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4:57:21
导语：在社会教育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博物馆教育活动和学校的教育活动相比，表现形式各不相同，博物馆主要是依托其中藏品与主要设备的特定性条件，用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其教育性特点，而从灵魂深处触动人的心灵。从具体层面分析，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是依托于文物标本基础之上的，依照一定形式的表现主题与艺术表达方式，实现二者的有序融合。陈列展览属于博物馆实现社会表现功能的一项主要表现方式。博物馆的存在，除了陈列保存展品之外，便是让受众可以从中学习知识，因为博物馆展示的物品特点鲜明，这些学习素材是一般的书本学习素材难以比拟的。博物馆的藏品主要是参照博物馆所牵涉到的各种学科研究成果，把博物馆当中的各项文物依照科学具体的方式排布在展厅之中，结合展厅中的其他资源将其组成一个系统的知识文化传播结构[1]。博物馆各种馆藏文物之间的排列组合，以及博物馆解说人员的阐述，让观众从中了解到藏品之中所包含的文化内容，博物馆展览属于博物馆开展社会化教育工作的重要场所，因为博物馆的教育场所特点，所以其也相应的具备了追问效果，也就是观众参观之后而从展品中所得到的具体指示与文化信息，这点内容对大部分的博物馆来说都是未知性的。
二、基层博物馆发展现状
当下很多的基层博物馆缺乏高度的文化思想认知，这对文化建设的深入发展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例如文化经济分离、文化建设无关紧要等等。另外，基层博物馆的文化建设缺乏创新性理念，博物馆在基层设立犹如一个摆设，没有发挥到陶冶群众情操的作用，其思想观念还是停留在博物馆只是保存文物的场合，缺乏宣传创新，基层群众也不会主动到博物馆参观。
三、提升基层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的方式
1、找准基层博物馆的发展方向
我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便是基层博物馆，其在展品数量以及展品质量上都和国家的各个大型博物馆存在较大差距，可是基层博物馆自身特色同样十分鲜明，再将基层博物馆社会教育功能发挥的基础过程中，需要立足于博物馆所在地的实际情况，找寻合适于当地基层博物馆的未来发展轨迹。不管哪个基层地区，其自身的历史文化与地理环境都是十分浓厚的，基层博物馆能够以此为立足点，将当地的历史文化充分挖掘，建设一个地域性特点鲜明的博物馆[2]。地方基层博物馆一方面展示的是当地的风土人情，另一方面对丰富我国的民俗文化有所裨益。
2、大力发挥基层博物馆的特点
基层博物馆的管理往往跟不上时代的发展轨迹，有效提升基层博物馆的社会教浅析基层博物馆的社会教育功能乔源霖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博物馆育功能，首要的一点内容便是改变传统的管理理念。当下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稳定的提升，可是精神文化还仍旧十分薄弱，基层博物馆需要以本地的实际情况为基础，依照当地经济产业的发展和群众文化生活的要求，积极的发展博物馆的文化产业。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依托于实体博物馆，建设品牌，依照群众具体的文化精神要求，组织青少年开展科普展览与文物的鉴赏和民俗文化展览等等，以有趣的方式开展教育活动，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多更优质的服务。
3、优化基层博物馆服务
基层博物馆需要转变之前“不思进取”的方式，建立更为优质的服务意识，拓宽基层博物馆的眼界，扩大其服务范围。首先一点内容便是让博物馆走入社区，将服务带到社区，切实满足群众的文化精神要求；另外一点便是让博物馆走入企事业单位，大力开展企业单位的文化建设活动，加大博物馆建设的公信程度；再次就是让博物馆走入乡村，举办多种形式满足基层人民要求的展览活动，以优质的服务奉献给广大的农民群众；最后便是让博物馆走进学校，强化学校教育和博物馆教育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并且定期组织学生入博物馆参观，达到切实的社会教育功能建设要求。
结语
关于远程教育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一般而言，从狭义上讲，远程教育被认为是学生和老师都不在同一时空的进行的虚拟教学活动，从而构建起学生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从广义上讲，远程教育则是一种师生不在同一时空，师生间的交流需要通过互联网、卫星数据传输和电视信号传输系统而进行的新型教育方式，是构筑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终身学习体系的主要手段。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把远程教育定义为通过海报、音频、视频、电话和报纸承载的，不需要师生之间面对面联系的教育方式。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电视广播技术在全球的提高，远程教育逐渐走入了百姓的生活。直至90年代末，随着网络技术的更新换代，远程教育行业也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Williams和Pabrock指出，远程教育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860-1960年）为编码时期。这一时期，主要通过出版材料、音频信息和视频信息作为教育承载物。第二阶段（1960-1990年），双向音频交流和基于电脑的教育磁盘应用到了远程教育这一技术手段。第三阶段（1990年至今），远程教育开始呈现出混合技术的运用，虚拟课堂已经建立，大部分教育已经可以通过网络技术完成。现在，远程教育主要应用于高等教育，尤其是大部分的课程教育以及成人教育。远程教育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已经影响到了传统教学在教育领域的比重，应用于传统教育的实验室已为远程教育的虚拟实验室腾出位置。
二、远程教育与教育伦理
根据苏格拉底观点，教育是一种依据伦理的学习过程“。美德即知识”是其教育伦理学的最重要的命题，个人伦理活动的科学意义是通过伦理实现的。正如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教育不仅仅是走到一条路的终点，而是怀着新思想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康德在他的教育伦理中强调，尽管伦理的一面是责任，而另一面则是教育。同时，他声称“我们依据我们得到的或者没有得到的教育方式和法律准则安排我们的行为”。在此之前，尽管关于远程教育的课程内容和背景结构等技术面的研究更普遍，但是后来关于组织、社会、心理和伦理的研究也得到了普及，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学习、思考、实践来达到自我提高，来促进远程教育的教育伦理不断健全完善。教育伦理具有直接形成人的道德品质的作用，能够促进人的持续和谐发展。目前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日趋强烈，远程教育伦理的道德容易被忽视。有些教育机构不仅为名利来欺骗学习者，而且还大量地侵犯别人的知识产权，降低了机构之间的互信度，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因此，就道德品质这个层面上讲，远程教育的伦理道德是主体建立在对自己需要的理性认识和对行为基本是非判断的基础上的，而教育伦理的道德品质是远程教育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和基础性条件。由于现代远程教育通过网络等技术手段在虚拟环境中开展教学，因此教学过程的管理在显得重要的同时也变得难度很大。其中对教学过程组织的认识、考试管理和试卷分析的认识、计算机技术干预的认识等，与一般的管理认识并不完全一致，教育伦理的途径也因此需要寻找相应的管理模式。远程教育的社会应用与教育伦理许莹［摘要］随着网络技术提高，远程教育逐渐成为影响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此外，通过远程教育的网络传播。
三、远程教育在社会上的应用
1.相对于很多人投资在花费高的传统面对面教育上，远程教育完全可以拥有大量的受众。然而事实上恰恰相反，通过长期的观察，我们发现远程教育的推广十分困难，远程教育也不过是传统的面对面教育者呼吁寻求的新的教育方法而已。运用现代科技的结果，远程教育克服了时空给知识传播带来的限制，但也正是远程在教学的过程中削弱了师生间的情感联系。这样的教学方式对远程教育的伦理影响也是可想而知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加强了师生情感的功利化趋势。改善远程教育中的师生间的交流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2.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观念直接决定了现代远程教育建设、应用与发展。我国应试教育根深蒂固，传统教育的思想理念严重影响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上的使用。许多教育机构的教育理论、教学思想仍停留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在这种背景下，他们批判远程教育不但过分依赖计算机网络这个平台，而且应用的教学策略都在尽量模仿传统的面对面教学。他们眼里现代远程教育只能算是提高学生应试能力、巩固教材知识的若干种可有可无的手段。正是不注重对现代信息化技术的学习，不愿意去尝试，影响了教育信息化的进展，阻碍了远程教育的持续发展。
3.随着越来越多的教育机构提供远程教育和在线教育，出现了另一个难题———课程版权问题。尽管有声音表示教学课程版权理应属于教育者。比如美国教师联合会（AFT）认为如果教育者的版权问题被忽视，这必将导致远程教育的发展带来严重后果。但一些机构声称教学课程版权属于提供服务的教育机构，在网络课程中，远程教育机构作为网络课程的组织策划和资金投入者，应当享有整个网络课程的著作权，并有权统一行使其权利。
