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5 10:42:56
导语：在海外传播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汉语国际传播；语言传播；策略
中图分类号：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101（2016）03-0093-05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which is one important part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importance should be attached to the content， the roles played b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dissemination， and also the media of dissemination. This paper firstly explores the basic features and motivators of language dissemination and the essence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the paper then explores the forms of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from such perspectives as the awareness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subject and media of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latform of Confucius schools.
Key words：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dissemination； tactics
汉语在海外传播历史悠久。在汉代汉语已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远播中亚；到元明之时随着海外贸易兴起，众多来华传教士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和见闻介绍到西方，西方汉学逐渐发展起来，汉语在海外得以进一步传播。近代以来，华人漂洋过海下南洋谋生计、到美洲做劳工，汉语也随之远渡重洋。历史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商贸往来，人文交流等推动了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近年来，海外“汉语热”持续升温，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获得长足发展，汉语教学主体已经由国内转向国外，国际汉语教学的广泛开展促进了汉语在海外的进一步传播。同时，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展现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已成为汉语国际教学学界和传播学界研究的新领域。但是众多研究多从语言学角度或孔子学院建设方面探讨汉语的海外传播，较少围绕传播的基本特征从国家文化战略角度讨论汉语国际传播。面对汉语在世界上传播带来的一系列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教学层面解决汉语教学中的出现的各种微观问题，也要从传播学角度考虑汉语传播策略、传播体系等方面的宏观问题，因而，本文分析汉语国际传播的特征和语言传播的动因，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之下地探寻汉语国际传播的途径和方法。
一、语言传播及传播动因
（一）语言传播及模式
由于研究者关注的角度不同，语言传播的概念也有差异。库柏（Cooper）将语言传播定义为“采用某种语言或语言变体所实现特定交际功能的交际网络比例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扩张的过程。”[1]该定义强调语言变体和语言变体的交际功能。李宇明从语言学习和使用的过程则将之定义为“民族（包括部族）的语言被B民族（包括部族）学习使用，从而使A民族（语言领属者）的语言传播到B民族（语言接纳者）。”[2]贺阳则从语言传播结果的角度 定义语言传播“语言传播是指掌握和使用某种语言的人数增加和该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 [3]24总之，语言传播是语言及语言变体在更大的人群和更广的范围内交际功能的实现，语言向外传播并非是一种语言代替另一种语言，有时会出现语言的变体，甚至在语言的接触过程中，也会导致传播语言内部结构的变化，出现语言的借用、双语现象、融合以及混合等现象。语言传播应该由“以我为主”向“主体间性”传播原则转化[4]，在对等交流和接触中，营造语言传播的良好氛围。
以上定义是从语言使用和学习的角度探讨语言传播，从宏观层面可以将语言传播归纳为三大类，即人口模式、帝国模式和经济文化模式。人口模式是指语言传播归因于人口大规模的|移，语言随着人口的流动实现传播。英语和西班牙语即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播到美洲和南美洲等地，充当移民者的母语。帝国模式是将语言传播归因于殖民帝国的政治统治，语言作为做官方语言被强制接受而传播，同时语言的使用被视为身份的象征进而促进民众接受该语言。英语和法语在亚洲、非洲等地的传播即是这种模式。经济文化模式强调了跨国经贸往来对语言传播的作用。二十世纪美、加、澳等国的崛起、以英语为载体的科技和文化事业快速发展，加速了现代英语的传播速度，促使英语成为世界上通用语言[5]。
按照语言从以其为母语的人群向其他人群扩散的特征，语言传播还可分为对内传播和对外传播两类。语言的对外传播也可以称为语言国际传播，它是指一种语言超出了以其为母语的民族国家的疆域范围而逐渐被非该国公民学习和使用的过程， 该过程强调语言发展的自然性和自身主体性，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地传播语言，不同于语言推广。
（二）语言传播动因机制
目前，有关语言传播动因的研究多是基于英语，但是探寻英语的传播路径也会对汉语传播有所启发。根据语言传播的能动性标准，可将语言传播动因研究分为三大阵营：自然主义观、帝国主义观和文化政治语境观。“自然主义观认为语言全球传播的能动性完全归结于各国政府及其学习者的个人决定；帝国主义观主张语言推广的能动性完全掌控在西方霸权手中，各国及民众是不具有能动性的被动接受者。文化政治语境观则强调受到外力制约的现实语境。”[6]实际上，无论是基于实用主义的基础上的自然主义观，还是文化政治语境观始终未能系统揭示外部语境如何影响语言选择的具体过程。依靠武力和强权进行的语言刚性传播是语言传播中重要的动因，但是显然已不合时宜，过分强调语言背后的文化功能也会导致“语言主义”[7]。
一种语言在国际间能够持久广泛地跨文化传播是该语言的输出力和影响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政治强权、民族迁徙、技术强制侵入等因素在短期内是语言传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语言输出方的国际地位、经济拉动、科技带动、文化诱导等因素将长期影响着语言接受方的开放程度和跟进程度，直接影响着语言选择。语言选择的动因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一因素的研究无法真正揭示语言传播的真正原因，只有多维度才能更助于阐释语言选择。
语言的传播最终必须实现为语言接纳者选择学习和使用某一语言，语言国际传播成功与否的关键取决于行为主体的语言选择。当行为主体认识到该语言的有用性和以此解决交际目标的需要时，他们才会有意识学习和使用语言。整体而言，语言选择的动因机制包括语言需要、语言价值和语言态度三大要素。吴应辉在探讨语言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时强调语言的需求决定论，他认为“只有具有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传播，只有具有国际传播价值的语言才能在国际传播”[8]。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语言需要也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有作为基本交际工具满足生存的需要，也有更高层次精神需要，如获得尊重和归属感，基于兴趣爱好的自我实现等。语言价值可以理解为基于语言需要上的判断，李宇明指出“这一价值不仅取决于语言领有者的社会及历史地位，而且同时还要看它对语言接纳者有无价值，以及语言接纳者是否认识到其价值”[9]。语言的经济价值对于语言国际传播而言至关重要，可以说是语言国际传播的首要条件，但它并非影响语言国际传播的唯一因素。行为主体对于某种语言及其使用等一切相关事物的观念和认识也影响着语言的选择，语言行为主体的语言态度除受语言的现实或潜在用途大小、应用领域宽窄的影响外，还受情感好恶因素的影响。综上所述，语言选择的动因归根结底是语言价值、行为主体的语言需要和语言态度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
汉语国际传播、国际汉语教学、汉语国际推广是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体现了汉语走向世界的时代特征。由于受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观念的影响，人们习惯将国际汉语教学等同于汉语国际传播和汉语国际推广，实际上它们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汉语国际推广具有主动性、强制性和目的性的一面，而汉语国际传播呈现出自然性、温和性和学理性的特点。汉语国际传播涵盖了人类传播和非人类传播，体现了语言传达和交流的一切，而汉语国际推广只能归入人类传播的行为，因而汉语国际传播的内涵要大于汉语国际推广。从语言的感彩和作用来讲，汉语国际推广显得积极、强势和功利化；汉语国际传播则重视接受者的态度，讲究传播艺术和策略，遵循语言规律，因而显得客观、规范。汉语国际传播过程中的语言使用采用柔性的文化方略和全球视野，注重推广效果，不会因我方强力推进汉语而掉入他国所设的传播“陷阱”之中，为他人留下口实和把柄。因而，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个较为学术中性色彩的学术术语，已广泛应用到国际汉语教学研究领域。
国际汉语教学是从知识体系角度进行的学科范畴界定，汉语国际传播则是国际汉语教学基础上泛化的概念，已不是简单的学科概念，已成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国家文化事业，服务于国家的整体外交战略和国际经贸战略，体现着国家的文化软实力。
汉语国际传播作为一种传播行为，“必须关心各类信息对人的影响和影响方式，关心这些信息赖以发出与接收的机制，必须研究传播在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必须研究传播者、受传者、媒介和信息，社会功能和社会效果。”[10]6汉语国际传播要解决的不仅是教学问题，“还需要采取恰当的策略和措施设法吸引更多的人关注汉语，扩大汉语学习者的群体， 不断拓展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应用领域”[3]24。汉语国际传播应包含汉语符号信息传播和汉语能力培养及应用两个层次。语言符号在经济文化交流中作为一种元素或背景，依赖于文化的魅力和媒介的引导，被作为符号信息输出，带有无意识性，具有隐性传播特点；在汉语培养和应用过程中，需要通过教授和媒体的宣传引导，使得语言接受者获得应用语言的能力并在社会生活中加以应用。传播者和接受者均带有很强的主观能动性，这时汉语向外传播则具有显性传播的特征。
国际汉语传播的功能不只是停留于语言知识和技能形成的基础上的信息沟通，也是中国价值观念、文化传统传播和创新的过程。国际汉语传播形式多种多样，并非国际汉语教学一种，“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网络传播”[10]41-55也应是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从传播学的角度上看，汉语国际传播需要围绕汉语这一传播内容，挖掘汉语传播的动因，兼顾受众的情感因素，从传播过程、传播行为和传播媒介等方面探寻汉语在海外的传播。
三、汉语国际传播的方式与策略
（一）提高汉语符号的信息功能，增强汉语隐性传播
语言是信息的载体，同时语言符号本身也是一种信息，传递者特定的意义，影响着受众对语言的感知。一个人若想学习一门语言首先是获悉这种语言的存在，然后再去评估它的价值，最后决定是否学习和使用。因此，中国在提升整体影响力同时，需注重语言作为信息载体的功能，加大汉语符号传播力度和广度，提高世界各国人民对汉语的认识。首先，应该营造接受汉语的文化氛围，提升文化的诱导作用。比如，以经贸活动促进中国的表层文化和行为文化的输出，通过直观的文化要素和文化景观释放文化诱导的能量。其次，注重个人形象和企业品牌，形成文化输出自觉。语言符号描述着社会生活，也体现着科技文明发展程度。当前，中国企业在拓展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应注重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形成影响世界的中国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在此基础上，以汉语为载体的品牌标志将会扩大汉语的影响。再次，以创新引领时代潮流。“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并非只是强调民族的独特性。在文化交流的开端，“民族的”会让人耳目一新，但这并不意味着缚足不前。在世界文化交流日益活跃的当下，传统元素与新技术结合的产品才会彰显民族的独特魅力。所以，充分调动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挖掘传统文化元素，揉入人文关怀和时尚元素，开发文化创意产品，丰富中国物质产品的文化内涵，将会悄无声息地影响消费者对中国语言文化的感知和理解。
（二）重视汉语的需求驱动，培育亲近汉语的态度
用该语言的选择来实现的。海外汉语传播面向不同国家和地区。由于文化、社会环境的不同，受众对语言的需求也有差别，所以在进行语言传播时应当考虑受众的国家语言政策和文化特点，然后考虑受众的不同层次需求和不同国家、民族对汉语持有的立场，以便形成具有针对性的精细化汉语传播模式。
需求是语言学习和使用的驱动力。总体上语言需求具有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特点，但一般可以分为满足工作需要的工具性动机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内部性动机。前者属于生存驱动，因而创造工作机会，使用本土化人才，体现汉语在传播地域的应用价值，则会提高汉语的需求；而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则可以理解为事业驱动和兴趣驱动。语言在实现交流的同时也提升语言使用者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提高汉语在国际交往中的使用频度和使用层次，充分利用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提升所带来的有利契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逐步为汉语争取更大的使用空间，比如，把汉语作为国际会议工作语言、学术交流语言，提升大众传媒的汉语使用比重，增加汉语节目的覆盖率，扩大中文图书的海外发行和经典翻译。这些都将带动汉语产业的发展，从而形成不同的汉语应用和研究领域。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汉语的兴趣会更加持久，甚至会由兴趣驱动产生大批海外汉学专家。
语言传播的过程也是语言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信息传递过程中的“编码”是否合理直接影响信息的“解码”。无论是在语言信息的主动传输还是语言符号的客观呈现过程中，注重语言的呈现形式和语言接受者的反应，不仅有利于探索语言的柔性传播途径，也有利于语言接受者对语言的解读和选择。对不同国家的汉语传播，媒介需要改进语言组织模式和表达方式，进行换位思考和心理移情，提高受众对语言的接受程度。另外，受众对语言的理解是一个能动的过程，不可避免带有文化背景的影响。为了让受众顺利、准确地解读语言信息，必须注意跨文化因素的影响。
如上所述，语言态度影响语言的选择和传播。由于政治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区域民众的汉语态度存在差异。例如，拉美地区民众对汉语的需求和对语言的态度与汉语在北美和欧洲一些地区的传播大不相同，即使是在北美一国之内，不同地区对汉语所持有的态度也有差异。拉美文化既有欧洲遗风，又具本土特点，奔放热情的性格已根植与拉美民众的心里深处，他们在语言、宗教、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他们对汉语带有急切的渴望，这与拉美文化特点不无关系。这说明汉语在走出国门时需要“知己知彼”，适时调整传播策略，避免由当地语言政策和文化环境等因素导致的传播障碍。
（三）扩大汉语传播主体，多方面传播汉语
“传播主体即传播者”[11]，在此不妨将语言传播主体理解为完成语言活动的个人或者组织，它既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人，也包括宏观层面的机构团体、大众传媒等，它是多种传播主体共在结构。
语言教师作为语言技能的传授者在语言传播中起到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人际交往、社会组织活动和传播媒介也在输出语言和语言的影响力，并影响着人们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语言的接受者在感受到语言的价值和意义之后主动地学习和使用汉语，在直接影响其他语言接收者的行为方面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华裔人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加之近年来出国游人数和双方贸易量的增加，汉语作为工具性的内外需求增加，使得汉语得以迅速传播。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人群为工作需要，学习和主动使用汉语，这些均是以语言的人际传播体现着语言自传播。
“凡有海水处皆有华人”，遍布世界各国海外华人是汉语人际传播过程中最具有活力的因素。分布各国的新老华侨虽已成为侨居国的公民，但是他们一般仍保持中国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们参与各自社团组织，构成了当代各国的华人社会。汉语在维系华人的故土情怀和人际关系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加强与侨民组织联系，支持侨团建设，将会有助于推动汉语在华人群体和居住国人群中的传播。
