所面临的汇率风险类型和安全程度进行科学判断，及时采取措施，有效地运用各项工具和手段对外汇风险进行管理。在汇率瞬息万变的今天，企业只有不断充实外汇人才，才能增加汇率风险管理的有效性，使汇率风险不再成为制约企业利润增长的瓶颈。
5.将事前预防与事后规避相结合，把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
要密切关注和研究外汇管理政策，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规避相结合的措施来规避汇率风险，将汇率风险管理贯穿于整个经营管理的始终。交易前以预防出现汇率风险为主，交易后，以规避汇率风险为主。在交易前，可通过选择多种计价货币、订立保值条款等作为防范风险的主要手段，在交易后，应特别关注风险敞口头寸，将提前或推迟结算、使用金融衍生品和贸易融资作为规避汇率风险的主要手段。如开拓海外市场的业务人员在谈判中通过订立价格条款来规避风险；交易后风险管理人员通过金融衍生工具对汇率风险暴露头寸进行对冲等手段规避风险。
（二）加强经营管理，化解汇率风险
1.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增强国际竞争能力
出口企业要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为契机，在提高经营管理效率，保持产品价格优势的同时，更要加快结构调整。加强高新技术的引进和开发，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和品牌内涵，走差异化、品牌化之路，提升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高在谈判中的议价能力，这样，才有可能有效地利用价格条款来分散或规避汇率风险。
2.实现跨国经营，提高汇率风险防范能力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大型涉外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通过选择在不同国家投资生产，并在当地直接销售，不但可以消除贸易壁垒，还可以减少因本外币兑换而产生的汇率风险。涉外企业可以灵活地选择经营地点或市场，获得多渠道的原材料和生产部件的供应，减少了这些原材料的直接进口；将在当地生产的产品直接销售，减少了本外币之间的兑换，更加有利于企业提高防范汇率风险的能力。
3.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单一外币结算会大大增加汇率风险。如果涉外企业在某一时间内将其进出口业务同时分配到不同国家的市场，采用不同的货币作为结算货币，这样就等同于使用多种外币作为结算货币。对于本国货币来讲，有的结算货币升值，有的结算货币贬值，企业的汇率风险被减小。由此可见，实施进出口业务的多元化经营，有利于涉外企业降低汇率风险的危害。
4.实施融资的多元化，分散汇率风险
随着国际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对涉外企业来说，特别是对跨国公司而言，外币融资的渠道越来越宽，非常容易获得外币融资。企业要尽量从多个国际资本市场以多种外币融资，使得负债货币多元化，从而通过拥有多种不同外币债务来实现保值和规避汇率风险的目的。
企业管理汇率风险的过程是复杂的，应把风险管理与其整体经营和发展战略融合起来，确保企业拥有一个长期性的汇率风险管理策略。对于目前的中国企业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树立汇率风险意识，将汇率风险的思想融入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形成一整套汇率风险管理机制，合理选择汇率风险管理方案，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改进和完善，将汇率风险的危害减少到最低限度，为企业长期健康稳定和持续地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栗书茵.我国涉外企业外汇交易风险研究[J].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06，（12）:48－52.