4.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远程教育中受教育者的个人资质参差不齐。虽然通过网络技术提供了先进的硬件设施，但个人的资质在获得远程教育后结果的满意度起了重要作用，这一事实揭示了远程教育中对个人资质限制的弊端。21世纪，人的思想日新月异，社会需要有文化、能操作、善管理、会生存的人才。因此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他们都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借助远程教育这个开放性平台获取知识，比如性教育、人文教育以及掌握信息通信技术等。个人的资质也决定了他最后能够获得多少知识。另外，更重要的是，依据以往研究，远程教育机构内部管理人员资质同样也限制着远程教育的发展。因此，在社会层面上远程教育为受众带来持久性教育仍然在成功的教育实践上起到重要作用。
四、远程教育完善建议
科技手段支持教育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是文明程度提高的标志。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只要通过网路技术，我们都可以享受远程教育带来教学资源共享。未来，远程教育依靠其便捷的教育方式必将风靡全球，带来教学机制的改革。因此，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远程教育管理者以及推广者应当担负起职责，确保建立一个健康稳定的教学环境，以防出现教育混乱。所以笔者根据教育伦理和社会现实情况，对远程教育应用提出一些建议。
1.远程教育的目标应当是从“以教师为中心”到“以学生为中心”的转变，从而使受教育者主动意识到远程教育带来的丰富教学资源，通过学习提高其技术本领以应对社会带来的各种压力。远程教育将会对社会信息沟通起到积极的影响而获得支持。
2.虽然远程教育需要以网络技术为媒介，但是受教育仍然要确保自己获取的知识是来自参与的社会活动，充分利用好自己的第一手资源，而不仅仅从远程教育中认知已有的信息资源和理解现有的社会资源建构。
3.每位受教育者都应当享有平等接受远程教育的权利，而且这个权利应得到法律法规的保障。在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对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人人享有优质教育资源”这一教育理念，但这也仅仅只停留在号召和项目的层次上，政策法规建设滞后的问题日益突出。
4.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我们目睹了不少计算机网络犯罪。在远程教育教学中我们应当远离网络犯罪，如、非法出版、盗版软件等违法犯罪行为。
1.教育秩序有利于形成良好的教育合作与教育竞争教育的发展主要依靠教育合作与教育竞争，在教育合作方面来看，无论是人类教育事业还是社会个体的发展都需要依靠于人类之间的合作，只有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资源信息的交流与共享，才能够最大化的推动教育的发展。但是如果社会环境中的教育秩序处于失序状态，则会产生教育活动开展混乱的情况，在这种混乱的教育中，教育活动的实施者在合作方面不能得到良好的引导，无论是教育的价值还是社会个体所具有的抱负都将难以得到实现，因此，教育合作的实施需要建立在良好的教育秩序之上;从教育竞争方面来看，合理的竞争可以成为教育发展过程以及学生学习过程的动力，但是如果没有对这种竞争做出良好的制约，那么教育活动中的参与主体容易将理性的竞争发展为非理性的竞争，从而导致教育本身以及教育活动的参与者难以得到有效的发展，如在高职院校中，分数是对学生进行考核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学生开展竞争的重要形式，但是如果欠缺教育秩序的制约，那么就会产生个别学生为了获取较高成绩而进行舞弊的行为，这种行为完全不能够推动学生的发展以及教育的发展，并且会对教育活动的开展产生消极的影响。因此，教育竞争合理性的实现同样需要建立于良好的教育秩序基础之上。综上所述，高职教育中需要与时俱进的教育秩序，只有重视这一工作的开展，才能够对教育活动中的行为做出引导与制约，从而使教育活动参与者的表现达到预期。
2.教育秩序能够保障教育活动的有序开展教育目标的实现需要教育活动本身所具有的职能得到发挥，教育职能的发挥则需要教育活动中的各个要素能够得到协调，而教育秩序则能够在教育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发挥这种作用。在高职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教育秩序能够通过教育规章制度的形式来对教育活动参与者所具有的权利以及所承担的义务作出规定，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做出规范和联系，因此，教育秩序是否得到良好的构建，不仅直接影响着高职教育活动中的教育成效和教育效率，而且直接决定着教育活动中学生能否得到全面的发展。另外，教育秩序在确保教育活动得以有序开展的同时，能够满足高职教师以及高职学习参与学习活动的需求。从教育需求和教育秩序的关系来看，由于教育秩序经常被当做对教育需求的制约，所以教育需求和教育秩序也经常被对立起来，但是事实上，这种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偏差，事实上，教育秩序不仅不会制约人们本身所具有的教育需求，同时能够确保人们所具有的教育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教育实践表明，在高职教育中只有具备良好的教育秩序，才能够构建科学的规章制度、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推动高职教育质量的提升以及师生教育需求的满足。因此，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院校应当将教育秩序的重建放在重要的地位并给予高度的重视，并通过校际合作、经验借鉴、教师交流与研讨来探索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路径。
二、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
1.构建具有稳定性与预见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教育秩序的稳定性决定着教育活动和教育内容的稳定性。在高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教育成效的凸显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因此，重建之后的教育秩序需要具备稳定性的特点，只有如此，才能够确保高职教育的顺利实施。另外，教育秩序只有具有稳定性，才能够让高职教育的参与主体对教育制度等内容做出深入的了解。因此，高职院校在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对教育秩序所做出的重建工作，需要以社会发展特点以及高职教育发展需求为依据，从而确保教育秩序对高职教育的适应性。同时教育秩序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这种前瞻性是相对于可以预见的高职教育发展趋势而言的，这种前瞻性能够避免教育秩序在短时间内出现较大变化。
2.构建具有调控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在高职教育发展过程中发挥着调控作用，这种秩序的存在是为了推动高职教育以及受教育者的发展，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要求高职教育秩序在重建过程中确保教育秩序能够对高职教育中各类因素做出有效的协调。事实上，高职教育领域涉及到许多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这些教育部门与教育团体在工作任务与工作职责方面存在着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使不同的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在教育制度和教育规则的制定中体现出了不同，因此，不同教育部门和教育团体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需要面临着制度差异所产生的制约作用。为了实现各个教育单位之间的协作，教育秩序的重建需要对各个部门的教育资源做出调整与整合。通过这种协调作用的发挥，教育秩序可以对高职教育各个主体以及各类要素之间的关系做出调整，从而形成具有权威性的高职教育体系，并为高职教育以及高职学生的全面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3.构建具有开放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高职教育活动开展过程中，教育工作者需要承认学生知识水平和技能的发展是一个动态且开放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学生所具有的不完善性能够得到有效的弥补，从而实现学生的发展。同时高职教育的主要教育目标为培养优秀的技能型、应用型人才，而这些人才自身专业素质的提升需要通过实践活动来实现。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社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来看，高职院校所培养的人才不仅需要具备优秀的专业素养，同时要具备一定的创新能力，因此，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有必要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即推动封闭式教育向开放式教育的转变，在此方面，高职院校需要对学生的学习环境做出优化，从而为学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发展创造更好的便利条件。与开放性的教育秩序相对应的是，高职院校还需要从教育制度方面体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即利用制度规章来推动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同时要重视社会企业在高职教育工作中的参与，从而使高职教育工作能够更好地符合社会发展转型背景下社会企业对高职人才培养所提出的需求。
