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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日本（Japan）；华侨华人（Overseas Chinese）；文献（literature）
引 言
2010年3月笔者开始有关在日华侨华人的研究。笔者是自费留学生，有关在日自费留学生的相关事宜非常了解。但是，对在日公费留学生的情况一概不知，比如，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成为公费留学生？留日公费留学生有何特征？享受什么待遇？在日生活、学习情况和自费留学生有何差异以及学成之后的就业情况等。为了弄清以上问题，笔者开始以“在日中国公费留学生的异文化适应”为题目的调研工作。2012年3月笔者以该题目完成了硕士论文。
2013年笔者又把目标转向了在日中国人的劳动问题，以田野调查为中心，开始以从中国福建去日本留学或工作，在东京筑地市场工作的中国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的研究。2014年3月在马来西亚人文与社会科学学报上发表了“日本新华侨生活状况的考察：以东京筑地市场为例”的文章。近来，笔者又把矛头指向了中国国内的归国留学生的研究。
回顾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游仲勋说“战后日本华侨研究主要是以华侨社会经济为中心（游仲勋1996：90）。” 8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研究有了明显的变化。门永美保认为“从1980年初开始，在日华侨华人研究不仅在经济方面，在华侨华人对日本社会适应类型方面和文化摩擦方面也有了很大进展。同时在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组织形态和华侨华人重新构造等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就（门永2013：74）。” 本稿主要通过文献分析日本华侨华人研究概况以及研究动向。
一、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
有关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研究代表作品有过放（1999）的《在日华侨的自我意识的变化》。过放把在日华侨华人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第一层是表层。主要阐述在日华侨华人的历史。第二层是中层。主要从婚姻方面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构造。第三层是深层。主要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自我意识的变化过程。“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日华侨华人和日本人结婚以及取得日本国籍的华侨华人越来越多，促进了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迅速发展。但是，在日华侨华人化的进展不等于否定中华文化而获得日本文化（门美2013：78）。”
除此之外，还有朱慧玲（2013）的《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朱慧玲的硕士论文是以在日老华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问题。之后在硕士论文和王津的硕士论文成果的基础之上，分析了1972年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完成了博士论文。朱慧玲认为日本华侨华人社会和日本社会的社会距离在不断缩小，随着在日华侨华人的世代交接，在日华侨华人在不断的被日本社会同化。
二、教育、职业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问题也被学术界所关注。台湾学者杜国辉可称之为在日华侨华人学校和教育研究的先驱者。杜国辉（1991）以《多文化社会华侨华人的对应：日本？台湾的华侨学校毕业生动向分析研究》为题，主要是华侨学校对在日华侨华人有着重要意义为基础，针对在日华侨学校毕业生进行了意识性调查。杜（1991）的研究表明日本华侨华人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日常生活、行动、生活方式、思考方式等方面已经被日本社会所同化。此结论和周慧玲（2003）的结论相吻合。
除此之外，裘晓m（2007）以《有关日本华侨华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教育的再构造和课题》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裘晓m主要通过以下三个视点对在日华侨华人教育进行了分析考察。“第一，从历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作为民族教育发展起来的华侨华人教育发展的沿革和面貌。第二，从动态的视角，阐述了1990年代以后在日华侨华人的实际转换状况。第三，从多文化教育的视角，分析了在日华侨华人教育意义和所承担的责任和任务（裘2007：11）。”但是，裘（2009）有以下三点不足之处。第一，没有把日中两国政策变化和此论文关系相结合。第二，近代华侨华人教育形成过程的分析应该和新华侨华人教育的形态分开作以分析。第三，应该把华侨华人教育以外的教育实践列入分析行列。
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在日学成后回国创业的中国留学生不断增多。因此，以回国留学生为对象的研究也在不断增加。其代表研究有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的《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经验的评价：以研究生为例》。为了完成此论文的调查，安部康久和徐亚文针对中国辽宁省大连市和山东省济南市的相关学校研究生以及具有专业知识、持高学历的回国留学人员为中心，进行了研究调查。其结果是：“留学者对自己的留学有较高评价（安部康久、徐亚文2011：189）。”
奈仓京子针对从日本留学回国的留学生进行了研究调查。其代表作品是2009年发表的《从日本留学回国留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制约的考察》。奈仓京子从回国留学生的视角，以中国福建省厦门市和广东省为中心对回国留学生进行了采访调查。随着回国留学生和中国国内博士研究生的增多，“对中国的大学来说，“海龟”不再向以前那样珍贵。
三、地域方面的研究
有关华侨华人在日地域分布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主要以在横滨、神户、长崎居住的华侨华人为研究对象。近来，以东京、名古屋和冲绳等地区为对象的华侨华人研究也增加了。代表研究有山下清海（2007）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山下主要通过“东京都统计年鉴”第6次（1954年）到第56次（2004年）的“外国人登陆数”，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京都在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的特征。山下把东京华侨华人的人口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称之为“停止期”（第二次世界大战完到1978年）。这一时期在日中国人人口变化不是很大。第二时期称之为“急增期”（1979年到1988年）。这一时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在日中国人急剧增加。第三时期称之为“安定期”（1989年至今）。这一时期在日华侨华人人口不断增加，特别是中国东北三省出生的中国人明显增加（山下2009：107-109）。
四、其他相关华侨华人研究
中国最著名的“侨乡”有江门、泉州、潮汕和梅州。近年来，相关学者开始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对象的调查研究。“侨乡” 研究的代表作品有稻泽努（2016）的《侨乡：华侨故乡的观念和实像》；长沼さやか（2015）的《广东省珠江达美侨乡的起源：以华侨的村和无华侨村为例》；兼城系绘（2012）的《“移民”支持的神社：福建省福州市的侨乡为例》等。
全球“华侨华人博物馆”包括正在筹建的有7个国家50家左右。其中中国国内有近30家，海外近20家，分布在亚洲、美洲、大洋洲等。2015年11月在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与北京大学华侨华人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华侨博物馆与华侨华人研究”学术研讨会。此会对华侨华人对华侨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意思。此外，玉置充子（2012）也对《广东省的华侨华人博物馆》进行介绍等。“侨乡”是华侨华人的故乡；“华侨华人博物馆”具有对华侨历史文物、文献资料等进行保存、研究等功能，因此，推动“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结束语
以上总结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的情况。日本的华侨华人研究开始于经济方面，之后发展到华侨华人的意识的变化、学校教育、地域分布、归国中国留学的就业等方面。近来又出现了以“侨乡”和“华侨华人博物馆”为研究课题。本文通过整理日本华侨华人研究，了解了日本华侨华人的研究动向，为今后新课题研究“中日国家关系的变化对在日华侨华人的影响”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仲耄1996）.「日本におけるAS研究.『アジア研究；第13 期2号. 第80-118.（游仲勋：日本华侨研究.亚洲研究.第13期2号.第80-118页. 1996年）.
[2]T永美保（2013）「獒幛稳毡兢摔けるASA人の研究史.『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F代社会研究科o要年；第7号、pp：73-82.
（门永美保：战后日本华侨华人研究史.京都女子大学大学院现代社会研究课纪要.第7号.73-82页.2013年）.
[3]^放（1999）《在日AS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淙荨|信堂.
（过放：在日华侨的自我意识的变化.东信堂.1999年）.
[4]朱慧玲：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第二版.日本侨报社2013年.
[5]田氪咀樱2004）（u）『日本ASA人社会の溥w：日中国交正常化以降を中心に中国研究月 第58第4号.
（田氪咀樱ㄊ槠溃：日本华侨华人的社会变迁：以日中国交正常化以后为中心.中国研究月报.第58卷.第4号.2004年）.
[6]杜国x（1991）『多文化社会へのAS？A人の戗D日本・台湾におけるAS学校卒I生の酉蚍治觥互去瑗控庋芯恐成蟾、横浜中A学校校昭芯渴.
（杜国辉：多文化社会华侨华人的对应：日本・台湾的华侨学校毕业生动向分析研究
丰田财团研究助成报告书.横滨中华学校校务研究室.1991年）.
[7]裘m（2007）「日本におけるAS？A人教育にvする研究D多文化？多民族社会に向けての教育の再Bとn}D早稻田大学博士学位文.
（裘晓_：有关日本华侨华人教育之研究：面向多文化，多民族社会的教育的再构造和课题.早稻田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
[8]安部康久・徐文（2011）「日本留学者の⒐後の就I状rと留学UYへのu：中国人の大W院修士者を事例としてp：182 集工房.
（安部康久・徐亚文：从日本留学回国学生就业状况和留学生经验的评价：以研究生为例.第182页.集工房.2011年）.
[9]奈}京子（2009）「日本からの中国⒐者留学生の自己gFと「制sにvする事例的考察中国研究月.第63第4号.pp：1-19.
（奈苍京子：从日本留学回国留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制约的考察.中国研究月报.第63卷第4号.第1-19页.2009年）.
[10]山下清海（2007）「第二次世界大獒幛摔ける|京在留中国人の人口浠人文地理学研究 No31 pp：97-113.
（山下清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京再留中国人的人口变化.人文地理学研究.第31期. 第97-113页.2007年）.
[11]慧婧（2012）「名古屋市における在日中国人の人口浠と住分布のgB考察pp：42-54 名古屋大学国际コミュニケション攻.
（慧婧：名古屋在住中国人人口变化和职业分布实际考察.名古屋大学国际交流专业 第42-54页.2012年）.
[12]八尾祥平2011「1950年代から1970年代にかけての琉球ASMのO立^程『ASA人研究8号 pp.7-23.
