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9 09: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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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税务；行政执法；税收征管法；自我保护
Abstract:Accordingtofrontofthelawtheeverybodyprincipleofequality,thetaxrevenuelawenforcementofficialsfirstshouldbeasocialperson,inthelawenforcementprocesssimilarlymuststrictlyaccordingtothelegalrulemanagement,andmustlearntoprotectoneself,soastoavoidpresentsthephenomenonwhichenforcesthelawbutbreakthelawoneself.
keyword:Taxaffairs;Administrativelawenforcement;TaxrevenueLawofLevyandManagement;Protectingoneself
前言
近年来，我国的税收法律体系不断建立和完善。但由于我国地域辽阔，情况复杂，所以目前的税收法律在税收实践工作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例如税收任务问题、法律规定含糊或不明确等等。那么作为税收行政执法人员在税收执法实践中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根据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税收执法人员首先应该是一个社会人，在执法的过程中同样也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并且要学会自我保护，免得出现执法犯法的现象。所以税务行政执法人员也应懂得自我保护，以适应日益复杂的税收检查工作环境。那么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应当如何实现自我保护呢，笔者认为，税务执法人员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多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增强对税收执法法律依据的理解
税务行政执法的依据是税收法律，税收法律不是一部单独的法律，而是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也不仅仅是带有“税”字的法律构成，而且还包括其他一些不带“税”字的法律。税务行政执法如果离开其他相关法律来理解带“税”字的法律，那是很难贯彻到位的。例如，某税务机关于2005年11月11日对某纳税人采取了税收保全措施，纳税人于11月12日上午9时缴清了税款滞纳金，税务机关于11月13日下午3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如果按照旧《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应当是在24小时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那么该税务机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则超出了规定的时间界限。现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将税务机关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的时限由24小时改为一日，那该税务机关于11月13日下午3时解除税收保全措施是否属于立即解除了保全措施呢？关键就在于如何理解“一日”的规定。《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民法所称的期间按照公历年、月、日、小时计算”。“规定按照小时计算期间的，从规定时开始计算。规定按照日、月、年计算期间的，开始的当天不算入，从下一天开始计算”。“期间的最后一天的截止时间为二十四点。有业务时间的，到停止业务活动的时间截止。”参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上述税务机关是属于立即解除税收保全措施的。
二、参照司法实践判断税务行政执法活动的正确性
例如，《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而拒不申报或者进行虚假纳税申报，……”。什么是税务机关通知申报？过去税务实践工作中有三种看法：一是在纳税人不申报的情况下税务机关必须书面通知其申报；二是税收征管法本身就规定了纳税人只要是发生纳税义务就应当向税务机关申报纳税，也就是说税收征管法的出台就是通知了；三是认为在办理税务登记时，税务机关同时要办理税种登记，告诉纳税人应该缴哪些税，如何缴税等等，这个过程就是一种通知。那么究竟上述哪个观点是正确的呢？目前有关税收法律法规对此并无具体规定，但最高人民法院在2002年11月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第二条对上述问题做了具体解释：“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分三种情况：一是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已经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或者扣缴税款登记的即为税务机关通知申报；二是依法不需要办理税务登记的纳税人，必须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三是尚未依法办理税务登记、扣缴税款登记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也必须经税务机关依法书面通知其申报的。该司法解释是对刑法二百零一条偷税罪的解释，明显不能作为税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而税收法律、法规对上述问题又没有做具体规定，那么在税务实践工作中应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偷税抗税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来理解上述问题。司法解释实际上就是对司法实践标准的统一，司法解释一旦出台，下级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执行。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就是按照上述司法解释理解上述两个问题的，这就是司法实践。所以税务机关在实际工作中根据上述司法实践来判断什么是税务机关通知申报，在司法实践中是站得住脚的。
在税收检查执法过程中，除了要多掌握相关书面的法律知识，多看税收方面的案例之外，还应该多看民事、刑事方面的案例。通过这些案例可以把握法官、检察官对相关问题是如何理解的。另外，在税收执法过程中税务机关还应当多与法官、检察官沟通。因为法官、检察官对税收政策和会计制度并不如税务人员熟悉，税务机关应当多向法官、检察官多介绍税收法律法规和会计法律法规的规定，使其对涉税案件的理解更准确。
三、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从严把握，对纳税人的义务从宽把握
税收法律体系明确了征纳双方在税收分配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但有些权利和义务明确得不是很具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把握征纳双方在税收分配活动中的权利和义务又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原则应当是：对税务机关的行政权力从严把握，对纳税人的义务从宽把握。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维持生活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税收保全措施的范围之内。”从字面理解，“扶养”是指同辈之间的一种帮助关系，而不包含老人和儿童。对老人应当是用赡养，对儿童应该是用抚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的司法解释第十二条也是这么理解的。那么能据此说明上述《税收征管法》的规定就不包含老人和儿童了吗？很明显是不能这么理解的。再有，什么是家属？《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六十条对此做了含糊的解释：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二条所称个人所扶养家属，是指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直系亲属以及无生活来源并由纳税人扶养的其他亲属。根据这个规定好象是不共同居住的配偶就不是纳税人的家属了？那么对“个人及其所扶养家属”应如何理解呢？正确的理解应当是：纳税人的配偶以及符合下列三个条件的其他人，三个条件是：一是与纳税人共同居住生活；二是无生活来源；三是由纳税人扶养。只要是符合这三个条件的，不管与纳税人是什么关系都应当是纳税人的家属。
四、合理理解税务行政执法依据
法律条文是死的，如何在税收执法过程中运用法律条文这就需要依靠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根据不同的事实合理理解运用了。那么税务行政执法人员对税收法律条文的理解是否正确就直接关系到征收权力的落实和纳税人利益的保护。
例如，《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可以在规定的纳税期之前，责令限期缴纳应纳税款”。这个规定的宗旨是为了保全税款不至流失，即为一种税收保全措施，也就是赋予税务机关在特定条件下的提前征收权力。提前征收毕竟是对纳税人权益的合法侵犯，但如果错误地运用了这个权力则是对纳税人权益的非法侵犯了。提前征收的前提是：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那么什么是“有根据”认为呢？一种说法是有一定线索，另一种说法是有证据。根据一定的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那是将来可能会发生的事，也就是说根据一定的线索作出符合逻辑的判断可能会发生什么这只能是一种可能，或者说有迹象，但并不一定就会发生，那就更不是行为了。因为行为是正在发生或者过去已经发生过的，将来可能会发生的那是迹象。《税收征管法》第三十八条明确的前提条件是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所以，“有根据”就不能理解为是有线索就可以了，而应当理解为有一定的证据，但也不能理解为要有充分的证据，因为税务机关要掌握充分的证据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提前征收的目的就是为了及时防止税款流失，如果等到收集到纳税人逃避税款的充分证据后也就失去了提前征收的必要了。
五、细节决定成败
细节并不一定就决定成败，但成败关键就在于细节。目前，在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思想中有这么一种普遍的想法，就是：我就这么做了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啊。对的，纳税人不告的确是没有问题，但纳税人把税务机关告上法庭后那些细节就成了决定税务行政诉讼胜败的关键了。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恰恰又有很多方面的细节，如果对这些细节稍不注意就又可能导致税务行政决定的失效，导致税务行政复议或者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发生。如某税务稽查局所作出的《税务处理决定书》中有个数据与事实不符，打印校对时也没有发现，依法送达纳税人后，纳税人发现了这个问题，把税务机关告上了法庭，最后法庭判决该处理决定与事实严重不符，作出撤消该处理决定的判决。再如，某税务所对纳税人作出了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并依法送达后，纳税人在三个月内既不履行，也不申请税务行政复议，也不向法院，税务所根据《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的规定对纳税人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在《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上是加盖该税务所还是该税务所所属的县级税务机关的公章呢？对此很多税务执法人员认同应该加盖县级税务机关的公章，因为税务行政处罚强制执行都应该经县以上税务局批准。如果在《税收强制执行决定书》上加盖的是县以上税务局的印章，则说明这次税收强制执行的执法主体即是该税务局。而《税收征管法》第八十八条第三款规定：“……，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可以采取本法第四十条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可见，强制执行的主体应当是“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也就是说，谁作出的处罚决定应当由谁实施强制执行措施，而上述税务行政处罚是由税务所作出的，所以对税务所作出的税务行政处罚决定强制执行的主体也应当是该税务所。
六、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涉税文件
人无完人，都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法律、法规、规章和各种规范性文件也都是由人制定出来的，所以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有些可能是出于某种目的有意识地出台的错误的文件，例如有些地方政府违反法律法规出台的擅自减免税的规定等。所以税务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应当正确认识和理解各级税务机关和地方政府的涉税文件，对那些已经出台的税收方面的各种文件应当认真研究其合法性，以避免执行错误的文件导致纳税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导致不必要的行政诉讼，甚至于执法犯法。
那么如果税务执法人员发现有关规定是错误的该怎么办呢？对此，《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和《公务员法》已做了明确规定。《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三条第一款规定：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作出的与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一律无效，税务机关不得执行，并应当向上级税务机关报告。《公务员法》第五十四条规定：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七、执法程序要合法
