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8:24
导语：在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文化；国际贸易；比较优势；差异性；互补性
1文化及其特征
文化是人类在改造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历史过程中，赋予物质和精神产品的全部总和。文化体现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如人类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上；人类与其他个体或群体的关系上，包括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制度，婚姻制度，家族制度以及人的行为方式等；文化还体现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宗教，哲学，道德，艺术等来表现，体现出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情等。
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是文化的两大特征。①文化的民族性。任何文化的产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地理环境，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不同的国家和民族生成并发展了具有本土特色的差异文化。②文化的时代性。任何文化都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时代的内容，时代的审美要求和审美情趣，都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正是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创造的文化差异为文化和国际贸易的契合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2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比较优势
自从国与国开展贸易以来，通过深入的研究，经济学家们提出了许多贸易理论。其中，比较优势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建立在亚当斯密“绝对利益”学说的基础上，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比较利益”学说。自从诞生之日起，“比较优势”始终是理论发展的线索。究其原因，“比较优势”，这四个字本身就蕴涵了深刻的理论内核，它包含两个内容：一是“比较”，比较就是差异性，是独特性，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客体在某一层面进行的对比。有了差异性或独特性，客体之间才有可比之处。二是“优势”，其核心在于“优”字。它说明比较客体在该对比层面上的强势地位。正是因为国与国之间（比较主体）在可比内容（比较客体）上存在的我有你无，你有我优的差异，才使得交换成为必然，对外贸易得以产生。
3文化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从国际贸易理论上看，由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推导出的文化差异性恰好在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间。
在国际贸易实践中，文化较为普遍地存在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和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
（1）在传统的国际货物贸易领域，文化商品一直是贸易的主要内容之一。众所周知，早在西汉时期，大量的丝绸，瓷器和茶叶从中国被运往地中海沿岸的国家。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文化产品更是铺天盖地。在追逐降低产品成本的竞赛已经穷途末路的情况下，人们开始普遍地在商品中加入文化的因素，以获取新的超值。
（2）在新兴的服务贸易领域，文化包含的附加值更高。例如基于传统文化之上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以及收藏和展览等，其贸易的主要内容就是我们在前面所说的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还有旅游服务，作为一项集观光、餐饮、住宿以及游乐为一体的综合项目，其独具特色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就是吸引国际消费者的重要条件。
4国际贸易中文化差异的思考及启示
每一种文化都会产生自己的价值体系，只有尊重并深入研究不同文化，才能更好地开拓国际贸易市场。
关键词：标记理论语言意义文化意义词汇教学
一、标记理论与词语的意义
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部分，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都会在词汇系统中得到反映。词语的意义包括了语言概念意义（即语言意义）和文化内涵意义（即文化意义）。词汇的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和不对应关系，会在母语和目的语之间产生标记度的差异。
如果母语和目的语之间，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相同，那么标记度的差异小，习得就会变得相当容易；如果出现了对应上的偏差，目的语的标记小于母语，相对容易习得，如果目标语的标记多于母语的则会相对较难习得。
二、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关系
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关系，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帮助学生克服跨文化交际障碍的意义。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的对应情况为以下几种：
1、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不对应
这类主要是“国俗词语”或者“文化词语”。例如汉语中有相当一部分词语，没有办法用英文对应翻译过来，就算直译，其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是截然不同的。“江湖、游侠、走红、走后门”等词语就属于这一类型。
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不对应的时候，两种语言中的标记度，无法直接判断出来。要看目的语在自身的语境中的使用频率，频率高，标记性弱。
2、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对应
这类词一般出现在语汇中的基本词汇中。
例如：自然界事物名词：“太阳、月亮、星球、空气”——“sun，moon，star，air”；科学名词：“计算机、电视机、科学”——“computer，television，science”
语言意义和文化意义都对应的词，它们在母语和目的语中的标记难度是一样的，它们的习得难度最小。
3、语言意义不对应，文化意义对应
有的词语，中英翻译完全不同，但是其文化内涵却是一样的，这样的词语，我们说它的语言意义不对应，文化意义对应。
例如：“菜鸟”——“greenhand”；“幸运草”——“fourleaf”
这类型的词语，要从语言意义上看其标记度。如果语言意义非常简单，并且常用，那么其标记性弱，反之则强。
4、语言意义对应，文化意义目标语小母语大
有的词语，语言意义上对应，但是从文化意义角度看，对英语为母语的学习者来说，英文的词语的含义大于汉语词语的含义。
例如：“old”——“旧”、“老”、“大（年龄）”等；“ambition”——“野心、雄心”，
这样的词语，母语的义项更复杂，母语的标记度更强一些，所以习得起来并不算难。
5、语言意义对应，文化意义目的语大母语小
例如：“去”对应英文中的
——“went”：他去了中国。（HewenttoChina.）
——“go”：我们去看电影吧。（Letsgotoseeamovie.）
——“sent”：我给他去过几封信。（Isenthimseveralletters.）
——“away”：他把那本书拿去了。（Hetookawaythatbook.）
6、语言意义对应，文化含义目的语有母语无
这一类的词语，从直译来看，语言意义完全对应，文化含义则目的语有而母语没有。这类词语在使用翻译教学法的过程中最容易出现问题。
例如：单位。在中文中，除了有每一个单位的意思之外，还有一个人的工作机构的意思。而英文中则语言意义相对应的“unit”并不具有这样的文化意义。
这类词语，目的语中的使用情况复杂，除了语言意义的标记，还有文化意义的标记，而母语则只有语言意义的标记。目的语的标记明显高于母语，这样的成分习得的难度相对来说要高一些，至于高多少，取决于标记的差异度。
7、语言意义相对应，感情意义不同
两种语言的语言意义相同的情况下，可能出现感彩和褒贬意义完全相反的情况。
例如：在汉语中，龙是褒义词，是中华图腾，民族的象征。但在英语国家，龙是凶残、残暴的代名词。翻译“亚洲四小龙”应该是“fourtigers”，而不能翻译成“fourdragons”。“海狸”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略显陌生的动物，没有什么文化意义和感彩。而对于英美人来说，“beaver”这种有独有技艺和富于创造性的动物却常用来比喻工作十分勤奋和认真的人。
8、语言意义貌合神离，文化含义差别悬殊
例如：“motel”和“汽车旅馆”。在中文中，可能有人理解为汽车做的旅馆，这样的理解，就和原义大相径庭了。“你好”和“hello”，如果将“你好”翻译成“yougood”，就完全理解错了这个词的文化含义。
三、词语的文化意义对词语教学的影响
词汇是语言的组织材料，也体现了不同文化的特点。在日常会话中，如果指看重词语的语言意义，而忽视词语的文化意义，就可能出现交流不畅，产生交际冲突，对跨文化交际产生消极影响。
因此，随着外国学习者语言学习的不断深入，语言应该与文化并重，在学习词汇时，除了掌握词汇的语言意义，还应该掌握词汇相应的常用的文化意义，防止产生交际误解，避免交际冲突。（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参考文献：
[1]袁嘉，《对外汉语教学的汉语本体研究》，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年8月第1版
关键词： 广播 语言要素应用 民族文化 传承与制约
语言是人类特有的交际工具，也是人类文明得以薪火相传的重要载体。文化被认为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其结果”[1]P3。广播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天然使命，民族文化的存在与发展状况必然制约广播语言要素的应用。本文论析汉语广播语言要素应用与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传承与制约关系。
一、广播语言借助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
“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中，广播可以做更多的工作，充分发挥它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作用”[2]。广播语言总要借助一定的语言要素应用传承民族文化的。在汉语广播中，中华民族文化需要借助合乎规范要求的语音、词汇和语法要素传承。
（一）借助恰当的语音要素传承文化
总面积13000平方米，虽不像北京故宫中轴线和对称布局，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位置上突出红宫，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使整座建筑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中央台①2009年6月18日《雪域高原上的圣殿――布达拉宫实录》）
例中引文双音节词语占多数，朗朗上口，节律感较强，易于播读，如“重点”、“突出”、“主次”、“分明”、“雄伟”、“壮观”。
除正常播x音节外，播音员还要正确发好引文中的语流音变，如“Zǒng（总）”当由“214”读如“21”，“yīwà（一万）”的“yī（一）”当由“55”读如“35”等。需要处理好句中的停顿、重音和句调等。
“但||都||十分|巧妙地||利用|山坡|地形||修造”中，单画线表示时间较短的停顿，双画线表示时间较长的停顿，加粗者宜重读而经由重读处理等手段，“13000”、“红宫”、“主次分明”、“雄伟壮观”等很容易入耳、入脑。引文句调就总体而言，先平缓后上扬。
正确处理广播语音要素，才能正确传递广播语言信息，达到传承民族文化的成效。
（二）借助恰当的词汇要素传承文化
上例引文不长，但其中词汇类聚、词形类聚和词义类聚应用形式仍然较丰富。基本词和一般词都有较多的使用;使用成对词“前”与“后”、“主”与“次”;使用熟语――成语“主次分明”。因为广播语言表意要简明，所以引文多用单义词。这些词语，首先是规范的，其次是根据广播语意表达需要而选用的，有助于体现民族文化传承的实效。
前来学习抽纱刺绣技术、领取刺绣原料和回缴刺绣产品的本乡青年妇女络绎不绝。（商丘台2006年5月9日《虞城县积极向农家妇女传授农科技术》）
“妇”的义项有三：“妇女”“已婚的女子”“妻”;“妇女”义为“成年女子的通称”。汉民族文化语境中，“妇女”更多凸显“已婚”的义素。因此，称呼青年女性时，要慎用“妇女”一词。例中前来学习的“青年妇女”未必是“已婚”者，则“青年妇女”可改为“女青年”。
（三）借助恰当的语法要素传承文化
前述布达拉宫引文根据广播媒体特征及其语意表达的需要使用汉语词类和句类。引文多使用通俗易懂的名词（如“北京”）、动词（如“修造”）、形容词（如“巧妙”）、“数词”（如“13000”）等实词;多使用易入耳、入脑的介词（如“利用”）、连词（如“但是”）、助词（如“地”）等虚词。引文虽然使用了转折复句“虽然……但……”，但复句内部的分句及其他单句都较短，听众仍较易知悉已广播的信息。“位置上突出红宫”与“色彩上强调前后对比”结构上较为对称。
借由语音、词汇、语法要素的恰当使用，引文将布达拉宫雄伟壮丽的景象形象地展现在听众的脑海里，卓有成效地传承了藏民族物态文化。
（四）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