资讯平台和活跃在世界各国的人文交流组织既是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机构，也是语言人际传播的平台。例如，文化代表团、艺术演出团、对外展览公司、图书贸易公司、文化旅游公司等也在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向外输出汉语形式和汉语影响力。
当前网络、通讯技术日益发达，由各种媒介相互融合所形成的新媒介形态对传统的信息内容和传播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改变了负载信息的语言。在全媒体时代，传播语言可以综合运用文字、图片、声音、画面、网络等形式全方位地展现信息，增强汉语传播的效果。例如，央视中文国际频道、西班牙、法语、俄语频道的开播，“新华网”“人民网”海外网络版本的开设，《今日中国》七种语言版本都是投射汉语的新途径。其中，中国影视在海外颇受欢迎，也是语言走出去的重要载体。因此，推动、引导中国电视剧、电影和中国纪录片的创作和海外传播，通过影视的立体化展示，并借助影视的娱乐性对语言文化传播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此外，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使沟通变得更加迅速和便捷，汉语传播也可以尝试利用微传播达到汉语裂变式的传播目的。
（四）拓展孔子学院的平台功能，提升汉语传播层次
作为向世界各国传播汉语和中国文化为主要任务的机构，孔子学院成为海外中国汉语热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目前，孔子学院数量已有500家，1000所孔子学院课堂，孔子学院未来的发展应由数量扩展向质量提高转化。在尊重各国国情和遵循一般汉语教学规律的情况下，拓展服务功能、健全运营机制、明确发展目标、提高办学质量。
在汉语教学中，“教材”“教法”“教师”是常谈的话题。教师作为教学工作的实施者，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容忽视。近年来，孔子学院总部向海外派遣汉语教师和志愿者人数逐年增加，但是与海外汉语教师的需求尚存在一定的距离。为解决教师紧缺的问题一方面需要制定海外教师及志愿者培训细则和规范；另一方面加大教师选聘工作。比如，从国内派遣专任汉语教师和汉语志愿者，聘用国外合作院校汉语教师，选聘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生实现教师本土化；进而形成良性的执教机制，保证每所孔子学院都拥有数名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保障海外孔子学院的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充分调动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师从语言教学的技术层面更新教材内容素材，探索教学方法，形成具有国别化的汉语教学新方法，解决汉语难学的负面认识，使汉语学习成为一件具有成就感的愉悦事情。
海外孔子学院从事的汉语教学多属于非学历教育。众多海外孔子学院工作的重点在于营造语言文化氛围，展示中国文化，培养海外民众对汉语的兴趣和亲近汉语的感情，实际上孔子学院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校。为实现海外汉语的稳定传播，孔子学院需要在办学模式进行创新，拓展教学服务。比如，采用总部授权孔子学院与国内高校达成合作办学模式，推进“孔子新汉学计划”顺利实施，通过来华攻读博士等高端项目促进孔子学院所在国家重视汉语基础教育，推动汉语被纳入当地的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为此，孔子学院需要加强本土化汉语师资建设和教学标准制定，以输出语言标准和教学规范来降低外界对汉语传播的心理抵触情绪。
汉语教学法创新和教材本土化均是汉语传播技术层面的问题，是汉语传播中的“术”而非“道”。汉语国际传播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涉及不同国家，需要政府部门、公司、学校、各类机构的参与合作，更需要从宏观层面整合各方面资源，协调各部门，引导和利用媒介全方位、多角度展示汉语，在世界范围内提升汉语传播速度。单纯汉语教学和汉语向外自由扩散难以承担汉语国际传播之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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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汉学家 中国现当代文学 翻译出版 研究
[中图分类号] G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7） 03-0114-05
Overseas Sinologists and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n Foreign Countries
Cao Weng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Huaibei，235000）
[Abstract]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promote going-abroad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is paper stresses approaches， channels， perspectives， restrictive factor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inologists’ translation and studies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he studie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y sinologists is beneficial supplement.
[Key words] Sinologists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Study
1 引 言
中现当代文学海外翻译与研究主要依靠世界各地的汉学家，比如，英国的卜立德、蓝诗玲等，美国的葛浩文、白睿文、金介甫、沙博理、金婉婷、梅仪慈、夏济安、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叶维廉等，法国的杜特莱、安妮、居里安等，德国的顾彬、马汉茂等，捷克的高利克、普实克等，加拿大的杜迈克、梁丽芳等，瑞典的陈安娜、马悦然等，澳大利亚的杜博妮、雷金庆等，荷兰的佛克马、柯雷等，俄罗斯的李福清、谢曼诺夫、费德林等，日本的吉田富夫、青野繁治，等等。本文仅从发生学的视角探讨如下一些问题：他们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有什么重要渠道？相关影响因素有哪些？有怎样的视角与维度？特点与意义是什么？
2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方式
汉学家群体中既有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也有致力于其他方面研究的，后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也不容忽视。比如美国汉学家史景迁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历史，他的《天安门：中国的知识分子与革命》涉及萧军等中国现代作家，同样是美国历史学教授的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也论及萧军；美国神学家陶普义，在《论老舍对中国基督教会和“三自”原则的贡献》中，从神学的角度研究老舍，他还出版了专著《老舍，中国讲故事大师》。这些海外非文学专业的汉学家大大扩展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术空间，为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同的视角。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远非简单的中文与外文之间的语码转换，它涉及目的语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传统、文学观念以及读者的审美趣味、接受心理与思维习惯等传统翻译学之外各种复杂因素。因此，应该从文学社会学、文化翻译、译介学、传播学和接受美学等多种视角加以考察。由此看来，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翻译是传统翻译学很难解决的难题，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使得汉学家除了独自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外，还采取种种合作互动的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汉学家与汉学家之间的合作。汉学家组织合作团队来翻译重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比如，铃木择郎等日本汉学家集体翻译《四世同堂》，在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刮起了一阵“老舍旋风”。 《四世同堂》之所以在日本成为畅销书，是因为这部以为背景的小说，“触动人们心灵的隐痛，加深了人们的忏悔”[1]。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曾与他的波兰学生斯乌普什基合作翻译《老舍短篇小说集》。
第二，汉学家与中国学者或海外华人合作。早在1940年代，罗伯特与白英和袁嘉华及中国学者杨周翰等编译《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收录鲁迅、老舍、沈从文、杨振声、张天翼、施蛰存、端木蕻良、卞之琳和姚雪垠的短篇小说[2]。中国著名文学翻译家杨宪益成就卓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他的英国夫人戴乃迭在翻译中的合作。他们一起创办外文版《中国文学》，向海外推出《熊猫丛书》，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做出了巨大贡献。英国汉学家詹纳尔翻译《西游记》时，每完成一章，都由中国学者汤伯文核定。美国汉学家沙博理也是在汤伯文的配合下，才完成《水浒传》的翻译出版。美国汉学家罗穆士对《三国演义》的翻译也得到中国学者任家桢的帮助。有“中国现代、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3]之称的葛浩文与他的中国妻子林丽君合作翻译毕飞宇的小说《玉米》，使该作获得2010年英仕曼亚洲文学奖。
第三，汉学家与中国作家合作。如以研究萧红著称的葛浩文，对萧军也颇多关注，两人多次互访、通信。葛浩文还从萧军处获得了一些原始文献，在著述中多次谈到萧军的创作。他翻译了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这是第一部被翻译成英文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王际真曾写信向沈从文讨教，以便更好地翻译他的作品。 《四世同堂》的英译本是老舍与浦爱德（Miss.Ida Pruitt）共同完成的。在翻译过程中，老舍亲自念给不懂中文的浦爱德听[4]。杜博妮在翻译阿城的小说时，征求了阿城本人的意见，甚至还到小说中描写的西双版纳进行实地考察。德国汉学家顾彬与北岛、欧阳江河、杨炼、西川、王家新、张枣等中国当代先锋诗人过从甚密，他们的诗很多是由顾彬译成德语，传播到德语国家。除了与被翻译的中国作家合作外，汉学家还请中国作家推荐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如1932年日本汉学家田增涉为编译《世界幽默全集》的中国文学部分，请鲁迅推荐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鲁迅向他推荐了张天翼的《稀松的爱情故事》和《皮带》。1933年，朝鲜的金湛然想编译一部“世界文学”，请鲁迅推荐张天翼的作品。1930年代，鲁迅和茅盾与美国汉学家伊罗生共同编选中国现代小说集《草鞋角》推荐具体的选目。
第四，汉学家、中国作家与海外出版机构合作。如赛珍珠夫妇在美国创办的公司出版了林语堂和老舍的很多作品，他们之间的合作为这两位中国作家在英语世界声名远播发挥了重要作用。老舍与浦爱德合作翻译的《四世同堂》英译本以Yellow Storm之名1951年由美国哈科特和布雷斯公司出版。海外主流的出版机构通常会选择合适的汉学家来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葛浩文是英语世界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最成功的翻译家。他为英国企鹅出版集团翻译的中国当代作家姜戎的《狼图腾》，荣获曼氏亚洲文学奖，成为欧美主流图书市场的畅销书，引起西方主流媒体关注。当前，在海外产生较大影响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由海外出版机构策划发行、由汉学家进行翻译的。在英语世界，除葛浩文外，白睿文、杜博妮、蓝诗玲等汉学家也积极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5]。一些在法国取得较大反响的中国作家大多与法国汉学家及出版机构有着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例如，池莉、余华与何碧玉以及南方书编出版社合作，莫言与尚德兰、杜特莱以及瑟伊出版社合作，王蒙与傅玉霜以及中国蓝出版社合作。
第五，汉学家与中国有关机构合作。苏州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著名大学经常邀请海外知名汉学家来中国讲学或参加学术会议，探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相关问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与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合作出版《今日中国文学》英译丛书。近年来，中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当代文学百部精品对外翻译工程”，向海外汉学家提供资助。务院新闻办、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启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也面向海外汉学家。
3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质和渠道
汉学家推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主要介质和渠道有外文网站、期刊、专集、图书馆、高校等公共空间。外文网站有港书网、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资源中心等。外文期刊有中国的《中国文学》《天下》，美国的《东西方评论》《亚洲》《今日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当代世界文学》《中国文学：散文、文章与评论》《哈佛亚洲学报》《东西方文学》和《20世纪中国》，日本的《北斗》《热风》《中国文学》《鲁迅研究》《中国文艺研究会会报》《野草》《未名》《飚风》和《猫头鹰》，英国的《生活与文学》，法国的《欧罗巴》等。英文专辑有斯诺1936年编译的《活的中国：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王际真1944年编译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袁家骅、白英1946年合编的《当代中国小说选》，赵景深1946年编译的《当代中国短篇小说选》，米尔顿、克里夫德1961年合编的《亚洲现代小说宝库》，翟楚、翟文伯1965年合编的《中国文学宝库：新散文文集，包括小说和戏剧》，夏志清1971年编选的《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白之1972年编译的《中国文学选集（第二卷）》，芒如1979年编译的《革命的起源：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杜博妮、罗宾逊1979年编译的《遗腹子》，刘绍铭、夏志清、李欧梵1979年合编的《中国现代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1919―1949》，伊布雷1981年编译的《中国文明与社会》，刘绍铭、葛浩文1995年合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沙博理2002年编译的《中国现代名家短篇小说选》以及王德威与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合作推出的《中国文学翻译系列》等。海外图书馆有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图书馆、美国华盛顿大学图书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新西兰维多利亚大学图书馆、马来西亚南方学院图书馆等。国外很多高校设立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如美国的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圣母大学等，日本和韩国也有些大学设有研究中国文学的专门机构。汉学家还经常邀请中国当代作家到国外去讲学、朗诵，进行文学交流。充分利用教堂、城堡、会馆和图书馆等艺术氛围浓厚的公共空间，向国外传播中国文学。
4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
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有一个选题的问题，选择什么样的作品，左右汉学家选择的因素是什么？汉学家翻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制约性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接近性。文化接近性是J.斯特劳哈尔于1991年提出的一种理论，是指接受者倾向于接受与本地文化接近的传播内容，外来媒体内容若要被本地受众接受，就应该贴近或符合当地的文化。“文化接近性已经成为文化传播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6]在历史上很长时期，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家就是儒家文化圈成员，长期共享汉文化成果。中国与这些国家同文同种，文化交往源远流长，文化根基相同，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这些国家的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翻译较多。近代以来，中国的东北与韩国有着相似的历史命运，产生了相似的文学现象，韩国汉学家倾向于翻译“东北作家群”的作品。陆文夫的《美食家》之所以被翻译到法国并成为畅销书，是因为法国有着十分深厚的美食文化传统，法国人同中国人一样崇尚美食文化。