关键词：汇率波动；企业对策
中国汇改走过三年，很多企业学着如何对自己的风险进行规避，但最基本的还是要改变汇改前中国企业的心态与经营作风，这就有必要深入了解汇率波动率的意义。
假设企业可以自由选择是否出口，以及出口数量为多少时，出口与否即可以看做企业的期权。论文百事通汇率的随机波动越大，便会增加这一期权的价值。可见，汇率波动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但出现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取决于企业所处的特定条件和对风险的认识。
假设企业的目标是使以本币标价的预期收益最大化。对于一个公司的一定的生产量（y），由于汇率的变动，导致以本币计价的收入随机变动，即等于px+eq(y-x)，p是国内产品价格，q是国外价格，y是总的生产量，x是决定在国内销售的数量，在国外销售的数量就是y-x，e表示直接标价法下的汇率，会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生产决策在汇率变化之前就作出了，即在当前时间0，公司根据当前汇率作出生产量的最优化决策y。这时生产成本为C(y),C是一个以产量为自变量增函数，并且C(0)=0。在时刻1，当汇率已确定，企业根据汇率变动来决定自己的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分配，这时利润为P1=px+eq(y-x)-C(y).销售最优化决策取决于在此时的汇率e。从理论上讲，如果只考虑利润最大化，当汇率向不利于企业出口的方向变化时，即本币升值时，eq〈p，企业决策y=x,出口量为零,反之亦反。现实中，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不会仅根据汇率变动做出这样极端的决策，因为企业同样关心市场份额，转换成本等因素。所以在实务中，企业决策的变化并没有这么显著。但这种在国内外市场之间的选择仍然是一个价值正相关于波动率的期权。在时刻0，企业只做生产决策，在这时不考虑销售于国外或是国内市场，企业预测的最低收益是将产品全部销售于国内市场时能够取得的收益。出售单个商品，企业的收益为max(eq-p,0)，等价于一个看涨期权，具体来讲，企业即拥有了一个以敲定价格p来购买一个资产的权力，如果该资产的现价eq大于了敲定价格，企业便可以通过执行期权获利。
在时刻0，可以通过Black-Scholes期权定价公式计算出该出口期权的价格（根据该公式，波动率和期权价格也是正向变动的关系），然后用VaR模型来计算汇率风险。通过两者的对比，可得出波动率对企业的总的影响究竟是正面还是负面的。
本文得出，大的汇率波动率可能会增大该类企业的出口，而非传统上认为的抑制出口。汇率波动率会增大企业获利的可能性，使得出口期权价值变大。但对于跨国企业，多变的汇率也暗含着更大的汇率风险，包括交易风险，会计风险和经济风险。这些风险因素就是反向作用于企业的出口愿望，从而降低其出口量。汇率波动率在两种方向上影响相对的大小决定了企业最后决策，这种影响又取决于企业对风险厌恶的相对程度。
中国企业应该消除对汇率波动的恐慌，因为它还可以带来更高的预期收益，关键在于企业是否会利用这一隐藏的机遇----期权。另一方面，企业可以根据能拥有出口期权的这类企业所具有的特质来进行战略规划。这样就能增大国内企业抗风险的能力和盈利能力。
一是要能够自由灵活地安排自己的产品在不同市场上的销售量，即要建立一个在本国及别国完善的销售渠道。二是企业的产品在国内外应该有需求，使企业生产的产品能以确定的市场价格销售出去。三是企业的产品需要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当汇率向不利于出口的方向变化时，企业的产品大量进入本国市场的时候，不会造成本国价格大的波动，反之亦然。四是生产结束后，企业能够在汇率确定的情况下，根据该时刻汇率作出相应的销售决策。
必须承认，这些调整，并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做出的，比如产品产业的转变，国外多个市场的开拓；有些也不是仅仅企业可以改变的，比如内需的刺激。但是，企业需要从思想上不畏惧这种改变，要认识到汇率的波动不仅仅是风险，更是机遇。
参考文献：
[1]ExchangeRateVolatilityandInternationalTradeUdoBrollandBernhardEckwertSouthernEconomicJournal66no1178-85Jl1999
[2]ExchangeRateRiskMeasurementandManagement:IssuesandApproachesforFirmsMichaelPapaioannouIMFworkingpaperWP/06/255
2002年末以来，在美、日等国以及IMF等国际组织言论的引导下，人民币汇率水平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国际国内关注的焦点。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次不再是讨论人民币是否应该贬值的问题，而是聚焦于人民币目前面临的升值压力。国内学者就此问题的看法基本分为两类：一种认为目前人民币汇率确实被低估了，应该（小幅）升值；另一种则认为应该继续维持目前的汇率水平。可见即便是最为保守的观点也不再认为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的可能，贬值之音似乎已经销声匿迹。
汇率是两国货币的比价。因此本文试图把人民币汇率问题回归到其货币问题的本质，在区分短期汇率决定和长期汇率决定的基础上，侧重于从货币供应量和物价趋势的角度，探讨人民币汇率水平由短期升值压力和长期贬值压力所构成的困境。
一、人民币短期汇率面临的升值压力
