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7:53
导语：在危机管理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1一般资料
选取该院2014年5月1日-2014年4月1日急诊科收治患者120例，随机将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在急诊外科护理中采取危急管理的方式，其中男性患者28例，女性患者32例；年龄分布范围在18～78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4.2±2.4岁；对照组采取普通常规管理方式，其中男性患者29例，女性患者31例；年龄分布范围在17～79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2.1±2.8岁；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情等方面差异显著性小，P>0.05，具有可比性。本次试验经该院临床试验机构及伦理委员会审批，所有入选患者均已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方法
对对照组实施常规管理护理方式，而对实验组在常规管理护理的基础上采取危机管理方式，具体措施包括：（1）加强护士的危机风险意识；（2）加强护士与患者之间的沟通，关注患者的心理状态；（3）建立风险防范小组，确保护理人员各司其职；（4）改善科室护理体制，建立健全的护理管理体制；（5）树立榜样，维护医院及护理人员的良好形象。
1.3观察指标
1.3.1病情控制情况
根据疗效判断标准，可将患者病情是否得到控制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种。显效：生命体征正常，临床症状已消失；有效：病情明显有所改善，体征也有所改善，未出现较大波动；无效：病情无变化或恶化，生命体征持续异常。有效率=显效+有效。
1.3.2患者满意度调查
治疗结束或对患者进行满意度的问卷调查，调查包括护理是否专业、服务是否到位、知识宣讲是否到位等方面内容，调查结果可按照非常满意、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来评定，满意度=非常满意+满意。
1.4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18.0对两组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以P<0.05作为差异性显著，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患者病情控制情况
由数据可明显看出，实验组有效率远高于对照组，且P<0.05，差异性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采用危机管理临床疗效高，值得推广和使用。
2.2两组患者满意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对照组总满意率仅为76.7%；而观察组总满意率则达96.7%，两组间差异显著，P<0.05，具有统计学意义，说明舒适护理更受患者青睐，容易接收且口碑好。
3讨论
危机管理是指对于还未发生的、无法预知发生时间、严重程度等突发事件进行事前、事中及事后的一个处理。对于急诊这样一个科室来说，危机处理显得至关重要，因为急诊病人通常都是突发的、情节严重的患者，它需要良好的危机管理护理系统，这样才能做到及时抢救，万无一失。作为一个优秀的护理人员，除了具备专业的操作技能和知识水平外，还应该具有防范风险及提高危机感的强烈意识，这也是护理人员的责任所在。作为护理工作者，应居安思危，将伤亡和损害降到最低的程度。
4结束语
1危机预防
危机预防，也可以说是事前危机管理，危机管理的重要部分。危机具有突发性，随时可能发生。企业应该未雨绸缪，及时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具体措施有：①成立危机管理小组，定期探测和分析企业内部潜在的危机因素，运用科学的方法对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各种变数提前布控，在危机发生前将危机消灭于萌芽状态，使企业的损失最小化。飞利浦公司发生火灾，诺基亚马上寻找新的芯片供应商，保证了芯片供应而没有耽误手机生产。相反地，爱立信却没有认识到危机，最终因芯片短缺而耽误新手机的推出，损失了部分市场。②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企业应该加强对员工的危机培训，增强员工的危机意识和危机感，树立一种危机理念来激发员工的忧患意识和奋斗精神，使员工在发生危机时能够从容面对。③制定危机处理预案，举行危机演习。制定预案时应多听听专家的意见，针对不同的危机制定不同的策略和战术，并落实到文字上，使预案详尽周到，同时又要随着企业和外部环境的变化调整预案，使预案切实可行。另外，再好的预案，也要保证落实到实处，因此要经常举行预案演习，使职工从思想上、行动上做好应对危机的准备。现在企业中较常见的危机预案有火灾演习预案，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而缺少公关危机预案。
2危机处理
通常，我们将危机的处理过程分为两步，控制危机与处理危机。
2.1控制危机。当发现危机时首先要判断危机是否可以阻止，是否可以延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才能阻止或延迟，以降低危机爆发的程度，或者延迟危机爆发的时间争取应对危机的时间。在非典时期，相关部门采取将病人隔离治疗的方式来防止病情蔓延，控制疫情的传播。
2.2处理危机。处理危机讲究的是快、准。要求企业在危机爆发后，在第一时间与煤体公众沟通，把公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积极承担责任。同时，要擅用权威机构帮助企业在公众中树立良好形象，以赢得公众的信任。
3危机总结
危机总结的目的在于总结经验，防止悲剧重演。企业应当对引发危机的原因进行调查分析，并客观评价危机管理工作，对不足之处，提出改正措施加以改进，逐步完善企业危机管理机制。
4启示
危机管理概念最早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由美国学者提出，起先主要应用于国际政治外交领域，后逐步被其他行业领域所引用。所谓危机管理，指的是面对危机事件，首先应对其加以了解和正确分析，通过采用相应应对措施将危机局面控制住，从而降低危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其包括危机预防和危机处理两方面。就医院而言，医院危机管理中一个突出的组成部分就是医院人力资源危机管理，其产生和发展是当前医疗市场开放和医疗体制深化改革的必然结果。现代医院人力资源危机管理不但是医院人才组织结构老化、人才储备不足的重要表现，而且是医院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模式陈旧的具体体现。通常情况下，现代医院人力资源危机管理不善，极易激发医院固有危机的爆发，长远来看不利于医院持续健康的发展。医院现有规章制度不完善造成诸如医院各部门组织结构紊乱、医疗工作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降低、医疗人员医德与忠诚度危机、医疗人员人身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障等问题。
二、医院人力资源危机产生因素及预判方法
医院人力资源危机的产生既包含医疗人员个人因素，又与医院和社会其他相关因素密不可分，具体表现为：就个人因素而言，一方面部分医疗人员将医院作为自身职业规划的一个跳板，当遇到薪酬待遇和发展空间更大的医疗机构时，其通常选择离职；另一方面是部分医疗人员不堪医院工作所带来的压力，而选择压力较小的其他医疗工作；就医院方面来说，医院管理体制不合理、医疗人员激励机制不完善、薪酬奖惩机制不健全以及医院文化氛围不足等因素是导致医疗人员离职的重要原因，这造成了大量优秀医疗人才流失，导致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危机严重；就外界因素而言，随着医疗市场的日益开放，社会各种形式的医疗机构对医院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冲击，相应的对医院医疗人才流失带来巨大冲击。部分外部医疗机构为吸收优秀医疗人才，提供了较为优越的薪酬待遇和发展平台，这无疑对医院人才具有较大的吸引力，成为诱发了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针对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危机发生因素，医院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应对危机提前做出预判，可通过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在内部因素方面，主要从医院的整体发展规划、工作管理效率、人才结构组成等方面分析，提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符合医院未来发展规划的人力资源管理方法体系。在外部因素方面，应充分的考虑外部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化，诸如社会经济形势、健康消费观念、医疗保险制度等，医院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应紧跟社会发展形势，从根本上保障医疗人员的根本利益。当前，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危机预测方法通常采用现状规划法、德尔菲法、计算机模拟法以及经验预测法。
三、应对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对策
针对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危机产生因素，可采取以下几方面对策应对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危机，具体有如下几点。第一，不断强化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危机预警意识，医院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加强日常医疗人员生活工作沟通，做到“提前发现，及早预防”。同时，面对人力资源管理危机时，一方面做好相关应急预案，另一方面总结原因，以得出最好的相关解决对策。第二，不断的完善和优化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各项规章制度，尤其是薪酬奖惩机制等。加强医院员工文化氛围建设，通过举行一系列的讲座培训、文娱活动等丰富医疗人员工作生活，促进医疗人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三，把握好医院人才引进关，在医院医疗人才引进过程中尤其重视对人才人品、医德和忠诚度等的考察，同时还需注意人才创新能力和奉献精神等品质的考察，做到从根本上降低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危机。此外，应对医院人力资源管理危机，还需加强医疗人员日常业务素质能力培训，提升医疗人员业务能力等方面下功夫。总而言之，医院应尽量为医疗人员提供较多的切实可行的服务与便利，为其发展创造更大的平台。
四、结语
对于企业而言，最重要、最宝贵的就是企业的品牌形象和社会信誉，但在企业运行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没有按时履行对消费者的承诺、没有严格履行合同中的规定或者法律意识淡薄、对环境造成污染、经营方式不科学、服务态度恶劣、产品质量不符合要求等纠纷，导致企业的社会信誉和品牌形象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损害，失去了公众的支持和信任，导致企业出现信用危机。
