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8:13
导语：在日本饮食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翻转课堂；世界饮食文化；传统饮食
《世界饮食文化》是一门讲述中西方国家在食物原料开发利用、食品制作和饮食消费过程中的技术、科学、艺术，以及以饮食为基础的习俗、传统、思想和哲学。因其内容多，知识涉及面广而碎，信息量大而散，兴趣性强等特点，需要教师具备强大的国内外饮食文化背景[1]，以及灵活多变的教学方式，和较多的师生互动性，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激发学生思考，扩展学生思维。目前，国内多所高校食品专业相继开出《世界饮食文化》这门课，比如江南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安徽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暨南大学等，很多老师在增强学生兴趣和提高学生对中国传统饮食的自信心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方法和措施。例如：魏彬提出广泛搜集资料，将总历史串引到饮食活动，加强学生认识对饮食特点随着经济和政治变化而迁移的特点，提高学生学习兴趣[2]；胡春秋提出多种考核方式对《中国饮食文化》进行教学改革，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和创造性思维活动[3]；贾平提出将一些成语，典故，以及诗词等和饮食有关的文化融入到教学内容中，通过师生互问，老师答疑等形式趣闻横生地传入饮食文化现象，提升学生创新意思和创新能力[4]；周朋以茶文化为例，提出教学知识和教学实践相结合，加强学生对茶传播，茶历史和茶艺茶饮的文化活动认识[5]；蔡华探讨中西方思维方式不同造成的饮食内容，饮食方式，以及饮食健康和美味追求的差异，揭示了各国饮食文化迥异的深层内涵渊源[6]。然而，这些结果都只是从某些方面提到改进，且方法较单一，创新性不明显，在提升学生学习兴趣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且没有结合教师本人的经历来引导学生学习[7-9]。本人在教授《世界饮食文化》课程中，深切感受到这门课程强大的知识背景，包括地理气候，植被物产，历史人文等，需要将这些历史人文知识和食品科学技术相融合，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以空间和时间的角度，激发学生思维和学习兴趣，拓展学生知识面，增强学生对中国传统饮食和传统文化的自信心，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综合竞争力，为其他课程教学方式的改进起到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作用。
一教学内容改革
（一）从地理气候，植被物产和人文思维方式角度有目的地讲解南美，非洲，北欧，地中海国家，赤道附近国家和亚洲其他国家在饮食方式、饮食内容、饮食思维、饮食习俗和礼仪等方面的差异，结合作者本人拍摄的不同国家的饮食照片和视频，引领学生进入不同国家饮食走廊，带给学生亲切感和知识切入感，提高学生学习兴趣，使得学生掌握各国饮食文化形成的基本条件。以“墨西哥饮食”为例，墨西哥地处热带，物产丰富，且有悠久的农业历史，是世界玉米和辣椒的原产地，印第安人在这里培育了古老的农业技艺和烹饪技术，囊括从种植、丰收到制作、享用的过程，整个链条彰显了传统饮食的全民共享性。这种以辣味渐长，玉米，豆类，仙人掌和龙舌兰等已有9000年历史的饮食内容是现在墨西哥饮食的民族基础，也引领着现代墨西哥饮食的发展方向。自西班牙殖民者进入墨西哥后，西班牙餐饮，就像西班牙语言一样，演变成墨西哥饮食主流。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现在的墨西哥饮食是以传统饮食为基础，结合西班牙等西餐饮食方式，同时还融入了一些中国等国家的饮食元素的具有民族特色的饮食文化。进而通过提出假设国家，要求学生结合已学到的知识，以地理气候，自然物产，人文历史和思维方式角度，推导出假设国家饮食文化可能存在的形式和内容，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二）植被物产传播的时间和空间纬度贯穿整个课程人类饮食的丰富离不开人口迁移、科技发展和植被物产的传播，比如茶叶原产地是中国云南贵州四川交界地段，通过丝绸之路和茶马古道，茶被传到西欧，东欧，和亚洲其它国家，以及非洲和美洲。咖啡原产地是非洲的埃塞俄比亚，通过战争和奴隶贩卖，咖啡进入也门等阿拉伯国家，随着人工培育咖啡在也门的首次种植，以及欧洲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宗教战争，以及殖民地活动，咖啡被带到了欧洲，印度，南美和非洲其它国家。葡萄原产地在里海和黑海的外高加速地区，3000多年前开始在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种植，汉武帝时代传到我国新疆吐鲁番，唐太宗年间传到我国中原，然后南非和南美洲国家（阿根廷，智利和巴西）种植葡萄仅仅400多年的历史，北美的美国仅仅200多年的历史，但是却拥有了世界顶级葡萄品种和葡萄酒。欧洲学者相信，世界上的植物食品，有50%以上都出自印第安人之双手，包括马铃薯、甘薯，木薯，山药，欧洲的蚕豆，绿豆、豌豆、豇豆，云豆、赤豆、菜豆、架豆、扁豆、豆角、茶豆等的食用豆类（除了中国大豆），以及花生、西红柿、黄瓜、南瓜、西葫芦、辣椒、菠萝、鳄梨、草莓、可可等[10]。尽管这些食品原料现在在全球很多国家种植和引用，然而它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对气候，土壤，阳光和雨水的需求，比如，茶分布在北纬49°到南纬33°之间；咖啡分布在南北回归线之间；葡萄分布在南纬30-50°和北纬30-50°的温带区域。通过这些常见的植被的传播时间和空间图的讲解，培养学生空间立体思维方式，进而加强学生对各国饮食文化之间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的理解和掌握，传输给学生采用绘制时间空间图形，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理解人口流动和文化交流丰富各国饮食，从而打开学生思维，发展学生想象力，培养学生兴趣。（三）比较中西方饮食方式的不同通过对比中西方饮食思维，饮食内容和饮食方式的不同，培养学生对我国传统饮食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自信心。例如，西方的“烤”面包和中国的“蒸”馒头，从西方面包和中国馒头的各自起源及其发展历史，讲解中西方文化起源的不同；西方的烤牛排和中国的炖牛肉的烹饪方式的历史起源、变迁原因和发展过程；中方聚餐制和西方分餐制的历史起源、变迁原因和发展过程；中方筷子，西方刀叉和阿拉伯国家手抓饭的历史选择和传承；通过对比中西方饮食方式和饮食内容的差异，让学生体会中西方文化和思维方式的不同，以及我国烹饪技术的科学性和营养性。结合世界各国食品加工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提出我国传统食品加工方式，食品科学营养，食品多样性等方面所面临的机遇，挑战和发展趋势，激发学生思考我国传统食品存在巨大的创新空间。结合作者本人积累的十几年食品科学与工程的科学知识，提出科学知识可以带给人民更丰富，更营养和更美味的食品，并通过问题让学生对中国独有的传统烹饪方式——蒸的优缺点，目前的应用及其改进方法，引导学生充分认识我国先人智慧和中华文化精髓。
二教学方式改革
（一）采用演小品的形式。讲解药食同源的日常应用，让学生理解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比如“五味调和”“天人合一”“五行阴阳学说”，在我国饮食文化上的体现，掌握中国先人在追求饮食营养和健康的探索，提升学生对我国饮食文化的博大精深的了解，增强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心。通过翻转课堂的运用[11-12]，让学生结合自己家乡饮食特色，演绎日常饮食中的“五行阴阳学说”在“药食同源”上应用的现象，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和课堂参与度。（二）世界饮食文化不仅仅带给学生全面的视觉认识，同时也要配以动手实践和味觉品尝，这样更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因此，设计日本寿司的制作和品尝，通过评定寿司的色、形和味来考察学生对世界其它国家特色饮食的特点掌握；或者，创新一种“奇思妙想饮料”，以饮料营养健康和感官评定考察学生对食品常规鉴定方式的掌握。通过这些实践课带给学生亲身体验不同国家饮食特色带来的切身感受和创新实践的快乐，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提升学生对这门课的兴趣和热爱。
三结语
不是只有耕作。
前几年，台湾最早的农业生活刊物《乡间小路》改版，用插画的元素设计每期封面，在主题企划上，更是从吃入手带领民众认识农业：日常吃到的米是在哪里种的，有什么特色，是哪些农友种的。农夫们的面孔因此慢慢变得清晰，农业也不再脱离日常生活。
高雄美浓有一家由三位85后创办的“野上野下文化有限公司”。三个人，有的做插画，有的做设计，有的做企划，这个留“美”文创工作室将文创包装理念带入农村，为农产品说故事，为农会举办的应季农产品宣传活动做出好看的海报和文案。他们尝试从日常生活出发，凝视美浓这块土地上的人、事、物、景，透过《野上野下》手帖来发现这块土地上的生命力。除了手帖的采访与编辑，他们延伸了野上野下的内涵，在野上野下的过程中，以美浓的自然为材料，以美浓的产业、人物、景观为意象，加上纸张、陶土或棉布等天然素材，发展具有美浓野味的文创商品。
“上下游”由五位分别来自媒体专业、农业耕作、生产制造、编辑采访、网络科技、工艺创作等领域的人一起创办，这个关心农业以及友善土地议题的社会企业，集合新闻和市集两个平台，独立制作新闻（从食物出发，连结土地到餐桌），也开发小农商品（加工品），并选择其他农作良品、小刊物在网络贩卖。
有人以农产品开拓出文创品牌；有人为农产品搭建产销结合平台；也有人以独立刊物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在地风土的关怀。总之，认识乡土的平台越来越多。
譬如，沈岱桦她们创办的《风土痣》。
《风土痣》是一份形式新颖关心“土”事的刊物。创刊人之一沈岱桦，是《乡间小路》杂志改版时的编辑。传播系毕业的她，在硕士论文时问了一个问题——“台湾1990年代以降饮食文化论述的改变”，在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她发现农业是让变化产生的根本。沈岱桦第一份工作是在农业出版社当编辑，此后都在农业采访的第一线，无论是撰写稿件、编辑书刊、策划展览，她所从事的工作都与台湾这片土地有关。
《风土痣》是沈岱桦和前同事插画师，也是美术设计师的王春子一起创办的。在前年11月推出的试刊号编者话里，她们写道：“有内心的关注，结合自己发声的方式，业余报刊《风土痣》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学生时代，教授会称这是志业，出了社会做事，发现自己关心的是土地之事，才懂志业是用在此刻。风土作为一种志业，除了倾心于记录作物的生长条件、人文气息、文化地景的风土志之外，更喜欢这是一种见微知著，由病症到病灶的‘痣’的观察。”而取“痣”非“志”，是希望保持幽默态度观察风土世界。“痣（mole）有标记之意，将风土地域的标记视为土地的痣，更何况有人说过痣的形成如同天线的功能，无形中会发出一股信念，也会接收一股磁波。作为一名有痣之士，能像天线宝宝一样发出信号，接收磁波，感知风土。”
这份以杂志逻辑编辑的报纸，每期只关注一个主题。试刊号出刊时时值冬季，台湾农家喜把盛产的东西用腌制的方式保存，有感于生活中有数不尽的食物透过腌渍发酵美味，“从最原始的一层盐巴，一层食物，彼此交叠覆盖，起初为了保命，日后竟成为各地风土的饮食文化”，《风土痣》从“腌渍”开始挖掘身边隐藏的风土智慧与生活故事。创刊号以生命的开始“种子”作为主题，9月推出时恰逢台湾农作第二季，也让许多并不了解农事的读者知晓，原来播种并不只在春天，金秋也同为播种的季节。解释主题企划的考虑时，岱桦说，“《风土痣》的‘风土’二字借自葡萄酒文化，做农业刊物时经常跑产地，发现台湾中部浊水溪流经的农田稻谷长得和其他地方的就是不一样，沐浴不同风向的太平洋的风，出产的蔬果即便种类相同选种也有差异。在讨论风土条件的时候，其实更重要的是人，就好像葡萄酒，不同的风土条件孕育不同的葡萄果实，可出来的口感也跟不同人的不同酿制方式有关。”
随着四季晴雨观察农渔业延伸出的食物、人物、职业、民艺等在地生产文化，再多一点关心环绕于日常生活的人事物，期望透过杂志让读者理解台湾不同地方的人的生活、地方智慧，也让来台湾旅行的人对台湾有更深的了解。这是她们想做的事。
海峡旅游：《风土痣》受到读者的肯定，你觉得和台湾人对乡村“关怀”的情绪是否有关？台湾人的“乡村关怀”是怎样的一种情绪？
沈岱桦：《风土痣》受到读者肯定，乡村关怀并不是最直接明显的关系。从“no.00”题目腌渍到“no.01种子”，再到“no.02火锅”，想和读者分享的并不是只有乡村。“00腌渍”因为冬日保存食物关系，带着读者一探农村妈妈的腌渍绝活。“01种子”是《风土痣》的创刊号，种子是从土里长出来的食物源头，也代表对刊物的期待与希望，于是从种子切入，介绍读者平日不会遇见的育种员，感受种子得来不易。
台湾一直有些人，对乡村带着关怀的情绪，有的人写诗，如吴晟；有的人唱歌，如林生祥（早期是交工乐队）；有的人做社运，如蔡培慧（台湾农村阵线发言人）；有人作刊物，如舒诗伟（青芽儿）等等。1999年台湾发生“921大地震”，把南投震垮了，南投是台湾唯一不靠海的乡镇，也是主要茶区，很多人投入赈灾行动、社区关怀；2009年的“八八风灾”，也震跨了南台湾高雄山区，如甲仙、桃源。很多人的家没了，当关注农村的朋友，社会运动团体进入当地帮助居民重建生活，最后村民还是必须回到这块土地上，也因此大家开始思考和环境共好这件事，可不可以不喷洒农药，可不可以不用除草剂，可不可以友善耕作。经过天灾，再加上人祸（如苗栗大埔事件），台湾人都深刻感受到土地的可贵。2011年“311”日本大地震也震醒了很多人：社会的发展不应该只看高科技与商业行为，对土地的珍惜是很重要的。这期间，台湾也流行单车旅行、岛内出走，以农产品为基石的文创品牌纷纷出现在市场上，认识乡土的媒介变多了。
海峡旅游：台湾有许多帮助农业的平台，比如大王菜铺子、主妇联盟、248农学市集、弯腰农夫市集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些平台？
沈岱桦：出现这些平台的原因，综合来说，是希望农民的脸孔可以被认识，不再像是以往蔬果农作都是透过大盘商收购，恶性循环使得农民收入低薄。同时也让农民接近消费者，对自己耕作的蔬果更有一份责任，不仅要让消费者吃得健康，也顾及土地的友好。
你提到的这些平台，都是一些长期以来关注农村的朋友自发建立的。再往前追溯，农业开始被注意跟1990年后流行饮食写作有关，饮食作家，比如韩良露、叶怡兰等等，她们除了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好吃外，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让大家思考食物和土地关系的媒介，这些食物是被谁种的，在什么时候吃最好。饮食作家和饮食研究者透过媒体不断发声，美食记者也开始关注，食物不是只是从餐厅端出来的一道菜，而会溯源到谁养的鸭谁养的鱼，越来越多这样的报道成为民众认识农村的渠道。此外，台湾出版界近几年也出版了好多跟返乡种田、绿色食物、绿色建筑有关的出版物。
台湾社会回到思考怎么样跟土地共好，怎么去过更自然的生活，于是有人会把这些跟文创产业做结合，就有所谓的“农创”出现。应该说整个社会氛围到了就自然出现。
海峡旅游：跑农业线这几年下来，台湾乡村最让你觉得自豪的地方是什么，以及这几年你所感受到的最显著的变化？
关键词：明代；香药；饮食风尚；社会阶层；奢靡观念
DOI： 10.16758/ki.1004-9371.2016.04.009