关键词:东皋禅师；东皋琴谱；幽兰琴谱；魏氏乐谱；返输；中日音乐
中图分类号：J607(313)文献标识码：A
一、引论
在东皋心越（とうこうしんえつ1639年～1695年）被日本关东幕府尊奉为禅师之前，其中国姓名为蒋兴俦。他是一位为日本文化的发展，为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很大贡献的著名僧人。
蒋兴俦出生于中国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其东渡日本传经布道的时间则是在清康熙十五年（公元1676年）。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中国的故土上，度过了他人生中将近四十个春秋的美好时光。也就是说，东皋禅师在日本从事文化传播和交流活动，是他近四十岁时候才开始的事情。一般来说，一位四十岁的人在对待社会事物的认识上，以及世界观的形成等多方面，可能都已经基本定型。中国古语所说的：“四十不惑”，便是讲的这个道理。因此，东皋禅师在日本进行的文化传播和交流事项，肯定深刻印记着蒋兴俦时期的诸多烙印。那么，我们今天对于东皋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当然主要包括东皋禅师在日本的文化及学术活动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如果能够明晓中国明末清初蒋兴俦时期所处的时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了解其时代所存在着怎样的社会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情况；甚至熟悉蒋兴俦所生长的具体生活环境对他的影响，可能为我们今天比较清楚和准确地认识、看待东皋禅师文化现象及其学术研究价值不无补益。由此看来，中国和日本学术界之间，在东皋文化上的互动研究很有必要，相互史料的印证、材料的互补、研究的合作极有空间。
另外，中日两国之间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东皋文化中《东皋琴谱》（とうこうきんぷ）、东皋禅师音乐等这样的音乐文化现象，及其应该开展的音乐文化方面的互动研究项目还存在不少，譬如：学术界熟悉的《幽兰琴谱》、《敦煌琵琶谱》，以及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等等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学者、学术界的携手与互动研究。本文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研究切入，谈谈中日之间的这种类似音乐文化现象，及其互动研究的情况。
二、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首先还是从东皋禅师问题及其研究谈起。
毫无疑问，对于东皋禅师文化现象的关注及其举行的纪念活动，首先缘起于日本。东皋禅师于1676年至1695年间的几乎近二十年里，在日本从事的文化传播、交流等活动，对日本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事迹，一直以来受到日本人民的称颂，三百多年中，在日本有关东皋禅师的纪念活动始终没有间断过。有关东皋禅师的学术探讨及其研究也首先发端于日本。正是由于日本文化界、学术界对于东皋禅师文化问题的重视与研究，才向中国方面传递了这方面的信息。是日本方面的积极活动与研究，促使了中国学者及学术界对于这方面问题研究的介入。中国学者、学术界从日本方面的诸多研究成果中获得了参考资料。且不说中国早期曾经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 1910年――1967年）的《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1941年）一书，其材料的收集和绝大部分研究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即使今天中国方面的有关这方面论述的专著中，如中央音乐学院张前教授的《中日音乐交流史》（注：参见张前著《中日音乐交流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10月北京第1版。）书中的第三章所撰写的“琴乐的复兴”内容，也引用了许多日本方面的研究成果，该项研究的大部分工作也是在日本完成的。
最近一些年来，有关东皋禅师在日本音乐史上为振兴、发展日本琴学所做出贡献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岸边成雄先生的《江户时期琴士物语》一书，则详尽地论述了东皋禅师在日本琴学方面的学术贡献，书中梳理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为我们提供了纵横了解东皋禅师琴学方面详尽的研究材料，本人曾经把岸边先生的这本专著介绍给了中国的音乐学术界（注：拙文载《人民音乐》，2001年第4期，第46页-第47页。）。特别是最近几年里，由于日本方面的积极努力，中日两国学者的共同携手，在日本和中国移地举办的“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更使得东皋禅师的诸多学术问题获得了全面、深入地研究。日本方面在会议上发表的主要研究成果有：稗田浩雄（东洋琴学研究所副所长）的《论东皋琴派》、《东皋琴谱打谱研究》、《东アジアにおける(琴学を重点とする)近世文化徊イ沃钕唷贰《试论水跹У男纬捎肭傺А贰⒎见靖（东洋琴学研究所・事各局长）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小野美纪子（御茶の水女子大学院）的《东皋同r代日本琴律》、齐藤佳郎（茨城h立历史馆馆长）《论东皋心越活印贰衔擦磷樱ㄖ醒氪笱图书馆）《东皋琴谱打谱研究》、山寺三知（国学院大学院）《东皋琴谱琴歌について》、小川知ニ（东京学芸大学）的《东w心越の艺术活动》等。另外，类似稗田浩雄先生主持的古琴网站（guqin.jp/）也为中国方面了解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以及日本古琴方面的存在、研究情况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信息窗口。总之，日本方面有关东皋禅师问题的研究是认真、仔细、深入、有成就的。
中日两国学者及学术界之间的这种交流、互动的活动，除了中国方面能够从日本学者的研究中，获得这些历史上中国文化传播者的资料信息，中国方面也应该可以为日本方面提供有关这些事件、人物、文化等，在中国历史背景中的文化史料，以及现实的认知情况和研究价值。由于这些事件、人物、文化，既有同中国一方的渊源关系，又有在日本存在的事实。因此，许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应该置于中日双方大的文化背景之中。而中国学者介入这些问题的研究，使得许多问题能够更加深入和全面。所以，交流很有必要，其意义也十分重大。
从“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中国学者发表的论文来看，确实已经有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如：陈应时（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的《论〈东皋琴谱〉琴律》、吴文光（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从东皋o园寺遗谱看其琴学的渊源和传统》、赵晓楠（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的《东皋琴歌》、陈智超（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教授）的《东w心越的家世》、长林（中国科学院算机科学研究所教授）的《东皋琴谱打谱研究》、黄大同（浙江艺术研究所教授）的《东皋师承与入室之地考》、王迪的《我对东皋琴歌之浅见》、龚一（上海民族乐团）的《论古琴音乐社会位置》等。
另外，在近些年召开的几次“中日东皋禅师学术研讨会”的会议上，除了有高质量论文的之外，学者之间琴艺的切磋也平添了许多音乐的佳话。中日古琴音乐界这种“能说会道”、“能文能武”的现象，充分显示了古琴音乐文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浓的文人雅气，这也正是古琴音乐作为文人音乐文化的特征之一。而我们今天对于东皋文化问题的研讨，也正是看重其中的文化价值。
三、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背景
由于本人多年来一直对明清音乐文化的存在情况进行了解，曾经接触、研究了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外播与接纳异域音乐文化的课题。对东皋心越U、对《东皋琴谱》等一些明清音乐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情况，也有过一些肤浅的认识。蒋兴俦所生长的环境，社会思潮、世风习俗等都对他有着极大的影响。是为了解他人生中诸多问题致关重要的前提。特别是他那些远离故土的思乡情愫，也许会更加促使他珍惜在故国故土养成的优良品德和世界观，他在日本写作了许多怀念故乡的诗歌和文章就是证明。日本的东皋研究者写作的《望_の僧・东皋心越》等著作，也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的事实。
中国方面的研究，应该从我们比较熟悉的明清社会，从蒋兴俦所接受到的教育、成长的主要年代，和所受到的主要影响，来认识东皋文化现象，认识东皋音乐文化。
蒋兴俦是中国明末清初时期的僧人，其本人基本生长在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中。1644年明亡的时候，他才5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蒋兴俦基本上算是一个清初的人。但是，晚明的思想意识却深扎于蒋兴俦的心里，因为他的父辈具有明末清初思想意识和人文文化背景。他所受到的教育、他成长的主要年代，他所受到的主要影响，除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环境，其父辈给予他的影响应该是很大的。因此，在他的思想意识中，既有晚明文人的情怀，又有清初文人的认识。他在音乐方面的主要积累和修为，也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养成的，明末清初的音乐文化思想对他的影响自然很大，这在他今后在日本的诸多创作中都有很大的体现，这对我们理解东皋心越的文化很有帮助。
晚明时期，文人在人格上的追求非常具有特点，与其他时代有着极大的不同。古代儒家传统的思想人格是以修身养性为本，文人应该通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修养，成为能够安平乐道、自强不息的真、善、美的君子人格。而晚明文人并不追求人格的完美。自李贽开始的晚明思想是很“俗陋”的，也被认为是自古所没有的，对世俗文化的崇尚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是，当明亡后，这些明代的遗民，在他们的诗文中又多了痛失家园的悲哀和怀旧的表现。在明末清初著名文人余怀（1616年-1696年）所著的《板桥杂记》（注：参见［清］余怀著《板桥杂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著作中，那种对晚明风光的怀念之情，相信在东皋禅师的中国文化情结中也是存在的，因为东皋禅师与余怀基本上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并且，有着相同的生活经历和心境。在东皋禅师带到日本去的琴谱、琴曲作品、诗歌、书画乃至于禅学思想，可能无不存在着这种烙印。譬如，就音乐界熟悉的、他的主要成就《东皋琴谱》来说，该琴谱基本是一部琴歌曲集。自古琴界有云：“君子动手不动口”，对于琴歌多有贬斥。只有到了明代，特别是晚明时期，琴歌才倍受文人青睐。东皋禅师对于琴歌的欣赏，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即是这种文化影响所致。
另外，明末清初渡海去日本的中国学者、僧侣为数不少。清军入关后，民间自发去日本的僧人增多，仅比较著名并有籍可考的就有四十余人。从这些人的诗文中也能够找到这种情感的佐证材料。
当然，蒋兴俦带到日本去的音乐文化，能够得到日本文化界的认可，与本地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也极为关联。其实，东皋心越与日本当时琴文化能够融合的原因，是当时的源ㄇ偈棵且丫接受了东皋心越曾经接受过的某些教育。稗田浩雄先生在《东皋心越渡来以前の源ǔ跗谇偈咳合瘛肺恼轮卸源俗隽松羁痰牟释。
而在日本江户时代的文化中，我们也的确看到了受到明代文化影响的现象。譬如说对于世俗文化的自然接纳，日本早已开始。盛行于江户时代，具有庶民性质的绘画形式――日本著名的浮世绘，就是受到中国明代世俗文化影响很大的艺术形式。在展示一个美丽的女子跪弹着三弦，看着唱本进行演唱的大和画工奥村利信的作品《义太夫梅枝》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页。）；在描绘两把三弦、筝与唱组合的歌川丰春的《琴》中（注：参见《日本浮世绘精选集》（一），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6页。），无不印记着明代世俗文化的影子。甚至，中国明代的世俗小说还直接成为这个时期日本文化描述的对象。如有“武者绘大师”之称的歌川国芳的《通俗水浒传豪杰一百单八人之一九纹龙史进》（注：参见［日］《日本大百科事典》“浮世绘”词条图例，平凡社，1988年2月。）那样的作品，就及时展示了也许是作者刚刚获得的中国正在流行的《水浒传》的内容。这肯定代表了一种时尚，代表了一种对中国俗文化追求的心境。这种现象，在日本的其他文化形式中存在许多，“歌舞伎”、“净琉璃”等都具有市民俗文化的性质。而象《东皋琴谱》中的《竹枝~》、《浪陶沙》、《E翁操》等作品收录，也正是反映了明末清初的社会文化意识，反映了人们对世俗文化的崇尚。至于这些影响的作用有多大，可以研讨，然而，东皋心越对于日本琴学以及日本文化的贡献，在日本人编写的《东皋琴谱》的序文中就讲的很清楚：“盖我古昔，礼乐之隆八音之器，诸般皆备，而琴最盛。为士君子常御之器。乃诸史传所载。可以徵矣。中世以后，渐废不行，及至近代，竟失其传。无复有道之者矣。宽文中，有归化僧东皋禅师名心越者，明圣湖人也。以善鼓琴，客于江户。时江户，有琴川子者闻师琴大悦，遂专志从学。师亦嘉其笃尚，悉授其秘谱。其后，琴川子传诸新丰禅师及东川居士。于是乎，四方稍复有道琴事者矣。呜呼，功未果而已老矣。愿以属之子，余诺之。及西还，欲谋此举，未暇而师已寂矣。余于是有感。即取所尝受之诸谱，先择其便初学者，校雠缮写，而授诸……。”
本节作为本文的一个中心，按理应该更多地展开论述，但是，囿于缺乏东皋心越U在日本进行文化交流活动的完整材料，因而没有继续深入探讨下去。不过，我们仍然可以根据现有材料，提出一些学术构想，以便落实今后中日学术界进行这一问题互动研究的课题。如：东皋心越U在日本文化交流活动的指导意识，中国明末清初思想对东皋心越的影响，日本东皋文化中的中国文化印记，等等。
