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5 10:4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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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二元经济结构，收入差距，消费需求
我国目前所呈现出的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的总体态势，根源在于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矛盾所造成的居民消费能力的制约，即在二元经济结构下，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明显低于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在正常条件下，消费需求数量变化首要的受制因素是收入水平。我国居民总体消费水平之所以偏低，主要是由于二元经济结构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整体收入水平低下造成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与此同时，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在不断扩大（详见图1、图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图1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状况图(1978—2009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图2 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1】图(1978—2009年)
可见，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就已经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城乡收入曲线都在迅速上升，但城镇居民收入曲线上升的速度明显快于农村居民收入曲线上升的速度。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大致经历了一个缩小-扩大-缩小-扩大的演变过程，呈现出阶段性的态势。
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到1984年，城乡差距逐步缩小。这时期，随着的推行和农产品收购价格几次调整提高，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农民收入有了较快较大的增加，其增长速度高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经济论文，城乡差距在逐步缩小。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高达2.57，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57倍。1978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到1983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1.82，是1978-1984年期间最小的一年。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这时期，我国改革的重点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城市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较快。而在农村，由于联产承包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量释放完毕，再加之因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幅度大于农产品带来的农业贸易条件恶化、农业比较利益下降等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很快越过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1985-1994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趋于扩大，到1994年达到最高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86。
1995-1997年，城乡收入差距短期内缩小。缩小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城镇中下岗职工增加，他们的收入减少所致。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为2.86，到1997年缩小到2.47。1995-1997年期间，虽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差距仍然偏大，且没有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缩小的趋势。
1998年至今，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1998年的自然灾害和1999年城镇职工的普遍加薪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趋势的主要原因，且在这一时期由于教育、医疗、保障等各种福利方面的差距显露出来，进一步拉大了城乡间的收入差距。自1998年以来除了个别年份略有起伏外，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比例一路攀升，由1998年的2.51扩大到2001年的2.90，2007年更是上升到了3.33，为历年之最，2009年仍保持在3.33。
二、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的消费差异比较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收入阶层，也因此形成了城乡两种不同的消费阶层和消费市场，从而造成城乡居民在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人均消费性支出等方面均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1、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比较
与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似，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差距也经过了缩小、扩大，短暂的缩小后进一步扩大的过程。图3表明，1978年，城乡消费水平比【2】是2.9，1983、1984、1985年缩小到2.2经济论文，1995年扩大到3.8，短暂的缩小后，1999年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之比一直维持在3.6以上，2003年和2004年更是高达3.8。2009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为4021元，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为15025元，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3.7个农民的消费水平。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相当于20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水平，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比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大约落后15年左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0年）》。
图3 全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比率图(1978—2009年)
2、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比较
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还是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都呈现出逐步增加的趋势。199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585元，2008年增加到3661元，2008年比199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了3076元；199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为1279元，2008年增加到11243元，2008年比199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性支出增加了9964元。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居民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在扩大。1985年城镇消费支出是农村消费支出的2.3倍，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此后，城乡之间的消费支出差距逐渐加大，到2008年城乡之间的支出比高达3.6，即目前我国1个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相当于3.6个农民的消费支出。“三个农民抵一个市民”是当前农村低消费的真实写照。