2基于市场营销视角的企业危机管理应遵循的原则
2.1系统化原则企业要想做好危机管理，就必须要防患于未然，所以企业必须健全、完善危机组织机构和管理流程，实现危机管理制度的系统化和制度化，对所有的危机前兆都要高度关注，从而可以在企业发生危机的第一时间，迅速启动相应的管理机制，确保所有工作都可以井然有序且全面的开展，最大限度地提高企业对危机的防范抗御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3]。
2.2沟通原则企业危机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沟通，与政府部门、消费者、股东、媒体以及员工等所有和企业利益有一定关系的成员进行有效的沟通是企业必须做好的一项工作，所以企业的领导者和管理者首先要树立非常强烈的沟通意识，在营销危机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要将实际情况和处理状况向公众进行准确的传达，同时争取权威、公正机构的帮助，尽量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危机，并且要承担所有危机可能造成的责任。
2.3诚信原则对于企业而言，诚信就是生命，所以企业在对危机进行科学管理的整个过程中，要采取坦率、真诚的态度面对公众，同时将公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尽量争取新闻媒体和公众的信任，最大限度地挽回危机造成的形象损失和负面影响，重新赢得消费者的忠诚和信任。
3加强企业危机管理的对策
3.1加强企业和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合作如今市场的竞争已经成为供应链和供应链之间的激烈竞争，所有的企业都在供应链中，企业和所在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合作对于企业的发展和生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供应链成员之间的经济纠纷、供应商的背离以及竞争者的挑战等都可能成为企业营销危机的主要来源，所以企业必须加强对可控因素的控制，最大限度地消除或者降低可能发生的营销危机隐患。企业经营过程中，要加强和供应链成员之间的合作，在供应商的选择、原材料质量的检查以及物流服务等环节，都要严格按照相应的体系标准进行选择与检查，通过完善、细致的工作，全力打造成功的供应链合作伙伴关系，在可控制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减少或者消除营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3.2提高产品的质量在企业经营过程中，产品危机也是经常发生的营销危机，由于对消费者的利益具有最直接的影响，所以受到广大消费者、公众以及媒体的普遍关注。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提高产品的质量，加强品牌的建设，完善产品服务，从而达到提升企业形象的目的，引导消费者更好地认知本企业，增强消费者对企业的忠诚度。此外，企业还要坚持诚信经营，通过优质的产品质量和服务，增强企业的竞争实力，对社会和广大公众负责，从根本上尽量避免营销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4结语
[关键词]商业秘密危机管理机制
危机，是指对组织基本目标实现构成威胁，要求组织在极短时间内做出关键性决策进行紧急回应的突发性事件。商业秘密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商业秘密泄露会对企业造成重大损失。正因如此，商业秘密泄露被看作企业危机。
一、商业秘密泄露危机成因
1.企业内部泄密
(1)人才流动。人才流动是企业内部泄露商业的最广泛途径。人才是商业秘密的“活化体”，在离开原企业时，虽然仍负有对原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义务，但正如美国贝克法官指出：“当一个雇员终止了与其雇主的雇佣关系后，他有权带走‘受雇佣期间有用技巧、经验和知识’”。
(2)企业对商业秘密保护不力。首先,企业对商业秘密保护的系统性不够,仅将商业秘密局限于技术信息类,忽视了对经营信息类商业秘密保护;其次,企业商业秘密保护的严密性不足,没有分层次、点面结合保护,致使商业秘密流失。
2.企业外部泄密
(1)以合法的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在实践中，企业相对人可以从公开发表的相关论文，申报的科学技术成果，有关技术人对生产工艺的翔实介绍等方式中收集该企业的信息，通过分析、归纳、综合、提取得出相应的结论，获取商业秘密。另外，商业秘密不具有其他知识产权研究开发的专有性。对企业相对人的独立研究开发，通过公开途径获取企业的技术信息和管理信息，法律并不禁止。
(2)以非法的手段获取商业秘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做了归纳,有四种情形:①以盗窃、利诱、胁迫或其他不正当的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②披露、使用或允许他人使用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的商业秘密;③违反约定,或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掌握的商业秘密;④第三人明知或应知前款所列违法行为,仍从侵权人处获取、使用或披露他人的商业秘密。
二、构建商业秘密危机管理机制
1.泄密危机预防
(1)建立商业秘密管理监控机构。企业应视商业秘密管理任务的需要建立相应的管理监控机构，努力做到管理“三归口”：一是职能管理归口，避免“政出多门”。即由统一的管理监控机构对技术成果进行分类、确定商业秘密的密级、保护范围、保密期限；二是技术输出归口，避免“各自为政”。如某企业在技术输出上有多个出口，既有各二级单位的科协、技协，又有相关的职能、科研部门，存在各自为政现象；三是商业秘密侵权监控归口。对他人的侵权行为进行监控，有效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2)建立完善的规章制度。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应以有效控制商业秘密接触范围，消除泄密隐患为主要目的制定。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包括：商业秘密载体保密管理制度；保密要害部门、人员管理制度；对外宣传保密规定等。
(3)积极推行契约管理。目前较为通用的契约管理是签定竞业限制合同。由于竞业限制是对员工自由择业权的限制,因此企业必须对此限制给予一定经济补偿。竞业限制只是对人员择业的一种限制,不能简单等同于保密义务。竞业限制期满只意味着受限制人员不再受择业方向限制,并不意味着免除保密义务。
2.泄密危机处理
泄密危机处理是商业秘密危机管理机制的主要环节，主要有以下几步：第一步：听取商业秘密泄露危机事件报告及评估当危机发生时,企业负责人须召集企业高层听取危机事件的报告。企业高层听取汇报后,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对商业秘密泄密危机事件的发展趋势、对企业可能带来的影响和后果以及企业能够和可以采取的措施等重大事情做出初步的评估和决策。
第二步：组建商业秘密泄露危机处理小组。当企业最高负责人对危机事件作出了初步评估和决策后，应立即成立危机处理小组。该小组有权调动公司的所有资源，有权独立代表公司做出任何妥协、承诺和声明。一般情况下，危机处理小组应由企业相应的商业秘密保护管理监控机构的最高负责人或企业最高负责人担任小组负责人。小组其他成员应包括：公司法律顾问、公关顾问、业务负责人、行政负责人、人力资源负责人和小组秘书等。
第三步：启动商业秘密保护应急预案，认真做好证据收集工作。由危机处理小组对可能泄露的商业秘密，如产品报价、客户名单、合同协议、业务报告等进行及时整理和归纳，并运用法律、行政等手段来保护企业的利益，把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第四步：运用法律武器维护企业合法权益。我国法律对商业秘密维权途径作了规定，主要有:协商解决、申请仲裁、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刑事诉讼。当商业秘密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权利人可根据侵权性质及程度，选择最简单、最利于实现自己维权主张的司法救济途径，依法追究侵权人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
3.泄密危机事后管理
(1)增强企业全员的商业秘密保护意识，使员工明确商业秘密的范围，明确在工作中使用商业秘密的行为规范等。
(2)改善组织管理。商业秘密泄密危机处理后，整个危机管理活动并没有结束。企业必须重新审视整个危机过程，并可借此契机重新调整组织结构，采取必要的技术防范措施。
(3)离职员工管理。员工离职后，企业应跟踪管理，尤其是企业的核心员工。分析表明，雇佣离职员工所花费的成本往往是招聘新人所需费用的一半。实施离职员工管理重在理解和沟通，企业要认真了解员工离工原因，通过建立离职员工关系网络保持双方的联系和交流，适时提供相关职位和鼓励优秀离职员工回归。
总之，建立商业秘密危机管理机制是企业保护自己的智力成果，避免商业秘密外泄及维护合法权益的有效策略。
参考文献：
[1]刘刚:危机管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施丽:论企业商业秘密的保护[J].前言，2007.7
1.员工流失。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所面临的第一个严重危机就是员工的流失，在国有企业未改制之前，员工流失看似是一个极为不可能的问题，那时候国有企业工作人员所抱的是“铁饭碗”，能够在某一岗位上安稳地工作到退休。但是，国有企业改制之后，企业员工面临着和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相同的绩效考核，也会因为考核不合格而被辞退，终身制转变成合同制，使国有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减弱，与此同时私企、外企等的外部竞争力日益增强，导致企业员工，尤其是高级员工，开始大量外流。员工流失直接导致了企业在进行人力资源管理时“无人可用”，岗位和员工能力不匹配的状况越来越严重，影响了企业效益的实现。
2.人力资源配置危机。大多数国有企业员工工作的积极性不高，企业中不乏专业能力优秀的人才，单就人才个人的能力而言，有些甚至是同行业的佼佼者，但是，将这些人才集中到企业当中，其发挥的共同效应往往小于每个人所能发挥的效应总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员内耗。人员内耗造成了人力资源配置危机，即企业员工对岗位的胜任力越来越差；另外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在人力资源储备方面也面临着这样的配置危机，一方面，原本储备的人力资源因为企业经营方向的转变而“派不上用场”，造成大量闲置；另一方面，企业要招新的、符合企业需要的员工比较困难。一时之间，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
3.员工激励无效。国有企业的激励措施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在物资方面，国有企业大多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工资标准发放工资，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员工的付出和收益不成比例，员工的积极性和进取性难以被调动；在精神方面，国有企业大多还在沿用过去的企业文化管理方式，使用开会、口号宣传等方式，希望员工能够以“贡献”为工作的职业道德标准。但事实上，员工受到现代经济社会的影响，更加重视自身的劳动价值体现，传统的道德激励方式并不能产生有效的作用。