二是政治。政治色彩浓厚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大特色，也是海外读者看待中国当代文学的惯常视角。在二战后“冷战”思维影响下，西方与东方长期思想对立，文学的传播和接受也必然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对抗性。这些无疑都形成汉学家翻译中国当代文学鲜明的政治视角。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要符合他所属国家的政治需要。《狼图腾》在海外出版时，出版商为了迎合某些西方读者的政治口味，刻意强化意识形态色彩，着力渲染作者经历与中国当代历史里敏感“时间节点”之间的联系。有这样一种文学现象，凡是在中国大陆有争议或被禁止出版的文学作品，都受到西方世界的追捧，比如，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卫慧的《上海宝贝》和李晓的《门规》等，诚如葛浩文所说：“美国人对讽刺的、批评政府的、唱反调的作品特别感兴趣。”[7]另一方面，应该承认意识形态差异性的存在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另外一种方法和思路。
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西方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著作，作者自述其写作动机竟然是“”。这部书以政治敌对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对像茅盾、郭沫若、丁玲、赵树理这样的解放区或左翼作家大加攻击，充满了政治的偏见。李欧梵、王德威的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也充满了政治视角。这种政治化的文学研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产生了文学补救的作用。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的被重新发现及其在文学史上应有地位的确立，正是夏志清的功劳。但同时这西方世界与中国政治对立在文学上的表现。
三是审美习惯。西方读者偏爱某些中国作家作品，这与他们的审美习惯有关。他们喜欢苏童的小说。在苏童题材多样的小说中，法国读者青睐其女性小说和新历史主义小说，如《红粉》《米》《妻妾成群》《我的帝王生涯》等。而且，译者考虑到法语读者的审美习惯，对小说的叙述方式和结构都进行了改写：将原著中没有加引号的对话都加上引号；用感叹号来代替对话结束处的句号；将一些长段改成短段。为了照顾英语读者的审美习惯，葛浩文在翻译《狼图腾》时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他对原著进行了大量删改，删去了小说中的按语和议论部分，对小说进行了改写，增强了小说的故事性，使译本更接近英语小说的结构，便于西方读者更好地理解小说。葛浩文深知西方读者爱看连贯的故事，这种改写式的翻译，更符合西方读者的审美习惯。
5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视角
因立场、观点、学术背景和客观现实等方面的不同，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有着不同的视角和维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思想维度。海外汉学家把本体论、公共空间、主体性、民族国家等哲学思想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促使中国现当代文学海外研究向纵深掘进。如，普实克研究了鲁迅小说的史诗性与抒情性，认为主体性与抒情性的结合是鲁迅对中国现代小说的重要贡献[8]。韩国汉学家李福熙从哲学层面探讨萧红小说的悲剧意识，认为萧红的悲剧精神极具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越封建礼教、社会不公、阶级压迫、红尘之类的层次，表现为一种生命意识，这使她的小说跨越了人与动物、生与死的界限。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都主张用“日常生活叙事”解构左翼叙事和五四叙事。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德威、胡志德对晚清文学现代性的省思，打通了晚清与五四，把中国现代文学向前延伸到晚清乃至晚明，正如王德威所言：“没有晚清，何来‘五四’ ”[9]。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阐发，重新厘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经典格局，革新了述史范式，形成了晚清叙事、新左派叙事和启蒙主义叙事鼎足而立的三种文学史书写路向。
二是美学维度。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进行了独具特色的美学判断，显示出独特的审美取向和复杂流变。夏志清历来主张发现优美的文学作品，擅长用新批评的方法挖掘作品的审美意蕴。他肯定沈从文在小说中对优美情境的表现，赞赏张爱玲小说中自然意象的美学价值，如月亮这一意象在她的作品中被赋予朦胧、伤感、寒冷、仁慈、同情、光明等多种含义。夏志清褒奖钱钟书善用象征事物，能够将审美剖析与道德批评有机结合起来。李欧梵在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早期，着力探求中国作家的浪漫质素。他的专著《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研究了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中国现代作家，如苏曼殊、林纾、徐志摩、郁达夫、郭沫若、萧军、蒋光慈等。后来，他的美学观转向了颓废美学。在他看来，上海促使施蛰存这类作家生成“怪诞”体验，颓废美构成了上海现代小说的审美特质，“新感觉派”的刘呐鸥、穆时英和叶灵风的小说表现了都市中的浮纨颓废，张爱玲把人生、历史和艺术对立，其小说被视为“颓废艺术”。王德威的美学视域则表现为抒情美学与怪诞美学的融合，他不仅着力挖掘小说中的怪诞美，还将怪诞美学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结合起来。从夏志清、李欧梵到王德威，他们的小说美学观自探求优美美学伊始，经数次转变后回归于追求抒情美学，与之相对应的审美批评也相应表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然后又回归传统的发展轨迹。
三是传记维度。如葛浩文在印第安纳大学师从教授传记文学的柳无忌，以《萧红评传》为题撰写博士论文。1976年，这篇论文在美国出版。这是海外第一部用英文出版的从传记角度研究萧红的著作。此后，美国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记研究成果丰硕，如胡志德的《钱钟书》、金介甫的《沈从文传记》、梅仪慈的《丁玲的小说》等。
四是跨文化维度。有的属于性别文化研究。如刘剑梅的《革命与情爱》，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探究革命与情爱之间的关系，认为这一经典主题是不断变化着的，性别角色和权力关系在文学中得以再现。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从大众文化、电影等多个视角，对女性主义、后殖民批评、心理分析、广义左翼思潮兼容并蓄，考察了女性主体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构建。有的属于地域文化研究。如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从文化研究和现代性视角对“海派文学”和“上海文化”进行观照。史美书的《现代的诱惑》研究了中国“半殖民主义”的文化政治，将京派与海派置于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双重视野之中，检讨出中国与西方现代主义的关联。
6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
汉学家翻译与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选题对象的经典性。汉学家一般选择中国现当代经典作家作品来进行翻译与研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萧红、郁达夫、沈从文、张爱玲、丁玲、赵树理、老舍、王蒙、张洁、莫言、北岛、苏童、残雪、余华等。二是研究视角的多样性。除了前面讲到的思想视角、美学视角、传记视角和跨文化视角外，还有其他视角，如哲学视角、史学视角、文本视角等。三是研究的学理性和系统性。有的汉学家专门研究一个对象，如竹内好长期研究鲁迅，葛浩文是萧红研究专家，梅仪慈以研究沈从文见长。有的汉学家对某一命题有深入研究，如王德威对晚清小说的阐发，刘剑梅对革命与情爱这一经典主题的创见，张英进对文学与电影关系的研究等。四是研究成果的代表性。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标志性的研究成果，在海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高利克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普实克的《抒情与史诗》、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和《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刘禾的《跨语际实践》、周蕾的《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奚密的《现代汉诗》等。这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经典性著作深刻地影响了内地文学史的研究方法、观念和视野，使重写文学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7 结 语
汉学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大大推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的传播与接受，有利于中外文学交流和中国文学在世界影响力的增强，还使中国文学研究在内地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在海外却能继续下去。此外，汉学家的中国文学研究能够对国内的研究起到补救与纠偏的作用，可以为国内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启迪，与国内研究形成良好的互动，有力推动中国文学成为世界文学。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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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并留校任教至今;1994年获中央音乐学院文学硕士学位;2008年获匈牙利罗兰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004―2005教育部公派访问学者在匈牙利李斯特音乐学院从事音乐教育研究;2008―2009美国福特基金“亚洲学者”在印度德里大学音乐系从事印度音乐文化研究。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交流使者和11年前中国最年轻的扬琴教授，刘月宁的足迹遍及欧、亚、美等大洲30余个国家和地区。2005年应捷克扬琴协会的邀请，成为国际扬琴赛事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国评委。2006年为表彰她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所做出的突出贡献，被匈牙利教育部及乌克兰国立高等音乐艺术学院授予荣誉证书。2007年作为首位中国扬琴音乐家，应墨西哥扬琴协会特别邀请，率团参加拉美国际扬琴艺术节。2008年创建中国第一个"茉莉花"扬琴重奏团，并应邀于8月24日奥运会闭幕日，在北京国家大剧院音乐厅首演“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发行CD《茉莉花开》。刘月宁教授已在海内外发行个人演奏专辑17张，出版专业教学教材系列10余套，发表学术论文、著10余篇、部。2010年由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第一本国际扬琴领域译著――《东欧扬琴音乐文集》，填补了中国对扬琴这件世界性民族乐器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2011年与著名泰戈尔作品翻译家白开元先生合作出版中国第一本《泰戈尔歌曲精选集》。2013年以优秀成绩，结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2014年出版《当东方与东方相遇――中印之夜・刘月宁与印度音乐家新作品音乐会》专集。
音乐时空：提起您的名字，多数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扬琴演奏家”，事实上，您还曾跟随著名古琴演奏家李祥霆先生学习演奏古琴，这两件乐器在您的生活中分别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刘月宁教授：所有乐器都是表达情感的工具，对我而言，与扬琴是天赐的缘分，它是我接触音乐的契机。而古琴则是我的选择，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敬和热爱，我选择了这件古老的乐器。
音乐时空：可以说，您的人生是不断跨学科、跨领域、跨界别的过程，您在匈牙利访学时期又对音乐教育产生了极大兴趣。
刘月宁教授：人生就是一个学习与感悟的过程，当时并没有考虑到所谓的“跨学科”、“跨领域”、“跨界别”，只是当作学习的机会。匈牙利是音乐教育大国，柯达伊的音乐教育理念给我感触颇深，音乐教育的目的是要“让音乐属于每一个人”。
音乐时空：后来，您又远赴印度访学，谈谈这段经历吧。
刘月宁教授：我是以美国福特基金“亚洲学者”身份在德里大学音乐系进行为期9个月的学习，师从印度扬琴（桑图尔琴）大师希夫・库玛・莎尔玛，他是一位将印度扬琴从民间音乐提升到古典音乐的先驱者，在印度古典音乐界有很高的声望。访学期间，我在加尔各答举办了“首次中印扬琴二重奏‘对话’”;在贾坎德邦举办了“首次中印民乐三重奏‘印度・中国’”;在克什米尔举办“首次中国音乐讲座音乐会”等多场中印音乐文化交流活动，印度所有主流媒体都进行了相关报道。
音乐时空：中国扬琴与印度扬琴（桑图尔琴）有哪些区别呢？您是怎样进行融合的？
刘月宁教授：首先，演奏技法不同。中国扬琴的琴槌是竹制的，敲击时会产生很多颤动的音响;印度扬琴（桑图尔琴）的琴槌是木质的，演奏时要放在琴弦上来回滑动。其次，音乐风格不同。中国的扬琴音乐如同水墨画一般清丽脱俗;印度扬琴音乐更多的是宗教的冥想色彩。第三，文化背景不同。两个国家的扬琴音乐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尽管两种扬琴都具有独特的民族性，但是也存在一些共性。我们要做的是坚持中国扬琴民族性的同时，寻找二者的共性，最终达到完美的融合。
音乐时空：作为“音乐外交家”您的足迹已经遍及欧、亚、美等大洲30余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有什么新计划呢？
刘月宁教授：众所周知，扬琴是一件已经有4000多年历史的古老乐器，它的发源地是在中东地区，今年我与伊朗音乐家有合作计划，期待扬琴的“寻根”之旅。
音乐时空：目前，音乐孔子学院也是您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第一所音乐孔子学院成立至今已有近三年，取得了哪些进展呢？
刘月宁教授：2012年6月，经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的批准，中央音乐学院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合作建立了全球首家以“中国音乐国际教育与海外文化传播”为核心的孔子学院，为此，中央音乐学院专门成立了“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代表学院与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及境外大学合作建设管理音乐孔子学院，同时举办多种形式的中国音乐海外传播文化活动及研究项目，与世界各国分享美妙的中国音乐。
自成立至今，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与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相关部门通力合作，以音乐孔子学院为平台举办了多项在欧洲广受好评的音乐文化活动，其中包括2012年6月的“音乐孔子学院揭牌典礼暨庆典音乐会”，2013年5月的“音乐孔子学院首届音乐节暨启动仪式”，2013年8月的“音乐孔子学院丹麦皇室夏季城堡专场音乐会”，2014年10月的“音乐孔子学院第二届音乐节暨中国日系列活动”等等。
同时，通过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派往丹麦的学院教师及音乐特长教师志愿者，也先后在多所丹麦高中开展中国乐器教学与讲座，并在2013年11月的立陶宛中国音乐周、2014年3月丹麦驻华大使馆官邸文化交流等活动中展示了高水平的中国音乐。
此外，中央音乐学院“孔子音乐学院办公室”还在国家汉办和学院的大力支持下，组织承办了多项音乐文化交流与研究项目，这方面包括2013年12月的“首届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国际高端论坛及主题音乐会”，2014年7月的“首期北京/天津音乐孔子学院‘音乐夏令营’”，2014年10月的“‘纪念孔子学院成立十周年’中央音乐学院代表团欧洲巡演”以及2014年与中国唱片公司合作出版的《百首中国经典音乐作品》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更好地集中全国音乐文化领域的人才与资源，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要求，由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正式批准的“汉语国际推广基地――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于2014年9月落户中央音乐学院。
音乐时空：“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是怎样的工程？
刘月宁教授：“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与体验基地”是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孔子学院办公室的基础上建立的全国唯一以中外音乐文化交流为核心的新平台，协调国内外艺术院校与科研机构等多方面力量，具有教学、演出、科研与体验等多种综合型功能。“基地”以项目的形式举办各类中外音乐文化国际教育与交流活动，今年1月3日举办的“‘同一首歌’中德少年合唱团新年交流音乐会”就是“基地”揭牌的第一个项目。
