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9 09:18:58
导语：在都市农业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1农村劳动力短缺
农村劳动力的有效供给是农业顺利发展的基础保障。由于农村年轻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普遍存在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市场意识相对薄弱的特点，不容易接受新技术、新观念，农业科技难以推广和普及。特别是蔬菜种植等劳动密集型农业产业开始出现用工难的现象，农忙时节更是出现严重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1.2安全监管队伍薄弱
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目前金山区基层监管队伍建设力度不足，镇、村级农产品监管人员以兼职为主，监管工作不能保证；再加上农业生产中散户仍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且散户规模小、比较分散、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水平较低，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任务重、难度大。
1.3农村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目前工业污染源、农业面源污染以及生活污染源影响农村、农业生态环境的现状亟需得到改善。
1.4农业组织化程度偏低
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金山区农业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偏低，与市场化要求明显不相适应，农业品牌出现散乱的情况，农业生产的标准化程度较低，严重影响了农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1.5农业资金投入不足
都市型现代农业对资本需求要求较高，因此，资金投入不足对金山区农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农业资金投入习惯于以财政公益性为主的支持框架，没有充分吸纳国际资本、国内资本和民间资本对农业设施的投入，尤其是对农业科技、农业机械化的投入不多，农业科技化、农业机械化水平较低，影响了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2推进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考
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思路：以提升农业的综合竞争力为中心，聚焦重点产业和重点区域，突出经济、生态和观光休闲功能，建立农业现代产业体系、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健全资金投入体系和培育组织创新体系，推进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发展。
2.1建立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促进农业结构不断优化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突出区域特色，大力推进农业结构调整。以“品牌农业、休闲农业、生态农业”建设为重点，稳步推进“优质稻米、绿色蔬菜、名优瓜果、特种养殖”四大优势主导产业。通过种植业结构调整，增加粮食生产的抗自然风险和盈利能力；在蔬菜生产上，由种植当地传统品种向种植营养保健、色彩丰富的进口品种转变。在稳定粮食、蔬菜生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优质蔬果生产，使金山区农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升级。要立足农业产品标准化，全面推进优势农产品区域化种植和标准化生产，通过与地方实际相结合，积极梳理、制定特色农产品的生产技术和品质标准，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进行生产。以提高农产品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市场化运作，集中力量培育一批市场占有率高、经济效益好、辐射带动力强的农产品知名品牌，全面提升现代农业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和综合效益。
2.2完善农业科技服务体系，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加大科技兴农力度，推进先进、适用技术在金山区先试先行，使金山区成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新高地。切实加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大力推进新型农民培育工作，使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农民成为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主力军。完善区、镇两级农技推广服务体系建设，建立职能明确、机构完善、队伍精干、保障有力、运转高效的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积极引进高端农业人才投身于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的建设与发展中，可利用农业产学研基地等平台，建立农业科技人才与国内外农业科研机构的互惠共赢的合作机制，推进金山区农业科技上新水平和新台阶。
2.3健全资金投入体系，提供可靠的财力保障
加大市、区两级财政对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基础设施建设与公共服务设施等方面，实行公共财政资金的倾斜。在积极争取政府资金投入的同时，还可通过招商、联合开发等形式，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投入金山区现代农业发展，参与金山区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
2.4培育组织创新体系，提高农业市场竞争力
马铃薯是我国继小麦、水稻、玉米之后的第四大作物,它是粮食、蔬菜、饲料和工业原料兼用的主要农作物,适宜种植范围广、产量高、营养丰富均衡,粮、蔬、饲兼用,且弥补了蔬菜及粮食作物中营养的不足,具有经济效益高和营养丰富的特点。我国马铃薯种植面积及总产量均列世界前茅,种植面积达550多万hm2。由于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且马铃薯生产劳动强度大,所以实现马铃薯生产机械化是目前农业生产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种植、中耕与收获是马铃薯生产的3个主要环节,解决马铃薯机械种植和机械收获是实现马铃薯生产机械化的关键问题。近年来,我国先后开发研制出多种形式、不同规格的马铃薯种植、中耕与收获机具,为我国马铃薯生产机械化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机械化生产和传统人畜力生产对比试验表明，马铃薯机械化作业传统的种植方式出苗早3至5天，苗多、苗齐，具有一定的抗旱保墒作用；植株生长壮，抗病害能力强，实行大垄通民通气好，土壤疏松，面积合理，地膜覆盖后，更好地协调水、肥、光、热等各种生长要素，大薯率高，商品率高，品质好、产量高。现介绍机械化主要技术及要点。
普通机耕使用小拖拉机配套两针犁作业，耕深为15至18cm，机械深耕、深耕20至25cm,主要机具：履带式拖拉机悬挂IL-535重型五钟犁，铁牛55、60拖拉机悬挂IL-430或IL-335犁IL-14.7KM小型拖拉机悬挂IL-130单铧犁。
在两铧犁的基础上加装深松铲；与13.2-18.4KW拖拉机配套，上层平翻，下层深松，使犁底层显波浪形，作业要求上翻12cm,下松12cm,深松可隔1至2年作业一次，采用轮耕3至4年作业一次。
马铃薯机播可一次完成开沟、播种、施肥、起垄、覆土、镇压等多项作业。该技术具有播种均匀；林行距、播深一致，覆土均匀，镇压严密，出苗均匀等优点，并且起垄后有保水、保土、保肥作用，为马铃薯增产创造条件。