3、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比较
城乡居民的消费结构差异较大。首先，城镇居民用于食品的支出比农村居民相对比例小，并随收入增加呈下降趋势，即恩格尔系数下降，表明城镇居民的消费已从以食品类消费为主的生存性消费加速向质量型消费过渡。其次，衣着、家庭设备用品等的支出，在城市基本趋于饱和，但因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缓慢，而未形成新的消费热点，当城镇居民消费向空调、摄像机、家用电脑等新一代高档耐用消费品转移的时候，农村居民的消费仍停留在以生存为主的消费水准上。再次，城镇居民用于交通通讯、文化、娱乐教育等的支出有增长趋势，城镇居民将来的消费热点将是住房、汽车、现代化的通讯设备及教育，但城市新消费热点产品在农村的消费量还相当少，农村居民耐用消费品的拥用量仅相当于城镇居民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水平(见表1)。
表1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对比 单位：%
指标
1990年
1995年
2000年
2007年
2009年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农村
城镇
食品
58.80
54.25
58.62
50.09
49.13
39.44
43.08
36.29
41.0
36.5
衣着
7.77
13.36
6.85
13.55
5.75
10.01
6.00
10.42
5.8
10.5
居住
17.34
6.98
13.91
8.02
15.47
11.31
17.80
9.83
20.2
10.0
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
5.29
10.14
5.23
7.44
4.52
7.49
4.63
6.02
5.1
6.4
医疗保健
3.25
2.01
3.24
3.11
5.24
6.36
6.52
6.99
7.2
7.0
交通通信
1.44
1.20
2.58
5.18
5.58
8.54
10.19
13.58
10.1
13.7
教育文化
娱乐服务
5.37
11.12
7.81
9.36
11.18
13.40
9.48
13.29
8.5
12.0
其他商品
及服务
0.74
0.94
1.76
3.25
3.14
3.44
2.30
3.58
关键词：无功功率补偿的技术经济特点
交流异步电机在工业与民用建筑系统中应用广泛。在民用范围中运行机械多为连续运行，不调速，操作不频繁的场合，如风机、水泵、冷冻机多为结构简单，易维护的异步电动机。在工矿企业中，不少电动机负荷率低，经常处于轻载或空载状态，功率因数普遍不高。负荷率低，则功率因数愈低，无功功率相对于有功功率的百分比更大，显著地浪费电能。因此对异步电动机采用无功功率补偿以提高功率因数，节约电能，减少运行费用，提高电能质量，符合我国节约能源的国策，同时亦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
1无功功率补偿的种类和特点
1.1集中补偿
在高低压配电所内设置若干组电容器，电容器接在配电母线上，补偿供电范围内的无功功率，如图1所示。1.2组合就地补偿(分散就地补偿)电容器接在高压配电装置或动力箱的母线上，对附近的电动机进行无功补偿，如图2所示。
1.3单独就地补偿
将电容器装于箱内，放置在电动机附近，对其单独补偿。图3为电容器直接接在电动机端子上或保护设备末端，一般不需要电容器用的操作保护设备，称为直接单独就地补偿。图3a为经常操作者，采用接触器；为非经常操作者，采用空气断路器；为高压电容器直接单独就地补偿，宜采用真空开关。图4为不采用控制设备，由电动机控制开关操作，但电容器必须采用内装熔丝或另装熔断器。如采用控制设备，如图5所示，为控制式单独就地补偿，多用于降压起动或有可逆运行等有特殊操作要求的电动机。
2无功功率补偿的作用
2.1改善功率因数及相应地减少电费
根据国家水电部，物价局颁布的“功率因数调整电费办法”规定三种功率因数标准值，相应减少电费：
(1)高压供电的用电单位，功率因数为0.9以上。
(2)低压供电的用电单位，功率因数为0.85以上。
(3)低压供电的农业用户，功率因数为0.8以上。
根据“办法”，补偿后的功率因数以分别不超出0.95、0.94、0.92为宜，因为超过此值，电费并没有减少，相反初次设备增加，是不经济的。
2.2降低系统的能耗
功率因数的提高，能减少线路损耗及变压器的铜耗。
设R为线路电阻，ΔP1为原线路损耗，ΔP2为功率因数提高后线路损耗，则线损减少
ΔP=ΔP1－ΔP2=3R(I12－I22)(1)
比原来损失减少的百分数为
(ΔP/ΔP1)×100％=1－(I2/I1)2·100％(2)
式中，I1=P/(3U1cosφ1)，I2=P/(3U2cosφ2)补偿后，由于功率因数提高，U2>U1，为分析方便，可认为U2≈U1，则
θ=[1－(cosφ1/cosφ2)2]·100％(3)
当功率因数从0.8提高至0.9时，通过上式计算，可求得有功损耗降低21％左右。
在输送功率P=3UIcosφ不变情况下，cosφ提高，I相对降低，设I1为补偿前变压器的电流，I2为补偿后变压器的电流，铜耗分别为ΔP1，ΔP2；铜耗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即
ΔP1/ΔP2=I22/I12
由于P1=P2，认为U2≈U1时，即I2/I1=cosφ1/cosφ2
可知，功率因数从0.8提高至0.9时，铜耗相当于原来的80％。
2.3减少了线路的压降
由于线路传送电流小了，系统的线路电压损失相应减小，有利于系统电压的稳定(轻载时要防止超前电流使电压上升过高)，有利于大电机起动。
2.4增加了供电功率，减少了用电贴费
对于原有供电设备来讲，同样的有功功率下，cosφ提高，负荷电流减小，因此向负荷传输功率所经过的变压器、开关、导线等配电设备都增加了功率储备，发挥了设备的潜力。对于新建项目来说，降低了变压器容量，减少了投资费用，同时也减少了运行后的基本电费。
3就地补偿与集中补偿的技术经济分析
3.1电容补偿在技术上应注意的问题
(1)防止产生自励。
采用电容器就地补偿电动机，切断电源后，电动机在惯性作用下继续运行，此时电容器的放电电流成为励磁电流，如果电容过补偿，就可使电动机的磁场得到自励而产生电压，如图6所示。因此，为防止产生自励，可按下式选用电容
QC=0.93UI0
(2)防止过电压。
当电容器补偿容量过大，会引起电网电压升高并会导致电容器损坏。我国并联电容器国标规定：“工频长期过电压值最多不超过1.1倍额定电压。”因此必须符合QC<0.1Ss的条件。
(3)防止产生谐振。
(4)防止受到系统谐波影响。
对于有谐波源的供电线路，应增设电抗器等措施，使谐波影响不致造成电容器损坏。
3.2两者比较
就地补偿较集中补偿，更具节能效果。
4电容补偿控制及安装方式的选择
4.1就地补偿与集中补偿的有关规定
(1)GB12497—90《三相异步电动机经济运行》第7.6条规定：50kW以上的电动机应进行功率因数就地补偿。
(2)GB3485—83《评估企业合理用电技术导则》第2.9条规定：100kW以上的电动机就地补偿无功功率。
(3)GB50052—95《供配电设计规范》第5.03及5.0.10规定。
(4)国外用电委员会法规与专业学报均有类似规定与刊载。
4.2电容补偿方式的选择
采用并联电容器作为人工无功补偿，为了尽量减少线损和电压损失，宜就地平衡，即低压部分的无功宜由低压电容器补偿，高压部分的无功宜由高压电容器补偿。对于容量较大，负荷平稳且经常使用的用电设备的无功功率，宜就地补偿。补偿基本无功的电容器组宜在配变电所内集中补偿，在有工业生产机械化自动化程度高的流水线、大容量机组的场所，宜分散补偿。
4.3电容器组投切方式的选择
电容器组投切方式分手动和自动两种。
对于补偿低压基本无功及常年稳定和投切次数少的高压电容器组，宜采用手动投切；为避免过补偿或轻载时电压过高，易造成设备损坏的，宜采用自动投切。高、低压补偿效果相同时，宜采用低压自动补偿装置。
4.4无功自动补偿的调节方式
以节能为主者，采用无功功率参数调节；当三相平衡时，也可采用功率因数参数调节；为改善电压偏差为主者，应按电压参数调节；无功功率随时间稳定变化者，按时间参数调节。
5电容补偿容量的选定
5.1集中补偿容量确定
先进行负荷计算，确定有功功率P30和无功功率Q30，补偿前自然功率因数为cosφ1，要补偿到的功率因数为cosφ2。则
QC=αP30(tgφ1－tgφ2)
α为平均负荷因数。
5.2电动机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确定
就地补偿电容器容量选择的主要参数是励磁电流，因为不使电容器造成自励是选用电容器容量的必要条件。负载率越低，功率因数越低；极数愈多，功率因数越低；容量愈小，功率因数越低。但由于无功功率主要消耗在励磁电流上，随负载率变化不大，因此应主要考虑电动机容量和极数这两个参数，才能得到最佳补偿效果。可用式(4)计算。
6结合工程实例谈电容补偿的应用
以某大型项目中能源中心为例，该项目设备装机容量约为21000多千瓦，其中高压电动机设备容量为5400多千瓦，其他低压设备容量为5000多千瓦。供电电源的电压等级为10kV。本着“节能、高效”的方针，初次尝试了采用燃汽轮机发电机组自发电，冷、热、电三联供，做到汽电共生，实现能源综合利用。经过经济分析，采用10kV作为高压电动机的供电电压等级，投资较省，同时亦减少变电环节，也就减少了故障点。根据负荷计算，共采用六路10kV电源，分别对高压电动机直配。
在这个项目中，高压电动机主要用于空调系统中的中央空调机组，以及主机的外部设备——冷冻水循环泵和冷却水循环泵多台设备。这些设备单机容量很大，离心机组单机最大达2810kW(共5台)，小的870kW(共4台)，冷冻水循环泵单机560kW(共9台)，冷冻水循环泵单机亦有380kW(共3台)，自然功率因数在0.8左右。如果在10kV配电室集中补偿电容，不采用高压无功自动补偿的话，如此大容量的电动机起、停会使10kV侧功率因数不稳定，有可能造成过补偿，引起系统电压升高。同时，从配电室至冷冻机房高压电动机的线路最近50m，最远140m，线路损耗相当可观，综合考虑到高压自动补偿元件、技术、价格均要求高，因此采用高压电容器就地补偿，与电动机同时投切。高压电容器组放置在电动机附近。这些电动机采用自耦降压起动方式，高压就地补偿装置以并联电容器为主体，采用熔断器做保护，装设避雷器用于过电压保护，串联电抗器抑制涌流和谐波。这样做，不仅提高了电动机的功率因数，降低了线路损耗，同时释放了系统容量，缩小了馈电电缆的截面，节约了投资。
对于低压设备，由二台1000kVA及二台1600kVA变压器配出，低压电机布置较分散，因此，在变电所变压器低压侧采用电容器组集中自动补偿。虽然一些低压电动机的容量也不小，就地补偿的经济效益亦有，但这些设备主要用于锅炉房和给排水设备，锅炉房的设备不如冷冻机房集中，环境较差，管理不便，因此，在低压配电室采用按功率因数大小自补偿是较合适的。