音乐时空：音乐孔子学院的课程是否会被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纳入教学计划？
刘月宁教授：我们的中国音乐文化欣赏课将于今年9月成为丹麦皇家音乐学院的选修学分课程。
音乐时空：您在去年接受网易采访时提到建立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数据库的倡议，现在教育部是否已经落实？
刘月宁教授：这是全国政协的提案，也是个庞大的工程，目前正在进一步洽谈中。
音乐时空：您很重视在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兼顾外国受众的审美习惯，在具体教学、演出中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呢？
刘月宁教授：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在2013年专门举办了《与世界分享中国音乐――首届中国音乐文化海外传播国际高端论坛》。事实上，中国音乐在国外真正做到传播是很难的，因此，我们的核心理念是分享。
论文摘 要：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家软实力成为大国竞相角逐的对象，国家文化利益成为各国外交工作的重要宗旨和目标。作为中国软实力核心的文化外交发挥着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难以达到的独特作用。孔子学院是体现中国“软实力”的最亮品牌，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
一、孔子学院诞生的背景 文学
世界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促进文化自身和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而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成为各国人民之间增进了解和友谊的纽带，对加强各国之间的学习和借鉴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广泛和深入，汉语的文化价值和使用价值也在提升，汉语学习受到了越来越多国家和民众的重视。为发展中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增进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为各国汉语学习者提供方便、优良的学习条件，2003年作为文化外交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宣布了在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的计划。中国国家汉办将在世界上有需求、有条件的若干国家建设以开展汉语教学、传播中国民族文化为主要活动内容的“孔子学院”，并在北京设立了“孔子学院总部”。
可以说，在海外建设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积极推动的项目，也是21世纪初中国外交的一个战略。“孔子学院“的英文名称是”Confucious Institute”，孔子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其学说在世界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对于中国人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首要记忆；对世界来说，孔子是中华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因此，该名称体现了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语言文化底蕴，也体现了新世纪中国文化将逐步融入世界的发展趋势。
自2004年11月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开办以来，从尼罗河畔到乞力马扎罗山，从富士山下到伊洛瓦底江边，从五大湖区到西伯利亚田野……在世界五大洲的78个国家和地区，已设立了249所孔子学院和56所孔子课堂。短短4年，孔子学院花开全球，其发展速度非常惊人。孔子学院的迅猛发展，得益于中国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得益于世界迫切了解中国的需要。“孔子学院”是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国文化的园地，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是加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毫无疑问，孔子学院的诞生、建设和发展势头对中国塑造和提高自己在国际社会的良好国家形象和构建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为中国文化外交提供了重要的平台。
二、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
文化外交指的是主权国家以维护本国文化利益及实现国家对外战略目标为目的，在一定的对外文化政策指导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内一切和平手段所开展的外交活动。文化外交的独特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优化一国的国际形象。
建构主义认为，通过文化信息和价值观念的对外放射，国家将产生文化影响力，从而建构其广泛受到国际认同的一国的国际形象。对中国而言，建立起负责任大国形象是国家形象设计的战略目标。这就要求中国以国家自身的和谐发展为基础，积极推动世界的和谐化进程，积极发挥文化外交在塑造和提升国家形象中的作用，从而逐渐塑造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孔子学院具有文化外交乃至公共外交的属性，其目标就是要推广汉语和中华文化在世界的传播，让外国人民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的价值观念，做到“润物细无声”，在提升中国国际形象的同时，增进友谊，共创和谐世界。传播文化最好的载体是语言，孔子学院在传播汉语的同时推广中国文化，成了既便于操作也很有需求的文化外交行为。陈至立在第二届孔子学院大会上演讲时说，孔子学院要成为“海外汉语推广的基地，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
2.铸就强势文化，提升一国的文化竞争力及综合国力。
一国的文化交流状况基本与国家综合国力成正比，经济水平高、综合国力强的国家，文化外交的水平相对就高，也就容易成功实现对外战略目标。
正如汉斯•摩根索所言，“较之军事、经济等因素，文化如果运用得当，将能征服人们的头脑，产生持久、稳定的战略效果”。在文化多样化发展的当今世界，能否占据文化主角地位，即是否具有强势文化，将对一国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从传播学角度看，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对强势文化的拥有者而言，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受众在吸引力方面处于相对优势地位。
当今世界上一些国家的强势文化正深刻地影响着其它国家的文化传统。中国文化在国际上依然缺乏应有的影响力和认同度，中国外交在国际机制和国际事务中的实际参与度和话语权依然有待加强。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各国对汉语与中华文化的学习热情空前高涨，而孔子学院正是以传播汉语和传播中国文化为宗旨，孔子学院在海外迅速走俏并加速了“中国热”的升温，为中国的文化外交带来不少福音。
三、孔子学院对中国文化外交的重要意义
1.加快中国文化的传播，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语言和文化之间有着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的推广对文化传播有巨大的推进作用。“孔子学院”以汉语教学为渠道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国人民更直接地接触中华文化，更有效地了解中华文化。有了汉语作载体，中国的书刊、杂志、影视、网络信息等流传于国门之外将不再举步维艰。
汉语是维系中华民族的共同感情的文化特征和文化纽带，在汉语的国际推广过程中必然会伴随着中国文化的传播，加快京剧、影视剧、文学作品等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满足国外对中国文化的向往，使中国文化成为吸引亚洲乃至世界的文化磁石；同时这也将增强海外华人、华侨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
2.促进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本国语言的国际化是国家之间软实力竞争的重要内容和象征。近代以来，中国人走出去传播汉语言文化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长期仅限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领域。2002年，中国开始酝酿在海外设立语言推广机构。孔子学院是海外汉语教学推广基地，同时也是外国朋友了解中国的窗口，是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合作的平台，也为中国的文化外交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从传播学视角看，“孔子学院”的文化国际传播应该是搭建双向的桥梁：一方向是中国输出其语言、文化以及塑造本国的国际形象；另一方向是从与国外进行交流活动过程中吸取其优秀成分，以服务于中国文化及与国际先进的发展水平接轨的事业。正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中国问题专家理查德?鲍姆所说，“中国政府通过孔子学院提升国家形象，正在向世界展示一张柔和的孔子的脸”。〔〕〔8〕孔子学院正是中国文化外交的一项创新举措，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的文化外交，提升了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3. 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
目前，中国的国际形象，特别在西方，基本上是由以美国为首的全球信息传播体系塑造的，其向世界散布的“中国“，使中国国际形象极大受损。美前日本防卫所言旧俗史部长星岛九夫发表文章指出:“最近，‘中国’的论调甚嚣尘上，我长期以来一直作为美国战略、美国国防和战略安全保障问题的专门研究人员，对中国进行观察，得不出这种结论。成为威胁的该是别国，而不是中国。”韩国学者李映周也系统批驳了“中国”，他指出“ 认为中国在21世纪强大起来必然构成对外扩张 ,威胁别国的观点是荒谬的” 。但是 ,化解“中国” ,关键靠我们自己去澄清。“ 孔子学院 ” 的发展正是向世界大声发出自己的声音 ,向世界说明中国 ,辩解是非曲直。
2008年8月，中国成功举办了第29届奥运会。在开幕式上“四海之内皆兄弟”、“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等《论语》中的名句，通过一幅幅缓缓展开的巨大画卷中凹凸起伏的方块汉字展示给全球几十亿人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受儒家影响的大国风范和礼仪；奥运会开幕式正是颂扬了中国的儒学价值观。中国用活字印刷版不断变换的“和”字，通过奥运会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情怀，和要与世界人们共同缔造和谐世界的美好愿望。
各地孔子学院正赶上了这个好时机，做到了让世界人民对中国、对“和文化”价值观的尊敬、理解和赞同。孔子学院通过平和、 吸引、 寓教于乐的方式营造理解 ,释放善意，以此打破隔阂、误解，使不同信仰，不同宗教的人加深对中国国情以及中华文明的了解，从而有助于化解中国、优化中国国际形象；有助于展示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无穷魅力；有助于展示中国文化外交的独特魅力。
四、结语
21世纪是各国软实力较量的时代，也就是以文化力量为中心的时代。中国作为一个对世界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经济崛起、国力大增之时，更应该注重挖掘文化的潜力，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外交当中一项创新的举措，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最鲜亮品牌。孔子学院的事业才刚刚开始，虽然它在兴建中存在一些潜在问题，有待解决和完善，但从长远来看，孔子学院对中国的文化外交的促进和中国软实力的提升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实现了“让中国走进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目标，搭建了文化国际传播的双向桥梁，在这种双向文化传播中，通过自身的发展、与外来文化的不断碰撞中不断走向成长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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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英语；餐饮；应用
1.引言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或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Financial Times中有句话说：“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
2.英语的国际化
2.1英语在国际传播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
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级霸主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
2.2英语在中国的使用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举不胜举。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
3.西餐在中国的发展
3.1中国餐饮的发展现状
在中国饮食发展史上，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可被称作叫“两洋”饮食文明传人时期。这七、八十年间，帝国主义列强的“炮舰”政策打破了大清帝国闭关自守的局面。包括被称之为“西餐”在内的西洋饮食文明，以前所未有的规模也随之传入古老的中国。
自改革开放后，世界上多种新型餐饮业形态及形式在中国餐饮市场迅速发展，逐渐改变了中国餐饮市场的格局。如发端于八十年代末期的麦当劳等洋快餐业及九十年代产生的休闲餐饮、主题餐饮等业态，份额不断扩大，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的餐饮市场呈现国际化的趋势，餐饮市场细化不断深化，中餐、西餐、中西合璧餐，正餐、快餐，火锅、休闲餐饮、主题餐饮等行业快速发展。
3.2西餐
西餐是世界三大菜系之一，世界三大菜系是指以中国烹饪为首的东方菜系，以法国烹饪为首的西方菜系，以土耳其烹饪为首的中东菜系。可见，西餐在世界烹饪中是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是世界菜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烹饪艺术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西餐这种行业一旦出现，即显示出多种多样特色，从高档到中档到抵挡，西餐中便餐、茶餐的同时出现，多种业态在西餐企业中发展，每种业态都有相当一部分的消费群在追捧，使西餐的消费出现了多层次、多品种的局面，表现出十分活跃的生命力。西餐的枣核形的消费是指价格低的西餐不太多，特别是昂贵的也不多，都集中在中间的层面，高低差距不大。这个消费特点说明消费群体相对集中和稳定，西餐业定位在对西餐有追求的消费群体上，这种准确的定位给经营者带来了高效益，带来了稳定的客源，也给其管理带来了方便。
3.3西餐在中国的发展
3.3.1西餐在中国的初步发展
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时，张骞出使西域各国，就带回了一些西方的食品物产如芹菜、菠菜、胡萝卜等。元朝时，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到中国游历，也将欧洲的一些菜肴制作方法传到中国。
以后，由于世界列强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帝国主义势力蜂
拥而入，大量西方人来到中国，各国的公使馆、教堂、商会等外国人生活的地方，
基本上都有外国厨师烹制西餐菜肴，进餐方式也采用传统的西餐方式。外国人还雇佣一些当地的中国人为他们服务。此时的西餐还是只限于在他们的家庭中自制或者是招待朋友。随着进入中国的外国人增多和一些外国商人的增加，西餐也逐渐从外国人的家庭走向市场，在外国人较集中的城市，开始出现了经营西餐厅的餐馆。
3.3.2西餐在中国的广泛发展
从全国解放到60年代末期，西餐在中国的发展有一定的倾向性。解放初期，我国与东欧和当时的苏联关系密切，俄式西餐在我国有一定的发展。60年代以后，西欧的发展处于停滞状态。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以后，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交往日益扩大，旅游业的作用也被人们重新认识，一批高档涉外饭店相继投入使用，西餐在我国的发展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迅速。随着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食用西餐作为改换饮食口味的作法已被一些人们所接受，因而西餐也受到了国内各层次消费者的喜爱。
4. 总结
中餐在世界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影响力越老越大。英语对于中餐在世界范围的推广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把中餐和英语的应用结合起来才能实现中餐真正的强大和复兴。
参考文献：
[1]王殿胤.语言学习是一种技能.鞍山：鞍山师范学院学报，1980.