机播采用大型播种机，播深10cm，覆土厦15cm,垄距85至90cm，株距20-22cm，每摘5.55万株，采用小行距单体单行播种机，播深10cm，覆土厚15cm,垄距10cm,株距25cm，每墒5.7万株左右，采用中型双行覆膜播种机播深10cm，带距120cm，每带可分一床双行，小行距30至40cm，大行距80至90cm，林距25cm,每墙6.6万株，左右，播量约每墒2250公斤，播种时每公顷用马铃薯专用肥750公斤作种肥，施于种子侧下2至4cm处。
使用马铃薯播种机播种时，一定要调整好播种深度和覆土厚度；注意行距不能过小，否则拖拉机进行田间管理及收获时进不了地，行距必须均匀一致，以避免中耕时伤苗，造成减产。
主要机具2BMS-1型，配套11KW拖拉机和2BMS-2型（配套13.2KW拖拉机）马铃薯施肥播种机，ZBXSM-ID马铃薯施肥播种机（配套13.2KW拖拉机）
关键词：都市型农业院校；全日制；专业学位；招生质量
中图分类号：G6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16-0126-03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居民对农业提出了多元化的服务要求。都市型现代农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时，以城市为依托，形成服务于城市的融生产性、生活性、生态性于一体的现代综合农业体系。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需要，教育部自2009年起，着力推进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加大应用型人才培养力度，区别于侧重理论和研究的学术型学位，主要培养有特定职业背景的高级专门应用型人才。2015年专业学位硕士和学术型硕士的比例将控制在1∶1。招生作为研究生教育的首要环节，招生质量直接影响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质量。我国现行的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是由国家主导，自上而下，有着统一的标准、要求和进度。我国进行硕士研究生招生的高校分为中央部属院校和地方院校，中央部属院校实力较强、学科特色鲜明，尤其是设置研究生院的高校享受国家政策和财政的支持，在硕士招生中拥有充足的生源，具有自划线的权限，有较多自。地方院校在硕士招生过程中必须严格按国家划定的分数线进行复试录取，生源数量和质量均处于劣势。因此，为适应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地方院校要切实提高硕士研究生招生质量，从而在高校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这关乎地方院校的生存和发展。北京农学院是一所特色鲜明、多科融合的北京市属都市型高等农业院校，于2008年4月获得农业推广硕士的招生权，虽然专业学位工作在学校起步较晚，发展时间较短，但经过努力和建设，已成为学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具有其特殊性，再加上北京大都市的特殊地位，如何立足都市型农业特点，办好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尤为重要。
一、北京农学院提高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质量的实践
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需要高质量的生源，招生就在于吸引和挑选出高素质的学生。作为地方院校，在名气上和综合实力上较中央部属院校明显处于劣势，如何争取优质生源成为招生工作的工作难点和重点。近年来北京农学院结合自身特点创新机制，通过采取以下有效措施，较好地把握招生工作的主动权。
1.以学科特色吸引优秀生源。北京农学院紧密围绕首都新农村建设和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需求，积极开展农业科技创新和科学研究，努力打造和完善都市型现代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近年来，学校承担了“973”、“863”、支撑计划、国家重大转基因专项、农业行业产业技术体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一批高水平国家项目。在都市型现代农业理论研究、作物品种研究、肉牛转基因体细胞克隆技术、中兽药和生物农药等方面在国内行业处于领先水平。尤其是近三年，学校共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3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项，重点解决了一批北京乃至全国都市农业、现代农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和关键技术。通过加强学科建设，突出特色，以点带面，提高学校的知名度，从而吸引优秀生源。
2.以名师魅力吸引优秀生源。北京农学院现有教授90人，副教授202人。教师中受聘为“外籍院士”1人，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科学、技术、管理人才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1人，北京市高层次人才2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4人，北京市教学名师6人，北京市创新人才7人，北京市长城学者2人，北京市级中青年骨干教师65人，北京市创新团队1个，北京市优秀学术创新团队和优秀教学团队13个，兼职博士生导师12人。通过名师的感召力和影响力，吸引优秀考生报考。
3.以改革培养机制吸引优秀生源。为吸引优秀生源，同时激励研究生勤奋学习、刻苦钻研，改革研究生培养机制，加大校外培养基地建设，增加校外实践的时间与机会。同时保证研究生在学期间基本学习、科研和生活的需要，我校不断提高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在学待遇，2012年9月起将在学待遇发放标准提高到900元/月/生，我校硕士研究生在学待遇一直列于全国院校前列。
4.以规范管理制度吸引优秀生源。①拓宽宣传途径，提高生源质量和数量，作为地方院校，加大宣传力度，采取主动进行多形式立体式地宣传，吸引优秀考生。应届本科毕业生对专业学位性质认识的转变是招生前提。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是研究生教育领域的新生事物，由于应届本科毕业生对这一新生事物缺乏了解，存在“比侧重理论和研究的学术型研究生低一等”的偏见认识，造成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报考率偏低。例如，北京农学院第一届全日制园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第一志愿不足10%。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加大了宣传力度，使应届本科毕业生明确专业学位是与学术型学位没有本质的区别，均属于同一学历层次的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区别仅在于培养目标不同，即专业学位教育突出与职业紧密结合，获得专业学位的人主要不是从事学术研究工作，而是从事具有明显职业背景的工作。北京农学院还加大了就读专业学位的优势：由于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一般为2年，毕业后直接就业可以节省1年；由于培养更注重应用，因而就业更有针对性，成功率更高；在培养过程中，个别学生如果发现自己对学术更感兴趣，想继续深造，也可直接考博士，同样可以节省1年。通过宣传，北京农学院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报考率由过去不足10%到目前已超过200%。学校组织各学院积极动员本校本科毕业生报考本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召开专场动员大会，将相关信息及时传递给在校本科生；充分利用教师本身资源优势，发挥推广教授下乡服务的优势，将招生信息传递给个郊区县的人员；同时开拓京外渠道，每年组织多支小分队到京外高校招生宣传，扩大学校影响力。