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7 16:3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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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泰勒 个人 社群 公民参与
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在批判新自由主义过程中脱颖而出，社群主义的核心概念是社群(community)。社群主义者与新自由主义者分歧的焦点在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解释上。社群主义者认为，一个人作为社群的一个部分，都会把自己当作是社群的成员，把社群的目标首先当作群体所拥有，而不只是个人权利的表现，都会认同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是实质性地属于社群的，而不是偶然地。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是当代政治思潮中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黑格尔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伦理学和民主政治等方面都进行了独到的研究。
一、个人与社群
自由主义者假定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每个个人都先天拥有一个超验的自我，先验地拥有一种认同的自我，这种自我先于其目的和价值。新自由主义正是从这一个人—社群的关系建立其整个理论体系。社群主义者查尔斯·泰勒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这种个人—社群关系观，认为个人组成社群，个人是社群的一个部分，认为个人不能独立于社会现实，无视其社会角色（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个人只有在社群中才能发展起来，现实社会环境规定了个人的属性，塑造了个人的目的，个人对自我的认同不是自决的结果，它来源于社群、文化和种族三个要素，“人不能仅仅自视为人,他们还更直接地籍其所属的文化、语言、宗教等局部性共同体来界定自己”[1]P180,“我们只有在一个文化共同体中才成其为人类” [2]P139这个社群中的个人意识到自己属于该群体，这对他们的认同感（即他们对自己是谁的感念）具有重要的意义。“知道我是谁，就是知道我站在何处。我的认同是由提供框架或视界的承诺和身份规定的，在这种框架和视界内沃能够尝试在不同的情况下决定什么视好的或有价值的，或者什么应当做，或者沃应赞同或反对什么。换句话说，这是我能够在其中采取一种立场的视界。”[3]P37在泰勒看来，脱离了社群，自我也就失去了参照因素，社会联系的纽带被逐渐割断后，个人对社群价值的认同感、公民的责任意识逐渐消失。公民是社会一员，应当加强与社会中其他成员的联系，“我并不能孤立的，而只能通过部分公开部分隐蔽的对话和协商，来发现我的特性。…我自己的特性本质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4]P4离开了社群，不仅个人的道德理性和能力无从谈起，就是个人的自主性也无从谈起。
二、公民政治参与
新自由主义基于权利优先原则，主张“我们社会中的许多人对政治参与提不起兴趣；这并非只是因为我们眼下的政治制度不鼓励它,而且也因为人们不认为政治参与在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重要的优先性”[5]P52在公民与国家事务的关系上，新自由主义者主张中立，既不鼓励公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也不鼓励国家去积极争取公民参与政治生活。认为公民是否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是公民的自由选则，政府应中立的看待公民政治参与的态度，尊重公民作出的选择，任何以“公共善”的名义采取某种措施干预公民的选择是不适当的。威尔·凯姆利卡曾指出，邀请人们按照别人的思想参与政治生活总是不成功的，公民是否参与政治生活完全应当听任他们自己的选择，政府不应当采取某种措施使他们不情愿地参与政治生活。[6]P139查尔斯·泰勒批判这种个人主义的价值观，认为它使“人们失去了宽广的目标，因为他们只关注他们的个人生活。…换言之，个人主义的阴暗面是把自我放在中心位置，这挫平和限制了我们的生活，使之缺少意义，并对他人和社会漠不关心。”[7]P4
泰勒及其他社群主义者认为权利政治颠倒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个人权利不能优先于社会目的，社群利益是优越于个人权利的善，当一个社群扩大到整个社会时，公共利益就是人类善良生活的基础，是最根本的善，个人权利在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强调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认为个人的“政治参与对于参与者本人具有内在价值” , [9]P531认为国家政治关系到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公共活动。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并不认为个人权利是天赋的禀性，而认为是人们参与到社会政治生活中不断奋斗进取的结果。而且,也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即政治参与是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有效途径。社群主义者从实质上把政治权利界定为个人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因而把个人广泛的政治参与当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在权利政治捍卫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和自由选择的土壤上萌生的个人主义价值不断膨胀，人们的价值观被个人主义从工作和热心公益引向重视个人满足，由于只关注个人的权利和自由,消弭了个人对公共利益的热情和追求，并伴随着对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疏远，国家政治这一公众领域的群体活动不再受人们的关注，人们都转而追求被托克维尔称之为“微小而庸俗的快乐”。与个人主义者对政治生活的冷漠态度相反,他们倡导公民积极参与社会的公共生活,并且尽可能地扩展政治参与的范围。
参考文献：
[1][2] [加]查尔斯·泰勒：黑格尔与现代社会[M].徐文瑞,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3][9] 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M].韩震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4][7] 查尔斯·泰勒：可靠性伦理学[M].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
[5] 莱斯利·雅各布：民主视野:当代政治哲学导论[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
[6] 俞可平：社群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知识与教育密切相连，教育是知识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途径，知识又是教育的内容与载体。知识观构成了教学活动的内在背景。由知识观引发的教育思想的价值冲突涉及诸多范畴，如科学与人文；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等等。历史上经历三次知识观的转型，而我们现在正处于由现代知识观向后现代知识观的转型。这是一种由绝对知识观向相对知识观、由普通知识观向境域知识观、由静态知识观向动态知识观、由精英知识观到大众知识观的转变。体育教学中的隐性课程正是体现了后现代知识观下的体育教育观。体育教学中隐性课程的开发对我国当前学校体育教学与课程改革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隐性课程相关概述
1.隐性课程的界定
关于隐性课程的界定见仁见智。本文依据逻辑学上属加种差的定义方法，按照隐性课程的存在空间、呈现方式及接受方式将隐性课程作以界定：隐性课程是课堂内外的各种教育影响因素在以间接、内隐的呈现方式下，受教育者无意识的经验。很有必要指出：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的本质区别在于其呈现形式和接受形式，在课程的目标、功能及内容上虽有区别，但又有交叉。
2.隐性课程开发的界定
课程开发是课程领域中广泛使用的一个术语，我们对隐性课程开发作如下界定：依据一定的原理及要求对隐性课程内容进行发掘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实施的过程。
三、体育隐性课程体现了后现代知识观的基本内涵
1.从绝对知识观到相对知识观――知识的主观性
知识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对同一事物的理解，不同的人只能求得大体上的一致，个体之间的认识是有细微差别的。隐性课程的开发尊重人们学习知识的主观性，承认差别性，肯定相对性。
2.从普通知识观到境域知识观――知识的情境性
体育隐性课程研究正是基于教育环境和心理之间的关系及教育环境中由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所组成的群体之间的心理影响。所以说，体育隐性课程体现了后现代知识观的主体性、主观性与境域特征。
3.从既定知识观到流动知识观――知识的创造性
体育教学中的隐性课程开发是伴随显性课程而进行的，在通过显性课程学习显性知识、扩展理性能力的同时，隐性课程对于发展学生的非理性能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非理性因素作为动力系统，又对于理性能力的发展起着动力、定向、维持、加固的作用。所以说，体育隐性课程较好的体现了后现代知识观对于教育的育人诉求。
4.从精英知识观到大众知识观――知识的多样性
法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之一利奥塔认为：“科学只是知识的一种，每一种知识都应该是平等的。”后现代知识观不仅重视社会性的知识，也重视个人性的知识，不仅重视显性知识，也关注显性知识。体育教学中隐性课程的开发正是对传统体育教学单纯注重显性知识缺陷的弥补。体现了后现代知识观的知识多样性。
四、体育教学中隐性课程的开发