[2]胡斐佩.我们建议推广美国音.北京：外国语学院学报，1980.
[3]陈东梅.英语词汇与文化.广西：广西师范大学，2001.
根据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年度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2016年期刊总印数比前一年降低6.3%，总印张降低9.4%；与2016年相比，2017年期刊出版总印数降低7.6%，总印张降低10.1%；与2017年相比，2018年期刊出版总印数降低8.0%，总印张降低7.3%。反观数字出版，2016年数字出版总收入5720.85亿元，2017年数字出版总收入7071.93亿元，2018年数字出版总收入8330.78亿元。可以预见，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出版在期刊领域也将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由于数字出版的发展和技术发展密不可分，本文尝试从技术的角度分析数字出版态势，并进一步探讨我国科技期刊的发展态势以及新技术可能为数字出版带来的变化。
一、数字出版领域和新技术领域关键词
在数字出版方面，本文研究了2019年数字出版会议和期刊编辑领域的论文来探讨数字出版领域的关键词。在技术方面，本文通过调研互联网的发展了解了新技术的关键词。1．数字出版领域的关键词。2019年，重要的数字出版会议主办方主要有中国期刊协会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会议报告题目关于数字出版的关键词有：数字产业、生态、经济模式、数据、移动、互联网、信息技术、5G、AR+、人工智能/AI/机器人、平台、云计算、新媒体、大数据、创新产品、智慧产品、知识付费、微课程、全媒体、在线、智库、阅读、精准、IP、传播、数字出版、知识服务、融合发展、出版未来、人才等。在期刊调研方面，本文调研了期刊和编辑出版领域的重要期刊——《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科技与出版》《编辑学报》等，分析了2019年刊发的文章。这些文章涉及数字出版领域的关键词主要有：媒体融合、5G、AR、移动出版、xml/html、共媒体云和自媒体库、人工智能、平台、产品、APP、在线、新媒体、区块链、知识图谱、知识服务、社区服务、精准推送、全媒体、智慧媒体、数字出版、造船、有声阅读、赋能、书刊互动、转型、智库、知识付费、编辑出版工具等。从上述关键词我们可以分析出，在数字出版方面，期刊和技术方分别都在哪些方面开展了工作，期刊在数字出版方面的融合可以从哪些方面突破。图1是从2019年度相关会议和期刊论文调研得出的与数字出版相关的关键词。从中可以看出，数字出版会议和相关报告更多地从技术层面出发，考虑技术、产品和运营。数字出版相关论文更多地从编辑出版角度进行分析，涉及期刊出版各环节。关键词方面两者有所重叠，也有所不同。例如，数字出版相关论文较少关注5G、产品，更多关注和专业以及学术研究息息相关的数据（尤其是科学数据）、知识服务、编辑业务和人才队伍；而数字出版会议和相关报告则相对较多地关注5G、IP运营等技术或者产品。双方均关注融合发展、数字出版、人工智能、新媒体等。专业技术团队和编辑出版团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但是双方的发力点还是有所不同。因此，若要促进科技期刊融合发展，编辑出版方需要更好地表述自己的需求，技术方也需要更深入地做好需求调研，更好地按照期刊的思路研发产品，如此建设的系统和平台才能更好满足期刊出版的需求。上述调研也给数字出版的研究带来启发。一方面，研究数字出版可从期刊编辑工作流程出发，研究各个环节中哪些环节可以利用数字化提高工作效率，或者整个工作流程中有哪些困难需要机器帮助解决；或从现有数字出版的实际态势出发，研究同行在做哪些工作。另一方面，可研究新技术的特点，即研究其可能给数字出版领域带来哪些变化。2．新技术关键词。那么，我们需要关注哪些新技术呢？哪些新技术能代表新一代互联网的发展呢？2019年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智能互联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会上公布了15项代表性领先的科技成果，它们的主要关键词是人工智能、机器、分布式、共享、智慧、自适应、5G等，这些关键词也说明了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重点发展方向，是近几年技术领域的重点。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尤其是和数字出版息息相关的新技术，是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虚拟现实技术等。另外，还有和数字出版领域紧密结合的碎片化技术、语义技术、新媒体技术（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短视频等）。下面我们逐一分析这些技术的特点，以便后续进一步探讨它们在数字出版方面的应用。5G是下一代信息社会建设的基础设施，它的特点是高速率、大容量、低延时、低功耗，这些特点使得更多资源可以部署到云上，单位时间可以传输更多的内容或者整合更大量的数据；使得虚拟现实、万物互联等成为可能；也使得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得以实现。从期刊出版的角度来说，5G将可能改变知识内容、平台、存储、流通、渠道、服务、消费、终端呈现等的方式，对行业带来深度的变革。大数据技术包括数据分析技术、事件处理技术、数据流通技术。我们可以从数据采集与处理、数据挖掘与分析、数据存储与管理、数据展现与应用方面去思考期刊出版相关数据的采集、处理、重新聚合、呈现形式等，思考大数据技术可能为数字出版带来哪些新的应用。我们可以从分布式存储方面考虑期刊相关数据库的架构、设计以及分布式关系模型；可以从数据流通角度考虑期刊数据传输的质量、安全等；可以从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多样的数据中发现新知识、创造新价值、提升新能力，从而考虑新一代数字出版服务业态。云计算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超级计算模式，云计算的计算速度甚至达到每秒10万亿次，可以将繁多的系统以及云资源连接在一起以提供各种服务。云计算的特点是可以有效兼容各种不同种类的硬件和软件，支持资源以及新业务的动态扩展，具有高可扩展性；支持多业务体系按需服务，按需配备计算能力和资源；使用数据多副本容错和计算节点同构可互换等措施来提高可靠性；使用户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享受虚拟现实的服务；支持海量信息处理以便提供超大规模服务等［1］。云计算技术逐渐成熟，将使得对运算能力要求高的产品得以运用，使得对运算能力要求高的服务得以实现，使得跨空间、跨时间的虚拟服务成为现实，使得跨平台、跨数据库的资源得以快速整合。人工智能产业在大数据、深度学习算法、计算能力三大要素的推动下逐渐成熟，人工智能研究让计算机模拟人的思考过程以及智能行为，如学习、问题求解、自动推理、智能检索、思考、规划等，其相关的技术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等［2］。期刊可以思考，现阶段或者未来在数字出版中，哪些环节可以用计算机或者机器人来实现，思考利用计算机和机器人可以帮助我们实现哪些人工难以完成的工作。物联网作为信息通信技术的典型代表，其技术和应用的普及以及逐渐成熟，将推动人类社会进入万物互联的新时代，可穿戴设备、智能家居、自动驾驶汽车、智能机器人等新设备将接入互联网。这使得未来学术出版物的产品、终端等呈现多样化。根据物联网的特点可以更多地思考学术出版的产品以及终端。区块链技术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分布式和安全。期刊可以从这三个特点考虑在这方面有要求的产品和环节。虚拟现实技术包括VR（虚拟现实技术）、AR（增强现实技术）和MR（混合现实技术）。VR是利用电脑模拟产生虚拟世界，让使用者如同身临其境一般，是纯虚拟数字画面。AR是通过电脑技术将虚拟的信息应用到真实世界，真实的环境和虚拟的物体实时地叠加到同一个画面或空间，是虚拟数字画面和裸眼现实。MR包括增强现实和虚拟现实，指的是结合数字化的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而产生的新可视化环境，MR是数字化现实加虚拟数字画面。虚拟现实的特点将使得学术传播更加真实、直观、多方位、多角度。和期刊紧密结合的语义技术、碎片化技术、新媒体技术、视频技术等，这些期刊界比较熟悉，这里不再赘述。
二、我国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状况
根据《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蓝皮书（2017）》统计，我国科技期刊中，5020种期刊共有1375个主管单位、4381个出版单位。平均每个出版单位出版1.15本期刊，仅出版1种期刊的出版单位就有4205家［3］。我们可以看出，我国期刊众多，但是小而散，这些小而散的科技期刊很难有比较强的经济实力单独开展数字出版的转型。尤其是和国际大出版商相比，我国科技期刊的数字出版还落后很多。进行国际合作的英文学术期刊，充分利用国际数字出版平台，在一些流程中实现数字化，是众多国内英文科技期刊的选择。即使如此，我国科技期刊一直坚持不懈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逐步摸索出自己的数字化发展之路。在科技期刊数字出版过程中，期刊出版人体验了如图2（1）到（5）所示的媒体传播发展过程。尤其是近几年，科技期刊媒体融合技术和产品日新月异，科技期刊、期刊集群、超大规模刊群均在数字出版和媒体融合方面做了大量探索，并取得一定的成绩。图2媒体传播的发展1．期刊的数字出版我国科技期刊在数字出版方面侧重于期刊出版全流程的数字化以及为学科服务。目前，我国科技期刊出版流程中很多环节已经实现了数字化、融媒体发展。科技期刊数字出版的重点是采编审校、出版、学术传播和知识服务等环节。在出版方面，我国很多科技期刊除出版整期外，还做优先出版、预出版，也有期刊支持已经提交预印本库的文章，还有期刊平台支持连续文章出版。相当数量的科技期刊实现了xml制作、html展示、全媒体出版，并实现一次制作多元，还支持读者针对文章内容、图、表等进行交流和评论，甚至记笔记、翻译和分享。我国有100多家期刊加入双语出版，使得中文期刊的文章被翻译后得以在海外传播。也有期刊打造多媒体栏目，有的视频，通过多媒体的方式为读者直观地呈现原始的研究成果和重大发现。在学术传播方面，期刊也是百花齐放。有的通过论文改编或者写文章评论的方式在其他平台进行学术推广；有的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社交平台、学术传播平台、学术媒体进行学术传播，例如《中国科学数据》的平台可以直接对接ResearchGate传播期刊论文；有的开通微信、微博、博客等进行学术社交；有的做精准推送；有的增加在线的微视频、音频等内容；有的充分利用新媒体领域的短视频平台，如今日头条、九州云播等开展专业领域的学术推广活动。在知识服务方面充分发挥学科特色，如将研究区域嵌入地图，进行线上线下推送相关专业信息、科普信息等；或者充分利用淘宝、抖音、快手等平台展示专业内容或科普内容。2．期刊集群的数字出版期刊集群侧重为所属期刊提供各种单刊不易实现的服务，降低刊均成本。例如，学科刊群比单个期刊容易整合更多学科资源，为本学科提供更丰富的服务，并且还能为所属期刊提供多种出版服务，进行整体学术推广，相比单刊有更大的学术影响力。近些年有众多声音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很难与国际大出版商同台竞争的原因是我国期刊小散弱，因此呼吁我国期刊规模化发展和集群化发展。这些年也确实形成了一系列的期刊集群，并逐年扩大，如中华医学会医学期刊集群、科学出版社期刊群、高等教育出版社期刊集群、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群、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群、中国光学期刊群、中国地理资源期刊集群等。这些期刊群均建设了自己的网站，并获得了一定的资金支持。在资源整合方面，如中国材料期刊网实现了期刊资源的集成，除此之外还整合了图书、专利、专家、会议等学科资源，并增加了虚拟专辑、会议系统等。中国煤炭网有期刊库、专题库、专家库、视频库以及煤炭视听板块（专家报告、特别访谈、煤炭科普、会议活动等），整合了行业资源。在平台建设方面，清华大学出版社期刊集群平台实现了预出版、OA出版等，还制定TUP-JATS的xml标准。浙江大学出版社期刊中心实现了全流程的数字化期刊集群平台建设，平台集投审稿、内容、运营推广、读者服务于一体，打通底层数据，实现多终端访问。中华医学会建设CAMJATS标准，采用统一的标准处理期刊相关数据，曾中标国家数字复合出版工程的试点单位和示范单位，并升级采编平台以及出版平台，进一步进行资源整合，实现采、编、审、排、加工、多形态、富媒体出版、移动出版、质量管理、新媒体学术推广、期刊销售、会议服务等一体化、现代化的出版和服务体系。高等教育出版社实现采编、运营管理、数字化生产、数字化平台建设、市场营销与海外合作的体系化发展。在学术推广方面，国内的期刊集群化平台常对接一些学术评价和学术推广平台，例如Almetric、TrendMD、Kudos、PubMed、CSCD、百度学术等。在知识服务方面，国内的学科期刊集群通常整合该学科的各种学术资源，为该学科研究人员提供知识服务，或者为期刊、编辑等提供行业服务。例如中国激光杂志社提供协同会议系统、DOI注册、编辑加工等行业服务，该集群通过举办会议聚拢专家资源和学术资源，同时也为光学领域提供服务［4］。3．超大期刊集群的数字出版国内的超大期刊集群，有知网、万方、维普、龙源、超星等，特点是能更好地利用大数据资源和技术为期刊出版的上游、期刊出版环节以及期刊出版的下游提供服务。下面以知网为例叙述超大期刊群的数字出版。知网整合了我国95%以上的中文学术资源，拥有我国最大最全的中文学术资源库，也拥有我国最广最全的读者群。知网在期刊上游环节，为作者以及研究人员提供的服务有：如何查资料、如何申请课题、怎么做实验、怎么做科研等信息；读者可通过中国知网、CNKISCHOLAR、全球学术快报、CNKI知识元搜索（碎片化地搜索图、表、概念、数字……）等检索学术论文、基金、碎片化资源、全媒体资源等；可以通过庞大的学者成果库、学者圈子等获取专家信息，进行学术社交；可以通过研究型学习平台获取或者管理自己关注的学术资源；可以通过大数据研究平台利用统计数据获取学术热点等信息。在期刊全流程出版环节，编辑可以利用选题策划、学术热点、期刊按需出版中的用户分析等模块进行选题策划，利用采编排发一体化出版系统（包括学术不端检测、文章创新性检测、