作为税务行政执法的法律依据的税收法律体系既包括实体法也包括程序法。税收实体法主要是指各税种的法律法规，税收程序法主要是《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对税款征收、税务管理和税务检查的程序做了具体规定，在税务行政执法应当严格按照《税收征管法》和《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的程序进行。在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不管税收实体法运用得如何正确，只要是执法程序上发生错误都会导致税务行政诉讼的败诉。以往的事实证明，很多税务行政诉讼案件的败诉败就败在执法程序违法方面。
八、行必有法
一、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概念
所谓知名人物商品化权是一个范围很广的概念，它是指将能够产生商业信誉的知名人物的姓名、肖像、声音、动作等人格形象因素进行商业性使用的无形财产权。换言之，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就是其通过商业使用而取得经济利益的可能性。
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具有以下特征：(一)权利的主体可以是知名人物本人、其创造者或者被许可使用的人。体育明星对其姓名或者肖像享有商品化权，迪斯尼公司对其虚构的人物享有商品化权。㈡权利的客体为知名人物的形象，即它以可确定知名人物身份的各类人格特征为权利的对象。知名人物的形象可以是真实的人物，如影视、体育明星的姓名、肖像或者其他特征；还可以是其他虚构的人物，如卡通人物米老鼠、蓝猫等。例如，在鲁迅后人与“鲁迅美术学院”案件中，鲁迅的肖像、姓名就是其商品化权的权利对象，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擅自进行商业使用。当然，知名人物不仅仅局限于“人物”的意义上，还包括其他一些事物或者活动的知名称谓。因此，更准确地说，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就是知名形象商品化权。而且，作为保护对象的知名人物形象的范围本身有极大的弹性，并有扩大的趋势。㈢为商业目的使用。这里的“商业目的”是狭义的，是指广告或者促销商品，而不仅是在商业中使用或者追求利润。权利人对知名人物的特征主张商品化权，也常常是因为这些特征被他人用作商业目的。正如美国不正当竞争法第三次重述权威性地指出，知名权（即商品化权）通常并不包括在新闻报道、评论、娱乐、虚构或者非虚构作品中使用他人的特征，或者偶然在广告中使用该特征。(四)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财产性。知名人物的肖像、姓名等特征，通过商品化可以转化为财产或者获得经济报酬，给知名人物的创造者、拥有人及其授权使用人带来经济利益。知名人物的形象之所以能够产生经济价值，主要是以下原因：⑴它可以吸引消费者对特定商品的注意。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等特征甚至可以作为区别商品的标识或者品牌，如李宁牌运动服以著名运动员李宁的名字作为商标，就很好地与其他品牌的运动服区别开来。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等也可以作为特定商品的装饰，增强其吸引力和显著性。⑵知名人物的姓名和图像也具有担保作用，能够刺激购买。将知名人物使用在商品上，能够引起消费者的强烈反响，也就是所谓的“名人效应”。⑶知名人物对特定商品的认可，可以使消费者有机会与公共人物联系在一起，无论这种联系是多么遥远。至少有许多消费者无意识地看中这种联系。
二、知名人物商品化权保护的意义
商品化权是已发展成为保护知名人物特征的商业利益的权利。总体上说，知名人物商品化权利属于知识产权的范畴，即其本身是知名形象的创造者或者管理者的智力劳动成果，而且可以转化为商业价值，也是一种商业成果。尤其随着现代影像媒体的不断进步，作品越来越容易得到广泛的传播，作品中的主人公形象逐步为人所周知。而将这些角色的形象以至名称用于商品上或者服务上，往往会强烈地唤起消费者的消费欲望，取得商业上的成功。由于作品中的角色，特别是著名的角色，包含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常被他人擅自在商业上使用，所以在法律上应当给予一定的保护。从表象上看，将知名人物注册为商标符合商标的形式性要求，与商标法关于商标的禁止性规定也不相冲突，但从实质看，商标注册人主观上存在借“名人效应”提高产品知名度的故意，客观上也实施了该行为，属典型的“搭便车”行为。这不仅不符合法律公平合理、诚实信用的原则，也有违社会公德。试想，将某知名人物的名字进行商标注册后，社会公众第一反应很可能是认为，此产品与该知名人物具有某种特定联系或者取得了权利人相应的授权。出于对该知名人物的认可，公众可能倾向于接受该商标的商品。因而，注册人的注册行为事实上无偿占用了他人的劳动成果，对产品来源和公众认识也是一种误导。同意该商标的注册申请，不仅侵害了知名人物的在先权利，也容易混淆商品来源，不利于稳定经济秩序和倡导良好社会风气。
三、我国的法律保护
正是由于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具有如此重要的价值，运用法律保护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也就显得格外重要。从外国的立法和实践经验来看，知名人物商品化权的保护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最基本的途径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商标法、版权法以及其他法律保护途径。在这里仅从商标法的角度谈一下对商品化权的保护问题。商标法可以对知名人物商品化权进行有效的保护，知名人物的姓名、肖像、绰号或者照片等都可以注册为商标，按照商标法保护。如果他人擅自将知名人物的特征注册为商标，权利人可以以侵犯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而主张在先权利。例如，英国1994年商标法的一个重大修改是不要求注册人必须使用商标，为方便转让而注册商标是允许的。该规定可以适用于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利的保护。知名人物可以在许多商品或者服务上注册商标，然后许可他人使用。而且，商标法改革白皮书在建议撤销原来的注册人必须是使用人的规定时，就承认商标许可在叙述发展的知名人物商品化活动中就有重要作用。
我国商标法相应也做出了一些规定。《商标法》第八条：“任何能够将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商品与他人的商品区别开来的可视性标志，包括文字、图形、字母、数字、三维标志和颜色组合，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以作商标申请注册”。第九条：“申请注册的商标，应当有显著特征，便于识别，并不得与他人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相冲突。”同时根据我国商标法的有关规定，商标注册实行“申请在先”兼“使用在先”原则。对于符合规定的予以初步审定并公告。在三个月公告期内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期满予以核准注册。第四十一条：“已经注册的商标，违反本法第十三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三十一条等规定的，自商标注册之日起5年内，商标所有人或者权利人可以请求商标评审委员会裁定撤销该注册商标。”
四、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1.“商业利用”的范围。由于商品化权只适用于对他人姓名、肖像或者形象的商业利用，特定的使用是否构成商业使用呢？在广告中的使用通常构成商业使用，在新闻报道、传记或者电影中的使用通常并不构成商业使用。但是，在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区域，认定起来非常困难。一般来说，一些叙述性使用和指示性使用虽然被视为商业使用，但不构成侵犯商品化权。例如，美国一家报纸将其报道的体育新闻复制成宣传画（上面有体育明星的巨幅照片），并将其单独出售给公众。但是，法院认为该宣传画描述了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以及报纸有权通过复制其发表的作品进行自我广告，这种使用受美国宪法保护。
2.知名人物的“形象”的范围。这涉及到商品化权的保护对象，也就是有标识意义的“资产”。最初，商品化权限于知名人物的“姓名”或者“肖像”的使用，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将其扩展到识别知名人物的所有特征，包括姓名、绰号、面孔、画像、声音、（戏剧小说中的）人物角色以及其他特征。知名人物的特征对于促销商品是有价值的，知名人物具有防止他人擅自作商业使用的利益。美国“知名权”方面的权威学者J.ThomasMcCarthy教授就指出，认定侵犯知名权的标准是原告能够在广告中被“识别出来”。例如，某著名主持人的开场白为社会公众所熟知，但如果有人未经授权使用在广告中，就有可能侵犯了权利人的商品化权。
3.知名人物知名的“标准”，也就是要求“众所周知”，这是必要条件。因为，如不知名，他人就利用不了它的竞争优势，即是被使用了也不影响竞争秩序和损害消费者利益，从而不具有知识产权法保护的意义。只能根据民法的一般条款，从保护公民的姓名权或者肖像权的角度来处理。而且，如果不要求知名度，就可能导致商品化权的滥用或者不当保护。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知名”是指“著名”和“有名”，即知名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要在一定的范围内才称得上具有“知名度”，这类似于知名商标的评定。商家利用知名人物的商品化权也是想通过知名人物的声誉，吸引消费者，提高企业的知名度从而获取商业利益。设想使用普通人张三或者李四的名字去申请注册商标，就有可能达不到它所期望的效果。因此对于知名人物的认定，既不能过于简单，也不能过于复杂，而要根据个案来处理。
注释：
①朱妙春著：《商标及专利纠纷案纪实》，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②孔祥俊著：《反不正当竞争法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人类文明的瑰宝，其必要性不言而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在人类漫长、悠久的文明历史中，产生了无数具有文化特性和民族文化渊源的口口相传的技能和民族文化遗产。这些鲜活的文化传统的独特见证，往往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态以及各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它同时也反映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以及被国际社会认知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成就的标志，也是反映当今文明的标志。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代表着我们优秀文化传统的民间艺术并没有进入我们的主流文化，有的存在于社会强势主流文化的边缘。在各民族发展历史中植根最深、影响最广，是民族情感的寄托，是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体现。它们通过神话、传说、故事和史诗形式记录着一个民族的喜怒哀乐和爱憎好恶，并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文化形态失去了原有的生存土壤和社会和环境，就会开始慢慢地走向变异甚至死亡。有的民族民间文化因为人口增长、城市扩张、环境污染、圈地运动、生活习性、甚至自然灾害、战争等多种综合因素的影响，日渐失去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并且遭受不同程度的破坏。有一位社会学家曾说：“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了人类的感情，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和不可估量的价值。它不仅是民族文化的瑰宝，更是世界闻名的财富”。所以，笔者认为：不同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了多姿多彩的人类文明，卫护共同的文化瑰宝是全人类的责任和义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通过决议，设定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国度性荣誉，在2003年10月，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对语言、歌曲、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了必要规定。在探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时，现在一般都要将其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联系起来，比如民间文化艺术：昆曲、剪纸、风筝、印染、雕刻、刺绣、蓝印花布等。《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界定要比我们一般理解的宽泛得多。比如，和文化空间联系在一起的可能有物质空间，如过去的皇城、庙宇和山。故宫是文化遗产，那么朝拜仪式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还有人类生活中社会实践的各种不同方式，只要它是传统的文化表现形式，一代一代传播下来的，都可以被纳入进来，所以它的范围很广泛。当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涉及到人和人的行为，所以要加入道德考虑和道德限定。有些仪式和习俗，比如西班牙斗牛，一直被一些动物保护组织所批评。传统中药里的一些工艺比如使用虎骨、熊胆等，也是受到广泛批评的。所以在进行现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时，首先进行清点，列出急需抢救的重点和有重要代表意义的遗产项目，建立由专家和会员代表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地方组织（或称保护委员会），评审有关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协调有关工作。
一、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措施
第一项措施：摸清家底，是保护的基础性工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草案》里，已提出保护工作的三个步骤，即设立“清单、目录、宝藏名录”。具体操作的要求是，首先制定一个清单，把本区域内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列进去，这个清单要报上一级教科文组织和保护委员会，最高层次是国际委员会。二是上一级保护委员会和教科文组织，通过评审筛选，对名单中所涉及的具有较高价值的濒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特别的帮助，拯救那些受到特殊威胁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三是将一些有代表性的项目纳入《公约》的保护体系，编制宝藏名录。通过以上“清单、目录、宝藏名录”三个基础性工作，建立规范的保护机制，以此保证有适当的人力、物力、财力保护人类创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此推动所在区域的政府和全体人民的关注和重视。
