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9 09: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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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务；行政执法；税收征管法；自我保护
Abstract:Accordingtofrontofthelawtheeverybodyprincipleofequality,thetaxrevenuelawenforcementofficialsfirstshouldbeasocialperson,inthelawenforcementprocesssimilarlymuststrictlyaccordingtothelegalrulemanagement,andmustlearntoprotectoneself,soastoavoidpresentsthephenomenonwhichenforcesthelawbutbreakthelawoneself.
keyword:Taxaffairs;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TaxrevenueLawofLevyandManagement;Protectingoneself
前言
近年来，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所以目前的税收法律在税收实践工作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税收任务问题、法律规定含糊或不明确等等。那么作为税收行政执法人员在税收执法实践中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根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税收执法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人，在执法的过程中同样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并且要学会自我保护，免得出现执法犯法的现象。所以税务行政执法人员也应懂得自我保护，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税收检查工作环境。那么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如何实现自我保护呢，笔者认为，税务执法人员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多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增强对税收执法法律依据的理解
税务行政执法的依据是税收法律，税收法律不是一部单独的法律，而是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也不仅仅是带有“税”字的法律构成，而且还包括其他一些不带“税”字的法律。税务行政执法如果离开其他相关法律来理解带“税”字的法律，那是很难贯彻到位的。例如，某税务机关于2005年11月11日对某纳税人采取了税收保全措施，纳税人于11月12日上午9时缴清了税款滞纳金，税务机关于11月13日下午3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如果按照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是在24小时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那么该税务机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则超出了规定的时间界限。现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将税务机关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的时限由24小时改为一日，那该税务机关于11月13日下午3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是否属于立即解除了保全措施呢？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一日”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规定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时开始计算。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点。有业务时间的，到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截止。”参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上述税务机关是属于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的。
二、参照司法实践判断税务行政执法活动的正确性
例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什么是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过去税务实践工作中有三种看法：一是在纳税人不申报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必须书面通知其申报；二是税收征管法本身就规定了纳税人只要是发生纳税义务就应当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也就是说税收征管法的出台就是通知了；三是认为在办理税务登记时，税务机关同时要办理税种登记，告诉纳税人应该缴哪些税，如何缴税等等，这个过程就是一种通知。那么究竟上述哪个观点是正确的呢？目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对此并无具体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11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二条对上述问题做了具体解释：“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分三种情况：一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即为税务机关通知申报；二是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必须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三是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扣缴税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也必须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该司法解释是对刑法二百零一条偷税罪的解释，明显不能作为税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而税收法律、法规对上述问题又没有做具体规定，那么在税务实践工作中应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理解上述问题。司法解释实际上就是对司法实践标准的统一，司法解释一旦出台，下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就是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理解上述两个问题的，这就是司法实践。所以税务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上述司法实践来判断什么是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在司法实践中是站得住脚的。
在税收检查执法过程中，除了要多掌握相关书面的法律知识，多看税收方面的案例之外，还应该多看民事、刑事方面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可以把握法官、检察官对相关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税务机关还应当多与法官、检察官沟通。因为法官、检察官对税收政策和会计制度并不如税务人员熟悉，税务机关应当多向法官、检察官多介绍税收法律法规和会计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其对涉税案件的理解更准确。
三、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从严把握，对纳税人的义务从宽把握
税收法律体系明确了征纳双方在税收分配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但有些权利和义务明确得不是很具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把握征纳双方在税收分配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又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应当是：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从严把握，对纳税人的义务从宽把握。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从字面理解，“扶养”是指同辈之间的一种帮助关系，而不包含老人和儿童。对老人应当是用赡养，对儿童应该是用抚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也是这么理解的。那么能据此说明上述《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就不包含老人和儿童了吗？很明显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再有，什么是家属？《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六十条对此做了含糊的解释：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所称个人所扶养家属，是指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无生活来源并由纳税人扶养的其他亲属。根据这个规定好象是不共同居住的配偶就不是纳税人的家属了？那么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应如何理解呢？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纳税人的配偶以及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其他人，三个条件是：一是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由纳税人扶养。只要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不管与纳税人是什么关系都应当是纳税人的家属。
四、合理理解税务行政执法依据
法律条文是死的，如何在税收执法过程中运用法律条文这就需要依靠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根据不同的事实合理理解运用了。那么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对税收法律条文的理解是否正确就直接关系到征收权力的落实和纳税人利益的保护。
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这个规定的宗旨是为了保全税款不至流失，即为一种税收保全措施，也就是赋予税务机关在特定条件下的提前征收权力。提前征收毕竟是对纳税人权益的合法侵犯，但如果错误地运用了这个权力则是对纳税人权益的非法侵犯了。提前征收的前提是：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那么什么是“有根据”认为呢？一种说法是有一定线索，另一种说法是有证据。根据一定的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那是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根据一定的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这只能是一种可能，或者说有迹象，但并不一定就会发生，那就更不是行为了。因为行为是正在发生或者过去已经发生过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那是迹象。《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明确的前提条件是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所以，“有根据”就不能理解为是有线索就可以了，而应当理解为有一定的证据，但也不能理解为要有充分的证据，因为税务机关要掌握充分的证据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提前征收的目的就是为了及时防止税款流失，如果等到收集到纳税人逃避税款的充分证据后也就失去了提前征收的必要了。