有明一代，在海洋为纽带的连接下，东南亚香药通过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贸易及西人中转等途径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加之商品经济的繁荣，长期以来，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不再是富贵阶层的专利。它们逐渐跳脱出原有的身份局限，从最初宗教祭祀的供养圣品、达官显贵享用的奢靡物品、文人雅士品评的清雅之物，转变成普通百姓能够消费得起的治病疗疾之良药、饮食调味之原料，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明人的健康、饮食观念。然而，关于香药对明人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带来的影响问题，学术界鲜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香药贸易与明人日常生活关系的笼统探讨上。1此外，关于明代饮食文化的研究成果，也较少涉及对香药的考察。2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日常生活史为研究视角，以香药为切入点，以食谱、日用类书为核心资料，初步呈现这一历史场景，并藉以探讨以香药为代表的舶来品在明人日常饮食领域的运用情况，以及由此引发的新饮食风尚在不同社会阶层间的传播与流变，从而揭示明中叶前后中国奢靡之风的兴起之源。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明清香药贸易研究”（项目批号：15LSC003）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项目批号：09JZD0015）成果。
1 参见张维屏：《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年第5期；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黄瑞珍：《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冠岑：《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台湾逢甲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参见S田y：『中国食物史の研究， |京：八坂房，1978年；K. C.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伊永文：《明清饮食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董萍：《论明人饮食文化思想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侯波：《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Yue， Isaac and Tang， Siufu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一、中国史籍中“香药”的书写
香药作为一个本草学概念，既是历史上舶来品的重要代名词，又是商品流转、海洋贸易与社会生活相互交织的集中体现，其含义处在不断变化之中。《说文解字》曰：“香，芳也”，1“药，治病草”，2香药，即为具有芳香气味能够治病的植物。近代所编的《辞海》及当代的各类汉语字典基本沿袭了《说文解字》对“香”、“药”二字的解释。事实上，中国历代典籍中所记录的“香药”，在不同时期存在相应的流变，且内涵和外延与上述解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据笔者所见，“香药”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晋陈寿所撰《三国志》，该书对香药并无过多介绍，只是在论述交趾地区的赋税时提到，“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玳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3此处，香药与象牙、犀角并列，成为珍奇异物、名贵物品的代表之一，且在三国时期已从南海诸地传入中国。此后，由晋至隋的近三百年间，“香药”作为一个专有名词，多出
现在佛教经典中，其不仅充当医病疗疾的药物，还被赋予一定的神秘色彩，成为宗教洁净观念的象征。自唐以后，“香药”在世俗作品中出现的频率开始逐渐超越宗教典籍，无论是官修正史、地方志书，抑或是文人笔记、日用类书，都不乏香药的身影。同时，香药的意涵也较之前代更为丰富，且每一时期强调的侧重点皆有所不同。
唐代史籍中的“香药”包括本土所产和域外进口两类，且多与佛教相关。4如杜甫在《槐叶冷淘》一诗中所提到的香药即为本土药物的合称，“元日，以香药入锦囊中，渍酒而饮，曰屠苏酒，可辟瘟气。”5此处使用香药配制而成的屠苏酒早在东晋时期即已出现，具有避瘟祛秽之功效，其主要配料为本土所产的“大黄五分，川椒五分，术、桂各三分，桔梗四分，乌头一分，拔楔二分”。 6此外，在诸多情况下，香药亦指代域外所出香品。如《蛮书》曰：“昆仑国，正北去蛮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槟榔、琉璃、水精、蠡坯等诸香药、珍宝、犀牛等。”7此处的香药显然指的是昆仑国所产的青木、旃檀及紫檀诸香。
宋元时期，由于海外贸易的繁荣，香药成为舶来品的代名词，在很多时候特指从南海诸国进口的沉香、乳香、檀香、丁香、没药等香货。8
据统计，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的《志香》篇、周去非《岭外代答》的《香门》卷、叶庭的《南蕃香录》及赵汝适的《诸蕃志》中所记香品多达四十余种，皆为通过海路输入中国的域外香药。9
宋代香文化研究专著《陈氏香谱》一书系统记载了“凝合诸香”的调配制作方法，域外香药和本土药草得以完美结合，其中“香药”目中的“丁沉煎圆”和“木香饼子”即是很好的例证，10丁香、檀香等进口香药和甘草、肉桂等国产药草相混合，组成新的医疗保健品。“香药”一词由此被赋予新的内涵，它不仅指单味的香品和药材，亦是各类合香的总称。此外，在一些文献中，沉香、乳香、丁香、阿魏等香、药品并非被称为“香药”，而是被分类划之。如（大德）《南海志》的“物产”卷将沉香、速香、黄熟香、降香、檀香等具有较强芳香气味的香药归入“香货”类，而将脑子、阿魏、没药、胡椒、豆蔻等药用功能较为明显的香药归入“药物”类。1
明清时期，沉香、乳香、檀香、没药、胡椒等香药不再被冠以“香药”总称的情况更为明显，它们更多时候是以各自具体的名称出现，“香药”作为专有名词的出现频率逐渐降低，然而其所包含的香品及药材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有增无减。从现存史籍来看，明代香药的书写与前代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征。
其一，香药特性的记载更为详细准确。随着香药输入途径的多元及香药进口数量的增加，中国史籍中关于香药特性的记载日趋详细准确，香药功用的发掘日益丰富多元。部分香药虽早在汉代已传入中国，但由汉至隋的八百余年间，因传入香药种类及数量有限，加之其使用人群多局限于宗教僧侣及皇宫贵族，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较为简略。唐宋时期，香药输入的种类及数量虽较之前代有大幅增加，关于香药的记录也更为详细，但人们对香药的认识仍存在很大程度的偏颇，就连世代经营香药的土生波斯人李，也误将本是同物异名的熏陆香和乳香当成两种不同香药。2至宋代，《本草图经》、《本草衍义》等本草类书籍的作者皆已认识到“乳香为熏陆耳”，3然而唐慎微所撰《证类本草》依旧将乳香和熏陆香析为两条记载。4除此之外，这一时期的本草书籍对其他香药的记载亦存在不当之处，如《本草图经》中将本不属于同类的沉香、熏陆香、苏合香、檀香、木香、丁香等香药皆归于“沉香”条下，5这一编排体例显然不甚恰当。
经过历代本草学家及医者们的不断积累和发现，明代史籍中关于香药的记载，无论从书写体例还是编撰内容来看，都更为准确详实。例如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对胡椒、豆蔻、苏木等香药特性的记录，在总结前代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新发现，从释名、集解（即生物学特性）、主治、发明、附方五个方面对每种香药的特性逐一进行了详细介绍。除《本草纲目》、《证治准绳》、《赤水玄珠》等医药书籍外，《便民图纂》、《遵生八笺》、《竹屿山房杂部》等日用类书中关于香药的记录也颇为详细准确。可见，唐宋之际，大部分香药品种虽已被医家、文人所知晓，但时人对其特性的认识并不十分准确，就连最为基本的香药名称亦存在颇多争议，作为知识阶层的医家、文人尚且如此，普通百姓对香药的陌生更是可见一斑。至元明时期，尤其明中叶以来，随着民间海外贸易的发展，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日渐被时人所熟悉，且开始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其二，香药应用的书写更为广泛多元。明初以来，随着香药进口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以及时人对香药特性的深入了解，东南亚香药在中国的应用重点逐渐从宗教祭祀、熏衣化妆、医疗保健领域扩展至饮食调味。
首先，从记录香药使用情况的书籍类型来看，明以前记载香药的史籍主要为宗教典籍、本草书籍、药书及香谱四大类，香药主要作为药材、香品被时人使用。与前代不同的是，日用类书、沿海方志及海洋图书成为有明一代记录香药特性及其应用情况的核心资料。例如，《瀛涯胜览》、《西洋朝贡典录》、《东西洋考》等海洋图书对于香药的种类、产地、特性及功用皆给予了详细介绍，从这类书籍的撰写者来看，他们或亲赴海外，或身居市舶之职，或久居沿海重镇，耳闻目睹香药贸易之盛况，对海舶香药的记载自然颇为准确，也更具针对性；而《多能鄙事》、《便民图纂》等日用类书则以丰富的实例介绍了香药在饮食、保健等日常生活领域如何应用的过程，荤素菜肴、茶酒汤水、肉脯果干中加入香药的例子比比皆是。其次，从记载内容及书写特点来看，香药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重点由元至明发生了重要转变，从疗疾保健逐步转向美食调味。元代的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关于胡椒应用于饮食的记录多达三十余条，然而在介绍这些食谱之前几乎都先强调其食疗保健功效，1而明代的记录则多略去对其治病保健功效的介绍，更强调香药的调味及腌制功能。
其三，香药消费人群日益扩大。明代以前，作为舶来品的香药虽颇受欢迎，但因输入量少，价格昂贵，长期以来只能作为奢侈品被社会上层所独享。明初以来，在朝贡贸易、郑和下西洋、民间海外贸易及西人中转等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各类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不仅保证了香药在中国市场的供需稳定，且使这一舶来品真正进入寻常百姓之家。
宋元时期，香药应用于饮食的记载逐渐增多，日常生活用书《饮膳正要》及《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仅胡椒一种香药作为饮食调味品的记载就分别多达三四十条，然而，其使用人群仅局限于皇宫贵族及达官显贵之家。从两书的撰写者和书写内容来看，《饮膳正要》为元代御医忽思慧撰写的营养学专著，其适应人群为皇帝及其子女、妃嫔等；《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介绍的亦是历代名贤的居家日用事宜，而非普通寻常百姓。从饮食配方来看，使用香药作为调味品的主料基本为鹿、牛、羊、鸡等肉类及各种鱼类，而鱼、肉等荤食在当时是普通平民所无力消费的。而记载香药应用于饮食的明代书籍则多为面对普通百姓的日用类书，此外，福建、广东等沿海方志中，香药出现的频率亦相当高。因此，仅从书籍的类型及适度人群来看，明代的普通平民已开始将香药应用于饮食中。其次，史籍中大量出现运用香药描绘其他事物特性的表达，其中“胡椒”的运用最为普遍，“似胡椒”、“如胡椒”等词频频出现。例如，“阿勃参香，出拂林国，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青，正黄，子如胡椒，赤色。”2《农政全书》卷三十《树艺》在描述葡萄大小时曰：“琐琐葡萄出西番，实小如胡椒。”3《致富奇书》在介绍梧桐特性时曰：“梧桐：二三月畦种，如种葵法，稍长移栽皆阴处地，喜实不喜浮，子生于叶，大如胡椒。”4如果说用胡椒来描述我们不甚熟悉的阿勃参香和西域葡萄，仅能说明人们对胡椒的熟悉程度高于这些稀有物种，那么用胡椒作为形容在南北各地皆有种植的梧桐树所结果实大小的专业词汇，则足以体现明人对胡椒的熟悉程度之高。此外，明代的医书常用胡椒来形容制作药丸的大小，如“丸如胡椒大”、“大如胡椒”等，再次说明了以胡椒为代表的香药在明代社会生活中的应用之广泛。
二、香药与明代日常饮食
香药自汉代传入中国以来，在饮食领域的运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得到有效彰显。明中叶以后，胡椒、苏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药作为调味品迅速充斥日常饮食，尤以胡椒应用最为广泛。其不仅是烹饪食物的重要作料，而且经常用于腌制肉脯、果干，调制美酒、汤水，身影几乎遍布日常饮食的各个领域。
烹制荤食。胡椒能“杀一切鱼、肉、鳖、蕈毒”，5因此明人在烹饪这类食物时，必添加之。《竹屿山房杂部》记载的制作鱼、虾、蟹、贝等各类海鲜及鸡、鸭、牛、羊等肉类食物的烹调方法中，胡椒皆是重要作料。兹随机选取几份菜谱列举如下：
烹蚶：先作沸汤，入酱、油、胡椒调和，涤蚶投下，不停手调旋之可拆，遂起，则肉鲜满，和宜潭笋。
江河池湖所产青鱼、鲢鱼蒸二制：一用全鱼刀寸界之内外牛酱、缩砂仁、胡椒、花椒、葱皆遍甑蒸熟，宜去骨存肉，苴压为糕。一用酱、胡椒、花椒、缩砂仁、葱沃全鱼以新瓦砾藉锅置鱼于上，浇以油，常注以酒，俟熟，俱宜蒜醋。
辣炒鸡：用鸡斫为轩，投熟锅中，炒改色，水烹熟，以酱、胡椒、花椒、葱白调和，全体烹熟调和。
牛饼子：用肥者碎切机音几，上报斫细为醢，和胡椒、花椒、酱拧白酒成丸饼，沸汤中烹熟，浮先起，以胡椒、花椒、酱、油、醋、葱调汁，浇瀹之。1
从烹调方法看，四道菜的制作过程十分简单，皆具家常菜之特性；从添加的作料看，胡椒与油、盐、酱、醋、葱的身份并列，成为厨房必备；从菜色种类看，胡椒广泛应用于海鲜、淡水鱼、家禽、家畜的烹饪，其使用地域从沿海至内地。综合上述信息可见，跨海来华的胡椒已成为中国人日常烹调荤食的不可或缺之物。
烹调素食。胡椒味辛辣，在一些素食的制作中常常使用。如《遵生八笺》和《野蔌品》中都提到的芙蓉花的制作，“芙蓉花，采花去心蒂，滚汤泡一二次，同豆腐，少加胡椒，红白可爱。”2蔬菜的经典做法“油酱炒三十五制”，3胡椒为其必备调料。例如：“天花菜，先熬油熟，加水同入d之，用酱、醋；有先熬油，加酱、醋、水再熬，始入之。皆以葱白、胡椒、花椒、松仁油或杏仁油少许调和，俱可，和诸鲜菜视所宜。”山药、茭白、芦笋、萝卜、冬瓜、丝瓜等皆仿此法。4明代以前，胡椒、豆蔻等香药在烹饪菜肴方面仅限于“胡盘肉食”，5及至明代，胡椒在饮食领域的应用已不再局限于荤食，山药、萝卜、丝瓜等常见蔬菜在烹制已开始添加胡椒。可见，香药在素食领域的使用，不仅丰富了时人的饮食口味，而且使社会下层使用香药烹制菜肴成为可能。
腌制食物。为延长食物的保存时间，并使其味道更为多元，明人开始习惯使用胡椒、豆蔻等香药腌制食物，尤其明中叶以后，记载此类食谱的著作逐渐增多，而香药用于腌制食物的记录在宋元时期的日用类书及饮膳类书籍中则极少出现。如著名的“法制鲫鱼”，“用鱼治洁布牛令干，每斤红曲e一两炒，盐二两，胡椒、川椒、地椒、莳萝e各一钱，和匀，实鱼腹令满，余者一重鱼，一重料物，置于新瓶内泥封之。十二月造，正月十五后取出，番转以腊酒渍满，至三四月熟，留数年不馁。”6此外，豆蔻等香药还可用于蔬菜的腌制，如“折齑，一用芥菜a心洗，日晒干，入器，熬香油、醋、酱、缩砂仁、红豆蔻、莳萝末浇菜上e一番，倾汁入锅，再熬，再倾二三次，半日已熟”。7无论是鲫鱼，还是芥菜，其腌制方法皆较为简单，且原料容易获取，普通家庭很容易便能做到。