第二项措施：非物质文化遗产植根于民族的土，必须培育“根系”，这个“根系”就是学生，特别是大学生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农耕文明之国，几千年的文化连绵不断，许多古老文化原型在不同的时期通过积淀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叠层和变体。当今的学生们、特别是高校大学生们尚未来得及读它、了解它、研究它时，它们中的许多就已经消失了。这些民间的“瑰宝”一经消失，我们就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往哪里去，社会就失去了民族的根系，失去了民族的身份。我们要守住自己的根系，守住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民族特色的文化底线和感情底线，大学生应承担义不容辞的历史职责。主要做法有：一是将民间美术作为人类文化遗产正式列入大学艺术教育，举办多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教学研讨会；二是高校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当作一个学科建设；三是高校作为大学生专业与综合技能的培养主阵地，积极参与作为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科研信息的研究、开发、推广，肩负起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人才培养的责任；四是打破单一文本、学院式的学术模式，走进文化遗产地进行田野考察，深入民间收集、整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参与社会实践。据悉，中央美术学院、南京大学等少数几所大学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等相类似的机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式编入大学教育，填补了民间艺术认知教育的空白。
第三项措施：改善区域环境，对经济落后地区，应特别注意遗产保护和开发利用与扶贫相结合
旅游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主要的、较好的方式，这是各地区范围内的一个普遍做法。但在开发过程中，我们既要努力使居民从旅游开发中受益，还要尽量使他们的生活方式不受影响，让当地的传统习俗完整的传承下去。由于大多数文物古迹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地都处于偏僻贫困的农村地区，因此有关部门应注意协调，把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扶贫项目结合起来，政府提供直接经济援助，组织专门的知识技能培训，使居民能够尽快地适应自己的新角色、新环境。吸收当地居民参加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和管理工作，通过多种措施使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和提高。
第四项措施：在群众文化活动中，注重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主体的培育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我们应当树立人性的文化尺度，尊重民众文化传承的自发性、自主性和文化个性，为群文活动的蓬勃发展提供广阔的舞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传承，不仅是一种被长期忽视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进入主流教育的过程，也是一个对民族生存精神和生存智慧及那些源自祖先心音的活态文化存在的认识过程，是人性发现和理性传承的民族文化整合的过程。民众主体的培育，群文活动的参与，民间艺术的表现，是民间“瑰宝”根植于民族土壤的最直接的必要手段。
二、注重建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的立法模式
一是民族民间文化的普查机制。普查是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包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物和资料的收集，其目的就是建立民族民间文化的档案，在立法中将其中一些重要部分予以规范，包括政府的责任、公民的义务、普查的方式和要求。
二是民族民间文化重点保护和传承机制。这是对民族民间文化进行保护的核心。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其中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或濒临消亡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给与重点保护和重点抢救，培养传承人。在立法时，明确认定重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标准，政府公布遗产名录，并指定遗产保护者的方法，即保护者享有的相应权利和荣誉，负有的义务等。
三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使用与开发机制。鉴于民族民间文化多产生于民间，主体具有不确定性，整理者、改编者、使用者滥用民族民间文化，侵害产生该民族民间文化表现形式的群体的精神和物质权益的现象经常发生。因此，立法应明确，主体不确定的民族民间文化作品、智力成果应该归属于产生它的群体乃至国家。若有民族民间文化的保护、开发、使用，应有不同的鼓励、保护和限制措施。同时对于国家相关法规限定需要保密的民间绝技的传承方式、范围均应予以限制，对于经审批允许改编、整理者，必须尊重原群体的精神、利益、权利，对于被认定为某地区甚至国家极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不管其内部的权利主体是否明确，但其地区或国家可以限制其境外买断著作权。
四是文化生态保护机制。划定文化生态保护比较完整的地区为文化生态保护区，将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原生态地保护在其所属地区环境中，使之成为“活文化”，不失为保护文化生态的一种有效方式。立法中应明确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管理方式，以及保护区内居民的权利和义务，破坏文化生态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五是民族民间文化的保障机制。为了使上述工作依法科学有效的落实，必须建立完善的保障机制，包括经费、机构、人员、税收优惠政策、专家咨询机构等，同时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可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用于补助全国性的或跨区域的民族民间文化重大项目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组织对重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的专项保护，培育传承人，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员进行奖励。
上述民族民间文化立法模式，主要是通过法定程序制定强有力的法律责任条款，应与《知识产权保护法》、与《著作权法》、《民族区域自治法》等法律条文相衔接；通过法定程序，挖掘、保护、抢救、开发、利用这些民间“瑰宝”；通过提高认识，按统一步骤、标准，发挥高校、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群文工作者的作用，注重开发与扶贫，树立人性化的文化尺度；通过一代代人的共同努力，我们坚信，中国民间“瑰宝”会永远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肥沃土壤。
关键词：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2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192-02
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致使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移动、随着传播媒体和全球经济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遭受侵蚀、削弱、破坏和分解，甚至被外来文化代替，大批文化瑰宝走向消亡。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国家、民族赖以绵延发展、增强凝聚力的纽带，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基础及联系世界的桥梁；而作为文化事业重要组成部分的图书馆，在保存、保护、传播中华优秀文化遗产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而图书馆的业务及职能也决定了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责无旁贷，图书馆充分发挥其保存、开发及教育等职能对遏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振兴民族和维持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资源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能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信息和经验，是一种社会财富的来源，是人类社会中可用以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客观存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性，取决于其财富创造性，而其财富创造性来源于社会性、传承性、流动性等特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存在、发展离不开原生境人的活动，是一定社会形态下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客观反映。它体现人类实践的过程性、价值性、多元性、综合性和集体性，是一种体现集体观念的集体行为反映。社会认知、社会情感、社会行为贯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存在、发展的三个阶段。社会认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产生的基础性环节，社会情感是社会认知的深化，而社会行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的关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存续的每一阶段都离不开原生境人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造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元化和差异性，这使得人们在实现目标时，可供选择的范围扩大，使得可供传递的遗产充满活力，进而决定了其创造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的丰富性。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种群、地域的某个个体或是群体创作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世代相传，自然承袭，每一历史单元的人们在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知识形态的基础上不断加工、修改，融入本代人的智慧、创作构思，就某一历史单元而言，它对上一单元流传下来的知识的修改、加工，即是一种整理、演绎的过程。正是经过这种不断的整理、演绎，而形成本历史单元对前文化现象的继承，即整个前文化现象的沉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个社会财富不断积累、扩充和发展的过程。通过口授心传，继承人类的精神财富；通过知识、技能的物化，继承人类的物质财富，每一代人继承前人创造的财富的同时，创造新的财富，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动性
知识的传播性，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技能、信息及其载体随之传播、交流、交换。知识、信息在流动中不断满足着更多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创造着精神财富；同时更多的人们将这些知识和信息商品化、经济化，即从中获取经济利益，创造物质财富，从而社会总财富不断增加。所以，流动性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推动了其财富创造性。资源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丰富性和多样性关系到未来世代的福祉，验证着社会的进程，其所包含的知识和经验对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它能够使人们更加有效地掌握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后人从中获得生产生活知识的同时，不断获取着精神和物质利益。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客体性
这表现为其对于人的经济价值和精神价值。价值是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包括客体对于主体的需要的满足和主体关于客体的绝对超越两个方面[1]，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使用上的特点，决定了其作为价值客体对于主体——人的需要的满足。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性决定了其极高的价值性。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使用，需要资源的流转，保证其顺畅交换，使其获得最大限度的开发与使用，图书馆得天独厚的资源收藏、整理、典藏等条件，使得其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文化资源保存开发事业之中甚有必要，有利于这种活态文化的开发式保存。