②充分利用网络，畅通沟通途径，提高招生工作效率，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以时间紧任务重而著称，作为地方院校，除了一志愿考生的录取外，关键是出色地完成调剂任务，调剂工作的不确定性和挑战性增加了工作的艰难性，因此，北京农学院充分利用网络的功能，展示自身，并通过高效工作来吸引考生。通过北京农学院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及时向广大考生公布招生进程、招生规章制度、招生复试工作规定等，实现硕士研究生导师介绍、初试成绩、复试结果、录取情况、档案到达情况等考生密切关注信息的网上查询，得到考生的好评。③遵循“按需招生、择优录取、宁缺毋滥”的原则，严格招生程序，我校坚持公正选拔的原则，详细制定招生工作方案，成立校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再由各学科制定复试工作细则，成立学科复试工作小组，各复试小组中每一位成员参与评分，取平均值作为考生的复试成绩，复试过程全程录音，由初试成绩和复试成绩各占50%加权折算成综评成绩，根据考生综评成绩在本学科中的排名确定拟录取名单，最后在拟录取考生中进行双向选择确定导师。另外复试名单和拟录取名单要在北京农学院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上公示，纪委全程监督。④人性化管理，提高招生服务质量，我校招生工作一方面坚持公正选拔的原则，另一方面尽量人性化和细致化，对考生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高度重视并尽快解决，从而吸引优秀的考生。复试时间尽早安排，努力争取一部分尚处犹豫状态的优秀考生；设置专人接听电话，耐心细致地回答考生的问题；复试报到流程明晰流畅；复试录取工作时间紧凑有序，复试结束后三天内公示录取结果，保障未录取考生能尽早再次调剂。
5.以建设强大的都市型人才培养实践平台吸引优秀生源。由于专业学位的培养目标更注重将理论运用于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因而都市型人才培养“用武之地”实践平台的建设显得特别重要。近年来，北京农学院针对这一新的农业需求现象，利用自身的地理优势和办学优势，率先开展一系列适应于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人才培养硬件和软件建设。在硬件上，学校有3个北京市人才培养基地和3个北京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有果树学、临床兽医学、农业经济管理、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园林植物与观赏园艺5个北京市重点（建设）学科，有农业部都市农业（北方）重点实验室、农业部现代农业技术培训中心、兽医学（中医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农业应用新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农产品有害微生物及农残安全检测与控制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北京市新农村建设研究基地、北京都市农业研究院、首都农产品安全产业技术研究院、北京市大学科技园等9个省部级科研机构和成果转化基地。在软件上，学校在都市型现代农业人才培养模式进行积极尝试。在“十一五”期间，学校创建实施“政产学研推”教育和服务新农村建设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先后与美国、英国、俄罗斯、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等11个国家的17所大学签署合作协议，并进行硕士的人才联合培养。学校充分发挥地理优势，加强校校联合、教科联合和校企联合服务新农村建设的优势和作用，先后与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市农业职业技术职院签署“三院联动”协议，与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建立有效的联动与合作机制；学校与首农农业集团、北京雷利集团、北京金六环农业园、内蒙古永业生物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新疆天海绿洲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山西绿都林科技园有限公司等多个省市的涉农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农业技术攻关和示范应用，形成了校企联合的研发体系。
二、北京农学院提高研究生招生质量的成效
1.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稳步扩大。自2004年以来，学校从无到有，现有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覆盖了21个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有农业推广硕士、兽医硕士2个类别涉及12个领域的专业学位硕士授予点。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稳步扩大，从2009年的30人，到2012年的116人，年平均增长率为24%。招生规模稳步扩大促进了学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
2.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录取质量不断提高。2009―2012四年录取初试成绩高出国家分数线50分以上（含）的研究生平均占15%，高于国家分数线30～49分的研究生平均占30%，高于国家分数线10～29分的研究生平均占62%。同时我校录取的考生中来自“985工程”、“211工程”建设高校的毕业生逐年增多。
3.提高招生效率和师生满意度。通过招生网站，增加了招生工作的透明度，加强了与考生的沟通和交流，提高招生工作效率，得到师生的广泛好评。充分发挥导师组在复试选拔中的主体作用，尊重导师组和导师在复试当中尤其是业务考核等方面的意见。坚持第一志愿优先，并兼顾选拔优秀。对于第一志愿报考我校的考生，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三、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提高招生质量和效率的思考
1.建议改变国家硕士招生政策文件下达方式。目前国家教育部硕士招生文件实行一年一发，常常又滞后于招生进程，不利于安排招生工作。因此建议硕士招生政策文件更宏观和更稳定，避免地方院校一直处于被动期望中，不利于招生效率的提高。
2.建议硕士招生计划下达时间提前。建议招生计划应在国家分数线下达前，最好能在考生报考前，对考生更具参考性。
3.切实加强高校自身的特色建设。高校之间招生的竞争最终都是各校综合实力的竞争，在综合实力上地方院校无法与综合性部属
院校比拟，因此地方院校需扬长避短，突出特色，不断加强自身的内涵建设，以特色立身，在高校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
4.加强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创新能力的培养。专业学位硕士论文更强调所学的理论和知识要应用于实际的工作。刘爱荣等认为专业学位硕
士论文应具有实、新、高的特点：“实”是指论文选题来源于企业生产、科研实际，论文研究结果直接应用于生产；“新”是指论文选题要应用学科前沿的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解决都市型农业中急需解决的难题；“高”是指硕士论文的科学水平、创新水平都要达到较高的水平，科研成果能取得较高的实际价值。
专业学位教育是一个庞杂的系统工程，是由政府、学校、企业、社会构成的关系链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其任何变化都是受这个关系链上其他环节状况牵动。北京农学院利用其办学优势和地理优势，将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和培养看作是一次发展机遇，通过加强人才培养硬件和软件建设，不断扩大研究生的招生规模，不仅推动了学校的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而且了促进本科生教育。
参考文献：
[1]方志权，吴方卫，王王威.中国都市农业理论研究若干争议问题综述[J].中国农学通报，2008，24（8）：521-525.