短期汇率水平是由外汇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由于我国至今实行的是对贸易的强制结售汇制和对银行外汇头寸的额度管理，因此非政府部门对外汇保有量的调节余地不大，致使国际收支的差额基本上都被反映到了外汇市场的供求量上。又由于我国自1994年起就进入经常项目、金融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格局（仅1998年例外），因此在国内外汇市场上，外汇的供给远大于外汇的需求，使得央行不得不大量买人外汇以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以致我国外汇储备急剧增加。可见，从市场实际外汇供求的角度来看，人民币在一段时期以来一直面临着升值的巨大压力，完全依靠着央行在汇市单方面的买汇干预才避免了汇率升值的发生。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增加也正是国际舆论攻击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低估币值的主要理由之一。
所以，目前人民币确实面临着短期升值的巨大压力。
二、人民币长期汇率面临潜在的贬值趋势
（一）购买力平价模型是对当前均衡汇率水平的测定
较多的经济学家认同购买力平价模型是信用本位制下寻求均衡汇率水平的基石。尽管对模型中使用的物价概念，如商品范围、权重等因素的处理各有不同，但无论是国际金融机构、国外学者，还是国内专家，在近期计算得到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水平都远低于目前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的市场汇率水平。正是根据这一研究结果，许多中外学者认同当前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
绝对购买力平价模型关注的是某一时点上中外的物价水平，相对购买力平价模型关注的是至某一时点止的过去一段时期内发生的相对物价的变化，可见购买力平价模型是通过对至今为止的物价的计算，求得当前均衡汇率的理论值。
沿用相对购买力平价的思路，如果要预测未来均衡汇率的变化趋势，就应该关注未来可能发生的物价变化。在这方面，货币模型有其独到之处。
（二）货币模型与长期汇率趋势
货币模型通过物价变动这个变量，将货币供应量与长期均衡汇率水平联系在一起，具体的传导机制是，在产出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一国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他国更快的增长，将引起该国相对物价水平的上升，进而导致其汇率的贬值；在潜在产出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如果一国货币供应量相对于其产出的增长速度快于他国，则该国的相对物价水平将上升，进而导致其汇率的贬值。
然而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产出的更快扩张未必立即引起物价水平的上升，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间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因此，已经发生的货币扩张未必立即在汇率上得到反应。但是，作为一种存量，货币供应量的不断超额累积则预示着通账风险的集聚，若不加以控制，终将在某些因素的促发下，点燃通胀的导火索，进而对本币汇率产生贬值的压力，所以，货币供应量相对于产出更快的扩张，对未来的汇率趋势是有着预示作用的。
（三）潜在的通胀压力与人民币长期汇率趋势
根据费雪的交易方程式MV＝PT，其中P代表物价水平、M代表货币供应量、V代表一定时期内的货币流通速度、T代表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实际交易量，有dP／P＝dM／M+dV／V-dT／T.由于V在短时期内可以因多种因素发生变化，但在长时期内，V主要取决于支付制度和人们的支付习惯，故可以合理地假定为不变，即有dV／V＝0，因此，从长期来看，如果M的增速长期高于T的增速，即倘若dM／M>dT／T，则终将引发物价的上涨，即dP／P>0.也就是说从需求的角度来看，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是发生通货膨胀的根源。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由上式可以推得-dV／V＝dM／M-d（PT）／（PT），因此，如果货币供应量M相对于名义交易量PT有更快的增长，即倘若dM／M>d（PT）／（PT），则意味着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V的暂时下降（即dV／V<0），以及通货膨胀压力的积累，从长期来看，随着V的回升，通胀压力必将随之释放。由于dM／M>d（PT）／（PT）也意味着M／PT这一比例的不断攀升，因此，后者也是衡量通胀潜在压力的指标。
由于一定时期内的实际交易量T难以测量，因此，在假定经济货币化程度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通常使用同时期最终商品和劳务的产出量（实际GDP）来代替T，用名义GDP来代替PT.又由于M1是交易的媒介，能够直接形成购买力，而准货币则能较为容易地转化为M1，是潜在的购买力，所以通常以M1／GDP和M2／GDP这两个指标来对货币与商品的名义相对量进行衡量，再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预示通胀的潜在压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M1、M2）每年的增长速度几乎都远快于同期实际GDP增速与物价涨幅之和。1978年到2002年，我国名义GDP的年均增速为14.94%，而同期M1和M2的年均增速分别为22.29%和24.96%，比GDP增速高出50%左右。货币供应量更快的增长使得MI／GDP和M2／GDP这两个比例迅速彪升，至2002年，已分别高达70.96%和182.42%，这不仅已远高于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显著地高于韩国、印度等周边发展中国家
2.印度是2001年的数据。
作为一个逐步走向市场化的国家，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是80年代以来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速长期高于名义GDP增速的一个主要原因。但如今出现的货币供应量与名义GDP比例远远高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现象则已经超出了经济货币化可以解释的范畴，只能说明目前我国的货币流通速度确实已经下降到了一个举世无双的极低水平。