五、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并不一定就决定成败，但成败关键就在于细节。目前，在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思想中有这么一种普遍的想法，就是：我就这么做了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对的，纳税人不告的确是没有问题，但纳税人把税务机关告上法庭后那些细节就成了决定税务行政诉讼胜败的关键了。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恰恰又有很多方面的细节，如果对这些细节稍不注意就又可能导致税务行政决定的失效，导致税务行政复议或者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如某税务稽查局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中有个数据与事实不符，打印校对时也没有发现，依法送达纳税人后，纳税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把税务机关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决该处理决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作出撤消该处理决定的判决。再如，某税务所对纳税人作出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后，纳税人在三个月内既不履行，也不申请税务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税务所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对纳税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上是加盖该税务所还是该税务所所属的县级税务机关的公章呢？对此很多税务执法人员认同应该加盖县级税务机关的公章，因为税务行政处罚强制执行都应该经县以上税务局批准。如果在《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上加盖的是县以上税务局的印章，则说明这次税收强制执行的执法主体即是该税务局。而《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可见，强制执行的主体应当是“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也就是说，谁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由谁实施强制执行措施，而上述税务行政处罚是由税务所作出的，所以对税务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强制执行的主体也应当是该税务所。
六、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涉税文件
人无完人，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规范性文件也都是由人制定出来的，所以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有意识地出台的错误的文件，例如有些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法规出台的擅自减免税的规定等。所以税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涉税文件，对那些已经出台的税收方面的各种文件应当认真研究其合法性，以避免执行错误的文件导致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导致不必要的行政诉讼，甚至于执法犯法。
那么如果税务执法人员发现有关规定是错误的该怎么办呢？对此，《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和《公务员法》已做了明确规定。《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七、执法程序要合法
作为税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的税收法律体系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各税种的法律法规，税收程序法主要是《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对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的程序做了具体规定，在税务行政执法应当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不管税收实体法运用得如何正确，只要是执法程序上发生错误都会导致税务行政诉讼的败诉。以往的事实证明，很多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败诉败就败在执法程序违法方面。
八、行必有法
1中国自然保护区始于l956年建立的广东鼎湖山自然保护区，经过近40年的努力，全国已建立各种类型的自然保护区763个，总面积6818.4万hm2，约占国土面积的6.8％[2]，其中，与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关的生态系统类和野生生物物种类自然保护区717个，面积6607万hm2。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对生态系统多样性、物种多样性和遗传多样性的保护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中国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现状与评价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分为森林、草原与草甸、荒漠、内陆湿地和水域、海洋和海岸等5个类型[3]，已建自然生态系统类自然保护区共433个，面积4703万hm2。
2.1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
森林生态系统是陆地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中国地域辽阔，森林类型很多，分布很广，森林面积13370万hm2。据研究，我国陆地生态系统共分27大类460个类型，而森林生态系统就占了16大类，约185个类型[4]。我国森林生态系统的保护工作开展最早，50年代和60年代建立的自然保护区多半是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371处，面积1429万hm2；另建有森林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l80个，面积337.8万hm2。两者面积合计1766.8万hm2，占全国森林总面积的13.3％。森林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的建立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大量的森林资源，更重要的是保护了各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森林生态系统，在科学<研究和改善生态环境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我国已建的森林类型保护区不仅数量较多，为全国自然保护区主体；而且分布较广，遍布全国所有林区和生物地理区域，代表着各种森林植被类型。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寒温带针叶林的黑龙江呼中保护区；保护温带针叶、落叶阔叶混交林的黑龙江丰林、凉水保护区，保护暖温带落叶阔叶林的辽宁白石砬子、医巫闾山，河北雾灵山，河南老君山等保护区；保护亚热带落叶、常绿阔叶林的河南鸡公山、安徽马宗岭等保护区；保护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安徽古牛降、清凉峰，福建梅花山，江西井冈山，湖南公山、壶瓶山，广东鼎湖山，广西大明山，四川缙云山，云南哀牢山，察隅等保护区；保护热带雨林、季雨林的云南西双版纳，海南尖峰岭、白水岭、五指山等保护区。此外，我国还建立了一批保护山地森林垂直分布带谱的保护区，如吉林长白山、陕西太白山、湖北神农架、贵州梵净山、云南高黎贡山、哈巴雪山等自然保护区。我国森林类型自然保护区已初步形成全国性网络，具有一定的基础，但与我国森林资源和森林生态系统多样性保护的要求相比，尚有一定差距，虽然自然保护区面积已占森林面积的13.92%，但与我国林业用地面积相比，仅占林业用地面积的6.72％。在保护区分布方面也尚有不合理的地方，如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分布比较集中的福建、湖北、浙江、广东等省，自然保护区面积与其森林资源拥有量还不相适应，有待加强。此外，大兴安岭林区和黄土高原、太行山地区水源涵养林区的自然保护区建设也有一定差距。
2.2草原与草旬生态系统的保护我国草原资源十分丰富，现有草地约17300万hm2，占国土面积18％[5]，主要分布在东北西部、内蒙古、黄土高原北部、西北地区以及青藏高原。草原类型主要有典型草原、草甸草原、荒漠草原和高寒草原4大类。我国草原和草甸自然保护区建设起步较晚，发展也较缓慢。至1993年底，全国共建立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14个，面积137.8万hm2;另建有草地生境野生动、植物物种类型自然保护区2个，面积4.4万hm2。两者面积共计142.2万hm2，约占我国草地面积的0.82％。其中比较典型和重要的有：保护草甸草原的黑龙江月牙湖、吉林腰井子等保护区，保护典型草原、草甸草原和沙地疏林草原的内蒙古锡林郭勒保护区；保护干草原生态系统的宁夏云雾山草地保护区；保护山地草原和草甸的新疆天山中部巩乃斯草甸、金塔斯山地草原等保护区。我国拥有广大面积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众多，并孕育了比较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已建的草原与草甸生态系统类型保护区不仅数量偏少(仅占保护区总数的2%)，而且面积也很有限(亦仅占保护区总面积的2%），有些典型的草原和草甸生态系统至今尚没有建立自然保护区。另外，从草地资源保护的角度看，现有保护区也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草地资源保护与持续利用的要求。
关键词：黄杨木雕 低迷原因 振兴对策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190-02
乐清黄杨木雕以黄杨木的珍贵而闻名。与青田石雕、东阳木雕并称为“浙江三雕”，传承至今已有数百年的历史。黄杨木雕的发展在历史的长河中跌宕起伏，经历了兴盛和衰败。黄杨木雕的制作工艺在木雕业中是独树一帜的，近几年来，黄杨木雕的技巧发展正努力地吸收百家之长，取精华而作，使黄杨木雕的雕刻技法越来越纯熟。但尽管如此，黄杨木雕的市场低迷仍未改观。在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黄杨木雕赫然在目，这并不值得高兴，甚至可以说，黄杨木雕的发展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一、黄杨木雕市场低迷的原因分析
1.地域性制约。黄杨木雕做为传统民间工艺，在本身的发展上就受到地域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间工艺的发展，诸如曲艺杂技流行于北方而消散于南方一样，黄杨木雕的地域性也成了这一门技艺发展的桎梏。“千年黄杨难成柏”，黄杨木缓慢的生长周期使得适合制作黄杨木雕的材料愈加之少，如今在温州乐清等地，适合制作黄杨木雕的材料已经微乎其微了，而远自神农架、东南亚等地的黄杨木，除去在运输途中的损耗和破坏，制作黄杨木雕的成本也大大增加。做为民间工艺，原本的概念应该是制作精巧，取材便利。而如今作为材料的黄杨木少之又少，导致收购黄杨木的成本大大提高。雕刻成本的提高，制约了黄杨木雕师的创作，为了维持日常生活的开支，很多的黄杨木雕师都无奈的降低了黄杨木雕的创作，这在无形中降低了整个黄杨木雕的活力。
2.现代工艺品的冲击。1977年至20世纪末，这个时间段可以说是黄杨木雕最辉煌的时期，也是整个乐清黄杨木雕行业发展最迅速、人才倍出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主要是改革开放后三中全会的召开，解决了当时经济发展的重要难题，使国家的物质经济得到了大大的提高。伴随着物质经济的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改善，摆脱为吃穿住行烦恼的人们终于能将精力投入到精神生活的发展中去。大量的文化精粹在当时那个年代萌发出来，作为以黄杨木雕技艺闻名的乐清显然不会失去这一大好时机。通过朱子常、叶润周、王凤祚等人的努力，黄杨木走出了国门，被世界各地人民所喜爱。
在社会发展的推动下，新科技渐渐取代了人们赖以生存的手工劳作，大量的新工艺制品进入到大家的眼球中。由于新时代科技的发展，原来手工制作的工艺制品渐渐被机器制品所替代，机器制品有成本低，损坏小的特点，这为工艺制品的行业带来了大量的商业利益。而在这些用科技手段生产的工艺制品冲击下，价格高昂的黄杨木雕渐渐被人们所淡忘，失去了市场竞争力的黄杨木雕给黄杨木雕雕刻师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科技工艺品的大量泛滥也导致工艺品行业参差不齐，大量的虚假产品使珍贵的黄杨木雕受到抵制的冲击，越来越多的黄杨木雕在仓库里发霉损坏。