4.构建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职教育秩序在社会发展转型时期，高职教育秩序重建过程中教育秩序的可操作性关系着教育秩序价值能否得到实现。具有可操作性的高职教育秩序首先应当与社会发展转型时期的发展现状相适应，并且不能仅仅将高职教育秩序的重建仅仅停留于理论阶段。具体而言，教育秩序的重建不能对社会发展现状进行超越，因为这种超越同样会产生不适应性问题，从而导致难以在教育秩序引导下获得良好的高职教育成效。同时教育秩序的重建更不能止步不前。教育秩序在具备稳定性特点的同时，也要以创新和发展的眼光对细节内容做出不断的改善与优化;其次，教育秩序可以对高职教育行为进行规范，这种规范作用的发挥需要建立在高职教育参与主体了解相关规范的基础之上，其中教育规章制度作为教育秩序中重要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必须克服变更频繁以及含糊用词的问题，同时要做到严谨简明、易懂明确，从而使高职教育参与者对教育规章制度做出认知，并明确自身的权利、义务和违规后果。
三、结语
在原始社会时，人们是在生活劳动的过程中积累知识，不用别人教导。原始社会教育融于日常生产劳动中，没有特定的教育场所以及从事教育的人员。这个阶段的教育具有原始平等性。到了古代阶级社会，教育为统治阶级独享，并且用来统治下层阶级，造成教育极度的不平等。教育机会均等思想也开始产生。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孔子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即教育应普及到所有人，而不应该有贫富、贵贱、智愚、善恶的区别对待。民主思想在古希腊的公民教育中也有所体现。在中世纪欧洲虽然已形成规范化的学校教育，但学校由教会操控，名门贵族大都在家接受教育，普通家庭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虽然教会的慈善事业可以惠及普通家庭群众，但这种教育主要给受教育者灌输忠于教会的思想意识。另外，当时的大学实质是贵族接受教育的场所。因此总体而言，古代阶级社会教育存在严重的阶级性，阶级差别也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近代社会以后，越来越多的思想先驱拥护教育平等的主张，努力推进教育的发展，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接受教育。民主主义教育家们积极呼吁教育的平等和自由，如17世纪夸美纽斯提出的“人人都应学到关于人的一切事项”；18世纪时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天赋人权”的基础上将“人权”同“教育平等”相接轨；18世纪末期，英、法美等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初步建立相关的法律保障教育平等的实现；西方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教育特权才最终被法律驳回，规定人人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
二、教育均等的因素
教育均等主要包括三个因素：第一、入学机会均等。每个适龄儿童都应享有平等进入学校学习的机会，不能因为身份、地位、背景、种族等而区别对待。第二、学习过程和内容均等，指教学过程应是每个学生都能参与的过程。第三、教育成果均等。指每个学生拥有相等的机会获得学业成功，也就是每一个受教育者均能获得与国家人才培养相符合的学业成果，并且实现初步的全面发展。
三、实现教育均等的策略
（一）确定教育优先发展教育成果具有滞后性，所以教育应该持有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这与我国“科教兴国”的战略相呼应。教育优先发展，并不只局限于加大教育经济投资，也包括优先明确教育目的，树立教育目标，为国家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高素质人才。不顾本国的国情，一味追求教育支出，盲目开设专业都反而会使教育不平等加重。所以，确定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科学配置教育资源，合理设置专业、课程以达到人才培养的需要是当前教育革新的重中之重。
（二）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强化素质教育的实施对家境贫寒的学生给予一定资助，确保义务教育的实施力度，保证每一个适龄儿童都上学接受教育。在确保义务教育普及落实到位后，还可以进而增加义务教育普及程度，即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目前我国实施九年义务教育，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初中毕业后就走出了校门。尽力实施十二年义务教育，可以大幅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三）改革学制强化职业技术等学校教育，使中等教育多元化进展。
（四）贯彻落实终身学习战略社会竞争不断加剧，企业对员工的素质要求也不断提高。要在激烈的人才市场竞争中不被淘汰，跟上时代的步伐，终身学习的战略至关重要。可以多开设一些成人教育学校，让成人也可以接受教育。
（五）增加教育财政支出，改进教学条件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科技的发展是教育的直接成果。增加教育经费支出，改进教学条件，从而推动教育的发展，进而为国家经济的发展做贡献。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迅速推进，大学生社会实践进入了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全面发展阶段，其价值取向必须满足学生本身与社会的现实需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情况和新变化，大学生社会实践必须与时俱进，进行方式方法、形式途径的深入探索和创新。
二、支教“留守幼儿”的社会实践活动———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
1.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的内涵和意义
当前，以大力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为依托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农村留守幼儿这一弱势群体，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农村、送教下乡，为农村留守幼儿开展持续的支教服务活动。在学前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的现状中，在留守幼儿的父母“必须外出打工”的前提下，中国所有的教师教育专业大学生如能利用假期，特别是寒暑期社会实践，把对留守幼儿支教作为一种常态，将建立以教师教育专业大学生志愿者为主导的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全新模式。这样的现实状况，为留守幼儿(包括城市流动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实施途径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以学前教育专业或相关师范专业的大学生为主要师资力量，通过系统培训，深入农村开展定期的持续性的支教服务，并借助高校和社会的力量对整个支教活动进行支持、监督和管理，使大学生志愿者的支教行为成为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的重要途径。
2.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的社会实践模式探索
近年来，围绕“贴近学生、立足专业、服务社会”的原则，以大学生志愿者“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南京晓庄学院一直在进行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的实践探索。2012年1月，在史爱华教授教育部课题“全纳教育视域中农民工子女学前教育”研究的引领下，南京晓庄学院共组织207名学前教育专业的学生，利用寒假面向家庭周围的学龄前留守幼儿尝试开展短期义务支教;2012年3月，全纳式农村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实验基地落户江苏海门市海门镇，南京晓庄学院教师教育学院学前教育专业志愿者与当地大学生村官共同开展了一系列留守幼儿的帮扶活动;2012年7月，经过严格培训的留守幼儿义务支教团奔赴西宁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这一次又一次的实践可以说都是面向留守幼儿开展非正规学前教育的大胆尝试，也为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此类社会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南京晓庄学院在留守幼儿支教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课程资源(学前专家领衔的《全纳式学前教育资源》《全纳式学前教育读本》)、志愿者团队、组织保障体系“三位一体”的支教实践模式，并在实践项目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引入项目化的管理模式，对支教实践的时间、地点、内容、人员、成本费用、成果等各个方面严格把关，使得以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为目标的大学生社会实践真正发挥其作用和意义。