四、类似东皋文化问题的中日互动研究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历史上频繁、广泛地交流的事物数不胜数。且不论久远的历史事实，就明清时期而言，中日之间的交往也很频繁，明朝建立之初，明太祖就曾经连续两年派遣使者出使日本。明代的几代皇很重视与日本的交往和关系，而民间的交往则更多。因此，明清时期中日之间的交流事项令人感到十分的丰富。音乐方面的交流，除了东皋的文化问题之外，还有日本“明乐”、“明清乐”、《魏氏乐谱》、清乐曲谱等，这些文化都与中国明清时期音乐历史、明清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文人音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这些明清以来的音乐文化，对日本音乐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譬如，在1894年之前，“明乐”就曾经与“邦乐”、“西洋音乐”，成为日本三大主流音乐文化之一，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而这些问题都需要中日双方的携手与互动研究。
目前中日间开展的东皋禅师问题的这种互动研究很有意义。我们知道，虽然蒋兴俦在中国文化中的历史影响并不如在日本那么大，但是，由于今天看来却仍然代表了那样一个时代，因此，它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是无容质疑的。东皋禅师在日本的音乐活动，在当时具有传播中国音乐文化和发展日本文化的历史意义，今天的研究则能够为我们提供了解明清音乐在海外的存在情况，并依此印证中国文献、史料中论述的那个时代所存在着的音乐情况。特别印证民间音乐文化中那些似乎无法证明其来源的音乐形式和作品。当今天我们把这些传播海外的中国过去时代的音乐形式和作品“返输”回来时，则能够为我们对于中国明清音乐问题的研究提供极其可贵的帮助。而中国学者的研究又能够为深入理解日本这些音乐形式提供帮助。这个互动交流的意义，本人在所最近几年里撰写、发表的《〈魏氏乐谱〉研究》（注：拙文载《中国音乐学》，2001年第1期，第129页-144页。）、《留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俗曲乐谱》（注：拙文载《黄钟》2002年第2期。第37页-第44页。），以及对日本“明乐”、“明清乐”等的研究论文中也多有阐释。尽管本人的初衷只是希望弄清楚明清时期以来明清俗曲的流变情况，但是，当接触到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后，改变了许多我对中国明清俗曲的认识。许多认识的改变，均因“返输”了明清时期流向日本的这些音乐文化的资料。
中国学者对于日本“明清乐”情况的了解，主要是来自于日本方面提供的研究材料和文献史料。林谦三对于“明乐”及《魏氏乐谱》中50首歌曲作品的研究，就为中国学者提供了许多的参考标准。特别是由日本已故著名音乐学家平野健次撰写，载《音乐大事典》中的“明清乐”词条，综合了日本国内在“明清乐”方面研究的成果，清楚地介绍了“明清乐”传入日本及其发展的过程。列举了一些重要的“明清乐”方面的史料文献。是便于利用的最好的基本材料。除此之外，作为日本传统音乐乐种之一的“明清乐”，日本音乐学术界已经给予了许多的研究工作。在“明清乐”的发展历史中，对其做整体研究的并不是很多，最早的有富田宽执笔撰写的《日本大百科辞典》（1908年-1919年）中的“明乐”、“清乐”词条。后来，有我们所熟悉的日本著名音乐学家田边尚雄所著《音乐史》的“幕末篇” （注：参见［日］田边尚雄著《音乐史》，日本出版协同株式会社昭和28年9月5日初版，第12页。）、林谦三所著的《明乐八调》、平野健次和町田佳章合著的《日本古歌谣的复原》（1961年），以及，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书中的“唐人歌” （注：参见［日］藤田德太郎著《近代歌谣研究》，勉诚社昭和61年2月28日，第153页。）等作品。日本最新的“明清乐”的研究成果，是日本东京艺术大学的V原康子博士的研究论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注：参见［日］V原康子著《十九世纪日本西洋音乐的受容》，多贺出版株式会社，1993年2月27日初版第1刷。），该书中的第五章“从江户后期到明治时期的明清乐的音乐活动”的内容，除了综合、梳理、评述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而且，依据新的材料，从新的视角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并有许多可贵的发现。日本音乐及音乐文学学者的研究，不仅是日本方面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成果，而且，也影响着中国在这方面所进行的研究。何况，“明清乐”至今在日本长崎的活动更为这种研究赋予了现实的理由。
上述研究，就中日两方面而言，日本学者的研究应该强调的是在日本获取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因为，即使中国学者能够在日本收集一些这方面的资料，仍然不可能由日本学者来做这些事情方便。中国方面则应该重点研究，在日本传播的这些音乐文化所存在的中国文化背景。但是，要深刻认识其文化的价值和意义，则必须是中日两方面的比较研究和互动研究。
目前，中国方面发表的有关日本“明清乐”研究的文章还不是很多，如果除了专门对“明乐”，以及《魏氏乐谱》的研究论文之外，还有台湾杨桂香女士的《明清乐――传承至日本长崎的中国音乐》（注：载于《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北京）1993年第1期。）等文章专门涉及日本“明清乐”问题的研究。但是，总的说来比较少。所以说，在这个问题的研究方面，应该有很多的工作可做。
说来深感惭愧，筷箸为我国古老的发明，至今已有4000年悠久历史，中国也是世界上一切用筷习俗的母国，但从没有听说中国举办过国际箸文化研讨会，却让日本捷足先登。想到此，人家三顾寒舍，如果再不接受邀请，实在有点不尽人情了，于是我只好克服年老多病的困难应邀出席论坛。但浦谷所长不放心，他说：“你是中国箸文化专家，藏筷第一人，如果国际箸文化论坛没有中国代表也就失去了国际意义。”于是浦谷先生取出事先准备好的协议要我签约，于是我欣然签名盖章，保证准时飞赴东京。
说实话签了名一直心怀不安，难的不是写论文，《古箸传入日本之抡论》、《中国满蒙藏族刀筷文化》两篇论文很快一挥而就。担心的是耳聋眼花、不通日文、不懂日语途中引起麻烦。可是邀请方想得很周到，等我护照办好，即派专人为我办了签证，并把国际航班东京来回机票送到藏筷馆。可我上了飞机心中还是不踏实，万一找不到接机人怎么办？幸好一切顺利，等我走出成田空港出口处，日本花冈小姐早就在等候我了。
论坛议题广泛
这次国际箸文化论坛，邀请了中国、韩国、泰国、越南、缅甸加上东道主日本共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30多位代表出席研讨会。因各国专家论文已有书面材料，所以大家就各自感兴趣的议题进行交流。会议主持三田村有纯教授提出的问题是：“中国筷子唐代称箸，怎么后来改名为筷呢？”这一问真把各国代表问住了。三田先生为避免冷场，突然点名说：“我们还是请中国古箸收藏家蓝翔先生回答这个问题吧！”于是我接过话筒，从明末清初江南水乡船民渔民因忌讳“箸”与“住”的谐音说起。“住”者停也，船停住了意味没生意；船“蛀”了木船就会漏水，由于他们讨厌“住”和“蛀”，于是连累天天吃饭的箸，一致决心把“住”的谐音“箸”改为“快”，以讨吉利永吉祥。如此穷渔民船民自发地斗争了百余年，最后终于将“箸”改为“筷”。
日本箸为何较短
说来有趣，日本人民不存在谐音迷信犯忌讳的问题，所以在隋唐时代筷子由中国传到日本时称箸，日本直到现在还保持着中国古代的“箸”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日本至今漆筷称涂箸，工艺筷称御箸，一次性筷子称剖箸或割箸。
大会为我们举行过多次宴请。一次是自助餐，另一次是正规的日式料理和食，还有一次称丸之内鳗。不过餐具皆是剖箸，为此浦谷先生将新设计两截相接旅游箸送给每位代表一双，并在箸上刻了代表的大名。浦谷特别提醒大家，宴会时请自带新产品旅游箸进餐。
早有人向我提出，古箸隋唐时传入日本，为何原来的中国长筷在东瀛渐渐缩短？这次在日本吃和食有了感性知识。
日本宴请不用八仙桌圆台面，而是由小长桌拼成，一长排约五六公尺，宽约70厘米、高约60厘米，无论主人客人皆席地而坐，女宾跪式，男宾盘腿坐在草垫上。我们二三十人皆脱鞋入室，面对面分两排入席。长桌中间有条走廊，这是留给饭店老板娘上菜之用。以前不懂所谓跪蹲式服务，现在亲眼所见，身穿和服的日本小姐，无论是上菜还是斟酒，皆跪在中间走廊上进行。走廊不宽，手握啤酒瓶，左边倒好酒转身即可倒右边。中国宴会是合而食之，而日本却是分而食之，无论什么菜肴总是一人一份。由于进行传统的和食宴请，桌子小，又是一人一盘菜饭，所以箸不需要如同中式大圆桌和八仙桌用长筷。故而日本为适应就餐环境，筷箸渐渐变短，这是因地制宜的缘故。
品尝正宗和食
在上海也曾吃过日本料理味千拉面，一大碗面送上桌时，碗中却放着日式粗木勺。吃中式面条重在浇头，而日本面条美味尽在浓汤中，故特配有木勺。
这次在东京麻布十番吃昼食，也就是午餐，上的面条与中国不同，是放在木盒竹廉上的，我不知怎么吃法，怕出洋相，各国宾客也只好看主人下箸学样。这时服务生又送来一个小盘，盘中放有藤拎把的日式小茶壶和茶杯，我还以为是酒壶呢。心想酒能拌面吗？不料翻译小姐把壶中的黄色液体倒在茶杯里，然后用箸把面条夹进杯中拌了拌吃起来。我于是学样用茶杯吃面。吃了才知道壶里既不是茶也不是酒，而是特别调制的甜味鲜美面汤，面条经过汤的浸拌，鲜滋滋、甜，确实别有风味。万没想到，日式面条既可用勺子吃，也可用杯子吃，真是大开洋荤也。
还有在吃丸之内鳗时，送上来一只四方漆盒，盖上描有金花，起先不知盒内何物，开了盖看到三条斩头去尾的鳗鱼。经浦谷先生介绍，和食中有些鱼类菜肴需要热食方显美味，而漆器餐具不仅光泽明亮，还具有不易散热的性能，可起到保温的作用，故漆器成了日本料理颇具民族特色的餐具。
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
这次浦谷兵刚等发起组织国际箸文化论坛，不是谈论一次就完成任务，他们有长期计划，所以在大会最后一天特宣布成立国际箸文化研究会。大会推选浦谷兵刚为理事长，三田村有纯为箸文化研究所所长。随后在选举理事中，各国代表认为我是中国藏筷第一人，撰写出版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箸文化专著《筷子古今谈》等六部探讨箸文化的中英法文作品，故一致选我为常务理事，还请我在闭幕式前做1小时演讲。
平生在国外演讲
大会安排我做1小时专题发言，真有点出乎意外。各国代表多为大学教授、专家学者，只有我仅是一个民间古筷收藏者而已。虽说是生平第一次在国外演讲，有点老草根登上国际大论坛之感，更何况这是临时决定，事先没有准备讲稿。可我并不紧张，收藏探讨箸文化30载，也可算是自学成才了。
虽然没讲稿也不能信口开河，经过一番思考，决定从1972年美国总统说起，他事先练了几个月的筷子功才敢坐在人民大会堂国宴中和共同品尝中国美食。妙的是尼克松餐毕刚放下筷子，即被加拿大记者抢走。等他到了美国，众多的欧美收藏家纷纷求购这双人民大会堂的冬青木筷，高价出到2000美金，可记者先生依然不愿割爱。我由此受到启发，于1978年开始勇往直前投入古筷收藏之路。而尼克松回国后，也常常带着全家吃中餐，从此放不下手中的筷子。接着我说到，筷子不仅属于中国，箸不仅属于日本，筷箸已随中餐馆和日韩料理走出亚洲，走向欧美，筷箸是属于全世界的美妙餐具。我话音未落，立即迎来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的第二部分讲题是《中国古筷的发展与鉴赏》。当我简单扼要地说了古筷的起源、发展、典故后，因时间关系，话题一转即出示了我从上海带去的唐代鎏金银箸、宋代绿松石箸、明代镶银象牙箸及清代蒙族、满族和藏族珊瑚七星刀筷等五六件。说着说着台下的日本听众和各国代表坐不住了，三五成群先后离开座位，纷纷拥到我的讲台边，有的拍照，有的不客气把我的藏品拿在手上仔细欣赏，还有的向我提出各种筷箸问题。
论文摘要：中国对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可以说刚刚起步，需要更加科学合理的保护理念和手段。本文通过介绍什么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意义、现状和面临的问题，以及保护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可以借鉴的方法，希望能提供一些关于保护方面的思路，并引起人们对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关注。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众多承载着中华数千年文化、传统、历史的古城镇，如同一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在华夏大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国人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精神生活、文化体验的追求日趋流行，“历史文化城镇”开始为人们所熟悉。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含义
所谓历史文化城镇，就是许许多多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群体构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城镇街道景观。例如，带门楼的宅第，树木繁茂的庙宇，高耸的城郭、宝塔，以及文明开化以后所产生的西洋建筑、桥梁、濠河……等的姿态。[1]每个建筑物和构筑物，都有其深远的由来和历史，如果能够为来访者提供详细了解的资料，则必然会给人们很大教育；如果能将它们组成一定形体，创造出我们四周的“环境景观”，那么就可以使平常完全生活在异地的人，扩大生活范围，弥补生活体验的不足。我们亲生感受到，在我们生活的国土上，可以创造出多么丰富多彩的生活空间来。
但是文化城镇并不只是给外来者赏心悦目。文化城镇犹如地方文化的面孔，在这里反映着人们的实际体验，这是无法代替和置换的，他们将视它为自己的故土故乡。
所以，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就是在保存历史文化城镇物质遗产的同时，如民居、街道、桥梁，保护城镇建筑群背后深厚的文化底蕴，历史性环境。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意义
早在1972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第17次全会制定的“文化遗产及自然遗产保护的国际建议”的前言中说：“在生活条件迅速变化的社会中，能保持自然和祖辈留下来的历史遗迹密切接触，才是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环境，对这种环境的保护，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不可缺少的因素，因此，在各个地区的社会中，充分发挥文化及自然遗产的积极作用，同时把具有历史价值和自然景观的现代东西都包括在统一的综合政策之中，才是最合适的。”