3.新老脱节，各有千秋。黄杨木雕的发展出现了一个断层，老一辈的雕刻师渐渐地被岁月侵蚀，而年轻一代甚少会对传统的民间工艺产生兴趣。IT业、服装业等等行业带走了大量的年轻人，浮华的物质环境让现在的年轻人更加浮躁不安，对于需要精细对待的黄杨木雕行业很难受到年轻人青睐。如今，在黄杨木雕老师们带领下的学徒，大多数都是半路出家做雕刻，有熟练的雕刻技法，但却没有很好的美术创造力。而身为美术学院的大量学子，他们有很扎实的美术功底，但却没有实践经验。在这种矛盾的冲击下，黄杨木雕学徒对起色较慢的黄杨木雕行业渐渐失去兴趣和坚持的信念，从而脱离这个行业。而美院学子们缺少实践经验，既不想埋没又不想浪费才华，于是更多的美院学子投身到动画动漫、广告书画等行业中去。黄杨木雕缺少新鲜血液的注入，愈发的失去原本的色彩。
这三点重要的原因使得黄杨木雕的发展产生了滞后，21世纪，大量的新文化概念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大量高新科技让人们的眼光展望到未来的新事物，忽视了传统工艺的魅力。直到乐清三科非物质文化博物馆、乐清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的建立，黄杨木雕才慢慢的走进大家的视野。今天，一些人接纳了黄杨木雕，重视它的存在，黄杨木雕的市场也渐渐地在复苏，但是，单纯的市场复苏并不能完全改变黄杨木雕的尴尬局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扬仍然需要继承和发展。针对制约黄杨木雕发展的三个元素，应该进行有效应对，以维系黄杨木雕的健康稳固发展，这才是改善黄杨木雕尴尬局面的重要举措。
二、振兴黄杨木雕的对策建议
1.克服地域性制约，实施全球性推广。黄杨木雕因地域性制约导致成本增加，原有的南方市场已经不能满足于固有的成本价格。在黄杨木雕的生产销售上，将市场开拓到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让乐清黄杨木雕，乐清三寸人重新回到当初受世界各国友人争相购买的时代中去。
市场的增加，带动黄杨木雕的销售，就会有更多的资金流入到黄杨木雕的生产中去。乐清作为黄杨木雕的起源地，将黄杨木雕的拓展出去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今，已经有多家博物馆重点展示黄杨木雕，将乐清这一传统的民间工艺再次延伸到小学生、中学生甚至是年轻人的眼前，黄杨木雕再一次的响彻在乐清的土地上。黄杨木雕的发展还有赖于把黄杨木雕的宝贵信息推广到更多的地方，让各方面的业界人士参与到黄杨木雕的关系链中，促进黄杨木雕的生产，推动黄杨木雕的发展，为黄杨木雕提供后继的动力。
2.创新工艺，广学博览。黄杨木雕发展至今，大多是取材与民间寓言、神话故事和古典小说中的人物或情节。现代生活的发展与日俱增，更多的讯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人们的创新意识和改造能力也大幅度的增加。为了将黄杨木雕的市场竞争力重新夺回，必须要有创新的工艺来提升黄杨木雕的艺术魅力。首先的就是自我艺术水平的提升，才能创作出更多更有价值的作品，将一些原本不能完成的高难度作品加工成形，让人感受到黄杨木雕不同的艺术价值。其次是广学博闻，在黄杨木雕的创作过程中，需要更多的创新思维，和新奇的美工构造，那么这就需要吸收更多的知识。这样在创作黄杨木雕的时候能更好的为黄杨木提供一个完美的素材，将原本单调的黄杨木勾勒成一件件精美的艺术作品。最后，要时刻了解市场上工艺品的走向，让黄杨木雕在发展的过程中能更贴近时代的需求，为黄杨木雕创造市场空间。有了市场空间的存在，黄杨木雕就有了与其他工艺品相抗衡的价值，再加上原本的固有价值和创作价值，就能为黄杨木雕在新市场中开拓出一片新的蓝天。
3.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现在黄杨木雕学徒空有雕刻技巧却没有丰富的美工底蕴，这是黄杨木雕行业难以提高艺术水平的症结。因此，应将优秀的黄杨木雕学徒组织去美术学院学习，向美术学院的教授请教专业化的美术知识，在有了深厚的雕刻技艺同时，吸收高等的美术专业知识，这样才能将自身良好的技艺功底发挥出来，以达到更好地创作黄杨木雕的目的。同时针对如今中国大量美术学院雕刻专业的学生们，他们有大量的美术知识和很深厚的美术学识功底，但却缺少实践上的应用和了解。黄杨木雕创作室应为这些学生们提供实践的空间，在实践的同时，将他们丰富的美术学识带进黄杨木雕行业，伴随着年轻一代学子新文化新思想的熏陶和改变，黄杨木雕行业中也可以产生新的气息。美院的学生能将时代气息注入黄杨木雕的创作理念，又能为黄杨木雕企业员工带来大量专业知识。黄杨木雕企业的员工们既能将自身熟练的雕刻技艺传授给美院的学生，又能更好地将技艺与美学知识相结合，为黄杨木雕的创作提供良好的环境。
黄杨木雕的发展是有前途和希望的，但同时也是艰巨的。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乐清当地非物质文化，有志于黄杨木雕事业的人们将在黄杨木雕的领域奋发学习，鞭策自己，提高自我，为这个需要保护的行业贡献自身的力量和智慧乃至毕生精力。
参考文献：
1.王曼编著.企业创新文化建设[M].化学工业出版社，2010
2.侯贵松编著.企业文化怎样落地[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关键词：渑池 非物质文化遗产 保护 开发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5-0454-01
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社区、群体或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实践、表演、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实物、工具、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社会实践、礼仪、节庆活动；3、表演艺术；4、传统手工艺；5、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作为悠久的仰韶文化发源地的渑池县，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无数仰韶先贤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留下了众多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本文通过对渑池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的深入剖析，适时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议，为我国其他地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发工作提供借鉴。
一、渑池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
1.现有保护与开发成果
渑池县地处豫西丘陵山区，总人口34万，是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发源地，在长达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数仰韶儿女创造了不计其数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近年来，渑池县人民政府日益意识到保护本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大力开发、挖掘仰韶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加大了对渑池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和推介力度，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保护好老艺人，鼓励年轻人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工作，避免许多项目因传承人的去世而失传，使非遗项目后继有人。先后有传统手工技艺“棚口”被列入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民间音乐“十盘”、传统戏剧“镢把戏”被列入三门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传统手工技艺“黄河灯”、民间舞蹈“棒棒鞭”、“九莲灯”等9项被列入渑池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渑池县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要以政府为主体，围绕仰韶文化这一主线，通过国际仰韶文化节、仰韶文化博物馆等媒介渠道，打造仰韶文化产业集群，形成了利津风情园、仰韶彩陶坊、仰韶澄泥砚、南村老土布等一批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产品。
2.不足之处
虽然渑池县近年来做了很多工作对本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了抢救性保护和开发，但因为各种主客观原因的存在，渑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
一是存在历史欠账过多，保护经费难以提高，人员保障难以为继等问题。
二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申报、保护的宣传力度还不是很大，很多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范围和渑池目前具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情况并不是十分了解。
三是商业化的气息在保护过程中过于浓重，可能会忽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继承性保护和传统性研究。
四是缺乏有效的传承机制和保护机制，受到新兴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双重冲击，一些古老的技艺和手工艺只有少数还健在的老人知晓，大部分年轻人根本不懂，也无心进行学习传承。
五是法规制度还不健全。由于我国目前没有在司法层面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给予明确保护的内容，渑池县也未出台专门性的制度文件加以约束。
二、对渑池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模式的几点思考
开发和保护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开发是为了更好的保护，保护是为了永续利用，目标都是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我们把保护作为根本前提、遵守本真性原则的开发方式称为“保护性开发”，借鉴外地做法和渑池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以下几种开发保护模式。
1.信息化数字馆藏模式
随着信息时代数字化技术的不断发展，互联网、多媒体平台日益发达，文化遗产保护可以借助高精度、高清晰化的数字化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它通过遗产的相关图像、声音、视频、音频等三维信息提供数据化保存、组织、储存与查询检索等手段，应该建立高度集成的数字化博物馆、图书馆、文化馆。
2.乡村文化室模式
渑池有广大的农村地区，而绝不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植根在广大农村，所以利用乡村文化室的媒介作用，定期在文化室举办一些有益的文化娱乐活动及趣味比赛，寓教于乐的同时，也使一些濒临灭绝的文化遗产得到传承和维护，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文化价值导向使当地村民重新审视他们长期生活的古老街巷、乡土环境和文化氛围。
3.节庆旅游开发模式
节庆旅游是以某种具有鲜明主题的公众性庆典活动为契机而开发出来的一种现代新型旅游产品，是以节庆形式对区域特色进行策划和包装，使其产生定向吸引，为旅游业所利用，从而产生社会、经济、文化等综合效益的一种专项旅游形式。
在渑池有很多适合节庆旅游的项目，比如说国际仰韶文化节、正月庙会、民间舞蹈“棒棒鞭”、“九莲灯”等，在群众中有着很好的发展基础，对于群众有着极大地号召力和影响力，如果可以经过周密的策划和组织引导，将会引发新的节庆浪潮。
文艺演出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和演出相结合，将是一个完美的组合，通过文艺演出的编排，可以使很多古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渑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可以有针对性的开发出仰韶印象、黄河丹霞印象等极具特色的文化艺术节目，同时可以根据“棒棒鞭”、“九莲灯”等民间舞蹈，结合渑池曲剧团，创作开发新型剧目，如果上述项目都可以得到包装、组织和编排，开发成为具有固定表演形式和主题的演出，应该有着不错的反响和效益，为这些项目的保护和传播带来新的思路和方式。
4.物化产品转换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无形的、非物化的资源，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高度的收藏和审美价值，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成物化产品，既能够对保护和延续这一文化做出贡献，还能实现不错的经济价值，用来回馈社会。
在渑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了仰韶彩陶、仰韶澄泥砚、黄河奇石、葫芦烙画、中国结、剪纸等项目，这些项目的美感十足，极具欣赏和收藏价值，可以建立专门的实景展示基地，进行制作的实景展示，培养制作艺人，对这些项目进行开发性传承。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主体