经过3年多的时间，南京晓庄学院志愿者的足迹遍布江苏、安徽等省份的众多地区，接触了近千名留守幼儿，并不断努力为他们开展专业化的支教帮扶活动。一次又一次的活动为非正规学前教育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经验，特别是实践试点阶段，在专家教授带领下志愿者对大批留守幼儿进行了学习能力和知识水平的摸底测试，收集了大量留守儿童学习能力与知识水平的一手资料，为科学利用课程资源开展针对性的支教工作奠定了扎实基础。与此同时，每一次的活动中所遇到的诸如支教基地的建立与维护、课程资源的灵活运用、不断变更的教师教育专业志愿者等问题，对于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的专业性、持续性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激励着专家团队与志愿者们不断研究创新，通过规范组织管理，加强专业指导，完善保障机制等诸多方面的改进与完善，努力实现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三、教师教育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模式创新的新思路
1.紧密结合专业特色，保证教师教育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可持续性
一个好的实践项目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多元化的。既要让实践者从中获得锻炼与提升，又能为实践对象提供有效的帮助和服务，真正做到“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因此充分结合实践者专业理论知识，是社会实践持续开展的根本前提。结合专业教育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强调社会实践与学生的专业学习紧密结合，提倡学生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增强专业认知的同时形成科学的知识结构，保证社会实践活动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为学生未来就业择业、创新创业提供支持。国家对留守儿童的关注和相关帮扶政策，为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开展专业化与服务性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服务提供了发展方向。南京晓庄学院留守幼儿非正规学前教育的社会实践也正是紧密结合专业开展服务性社会实践的最好尝试。实践证明，教师教育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可以也必须紧密结合专业理论知识，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在专家教师的指导下，在详细计划的保障下，针对留守儿童等弱势群体深入长期开展以教学实践、社会调查、公益支教等形式为主的志愿服务类社会实践。
2.充分整合优势资源，保证实践活动的有效性
新形势下，支教“留守幼儿”社会实践的开展要求强化资源意识，努力寻求学生、学校、社会资源与社会实践的最佳结合点，积极争取整合各种资源，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实践的发展中。首先，教师教育专业大学生有着独特的专业优势，在社会实践中可以充分发挥这种优势，致力于教育、培训等志愿服务类社会实践中，特别是服务偏远山区、中西部农村、城乡结合部等地区的留守儿童;其次，社会实践过程还应积极调动高校专家、教授和知识分子等科研中坚力量，充分利用高校的课题项目资源和社会科学、政策研究等方面的先进信息，统筹兼顾研究项目与社会实践活动，为社会实践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和支持;最后，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经费筹集、宣传推广等方面工作拓宽渠道，并为社会实践中学生就业、创业能力的培养提供更多平台与机会。
3.创新活动运作模式，保证社会实践活动全程的科学性
与教师教育专业紧密结合的大学生社会实践包含了专业提升、思想教育、社会服务等多重目的，目标的多元化强调整个社会实践的运作开展过程要从单调的固有模式中解脱出来，科学借鉴，勇于探索，创新开展“活动专业化、管理课程化、运行方式项目化、考核评估科学化”的全新活动运作模式。活动专业化要求教师教育专业大学生社会实践充分发挥自身专业优势，在专业导师的指导带领下开展;管理课程化则要求将社会实践课程纳入学校课程化的管理体系，拥有独立的计划大纲，规定学时学分，社会实践的开展和实施需遵循计划大纲，并确保时间充足;运行方式项目化则是借鉴项目管理的经验方法，对每一次社会实践活动调研、立项、招募、实施、资金支持等方面进行严格监控管理;考核评估科学化则要求根据实践内容和形式，建立一套科学的质量评价标准，通过评价评估逐渐完善社会实践活动各环节，提升活动的实际效果。
4.建立组织保障体系，保证社会实践活动的可执行性
关键词：高职英语教学；社会文化能力
美国教育家温斯顿·布伦姆伯格曾说过：“采取只知语言而不懂文化的教法，是培养语言流利的大傻瓜的最好办法。”语言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不可分割相互渗透着的。人类用语言创造了文化，文化反过来又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风俗人情的总和。而教学中，我们常把文化分为两个层面：即知识文化和交际文化。通常交际文化要比知识文化更直接地影响言语中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和跨文化交际。对文化所包含的这两个层面的熟悉、掌握、运用程度，就是我们要探讨的社会文化能力。
一、社会文化能力培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中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对涉外人才的培养数量和层次提出了更高要求，各行各业对外向型、复合型人才（既具有专业知识，又懂外语）的要求也愈益迫切。另外，高职教育也取得了较大发展。高职英语教学作为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接轨的一个重要环节，日益受到重视。但从目前高职英语教学的现状来看，还存在众多不足。例如：
1．高职学生入学成绩参差不齐，英语基础相对薄弱。据调查，英语高考成绩在60分以下的学生只认识600个左右的基本词汇，阅读、听说能力也比较差。大约有1/4到1/3的学生只能进行最简单的日常生活会话。
2．高职英语教学的师资力量不是原来中专学校或中学里过来的，就是刚毕业的应届生。教学方法不能适应高职教育的特点，事倍功半。
3．在现今的英语教学中，人们普遍忽视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认为英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语言知识的传授，没有把文化渗透和学生的语用能力相结合。
2000年10月，教育部高教司组织修订的《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明确提出了“以实用为主，应用为目的”的教学目标。新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以下特点：
1．高职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以高职人才培养目标为依据，突出实际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
2．以培养学生实际应用语言的能力为目标，突出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将语言基础能力与实际涉外交际能力的培养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满足21世纪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要求。
3．为适应改革开放对涉外业务交际能力的需求，加强听说能力的训练以及加强学生语用能力的培养，已成为高职外语教学的当务之急。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是为了用它来进行涉外交际，高职英语教学应加强学生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应用能力既可泛指应用语言的一般能力，更是指把语言运用到实际涉外交际环境中的能力。后者也可称为“社会文化能力”。“应用能力”是“社会文化能力”的基础，“社会文化能力”则是“应用能力”的最终表现。因此，高职英语教学应以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为最终目的。
二、如何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实际上，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在英语教学的各个阶段、各个层次上都可以进行的，它存在于语言教学的各个环节。
首先，作为高职英语教学引领者的教师，要转变教学观念。海姆斯（Hymes）曾说过外语教学旨在引导学生“在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不该说话，对谁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谈什么。”从这意义上看，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语言能力与文化能力是不可分离、相辅相成的。