提要环境问题是当今世界最严重的问题之一。环境问题给全球的经济和生活带来了许多的障碍,日益恶化的环境形势已经将人类逼上了危险的境地。要更好地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很好地解决环境问题。
关键词:环境问题;经济学;生态技术
一、环境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经济问题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但要有一系列严格的条件。只有当这些条件都成立的情况下,亚当·斯密所描绘的神奇的“看不见的手”才能有效发挥作用。如果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这些条件时,就出现市场失灵。所谓市场失灵,就是市场机制的某些缺陷造成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使市场不能有效地配置公共资源。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主要表现为: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和环境污染的负外部性。
(一)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环境既包括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环境实物资源,也包括环境容量、生态平衡和调节、空气质量等环境质量资源。其中一些资源可以被所有人共用,一些资源被一部分人共用,还有一些资源被私人利用。这就涉及到环境的物品属性分析。经济学根据物品是否具有排他性和消费的竞争性,把物品分为私人物品、公共物品。私人物品是既具有排他性又具有竞争性的物品,公共物品是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共有资源是具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的物品。将物品属性分析引入环境领域,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环境质量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像清新空气就是最纯粹的公共物品,既无消费的竞争性和也无排他性。即一个人的消费不会影响其他人对同一环境物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同时,一个人不论付费与否,都不能从这一环境物品的消费中被排除出去,即环境质量作为公共物品,使得无法、很难或不必对其进行收费,私人企业赚不到利润,市场机制就无法激励其减少空气中污染物的排放来提供清新空气这一公共物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是失灵的,必须政府干预,由政府来提供公共物品。
2、环境资源的共有资源属性。像森林、地下水、野生动物等就是典型的共有资源,有竞争性而无排他性。由于共用资源产权不明以及不能或很难向使用共用资源的人收费,即人人都可以自由取用而不负担成本,必然导致环境资源消费过程中的“搭便车”行为,滥用环境资源。以我国的草场为例,由于草场属于共有资源,任何牧民都可以随时到牧场免费使用牧草,牧民们为了从牧场上获取最大收益,竞相增加畜牧数量,结果导致出现过度放牧现象,导致草场退化,甚至毁灭性破坏,这就是“公地的悲剧”。经济学分析认为,当今社会,资源的枯竭、生态的恶化,与共有资源的非排他性有密切关系。
(二)环境污染的外部性。环境污染是指经济活动的污染物或污染因素排入环境,超过环境容量和环境的自净能力,使环境质量恶化。“外部性指的是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利益。”经济学认为,“市场之所以能有效率的运作,是因为价格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双向传递了信息。然而,有时市场价格并不反映生产者或消费者的活动。当一种生产或消费活动对其他生产或消费活动产生不反映到市场价格中的效应时,就存在外部性。”外部性的内涵包括以下主要内容:(1)当企业或个人的行为不是通过影响价格而影响另一个企业或个人的环境时,便有了外部性存在;(2)私人成本或收益与社会成本或收益不一致。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价值规律无法发挥作用,导致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这种非市场性的影响,对社会有利的称为正外部性,对社会不利的称为负外部性。将外部性理论引入环境领域,实质是把经济行为主体的经济活动放到环境-经济复合系统中考察,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环境污染是一种典型的负外部性,产生了不能全部反映到市场交易价格中去的额外社会成本。如上游化工厂向河流中倒入废酸液,使下游的游乐场所不能用于游泳或钓鱼。由于无须向任何人赔偿损失,从而导致外部不经济的产生。由于环境污染并不构成私人生产成本,必然出现企业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的差异。这一差异被转嫁给社会和公众,外部性成本的顺利转嫁,必然导致这种带有负外部效应的物品的过度供给行为,使资源配置扭曲,造成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社会福利损失。
二、环境政策的创新:与市场的整合
(一)国际的启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环境问题既要用足市场机制,又要依靠政府干预,但政府的干预应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为前提,以弥补市场的功能缺陷。近10年来,西方国家环境政策手段已经开始由传统的命令——控制型手段向基于市场的经济手段转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于1991年提出的《关于在环境政策中使用经济手段的建议》,建议成员国更加广泛、坚定地采用经济手段,以作为其他政策手段的补充或替代。该建议提出了4类经济手段供成员国参考:一是环境税和收费;二是许可证交易;三是押金制度;四是财政补贴。该建议推动了经济手段在欧美国家的应用。
目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中,已有许多国家征收环境税,尤其是欧盟一些国家,已将环境税作为优先使用的环境政策工具。环境税是国家为了保护环境与资源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凭借其权力对一切开发、利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照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程度或污染、破坏环境资源的程度征收的一个新税种。它主要有开发、利用自然资源行为税和有污染的产品税两种。前者如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税;后者如含铅汽油税、含氯氟化碳产品税。发达国家现在应用最广泛的环境税是燃料环境税,如对含铅、无铅汽油实行差别税,对含硫、含碳燃料征收硫税、碳税等。
对我国来说,应借鉴发达国家对污染大户课征高额环境税的做法,大幅提高排污收费标准,待条件成熟再逐步向环境税过渡。排污收费标准的提高和收费方法的改革,在短期内可能会给企业的经营带来负面影响,但从长远来看,对社会、对整个城市的发展是有利的,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开动脑筋来控制污染,降低环境成本,最终也能使自身的市场竞争力得以提高。
(二)环境政策的经济学基础。环境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起源于20世纪初关于福利经济学的分析,以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所表述的政策措施为代表,即为了消除外部效应,对产生负外部效应的单位征税或收费,对产生外部正效应的单位给予补贴,这就是“庇古手段”。虽然这种环境经济政策需要政府对费额、税率制定的科学性,但对企业和消费者的行为会产生动态有效的刺激,促使企业开发新技术,新的环境友好产品和提高污染治理水平,因为每一单位的污染削减,都将以节税的形式得到回报。随着20世纪七十年代著名学者科斯的“产权理论”的兴起,运用“科斯定律”来创新环境经济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很大发展。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指出,污染问题是相互的,因为制止污染也会给企业造成损失。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以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的交换,那么污染权也能够交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使污染问题达到最有效率的解决。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排污权交易、自愿协商为代表的“科斯手段”。排污权交易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利用市场主体的自发的趋利避害本能和市场交易工具,在实行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前提下,进行环境保护。即政府向企业发放排污许可证,企业根据排污许可证向特定地点排放特定数量的污染物,排污权是可以买卖的,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市场上买进或卖出排污权。“科斯手段”的管理成本低,有利于刺激企业革新技术,减少污染排放,以多余的排污权在市场交易而获得利润回报。
综上所述,环境经济政策与命令控制型政策相比较,命令控制型政策需要直接决定污染控制,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强制性,以政府行为为主;而环境经济政策是为污染控制提供财政上的激励,不需要实施者监测污染物排放,具有诱导性,以经济主体参与为主。通过要么在污染者与公众之间进行财政转移支付,如环境税收或收费、财政补贴和产品税等;要么创建一个新的市场,如排污许可权交易,使经济主体以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对财政刺激作出自主反应,从而达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关系的目的。