我国经济自1998年起陷入通货紧缩后，在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引导下，货币供应量的增速基本保持在同期名义GDP增速的近2.5倍的高水平，但与此同时，由物价水平负增长所造成的通货紧缩预期却抑制了人们的消费欲望，而各项改革的推进又增添了人们对未来收支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持币观望、储币预防的心态，致使新增货币被大量沉淀下来。因而在我国，具有价值贮藏功能、体现预防性动机的准货币占GDP的比例也较表1.中的所有其他国家（地区）要明显高出许多。
尽管近年来货币流通速度的下降暂时遏制了高货币存量向通货膨胀方向的演变，但是倘若出现某些因素促使人们消除对通货紧缩的预期、继而产生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则随着沉淀的货币投入周转，大量货币追逐少量商品的局面将成为现实。而且在通胀预期下，人们急于将手中的货币兑换成商品，可能使货币流通速度回升至高于其长期水平的状态，从而加剧物价上涨的势头，因此，不排除形成严重的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可能。
可见，过[来
高的货币存量所形成的潜在的恶性通胀压力预示着未来人民币汇率存在贬值的可能。
（四）通货膨胀的导火索
现实的物价上涨是改变人们长期形成的通缩预期的主要诱因，而在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的背景下，这种初始的物价上涨则大多是由外生的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造成的。
2002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的物价环境已悄然出现了变化。受政府换届的影响，各地政府投资冲动高涨，推动了投资需求的扩张，继而带动了生产资料价格的回升。同时，受海湾局势不稳定的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带动了国内油价的不断攀高。部分受此影响，从2003年1月起，居民消费价格也一改长期下跌的态势，出现微幅的回升。
特别值得引起重视的是，2003年国庆后的短短数周，在粮食价格上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农副产品价格突然出现大面积的快速上涨，一些价格在一两周内的涨幅竟高达20%.据国内粮食问题专家称，从今年开始恰逢我国粮食生产自然遵循的短周期的谷底与长周期的谷度相叠加的阶段，加之近几年粮食播种面积的不断减少、种植结构的调整以及今年入秋以来水灾严重，国内粮食将连续数年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与此同时，因美澳等主要产区受灾减产，国际粮价节节走高，从而限制了我国从国际市场的大量进口。因而，国内粮食价格在供给冲击下快速上涨。由于粮食是其他农副产品的原料或饲料，也是诸多工业的原材料，因此，粮价的上涨必会对其他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形成刚性的推动；加之农副产品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2002年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分别高达37.7%和46.2%，说明食品消费在居民支出结构中仍占据相当大的份额，因此，农副产品的突然涨价将直接影响人们的生活，并严重影响人们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促使通胀预期的形成。考虑到国内粮食储备的逐年减少以及粮食生产形成新增供给能力的周期较长这两个因素，对于此次农产品价格上涨将对整个物价水平造成的后续影响值得引起高度的重视。
在外生性供求冲击的影响下，国内物价回升迹象明显，并由此逐步改变着人们对未来物价趋势的预期，进而可能促使巨额的货币存量转变为实际购买力，形成供给推动型通胀和需求拉动型通胀的交互作用，共同引导通货膨胀时代的到来。
三、汇率趋势相悖造成的困境
（一）汇率政策面临的困境
由近期国际收支大幅顺差所造成的人民币短期汇率的升值趋势，和由过高的货币存量所集聚的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所造成的人民币汇率长期的贬值趋势，构成了目前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妥、贬值亦不妥的困境。而且，一旦处置不当，将给国际国内游资提供巨大的套汇空间，进而引发金融动荡，并对国内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尽管出现一定的通货膨胀能推高国内物价，有助于减少贸易顺差，进而减轻人民币短期升值的压力，从而缓解长短期汇率趋势的困境，但在目前极低的利率环境下，即使是出现温和的通胀也会给利率政策的操作带来极大的困难。
（二）利率政策面临的困境
在货币存量业已过量累积的背景下，由外生性冲击造成的轻微通胀是否会一发不可收，这关键取决于人们对物价前景的预期。人们对于未来物价将上涨的预期是不断推动实际物价水平螺旋式攀升的内在动力。
所以，在通胀初露端倪之际，就立即小幅提升利率，将通胀萌芽彻底遏制，有助于人们维持对于物价稳定的预期，阻断物价内生性攀升的路径，因此是控制通胀最为有效的方式。但是，立即提升利率的做法虽能防治通胀，却提高了国内外（实际）利差的水平，反而会增添眼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加剧汇率水平面临的困境。