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恩格斯化宫敬才 (4)
马克思《博士论文》与恩格斯《谢林和启示》之比较鲁克俭 (11)
地方政府与治理
关于大城市空间扩展的几个问题陈玉光 (18)
城市社区运转中的政治生态分析——以深圳、珠海为例范时杰 于风政 (23)
农村房屋拆迁中非正式制度的应用及价值——以北京市X镇T村为例高建强 (28)
政治·行政
英国全面绩效评价体系：实践及启示包国宪 周云飞 (32)
诱发腐败的相对剥夺心理：分析与比较李文 (37)
从自逼机制到他逼机制——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突破的一条途径李习彬 (43)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台湾少数民族政治运动初探罗春寒 (48)
与当代
辩证思维及其当代意义冯国瑞 (53)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四大哲学创新——兼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不成熟论”林锋 (59)
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哲学思考童萍 (65)
经济·管理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国家安全全林远 赵周贤 (70)
技术价值、历史遗产与分配正义于晓媛 (76)
首都研究
北京建设世界城市文化的教育命题孙善学 (80)
法律·社会
法律殉道者之法律接受与抗拒的现代性反思——以苏格拉底与安提戈涅为例孙曙生 (84)
台湾房屋拆迁的立法、补偿与冲突解决机制刘文忠 朱松岭 (90)
社会救助制度变革方向段美枝 (94)
哲学·人文
弗洛姆人道主义的基础：寻求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结合杜丽燕 (98)
周予同与经今古文学刘永祥 (104)
文本阐释的多元与同一孙际惠 (109)
省域文化品牌建设的思路与对策——以山东为例刘文俭 (1)
特大城市政府公共服务制度供给能力提升的路径探析陈奇星 胡德平 (6)
地权纠纷与乡村治理的“困境”——来自湖北S镇的调查郭亮 (10)
政治·行政
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道德风险的成因及规避机制研究——基于利益博弈的视角丁煌 李晓飞 (16)
后冷战时期世界社会党发展与变革考量秦德占 钟文 (24)
论行政伦理的价值与建构——基于公共危机治理中自由裁量权合理运用的分析向波 (29)
危机过程、制度结构与危机预防——一个发生和预防机制的分析框架汪锦军 (34)
公共行政120年：从“双螺旋演化”到“治理的绩效管理理论”尚虎平 王菁 (40)
与当代
试论社会建设的生态方向张云飞 (46)
科学发展观人学思想探要寇东亮 (50)
新自由主义与国际金融危机——西方国家思想界的反思与评析谭扬芳 (54)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投入机制研究秦维红 (59)
经济·管理
论干部工作的“三边模型”王喆 (63)
领导者自我精神资本管理问题探析韩勇 (67)
低碳经济——新的财富之源刘治兰 (71)
首都研究
中关村科技园区石景山园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调查与思考 (74)
法律·社会
压力型税收征收管理体制与我国税法的价值理念冲突李晓安 (78)
我国劳务派遣法律制度的反思与完善徐丽雯 (83)
论民办高校党建工作的定位张治银 程美东 (88)
制度价值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伍先斌 (92)
哲学·人文
关于“五四”运动的若干认识问题张翼星 (95)
科学与人文的互动——论怀特海的科学文化观孟建伟 彭彦 (99)
论塞尔日·莫斯科维奇对生态主义思想的贡献王莉莉 (104)
俄罗斯发展道路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拉古诺夫·弗拉季米尔·博里索维奇 杨青（编译） (109)
行政学院科学发展研究——论贯彻落实《行政学院工作条例》的若干问题 (1)
地方政府与治理
大部制改革后的完善路径探析——兼以重庆市大部制改革为研究个案傅广宛 (7)
非常态治理：关于建立“准大部门制”应急管理体制的思考——来自烟台市的调研报告胡象明 魏庆友 (12)
政治·行政
基于政治协调的区域公共治理的问题缘起及其应对臧乃康 (16)
当代中国行政区经济表现的再探讨刘小康 (22)
自决与民主的异同比较及关系梳理王英津 (28)
关于我国目前政府绩效评估的现状、问题和政策建议周美雷 董武 (34)
高风险社会中的自然灾害管理——以“2008年南方雪灾”为案例张海波 (38)
与当代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超越安启念 (43)
论的社会正义原则罗克全 (49)
马克思恩格斯民族性思想探析郭现军 (53)
经济·管理
多元化经营的利弊分析及选择要素彭新武 (58)
企业行为伦理标准的消解与建构曹凤月 (64)
北京金融服务业辐射力实证研究张辉 朱光楠 冯中越 (68)
首都研究
北京市基层群众自治的现状及问题王维国 周小华 (73)
法律·社会
正当程序中的自然法因素史彤彪 (78)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实施的问题及对策建议——以上海为例李瑜青 张善根 (83)
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理论基础与本土实践谭志君 (88)
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研究张江莉 (92)
安居基金：住房保障模式创新杨之光 杨家义 (96)
哲学·人文
论中国哲学中的“和”是对“多样性”的一种追求——与陶德麟先生讨论“和”与“矛盾解决方式”张耀南 (100)
文化软权力化与中国对外传播战略李智 (105)
论珠三角文化一体化的必然趋势刘建中 (108)
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与改革李俊清 (1)
以程序规范权力推动湖南省地方政府行政改革翟校义 (5)
选举民主、政治合法性与地方治理——乡镇基层民主发展的若干命题初论马得勇 (10)
政治·行政
深化十大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构想何增科 (16)
基于危机管理模式的政府应急管理体制研究滕五晓 夏剑霺 (22)
哈萨克斯坦民族政策的变迁与思考张友国 伺俊武 (27)
政策制定中的电子参与：质量、满意度和效率李亚 韩培培 (33)
与当代
哲学是正确解释世界与能动改造世界功能的统一——评《“知识经济”批判》杨生平 (38)
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异化问题争论的反思徐春 (44)
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及其启示王小岩 (48)
何种文化？谁之霸权？——从苏联与中国的政治实践看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张羽佳 (51)
首都研究
北京市局级领导干部胜任力状况及培训对策研究 (56)
经济·管理
多元化用工制度下的企业文化建设——宁波远东码头经营有限公司个案分析郑湘娟 任春晓 郑春牧 (61)
国外负所得税理论研究的十大启示李庆梅 聂佃忠 (67)
收入分配的税收调控模式转变：从经济效率型到公平正义型欧斌 (71)
基于战略地图的战略性绩效管理研究——以GW公司为例阮平南 邵亚平 (74)
法律·社会
“非直接利益冲突”的规律及制度性应对思考——对重庆万州事件、四川大竹事件、贵州瓮安事件的反思吴传毅 唐云涛 (77)
五四青年教育探析——倡导者的青年教育特点李毅红 (82)
论制作、贩卖、传播物品罪的立法完善吕华红 (87)
哲学·人文
存在决定意识基础上对学术和政治统一性的关注——高校师生思想变化特点探求李凯林 (90)
科举制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吴惠巧 (94)
数十载融会贯通 曾几番启路辟航——周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胡喜云 (98)
吉田松阴“巡狩”的视野与日本近代化政治资源的整合鲁霞 (104)
海外学术
确保俄罗斯经济竞争力的战略思考特鲁尼·维克托尔·伊万诺维奇（俄） 孙玉秀（译） (109)
关于行政学院加快四大体系建设问题周文彰 (1)
地方政府与治理
以地方政府改革创新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地方政府改革典型调研分析石亚军 (6)
社会复合主体与城市治道变革——以杭州市为例毛寿龙 李文钊 (11)
政治·行政
批判性研究：行政学领域亟待拓展的研究路径颜佳华 朱逢春 (15)
从古希腊到近代德国的整体国家观解析舒绍福 (20)
话语权可以概括为话语的影响力和感召力，即控制舆论的权力和走向。话语的内部构成要素发生作用，塑造出特定的话语形态。因此，话语权的掌握者决定着学术舆论的走向及学术研究的指向。拥有学术期刊的话语权，是我国学术界能否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能否贡献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杰出学术理论观点的关键问题。研究人员一方面通过学术期刊了解相关研究的历史、现状和待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通过学术期刊自己的研究成果以供国内外同行参考、讨论，同时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学术期刊国际话语系统的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其具有一定的规则性，而规则存在于话语实践中。因此我们首先必须厘清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出版制度、学术规制和评价体系等一系列问题和发展现状。
二、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话语权缺位的原因
人文社会科学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工具，对人类认知的改观和行为的指引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决定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由于缺乏历史沉淀及现有制度、管理方式弊端等原因导致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话语权的缺位，学术研究独创性缺乏、期刊评价体系不合理、期刊管理模式不科学是话语权缺位的主要原因。
1.学术研究缺乏独创性，学术跟风现象严重
学术期刊是学科特色的集中反映和凝练，如果没有本土化的知识体系和创新的成果，只是对西方思想和以往研究成果的重复陈述，那就毫无存在的价值。回顾后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研究发展进程，我们不得不承认置身于经济全球化语境中，中国学术研究断了对传统的研究，失去了创造和自我言说的能力。从而造成了“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尚有差距，国际知名的学者不多，学术研究成果的竞争力和影响力不够，学术期刊的编辑愁于“无米下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英文学术期刊的产生和发展，对促进中国与其他文化系统之间的对话和交流起到了牵线搭桥的作用，除了期刊编审制度、排版样式、语种选择等呈现方式要与国际标准接轨，最重要的就是学术研究内容能否跻身国际研究的前列。中国学术需要坚守自身学术话语和学术精神，“主动向世界传输中国特色的学术思想、理论概念、语法逻辑和话语体系，在世界学术体系中反映中国视角、中国经验和中国思想”。
2.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质量评价体系尚待完善