关键词：都市农业；田园城市
中图分类号： DF4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都市农业是指位于城市内部和城市周边地区的农业，是一种包括从生产、加工、运输、消费到为城市提供农产品和服务的完整经济过程。它是城市经济和城市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1]。都市农业并不是一个新现象，它已经和城市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融为一体，这也是都市农业与乡村农业的根本区别[2]。它作为优化城乡结构、拓展城市游憩空间和增强地域特色的一种先进理念，与现代田园城市一起，已经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新理念和新途径。在此，本文就从现代田园城市与都市农业两者互补性出发，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途径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1.研究背景
早在19世纪末，英国社会活动家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提出了田园城市理论，认为田园城市（“Garden City”）是城市周边环绕以农田和园地，通过这些田园控制城市用地的无限扩张，兼备了城市与乡村的特点，把城市生活的优点与乡村的美好环境和谐的结合起来，把社会与城市、区域与城市规划统合在一起，每个城市都能做到城乡结合。[3]1919年，德国政府通过建立“市民农园”来发展都市农业，并且还制定了“市民农园法”。1996年3月，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成立都市农业研究中心，建立起来了供城市规划者、城市农民、研究专家等交流和合作发展都市农业的平台。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都市农业的萌芽，而市民农园是都市农业的雏形。都市农业自产生之日至今，与现代田园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在各自的发展中，两者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互补性。
2. 现代田园城市与都市农业关系探讨
2.1都市农业对于现代田园城市的关系
2.1.1都市农业是现代田园城市最好的展示窗口和形象宣传
从生态的角度出发，通过发展都市农业，可以改善城市微气候与环境；从生活的角度出发，通过都市农业，可以能够欣赏到世外桃源的田园风光，体验到丰富多彩的乡土风情，品尝到原汁原味的农家美食；从生产的角度出发，发展都市农业，使其不断向二、三产业渗透与延伸，参与产业结构的优化，还能观赏到产业高端技术支撑下的高科技现代化农业，呈现在游客面前的是乡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新型城乡形态。从生态、生活、生产各个方面，都市农业都是现代田园城市最好的展示窗口和形象宣传。
2.1.2都市农业的发展促进现代田园城市进程
首先，都市农业除了包括城市内部的插花状小块田园，而主要是指城市近郊、远郊，甚至环大都市经济圈在内的适宜大都市市场需求的农业[4]，这些农业地处乡村，却依附于城市，为城乡融合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模式。其次，从都市农业的起源和功能上来看，都市农业是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产物，是一个开放式的城乡产业一体化结构，它不仅为城市居民提供农业产品和活动场所，而且提高了乡村居民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平等、互助与合作，缩小了城乡经济和收入差距，有助于城乡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重组，为促进城乡一体化进程奠定基础，从而促进现代田园城市的进程（图1.1）。
都市农业的发展，从而在发展的所在地形成了增长极，由于都市农业的多功能性与多类型，不断的向着第二、第三产业延伸和渗透，从而使整个田园城市的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增进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互动和经济、文化等上面的交流。于是发展都市农业区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缩小了与城市的差距，城乡就很好的融合在一起，进而促进现代田园城市的发展。
2.2 现代田园城市对于都市农业的关系
2.2.1现代田园城市对都市农业的发展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
现代田园城市对都市农业的发展具有指导和促进作用。现代田园城市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5]，该思想就要求在都市农业规划建设中，要从城乡的生态、生活、生产综合要求出发，以构建城乡和谐的自然人文环境为切入点，以改善人们的休闲生活品质为目的，以加快农业产业集聚和结构调整，在都市农业的规划建设中充分体现“自然之美、社会公正、城乡一体”的思想，使都市农业与现代田园城市在空间布局、产业耦联、生态结合、文化衔接上诠释现代田园城市的独特魅力（图2.1）。
2.2.2现代田园城市拓展都市农业发展空间
现代田园城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城乡一体化，而城乡一体化表现为多个方面，包括城乡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政策的一体化等，这些都为都市农业的发展提供机遇和条件。都市农业既是城市化高级阶段的产物，同时又是最易受城市化扩张影响的危弱地带，必须将其纳入到城市规划或城乡一体化规划设计中。另外，都市农业涉及的行业门类较多，如农业、加工业、物流业、服务业等，必须以城乡统筹的理念，协调好都市农业与城市其他产业的关系，做到以城带乡，城乡互补，共生共赢。城乡一体化进程使城乡基础设施共享，促进了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为都市农业全面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市场等必要条件，为都市农业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拓展都市农业的发展空间。
3. 典例分析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的三圣乡，从成都市建设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背景出发，结合实际，以扩大花卉产业优势为突破口,就地变“城市通风口”为“不落幕的花博会”、“幸福梅林生态园”、“江家菜地”、“东篱菊园”及“荷塘月色”五朵金花,由此构成了大型的观光休闲农业景点；将原先破旧的农居,改造成为富有浓郁的川西坝子民居特色的“花乡民居”；就地将农村变为城市,农民就地转化为城市居民；就地将单一种植经营农业的农民变为了经营花卉旅游、房地产出租、项目投资的商人。这一模式的创新，一方面，通过发展都市农业，不仅更好的展示和宣传了世界现代田园城市，而且还促进了世界田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大背景不仅对都市农业的发展建设起到了良好的引导和促进作用，还拓展了都市农业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1]吴方卫等. 都市农业发展报告(2008))现代农业进程中的都市农业[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8:3.
[2] LucJ. A. Mougeot. Urban Agriculture: Concept and Definition[J].Urban Agriculture Magazine，2000（1）:5-7.