二、国有企业人力资源危机管理的产生原因
1.企业员工忠诚度管理不足。员工流失危机并不只存在于国有企业，但是，其他类型企业的员工流失并没有给企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困难，甚至可以说，员工流失会很快补足，企业经营也并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这其中的区别在于，国有企业在员工忠诚度管理方面存在不足。无论是私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强调在员工就职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员工个人发展意愿，而国有企业在员工就职过程中，宣扬的是希望员工以企业发展为工作的第一责任。现代管理学认为科学的企业管理能够实现员工和企业的共同发展，这是员工忠诚度得以保证的基础，大多数国有企业做不到这一点，员工流失自然会给企业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2.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尽管国有企业经历过改制，在企业制度方面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企业经营权和管理权并没有完全分开，大多数国有企业没有聘任专业的管理团队进行企业组织结构分析和调整，整个企业员工冗余、人浮于事的现状始终难以改善。企业内部员工认为自身的职业前景渺茫，优秀的人才不认同企业环境，也不想加入企业。
3.劳动分配不够公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是最公平的、基本的分配方式，这其中还包括对劳动价值的科学评价和估算。但是，我国大多数国有企业在劳动分配方面还达不到这样的公平。除了劳动量与薪酬待遇的比例失调之外，对劳动价值的估量也是缺乏科学性。很多国有企业为了体现对劳动工作者的重视，使生产工人和技术型工人的劳动报酬基本持平，不根据岗位价值定工资，而是根据职称和工龄定工资，这样的劳动分配方式不但打消了年轻一代积极进取的工作热情，还助长了老员工消极、应付的工作心态。
三、应对人力资源管理危机的策略
1.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国有企业员工的忠诚度管理，应该以企业文化建设的强化为主要方式。建议国有企业在企业文化建设方面进行创新，在以党团思想教育工作为基础的企业文化建设基础上，开展更加符合现代员工发展需要的文化建设方式，例如，针对不同发展需要的员工，给予不同的职业教育或者采用拓展训练、员工业余兴趣爱好组织建设等方式，将员工凝聚在一起，使他们感受到国有企业对员工发展的重视和关注，以此营造一种和谐的、充满关爱的企业氛围，使员工的忠诚度提高，进而缓解员工流失危机。
2.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带来的明显后果是，一些不必要的部门仍然存在于企业内部并消耗着企业资源，而一些亟待发展的部门因为缺乏资源和空间，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要使员工之间很好的合作，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才能减少企业的内消耗，使企业人力资源分配逐渐优化。要做到这一点，改良企业组织结构是十分必要的。建议国有企业将企业按照企业盈利配比评估企业各部门在企业发展中的贡献程度，大胆合并或者裁撤冗余的部门，聘任专业的管理团队参与企业组织建设，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使企业人力资源分配更加科学。
3.创新劳动分配的方式。刻板的劳动分配方式是员工激励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创新劳动分配方式是十分必要的。建议国有企业向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学习，按照岗位贡献率，而不是按照工龄和职称评定来规定薪酬的等级；在绩效考评方面做到一视同仁，坚决遏制管理层的特权行为；即便由于政策的限制不能给与员工较高工资和绩效奖金，但是国有企业也应该通过创新劳动分配方式，使员工对企业有信心，对工作有动力。在不改变国有企业的性质的前提下，使员工掌握相应的股份，从而增强员工的主人翁意识，这种劳动分配方式，足以弥补国有企业“大锅饭”分配的弊端；另外，对劳动价值的肯定并不一定是物质形式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灵活分配假期，给予员工休假补助等方式，使员工肯定自身的工作价值，进而对工作更有动力。
四、结语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学科
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学科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体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学者们赖以界定自己学术活动范围和限度，以及专业活动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在学科内部对从事于该学科的研究者起着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作用，从而使同一学科的学术活动具有某种共同性，形成某种“研究传统”或“学术共同体”，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有效对话。[1]无论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还是通常的学术研究活动，都是以学科为基本的建制而展开的。可以说，学科已成为一幢幢分门别类的知识大厦的基石。
在近来的中国哲学界[2]，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始至今所产生的汗牛充栋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丰富成果，都有失去学科保障，从而在该学科失去原有的价值和意义的危险。中国哲学学科基石是否稳固，成为学科内部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哲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就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试图化解目前存在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中国有无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或者从中国哲学学界自身的立场来看，将问题置换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诸如此类的疑问困扰着中国哲学界。如果我们不能对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说服力的说明，我们就无法对我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的意义做出合理解释，也无法说服我们自己继续开展这种学术活动的根据。因而，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也是学术活动的意义危机和从业者的信心危机。由于“中国哲学”又和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西文化的对话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义体系相关，所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又是一个在人文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相关的讨论意见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讨合法性危机出现的特点、意义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
一、追源――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哲学”的存在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自古也无“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期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日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说，在中国谈论“哲学”，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学术，与中国固有学术或中国当代学术进行会通，并不一定就发生类似“中国哲学”的历史性“错误”。在黄遵宪的时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家，他们常使用“学术”、“思想”等字眼，来进行中西哲学的会通。虽然他们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是“中国思想之痼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大都走的是一条“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汇中西并发展中学的道路。中国人刚开始大规模接触和移译西学，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只好用中学来格西学之义，“缘附”之类的毛病是在所难免的。先生“开风气之先”地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和中国到底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就产生了，并开始发生本文所说的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错误性后果。
受过良好的美国实用哲学以及现代学术的训练，在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时，他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严谨体现在明晰的定义、严谨的学科规范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三个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一了部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典范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个典范。由于这个典范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赘述。