科教文组织的第19次全会，提出了“历史性地区的保全及其在现代的作用”的国际建议，其中有：“所谓历史性地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反映了历史的客观存在。为适应多样性的社会生活必须有相应的多样性生活背景，据此，提高历史性地区的价值，将对人们的新生活产生重要意义”。[2]
可见，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对我们了解历史，传承传统文化，丰富现代生活，促进社会多样性发展都有着重要意义。保护历史文化城镇是人类生活均衡发展的一种需要，更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现状
目前，我国对古城镇的保护处于一个越来越重视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就有关于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规定，历史文化城镇自然也在保护之列。而在2007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全文公布，征求社会各界意见。该条例于2008年7月1日起施行。通过单独制定法规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进行规范，国家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各级地方政府也有相应历史文化城镇保护法规的出台。例如，2004年制定的《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2006年开始施行的《云南省丽江古城保护条例》。中国社会正将更多关注的目光投放到这个我们过去不曾注意的焦点上。
但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现状令人堪忧。最主要是对历史文化城镇开发与保护的关系没有处理好，对于文化保存造成很大阻碍。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面临的问题
当前，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追逐经济利益与保护当地传统文化之间的冲突。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渐丰富，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向往和追捧，使得越来越多的地方认识到历史文化城镇镇潜在的巨大利益，利用古老的资源，发展旅游业，推动地方经济、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质量。这本无可厚非，但是一味地旅游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不断商业化。许多地方只是关注眼前的经济利益，忽视了古城镇本身深厚的文化、艺术底蕴，更忽略了对历史文化城镇的持久保护。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矛盾已经日趋严重，并直接影响着古城镇的“生存”。因为，于历史文化城镇而言，其巨大的价值不仅体现在城镇建筑，布局结构的合理和艺术，更在于生活在那些土地上的人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氛围，民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商业化的开发使得历史文化城镇离它的价值越来越远。
以云南丽江为例：十多年前，1997年12月4日，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雅典、罗马、威尼斯等伟大城市比肩；十多年后，2008年1月中旬，古城被指责过度商业化、原住民流失，联合国派出检查组，丽江面临亮“黄牌”之忧。十年仅是历史的一瞬，然而这十年丽江的变化几乎超过了过去800年的总和。如今，涌入丽江的不是蒙古战车和铁骑，而是源源不断的游客和老板，他们带来丽江的不是马刀与盔甲，而是快速增长的旅游收入和巨额资本。
雕梁画栋、小桥流水的古城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摇摇欲坠，诗人、专家、学者们感叹：在酒吧街的灯红酒绿中，在小贩的叫卖声中，古朴一点点褪去，丽江古城正变成一具没有内容的空壳。
07年6月，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丽江古城、故宫、长城、圆明园、布达拉宫和云南三江并流6项中国世界遗产被要求在大会上就管理上出现的问题作解释。
丽江古城能申遗成功，既靠有形的建筑群落，更是靠存在于街头巷尾间的纳西市井生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是看中它是“保存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与自然美妙结合的典型”，才授予其桂冠。
但目前古城核心区域都商铺客栈林立，原住民纷纷将房院腾出给外来商人获取一年十几万的租金，并用这笔钱在新城购置洋房，他们搬走家当的同时还搬走了在城中存活了近千年的民俗文化。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官员认为古城本就是为商业而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甚至有人认为即使联合国真亮“黄牌”也无妨，因为丽江已经具备了足够的知名度。这样出自官方的想法给古镇的保护，尤其是非物质文化的保护造成了很大阻碍和不利影响。[3]
当地居民是保护事业的动力
由丽江古镇一例，我们不难看出，目前，我国历史文化城镇的物质遗产，基本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但是，非物质性的历史性环境，仍在遭受着肆意破坏。可以说，这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核心问题和难点。一旦人们意识到历史性环境保护的重要，并着手进行保护，实际上也就解决了古城镇物质遗产保护的问题。因为历史性环境保护较之物质遗产保护，程度更深，也是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本质。
日本作为我们的邻国，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都与我们相似。早在上世纪60、70年代，日本就开始致力于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尤其是历史性环境的保护，并且获得了较好的成效，对我们极具借鉴价值。比照日本的做法和成功经验，我认为激发当地居民保护的意识和积极性，才是解决此问题的关键。
在日本，历史环境的保护也如同公害处理，自然环境保护一样，首先是由当地居民中产生。各地方政府着手采取相应对策，公布具体条例，等到这种条例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之后，国家才作为最高行政管理，着手进行法律制度的完善工作。文化城镇文物保护法的修订也经过了这样一个顺序而进行。以“日本全国历史文化风土保护联盟”为中心，由各地居民发动的保护运动，其伟大功绩就在于促进各自治体颁布有关条例，并将其吸收到文物保护法内作为修订的内容之一。
可见，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历史环境保护的基础和动力。而日本民众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关注，归根结底源于他们“环境观”的变化。日本曾经爆发过严重的公害问题，世无旁例的水俣病和四日市气喘病，使得公害成为社会瞩目的焦点。深受公害之苦的居民们敏锐地感到了生活环境中的种种问题，发现了自然环境破坏剧烈。要求保护自然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兴起，群众环境观不断发展扩大。
最终，人们把历史环境的破坏看作为现代环境问题的主要课题。认识到历史环境是当地居民精神团结的象征，其消灭将会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严重的后果。换言之，公害是直接危及人们生命、健康的犯罪行为，而历史环境的破坏，恰是对居民精神生活的挑战。一旦失去历史环境给居民所造成的失落感，对于曾经以此为自豪的当地人来说，简直不可容忍。这样一来，人们在重视环境的物质方面的因素之外，也开始注意到了文化方面的精神价值。[4]
日本的这种“居民——地方政府——国家”的保护模式被事实证明是可行且有效的。那么如何调动我们国人的保护意识，树立“环境观”，这是紧接着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转贴于
参照日本的做法，朝日新闻社于1972年2月14日出版的早报上，动员了该社所有通讯员，以“必须保存，复原的历史性文化城镇”为题，列举了全日本169处城镇加以介绍。接着又以“充满历史气息的文化城镇”为题，公布了全日本200多处城镇的所在地图及概况一览表。而财团法人环境研究所在它编辑的杂志中，出版了“环境文化”特辑，将与历史文化城镇的有关资料全部收集在一起，以前两次的朝日新闻报载为基础，加上和全国各地方政府讨论的结果，收录和确认了400余处历史文化城镇。这些城镇都是当地居民认为应该保护，由他们进行申报，并最终由国家登记注册的。
日本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始于上世纪60、70年代，主要的宣传工具就是报刊杂志。在大众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网络、书籍、电视等各种媒介都可以成为我们宣传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的手段。并且我们可以把主动权交给居民，以自下而上的方式发现、确定、保护历史文化城镇。这样更能调动居民的保护意识和积极性、主动性。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与居住环境的改善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固然非常重要，但决不能限制地方居民生活的发展和提高。居民生活环境的改善和文化城镇的保护，猛一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非如此。新的东西，是真正新的东西，而不是为新而新、虚有其表的拙劣设计的冒牌货，就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而言，它必然是和旧有的优秀传统相调和的。文化城镇的保护，必须与热爱保护地区文物的人们生活和环境的改善、提高结合在一起，这是文化城镇保护的基本理论。
在西欧社会中，保存、创造“理所当然的东西，存在于理所当然的场所中”的思想，使得历史文化城镇保存的相当完美，当地居民以此为豪的现象，随处可见。这正是以居住环境的适宜性思想为指导，由当地人用双手亲自创造出来的。[5]
在我国，也有比较成功了例子。江南古镇绍兴，在旧城改造中将改建和保护相结合，让居民继续居住在历史建筑中，作为延伸历史文脉的手段，这就是绍兴保护古城的高明之处。
老城区以保护、旅游、居住为主，陆续迁出工厂、企业，保证原始街区的完整性；对生活在老街老巷的居民，在不改变外部立面的前提下，允许他们改造内部结构，以更适宜居住；新建房屋采用江南特色的外部装饰，与城市风貌相协调；新建居民楼多用灰墙黑瓦，体现江南民居风格。对这些历史街区，绍兴的做法是除了外观的修缮，直接目的就是改善居民的生活，包括电网整治、排污管道全面接通、管道煤气入户等。修缮后的街区，既让居民生活便利，也使游客接踵而至。
由于历史文化城镇的老建筑大多年代久远，房内的设施老旧，与现代化的城市生活相比，古城镇的居民生活条件差。居民为了改善条件，移居城市的情况也就不可避免。而如同古城丽江，没有了原住民的古城镇，不过是丧失了灵魂的空壳城镇。所以，只有切实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绍兴模式”[6]确实值得其他地区借鉴。
保护事业费用的负担和经费的筹措
历史文化城镇的保护事业的特色在于其多样性。从地区的历史、现在的功能、经济的基础等不同角度来看，有各种各样的保护形态，在同一个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中，各种事业的保护也是不一样的。例如，居住房屋的保护、自然景观的保护、公共事业便民设施的整顿等。这种事业的多样性就决定了不应该采取统一的经费负担。经费负担、筹措的方式，应该根据各地区不同保护事业的实际情况，决定合理的方式。
例如，作为居民住房的老宅的保护与修缮，如果完全由政府支付费用，那么国家财政的负担就可能过重。因此，可以由居民承担自家的保护、修缮费用，地方政府给予一定的补助金。但在一些极度贫困的古城镇，就可以由国家承担民居保护的全部费用。
对于公共设施的保护，则可以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民间组织、企业、个人出资为辅。而地方博物馆、名人故居等管理整顿费用，可以通过征收入场费的方式负担一部分或全部，不足部分由政府补足。
关于经费的筹措，在日本，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经费来源，是以补助费、贷款和公共事业为中心的。公共事业不是直接的财源，但是在编制预算措施时，从补充完善保护事业的观点加以考虑是有益的。贷款是有偿的资金，但在资金数量和使用对象上可有灵活性。
另外，曾有学者提出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7]，利用发行奖券的方法所得的收益费，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的经费。“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或“文物保护奖券”均是以充当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费用为目的的，每年可发行二次（如春、秋适宜旅游的季节），向全国发行，其收益由地方政府、文化厅、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团体的协议下，作为历史文化城镇保护事业的财源而灵活运用，这将是非常有效的经费筹措办法。
对于我国，除了大力发展旅游业以获取收益，作为古城镇保护的经费外，发行“历史文化城镇保护奖券”是一条值得我们考虑的新思路。
参考文献
[1]西山卯三.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 路秉杰.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1.