语言是心态文化构成要素之一，汉语言广播同样反映语言要素自身发展的脉络。
1.较多留存方音
戏曲类及方言广播较多留存了方音。“任何剧种，最初都起源于民间，都以当地方音为基本语音，再加以艺术的表现。只有当某一剧种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全国性剧种的时候，才与民族共同语语音发生直接的关系”[3]。早期京剧著名艺人谭鑫培等把湖广音融入京剧，成为京剧语音系统内影响最大的方音。高朗亭“三庆班”等“四大徽班”先后进入北京，又把安徽方音融入京剧中。
2.较多留存历史名词
讲述史实的广播语言较多留存历史名词。据节目制作、播音时间或相关史料，可大致推演某历史名词发展的脉络。
牛首、虎首、猴首、猪首等4件铜兽首18日在北京圆明园公园免费向公众展出。（中央台2003年10月20日《圆明园失散国宝免费向公众展出》）
例中“牛首”“虎首”等分别是“牛首铜像”“虎首铜像”等的简称，它们都是历史名词，出现于清朝乾隆年间。
3.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广播电台播报或诵读各个历史时期的作品，一定程度上反映汉语语法发展的脉络。
文言文中，“非……”句式有时语含假设，这种用法自先秦时期留存至今。
“夫gR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庄子・秋水》）《庄子》为先秦（上古汉语）时期作品。
我们非这条苦计，怎得性命在此？（《水浒传》）“非这条苦计”意为“如果不是采用了这条苦计”。《水浒》为元末明初（近代汉语）时期作品。
货车超载超限已到了非治不可的地步。（中央台2004年6月15日《公路“短命”15年超载货车是“罪魁祸首”》）
引文中，“非”意为“如果不……”，例出现代汉语语境。
二、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影响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
民族文化存在与发展状况对广播语言要素的选用具有逆向制约作用。“从文化的角度说，不同的文化因素会影响到语言的表达”[4]。
（一）语音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1）中华各民族广播语言都注重韵律。
韵律包括押韵、平仄和对仗等。
生死不离，你的梦落在哪里？想着生活继续，天空失去美丽，你却等待明天站起。（中央台2010年4月21日《生死不离》）
诗歌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2010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地震遇难同胞的深切哀悼。节选部分“离”、“里”、“丽”、“起”押“i”韵。
少数民族文艺广播节目也有自身的韵律，用汉语创作或译为汉语后的歌词等往往是押韵的。
如果没有天上的雨水呀，海棠花儿不会自己开。只要哥哥我耐心地等待哟，我心上的人儿就会跑过来哟嗬。（蒙古族民歌《敖包相会》）
歌曲选段“开”、“待”等押“ai”韵。
（2）汉民族语言更注重平仄和对仗。
相对于少数民族语言广播，汉语广播更讲究平仄和对仗。
大车切轴，三轮放炮。（中央台2012年7月14日相声《口吐莲花》）
参照现代汉语平仄归类，例中，平仄对应为“|― ― ―，― ―||”。除“车”和“轮”的平仄不对应（按江淮方言发音，“车”为去声，则为仄声），其余大体平仄相称。从对仗角度看，“大车”对“三轮”，“切轴”对“放炮”，相对工整。
一般性V播节目也会出现平仄和对仗。
风雨沧桑中如何追寻梦想，波澜壮阔里如何见证传奇。（中央台2011年5月23日《和平解放60周年》）
引文中“追寻梦想”（― ―||）和“见证传奇”（||― ―）平仄相称。此外，除上句和下句的“如何”为重复者，其余实词和虚词大体对仗，如“追寻”对“见证”。
2.民族语言特点影响汉语声调的发音
某些少数民族成员说汉语时，经常发错声调，因为他们的民族语言有的原本没有声调。这种现象，在说汉语的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口语中尤其明显。新疆台2013年9月19日报道《新疆各地中秋节前情意浓》中，一位少数民族农民工回答记者询问时，把原本为上声的“好”（hǎo）和“很”（hěn）都读若阳平，即分别读若“háo”和“hén”。
3.民族文化影响姓氏用字的发音
姓氏汉字发音“异常”者，该姓氏往往源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万俟”为复姓，读若“Mòqí”，源出鲜卑族部落名称。东晋时万俟部落随拓跋氏入中原，后即以部落名称为姓氏。
出现的二字姓如：欧阳、司马、诸葛、上官、司徒、慕容、闾丘、皇甫、西门、尉迟、公孙、东方、令狐、申屠、端木、夏侯、东郭、呼延、拓跋、万俟、长孙、澹台、鲜于。（中央台2012年5月30日《2011年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用作姓氏和非姓氏汉字的发音有时不一样，而排序非第一的姓氏用字发音更具“隐蔽性”。
据汉民族姓氏习俗，小孩出生后通常随父姓。有时为了表明对孩子母亲姓氏的敬重，家长往往会将母姓用字作为孩子全名的第二个字。播音员如果不知这些“第二字”为姓氏用字而照本宣科，自然就会发“错”音。如广播稿中人名“某仇某”，撰稿人应注明该“仇”字是否为母姓用字。如是，则播音员得播读为“某qiú某”，而不能读若“某chóu某”。
（二）词汇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1.介绍不同民族文化，常使用该民族特有的词语。
萨迦寺……寺内藏有8.4万余卷元代手抄佛经、贝叶经等，集成60米长、10米高的著名的经书墙。（中央台2003年11月12日《萨迦寺文物保护维修一期工程完工》）
引文介绍萨迦寺（南寺）藏族宗教文化时，使用“贝叶经”、“经书墙”等藏语词。
2.广播语言中汉译少数民族词汇多为多音节单纯词。
广播语言中，少数民族人名、地名等汉译后，多为多音节单纯词。中国国际广播电台2011年5月20日《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举办系列活动纪念西迁247周年》中出现的“察布查尔”、“爱新舍里”、“纳旦木”等，均为地名，都是多音节单纯词。
（三）语法要素应用表现不一
广播语言中有时会有与现代汉语语法不一致的民族语言语法用例。
汉语和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语言中，都有不及物动词直接带宾语的用例。汉语中有“飞北京”、“睡沙发”等用例。
最近这几天，由贵阳飞北京、深圳、广州、成都的航班爆满。（中央台2004年7月14日《贵州：民航暑运高峰出现航线班班爆满》）
如果朋友感觉睡沙发翻不开身子，而睡床上家里又不够的话，那就干脆让他睡“地上”吧。（中央台2009年1月16日《春节“靓”家有招》）
哈萨克等少数民族广播节目受访人会说出“出发北京”等结构搭配。
传承民族文化是广播语言使命之一，广播语言对语言要素自身发展脉络的反映散见于丰富的广播内容中。更多广播节目借由语言要素传承民族文化的途径，以及民族文化制约广播语言要素应用的表现，有待更广泛而深入地探究。
注释：
①“中央台”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简称，以下地方台简称为“省/市名+台”，如“新疆台”。
参考文献：
[1]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季世昌.弘扬民族文化――广播工作者的责任[J].视听界，1990（4）.
“六五”普法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征文: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及作用
普法的核心环节是法治的宣传教育，法治的宣传教育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是否存在着一个关联关系呢？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找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找出它们之间的影响，对我们科学地制定“六五”普法规划具有积极的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对之进行研究，这一点正是本文的指导思想。
首先，我们知道一个社会的法律制度是该社会的上层建筑，是其经济等的集中反映，并为其服务；那么该社会的经济等是其经济基础，是决定该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这是经典作家的经典理论，根据这一经典理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一对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法治的宣传教育是为法律制度服务的，所以这种行为也是社会的上层建筑的范围；社会的经济发展，社会本身的发展都是社会的实体内容，是经济基础的范围；所以我们可以根据经典作家的理论知道，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但是在我们国家，由于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制度和产生它的经济基础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作为它们的主体都是人民，所以两者在代表利益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两者的价值取向是同构同向的。那么基于此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反过来也一样，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越是发展的好对我们的法律制度走向完善就越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当然有了更加有力的基础性保障，法律制度的宣传教育也就会更有物质基础，也就会做得更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制宣传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存在着一种矛盾统一关系，它们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所以我们应当明白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虽然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是一种务虚性的工作，但它同样重要，也是对社会的经济发展的一种促进；同样道理，做好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我们的现实需要，对不断地完善社会的上层建筑是一种物质前提，两者都很必要，都很重要。
我们认为，法制的宣传教育是法律制度落实执行的观念实现途径。也就是说立法的目的，立法的内容，只有向全社会广泛地宣传和教育，才会在全社会中产生对该法的了解，知晓，才会在人们的观念中树立起该法的观念，才会在人们的意识中以之为规范，从而去自觉自为的规范自己的行为。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它其实就是法的执行和落实的一个观念上的实现过程。当然法律一旦经过合法程序产生，并不以社会某些成员是否了解其内容为其生效的前提条件；也不以某些成员不了解该法的内容而对该成员不产生拘束力；但是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我们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反映，是用来维护人民的利益的，所以不希望任何人糊里糊涂地受到制裁。我们的法律不是以事后的惩罚为唯一目的的，所以法律的观念实现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我们普法的目的所在；我们的法律以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秩序，在观念上实现为最高境界。法律在观念上的实现，是在社会成员中形成自觉自为地守法，以良好的社会秩序规范成员的行为。所以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实现法制观念实现的有效途径和手段；社会更多成员自觉自为的守法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积极因素；社会更多成员的自觉自为的守法以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保障性条件；所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是构成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一种环境动力，具有积极的意义。比如，我们的行政执法以往的做法都是一种被动性的执法，也就是当行政相对人的违法行为产生以后才去给与惩罚的，但是这种惩罚(来源：文秘站 ）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同类违法现象，为什么呢？就是这些行政相对人并不是人人都从观念上形成了一种自觉自为的守法意识，从而没有内在的拘束力，当然也不排除某些行政相对人根本就不知道相关法律的内容，当然也就不知道他们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所以被动执法的结果是：同样的违法行为屡禁不止，执法工作量很大，效果不明显。我们的行政执法体系，对象多，领域广，具有源头性，如果在这里使我们的对象能够自觉自为的去守法，那么社会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本身的发展都会大有改观的。
法制的宣传教育是强化社会法制环境的有效手段，依法治国不仅仅需要把立法工作和执法工作，司法工作做好，更重要的是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法制环境；因为不管是执法，还是司法，这些工作在更大程度上具有事后性，也从而使之具有被动性；但是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后，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对社会成员具有矫正力。我们做好法制的宣传教育工作的同时，不仅使社会成员树立起法制意识，还会在这种宣传教育的过程中进一步强化人们的法制意识，就会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法制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的言行就会受到环境的制约，同时这种环境的强化还会推动社会的法治进程，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无疑是一种推动力量。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没有一个很好的法制环境，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高效有序地运行就是一种不可能，所以我们做好法制宣传教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需要。