二、图书馆的职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图书馆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发信息资源及社会教育等职能，其职能决定了其参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
作为大众阅读的场所，图书馆收藏的文献资源，承载着人类文明和历史的前进步伐，其推动着知识的传承和文化的共享。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知识性、文化性及文明性高度融合的文化体系，而图书馆作为收藏人类知识文献的殿堂，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纳入其收集、整理及典藏范围之内，这也是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职能的体现。
（二）开发信息资源的职能
提高文献利用率是图书馆的工作重点，因而积极开发、广泛利用所藏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能。图书馆通过对到馆文献验收、编目、上架流通，将文献形成科学规律的信息源，呈现给读者，并推动文献所承载着的知识与文明广泛交流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其有赖于图书馆的挖掘与开发，图书馆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将其资源性呈现给读者。
（三）社会教育的职能
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优雅的读书环境，使读者在自我研习中提高自身素养，进而充分发挥图书馆的育人职能。图书馆的育人职能包括思想教育职能、知识扩充职能、丰富读者文娱生活职能等。思想教育职能的宗旨是要引导和帮助读者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知识，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应该是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的民族精神，它是中华民族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思想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心理模式与思维模式[2]，图书馆作为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平台，可使读者在阅读中树立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在阅读中立志将祖国传统文明发扬光大，图书馆通过收藏、整理、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文献资料，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代表的璀璨文明展现给读者，提高读者的民族自豪感；图书馆作为信息知识的储藏与中枢机构，自然文化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是其最显著的功能，图书馆可凭借自身优势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知识予以推广普及，扩充读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和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民在日常文娱生活中发明创造并沿袭传承下来的，因此图书馆可通过对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料、研究论文、普及图书等予以收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读者文娱生活需求，也可调动读者兴趣予以研修。
三、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和举措
（一）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是维持原生资源的多样性及其构成整体资源的个体存续，由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生存环境、保有人、开发利用人、原生境人。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也应包括文化遗产本身，相关实物、场所，人三部分。由于图书馆非博物馆，其侧重点在于文献的收集、整理、加工、流通，即文献资源是图书馆的客体，因而图书馆应以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实物场所环境、传承人、知识开发使用人及原生境人等的文献资料为主。
（二）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举措
1.收集整理。图书馆收藏能力各异，故首先要明确本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资源的收藏原则、收藏范围、收藏重点和采选标准，然后以采购、交换和复制等各种方式纳入馆藏。应注重收集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著作、整理调查资料、实物图片、资料复制件等，特别是具有地方性特色的遗产资料；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库。除依法应当保密的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及相关数据信息应当公开，便于公众查阅。同时对收藏的资料进行分类、标引、著录和目录组织并予以文献典藏。通过图书馆服务工作，吸引并发展热爱传统文化的读者，组织读者研究，对读者开展传统知识的教育工作。
2.加强宣传，提高读者保护意识。图书馆具有传承和传播的功能。图书馆可通过邀请专家、传承人等举办专题讲座，创设主题图书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理、研究、学术交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宣传、展示。突出项目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介绍其传承情况，包括传承范围、传承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保护要求，包括保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同时将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资料等材料推广给读者，建立并加深读者对祖国传统文明的了解和责任心，鼓励更多的读者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保护、保存方法研究。图书馆作为信息资源的传输机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整理、出版等活动的开展，对其传承和传播都起到间接的推动作用。
图书馆，过去、现在、未来首先要做好的就是收藏人类知识文献的精华并将其传播下去。这也正是图书馆的重点所在。
参考文献：
[1]杜道明.通向和谐之路——中国的和谐文化与和谐美学[M].北京：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权利主体
【作 者】甘明，贵州凯里学院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光梓，贵州凯里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贵州凯里，556000
【中图分类号】D923.4；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72-005
Thesi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ystem of the Main Right Body in Protection Law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aking the Miao & Dong Autonomous Eparchy of 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Gan Ming，Liu Guangzi
Abstract：Based on the field research and law analysis，the article thinks that the inheritor and colony have formed the duality main bod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and gives some advices on legislation protection for the inheritor and colon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ombining with the actual ins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
Key words：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Inheritor；Colony；Main right body；Southeast area of Sichuan；Miao；Dong
当下《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草案)正在紧锣密鼓的起草过程之中，在这个法案当中，权利主体制度构建是最大的难点。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哲学、法学教授迈克尔・D・贝勒斯认为：任何有价值的资源均须由特定的主体拥有。[1]目前，在全球化语境下，西方主流文化通过理性扩张，正在利用一整套文化话语，全方位地消解和吞噬着非西方民族的文化个性和历史传统，使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安全陷入危机。因此，保护文化多样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守护精神家园，成为全球化语境中引起广泛共鸣的话题。由于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具有个人(传承人)与集体(群体)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的契合。[2]所以可以期望构建一种新的立法制度，既能适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需要，又能符合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立法宗旨。
一、传承人与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任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和传承做出实质性贡献的传承人和群体，都应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2006年10月发表的《保护传统文化/民间文学艺术表达草案：政策目标与核心原则》，在第1条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定义诠释中，明确揭示了民间文学艺术的内涵特征之一是“个人和集体的智慧创造物”。[3]另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15条明确规定了“在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时，应努力确保创造、保养和承传这种遗产的群体、团体，有时是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参与，并吸收他们积极地参与有关的管理。”[4]
1.运用田野调查法来论证传承人与群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的主体地位
通过笔者对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的调查，主要有祖传传承、师传传承和社会传承三种方式。其中传统医药、宗教祭祀、民间文学表现形式等主要采取祖传方式；苗族民居、侗族鼓楼、风雨桥的建筑工艺，苗族服饰、银饰工艺、宗教祭祀、傩戏、苗族议榔、侗族议款等主要采取师传方式；社会传承是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主要方式，民间文学、民间歌舞以及传统医药中的公共知识部分则采取社区全民传承的方式。祖传传承和师传传承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而社会传承又保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全民性。这三种方式虽然各自有所侧重，但又相互补充，由此构成黔东南苗族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完整体系，加之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即雷公山、月亮山的阻隔，使得当地的农耕文明顽强地抵御着外来文化的冲击，使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一脉相承，并得以很好的保存下来。难怪世界乡土文化基金会把黔东南确认为中国“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十大旅游胜地之一(另一个是拉萨)。
另据相关资料显示，对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医药(苗族医药、侗族医药、瑶族医药和民间中草药)和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即苗族古歌、反排木鼓舞、锦鸡舞、蜡染、鼓藏节等；侗族大歌、琵琶歌、萨玛节等所有权归属的问卷调查表明：传统医药方面选国有占11.9%，选民间共有财产占74.3%，选家庭或个人私有财产23.85%；民间传统文化表现形式方面选国有占16.14%，选民间共有财产占85.6%，选家庭或个人私有财产占10.7%。[5]可见无论是传统医药还是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近97%的支持率，认为传承人和群体是构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
2.现代知识产权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2.1.非物质文化遗产所具有的知识产品特性决定了其应当受知识产权的保护