制作果脯。明中叶以后，由于饮食消费奢侈风尚的盛行，带动了饮致化的消费需求，各类果品开始被加入不同香药，制作成风味独特的果脯。如“芭蕉脯，蕉根有两种，一种粘者为糯蕉，可食。取作手大片，灰汁煮令熟，去灰汁，又以清水煮，易水令灰味尽，取压干，乃以盐、酱、芜荑、椒、干姜、熟油、胡椒等杂物研，乓涣剿蕹觯焙干，略令软，食之全类肥肉之味”；8“衣梅，用赤砂糖一斤，为率釜中，再熬，乘热和，新薄荷叶丝八两、鲜姜丝四两，日中，置臼中捣和丸之。有脱杨梅肉杂于内，今加白豆蔻一两，白檀香二两末，片脑一钱e，白砂糖为珍糖，再熬，后仿此。”9芭蕉、梅子等水果加入胡椒、豆蔻、白檀等香药制作成果脯，不仅间接延长了水果的保存期限，而且很大程度上丰富了时人的饮食。
调配物料。胡椒、白檀等香药不仅可以在烹饪、腌制食物时，作为单味作料加入食物中，还可与茴香、干姜等多味作料一起调配成方便快捷的调料包。最为常用的有以下四种：
素食中物料法：莳萝、茴香、川椒、胡椒、干姜（泡）、甘草、马芹、杏仁各等分，加榧子肉一倍共为末，水浸，蒸饼为丸如弹子大，用时汤化开。
省力物料法：马芹、胡椒、茴香、干姜（泡）、官桂、花椒各等分为末，滴水为丸，如弹子大，每用调和捻破，即入锅内，出外尤便。
一了百当：甜酱一斤半，腊糟一斤，麻油七两，盐十两，川椒、马芹、茴香、胡椒、杏仁、良姜、官桂等分为末，先以油就锅内熬香，将料末同糟酱炒熟入器收贮，遇修馔随意挑用，料足味全，甚便行厨。
大料物法：官桂、良姜、荜拨、草豆蔻、陈皮、缩砂仁、八角、茴香各一两，川椒二两，杏仁五两，甘草一两半，白檀香半两，共为末用，如带出路以水浸，蒸饼丸如弹子大，用时旋以汤化开。1
上述四种物料皆可称之为“省力物料”，它们不仅是居家烹饪的好帮手，而且便于携带，适合外出使用，且保存期限较长，类似于我们今天厨房常用的“十三香”和方便面中的“调味包”。这些便捷物料的使用，大大简化了做菜程序，其味道不但丝毫未减，而且由于多味物料的混合而更加美味，故大受时人欢迎。
酿制美酒。早在东晋张华的《博物志》中已有“胡椒酒方”的记载，2至宋元时期更是出现了木香酒、片脑酒、白豆蔻酒、苏合香丸酒等种类丰富的香药酒，然而这些香药酒虽用“酒”命名，却以治病疗疾及调理身体为主要目的，并非日常的饮用酒。明代以后，利用木香、沉香、檀香、丁香、胡椒等香药酿造美酒、制作酒曲的方子逐渐增多。如时人常饮的“羊羔酒”、3“蜜酒”、4“鸡鸣酒”5皆加入木香、胡椒、片脑、丁香等不同香药酿制而成，且“蜜酒”的酿制即有三种不同的方子。除酿造美酒外，胡椒、木香、丁香、沉香、檀香、豆蔻等香药还是制作酒曲不可或缺的原料，如著名的“大禧白酒曲方”6在以面粉、糯米粉、甜瓜为主料的基础上，加入木香、沉香、檀香、丁香、甘草、砂仁、藿香、槐花、白芷、零苓香、白术、白莲花等多味物料，共同酿制而成；“朱翼中瑶泉曲”7则以白面、糯米粉为主料，加人参、官桂、茯苓、豆蔻、白术、胡椒、白芷、川芎、丁香、桂花、南星、榔、防风、附子一同酿造。明代常见的一些酿酒法及酒曲方，有些在宋元史籍中已经出现，如载于《多能鄙事》和《竹屿山房杂部》的“鸡鸣酒方”在元代《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巳集《曲酒类》中已经出现，明代盛行的“瑶泉曲方”最早见于宋代朱翼中的《北山酒经》，然而这些酿酒方在宋元时期应用较为有限，真正受到重视是明中叶以后的事。明中叶后，奢靡之风盛行，人们对饮食也愈来愈讲究，宋元、明初时所撰的大量日用类书纷纷重新刊刻出版，书中所载的诸多食谱、酒方开始真正得以普及。
调制汤水。明清时期饮用香药汤水的风气十分盛行，日用类书中出现了诸多调制香药汤水的配方，如《竹屿山房杂部》全书二十二卷中就有两卷单独介绍各类汤水，且其中所记载的大部分汤水配方都需加入豆蔻、丁香、沉香、檀香、片脑等不同香药。时人经常饮用的汤水有：水晶糖霜和片脑一同熬制的“无尘汤”；8白砂糖、藿香、甘松、生姜、麝香、白檀一同加水调制的“香糖渴水”；9黄梅、甘草、檀香、姜丝、青椒共同酿造的“黄梅汤”，10等等。这些汤水不仅味道甜美可口，而且片脑、檀香、甘草等有益于身体健康药材的加入，使其又具保健功效。此外，沉香熟水、丁香熟水、豆蔻熟水、檀香汤、胡椒汤等以各类香药命名的汤水亦十分常见，且多出现在《居家必用事类全集》、《遵生八笺》、《竹屿山房杂部》等日用类书的饮食或养生条目下，足见时人已不再将这些汤水视为药物，而多将其作为保健的日常饮品。加之其制作方法简单快捷，通常只需将香药投入沸汤中，入瓶密闭，随时取用，时人多饮之。
制作香茶。明清时期由于人们对饮食追求的日益精致化，对茶叶的制作颇为讲究，每种茶叶是否加入香药，加入何种香药都有严格规定。如“藏茶宜m叶，而畏香药，喜温燥，而忌冷湿”，1此段文字虽是介绍茶的特性，但茶畏香药的描述，已间接说明了香药在百姓日常生活中应用之频繁。藏茶虽畏香药，制作或冲泡时严禁加入，但其却是制作龙麝香茶、香茶饼子不可或缺的原料，著名的“经进龙麝香茶”即以白檀末、白豆蔻、沉香、片脑等配料，加入上等茶叶烘焙而成；2利于保存且方便携带的“香茶饼子”，亦是以白豆蔻仁、荜澄茄、沉香、片脑、白檀等多味香药，加入孩儿茶中制作而成。3从制作方法上看，“经进龙麝香茶”和“香茶饼子”的制作流程颇为复杂，且对每种香药的数量及炮制都有严格要求。然而，并不是所有香茶的制作工艺都如此复杂，如“脑子茶”的制作，只需将“好茶研细，薄纸包，梅花片脑一钱许于茶末内埋之，经宿汤点”即可；4“法制芽茶”只需“芽茶二两一钱作母，豆蔻一钱，麝香一分，片脑一分半，檀香一钱细末，入甘草内缠之”便可。5从上述各类加入香药的茶品配方及制作流程可见，既有焙制精良的龙麝香茶，亦有方便快捷的脑子茶，足见香药在制茶领域应用之广。
三、香药、贸易与明代饮食风尚
香药多产于热带，其产区主要分布在南亚的印度、斯里兰卡，阿拉伯半岛沿岸的也门、亚丁、伊朗，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岛等地。然而，不同时期香药的产地并非一成不变，随着交流的日频和贸易的日增，在自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诸多香药的种植区域不断流转。有明一代，中国市场上消费的胡椒、苏木、檀香等大宗香药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源源不断的香药输入，不仅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多重影响，而且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明人的日常生活，尤其对明人饮食文化的影响最为显著。
明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即以“不征”为基调，广泛建立与东南亚各国的关系，这一政策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占城、暹罗、爪哇、苏门答腊等国纷纷加入朝贡贸易体系。明成祖即位后，在继承太祖“不征诸夷”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怀柔”的范围，放宽朝贡的限制，并派遣船队远赴东西洋各国，远播声威，广通贸易，官方海上贸易出现鼎盛局面。据《明会典》记载，明前期，东南亚各国的朝贡物品主要包括象牙、犀角、珠宝、织物、器皿、香药、奇珍异兽等，其中香药所占比重最大。6关于通过朝贡贸易入华的香药数量，《明实录》、《明史》、《西洋朝贡典录》、《殊域周咨录》等史籍皆有丰富记载。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爪哇国遣僧阿烈阿儿等奉金表贡黑奴男女一百一人、大珠八颗、胡椒七万五千斤。”7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暹罗斛国遣其臣思利檀剌儿思谛等，奉表贡苏木、胡椒、降真等物一十七万一千八百八十斤。”8此外，郑和下西洋采办归国的货物也多为胡椒、苏木等香药，“西洋交易，多用广货易回胡椒等物，其贵细者往往满舶。”9由于史料所限，虽然无法确知郑和七次下西洋带回香药的具体数量，但从下西洋活动结束后明廷官库中存留的香药数量，我们仍能判断出其所带回香药数量之庞大及产生影响之深远。据载，正统元年（1436年）三月，“敕南京守备太监王景弘等，于官库支胡椒、苏木共三百万斤，委官送至北京交纳。”1
通过朝贡贸易及郑和下西洋的双重渠道，大量的东南亚香药进入到中国府库，并被明廷大规模用于赏赐、支俸。自洪武十二年（1379年）开始，胡椒、苏木被大量用于赏赐，且受赏人群不仅包括高级官吏，在京及各地军士，甚至役夫也受到同样赏赐。此外，永乐三年至成化七年（1405―1471年）的六十余年间，利用胡椒、苏木折钞支俸几成定制，直至“京库椒木不足”，2方才宣告停止。该项措施虽为明廷节省了大量开支，延缓了钞法败坏的进程，但持续上调的折钞比价，使官员们的实际俸禄不断下跌，为了补贴家用，大批官员纷纷将俸禄所得胡椒、苏木拿到市场销售。这一行为无形中加速了胡椒、苏木的商品化进程，扩大了胡椒、苏木的消费群体，由此引发了香药消费热潮。这一并非以单纯经济目的出发的官方贸易，“在无意间建立了一个跨国的共同市场”。3面对供不应求的消费市场，沿海商人纷纷犯险涉海，远赴东南亚各国购买香药。“苏杭及福建、广东等地贩海私船，至占城国、回回国，收买红木、胡椒、番香，船不绝。”4除沿海商人外，亦有部分内地商人参与到贩运胡椒的行列之中，更有部分市舶官员利用职务之便，私下违禁交易，足见民间香药贸易之盛。以胡椒为例，1500―1559年的六十年间，从东南亚输往中国的胡椒达3000吨，隆庆开海之后，民间海外贸易获得合法孔道，开禁后的1570―1599年的三十年里，仅从万丹港和北大年输往中国的胡椒量就达2800吨。5
鉴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的香药贸易有利可图，刚刚进入亚洲市场不久的西方殖民者便积极投身于此项贸易之中。自成化开始，葡萄牙人就已进入到闽海贸易，据林希元《与翁见愚别驾书》载：“佛朗机之来，皆以其地胡椒、苏木、象牙、苏油、沉、速、檀、乳诸香与边民交易。”6继葡萄牙之后，荷兰人来到亚洲，于1619年占领雅加达，并将其更名为巴达维亚，作为其在亚洲的贸易基地。荷兰人来到亚洲的时间虽晚于葡萄牙人，却以后来者居上之势，迅速控制了马六甲、马鲁古群岛、占碑、安汶、万丹、巴达维亚等著名香药产地及香药贸易港，并在大员建立商馆，将东南亚的香药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据《热兰遮城日志》记载，每年的4―7月，荷兰东印度公司会派出数艘甚至数十艘商船出航大员，每艘船运载香药数量动辄数千担（1担≈120斤）。例如，“1637年8月3日，从占碑来的Duyve号运来2509担又40斤胡椒，及2383担又55斤占碑的胡椒，125担又85斤由快艇Bracq号运回来的巴邻旁（即巨港）的胡椒，加上费用开支总值45，380.2.4荷盾。”7荷兰东印度公司运至大员的香药，除极少部分运往日本外，绝大部分都销往中国市场。
官方贸易、民间贸易及西人中转等多途径的香药输入，有效保证了明代中国市场的香药消费，加之明中叶以后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奢靡风气的日盛，明人对饮食的追求相对于前代更为讲究，在食物、茶酒中添加香药成为当时的饮食风尚。
自明中叶开始，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从沿海到内陆，从城市到乡村，从社会上层到普通民众，整个社会弥漫着浓重的奢靡风气。8正如张翰万历年间所撰《松窗梦语》所言：“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糜之俗。”9明初朱元璋倡导的古朴节俭之风至明中叶逐渐被时人抛弃，士庶尽务奢靡。
就饮食而言，明代品列渐多，烹饪日精，渐趋华侈，海参和燕窝等高档菜品渐入上层社会之餐桌。1嘉靖时人何良俊描述明前期松江府宴会时提到，“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2明中叶以后则出现很大不同，“寻常宴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3至明末，奢靡之风更盛，无论社会上层，还是普通百姓，竞相奢华，明末清初的叶梦珠写到：“缙绅之家，或宴官长，一席之间，水陆珍馐，多至数十品。即庶士及中人之家，新亲严席，有多至二、三十品者，若十余品则是寻常之会矣。”4明中叶以来，除宴会菜肴种类日益丰富外，宴请频率亦日增。据万历《通州志》记载，当地以前“庶氓之家终岁不客，有故则盂羹豆肉相招一饭，不以为简也”；今昔则大有不同，“今乡里之人，无故客者，一月凡几，客必专席，否则耦席，未有一席而三四人共之者也。肴果无算，皆取之远方珍贵之品。”5可见，在饮食消费方面，相较于明前期菜品单一、无要事终岁不宴客的现象，明中叶以来，无论是菜肴品种，还是宴请频次，皆有很大改变，筵席食物不再满足饱腹即可，转而被追求丰盈、讲究排场的奢华之风所取代。
除菜肴品种和宴请频次大增外，在食物中添加香药成为明中后期饮食的一大特色。在香药进口数量猛增及时人饮食消费观念陡转的双重因素作用下，东南亚香药作为明人饮食调味品的独特魅力得到大范围彰显，其身影几乎遍布日常饮食的各个领域，曾经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俨然变成了大众消费品。
首先，从香药在食谱中出现的比重来看，《遵生八笺》、《群物奇制》等日用类书，以及《宋氏养生部》、《饮食绅言》等饮膳类书籍所记录的食谱，香药出现的比重极高，几乎与葱、姜、花椒等本土调味品相比肩。以胡椒为例，这些书籍中添加胡椒的食谱高达数百种，其中仅《宋氏养生部》一书中添加胡椒的食谱就高达七十六种，胡椒不仅用于肉食、淡水鱼、海鲜等荤食的烹饪，笋类、青菜、茄子等素食的炒制，还是腌制食物、制作蜜饯、调制汤水、配制香茶的必备原料。其次，从食谱的发掘及刊行来看，一方面《居家必用事类全集》、《多能鄙事》等这些包含诸多饮膳史料的日用类书虽早在元末明初已经成书，但其受重视及大量刊行多在明中叶以后。例如当时较为流行的《便民图纂》一书，从成化、弘治到万历中期的一百一二十年间，在北京、苏州、贵州、云南等地区，至少刻版了六次，足见其刊行数量之多，流传范围之广。另一方面，新的饮膳书籍和涉及饮食知识的日用类书不断涌现，如宋诩的《宋氏养生部》成书于弘治十七年（1504年），《遵生八笺》、《饮食绅言》与《群物奇书》均刊行于万历年间，且这些书籍皆为坊间所刻，足见时人对饮致化的消费需求，以及添加香药的食谱在社会上的受欢迎，作为舶来品的东南亚香药在悄无声息中带动了明人的新饮食品味与风尚。
值得一提的是，自明中叶开始，社会上盛行的使用香药作为调配物料的饮食风尚，至明末受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挑战，追求“真”、“鲜”的新饮食旨趣开始萌生。晚明江南士人张岱在《老饕集》序文中曾言：“余大父与武林涵所包先生、贞父黄先生为饮食社，讲求正味，著《饕史》四卷，然多取《遵生八笺》，犹不失椒姜葱渫，用大官炮法，余多不喜，因为搜辑订正之……遂取其书而铨次之，割归于正，味取其鲜，一切娇柔泡炙之制不存焉。”6然而，张岱追求食物本真味道的饮食思想仅代表了部分江南士大夫的追求，主张添加香药的食谱依然风行于世。这一现象不仅可从明清鼎革之际，海外贸易中胡椒、檀香、丁香等常用饮食调味品的大量进口中得到佐证，亦可从文化心态学的角度进行分析，当使用香药作为饮食调味品的饮食习惯风行于平民阶层时，为了区分身份认同，士大夫阶层便开始积极构建、塑造新的鉴赏品味。
明末开始萌生的追求“本味”的新饮食旨趣至清代日趋成熟，并逐步取代明中叶以来盛行的添加香药的大官烹饪之法。《闲情偶寄》、《食宪鸿秘》、《养小录》、《醒园录》等书中关于饮食内容的书写，无不透露出作者对“鲜”的强调，“本味”成为士大夫阶层追求味觉感官的最高境界。从食谱具体内容来看，“清代单纯以饮膳为内容的食谱或食单，在种类和数量上皆远远超过明代，可以说达到了有史以来的高峰”，1然而添加香药的食谱则比明代减少很多。尤其自清中叶开始，饮膳类书籍更强调食物的“鲜”，而非“甘”，更注重食材的挑选及准备，而对于作料的使用则关注较少，当时流行颇广的成书于乾隆年间的《随园食单》和《调鼎集》中的大量食谱明显体现了这一特点。《随园食单》中所列食谱大多为作者袁枚在外学习后的亲自试验，这一点在该书序文中曾明确提到：“余雅慕此旨，每食于某氏而饱，必使家厨往彼灶觚，执弟子之礼。四十年来，颇集众美。有学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仅得二三者，亦有竟失传者。余都问其方略，集而存之。虽不甚省记，亦载某家某味，以志景行。”2该书中所记食谱的可操作性较高，加之这些食谱多为作者在外品尝到美味佳肴后，令家厨前往拜师学习而得，也更能反映时人真正的饮食情况。然而，就是这样一本极具实践性的饮食书籍中，明确记载使用胡椒的食谱仅“羊头”和“羊肚}”两条。3据推测最早由乾隆年间江南盐商董岳荐所撰辑的厨师实践经验的集大成之作《调鼎集》一书中，仅鹿肉一种菜的烹饪中添加了香药，且做法介绍颇为简单，即“关东鹿肉蒸熟片用，又加丁香、大料烧用”，4
其他涉及到香药的八条记录皆出现在卷一的“调料类”中，后卷记录的诸多菜谱中亦极少添加这类调料。可见，《随园食单》和《调鼎集》中所列大量食谱与清代文人士大夫所强调的追求食物“本味”的思想不谋而合。