论文关键词：关联理论阅读理解，教学策略
引言
阅读教学是英语学习过程中极为重要的部分。综合英语作为高职高专英语专业学生的核心课程，对于提高学生的阅读技能和水平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学者们提出了不少阅读教学的理论，如Gough 的信息加工模式，Adams 的图式理论等等，但作者看来这些模式关注对阅读材料中单词和语句的解码，而忽略了对于读者整体认知环境的构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阅读理解应该是读者运用已有的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对阅读材料进行的认知过程，是一个积极思考和推理的心理过程。因此，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倾向于从认知角度的关联理论来探讨英语阅读，也为英语的阅读教学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
一． 关联理论概述
关联理论是Sperber和Wilson在其专著《关联性：交际与认知》(1986／1995)中首先提出来的，是一种影响深远的有关语言交际与话语理解的认知语用学理论。两位学者提出了两条关联原则，一是认知原则，即人类的认知常常与最大关联为准则，二是交际原则，即人们的明示交际行为都以建立最佳关联为导向。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话语都是有关联的，听者或读者对话语的推理理解过程就是寻找最佳关联的过程。
最大关联是指交际中听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语境效果(the greatest possible effectsfor the smallest possible effort)：而最佳关联则是指听话人在理解话语时付出有效的努力之后所获得的足够的语境效果(adequate effects for no unjustifiableeffort)论文格式模板。为了确定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听话者需要寻找话语和语境之间的最佳关联，通过推理推断出语境暗含，最终取得语境效果，达到交际成功。这就是语境假设或认知假设。语言交际中听话人在说话人话语明说(explicature)的基础上，凭借认知语境的三种信息：即逻辑信息(logical information)、百科信息(encyclopedic information)和词语信息(lexical information)做出语境假设。
二． 关联理论对阅读理解过程的解释
在实际的英语阅读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有这样的困惑：学生根据已有的词汇和语法知识能读懂阅读材料的字面意思，即明示信息，但对于暗含话语信息的理解一无所知，或者根本想不到，这样的理解其实不能叫真正的理解。要解决这个问题，关联理论的视角能给我们重要的启示。根据关联理论，任何话语都包含明说(explicature)和暗含(implicature)，信息接受者不但要理解信息发出者的明说，更重要的是理解他的暗含，即语境暗示或意义的间接表达。在明说的基础上，通过语境假设和暗含前提进行推理，最终得到暗含结论。因此，阅读理解就是一个从作者的明示信息推导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的过程，这个过程又以关联性为指导(何自然、陈新仁，2004)。 如前所述，话语的关联分为最大关联和最佳关联。在实际的语言交际中，信息接受者根据话语信息，结合当时的语境假设，花费一定的努力去寻找关联，但他不是去寻找话语的最大关联，而是寻找最佳关联。根据最佳关联原则，如果话语能够产生足够的语境效果，而信息接受者只需付出有效的努力去理解话语，那么该话语就具有最佳关联性。 既然阅读理解是对读者对作者话语进行推理的过程，那么它也是一个寻找关联、确定关联的过程，应该遵循关联性的认知原则。按照这个原则，阅读理解过程可分为三个层次：字面理解层，读者理解文章大意、细节、事件发生顺序、地点和时间、人物特征和因果关系等；推论理解层，读者推测词义、文章目的、作者意图等；评价理解层，读者分析评价文章信息的确切性、事件发生发展的可能性、事实的可信性和断言的正确性等(何自然、陈新仁，2004)。 由此可见，关联理论对于阅读理解有很强的解释力，可以在阅读教学中发挥其优越的指导作用。
三．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综合英语阅读教学策略
我校英语专业的“综合英语”使用的是《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该教材每个单元都有三篇题材接近的课文组成，教师授课中通常先精读Section A，再泛读Section B，最后把Section C作为快速阅读或自学材料。这种授课安排看似非常科学合理, 能够兼顾学生整体阅读技能的训练和提高。但是, 在作者看来这样的设计忽略了三篇课文内在的关联性, 也违反了学生认知环境的构建规律。从内容和难度上讲, Section C是三篇中最简单易懂的, Section B次之, 而Section A 的写作水平最高论文格式模板。根据关联理论, 我们不妨顺应学生的认知规律, 先拿Section C做快速阅读, 使学生对本单元的关键词汇和背景知识也有了一定的积累, 最后在教师的指导下对Section A进行精读, 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就能顺理成章的根据篇章的字面信息, 结合语境假设, 寻求最佳关联, 推断含意, 从而获得对语篇的正确和连贯理解, 乃至对语篇作者的写作目的和态度做出自己的评价, 达到更高层次的理解。
以上的授课安排也是基于关联理论的内涵, 在宏观上帮助学生构建关联的认知环境。具体到每篇课文的阅读教学, 因篇幅关系作者将以Section A精读为例, 阐述关联理论指导下的语用认知阅读教学策略。
1. 阅读前的教学策略
作者通过实践证明, 在阅读前通过问题导入, 激发学生结合已知信息和背景知识, 在头脑中建立篇章整体结构, 是有效的阅读前教学策略。教师导入的问题很关键, 它们可以让学生对语篇的宏观结构和阅读任务做到心中有数, 这样在阅读的过程中就有了明确具体的目标, 能够有的放矢的寻找与问题最相关的信息。例如, 在讲到《新视野大学英语》第三册Unit9 Section A “PremaritalAgreement”时, 课文讲解前我先提出了三个问题让学生思考: 1) What is a “PremaritalAgreement”? 2) Who want to sign a “Premarital Agreement” and why? 3) Will suchan agreement affect romantic love of the prospective couple? 凭借自己的逻辑信息和百科知识, 学生思考并回答这三个问题, 也就是用“自上而下”(top-down)的方式预测了文章内容, 有时还可以根据问题句的逻辑隐含, 直接推导出相关信息, 从而减少阅读中需要处理的信息量, 能够提高阅读的速度和质量。此外, 阅读前补充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也是有效的关联阅读策略, 可以帮助学生构建与语篇作者之间“共知”的语境假设, 而且引起学生的阅读兴趣, 这里不再赘述。
2. 阅读中的教学策略
如前文所述, 阅读理解是读者根据认知原则运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和背景知识对材料进行的一个积极理解分析和推理过程, 而不是单纯地被动接受的过程。 因此阅读中的教学应该多创造条件让学生积极的独立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鉴于此, 作者认为关联理论指导下的阅读中教学可以运用以下策略。
首先, 运用关联理论推测词义。
影响阅读理解重要的原因是对一些生词的词义的选择, 除了新单词和隐喻修辞需要凭借上下文语境, 充分利用句子之间的关联性进行猜测, 还有一些老词新用的情况更需要读者结合自己的背景知识和语境来建立关联语境确定词义。例如, 《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三册 Unit9 Section A “PremaritalAgreement” Paragraph13: That can lead to “court-shopping”, since what mattersis the law of the country where the couple is getting divorced. He gave thefollowing example…… 该段落中基本没有影响阅读的新词, 但“court-shopping” 把很多学生难住了。课堂上作者并没有向学生讲解这个词, 而是给出一个他们都很熟悉的词“window-shopping”, 并让女生解释它与“shopping” 的不同。这样一来, 学生就把“court-shopping” 与“window-shopping” 建立了关联, 再结合下文的例子, 便很容易理解它的含义, “离婚当事人会像逛商店一样在几家法院之间选择一家来进行他们离婚的诉讼” 。
其次, 运用关联理论推导话语的言外之意。
理解语篇是一个很复杂的语用推理过程, 语篇作者有时出于语篇简洁性的考虑和受其写作意意图的支配, 往往 “明示”的部分出现信息空缺。读者要想推导出话语的真正含意，需要激活记忆中的相关图式， 做出适当的语境假设， 从而通过关联填补信息的空缺。还拿上面这篇课文为例，Paragraph14: Romantic lovehas no bearing on this process, say these lawyers, who consider prenups to bebusiness agreements. Their justification: some 50 percent of all marriages in theUnited States end up on the trash heap. 仅仅从句面不好解释话语的关联性，即使两句话在逻辑上是因果关系论文格式模板。如果学生联系文章的前面部分所讲，只有四类特殊人群真正需要签订“婚前协议”， 而美国每年有一半的婚姻都以失败告终，言外之意即美国每年50%的离婚夫妻感情破裂的原因就不可能都是“婚前协议”所导致的， 这样再来看律师的断言，“婚前协议不会对夫妻间的浪漫爱情产生影响”就能站得住脚了。
最后, 运用关联理论理解语篇连贯。
语篇理解过程中，只要某一语段能提供解读后述语段的语境假设，这两个语段之间就存在关联性。从语篇连贯的角度来说，如果两个语段之间存在关联性，那么语篇就是连贯的，因为关联性是连贯性的内在本质。再看该文章的一个例子：
Paragraph11: (1) But not everyonetakes this advice. (2) A classic example is cited by lawyers: “An agreement isstuck under somebody’s nose on the day of the wedding---- and it’s usually a‘she’—and she signs, but doesn’t even read it”.对于这个语篇的连贯性的解释需要明确两个‘she’的指称。根据(2)前半句“婚礼那天，一份协议摆在（当事人）面前”，读者很容易在自己的认知语境中把a ‘she’理解为a ‘bride’ ，而第二个she 的指称则需要引导学生联系(1)“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听取这个建议”(为什么呢？) 和 (2)“律师引用一个经典的案例…”，如果作者的明示意义是两句间的关联，那么第二个she就是经典案例中的bride，这样(2)作为(1)的补充说明，上下文构成了连贯性。
3. 阅读后的教学策略
传统的综合英语阅读教学往往把课文的主要语言点和复杂句子结构讲解的非常细致，这样讲解结束会把课文切割得支离破碎，导致学生出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这样他们一旦遇到较高层次的理解题，如推理，结论和评价等就显得不知所措。在阅读后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帮助学生对语篇的整体信息进行归纳和概括，使他们形成整体的认知环境,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展开讨论，拓展思维空间。作者通过实践发现, 课文分析讲解结束, 教师启发学生回顾并概括课文的语篇结构, 作者的行文思路, 以流程图的形式呈现语篇推进过程, 最后留作口语演讲作业, 让学生在下次课开始前用英语进行复述讲解。这样的活动很受学生喜欢, 锻炼口语表达的同时积累了逻辑知识, 对今后的写作也很有好处。
四．结论
以上就关联理论对综合英语阅读教学的前中后三个阶段的指导策略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 从而希望对今后的阅读教学有所启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关联理论对阅读理解具有很强的解释力， 在综合英语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应结合关联理论的知识指导学生进行阅读，这样有助于解决学生阅读理解面临的瓶颈难题，从而找到进一步提高他们阅读理解能力的好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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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郑树棠.《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M]. 第三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
关键词：城市文化；城市发展；重要性