[2]刘红婴/王建民. 世界遗产概论.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3. 240-250.
[3]卢斌.丽江“评遗”十年遭黄牌 古城灵魂正在离开. Landscape.cn/news，2008-01-28.
[4] 西山卯三.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 路秉杰.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3-5.
[5] 西山卯三. 历史文化城镇保护. 路秉杰.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1. 6-7.
关键词：文化商品；重力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7-00-04
根据文化商品的不同特性分为五类：文化遗产类，印刷制品类，传播媒介类，视觉艺术品类，以及电影摄影制作类。不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商品贸易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总体来说，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起着关键性的正相关因果发展作用，语言，人均收入水平和互联网的普及都有着显著效应的推动发展作用，而地理位置的原因有反作用因素。本论文的研究结果对一个国家制定推动文化商品贸易的发展的战略政策可以提供一定的建议，也对文化商品相关企业在日后的发展中有着引导作用。
一、文化商品贸易研究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各类商品市场的快速延伸与发展，大部分商品都已经进入了固定的循环经济模式，尤其是生活必需消费品以及能源类消费品。另一方面，随着世界贸易的迅速发展，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活动也在不断增加，而文化商品贸易也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二战之后的经济高速发展之后，美国遭遇了经济大萧条之后，市场上民众的精神需求大幅度的增加使资本家认识到，经济效益不仅仅可以从工农产品上得到巨大的利益，文化价值同样可以创造高价值的效益，如果把“文化”实现产业化，实现文化艺术的产品化，文化单位和传媒机构的企业化，文化艺术领域和多媒体现代娱乐集团的资源融合化，可以使规模化的文化商品产生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而通过近百年的发展，美国文化产业已经成长为国民经济中地位仅次于军事工业的支柱性产业，每年的产品出口超过了航天工业相关产品的出口，成为第一大出口创汇产业。而我们知道的，每年的美国文化产品出口不仅仅为美国传媒资本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给美国政府带来了相应宣传的“硬实力”表现。
“文化”的定义非常困难，因为其涵盖了很多虚拟的社会价值，比如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我们很难用一个框架来约束文化的定义以及其价值。而在世界范围内，我们更难去划分文化的界限，比如亚洲地区，日本、韩国很多文化都起源于中国，具有许多相似性。在西欧和北美地区，也有很多文化价值观都是通用的。因此，在本论文中，我们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来定义文化的价值。文化产业最早产生于20世纪，是在霍克海默所著作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到，后来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金斯用“创意产业”来加强了文化与政府间的相互依赖扶植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其定义为：文化产业就是按照工业标准，生产，再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一系列活动。而这个产业所诞生的所有产品都是文化产品。介于文化的特性，关于文化商品的研究相对比较少，而研究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往来的很多。随着各个国家之间信息与基础商品的贸易增加，很多国家民众的思想认知都被外国文化所影响甚至改变。特别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中，海外文化商品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甚至超过了本国文化商品的比重。中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这和中国近年来接受了许多海外投资带来的经济协作有很大的关联性。
文化产品的崛起发展是在二战之后，和人民的生活消费水平是有紧密联系的，一般我们判断说人文发展指数越高的地区，其文化商品消费力会越强。按照传统的消费观念，人类的发展消费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人们的消费都集中于食物和衣物的消费，所以这个阶段工农业发展迅速，和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时间相吻合；第二阶段，人民的消费模式就转向了自我满足与表现，就会大量的购买生活消费品，比如餐具，厨具，书桌等等相对生活必需品，所以会带来科技技术与相对稀缺生产要素的大量移动与发展；而发展到现在，很多人们的生活需求模式已经转变到了第三阶段，生活娱乐与文化精神层次的消费过程。据统计，现在在欧洲国家，精神娱乐消费的支出，包括视听娱乐、电脑设备、CD、DVD等音乐设备，运动设施，玩具，新闻报纸读物，看电影，买彩票等等行为已经占到家庭支出5%的比例，由此可证明，文化商品的贸易带动了各地文化商品的消费增长。据联合国贸易发展协会统计，世界文化产品的总产值在2007年已经达到了13万亿美元，并且每年保持7%的速度增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在调查报告中得出结论，组织成员每年的文化创意产业增长率都在5%至20%之间。世界银行也预计在未来10年中，文化产品的生产值会占据到世界生产总值的10%左右。而当今的先进科技技术与数字技术也更加加速了文化产品的传播与发展，文化产品所交易的并不仅仅是商业利润的价值，也附加着一个国家的形象价值。
【关键词】 节庆旅游;深度开发
节庆是一种重要的旅游资源,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全国乃至各地节庆资源丰富多彩,内容异彩纷呈,尤其是传统节庆往往起源于民间,发展于民间,所以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近些年,我国政府非常重视传统节庆的传承,将端午,中秋列为法定假日,各地也非常重视传统节庆旅游的开发,各地开发出的产品虽多但精品很少。反观韩国在端午节申遗成功后,深度发展节庆旅游获得巨大成功,现在又要开展中秋申遗的工作。所以,我国节庆旅游也必须走深度开发的道路。
一、节庆旅游及其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中,对“节”的表述为纪念日或庆祝宴乐的日子,“庆”的表述为可祝贺的事,由此可见,节庆的含义应该为一个值得庆贺的纪念日。国内很多学者研究者也对节庆做出过各种解释,大部分学者认为节庆就是节日庆典,广义的节庆可以等同为节事,既包含节日也包含不同的事件;狭义的节庆就是节日。传统节庆旅游就是以传统的节日作为旅游吸引物而开发出来的旅游产品,我国的传统节庆主要有春节、端午、中秋、重阳、七夕等等。传统节庆旅游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和文化两个方面:
(一)促进旅游市场繁荣
历史悠久,文化内涵深厚的品牌节庆活动能够吸引大批的旅游者前来,带动旅游经济的发展,且旅游是食、住、行、游、购、娱的综合体,不仅带动了景区景点的发展,而且餐饮旅店业、交通运输业、商业等和其相关的产业都得到了推动和发展,最终使得整个旅游行业繁荣起来。韩国江陵端午节申遗成功后每年吸引着将近200万人次的旅游者,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当地的旅游发展。
(二)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
除了旅游经济效益,更重要的是,节庆活动对文化传承的影响。文化现象,尤其是民族和民俗文化有相当一部分由节庆活动来体现。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变迁,人们的工作生活节奏加快,对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日趋淡化。有意识地开发旅游节庆资源,不仅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保存和传播,而且促进了社区的形成和传统文化的认同。
二、我国传统节庆旅游的现状
我国传统节庆旅游资源丰富,各地开发出很多传统节庆旅游产品,但不论经济效益,市场知名度,文化传承等各方面的成绩均不够理想,主要原因在于各地重视数量而忽视品质,开发流于表面,没有深度。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地方性的传统节庆旅游产品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
传统节庆旅游产品的质量在较高的程度上依赖于当地环境气氛的营造,所以,广大民众的认同和参与是节庆旅游活动取得成功的关键。很多传统的节庆都源于民间,像我国的中秋,端午等,民间的参与热情也很高,节日气氛浓重。目前一些地方开发的传统节庆活动没有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甚至是“无中生有”。当地人不重视或者根本没听说过这个节日,政府一定要开发,当地人的消极或是抵触的态度势必会影响整个节庆的氛围,也就是毫无节日气氛,对于旅游者也就毫无吸引力。地方开发的一些节庆活动只是简单的搞一个庆典,以舞台的形式来展现,游客不能融入传统的节庆当中,显得节庆活动太空洞,毫无深度。韩国的江陵端午节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主要由于那些传统的活动依然是他们每年所要做的,民众参与性高,节日氛围浓重,游客印象深刻。像泰国水灯节也是反映了泰国人民的文化,在水灯节期间你会看到凡有水的地方都挤满了放水灯和看水灯的人群,处处飘扬着歌声,漂浮着花香,展现出一片热闹的节日景象。游客置身其中,赏水灯、放水灯,充分体验了异国风情和文化,足以留下美好回忆。
(二)传统节庆文化内涵挖掘不够
任何节庆都是以文化为背景,文化是传统节庆旅游开发的保障,没有深刻的文化内涵支撑,节庆活动就无法长存。现在很多传统节庆的文化内涵正在逐渐流失,人们只知节日名称,并不真正了解其中的文化内涵,也谈不上对文化的传承。就像我国传统的中秋节变成了吃月饼节,端午节就变成了吃粽子节,这似乎已经是约定俗成。其实这两个节日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不应仅局限在单一的“吃”字上,比如中秋燃灯以助月色、让孩子们去玩兔儿爷、年轻人则登高赏月猜谜语等活动。遗憾的是,如今的具有悠久传统的节日,大部分被提升成一个单调的概念,似乎除了“吃”就再无别的概念了。有些地方、景区、旅行社借中秋开发一些诸如赏月、赏花的旅游产品,因对其挖掘不深,致使节庆旅游的地域特色不够鲜明,深厚历史蕴涵未能得到外化,难以对外形成唯我独有的鲜明形象。倒是韩国、越南都深度挖掘了端午、中秋的文化内涵,并结合当地文化特色组织策划了相应的整体的节庆活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传统节庆旅游产品没有进行深层次的品牌化建设
对于很多人来说,提起奔牛节,就会想起西班牙;提起啤酒节,就会想到德国的墨尼黑;提起电影节,就会想起戛纳。这就是品牌的作用,品牌化能够提高传统节日的吸引力,维持传统节庆的生命力。打造节庆旅游品牌也有助于提高当地本身的知名度,提高竞争力和优化旅游产品结构。明确生动的品牌形象可以把旅游目的地成功地营销给潜在旅游者,吸引更多的旅游者前往目的地并进行旅游体验。世界知名的奔牛节、啤酒节等等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前往体验,可见产品的知名度是现代旅游者购买现择的重要因素。我国目前很多传统节庆旅游产品没有进行品牌化建设,导致我国节庆旅游产品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我们的邻国韩国在江陵端午申遗成功打响品牌后,中秋旅游产品品牌化建设也初见成效,今年很多前往韩国体验中秋的国内旅行团提前两周已经全部报满。所以,节庆旅游产品的品牌化建设势在必行。