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来重新规划（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辩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别人有哲学，我们也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应运诞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史料的学科史和学术史。这正如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说的，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重困难，一是汉学的工夫，也就是国学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学的训练，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这里，不再是过去的学者们所熟悉的“汉宋兼宗”，作为古论思维代表的义理之学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训诂的汉学相对，而是“汉学”、“西洋哲学”的“兼治”，西洋哲学已取代“宋学”成为指导思想和方法，因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3]
虽然说所树立的经典范式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但本人确实是大手笔，说得很是中肯，有着深厚的“汉学”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鉴和仿照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史的讲述中，则更多地照顾到中国学术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较多地采用汉学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发觉其中非常平实的行文风格，他更多地是以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解古代的学问，而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当然一些附会也是免不了的。在对中国哲学史料的解释上，紧随其后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冯友兰先生[4]，则有显著不同。冯友兰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学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5]冯友兰的哲学史实践也是依照这个主张来操作的，例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用柏拉图的“理念说”来解释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这种解释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港台学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会以儒学、佛学为主的中学与以康德哲学为主的西学时，也创造了一套相当有影响的儒学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范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只有一种“西方哲学”，那就是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中国哲学”，那就是经由牟宗三诠释的“陆王心学”。当这代学人饱读了西学，再把西学来格中学之义时，由此，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典范：以不断变化着的西方哲学来演绎中国哲学史料，于是，学者们开始谈论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庄子，竟然讨论朱熹的“理”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诸如此类的可怪之论。“通过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7]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无疑是中国的史料，然而对这些史料用西方的种种观念诠释时，我们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运用史，还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我们是靠近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远离了她，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8]。
这些苦心经营中国哲学的前辈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所创立的范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被誉为韩国东洋哲学第一人的学界前辈柳承国教授在回忆牟宗三、冯友兰等人的学术影响时说：“他们的影响很大，是当时亚洲哲学研究的先驱。不管现在人们对他们的学术如何评价，但可以说，当时比他们更好的没有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他们在介绍亚细亚学术文化时所说的，人们是绝对信从。其中，冯友兰是名声最高的。”[9]当然，我们并不能指责前辈学者们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作为学科的领路人，同时也是探路者，在无现成的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学术背景，他们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探讨所谓“中国哲学”问题，在今天看来，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是文化际的比较哲学而已。
二、辨惑――中国有无哲学
既然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不免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依傍西方哲学而建立起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0]如果问得再直接一点，可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史）呢？”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的态度是，“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国有没有哲学”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12]根据这样的哲学定义，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13]冯友兰与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或标尺，来“发现”中国的“哲学”；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特殊性出发，（当然是以“哲学”作为通名来使用为前提的[14]），强调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性。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中国有哲学”的论证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各有所侧重而已。
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界，“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例如，张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来都明确地发问并作了解答。“中国有无哲学”这一涉及学科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界需要重新加以“证明”，加以“澄清”，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在当今的时代，虽然我们从传统虚无主义的极端中逐渐走出（当然，这种虚无主义仍然很令人感到担忧和可怕），但业已放松了“强国保种”的生存压力而可能保有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的文化人，则不能不对事实上已经断裂的文化传统发自肺腑的悲鸣。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情绪称作文化民族主义，那么它和中国哲学学科之所以发生关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学科在传续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对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从业者们来说不无讽刺而又应当认真加以关注的是，这样的批评不仅来自于学科内部，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学科的外部，尤其是来自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人们已习惯将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习惯于通过对哲学的把握来理解整个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国哲学史未能提供给人们一种有效的通达传统的路径。
重提学科问题的第二个背景是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影响至深的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的断裂表现出麻木不仁和幸灾乐祸外，我们大多数人都深刻地经历了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国哲学界的前辈们并不乏“传薪”之外还要“传火”的自觉。传薪，亦即传学；传火，亦即传道。无论是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17]，还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飘零”心态下主张的“返本开新”，都有着传道传火的自觉。然而世事毕竟不尽如人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来规范哲学创造与哲学活动的一元化。哲学的发展权成为政治权力的专利和特殊待遇。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界，自觉努力实现从哲学史家向哲学家转变的，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一种日益多见的理论诉求。和合学、心灵哲学、中国经典解释学等，都已逐渐浮出水面。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思维，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已开始得到中国哲学界的确认，而这一点却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提中国哲学学科问题的第三个背景来自于西方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变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黑格尔曾经武断地断定中国人的思维是主体“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合一，因而将中国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学史之外[18]。