一、“城市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总和。文化一词的内涵丰富、外延宽广，包含多个阐释维度。文化既是净化心灵和思想启蒙的方式，也是历史传统的综合载体，还是特定时代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的集中体现。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从人类学角度对文化做出界定：“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人类社会中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能够用普遍适用的原理来研究，就都可成为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1]在泰勒看来，文化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包括人类活动的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属于更为普遍的大众和更广泛的领域，文化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城市文化是城市文化精神、市民文化素质和城市文化氛围等多个层面的综合体现。城市文化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具体来说包括文化机构（团体）、文化设施和市民文化素质三个重要部分。文化机构是指举办文化活动，引领文化风尚的部门，如教育机构、文艺组织、广电集团、出版社等。文化设施是举办文化活动的物质载体，包括博物馆、体育馆、图书馆、影剧院、公园、带有历史文化底蕴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等。通过文化机构的组织和文化设施的承载，城市就会形成一种浓厚的文化氛围，受到这种氛围的熏陶，市民的文化素质会得到大幅度提升，一座城的文化最终会通过市民素质得到集中体现。
二、城市文化的特征
城市文化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文化底蕴，通过各种文化样式表现出来。城市文化在形成和发展中逐渐凸显出以下几种显著特征。
（一）城市文化具有积淀性和整体性
城市文化的形成不在一朝一夕，而是慢慢累积的过程。经过实践检验和时间证明了的、最终被保留并被传承下来的就成为了这个城市的文化。城市文化的培育、被认可和发扬都是一个需要时间的浩大工程。张胜冰认为：“城市精神的特质隐含在她源远流长的历史文脉和地域性文化底蕴中，凝聚着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与民风民俗，体现着市民对城市生活价值的内在认同感和趋同意识，因而具有强大的精神感召力，影响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和路径。城市精神展现的不仅仅是现在的文化风貌，还将充分呈现出城市的历史底蕴和未来图景。”[2]城市文化的整体性是由具有影响力的众多文化因子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的有机体。
（二）城市文化具有独特性和包容性
每座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都会积淀出一定的城市文化，这是城市发展的共性。但是每个城市的传统历史、发展模式、发展优势等又不尽相同，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城市文化。比如巴黎这座城市的文化代名词是时尚、浪漫；柏林是严谨、精致。所有这些关键词构成了城市独特的文化气质，这种城市文化慢慢会影响这个城市市民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语言风格等，一方面人们的日常生活凝聚成了城市的文化，另一方面城市的文化也熏陶感染着生活于其中的每个人的气质，在这种相互影响下，城市文化的特色便彰显出来。城市文化的独特性必然导致文化的多样性。如果每个城市的文化都雷同单一，也就意味着城市文化生命力的衰退。
（三）城市文化具有稳定性和变易性
不仅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就连同一个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文化也存在差异。因为城市文化本身就是动态的发展过程，时间、空间、自然、社会、变革等因素都会带来文化上的改变。尽管变化是常态，但文化传统也具有传承性，城市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积淀成市民的集体意识，内化为先在性的意向结构，在深层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结构。
（四）城市文化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地域、自然条件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使不同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风土人情。比如，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不仅仅是地理的分界，也是人文的分界、不同的文化风格的分界。南方自然条件温和湿润，形成了水乡田园生活，养成了南方人细腻平和的性格，影响了南方温和、感性等城市文化特征。北方气候寒冷干燥，土地广袤，生活环境严酷，养成人的粗犷豪迈的性格，也影响北方实际、保守等城市文化特征。欧洲文化也有南北之分。斯达尔夫人在1800年发表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的序中对南方文化特征和北方文化特征做了有趣的比较：以德国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带有忧郁和沉思的气质，这种气质是北方阴沉多雾的气候和贫瘠的土壤的产品；而以法国为代表的南方文化则耽乐少思并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这也与南方的气候和风光密切相关，这里有着太多新鲜的意象、明澈的小溪和茂盛的树林。自然的美丽使得南方人有更多的生活乐趣和较少的思想深度。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影响文化发展的社会因素是种族、环境和时代。种族指因民族的不同而不同的先天、遗传的倾向，这种倾向是文化生产的原动力。环境包括地理和气候条件，是影响文化的外部压力。[3]而时代则是影响文学的后天动量，它是一种既定的推动力。需要强调的是，文化毕竟不是植物，不能完全用泰纳所谓的植物学的方法来研究。自然地理的因素是通过与人的实践活动结合而作用于文化，自然透过对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气质性情的塑造作用影响了地缘文化的形成。
三、提升城市文化品质的重要性
城市文化品质是考察城市精神品位和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维度。城市文化品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改革开放的程度、城市现代化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提高。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既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也是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生态宜居环境、提高市民幸福感指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之举。
（一）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是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城市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生活居住的空间，也是我们的精神和心灵栖居之所。纵观城市的发展历史，城市要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从未改变过。关于城市的论述，我们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城市设计的初衷就是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到21世纪，联合国人居组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强调，“我们的城市必须成为人类能够过上有尊严的、健康、安全、幸福和充满希望的美好生活的地方。”城市要给予人们幸福感的使命又被再次强调。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4]。纵观城市的发展历史，城市要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从未改变过。美国城市学家乔尔·科特金也说道：“早在发轫之初，城市区域就已扮演三种不同的重要功能：构建神圣的空间；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拥有一个商业市场。”[5]所谓的构建神圣的空间，在古代指的是城市的宗教设施，这反映了当时宗教生活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对人类社会早期城市精神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到了现代社会，城市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城市的功能也逐渐走向实用和功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城市的功能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以高墙壁垒为基本形式，主要发挥安全防卫的功能。其次，随着商业往来的密集，城市又成了商业贸易、工业生产的中心，城市又具有了创造经济价值的功能。最后，发展到现阶段，城市是人口密集的区域，城市在规划建设方面逐渐注重以人为本，把人的感受、需要放在最核心的地位，所以城市的功能又增加了文化、舒适、休闲、宜居等内涵，总体来说就是使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能够过上有文化品位的高品质生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是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以人为本就要既提高人们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水平，又要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城市的文化品质就是为人们提供更多的精神食粮，用文化刺激拉动经济的增长，形成供给侧，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的全面需求。
（二）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是城市经济发展新形势的必然要求
随着物质财富逐渐增多，市民对城市发展也有着更多的期待。人的需要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复杂结构。在金字塔形的需要层次结构中，处于最底层的是生存需要，这个需要是人最基本的需要，虽然处于最底层，但是对人的生存来说却是最迫切的，尤其是生产力不发达阶段人们的这种生存需要最强烈。比如，当市民的普遍收入都较低时，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就较为迫切，家庭的支出用于购买基本的生活用品，很难产生文化和审美的需要。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越来越多，人们便会产生更高级的认识需要、审美需要等。这类高级需要会促使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整个城市的消费结构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即逐渐由温饱型向享受型消费转变，市民开始注重生活环境的改善、生活品质的提升、功能设施的完善、文化生活的丰富多彩等。并且这种文化精神需求随着经济的发达程度会更加迫切，城市的功能不再仅仅是生产功能，更多地体现在要满足市民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需求，所以提高城市的文化品质是顺应城市经济发展规律、推动城市转型升级、满足人们高品质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
（三）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是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的迫切需要
城市的灵魂是城市文化，一座城就是一种特色文化的积淀，这种文化积淀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源泉。每一座城市都有着不平凡的奋斗历史，在城市建设初期亦或是转型升级的关键期，都需要文化的支撑。这种文化或是让城市发展的成果及时转化惠及民生，或是提升城市的生态文化和人文环境。总之，城市建设要以提升城市文化品质为目标，科学定位，全面谋划，整合资源，重点推进，打造闪光的城市名片，提高城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强城市的竞争力。综上所述，提升城市文化品质，是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课题，是拓展城市发展空间、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生态宜居环境、提高市民幸福感指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构建和谐社会的战略之举。
参考文献
[1][英]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M].连树声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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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238.
[4]好的城市更新:要和更多的普通人发生关系.[2019-08-29].