知名学者吴汉东教授综合各家之言对知识产权的客体――知识产品所具有的法律属性作了高度概括：一是非物质性即知识信息是区别于物的另类客体，属于非物质财富的范畴；二是创造性即知识、信息与人们智力活动有关，产生于知识或精神领域；三是价值性即知识、信息作为民事客体，其意义在于它们构成了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利益。[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7]因而这种知识或信息也具有上述知识产品的法律属性[8]。
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非物质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来自某一社区中个体或群体的全部创作，这些创作以传统为依据，由某一个体或群体所表达并被认为是符合社区期望的，作为其文化和社会认同感的表达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总的来说反映了某一个体或群体在精神与物质、智力与感情上的总和。除了文学和艺术外，还包括生活方式、价值体系、传统信仰等方面。可见它属于知识形态的精神产品，具有价值与使用价值，但没有外在的形体不占有一定的空间，人们对它的“占有”不是一种实在而具体的控制，而是表现为认识和利用。
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创造性的特点，属于一种智力成果。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劳动人民集体创作、反映劳动人民思想感情、表现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审美观念和艺术特色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智力成果，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智力成果的范畴，所以决定它适合用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来保护。
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为人们带来经济利益，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基于传统的以语言、音乐、舞蹈、手工艺品、故事传说等形式表达。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和商业性使用可以产生较高的经济效益。特别是在大力提倡“返璞归真”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比如黔东南雷山西江苗寨、黎平肇兴侗寨[9]
2.2.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分析
前面论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受知识产权保护的正当性，接下来进一步来论述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二元主体结构。关于知识产权的主体：吴汉东教授认为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平等，是一种主体从事创造性活动的自由选择，是一种取得创造者权利的机会均等；同时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平等，是一种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调，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合理分享。正是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形成了知识产权主体制度区别于一般财产权主体制度的重要特征。即一是知识产权的原始取得，以创造者的身份资格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条件；二是知识产权的继受取得，往往是不完全取得或限制取得，从而产生数个权利主体对同一知识产品分享利益的情形。[10]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主体资格，作为民事主体在民法上(包括知识产权制度)的法律资格，是自然人及其群体成为民事主体的法律前提。而法律地位的平等与主体人格独立则是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主体资格的基本原则。同样在法律上有着自身的特征：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取得，是以创造者的身份为基础，以国家认可或授予为前提。无论是传承人或群体都是基于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取得创造者的身份，而授予行为是属于行政法律行为，与创造性的劳动一样，对权利的原始取得具有重要意义。借用美国学者的说法：创造性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源泉”(source)，而法律(国家机关授权活动)是权利产生的“根据”(origin)。[11]二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受取得，即祖传、师传和社会传承，这三种传承方式都是不完全取得或有限制取得，从而就会导致产生数个权利主体或群体对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享的情形。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之立法保护构建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知识产权立法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更明确地指出“个人在传统文化表达的发展和再创造中起着中心作用”[12]可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和再创造主要是通过传承人的活动来体现。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指遵循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通过再现、模仿、表演、改编、收集整理等智力劳动传播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然人或群体，尤以自然人为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口传心授，人在艺在，人亡艺亡”的特点。所以应该主张：
1.成果确认权并给予相应的奖励。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主体的群体性及成果形式的复杂性，基于保护要求，可以通过特定程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称、内容、表现形式、权属等方面进行确认。例如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7年6月3日命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166位，其中苗族5位，侗族1位；《光明日报》2007年6月11日公布国家级目录中代表性传承人226名，其中黔东南有8名。(见附表1和附表2)据悉文化部办公厅2008年1月26日下发通知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我州又有8人入选，他们分别是：《侗族大歌》吴品仙；《侗族琵琶歌》吴家兴、吴玉竹；《苗族芦笙舞》(锦鸡舞) 李金英 、余贵周；《木鼓舞》(反排苗族木鼓舞)万政文；《侗戏》张启高、吴胜章。目前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正在申报之中，建议各基层单位做好候选人名单积极申报。
另外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于已经获得国家级和省级传承人称号的人员，有关部门应尽快地及时给予物质或资金上的奖励。应该给以定期定额生活补助，保证与同族其他人同等生活水平，使其能够有时间去传承文化。
刊《光明日报》2007年6月11日国家级名录代表性传承人226名 黔东南自治州8名(1)
中国文联、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7年6月3日命名首批中国民间文化传承人116位
苗族5位 侗1位(2)
2.原创维护权。人们可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修改、补充，但不能背离原创主体以及基本表现形式，不能歪曲、滥用或实施其他不正当利用和侵害。要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在使用时应当明示原创群体或原创地名称。如台江苗族反排木鼓舞、侗族大歌、苗族古歌等等。
3.无期限保护权。这一权利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他文学艺术作品最本质的区别，其缘由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间上的续展性和主体的不确定性。比如侗族大歌，据专家考证侗族大歌大约产生于500年前，是通过歌师世代相传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每一个历史单元都是传播时期，也是再创作时期，因而无法确定其起始点和终结点。
4.持有使用权。凡经确认的持有人和持有群体可以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持有使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基本形式，不同于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之立法保护构建
承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群体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主体之一，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传统部落、土著民族、或少数民族等群体在集体主义知识产权主体制度下，培育和滋养了集体创新机制，可以为人类创造更加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现代知识产权激励理论来看，能够保障对个人创造性给予补偿的以集体为基础的所有权也可以达到激励创新的目的。[13]另外，承认集体主义财产权，可以使群体控制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减少，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的损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集体主义知识产权模式，不仅一般地保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也保护了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文化背景。[14]更重要的是，承认群体作为集体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可以通过著作权特有的人身权制度，从法律层面强制性地要求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者，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身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群体的“民族自豪感提高民族自觉”，并逐渐把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道德义务上升为法律义务，把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性宣示转换为法律机制层面的操作，最终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种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机制。
笔者以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侗族大歌为例，提出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建议以供专家学者参考。1.署名权。对外姓民族可以署名“侗族大歌”，这充分体现了对整个侗民群体权益的维护；对内则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而定：1)以地名或专属地流行曲调署名。如“小黄侗族大歌”、“茅贡侗族大歌”、“肇兴侗族大歌”等。2)以侗族大歌原创人员署名，如“嘎大用”即陆大用(乾隆末年“六洞”肇兴人)；“嘎万麻”即吴万麻(乾隆四十三年“十洞”宰拱人)创作等。3)以歌曲表现的内容署名，如“蝉之歌”，“上山歌”，“杨梅歌”等。
2.改编权。对侗族大歌的翻译、配器、填词等改编，首先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其改编的作品由改编人享有合法权益。根据改编的作品分以下情况：1)以侗族大歌的音乐曲调为素材，稍加艺术加工处理的作品，应注明“改编自侗族大歌×××，由×××创作。”2)没有具体的侗族大歌原形，但运用了侗族大歌的元素，应注明“作曲选自侗族大歌由×××改编或整理，×××作词”。
3.个人或群体的演唱权及相关的邻接权。为了保持其纯正，不被仿造和恶意歪曲，只能是侗民族才享有表演的权利。凡未经侗民族允许而使用的行为应视为侵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侗族大歌的艺术价值是由其演唱者实现的。因此对其演唱者应主张相关的邻接权。具体表现为：1)演唱者对其演唱的曲目享有复制、录音、录像的所有权；2)演唱者对其演唱应享有获取报酬的权利(包括他人现场直播和公开传播其表演、他人未经表演者许可录音、录像复制发行等行为)。
4.传播权。必须取得侗民族的允许并支付相应的报酬，但为社会公共福利和传承侗族大歌弘扬侗民族优秀文化的除外。
5.经济利益的追偿及分享权，值得注意的前提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外姓民族要依法取得侗族大歌的使用权，并支付相应的报酬。对民间出现的一些私人制作并销售侗族大歌光碟的行为，也应持有经济利益分享权，使其获得的利润部分支付给侗族大歌所有权人。
四、结束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的创作和传承模式，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制度与传统知识产权制度有一定程度的契合：两者都是一种集体与个人相结合的二元主体结构。因此，承认传承人和群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制度的权利主体地位，对于创设一种新型知识产权制度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美]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张文显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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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WIPO，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Expressions of Folklore：Draft Objectives and Principles(WIPO/GRTKF/IC/10/4ANNEX)，PUBLISHED ON October 2，2006，p.13.http：∥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10_4.pdf。2008-7-20