要之，自明初开始，随着朝贡贸易和民间海洋贸易的发展兴盛，东南亚香药等奢侈品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长期以来被社会上层独享的香药自明中叶开始逐渐在社会上普及开来，饮膳类书籍及日用类书中香药出现的频次创历史新高，添加香药的食谱纷纷涌现，曾贵为奢侈品的香药俨然变成了大众生活必需品。作为海洋贸易标志性产品的香药在饮食领域的广泛应用，带动了明人饮食观念和饮食习惯的全新变革，也映现出明代奢靡风气的萌动、扩散与普及，渐成日常。
~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海上丝绸之路视野下的明清香药贸易研究”（项目批号：15LSC003）及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中国海洋文明史研究”（项目批号：09JZD0015）成果。
1 参见张维屏：《满室生香：东南亚输入之香品与明代士人的生活文化》，《政大史粹》，2003年第5期；李曰强：《胡椒贸易与明代日常生活》，《云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黄瑞珍：《香料与明代社会生活》，福建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陈冠岑：《香烟妙赏：图像中的明人用香生活》，台湾逢甲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
2 参见S田y：『中国食物史の研究， |京：八坂房，1978年；K. C. Chang， Food in Chinese Culture：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伊永文：《明清饮食研究》，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刘志琴：《明代饮食思想与文化思潮》，《史学集刊》，1999年第4期；董萍：《论明人饮食文化思想的转变》，西北师范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侯波：《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饮食文化交流》，暨南大学2006年硕士学位论文；王尔敏：《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陈秀芬：《养生与修身――晚明文人的身体书写与摄生技术》，台北：稻香出版社，2009年；Yue， Isaac and Tang， Siufu eds.， Scribes of Gastronomy： Representations of Food and Drink in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Hong Kong ：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卷7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47页。
2 许慎撰，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附检字》卷1下，第24页。
3 陈寿：《三国志》卷53，《吴书八・薛综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252页。
4 [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391―438页。
5 杜甫撰，鲁编次，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卷26，《槐叶冷淘》，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823页。
6 葛洪：《葛洪肘后备急方》卷8，《治百病备急丸散膏诸要方第七十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5年，第257页。
7 樊绰撰，向达校注：《蛮书校注》卷10，《南蛮疆界接连诸蕃夷国名第十》，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38―239页。
8 林天蔚：《宋代香药贸易史》，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6年，第91―114页，第145―160页。
9 参见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之《志香》，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36页；周去非：《岭外代答》卷7，《香门》，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第241―250页；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志物》，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161―212页。
10 陈敬：《陈氏香谱》卷4，《香药》，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14年，第439―440页。丁沉煎圆：丁香二两半，沉香四钱，木香一钱，白豆蔻二两，檀香二两，甘草四两。右为细末，以甘草熬膏和匀为圆，如鸡头大，每用一丸噙化，常服调顺三焦、和养营卫，治心胸痞满；木香饼子：木香、檀香、丁香、甘草、肉桂、甘松、缩砂、丁皮、莪各等分。莪醋煮过用盐水浸出醋，米浸三日为末蜜和，同甘草膏为饼，每服三五枚。
1 参见陈大震、吕桂孙：（大德）《南海志》卷7，《物产》，收入《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甲编》，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5页。
2 李：《海药本草》卷3，《木部・熏陆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年，第41页。
3 苏颂：《本草图经》卷10，《木部上品》，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第343页；寇宗]：《本草衍义》卷12，《熏陆香》，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82页。
4 唐慎微：《证类本草》卷12，《木部上品总七十二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年，第399―402页。
5 苏颂：《本草图经》卷10，《木部上品》，第344―345页。
1 参见忽思慧：《饮膳正要》，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年，第20―89页。
2 周嘉胄：《香乘》卷4，《香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384页。
3 徐光启：《农政全书》（上册），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第447页。
4 陈继儒：《致富全书》卷1，《木部》，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5 李时珍：《本草纲目》卷23，《果部》，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78年，第1858页。
1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4，《养生部四・虫属制》；卷4，《养生部四・鳞属制》；卷3，《养生部三・禽属制》；卷3，《养生部三・兽属制》，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78―179、170、163、150页。
2 高濂：《遵生八笺》卷12，《饮馔服食笺中》，成都：巴蜀书社，1988年，第715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3―184页。
4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3页。
5 段成式：《酉阳杂俎》卷18，《木篇》，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79页。
6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4，《养生部四・鳞属制》，第171页。
7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5，《养生部五・菜果制》，第181页。
8 刘宇：《安老怀幼书》卷2，《芭蕉脯》，济南：齐鲁书社，1995年，第78页。
9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养生部二・糖剂制》，第145页。
1 邝[：《便民图纂》卷15，《制造类上》，北京：农业出版社，1959年，第236―237页。
2 张华：《博物志》之《博物志逸文》，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4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6，《养生部六・杂造制》，第198页。
4 刘基：《多能鄙事》卷1，《饮食类・造酒法》，明嘉靖四十二年范惟一刻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善本，第15―16 页。
5 刘基：《多能鄙事》卷1，《饮食类・造酒法》，第14页。
6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16，《尊生部四・曲部》，第303页。
7 杨万树：《六必酒经》卷1，《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3页。
8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63页。
9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养生部二・汤水制》，第147页。
10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60页。
1 高濂：《遵生八笺》卷11，《饮馔服食笺上》，第650页。
2 周嘉胄：《香乘》卷21，《香属》，第502页。
3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2，《尊生部十・茶部》，第327―328页。
4 宋诩：《竹屿山房杂部》卷22，《尊生部十・茶部》，第328页。
5 高濂：《遵生八笺》卷13，《饮馔服食笺下》，第754页。
6 参见徐溥等撰，李东阳重修：《明会典》卷97、98，《礼部・朝贡》，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97―906页。
7《明太祖实录》卷141，洪武十五年春正月乙未，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
8《明太祖实录》卷201，洪武二十三年夏四月甲辰。
9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88页。
1《明英宗实录》卷15，正统元年三月甲申。
2《明宪宗实录》卷99，成化七年冬十月丁丑。
3 彭慕兰、史蒂夫・托皮克著，黄中宪译：《贸易打造的世界》，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6页。
4 崔溥著，葛家振点校：《漂海录――中国行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95页。
5 Anthony Reid， David Bulbeck， Lay Cheng Tan， Yiqi Wu， Southeast Asian Exports since the 14th Century Cloves， Pepper， Coffee， and Sugar，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1998， p.86. 万丹，又称“下港”，位于爪哇西部，16世纪中叶以后逐步兴起，一度成为东南亚的重要贸易港，中国、波斯、阿拉伯、葡萄牙等国商旅往来不绝。北大年，位于马来半岛东北部，16世纪初已成为华商在东南亚的重要商港，后因巴达维亚等港口对华贸易的兴起，自17世纪中叶起逐步衰落。
6 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5，《与翁见愚别驾书》，载陈子龙等编：《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673页。
7 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台南：台南市政府发行，2002年，第334页。
8 钞晓鸿：《明清人的“奢靡”观念及其演变――基于地方志的考察》，《历史研究》，2002年第4期。
9 张翰：《松窗梦语》卷4，《百工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7页。
1 冯立军：《认知、市场与贸易――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海参贸易》，《厦门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冯立军：《论18―19世纪东南亚海参燕窝贸易中的华商》，《厦门大学学报》，2015第4期；冯立军：《略论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的燕窝贸易》，《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2期。
2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34，《正俗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14页。
3 何良俊：《四友斋从说》卷34，《正俗一》，第314页。
4 叶梦珠：《阅世编》卷9，《宴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93页。
5 万历《通州志》卷2，《疆域志・风俗》，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3年，第347页。
6 张岱：《琅治募》卷1，《序・老饕餮集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9页。
1 巫仁恕：《品味奢华――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26页。
2 袁枚：《随园食单・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页。
［关键词］ 文化差异；异化；归化；文化融合
1978年10月由佐藤纯弥担任导演、高仓健主演的日本电影《追捕》被引进中国，引起全国性的观影热潮，从而进一步形成了中国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个符号。而进入90年代后，描写热血青春、青年男女的浪漫爱情以及玄幻世界的日本动漫和偶像剧出现了，以《东京爱情故事》为契机，各电视台开始争先恐后地引进日剧，从1995年至2002年共播出了《第101次求婚》《同一屋檐下》《理想的结婚》和《美丽人生》等50多部日剧，之后描写中年男女婚外恋的电影《失乐园》的播出再次成为当年的热门话题。这些影视剧的播放与随后兴起的网上收视一起共同成就了日本影视作品在中国的热潮。当然，由此而生的日本影视剧的中文翻译工作也随之大大增加了。