如果容忍物价水平的上涨，在目前极低的存款利率水平下，即便是出现每年2—3个百分点的温和通胀，就会令一年期、甚至五年期的定期存款陷入实际利率为负的境地，加之实际物价水平的提高会形成对未来物价继续上涨的预期，这将导致人们把存款大量提现，购买实物以期保值，从而引发一定程度的抢购风潮，推动物价更快地上涨。为了稳定人们对储蓄的信心、抑制抢购，央行将被迫提高存款利率，而且提高幅度必须较为可观才能收到实效。在目前的利率体系下，作为基准利率的法定存款利率出现可观的提升必然带动市场利率的普遍攀升，导致固定收益率证券的价格大幅下跌。
在近几年低利率的环境下，随着积极财政政策的施行，已经发行了大量中长期、低固定票面利率的国债和金融债，其中的大部分被这些年资金宽裕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所持有。利率上升导致国债价格的暴跌将迫使这些金融机构大量计提减值准备，削弱其赢利能力，这对于寄希望于在人世缓冲期内尽快消化不良资产的中国银行业不啻为一个沉重的打击，甚至还会危及一些寿险公司未来的偿付能力。
尽管可以通过对国债施行保值贴补来保证金融机构的利益，但由于每一个百分点的保值贴补率将使中央财政每年多支出超过300亿元，这对于财政赤字业已庞大、尚有近3000亿元出口退税欠款未偿的中央财政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因此，目前并不具备对固息国债实施保值贴补的经济条件。
四、突破困境之路
（一）平衡贸易收支，化解短期升值压力
1.继续降低出口退税率
我国自1985年开始实行出口退税制度，退税率几经起落，至1999年，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出口造成的严峻挑战，一举将平均退税率调高至15.11%的水平。但目前出口退税欠税的问题却相当严重。据统计，截至2002年末，累计出口退税欠款已达2477亿元，预计2003年底将超过3000亿元。巨额的出口退税已令中央财政不堪重负，因此，在高比例退税支持下的贸易顺差是被扭曲了的、是缺乏可持续性的。2003年10月13日，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改革现行出口退税机制的决定》，拉开了降低出口退税平均水平的序幕。
通过在适当时机进一步降低出口退税率，减少低附加值商品的出口，不仅能使贸易顺差合理减少、减轻人民币短期面临的升值压力，还能起到减轻财政的负担、优化出口结构的功效。
2.加快履行入世承诺
根据入世协议的规定，我国的平均进口关税在5年入世缓冲期内将逐步降低。面对目前由国际收支顺差带来的升值压力，我国可以加快履行入世承诺的步伐，提前降低关税等进口障碍，同时增加战略性物资储备的进口，这样，通过增加进口，不仅能缓解短期升值的压力，还能为我国在世贸组织赢得良好的声誉，更能为未来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源储备。
（二）疏导通胀压力，削弱长期贬值倾向
1.维护物价稳定的预期
鉴于预期在通胀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使人们确立未来物价将保持稳定的看法在防治通胀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在90年代初期成功治理通胀所赢得的声誉，在舆论导向上倡导零通胀下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抑制“搞一点通胀也无妨”之类言论的蔓延，促使人们形成政府将有效抑制通胀发生的预期，从而对未来物价环境的稳定抱有信心；另一方面，对于外生性的冲击，政府应动用储备予以遏制，并协调相关物资的生产和进口计划，缩小未来的供求缺口，特别是对于粮价等牵涉城乡平衡发展大计、应该合理回升的因素，应通过库存储备和产量计划的调节，使其价格保持每年稳中略升的态势，杜绝因供求缺口过大以致价格突然暴涨现象的发生，以免引发恐慌，进而对物价预期造成冲击。
2.降低货币供应增速
在目前我国经济已经复苏的背景下，货币政策不必再延续前几年通过货币供应量的超高增长来诱导经济回升的策略，而应该将货币政策的重心转移到维持经济在低通胀下的健康成长上来。因此，需要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使其与名义GDP的增速保持恰当比例，从
而减少超额货币的积累，以免进一步加大通胀的压力。
3.拓展多层次市场，吸纳货币存量
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若要控制物价上涨，一是收缩货币供应，二是将货币引导到商品劳务市场以外其他市场。前者将引起市场利率的上扬，后者可能引发其他市场泡沫的积累。这些举措对于目前我国的经济来说均不可取。
1.构建计量经济模型
构建计量经济学模型验证假设，人民币汇率变动与中国粮食的出口贸易呈反向相关关系，由此建立中国粮食出口额(Y)与人民币汇率变动(X)间的函数关系，
2.计量模型分析
由Eviews得到中国粮食出口总额与人民币汇率变化的散点关系可绝系数R的值才0.28，有点偏小，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还不够高，还需要对模型做出进一步的调整，下面将引入汇率的滞后项(设定滞后阶数为3).经过调整后的模型的可绝系数R为0.35，与调整前的可绝系数相比，显著提高，说明引入汇率的滞后3期变量后，模型的拟合度更好。更能说明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粮食出口的具体影响。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人民币汇率对中国粮食出口贸易的负面影响程度反映在当期的实际有效汇率的影响上(-5109万美元)比反映在滞后3期的名义汇率的影响上(-1069万美元)更为明显，出口退税率、消费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以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对粮食出口的影响都非常强烈。
二、对策建议
1.加强粮食储备