[3]张忠国.城市成长管理的空间策略[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6：49
论文关键词：北京山区农机化发展的对策研究
北京山区位于北京市的北面和西面,由二大山系所组成,北面为燕山山脉,西部为西山,面积约10400平方公里,占整个北京市土地总面积的62％。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暖温带半湿润地区向西北温带半干旱地区的过渡地带,也是我国第二级阶梯向第三级阶梯的转换地域。
长期以来，山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受到地理条件、耕作制度、种植规模等因素的影响，生产依然是人、畜力为主，机械化水平与平原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同时作业成本高，效率低也严重制约机械化水平提高。山区近80%的人口属低收入群体，山区人均GDP不足平原地区的50%论文服务。与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相比农业论文，在山区推广农业机械化面临着诸多困难。种植模
式、机具选型、配套设施等不合理、不适宜、不配套问题无不考验着农机推广部门的信心与决心。
目前山区农业从业人员的岁数偏大、文化水平偏低，农机化知识相对比较匮乏。相当一部分干部和农民甚至是农机技术人员对发展农机化的观念停留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总觉得机械化不适应山区，机械化适合平原开阔地区去搞，山区山峦起伏重叠，不如一望无涯的平原开阔，发展农业机械化是一件可望而不可急的事，有的甚至认为政府无须扶持山区发展农机化。导致对发展山区农机化缺乏信心，也缺乏相应的考核机制，积极性不高，投入不足，制约了农机化发展。这种状况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山区整体对农机化需求的反映和适宜机具的推广普及，成为山区农机化事业发展的一个瓶颈。
解决对策研究：
（一）因地制宜，大力推广中小型适用农机具
北京山区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程度远远低于平原地区。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是丘陵山区农业生产的主导，农民组织化程度低农业论文，缺乏规模经营效益，种植品种不一，农机连片作业难度大，购买的农机使用率不高，购机投资大、回报低。同时，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易形成同一区域这家的田土机耕、机收，而那家的田土不愿意机耕、机收，导致农机隔田作业，给移机带来了不便论文服务。要结合山区的实际和农民的需求做好发展规划，制定短期和长期发展目标，集中有限的资金和财力，选准主要作物和关键环节，逐个突破。山区机械化发展要坚持“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的原则，通过试验示范逐步确定适合于山区机械化发展的主推机型。山区机械化发展应定位于引进推广适合山区特点的各种中小型农机具，原则上轮宽不超过1.2米农业论文，工作幅宽不超过0.8米，播种或插秧不超过6行。
（二）积极探索适合山区特点的农机推广方式
山区一般来说都是人均耕地少，加之山区地形地貌复杂多样，田块小，和田地分散、高低不平，影响了适合规模操作机械如联合收割机、耕整地机械等农业机械使用，使农业机械的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存在着高效农业机械与小规模农业生产经营方式的矛盾。合理配置耕整机、播种机、收割机等机具。对地块面积小，种植作物品种多的自然村组，重点培育发展耕、种、收及加工多项作业于一体的农机经营大户或农机合作组织；对地块面积大、种植作物单一的自然村组，按耕、种、收及加工几个不同的作业环节，重点培育发展以单项作业为主的农机经营大户或农机合作组织；鼓励和支持有机户为乡邻提供农机作业服务并收取合理的作业费用；鉴于山区人口居住比较分散，道路弯多路窄，农机具在乡村间转移的难度大，危险性高农业论文，不提倡跨区作业。
（三）提高认识，加强领导，重点扶持
山区农业机械化发展处于起步阶段，各级政府应把发展山区的农业机械化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加大政策、项目扶持和资金投入力度；银行、金融机构要积极给予信贷支持，提供各种低息贷款，帮助解决农机服务协会流动资金的不足；对山区机械化推广项目拓宽支持领域，加大支持力度。要理顺体制，加强领导，稳定并加强农机队伍建设，多渠道支持山区农机化发展。农机合作组织要重点围绕农业生产产前、产中、产后开展机械化服务，开办农机经营门市部，提供农机供应、修理、培训、技术咨询等多层次服务，建立“农机合作＋农户”的服务模式，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建立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农机合作服务组织农业论文，以产前、产中、产后多种服务为纽带，把农户联结起来，形成以一种产业为主导，集种养加、产供销于一体的新的生产格局，以“互惠、互利、相互联动”为原则的利益共同体论文服务。长哨营满族乡地处怀柔北部深山区，这里的西沟村农机合作社，主要是为了加强本乡以及怀柔北部山区的农业现代化，带动更多的农民实现增收致富。农机合作社的成立，不仅将分散的农机结合了起来，更重要的是扩大了农机耕作的规模，在这种情况下，农机合作社实现了农机资源的有效整合，扩大了合作社的服务范围和影响力度，每当春种秋收季节，需要服务的农民只要到合作社打个招呼农业论文，立刻便会有符合自己心愿的农机到农田耕种或收割，经常供不应求。
（四）完善山区购机补贴政策。促进山区农机化事业又好又快发展，应适当扩大山区农民购机补贴的范围，提高农机购置补贴比例。围绕补贴政策，切实提高农业机械装备水平，依托政府购机补贴政策，进一步提高农机装备水平。紧密结合服务北京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进一步加大山区适用新机具、新技术尤其是国内外先进农机具的推广运用力度，促进农机化装备水平持续提高，注重发展高、新、尖农业机械，以增量的调整带动质量升级，提高主导农业产品生产机械化发展水平。
关键词：大都市郊区；村庄整治规划；规划衔接；土地流转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0-0051-02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用地日益紧张与农村土地普遍的铺张浪费现象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合理节约利用，内涵挖潜，增加存量土地的供给量，是解决用地矛盾的一个有效途径，农村居民点整理是实现这一途径的有效方法[1]。同时，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战略任务，使得中国农村工作进入新一轮的 [2]。结合新一轮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镇村庄布局规划，村庄整治规划势在必行。
有专家借鉴国外土地整理的模式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土地整理[3~4]，或从提高农用地生产能力、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角度探讨土地整理、村庄整治的效益评价分析[5]。针对大都市郊区，也有学者提出了京郊村庄整治应以“整治为先，量力而行”为原则[6]。但大都市郊区的村庄整治规划有着它的特殊性。笔者在编制天津郊区村庄整治规划时，结合相关理论归纳出在做大都市郊区村庄整治规划时应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大都市郊区农村与农业的特点
大都市郊区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使得农村土地利用非农化日益明显，土地流转的进程也变得迅速。同时，大都市郊区农地的生产价值功能趋于弱化。农地的主要功能在于它的生态功能和社会功能。靠近大都市，使得大都市郊区农村可以得到更多的科技支撑，同时吸引了更多的中高端人才。再加上独特的区位优势，其农业开始向都市型农业转型。
二、在编制村庄整治规划中值得注意的几点
1.与上位规划衔接，相辅相成但不宜照搬。目前无论是现行的还是正在进行中的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其最小单位都是乡镇一级。除个别试点外村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普遍缺失。村庄整治规划就应暂时承担村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职能。再者，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都是经过无数次推敲修正的极具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施性的详细规划。它们可以给村庄整治规划提供更合理的指导和依据。村庄整治规划的定位和作用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不同，结合大都市郊区城乡建设的迅速发展，村庄整治规划更应注意规划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
2.打破村庄权属界线，加快土地流转进展。在村庄整治规划中，对农用地的整理是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大都市郊区农业的发展方向是都市新型农业。基于都市农业的特殊性和区位、水文、地势等原因，一个都市农业项目所涉及到的地块可能包含多个权属土地。这就要求在村庄整治规划的编制中，规划片区的选择适当打破个人权属和村庄权属。取而代之，可以结合区位、水文、地势等自然条件和土地利用规划中的管制分区为分界线，划定合理的规划片区。二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使得大都市郊区的农用地的社会保障功能，经济功能都趋于弱化。农用地流转对当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影响相对较少。土地流转和权属调整在大都市郊区是切实可行的。
3.节约集约用地，淘汰渠灌灌溉方式。水利工程设计是土地整治规划中的重点。北京、天津城郊农村土地整治规划项目中，渠灌方式依然大范围存在。相对其他灌溉方式，渠灌对水资源浪费最严重，而大都市郊区农业的现代高科技农业用水量极多，这就造成对水资源浪费的绝对量大增。根据第二次土地调查数据，河北省滦县沟渠用地面积约为651公顷，八里台镇沟渠面积高达780公顷。可见，渠灌的存在也造成了大量的耕地资源的浪费。从另一方面讲，喷灌、滴灌等灌溉方式是未来现代高科技农业发展必要条件，而大都市郊区大多是高科技农业示范与带头区域。结合渠灌诸多缺点，在大都市郊区尤其是平原地区，应取缔沟渠输水方式，用管道输水代替。
4.规划农业发展方向，引领都市农业潮流。村庄整治规划的目标不应和土地整理的目标一致，绝不是简单做好田、水、路、林、村的布局，或者以增加耕地数量和提高耕地质量为目标。村庄整治规划的目标应该定位于建设新型社会主义新农村。结合这一目标，在促进土地流转、推动新农村建设、保障新农村各项建设用地等方面做出的积极探索 [7]。具体实施方面可借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土地利用分区按照农业发展类型进行分区，也可以根据当地实际规划适合的现代都市郊区农业的发展试点，通过试点的示范带头作用，推动整个规划区内的农业走上现代化都市农业的发展道路。