[4]《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15条，http：∥baike.省略/view 1006148.htm，2008-12-06)
[5]贵州省黔东南传统知识个案研究报告集[C]，出版者不祥，2004年7月第14页
[6]吴汉东主编，《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17-22
[7]《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第2条，http：∥baike.省略/view 1006148.htm，2008-12-06
[8]黄玉烨。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J]，中国法学，2008(5)：13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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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春田主编。《中国知识产权评论 》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90-195
[11]L.Ray Patterson&Stanley W.Lindberg：The Nature of Copyright：A Law of Users ’ Right，The University of Georgina Press，p.49―55，1991
[12]WIPO，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Expressions of Folklore：Draft Objectices and Principle，Publishedon October 2，2006，p.11，http：∥WWW.wipo.int/edocs/mdocs/tk/en/wipo_grtkf_ic_10/wipo_grtkf_ic_10_4.pdf.2008-12-8
前言
众所周知，“非遗”不仅仅是具备较强遗存价值，而且还具备较强的经济价值，走进新时期之后，大众以及研究学者多将目光集中在了“非遗”遗存价值保护之上，却忽略了挖掘其潜在的经济价值，这对于“非遗”更好的融入现代生活起到了阻碍作用。基于此，当前就需要通过旅游开发的形式促使“非遗”实现经济价值以及遗存价值共同提升，而针对壮族区域“非遗”来讲，旅游开发对其影响则可以从以下四方面展开阐述。
一、初探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弘扬民族文化
壮族区域“非遗”具备的文化价值可以说是为深层次旅游资源的良好开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尤其是能够将广西民族传统中蕴含的文化精华充分的展现出来，当然还可以赋予自然资源更强的文化吸引力和文化内涵，这对于国内以及众多的国外游客而言无疑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极高享受。通过对壮族区域“非遗”予以旅游开发，则壮族独特民俗以及多彩节庆歌舞和丰富的竞技运动等等均能够展现在游客眼前，游客在该种环境背景下不仅能够感知壮族“非遗”，而且也能够很大程度上起到文化传播者的作用对壮族“非遗”进行广泛宣传，长期以往壮族本民族文化也能够实现良好弘扬。
二、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可持续发展
对于壮族区域“非遗”保护应该是关注两方面，其一是对“非遗”外在形式予以良好保护，其二就是对“非遗”人文以及历史双重环境予以保护，基于这两方面的保护才能真正的促使壮族区域“非遗”在新时期实现可持续有效发展。现今社会生活变迁以及城市化建设加快，壮族区域“非遗”原生环境也面临威胁，而旅游开发无疑是为壮族“非遗”提供了可持续良好发展的重要条件，其能够促使濒临消亡的文化以及相应的传统工艺等被更多的人所了解以及认同，从一定程度上开发则是变相保护，也是变相的发展。基于旅游业快速发展趋势以及大众旅游较高需求，已经或者是趋于灭绝的壮族歌舞以及壮族技艺等得以被积极开发以及挖掘，从当地推广到更多的区域省市，进而实现壮族“非遗”可持续有效发展。
三、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增强民族自豪感
近些年众多少数民族濒临失传相关的“非遗”在旅游开发的背景下重获新生，壮族“非遗”也不例外，可以说旅游开发很大程度上将壮族“非遗”背后的创造力以及智慧良好的展现了出来，更将壮族区域民族成员对于自身民族历史发展的记忆唤醒，促使壮族人民对于自身文化历史抱有较强的自豪感以及自信心；而众多的旅游者也能够依托于旅游开发建立对壮族民族新的文化认知，并对其文化抱有肯定以及承认的态度。此外壮族“非遗”商品化更加推动了壮族文化在新时期的复兴，这对于新时期壮族人民重视自身的“非遗”同时更好的保护“非遗”起着重要的影响作用。
四、探析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之提供资金支持
旅游开发基于壮族“非遗”保护实际影响除了体现在弘扬民族文化以及增强民族自豪感等三方面之上，还体现在资金的良好提供上，任何一种“非遗”保护并非是口头上的简单宣传，更多的是应该付诸于行动，从行动上进行良好维护以及保养，而无论是维护还是简单保养均离不开资金的大力支持，如果仅仅是靠壮族当地居民筹集资金保护显然并不现实。因为壮族多生活在大山之中，人民经济能力极为有限，针对该种状况，依托于旅游开发则能够实现经济利益的获取，这也是对壮族“非遗”经济价值的充分挖掘，而有了资金之后则能够更好的壮大壮族“非遗”相关规模，也能够对“非遗”予以更好的维护。
五、结语
关键词：城市 环境保护 污水处理 问题 策略探讨
一、城市污水处理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1.缺乏资金支持
多数污水处理厂的资金投入严重不足。由于我国的经济水平还不是很强大，污水处理厂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完整或者不能得到及时的改善，长期以来只能依靠政府投资和国际援助，资金严重缺乏直接导至污水得不到治理以及污水处理的能力偏低，无法满足城市化发展的客观要求。再加上长期以来，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速度与人口增长、资源的开采速度以及环境污染处理和工业建设速度不协调、不适应，导致基础设施长期超负荷承载。再加上城市污水处理的造价不尽合理，价位直线上升，对投资的利用状况令人堪忧。
2.缺乏长期规划
城市规模的快速扩张造成污水处理规划的尖锐矛盾。由于既要考虑到远期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又要考虑到近期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最近实施的可能性、操作性，一直以来在针对污水的处理问题上到底是应该集中处理还是分散处理好，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态度。城市化的建设速度之快直接给污水处理带来了新的挑战。一方面如果对污水集中处理，可以节省资金，同时便于系统的管理和规划，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建设周期长，协调运作难的问题。而另一方面分散处理是开发商经营的小型污水处理厂就近对污水处理的策略，这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加污水处理的灵活性，更加便于资金和技术的管理及操控。但是由于缺乏大规模的资本后盾和技术支撑，分散式污水处理往往并不符合国家环保要求、达不到污水治理的相关标准。由于污水处理方式的选择对城市污水的建设以及环境保护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城市化建设步伐的加快直接导致了污水处理集中处理和分散处理的矛盾。
3.管理体制不善
污水处理厂管理制度及体系建设不完善，污水处理厂的厂区绿化不合格。污水处理厂的管理一直以来都是城市环境保护的主要问题，是社会大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由于污水处理厂的管理机制不完善，一些城市的污水处理厂没有进行正常的运转。甚至在处理未达标的情况下，污水就已经排放，致使污水处理厂没有实现污水处理应有的目的。除了污水处理厂整体没有达到处理污水的标准要求、运行机制不完善不健全以外，污水处理厂的管理人员和实际操作人员岗位知识掌握不牢、综合素质不够高、环保意识不强烈、工作责任感薄弱，对相关的污水处理专业知识了解不全面，导致无法在工作中具体践行复杂的污水处理步骤，也不能够科学合理地掌握操作相关污水处理设备。这也是我国目前处理城市污水、保护环境急需解决的重中之重。
再一个问题就是污水处理厂的绿化面积不够。绿化面积的选择是衡量污水处理厂是否合格的一个重要指标，在我国，对污水处理厂的绿化面积有明确的规定，污水处理厂的位置必须与居民区相隔一定的距离。由于污水、臭水会随着风向的改变，而使得污水的恶劣气味飘荡在处理厂附近，因此污水处理厂必须建设有达标的绿化地带，以隔离污水处理厂与居民区。而实际情况是，很多城市污水处理厂位置选择上不恰当，处于上风向，且绿化地带的面积不达标，导致在污水处理过程中引发区域内居民与处理厂的矛盾。
4.处理工艺有待创新
结合我国城市化发展规模和城市环境保护特点，我们必须开发出适合我国基本环境保护情况的处理污水的工艺来。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城市环境保护中处理污水的能力还很欠缺。目前国内已建成并投入运行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中有高达80%采用的是二级生化处理工艺，普遍采用的污水处理方法有普通活性污泥法、氧化沟法、SBR（间歇式活性污泥）法、AB法等，这些方法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所采用的污水处理技术与工艺几乎在同一水平上，所需要的投资费用和后期资本支撑十分高昂。这即不符合我国城市环境保护的特点，也与我们国家当前的经济实力是不相称的。因此，必须创新符合中国特色的污水处理工艺，走出一条社会主义特色污水治理道路。
二、城市环境保护中污水处理应对策略
1.强化污水处理投入的资金力度
要尽快建立科学的收费机制，推进城市水工业的企业化经营管理。以前仅仅依靠政府投资和援助是不够的，科学的收费机制是污水处理自身发展的重要力量，是污水长期发展的重要资金保障。还可以增加污水处理的融资渠道，从根本上保证污水建设资金的来源，包括个人投资、集资、社会募捐等方式来筹集资金。
2.加强污水处理长期规划
城市的污水处理应该纳入城市经济的发展规划和社会长期发展计划。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应该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和科学发展观的理念出发来认识长期规划的重要性，必须要坚持规划先行的开发思路。有了规划应创造条件尽快审批，即使规划上有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也可先原则上整体批准，对局部问题再做个案研究，不可因对规划作尽善尽美要求而贻误审批时间，结果得不偿失。
有了规划应该及时公布于众，加强对规划及其法规的宣传，提高执法单位的自觉性，将因规划的滞后所造成的负而影响降到最低限度。
3.加强人员培训，健全管理体制
因为我国环境保护建设起步晚、水平相对还较落后、发展速度还比较缓慢，要健全污水处理厂管理调制首先应该从国外的已有的先进污水处理方法中汲取经验，努力开发出适合自己的污水处理程序，改变以往的照搬照抄国外污水处理工艺和旧处理超负荷的运行模式。政府应该随时随地了解污水处理厂的相关状况，给予相关的技术支持。污水处理厂应该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到国外学习，学习先进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技术，从管理制度和技术上解决污水处理厂设备多而复杂、没有有效的管理方式以至于污水处理厂的运行效率低下的弊病。此外，污水处理的绿化面积要严格按照国家的相关标准。在污水厂选址的问题上一定要经过科学考察分析后，在不影响居民区居民日常生活的情况下，决定处理厂的位置。
而且厂领导要有长远的眼光，争取实现污水处理厂的可持续发展。
4.立足国情，创新处理工艺
要从我国的基本经济情况出发采用符合中国特色的污水处理工艺。从基建和运行费用两个角度分析，根据已建和在建污水厂的实际情况，吨水造价一般1500元～2000元之间，运行费在0.8Pm3 ～1.4Pm3 之间，即建成一座日处理规模50万m3 的城市污水处理厂，一次性投资费用约在7.5亿至10亿元之间，年运行费需数千万元甚至达亿元。因此，普遍采用二级生物处理工艺设计来处理城市污水，对于经济尚不发达的我国来言，是不堪重负的。必须立足基本国情，与时俱进，开发出适合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污水处理新工艺。
三、结束语
通过分析我国污水处理厂目前存在的众多问题，我们认识到污水处理厂的改革与城市环境保护的进展息息相关。污水处理厂的重要职责不仅是处理污水、保护环境还在于改善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状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重视研发、推广经济、节能、有效的污水处理工艺技术。我国的污水处理事业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认识不足、解决问题，为保护城市环境做贡献是我们每个人的职责所在。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公众的保护意识制约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进展，这一观念没有得到普遍的重视，大部分研究者更多的是从宏观上去把握和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巨大工程，这是与国外保护策略的不同之处，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滞后的原因之一。笔者试图从公众的保护意识方面来探讨如何更有效的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自古暨今，中国文化的主导者们“教民追孝”，“孝性”是中华民族精神最重要的特征，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像中华民族这样如此偏爱传统文化和祖宗留下来的器物，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正是基础这种“孝性”，这一行为能够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终于形成气候并引发出一系列重大的实践行动，并不是偶然的，或“头脑发热的”。20世纪初期，有识之士就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和意义，并呼吁民众加以保护，且提出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但由于战乱、络绎不绝的社会动员和革命运动使人们无暇顾及这一领域；随着改革开放深入，西方文化的冲击，民众对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探寻更加迫切，极力寻求打下生命烙印的记忆，保护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保留住这一记忆之一，它“不仅是一项系统工程，而是一项举国上下全民参与代代接替的、长期的宏伟的历史性任务。”）参见刘愧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的整体性原则》一文，《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然而，从近些年的保护状况来看，虽然出台了非常细致的、具有法律效益的保护策略和措施，却并没有有效的抑制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笔者认为，问题的出现除了关乎有形的“政策”，更关乎无形的公众保护意识。