笔者的研究方向并非主攻翻译学，也并未有过太多翻译文学著作和专业论文的经历，但是曾应电视台之邀请多次参与翻译引进的日本电视连续剧。在数次翻译工作之余，对将日文影视剧中的对白翻译成中文对白一事，深感并非易事。
翻译电视剧在满足“信、达、雅”这一翻译学的要求之外，还有诸多限制和必须满足的条件。比如，译为中文的对白时长，要求与相应日文对白的时长相同；中文对白结尾时的口型也要与剧中人物的最后口型大致相同。其次，翻译时使用的中文词汇除了在正确译出原文中对应词汇的意思之外还要考虑是否与剧中说话人的年龄、身份、文化层次等条件相吻合。但是最让电视剧的翻译作者感到苦恼的应该就是遇上了穿上“文化外衣”的词汇、俗语和其他在特定环境中使用的特殊说法。这种“文化外衣”涵盖了语言背后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多项内容，从而使翻译变得充满挑战性。
例如，「てんぷら「さしみ这两个在日本人生活中频频使用的词汇，同样在反映日本人生活的电视剧中也同样高频率地出现。「てんぷら是日本特有的油炸食品，在汉语中原来没有“天妇罗”一词，所以不少以前的翻译文章将其译为“日本软炸食品”。这样翻译，尽管能让中国读者了解「てんぷら是什么，可是在电视剧中却不合适，因为字数太多，会造成配音的困难。而「さしみ这个词长期以来被译为“生鱼片”，在港台地区译为“鱼生”。但是有过日本生活背景的人都应该知道，日文的「さしみ不仅可指生的鱼片，还可以用来指生虾、生肉等切成薄片蘸着酱油生吃的东西。对于以上「てんぷら与「さしみ的译法，笔者认为随着日本料理店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增加，品尝过日本料理的中国人也已经是数不胜数了，同时了解日本饮食文化的人更是无法计算，所以笔者在电视剧剧本中出现这两个词时，均采取了“异化”①的方法，直接以“天妇罗”和“刺身”作为中文的译文译出，既能满足配音时的时长需要，相信也能为广大的中国观众所理解。
又如，日本多雨，表现雨的词就异常丰富，如：五月雨（梅雨的雅称）、春雨（春雨）、ひさめ（秋天的凉雨）、しぐれ（秋冬之交下的雨）、ゆうだち（夏日傍晚下的雨）、とおり雨（过云雨）、きり雨（饔辏、天萦辏ㄌ阳雨）、@雨（樱花时节下的雨）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中文里缺少此类按照时节或状态进行分类的词语，所以这部分词汇的空缺就不是光靠译者的努力就能弥补上的。对于此类词汇，笔者现在采用的办法只是尽量在忠实于日语词汇原意的基础上用与原词汇音节数相当的汉语词汇来代替，但是如ひさめ（秋天的凉雨）、しぐれ（秋冬之交下的雨）等依然没有找到适合影视剧对白的译法。这种现象就是两国文化的缺失导致的语言中词汇的缺失。
接下来笔者想归纳一下在翻译中遇到的日本谚语等惯用语的翻译问题。谚语具有结构简洁、音节优美、韵律协调等特点;有的形象鲜明，使用了比喻或夸张等修辞手法；有的风趣、委婉，意在言外。翻译时不但要正确地译出其意义，而且必须如实地反映出其所具有的修辞特点。
日语谚语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来自汉语，另一部分是日本人自造的。来自于汉语的谚语均可采用“还原法”翻译，即把它们还原为原来的汉语谚语，例如「R耳|L（对牛弹琴）、「壁に耳（隔墙有耳）、「好事Tを出でず（好事不出门）等。不过日语中的汉语谚语的翻译都是不难的，比较难翻译的是日语里固有的谚语，原因是一些谚语的比喻形象与汉语不同。能否译好日语中固有的谚语，很重要的一点是能否做到因汉语之宜。如果译出的谚语不符合汉语的一般表达习惯，那么影视剧的观众就会感到难以理解、接受，原剧本中谚语的作用就不能发挥出来。例如笔者在翻译日本长篇电视剧『渡る世gは鬼ばかり（第六部）（中文译名为《冷暖人间》）②时，曾遇到如下台词「タデ食う虫も好き好き言いますよってな③，辞典上的解释是「辛い蓼を食う虫もあるように、人の好みはさまざまである。若按此字面意思直译为汉语即为“就像有爱吃辛辣的蓼草的虫子一样，人的喜好也是各式各样的”，这样直译固然不妥，但是若译为“人各有好”“百人吃百味”，尽管意思正确，但是作为对白未免显得太过书面化，同时在音节数上也与原文不相符，会造成配音时的困难，所以经过反复推敲，最后定稿为：“不是说什么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嘛！”这样就既生活化又能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最后原文中终助词「な④与汉语译文结尾的“嘛”在口型上也能做到一致，从而达到较好的配音效果。
所以，对于电视剧中出现的固有谚语的翻译笔者认为有两条基本的做法：一是，尽量转译成意义相似的汉语谚语、歇后语、成语；二是，实在不能转译成汉语谚语、歇后语、成语的，译文也要做到通俗、易懂，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在第二种情况下，译者应首先考虑如何准确地传达原文的意思，其次才是能否改造译文，使之带有惯用语味道的问题。惯用语是人创造出来的，只要得当，这也是可以创造，不一定非局限于现有说法。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对译者的双语理解和表达能力是个很大的考验，因为如果创造的不好，与原文若即若离，那还不如不去创造。
除了以上所分析的词汇和惯用语的翻译之外，最让笔者在电视剧的翻译过程中感到困难的应该说是在特殊场合用到的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的翻译了。
以下的对白是在中央电视台2010年引进的日本电视连续剧《浅草福丸旅馆》第四部⑤第四集中出现的。这部电视剧由于江户趣味十分浓郁，在翻译中对于许多特殊的台词的处理就很有难度了。例如：
（1）ああ、「ってゃいけねえ、おやじの^、らなきゃ肖à亭āL粑荨工妊预Δ浃膜扦工汀
啊啊，“老头子的脑袋上不能贴，灯笼铺要是不贴就没法过” 这类的吧？
上面的两个例子中下划线的两句话是在日本摆摊儿吆喝时比较常使用的语言，对于日本人来说应该是很有代表性并且认知度很高的。但是对于翻译成中文之后，中国观众观看的时候就不容易理解了。虽然与中国人熟知的“有钱的捧个钱场，有人的捧个人场”这样的吆喝语在认知度上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之间差别很大，无法直接加以替换。译者最后只有直接翻译原文的字面含义，只能尽量保证语言的形式对仗工整。遗憾的是没有能保持住原文中句尾押韵顺口的特点。
（2）さア、お次は、このバナナだ。バナナの数え方にも色々あるよ。一、二、三、四は当たり前、イ`、アル、サン、スウは、麻雀やってりゃlでも言える。一は万物の始まり、二は憎まれっ子世にはびこる、三十三は女の大厄、サンで死んだだが三uの仙、さあ、そこのおばちゃん父ちゃんのおやつにどう。青々してて新rそのもの、一本食べたら、元莅俦丁H舴丹盲菩禄r代がってくるよ。
来！下面请看这些密密麻麻的香蕉！香蕉的数法很多。一个两个是正常，一条二条那是打麻将。说一想到万物之始，说二想到小儿偏得势，三十三想到女人的灾年，三岛的仙女还死于难产呢～！喂！那位小姐！给你爸爸带串儿香蕉怎么样？！这香蕉金黄金黄多新鲜，吃下一个精神百倍！当时返老还童回到新婚时代！
以上的这段话也是剧中的主人公在叫卖香蕉时的语言，原文的画线部分蕴含的数个典故都是与日本的传统文化、民间习俗以及惯用说法紧密相关的。同时主人公的语言生动，诙谐幽默。作为译者既要使字面的语意得到正确的表达，同时还必须要考虑到此处作为叫卖语言这一特殊情况，如果能够从中文中找到与之对应惯用表达方式固然是最好，但是对于这种极其日本式的表达方式一般很难直接从中文中找到合适的译法。笔者认为面对这种问题，应该充分地发挥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在正确表达原文语意的前提下加入一定的文学创意和语言创意，使译文尽可能反映出原文的神韵和妙趣。
由于两国文化和语言本身的差异，日汉翻译中还是会有不少将日文表达方式“移植”到中文中的“异化”现象。尽管这样有时会被认为“翻译腔太重”，甚至会造成一些理解上的晦涩，但是盲目地使用“归化”（即恪守本民族文化的语言传统，使用本民族语言中地道的表达方式）译法，也会抹杀掉原文中的文化内涵。尤其是电视剧这种文化载体，生活气息强烈，文化内涵丰富，所以在进行翻译工作的时候，对于遇到的文化差异问题，不能一概采用“异化”或“归化”的译法，而是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采用翻译技法与文学创作结合的方式，多方借鉴，灵活运用，这样既能使译文中含有更多的文化内涵，有助于日本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使得汉语的表达方式更加丰富多彩。由于受笔者水平所限，本文只是围绕日本影视剧的中文翻译中遇到的中日两国的文化间差异问题的处理方式进行了简单的分析，以期能够找到一些规律，如有错漏之处，还望不吝垂训。
注释：
① 即迁就外来文化的语言特点，吸纳外语表达方式的翻译方法。
② 于2010年10月在CCTV-8《海外剧场》栏目播出。
③ 选自《冷暖人间》第六部第一集。
④ 该日文字母发音为na（音同“那”）。
⑤ 拟在CCTV-8《海外剧场》中播出。
［参考文献］
［1］ 于长敏.菊与刀：解密日本人 ［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2］ 林涛.《追捕》与70年代末中国的接受视阈 ［J］.日语学习与研究，2010(04).
关键词：任务驱动；日语阅读；教学效果
日语阅读课程可以说是一门综合课程，是对日语的综合运用能力的培养，可以体现出学生对词汇、语法等日语知识的综合运用。在日语考试中，比如日本语能力测试，阅读就作为一个重要环节历来都备受学生重视，可以说阅读成绩的好坏直接关涉着学生总成绩的高低。本文就对日语阅读教学进行探讨。
一、任务驱动教学
任务驱动法是目前高等职业教育教学中的一种新型教学法，符合建构教学理论，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科学的教学方法。其核心是“以学习者为中心”、“以人为本”"，强调“做中学”、“学中做”。任务驱动法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提高学生人际交流和合作能力，激发学生的创新精神，满足高职日语阅读课教学的目标要求，目前在高职院校中普遍推广。
二、任务驱动教学法在日语阅读课程中的适用性
目前在很多院校的阅读课程教学中，课程设计一般分为三个环节：一是学生对文章进行快速阅读，二是教师让学生对文章进行翻译，三是教师进行新知识的讲解和补充说明。而近年来日语阅读课的教材在不断更新完善，教材内容涉及面广、涵盖的信息量大。在课程设置中这门课程课时一般为每周两课时，课时数量有限、课程内容增多再加上教学方法单一、课堂气氛不够活跃，已经严重影响了课程的教学效果，而且学生学习的主观积极性和参与度对课程效果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任务驱动教学法最根本的特点就是“以任务为主线、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改变了以往“教师讲，学生听”，以教定学的被动教学模式，创造了以学定教、学生主动参与、自主协作、探索创新的新型学习模式。使学生带着真实的任务在探索中学习，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紧紧围绕一个共同的任务活动中心，在强烈的问题动机的驱动下，通过对学习资源的积极主动应用，进行自主探索和互动协作的学习，并在完成既定任务的同时，引导学生产生一种学习实践活动。
新的教学改革理念就是强调教学要以学生为主，让学生主动学习。从目前学生日语阅读现状出发，任务驱动教学法的合理应用可以激发学生日语阅读兴趣，使其真正体会日语阅读的乐趣，从而提高学生阅读过程中的学生主体性、主动性及趣味性。
三、任务驱动阅读的课程教学设计
日语阅读教材可以选用各种不同类型，不同题材，不同时代的文章，可以不受文体的限制。广泛阅读不仅能够提高阅读文章的能力，同时也能使学生广泛地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了解日本的“窗口”。通过这个窗口，可以使学生及时了解日本社会的实际情况和新动向，这就要求我们教师在教材选择上尽可能的新。同时日语阅读课程教学着重以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为主，所以教师在如何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方面要下工夫。我院采用的日语阅读教材的特色就是以任务驱动型的练习达到既掌握文章的基本知识又能提高学生的能动性。
（一）任务设计的课前准备
每次任务设计都以分组合作学习来完成，学生按老师设置的主题查阅与主题学习相关的资料，课前可以利用网络、图书馆等学习资源做好准备。以阅读教材中这课为例，笔者在让学生学习本篇文章之前，就让学生查阅相关的日本饮食习惯，并拓展查阅中日饮食文化差异。现在的学生基本上都备有电脑，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喜欢上网，但不一定都喜欢上与学习有关的网页。所有为了吸引大家能够把上网变成有效的学习，就让学生带着任务去上网学习，即在“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利用有效网络资源设定一个学习任务，让学生通过独立学习和合作学习，完成学习任务，体现“做中学”的过程。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扩充课外阅读量，也使学生广泛地了解日本的社会文化，提高了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和主动性。
（二）课堂教学中的实施
第一阶段：明确主题、呈现任务
在这一阶段中，教师运用课件展示出本课时主题、设置的问题、教学目标、教学步骤相关网站资源等内容。
首先按照课前分组设计的任务主题，围绕教材这篇文章，设置相关问题。如在教学「日本人の食事習慣这课中，围绕文章分组设计任务，如日本人筷子的拿法，如何喝汤、拉面的吃法、聚餐的礼节等等，任务型课堂教学一开始就应呈现任务，让学生在任务的驱动下学习知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主观积极性和课堂参与度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
第二阶段：分析任务，快速阅读，感知新知识
学生在任务驱动下进入第二环节：分析任务，快速阅读文章感知新知识。在这一环节中，教师的角色是课堂教学中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指导者，引导学生顺利完成任务。
第三阶段：合作讨论，解决问题，初步运用
在解决了初步疑难之后，教师指导学生进行细读，加深对文章理解的深度，然后让学生在小组内口语交流，谈论任务材料。在学生能够针对所学材料理解并进行运用交流后，教师就让小组成员来合作完成小组任务。然后课堂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还可以进行适度拓展，利用网络进行相关知识的拓展。
任务型教学理论提出：要让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感知、体验、实践、参与和合作等方式，实现任务目标，感受成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进行情感和策略调整，逐步形成积极的学习态度，促进语言能力的提高。
这种课堂阅读教学模式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主动参与、积极参与、自主学习。在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可以利用网络资源学习，加大课外阅读量，让学生进行课外阅读学习，突破日语阅读教学课时少的瓶颈。
在任务驱动教学法的研究过程中，笔者曾经进行了为时一学期的阅读课堂任务教学法的初步实践，从学生的反馈情况来看，明确任务分组合作学习有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锻炼学生的合作能力，通过任务的完成可以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良好的阅读习惯，在任务过程中进行有效学习。如果能够在教学中将任务教学法与网络教学进行良好的结合，可以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 吴宏，网络教学系统在日语教学中的应用——以《日语初级阅读》为例，外国语学院学报，2004.3