5.规划协调近远期，保留村庄整治的弹性空间。村庄整治规划应与土地利用规划等相衔接。在编制过程中也应分为近期规划和远期规划。近期规划区域应该是可以确定的，一两年内可以开工的村庄整治区域。其规划内容应细致到土地整治项目设计的层面，应该具有可实施性及具体的指导性。远期规划的规划范围应该是整个项目区内的所有土地。远期规划的重点是与土地利用规划、乡镇总规和“十二五”规划等上位规划相结合，协调农村产业园区化、居住社区化、生产规模化、组织合作化、保障社会化和环境生态化在空间的布局，构筑农村现代化的城乡新格局。
作为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大都市郊区农村、农业的发展充满着变数。社会经济及其他环境的改变，会促使规划的范围、区域及实施标准等不断调整。在远期规划中，应注重保留村庄整治的弹性空间。具体表现在，村庄整治规划重视对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和质量的保障，而在空间布局上应该有相对的弹性空间。
结语
综上所述，村庄整治规划是一个综合性土地利用布局规划。大都市郊区村庄整治规划有着它的特殊性，在编制村庄整治规划时，应该遵循实事求是和以人为本的原则确定正确的规划目标，使编制方案更具科学性、合理性和可实施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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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s on the Metropolitan Rural Village Renovation Planning
ZOU Wen-peng，GUAN Xin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Changsha 410128，China）
关键词：产业趋同；产业结构；济莱协作区
一、序言
目前，山东省逐步形成了“一圈一群一带一区”的空间经济发展态势。其中，“一圈”指的是济南都市圈，以济南为中心。这就带动了山东省中西部发展、加快了城镇化进程。济南―莱芜经济协作区作为整个济南都市圈战略的一个重要步骤已经进入了实质性推进阶段。
都市圈建设要高度重视与构筑合理的职能分工，促进区域共同发展。在规划中，把莱芜界定位为山东省省会的副中心，解决和承担省会城市的局部功能，使之成为济南产业转移的首选地、开拓城市发展空间、引领经济增长，努力完成与省会城市“同城发展、同步建设”的目标。在产业领域，重点建设“两个基地”：一是以口镇新城为中心的先进制造业基地。二是以雪野为中心的高端服务业基地。
二、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最近几年，济南都市圈的经济发展迅速，产业水平快速提升，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济南已经实现产业结构“三、二、一”的高级化态势；莱芜市经济总量小，第二产业占比过高，产业结构单一，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十分突出。
1.济南市产业结构分析
济南市是山东省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城市，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逐年快速发展。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在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居于全省领先地位。2013年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5.4：39.3：55.3，体现出农业发展稳定，工业及服务业齐头并进的态势。
2013年，农业发展稳定，农业产业化和高级化程度不断得到提高。特色农业，尤其是观光农业，发展态势很好，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工业经济实力稳中有升，出现了以下几个支柱性产业：钢铁冶金、机械及交通装备、石化化纤、电子信息、食品药品；服务业全面快速发展，明显提高了传统服务业档次，新起的服务业也有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13年服务业增加值贡献率达到了53.5%。现代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已经成为济南经济发展的中流砥柱。
2.莱芜市产业结构分析
山东省最大的钢铁生产和深加工基地就设在莱芜市，2013年农业、工业、服务业的结构比例为7.6：56.0：36.4。
第一产业重点发展四个产业，以生姜为主的“三辣”业、畜牧业、林果业和蔬菜业。第一产业的发展中注重突出特色，形成了“三辣一麻”、“三黑一白”的特色农业品牌，尤其是借助中国（莱芜）生姜博览会的举办，成功叫响了“莱芜姜、保健康”的品牌。
第二产业中钢铁产业生产优势突出，2013年钢铁产业产值占到莱芜市经济总量的52%。莱芜市的钢铁产业已经初步形成了从开采、选矿、冶炼、轧制、机电加工到机电一体化的“钢铁产业链”。
第三产业中传统的商贸、饮食、修理等服务业稳定发展，金融证券、物流、会展、旅游等新兴服务业发展较快。
三、可能存在的问题
1.环境问题
莱芜市一直是钢铁立市，重工业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市内已有的几家大型钢铁企业和发电厂已经严重影响了莱芜市的环境质量。钢铁行业工业污水、大且集中的废物废气的排放，跨区域环境污染的现象明显。因为环境资源属于公共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相关属性，所以就会导致环境的外部不经济，进而使得市场无法有效配置资源，最终出现“市场失灵”现象以及相关的环境方面的问题。
2.产业趋同
产业结构相似度系数，可以反映各城市之间产业结构相似程度。根据2013年的相关数据计算，济南与莱芜的产业结构相似度系数数值在0.90以上，产业相似度大而关联度小。一些产业如机械制造、冶金等，两个城市都有，致使产业相互之间竞争激烈，无法有效配置整个圈域资源。并且，在产业链上，也没有建立起有效的、上下衔接的链条关系，这就使两市的产业前后关联效应不强，产业之间也没有明确分工，很难做到差异互补、优势互补。
四、建议
1.抓好对钢铁、电力等重点行业的节能监管，鼓励企业加强技术改造，推进资源循环综合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对企业给予一定的资金支持以及财政、税收和政策方面的支持，促进钢铁企业配置环保设施并保证其稳定运行，实现废气排放达标。
2.两市结合资源、区位经济、市场等方面的因素，选择一个地区作为主导产业及关联产业，确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两地不仅要分工合理，而且要注重发挥自己的优势，明确分工，保证分工能够实现优势互补，切忌忽略产业与产业之间的分工协调，去盲目竞争。产业的优势互补，有利于区域经济形成一个有机的系统，实现总体效益，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五、总结
济莱协作区是济南都市圈建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和步骤，建设济莱协作区对莱芜是个重大机遇，有利于莱芜借助省会城市的综合优势，进一步加快自身发展，提高经济总量；也有利于济南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对把济南建设成为一个全省区域战略核心、环渤海经济发达地区、联结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中心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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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王帅.构建济南都市圈理论探讨[D].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3]赵拴豹，张让刚，张志国.中外都市圈建设的优势、经验――其对济南都市圈发展的借鉴与启示[J].城市发展研究2009，5：7-12
[关键词]明清；江南；城乡关系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④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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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瑷：<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
⑥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⑦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①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③同时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入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L2J(n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⑦。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⑧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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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铮云：<义庄与城镇一一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
②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一一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人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①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②，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③；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④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⑥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⑦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⑧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人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⑩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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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⑦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n。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