三、我国传统节庆旅游深度开发的策略
(一)精心营造节庆氛围,积极引导公众参与
传统节庆活动本身源于民间,民众的参与是提升节庆魅力的关键,只有民众积极参与,积聚人气,才能营造出节庆气氛。如果没有当地居民的参与和投入,也不可能吸引各方游客来参加这个节日;如果让游客只当作一个看客,不能参与其中,他就不能亲身体会到活动的快乐,则这次“体验”就会很快被忘记。提高居民的参与热情的关键,则在于增强社区居民的文化认同。因而,贯彻群众性原则,传统节庆旅游开发的主题定位要本于民间,节庆的主体也要基于民众,其评价要重视群众感受。节庆活动的主体应是当地民众,就像每年巴西的狂欢节,首先是一个全民参与狂欢的节日,然后是游客与民同乐,狂欢气氛浓郁,而不是像我国有些地方政府“搭台唱戏”,民众和游客全是陪衬。想要引导公众参与并不难,传统节日中往往有其典型的物质载体来寄托民众在节日期间的情感,像泰国的水灯节期间,泰国人民将自己的美好心愿寄托于一盏美丽精巧的水灯上,除了水灯同时也举行的其他庆典活动,如灯船比赛,水灯小姐选美,水灯祭祀等。我国传统的节庆活动中,也都有其典型的物质载体,如中秋节的登高赏花观月,端午节的赛龙舟等。激活传统节庆的关键就在于如何从这些人民喜闻乐见的典型载体入手,不断扩展其外延,最终达到大众积极参与的目的。韩国中秋期间就会组织各种极具韩国特色的传统民俗游戏,跷跷板、踢毽子、尤茨游戏、打陀螺等,这些活动本国民众喜闻乐见,外国游客感觉新鲜也热衷参与其中,如此一来整个节庆气氛就营造了出来。
(二)深度发掘传统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节庆活动的灵魂,旅游节庆活动实质上是对历史文化的追溯,也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映和宏扬,例如重阳节的大型登山活动,端午节的赛龙舟活动,春节的逛花街活动,都有其历史渊源,都发展成为今天的旅游节庆活动。随着人们的文化素养逐渐提高,对旅游产品的文化含量要求越来越高,节庆旅游应扎根于浓厚而丰富的历史和民俗文化之中。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丰富多彩的民间掌故、名人轶事、古刹名寺,生活习俗,语言文化、地方风味为节庆旅游提供了宝贵资源。日本的很多节庆活动就非常注重其中的文化内涵,不是只做一些表象性的东西,比如各地的祭不仅是集中反映日本传统文化的庆典,也代表着日本人对传统文化的热爱。祭多数起源于农业祭祀和迎送鬼神,现在许多已经演变成了各地主要的节庆活动,各年龄段的民众都广泛参与。
作为三大传统节庆之一,京都祗园祭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每年7月,京都人为了祭奉牛头天王,封杀流行疾病,抬着各种神龛游行,沿线各商家也展示自家美丽的屏风及各种装饰,并以此为中心展示古代京都的繁华、传统宗教和历史,仅此一项,就吸引着120万的游人来京都旅游。神龛平时由各个社区,相当于我国的街道保管和修理,每年仅此一次集中展示,作为街道的精神象征和夸耀的宝物,各社区竞相攀比,现在最高的神龛高达25米。因此,鲜园祭被称为“京都市民精神之华”。同日本其他的祭一样,鲜园祭反映的是京都的文化、京都人的认同意识。游行线路的沿街保存了大量的木制建筑物,传统业态的商店、屏风和招牌形成了传统的氛围。节庆活动不仅促进了社区的形成和传统文化的认同,年复一年的排演、道具制作还持续提升了节庆活动的质量。
(三)打造品牌化的传统节庆旅游产品
品牌是一个名称、标记、符号或设计的综合体,它代表了产品的特征、属性和价值,并能和竞争对手相互区别。传统节庆旅游产品品牌化有利于游客识别,记忆。品牌是一种无形资产,并且是一种“易碎品”,品牌的打造并不时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品牌的打造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想要树立品牌形象:首先节庆旅游产品的设计必须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对文化内涵进行深度发掘,将节庆资源转化为节庆旅游产品;其次在宣传促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多种媒介,特别是通过结合旅游活动进行宣传促销,以“乐趣导向消费”,不易引起游客反感,易为之接受;最后加强管理,保障节庆旅游的品质。
比如泰国在打造水灯节节庆品牌上可谓细致入微,结合泰国文化特色选择水灯节作为主要产品进行品牌化营造,并为水灯节设计了节徽、主题歌和官方网站。在对外宣传方面,泰国政府旅游机构及各大旅行社、酒店更是穷尽脑汁。首先透过国内外新闻媒体和企业大作水灯节广告,使水灯节欢乐的气氛在世界各地的重要媒体上处处洋溢,泰国的旅游宣传网站做得非常精美、细致,有专门的水灯节泰文和英文网站,对水灯节的历史渊源、水灯制作、节日安排及活动内容等进行全面介绍。泰国旅游局网站和旅游节庆宣传网站在水灯节来临之前都会全面介绍泰国各大城市旅游办事机构的联系方式、旅游预订系统和各种旅游小贴士等以方便旅游者出行。除了大力宣传外,为保证节庆期间的市民和游客安全,泰国政府有关机构提前开始准备,泰国副总理兼司法部长曾为此专门举行了治安事务会议,决定在水灯节期间成立联合信息中心,指定专人负责节日期间的安全,从而保障了节庆旅游活动的品质。泰国水灯节从产品设计,营销宣传,服务保障都进行了细致的策划,通过几年的努力,已经打响了品牌,成为一个著名的传统节庆旅游品牌。泰国的水灯节品牌营造策略非常值得我们借鉴。
节庆旅游是旅游的一种重要形式。我国具有发展节庆旅游的得天独厚的条件,近几年节庆旅游发展也很快,但也面临着一些问题。各地应根据自身情况,对传统节庆旅游进行深度开发,使传统节庆旅游成为旅游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参考文献
[1]傅广海.《会展与节事旅游管理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马克斌.《会展典型案例精析》.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过聚荣.《中国会展经济发展报告(200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4]邓明艳.《培育节庆活动营销西部旅游目的地》[期刊论文]-旅游学刊.2002(6)
[5]李蕾蕾.《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1999
[6]刘锋.《中国西部旅游发展战略研究》.2001
[7]陈文君.《节庆旅游与文化旅游商品开发》[期刊论文]-广州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4)
[8]陈素平,黄波.《论我国传统节庆旅游品牌的培育》[期刊论文]-社 会科学家.2007(2)
[9]史铁华,何玲.《关于旅游节庆市场化运作的思考》[期刊论文]-旅游科学.2001(1)
[10]刘建峰.《泰国水灯节对我国城市节庆旅游的启示》[期刊论文]- 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1)
关键词：园林景观；主题；文化
1 主题与文化对于园林景观规划的重要意义
1.1 主题与文化的基本概念
主题最初指的是音乐中的术语，逐渐的被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领域，其基本概念是：主题既是主体，也就是主题的解释的根据和目的，主题的解释学的公共领域即为解释学的根据和根基，也就是创造和改变我们的依据和根本，于是成就了我们的主体，我们发挥主题的根据是依据一定世界发现的一定的时间，根据这种依据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存在的主题，我们根据一定的世界措施得到一定的解释，因此，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问题得到一定实际的结果。
文化是一个比较广泛的词汇，其概念也是十分的深远，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讲的是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狭义上的文化讲的是人们普 遍的社会习惯。从根本上来讲，文化其实就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
1.2 主题与文化的重要意义
园林景观规划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视觉的满足而出现的，而是它会成为一种历史的见证，承载表达文化的职责。一般情况下对园林景观的赏析是通过“观、品、悟”来实现的，先是以视觉来进行观赏，然后通过观赏所获得的信息来对景观进行品味，这些都是一般赏析园林景观的正常理解，但是，最为重要的还是要通过品味后，能够领悟和理解园林景观的更深层次的涵义。
2 古今中外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与文化的表现方法
2.1 国外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与文化的表现方法
日本园林：日本的文化具有着明显的岛国特点，日式园林的建造简单而精细，无论是一草一木都是经过精心设计，产生一种亦自然亦人工的感觉，不是自然恰似自然的景观。“栗林园”位于日本四国的香川县，已有近400年的历史，是日本十大著名园林之一，始建于16世纪的室町年代，此园林彰显出了日本的文化内涵。
美国园林：美国因为没有各种宗教的束缚和约束，产生了一种自然、朴实、纯真的文化特点，在这种文化熏陶下，出现了美式自由、开放形式的园林景观，不拘泥于细节和定义，构成一种浪漫的感知。
法国园林：法国的园林艺术主要是在17世纪的下半叶逐渐的体现出来，最为著名的代表作就是凡尔赛宫园林，这座园林的建造，体现出了法国古典文化，浪漫之都的景象成为一种现实的表现形态，从园林主题与文化之中看到法国的整体韵味。
2.2 国内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与文化的表现方法
我国作为东方园林的发源地，拥有着的得天独厚的人文历史和文化积淀，我国古代园林在其自身的历史背景下逐步的进行衍化，从早期的囿，到秦汉的苑，魏晋时期的山水园林，唐宋年代的文人园林，直至清朝的写意园林，从始至终都是遵循着我国历史发展的历程。我国传统的园林景观一直都是在强调着“造园之始，意在笔先”，这种手法的寓意在产生情景交融、以物比德。把自然的景物看做是品德美、精神美的一种象征。
3 当今园林景观规划中主题与文化的有关问题
3.1 忽略了主题与文化的内涵
伴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园林景观的建设已经能够体现出一个地域或者国家文明程度的高低，现代园林景观主要以广场为主，这样确实给地域新增了不少的生气，但是同样阻碍了人们与自然的距离，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就是过于追求园林的档次，忽略了园林主题与文化的内涵。
3.2 忽略了主题与环境的融合统一
不同性质与功能的园林建设时不同，然而，相当一部分的园林景观忽视了主题与环境的融合统一，盲目的追求创新，忽略了场所的环境特性和功能的要求，使得园林景观所反映出的主题与文化有失水准。
3.3 主题的缺失
不同的园林景观的意境是不同的，但是有些园林过重的去注重文化的传播，导致主题的设计过于复杂，使得人们在观赏过程中产生了多种感觉，文化信息的混乱影响了人们的心态和感觉，导致最终放弃了对文化的理解与感知。
3.4 文化的缺失
园林景观的建设，能够使观赏者的产生不同的感觉，时而感到舒适恬静、时而感到端庄典雅、时而感到寂静冷清，但是现代的园林景观都在趋向于“权利”与“财富”，导致了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
4 总结
园林景观规划的主题和文化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通过主题和文化的表达，体现出各国不同文化而产生的不同内涵，并且要不断的进行突破束缚，把传统的观念融入到现代的生活环境中，把园林景观真正的发挥出作用。
参考文献
一、词典编纂实践