1认知语言学对于跨文化交际基本的立场主张
整体性来看，认知语言学（cognitivelinguistic）虽然是语言学的一种新型分支，但其基本的知识体系却来源于心理学和认知科学，是一种多学科互相交融、互相交叉的产物，整体上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主要的创立者是语言学家乔治•雷可夫。认知语言学不纯粹是一种关于“语言”的学问，更多地是作为一种“研究范式”来被学术界广泛认可的。本文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出发建构出来的“茶文化英译”———作为一种翻译也能够被纳入到认知语言学的范畴中去，这是它保持持久的生命力的一种特质所在。认知语言学对于跨文化交际、翻译实践等的基本立场主张包括这样几个部分：1.1语言的语义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而是主观和客观的结合。认知语言学与形式语言学之间最为本质的分歧在于如何看待语言的属性上。传统的主流语言学范式“形式语言学”认为语言虽然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知能力和独立的能力，但是，就语言的结构、规律等来看，语言就是语言，语言的每一个概念在客观上都对应着一个客观的存在物（即特殊的指向），并且这种语言与万物之前的联系、语言的语义是不以特定人的立场、认知等变更为变更的。认知语言学则认为，尽管语言客观上确实存在着一定的语义“特殊指向”，并且这种特殊指向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但是，在一个跨文化交际的环境下任何语义都会跟不同的主体采取的不同立场、不同利益观、不同文化背景等有关，所以，语义本身就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产物。1.2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具有不同的文化“隐喻”。在语言学上，文化隐喻的概念和范畴一直存在，并且饱受争议。认知语言学家们则将文化隐喻的重要性拔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认为语言语义的“主观认知”差异最为重要的一个来源就是“文化隐喻”的差异，或者说对于同一概念的内涵及其外延，由于不同的“文化隐喻”存在，由于跨文化交际的参与，所以导致了人们对于特定概念认知的差异。比如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自由”、“民主”、“平等”等就是饱受争议的概念，在认知语言学看来人们对于这些概念的认知差异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不同国家的国情不同，也即“文化隐喻”的差异。用认知语言学的话语来说，这种文化隐喻指的就是“从一个认知域或概念域向另一个认知域的映射”，这种映射并不是一种严格的对称关系，而是极有可能带有一定的扭曲、变形。1.3跨文化交际要注重两种文化的“互文性”置换。对于翻译实践这种较为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来讲，从语言符号到文化内涵的翻译转换并不是一种单向度的“直译”过程，而是带有一定的“互文性”安排。在此处，所谓的互文性，一方面既指两种文化之间的互相对照，另一方面也指单种文化内部之间知识脉络的互相关照、互相引用，从而用一种整体的知识结构而不是碎片化的知识点和语义呈现在受众眼前。
2当前茶文化对外传播视域下茶文化英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作为世界茶叶的原产地、茶文化的发源地、茶学科技的重大发明国，无论是人文性的茶文化知识还是科技性的茶文化技术，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但是，受制于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约束，我国茶文化的英译还存在这样几个问题：2.1对外传播的茶文化专有名词翻译错乱。在对外传播中，中国茶文化相关的文本主要包括茶文化文学作品、茶文化商务交际传播文本、茶学相关的学术论文或专著、基于新媒体的茶文化影视作品等，由于不同的翻译者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和翻译水平差异，在对外翻译时一些专有名词往往存在典型的翻译错乱的问题。比如说，茶叶名称“六安瓜片”有些人经常采取拼音直译的方式翻译为“LuAnGuapian”，稍微有些知识面的翻译者则将其翻译为“Li原uanLeaf”，在对待最起码的名称方面竟然存在着这样错乱的翻译，严重影响到了中国茶文化的“整合营销传播”的问题。2.2茶文化内涵翻译的不到位。受特定的文化传统和“文化隐喻”之影响，中国茶文化自唐代陆羽所著《茶经》问世以来就高举起了“精神修行”的大旗，将茶文化作为一种高尚的道德修行、道德准则、道德交际等来看待，因此，中国的茶文化蕴含着十分丰富的道家思想、儒家思想和佛家思想内涵。从这样的角度分析，茶文化的英译不仅仅是对交际语言符号的转换，更重要的是要对这些语言符号背后的“文化内涵”进行挖掘。比较典型的例子比如人们对于“工夫红茶”和“功夫红茶”统统译为“kongfublacktea”，完全忽视和漠视了两者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异，给国外受众提供了一种轻视茶文化内涵的暗示。2.3茶文化英译的“文化融入”不足。用认知语言学的逻辑来看，如同“自由”、“民主”等概念的语义存在着较大的分歧一样，东西方人们在看待“茶文化”时也具有一定的认知分歧。因此，茶文化的英译就变得十分困难，一方面既要突出中国茶文化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又要用西方人喜闻乐见的表达方式和文化符号来让西方社会正确地接受“茶文化”，想要取得这种平衡就变得十分困难。我国茶文化英译不注重文化融入是惯有的问题，比如“龙井茶”被翻译为“dragon-welltea”，尽管在中国文化中“龙”是一种代表尊贵和高尚的图腾，但在西方社会，“龙”是一种凶暴、邪恶的化身，也就是说，我们的翻译没有正视到这种文化之间的差异，所以带来了跨文化交际的失败。
3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茶文化英译策略建议
认知语言学属于一种人的主观属性偏重的语言理论，它所重视的“文化差异”、“文化隐喻”等理念对于我们创新茶文化的英译具有重要的启示：
3.1基于茶文化专有词汇平行语料库的翻译策略
鉴于中国茶文化的复杂性、专有词汇（比如特殊的地名、特殊品种的茶名、特殊的茶学科技词汇等）的复杂性等，为了较好地向国外受众呈现出一种统一的文化形象，我们建议由高等院校、翻译机构、企业、对外文化交流机构等联合攻关、协同创新，将中国茶文化的专有词汇翻译进行统一，确保中国茶文化“语义”界定的相对边界清晰。
3.2基于接受理论的归化翻译策略
把我国茶文化翻译为英语的本质是将我国国民的“认知逻辑”转化为西方社会可以看得懂、摸得透、听得明白的“认知逻辑”，也就是要确保我们的文本交际符号转换、茶文化内涵的转换要让西方社会的正常认知逻辑能够“接受”，这就是一种“归化翻译”策略。归化翻译强调“在翻译处理中要求译者向目的语的读者靠拢，采取读者所习惯的目的语的表达式来传达原文的内容”。比如仍以上文中提到的“龙井茶”的翻译为例，如果翻译为“dragon-welltea”在文化融入上会形成一种“异化翻译”效应，不仅达不到让西方人了解这种茶的目的，还会带来一定的文化反感。反之，我们不如将其翻译为“Longjinggreentea”，其中的“Longjing”采取直译的方式保留了“龙井”品牌的音译，而后面的“greentea”则体现出了龙井茶的本质是一种“绿茶”，会让他们更加容易理解这种茶的内涵。
作者:蔡维娜 单位:郑州工商学院
参考文献
[1]关剑平.茶文化传播模式研究(上)———以平安时代的日本茶文化为例[J].饮食文化研究国际茶文化专号，2006（2）：55.
[2]孙立坤.整体性治理视角下政府与NGOs间信任关系研究[D].中国海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3]Newmark，P.ApproachestoTranslation［M］.Shanghai:Shang-haiForeignLanguageEducationPress，2001.
论文摘要：我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引发了争论，中国艺术界只有立足当下，正确理解“现代性”，客观地对待经济、文化的全球化，发扬“拿来主义”精神，区别对待西方的现代科技文化与文化艺术。将西方现代艺术与中国传统艺术辩证、有机的结合起来，方能实现传统艺术真正的现代化。
前言
由于“现代性”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地区、民族等因素而产生不同，所以我们要将这个概念运用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问题中时，必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辩证、发展的方法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的传统艺术中“民族性”的有机的结合起来。
一、艺术“现代性”的产生与发展
对于什么是“现代性”，福柯在其《什么是启蒙》中说：“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可以把现代性想象成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时期。所谓态度，我指的是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一种有特定人民所作的资源的选择；最后，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因此，“现代性”实际上是一种超越、发展传统的行为或观念。黑格尔更认识到了现代性对于艺术的现实意义：艺术家拥有创作的自由：
l9世纪中后期至今的现代、后现代主义艺术运动，就是艺术家们自由的进行艺术创作，不停突破传统、进行各种艺术实验的表现。但是，二者所表现出的“现代性”含义又是有所不同的。现代主义艺术中的“现代性”与欧洲工业革命引起的社会物质和精神层面的动荡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工业革命导致尼采所说的“上帝死了”，宗教神话思维被现代科技理性所取代。这种宗教整一性意识遭到彻底破坏，必然带来了全社会性的困惑、混乱和焦虑。艺术领域中先后出现了印象主义、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以及表现主义、未来主义等各种我行我素的实验艺术，就是艺术家面对这种社会剧变所作出的反应。而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以及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后，艺术家们开始将自己完全淹没在现代科技文化的浪潮中，不再象19世纪的痛苦挣扎，通过回归自我来对抗科技压力，而是开始满心喜悦的享受了，后现代主义也就是因此现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风靡，标志着统治西方200多年的“现代”世界观的危机，但实际上“后现代”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现代”观呢，它们只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了与传统更多更大的不同而已，他们是有着本质的联系的。因此，当我们借鉴西方的“现代性”观念时，必须用辨证和发展的眼光来看，而不可断章取义。
二、西方“现代性”的扩张
除了用历史发展的眼光去看“现代性”，还要注意由于发展先后、经济基础不同、社会制度差异等因素所造成的东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的强势和弱势之分。注意到这个因素，就不会迷失自我而盲目的被他人所左右。
发端于经济全球化的文化全球化，就是这么一个源自西方世界的强势文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以其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不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也成为“文化全球化”的主导；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扮演着弱势的角色，传统文化不得不面对着伴随经济全球化而来的西方现代、后现代文化的猛烈冲击。“全球化”的美国文化被形象地概括为“三片”，即代表美国饮食文化的麦当劳“薯片”、代表着美国电影文化的好莱坞“大片”、代表美国信息文明的硅谷“芯片”。而在艺术领域，美国在二战后借助其霸权化的科技、经济、政治地位向满目疮痍的欧洲推广美国式艺术，先后树立起了滴洒抽象表现主义、集合主义、波普艺术、极少主义、观念主义等符合美国意识形态需求的艺术流派，并使之随着经济全球化扩张到世界各地。在二战后3O年内，美国式艺术成为世界性艺术，成为世界艺术发展的风向标。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认为，相对于政治经济的硬力量，文化是一种软力量，但是它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渗透力却是持续不断的。英国学者汤林森更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化殖民，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在全球的扩张。虽然汤林森说的看起来有点偏激，但是文化全球化传播的力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其发展势头不容忽视。
因此，面对从西方蜂拥而来的现代、后现代艺术文化，作为发展中国家同时又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化艺术成就的中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是相当重要的，既不要盲目崇拜，也不要妄自菲薄。
三、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
如何实现中同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在存在三种观点：一，立足于过去。赞同这种选择的人主张用“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部分”去“抵制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西方腐败的意识文明，保持民族固有的美德与自尊”。二，立足于未来。赞同这种选择的人，强调“中同画可以推向世界，为了世界性、历史性的需要，让世界接受中国画”，立足于现在。这批论者倾向于中国美术的现代化，面对严峻的现实，对传统进行深刻的反思。很明显，前两种观点不仅忽略了传统的实践性或延续性，把传统看作静止的、凝固着的东西，还属于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观，是不明智的，也是行不通的?而第三种观点是较为符合现实需要的，冈为它是以发展和辩证的方法去看待和解决我国艺术目前面临的问题。首先，我国艺术必须是要发展的，而来自外部的促动和营养是必不可少的素。比如，被中华民族视为悠久历史传统的象征的“塔”这种建筑形式，其实是来自印度的舶来品，是随着佛教在东晋传人后才在中困遍地开花的。中世纪时期的伊斯兰围家之所以获得在科技文化上的巨大发展，是因为他们翻译了大量卉希罗的文化典籍，而欧洲的文艺复兴也是以这些著作作为启蒙和基奠的。现代的美国文化之所以能在全世界迅速传播，除了其科技、经济高度发达的原因外，其本身的文化“杂合”性也是重要原因之一一。此，并没有什么纯粹的文化可供民族主义膜拜；文化艺术的发展，除了在自身寻找发展规律外，寻求外来文化的帮助是不可避免的。其次，在吸收外来文化的时候，以何种态度对待随经济、科技、传媒浪潮奔袭而来所谓“强势文化”，是传统艺术现代化的一个关键：美同在世界上确实占有领先地位是科技文化，此，正如有史论家所说的“美国当代艺术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技术的表现”在它的后现代艺术里，从集合主义、波普、超级现实主义、构成主义、大地主义、装置艺术以及广泛化的观念主义艺术，无不充斥了美国科技文化语境中的图像和技术产品，科技文化的产物成为艺术家创作的表现对象和手段以新奇体验代替审美，混迹于生活取代艺术的精英意识成为艺术的新内涵此，这种艺术已经完全脱离艺术的文化传统只是高度发达的科技、经济甚至政治的产物。以这种认识为前提，就不会将“非艺术化”的后现代艺术与发达的科技文化混为一谈，不会盲目的崇拜或反对外来的现当代文化一以“拿来主义”的方式，对于我围经济科技发展有利的先进的科技文化可以全盘接受，而对不符合我闰发聪现实，与我周艺术传统形式或意识完全割裂的后现代芝术．就要小心谨慎，只能吸收其“合理内核”了。