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③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④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⑤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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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乡居．镇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⑦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⑧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⑩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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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⑩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一一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人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②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③。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④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⑤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⑥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⑦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⑨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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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栈一一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一租栈研究译注一)。汲古书院1977年。
②[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①社会构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
③[日]JI[胜守：(长江尹，卜夕c：扫c寸镇市①发达七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空间景观·イメヅ)，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发展一一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七农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一》．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
⑤[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七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⑧[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
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①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祐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的心得，滨岛敦俊从民间信仰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明清江南社会城乡关系转变的故事：明初，江南农村处在承担漕粮北运的粮长阶层和乡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为米谷运送役务所困扰。一些巫师为迎合乡村社会统治层的愿望，制造出适合漕运及商运需要的保护神，庇佑水运平安无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配江南的乡居地主没落，城居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管信仰的存在基础随之解体，原来支撑这种共同信仰的显灵传说失去了意义。在农村社会中小农占压倒性优势，饥馑和米谷价格成为农民日常最为切实的问题。乡居的巫师们不得不创造出适应于小农愿望的“施米”的传说，“总管神”摇身一变，成为在漕运饥馑之际与民同甘共苦、向贫民周济食米而迎来悲剧性死亡的神灵。牺牲自我而把米谷发放给农民，成为新的总管信仰的核心内容。滨岛敦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曾经概括的“乡脚”世界在城乡结构中的重要性：]6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经济上所起的变动，小农民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变化，即其范围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扩大到了以市镇为核心之市场圈。④由此意味着日本学界对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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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②[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④[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一一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七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欧美学者城乡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丁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⑤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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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页。
⑥[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①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较早关注江南市镇的西方学者，他在1970年写作了《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地主从农村迁进城镇的事实，他还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纪上海县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乡关系的转变③。居密(MiChuWiens)察觉到16至18世纪城居地主和乡居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频繁的奴变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纪末渐趋消亡，18世纪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业化和城镇化显著地改变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一田两主”制下，城居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日渐疏远、非个人化；尽管农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乡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缴纳赋税并有机会拖欠地租，佃农从地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④兰金(MaryBackusRankin)通过对清末浙江省青镇的沈氏和南浔镇的庞氏、蒋氏、周氏、张氏和刘氏等士绅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发觉这些家族的部分成员在迁入上海以后，非但没有割断反而加强了与乡土社会的联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与乡村以及传统与现代两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二分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有限解释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还多少涉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市镇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⑤
