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8 14:5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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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塑机举世关注的原因
目前，中国塑机的发展正在引起全球的格外关注，一是因为中国塑料机械的年产量位居世界第一，在世界塑机市场具有不可低估的重大影响;二是因为中国塑机的出口数量不断增加，出口总值不断上升，从而使全球塑机市场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三是因为中国塑机的产品优势明显，不仅产品质量放心，而且性价比高，在国外市场具有相当的竞争力;四是因为中国塑机的发展速度令世界同行所惊叹，而且产业结构调整不断提速，产品档次不断提升，正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于国际竞争。
2两点反映中国塑机行业现状
随着我国塑机产业的持续快速发展，全球对中国塑机的认同程度有了极大的提升，因而在世界塑机行业的地位也有了显著的提升。目前，我国塑机行业不仅拥有前景广阔、空间巨大的消费市场，并且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相当、有较先进水平、能基本满足国内需求和具有相当国际竞争能力的产业体系，形成了特点鲜明的若干产业集群和企业遍布全国的工业格局。
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中国塑料机械行业2007年的经济运行状况，呈现出整体上升的趋势，具有如下8个亮点。
(1)总量规模不断扩大。主要表现在：“两个增加、两个突破”。
“两个增加”是指：一是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人民币以上规模的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二是从业人员数量不断增加。
“两个突破”是指：一是行业资产总额首次突破200亿元人民币，二是工业总产值首次突破200亿元人民币。
(2)销售总额不断跨越。主要表现是：“两个跨越”。一是销售总产值首次跨越200亿元大关，二是销售收入首次跨越200亿元大关。
(3)出口收入不断攀升。全行业出货值由2006年的30.42亿元人民币，上升到2007年的41.6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幅为36.92%。
(4)行业利润不断上升。具体表现在行业利润总额明显上升;行业年利润率明显上升;企业利润明显上升。
(5)科技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已有近10所大专院校设置了塑料成型机械专业，并普遍拥有硕士培养资格，其中，有两所重点大学还设立了博士点。在我国塑机行业中，有国家级专业研究中心(聚合物新型成型装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塑料机械技术开发中心和国家模具研究中心)3个，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1个，省市及专业研究院所10个，专业检测中心2个，企业办专业研究所10个。全行业从事教学和科研人员超过1000人。专业技术人员持续增加，科研成果颇丰。
(6)产品门类不断齐全。我国塑机行业主要产品可划分为4个大类19个中类，53种不同类型，数百个品种，主要产品有：配混料设备、注射成型机、挤出生产线、中空成型机、压延生产线、各类二次加工设备及各类配套设备，己经形成了门类齐全的产品体系。
(7)“三新”成果不断涌现。随着我国塑机制造企业的科技创新、自主创新意识的不断增强，技术能力的不断提升，全行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层出不穷。其中，新型注塑机的研发不断取得成功。近年来，我国塑机企业研发的新式注塑机主要有：光盘注塑机、微型注塑机、全电式注塑机。
(8)产业升级不断加快。经过新世纪以来的跨越式发展，中国塑料机械行业己进入了必须通过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发展的新阶段。为此，中国塑料机械行业必须把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作为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关键，积极宣传产业升级对于克服资源要素制约、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增强行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意义，着力营造产业和谐的氛围，加强对产业升级的引导，大力开展技术交流和技术培训，加强对新技术、新产品、新成果的宣传推介。