国内高校及研究院所等系统的学位申请、职称晋升及科研奖励等激励机制大都根据的期刊来衡量和评定，因此学术期刊从某种程度来说承担着学术成果评价的功能。1992～1995年，国家了《科学技术期刊质量要求》及《科学技术期刊质量评估标准》和《社会科学期刊质量管理标准》（试行）及《社会科学期刊质量标准及评估办法》。这些文件是目前可以看到的国家新闻出版管理部门从管理的角度的对自然科学期刊的5大类、社会科学期刊7大类进行期刊质量监管的主要依据，也是各种期刊评奖活动的主要依据。现有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学术评价体系主要有4种，分别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纵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中国学术期刊综合引证报告》和《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上各种评价体系都自成系统，又各具特色，有些又互相交叉和重叠。总体来说，学术评价指标主要包括：“期刊总被引”“期刊影响因子”“期刊即年指数”“期刊影响广度”“期刊半衰期”及“期刊载文分析指数”等。根据学术评价体系的不同，其选用的指标也有所差异。可见，最常被采用的是引文评价方式。但是完全看引文评价不是最科学的学术期刊评价标准，尤其是人文社科类文章。科技论文的引文来源基本上与发表来源相重合，引文评价方法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人文社科类学术期刊引文多来自于专著或典籍，学术期刊只能提供部分学术起源，因此难以对学术论文提供较全面和准确的评价。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质量的高低越来越重视，把关和提高学术期刊质量的问题迫在眉睫。
3.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运行模式欠科学
学术期刊话语权的提升，不仅对期刊的发行量和发行范围，即对数字和空间有要求，而且还是一个由内部组织结构、流程操作、管理运行、外部环境等环节构成的系统工程。首先，从学术期刊所刊登内容的质量来说，编辑起着关键性作用，他们承担着期刊的审稿任务。如果编辑缺乏国际化视野和了解最新研究成果的敏锐性，就难以从源头上保证学术期刊学术内容选择的前沿性和高端性。其次，在经济和科技全球化的滚滚科技浪潮中，我国学术期刊的出版迈出国门的脚步较之于商贸业、服务、教育等行业相对较慢。人文社科期刊与国际期刊出版机构的深度合作相对缺乏，合作模式主要体现在海外营销和版权合作方面。由于人文社科学科的特殊属性，具有本国特色的研究往往是凸显研究独特价值和创新性的突破点，思想、观点和理论只有在母语的陈述和表现中才能更具说服力和辩论力。“任何话语范式都必须借助于某一语言而得以表达、展现出来。语言在话语范式与思想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每一种思想都需要某种特定话语范式，语言使两者的对应成为可能的同时也带来了某些限制。”我国人文社科类的英文期刊数量较少，能与国外机构合作的期刊更是寥寥无几。最后，由于我国学术期刊分散不集中，普遍缺乏市场和品牌意识，对外宣传力度不够，全球范围内市场资源不能得到有效利用和开发，等等，都无不与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影响力息息相关。
三、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国际话语权如何提升
国家学术话语权的提升是一个系统综合工程，与国家的实力强弱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强大，国际学术话语权提升的契机逐渐增多。我们需要正视现阶段我国国际学术话语权与综合国际地位不相称的局面，认识其中的历史规律和前期基础，也要把握时机，乘势而上，将人文社科学术期刊推向世界。
1.加强学术理论及学术实践创新，寻求差异化发展，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
中西人文理论体系形态的重要区别是，西方理论体系大多以一定哲学思想为基础和起点，因而脉络清晰，一目了然。而中国的学者往往有“述而不作”的传统，沿用既有的概念和范畴，去阐述不间断产生的精辟见解。由此可见，随感而发的知识、观点、文论常不成系统。一方面，学习和掌握西方先进的理论系统，另一方面，返身到中国的人文社科理论体系中去寻找两者的沟通之处，从而构筑一个吸纳西方精华、中西交流融合的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是学者正确对待中西文化、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的必经之路。构建中国特色学术话语体系，提升我国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的国际话语权的突破口就是创新。创新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是寻求与西方学术差异化发展、追求学术研究独树一帜的必然选择。从深层次来讲，一个国家理论生产和主流价值观的构建都离不开人文社科界的发力，同时人文社科界也能为政府在解决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实践性和应用性问题过程中提供决策咨询和对策方案，为大众在学习普及性知识和专业性理论过程中提供重要的知识来源。“概言之，一国的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话语权，是其国际话语权的基础，也是构建国家国际话语体系的支柱”。如何瓦解西方话语霸权体制并供以中国特色的国家话语，人文社科界是主力军，作为人文社科界发声的“喉舌”，人文社科学术期刊责无旁贷。
2.完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提高学术期刊整体质量
完善学术评价体系是我国学术期刊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前提条件。试想，学术期刊如果在国内学术界都得不到认同，如何有底气和自信走出国门？一直以来，部分国内学术界同行对本国的学术研究不能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认同，一方面原因在于国内一些不良的学术习惯和学术氛围，如学术抄袭、权学交易、学术伪造等一系列不正当的行为导致的学术消极心态；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对西方学术研究的膜拜和跟风导致的学术不自信。我们应该建立客观、公平、包容的学术发表和评价体系。在尊重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本着学术自由的原则，公正评判学术成果，为中西学术对话和交流搭建桥梁，寻求学术资源共享的契机和平台。在具体的评价中，在量化的基础上，不仅将引文评价作为衡量学术研究的标准，还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重点把评价放在学术内容本身，看其是否经得起推敲，是否具有开拓性价值和理论、实践价值。推动建立立足于中国特色、面向世界的有效开放、包容、客观公正的学术发表和评价体制。
3.融合传统和新兴媒介，加快学术期刊国际网络化出版
“互联网+”时代，日新月异的新兴科技不断推进各行各业服务方式及形式创新。随着社会节奏的加快和读者群体的改变，学术期刊出版不能局限于依靠传统媒介，还需要大力发展数字出版。当前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主要有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出版，基于移动技术的手机传播、基于无线网络的电子书等，大大节省了纸质期刊出版印刷流通环节。新兴的出版业态不仅是节约环保、发展绿色经济的战略选择，更是国内外传播学术研究内容的必不可少的渠道。此外，与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精准明确不同，人文社科学术研究有时不可避免地存在交叉性和重复性，在推进学术期刊网络化出版的同时，要特别注意本国知识产权保护，保证我国学术研究的权威性和独家性。这样刊登在学术期刊上的内容才能有足够的震慑力和吸引力，吸引西方读者的眼球。
4.加强学术期刊品牌建设，扩大国内外读者群
学术期刊的营销策略和品牌包装是推动学术期刊国际化营销的重要手段。学术期刊国际话语权的产生得益于一定的品牌效应，但是品牌的创立往往是一个艰辛而又漫长的过程。品牌建设不仅需要政府的资助，同时引入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参与学术期刊运作也不可或缺。“品牌的成长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是持续更新换代。第二是品质稳定。第三是有明确的附加值。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读者的需求层次和内涵会不断提升和变化，学术期刊也需要不断推出新模式、新内容和新服务来满足读者的新需求。”[5]一旦读者形成对某一品牌的忠诚度，就会对这一品牌产生较高的信任度。这对维持既有读者群和不断吸引新读者有着巨大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学术期刊需要不断地改进和发展，向读者提供更高质量的学术论文，满足读者的需求。
论文摘要：本文运用系统资源理论对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配置资源的特性、过程、建构方式进行了全新解读。从全文分析可以看出在传播过程中，系统资源的配置在传播系统内可以说是最头疼也是最简单的事情，关键取决于在一定的范围内，系统对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在其不同用途之间分配的方式是什么。而实际上，系统的物质资源配置方式又是在整合配置与突破中纠结的。
系统本应按照资源配置的规律进行运作，但由于三峡工程的特殊性，该系统的传播资源主要被系统主力垄断，在政治和经济的合力作用下，将注意力资源、渠道资源、内容资源进行了重新分配，将大部分资源控制在系统主力手中。但另一方面，新兴的系统力量为了生存也在不断地曲线挖掘系统主力无法控制的资源，为突破垄断进行着艰难但有意义的努力。按照自组织的原则，系统资源的配置最好采用无为而治的理想配置方式，但在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产生、发展到稳态运行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没有这样的配置方式，在实践中这只是一个乌托邦的神话，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而实际上，该系统的物质资源配置方式是在整合与整合突破中纠结的。而中国式垄断与西方式垄断不同，中国式垄断多为政策性垄断，一纸“红头文件”就可以垄断一个系统，一个行业。而西方的所有竞争对手在市场决斗中搏杀，最后留下的那几个赢家才是垄断者。垄断一词源于孟子“必求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网市利”，可见逐利是垄断的目的，无论这个利益是代表一个政党或大多数人还是少数人。
中国传媒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走向市场化，但与欧美比较还有很大差异。李良荣教授把中国大众传媒模式称为“完全国有的有限商业运作模式”。①以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为例，其整合特征也非常明显。第一，系统的协调部门几乎是与政府机关并行的部门，其下大部分的媒体是没有或少有民间投资（或外资）的，从生存的基础来说是依附于政府的。第二，媒体大多数不是独立的，媒体采集和发送的信息，都必须经过政策审查，特别是重大新闻报道，一律采用某一渠道的“通稿”。第三，媒体表面上是商业化运作，但“后台老板”是政府宣传部门。
在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的发展中因不同利益的角逐，系统内出现了垄断力量与非垄断力量的较量，在局部也出现了整合的突破，甚至突破后又形成了新的整合，循环往复，整合与突破总是相伴而行。
注意力资源的明争暗夺
注意力实质上是对受众的影响力，受众由于持续注意于施控者给予的某些问题上，而常常被无意地重构其头脑和行为。注意力被框定的人更容易改变客观的判断，而且更容易依照注意力焦点传达的价值讯息而影响其行为。这样相对集中的注意力资源在系统资源中是非常有价值的，是系统争夺的主要对象。
如何聚焦受众的注意力，这是系统竞争的制胜法宝。“谁控制了渠道，谁就控制了天下”，渠道资源在注意力稀缺的系统环境下尤为重要。施拉姆提出：“人们对于信息的选择率等于信息的报偿率与获得信息的难度之商”，控制渠道等于缩小这个经典传播公式的分母，从而聚焦人们对于信息的注意力。
主力获得的优先渠道
对于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而言，系统主力在协调部门的强大政治护航下，几乎不用担心传播渠道的问题。三峡工程作为国家工程，代表国家形象，系统的协调部门又与国家政府的机构高度重合，使得该系统可以利用国家的权力，按照国家意志干预系统的输出。
作为国家电视台的中央电视台就是该系统的最庞大的主力媒体，这个媒体掌控着国内最重要的传播平台和最主要的对外传播渠道。面对国家重大题材——三峡工程建设的影像记录时，毅然肩负起了这个重大的责任，并确实履行了它的义务。可以说关于三峡工程，央视是事必躬亲、任劳任怨，甚至拿出最宝贵的黄金时段播出三峡工程的大型纪录片，一播就是十几集，几乎不考虑收视率的问题。