对英语学习者来说，学习英语既是为了掌握一种新的交际工具，也是为了学习和了解其文化；从教师教学角度来看，教授一门语言同时也应是在传授一种文化。教师不能只顾教授语言知识，也不能说教语音的只管教语音，教语法的只管教语法。英语教学“只有考虑到文化因素，我们才能全面地理解语言行为，”（Crane,1981:194）才能更有效地交际。由此可见，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更新教育观念，把教学指导思想从“语言为本”向“以语言运用为本”转变，以培养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为宗旨。
其次是教学模式上的改革。
1．以大纲为依据。
转变了观念之后，要充分理解大纲。外语教师不能凭个人好恶予以取舍，而必须按大纲要求去做。要在仔细研究大纲，研究学习主体（入学水平、学习兴趣、学习方法、个性差异等）的基础上准确施教。立足本校实际，加强集体备课，商定每一单元文化导入的内容、要求、重点、难点等。日常教学中适时融入介绍、告别、聚会、访问等文化因素的讲解，在不知不觉中让学生领会“不仅要注意语言的准确性，还要重视语言运用的恰当性”，使其文化能力与语言能力同步提高。
2．程设置及教材选择。
课程设置应服从和服务于教学目标。高职院校大学英语教学之外可以请外籍教师开设口语课、语言文化系列知识讲座，也可根据自身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目标，尝试开设一些辅修课，
如“文化与交际”、“涉外礼仪”、“外企文化”等。这样既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又提高学生对不同文化的领悟力和接受程度。
另外，教材是否合适也会影响教学效果，阻碍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应选择多含英美本族人实际交际中的“真实语料”，方便教师教语言的同时结合文化内涵展开教学活动。
当然，教材内容应有一定的趣味性，使学生有持续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其中的乐趣。同时也要使学生觉得“易学”和“好用”。另外，高职外语教学中读、写、译的重点应是涉外应用文献，所以教学素材的选择在着眼于典型性的同时，也应注重实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典型性、实用性、趣味性强的语言材料对学生进行职业文化的渗透。
3．课堂教学。
对于英语课的教学要注重对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训练，运用多种方式增加课堂语言实践活动，如：role-play,groupdiscussion,pair-work,热点话题辩论，实用文写作等。要克服班级规模偏大，人数偏多的困难，实施老师为场外指导，学生为场上队员的教学模式，使学生的语用能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
另外针对不同课型的课堂教学，教师应有意识地加强学生的文化意识。比如口语训练中，要让学生学会句式表达的同时，了解该语言适合的语境，包涵的文化因素等，避免出现交际中的语用错误。因为缺乏文化背景知识的语用方面的错误，一般是不可原谅的，听者会认为是粗鲁和恶意伤害的自然流露，从而导致交际的失败。在阅读课时应加强风俗、文化、宗教等的介绍。因为现今教材中的阅读材料多取自英美国家。只有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下，才能让学生更好地领会其中的内容，增强语言功底。而词汇中同样也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各种文化信息。有些词汇因人们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历史背景、心理特征等综合起来的文化意识使其在不同的语言中有着不同的内涵。如blue一词，在英美人的眼里，除了颜色，还可代表心情忧郁；在中国称赞人家小孩的时候往往用“胖乎乎的很可爱”，但英美人受社会文化影响认为fat是个贬义词，而常用“Whatacutebaby!”。这样的词汇很多，教师可利用这些词汇进行有意识的跨文化教育，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
4．考试项目的调整。
高职学生学习英语的最终目的是运用该语言进行成功的涉外交际。如果对学生语言学习的测试仅停留在知识点的考查上，那么最终还是回到与纸笔交流用规则硬套的哑巴英语。我们应提供多种测试途径（听、说、读、写），设置不同的语言环境，考查学生实际语言运用的恰当性和应对变化的灵活性，使语言学习真正为语言的最终交际服务。
5．英语教师培训。
正如前面提到的，高职英语的师资力量相对薄弱。墨守成规和年轻化是两个最大的问题。许多英语教师自身就缺乏对语言所包含的文化信息的广泛了解。所以一方面教师本人应及时地补充给养，进行专业、学历等方面的进修提高。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应为英语教师创造更多培训机会，让教师走出国门，感受英美国家的语言及文化环境。有一个实地的了解才能更好的比较、输出，才能在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时起到指导作用。
6．第二课堂。
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不仅限于语言教学上进行，而且还可以利用其他方法进行。例如，课余利用英语广播电台播放原汁原味的英语新闻、英语歌曲或利用多媒体电教设备播放一些原版的影碟，既培养学生学英语的兴趣，又可对异国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等方面有直观的感性认识。还可以请一些外籍人士与学生定期开展直接交流，或以讲座形式向学生介绍国外的社会生活风貌等。通过这些方法获得的文化背景知识更易让学生们领会、掌握，促进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
再者，要明确语言教学与文化能力培养之间的关系。
当然，高职英语教学中不能因文化教学的重视而忽视语言的教学。我们应权衡学生水平，学校人才培养目标及教材内容等方面因素，处理好两者的关系：
第一，文化教学是为了加强而不是削弱语言教学，是补充语言教学之不足，而不是取代语言教学。
第二，要明确语言教学的范畴。就一个国家文化而言，有主次之分。全盘顾之？一难于做到；二会使学生无所适从，最终不利于学生社会文化能力的培养，故应择主流，有所选择地讲授。
第三，语言和文化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比如以前说中国人的谦虚，听到赞扬总说“你过奖了”“不怎么样，让你见笑了”等等。但据调研表明，现在的年轻人听到赞扬有近一半说“谢谢”或其他类似肯定的话。故在文化教学中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不能严格遵守文化规约，也意味着教师要与时俱进。
三、结语
21世纪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社会发展必将使跨越不同文化的人类交流愈加频繁。因此，在高职英语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实际的涉外交际能力是最终目的。而语言技能的提高转化到语言运用能力提高的过程中，时刻都会受到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冲击。我们应在如何打稳、夯实语言基础的同时多渠道地培养学生的社会文化能力，从而促进不同语言、文化间的和谐交流与沟通。
参考文献：
1．《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试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
（一）安全教育课程缺乏系统规划目前，通过网络可以搜索到的将安全教育纳入统一规划的有北京市教委、上海市教委、重庆市教委、山西省教委等一批教育部门，2013年9月5日，山西省教育厅发出《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教学安全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高校要继续推进安全教育进课堂、应急演练全覆盖工作。要将安全教育课设为学生必修考查课，课时总量本科32学时，每学期均需开设4个课时，每学年0.5个学分，共2个学分。同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安排专门时间，组织师生进行应急演练，确保演练不漏一所学校、不差一个班级、不少一个学生。〔3〕还有北京大学、山西大学、天津大学、海南大学等很大一批高校开设了安全教育公选课。但将安全教育作为一门专业或学科进行系统规划的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并不多，很难见到将安全教育课列为大学生必修课，尤其是将安全教育课写入人才培养方案中，安全教育仍然没有统一的课程设计，据杨耀、张峰对四川高校开设安全教育课程的调查，“安全教育有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的高校仅占调查对象的50%；安全教育计入学分的高校仅占30%”，〔4〕安全教育课仍处在边缘化。
（二）教学内容较为陈旧、教学方法较为落后在调查中我们发现部分高校实施的安全教育教学内容较为陈旧，仍停留在一些关于防火、防骗、防盗等基本知识讲解，而风险社会下高校存在的安全问题类型越来越多，如关于国家领土、世界格局、地缘政治、半岛问题、网络安全、非法传销、生命价值、、事件、宗教民族等一系列新型问题却很少涉及，尤其是在风险社会下，这些新型问题的应对技能和技巧比传统安全问题更要科学、先进，假如在安全教育课程中没有涉及或涉及很少的话，就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安全教育除了理论教学外，辅助于必要的实践技能训练将会起到非常好的教学效果。如果仅围绕理论的宣讲，无疑在危险来临时，学生仍然不会逃生自救，那些逃生的技能必须通过实践检验才能确保是正确的、科学的、便于操作的。比如，在2008年上海商学院火灾事故中，有4名女大学生死亡，在后期记者采访时，有教师回应称“从小到大的教育中，虽有火灾应急教育，但是流于形式较多，真正实用的信息并没有传达给学生，例如身处类似险情，该如何处置。”我们在调查中发现，高校在教学过程中纯理论教学多于实践教学，尤其是实践技能训练比较少。比如，在火灾、地震中的逃生技能训练，消防灭火演练，突发事件中的自救、互救训练等相对比较薄弱。科学的教学方法不仅能增强大学生对安全教育的兴趣，而且能增强安全教育的效果。但是，在实践中，以“填鸭式”、“宣讲式”、“说教式”的教学方法仍然长期存在。