对体育教学是隐性课程的开发在于最大程度的发挥隐性课程功能。而隐性课程功能和发挥其功能的“基因”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而是相互交叉、共同作用。而我们要发挥隐性课程最大优化的功能首先要对发挥功能的各种“基因”进行科学合理的开发和控制。
1.体育教师
（1）体育教师的人格
人格包含着人的需要、动机、理想、信念、情感态度价值观、性格、气质等要素。体育教师的人格优化措施：①使体育教师重视人格作用，加强自身修养，不断丰富和完善科学文化知识，修身养性，塑造人格。②加强对体育教师的人格教育，特别是师德教育，通过教育，激发道德情感，磨炼道德意志。③强化管理与评价，要把人格素质列为对体育教师考评的重要内容，这种约束体育教师行为的无形力量，会促成体育教师特有的人格品质。
（2）体育教师的仪态
仪态是指人的仪表与体态。体育教师仪态蕴含着道德品行、文化修养、审美能力及身体素养等。教师的仪态因素应考虑如下几方面：①精神饱满。②举止稳重。③着装得体。④教态亲切。⑤健美的身体姿势。
（3）体育教师的领导方式
一般把教师的领导方式分为专制型、放任型、民主型。这三种领导方式对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当前素质教育下，体育教学应提倡民主型的领导方式。民主型的领导方式对学生良好交往方式以及和谐课堂气氛的形成至关重要。利于学生个性的形成和主观能动性、独立性、创造性的发挥及挖掘。
（4）体育教师的知识结构与能力结构
这里不讨论各级各类体育教师具体应具备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只是提出几项完善的措施：通过自学、离职深造、脱产进修、在职培训、参加各种短训班，有计划地组织教学观摩、教学与训练经验交流会和各种科学论文报告会等形式和措施进行完善。
（5）体育教师的教学风格
目前学术界对教学风格的界定尚未统一，对其分类也各有标准，但教学风格对学生的个性、情感等都有影响。研究证明：认知方式不同的学生对体育教师教学风格的认可与期望是不一致的。体育教师要不断优化教学风格，注意扬长避短，发挥优势。
2.体育课堂物质环境
体育课堂物质环境本文涉及到可控性程度不同的自然环境（如体育场地的面积、地面材料、体育器材的布置等）。本文从可行性角度出发对可控性较大的内容进行开发和控制：
（1）重视建设
体育教学行政管理者应重视体育教学环境建设，加大经费投入。
（2）强化布置
体育教师应综合考虑场地器材的布置（如趣味性与安全性、学生素质、教材难度等）。
（3）注重美化
体育教学环境应保持卫生、进行美化等。
3.体育课堂心理环境
体育课堂心理环境涉及的隐性课程内容很全面，它们相互交叉，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1）课堂人际关系
这里包括师生关系和学生与学生的关系。创建一个民主、平等、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形成良好课堂气氛的必要条件。①建立良好师生关系，教师应做到敬业爱生；树立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②建立良好生生关系，关键在于在教学过程中学生交往各个环节上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2）课堂心理环境
学生个体心理与群体心理较难把握，本文从教师角度提几点建议：①摆脱师道尊严的影响、树立民主平等的思想意识。这是良好课堂心理环境创建的基础。②增加体育教学的艺术性。如合理、幽默的（身体）语言等。
（3）提高教学能力
如果教师示范、语言、观察判断等能力很强会调动学生更有情感的投入学习，促进良好心理环境的形成。
4.体育教材
（1）开发教材隐
当前课程改革实行三级课程管理。体育课程改革中地方和学校在考虑其他各因素的同时，也应该认识到体育教材既是显性课程又是隐性课程。要开发一些有价值的体育教材，以发挥其隐。
（2）提高隐性课程实效
体育教师应该充分认识到各种体育教材的隐，提高体育教学中隐性课程的实施能力。
五、结语
高考制度的改革。
有人说："高考不改革，中国的基础教育很难有根本性的改变。"此话不无道理。不是有人把高考比作"独木桥"吗？现在就是有千军万马急于要通过它，因为只有通过它才可能达到充满希望并获得发
展的彼岸。如果我们不去改造这座"独木桥"，不去建筑新的通道，只是一味地宣传、动员大家不要拥挤，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几十年来，我们从批判片面追求升学率，到反对"应试教育"，问题
真正解决了吗？
现在的高考，用一张试卷、一个标准、一个模式来要求和鉴别几百万学生，至少有两个弊端是明显的。第一，在这种统一标准的影响下，因为试卷主要考查学生的知识复制、迁移、运用能力，学校
教师也用主要精力培养学生这方面的能力，结果造成了我国青少年，在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创造才能得不到有力的发展和培养。第二，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人有所长就有所不长，很多创新型人才并不全
面。所以说，这种考试制度在选拔出一大批有才能青年的同时，也扼杀了一批有突出特长、有创造性才能的人。
其实这种统一考试的弊端，早在选拔音乐、美术、表演、体育等特殊人才的过程中就被人们认识到了，而且做了改进，形成了一个细小的通道。实践证明，以上院校按照他们各自的招生方法都挑选
到符合自己培养目标的新生。现在的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青少年也应该开辟这样一个通道，使他们的能力得到鉴别，使他们不拘一格地受到重视和培养。
这种选拔工作开始时可以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只有少数的重点高校参加。特别应该强调这种选拔应该不同于过去的保送生，因为过去的保送生绝大多数是通过各种形式不同的考试（如学科竞赛
）来证明他们的继续进入高校学习的潜能。而对具有创造能力学生的鉴别，应该以中学生科研论文答辩会的形式来进行。各个高校、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种协会以及大的企业集团，每年可以按期组
织一个或几个中学生科学论文评选和答辩会。关键是由学生已经完成的创造性工作的成果来说明他们的学习能力和创造性研究能力。与之相辅可以对他们相应的文化基础做一定的综合考查。如果这样的
通道一旦开通，它的好处是多方面的。首先，这种招生方式是一个指挥棒，它使得所有的学校都来重视学生创造能力的发现和培养。这对整个中华民族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提高将产生不可估量的作
用，对整个基础教育的教育观念、教育方法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第二，高校能招到一批在某一个领域已经自学了相当内容，有一定研究能力和研究兴趣的新生。外国的经验证明，这样的学生在研究领
域的成功率远高于各种学科竞赛获奖的选手。第三，如果这样两种高等学校的录取方式并存，形成一个双渠道的高校招生体系的话，一方面它们可以相互补充，另一方面它们也可以相互竞争、相互影响
。这样势必可以促进原有高考制度改革步伐的加快。
课程和教材的改革。
在学校我们是通过课程和教材对学生进行教育，是通过课程和教材来具体地体现我们的教育目标。每一门课程都是以学科体系为中心，系统深入地介绍本学科的基础知识。虽然因学生的负担过重，
几经删减，但是由于指导思想没有根本变动，学科体系没有改变，删的总是皮毛，负担依旧不变。知识经济的到来，人类创造新知识的速率成几何倍率增加，知识更新的周期在不断缩短，学生在学校所
学的知识，将不再能够适应未来时代的需要。时代的发展，注定了"人为了生存，不得不终生学习"。所以，学校不仅要传授给学生人类积累的重要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育学生如何自己去学习，使他的
终身学习比较顺利。这是一种全新的课程观、教材观。在这种新观念的指导下，我们应该作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1）改变必修课的教学方式。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不是对基础知识的否定，更不是不要基础知识的教学；创新不是异想天开，新知识的发现是在扎实的基础知识上，运用创造思维能力，通过艰苦的探索和努力才能获得。所以
，我们强调创新精神培养的同时，也要强调学生要具有扎实的基础知识。为此，我们必须重视必修课的教学，必须把素质教育的要求落实到必修课的教学当中。这就首先要改变教师的教学观念，改变课
堂的教学方式，积极实行启发式和讨论式教学，激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新意识，切实提高教学质量。
（2）改变必修课内容、科目。
在保证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所必需的基础知识的基础上，删减一些必修课的内容，与此同时增加培养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内容。必修课不一定都要学得那样系统，可以合并成一些综合的科目；还可
以删减一些必修科目，把一些必修科目改为选修科目。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学生自主学习，为发展他们的兴趣爱好和创造能力留下空间；另一方面有利于给开设一些适应新时代需要的课程留下时间。
（3）开设新课程。
实际上，我国的广大教育工作者早已呼唤要开设新课程。在全国各地的教改实验中，出现了学法课、小论文课、科学实验课、创造发明课、科学专题讲座、科学专题讨论会等等。在这一类课程中，
突出的特点是：激发学生对科学的兴趣，引导学生去自学，使学生学会在社会实践和学习科学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系统地学习科学的研究方法。这样，就把学生的精力引导到进
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从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扩大这种教改实验的范围和深度，经过提炼形成新的课程，并最后把这种课程纳入我们的课程体系之中。
教学环境的改造。
二、培养创新人才是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自1997年初之后，我国科教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是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自1997年夏季之后，我国经济界最关注的热点问题是东亚的金融危机。这两件事在20世纪末不期而遇，绝不是偶然的。早在90
年代初，就有位美国经济学家指出："并没有什么东亚的经济奇迹，他们没有科学上的创新，没有新经济制度突破，整个东亚经济就象一个巨大的肥皂泡，只要用针尖轻轻一戳就会破灭。"这句话今天被
言中了。而这些年来，美国的5000家软件公司高速发展，创造的利润价值使美国经济获得了强大的助推力。连续几年经济上获得高增长，失业率降到历史最低点。这一消一长，反差如此之大，原因当然
是多方面的；但是，除了金融管理方面的诸多原因之外，有一个教训也是深刻的：一个缺少科学储备和创新能力的国家，不可能持久地繁荣。