【作 者】甘明，贵州凯里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光梓，贵州凯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贵州凯里，556000
【中图分类号】D923.4；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72-005
The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of the Main Right Body in Protection Law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Miao & Dong Autonomous Eparchy of 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an Ming，Liu Guangzi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and law analysis，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inheritor and colony have formed the duality main bo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nd gives some advices on legislation protection for the inheritor and colon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ins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heritor；Colony；Main right body；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Miao；Dong
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正在紧锣密鼓的起草过程之中，在这个法案当中，权利主体制度构建是最大的难点。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法学教授迈克尔・D・贝勒斯认为：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均须由特定的主体拥有。[1]目前，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主流文化通过理性扩张，正在利用一整套文化话语，全方位地消解和吞噬着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个性和历史传统，使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陷入危机。因此，保护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成为全球化语境中引起广泛共鸣的话题。由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具有个人(传承人)与集体(群体)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的契合。[2]所以可以期望构建一种新的立法制度，既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需要，又能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一、传承人与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任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和传承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传承人和群体，都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6年10月发表的《保护传统文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草案：政策目标与核心原则》，在第1条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定义诠释中，明确揭示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特征之一是“个人和集体的智慧创造物”。[3]另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了“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4]
1.运用田野调查法来论证传承人与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笔者对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调查，主要有祖传传承、师传传承和社会传承三种方式。其中传统医药、宗教祭祀、民间文学表现形式等主要采取祖传方式；苗族民居、侗族鼓楼、风雨桥的建筑工艺，苗族服饰、银饰工艺、宗教祭祀、傩戏、苗族议榔、侗族议款等主要采取师传方式；社会传承是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主要方式，民间文学、民间歌舞以及传统医药中的公共知识部分则采取社区全民传承的方式。祖传传承和师传传承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社会传承又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全民性。这三种方式虽然各自有所侧重，但又相互补充，由此构成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体系，加之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即雷公山、月亮山的阻隔，使得当地的农耕文明顽强地抵御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使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一脉相承，并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难怪世界乡土文化基金会把黔东南确认为中国“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十大旅游胜地之一(另一个是拉萨)。
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对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医药(苗族医药、侗族医药、瑶族医药和民间中草药)和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即苗族古歌、反排木鼓舞、锦鸡舞、蜡染、鼓藏节等；侗族大歌、琵琶歌、萨玛节等所有权归属的问卷调查表明：传统医药方面选国有占11.9%，选民间共有财产占74.3%，选家庭或个人私有财产23.85%；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方面选国有占16.14%，选民间共有财产占85.6%，选家庭或个人私有财产占10.7%。[5]可见无论是传统医药还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近97%的支持率，认为传承人和群体是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
2.现代知识产权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2.1.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知识产品特性决定了其应当受知识产权的保护
知名学者吴汉东教授综合各家之言对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所具有的法律属性作了高度概括：一是非物质性即知识信息是区别于物的另类客体，属于非物质财富的范畴；二是创造性即知识、信息与人们智力活动有关，产生于知识或精神领域；三是价值性即知识、信息作为民事客体，其意义在于它们构成了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利益。[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7]因而这种知识或信息也具有上述知识产品的法律属性[8]。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来自某一社区中个体或群体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认同感的表达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的来说反映了某一个体或群体在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感情上的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传统信仰等方面。可见它属于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但没有外在的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人们对它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而是表现为认识和利用。
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属于一种智力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艺术特色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智力成果，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智力成果的范畴，所以决定它适合用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为人们带来经济利益，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传统的以语言、音乐、舞蹈、手工艺品、故事传说等形式表达。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商业性使用可以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在大力提倡“返璞归真”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黔东南雷山西江苗寨、黎平肇兴侗寨[9]
2.2.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前面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接下来进一步来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关于知识产权的主体：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平等，是一种主体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取得创造者权利的机会均等；同时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平等，是一种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调，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合理分享。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了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区别于一般财产权主体制度的重要特征。即一是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以创造者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二是知识产权的继受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1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主体资格，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上(包括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资格，是自然人及其群体成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前提。而法律地位的平等与主体人格独立则是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同样在法律上有着自身的特征：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取得，是以创造者的身份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前提。无论是传承人或群体都是基于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取得创造者的身份，而授予行为是属于行政法律行为，与创造性的劳动一样，对权利的原始取得具有重要意义。借用美国学者的说法：创造性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国家机关授权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根据”(origin)。[11]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受取得，即祖传、师传和社会传承，这三种传承方式都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就会导致产生数个权利主体或群体对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享的情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立法保护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更明确地指出“个人在传统文化表达的发展和再创造中起着中心作用”[12]可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再创造主要是通过传承人的活动来体现。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通过再现、模仿、表演、改编、收集整理等智力劳动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人或群体，尤以自然人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口传心授，人在艺在，人亡艺亡”的特点。所以应该主张：