3五大方面引领中国塑机行业的发展趋势
目前，我国塑料机械行业具有五大机遇。一是国家加速工业化进程，对于包括塑料机械在内的装备制造业来说，将要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旺盛时期，这必然会带动塑机行业“量增质升”。二是我国目前日益加快的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为我国塑机行业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工作领域和服务空间。三是我国机械工业具有明显的国际比较优势，经济全球化和国际产业转移将进一步刺激包括塑料机械在内的我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为行业发展提供巨大动力。四是党和国家振兴装备制造业的政策效应日益显现，必将不断引导和带动我国塑机行业加快发展。五是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使得行业的活力不断增强。
中国塑机行业发展趋势具体体现在如下5个方面：
(1)打破原有行业界限，塑料机械为各行业服务已成定式并向纵深发展，进而有可能向引导市场消费过渡，但要注意引导必须是正确的导向。
(2)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合资、合作，继续借鉴国外的先进制品及工艺和设备以发展我国的塑机，大力提高技术水平。
(3)国内中低档市场容量将会被挤压得越来越小，部分企业将会分化重组，有些企业将减小塑料机械比例而转向多种经营，有的企业将避开国内恶性竞争进而开辟国外市场。
(4)社会专业化协作将逐渐走向成熟、有些厂家将集中精力在某一个局部市场上把生意做大。
(5)个别有远见、有实力的企业已经开始加大科技投入，加快招聘高素质的管理及科技人员，以图进一步发展并争取与世界列强相抗衡。
关键词：机械制造；智能化技术；体系
一、机械制造技术的发展
在现代制造系统中，数控技术是关键技术，它集微电子、计算机、信息处理、自动检测、自动控制等高新技术于一体，具有高精度、高效率、柔性自动化等特点，对制造业实现柔性自动化、集成化、智能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前，数控技术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由专用型封闭式开环控制模式向通用型开放式实时动态全闭环控制模式发展。在集成化基础上，数控系统实现了超薄型、超小型化；在智能化基础上，综合了计算机、多媒体、模糊控制、神经网络等多学科技术，数控系统实现了高速、高精、高效控制，加工过程中可以自动修正、调节与补偿各项参数，实现了在线诊断和智能化故障处理；在网络化基础上，CAD/CAM与数控系统集成为一体。机床联网，实现了中央集中控制的群控加工。
二、智能化技术发展趋势
2.1性能发展方向
(1)高速高精度高效化。
速度、精度和效率是机械制造技术的关键性能指标。由于采用了高速CPU芯片、RISC芯片、多CPU控制系统以及带高分辨率绝对式检测元件的交流数字伺服系统，同时采取了改善机床动态、静态特性等有效措施，机床的高速高精高效化已大大提高。
(2)柔性化。
包含两方面：数控系统本身的柔性，数控系统采用模块化设计，功能覆盖面大。可裁剪性强，便于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群拉系统的柔性，同一群控系统能依据不同生产流程的要求，使物料流和信息流自动进行动态调整，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群控系统的效能。
(3)工艺复合性和多轴化。
以减少工序、辅助时间为主要目的的复合加工。正朝着多轴、多系列控制功能方向发展。数控机床的工艺复合化是指工件在一台机床上一次装夹后，通过自动换刀、旋转主轴头或转台等各种措施，完成多工序、多表面的复合加工。
(4)实时智能化。
早期的实时系统通常针对相对简单的理想环境，其作用是如何调度任务，以确保任务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而人工智能则试图用计算模型实现人类的各种智能行为。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实时系统和人工智能相互结合，人工智能正向着具有实时响应的、更现实的领域发展，而实时系统也朝着具有智能行为的、更加复杂的应用发展。由此产生了实时智能控制这一新的领域。
2.2功能发展方向