"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全党、全社会都要高度重视知识创新人才的开发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作用。使科教兴国真正成为全民族的广泛共识和实际行动
。"这是主席代表国家对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号召。如果到现在我们仍不觉悟，仍然没有为国家本世纪的腾飞，培养出一代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新人，那将是我们教育的重大历史性失误。
为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建立国家的创新体系。教育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个创新人才既要具备创新意识，又要具备创新能力。首先，创新意识是属于
世界观的范畴。我们知道：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形成的，而这个年龄的人正是处在高中时期。不能设想一个从小没有好奇心、对新事物不敏感、对科学新发展没有兴趣、没有批判意识
、没有为事业献身精神的人，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具有创造性的人才。而人的这些可贵的精神，必须从小经过启蒙、引导、爱护、培养、发展。
另一方面，创新能力是属于思维能力的范畴。心理学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思维能力，发展到十八岁就基本成熟。而在这之前，整个青少年时期有两次思维能力发展的。一次是在十四岁，正值初
中阶段；一次是在十七岁，正值高中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培养成的思维习惯，会与人终生相随。这说明创新教育必须从基础教育抓起。
我们的教育自古至今，不论大中小学，都太注重继承，都太注重记忆，总认为学习就是吸收知识，把知识记到脑子里就是真正学到了东西。所以，我们大中小学课本的知识容量和难度远大于欧美。
我们的学生学得很苦、很累，他们把功夫都下在强化重复性思维方面。我们的学生发展了这方面的能力，所以参加各种学科竞赛，欧美的学生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但是西方人拿诺贝尔奖的却远远多于
我们。
注重效益的西方人认识到：脑子不是主要用来记忆和计算的。人类不具备鸟类的飞行功能，但却设计出飞机、火箭，比鸟飞得更高更快；人类的奔跑速度和耐力不如很多动物，但能设计出汽车、火
车，比任何动物跑得更远更快；人脑的记忆和计算能力有限，但可以设计出记忆、运算能力无比强大的计算机。可见人类正是利用自己最可贵的创造性思维能力，使自己机体的各种能力得到发展和延伸
，使全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这就是中国教育工作者在本世纪末最应该深刻认识到的现实。今天国家强大起来了，经济上有了一定的发展。唯独深入每个中国人骨髓的传统教育观念没有变。今天，考试
的功能得以进一步发挥，重复、记忆负担比几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教育怎能应付本世纪世界经济的挑战？
综上分析，基础教育应该是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从国家的最高利益来考虑，改变基础教育现状，实施创新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培养创新人才是我国基础教育最重要的任
务之一。
培养创造性人才，需要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但创新教育不是只能在特殊的课程和活动中才能进行，它应该贯穿于学校整个教学、教育活动之中。在我们的学校里应该形成一种培养创造性人才
的环境和氛围。学校的办学思想和校长、教师们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是形成这种环境和氛围的重要因素。
由于我们历来重视培养学生重复性思维能力，重视以统一的考试来鉴别学生是否优秀，所以我们传统观念中的好学生就是努力学习，成绩门门优秀的学生。按照这样的好学生标准，那些有突出特长
、有想象力、创造力的学生就可能不在其列。由于我们强调学习前人所积累的知识，所以在师生关系上，我们维持师道尊严，强调趋同性，凡事都要求统一。有人甚至想把军营里一切划一的要求，也移
植到我们的学校里面来，认为只有那样才体现学生素质高。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要求相背的。
学生健康的个性是发展学生创造性才能的基础。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求每一个学生都门门优秀，就会把一个天才变为普通人。有想象力、创造性的孩子，总是好奇好问，好突发奇想，具有思
维的批判性，往往会使我们的教师难堪，无法应对。为了培养创新人才，使我们的学校成为培养创新人才的沃土，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学生观。我们要重视学生对人类过去积累知识的学习，但是，决
不要苛求有个性特长的学生门门优秀，不要以他们在我们眼前表现的不足而过多地责备他们，而应该把他们看成一个个正在发展的个体，尊重他们、宽容他们，要对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每一点可贵倾向
，都给予鼓励和帮助。我们的学校里，要形成一种民主的教学氛围，因为只有民主，才有可能发展求异思维，使有创造性的思想、见解充分地发表出来。
教学方法就是培养人才的方法。不同性质的人才应该用不同的方法去塑造。过去，我们着重培养重复性思维的人才，把学生作为储藏知识的容器。传统的教学方法--讲授法就是用告诉的方法传授知
识，这是因为单纯就传授知识而言。告诉的方法效率最高，它可以细致准确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剩下的问题就是看哪个学生记忆得最好。可以说从古至今，我们的大多数课堂都是承袭这种教学方法，
而且成为成千万计教师的教学习惯，而今天的时代，要求培养善于思考、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学生不能只是被动地接受所谓的真理。学生在课堂上应该是学习的主动参与者，他们应该在积极的思辨中、
在不同见解的碰撞中，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我们要培养和发展他们思维的批判性、发散性，要使他们不仅准确地掌握人类已发现的知识本身，还要他们在课堂上、在教师的精心组织下，体会人类发现
这些规律的过程，要引导学生去自学、去研究、去争论、去自己推理归纳、去做探索性实验。
在培养重复性思维能力的传统教学方法中，还有一个最大的弊端，就是教师布置大量重复性的作业。适当的练习对于掌握知识，学习运用知识是必须的，现在的问题是练习太多太重。我们的教师希
望通过学生大量重复性的劳动，形成思维定势，以求学生在头脑中知识复制印象的深刻。这是目前中国学生学业负担沉重的主要根源之一。在这种作业重负之下，学生没有了游戏、没有了学习兴趣、没
有了个性特长，当然也就没有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即使我们中国的孩子最富有想象力，在课业的重负下他们的创造性也会被窒息。这是中国学校的最大悲哀。学生成天在那些题海、题林中翻滚，做那
些与生活、与现代科技相距甚远的习题，其目的就是把知识记住，并会运用这些知识去应付那些权威的考试。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关键词： 传统模式 交际活动 互动式教学
一、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及效果
传统教学是以“讲台为中心”，采用“一问一答”式的教学，在教师预先设定的框架之内，教师垄断了沟通。从传统的教学观来看，教与学的关系不是教师与学生平等的关系，而是指导与被指导、命令与服从的关系。这种关系渗透着教师的权威――以教师为中心。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基于教学的重点，了解语言的语法规则系统，培养阅读文学和科学论文的能力，以及一定的写作、造句能力。这里谈论的传统模式主要涉及中学（12―18岁）外语教学阶段，采用语法翻译法来进行教学，其中带读、背诵、答问、默写，讲解新课、翻译练习等都是较常使用的手段，总体说来，这是一种较稳定、容易操作的模式，在我国的外语教学中长期被采用。传统的课堂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教师在课堂上传授知识，学生被动吸收，并强调课后大量的单词、句型记忆、默写、背诵和大量的语法项目练习，这种传统模式不要求教师具备流利的口语程度，但要求教师讲清课文中每一个句子的具体含义和对句型进行详细语法结构分析的能力。
有一些语言学家认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他们认为对语法知识的学习只能起到对构建的句子监测其正确与否的作用，而不能获得流利的语言交际能力；只有语言习得才能获得交际能力。语言作为一种工具，其目的是为了实现顺利交际，人类70%以上的信息是从听、说交际活动中获得的，另外30%是从视觉和其他手段获得。因为我国的许多学生未能从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获得听、说交际能力，结果在他们未来的工作中最终未能使英语成为他们的一种重要的交际语言。而其他非英语国家许多人士（如：瑞士、德国等）都能将英语当成一种重要的工作语言使用，这可能是由于采用的教学模式不同。大体上传统的语法、语义教学模式比较适合于成年学生，可以较快地掌握外语的核心语法，并具备阅读和写作能力，但不能获得良好的口语交际能力，因为在面对面的口语交际过程中，你必须在短时间内对对方的话语做出反应，而无法再去用语法知识对你大脑中构建的句子进行监测。为了改变大多数学生未能具备语言交际能力这一现状，如何改变我国传统的英语教学模式，这一问题我们值得深思。
二、语言环境对孩子的语言能力发展起关键作用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史蒂文・平克的研究表明，我们在出生时大脑就已经具备了学习语言的条件，带着对物体、空间和数学的某种期望及爱憎等情感准备的空间。应该说每个孩子都是学习语言的天才，除非他具有天生的智力障碍。一个正常孩子一般都能在4岁以前掌握母语的主要词汇和核心语法，并能流利运用英语进行交流。
在大理长期进行白族语言研究的英国人艾磊的孩子们对语言的习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多语背景的家庭：艾磊本人说英语，妻子来自意大利，说意大利语，法语是他们共同的第二语言。这样在日常生活中，艾磊对孩子们说英语，妻子则用意大利语与他们交谈，有时候也说法语。全家人长期居住在白族地区，孩子们在当地学校学习，和附近的白族儿童一起玩耍，又学会汉语和白语。这样一个家庭就像一个小“联合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孩子们自然就学会说多种语言了。成功的语言习得，前提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自然的语言环境。