保证粮食安全大量谷物库存及较高的粮食自给率制约了我国农业资源的利用效率，限制了农民整体收入水平的提高。适度进口饲料粮，降低我国粮食自给率，在保证合理谷物库存水平的条件下积极扩展国际农产品贸易，使自然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优化配置，不仅有利于粮食生产国，也有利于粮食消费国整体福利水平的提高，是一个多赢策略。我国粮食进出口贸易政策应适应新形势，基本目标应由原来追求总量平衡、调剂品种向提高农业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方向转变，建立市场化粮食进出口贸易政策体系，放宽粮食进口限制，鼓励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出口。
2.加强粮食生产
购买力平价理论由瑞典经济学家卡塞尔(GustavCassel)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式提出，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参与到这一理论的研究和讨论上来。
(一)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提出背景
从1916年到1936年的20年中，卡塞尔至少发表了25种英文著作来阐释购买力平价理论(Officer，1982，p86)，他对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卡塞尔提出购买力平价理论，主要是试图为一战后各国重新确定汇率水平提供一个方法和理论根据。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很多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度，大量发行银行券，使货币的购买力以不同程度大大下降，所以战后不能直接按照战前的金平价制定汇率。如果要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度和铸币平价，就必须收缩货币，降低物价水平，但这会造成经济衰退和失业上升，使已经遭到战争破坏的经济雪上加霜。卡塞尔认为无需用沉重的代价回到过去的金平价上面，他提出了在纸币制度下两个独立的货币之间的汇率决定原则，即购买力平价理论。(Cassel，1922[1923]，pp.137-138)
(二)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内容
卡塞尔认为应该根据两国货币的相对购买力来确定它们之间的汇率，他的逻辑是：对一个国家的货币的需求，其实是对这种货币的购买力的需求，所以货币的汇价应该由它们的相对购买力来决定。但卡塞尔随即指出这只是汇率决定的一个基本原则，实际上购买力平价无法计算出来。因为在本国持有外国货币不等于就直接拥有它在外国所代表的购买力，交通运输成本、关税、配额以及非关税壁垒等条件的限制，会使本国拥有的外币的价值受到影响，汇率也就不完全是不同货币的相对购买力的可靠反映。
因此卡塞尔提出了一个计算均衡汇率的可行的方法。这个方法是，首先选择一个基期，保证基期的汇率是均衡汇率。卡塞尔对“均衡汇率”的定义是能够使贸易收支平衡的汇率，就一战后来说，他把1914年战争爆发前的金平价看作是均衡汇率。当期的汇率可以通过基期的汇率乘以两国的通货膨胀率的比值得到，卡塞尔把通过这个方法计算出来的汇率叫做购买力平价，他认为可以根据这个平价来决定一战后各国之间的汇率水平。(Cassel，1922[1923]，pp.140-141)
(三)购买力平价的运用
当战争等扰动因素使正常的汇率中断，或者某个国家的汇率被认为高估或低估的时候，购买力平价通常被用来作为均衡汇率指标。一战后和二战后，购买力平价理论在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和制定各国的汇率时都被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讨论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时，理论界也曾提出按照购买力来制定人民币汇率。
此外，股票经纪人、公司理财者也把购买力平价作为判断各种货币预期相对强弱的拇指规则，以用来进行投机或投资决策。在国际收入比较上面，购买力平价被作为换算工具，用来比较各国的主要国民经济指标，这样能够避免按照市场汇率转换而产生的偏差，因为市场汇率一般倾向于低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收入水平。
(四)购买力平价的运用和物价指数的选择
用名义汇率对相对价格进行最小二乘回归的检验结果，通常都拒绝购买力平价理论，除了发生高通货膨胀的国家外。考察实际汇率的“随机游走”假设，结果也没有证据表明汇率在长期收敛于购买力平价(AdlerandLehmann，1983)。而长时段数据的研究基本都支持购买力平价理论(LothianandTaylor，1996)，利用面板数据考察实际汇率，检验结果表明工业国家的数据比较支持长期购买力平价(FrankelandRose，1996)，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得出的结论则不一致。
2、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提倡者虽然承认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有偏离，但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暂时的，汇率最终会趋向于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均衡汇率。巴拉萨(Balassa，1964)和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则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这一思想被称为“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