词典编纂实践依然是词典学的基础活动，主要议题有：（1）专科词典编纂，如Ana Koren（斯洛文尼亚） 的英语斯洛文尼亚语网络习语词典、Cathy Wong（香港）的粤语英语借词词源词典、Baldev Ram Khandoliyan等（印度）的梵语医学古籍电子词库、意大利Macerata大学孔子学院团队编纂的汉语新词词典以及Patrick Leroyer（丹麦）的红酒网络词库――OENOLEX Burgundy；（2）通用词典的媒介革新，如台湾大学团队论述了汉语词网的维基化（CWKIN），ames Breen等（澳大利亚）概述了《日语多语言词典》在线数据库（MDictDB）的设计和研发；（3）濒危语言词典编纂，如Nor ashimah alaluddin 等（马来西亚）介绍了编纂土著族Mendriq母语词典的理论和实践探索；（4）词典语料库创建，如菲律宾大学菲语研究中心的Bantay Wika项目就是为确保菲语的国家地位，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创建的大型国语语料库，它不仅可用于拼写变体与词频描述，更是编纂菲律宾单语词典的数据基础。
二、词典学研究
词典学研究包含词典编纂研究与用户使用研究两大话题，详列如下：
1.元词典学研究
（1）结构层面的研究：对词典结构层面的研究仍是主流，集中于选词、立目、释义、翻译、配例、用法、编排等方面：陶原珂（中国）追溯了汉语词典词条微观结构的变迁及词目规范化的历程；Danica Salazar（英国）梳理了《牛津英语词典》第三版中东南亚词汇的收录情况；Ai Inoue（日本）分析了英语新现复合副词短语“be in and out”的语义、组合和语法行为；Makoto Sumiyoshi （日本）基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和“历史美语语料库”揭示了多词表达的配价形式特征，二者的研究都致力于改善词典对短语单位的覆盖和处理。
Alenka Vrbinc（斯洛文尼亚）研究了纸质单语词典中未定义的副词内词条在网络词典中的释义类型、义项分类及其存在的问题；Kim Mi yun（法国）对比了《标准韩语词典》（纸质）与《韩语词汇网络》中身体名词的释义方式； Francois Nemo等（法国）尝试在电子词典的多义词释义中引入韵律；Shan Wang等（香港、新加坡）探索了“汉语词汇特性速描”（Chinese Word Sketch Engine）在词典释义尤其是近义词意义辨析时的应用；李知宇等（中国）比较了两部纸本汉英专科词典《体育科学词典》（2000）与《体育大词典》（1984）的宏、微观结构，着重分析了立目、词长、译义的不足之处，为编纂网络体育词典提供了可行的参考方案；Rosario B. Dizon等（菲律宾）从接受反应理论（Receptivereflection Theory）和翻译学的视角分析了《多语军事词典》的等值翻译技巧；Ni Ketut Mirahayuni（印度尼西亚）调查了英语复合动词的构建方式和构成因子，进而辅助印尼语等值词的确定。
Shin’ichiro ISIKAWA（日本）基于“亚洲英语学习者国际语料库网络”，考察了中、日、韩三国英语学习者典型的词汇使用过度和使用不足现象，以此扩充EFL词典常规的用法说明；Yoshiho Satake（日本）基于“日本英语学习者语料库”和“国际跨语言中介语语料库”分析了日本学习者的高频动宾搭配失误，为撰写词典搭配错误说明提供了实证基础；Adam Kilgarriff（英国）介绍了Word Sketch在描述词的组合形式与语法关系中的应用，以期丰富词条的搭配与语法信息；Yukio Tono（日本）探索了如何基于《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Learning，Teaching，Assessment，CEFR）评估和排列词典中的语言项目（语法、词汇、意义和功能）。
（2）知识层面的研究：Yuka Ishikawa（日本）讨论了《基本日英词典》第二版的例句和用法说明中蕴含的性别偏见；Diah Ariani Arimbi（印度尼西亚）选取《剑桥高级英语词典》第三版的CDROM数据库，分析了含“man”“woman”且带“approving”“disapproving”标签的例句，揭示了英语语言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及性别歧视；Irpan Apandi Batubara（印度尼西亚）基于Collins Cobuild资源包的Wordbank，对“Indonesia”一词的索引行进行了内容分析和来源分析，得出了印度尼西亚的国家轮廓，探讨了词典编纂与网络资源的关系。
（3）技术层面的研究：Wafa WALI等（突尼斯）探索了LMF（Lexical Markup Framework）标准化词典中语义异常的自动发现机制；Charles Kivunja（澳大利亚）介绍了数据挖掘软件Leximancer的主要功能及其在词典设计、编纂中的实际应用；Toshihiko Uemura（日本）强调了网络词典载体升级（从个人电脑到平板电脑）的必要性及技术调整方案。
（4）规划层面的研究：enning Bergenholtz（丹麦）讨论了语言学家在词典规划和编纂实践中的角色；Muhammad（印度尼西亚）分析了编纂英印双语词典时可能遇到的文化差异、语法结构及科技新词方面的难点，并阐释了编纂者须满足的资质要求；Antonia Cristinoi（法国）归纳了编纂濒危语言词典的挑战及对策；Sri Andayani（印度尼西亚）论述了编纂东爪哇语词典面临的问题和困难； Saravanan Raja（印度）指出一部庙宇建筑术语词典应具有的结构、组织特征；高永伟（中国）谈到《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的网络化计划；Michal varn等（捷克）阐述了基于SUMO（Suggested Upper Merged Ontology）与过程颗粒度创建一部逻辑词典的可能性。
2.用户视角研究
（1）用户需求研究：ilary Nesi等（英国）通过搜集、分析网络社区Yahoo！Answers 和Knowledge iN的词典相关问题，比较了英、韩两国词典使用者的查阅期望和知识需求；irapa Vitayapirak（泰国）调研了泰国大学生对智能手机电子词典的查询倾向、动机及目的； Dora Amalia（印度尼西亚）考察了高级印尼语学习者在解码与编码情境下对四种释义类型（同义词对释、“属+种差”定义、配价形式以及jika―定义）的偏好与选择；Paul ulian Santiago（菲律宾）调查了日本的菲律宾语学习者在语言产出时对日菲词典词条微观结构信息项（释词、例证、语法信息、句法信息）的查阅和利用。
（2）词典使用研究：Robert Lew（波兰）考察了由词典媒介革新导引的词典使用技能与策略的更新；Christopher Winestock等（韩国）阐释了智能手机词典应用程序的商业模式、市场份额、定价策略、竞争对手及发展趋势；Chaker amdi（阿尔及利亚）调查了CDROM词典和屏幕文本显示对提高英语学习者阅读理解水平的积极影响；Toshiko Koyama（日本）调查了电子词典使用策略训练如何有助于日本英语学习者内化查阅技能、强化阅读理解和词汇学习；薛梅（中国）研究了词典（或词表）使用在中国英语学习者的阅读理解及偶然性词汇习得中的有效作用；Simon Potter（日本）介绍了他本人在2006―2012年间编纂的五部美国英语词典的缘起、定位、结构及其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英语课上作为文化教材的使用情况。
三、评述
基于大会论文的研究动态和关注焦点，当今国际辞书界，尤其是亚洲辞书界的词典编纂与研究可总结出三大新趋势：
第一，现代电子信息技术极大地拓延了词典学的学科疆域，拓宽了词典学的研究视野，拓展了词典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说，以计算机、互联网、数据库、语料库技术为支撑的词典编纂与研究已演进为当代学者开展实践与理论活动的默认范式，并正朝着语料深加工、语料数据化的方向稳步迈进。1999年，亚洲辞书学会第一届年会上，章宜华教授（1999：49）曾提到“语料库作为语言研究和词典编纂的有效工具已被人们所认识，但由于经济和技术支持方面的原因，实施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如今，不到15年光景，词典学的整体风貌和具体环节已发生了革命性巨变。可以预见，在未来，词典学还将继续朝着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市场化的方向深入发展。
第二，在当今信息时代，词典学理论体系的构建还远远滞后于自身的实践发展。在信息科学的冲击下，传统词典的核心特征日渐模糊，辞书业的研究版图重新布局，构成词典学基石的理论观点也在一一瓦解。纵观参会的50篇论文，大多偏重实用的局部探索，很少开展宏观的理论探索。一方面，这反映了国际词典界务实的风气；再则，这也与西方辞书界重“术”轻“学”的传统相契合（如Casares的《现代词典学导论》、Zgusta的《词典编纂手册》、Béjoint的《英语词典学》等均无意行理论之名）。另一方面，秉持“理论照亮实践，实践丰富理论”的思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词典学活动如井喷般活跃之时，也是它最亟待规范之际。在新型传载媒介的浪潮中，面对形形的新思路、新工具、新技术，非常有必要建立一套与词典学当下发展相匹配的原则、方法与程序，尤其是有关网络词典编纂规范、质量标准、评价指标的制定，尤为紧迫。
第三，对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而言，词典对其文化发展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次学术会议虽然仍围绕英语单语、双语、多语词典的编纂与研究，但小语种和民族语言尤其是濒危语言词典研究已颇具规模。关于词典和语言的关系，过去一直强调“词典工具论”“词典再现论”，自俄语专著《理论与实践词典学》（1998）将词典的社会性正式纳入辞书研究范畴以来，词典对语言的能动作用就愈发凸显。本次大会的多篇论文都显示了词典在拯救濒危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民族团结方面的作用。
新时期的词典学还呈现出若干其他新特点，如专科词典编纂超越语文词典编纂，用户视角研究盛于编者视角研究，词典史考察日趋冷淡，众源编纂方式逐渐兴起等等。论文议题还显示，词典学与跨文化交际、翻译学、外语教学、二语习得、社会学、历史学、术语学、统计学等学科领域已交汇融合，词典学研究正以前所未有的广阔度和多样性铺展开来。然而，再度思索，我们发现多数课题的研究深度还远远不够。获益于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词汇语义学、短语学等关于词汇意义理论的最新成果（如原型理论、框架语义学、配价语法、搭配理论、构式语法、规范与变异理论等，不一而足）的研究尚不多见，具有深厚学理与前瞻远见的研究还屈指可数。广阔度有余，专深度不足，这也是当今词典学界繁荣表面背后的隐忧。
词典，作为人类步入文明社会后出现的一种认知工具，它对人类社会的文化传承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几千年来，特别是近现代，语言研究在一刻不停地进行，语言学理论在一刻不停地翻新。”（雍和明 2004：49）辞书领域同样如此。从1604年第一部英语单语词典起，词典编纂经历了17世纪的难词传统，18世纪的文学传统，19世纪的历史传统，20世纪的学术、实用、学习传统三分天下，时至今日，拜迅猛的科技发展所赐，我们正在经历词典史上千年未遇之变局，辞书的编纂理念、呈现形态、使用方式等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颠覆性的创新。一言以蔽之，在物质基础、研究客体、研究工具日益更新的前提下，词典学的思想体系和方法系统唯有随之不断升级，才能保持这门学科长久的生命力，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参考文献
1.雍和明. 语言・词典与词典学.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1）.
2.章宜华. 亚洲辞书界的盛会――亚洲辞书学会第一届年会侧记.辞书研究，1999（3）.
3.Béjoint . Modern Lexicography： An Introduction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4.Casares . Introduction a la Lexicografia Moderna .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ifica， 1969.
5.Kwary A D， Wulan N， Musyahda L. （eds.） Lexicography and Dictionaries in the Information Age： Selected Papers from the 8th ASIALEX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urabaya： Airlangga University Press， 2013.