可见，语言环境刺激是成功习得语言的基础。所以，英语教学应借鉴儿童习得母语和一定条件下的第二、第三外语习得的成功经验，创造一种有别于传统教学模式的新的教学模式。其中良好的语言氛围和丰富的环境刺激，应该是英语课堂教学所追求的。
三、互动式教学
互动式教学是一种知识、思维、能力和情感的沟通现象，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是交互主体的伙伴关系。受教育者扮演双重角色，既是受教育者又是沟通的伙伴。互动式教学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与传统教学相比，已经有了一个质的飞跃。新课标关注的是人的智力、情感、态度、身体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尤其是新课标强调让学生学会生活，关注现代社会，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得到学习兴趣的培养和经验的积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提供必备的基础知识与技能，从而使教学过程成为多目标的过程。“互动式教学”强调教学过程是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学生交互”发展的过程。它既强调学生认知主体的自我学习和潜能的发挥，又强调教师应对学生的学习提供指导、帮助和点拨的作用。尤其重视在构建新知过程，教师侧重于创设情境，让学生自主探索和合作学习，把教学过程变成是师生、生生思维碰撞，情感交流和方法技能的学习过程，能够有效地完成新课标对教学过程的要求必须实现多目标育人过程的任务。
互动式教学的整个过程是以学生的积极互动、主动发展为中心展开的，教师与学生以平等的身份互动学习过程。教师是学习活动的设计者、组织者，也是学习活动的互动者。教师虽然设计了活动的学习目标与学习过程，但学习的“答案”却是开放的，是由互动者的自由行为、自主精神与合作态度等因素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它是发散的、多元的。这种开放的氛围能够有效地让交际活动走进英语课堂。
四、互动式教学的设计
1.指导思想：满足需要，激发兴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由此可见，兴趣对于学生的学习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条件。兴趣是入门的阶梯，兴趣孕育着愿望，兴趣滋生动力。由此可见，在英语教学中，要使学生学得积极主动，并达到良好的学习效果，大面积地提高教学质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至关重要的。兴趣来源于认识和需要，教学中教师既要使学生认识到学习英语的重要性，又要尽可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使学生产生学好英语的强烈愿望，增强学习英语的内驱力。教师在教学中应充分发扬民主精神，建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尽量缩小师生间的心理距离，做学生的朋友，使学生有一种亲近感、信赖感，这样才能达到“信其道”的教育教学效果，才能把教学要求内化为自觉行动；应始终确立“学生为主体”的观念，把学生真正作为教学活动的主体，把时间还给学生；还应该满足学生的成就感，在提问、练习、操练时应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不同问题，因材施教，使每个学生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自己的成绩，都能获得成功的喜悦，这样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被激发、才能持久。
2.活动环节的设计。
如何设计互动式活动过程呢？一般有三个环节：提出问题―探究问题―总结反思。
提出问题是互动式学习活动的第一个环节。提出问题与创设情境相结合是互动式学习中设计活动环节的首选方式。第一个环节设计成功了，后面的学习就顺利多了。俗话说，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如：在学习“My Family”这一课时，我将各小组分为Jim一家，Linda一家，Tom一家，……这样，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就消除了学习英语的畏难情绪，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英语学习的任务。
探究问题是互动式学习活动的第二个环节。探究问题与讨论活动相结合，是设计互动式教学活动环节、提升学习境界的常用方法。
总结反思是互动式学习活动的第三个环节。总结反思与开放性活动相结合，是设计互动式教学活动、强化创造性动机的极好方式。在这个活动中，学生的探究过程是开放的，学习思维是创造性的。没有唯一的答案，学生的创造潜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不断地探究问题，不断地总结反思，不断地强化学习动机，不断地发现新的知识，教师和学生教学相长，共同获得发展。从课堂上，我发现，总结反思和开放性活动相结合是设计互动式学习活动、强化创造性动机的好方式。
学生在轻松、愉悦的民主气氛中敢于发现自我、表现自我，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体会。因此，和谐的师生关系能产生情感期待效应，让学生“参与互动”，用英语交流，能使学生在民主愉悦的氛围中提高英语交际能力。
参考文献：
［1］何兆熊，梅德明.现代语言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
［2］舒白梅，陈佑林.外语教学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关键词】国际传播；英语强势；影响
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到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用一种语言即英语相互交流和传播思想。不管你是否喜欢英语，如果你要想融入全球化趋势和信息化浪潮，并开展有效的国际传播，或成为一个在世界范围内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家、商人和科学家，那么你必须（至少学会）能够用英语进行国际传播。“英语语言的这种强势就像是一个巨大的雪球，几乎无法阻挡”。
一、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表现方式
首先，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表现为使用英语的人口数量上。目前，全世界有近3.8亿人口把英语作为母语，约2.5亿人口把英语用作第二语言。而学习英语的人数则更多。英国文化委员会估计，全球正在学习英语的人口大约为10亿，另有15-20亿人口每天使用接触英语。到2050年，全球一半人口会较熟练使用英语。
语言学家把上述使用英语的人口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指把英语作为他们的母语的人们，通常也是他们惟一的语言。这些人主要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冰岛、南非。第二类是指把英语当作第二语言的人们，这些人一般居住在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或美国拥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家和地区，如印度、尼加拉瓜、新加坡、菲律宾和中国的香港。第三类是指把英语作为外语来学习的国家和地区，一般与美国和英国没有十分密切关系。
虽说把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口目前也要超过13亿（包括海外华人），但讲汉语人口多限于中国人和华人，外国人把汉语作为母语或第二语言毕竟凤毛麟角。这些年，随着中国的国力的增强，也出现了汉语热，但与英语热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
其实，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不但体现在使用的人口数量上，更多体现在英语的应用范围之中。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到来，英语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被广泛应用，包括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外交、旅游、通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等。据统计，目前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把英语作为官方性的语言。有85%的国际组织把英语列为通用语言（联合国、欧盟等）。世界上有75%的邮件是用英语写的，80%的出版物和互联网信息都是用英语出版和的。英语强势在科学研究领域的交流中尤为明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德语曾替代英语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语言。但是随着二战后（尤其是冷战后20年中）美国在世界上超霸地位的确立，英语的强势已势不可挡。据科学引用指数（SCI）的创始者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教授对1997年全世界几千份主要科学期刊调查发现，1997年全球共发表925，000份科学论文，其中95%是用英语撰写，而且这些论文中只有一半是由来自英语国家的作者撰写的，也即有一半的论文是非英语国家的作者用英语撰写的。英语的强势可见一斑。
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在我国也较为明显，尤其是在过去20年中更是如此。我国英语媒体的大量出现便是例证。到目前为止，我国以传播新闻为主的英语媒体包括一个英语电视频道、一个外语电台、9家英文日报和周报、10家英语杂志和9大英文网站。这对于一个以中文为官方语言的国家而言，已足以显示我国在对外传播事业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语言的重要性。上述的统计中还未包括全国各地以英语学习为主的英语报纸。
除英语媒体的发展外，中国的英语学习人数之庞大也足以说明英语强势的影响。据估计，我国约有3亿人口在学习和使用英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英语热，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