1.成果确认权并给予相应的奖励。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群体性及成果形式的复杂性，基于保护要求，可以通过特定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内容、表现形式、权属等方面进行确认。例如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7年6月3日命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166位，其中苗族5位，侗族1位；《光明日报》2007年6月11日公布国家级目录中代表性传承人226名，其中黔东南有8名。(见附表1和附表2)据悉文化部办公厅2008年1月26日下发通知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州又有8人入选，他们分别是：《侗族大歌》吴品仙；《侗族琵琶歌》吴家兴、吴玉竹；《苗族芦笙舞》(锦鸡舞) 李金英 、余贵周；《木鼓舞》(反排苗族木鼓舞)万政文；《侗戏》张启高、吴胜章。目前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正在申报之中，建议各基层单位做好候选人名单积极申报。
另外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于已经获得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称号的人员，有关部门应尽快地及时给予物质或资金上的奖励。应该给以定期定额生活补助，保证与同族其他人同等生活水平，使其能够有时间去传承文化。
刊《光明日报》2007年6月11日国家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226名 黔东南自治州8名(1)
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7年6月3日命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116位
苗族5位 侗1位(2)
2.原创维护权。人们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补充，但不能背离原创主体以及基本表现形式，不能歪曲、滥用或实施其他不正当利用和侵害。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在使用时应当明示原创群体或原创地名称。如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侗族大歌、苗族古歌等等。
3.无期限保护权。这一权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最本质的区别，其缘由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比如侗族大歌，据专家考证侗族大歌大约产生于500年前，是通过歌师世代相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每一个历史单元都是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而无法确定其起始点和终结点。
4.持有使用权。凡经确认的持有人和持有群体可以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使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基本形式，不同于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之立法保护构建
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主体之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传统部落、土著民族、或少数民族等群体在集体主义知识产权主体制度下，培育和滋养了集体创新机制，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加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现代知识产权激励理论来看，能够保障对个人创造性给予补偿的以集体为基础的所有权也可以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13]另外，承认集体主义财产权，可以使群体控制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减少，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的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主义知识产权模式，不仅一般地保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了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背景。[14]更重要的是，承认群体作为集体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可以通过著作权特有的人身权制度，从法律层面强制性地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者，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身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觉”，并逐渐把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性宣示转换为法律机制层面的操作，最终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
笔者以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为例，提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建议以供专家学者参考。1.署名权。对外姓民族可以署名“侗族大歌”，这充分体现了对整个侗民群体权益的维护；对内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而定：1)以地名或专属地流行曲调署名。如“小黄侗族大歌”、“茅贡侗族大歌”、“肇兴侗族大歌”等。2)以侗族大歌原创人员署名，如“嘎大用”即陆大用(乾隆末年“六洞”肇兴人)；“嘎万麻”即吴万麻(乾隆四十三年“十洞”宰拱人)创作等。3)以歌曲表现的内容署名，如“蝉之歌”，“上山歌”，“杨梅歌”等。
2.改编权。对侗族大歌的翻译、配器、填词等改编，首先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其改编的作品由改编人享有合法权益。根据改编的作品分以下情况：1)以侗族大歌的音乐曲调为素材，稍加艺术加工处理的作品，应注明“改编自侗族大歌×××，由×××创作。”2)没有具体的侗族大歌原形，但运用了侗族大歌的元素，应注明“作曲选自侗族大歌由×××改编或整理，×××作词”。
3.个人或群体的演唱权及相关的邻接权。为了保持其纯正，不被仿造和恶意歪曲，只能是侗民族才享有表演的权利。凡未经侗民族允许而使用的行为应视为侵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侗族大歌的艺术价值是由其演唱者实现的。因此对其演唱者应主张相关的邻接权。具体表现为：1)演唱者对其演唱的曲目享有复制、录音、录像的所有权；2)演唱者对其演唱应享有获取报酬的权利(包括他人现场直播和公开传播其表演、他人未经表演者许可录音、录像复制发行等行为)。
4.传播权。必须取得侗民族的允许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但为社会公共福利和传承侗族大歌弘扬侗民族优秀文化的除外。
5.经济利益的追偿及分享权，值得注意的前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外姓民族要依法取得侗族大歌的使用权，并支付相应的报酬。对民间出现的一些私人制作并销售侗族大歌光碟的行为，也应持有经济利益分享权，使其获得的利润部分支付给侗族大歌所有权人。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创作和传承模式，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制度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两者都是一种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因此，承认传承人和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制度的权利主体地位，对于创设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制度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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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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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WIPO，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Expressions of Folklore：Draft Objectices and Principle，Publishedon October 2，2006，p.11，http：∥WWW.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10/wipo_grtkf_ic_10_4.pdf.2008-12-8
［关键词］ 电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于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具体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的范围十分广泛，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口头文学、民间艺术、传统技艺、民风民俗等。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传统文化所依存的社会生产关系发生改变，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传统遭到冲击，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变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面临严峻的挑战：“一是许多富有特色的民间工艺已经失传或正在消失；二是大批具有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的村落、村寨遭到破坏；三是民间艺人后继乏人，一些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已经失传或面临失传，许多艺术属独门绝技，口传心授，往往因人而存，人亡艺绝；四是具有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流失严重，许多稀有民族工艺品及其技术大量外流。”［1］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采取何种形式，怎样才能在尊重文化发展传统的基础上合理地使其实现现代转换，并继续传扬，是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的共同课题。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推陈出新，应该是精神内核不变，象征符号不变，母题不变，但是表现形式却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充分的现代化。现代人喜欢什么形式,动漫、口袋书、游戏、影视等，都可以。”［2］电影艺术是现代人喜欢的艺术形式，具有形象生动、直观具象、通俗易懂，传播速度快、覆盖面积广等特点，其传播效益和推广力度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一、电影对“非遗”文化传播的正面保护