（三）师资力量较为薄弱由于各高校开设安全教育课程的时间不长，专门从事安全教育教学的专职教师较少，甚至有的高校一味的扩大教学规模，对兼职教师没有严格的选拔标准，有的高校随意从安全保卫部门或学生辅导员中抽取，这种业余性的安全教育教师大多缺乏专业的安全教育知识培训，他们对安全教育的知识还停留在一般性的认识，大多数是“现学现卖”，很难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目前，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或师资培训基地，关于安全教育师资培训还较为偏少，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还比较薄弱。
二、风险社会下的高校安全教育课程改进措施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要“重视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国防教育、可持续发展教育。”2013年6月13日，教育部、司法部、中央综治办、、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少年学生法制教育的若干意见》，要求“高等学校要进一步培养学生法律意识，使学生了解现代法学的基本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的基本法律原则、法律制度及民事、刑事、行政法律规范，提高运用法律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意识和能力。”高校安全教育课程设置，旨在培养大学生安全意识，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资源，加强科学管理，确保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
（一）系统规划安全教育课程在高校中，我们有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而针对每个专业都有具体的专业课程设置计划，这是为了确保在培养人才过程中提供有效的指导，使大学生清楚在大学期间要学什么、如何学的问题。而安全教育课程也应该同此考虑，一是教育主管部门要通过调研，针对不同地区的高校实际，制定安全教育指导方案；二是各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在教育主管部门的方案指导下，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这样，在实际教学中既能保证教学的科学实施，同样也不会脱离实际。由于地域性和办学资源的差异，各高校结合实际，结合自身特点有针对性的进行课程教学设计。
（二）更新教学内容和创新教学方法高校安全教育教学要紧跟形势，尤其是要准确把握新时期高校安全面临的新问题，及时研究，不断完善教学计划。在教学内容上既要注重对传统安全的宣传，又不能忽视新型安全问题。要及时修订教学资料，对于自编教材的高校，要及时组织编写人员对教材进行修订，确保每年教学中能使用到最新的教材和视频资料。在教学方法上要不断适应大学生的人群特点，有针对性的实施体验式教学。“采取体验式教学法，可以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用身体去亲身经历、体察，可以内化为自己的心理素质，外化为行为习惯。”〔5〕开通微博、微信、手机报等，用全方位、立体式的教学手段，促进安全教育内容全覆盖。新时期，伴随着互联网、电子通讯行业等一批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这些新兴媒体已经被当前大多数90后的大学生青睐，在学习和生活中使用新媒体的越来越广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在京《第3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手机网民规模达5亿，占总网民数的81.0%；在整体网民中占比最大；学生依然是是中国网民中最大的群体，占比25.5%，互联网普及率在该群体中已经处于高位。〔6〕丰富的多媒体教学会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有力的安全教育师资队伍是确保安全教育课程有效实施的坚实保障。高校要结合各自实际，有计划的加强安全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一是建立专职安全教育教师队伍，一方面可以从现有的教师队伍中抽调学法律专业的教师，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人才引进的方式，引进一批安全类、法学类等专业的博、硕士研究生；二是建立兼职的安全教育教师队伍，一方面要加强同地方公安、国安、消防、卫生等单位的合作，另一方面要加强同其他高校的合作，建立校地合作关系，促进资源共享；三是通过举办专题安全教育师资培训班的形式，不定时的对安全教育教师进行培训，提升其能力。
（四）构建“三位一体”的安全教育格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大学生安全教育格局，充分发挥社会教育在大学生安全教育中的作用。教育行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推动家庭、学校有针对性地对有大学生开展安全教育。要不断整合现有的资源，比如，高校要加强同公安、消防、卫生、社区等单位的合作，建立安全教育基地，通过警校共育、校际合作、校地合作的模式，使安全教育成为学校、家庭、社会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三、结语
［关键词］学校德育社会影响同步教育
无论人是什么，也无论什么人，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环境里，环境是人发展的现实性的社会基础。从青少年德育的角度来看，良好品德的养成不是无条件的，环境和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学校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阵地，对塑造人的灵魂，培养理想信念、保证方向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同时，人是社会的人，“在其现实性上，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环境是影响青少年道德内化、社会化的重要因素。目前，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学校德育的目标、内容、方法等与当代社会生活存在不容忽视的裂解，严重影响了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因此，在充分发挥学校德育的一切积极因素的作用的同时，如何与社会影响同步教育，紧密结合社会生活实际和学生的思想认识实际，培养学生道德判断能力，引导学生在复杂的社会道德环境中理性掌握并自觉运用道德原则，坚持做人准则，加强德育有效性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与社会影响进行同步教育，以现实为维度
泰勒（r.w.tyler）认为，课程目标的来源是：对学生的研究，对当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学科专家的意见。德育目标的实现，离开受教育者的关心，离开学生的需要是不可想象的，“离开人的需要，黄金和泥土除了其物理性质的不同之外，别无差距。”脱离当代社会生活、脱离学生实际的德育就脱离了学生的需要，就不会得到学生的关心，就只能是建在沙滩上的海市蜃楼。因此，学校德育必须研究当代社会生活，以现实为维度。
首先，设置适宜的德育内容，反映当代生活。德育内容是指用来培养受教育者思想品德的思想道德观点、原则和规范体系。每门学科都有自身的逻辑结构，道德教育的内容确实很难与社会实际问题一一对应，也不可能“学到了就能在社会上派上用场”，但正如尼布尔宣布，“将纯粹无私的道德学说运用来处理群体关系的任何努力都以失败告终。”（注：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0页。）目前，我们的学校道德教育传递的通常是经过过滤、筛选的纯而又纯的做人道理、基本原则和完美的道德典范，呈现给学生的只是美好、善良、非真实的一面。然而客观现实并非学校德育教育所描述的那么美好、单纯，它是一个充满是非、真假、美丑、善恶、冲突的世界。其结果是学校德育工作不但与现实生活脱节、学生实际脱节，沦为不切实际的空谈，而且会导致一些学生以纯理想的态度去对待现实。而脱离现实的道德理想主义只会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当这种落差超出其心理承受能力的时候，变异就会产生。“除开该被时代所否定、扬弃的腐朽道德，凡属对现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道德，都同时具有超前性和现实性两个方面的属性。”（注：《当前道德理论上的困惑与探索》，周原冰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德育教育的适度超前无疑对社会进步具有“导向”上的功能，但脱离现实的道德理想主义只会带来消极效果，造成“超时代的悲剧”。不但道德教育会沦为“德育教授”和“老太太”的坐而论“道”和不切实际的空谈，而且“道德会被视为皮包公司的空头支票，完全丧失它那深入人心、潜移默化的力量。”学校道德教育必须以现实为维度，高于现实的同时，更要源于现实。克拉斯沃尔根据价值内化的程度，将情感领域的目标分为五级：接受、反应、价值化、组织和价值与价值体系的性格化。只有现实的、可接受的“道德的观念”，才能真正内化为“道德观念”。