传统主流社会学理论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宏大问题，而将文化边缘化，社会结构对于文化具有霸权。一些人类学研究范式强调，文化就是错综复杂的综合体，文化就是一切，有泛化、模糊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倾向。文化和社会概念及其关系在不同的学科范式中表现出较大差异。随着文化因素对社会研究的冲击，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家亚历山大提出了文化社会学研究的强文化范式，强文化范式注重文化的自主性。分析强文化范式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发展历程，综合思考、梳理文化与社会关系在社会学理论流派中的表现，进而反思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地位，最后论述文化研究的分析性二元论及文化与社会的互构关系。
关键词:
文化;社会结构;分析范式;超越
一、引论
现阶段文化因素对社会造成了一种新的冲击，随着当代文化的深入发展，人的智力活动的进一步发挥，社会结构和文化以及个体行动者的行动过程都进一步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而在这种交错过程中，人的创造性活动和各种精神心态因素，不论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都以空前的影响力占据了主导地位。文化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重要产品和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社会学那种把社会结构和文化当作两类不同的体系，或者把人的行动同文化的因素区分开来加以研究的做法，显然已经不能有效地贯彻到当代社会的研究中去。社会学在不断成熟的过程中，面对自身无法用结构解释的诸多难题，转而向文化解释寻求智慧和灵感，称作“文化转向”［1］340。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争论一直不断，只是有些理论避而不谈。文化始终是社会学最基本的学术组成要素，是研究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社会关系以及理解人类自身的基本视角和路径。“‘文化研究’也越来越被视为能够连接我们对历史、文本和社会生活的理解的重要途径。”［2］“但遗憾的是，在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史中，学科的惯例让社会学理论家们更多的关注是‘社会’、‘结构’、‘群体’之类的宏大问题。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才逐步成为新一轮学术研究的焦点，社会学理论才重新审视和考量‘文化’这一概念的含义，以及它在整个社会学学科中的地位和价值。”［3］307
二、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
尽管“文化”一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会科学中被广泛使用，但各学科对文化的定义仍众说纷纭，至今内涵一直难以统一，甚至是相当混乱和模糊不清。同时，在一般的研究中，文化和社会的概念很容易混淆，甚至相互通用，造成曲解。社会学关于文化的定义主要是从文化本身的内在结构和外在关系尤其是与社会的关系两个层面来论述的，这样文化就成为研究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首先，摒弃将文化具体成事物的做法，根据文化自身内在的结构来谈论文化的不同类型。例如，通过一种宽泛的操作定义将文化分为:“主文化与反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批评性文化与非批评性文化。”［4］接着论述文化的特性、结构和功能。有些学者则从四个方面论述社会学视野中的文化构成，分别是:符号、价值观、规范、物质文化［5］。与人类学强调文化是“错综复杂的总体”不同，社会学的文化概念将重心更多转移到社会共享的价值观念和行为特征等方面［6］8。其次，将文化同其他社会学的核心概念区别开来，特别是谈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区别。社会的概念是指:“社会作为一个体系是各种人际关系的总和，作为一种完整的社会体系，无论是大社会还是小社会，都表现为各种人和人、群体和群体关系的集合，表现为一定的社会结构体系。”［7］帕森斯则论述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认为文化为社会系统提供了一种共享的价值体系，这种价值的共享是通过整合社会体系中的社会角色扮演的统一性和规范性，进而让行动者将其内化而实现的，因此，价值和规范在帕森斯理论中尤其重要，但是文化缺乏强有力的解释性的维度。格尔兹指出，区别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有效方式，是将前者视为社会互动赖以发生的有序的意义体系和象征体系，而将后者视为社会互动模式本身［8］335。“在一个层面上，是信仰的结构，表现为象征和价值标准，个体根据它解释他们的世界，表达他们的情感，做出他们的判断;在另一个层面上，是正在进行的互动行为过程，它的持续形式我们称为社会结构。文化是意义的结构，人类用以解释他们的经验并指导他们的行为;社会结构则是行为所取的方式，是实际存在的关系网络。”［9］“因而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是从相同现象中得到的不同抽象，前者是按照行动者的意义来考虑社会行为，后者是按照社会系统的功能来考虑社会行为。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的对立就相当于索罗金所谓的‘逻辑—意义的整合’与‘因果—功能的整合’的对立。”［8］335逻辑上的一致性强调的是认识观念的一致性，行动的主体不需要认识，而行动的一致性则是人和观念互动的产物，无论从经验世界还是分析方式来讲，二者都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可以分别予以关注和分析。本文论述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即从格尔兹区分文化和社会的取向入手。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社会学对于文化研究更多的是从共享的价值和共同遵守的制度层面来展开的，特别是整体性、功能化地使用文化概念往往会带有社会中心论的色彩。社会中心论把文化放置在社会运行中分析，强调社会优先于文化。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意义系统，只要行动者从支配性的文化中获得行动的指导，社会结构与秩序就得到基本的保障。进而将文化理解成一种社会实践的过程，“所有的文化形式都只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实践的模式”［10］，文化具有了固化社会结构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化作为主体意义的层面，忽略了文化的能动性，限制了理解文化的多样性的途径。在现代性的背景下，社会学研究中追求现代的宏观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社会运行的目标，坚实的秩序变成最主要的内容和不可动摇的基石，高度理性成为文化的核心观念，这就要求文化与社会结构等其他变量高度统一，研究者努力抹去与现代性的稳定秩序相背离的文化元素。文化研究变成了现代性合法化的一种意识形态，调和了那些表面上不相容的观念和对立的事物，删减了行动的多重选择性，努力控制那些隐秘的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维持和创造了现代社会的秩序。同时，对于有些社会学家来说，文化研究在学术上几乎就是学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注重反应客观事实，只研究可测的、可控制的、可见的那部分社会事实，使文化在社会学研究中失去了应有的重要性，扩大了文化研究与社会学之间的张力。
三、强文化分析范式出现的思想脉络
几乎从社会学创建伊始，各个美学的、文化的领域就已经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稳定的、自明的研究对象或研究领域，而且也表现为社会学理论中一种更具实质性的问题［11］。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在不同时期的西方社会理论中出现了不同的表现形式，换而言之，“在社会理论中，文化这一动因的地位却起伏不定，有时它被看作是首要的原动力(认为它涵盖并调节着整个社会结构)，有时则截然相反，被当作仅仅是一种附带现象(认为它只是对结构的理论表征)”［12］。这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决定了文化自主性的发展趋势，而文化自主性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强文化分析范式出现的思想脉络。
(一)文化是社会结构的配角，是社会运行的辅助系统
几乎从社会学创立之初，文化就成为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因素。尤其是在以结构为主体的古典社会学那里，文化几乎成了社会结构的配角，就像英国社会学家阿切尔所说:“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文化’都只是‘结构’的一个不起眼的配角。”［3］309在古典社会学理论中，文化宏观上对于社会而言，仅仅是一种规范秩序的规则;微观上对于个体而言，仅仅是指导个体完成社会化的观念，这体现出了亚历山大所说的弱文化范式，即将文化视为一种外在的分析过程，狭义化了文化的意义范畴。例如，韦伯以一种建构主义的立场来理解文化与结构、文化与行动者的互动，看似给文化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新教伦理也只不过是简化成了促进资本主义成长的文化要素。涂尔干则注意到了宗教对于理解政治过程的重要性，但这些观点一直被后世的社会学理论所忽视。齐美尔则从现代性的碎片中寻找社会生活转型的文化意味。以上理论家们所用的文化和社会这两个概念并不具有等同的地位并且这二者之间的关联是非常脆弱的。这时的文化研究犯了两种错误，一种是简单的还原论，即把文化当作一种非独立的变量来看待，文化被还原成了一种需要，文化的意义被简化了。另一种是单向的因果论，认为文化是一种固定化的形式，将文化看作一种固定的产品。
(二)文化是结构的隐形表述，是社会结构的象征性表达
文化研究中更多的研究者则在一般意义上将文化界定为象征符号。索绪尔也将语言符号化，认为一个符号可以区分为“符具”和“符指”。“他相信一切文化系统可以用‘语言系统’来指示，语言系统是一个相互联系的各种符号的一个系统，而‘语言系统’在性质上是社会的，因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只可能来自各种规则的总体性的客观结构，来自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结构。”［1］55类似的还有列维•施特劳斯用图腾研究来说明，群体和图腾之间的关系，即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上述论者从作为文化现象的某一特定符号———仪式、语言和图腾，谈文化与结构之间的象征关系，认为符号象征意义的文化反应各种深层结构和结构变化的特征。然而，文化作为一般象征社会结构的意义上来讲，或多或少的被限定在只参与社会关系的生产，作为社会结构的表述由一系列象征符号构成，象征着结构的特征。此时，文化则指的是在社会结构中意义被生产、流通、交换的具有物质性的价值网络。这种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涂尔干对原始宗教仪式的研究，他将仪式作为符号来处理，这种仪式符号象征着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所谓社会结构的象征，这里指的就是强调诸如仪式和其他文化要素，反应社会关系本质的象征行动往往都具有社会性。当文化作为一种符号的意义来解读的时候，学者就在这个范围内讨论了象征性互动。“对于布鲁默、戈夫曼、加芬克尔等作者来说，文化构成了一个外部环境，行动者根据这个外部环境，做出一系列‘可以解释的’，或者可以产生好的‘印象’的行动，在这个微观社会学传统中，极少提及符号作为准则性的戒律或叙事通过内化了的道德约束力由内而外塑造人际互动的力量。”［13］13即都从微观的互动、符号功能角度，论述了符号在不同社会结构中的意义，包括行动者不同行为意义阐释及其社会关系的阐释。不论微观性的文化具有怎样的功能，它都是一些文化要素构成的符号系统，这些符号系统是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深层要素并且文化具有社会性。“由于符号的功能在于表达社会结构特征，在于解释结构意义或作为解释结构的背景，所以这类文化概念的研究，多半强调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互融性。”［1］57
(三)文化作为主体性意义阐释的浮现
当代社会高度发展的结果，使社会与自然的对立发展到了空前未有的危机程度，人文因素不断向社会领域渗透。为此当代社会理论提出了古典社会理论从未提出过的问题，“文化”成为当代社会理论研究行动与结构等重大问题的一个基本参照点。“在布迪厄的概念框架中，文化起着保证社会不平等的复制，而不是创造着变革的可能性作用，于是，文化通过惯习的作用，更多的是作为一个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进行操作，它是一个工具箱，而不是发动机。”［13］15－16他认为基本的阶级结构只能在经济领域中被形塑，而文化资本的掌握则是对这种基本社会结构的协调，尽管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极为重要，但无论如何都不至于改变经济形塑的结构，更谈不上创造新的社会关系。但是他“将文化研究带回到社会学研究之中心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14］，归根结底，布迪厄的文化概念是行动的外在资源，而不是内在文本。亚历山大认为:“总的来说，社会学对于文化的研究仍然主要属于弱文化范式，解释力度不够、对文化自主性含糊不清、并且只用抽象而不是具体的机制来把文化置入具体的社会过程中。”［13］19格尔兹的“深描”揭示行动与文化之间的关系，由此来阐释行动意义，在他看来，文化是当地人背后由人类学家阅读的意义文本，它是一个丰富而复杂的象征体系，是指导行动的意义之网，对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形塑作用，通过它我们可以揭示文化诸要素之间的内在关系，阐释文化作为主体的意义。他认为文化体系是与社会系统平行的一种机制，研究文化就是研究其内在意义。而文化社会学理论的强文化范式，就是要阐释文化作为一种独立变量的本身意义。同时，文化体系对于社会结构也具有一定的反作用，当文化体系与社会结构不相适应时，也表现出了社会结构的滞后性。方法论上从“解释”到“阐释”再到“深描”，文化的主体意义得到了呈现。