现代的海德格尔把“哲学”理解为西方传统上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概念思维”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而将中国人以“非概念思维”或“诗性思维”为特征的论说系统称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东方的“思想”，企图借鉴东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维”的“形而上学”。2001年9月，德里达在他的中国之旅中与中国学者对话，明确地说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19]德里达的说法在许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我们可称之为“哲学民族主义”的话，那么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这种类似黑格尔的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专名使用的方式，同样激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哲学民族主义，虽然德里达声明：他的说法“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20]。这种哲学民族主义的产生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期望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有哲学还是有思想，都需要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来做出说明。中国哲学界已经厌烦了围绕着西方哲学的“指挥棒”来转。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活力的创造活动也给中国学人以很大的刺激，他们不仅想学习西方人的哲学或思想，还想进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国哲学或思想也获得西方哲学或思想那样的生机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哲学界又开始就“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进行“辨惑”工作。人们大体上仍是结合着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方式来证明中国有哲学的。从普遍性证明出发，人们或者力证中国哲学中有许多与西方哲学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给出一个哲学的普遍性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证明中国哲学也符合这个定义（这种证明实际上在给出定义时就已经暗含着了）。从特殊性出发，人们认为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中国哲学具有中国哲学的形态，不能用西方哲学的特殊形式来判定中国有无哲学[21]，而中国学人应当重视中国哲学的形态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范式[22]。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就意味着中西哲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统，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从事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张士英教授[23]和从事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们的回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能否化解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呢？我个人认为，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机――中国哲学是否可能
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表象上看，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与解答着眼于过去，即中国“哲学”的“史”。我们向更深层的方向考察，并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话，这个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中国哲学能否发展、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相互联结的问题。
首先，既然所谓的“中国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传统学术以及传统的学科分类，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延续这个“错误”？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冯友兰先生对这个问题曾提出两种方案供大家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严格地筛选中国义理学史料，而获得“中国哲学史”；一是不必理会西方哲学，中国义理学我行我素，而获得“中国义理学史”。[25]当然，能否以义理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或“思想”的统称也是成问题的。对于第一种选择，几乎成了中国哲学界相当普遍的一种选择；对于第二种选择，现今也有人赞同，认为中国没有“狭义的哲学”，不如称作“中学”或“中国的古学”。[26]也有学者不赞同此种态度，认为这种“自我放弃、退出、拒绝”“哲学”的做法，“既不合现代学科分类的时宜，亦迁就了西方哲学中心主义”。[27]实际上，当我们按照西方哲学家的指引，以“思想”来定义中国的理论思维时，又不免入“中国有无思想”的窠臼。“思想”在这里又有着特殊的含义，并非我们日常语言所说的“思想”一词的含义。海德格尔等人“发现”了东方的“思想”对于克治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以及作为后果之一的“科学”或“科技主义”的弊病的意义，“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我们之中有谁竟可对此作出断言吗？”[28]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就象西方传统的复杂性，而海德格尔将东方思想理想化，与我们惯常将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样，都有着价值取向与解释维度上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虽然略通老庄，然而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哲学”。当然，张祥龙先生主张退出“哲学”，并不等于放弃“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这里作为西方哲学专名使用的“哲学”，已经被置换为“思想”了。无论是主张“哲学”，还是主张“思想”，当然无损于中国理论思维的历史存在，但却能够影响到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学科建制、范式和未来发展方向。
陈来教授认为，在冯友兰提供的两个选择之外，事实上人们在实践着第三个选择：即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事实上是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9]俞宣孟则否定了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认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30]张立文先生主张“根据中国哲学的特点，给（中国）哲学作出自己的规定。”他认为可以这样来表述中国哲学：“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31]这个定义可能受到朱熹的启发，《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认为，“一阴一阳”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道”。这个定义与、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辈学人对于哲学的定义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学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学的特殊性，亦即“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定义。
“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不可能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而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在这个学科下得到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面对这个问题，也许较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定于一尊，让所有人走一条路。我们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妨让人们各抒己见和各持己见，按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使我们在整体上拥有着开放性和丰富性。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人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许我们在探索中，逐渐形成新的学术传统。这样的传统或许还不止一个。