除了纯艺术领域，在应朋艺术领域也要特别注意防止中国本土文化识别特征的丧失、从西方传到中国的现代艺术设计由于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以及它本身所具备的易推广、易操作等的特性，使其在短短几十年内广泛进入了我们的生活。然而，这种“繁殖”迅速的现代艺术设计，却会因为他的标准化、可量化、科学化的特性却极容易使一个国家民族的传统艺术设计丧失殆尽。在现代艺术设计刚刚在欧洲推广的时代，莫里斯的新工艺美术运动就是欧洲传统手工艺在遭到几乎是灭顶之灾时对现代艺术设计的反抗。我国目前的艺术设计正在重蹈覆辙，中国优秀的传统艺术已被许多开口包豪斯、后现代的现代设计师抛掷脑后，难怪一位日本设计师看过了浦东蔓延的摩天大楼后说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没有现代设计!”。因此，在学习利用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时，不仅要看到它的优势，更要认识到他的局限：过于注重功能和形式而没有文化底蕴，放之各国皆准却而没有民族特色。这种统一的设计思路和模式将会使我们的现代文化完全失去中国的民族特色。只有采取双赢的结合战略，将源自西方的“现代性”与我国的“民族性”相结合，将西方现代艺术思想和中国传统艺术有机的结合，才既能实现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又能保持了艺术的中国身份。将西方现代艺术设计注重功能、标准、量化的特点与我国传统设计中的注重感性、象征的审美特色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传统艺术设计的现代化；认清西方现代、后现代艺术实际上是西方工业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的产物这个事实，就会知道中国传统艺术的现代化不仅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思想，更要考虑到我国的当下社会发展阶段，更要考虑我国本身的艺术传统。只有这样，才既不会陷入设计领域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又不会失去艺术的中国身份。
【论文摘要】在艺术设计中我们广泛运用的许多手法背后，都隐藏着符号学原理的影子，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符号学的运用，影响着环艺设计的表现性思维的表诉。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环境设计的元素对信息传达更加科学准确，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多彩。在这里，我们针对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应用做一些研究。
符号学（Semiotics）是研究符号系统的学问，最早是本世纪初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Sauaaure）、美国哲学家和实用主义哲学创始人皮尔士（Pierce）提出的。前者着重于符号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与心理学联系；后者着重于符号的逻辑意义，与逻辑学联系。大约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符号学才作为一门学问得以研究，其理论成果也已经渗透到其他诸多学科之中。设计与符号学关系密切，设计这个词来源于拉丁文的Designare，意思就是画记号。现在被普遍采用的英文Design，也就是做记号的意思。研究和运用符号学的一些原理来帮助设计人员“做记号”，是从事设计人员的一个重要的处理手法。现实生活中，设计者将红绿黄色运用到交通管制信号灯上，借以提醒人们注意道路情况，避免发生交通意外事故。为什么使用红绿黄三色？这种感觉不仅仅来自于图案色彩本身具有的视觉特性，这也是因为红色与鲜血的颜色很接近，人们对血液都会有一种天生的畏惧感和警惕性，所以红色的指示灯象征着危险、停止；绿色是植物与自然环境的颜色，而生命在这样的环境可以得到健康的成长，因此，绿色指示灯象征着安全、自由；在西方人眼中，黄色是秋天的颜色，是杂草枯黄的感觉，是妒忌、怯弱和败坏的意思，所以在由欧洲人设计的信号灯中，黄色灯被用做象征警惕、注意。这样的例子在生活中不胜枚举，在实际的设计中也常会有类似的应用，是什么规律在支配这些现象？原来，在艺术设计中我们广泛运用的许多手法背后，都隐藏着符号学原理的影子，在环境艺术设计中也存在着这种现象。造型本身是视觉空间设计中的一种符号形象，是视觉传达过程中直接而准确的传达媒介，它在沟通人们与文化信息的交流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符号学的运用，影响着环艺设计的表现性思维的表诉。也正是由于它的存在，使环境设计的元素对信息传达更加科学准确，表现手法更加丰富多彩。
符号的起源是劳动。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有了实用和审美两种需求，并且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的设计活动，以自觉或不自觉的符号行为丰富着生活。从我们祖先的结绳记事到歌舞图腾，都是维护社会传统秩序的信息符号。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著名思想家庄子在其著作《庄子外篇》中就已提指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即：在语言和事物之间存在着表征物与被表征物的关系，语言是事物的表征物，事物是语言的被表征物，语言的任务是传达事物的相关信息，符号正是利用一定的媒体来代表或者指示某一事物的东西。意大利著名符号学家艾柯也提出：将符号定义为任何这样一种东西，它根据既定的社会习惯，可被看作代表其他东西的某种元素。符号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中介，是认识事物的一种简化手段，表现为有意义的代码和代码系统。当然，符号这一概念的外延相当广泛，设计中的符号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有许多共性，使得语意学对设计也有实际的指导作用。通常来说，可以把设计的元素和基本手段看作符号，通过对这些元素的加工与整合，实现传情达意的目的。
一、符号学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1、一目了然的认知形式
设计中，认知性是符号语言的生命。在2005年日本爱知世界博览会上，中国馆以“自然、城市、和谐——生活的艺术”作为主题，其设计将中国的传统文字和生肖图形及“百家姓”应用到了馆厅外立面的设计上，通过将中国文化的元素、中国城市的元素作为“中国符号”创造出了独特的视觉效果，向人们准确的传达中国馆的主题，这些符号所传达出来的信息，都具有极强的认知性。相反，如果一项设计形式，让人无法理解，那这项设计就失去了意义。
2、大众熟悉的普遍形式
现代设计是为经济社会服务的，设计作品会在大众中广泛传播。设计的符号语言只有具备普遍性，才能为大众所接受。设计者只有找出让自己、客户、消费者都能理解的设计语言，才能更好地完成设计任务，才能达到设计者的目的。相对推理性符号而言，视觉符号没有自己的体系，任何视觉符号都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只有体现在一定的情感结构中，围绕着一个特定的主题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才能使大多数受众认知，如在某些城市大行其道的“知青饭店”、“老三届”、“毛家食堂”等等商业餐饮环境设计里，都采用了斗笠、玉米棒、红辣椒、粗木桌椅、水井等等，甚至为了营造气氛更是将服务员的服装、以及菜单名也巧妙地融入其中，这些不同地域农村中富有典型意义的视觉符号营造的环境，让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群都能够针对这种设计产生共鸣。
3、各具特色的约束形式
任何语言和词汇都只在一定范围内被理解，符号也是一样。只有具备相关文化背景的人才能接受到该符号所传达的信息。只有符合特定背景的符号才能在这一范围内被接受。比如，武汉江汉路步行街景观设计，其中有四个真人大小、体现地方特色的武汉热干面的饮食文化的雕塑可谓独具匠心。虽然设计界对此褒贬不一，但应该说武汉老百姓是普遍接受的。身为武汉人，谁没有端着一碗热干面端上桌“过早”的经历，但是其他地域的人们没有经过这种特定的城市文化、社会环境的熏陶，也许就不能理解。
4、标新立异的独特形式
符号强调“求同”，这样才容易被理解。但是，在设计中“求异”常常是创新的关键。因为比较形式和内容，前者绝对是更值得深究的。同样是针对一个主题，我们必须找出与之相关的尽可能多的表现形式，可以从造型、色彩和材料和工艺上入手。著名的后现代主义设计师查尔斯·穆尔所提倡的“符号性古典主义”，它的特点是采用大量古典的，历史的建筑符号、装饰细节、设计基本计划达到丰富效果。他设计的新奥尔良市“意大利广场”就是在设计中大胆抽取各种古典的要素符号，并以象征性的手法将其再现出来，既具备了典型的古典主义精神，又让人们感叹新材料在设计中带来的全新感触，整个广场以巴洛克式的圆形平面为构图，以逐渐扩散的同心圆及黑白相间的地面铺装向四周延伸出去，直至三面入口的街道上。罗马的古典柱式经过改头换面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如科林斯柱式用的是不锈钢柱头，檐壁上用拉丁文雕刻着“此喷泉为献予全民之赠礼”的献词；柱式上流泉汩汩，圆券上嵌着微笑的摩尔头像，水正不断地从他嘴里吐出，所有的水全部流入中央的水池。水池中有一个由卵石、板石和大理石砌成的岛屿，岛屿的形状很明显，就是一幅意大利地图。在这里不仅充满了欢快浓郁的现代商业气氛，而且具有对乡土强烈的依恋之情。
二、符号在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具体运用方式
第一，对符号直接运用，作品本身包含具体符号。以“亚洲现代室内设计之父”著称的高文安先生在深圳华侨城新建的办公室，原是占地700平方米的旧厂房。高文安把它创意改建成具有三个楼面1400平方米集办公区、健身房、家具精品店为一体的高文安深圳室内设计公司所在地。人们在这里脚下踩的是百年枕木，据说都是来自清末民初所建的川汉铁路，它们“退役”后被废弃了。高文安慧眼识宝，千里迢迢把它们运到了深圳。在这家公司的墙面上、泳池边、地板隔层，到处可以看到它们的身影，枕木布满着那象征着悠悠岁月的斑驳痕迹和道钉遗留的锈迹，它仿佛能打开人们记忆的闸门，让人们感受到百年枕木所度过的沧桑岁月，感受传统文化的震撼，它们就是一段历史，一段伴随着中华民族走过屈辱岁月走向繁荣昌盛的历史。这就是一种典型的传统符号的直接应用，给人一种“形”似为主的感觉。第二，以符号为基本元素的设计。将具有既定含义的图形或实物作为设计基本元素。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安藤忠雄设计的光之教堂位于大阪城郊，是原有一个木结构教堂和牧师住宅所扩建。它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入口，门前只有一个不太显眼的门牌。进入它的主体前，必须先经过一条小小的长廊。这其实只是一个面积很小的教堂，约113平方米，能容纳约100多人，当人置身其中，会自然感受到它所散发出的神圣与庄严。教堂主体建筑物由一个混凝土长方体和一道与之成15度横贯的墙体构成，这道墙把空间分割成礼拜堂和入口部分。廊道两侧为素面混凝土墙，顶部由玻璃拱与H型横梁构成。廓道前后没有墙体阻隔，新鲜空气自由地在这个空间中穿行，其末端是绿色的树木和遥远的海景。透过毛玻璃拱顶，人们能感觉到天空、阳光和绿树。前方是一面十字形分割的墙壁，嵌入了玻璃，太阳光照射进来，呈现出一个逆光的光线十字架，这就是那个著名的光线十字架，也称光之十字架。光之教堂由清水混凝土作墙壁，除了那个置身于墙壁中的大十字架外，并没有放置任何多余的装饰物。安藤忠雄说，他的墙不用挂画，因为有太阳这位画家为他作画。天主教最主要的符号就是十字架，在这里安藤忠雄将一个有形的传统符号变换成了一个光影迷离的建筑构成元素，十字形分割的墙壁，产生了特殊的光影效果，使信徒产生了一种接近上帝的奇妙感觉。自然就会产生一种虔诚的信仰，教堂设计是极端抽象简洁的，没有传统教堂中标志性的尖塔，但它用光的神奇作用突出了十字架这个众所周知的天主教符号，呈现出一种静寂安详的，给人一种“神”似为主的感觉。
第三，设计中含有符号性元素，以含蓄的方式传达设计者的表述信息。当人们提到中国古典园林时立即会想起苏州，想起这个江南水乡中的众多名园。拙政园．狮子林，这些名字不仅是苏州园林的代表，还代表着一种生活和文化。著名设计师贝聿铭新的博物馆庭院也建在苏州，较小的展区在造景设计上摆脱了传统的风景园林设计思路。每个花园寻求新的导向和主题，把传统园林风景设计的精髓提炼升华形成未来中国园林建筑发展的方向。尽管白色粉墙成为博物馆新馆的主色调，以此把该建筑与苏州传统的城市机理融合在一起，那些江南水乡到处可见的灰色小青瓦坡顶和窗框被灰色的花岗岩所取代，以追求更好的统一色彩和纹理。博物馆屋顶设计的模式来源于苏州传统的坡顶景观一一飞檐翘角与细致入微的建筑细部。但是，新的屋顶已被重新诠释，并演变成一种新的几何形状。玻璃屋顶将与石屋顶相互映衬，使自然光进入活动区域和博物馆的展区，玻璃屋顶和石屋顶的构造系统也源于传统的屋面形式，过去的木梁和木椽构架系统被现代的开放式钢结构、木作和涂料组成的顶棚系统所取代。金属遮阳片和怀旧的木作构架在玻璃屋顶之下被广泛使用，以便过滤进入展区的太阳光线。尽管所有结构和材料与古典园林迥异，但是仍使人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人们看到它就会联想到苏州园林——因为他们“神似”，贝聿铭设计了一个主庭院和若干小内庭院，布局甚为精巧。其中，最为独到的是中轴线上的北部庭院，不仅使游客透过大堂玻璃可一睹江南水景特色，而且庭院隔北墙直接衔接拙政园之补园，新旧园景通过中国传统景园设计中的“借景”手法融为一体，使人又感觉到博物馆与苏州园林的神形兼备之处。
三、结论
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认为人是符号的动物。人类所有精神文化都是符号活动的产物。也可以说人类也能有效的利用符号来创造新的文化，在环境艺术设计领域里，符号是一个重要的设计元素，这种符号形式是不拘一格的，它可以是一件艺术品、一件家具，也可以是一种植物、一块石头、一潭水，还可以是一种文化、一种精神。富有创造力的设计师能将生活中有意义的东西变成一种表现性符号，运用于现代环境设计中，创造出个性化、人文化的全新文化符号和景观。特别是近几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各种现代装饰材料层出不穷，无论时代感的发展或是设计风格的迥然，都使人在观赏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感受到设计的真谛和文化的脉动。
【参考文献】
[1]罗兰.巴特尔：符号学原理[M].三联书店，1988.