施坚雅(C．William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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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国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⑥[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并没有刻意否认村落共同体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过去对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无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①罗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样，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越来越忽视村庄这一级单位。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重申了村庄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标识，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当改观，并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对农村社会史和农民学的兴趣。黄宗智没有忘记用他的过密化理论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过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4](P331—332)
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人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⑤石锦()ames,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⑦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一一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⑨由她主编的论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张琳德(LindaCooke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许亦农(Yinong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多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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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④[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
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①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②
2002年，科大卫(DavidFaure)和刘陶陶(taotao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③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人中国社会而已”。[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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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②[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①，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一市镇一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
以往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还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者特定集团中去的倾向，将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实际上，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给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和多样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军所总结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有过份强调市镇在明清两代的独特发展而几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的延续性的趋向，②较为缺乏像科大卫、赵世瑜所做的对某些江南具体市镇长时段运行过程的个案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江南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模式，只以“举例子”的方式空谈市镇与农村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市镇和农村的运行实态本身，都无法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多的裨益。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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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
②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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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3]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以农业景观为主题的生态休闲农业旅游伴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迅猛发展起来，然而由于底蕴不足，发展过快，相关的生态休闲农业旅游地都存在旅游感知因素即农业景观设计雷同、缺乏个性和地方特色等问题，让游客很难持续的感到新鲜。对于生态休闲农业旅游景区来说，只有深入了解旅游者对农业景观的感知印象，方能真正设计出对游客具有吸引力的农业景观，从而保持生态休闲农业旅游的长盛不衰。
一、概念分析
（一）生态休闲农业
生态休闲农业率先在西方各国发展起来，自19世纪30年代以来，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为了舒缓都市的生活压力，人们纷纷跑到乡村感受恬静的生活，于是生态休闲农业逐渐在意大利、奥地利等地兴起，随后迅速在欧美国家发展起来。休闲农业一词来源于英文的agritourism，是由农业（agriculture）和旅游（tourism）两个词组合起来翻译的。同而对于休闲农业目前有都市农业和乡村旅游的说法。
（二）农业景观
农业景观严格来说具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农业景观就是农田景观。广义的农业景观是指由形状、功能存在差异且相互作用的斑块、廊道和基质等景观要素构成的，是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融合，拥有自身的特征。本文选择广义的农业景观为研究对象。
二、实证分析
为了解生态休闲农业的游客感知因素，从而实现生态休闲农业旅游更能符合旅游者青睐，本文选择了浙江省具有代表性的杭州休闲农业旅游景区为实证研究目标，通过走访杭州市西湖区龙坞茶村、富阳黄公望村、千岛湖南赋乡等三个各具特色的生态休闲农业旅游地，以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调查研究，游客问卷调查是针对前来旅游的游客进行随机抽样选取样本。调研共发放问卷300份，回收297份，出现废卷、无效问卷10份，有效问卷28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67%。通过汇总，取得大量实证数据，为之后的研究工作带来很大的帮助。
（一）游客感知因素的确定
1、文献检索
本文通过在知网上对所有期刊（包括硕博论文）以 “农业景观”为主题进行第一次检索，以关键词 “旅游”进行第二次检索。对所得的关于的150余篇文献中农业景观要素进行归纳总结，同时，参照黄颖华对1997年到2005年间国内外研究者关于目的地感知中“旅游者重视的目的地属性”状况进行的分析。得出既能够让游客感到愉悦同时游客也认为较为重要的指标因素有：村民态度、农村生活方式、农事劳动场景、田园景观、山水景观、植被景观、景观类型的多样性、农业特色资源、清新空气、宽广的休闲空间、村落布局环境、动植物景观、民居建筑、匾额祠堂、节庆活动、农家饮食、情感交流、科技农业景观、方言习俗、手工艺品等。
2、专家论证
本文以实地考察为基础，借鉴上述文献检索得出的农业景观要素，从浙江省周边的乡村农业旅游地研究入手，对各个农业景观的指标作了全面的分析和综合，简化相互关系，对于内容有所重复的指标，进行合并；对于部分指标根据农业旅游地的实际情况进行拆分：对于对旅游者活动影响不重要的指标删除。最终确定农业景观游客感知度测量的初始指标因子共计14项，再根据所选农业景观指标因子的特点，从农业旅游角度出发，将14项因子分成农业自然景观和农业文化景观两大类：
（1）农业自然景观：田园景观、山水景观、生物景观、景观组合状况、具有特色的农业资源、自然清新的空气、农产品
（2）农业人文景观：传统民风民俗、农用建筑、工具、农事活动、工艺纪念品、乡村节庆/庙会、村落建筑、土特产、农家饮食。
（二）生态休闲农业游客感知因素的重要性分析
1、生态休闲农业游客实际感知因素的差异分析
从汇总数据可以看到：在实际感知过程中，不同性别、年龄、学历和职业的游客也具有差异性。从性别方面来看，男女游客在景观整体组合情况、农业建筑、农用工具、民风民俗等方面有较大差异性。可以发现，男性游客偏向于文化内涵的深刻，而女性游客更为追求农业景观的观赏性；从年龄方面来看，总体来说，老年游客由于人生阅历较为丰富，对于农村的一些人文建筑、工艺品等感知程度不太高、而青年游客对于体验性和参与性的农业景观要求较高，因而在实际游玩过程中对于诸如民风民俗、庙会/节庆等景观感知度不太高，普遍希望能够提供参与性、体验性更好的项目；学历方面，大专以上尤其是研究生对于自然景观的感知状况比高中以下的低学历游客要好的多，而在农业人文景观方面则情况大致相反；职业方面，学生的感知度往往高于其他职业者，这与学生的经历有关，大多数学生尚处于求知阶段，实践方面还有所欠缺，对于农村的景观有一种新奇感。
2、休闲农业旅游各要素游客预期重要性描述性分析
本部分是对西湖区龙坞茶村、富阳黄公望村、千岛湖南赋乡三个地区休闲农业旅游各要素的游客预期重要程度进行平均数、标准差的统计分析，并把游客对各要素的重要性平均数结果进行排序分析（表1）。从分析结果来看，除了对农用建筑、农业用具的重要性评价低于3之外，其余的13个要素都大于3，说明总体来看所列出的14个指标是游客较为重视和敏感的因素。
3、生态休闲农业旅游游客感知因素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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