（一）传播“非遗”、宣传“非遗”
电影艺术的功能除了娱乐、审美和教育，还肩负着对民族文化的传播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劳动和生产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民间性质和地域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藏”于民间，调查表明越是偏远地域其文化保存的原貌越完整，而且表现形式越多样。由于地域的限制，许多优秀的民族民间非物质文化得不到社会的关注，致使许多过去创造的传统在当代文明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它原有的价值，面临萎缩甚至消失。传统的文化保护方式以文字记载为主，即便加入照相技术，对于“非遗”的保护也是静态的，文字和图像有其自身的优势，但难以全面、综合、动态、立体地展现“非遗”文化。电影艺术以声音、图像甚至文字等方式，动态、立体地对人类文明进行展现，把“非遗”文化音像化、视觉化，一方面扩大观众对“非遗”的关注，引起国家、政府、学者、社会各界的认同，从而加大对“非遗”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也能激起文化持有人的信心，民族自豪感，使得他们由原来的被动传承到自觉保护的转换。因为“当一种民族文化进入大众传播领域并广为传播时，传者和受者必然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经验和价值观念重新界定和认识这种文化。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不仅估价和确定这一文化的价值，对之进行解读和诠释，而且还会赋予它新的意义”［3］。
（二）普及“非遗”、推广“非遗”
电影艺术具有强力的文化渗透力，它能穿越时空、穿越种族、穿越人群，将人类文化以视觉图像的方式传递给受众人群。“影像传播把客观现实加以图像化，实质就是使用影像视觉流使被记录、被感知的世界获得了现实的、生动的界定。作为最通俗易懂的信息交流工具，视觉形象使电影、电视中的画面成为不用翻译的世界性语言，跨越了不同文化层次与不同文化背景这一鸿沟而为所有人接受。只要是具备视觉能力和初步视觉经验的人，都能够程度不同地解读影像。”［4］电影艺术具有很直观的教育意义，在大众文化传播中起着“通识教育”的功能，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推广，电影电视普及到祖国的各个角落，“非遗”文化必然会伴随着电影艺术的推广，普及到千千万万个家庭。电影媒体对“非遗”文化的普及推广，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国家鼓励媒体介入“非遗”文化保护中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特别强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媒体传播的重要性，“鼓励和支持新闻出版、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工作进行宣传展示，普及保护知识，培养保护意识，努力在全社会达成共识，营造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5］。在国家和政府的努力下，经过几代电影人的努力，一系列有关展示民俗题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电影作品问世，如《黄土地》《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梅兰芳》《花腰新娘》等。其中由章家瑞执导的电影《花腰新娘》就成功地将云南石屏花腰彝的民族文化完美地呈现在作品中，透过作品普通大众可以认识和了解他们古老的婚俗、绚丽的服饰、别具特色的舞龙、悠扬的海菜腔，性感的烟盒舞等民族文化，花腰彝的民族文化走进了千家万户。
关键词：城市 环境保护 污水处理 问题 策略探讨
一、城市污水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缺乏资金支持
多数污水处理厂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由于我国的经济水平还不是很强大，污水处理厂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完整或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改善，长期以来只能依靠政府投资和国际援助，资金严重缺乏直接导至污水得不到治理以及污水处理的能力偏低，无法满足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速度与人口增长、资源的开采速度以及环境污染处理和工业建设速度不协调、不适应，导致基础设施长期超负荷承载。再加上城市污水处理的造价不尽合理，价位直线上升，对投资的利用状况令人堪忧。
2.缺乏长期规划
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造成污水处理规划的尖锐矛盾。由于既要考虑到远期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又要考虑到近期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最近实施的可能性、操作性，一直以来在针对污水的处理问题上到底是应该集中处理还是分散处理好，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态度。城市化的建设速度之快直接给污水处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如果对污水集中处理，可以节省资金，同时便于系统的管理和规划，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建设周期长，协调运作难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分散处理是开发商经营的小型污水处理厂就近对污水处理的策略，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污水处理的灵活性，更加便于资金和技术的管理及操控。但是由于缺乏大规模的资本后盾和技术支撑，分散式污水处理往往并不符合国家环保要求、达不到污水治理的相关标准。由于污水处理方式的选择对城市污水的建设以及环境保护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直接导致了污水处理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的矛盾。
3.管理体制不善
污水处理厂管理制度及体系建设不完善，污水处理厂的厂区绿化不合格。污水处理厂的管理一直以来都是城市环境保护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大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污水处理厂的管理机制不完善，一些城市的污水处理厂没有进行正常的运转。甚至在处理未达标的情况下，污水就已经排放，致使污水处理厂没有实现污水处理应有的目的。除了污水处理厂整体没有达到处理污水的标准要求、运行机制不完善不健全以外，污水处理厂的管理人员和实际操作人员岗位知识掌握不牢、综合素质不够高、环保意识不强烈、工作责任感薄弱，对相关的污水处理专业知识了解不全面，导致无法在工作中具体践行复杂的污水处理步骤，也不能够科学合理地掌握操作相关污水处理设备。这也是我国目前处理城市污水、保护环境急需解决的重中之重。
再一个问题就是污水处理厂的绿化面积不够。绿化面积的选择是衡量污水处理厂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我国，对污水处理厂的绿化面积有明确的规定，污水处理厂的位置必须与居民区相隔一定的距离。由于污水、臭水会随着风向的改变，而使得污水的恶劣气味飘荡在处理厂附近，因此污水处理厂必须建设有达标的绿化地带，以隔离污水处理厂与居民区。而实际情况是，很多城市污水处理厂位置选择上不恰当，处于上风向，且绿化地带的面积不达标，导致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引发区域内居民与处理厂的矛盾。
4.处理工艺有待创新
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规模和城市环境保护特点，我们必须开发出适合我国基本环境保护情况的处理污水的工艺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城市环境保护中处理污水的能力还很欠缺。目前国内已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中有高达80%采用的是二级生化处理工艺，普遍采用的污水处理方法有普通活性污泥法、氧化沟法、SBR（间歇式活性污泥）法、AB法等，这些方法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污水处理技术与工艺几乎在同一水平上，所需要的投资费用和后期资本支撑十分高昂。这即不符合我国城市环境保护的特点，也与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实力是不相称的。因此，必须创新符合中国特色的污水处理工艺，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特色污水治理道路。
二、城市环境保护中污水处理应对策略
1.强化污水处理投入的资金力度
要尽快建立科学的收费机制，推进城市水工业的企业化经营管理。以前仅仅依靠政府投资和援助是不够的，科学的收费机制是污水处理自身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污水长期发展的重要资金保障。还可以增加污水处理的融资渠道，从根本上保证污水建设资金的来源，包括个人投资、集资、社会募捐等方式来筹集资金。
2.加强污水处理长期规划
城市的污水处理应该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规划和社会长期发展计划。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应该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出发来认识长期规划的重要性，必须要坚持规划先行的开发思路。有了规划应创造条件尽快审批，即使规划上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也可先原则上整体批准，对局部问题再做个案研究，不可因对规划作尽善尽美要求而贻误审批时间，结果得不偿失。
有了规划应该及时公布于众，加强对规划及其法规的宣传，提高执法单位的自觉性，将因规划的滞后所造成的负而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3.加强人员培训，健全管理体制
因为我国环境保护建设起步晚、水平相对还较落后、发展速度还比较缓慢，要健全污水处理厂管理调制首先应该从国外的已有的先进污水处理方法中汲取经验，努力开发出适合自己的污水处理程序，改变以往的照搬照抄国外污水处理工艺和旧处理超负荷的运行模式。政府应该随时随地了解污水处理厂的相关状况，给予相关的技术支持。污水处理厂应该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到国外学习，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技术，从管理制度和技术上解决污水处理厂设备多而复杂、没有有效的管理方式以至于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效率低下的弊病。此外，污水处理的绿化面积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在污水厂选址的问题上一定要经过科学考察分析后，在不影响居民区居民日常生活的情况下，决定处理厂的位置。
而且厂领导要有长远的眼光，争取实现污水处理厂的可持续发展。
4.立足国情，创新处理工艺
要从我国的基本经济情况出发采用符合中国特色的污水处理工艺。从基建和运行费用两个角度分析，根据已建和在建污水厂的实际情况，吨水造价一般1500元～2000元之间，运行费在0.8Pm3 ～1.4Pm3 之间，即建成一座日处理规模50万m3 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一次性投资费用约在7.5亿至10亿元之间，年运行费需数千万元甚至达亿元。因此，普遍采用二级生物处理工艺设计来处理城市污水，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我国来言，是不堪重负的。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与时俱进，开发出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污水处理新工艺。
三、结束语
通过分析我国污水处理厂目前存在的众多问题，我们认识到污水处理厂的改革与城市环境保护的进展息息相关。污水处理厂的重要职责不仅是处理污水、保护环境还在于改善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研发、推广经济、节能、有效的污水处理工艺技术。我国的污水处理事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认识不足、解决问题，为保护城市环境做贡献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所在。
参考文献