(1)用户界面图形化。
用户界面是数控系统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接口。由于不同用户对界面的要求不同，因而开发用户界面的工作量极大，用户界面成为计算机软件研制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当前Internet、虚拟现实、科学计算可视化及多媒体等技术，也对用户界面提出了更高要求。图形用户界面极大地方便了非专业用户的使用。人们可以通过窗口和菜单进行操作，便于蓝图编程和快速编程、三维彩色立体动态图形显示、图形模拟、图形动态跟踪和仿真、不同方向的视图和局部显示比例缩放功能的实现。
(2)科学计算可视化。
科学计算可视化可用于高效处理数据和解释数据，使信息交流不再局限于用文字和语育表达，而可以直接使用图形、图像、动画等可视信息。可视化技术与虚拟环境技术相结合，进一步拓宽了应用领域，如无图纸设计、虚拟样机技术等，这对缩短产品设计周期、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具有重要意义。在数控技术领域，可视化技术可用于CAD/CAM，如自动编程设计、参数自动设定、刀具补偿和刀具管理数据的动态处理和显示以及加工过程的可视化仿真演示等。
(3)插补和补偿方式多样化。
多种插补方式如直线插补、圆弧插补、圆柱插补、空间椭圆曲面插补、螺纹插补、极坐标插补、2D+2螺旋插补、NANO插补、NURBS插补(非均匀有理B样条插补)、多项式插补等。多种补偿功能如间隙补偿、垂直度补偿、象限误差补偿、螺距和测量系统误差补偿、与速度相关的前馈补偿、温度补偿、带平滑接近和退出以及相反点计算的刀具半径补偿等。
(4)内装高性能PLC。
数控系统内装高性能PLC控制模块，可直接用梯形圈或高级语言编程，具有直观的在线调试和在线帮助功能，编程工具中包含用于车床铣床的标准PLC用户程序实侧，用户可在标准PLC用户程序基础上进行编辑修改，从而方便地建立自己的应用程序。
(5)多媒体技术应用。
多媒体技术集计算机、声像和通信技术于一体，使计算机具有综合处理声音、文字、图像和视频信息的能力。在数控技术领域。应用多媒体技术可以做到信息处理综合化、智能化，在实时监控系统和生产现场设备的故障诊断、生产过程参数监测等方面有着重大的应用价值。
2.3体系结构的发展
(1)集成化。
采用高度集成化CPU，RISC芯片和大规模可编程集成电路FPGA、EPLD、CPLD以及专用集成电路ASIC芯片，可提高数控系统的集成度和软硬件运行速度，应用LED平板显示技术，可提高显示器性能。平板显示器具有科技含量高、重量轻、体积小、功耗低、便于携带等优点。可实现超大尺寸显示。应用先进封装和互连技术，将半导体和表面安装技术融为一体。通过提高集成电路密度、减少互连长度和数量来降低产品价格，改进性能，减小组件尺寸，掘高系统的可靠性。
(2)模块化
硬件模块化易于实现数控系统的集成化和标准化，根据不同的功能需求，将基本模块，如CPU、存储器、位置伺服，PLC、输入输出接口、通讯等模块，作成标准的系列化产品，通过积木方式进行功能裁剪和模块数量的增减，构成不同档次的数控系统。
(3)网络化
机床联网可进行远程控制和无人化操作，通过机床联网，可在任何一台机床上对其它机床进行编程、设定、操作、运行。不同机床的画面可同时显示在每一台机床的屏幕上。
关键词：[HTK]戏剧艺术；《哈姆莱特》；艺术创作；艺术作品；中国接受史；路径整合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最近，《光明日报》（2013年9月20日）辟一整版篇幅刊登了中国现代文学馆傅光明研究员在中国科学院的演讲《哈姆雷特：一个永恒的孤独者》。作为一个莎学学者，自然为此十分兴奋。但捧读之下，既为作者的斑斓文采所折服，为作者关于“生命的孤独者”的多维思考所触动，同时也感到深深的失望与无奈。作者是以老舍研究见长的当代中国戏剧文学史研究者，也是《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的译者，同时也译有《观察中国》等书。如此良好的背景，在其演讲中却看不到《哈姆莱特》批评在中国近三十余年历史进展的信息。比如，作者斩钉截铁地断言：“莎士比亚的伟大恰恰在于，他把老旧的哈姆雷特从具有北欧海盗或中世纪色彩的复仇英雄，变成了一个崭新的文艺复兴时代温文尔雅的、高贵的人文主义者，在他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富于理性和启蒙的人性光辉，直到今天，还在熠熠闪烁。”“《哈姆雷特》的悲剧力量恰恰在于，莎士比亚要让所有这一切的爱，都因为那个最邪恶的人形魔鬼——国王克劳迪斯，被毁灭、埋葬。”这种绝对化二元对立式解读，使我们仿佛回到了三十年前乃至五十年前。证诸目前的许多涉《哈》文章和读物，这种恍若隔世的论述仍俯拾皆是，对于哈姆莱特形象在莎学界的演化，这些作者或者不曾了解，或者置若罔闻，难寻学术积累之痕迹，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学林的一大奇观。当然，这种二元对立解读的生存权利自然不应被剥夺，但是对于哈姆莱特形象在我国莎评中的根本性转型可以不做任何回应和讨论而仍可在讲坛学坛畅行，显然是一种颇为值得反思的文化现象。我认为，我国莎学在总体上尚缺乏明确的“接受史意识”，更缺乏莎剧接受路径互动与整合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或许是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