19世纪初在巴黎出版了克拉普罗特（Klaproth）的德文名著《回鹘语言文字考》[5]，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俄国东正教神父比丘林（Bichurin[Iakinf]）的《古代和现在准噶尔盆地和新疆概况》和《古代新疆民族史料》[6]。之后为布莱施耐德（Bretschneider）关于维吾尔历史的著作《中世纪维吾尔史》。多桑（ D’Onsson）的《蒙古史——从成吉思汗到帖木儿》一书也涉及了维吾尔历史[7]。
19世纪下半期由于新疆动荡的局势，从而引起西方学者对维吾尔历史的关注。格里高里也夫（Grigor’ev）用俄文撰写的两卷本的《自然地理学——新疆》收集了从古代到19世纪70年代有关维吾尔族历史、民族学、地理学等方面的材料[8]。此书现在仍未失去其价值。
当时尽管已出版许多关于维吾尔历史的著作，但有关其族属问题仍未解决。蒙古学家施米特（Ya. Shmidt）和班扎罗夫（D.Banzarov）甚至不认为维吾尔人是突厥人。从19世纪末俄国出版了两种专著后，对此问题再也无人产生怀疑了，那就是拉德洛夫（W. Radloff）的《维吾尔人历史考》[9]和波兹涅也夫（D.Pozdneev）的《维吾尔历史概要》[10]。波氏书的第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关于维吾尔历史已出版的论著。
巴拖尔德（W.W. Bartol’d）的下面著作对研究维吾尔历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它们是：《七河史》、《中亚出差报告》、《中亚》、《蒙古统治前中亚的基督教》、《吉尔吉斯人》、《突厥-蒙古人民历史》[11]等（现都已收入巴氏10卷本的全集中）。
此外，19世纪许多俄国旅行家也对居住在东部天山地区的维吾尔族和其他民族的历史给与了注意，如格鲁木-格尔日麦罗（Grum-Grzhimaylo）的《中国西部旅行记》[12]。在此书的第二卷中有关于北山过去历史的专章记述。他也像上述格里高里也夫氏书一样，综合了不同作者关于维吾尔族历史的材料，并加上了自己的看法。
法国汉学家和中亚史学家沙琬（Ed. Chavannes）和伯希和（P. Pelliot）对新疆历史和文化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13]。法国另一位汉学家叩节（H. Cordier）的四大卷《中国通史》中的第二卷全是关于突厥、蒙古史的论述[14]。
维吾尔史在法国著名学者格鲁塞（R. Grousset）的《远东史》和《草原帝国史》也占有重要位置[15]。
1934年俄国著名的蒙古学家符拉基米尔措夫（B. Ya.Vladimirtsov）的《蒙古社会制度——蒙古游牧封建制》一书[16]对研究维吾尔历史也具有指导意义。书中强调了人们在社会中的经济、法律地位和统治阶级的剥削方式。
1947年雅库包夫斯基（A. Yu.Yakubovskiy）发表了《阿拉伯波斯史料中的高昌王国（9-10世纪）》一文。文中依据阿拉伯、波斯史料研究了9-10世纪吐鲁番回鹘王国的历史[17]。
德国的冯·加班（汉文名字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 1901-1993）一生献给维吾尔语文、文化、历史、宗教和艺术的研究，生前共发表这些方面的论著三百多种，是公认的世界维吾尔学奠基人。她从上一世纪二十年代末与其老师邦格（W. Bang）一起刊布了6大卷的《吐鲁番突厥（回鹘）文献Tuerkische Turfan-Texte》、《回鹘文玄奘传研究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uen-tsangs》。1941年出版了划时代的《古代（回鹘）语语法》(Alttuerkische Grammatik)。60年代以后，她主要转向对维吾尔历史、文化、宗教和艺术的研究。在这些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果。早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她就发表了诸如《古代突厥人生活中城市的作用》（1949，Der Islam）、《维吾尔人的早期历史》（1952，载《东亚自然与民族学协会通讯Nachrichten der Gesellschaft fuer Natur-und Voelkerkunde Ostasiens》、《突厥回鹘人中的佛教Buddhistische Tuerkenmission》（1954，载Asiatica—F.Weller教授纪念论文集）、《古代（回鹘）人的纪年》、《中亚的佛教》（1961，载《东方学手册》）、《高昌回鹘王国》（1961年美因茨科学院出版，由我翻译的汉译文，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2期）、《土鲁番收集品中的印刷术》（1967，载《德国科学院会议报告SDAW， 人文科学类》、《高昌王国的生活》（二卷）（1973年，此书有邹如山的汉文译本，书前载有我写的对葛玛丽教授的简单介绍）、《中亚学导论》（1979）等许多重要著作。在对古代维吾尔艺术研究方面，除了《维吾尔的佛教艺术》(为她1982年秋访问我国时所做的学术报告，收入《（中国）突厥语研究通讯，9，1983》外，尚有《回鹘文十王经中的木刻插图研究》等[18]。
法国回鹘史专家哈米勒屯（J. Hamilton）（原为美国人，1974年加入法国籍）于1954年完成《五代回鹘（按即古代维吾尔，下同）史》（Les Ouigours a l’epoque des Cinq Dynasties d’apres les documents chinois）的博士论文，于1955年出版（我国有耿昇的汉文译本。 1988年出版了此书法文的补正版）。另外，1971年他又以《敦煌本回鹘文善恶两王子的故事》（Le conte bouddhique du bon et du mauvais prince en version ouigoure）获突厥语文学博士学位（此书曾两次被译成土耳其文出版）。1983年以《敦煌9-10世纪回鹘文写本研究》（两大卷）（Manuscrits ouigours du IXe-Xe siecle de Touen-houang）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他一生除专著外，尚数十篇，其中重要的有《九姓乌古斯与十姓回鹘考》。在这篇论文中，他从突厥语言学的角度，论证所谓古代突厥碑文中多次出现的Toquz Oghuz（九姓乌古斯）实际上就是汉文史籍中的“九姓”。“九姓”源自toquz oghush（意为“九姓，九个氏族”），也就是说oghush “姓氏、氏族”一词因受到前面词toquz “九”中尾音 z 的类比同化影响，从而也变成oghuz。这一点正与汉文史籍相符（在汉文史籍中只载有“九姓”或“九姓铁勒”，而不见“九[姓]乌古斯”）；所谓“九姓”（突厥文称“九（姓）乌古斯”）实指“九姓铁勒”或“铁勒九姓”。回纥（回鹘）只是九姓铁勒之一。回鹘一般自称十姓回鹘（On Uighur）。
1964年出版了美国学者萨莫林（W. Samolin）的《12世纪前的新疆East Turkestan to the 12th century》（此书是在其1961年的博士论文《塔里木盆地的突厥化》基础上写成）。
1966年前苏联吉洪诺夫出版了《10-14世纪回鹘经济社会结构》（D. I. Tikhonov: Khozyaystvo i obshchestvennyy story uygurskogo gosudarstva X-XIV vv. ， 1966）一书。此书由下列章节组成：1）导论，2）6-9世纪的回鹘，3）东部天山的回鹘王国，4）农业，5）城市和手工业，6）贸易和高利贷，7）租税和劳役，8）土地占有制，9）封建主和依附农户，10）村社，11）文化和风习[19]，12）结束语。
1983年出版了马里亚夫金（A. G. Malyavkin）的《9-12世纪回鹘王国Uyg. Gosudarstvav IX-XII vv.》。
1988年开始出版由俄国学者集体撰写（主编为：S. L. Tikhvinskiy 和B. A. Litvinskiy）的多卷本（已出四卷）《古代和中古早期新疆史》[20]专著代表西方学者研究新疆和维吾尔历史的最新成果。在第一卷的第六章，大量引用古代希腊、罗马关于古代新疆的史料，使我们习惯于汉文史料的中国学者耳目一新。其第一卷内容是：1）导论，2）研究史，3）石器时期，4）青铜器时期，5）早期铁器时期，6）古代（希腊、罗马）史料中的新疆，7）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后六世纪的新疆，8）7-10世纪的新疆，9）伟大的丝绸之路。第二卷的内容主要是关于新疆古代的民族、文献和宗教。第三卷内容是关于古代新疆的社会经济。第四卷是关于新疆民族的服饰。
1991年由多位前苏联学者集体编写的《维吾尔族简史》(Kratkaya Istoriya Uygurov)写得不错，由下面7章组成：1）导论，2）原始公社制度时期的新疆，3）公元前一千年下半期到公元后第一千年初期新疆民族历史的态势，4）公元5-10世纪的早期封建王国，5）诸封建王国的形成，6）蒙古统治下的维吾尔族，7）9-13世纪时期的维吾尔文化。
最近获悉2001年在阿拉木图出版了喀马罗夫K. Kamalov的《8-9世纪的古代维吾尔人》（Drevnie Uygury VIII-IX vv.）。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于80-90年代组织出版了多卷本的《中亚文明史》（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迄今为止已出版五卷六册）。其中的第四卷分别载有西诺（D. Sinor）教授撰写的《回鹘汗国》和我撰写的《高昌王国》。
1990年由西诺教授主编出版的《剑桥早期内亚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有澳大利亚维吾尔学家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撰写关于回鹘的专章(此人1972年根据两唐书曾撰写出版了《回鹘汗国》一书)。
1992年美国学者郭尔登（Peter Golden）出版了《突厥人民历史导论》的专著（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其中第六章为回鹘史。
1992年德国学者沙尔立普（W. Scharlipp）发表了书名为《中亚的早期突厥人》（Die Fruehen Tuerken in Zentralasien）的著作，其中关于回鹘史的部分内容为：1）回鹘人的早期历史，2）（蒙古高原）回鹘汗国，3）新疆和甘肃的回鹘王国，4）现存回鹘文献：世俗文书和宗教文献。
2000年由国际东方学会组织出版的《前伊斯兰时期诸突厥民族历史》一书[21]中载有我的长篇论文《古代突厥草原汗国》(德文)和西诺的《蒙古高原回鹘汗国》、德国茨木(P. Zieme)教授的《高昌回鹘王国》（德文）、以及哈米了屯的《甘州回鹘王国》（法文）等[22]。
以上简单介绍了西方学者近二百多年对回鹘（维吾尔）历史研究的概况。我认为我们在研究维吾尔历史中对西方和日本学者的有关论著注意的不够。这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和我国学者的外语功力差、不注意国外新的研究成果及使用回鹘等新疆古代语文材料有关。汉文史料对研究新疆史、维吾尔史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何况一百多年来大量新疆出土的文物都流失国外，他们有近水楼台之便，在这方面不断有新的专著出版。希望我国年青一代维吾尔学学人能更上一层楼，青出于兰胜于兰，为我国维吾尔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 此处西方主要指俄国和欧美。此外日本学者也对回鹘史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拟另外撰文介绍。
[1]Histoire de Gentchiscan et de toute la dinastie des Mongols ， Paris ， 1739.
[2]Memoire sur l’origine des Huns et des Turcs ， Paris ， 1748; Histoire general des Huns ， des Turcs ， des Mongols et des autres Tartares Occidentaux ， 4 tomes ，Paris ， 1756-1759.
[3] Histoire de la Tartarie ， Paris ， 1779.
[4] Descriptions geographique ， historique ， chronologique ，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La Haye ， 1736.
[5] Ueber die Sprache und Schrift der Uiguren ，Paris ，1820.
[6] Opisanie Chzhungarii I Vostochnogo Turkestana… 1829; Sobraniy svedenii o narodakh obitavshikh v Sredney Azii v drevnie vremena ， 1851.
[7] Histoire des Mongols…， 1834-1835.
[8] Zemlevedenie K. Rittera… vyp. I-II ， 1869-1873.
[9] K voprou ob uygurakh ， in Radloff: Das Kudatku-bilik ， 1893.
[10] Istoricheskiy ocherk uygurov，1899.
[11] 1) Ocherk istorii Semirech’ya， 2) Otchet o poezdke v Srednyuyu Aziyu， 3) Turkestan ， 4) O khrestianstve v Turkestane v domongol’skiy period， 5) Kirgizy， 6) Istorriya turetsko-mongol’skikh narodov.
[12] Opisanie puteshectviya v Zapadnyy Kitay，t. I-II ， 1896， 1899.
[13] Un traite manicheen retrouve en Chine ，Journal Asiatique ， 1911-1913等等.
[14] Histoire generale dela Chine， Paris ， 1920-1921.
[15] Histoire de l’Extreme-Oient， 2 tomes ， 1919; L’empire des Steppes，Paris ， 1939(后一书的英文本题作The Empire of Steppes—A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1970).
[16] Obchshestvennyy stroy mongolov-- Mongol’skiy kochevoy feodalism ， L. ， 1934.
[17] Arabskie I persidskie istochniki ob uygursko-turfanskom kniazhestvev IX—Xvv.， Trudy otdela vostoka gosudarstvennogo Ermitazha， vyp. IV ， L. ， 1947.
[18]详见拙文《维吾尔学大师葛玛丽教授逝世十周年》，《西域研究》，2003，4。
[19] 此章我在很多年前曾译成中文，发表在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民族史译丛》，6，1978。
[20] Vostochnyy Turkestan v drevnenosti I rannem srednevekov’e， Moskva， 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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