关 键 词：非物质文化遗产 旅游业 平遥古城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针对以前的“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提出的，2003年教科文组织第32届会议在巴黎正式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民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它包括了传统的音乐、舞蹈、戏曲等表演艺术；以反映地方风俗为主的民间活动；具有民族风格的传统手工艺技能等。
一、平遥古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山西历史悠久，在封建社会后期，经济发达，晋商足迹遍及了全国，甚至扩大到了俄罗斯的伯力、莫斯科，以及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清代后期，山西商人的票号，基本控制了全国金融。晋商大多衣锦还乡，在家买地置房，营建极其昌盛，《歙县志》记载：“商人致富以后，即回家修祠堂，建园第，重楼宏丽”，由于时间距今较近，建国以后，大部分的建筑都保存完整，平遥古城更是以县级规模保留下来的古建筑群，这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平遥古城位于山西省中部，始建于西周宣王时期，当时为夯土城墙，于明洪武三年重修为砖石城墙，是中国境内现存最为完整的明清古城。于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平遥古城由四大街、八小街、七十二巷构成，现存四合院3797处， 其中保存价值较高的民居380多处，如开创了票号事业的雷履泰故居、张兴邦故居、侯殿元故居和百川通、日升昌票号店铺等。
平遥古城有着享誉世界的古建筑文化遗产，当然也保留了许多有文化、懂传统的能工巧匠，他们是建筑文化的真正传播者，平遥古城的各类建筑错落有致、巧妙结合、精雕细琢，无不是当地能工巧匠对山西本土建筑文化的充分体现。正是他们将传统文化加以保留并发扬光大。这里还有各种依附于建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剪纸、木板年画、炕围画、面塑、皮影、雕刻、陶瓷、舞蹈、民间锣鼓、地方戏曲等。
二、旅游业对平遥古城经济的贡献
旅游产业的社会化程度高、综合性强、极具发展潜力，是一大新兴产业、朝阳产业和可持续发展行业。旅游产业的发展程度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平遥古城的名胜景点、旅游资源十分丰富，资源品位高，具有极高的历史保护价值、文化发掘价值和旅游开发价值。
自2000年到2003年， 平遥古城的门票收入和旅游综合收入一直保持着同步增长的速度，接待游客由42万人次增加到155万人次，增长217倍；旅游总收入由4800万元增长到2102亿元，增长312倍。2004年，古城的门票收入达到4729.98万元，比上一年增长106.6%；旅游综合收入3.9 亿元，比上一年增长74.1%。旅游综合收入占县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0.96%，增长到2004年的16.6%。
三、旅游业对平遥古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贡献
1.旅游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
民族民间文化是旅游产业开发的基础和卖点，越是有着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旅游地越能吸引游客的目光，传统的非物质类文化遗产则更是旅游开发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非物质类文化对于旅游来说吸引力更大，因为比起物质文化，它们更容易失传，更加隐秘，不易被外人知晓。随着社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的深入，将其列入旅游产业开发计划，是抢救、保护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举措。
旅游业的大力开展可以解决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面临的各种实际问题，以缓解政府压力，解决资金压力，真正地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市场运作化，以利益机制调动对非物质类文化的自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比物质类遗产更加珍贵，因而更能受到游客的欢迎，能够为旅游经营者、为社会带来巨大的旅游效应和经济效益。在发展旅游、拉动经济的同时，促使所有的人自觉地加入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列中来。
现在全国各地都流行着申报热、开发热、文化热，纷纷发掘本地优秀的非物质类民间文化遗产，开发旅游资源。旅游所带来的经济效益直接使得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宣传、学习和交流，这样不但扩大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而且大大地增强了人们的保护意识。
2.旅游业促进了平遥古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旅游业的大力发展直接促进了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而这种保护是最直接的，不需要政府立法、投入资金、强行保护，而是靠商业、旅游业带动，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愿意把各种民俗开发利用起来，因为这可以给他们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笔者在这里见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在剪纸，她旁边摆满了自己的作品，还有自己出的剪纸书籍，旁边则围着一大群游客照相，也有不少晚辈在向老人讨教着剪纸技法。相比之下，在一些没有发展旅游业的农村，地方剪纸技艺都大多在老一辈艺人手里消失殆尽，失传于世。
平遥古城旅游业的开展还带动了其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如面塑、手工漆器、皮影、雕刻、戏曲等，这里有很多当地人自己开的传统小作坊，笔者见到一位画面塑的小姑娘在现场制作，她先用铅笔在石膏面具上勾线，然后用毛笔颜料上色。速度非常快，线条很漂亮，色彩也很绚丽，其手法的纯熟度不输于任何一个艺术院校的学生。平遥古城建有手工漆器博物馆和许多手工漆器作坊，手工漆器被称为平遥三宝，是用手工将雕刻过的木器进行打磨，工艺繁琐耗时，成品光滑锃亮。这里的匠人将这一传统技艺完全保留下来，不但博物馆里有匠人现场演示漆器的做法，而且镇上的小作坊主也在出售着自己加工的各种漆器工艺品。正是靠旅游业为纽带，将这些文化遗产保留下来，并发扬光大。
在平遥古城，被保护下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除了这些，更重要的是关于晋商文化的解读和传承。走在古城里，经过各个博物馆、票号，你都能无时无刻地感觉到晋商文化的存在。这里每个地方，大到一个招牌，小到一声吆喝，都渗透着曾经晋商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都渗透着当地人深深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梁启超曾经对晋商作过这样的评论：“鄙人在海外十余年，对于外人批评吾国商业能力，常无辞以对。独至有此历史、有基础，以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类之前。”在目前世界经济大发展的浪潮中，这种自豪感无疑对发展地方经济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不但应该保护更应该弘扬光大。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环境下，大力发展旅游业可以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利用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将这一崭新概念真正地贯彻人心，使每个人都自觉地加入到这个行列中来。
参考文献：
[1]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摘要：文章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分析高校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并重点论述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保存和保护等工作环节中应发挥的职责与功能。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7-0055-03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又称口头或无形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而言的。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的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遗涉及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方面的内容[1]。
非遗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不脱离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民族个性和民族审美标准的活态表现。它以人为核心，以声音、技艺和形象为表现手段，以口传亲授的方式传承和延续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传承性、社会性、无形性、多元性、活态性等特征。
非遗堪称一个民族和地区精神的博物馆及生产、生活、艺术的百科全书，它凝结了民族的智慧与精神，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活”的见证，体现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著名文学家冯骥才先生认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物质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宝贵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而无形的文化，往往比有形的文化更为重要。”[2]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许多珍贵的非遗实物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一些依靠口传身授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技艺正濒临人亡艺绝的危险境地，加强对我国非遗的保护已是刻不容缓。
2 高校图书馆与非遗保护的关系
2.1 保护非遗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职能
非遗作为人类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人们的珍惜和重视，抢救、保护非遗是人类共同的使命。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逐步开展，图书馆作为保存和传播信息的重要科研服务机构，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图书馆的职能归纳为四种，即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开发智力资源[3]。其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是包括高校图书馆在内的所有类型图书馆的首要职能，这为高校图书馆参与和保护非遗提供了理论依据。
非遗保护工作在传承中华文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始终贯穿于图书馆的所有工作环节，是图书馆得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高校图书馆作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平台，具有其他文化单位或机构不可比的实力和优势，在整个非遗保护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当前非遗濒临消失的困境，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积极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护非遗，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
2.2 保护非遗是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需要