其次，把握道德教育的基础，研究学生、理解学生。勒温认为，人的行为是在包括人和环境两个部分的“动力场”中发生的。行为是人和环境的函数，行为随人和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人对同一环境可能产生不同的行为。道德根本上是社会的，但道德也与个人的反省和选择有关。由是观之，道德教育必须研究学生、理解学生。研究、理解学生要求不是简单地对之进行道德说教，而应从青少年的道德实际出发，尤其是从他们的道德心理实际出发，忠实地描绘他们的道德现实，解剖、分析其道德现状，探究青少年道德教育的规律。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过程是一个知、情、意、行辩证统一的发展过程，只有那种符合学生的需要，能激发、引起他们的关注，并产生情感的道德教育才会是有效的，否则道德教育的内容就不能被学生同化，成为他们自身的一部分，就永远是一种外在物，对其将来的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不会产生什么影响。
再次，发展思想道德教育理论，解决新问题。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指导的实践是盲目的。现代社会是一个空前开放的社会，改革与竞争彻底改变了传统社会发展迟缓、变化呆滞的状况，思想道德教育也应在竞争中不断改革、发展，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那些“不顾教育过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来论述教育理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是自甘浅薄，势必在社会上和教室里遭到蔑视。”（注：布鲁纳：《布鲁纳教育论著文选》，邵瑞珍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792页。）道德生活是不断发展的，道德理论也要随着道德生活的发展而发展。发展道德理论，不仅要以现代社会的实践为基础，而且要以广大思想道德教育工作者的研究为支撑。因此，进行思想道德教育研究，关注现实、关注变化，思考、研究变化的原因，并作出正确的回答和说明，发展道德理论，是现代社会条件下思想道德教育有效性的重要条件。
二、与社会影响进行同步教育，培养道德判断和选择能力
道德判断是指个人运用已有的道德概念和道德认识，对道德现象进行分析、鉴别、评价和选择的心理过程，是人们对自己、对他人的道德行为形成正确倾向态度的前提，也是道德行为的伦理根源。正确的道德判断能力，能使学生头脑中形成一个识别、分析和澄清价值观的框架，甄别、选择、判断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社会环境对青少年的道德养成既存在着破坏性的因素，也蕴含着建设性的因素，对青少年的品性发展和道德养成或为害或有益，并由此形成不同的道德人格，能否趋利避害关键在于选择什么以及如何判断选择。在日常道德生活中，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仅有“是什么”的事实认识，而且有“应如何”的价值认识，不仅要在好与坏，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合理与不合理之间进行判择，还经常会遇到一些是与是、美与美、善与善之间的矛盾，而解决这些道德矛盾需要一种能力，即道德判断力。道德判断是一种能力，懂得一定的道德规范，并不等于就有一定的道德判断和解决道德问题的能力，因此正确的道德判断能力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培养。
道德判断能力培养的方法很多，有设身处地考虑法、价值澄清法、道德认知发展法等等。哈尔曾指出：“如果要使你的儿童变成—个成人，而且能够就道德问题进行独立思考，就必须使他对道德的理性思维感兴趣”。冲突的道德情境是培养理性思维和道德判断能力的重要途径。情境是刺激感觉的外部条件，创设的基于现实的冲突的道德情境，把个人放在更大的物理和社会的情境脉络中，刺激他从自己行动和感情的原有的狭隘范围里显现出来，以社会的一个成员去行动、思考。为学生积极创设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在问题情境中、将已掌握的道德知识加以运用，有助于认识的深化和能力的提高。
问题的设置应以生活为中心，既包括与学生自己的生活有关的问题，也包括更为一般的生活问题，特别是那些使学生感到困难和困惑的问题。柯尔伯格设置的“海因兹困境”，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在欧洲，一个妇女得了一种特殊的癌症，快要死了，也许只有一种药可以救活她，这种药是一种镭，是同一个镇上的药商刚刚发现的。这种药造价很昂贵，但药商却索价10倍于原来的造价，两千美元一小剂(也许这一小剂就可以活命)。海因兹——这个女病人的丈夫，借遍了他所有能够借的钱，才只有1000美元。他对药商说，他的妻子快要死了，他求药商便宜点把药卖给他，或要他缓期再把钱付齐。药商说：“不，我发现了这种药，我要靠它赚钱。”海因兹绝望了，他撬开了药铺，为他的妻子偷出了药。问题产生了：海因兹应当这样做吗?再如，一个学生看见他的好朋友考试作弊，他可否告诉老师？他是应该对老师诚实还是对朋友忠实？对这些道德两难问题的讨论，有利于培养学生批判性的道德思维能力，发展学生自己的道德观。社会是杂然纷陈的，这就需要学生做出更多明智的选择，只有经过学生自己理智思考并自主选择来的道德观才能内化、践行；只有开放的、选择的、思考的“实然”，才能成为“应然”。
道德判断力的培养不仅是在校园里在教学过程中，更多的是在家庭、社区在日常生活里。只有让他们投入到社会大环境中去阅读生活、参与生活、参与人际关系，体验强烈地竞争与积极地合作，他们才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诸多关联，以及各种复杂的关系；只有让他们看到复杂、多元的社会不仅有主流、积极的一面，也有非主流、消极的一面，懂得社会上除了美好的东西之外，还存在许多不良现象，他们才能明确自己作为一个责任公民，不仅有地位与权利，还负有义务和责任；只有让他们学会在实际生活中运用道德思维，才能使他们真正增强抵抗力，真正提高道德判断能力，真正形成内在的、稳定的思想道德素质。
三、与社会影响进行同步教育，引导学生参与社会、干预社会
首先，引导学生参与社会。青少年的道德品质是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行为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三者是统一的，而统一的关键，在于通过道德情感的中介，将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当前，学生的道德认识和道德实践脱节，“愿扫天下，而不愿扫一室”的问题已成为大多数德育工作者最感棘手、最感沮丧的问题。
哈什等人认为，“关心”(caring)、“判断”(judging)、“行动”(acting)才是道德教育的共同问题。知行合一是道德的基本特点，只知不行，不能把道德要求内化为道德品质。杜威曾指出：“使儿童认识到他的社会遗产的唯一方法是使他去实践，”因为，“除教育者的努力同儿童不依赖教育者而自己主动进行的一些活动联系之外，教育便变成外来的压力。这样的教育固然可能产生一些表面的效果，但实在不能称它为教育。”
“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人在改变环境的过程中又改变着人本身。”（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页。）要使“好学生”成长为“好公民”离不开对社会的认知，离不开社会生活的磨练。只有把学生从课堂和书本的狭隘天地里解放出来，引导他们接触社会、参与社会，让学生在复杂的环境中经受锻炼，在纷繁的生活实践中去接受考验，才能使出生时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个体我”成为崭新的“社会我”；只有把学校道德教育与社会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德育真正面向社会，为促进社会的发展服务。
从视觉文化角度来看，特别是由电子技术、数字技术所支持的图像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快餐化的社会文化景观，它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状态和价值观。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载体之一，当代传媒处于变革的前沿，它拥有的强大的信息传播技术优势和引导社会文化消费观念的能动作用不容忽视。
目前，崇尚物质享受和高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通过无处不在的传播媒体的渲染，借助视觉符号的大量运用，已经畅通无阻地渗透、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凭借当代传媒的推波助澜，我们的文化工业初具规模，文化消费市场已经形成。由于资本的介入和操纵，商品化逻辑的无限扩张，大众的拜物主义倾向日益显著。与此同时，西方“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思潮也随着当代传媒技术优势的不断强化而日益深刻地改变着人们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随着西方后现代精神潜移默化的影响，导致传统“深度”模式的消解，“后现代”一语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陈词滥调。传统的艺术理论和艺术观念遭遇“审美泡沫”的围困，传统的美学理念丧失了为我们的生存赋予意义的功能。传统的艺术立场事实上已经和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格格不入。关于这一点，许江先生有一段耐人寻味的感慨之言：“……对绘画的诗意微妙的品味，对文学的倾心阅读，让位给了图像的快速浏览和奇观化的感官刺激。读图代替了品画，代替了美感，刺激震惊代替了凝视沉思，进而戏谑恶搞代替了诗意与思想的浸润，低俗嬉戏代替了品位的追求。”①显然，当代审美经验的性质已经发生了改变，“低界契合”的审美时尚消解了具有相对稳定及深刻理性内容的审美理想。