四、迈向强文化分析范式
现代社会文化自身的发展展现出了新的特点，突出了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这就要求社会学研究文化范式的转变，这种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文化整体性迷思的破灭，即从整体性走向异质性，文化的差异性凸显，多元文化兴起，大众文化进入研究领域;文化的边界被打破，现代社会流动性使得文化的交融空前繁荣;个体与族群文化的脱离，族群文化不再是维持个体自我存在的唯一方式，文化象征的符号具有了一定的随意性，意义表达变地重要。同时，现代社会统治文化秩序的制度变得多元，大量的制度根据不同的文化价值形式规范着人们的行动领域，人们不再是习惯的奴隶，也不再依据事物的过去和现在的阶段来推断未来的状态，世界不再是一种外在的、永恒的、单一的强制的力量在控制，“‘文化’不再需要掩盖人类自身的脆弱性，不再需要向其选择的偶然性和不可控性致歉”［15］。同时，在全世界，从社会学理论与研究乃至整个人文科学，文化一直都在执着地为自己寻找一条通往学术中心位置的道路。社会学家长期以来深切地感受到需要一种理论范式来认真地对待社会关系中的文化现象，在涉及文化与社会的因果关系时，人们在关注结构对能动性发挥影响的同时，开始告别结构决定论，关注文化自主性及其实现路径。假如布迪厄将文化带回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心地位的话，格尔兹通过对帕森斯社会、文化、人格相互整合观点的批评，他致力于更加紧密的把行动和行动者本人的经历的意义联系起来并且将其与文化形式联系起来，进而发展出文化系统与社会系统相互独立的思想，分析了文化作为文本的内在意义，则浮现了文化的自主性。亚历山大在论述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范式时，提出了文化弱范式向强范式的转换，强文化范式是文化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的研究范式，运用强文化范式才能分析出文化对于社会形塑所起的强大作用，进而将文化的自主性提高到了另一个高度。他所提出的文化社会学的强文化分析范式是:“格尔兹式的‘深描’、文化的独立性理论、文化的一般理论。”［3］320亚历山大的强文化分析范式是用结构主义诠释学和人类学的象征理论模型来展开讨论的，他认为建构强文化分析范式应该遵从以下三个标准。第一是认可文化的自主性，文化作为一个系统，其生产和发展都具有独立性，文化的自主性来自于文化与社会结构的脱离，因而“‘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在塑造人的行为和制度建构时，是一种拥有自主性的‘独立变量’，能够对人的行为输入如物质、制度力量一样的勃勃生机”［16］195。第二是明确的方法论。亚历山大认为格尔兹提出的深描的概念有点含糊不清，晚期的格尔兹拒绝将他的解读性分析和任何一种一般理论相联系，描写具体的事物代替了理论建构和理论阐释，文化的研究偏离了狄尔泰设想的解释性学科，这种思潮影响了人类学民族志的写作风格和民族志权威的确立，人类学对于文化的转译的真实性在哪，人类学家在书写异文化的阐释还是在写传记?因此，以亚历山大为代表提出的结构主义解释学意义上的深描不是要将文化只停留在描述文本的层面，而是要注重各个文化要素相联系的象征符号的社会事实文本，文化的深描要注意广义的社会情景和结构性因素，即用文化的视角来研究社会结构，从而寻求一般性解释的可能性。此时“文化就是意义的生产、流通的社会过程和集合总体”［6］4。第三是明确的因果关系，指明研究文化如何发生作用的具体机制，“即文化社会学的解释不是用抽象去解释具体，而是以具体来解释具体，这里的焦点是通过深描对细节加以重新叙述，目的是积累叙述并在具体情境中构建一个文本，它是一个由具体事物支撑的、由有规律地互相联系的符号象征所支撑的文本，试图直接在行动者与机构之间建立因果关系，并阐明文化如何介入乃至引导实际发生的事和人”［16］196。自此，文化在社会学理论中的地位完全从边缘走向了主流，从依附走向了独立自主，文化的主体性在社会学理论中得到了明确表达，文化具有了独立的空间。因此，文化不再仅仅是社会结构的配角、自然生态环境的简单反应和人类深层思维的外显特征;也不仅仅是人类社会秩序的黏合剂和社会良性运作的剂。
五、强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与启示
(一)强文化分析范式的重要性
“‘强调文化的自主性’，这一事实表明，不能简单地把文化解释为对深层经济力量、权力分配或社会结构需求的反应。”［17］而是，通过使文化更多的拥有一种能动的塑造和组织———从内部建构一系列经济、社会和政治关系和实践能力，这种局势得以实现［18］。文化就变成了对社会生活领域的建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依附的变量，文化像社会事实一样具有客观存在的结构，今天的文化研究已经不再是关于文化形式或文化现象的单一研究，而是一个关于整体社会生活、社会想象的全面研究，不能再用抽象来解释文化，而是用具体机制来解释具体文化事项，文化中的人文因素和物质因素、符号与结构精密地相互交错在一起，致使人类创造的现代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传统主流社会学理论在相当程度上忽视了文化领域，只关注被理解为与文化相脱钩的宏观的社会制度和结构。因此，社会学理论中文化的转向，亚历山大文化社会学中强文化范式的提出，将文化在社会学理论的地位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给众多学科带来了生机，拓展了社会学理论的视野并且有助于人们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的各种变迁。
(二)强文化分析范式的思考
亚历山大的强文化分析范式也有一定不足，这种不足体现在对于文化自主性概念的界定与使用的模糊。同时，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论述有待商榷，如果过分地夸大文化的自主性，过分强调文化与社会研究范式的差异，将会使文化与社会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也将使强文化分析范式最终会接近文化决定论的范畴。文化范式与社会范式不是相互对抗，有明显鸿沟，没有整合可能性的。在现实的研究中，我们不能犯简化论的错误，用一种彻头彻尾的范式去代替另一种范式，即我们不能用完全的社会范式去取代文化研究的范式，也不可能用完全的文化范式取代社会范式。我们重新审视一些社会学、人类学理论对社会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两种分析范式的分离与替代，社会学传统理论强调了宏观社会系统的重要性，而文化的解释很弱，对文化独立性的定位含糊不清，甚至试图用社会研究范式来涵盖文化研究范式，忽略了文化建构社会过程的机制。相反，人类学一些文化研究则强调了文化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落入文化研究的问题之下，因为文化在其概念中扮演着一种无处不在的角色，几乎每一件事物都在某个方面属于文化范畴，文化作用于每一件事物”［19］，这在现实的研究中是很难把握和操作的，有泛文化之嫌。在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我们绝不能赞成极端的决定论。首先，不能让社会结构对文化进行霸权，淹没了文化的意义，让文化完全变成了没有能动性的社会结构的配角，结构决定和操纵了文化的一切，文化研究要避免这种结构决定论。因为，经济、政治、社会实践虽然都有其自己独特的状况和影响，但是它们也都在文化与意义系统中得到构建，通过这个过程，社会行动者才能占据某个关键位置并相应地发挥作用。通过研究发挥文化作用于社会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分析文化起作用的内在机制，这样就可以把文化作为其他系统存在的外在性条件转化为主体意义的内在深描。其次，文化不能淹没社会性范畴，在理解和分析社会关系时不能过分泛化理解文化及其作用，即文化不能通过调控社会化被无限地上升到涵盖一切。文化研究也不能脱离社会性范畴，文化控制社会秩序的作用不能无限放大。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思想的不合理性，即以这种方式扩大文化的作用会偏向文化泛化论，导致出现分析的误区:一切都是文化，文化就是一切。最后，避免反二元论和实体二元论。反二元论者不认为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二分式的区别，他们认为文化与社会是紧密相连的、相互促进，不能强行加以区分。因此，反二元论者并没有对二者的关系进行详细的分析，而是主张解构二者所有的区别，这就使二者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相反，实体二元论者认为文化与社会界限分明，是互不渗透的领域。即它把社会与文化看作两个独立的领域来分别处理，却忽视了彼此的渗透。例如，在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将文化不公正与社会的不平等割裂开来。两种思想都反映了学术研究中处理文化领域与社会现实之间简单化的倾向。以上有关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把分析的某一个层面当作实在的，另一个层面当作附属现象，即没有自我的存在，这使我们往往面临着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今天我们最主要的是要克服文化范式与社会范式之间的分离和克服二元决定论。文化与社会这两种研究范式要求能够，也应该形成彼此协同、相互促进的力量。其实，这两种研究范式是一种虚假的对立，今天的研究既需要对文化研究的承认，又需要对社会研究范式的承认，单有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够。实际上社会系统和文化系统是相互交错在一起的，社会学在不断注重宏大社会结构分析的过程中，边缘化了文化的作用，或者在实际的研究中为了便于逻辑分析，在方法论上区分为不同的概念体系，在结论部分却忽略了二者的内在深度关联，从而导致曲解社会事实，限制了社会学的想象力。同时，人类学研究在强调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不能走向文化决定论，狭义了社会性因素解释和深描社会的作用，忽略现实利益对于社会生活的形塑，忽略权力、制度与文化之间的不同张力。总之，强文化研究范式最主要的贡献是，让我们重新审视社会学研究中文化的地位以及研究中如何处理社会与文化的关系，如何避免二元决定论。这就需要一个研究框架来整合社会范式与文化研究范式，寻找一种能够承认文化范式精华与社会范式精华结合在一起的方法，把两种所具有的解释力放到单一的综合性框架中。文化研究应该是超越学科旧的边界限制，重新整合文化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范式。下面我们就谈一下两种范式的整合。
(三)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决定论
鉴于现代社会复杂的关系，我们需要一个恰当的方法，既能够阐释社会与文化现象之间的差异，又能够解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既能够包纳文化与社会相互不可化约性，又能够包纳它们实际上的不可分离性。其实，文化常常暗含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经验世界中，文化与社会在一般情况下是描述同一事物的两种镜像，换而言之，如果说文化构成以群体的信仰、仪式体系，形成一套规范行为方式的宇宙观或生活方式的话，社会结构则强调群体的构成要素，人群的集合和彼此之间的关系，为群体提供了分类的模型。”［1］134社会和文化是行动的两个不同层面，这两个层面相互渗透。我们可以用分析性二元论来超越文化研究的二元决定论。分析性二元论更加关注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共生与交互作用、相互影响，把二者都看作分析行动的面向。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之间在动态互动中存在着逻辑关系并且这两个层面都是活跃的、实在的，有可能相互矛盾或者相互补充。在行动的过程中，行动者必须面对这些问题并且在解决的过程中二者势必会相互制约，这就促成了行动的自由。显然，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作为社会事实，作为客观存在的一部分，它们三者并不可能作为相互独立的实体或系统而存在。这就是说，从本体论的角度，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从来都是相互交错在一起［20］34。人作为行动的主体，同整个社会结构和文化因素紧密相连，无论社会结构、文化和社会行动都离不开对人的研究，而人具有能动性，社会结构和文化既是行动的条件，同时又是行动的结果，这就打破了线性思维，避免了社会结构与文化地位的二元争论。加之现代社会中人类创造了无比丰富的文化，现今的文化与以往相比具有明显的特征，人为创造性因素占了重要的位置。以至于当代社会的理论研究由于上述重要原因，就更不能也不应该机械地分开“社会结构”“行动”和“文化”的因素［20］34。首先，文化与社会结构是行动的一体两面，文化与社会相互影响，社会和文化不能相互独立存在。“没有社会，文化就不可能存在;反之亦然，没有文化，社会也就不可能存在，人们经常脱离社会来讨论文化，好像两者毫不相干，事实上他们是紧密嗤合的”［21］，并且形成了双向交织与互动，这就避免了任何的还原主义或者单项的决定论。文化具有独立性，但文化是社会的文化，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任何文化的独立性都不能脱离社会和社会中的人而存在，社会也离不开文化，社会因文化的发展而不断地进步。当代社会理论家试图超越传统社会学的上述研究途径，再也不愿把社会和文化分割开来，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作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和文化，同实际存在的社会和文化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性，回避方法论的理想主义。这就避免了传统社会学理论中文化研究的弊端，不仅使文化具有了自己的空间和话语权，同时重新建构了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其次，就是将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结构的内在意义来分析，分析文化自身意义，分析文化的内在价值。即在注重文化自主性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分析其对社会结构产生内在作用的机制，此时的文化领域和社会结构就具有了某种内在的深度关联，而这种内在的深度关联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多样性和场域性。