其次，无论是用“哲学”还是用“思想”来界定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这种形上的思考传统即使从先秦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其历史也有将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传统，虽然我们对这个传统有着许多不满意。这二千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形上传统，能否流入现代之中，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文化资源，取决于中国哲学是否能够发展，能否展现生命活力。冯友兰先生很发人深省地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张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讲”。由“照着讲”和“接着讲”，出现了承续宋明理学的程（二程）朱（熹）道学（也称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张（载）王（夫之）气学三系的现代“三新学”：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由“自己讲”，出现了不限于承续诸子之一家的“和合学”，此外，“新仁学”、“境界哲学”、“心灵哲学”、“现代新墨学”等学派或新的哲学学说已在形成之中。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内部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三种“讲法”。其中，“自己讲”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讲”，没有依据传统而又在回应当代的哲学课题中超越传统的现代哲学理论作支撑，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接着讲”和“照着讲”。一味向西方寻找理论工具，“接着讲”与“照着讲”的结果，却使我们陷于究竟是“接着谁讲”和“照着谁讲”的迷惑。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实质上说，是当代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力和自身创造性的危机。
再次，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在学科上着重体现为方法论危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落实中国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解决的途径可能有三条：一是向西方寻找，援西入东，“以夷治夏”。这是人们所惯用的一种方法。例如主张用现象学方法来会通中学的张祥龙很坦率地说出：“我自认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让华夏的古文献自己说出新话语，获得当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尝试让“中国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条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响，而又复兴自己的非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33]二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中寻找方法，例如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弟子陈淳《北溪字义》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范畴解释学方法，从范畴分析、范畴与范畴联结而成的逻辑结构分析入手，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义蕴。[34]现在“逻辑结构分析法”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常用的一种方法。最近张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学者也擅长用“汉学”的方法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走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进路。只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史学研究应当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否则达不到哲学史应有的深度。[36]汤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国经典解释学，恢复经典解释传统，在“我注六经”中使“六经注我”，从而恢复经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鉴中西和会通中西中，可能出现的新的创新性的哲学方法。同样，我们对此三条路也应抱有一种多元开放的态度，分头探索。三种道路无疑都会各有短长，各有所蔽，但却可以为我们提更多的选择。
四、展望――中国哲学的生生之路
“危机”往往与“机遇”和“转机”相连。中国哲学能否通过在化解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机遇中，出现某种好的转机呢？
首先，关于哲学还是思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究竟有无哲学，或者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思想，不仅仅限于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题，还是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文化居于全球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时，中国学者的声音往往湮没在西方哲学家的断言之中，西方哲学家的意见很快地全球化为普遍性的主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不必执著于哲学抑或思想的争论。就学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东方文化相遇而产生的一个“错误”，但“哲学”已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共名”，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仅用它来标示西方的哲学，而且来表示世界各文明体中的相应的内容。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现在东、西方哲学界所应做的，应该是自觉地从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实出发，来重新界定“哲学”的内涵，以使“哲学”这一共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学界，“中国有无宗教”成了类似的学术讼案。一些西方学者坚持从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发，认定中国没有宗教，而只有哲学（这回倒是承认中国有哲学了）。西方宗教学家依据于基督教经验的宗教概念，无法涵盖诸如佛教这样的东方宗教，然而把诸如佛教等东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显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学家积极修正他们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够涵盖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学界也应该积极地向西方宗教学界学习，改变自身的固执姿态，改变局限于西方文化经验的狭隘性。就中国哲学学科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来界定哲学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来确定中国哲学的概念。
其次，关于中学与西学。就学科范式、方法和话语系统方面来说，中国哲学学科先天地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中西哲学的关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保持一种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们可以继续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文本，也可以“在参照西方哲学和相对独立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38]，试图“找到一条比较靠近中学，借鉴而不依傍西学的理解之路，从而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智慧桥梁”。[39]在这里，我们切忌范式的单一化。
同时，在我们着手以某种现成范式去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思这种范式能否兑现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可以完全抛开解答“中国有无哲学”的比较哲学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尝试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多元哲学之一元的独立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有特性从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家们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思维，去向现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因此，探索主要依据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是更为基础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学之间，一些学者还强调中西哲学的“会通”。从目前学界的实践来看，这种会通带有强烈的单面性，即总体上是以西方哲学来辅助理解中国哲学，并且是让中国学界通过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而不是使西方学界通过这种会通来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也许一些学者的本意在于为中西哲学找到一个具有共同点的对话平台，然而西方哲学界又有几人能够读懂汉语哲学界的文本，又有几个重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论说？令中国哲学界尴尬的是，似乎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反而无法理解中国哲学的意蕴，要想理解中国哲学，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学。在今后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或会通中，我们可以继续这种“以西解中”的事业，但不要轻易地、武断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是无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语言和语境中去，但我们仍然可以用现代的中文语言和中国语境去重新解读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来诠释中国哲学只能是让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便宜法门”，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那么他就必须学汉语，通古文，设身处地地试图用中国传统思维来进行思考，以图理解中国的古典文本。