我国英语热的出现与国家的开放政策有密切关联，这一点在我国入世后更是如此。现在，我国不但要求高初中以上所有学生必修英语，从2001年起，还要求在有条件的城市中普及小学三年级英语教学。英语也是我国每年高考和研究生考试的必考科目，还是提拔干部和晋升技术职称的必要条件之一。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个人的英语能力还可以决定他是否能够成为国际化人才的标志。
二、国际传播中形成英语强势的成因
英语语言的强势是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形成的。1300年，英语还只是英格兰的“下等人”所说的语言到1500年以后，现代英语才开始形成，主要指英语已拥有相对稳定的拼写、发音和词义。但英语真正作为国际性语言的出现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大方面的原因促成了英语的国际性地位。
1.从宏观角度讲，英语强势并非语言本身所促成的，因此英语强势在国际传播中的出现并非只是这种语言本身的强势。正如牛津大学教授琼·艾奇逊（JeanAitchison）指出的那样，一种语言的成功或失败与语言的内在特性并无多大关联，而与使用这种语言的人的力量有很大关系。就英语而言，这一点最明显不过了。在18-19世纪中，工业革命使得大英帝国的影响力开始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英语也随着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士兵和商人开始流行到世界各地，并向全球性语言的目标迈进。英语不光在英国的殖民地使用，就连非英语国家的外交谈判也用英语进行。1940年，德国和日本两国在商议建立反英美的联盟时，两国的外长（JoachimvonRibbentrop和YosukeMatsuoka）就使用了英语进行谈判。不过，无论英语的适应性有多强，也不管英语势力曾覆盖多大面积，目前英语的国际性地位主要源于二战以后讲英语的美国的大国地位。丘吉尔在二战结束后意识到大英帝国的没落不可避免，于是设想用美国的力量来维持英国对世界的领导地位，当然他得到的只是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随着全球影响力向大西洋的另一端转移，一种新的英语（美式英语）在全世界流行。美式英语的流行与英式英语稍有不同：美式英语主要不靠政治和军事，而是依托流行文化和媒体市场的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其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于是出现了“可口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新的术语来描绘英语在国际传播中的强势。除上述原因外，20世纪末，全球化的经济发展和新的政治格局也迫切需要一种“国际性”的通用语言，于是，英语语言本身的某些便利使其很快成为首选目标。
2.从语言层面讲，国际传播中的英语强势与英语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有密切关联。首先，英语与印欧语系的所有语言都有联系。对于东方人而言，英语也许会很难。但对于西欧人、俄罗斯人甚至伊朗人来说，英语也许不那么难学，因为他们会发现英语的语法和词汇与他们的母语有相似之处。与印欧语系的语言相比，英语又独具“世界语言”的特性，即英语的多样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尽管英语强势源于英国和美国英语，但是全世界五大洲都有国家把其列为官方语言。同时，英语虽然词汇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语言，至少有50万个单词，比德语（近20万）和法语（10万）都要多，但一般使用者只要能掌握1000到2000个英语单词就可以用英语有效交流。此外，英语能允许非英语人士进行“本土化”，创造出适合他们的英语，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西式英语（西班牙文加英语）、日式英语（日文加英语）、克里奥耳语（西印地语加英语）、甚至法式英语（法语加英语）和德式英语（德语加英语）等，也可以包括在上海出现的“洋泾浜”英语。总之，英语的强势表现为其“能容忍非英语人士用蹩脚的英语使用英语”，进而使他们觉得英语的便利性和亲近性，使之更具“世界性”。
3.英语的这些“世界性”当然与其文化价值体系有密切关系。相比其他文化而言，英美文化价值观能更多地鼓励创新、能容忍“异己”。也许正因为如此，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人物可能只能出现在美国，他不太可能出现在强调集体主义的欧洲和东方国家。其次，英美媒体强大的市场化倾向和技术强势也足以使英语在国际传播中占主导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好莱坞效应”和“硅谷现象”。前者主要是指文化产品，包括英语媒体、电影等娱乐产品；后者主要是指电脑和互联网为基础的技术产品。这些产品在世界的风靡必然导致产品所包含的英语语言流行到全世界，这些产品在世界的主导地位当然也会帮助英语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取得强势。最后，英语强势的形成还因为现存世界性文化中多数已以英语语言形式出现。如上文所述，世界上80%的文献是用英语撰写的。要把这些文献转化为其他一种世界性的语言，如世界语、汉语或德语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英语的强势的形成就成了一个轮回逻辑：英语是世界性的，因为它本来已经具有世界性了。
三、英语强势的特点
从上述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三大特点。
1.首先，英语强势的实质是讲英语国家的强势。这在英语国家中也不例外。目前，美式英语之所以能取代英式英语也只是对美国在世界格局中作为惟一超级大国的地位和实力的反映而已。因此，如今席卷全球的语言虽然还被称为“英语”，但它携带的内容却是美国文化。
2.这种英语强势是不可抗拒的，而且在短时期内较难改变。非英语国家可以选择顺应这种强势还是拒绝，但无法阻挡这种英语强势的出现。
3.由于语言和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等领域是紧密相联的。英语语言强势必然也会反过来进一步强化这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传播业上的强势。也就是说，英语强势不是简单的语言世界性的问题，它会通过其强势地位运用各种手段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产生影响。
四、英语强势的影响
英语强势的影响像把双刃剑。它们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也可以同时出现，即一个看似是负面的影响往往也会伴随着有利的一面，反之亦然。有趣的是这一点不但适用于非英语国家，也同样适用于英语国家本身。
1.对英语国家的影响
对英语国家或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口而言，英语强势所带来的影响应该说正面、有利的影响要多于负面、不利的影响。首先英语强势使得这些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强势进一步强化，这些强势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加强英语的强势；其次，英语强势还会促使这些国家的国民自然产生一种民族优越感，使他们觉得作为英语人口的荣誉感。从长远讲，这是英语强势给英语国家带来的最大好处（或有利影响），因为这会使得整个国家和民族始终保持一种高昂姿态并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当然，这种优越感和荣誉感在各个英语国家中的表现程度也会有差别，实力最强的美国可能表现最为强烈。但是，这种强势所带来的优越感和荣誉感有时也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由于英语在世界范围内的通用性和便利性，多数英语国家的国民没有兴趣去了解其他国家和文化，较少关心国际新闻,也不想学习外国语。据了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使用其他语言能力最差。2000年，全美所有大学学习阿拉伯语的人中，只有9人毕业，而英国是欧洲使用语言最单一的国家。这种惰性使得他们会越来越封闭，思维方式也会逐步僵化。此外，英语强势及其普及性也会导致英语的变种，如新加坡式、中式英语（普通话和英语混合）。这种变种不但会引起某种语言交流障碍，同时对英美两国的英语语言本身也产生了影响。《金融时报》指出对英语的真正挑战来自那些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人口，因为目前这些人口不但在数量上已远远超过英语母语人口，这些人口人数也正以迅猛速度增长。该报预言这种情况必将对英语本身产生深远的影响。
2.对非英语国家影响
英语强势给非英语国家带来的影响可能与英语国家正好相反，其负面不利的影响可能要多于正面有利的影响。英语成为全球通用语言带来的直接好处是不同国家的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交流，但是语言并不仅仅是传播的工具，它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身份的标志。面对英语强势的不可抗拒性，许多非英语国家觉得无可奈何，但对英语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入侵（文化帝国主义）又表示担忧，因为这些文化入侵所带来的影响虽然看不见、摸不到，但确确实实存在，而且在短时间内无法改变。有人甚至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是这些殖民宗主国过去炮舰政策的延续，只是现在殖民的手段相对文明了一点。尤其是对那些少数语种和民族而言，英语的强势可能是毁灭性的，甚至意味着他们的语言、文化和身份的消亡。语言的消亡这种情况古已有之，只是现在规模更大，速度更快而已。有人说到本世纪中有一半的语言会消失，而有人说是90%。对于那些也想成为语言强国的非英语西方国家（如法国）而言，这种无可奈何的心理更为明显。现在，法国尽管每年花费一亿美元来推广法语文化，但是法语在世界语言中的排名仍然只有第9位，而且法语的衰落仍到处可见。法国的科学家们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处境，“要么用英语发表文章，要么说着法语默默无闻地死去”。于是，非英语国家便会面临一种困境：是要融入世界、要现代化，还是要孤立自己、保持民族性？要现代化就必须融入世界，而要融入世界肯定会对于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带来一定的变化。从目前情况看，能否成功地走出这一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能否有效处理国际传播中英语强势的问题。