一、重视“上”“下”层的协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载体是民族或族群，它属于该民族或族群的全体人们，它具有很强的公众性。而公众意识就是这些民族或族群的自我意识，它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保护世界各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保持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举措，这也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但是目前在国内许多单位或地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尤其是广大人民群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内容以及重要意义认识不充分，他们不知道保护什么？能不能保护？怎样保护？
一个世纪以来，不少研究者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研究之中，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做了许多有益有价值的工作。然而，专家、学者们的保护往往带有一定的功利性，他们热衷于“填补空白”，戴着“艺术之墨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某些因素加以改造和利用，以“变异”的形式存在于“象牙塔”层面的交流与合作。“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注：参见傅谨《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一文，《草根的力量》，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这种漠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状态，脱离保护主体的基础意识层即公众保护意识的所谓“保护”，跟不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速度。
政府的政策有利于保护，也有利于公众保护意识的提高，然而，过于的依赖政策，也会导致公众保护意识的淡薄。2004年8月28日，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6年5月国务院下发《关于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公布了518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07年6月确定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26名。应该说，国家政府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保障，然而，鲜明的“等级制”保护策略，有时会削弱民众的保护意识，他们会认为名录下的遗产才是需要保护的，或者“高等级”的遗产才是保护的对象。我们似乎走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公布名录和传承人”本意是要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而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反而却消减了这种意识，因而，关键不是政策的出台有多少前瞻性，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有多重大的意义，而是实际操作中，重视政策、研究成果与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协调，告诉人们为什么要保护并热爱这一类型的文化，增进保护的紧迫性的认识。
二、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三层举措
提高公众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识（国家社会的自觉意识）其实就是一个全民性“文化自觉”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不是‘死文化’而是‘活文化’，其区别与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点就是依附于特定的民族、群体、区域或个体存在，并流传至今。”（注：参见乔晓光《关注母亲河》一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要讲究“活”性，以“人”为本，离开了对人的关注与重视，就是舍本逐末。提高“人”的保护意识虽然是针对全体公众，但具体操作还应具有科学性和循序渐进的过程，笔者认为应该有三个递进的层面，它们所针对的受众不同，得到的效果有差异，而结合实施则可以提高全民的保护意识。
1、提高传承人和相应的专业人员的保护意识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部分领域是由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得以代代传递、延续和发展的，他们“掌握着祖先创造的精湛技艺和文化传统，他们是中华伟大文明的象征和重要组成部分。当代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是我国各民族民间文化的活宝库，他们身上承载着祖先创造的文化精华，具有天才的个性创造力。……代代相传是文化乃至文明传承的最重要的渠道，传承人是民间文化代代薪火相传的关键，天才的杰出的民间文化传承人往往还把一个民族和时代的文化推向历史的高峰。”（注：参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编《中国民间文化杰出传承人调查、认定、命名工作手册》，2005年版，第11页。）保护和延续非物质文化遗产关键是要保护传承人，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由于传承人的声誉和所处的特殊位置，除了要传授特定的“文化”外，还需传播延续这类“文化”的意义。然而，对于部分传承人而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是我们所认为的“文化”，这种最直接的能提高公众的保护意识的途径应是要得以重视的。此外，近两年政府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遗产和传承人名录后，有部分没有被列入名录的传承人通过媒体渠道道出了自己的抱怨：“国家不重视，我们如何来传承”，过于依赖政府政策和带有功利性的保护意识，不仅不能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有效的保护，更会加剧它的消亡。 转贴于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从对濒危形态的抢救，到对消亡形态的搜集整理研究，再到活态形式的扶持振兴与开发利用，都离不开相应的专业人员参与和必要的理论知识指导。较之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艰巨任务，其研究的专业队伍及其分布状况很不均衡，传统文化艺术研究领域比较合格的专业人员，大多集中于部分大都市和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且年龄普遍偏高，他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长期进行实地调研。而现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集中在“地方和基层”，其保护只有等待“有识之士”来发掘，或利用地方仅有的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人员在维持，这使得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处于“非专业”状态，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培养专业人才输入基层、培训地方固有的人才以及成立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组织，是有效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必由之路，也是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有力保障。
2、重视教育的传播方式
教育是人类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方式，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教育活动也成为支持、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工作。由于严重缺乏专业研究队伍，一些教育机构尤其是高等院校开始设立相关专业，开展本科、硕士甚至博士学历教育，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培养急需人才，发挥高校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桥梁作用。同时，鼓励和支持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知识纳入中小学的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等，来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传统文化的热情，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但是，在地方专业人员极度匮乏，特别是在一些较为偏远的乡村，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源地，教育工作者自身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不足，没能力从理论上对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课程做系统规划的情况下，就在学校教育全线铺开，极有可能使效果“事与愿违、南辕北辙，甚至有可能在实施保护的良好愿望之下，由于不能按照科学思想办事，缺乏必要的专业理论指导，带来不必要的遗憾，酿成不必要的祸端。”（注：参见吴文科《以人为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及其根本性原则》）
重视教育，更应该重视教育的传播途径。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应采用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一方面要培养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高级专业人才，在全国范围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调查、登记、摄像、录音、认定、建档等工作，摸清家底；另一方面，要在本科、专科教育层面大力宣传和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因为这一层面的很大一部分毕业生都将是面对基层和地方的；再次，要对中小学有志教授和传播的教师进行培训，创造和提供机会让其再学习，他们是提高公众保护意识的“传承人”。只有提高了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才能避免“一哄而上”，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全民的保护素质。
3、保存与建立原生态生存环境
保存和建立原生态生存环境与提高公众保护意识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关系。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是隐含在物质层面之后的宝贵的精神内涵和历史传统，这就离不开它的原生态环境。事实上，在市场经济的制约下，要想完整的保存和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生存环境是不可能的任务，只能是有限的条件内相对的实施，设立生态博物馆提供了这一相对的可能性。
生态博物馆是将自然生态资源与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相结合实行整体性保护的一种新型博物馆，又称作“没有围墙的活体博物馆”。建立生态博物馆，越少参与经济利益，就越有利于保护原生态环境，一方面要唤起原居民保护与保存传统文化的精华的意识，加大政府和民间的经济投入；另一方面，它能提升原居民的责任感、遗产内聚力和保护意识。此外，这种“博物馆公园”的形式，必然会吸引大量的海内外游客及来访者，除了在进园前的强制性“教育”外，生态博物馆还以其独有的魅力促成和提高他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及其保护的意识。
摘要：文章介绍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分析高校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并重点论述高校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保存和保护等工作环节中应发挥的职责与功能。