保护非遗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对高校图书馆提出的工作要求和任务，同时，参与非遗保护给高校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它从校园书斋式服务走向民间田野，从民间活态文化中汲取营养、吐故纳新，使传统图书馆工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图书馆的工作方式和服务理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非遗保护工作给高校图书馆创造出新的知识服务生长点，使它打破传统的被动服务模式，从单一的“以书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多元化信息服务模式转变，从而实现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创新，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3 非遗保护工作可以扩展和深化高校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图书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职能，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会随着文献载体的不同及人类对知识需求的不同而不断地扩展和深化。高校图书馆除了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信息保障之外，还担负着保存地方传统文化、为本地政府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和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的社会职能，是整个非遗保护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从古代的藏书楼到现代化的图书馆，图书馆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保护非遗是新形势下赋予高校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参与非遗保护的过程中，图书馆的职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收藏图书，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旧的馆藏资源建设理念，利用高校图书馆自身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对非遗进行保护，通过对散落于民间的非遗资源的挖掘、搜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挽救了大量濒危失传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技艺，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从而形成本馆的地方特色文献体系，同时也使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服务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社会职能得到了扩展和深化。
3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应发挥的职责与功能
3.1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资源收集、认定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高校图书馆在长期的工作积累中形成了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为图书馆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是人们获取非遗资源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地方文献和古代文献，它们是了解某一地区文化的主要资料来源，可以为非遗的收集和认定提供重要依据，从高校图书馆保存的地方文献中，可以获得大量与非遗相关的有价值线索。比如：民俗的记载大多分散在各类典籍志书中，一些口头传说、神话故事等往往散见于历代的民间戏剧、故事和图画中。古代文献对于非遗的追溯和考查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很多古籍本身就具有史料价值，有些古代文献的内容也与非遗相关，如我国古代文献《山海经》中，就有大量神话传说和涉及民俗文化起源的内容。
吴慰慈先生曾说过：“图书馆工作的任务，就是充分揭示文献的形式信息和内容信息，从而使文献的内容信息得以传播。”[4]高校图书馆在非遗的收集和认定环节要充分发挥其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职能，即对馆藏文献资源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充分揭示，进而为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利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图书馆要主动配合有关调研人员，为他们提供收集和认定工作所需要的地方文献、古代文献以及有参考价值的地图、手册、年鉴、百科全书等相关文献。同时，高校图书馆还要组织馆内专业人员对本馆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和分类，并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入挖掘，从有关文献中寻找与非遗相关的内容和信息，主动为非遗的调研和认定工作提供线索和佐证。
3.2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整理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非遗形式多样，纷繁复杂，每一项非遗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关工作人员除了要对它们进行寻访、记录、管理和研究外，还要厘清每一项非遗产生的历史渊源、表现形式、艺术特征以及其存在的各种价值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非遗保护工作的难度。只有对庞杂、零散的非遗资源按照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才能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难度，从而使非遗保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资源的整理环节中，应选派专业技术馆员主动参与非遗的记录工作，利用声像设备对非遗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过程进行录音和录像，把非遗的面貌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并和有关非遗的文字描述、数据统计、价值鉴定等各种研究记录加以整理后保存下来，成为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文献，这样既能够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又为非遗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同时，高校图书馆还要在非遗的科学分类工作中发挥经验指导的功能，把内涵丰富的非遗按照不同的特征进行科学分类，对于同一类别的非遗可以采用相似的工作方法。对非遗进行科学的分类，也就是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可以使非遗的整体特征更加明显，各部类之间的联系更加清晰。
3.3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存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杜定友先生曾说过：“图书馆的功能，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5]。图书馆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保存人类社会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类文明的职能，它不会因为社会或机构的变迁而导致文献资源的缺失。高校图书馆在非遗的保存环节要充分发挥其保存人类文明成果并提供给人们利用的职责与功能，使人们能够无障碍地获取非遗资源。
在文献资源的保存方面，高校图书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文献资源维护的技术，可以避免文献资料老化、难以复原的难题，而且在非遗资源的数字化保护方面尽显独特优势，可针对非遗存在形式的特殊性，通过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实现对非遗资源的永久保存。同时，高校图书馆要加强与其他文化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非遗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方面走联合建设之路，实现非遗资源的共建和共享，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非遗资源的检索需要。
3.4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传承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作为人类知识宝库的图书馆，一直以来都被人们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它是指导大众学习、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人们接受终身教育的场所。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化信息中心，担负着对高校学生进行文化宣传、教育的任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以及现代化场所或设施，为开展非遗宣传和保护活动提供了便利。高校浓郁的文化氛围也为非遗提供了文化土壤，高校图书馆可将馆藏资源转变为教育资源，充分利用其场所优势，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开展非遗的宣传展示活动。
图书馆可以利用地方民俗节、文化节，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校举办展示展演活动，如：将民间刺绣、剪纸、歌舞等绝技通过现场表演的方式呈现给广大师生，调动他们热爱民间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使他们自觉加入到非遗保护的行动中来。图书馆也可以通过举办讲座的形式，把非遗专家和非遗传承人请进校园进行理论讲解和现场表演，对大学生进行非遗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使他们对非遗产生浓厚兴趣，激发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例如：对于中国的国粹――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扬，就可以采取讲座的形式，同时聘请京剧演员进行现场表演和解说，使大学生真正体会到京剧的艺术魅力，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4 结语
非遗保护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需要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来完成。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同时，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工作，既是其职能的拓展和延伸，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高校图书馆通过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工作，不仅挽救了大量濒临消亡与失传的非遗，使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弘扬，而且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特色，提升了图书馆的文化底蕴，同时扩大了图书馆的社会知名度，这项工作也将使图书馆在高校教育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Z].巴黎：2003-10-17.
[2] 杜秀芬.少儿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J].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1）：25-27.
[3] 邢菲.论图书馆社会职能在文化发展建设中的作用[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4（11）：17-18.
[4]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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