3.对中国的影响
英语强势对我国来说正面和负面的作用都有。从正面角度讲，英语强势的直接作用是促使英语在我国的大范围的普及，从而有效提高了我国国民的素质和国际化程度，改善了我国与世界接轨的软环境。试想：如果在过去20年中没有英语这座语言桥梁，我国改革开放的结局会怎样？如果我国不引入英语强势，不重视英语学习，不把英语水平与接受教育、晋升和就职等方面挂钩，那么过去20年中就不可能出现一个又一个的英语热：从新概念英语，到3L，到《走遍美国》，到疯狂英语，也不可能出现所谓的“英语经济”，也不可能每年大批中国莘莘学子赴国外留学，也不可能出现上文中提及的那么多英语媒体。总之，没有20多年来对英语强势的有效吸收，就没有我国现在具有初步国际化程度的大环境，而没有这样的大环境，我国要能够加入世贸、申奥成功也是不可想象的。我国的经验表明，只要能把英语强势处理得当，只把英语当作融入世界的工具使用，那么我们就能用较少的成本较快发展本国现代化，缩小落后的时间，为尽快进行“赶超”打下基础。当然，许多中国学者对目前的英语强势和普及所带来的潜在危险表示担忧。1998年在哈尔滨召开的“技术进步和当今世界发展”研讨会上，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技术时代，语言的强势必然会触发文化强势，从而产生新的不公正。这种担忧显然是有道理的。只要看一下英语在汉语中的渗透就可以知道：政府官员在记者招待会上随口会说出WTO、PNTR、APEC等英语缩写，仿佛说自己家乡话一样。年青人中更是满口TOEFL、GRE、NBA。即使你问一位老太太去医院干吗，她会回答：“我做CT”。著名社会语言学家陈原认为这是汉语的奇观，奇在没有任何红头文件规定的情况下，英语单词会如此自然地出现在汉语中，即使像老太太不懂CT为何义但照说无妨。那么，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在带来积极作用时也可能带来潜在的危险（负面作用）呢？如何看待英语强势对汉语甚至我国文化可能会产生的负面作用？本文认为首先我们没有必要杞人忧天。正如陈原教授所说的那样，有生命力的语言（或文化）从来不怕异物的“入侵”。任何语言都不是自给自足的，时不时会搀杂一些异物才能丰富和发展自己。从另一个角度看，汉语在英语强势面前能够有效吸收众多的英语单词，正是汉语有生命力和活力的表现。因此，面对英语的强势和我们汉语的弹性，我们应该充满自信心和自豪感，而不是满怀忧虑感。语言如此，文化当然也如此。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之所以能源远流长靠的就是其能去粗取精的特性。西方文化通过英语强势必然会影响我国的文化。但是，从长远讲，我们如果能吸取外国文化的精华，去其糟粕，中华文化也一定会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基础上获得新的发展，更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五、结束语：英语强势的未来
在英语强势之前，其他语言（如拉丁语、世界语、法语和德语）也曾出现过强势，但是随着讲这种语言的国家影响力的下降，这些语言的强势已经不复存在，有的甚至已经死亡。那么，英语也会沉浮吗？英语会像其他语言一样出现颓势吗？
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忆逝水年华》（MarcelProust,Alarecherchédutempsperdu）
语言交换--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于编码与解码的基础之上，在一定规则或创造力的辅助下的一种交流关系--也是一种经济交换。它形成于生产者与消费者（或者市场）之间一种特定的象征性权力关系中，其中生产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语言资本，而消费者，则有能力获得一定的物质的或象征性的利润。换句话说，言说并不仅仅是需要被理解和破译的符号（除了在特别的情形中）；他们还是财富的符号（signsofwealth），意欲被评价和赞美；也是权威的符号（signsofauthority），意欲被相信和遵从。与文学（尤其是诗歌）中语言的运用大相径庭，在日常生活中语言很少被作为单纯的交流工具。对于信息最大效率的追求仅仅是语言生产的另一个突出目标，并且它所暗示的这种对语言的工具性使用，往往与对象征性利润的下意识追求相冲突。因为除了明确表达出的信息之外，不可避免地，语言实践还在交流着关于交往态度或曰表达风格（expressivestyle）的信息，而这种表达风格，被参照理论的或实践的竞争风格来看待和欣赏，则具有着社会价值和象征的有效性。
资本、市场与价格
言说只有在与市场的关系中才能获得自己的价值及其意义，而这一市场则以特殊的价格形成规律为其特征。言说的价值取决于言说者语言能力之间所固有的权力关系，这种权力关系，既可以理解为他们生成性的能力，也可以理解为他们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换句话说，言说的价值取决于交换关系中所涉及的各不同主体是否具有将最有利于自己的欣赏准则强加于其他主体的能力。这种能力并不仅仅取决于语言本身。显然，语言能力（作为被社会界定了的生产能力，它形成了由社会界定的各语言生产集团的特征；而作为获取认可和赞赏的能力，它界定了其自身带有社会烙印的市场）之间的关系，帮助确定了特殊的交换行为中价格的形成规律。但是语言的权力关系并非完全是由占主流地位的语言力量所单独决定的；它还与所讲语言自身的特点、使用这种语言的言说者、各不同集团对该语言的相应掌握水平有关，整个社会结构在此（因而也在言说话语的过程中）相互作用。这正是被相互作用主义者的眼光所忽视了的一点。相互作用主义者把相互作用看成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忘记了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事--是在雇佣者与被雇佣者之间，还是在殖民时期的讲法语者与讲阿拉伯语者之间，或者是在后殖民主义时期发生在前殖民国家的两个成员之间，譬如说一个讲阿拉伯语者和一个讲法语者之间。相互作用主义者的这种看法，从相应的语言或用法，以及讲这些语言的集团之间的客观关系中，推导出了言说的具体形式。对于要回到事物本身，并取得对"事实"更为确切的把握的关注（这一关注常引起对微观社会学项目的研究兴趣），只能使人纯粹而简单地错过"事实"，因为事实常常存在于结构之中，并且这种结构超越了其所揭示的相互作用，因而并不会为直接的直觉让步。于此最好的例子莫过于由屈尊策略（strategiesofcondescension）所提供的了。一份贝亚恩省(Béarn，法国西南部的一个省)发行的报纸如此写道，波市（Pau）的市长，在一次纪念贝亚恩语诗人的庆典上，对与会的群众用贝亚恩语发表了讲话，"听众被这种细心的举动深深地打动了"。要使母语为贝亚恩语的听众感觉市长用贝亚恩语发表讲话是一种细心的举动，大家必须默认，法语是正式场合发表正式讲话的唯一可接受语言。屈尊策略正是从每个人在实践当中所面对的（甚至或尤其是当法语空缺时）客观存在的语言权力关系中，通过象征性地放弃这一权力关系（指语言之间的等级制度与讲这些语言的人们之间的等级制度）而获得利润（profit）。只要在场的人们之间明显的地位差异（或者说是他们社会属性之间的差异）已经为所有人(尤其是参与这一过程的人们，包括参与者与旁观者)充分理解和认同，那么象征性地放弃这种等级制度（例如通过使用"能打动一般人的本领"），就能使言说者获得一种来源于未被解除的等级关系以及来源于明确地象征性地放弃这一等级关系的双重利润--这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利润是通过加强等级关系获得的，尽管利用这种等级关系与社会认同是相一致的。事实上，贝亚恩人的市长能够取得这种屈尊的效果仅仅是因为，作为一个大城市的市长，除了他所表现出的从容自信之外，他还具有所需的头衔（他是一位称职的教授）以确保他是理所当然的"高级"语言的"高级"使用者[没有人，尤其不会有省报的记者，会想到要像称赞市长的贝亚恩语一样称赞他的法语；因为依据职权（exofficio），他被认定就应当是一个合格的、被获准的能够讲一口"标准流利"的法语的人]。被称赞为"标准流利的贝亚恩语"，必须是来自合法语言的合法言说者；否则就会被认为完全是毫无价值的--并且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在正式场合里这是不可能的--譬如从一个农民口中说出，譬如他为了解释为什么尽管他获得了较大份额的选票，但他并不曾梦想成为村里的村长，说（用法语）他"不懂得如何讲话（指法语）"。这就揭示出对于语言能力的定义完全是社会性的。由此还可以看出，在语言场域，要现存的等级制度（在文化场域也是这样），也（also）与屈尊策略相类似，是那些对自己在现存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充分自信的人的专利，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否定这种等级制度同时又不会显得无知或无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假如贝亚恩语[或者其他如克里奥尔语（Creole）]有一天可以在正式场合讲，那么这也是由于讲支配性语言者的功劳；他们对于语言的合法性有充足的理由（至少在他们的谈话者眼里是这样的），能够避免被怀疑为退回到落后的语言或者缺少更好的东西（fautedemieux）。
由于某些能动者不能够将最有利于自己的准则施加于由他们自己或由别人所提供的语言产品之上，所以这一事实就显现并且被确认了下来，即：在语言市场上所取得的权力关系，其变化决定了同样的话语在不同的市场上可以获得的价格的变化。这种强加的合法性的影响越大--市场法则就越是有利于由最大语言能力的拥有者所提供的产品--当合法语言的使用更具有强制性，也就是说，当场合更加正规时（也就是当情况对那些或多或少有正式发言权的人更有利时），消费者也就对合法语言和合法语言能力给予更加完全的确认（这一确认与其对这种语言的知识相对无关）。换句话说，市场越是正规，其准则在实践上也就越是与合法语言的标准相等同，支配者或曰合法语言能力的所有者，有权发表讲话的权威者，也就越发处于支配性地位。语言能力并不仅仅是技术能力，并且只要它是依靠法定属性[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oblige）]的影响，靠强加法定能力而获得的，那它就是经常与技术能力相伴随的一种法定的能力，而非通常所认为的那样，技术能力是法定能力的基础。合法的语言能力是一个获得了授权的人所具有的获得了法律认可的能力--即一个"权威"在正式场合中使用合法的（或曰正式的）语言的能力。经过授权的、权威性的语言，是为官方所认可的话语，是值得相信的，用一句话来说，是操作性的（performative），是宣称为（并且具有最大的成功可能性）有效的。上述所界定的合法语言能力揭示了操作的有效性，让人可以理解，在社会心理学确定言说有效性的具体实验中，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讲话时的发音（pronunciation）（其次是用词）；也就是说通过这种对法定能力的特殊的、可靠的衡量尺度，言说的说服力依赖于言说者的权威性。对于决定了相关市场中通行的价格评估准则的象征性权力关系的估价，仅在它们表达了言说他们的那些人的社会权威和社会能力的范围内，考虑到了话语特殊的语言属性。它们发挥作用的方法与其他非语言的属性--例如声音的特点（鼻音或者喉音）--相同，发音器官的恒久倾向是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标志之一，而所有更为外在的社会品质，如贵族或者学术头衔；服饰，尤其是制服和正式服装；某些制度的特征，例如神父的讲坛、教授的讲台、演讲者的演讲坛和麦克风，所有这些都把合法言说者置于一个突出重要的位置，并且通过这种预设的空间结构形成了整体结构的相互作用，并最终建构成一个整体，而语言交换正是在这一整体中发生的。