当下，消费文化正在成为大众文化的主流，视觉艺术产品生产和消费的非审美动机往往占据主导地位，满足娱乐性的感官需要动机首当其冲，娱乐化的视觉传媒产品成为一种日常生活的必需。在技术性生产与复制的类型化的审美经验和审美情感的同化作用下，大众的心理和感性严重物化，审美成为一种客体的、物质的、量化的存在。在视觉传播的审美刺激机制作用下，传媒精心策划和倡导的“审美时尚”与“理想生活”已经成为大众的文化摹本和生活蓝图。有目共睹，媒体正是通过大量生产以“明星”或“成功人士”为代表的具有召唤性结构的“偶像商品”，利用作为偶像符号的不断刺激来提高受众对于“传媒高峰体验”的心理依赖。在媒体的蓄意诱导以及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的双重作用下，大众的消费欲望走向非理性的盲目膨胀。在媒体所刻意建构的虚拟世界里，一切都转化为形象与符号。传媒产品给大众提供了梦想、体验、参与和互动的巨大空间，其中的视觉内容具有强大的形象要素包容性和身份认同感。在文化工业大量制造的虚拟影像的包围中，大众对商品的符号价值趋之若鹜。
虽然，所有这些真实可感的社会文化图景的种种变异不能全部归之于传媒，但却全都与当代传媒所营造的社会文化环境的总体氛围息息相关。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事实上看，审美取向的趋同与盲从意味着审美理想的放弃和主体性的丧失，娱乐性感官刺激的依赖势必断送文化品格的提升，追逐符号价值的欲望膨胀不可避免地加剧了人格结构的贫乏。归根结底，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决定视觉艺术产品的文化特征和价值取向。价值取向的异化和扭曲必然危及社会文化的和谐与健康，破坏视觉文化艺术可持续发展的维系。人的精神向度和文化品格的堕落直指教育的异化。其中，关系重大的核心问题就是视觉艺术教育的社会文化责任问题。不同的文化价值取向体现着不同的社会价值观，当代传媒语境下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无疑就是社会价值观问题的重要线索。
二、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问题
艺术生产不同于一般的产品生产，艺术消费亦不同于一般的商品消费。一般而言，人的文化价值追求反映了从主体方面的需要与利益角度向文化所提出的价值要求。价值取向的基本内容包括文化价值追求与文化价值标准两个方面。文化价值追求与文化价值标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文化价值取向这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作为文化价值主体，人的文化修养及其自我价值体系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环境及其所接受的人文教育的品质。我们必须强调，视觉艺术教育作为人文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优化人的品质，激发人的潜能和天赋，树立具有人文精神和终极关怀意义的文化理想。
如今，席卷全球的“泛娱乐”化现象不仅充斥于“传媒娱乐”的视域，并且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们的社会形态，影响了当代视觉艺术及其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正如著名的媒体文化研究学者和批评家尼尔·波兹曼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致死的物种。”②虽然，大众对娱乐在生理心理上的天然需求无可非议，但文化产品的生产不能只为娱乐的需要而哗众取宠，文化产品的消费不能全面沦落为戏谑、恶搞式的无聊游戏，否则只能造价值的缺失和虚无，导致社会生活中到处出现对文化价值资源的滥用和败坏现象。
有史以来，视觉艺术从来就不是某种纯个人的、超文化或超意识形态的存在。历史地看，西方“进化论”和“西方中心论”文化观严重地动摇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社会基础，扰乱了历史文脉传承的自律性。河清先生指出：“……在西方现代进步观念的影响下，我们极力地追求“现代”和“当代”。在艺术领域，把西方的“当代艺术”当作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方向。在“时代进步”的名义下，人们轻而易举地忘却了文化艺术的地域属性，以致中国“当代艺术”，首先在文化观念上就以“世界主义”来否定、排斥自己的文化精神。”③事实上，在艺术教育或视觉传播的复杂活动过程中，视觉艺术本体价值观和传统的艺术立场总是不断遭遇狭隘的机会主义和进化论的先锋派观念的冲击，不断强化的“全球化”逻辑更是全面加剧了传统人文价值的主体立场的萎缩。这种“全球化”理念并非单纯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它在文化本质上是直指文化价值取向的同化和对民族文化的颠覆。现在，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已经带来了全球化的文化身份危机。
视觉艺术对人类经验与认识的独特贡献是其他人类活动所难以提供的，在建构视觉艺术及其教育的多重价值的复杂活动过程中，坚持维护立足本土的视觉艺术活动的文化主体性价值并积极彰显视觉艺术的本体价值无疑是我们应有的文化态度。作为涵盖多重价值的社会文化活动，当代传媒语境下视觉文化艺术的生产与消费的价值取向是不容忽视的社会文化导向问题。在视觉文化艺术范畴确立健康的社会文化导向不仅是视觉艺术教育理应承担的义务，同样也应当是艺术生产和艺术消费所共同维护的人文立场。
三、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的文化定位与社会责任
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都是共同推动社会文化发展和繁荣的要素，为了更好地担负起文化传播与文化传承的社会责任，文化定位是关键。
视觉艺术的专业教育培养视觉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者，传媒的商业运作则培育视觉文化艺术产品的消费者，文化艺术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作为文化价值主体而相互依存。当然，生产者和消费者在社会生活中并非截然不同的社会角色，生产者同时也是消费者，不同的社会角色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往往相互转换。在当代传媒所构建的视觉文化语境下，视觉艺术产品具有矛盾复杂的多层面的公共精神性质的文化特征，涉及文化的多层次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传媒产品承载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文化功能。人们对传媒产品的消费需求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消费行为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现在，人们已经普遍习惯于通过各种“传媒沉浸”体验来了解世界，传媒产品让受众接受隐含于商品背后的象征意义而满足其文化上的需求。传媒作为大众文化的载体和引导消费的工具，它在文化价值取向方面的媚俗倾向是不争的事实。毋庸讳言，资本与媒体合谋的根本目标就是无限扩大商品的消费需求。传媒产品通过符号化的手法打造商品品牌，以娱乐化的手段来强化世俗的号召力。从这个角度看，营利的需要决定了传媒产品的文化定位。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里，许多传媒产品都在客观上助长了放望、逃避现实的心理倾向，消解了独立意识和批判观念，使受众在无形中降低了人性的品味。文化尽管有娱乐的功能，但娱乐显然并不能取代文化。
在以学校为主的视觉艺术教育方面，无论是作为专业教育还是普及教育，都是现代意义上的终身教育的一部分。更何况学历化社会中的泡沫教育现象所反映的教育的异化正成为令人无奈的现实。虽然学院教育作为制度化的专业教育是传媒所无法替代的，但从终身教育的视角来看，传媒在视觉素养的普及教育作用方面与学院教育相比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毕竟能够接受规范的专业视觉艺术教育的人数十分有限。无须赘言，文化环境就是社会形态的反映，教育和传媒的文化定位关系到社会形态的塑造，两者都有共同构建文化艺术的精神家园和引领大众的社会文化责任。我们迫切需要从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艺术土壤的主体意识出发，反省并净化我们的学术研究动机，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关注文化生态环境，在当代传媒和视觉艺术教育的学术研究领域中培养一种批判性的精神气质和关怀社会的人文精神。
不可否认，价值观念冲突并非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同时，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交流、宽容、认同甚至融合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我们不能因为客观存在的价值观念的多样化事实，就放弃应有的主体立场和责任意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媒体与学院在文化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研究方面都负有不可推卸的社会文化责任。我们应当本着维护视觉文化艺术本体价值的历史责任感，尊重视觉文化艺术的自律性，义无反顾地追求我们的文化理想。
注释
许江：《中国当代视觉文化艺术的境遇与责任》，《中外文化交流》，2007年05期。
（美）尼尔·波兹曼著，章艳译：《娱乐至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河清：《“当代艺术”的“同质多样性”》，《文艺研究》，2005年07期。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