三、更好地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一)综合利用资源
1、建立资源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有的国家发展以节能、节材、节水、节约资本等重效益、重品种、重质量的工业生产技术和制度;有的国家调整工业内部结构,由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向深加工、精加工的“朝阳工业”转变,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2、重视二次资源的开发利用。很多国家提倡废物资源化,把再生资源称为“第二次物料革命”,或“第二矿产资源”。例如,巴西、意大利每年所消耗的贵金属几乎全部来自再生,其他废旧金属的80%～90%均被回收利用,变废为宝。为减少水资源消耗,有些国家工业用水的回用率已接近100%。
3、对资源内涵的认识愈来愈丰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从注重物质投入的外延正在向注重资源内涵扩大的方向转变。如回收利用垃圾也能创造新的价值,日本对垃圾回收利用率高达90%,法国每年从垃圾中回收废纸占造纸工业原料的40%。现在世界各大国正在进一步对回收垃圾进行深层次的开发利用,以保护地球生态环境。荷兰正设计用“雨”(利用雨水下降冲击力)发电。此外,将还有更多的替代资源、人造用品面世。
(二)推行清洁生产。1989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业与环境规划活动中心首先提出清洁生产,定义为:“清洁生产是指将综合预防的环境策略持续地应用于生产过程和产品中,以减少对人类和环境的风险性。”《中国21世纪议程》将清洁生产定义为:“既可满足人们的需要,又可合理使用自然资源和能源,并保护环境的实用生产方法和措施。”
很多国家为推行清洁生产,正在实施“零废物排放”工业(简称零排放工业或闭环式工业),其实质是从生产过程和产品两方面理解的:一是就生产过程而言,为实现废物减量化、无害化和资源化,将生产过程中一端的废弃物排出,转为另一端的原料输入的方法;或者将一个生产部门的废弃物作为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原料供应;二是对产品而言,近年来世界各国竞相研究和开发一些生态产品。生态产品也称“绿色产品”或“环保产品”,其含义是指能够保持社会环境和对人类无害的产品。例如,德国制造世界第一种生态轮胎、生态电视机、生态冰箱,日本制成生态电池、生态塑料渔网,加拿大开始生产实用的燃料公共汽车(无污染物排放),美国研制出生态服装,瑞典推出一种生态画,我国生产出安全、营养、无公害的绿色食品等等。可以预料,绿色产品将随着可持续发展进程的深入,而日益成为今后产品生产的主导方向。
(三)树立生态技术观。每当新科技成果向经济建设转化时,总会带来生产的大发展,产生显著的经济增长效应和质变效应。然而,进一步深思,又发现另一种倾向,大多数技术的应用,如果是以单一目的性——经济效益为前提,那么技术越尖端,单一目的性越明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程度也就越大。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技术究竟是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灾难,这主要取决于人类自己,而非技术本身。
21世纪的技术观应当是生态技术观。生态技术观的含义为:1、科技发明的指导思想,要坚持技术的单一性目的与多元性目的的统一,即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为双重目的,或以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为多重目的;2、科技成果的应用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内在承受性和外部承受性,如资源再生循环技术、环境无害技术,都是经济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
关键词经济法；哲学视角；认识
一、有关经济的部门法产生的经济及法哲学背景
人类经济经历了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的几个阶段，到今天的市场经济阶段，不同的经济环境滋生了不同的法哲学思想，从而建立起不同的法律体系。人类早期社会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为主，商品交换关系简单，市场不发达，人与人之间、各地方之间联系疏散、任意，基本上呈现各自隔离的生存状态，为自然经济社会。从古希腊到古罗马，直至乌尔比安将公法解释为与国家组织有关的法律，将私法解释为与个人利益有关的法律，对后世影响至深；又根据适用对象的不同，将调整经济的法律分为市民法和万民法，基本成就了有关私有制和商品经济的较完备的法律形式和较完整的法律体系，达到古代西方世界法律制度发展的顶峰。到封建社会末期，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商品经济发达起来，逐步上升为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商品经济社会正式建立，后来随着市场的日益发达，人们又把商品经济称为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成为人们各种经济活动的枢纽，连接着从生产到消费的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传统的商品市场更加繁荣，又陆续出现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技术市场、信息市场等各种生产要素市场。各类市场互相关联，有机结合。地域上也打破了割裂封闭状态，逐渐形成统一的全国（或大地区）大市场体系。各地方、各行业的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自由出入这个统一的市场，进行各种商品交换，并开展自由竞争。这就使市场具有了统一性和开放性。在统一和开放的市场上，价值规律充分发挥作用——“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个目标，而这个目标决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的效果为大。”1这就是著名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原理。这时的国家一般不介入经济生活，国家调节职能不发达，被古典的自由主义表述为守夜人式的国家，国家不能因某种目的——哪怕就为扩大个人权利的目的——而为它的某一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辩解，社会经济基本上全靠市场这一调节机制，而它在事实上也足以有效地进行调节。因此人们一度认为市场是万能的，这就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的情形。这个时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诸如“每个人都生而自由平等，自由是天赋的人权”2“人人是平等独立的，因此，任何人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所有权”3、“没有本人的同意，最高权力不能从任何人那里取走财产的任何一部分”4；政府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没有全体人民的同意，它不可做任何有害于任何人的事情，每一个国民都有权在不损害他人权利的前提下，自由地追求财富和幸福等。这些思想推动了全社会的思想解放，成为现代法学思想的哲学源泉，促使人们树立新的法律理念，即在人人绝对平等的前提下，以保护私权为中心的个体权利本位的近代法律体系。至此，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以及财产的稳定性（物权制度）和流动性（债权制度），从人的自由与对财产的完整性保护这两个基点出发的传统民法体系得以完整构筑。这种法律体系与当时的经济环境相适应——以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小作坊和小农产主为市场的主体而形成的小商品生产社会，极大的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机制暴露出弊端，市场出现失灵现象，主要表现为：市场势力呈现积聚化态势，阻滞自由竞争的进行，产生垄断现象；信息获得状态不对称或不完全，即市场交易双方对交易对象所掌握的信息从决策的角度来讲不对等；公共物品基于其使用的不可独占性而在市场条件下呈现稀缺和无效率状态；一些非价值物品在完全放任的市场方式的作用下呈现失控状态，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特质日益显现，造成从个人到社会的经济效益和利益的损害日益严重等等。市场完美的神话就这样被一层一层地剥落，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而被彻底粉碎。可以说，市场完全自由发展的结果必然是由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由公平走向不公平，由高效率走向低效率。这在理论上是确定的，是任何市场所不可避免的。这也构成经济学家解释政府对市场进行合适调制的理由，也成为法学家们解释政府干预、政府权力介入经济的说法。经济学家、法学家们开始进行痛苦而艰难的制度与学说的反思和重构。在经济领域，崇尚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派逐渐让位于凯恩斯主义，政府对经济的渗透作用积极起来，打破了原有的最弱意义的守夜人的角色安排，针对垄断、与社会道德相冲突、经济的外部性、市场的不完全、分配上的不平等等问题加强了政府的协调管理功能。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将政府在现代混合经济中日益扩大的作用归纳为三个方面：政府支出的增加；国家对收入的再分配，直接调节参与经济生活5.在法哲学领域，传统的权利本位受到质疑。