因此，越是在正规的情况下，支配性语言能力就越是有可能在特定市场中发挥其作为语言资本，强行将最有利于自己产品的价格形成规律施加于市场，并且确保自身获得相应的象征性利润的作用。因为情况越是正规，他也就越发能够凭借自身的力量，强加对支配性表达方式的合法性的认同，把作为其特征的可选的诸形式（至少在发音的层次上），转变为不可更改的规则，转变为"礼仪上必要的（derigueur）"（就像正式宴会中的黑领带），从而使这些语言产品的接受者，即使在正规情况的限制之外，也倾向于知晓并且承认这种表达方式的合法性。换句话说，这些不同的条件越是趋同，这种情况在市场上发生的程度也就越高，在实践当中赋予市场上彼此冲突的语言产品的价值与其在理论上所具有的价值--也即，在假设的统一市场中，它们与其在整个语言风格系统中的位置相对应所具有的价值--也就越是接近。另一方面，随着交换环境正式程度的减弱，以及交换被具有高度权威的人所支配的程度的减弱，价格形成规律对于被支配性语言惯习的产品所产生的不利影响也就趋向于减弱。
确实，象征性权力关系，作为市场的重要构成要素，其定义可以通过谈判（negotiation）磋商，而且在一定限度内，市场可以被关于话语使用条件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所操纵。这包括，例如，用于引入或解释过于随便或者令人吃惊的表达（"您如果允许的话"，"假如我可以这样说"，"您如果原谅我这种说法"，"带着所有的尊敬"，等等）或者是那些强调性的，通过非常明确的语言表达，在特殊市场上被欣赏的坦率（"私下说"，"仅限于我们之间"等等）。但有一点是无须说的，就如在屈尊策略中所表现的那样，一个人拥有的资本越多，他就越有能力操纵市场。还有一点也是确定的，即无论市场多么统一完整，都无法阻止被支配个人在私人生活的空间里，在朋友中间，找到一个使正式市场中通行的价格形成规律无法发挥作用的市场。在这些同类伙伴之间的私人交换中，"非法"的语言产品是按照这类标准--即按照他们自己的生产准则调整过的标准--来加以判定的：也就是把他们从必须的、相对的区隔逻辑和价值逻辑中解放出来。尽管如此，正式的规则，只是暂时失灵而非真的被违背了，它仍然是有效的，并且一旦被支配个人离开这些可以畅所欲言的场域（他们有可能在这里度过终生），正式规则就会重新强加到他们身上，就如其在正式场合控制发言人的语言生产时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因此，要在这片自由绿洲的语言使用中，找到一种"真正的"通俗语言，将是相当错误的。因为在这里人们有许可(license，一个典型的词典词)，处于朋友之中，不必"管好自己"。这一点也是确实的，即当面对正式的市场，例如由语言测试或者科研调查所形成的市场时，通俗语言的能力往往被摧毁了。语言合法性的事实正在于此：即使被支配个人像韦伯所描述的贼那样，在正式规则所触及不到的地方度过终生，但他们仍旧总是处于正式规则的潜在判决（potentialjurisdiction）之下，所以当一旦被置于正式环境中时，他们就只能像语言调查中所记录的那样，只有沉默或者结结巴巴的话语。
这意味着，相同语言惯习的生产随着市场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所有对语言的观察都记录了一种话语，而这种话语是语言能力与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的联合产物。由于在语言调查所形成的特殊市场中，价格形成规律与学术市场的价格形成规律紧密相关，因此，在这一市场中紧张程度是非常之高的。要把所有可以解释记录中的这些差异的变量都详细地确定下来的所有努力，都有忽视调查环境本身的风险，而作为一个隐藏的变量，它无疑是不同变量所具有的不同权重的根源(ahiddenvariablewhichisdoubtlessthesourceofthedifferentialweightofdifferentvariables)。那些希望打破语言的抽象性，试图建立对语言能力的社会因素进行考察的统计指标（用这种或那种发音学的、用词学的或者是语法学的指数）的尝试，只是走了一半路：他们事实上忘记了这一点，即在特殊市场环境中所衡量的不同因素--由询问本身所造成的--在不同的环境里可能具有非常不同的相对权重，因此重要的是确定决定能力的各不同因素--即那些决定了能力的解释权重是如何随着市场情况的不同而变化的因素--（这要求要发展适宜的实验项目）。
象征性资本：一种被认同的权力
如果我们把操作性言说看成是象征性支配--在所有语言交换中都会发生的--的影响的一个特例，那么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问题将会显得更加清楚。语言的权力关系绝不能仅凭现存语言能力之间的关系予以界定。不同能动者的重要性还依赖于他们的象征性资本--即他们从集团中所获得的象征性资本--或曰依赖于认同（recognition），无论这种认同是否已经制度化了。象征性强制--这种巫术般的有效性既是命令又是通行密码，而且是要求得以实施的仪式话语或简单的命令，或者甚至是恐吓或侮辱--只有同社会条件相吻合时才能发挥作用，而社会条件与话语的严格语言逻辑是大相迥异的。哲学家的语言，若要获得它所宣称的重要性，就必须与社会条件相吻合，以确保他人对之（指哲学语言赋予自己的重要性）给予相应的认同；同等的，仪式交换的设立，就如同众多事物中的弥撒，以下面所述为前提条件：即所有社会条件都已经确立好，而这些社会条件正是为了确保已经在彼此内部取得一致的、合适的发出者与合适的接收者的语言生产获得应有的效果所必需的。理所当然，当能够确保这种认同关系再生产的机制，也就是作为权威基础的机制，停止运作时，宗教语言的象征有效性就将受到威胁。这一点在任何象征性强制的关系中都是正确的，即使在使用要求被听从、被相信并且被遵守的合法语言时，也是如此，只有在上面分析的所有保证了支配性语言及其合法性认同的顺利再生产的机制都有效时，它才能发挥其特殊的有效性。人们或者可以顺便注意到，任何由使用合法语言所获得的独特性利润的源泉，都取自社会世界的整体，以及赋予其结构的支配关系，尽管这一利润的最重要要素之一似乎单单基于该人的个人品质。
奥斯汀关于操作性言说的记述并非仅仅局限于语言的范围。这些制度行为（actsofinstitution）的巫术般的有效性，是与制度的存在分不开的，而正是这种制度，界定了巫术话语发挥效力所必需的条件（关于参与者、时间或地点等等）。正如奥斯汀所分析的案例中所表明的，这些"恰当性条件"是社会条件，当某人希望恰当地(felicitously)进行为船舶命名或为人洗礼的仪式时，他必须是有资格（entitled）这样做的，这与命令时必须具有为命令接受者所认同的权威是相同的。确实，语言学家已经纷纷在奥斯汀对操作性的断断续续的定义中，发现了一个驳回奥斯汀所提问题的借口，并且以此试图忽视市场效果而回到狭义的语言学定义上来。他们正是通过在明确的操作性--即其自身就表征了某个动作的完成，因而是自我检验的表达--与含义更广泛地、意味着一个动作被完成所需要的陈述、而不仅仅是为了说些什么的操作性之间做出区分，或者更简单点说，在严格的语言行为（例如宣布一个会议开始了）与超语言行为（通过宣布会议开始来开始这一会议）之间做出区分来做到这一点的。通过这一方法，他们认为，自己反对任何分析操作性言说得以运作的社会条件的行为是正确的。因为奥斯汀所讨论的恰当条件只涉及超语言行为；只有为了有效地开始一个会议，才需要被授权这样做，而任何人都可以宣布会议开始，即使他的宣布是完全无效的。
花费这么多的精力，只为了去发现我所做的必须是我所说的，是否有必要？但是通过把语言与超语言之间区隔的推论推进到一个极限--语用学正是意欲以这一极限作为其自治的基础（与社会学相关时更是如此）--语用学通过归谬法（reductioadabsurdum）证明，像奥斯汀所描绘的那种非语言风格行为（illocutionaryact），如果其背后不具有某种社会秩序，那它就只能是无法获得认可的制度行为。"很显然，鉴于一个人必须经过授权才能开始会议，但并非处于较高职位才能下达命令，因此一个战士可以对他的长官下达命令，尽管他的命令几乎没有被遵从的可能"。或者还有："要有效地召开一场会议，并非所有人，而只有一个人是必须由相应的制度所授权的；但是每个人都有权说完一句类似于命令的话，因此所有人都有权完成这样的语言动作。"这种由明确的操作性所表征的"纯"操作性的建构，具有能够通过对立推理（acontrario）带出关于普通操作性表达的前提条件的优点，而这则暗示着与其成功所需要的社会条件的关联。从严格的语言学角度看，任何人都可以说任何话，一个列兵可以命令他的上尉去"清扫厕所"，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事实上这正是奥斯汀考察恰当条件的问题时所采用的角度），很明显并非任何人可以宣布任何事，或者只能冒着风险宣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公共场所高叫，"我命令全民总动员"，但是由于缺少必要的权威，这不能成其为"行动"，这样一种言说仅仅是言语而已；它将自身降格为无用的吵闹，孩子气，或者疯狂。将语言行为与其实现条件分离开的逻辑实验，通过这一抽象行为所引发的荒唐，显示出，操作性言说作为一种制度行为,从社会学角度看，不能脱离给予其存在的理由或目的（raisond’être）的制度而独立存在；假如它不顾一切地产生了，那么它将失去任何社会意义。由于一项命令或者甚至仅仅是一个通行口令，都只能在事物的一定秩序的情况下发挥功效，因此，其成功取决于所有构成社会秩序的各种规则的关系。如他们所说，一个人如果在不具备恰当条件的情况下梦想命令，将是一种疯狂的行为。对恰当条件的预期，通过仔细考虑并感受言说的合理性和现实性，将有助于确定言说。只有一个无望的战士（或者一个"纯的""语言者"）才会想象到要给他的长官下达命令。操作性言说暗示着对拥有这种或那种权力的公开要求，一种或多或少被认同因此也或多或少为社会所批准的要求。这一要求，通过词语而作用于社会世界，即巫术一般地，其或多或少的疯狂或者合理取决于它有多少社会客观基础，因此我们可以对比两种巫术般的命名行为，这两种行为具有完全不等的社会保证性：缺乏授权的侮辱（"你只不过是一个教授"），冒着被反击的危险；与官方命名或曰"任命"（"我任命你为教授"），带着由集团所赋予的所有强有力的权威，并且能够授予被命名者以一个合法的、也即被广泛认同的身份。
关于操作性言说的限制的例子，是法律行为--当它按照规定，为有相应权力的人说出，也即由代表整个群体的能动者所说出时--能够以语言代替行动，如他们所说，是具有效力的：法官只需要说"我认定你有罪"，因为有一系列的人和制度去保证判决的实施。对于话语中"非语言风格力量"背后的具体语言规则的研究，此时就要让步于对何等条件下个人及其言语才能具有这样的权力的明显社会学研究。操作性言说具有如此魔力的真实源泉，就在于职责的秘密，或曰由于委任的特点使一个人--国王、教士或发言人--获得了代替一个集团讲话并且行动的授权，因此，魔力就在他身上得以建构并且由他来建构了。更准确地说，它存在于职责制度（institution）的社会条件之中；而正是这种职责制度，通过授命人作为集团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媒介，把合法的代表建构成了能够通过言语作用于社会世界的能动者；并且它是通过以特殊的符号和徽章来表明这一事实--即他并非以自己的名义和以自己的权威的名义在行动--而做到这一点的。