(一)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历史背景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思想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由哈罗德提出过，但在当时并没有引起重视。30年后，这一理论引起广泛关注，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极大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国家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战后重建需要大量进口，而外汇储备却非常有限，所以出现了所谓的“美元荒”。与西欧相反，美国经济在二战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美国提出帮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刺激了西欧经济的发展，1950年，西欧各国经济已经基本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国际收支开始出现顺差，逐渐积累起美元和黄金储备，并由美元短缺逐渐变成了美元过剩。
与此同时，美国由于大量的对外援助、贷款计划和国外驻军费用支出，基本收支从1949年到1964年一直处于赤字状态，仅在1961年有少量的赢余。一开始美国并没有将国际收支赤字当作一个严重的问题，但随着赤字的不断积累，国外的美元持有量增加，美国的黄金储备开始流失，影响到对美元的信心问题。
美国50年代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最终引发了1960年美元危机，从而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1962年美国第87届国会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专门开会讨论美国的国际收支和汇率问题，哈佛大学经济学家Houthakker在此次会议上作证，他认为美元汇率高估是国际收支赤字的根源，因而他建议使名义汇率贬值。Houthakker是以购买力平价作为均衡汇率，来衡量当时的汇率水平的(Houthakker，1962，p.297)。
(二)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理论内容
Houthakker(1962)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遭到了巴拉萨和萨缪尔森的反对，他们分别写文章批驳Houthakker(1962)，同时也批驳了整个购买力平价理论，他们认为市场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
1.萨缪尔森的阐述
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批评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1)批判绝对购买力平价赖以成立的基础——一价定律。萨缪尔森指出由于很多商品不进入国际贸易，所以无法实现套利和一价定律。并且，即使每种商品都符合一价定律，但由于进入各国一般物价水平的商品及权重不同，汇率也不会等于计算出的购买力平价。
(2)批判生活成本指数，萨缪尔森认为生活成本指数依赖的也是商品套利和一价定律。他指出不可贸易品无法实现套利，虽然人口的跨国流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这些产品的价格差别，但并不足以保证生活成本平价的完全实现。
(3)批判购买力平价理论所认为的价格与汇率之间的因果关系。萨缪尔森指出不但汇率影响价格，而且价格也会影响汇率，所以他认为购买力平价理论只考虑价格变化对汇率的影响是缺乏说服力的。
(4)批判用出口品相对价格指数计算购买力平价的做法。萨缪尔森指出两国出口商品的种类可能完全不同，用不同商品的相对价格决定汇率是没有意义的。
2.巴拉萨的阐述
萨缪尔森(Samuelson，1964)虽然全面地批判了购买力平价理论及其相关的各种问题，指出不同国家的不可贸易品价格水平存在差别，以及富国的一般物价水平比穷国高，因而富国的汇率相对于购买力平价是高估的——这正是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核心思想。但萨缪尔森没有进一步阐述不可贸易品价格差别的原因和机制，而巴拉萨则系统地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下面介绍巴拉萨(Balassa，1964)的工作。
巴拉萨首先也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说，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计算方法，不发达国家的汇率都被低估了，如果按照Houthakker的建议调整美元汇率的话，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汇率也都应该升值。巴拉萨认为这是不可行的。
巴拉萨进一步指出了汇率系统偏离购买力平价的原因。其核心思想如下：
(a)套利使可贸易品部门服从一价定律，即按照市场汇率转换后各国的可贸易品部门价格相等；
(b)在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假设下，可贸易品部门工资的国际间差别对应于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而劳动力的内部流动使一国可贸易品部门和不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相等；
(c)因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国际间差别比可贸易品部门小，而工资在一国内部又是相等的，所以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服务业价格越高；
(d)因为服务业部门进入一般物价指数的计算，但却不直接影响汇率，所以劳动生产率较高国家的购买力平价会低于其市场汇率；
(e)可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国际间差别越大，工资和不可贸易品部门价格的国际间差别就越大，进而购买力平价与市场汇率的差距也就越大。