人们发现，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维护，如今并不能当然地导致社会公平和正义，还往往妨害其他个体和团体的自由和权利，损害社会的总体利益，影响整个社会良性秩序的维护。人们逐渐意识到，权利本位只是塑造了形式正义的理想态势，而实质正义的实现尚需寻求其他路径。既然个体与团体、与社会整体存在矛盾冲突，就应加以协调，即社会经济需要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和机制进行积极作用，来建立一种新的秩序、效率、公平和正义，这时的国家再次被负以重托，其职能被赋予新的内容及意义。完全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已经消失，政治国家向社会性国家演进，以寻求社会整体秩序与利益维护的“社会本位”的法哲学思想逐步建立，法的基本价值实现了潜在的转换和位移，相应的法律体系也随之调整。其中对于经济领域的立法，一方面传统资产阶级民商法出现社会化倾向，另一方面，适应社会经济新调节机制即国家调节出现的要求，经济法出现。经济法理念比民商法等法律更加鲜明地体现了整个法理念的社会化新时代特征。人们希望藉助于此法（再同民商法等部门法律互相配合）可以克服或缓和由生产社会化和垄断等等引起的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冲突和传统法律理念的混乱，实现理想的社会经济生活目标模式，实现个体同社会在利益、效率与秩序上的和谐，从而实现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质正义。当然，经济法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双重功能，除了对阻碍社会整体利益与秩序的行为、现象进行适度矫正外，还要对政府行为进行适度规范，即要严格遵从行为的目的性及实践性原则，重质而非量，重效果而非形式。
二、有关经济法研究基点的几点看法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主张在研究经济法时要重视经济科学的作用，要转变原来纯粹法学的方法，将经济法放到社会经济生活当中，习惯以经济的背景为指引，再附之以经济分析的方法，再结合其他的社会系统，来探究经济法现象的存在实质和发展脉络，这样才符合研究的理论及实践意义的要求。与此同时也要注重法价值的研究，要注意法基于不同的时代背景，其暗含的基础要义、基本价值也会随之改变，不同的时代特质对于经济法所提出的总体价值要求不同。以往许多学者习惯以调整对象入手，来研究经济法，为经济法下定义。比较而言，过去的经济形势发展的比较稳定，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孕育萌生新的特质。因此作为法的调整对象也具有相对稳定性，在很长的时间里一个部门法的调整对象不会有实质意义上的变化，可以较固定地开展纵深层次的研究。但是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现在和未来的经济也呈现出高速变化的态势，有人称现在的经济为信息经济，其是否准确不作判断，至少这种称谓指出了现代经济发展迅速、发展模式及其载体崭新等特征。作为部门法的调整对象也已逐渐退却其稳定性，开始呈现相对频繁的变数。因此笔者认为，现在的法学，尤其是像经济法这样随着新经济时代而诞生的法学，其研究基点应落在相关背景特征的准确掌握及相关部门法价值的总体把握上。对于经济法，一方面要进行横向研究，不断地匡正其确切的调整对象的范围，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使法学研究更具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要深化经济法的纵深价值研究，即要从法哲学这一更深层次上把握经济法的制度内涵，准确定位，并以此为基础，抽象出经济法的共同本质及普遍的运动规律，从而作出合理而富有创新的前瞻预测，发挥法作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增强对现实的指引和预测功能。
「参考文献
1.漆多俊：《论经济法产生的社会根源》[J]，《经济法研究》。
2.卢梭：《社会契约论》[M]，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1资本市场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产业是具有相同特征的企业的集合，产业结构调整归根结底是不同种类企业的市场进出问题。通过资本市场，使有效益有竞争力、市场成长性好的企业得到资本而成长壮大，使没有效益成长性差的企业无法得到资本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者被淘汰，这种市场作用最终将带来产业结构优化的结果，因为投资者以自利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必然会刺激市场资源向位于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
1.2资本市场对技术创新的作用。以技术进步推动产业升级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但是，技术的创新与商业化是一项不确定性极强、商业风险极大的活动，创新型企业又普遍规模小、发展前景不确定、缺乏信用积累和担保资产，很难从银行等金融中介机构中筹措到大量资金。在此，惟有资本市场才能与创新活动结成互动关系。美国的纳斯达克市场发展到今天，任何人都已经无法漠视其对创新活动和风险投资活动的巨大刺激作用了。
1.3资本市场对企业重组的作用。经济结构调整必然会带来大规模的企业资产重组。特别是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国调整经济结构的速度加快，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企业结构整合正在深入进行。各种并购事件屡屡发生，而且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为历史罕见。而无论是同类企业之间为了追求更低成本、更高效率而进行的联合，还是上、下游企业之间、经营内容不同的企业之间为了追求多样化、规模化而进行的收购或重组，大多都是通过公募或私募资本市场进行的。
1.4资本市场对金融结构调整的作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亚洲许多国家的金融体制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走出危机，重新踏上正常运行的轨道，各国纷纷着手改革存在严重缺陷的金融体制，推进金融结构的调整。这种调整通常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加速不良资产的处理。具体做法包括积极推动商业银行出售不良资产；对金融机构注入公共资金以补充坏账准备金；设立处置不良债权的专门公司，负责对外出售不良债权等等。二是对金融机构进行治理整顿。政府不再为金融机构“保驾护航”，对严重经营不善、存在巨大风险的金融机构，或令其关闭进行清算、或促使其被经营好的金融机构兼并、或出售给外资金融机构。对于一些资本充足率达不到要求、潜在风险较大的金融机构，则按照早期整顿方针，促使其进行资产重组。显然，上述调整措施均需以资本市场为依托展开。例如政府为化解银行巨额不良债权所注入的公共资金需要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国债来筹集，对外出售不良资产和进行银行重组，就更需要资本市场为之提供运作场所和工具。
2对现有资本市场情况分析
2.1资本市场结构严重畸形，影响了资本市场的发展。近10年来，由于指导思想上存在偏差以及受到中国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限制，在市场体系的建设方面出现了将资本市场股市化的倾向。表现在行动上，就是重视证券市场发展、轻视非证券化资本市场发展；重视股票市场发展、轻视和限制债券市场(尤其是企业债券市场)发展；重视交易所场内交易发展、禁止场外交易市场发展，造成资本市场结构出现严重畸形。从二级市场情况来看债市与股市的差距就更为悬殊，上市企业债券交易额仅为国债和股票交易额的千分之一左右。再如产权市场，目前非证券化的产权交易市场不仅规模很小，而且运作很不规范。至于其它类型的资本市场如长期票据市场、长期信贷市场就更加微不足道了。这种畸形市场结构的不良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得资本市场难以扩大。由于受到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的限制，交易所的容量不可能无限扩张。世界最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数量不过2600多家，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则不足2000家。如果将资本市场缩小化为股票交易所，则大量企业将被排斥于资本市场之外。二是扭曲市场运行机制。资本市场发挥作用的一个最重要前提就是使所有企业面对均等的融资机会，否则市场择优配置资源的机制就无从实现。在融资渠道受限、大量企业一窝蜂地涌入股票交易所来争夺很少融资机会的情况下，管理当局只能通过管制来决定让谁上市。由此，行政干预和黑箱操作问题就不可能根治。
2.2资本市场规模太小，无力满足大规模资产重组带来的交易需求。尽管90年代以后中国股票市场发展迅速，市价总值和股票筹资额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58.6%和22.7%，但股票市场的总规模仍然偏小。另一方面，由于其它类型资本市场发展缓慢或基本没有发育，因此资本市场的总体规模根本不能满足企业融资和资产重组的需求。