毋庸置疑，《哈姆莱特》是在世界上传播最广泛、影响最深远的文学艺术经典之一。自清末民初时期该剧传入我国以来，在我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与广泛影响。该剧在我国的传播与接受的历史，既有与世界各国一样接受人类文学艺术瑰宝的共通性，也有基于我国特定文化背景与历史情境的特殊性，是研究中外文学艺术与文化交流及其作用与影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个案。因此，莎剧中国接受史研究，当以系统研究《哈姆莱特》的中国接受史为重中之重。但是时至今日，国内学界在这种研究上虽有一定成绩但尚属初步，多维整合的系统性、整体性研究尤其如此。鉴于戏剧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特殊性，一部戏剧在非同种语言之异域的跨文化传播与接受史，涉及翻译、批评（含阐释、解读）、演出（含改编性演出及影视作品）、教学等诸多方面。传播者首先是接受者，而这些特殊的接受者又同时处于与广大受众的多层面互动之中。与此同时，上述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又呈现出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这是戏剧接受史的系统研究难度较大的客观原因。就《哈姆莱特》来说，我国大陆学界在该剧的中国“批评史”研究方面比较着力，比如孟宪强《三色堇：〈哈姆莱特〉解读》（2007）、李伟民《中国莎士比亚批评史》（2006）等著作中对此有所总结；在“翻译史”研究方面，我国港台学界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体现在周兆祥著《汉译〈哈姆雷特〉研究》（1981）、彭镜禧著《细说莎士比亚论文集》（2004）等著作之中；在“演出史”研究方面有曹树钧、孙福良著《莎士比亚在中国舞台上》（1989）、李茹茹著《莎士比亚：莎剧在中国舞台上》（2003）等著作；“教学史”方面，除了一些零星的成果外，尚无系统性成果问世。而在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相互作用研究方面，在上述研究成果中也有所涉及，加之一些戏剧家（如、、焦菊隐、林兆华等）有一些经验之谈。近年李伟民教授“多管齐下”的全景式努力尤为值得称道，这集中体现在其《光荣与梦想：莎士比亚在中国》（2002）和《中国莎士比亚研究：莎学知音思想探析与理论建设》（2012）两部著作之中。但真正的路径互动意义上的“接受史”研究的总体局面还尚未形成。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我国有关学界长期缺乏这种“接受史”研究视角相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种种原因造成的学科、界别机械划分限制了这种跨学科、跨界别研究课题的展开。“接受史”研究视角与总体构想的引入，可以为上述诸方面互动研究的系统开展提供贯通性枢纽。这种研究的系统展开，可通过对《哈姆莱特》这部文学艺术瑰宝在我国（含台港）多层面传播与接受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和深入反思，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这部经典巨制的多方面现实功能提供启发与借鉴。
二 依据笔者的初步研究，中国《哈姆莱特》接受史可大致分为如下五个历史时期：一、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二、20年代至40年代；三、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四、“”十年；五、“”结束至今。其港学界的接受史分期又可相对独立。研究应以《哈姆莱特》在中国的“翻译史”、“批评史”、“演出史”、“教学史”研究为基础，改变将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分立研究的传统模式，着力考察该剧传入以来各个历史时期各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历史发展与相互作用。