中图分类号：G2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588（2016）07-0055-03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况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又称口头或无形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而言的。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的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非遗涉及口头传说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五个方面的内容[1]。
非遗也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不脱离本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是民族个性和民族审美标准的活态表现。它以人为核心，以声音、技艺和形象为表现手段，以口传亲授的方式传承和延续本民族传统文化，具有传承性、社会性、无形性、多元性、活态性等特征。
非遗堪称一个民族和地区精神的博物馆及生产、生活、艺术的百科全书，它凝结了民族的智慧与精神，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历史的“活”的见证，体现着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著名文学家冯骥才先生认为：“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人类物质遗产一样，都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和宝贵的共同财富，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的文化命脉，而无形的文化，往往比有形的文化更为重要。”[2]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强和现代化进程的逐步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环境日益恶化，受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许多珍贵的非遗实物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一些依靠口传身授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技艺正濒临人亡艺绝的危险境地，加强对我国非遗的保护已是刻不容缓。
2 高校图书馆与非遗保护的关系
2.1 保护非遗是高校图书馆的重要职能
非遗作为人类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理应受到人们的珍惜和重视，抢救、保护非遗是人类共同的使命。随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逐步开展，图书馆作为保存和传播信息的重要科研服务机构，已经成为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图书馆的职能归纳为四种，即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开发智力资源[3]。其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是包括高校图书馆在内的所有类型图书馆的首要职能，这为高校图书馆参与和保护非遗提供了理论依据。
非遗保护工作在传承中华文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始终贯穿于图书馆的所有工作环节，是图书馆得以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本质。高校图书馆作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重要平台，具有其他文化单位或机构不可比的实力和优势，在整个非遗保护工作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面对当前非遗濒临消失的困境，高校图书馆应充分发挥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职能，积极参与到非遗保护工作中来，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保护非遗，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重任。
2.2 保护非遗是高校图书馆创新发展的需要
保护非遗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对高校图书馆提出的工作要求和任务，同时，参与非遗保护给高校图书馆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它从校园书斋式服务走向民间田野，从民间活态文化中汲取营养、吐故纳新，使传统图书馆工作发生了一系列的变革。图书馆的工作方式和服务理念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非遗保护工作给高校图书馆创造出新的知识服务生长点，使它打破传统的被动服务模式，从单一的“以书为本”向“以人为本”的多元化信息服务模式转变，从而实现图书馆服务模式的创新，促进图书馆事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3 非遗保护工作可以扩展和深化高校图书馆的社会职能
图书馆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着不同的职能，图书馆的社会职能会随着文献载体的不同及人类对知识需求的不同而不断地扩展和深化。高校图书馆除了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信息保障之外，还担负着保存地方传统文化、为本地政府的决策提供信息支持和为本地经济发展服务的社会职能，是整个非遗保护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从古代的藏书楼到现代化的图书馆，图书馆的职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保护非遗是新形势下赋予高校图书馆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参与非遗保护的过程中，图书馆的职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收藏图书，而是突破了传统的、旧的馆藏资源建设理念，利用高校图书馆自身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对非遗进行保护，通过对散落于民间的非遗资源的挖掘、搜集、整理、保存和利用，挽救了大量濒危失传的民间传统文化和技艺，极大地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从而形成本馆的地方特色文献体系，同时也使图书馆保存人类文化遗产、服务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社会职能得到了扩展和深化。
3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应发挥的职责与功能
3.1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资源收集、认定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高校图书馆在长期的工作积累中形成了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为图书馆开展非遗保护工作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是人们获取非遗资源的重要场所。特别是地方文献和古代文献，它们是了解某一地区文化的主要资料来源，可以为非遗的收集和认定提供重要依据，从高校图书馆保存的地方文献中，可以获得大量与非遗相关的有价值线索。比如：民俗的记载大多分散在各类典籍志书中，一些口头传说、神话故事等往往散见于历代的民间戏剧、故事和图画中。古代文献对于非遗的追溯和考查也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很多古籍本身就具有史料价值，有些古代文献的内容也与非遗相关，如我国古代文献《山海经》中，就有大量神话传说和涉及民俗文化起源的内容。
吴慰慈先生曾说过：“图书馆工作的任务，就是充分揭示文献的形式信息和内容信息，从而使文献的内容信息得以传播。”[4]高校图书馆在非遗的收集和认定环节要充分发挥其文献信息资源的保障职能，即对馆藏文献资源的内容和形式特征进行充分揭示，进而为其他单位或个人提供利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高校图书馆要主动配合有关调研人员，为他们提供收集和认定工作所需要的地方文献、古代文献以及有参考价值的地图、手册、年鉴、百科全书等相关文献。同时，高校图书馆还要组织馆内专业人员对本馆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整理和分类，并对文献内容进行深入挖掘，从有关文献中寻找与非遗相关的内容和信息，主动为非遗的调研和认定工作提供线索和佐证。
3.2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整理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非遗形式多样，纷繁复杂，每一项非遗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有关工作人员除了要对它们进行寻访、记录、管理和研究外，还要厘清每一项非遗产生的历史渊源、表现形式、艺术特征以及其存在的各种价值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非遗保护工作的难度。只有对庞杂、零散的非遗资源按照一定的方法和手段进行科学合理的分类，才能提高工作效率，降低工作难度，从而使非遗保护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资源的整理环节中，应选派专业技术馆员主动参与非遗的记录工作，利用声像设备对非遗的表现形式和表现过程进行录音和录像，把非遗的面貌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并和有关非遗的文字描述、数据统计、价值鉴定等各种研究记录加以整理后保存下来，成为高校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文献，这样既能够丰富图书馆的馆藏资源，又为非遗研究人员提供了重要的原始资料。同时，高校图书馆还要在非遗的科学分类工作中发挥经验指导的功能，把内涵丰富的非遗按照不同的特征进行科学分类，对于同一类别的非遗可以采用相似的工作方法。对非遗进行科学的分类，也就是对其进行更深一步的研究，可以使非遗的整体特征更加明显，各部类之间的联系更加清晰。
3.3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存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杜定友先生曾说过：“图书馆的功能，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记忆，实际上就是社会上一切人的公共脑子”[5]。图书馆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保存人类社会文化遗产和传承人类文明的职能，它不会因为社会或机构的变迁而导致文献资源的缺失。高校图书馆在非遗的保存环节要充分发挥其保存人类文明成果并提供给人们利用的职责与功能，使人们能够无障碍地获取非遗资源。
在文献资源的保存方面，高校图书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有文献资源维护的技术，可以避免文献资料老化、难以复原的难题，而且在非遗资源的数字化保护方面尽显独特优势，可针对非遗存在形式的特殊性，通过现代化技术和手段实现对非遗资源的永久保存。同时，高校图书馆要加强与其他文化部门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非遗资源的收集、整理和保存方面走联合建设之路，实现非遗资源的共建和共享，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对非遗资源的检索需要。
3.4 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传承环节的职责与功能
作为人类知识宝库的图书馆，一直以来都被人们称为“没有围墙的大学”，它是指导大众学习、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也是人们接受终身教育的场所。高校图书馆是学校的文化信息中心，担负着对高校学生进行文化宣传、教育的任务，图书馆拥有丰富的馆藏文献资源以及现代化场所或设施，为开展非遗宣传和保护活动提供了便利。高校浓郁的文化氛围也为非遗提供了文化土壤，高校图书馆可将馆藏资源转变为教育资源，充分利用其场所优势，采取多种途径和方式，广泛开展非遗的宣传展示活动。
图书馆可以利用地方民俗节、文化节，邀请非遗传承人来校举办展示展演活动，如：将民间刺绣、剪纸、歌舞等绝技通过现场表演的方式呈现给广大师生，调动他们热爱民间传统文化的积极性，使他们自觉加入到非遗保护的行动中来。图书馆也可以通过举办讲座的形式，把非遗专家和非遗传承人请进校园进行理论讲解和现场表演，对大学生进行非遗知识的普及和教育，使他们对非遗产生浓厚兴趣，激发他们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例如：对于中国的国粹――京剧艺术的传承和发扬，就可以采取讲座的形式，同时聘请京剧演员进行现场表演和解说，使大学生真正体会到京剧的艺术魅力，感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4 结语
非遗保护是一项庞大而复杂的文化工程，需要集合全社会的力量来完成。高校图书馆在非遗保护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为教学和科研服务的同时，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工作，既是其职能的拓展和延伸，也是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高校图书馆通过参与地方非遗保护工作，不仅挽救了大量濒临消亡与失传的非遗，使我国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得到很好的保护和弘扬，而且丰富了图书馆的馆藏特色，提升了图书馆的文化底蕴，同时扩大了图书馆的社会知名度，这项工作也将使图书馆在高校教育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Z].巴黎：2003-10-17.
[2] 杜秀芬.少儿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J].福建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1）：25-27.
[3] 邢菲.论图书馆社会职能在文化发展建设中的作用[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4（11）：17-18.
[4] 吴慰慈.图书馆学基础[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9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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