2.3市场投机性过强，难以有效配置资源。中国股票市场建立以来，关联交易严重、大机构操纵市场、恶性炒作等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导致市场波动性过大，投机性过强。无论是个人散户还是机构大户，往往抱着“赌一把”的心理进行短线投机活动。上市公司的价格与价值发生严重背离，相当多的股票价格不再以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为基准，以股价和股票现价总值为标准评估企业经营状况的国际通行做法完全行不通。甚至出现了劣质企业股价高于绩优股、ST股票受到大力追捧的不正常现象。显然，这样的市场不仅无法吸引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的投资者进入，而且也很难发挥引导资金流向、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2.4上市公司质量低下，治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上市公司的质量既是保障股票市场健康发展的基石，也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条件。但从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普遍存在着上市公司质量低下、经营业绩整体下滑的问题。据有关专家分析，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呈逐年递减趋势，而且递减的速度之快超出了人们意料。可以说，上市公司的总体财务指标基本上是靠新上市企业维持的。中国股市的上述现象，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不彻底，未能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未能建立经营者的市场选拔机制以及市场“有进无退”、“有生无死”等问题的综合表现。在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感受不到来自股东的压力和市场真正威胁的情况下，我们是不能期望仅靠经营者个人的觉悟来搞好企业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证券交易所是信息量最大、交易活动最为透明、监管最为严格的一种资本市场形态。如果在这样的市场中上市企业质量都不能得到保证的话，投资者又如何能够对资本市场持有信心呢？市场又如何来引导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实现优胜劣汰呢？让劣质企业支配稀缺的资金，本身就是对资本市场机制最大的扭曲。
3对完善资本市场，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建议
3.1调整发展资本市场的战略，修正现有资本市场的功能定位。中国资本市场自诞生以来就负有为国有企业解困的使命，这种状况不仅造成资本市场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和发展方向不清，而且也带来了政策取向的矛盾性，诸如股市畸强债市畸弱；股票、债券发行上市标准明显倾斜；上市股票价格与价值的严重背离；场外交易时而被默认时而被取缔等，都是这种矛盾性的反映。为了保证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对其发展目标和核心功能作出准确定位，否则资本市场的混乱就是不可避免的。其实就本质意义来说，资本市场的核心功能只有一个，就是提高全社会的资金配置效率，促使资金向最有效率、最有竞争力的企业流动。正是据此功能，资本市场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结构的调整。为了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市场发展战略、市场组织和市场结构、市场运行规则以及监管体制，都应以培育规范的、无歧视性的、高度竞争和高效率的市场为目标。如果为了实现政府的某些特殊要求而人为地限制资本市场的范围和市场主体，则必然会破坏资本市场的内在运行规律。
3.2积极进行资本市场的结构调整。资本市场的结构失衡是限制其发展的关键因素，因为结构性失衡不仅抑制了资本市场的规模和功能，而且扭曲了资本市场的运作机制，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效率。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结构畸形表现在市场主体结构、市场组织结构、交易商品结构等多个方面，为改变这种状况，就要在继续培育股票主体市场的同时，积极发展企业债券市场、长期商业票据市场，发展和规范私募资本市场交易活动，努力建立起多主体、多层次、多种形态、拥有丰富交易商品的资本大市场。
3.3进一步改善政府行为，强化有效监管。资本市场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对市场干预过度造成的。例如在股票上市和企业债券发行的审批方面，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同时透明度不够，随意性较强。尽管近来证监会对监管方式、监管内容进行了较大调整，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再如在产权市场上，政府往往用行政力量进行“拉郎配”式的资产重组，既不能救活困难企业，还给优质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此外，由于政府动辄干预市场，股票市场被称为“政策市场”，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鉴于证券市场的功能和效率是依靠公平、公正、公开原则来保证的，为了真正使社会资金按照市场规则配置，就必须保证不同的市场主体能够享受同等待遇，市场真实信息能够顺畅流动，违法违规行为能够得到及时有效制裁。为此，需要政府从自身入手，调整和修正管理市场方面的一些不当做法，集中力量强化对市场秩序的监管。
3.4促使国有企业真正改制，努力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避免中国股市陷入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为此，一方面要保证今后的新上市企业都是真正优秀的企业；另一方面要实现彻底的股份制改造，使企业真正面对市场，在市场的压力下实现优胜劣汰。
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城市
唐子来(1999)在研究了城市化的一般过程和发展规律后发现，新世纪里世界面临的一个重要趋势仍然是城市化。与城市化的各个历史阶段不同，当今世界还面临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趋势。城市化、信息化和全球化交织一体，使城市（特别是大都会地区）在全球城市体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表现为以下特征：第一，跨国公司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越来越突出，管理／控制－研究／开发－生产／装配三个基本层面的空间配置已经不再受到国界的局限。第二，各国的经济体系越来越开放，国际贸易额占各国生产总值的比重逐年上升。第三，各种发展资源（如信息、技术、资金和人力）的跨国流动规模不断扩大。第四，信息、通讯和交通的技术革命使资源跨国流动的成本日益降低，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第五，在全球化进程中，空间经济结构重组导致城市和区域体系的演化（城市规划原理，2000）。
受经济全球化影响，城市从工业时代过渡到信息时代，第三产业成为城市发展的后续动力。随着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开始崛起，并逐渐取代工业而成为城市产业的主角，并由它继续推动下去。这种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生产的增加和消费的增加。《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表明，在1960-1980年期间，发达国家在制造业中就业的人数比重一直徘徊在30%左右，制造业产值比重则从40%降为37%；但同期城市化水平却从68%上升到78%。其原因正是第三产业的拉动所致，这段时期的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从44%提高到56%，第三产业的产值比重也从54%提高到60%。
二、城市发展突破了传统的等级体系框架，正在形成新的城市网络体系
伴随着生产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城市的金融服务和专门化服务水平迅速增长，由银行、投资公司、法律机构、保险公司和证券交易所共同组成的金融综合体已经成为各部门的决策中心(Green,1993)。这些大都市金融综合体正在成为日益增长的全球一体化系统的节点(Mitchelson,1994)。传统的城市体系基于国家的框架，分为首都、区域中心等级别，但随着经济全球化下的生产、流通、交换系统的机制的形成，传统城市体系的框架立论基础正在改变。城市作为城市系统的一部分，不是按照传统理论的领土的连续性，而是建构在功能节点（中心城市）以及节点间的轴（商品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之上。
Castells(1996)进一步指出，这种空间的逻辑“以流的空间”为主宰，建立在把生产和管理的战略节点全球性地联系在一起的电子线路上。不过这并非这个社会唯一的空间形式，相反，人们见到“地方的空间”一如既往地作为绝大多数人日常生活领域的组织形式。应当说，主宰当今世界的重要机制是基于“地方的空间”之上的“流的空间”。并且，我们的社会已经演化成为基于“流的空间”的网络社会。Borja和Castells(1996)在《地方与全球》一书中阐述：全球化最为直接和最为突出的地方影响是城市的空间和社会结构。全球经济网络的控制性节点是商务产业(advancedservices)和研究开发活动(researchanddevelopment)最为发达的城市。在全球竞争中，城市必须提供这些产业所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telematics)和相应的人力资源所需要的生活环境。同时，信息技术使生产过程的各个阶段可以分散在全球范围的不同地域，同时仍保持了生产过程的整体性。
正如Batten(1993)所指出的，未来世界城市的发展潜力将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能否把所有有形的实体网络（即基础设施）的节点、密度和效率连接到世界各地；
第二，能否在世界无形的网络体系中发挥人口、知识、资金、货物和服务的全球换作用；
第三，能否创新性和适应性地不断发挥网络中固有的协同作用，并起到超前示范导向作用。