在研究的总体路径上，可主要运用历史考察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兼采当代接受理论、历史情境分析及其他各种研究方法之长。可首先考察并确定各个历史时期的《哈姆莱特》之接受的标志性事件，继而围绕这些事件展开实证研究，揭示该历史时期《哈姆莱特》之接受的特点及发展趋向，说明其在中国文学艺术与文化发展史上的作用与影响；既通过深入分析把握各个阶段的特殊性，又在国外文学艺术之中国接受方面获得一些一般性结论。显然，这种研究的重心，当在于各个历史时期多种传播与接受方式的互动研究，但这种互动研究以进一步深入进行各种分立研究为前提，故需要进一步深入把握学界以往各种分立研究的成果，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在史论两方面将研究推向前进。而目前研究难点在于学界以往研究比较薄弱的“演出史”、“教学史”方面，需要组织力量展开规模较大的实际考察与系统分析。就戏剧文学与艺术接受史而言，局限于翻译史与批评史研究是具有片面性的，“演出史”（包括舞台演出与影视作品）和“教学史”在接受史上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因此，需要下大气力改变在这两方面研究上的薄弱局面，从而为全面把握《哈姆莱特》接受史奠定扎实的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上，应着力阐明我国各历史时期《哈姆莱特》之接受与我国各时期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的深层关联，揭示其在我国各时期产生独特影响的历史根据，充分展示出这部世界经典悲剧在具体历史情境中发挥作用的一般规律与特殊机理。不过，这种研究不应对各个时期的接受史研究平均使用力量，而应在考察前四个时期《哈姆莱特》接受史的基础上，把研究重心放在改革开放以来多元认知背景逐渐形成的条件下对这部名作之接受史的多层面、多角度考察方面，力求加以立体、动态、整体性把握。除《哈姆莱特》本剧的接受史之外，同时亦应对其当代的一些衍生作品的中国接受史加以探讨，如后现代戏剧《罗森格兰兹与吉尔登司吞死了》，《哈姆莱特》剧情延伸小说《葛楚德与克劳狄斯》等，因为这些作品代表了作者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哈》剧的新理解，它们传入中国之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研究《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所不应忽视的。作为一部悲剧文学巨制，《哈姆莱特》在中国的接受史既有其作为大悲剧的一般作用机理，即通过揭示人类在抗争各种生存灾难与不幸的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具有共通性的心理境况，使作品受众于震撼灵魂的悲剧中得到情感净化与心灵升华；同时，作为西方文艺复兴转型时期的一部人文主义名作，《哈》剧的传播与接受又适应了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特殊需要，发挥了其独特功能。我们应在对这种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历史情境下的功能转变给出有说服力的实然考察的基础上，加强应然视角的深入、系统探讨，为在“以人为本”已成为时代强音的新时期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挥这部人文主义名作及其他莎士比亚戏剧在我国的现实作用，为推动我国戏剧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社会文化功能的发挥，提供有益的借鉴。以“以人为本”为内核的广义人文主义理念，我曾概括为如下两个基本点：一、以人（而非神、物）为核心的世界观与人生观；二、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普适性肯定。而《哈姆莱特》的价值绝不是由于塑造了一个高大全的“人文主义者”哈姆莱特，而是由于通过对一系列圆形人物的精心刻画，最为集中、最为经典地体现了这样的人文主义理念，而这种理念在我国当下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具有极为重要与根本的弘扬价值。这是笔者长期致力于《哈姆莱特》研究系列工作①的主要思想诉求，也是提出《哈姆莱特》中国接受史研究构想的基本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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