再次，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汉学家或中国哲学史专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像叔本华一样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说以建立某种意义体系，也不妨碍他把中国哲学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发挥。关键之处在于无论是叔本华还是海德格尔，无论他们如何憧憬东方，都能“援东入西”，并能够“化东为西”，在借鉴和融会中继续西方哲学的传统或形成新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界无疑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哲学界学习，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还是努力培养西方哲学界那种活跃的创造力，相较而言，近几十年的中国哲学仿佛是犯了“贫血症”，自我更新和自我调节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国哲学的继续发展，曾经是许多中国哲学大师对于未来的期望。例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都做过充满期待的展望。张岱年说：“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40]这些话虽写于前一个世纪的上半叶，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仍具有着昭示作用。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中国哲学界的情况似乎有了好的转机，一些主要依据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新的“中国哲学”开始渐渐由潜入显，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中国哲学界的努力，中国传统哲学必将获得她的当代形态，我们也许可以乐观地预告，一个中国本土哲学自主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41]或许哲学界将来从学科上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将是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学科。“中国哲学”指中国当代的哲学，它既包括当代的“中国的哲学”，也包括“哲学在中国”，而且是“哲学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则是关于从传统到现当代的中国哲学的历史。或许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将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和传统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很可能就来自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把“哲学史”变成“当代史”，也只有在开发和利用中，使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由可能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文化资源。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从当前的整个中国学界来看，人们无论是从研究传统上还是从学术心态上都还未对中国传统哲学获得其当代形态而成为“中国哲学”做好准备。
注释：
[1]本文参阅了知识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如（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利》，三联书店，1999年3月版；（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继续发展的意义使用“中国哲学”一词。
[3]：《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同上。
[4]关于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典范意义，请参阅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已有详论。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6]可参阅拙文：《理一分殊新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作者自序。
[8]参阅景海峰：《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国教授访谈录》，《原道》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见《东亚文化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审查报告二》，《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4页。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页。
[13]同上书，第4页。
[14]同上书，第1页。
[15]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16]李锦全、冯达文主编：《中国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冯友兰先生于1988年2月写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挂在书房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见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第十五章《〈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冯友兰的终极关怀》，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页。
[1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99页。
[19]《是哲学，还是思想――王元化谈与德里达对话》，《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国哲学初步》导论。
[2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章“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道”。
[23]张士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书，跋。
[25]请参阅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附录《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
[26]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第190页。
[27]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译文转引自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526页。
[29]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第355页。
[30]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122页。
[31]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32]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序。
[33]同上书，第307页。
[34]一些学者误以为范畴解释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学，实质上是不了解中国的范畴解释传统。参见俞学孟：《本体论研究》，第123－124页。
[35]张立文：《和合方法的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1997年7月31日。
[37]请参见刘述先：《论宗教的超越与内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波兰）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写作缘起”，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晓：《在借鉴中深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光明日报》2002年5月21日。
[39]拙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2003年春节过后，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严重的急性传染性疾病SARS，波及面广，影响深远。这场灾难的背后，暴露出中国政府在预防控制突发性事件问题上的薄弱之处。SARS事件给政府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在经济全球一体化，人员往来频繁、资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如何系统地防控重大突发事件，使其影响降低到最小。长期以来，我国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方面存在不少缺陷。这些方面主要表现在，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往往是卫生部门一家的事，缺少其他部门的通力合作；政府在指挥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缺位；日常应急储备缺乏；信息报告系统分散、缓慢等．这些缺陷直接导致了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出现时，应急反应的行动迟缓、手段匮乏。
社会意义上的突发事件主要有以下几类：国防突发事件、传染性疾病突发事件、科学实验突发事件、交通事故突发事件；自然突发事件如地震、洪水、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各类突发事件都有其特点，其共性是突然发生，难以预知，危害巨大，影响深远。
二SARS事件引发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思考