例如，中央电视台在大江截流前夕更是不惜血本地在一套节目黄金时间连续播出了《三峡纵横》、《大三峡》等长篇纪录片，在进入12天倒计时时又连续播出了12集《三峡备忘录》。在合龙前10天还拿出广告时段播出了长度为30秒至3分钟不等的“特别报道”的广告片。在日常的传播中，央视也是不遗余力地为三峡工程纪实影像的传播大开绿灯。2002年央视西部频道曾在8：30～9：00的黄金时间播出了《三峡九问》共26集。2003年央视又播出15集大型纪录片《守望三峡》，每集30分钟。
在对外传播上，渠道垄断更为明显。中央电视台4频道在124个国家落地，央视9套②(英语频道)更全部以英语播报③。在三峡工程开工建设的十几年间，央视可谓全程记录三峡工程的点点滴滴，通过各种渠道进行传播。
另外，作为同一作品也可以利用不同渠道进行传播。例如《三峡梦》一片就是利用多种渠道进行传播的。首先新影厂利用与世界60多个国家建立的影片交流和展播平台，对外输出。同时利用其隶属于中央电视台的优势，由央视开辟通道安排播出。另外，还利用地方台选播促进进一步传播，并推荐给全国各地方电影院，利用院线进行展播。
其他各力量的由远及近
国际上，纪实影像的发行和传播主要有三种渠道，分别是影剧院播映、非院性发行出租以及电视台播出。而在我国，纪实影像的传播媒介主要是电视媒体。然而由于系统主力几乎掌控了纪实影像电视、电影传播的所有重要渠道，而其他非主力系统生产的产品，要想受到观众的注意，就只能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先出去再回来”，或者是“从下而上”由“边缘向中心靠拢”的传播路线。例如许多有关三峡工程的纪录片也是通过参加各种国际电视节目交易会，或参加中外交流研讨活动，或参加各种国际电视节目评奖活动，甚至利用海外既有网络和平台先“借船出海”再“凯旋”。
除了获奖后回流以外，一般媒体生产的产品还有另一个渠道广泛传播，那就是网络。数字时代以前，由于电影电视等影像传播渠道和技术只掌握在国家手中，广大受众所能做的只是打开开关，等待收看，或消极地用遥控板选看内容，大众直接参与影像传播的程度较低，在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那就是垄断的传播渠道。而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打破了纪实影像传播的垄断局面，使传受失衡的传播状况得到一定的改变。受众除了通过电视频道和电影院线能看到该系统生产的作品外，还能通过网络视频下载或在线收看相关影像。
如百度视频可获得的关于三峡工程（其中包括关键词为三峡大坝、三峡移民、三峡库区）的视频链接就多达6000多个。又如Google中文网站视频上的相关链接也有4000多个。
另外，在国外的英文视频网站上，我们仍然可以大量获取关于三峡工程的视频信息④，例如笔者同样统计了Google英文网站，视频也可搜索到上千个。同样国外最大的专业视频网站youtube.com上直接上载的视频就多达500多个，甚至比国内的专业视频网站还要多，而且点击率也比国内的高。
信息时代受众更为主动地参与传播过程，其内在需求得到了释放，在这个相对自由互动的渠道内，一向受到严控的三峡工程纪实影像的生产和传播同时获得了渠道解放带来的机遇。特别是大量民间业余影像从其产生起就开始了方式各异的传播过程，但由于传播价值大小的差异，多数民间影像只进行简单的人际传播和群体传播，少数进入大众传播媒体。或者上传至网络，通过公共网站进行，或者获得电视网的征用。那些本不可能被大多数人看到的自拍画面、DV视像作品或不符合播出规格的独立影像作品成为网民热议的对象，成为小众群体收看小众影像的渠道。例如，2002年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就以大学生的视角拍摄了一部反映实现三峡地区环境与变迁的纪录片。⑤
那些散落在系统各处的产品通常用两种形式播出，一是以成片的形式独立播出，这并不是一种最普遍的形式，因为这对影像技术方面的要求很高，还必须符合媒体规定的规格和时长。另一种是以素材的形式进入节目，以三峡风光、突发事件等为内容的记录性影像素材或简易短片形式进入。专业的电视从业人员再将这些素材和短片进一步加工、制作，用于专业制作的节目中。
信息是无限的，而注意力是有限的，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渠道优先的控制能力仍然是锁定有限的注意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即使是在网络突破渠道垄断的欢呼下，作为研究者还是要看到在网络渠道的背后仍然有着控制注意力资源的垄断行为。“监控”更加“严格”，对网络媒体而言，中国现在“拥有一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网络警察队伍，其网络屏蔽技术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⑥更何况传统传播渠道正在向新兴的传播渠道挺进，传统渠道的资源内容优势，在短时间内新兴渠道（例如手机视频）也是无法超越的。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各个媒体都在不断地聚合分裂，重新组织力量，因此对渠道资源的争夺将是长期的，是不断形成垄断，垄断又不断地被打破。
内容资源的垄断与整合
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最大的内容资源便是真实的，可被镜头摄录的影像，纪实影像与其他艺术形式的差别在于必须要靠对现实事物的影像捕捉来完成基本表达元素的获取，它不能靠虚构的演出或模型的演说来将就使用，一旦内容资源成为有限的稀缺资源，各个媒体就必然要想方设法地去占有更多的资源，或者想办法挖掘新的可用资源作为内容的突破。
对内容的导向控制
有人说，“三峡”无小事。该题材作为重大题材是产生纪实影像精品的沃土，是各个媒体或栏目争先恐后抢夺的重要内容资源，是媒体和纪实影像工作者梦寐以求的可以名利双收的内容资源。对于系统的内容资源配置，协调部门把握着最基本的资源配置权力，通过独占和审查两种形式把关内容，对内容的导向甚至具体画面都有严格控制。
三峡工程纪实影像最核心的内容资源就是三峡坝区的影像。三峡总公司作为业主单位理直气壮地独家占有三峡坝区的拍摄主权，在三峡工程建设的十几年间，几乎所有的工程影像的记录都是由该公司自有的影视部拍摄并作为档案留存或使用的⑦。该公司直接负责管理的新闻中心就规定了“影、视、图片档案资料是总公司有关档案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收集齐全，规范整理，由新闻中心档案室实行集中统一管理，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据为己有”。⑧
如果其他媒体主动要求前来采访拍摄，其拍摄的内容是有严格限制的。三峡工程最核心的部分都在三峡坝区，而坝区由于国家安全的需要实行全封闭管理，由武警部队把守，拍摄者要想进入坝区拍摄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国内外记者如要采访拍摄必须经过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的审查资质，报党委通过。如遇外国记者来访还需要当地外事办通过，并且拍摄三峡坝区只能在几个规定地点拍摄，拍摄者的所有器材必须经过专门部门审查，拍摄过程中还有专人陪同，如遇不能拍摄或敏感的地点，陪同人员还要委婉地拒绝。记者在拍摄后还需要将母带交与业主审查，理由是三峡工程的所有资料都属于国家保密范围。⑨
除此之外，对于媒体的内容资源配置也是有区别的。例如在大江截流的直播现场，不同媒体有不同的内容获取资格，系统协调部门是通过发放有效的分类证件规定记者能涉足的范围来分配资源的。同样在三峡工程导流明渠截流的直播采访拍摄过程中，不同媒体获取的内容也因资源配发的范围不同而相去甚远。在截流前海内外40多家媒体、400多名记者就提前进入了拍摄状态。中央电视台派出了强大的报道团，对导流明渠截流进行全方位报道。凡是进入大堤采访的记者必须出示特别通行证，戴安全帽，穿救生衣，以确保工地秩序井然。然而有资格进入核心区采访的记者名额却只有50个。最后协调部门还是基本按照惯例分为ABC三种，A证是中央警卫部门发的，B证和C证是新闻中心管理的，发B证的是三峡总公司邀请的，其他未邀请但主动来访的就发了一个C证。A证是可以上主席台核心区的，B证除了核心区都可以去。不同的地点决定了不同的拍摄内容，决定了内容资源获取的多少。
如果说三峡坝区是因为严格的涉密管理使得拍摄内容成为独占的资源，那么照理说涉及湖北和重庆的广大的三峡库区的内容资源应该没有独占的可能性。虽然反映三峡库区的移民、迁建等内容无法实现坝区的封闭性垄断，但是库区所在地的湖北省（特别是宜昌市）和重庆市的电视台，照样可以占据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对该项内容资源实现自然垄断，获得独家使用或“优惠”使用的权利。因此从最终的成品来看，在移民和库区建设上以重庆电视台获取的内容资源更为优质，重庆电视台及其辖区内的电视台常常因拍摄三峡移民和三峡库区建设的作品而获奖。在有关三峡工程的建设内容上，湖北和宜昌电视台获取的内容资源更为直接（主要因为三峡工程建设的主要纪实新闻报道是通过“宜昌——湖北——中央”的选播机制出去的）。湖北电视台和湖北电影制片厂还赢得了许多与三峡总公司直接合作拍片的机会，独家的资源优势使得他们获得了拍出精品的机会。
尝鲜新内容与深度开发旧题材
当然，事物永远是变化着的，只有不断地去尝试才能找到突破口，找到在既有垄断局面下获得开发新资源的机会。例如，央视西部频道在央视的各个频道中是个“年轻人”，实力不算强，但在建立不久就开始涉足三峡工程题材生产并产出了一部有突破性的精品《三峡九问》。该片将社会最关心的问题梳理成九问并逐一回答。其中包括了几个特别敏感的问题，比如战争安全、大坝裂缝、溃坝、水库诱发地震、危险物品的清理等，有些内容还一直被视为军事禁区。他们拍摄了以前别人没有拍到的东西，题材揭秘是这个作品的最大卖点。
在《三峡九问》中，第一次涉及了大坝的裂缝问题;第一次公开播出了20多年前三峡工程进行核效应试验的纪实影像；第一次拍摄了溃坝试验现场;第一次用影像记录了溃坝洪水的行洪演进路线;第一次详细直观地介绍了清库过程中危险品的处理问题和生物病毒问题。该片努力获得的宝贵的第一手影像材料，是三峡工程建设历史上珍贵的影像资料，填补了过去影像记录无人敢轻易触碰的灰色地带。⑩
另外，作为其他媒体常常也是在内容题材的选取上，或者对同一内容的不同解读上有了新意而获得认同的。他们在核心内容资源获取不易的情况下，多渠道终难选取一般大型纪录片无法关注到的局部现象和专题类问题，甚至小到个体问题予以反映，用多角度解读弥补核心内容的缺失。例如，央视二套《经济半小时》就从经济内容的角度制作了《三峡：200亿涵盖不了的工程》；央视《见证》栏目还推出了《纤夫老李》、《宋公麟的旅馆》以及《李世文进城》等描述三峡移民最细小的个体在大变动来临时，如何积极地做出选择，面对未来。又如山东电视台从人物采访的角度制作了《数风流人物——亲历三峡工程》，记录了多位三峡建设者的故事。央视《致富经》节目播放了移民王雄搬家致富的故事。
除了对角度的选取不一，系统内还出现了从深度开始挖掘的作品。在系统发展的前期，很难有挖掘基础深度的片子，这些东西是被遮蔽掉的，是画面上缺失的东西，“我们很难发现大量的、关于田野和社会底层所呈现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和状况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随着纪实影像的发展，许多人因此萌生了触摸真实社会的强烈冲动，但多数作品都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借斑窥豹的泛化观察，重心是“关注”、“展示”和“呈现”，而不是具有专业深度的研究，更非“看”之后的行动。但有幸的是，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内确实出现了深度挖掘的种种尝试。例如庄韶孔拍摄的人类学纪录片《水漫三峡》就是从学术角度开发了系统内资源的潜能，提升了内容的品质、价值和文化水准。这些新题材的开发在总体上丰富了三峡工程纪实影像传播系统的内容资源。（项目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长江三峡地区文化历史资源与现实资源的开发》，项目编号：06XZX014）
注 释：
①李良荣：《西方新闻媒体变革20年》，《新闻大学》，2000（冬）。
②这两个频道是央视主要的日常输出渠道。还有例如五洲传播中心的专职对外传播的机构也为系统输出提供了渠道。
③彼得·卢德思[德]主编，刘志敏译：《视像的霸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④其中包括关键词three gorges project、three gorges dam、three gorges Immigrants、three gorges reservoir area。
⑤⑥《北京林业大学山诺会要拍三峡纪录片》，人民网http：//people.com.cn/GB/huanbao/55/20020723/782904.html，2002年7月23日。
⑦这里所称的影视资料指反映与总公司发展和三峡工程建设、金沙江开发等直接相关的电影、电视、摄影资料及利用该类资料再度创作的专题作品、新闻报道作品、艺术作品。
⑧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影视图片资料归档集中管理办法》第十二条。
⑨笔者对三峡总公司新闻中心影视部郑斌等人的采访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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