上面的分析表明名义汇率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是系统性的，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一般物价水平也越高。
(三)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的经验证据
无论是横截面数据回归还是时间序列数据分析，都表明一个事实：高收入区段存在比较显著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关系，而在低收入区段这一关系不太显著。
3、人民币汇率升值分析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和购买力平价理论在一定条件下是不矛盾的。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预测，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国家，其相对价格水平越高，两个具有相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其价格水平应该相等。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时段数据支持购买力平价理论，也就是说名义汇率在长期收敛于购买力平价所决定的均衡汇率。因为在长期，经济一般有收敛的趋势，尤其是发达国家，所以经过较长一段时期，两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或劳动生产率逐渐接近，其价格水平也逐渐接近，汇率趋向于购买力平价。在经济追赶完成的那个时点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预测的均衡实际汇率与购买力平价所预测的汇率是相等的。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揭示了经济追赶过程中实际汇率的演变形态，而购买力平价理论则揭示了追赶完成后实际汇率的状态。
中国经济在过去的20多年中经历了长期快速增长，并且仍处于追赶过程中，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所要求的条件相吻合。从这一视角来考察人民币实际汇率，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和政策意义。学术界对这一假说的意义也逐渐重视起来，最早直接利用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文献出现在2001年，此后有十几篇类似的文献陆续出现(卢锋，2006a)。通过网络检索，最近这类文献还在大量涌现。
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假说认为，一国在长期经济追赶过程中实际汇率会出现升值，这正是我国目前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理论根据，我国经济持续二十多年的快速增长是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基本面因素。随着我国经济继续不断的快速发展，人民币汇率还会继续升值。
至于中国在经济改革的初期，实际汇率演变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预测不符合的情况，则有其它的原因可以解释，并不说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无效。Itoetal.(1997，p.7)从体制转型的角度解释中国实际汇率随经济增长而下降的现象，他指出中国的实际汇率在计划经济时期被高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实际汇率有一个向正常水平的回归。卢锋(2006b)也从体制转型的角度解释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演变情况。
4、结论
经过20多年的快速增长，人民币实际汇率调整将成为我国经济未来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以其简明清晰的理论逻辑和比较强的经验证据，对研究人民币实际汇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与这一标准理论的方法论相一致，应当把劳动生产率的相对追赶作为观察分析人民币矛盾运动的基本视角。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要加强对我国劳动生产率、工资、国际收支等变量的直接度量，减少相关变量度量误差对分析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要结合我国体制转型等特殊影响条件，不断深化对人民币实际汇率演变规律的认识。
参考文献：
[1]Samuelson，Paul(1964).“Theoreticalnotesontradeproblems.”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46(2)：145-154.
[2]干杏娣.《经济增长与汇率变动——百年美元汇率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3]卢锋.“人民币实际汇率之谜(1979-2005)——中国经济追赶实践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C2006003.2006.2.
[4]卢锋.“体制转型与汇率演变——人民币实际汇率长期走势研究之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中文讨论稿》No.C2006009.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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