这场突如其来的“非典”席卷了大半个中国，给人民的生命健康带来了威胁，并给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它不仅使我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也使政府的公共管理面临着一个新课题，即如何管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随着现代政府管理的复杂性日益加剧，政府管理的脆弱性亦日渐突出，特别是当社会爆发危机时，政府往往手足无措、难以应对，导致危机的后果迅速扩散，社会陷入混乱，进而危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如何将危机状态下的社会有序地管理起来，使危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达到最小限度，无疑成为政府管理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一）公共危机管理的概念
危机管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86年出版的《危机管理：为不可避免的事而计划》一书(CrisisManagement：planningfortheinevitable)该书的作者StevenFink曾在1979参加过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件的处理工作，之后，他对危机管理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但最早国外在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促使企业的经营者加强企业的防卫管理的研究．但当时的危机管理研究只不过是单纯的危险对策、保险管理、安全技术和防灾计划。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R．Blake和I．Mouton针对领导行为的有效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建立了相应的指标系统。20世纪80年代，一些学者开始将政治科学中的危机理论扩展到经济及管理领域，探讨企业在陷入危机后的紧急对策问题．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在研究企业危机现象时，提出将管理失误作为危机起源来研究其过程机理．我国在危机管理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晚，在20世纪90年代才展开了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而公共管理危机的研究近几年在中国才初见端倪。公共危机管理是政府针对突发危机事件的管理，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二）发达国家公共危机管理的经验
在危机管理方面，美、日、俄等国的做法值得借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建立制度化的组织机制．科学的危机管理组织是实现危机管理高效化的关键。为此，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全方位的既相对独立又高度协作的危机管理组织体系．美国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管理体系最具代表性．这一体系纵向上是以国家(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系统)——州(医院应急准备系统)——地方(城市医疗应对系统)三级公共卫生系统为基本架构；横向上是以公共卫生、执法、医疗服务和第一现场应对人员为基本架构。这种纵横交错的组织系统保证了政府进行多维度的、多领域联动的危机管理．
建立完备的法律机制。在一个法制国家，法律是人们行动的准绳．在有关法律规定之下，政府、相关部门、民众才能在突发事件面前不至于束手无策，依法行使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多国的实践表明，制定完备的紧急状态法是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保证。
建立完善的预警机制，美、日等国都建立有立体的危机信息收集处理网络，并进行常规的训练和演习．如日本的防地震演习和美国的防恐演练都在定期举行。
建立高效的应对机制．快速有效的应对措施是实现危机管理的重要环节．在俄罗斯解决莫斯科人质事件中，俄罗斯危机管理系统的高效运作使得危机事件迅速解决。建立开放的沟通机制．信息沟通是维护公民知情权的需要，而传媒则是信息沟通的重要途径。为此，国外都非常重视发挥传媒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媒体客观公开地报道突发事件，有助于传递政府的政策，缓解民众的紧张情绪，减少危机带来的潜在损失。
（三）公共危机管理系统模型
基于以上的论述，公共危机管理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的工作，一是危机预警，二是危机预防，三是危机处理．
危机预警是指根据系统外部环境及内部条件的变化，通过对危机现象、危机先兆和危机起因的严密监测，并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处理，进而对系统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预测和报警。具体说，就是指政府对危机的预测能力，例如，对于自然灾害，可以通过加强天气地震等预报的准确性来提高预警能力，对于人为的灾害则主要通过培养社会及公众的危机意识来提高预警能力。危机预警是危机管理的前提，属于预测性质的工作。
危机预防指的是对于收到的预警信号，采取及时的响应措施，最大限度地避免危机的发生．是对策性工作．例如疫病在某地区的突然爆发，其他地区在得知该信息后，应立刻采取措施，防止该疫病在本地区蔓延。
危机处理是指危机发生之后，如何有效应对危机，使危机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的限度．无数的事实证明，大多数人为危机是无法准确预测，所以，危机过后的危机处理显得尤为重要，是公共危机管理的核心之所在。
其三者的关系如图1模型所示．危机预警是公共危机管理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提高预警能力有助于提高整体的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危机预防则是危机管理系统的中间环节，一方面响应危机预警发出的信号，另一方面配合危机处理．危机处理发生之后，把信息反馈至危机预警系统，预警机构把信息汇总分析后，为下一次危机的发生提供预警信息。
在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开始重视风险的管理的重要性，风险管理体系也逐渐建立起来。但是和国外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比较来看，我国的商业银行在揭示风险和控制风险上明显还存在较大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种风险并存，风险管理存在一定难度。首先，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融资信贷规模得到大幅度增长，银行在资本管理上的难度逐渐增大。我国的货币政策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直采取宽松的政策形式，主要依靠投资来拉动内需，这也就意味着商业银行的信贷规模迅猛增长，资本管理的难度达到空前难度，企业不愿意偿付或者没有足够的能力偿还银行贷款，银行面临着严峻的信用风险。其次，银行面临的流动性风险日益险峻。我国目前开始运用市场化的方式对金融市场的资金筹集和运用，这使银行面临着资金流动和资金支付困难的可能。银行同业拆借市场的发展促进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流动性管理，但是我国的同业拆借市场发展不完善，商业银行很可能面临资金流动性危机。最后，我国金融市场中利率、汇率和其他金融衍生品的交易风险逐渐增加。我国近年来进行利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央银行也通过利率调控手段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利率变化的频率和幅度正在进一步增加，银行面临的利率风险也在逐渐增大。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各个商业银行外汇交易和外汇业务规模逐渐增大，汇率波动对商业银行的影响也在逐渐增加。同时，由于缺乏管理经验，商业银行对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涉入使其经营风险进一步加大。
2.商业银行缺乏完善的风险管理系统。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没有形成完善的体系，缺乏有力的组织结构作为保证，风险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缺失，相对来说比较分散，部分商业银行在信贷审批中依然存在着靠经验、靠领导的工作方式，在信贷前不审查、信贷中不检查、信贷后也不复查的弊端。
3.风险管理理念与文化的缺乏。我国商业银行缺少风险管理的文化理念，风险管理缺少专业人士指导。企业文化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灵魂和生命，企业文化中能否有效的融入风险管理意识决定了企业风险管理成功与否。风险管理工作需要一定的技术能力和专业能力，在实际操作中具有复杂性，对风险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比较高，要求风险管理人员具备较强的洞察力和前瞻性，否则对商业银行各项业务和产品的风险本质很难有精确的把握，建立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很有必要。
二、增强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和建议
1.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谨慎的监管制度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应该对金融机构流动性、杠杆率和资本充足率进行严格的管理，按照相关的管理标准进行管理；另外金融监管部门要审时度势地确定金融监管的重点，考虑到经济周期运行的特点和货币政策的要求等，使得金融机构能够正常的运作下去。在当今的经济发展世界，金融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和要点，美国金融危机虽然对我国的金融和经济发展影响不大，但是却使得我们意识到宏观审慎管理的重要性，积极吸取发达国家发展的教训，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我们不仅仅要关注单个行业或者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更应该站在宏观的角度上加大审慎政策的力度。
2.加强杠杆率监管。《商业银行杠杆率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的杠杆率不得低于4%，这使得商业银行资本套利的机会大大减少，商业银行内部风险管理模型存在的缺陷可以用杠杆率监管来弥补，使得金融体系中的资本规模保持在一定的、合理的水平上。另外，杠杆率监管可以避免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避免商业银行承担过度的风险，控制银行体系杠杆化水平的非理性增长和系统性风险的持续累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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