三、城市化的主流转向东亚地区，给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随着经济活动的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从全球范畴而不是国家、地区的范畴认识城市化过程是十分必要的。客观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对研究我国城市化政策、制定城市化战略步骤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发达国家的经济重构产生了所谓的新的国际劳动分工。一方面是生产业向大都市集聚，产生所谓的“世界城市”，因而有了“功能以世界城市体系”的提法；另一方面，制造业的转移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发展机会，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凭借这个机遇迅速崛起，如亚洲四小龙的崛起，相应地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陈振光，2001）。
根据阿锐基(2001)对20世纪社会、经济根源的研究，资本积累的世界性过程的中心从美国逐渐转移到东亚地区。东亚的资本积累过程中的程度，可以从（图1）中描绘的趋向来测定。该图显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明显的赶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核心组织[1]”的人均收入水平的例子。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只有日本的成就非同一般，优先于并带领地区腾飞。到了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80年代，韩国和台湾地区离开低收入群体，进入中等收入群体；而香港和新加坡地区加上西班牙则离开了低收入群体，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群体。
附图
资料来源：WoytinskyandWoytinsky(1953);WorldBank(variousyears);EconomicPlanningCouncil(1977,1982,1988).
图1从比较的角度看东亚的兴起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组织核心＝100）
联合国根据1990年世界各国最新人口普查数据，对全球未来城市化进程进行了分析和预测，详见（表1）。
表1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未来年平均城市人口增长率(%)
地区1970-19751986-19901995-20002020-2050
发达国家1.50.80.80.5
发展中国家3.74.53.82.2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化展望”，联合国，1990年。
由此可见，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城市人口都将经历一个持续高速的发展期，从而使世界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其结果是全球特大城市聚集区的数量和分布发生了
显著变化，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特大城市的数量近几十年大大地增加了。1950年全球800万人口及以上城市集聚区只有2个，全部分布在发达国家；1970年有10个，5个分布在发达国家，5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1990年，增加到20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14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联合国分析2000年将会进一步增加到28个，其中6个分布在发达国家，22个分布在发展中国家。
四、中国城市化进入加速期，具有后发优势
1998年底，中国城市化水平达到30%，城市化进入了中期阶段，这是一个城市化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诺瑟姆(RayM.Northam)的"S"型城市化发展轨迹，城市化发展速度在30%-70%之间呈加速状态。在50%时加速度达到最高点。可以预测，2010年之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会以每年至少1个百分点的递增速度上升，至2020年达到60%左右的水平。中国城市化的发展长期以来较工业化的发展处于滞后状况，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城市化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大，因此，中国出现加速城市化的过程已属必然。
赵宝江指出，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将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这种发展梯度已经呈现出进一步扩大的态势。东部沿海地区有可能出现普遍的繁荣，并带动一部分城市率先进入信息城市的行列。
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城市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使中国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进而抢占若干技术制高点，带动新兴产业的发展，构造新的城市网络体系。未来中国的城市化将出现难以避免的快速发展过程，导致更多设市城市的诞生。中国有必要建立世界城市和自己的创新中心城市，使之尽快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新节点，并把中国各级各类城市融合到新的城市网络体系之中（顾朝林，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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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增长首先要有数量的扩张，才能谈到质量的提高。并且，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需要建立在经济增长有持续的数量保证的基础上。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定义：“持续增长是指不为短期波动掩盖的一种量的增长。”可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是一个长期的概念，它并不否定经济当中存在着“短期波动”的现象，而是强调：从一个较长的时期来看，经济总量具有明显的上升趋势。这和哲学上的辩证法是相统一的，即“事物的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常表现为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和波浪式的前进形式”。经济的这种持续增长性是保证经济增长质量必不可少的前提。
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
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在短期中，只有当一国的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的增长率相一致时，经济的增长才是稳定而均衡的，不相一致时，经济就出现波动；在长期中，当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同时等于自然增长率（又称“潜在增长率”）时，才能既实现均衡增长，又保证充分就业，从而成为一种合乎理想的长期增长状态。现实当中，经济要持续这种“刀锋式增长”固然是很难的，不稳定是常态，但我们仍需要追求各年的增长率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如果经济过度波动，会造成经济资源的巨大浪费，对经济增长的长期绩效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
三、经济投入产出效率
经济增长是由投入的生产要素决定的，投入要素的数量、质量以及要素间组合配置的效率都直接决定了经济增长的质量。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
经济增长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直接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是反映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方面。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经济增长因素的理论分析和核算认为：经济增长通常可以通过要素投入量的增加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两种方式来获得，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和“内涵扩大再生产”，其中，内涵扩大再生产方式，即在不扩大要素投入的情况下，通过改善要素生产率来实现经济增长，被认为是更有效率且可持续的。
四、科技进步
在经济增长的结果中，技术进步可以表现为产品的更新换代、产品质量升级和品种增加、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等多种形式。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是与经济系统中的其他要素结合在一起的。对此，卢卡斯研究认为：与人力资本相匹配的技术进步投入要素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是最有潜力并且最有效的。
五、经济结构
在各类经济结构中，产业结构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它的变化对于经济增长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费歇尔(A.G.B.Fisher)，确立了我们所熟悉的三次产业分类法，即把广义的农业称为第一次产业；把广义的制造业或工业称为第二次产业；把包括所有第一次和第二次产业以外的其他经济活动称为第三次产业，并指出第三次产业的本质在于提供服务。