关键词：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6-0048-04
引言：
中韩两国唇齿相依，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同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以及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彼此影响着对方。历史如此，当今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中国掀起了一股猛烈的“韩流”，对此社会各界褒贬不一。也有一部分人开始对韩流提高警惕，深怕冲击本国文化。姑且不论韩流是否会冲击中国文化，但这是古代中韩文化交流的延续，同时文化交流也是双向的，中国掀起猛烈“韩流”的同时，韩国也刮起了强烈的“汉风”，掀起了国人无法想象的“汉语热”。
本人认为，“韩流”与“汉风”都是两国文化交流频繁的标志。韩国从1994年开始以“文化立国”为方针，大量输出文化产品;中国以建设文化强国，提高国家软实力为宗旨，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其中汉语是中国文化输出，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重要项目之一。与其想方设法抵制“韩流”，不如大力发展“汉风”、“汉语热”。
自1992年中韩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经贸文化交流越来越密切，韩国“汉风”、“汉语热”不断升温。根据中国新闻网的统计，2014年，全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总数为377054人，其中韩国名列榜首，学生人数达到62923人，占16.69%;其次为美国，学生人数为24203人，占6.42%;泰国学生人数为21296人，占5.65%;日本从2011年排名第三落至排名第五，学生人数为15057人，占4%，远远少于韩国留学生。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消息，截至2011年年底，韩国共建设17所孔子学院，在亚洲国家中排名第一。韩国四年制大学的近75%，约130所大学开设和中国关联的学科专业，有多达24000名学生就读。韩国各大城市内汉语辅导班纷纷设立，开设速度与规模堪比英语辅导班，汉语已成为韩国学生可供选择的高考第二外语。
要延续韩国学生的“汉语热”，以此实现中华文化输出，就必须对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及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掌握比较翔实的信息，反馈于汉语教学。这将有助于对外汉语教学工作者在教学中更全面掌握和了解学生信息，更好地帮助韩国留学生的汉语学习，从而改进和提高对韩汉语教学的质量和效果。更对韩国的“汉语热”、“汉风”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也是我国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渠道之一，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
一、调查目的及对象
要实现文化强国，传播中华文化，其文字是主要途径之一，大量孔子学院设立之目的也在于此。韩国是第一个设立孔子学院的国家，韩国留学生已经成为中国外国留学生中最庞大的群体。在这种背景下，对韩国留学生汉语学习与对韩汉语教学的研究，已经成为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中国要实现文化强国，汉语是最好的文化产品之一，充分掌握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不仅有助于提升对外汉语教学质量，更有利于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250份，共回收问卷216份，216份为有效问卷。调查对象为韩国祥明大学非中文专业的学生57人，复旦大学69人，华南师范大学30人，中央民族大学30人，南京师范大学30人，其中女生156人，男生60人。学习汉语的时间分别为6个月以内57人，6个月至1年为86人，2～3年为56人，3年以上为16人。选择学习汉语时间不同的学生为对象，更能全面了解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以及动机。
问卷共由三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学生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学习汉语的时间;第二部分为学习情况调查，包括学习态度、投入时间、学习难点等，共10题;第三部分是学习动机及之后将要从事的职业调查，共5题。
二、韩国学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分析
下面依据调查结果进行分析研究。汉语学习情况方面的调查研究包括汉语学习态度、难点、学习方式方法等方面。
调查项目1 第一次学汉语是在哪里？（选项：A.韩国;B.中国）
关于汉语背景：155人，占被调查者的71.8%，在来中国之前，在韩国国内学过汉语。在韩国的“汉语热”大背景下，大部分韩国学生已在韩国学习了汉语。
项目调查2 喜欢上汉语课吗？（选项：A.喜欢;B.为完成任务;C.不喜欢）
关于汉语的喜爱程度：174人，占被调查者的81%，觉得“喜欢”;只有3名同学觉得“不喜欢”，而39名因为是“任务而学”，并非喜欢。从调查结果中可以得出，韩国学生对汉语持有好感，普遍喜欢学习汉语。
调查项目3 汉语学习态度如何？（选项：A.认真学习;B.每天上课，但并非认真学习;C.偶尔请假，但认真学习;D.偶尔请假，不认真学习）
关于汉语学习态度：56人，占被调查者的26%“认真学习”;113人占被调查者的52.3%，选择“每天上课，并非认真学习”;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择“偶尔请假，但认真学习”，只有6名同学选择“不认真学习”。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态度比较端正，学习比较认真，这与他们喜欢汉语有密切关联。
调查项目4 你认为汉语什么最难学？（选项：A.语音;B.汉字;C.词汇;D.语法）
调查结果显示：103人，占被调查者的47.4%，认为汉语语音最难掌握，其次是语法、汉字、词汇。汉语的美感在于阴阳顿挫的语调，而韩国学生比较难掌握的一个环节就是声调，因为韩语没有声调。同时，汉语普通话中7个辅音是韩语中不存在的，韩国学生往往不能发出标准的音阶。所以，学生要通过朗读掌握发出汉语声调、个别辅音的技巧，并且不断复习，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其次，语法方面，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孤立语，韩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黏着语，两者语法体系截然不同。从句法结构上看，韩语与汉语的语序不同，从结构、语义上看，韩语与汉语不同的句子成分所指不同;从语用角度分析，韩语与汉语的表达方式不同。因此，对象为刚入门的学生时，教师应该重视语音教育，随着学习时间的推移，教学重点应该转为语法教育，通过汉韩语法对比的方式讲解，有助于学生的理解。
调查项目5 你认为学汉语时最难的是什么？（选项：A.听力;B.口语;C.阅读;D.写作）
调查结果显示：91人，占被调查者的40.2%，选项为“听力”;67人，占被调查者的31%，选项为“写作”;47人，占被调查者的21.8%，选项为“口语”;只有11人认为阅读最难。说明听力、写作、口语是困扰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重要内容，其中阅读是比较轻松的一项。对此，教师应该加强听、写、说方面技能的培养，更要要求学生在课后通过各种渠道，如交中国朋友、看中国影视剧等来不断提升听说技能。
调查项目6 你认为自己应该加强哪方面的学习？（选项：A.听力;B.口语;C.阅读;D.写作;E.其他）
调查结果显示：97人，占被调查者的44.9%，选项为“口语”;51人，占被调查者的23.6%，选项为“写作”;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听力”。此结果与上一结果相反，学生认为最难的是听力、写作、口语，但最想提高的确是口语、写作、听力。这也是从易到难的顺序，也与大部分学外语的学生所需相类似。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是以听说等实用性、应用型为主。
调查项目7 除了课本以外，你还通过什么学习汉语？（选项：A.家教;B.看影视剧;C.和中国朋友聊天;D.看中文书;E.其他）
调查结果显示：7人，占被调查者的3.2%，选择“家教”，说明大多数学生在实际的学习中还是以学校教师为主，这也与请家教需要经费支出不无关联;48人，占被调查者的22.2%，选择“看影视剧”，比起学习韩语的中国学生热衷于看韩剧，中国影视剧对韩国学生没有太大的吸引力，说明我国的影视产业有待于进一步发展，终而走出国门;113人，占被调查者的52.3%，选择“和中国朋友聊天”，说明结交当地朋友是韩国学生课后最主要的拓展学习的方式，可以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提高口语与听力水平;14人，占被调查者的6.5%，选择“看中文书”，说明书籍并不是主要的课外学习材料;34人，占被调查者的15.7%，选择“其他”，说明韩国学生课外学习汉语的途径呈多样性。
调查项目8 课余，学习汉语的时间是？（选项：A.不学习;B.0.5-1小时;C.1-2小时;D.2小时以上）
调查结果显示：36人，占被调查者的16.7%，选项为“不学习”;110人，占被调查者的50.9%，选项为“0.5～1小时”;53人，占被调查者的24.5%，选项为“1～2小时”;17人，占被调查者的7.9%，选项为“2小时以上”。课外学习1小时以内的学生占67.6%，1小时以上占22.4%，说明韩国学生课外投入的时间不多。分析其原因，主要因素在于被调查的韩国学生大多不是学历生，以语言学习、应用型为主，没有获得学位以及升学的压力，因此课后投入时间相对减少。
调查项目9 你认为决定汉语成绩的因素是什么？（选项：A.兴趣;B.教师;C.教学质量;D.教材）
有126人，占被调查者的58.3%，选项为“兴趣”，说明外语学习中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也最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45人，占被调查者的19.9%，选项为“教师”;36人，占被调查者的16.7%，选项为“教学质量”，教师相关选项占36.6%，表明教师以及教学质量在提高学生学习成绩及兴趣中起相当大的作用，教师应该积极改革教学方法，采用多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教学效果;9人，占被调查者的4.1%，选项为“教材”，相反，学生对教材的依赖程度远远低于对教师的依赖程度。
三、韩国学生汉语学习动机、喜欢从事的职业调查分析
调查项目1 学习汉语的动机是？（选项：A.考取HSK;B.为找一份好工作;C.对中国文化感兴趣;D.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E.为交中国朋友）
有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考取HSK”;有77人，占被调查者的35.6%，选项为“为找一份好工作”;有40人，占被调查者的18.5%，选项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有26人，占被调查者的12.1%，选项为“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有32人，占被调查者的14.8%，选项为“为交中国朋友”。可见，从总体上看，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最强的动机来源于“为找一份好工作”，“考取HSK”也是“为找一份好工作”的途径。我们知道中韩经贸往来越来越密切，这将给学习汉语的韩国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与升职的机会与空间，也是越来越多的韩国人留学中国的主要原因。但也不容忽视的是占33.3%的选项不为工作为动机，只是出于对中国文化的喜爱以及结交中国朋友。说明，中华文化深受韩国人的认同与爱戴，他们对中华文化持有好感，愿意学习汉语，结交中国朋友。“为积累知识和自身修养”则体现了韩国留学生普遍具有追求成就的内在心理倾向，这种倾向促使他们在汉语学习上更加认真。这种不以就业为目的动机，也许会影响学习者的学习成绩，但正因为兴趣动机反而使学生在轻松的氛围中学习汉语，这也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并非都是有强烈的目的性和功利性，喜欢中华文化、提高自身修养，这几点也不容忽视。
调查项目2 学习汉语的动力是？（选项：A.老师和朋友的鼓励;B.兴趣;C.父母的期盼;D.工作需要）
有45人，占被调查者的20.8%，选项为“老师和朋友的鼓励”;有99人，占被调查者的45.8%，选项为“兴趣”;有15人，占被调查者的6.9%，选项为“父母的期盼”;有57人，占被调查者的26.4%，选项为“工作需要”。可见，韩国学生学汉语的第一动力为对汉语的兴趣，他们想通过学汉语了解中国以及相关事物，而“父母的期盼”这种“被动型动机”则不明显。随着现代观念的发展，现在的韩国留学生似乎已经逐渐脱离了亚洲学生“唯父母之命是从”的传统道德观念，长辈的要求与态度已经无法完全主导他们的学习行为。
调查项目3 家人和朋友对你学汉语持什么态度？（选项：A.一定要学;B.可学可不学;C.没必要学）
有84人，占被调查者的38.9%，选项为“一定要学”;有129人，占被调查者的59.7%，选项为“可学可不学”;有3人，占被调查者的1.4%，选项为“没必要学”。韩国人已经意识到汉语的重要性，但也不乏对其持中立态度的人。随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中韩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这种重要性会越来越突显。同时随着中国的文化强国战略的实施，中华文化域外传播更快、更广，越来越多的韩国人将认同、喜欢中华文化。
调查项目4 学习汉语后想做什么？（选项：A.研究中国学;B.中文老师或翻译;C.中国相关公司就业;D.不想做与汉语相关的事情）
有22人，占被调查者的10.2%，选项为“研究中国学”;有40人，占被调查者的18.5%，选项为“中文老师或翻译”;有130人，占被调查者的60.2%，选项为“中国相关公司就业”;有24人，占被调查者的11.1%，选项为“不想做与汉语相关的事情”。调查结果显示，占88.9%的学生想学汉语后从事汉语相关工作，说明汉语是韩国学生就业的另一种重要工具，尽管前面的调查中表明学习汉语的第一动机并不是就业，但汉语的确给就业压力较大的韩国青年提供了较好的就业机会。
调查项目5 如果从事与汉语相关的工作，你最想做什么？（选项：A.进企业;B.翻译;C.导游;D.老师;E.其他）
有94人，占被调查者的43.5%，选项为“进企业”;有41人，占被调查者的19%，选项为“翻译”;有16人，占被调查者的7.4%，选项为“导游”;有27人，占被调查者的12.5%，选项为“老师”;有38人，占被调查者的17.6%，选项为“其他”。大部分韩国学生的首选是企业，这与中韩两国密切的经贸关系相关，其次翻译工作深受学生欢迎，这与翻译的较高薪资不无关联，还有部分学生选择了“其他”，说明学生学习汉语后想从事的职业呈多样性。
调查项目6 你认为韩国学生学汉语有什么优势？（选项：A.经济文化交流频繁;B.地理位置;C.历史文化同源;D.学汉语的韩国人很多可吸取经验）
有115人，占被调查者的53.2%，选项为“经济文化交流频繁”;16人，占被调查者的7.4%，选项为“地理位置”;50人，占被调查者的23.1%，选项为“历史文化同源”;35人，占被调查者的16.2%，选项为“学汉语的韩国人很多可吸取经验”。76.3%的选项选择了“文化因素”，说明中韩文化交流频繁以及文化同源，为韩国学生提供了更容易接近和学习汉语，认同汉文化的历史基础，这也是来华留学生中韩国学生占榜首的主要原因之一。
结论：
本文以韩国祥明大学非中文专业学生，复旦大学、华南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的韩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的方法，调查分析其汉语学习动机情况，主要结论如下：
1.韩国学生对学习汉语持有好感，来中国之前普遍学过汉语，同时韩国学生认为中韩两国经济文化交流频繁、历史文化同源对韩国学生学习汉语有很大的优势，说明韩国学生从情感上对中国、汉语有好感。
2.韩国学生课后学习汉语的时间投入不多，这与升学压力小相关。韩国学生主要通过和中国朋友聊天的方式进行课后学习，看中国影视剧的比例不高，这恰恰与学韩语的中国学生酷爱韩剧相反。
3.韩国学生认为语音、听力、写作、口语是最难掌握的部分，而最想提高的部分是口语、写作。说明韩国学生学习汉语主要以实用性、应用型为主，并非升学为最终目的。
4.韩国学生认为兴趣是决定成绩最主要的因素，其次是教师与教学质量。要想提高韩国学生的学习成绩必须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韩国留学生学习汉语，以找工作、获得HSK等级证书为最大的动力，之外自身素养的提高和喜欢中国文化的比例也较高;学习汉语的最大动力是兴趣，说明不以升学为目的的学生中兴趣既是提高成绩的最主要因素，也是汉语学习最大的动力。
6.学习汉语后要从事的职业中大部分人选择与汉语相关的工作，其中企业是首选，其次是老师和翻译。随着韩国“汉语热”持续升温，汉语老师成为了韩国人向往的职业。
根据调查研究所得结论，对韩国留学生的汉语教学提出几点建议。第一，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不断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久而久之，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不断被激发，达到“乐在汉语学习中”的状态。第二，在汉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要素，或进行中韩文化比较。从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韩国学生对中国文化持有好感，他们渴望通过教师了解、认识中国文化，而教师也承担着传播中国文化的使命。教学过程中进行中国文化的渗透，进行中韩文化比较，如比较中韩饮食文化的异同、讨论中国的京剧、武术，介绍中国的社会制度、名胜古迹等等。这种文化渗透，不仅可以传播中国文化，也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达到较好的教学效果。第三，注重学生听说写三种技能的培养，提高开口率。汉语教学是语言教学，要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四种技能的全面发展，被调查者则普遍想提高听说写的技能，也认为是最难的部分，因此教师应该采用多种教学方法，培养听说写方面的技能。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代表之一，是中华文化域外传播的载体。韩国自古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文字就是其中之一。韩国创制训民正音之前，官方使用的文字是汉字。时隔几个世纪，在韩国再次兴起“汉语热”，对此现象，应该深入分析韩国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并采取有效的教学方法，提高学生的汉语水平，同时传播中国文化，促进中华文化的域外传播。
参考文献：
[1]王晓美.韩国学生汉语学习现状与对外汉语学习前瞻[J].现代商贸工业，2010，（9）.
[2]李大农.韩国学生汉语学习特点与教学技巧探讨[J].海外华文教育，2003，（4）.
[3]李大农.韩国留学生“文化词”学习特点探析-兼论对韩国留学生的汉语词汇教学[J].南京大学学报，2000，（5）.
[4]柳英绿.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M].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7.
[5]许健骥.对外汉语教学思考集[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9.
[6]韩文.延吉市韩国留学生汉语学习情况调查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7]杨怀霞.韩国在华中学留学生汉语学习动机与文化融入动机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8]陈郁.学生学习动机的调查与研究[J].华东交通大学学报，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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