这就要求研究者要在具体文化研究以及文化与社会关系研究中归纳与区分，将文化放置在具体的社会结构中，不同的文化对应不同的社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避免帕森斯试图从符号和象征的观点出发，只是将文化看作一套具有功能性的价值系统，强调其功能的意义，而不阐释创造整体生命的文化意义的上述做法，造成了文化作为一种自主性意义的缺失。最后，将文化与能动性结合起来研究各种现象，这样就可以避免文化与社会的争论。作为社会的能动者我们并不仅仅靠着既定的命题在生活，同时我们也发挥着自己的创造性，创造着现代的神话。人类学理论中论述文化与社会区分的因果一致性和逻辑一致性都是建立在宏观的整体文化观和文化对社会整合功能一致性假设的基础之上的，“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领域中浮现了大量的理论分裂，逐渐抛弃了和谐一致的文化观念和日渐关注人类学范式和框架如何形塑和歪曲了他者的经验”［22］。也就是说将文化视为高度统一和谐的静态的人类学观点得到了挑战，因社会的不断转型和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参与而使得文化作为整体的整合得到了质疑，从人类学理论的发展脉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文化概念的演变从一种整体的文化观发展到一种注重个体能动性的非整体的文化观，文化内部的不同位置的群体对文化有不同的需求，文化研究与社会群体分层密切地联系起来。文化对社会除了起着整合作用之外，有时候也对社会团结起着破坏作用。在现代性高度发展的当代世界中，社会变得更加碎片化和相互依赖，整体的文化观的权威逐渐地在下降。假如脱离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而仅从宏观的层面来谈论文化的意义、文化的整合功能的话，就会对文化的作用造成曲解。现代社会中的文化具有多层次性和有条件的差异性，不能因其典型性的分析而遮蔽了文化的真实面貌，自此，文化社会学中的文化研究不但走向了分析其具体的美学意义和内在价值，同时，在承认个体差异性和能动性之后，走向了文化概念的不同层次与社会群体不同阶层的联合，从而使文化阐释具体化，文化研究微观化。因此，文化因素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向，社会学学科对于文化在社会研究中的地位应该重新审视，文化不仅仅是整体的或者是结构的，不再是隐性的或是显性的，不再是霸权的或是反霸权的。再不能仅仅将文化视为功能维护的一种辅助现象，而要注重其本身的特征，分析文化本身的内容和意义，注重文化的易变性和流动性，同时把观察文化的共享模式与个体实践相结合。同时，文化与社会结构的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果主流社会学还是把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社会的次级系统而加以分析的话，那么，在人类文化高度发达并不断地深入影响社会整体生活的时代，社会学理论家已经完全不可能再沿用传统社会学在本体论上关于文化与社会机械分割的研究范式。
六、结语
新形势下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对现有学术研究造成了新的冲击，对社会学传统的文化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面对这种新的挑战，亚历山大提出了强文化分析范式。虽然强文化分析范式将文化的自主性提升到一定的高度，给文化研究带来生机和活力，但是强文化分析范式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我们通过重新审视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而对社会学文化研究的范式进行了反思。我们既不同意弱文化分析范式，也不同意强文化分析范式与文化就是一切的泛文化论。而是从文化、行动、社会结构三者相互连接的链条上对文化进行整体上的理解，对多元文化研究范式进行整合性思考。社会和文化作为一体两面，二者呈现互构与共变的关系，即文化与社会是一种“‘双向的结构’，每一方既结构化对方又为对方所结构化”［23］。在这种动态的双向结构化中，文化研究与社会研究具有同等重要价值，而不是决定与被决定，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二元决定论。文化与社会既相对分立，又相互联系与补充，二者不可分割、互为前提与条件，在差异、对立、冲突中实现协调与整合。社会行动作为一种中介，促成了二者深度关联与内在统一。社会结构是人存在的物质实体，而文化结构则是人存在的意义体系，两者是人类存在的实质与表征。社会结构与文化结构的再生产，既有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包含着差异与冲突的过程。我们将在文化与社会的互构中建设“和而不同”的美好世界。
作者：赵利生 袁宝明 单位：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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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大学评价，高等教育，学生满意度，大学同质化
大学排名虽然面临着各种争论，但世界范围内的各地区和各类别的大学排名的广泛存在和深入发展依然是不争的事实。从中国大学排名和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角度，研究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大学排名的特点、价值取向以及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启示，无论从哪个角度都是必要的。本文选择美国大学新生中一半以上的学生入学参考的《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作为研究对象（王彬和艾南山，2006），在对《普林斯顿评论（The Princeton Review）》大学排名的数据来源、构成以及指标体系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详细分析《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价值取向，并结合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分析《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些政策性启示。
1、《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数据来源
《普林斯顿评论》是一家主要从事美国大学入学考试辅导、大学课程评估和教育书籍出版等业务的美国商业公司，创立于1981年。1992年，《普林斯顿评论》开始介入大学排名，主要对美国的大学进行排名，并于当年出版了基于大学在校学生的纸质问卷调查的《最好大学（Best College）》一书。此后，《普林斯顿评论》通过改善调查问卷、调查形式和调查对象等内容，逐步完善了自己的大学排名；同时，2013年，《普林斯顿评论》出版了《最好的377所大学（The Best 377 Colleges）》一书，并通过其主页公布了全美大学排名结果以及上榜高校的相关信息。
根据《普林斯顿评论》公开的网站资料（Franek，2013a），《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评价数据主要来自于对美国大学的在校学生的调查问卷及其统计结果，并在等级排名中部分参考了相关高校报送的客观数据；统计结果的计算方法是类似于学生成绩的平均节点分的计算方法，《普林斯顿评论》根据最终的计算结果对相关高校进行相应的排序，具体排序取决于具体的排名类别，而具体《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类别或组成见下文。
《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调查问卷的组成主要包括被调查者自身情况、在校学生情况、学校学术及管理水平、校园生活以及额外课程等类别的80多项具体问题。在上述具体问题中的少量问题是开放式的，绝大多数是封闭式的问题，而这些封闭式问题的备选项是根据利克特（Likert）5分量表的设计方法设计了5个备选项，被调查学生只要根据自身的判读进行选择即可。为便于统计问卷的具体数值，对5个选项进行不同的赋值后，然后根据类似于学生成绩的评价节点分的统计方法统计不同学校的最终得分，再根据每个高校的最终得分进行排序。具体调查问卷的设计方法可参见表1的示范。《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详细的调查问卷，由于篇幅的原因，在此略，如有读者需要，可通过有关方式向作者索取。
《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调查对象包括从只有26个男生的深泉大学（Deep Springs College）到超过1000名学生的密西西比大学（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等美国所有高校的部分在校学生。为了提高调查的代表性和有效性，《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调查学生数从平均每所高校的125名增加到现在的325名，其中2013年的大学排名的调查学生总数达到了12.2万名学生。在调查过程中综合利用网络在线问卷调查、纸质问卷调查和E-mail邀请式调查等形式。同时，《普林斯顿评论》也会不断对已经调查统计的结果进行回访，并根据被评价的高校和研究的需要，对调查问卷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
同时，高校的师生比、入学成绩、奖学金数额以及获得资助的学生比例等少量客观性数据主要来自于相关高校的提供，但这些客观性数据一部分作为《普林斯顿评论》相关类别排名的依据，但大多数数据一般不作为排序的标准，只是作为上榜高校的一些信息，通过网站等形式进行公布。
2、《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组成及其评价标准
通过20多年的发展，《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2013版）主要内容包括基于所有美国本土大学的大学排行（college ranking）、最好的地区性大学排名（best regional ranking）、大学等级排名（college rating）和专业学院排名等。通过以上排行榜的，可以为学生选校和学校治校等提供参考。
全美大学排行是根据在校学生调查问卷的统计结果和高校的报送的相关数据，然后根据调查数据对全美大学进行排行，而关于《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上榜高校信息可参见Franek和Braswell等（2013b）的详细描述。
最好的地区性大学排名是《普林斯顿评论》为了给学生选择区域性学水平和学术声誉较好的高校提供帮助，而从区域的角度对美国高校进行了分类，但没有对区域入围高校进行排序，所以，这种排名与其说是排名，不如说是分类信息。
大学等级排名是《普林斯顿评论》是从学生入学和成长的角度，从入学难易程度、学生在校学习的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学校经济资助、学校消防安全、学校绿色教育以及校园生活质量等类别，根据学生调查问卷和相关机构提供的数据，对能够计算得分的大学进行评分，并根据得分情况，选出上述类别中的较好大学；所以，《普林斯顿评论》大学等级排名是一种分类选优的排名，每类选优的标准不同，同时，对选出的相关类别的优秀大学并不进行严格的排名。
专业学院排名是《普林斯顿评论》从社会需求和学生需求的角度，选择的美国社会比较热门的商学院和法学院等专业学院，主要根据学生调查，并结合相关机构提供的具体数据，对能够计算得分的大学进行评价，并分门别类的选择得分较高的学校进行分类集中排名。
3、《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价值取向
通过以上《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数据来源及其计算方法以及排行榜的类别等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体现了“学生导向、可持续发展、差异化竞争、全面绩效管理和供需均衡”等的高等教育教学理念。
3.1体现了学生全面成长导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不管是从排名的初始目的，还是从调查对象的选择、调查问卷的设计以及信息的内容等角度，《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首要理念就是体现了学生全面成长的高等学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这种理念也充分表明了美国高校在学生管理中的“学生事务和学术教育”相统一的现实（张勤，2010）。
学生全面成长导向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中的表现主要包括：
①评价标准来自于高校在校学生的评价，《普林斯顿评论》排名中的100多个类别的排名或排行，除了极个别的排名来自于学校提供的客观数据以外，几乎所有的排名标准都来自于对在校学生的问卷调查及其统计结果；同时，这些评价不仅来自于置身其中的在校学生的自我评价，也来自于学生相互之间以及学生对教学资源和教学环境等的全面评价；
②作为排名依据的调查问卷中问题和学生入学需求、在校学习和全面成长等学生生活和学习高度相关；
③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有机结合，主要表现为：第一，从排行榜的类别来说，不仅有与学生在校学习高度相关的最佳教授排名等排名类别，而且有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高度相关的绿色水平最高的大学排名等类别；第二，从评价标准和调查问卷的内容来看，不仅有与学生学习高度相关的课堂互动教学、课外教授交流的难易以及教学资源的好坏等内容，而且包含了校园婚姻、少数民族裔和女性师生关怀等弱势群体以及同性恋和酗酒吸毒等完全社会化的问题的调查。
3.2体现了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大学竞争性发展理念
不可否认，在大学发展过程中，不仅从教书育人和科学研究以及服务社会等功能的角度来看，而且从大学组织和资源配置等实现大学功能的角度来看，每所大学都应遵循一些共同的办学理念和行为，但从竞争带来效率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高校自身的发展也需要追求约束条件下的自身收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这种理念也符合大多数美国大学的战略定位，因为从战略思维角度看，美国高校战略定位是为了使自身具有更强的生命力，是为了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让自身的组织活力更强、耐力更强、创新力更强（王淑滨和田也壮，2008）。