除了产业结构以外，经济结构还包括所有制结构、产业内结构、城乡结构等多种区分。经济结构的各层次特征，共同构成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要素。
六、产品质量
经济增长的大部分结果直接体现为向市场提供的产品的增加，包括有形的物质产品和无形的服务产品等。在西方经济增长理论中，都是以“产出是有效的”为前提来分析经济增长问题的，一般不考虑产品质量问题，不考虑因产品质量问题所造成的社会资源的浪费。然而，如果考虑到资源的有限性和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所在，则在我们对经济增长质量内涵的界定中，产品质量成为衡量资源配置有效性不可或缺的因素。
七、竞争能力
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信息化已成为大趋势的形势下,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而总是在国际、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环境下实现。因此,竞争能力的强弱,对于经济发展、增强综合实力、提高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经济增长质量高低的重要表现。
八、人民生活
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这一生产目的深刻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无论是同志在“三个代表”中提出的“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党的宗旨”的思想，还是“十五”计划编制中首次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思想，都强调了这一点。经济增长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保证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才能称其为高质量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收入、消费、储蓄、科教文卫、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因素影响。人民能否真正从经济增长中得到较多的实惠，反映了经济增长质量的高低。
九、资源环境
经济增长受到各种社会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制约，其中自然因素，即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与经济增长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如果人类在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盲目扩大生产和消费，物质和能量需求不断扩大，而不注意资源的节约再造和环境的保护，则经济增长必然与自然供给能力之间形成矛盾和对立。如果人类认识到环境的客观属性及其发展变化规律，将自身需求量和废弃物排放量控制在环境允许的范围内，合理地利用和改造环境，则环境将在人类引导下向着有利于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的方向发展，此时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统一，这就是“可持续发展”——根据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1987年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中的定义，意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发展”。毋庸置疑，是否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对待资源环境的保护和利用是经济增长质量重要的衡量标准。
综上所述，经济增长质量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稳定性和投入产出效率、科技进步、经济结构、产品质量、参与经济竞争的能力及潜力，而且包括人民生活、社会福利，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程度等等。经济增长质量作为一个综合经济、社会、资源环境三方面范畴的概念，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活动整体在资源的配置、利用和满足人民生活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上所综合表现出来的优劣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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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晓娅,陈森良.经济增长质量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设计[J].贵州财经学院学报，2001，（6）：28.
随着越来越大范围的地球环境污染侵袭人类，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以及深思阪神大地震结束后留给人们一个课题，在复兴计划中如何设计创造一个安心、安全合理的人居环境，并结合科学技术手段指导创作。即使这样综合各方面条件，也无法解决多样而又复杂的自然观念、生活观念，由此造成了很多不合理问题的出现。这时人们意识到城市景观设计与人的直接关系。日本能在城市景观设计上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应该说是国民整体对居住环境和生活环境意识的全面提高。我曾经在日本留学工作8年多，在研究生院读书的时候学的就是景观设计，在日本就职工作也一直是建筑设计与景观设计的内容，在学习与实践中我学到了很多相关的知识，充分认识到景观设计不仅仅是日本的专利。中国在城市建设中也应该把城市景观设计放在首位，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因为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全社会的人都应重视。在新时期条件下的景观设计理念必须与实践相结合，把中国建设成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活环境的环保国家，这一目标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对于城市景观设计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必须能够给使用者之间提供相互交流、相互接触的活动场所，起到人与人之间心灵相互沟通的“精神家园”的作用。要通过对城市景观的设计创造出心理景观概念，与建筑和周边环境空间融为一体。起到表现自然与人类之间的和谐、融洽的景观理念，走入“人与自然共存”的新时代。
日本城市设计、景观设计的特点大致分为五个方面。
1.重视地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结合
在人类的现阶段，对作品的表现是离不开地域文化根基的。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取决于此的。从日本城市景观设计看日本城市生活、文化，可以从中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文化氛围在生活中的自然流露。无论是山村小镇还是大都市，景观设计都离不开它的地域文化根基。进入这样氛围的环境中无法不让人感受到地域文化内涵。自然与人的共存是日本景观设计理念。因此，这样的景观设计才有生命力。
2.利用有限的空间再创造
对每一位景观设计师来说，要想创造历史文化与自然景物的时空关系，即空间再创造，始终都必须遵循的原则就是对利用空间的艺术再创造，否则就会导致作品的失败。人们深知景观设计师创造的作品最终都是为了服务于使用者，使用者需要什么样的空间，景观应该与地域文化特点相结合，这样才是景观设计师的创造程序，在创造中使用者和地域文化是二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从我拍摄到的日本城市景观实景图片中可以体会到这一点，“使用者，地域文化，再创空间”这就是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3.人与自然共生
日本城市景观设计，可以说体现了“人与自然共存”的主题思想，这样的作品随处可见，我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共存”这样的概念并不仅仅只局限于对视觉形象上的满足，更重要的是包括用身体去感受自然界中的一切，这就是现代日本城市景观设计中常用的理念，用中国人的语言表述就是“与自然对话”，日本城市景观设计都是在体现这一理念，城市景观设计的表现手法涵盖了视觉、触觉、嗅觉等等。就像大家看到的文中图片那样,为使用者提供了体验自然与人类文明的魅力场所和时空关系。这一点可以称得上是日本在城市景观设计上成功的法宝。
4.城市花园中，乡村桃园中
中国人常用“花园”和“桃花园”比喻美景和盛景，象征着对美好生活、理想化生活环境的向往。这样的城市景观意境在今天的日本可称得上是实现了。“城在花园中”的这一理念在规划设计上被日本设计师作为头等大事，也是衡量规划设计的最高境界，只有这样，才能把人们设想到的“理想”变成真正的“现实”。
5.用日本对城市景观设计的成功之处，促进中国现行城市景观设计理念。
现在中国的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当中认识到了使用者与景观环境的相互关系，至少许多房地产开发商认识到了，管理部门认识到了，除市政规定的绿化面积外，开发商们为使项目能顺利进行，用很多思路去与设计师探讨景观与空间、小景观与城市大景观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的建设走向成熟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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