所有的象征性权力都来自于对权力的象征。象征性特征--在权杖（skeptron）的例证以及在对非法穿着制服者的制裁中得到了最好的说明--是一种公开的表现，并且是委任和约的一种官方化：标志着法官职位和贵族身份的貂皮长袍和医生的大褂，表明了法官或医生是被认为具有正当理由（在集体的认同之下）宣称自己是法官或医生的，他的冒名顶替--从他外表表现出来的装扮来看--是合法的。能力，尤其是语言能力--医生们所讲的拉丁语或者是发言人的雄辩--从有权讲话并且通过讲话而行使权力的角度来看，也是一种能力的表现。权威语言的各个方面，包括它的修辞、句法、词汇甚至是发音，都仅仅是为了强调其作者的权威以及他所要求获得的信任的。在这一方面，风格只是机制（mechanism）的一个元素，从帕斯卡式的（Pascalian）意义上来说，语言通过这一机制，达到了生产和强加其自身重要性的表征的目标，并且达到了帮助确保其可信性的目标。权威话语的象征有效性总是部分地依赖于言说者的语言能力的。当然，如果讲话者的权威没有被明确的授权，那么这一点就将更为正确。依此类推，象征性权力的实施与对话语形式（form）的注重是相伴的，在古代社会中诗人的例子已经充分证明，对话语形式的注重具有展现言说者的掌握能力，并且为其获取集团的认同的目标。[这一逻辑在流行的挖苦技巧中也可以见到，它通过夸张的言谈和对仪式程序的有规则扭曲，产生了一种表达效果，即允许人"让人们同他一起嘲笑"]
这样，正如在陈述性的例子中与市场的关系界定了被接受的可能性，并且由此界定了话语的形式，在操作性言说的例子中，与可能性--由特定市场所提供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决定了恰当性的条件。我们必须因此而断言，与所有明显的语言秩序的自治形式相反，所有的言语都是由市场生产也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并且正是市场决定了言语的存在及其最为具体的属性。利润预期
既然话语只能在其存在的形式中存在，只要它不单单是语法上正确的，并且最重要的，还具有社会可接受性，即能够被听到、被相信，并且在既定的生产和流通关系的状态中是有效的，那么依此类推，对于话语的科学分析，就必须要考虑到作为相关市场之特征的价格形成规律，或者换句话说，要考虑到界定了话语可接受性的社会条件（包括具体语言学的语法规则）。在现实中，所面对的接受条件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而对市场裁决的预期，则有助于决定话语的生产。这一预期，与有意识地计算毫无相似之处，是语言惯习的一个方面，作为与特定市场规律延长的、初始关系的产物，它倾向于作为对可接受性的实践感觉和对自身语言生产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以及其他语言生产在不同市场上的可能价值的实践感觉，而发挥作用。正是这种对可接受性的感觉，而非其他形式的源自对象征性利润最大化的理智计算，鼓励人们在生产话语的过程中，把话语的可能价值考虑在内，从而决定了修正和其他形式的自我审查制度--个人通过接受使自己在社会中被接受这一事实，而对社会世界所做的让步。
由于语言符号也是商品，也注定了要被能够提供信用的权力（随其所在市场的不同规律而不同）给定一个价格，因此，语言生产不可避免地要受对市场裁决的预期的影响：所有动作性的表达--无论是朋友之间的言语交换，官方授权发言人的言辞或者是科学论文的学术话语--都以可接受条件为标志，并且其属性的一部分（即使从语法层次讲）要依存于这一事实，即，在对相关市场规律的预期的基础上，其作者经常不明智地、无意识地这样做，试图将其从实践--而实践，不可分割地，是为了交流而定位的，并且需要被估价--中可获得的象征性利润最大化。这意味着市场决定了语言产品的价格和性质，因此也决定了它的客观价值；而对这一价格的实践性预期也有助于此；并且这还意味着与市场的实践关系（从容，羞怯，紧张，尴尬，沉默，等等）有助于确定市场裁决，因此也为部分地促使这种关系产生的裁决提供了一个明显合理的理由。
在象征性生产的例子中，由市场通过对可能利润的预期所施加的限制很自然地采取了对审查制度(censorship)的预期的形式，这种预期是一种自我审查制度，它不仅决定了说话的方式，即语言的选择--在双语情况下的"符码转换"--或者语言的"水平"，而且决定了哪些东西是可以说的，哪些东西是不可以说的。
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中，所有事件的发生好像都是这样的，即语言规范（价格形成规律）是由最接近合法语言能力的能力拥有者所施加的，或曰，是由相互作用中的支配性言说者所施加的，并且正规程度（在公共场合，正式场合，等等）越高，情况就越是如此。看来似乎是这样的：当不同种类资本之间的差距越大时，即使所有的其他情况都不变，施加于被支配言说者身上的审查制度对他的影响，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采取合法表达方式[在讲方言土语（patois）的言说者的例子中即法语]的必要性，也将更强大--然而这种限制在相同的象征性资本和语言资本的所有者之间，例如在农民之间，是不存在的。从特殊语言资本和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的角度来看，使用两种语言的情况，能够使人准实验性地观察到，语言的使用是如何随着言说者之间的关系和他们所掌握的表达工具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这样，在1963年贝亚恩省的一个城镇中观察到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中，同一个人（住在附近村庄的一位老妇人）先是在城里用一种"方言土语的法语"同一位年轻的商店女老板讲话，这位女老板来自贝亚恩省另外一个较大的城市（并且，作为一个更加的"城市人"，她或许听不懂贝亚恩语，或者会装作听不懂）。然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居住在城里，年纪与她差不多，但来自农村的老妇人讲话；然后她用认真"修正过的"法语同一位城市小官员讲话；最后，她用贝亚恩语同一位来自农村、年纪与她相仿的城市修路工讲话。非常明显，调查者，作为一位"受过教育的"城市居民，只能遇到认真修正的法语或者沉默；假如他自己使用贝亚恩语，这或许会缓和交换中的紧张，但是无论他的目的是什么，都会如屈尊策略一样，可能造成一种不亚于最初关系的虚假局面。
对于市场所固有的规律以及体现市场规律的裁决的认识和认同，决定了对话语的策略性调整，决定了在合法发音的代表在场时，他们是否注重"修正"自己的低级发音，并且更为普遍的，决定了所有的修正--即通过更为准确地使用可利用资源，以倾向于维持自己语言产品的修正--或者，决定了一种相反的趋势，即为了生产适应特殊市场需求的产品，退而使用较为简单的句法以及短语的趋势。社会心理学家在成年人对孩子说话时经常观察到这种趋势。对于"讲好"和"讲话得体"的关注，总是使话语从一定程度上更加接近于委婉语（euphemisms）；它们是妥协的形式compromiseformations)，是表达利益（所说的内容）与特定语言的生产关系中（不管是语言相互作用的结构还是特殊场域的结构）所固有的审查制度--即一种强加于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能力的言说者或者写作者之上的审查制度，或曰，一种存在于这些象征性权力关系之上的具有或多或少重要性的象征性权力--相互交易的结果。
话语形式（form）的区别，更准确地说是其在形式上[正式性的（formal）]被控制主宰和推敲提炼的程度，因此一方面就取决于市场的客观紧张程度（objectivetension），即环境的正式程度，以及在相互作用的情形中，发出者与接收者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在语言及其他种类资本的分布结构上）或者是他们各自所属的相应集团之间社会差距的程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言说者对这种紧张程度及其所暗示的审查制度的"敏感性"，同时还在于言说者对高度紧张做出高度控制的、由此也是非常委婉的表达反应的紧密相关的自然倾向。换句话说，话语的形式和内容取决于惯习（它本身也是具有一定水平紧张度的市场裁决的产品）与市场之间的关系，这一市场由或多或少被强化了的一定水平的紧张度所界定，由此也是由它对那些对"正确性"和正式用法所要求的"形式的强加"未给予充分重视者所施加的惩罚的严厉程度所界定的。
因此，我们还无法弄清，一个人除了从市场紧张程度的变化的角度之外，还能够如何理解风格的变化(stylisticvariations)呢？于此，巴利(Bally)用一系列都可引致同样的实践结果，因而看似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表达方式，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在这里用相近的英语同义词来表示）："来！"，"一定来！"，"你不愿意来吗？"，"你会来的，不是吗？"，"说你一定会来"，"如果你来了呢？"，"你应该来"，"来这儿"，"这儿"--对此还可以再加上"你来吗？"，"你会来的"，"你来多好啊"，"你肯赏光来吗？"，"是哥们儿就来"，"请光临！"，"来吧，我求你"，"我希望你会来"，"我盼望你……"诸如此类数不清的（adinfinitum）例子。虽然这些措辞从理论上来说是等同的，但是在实践中却并不等同。其中任何一个，当被恰当地运用时，都能通过对可利用资源最大限度的使用，取得表达意图--在这一例子中，坚持要求冒着看来似乎是无理侵犯或者不被接受的压力的风险--与多少有些不对等的社会关系中所固有的审查制度之间妥协的最适度形式，无论它们是否已经像礼貌措辞一样被客观化和程式化了，或者仍然以事实上的状态存在。这里坚持的程度与个人"允许自己"所使用的程度相一致，只要遵奉了"形式"。在"您如果赏脸光临"比较合适的场合，"你必须来"就完全不合适，因为太简慢；而"你来吗？"则明显"粗鲁"了。在社会形式主义中，与在巫术的形式主义中一样，在每个实例中只有一种惯用语"有效"。如果一个人对市场情况具有完全的把握，那么所有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完美的惯用语句的礼貌努力都将立即不言而喻。
形式以及与之相伴的信息，浓缩并且象征了整个社会关系的结构，而且它们正是在此得以存在并且获得其有效性（即著名的"非语言风格的力量"）的。所谓的策略或者技巧，就在于考虑到发出者与接收者在不同种类资本的等级制度中的相对位置，以及性别和年龄，还有这种关系中所固有的限制，并且当有必要时，通过委婉的手法仪式性地超越它们。命令口吻的缓和，在"这儿"，"来"，或"来这儿"中降低为零，而在"如果您能赏光从这边儿来"中则非常明显。通常用来中和"不礼貌"的形式可以是一个简单疑问句（"你来吗？"），或者是考虑到了被拒绝的可能性的倍加微妙的否定问句（"你不愿意来吗？"），这或许已经成为坚持的一种程式了，通过宣称被拒绝的可能性和妥协的价值而装做不坚持。在这一例子中，采取一种口语的形式，可能在同龄者中较为合适（"赏脸来"），一种"呆板做作"的形式（"你能赏脸来吗"），甚至是一种谄媚奉承的形式（"如果你赏光来"）；或者还可以是对问句本身的合法性提出疑问的玄妙语言学的形式（"我可以请求你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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