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大学竞争性发展理念在在《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中的表现主要包括：
①《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没有综合性排名，而是从学校某一个方面并根据少量的关键指标给出前10名或前20名的分类排序，这充分体现了高校发展中的多样化和特色化的发展理念；
②排名类别多样化，这种多样化主要变现为：第一，从学生成长的生命周期的角度，将教学过程细分为62个小类，每个小类根据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少量关键问题的调查结果进行分门别类的排序，不仅使排名具有可比性，而且也能充分展示相关高校的特长和特色；第二，从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需求的角度，从区域和专业的角度，对大学进行分类排名；
③本科教学过程评价的多样化：《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不仅关注了教学过程中各类教学设施、学生生活设施、课堂教学以及课外学习等一般性大学排名，而且关注了学生、学生自治组织的影响力、少数民族裔和女同学的构成及其关心程度、已结婚学生家庭生活及其关心程度以及酗酒吸毒等方面的排名，这不仅反映出美国社会多元化的特点，也反映出美国大学内部教学过程的多样化和特色化的特点。
3.3体现激励先进和鞭策落实的大学评价机构的生存理念
相对于世界范围内的大多数大学排行榜，《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并没有按照统一的评价指标对所有参评大学进行了严格的综合性的顺序排名，也没有只有仅仅对某项排名从一个方向对参评大学进行排名，这不仅反映出《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对大学多样化和差异化发展策略的一种追求，同时也反映了《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激励先进和鞭策落后的大学评价机构的生存理念。因为作为市场化的大学排名机构来说，总是要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生存目标（杨晓和胡波，2013），《普林斯顿评论》为了求生存，有了以上的市场生存理念是无可厚非的。
《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激励先进和鞭策落后的理念主要表现为：①对偶评价现象的广泛存在，在《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62个小类的主体排名中有46个对偶排名，也就是说，在23个具体某类指标的计算中，不仅根据得分公布了得分最高的20所高校，而且公布了得分最低的20所高校，比如，《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公布了学生学习最努力的高校和学生学习最不努力的高校等；这种排名不仅具有褒扬先进的作用，更具有鞭策落后的效果；②不利于高校发展的现象的评价，一般来说，大学排名总是对促进学校发展的一些要素进行评价，但很少有对阻碍学习发展的负面信息进行评价，但《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中不仅和其他大学排名一样对促进高校发展的教师、教学设施和生活设施等进行评价，而且对不利于学校发展尤其不利于学生全面成长的酗酒、吸毒、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等学校乃至社会负面要素进行了评价，并对负面程度最高和最低等两类高校进行了公布，这样的负面信息的评级和公布，就不仅仅对高校全面发展具有鞭策的作用，对促进整个社会的进步作用也不可小觑；③前瞻性排名的尝试，一般的大学排名总是从大学发展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等共性的角度，通过自认为是关键指标的几项数据的计算给出大学排名，而《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不仅仅集中于学生全面成长的全过程要素进行调查评价，而且从学校的环保食品支出、环保出行、节能建筑和设施以及温室气体排放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绿色水平最高的大学的排名，虽然，Chairy（2012）、韩延伦（2011）、王蕾（2011）以及樊颖颖和梁立军（2012）等学者对绿色大学的概念、特征及其评价指标等内容已经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在对大学的绿色水平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进行评价并进行广泛，这种前瞻性的大学评价行为，显然对引领大学发展具有积极的鼓励作用。
3.4体现社会导向的需求和供给平衡办学的市场化理念
应该说，大学排名对高校招生产生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对一个理性的大学举办者和管理者来说，也应该充分认识到大学排名对高校发展的重要作用（Amanda和Kevin，2007），而《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不仅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选择了学生需求作为自己的核心目标之一，也从大学发展的角度，从教育供给和教育需求平衡发展的角度，设计调查问卷确定评价指标。
《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体现社会导向的需求和供给平衡的市场化理念主要表现为：
①充分体现了大学为社会提供合格人才的社会需求和大学供给平衡的市场化理念，从《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评价指标的角度来看，不仅有大学共同具有的人才培养的各类资源配置及资源管理等方面的评价指标，而且从环保课程设置和环境保护政策制定等角度，设计了社会可持续发展所要求的全面人才的指标；
②充分体现了大学对优质生源的需求和中学及社会对大学优质生源供给的市场化理念，比如在《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评价指标设计以及排名类别的设计方面，不仅有细分的大学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的相关指标的设计和相应大学排行榜的，而且有高中阶段的入学成绩以及本科生以进一步深造的入学成绩及商学院和法学院等社会大量需要的专业学院等方面的评价指标及排行榜的。
4、《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启示
4.1进一步完善以学生快乐成长为核心目标的教学管理体系。这方面的主要政策启示包括：①改革大学生成长目标，充分考虑大学生学习过程和走上社会的快乐感受。《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调查问卷内容设计和调查对象的选择，给中国高等教育最大的启示就是要改革国内高校当前普遍欠缺的学生快乐学习环境和路径设计等教学管理体系，为学生在快乐中学习和在学习中体验快乐而提供服务。虽然，李宗建（2012）、孔国庆（2012）和孙颖等学者们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道德和社会需求的专业素养等角度对中国大学生成长的有关指标进行了研究，但并没有考虑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之后的快乐感受，这也从大量存在的大学校园暴力事件频发的一些极端事件中得到说明。所以，如何让大学生在校学习和毕业后的快乐感受充分融合到大学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是需要深入研究和尽快付诸实践的。②树立全面服务的理念，完善大学生的管理体制，从《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评价指标的启示来说，中国的大部分大学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第一，课堂教学的互动启发式理念和方法的完善，而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灌输性质的传统理念和方法；第二，学生课外和本校教授交流的机会的扩大，而不仅仅满足于年轻辅导员的工作的加强；第三，学生自治组织的科学合理引导和培育，而不仅仅满足于一般社团的发展以及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一般性呼吁。
4.2进一步完善基于学生基本素质和创新能力提升的通识教育和个性化教学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和文化氛围。这方面的主要政策启示包括：
①进一步完善面向专业的通识教育和面向社会的通识教育的大学通识教育机制，关于通识教育，袁川（2013）、高黎（2012）、易红郡（2012）以及陆勇和高田钦（2012）等学者已经从通识教育和人的和谐发展、国外大学通识教育理念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等方面做了广泛的研究，而根据《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评价指标等来看，对中国高等教育的通识教育可以有以下几点具体启示：第一，进一步完善基于学生全面素质培养的通识教育体制，而不仅仅局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语言能力和就业培训等传统的通识教育体制，可以从学生全面快乐成长以及毕业后的社会交流能力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改革现有通识教育体制；第二，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通知教育理念和实施路径，并结合中国国情，从跨专业课程设置和毕业生终身服务课程设置等方面，为学生提供全面发展和成长服务。
②进一步完善个性化教学管理制度，创新能力的培养一定在充分尊重学生个性和个体创造潜力的前提下实现的，所以，根据《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评价指标等来看，中国高等学校可以结合中国实际，从专业课程、班级规模、教学团队、师生互动以及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改革，以便培养适应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各种类别的创新性人才。
4.3改革导致大学同质化的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机制。这方面的主要政策启示包括：①改革高等教育绩效评价机制，避免大学过分同质化，虽然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竞争有利于有社会福利的增进，但对中国很多高校来说，通过专业管制和招生计划的强制性分配等同质化理念和思维，导致了很多不具备条件的高等学校大量举办了英语和法律等过度竞争性专业，显然是资源的浪费（朱清时，2009），而《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类别及其细分的评价指标，可以给中国高等教育管理部门一些政策性启示：第一，实施差异化资源分配机制，并扩大市场化的资源配置范围；第二，实施差异化的高校绩效评价机制，鼓励高校基于本身条件的特色发展路径。②改革高等学校内部的绩效评价机制，从英国的剑桥大学、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和中国的清华大学以及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发展实际来看，每一所成功的大学都在坚守着个性化和特色化的发展路径（李家福和刘生，2008），同时，夏清华和徐丹等（2010）等学者也研究了大学及其衍生企业的绩效评价问题，但从根据《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中对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众多指标体系以及众多类别的大学排名来看，鼓励高校从自身条件出发、走特色发展之路，是《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5、结论性评述
《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作为一个持续时间较长、特色鲜明的大学排行榜，其内在的特点非常丰富，论文以上的分析，是从《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数据来源、排名类比以及评价指标、体现的大学办学理念以及对中国的政策性启示等方面，对《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主要特点及其积极的作用进行的简要分析。
同时，《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作为大学评价的一个类别，不管是从《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自身发展的角度，还是从《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对社会影响的角度，依然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的方向：
①从调查问卷的调查对象的科学性来看，调查样本的性质及其数量等依然需要进一步完善；
②从排名的评价指标的构成来看，虽然《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强调大学各项活动的在校学生的感受，但对提高大学质量密切相关的教职员工以及大学管理机构等相关主体，几乎没有给予关注；
③从《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推广的角度来看，《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在中国适用性依然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④从《普林斯顿评论》排名的政策性启示及其实施的角度来看，如果进一步结合中国国旗，更深入更具体的分析《普林斯顿评论》大学排名的政策性启示及其在中国大学的实施，显然需要进一步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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