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29 09:19:11
导语：在政治风险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证券市场风险；独立客观相似机制；模仿从众传染机制。
1.引言
证券投资决策的核心问题是证券本来的收益和风险。证券未来的收益充满不确定性。投资证券的风险可以界定为，在给定情况和特定时间内，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如果证券未来收益仅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则其收益的差异为0，从而风险为0.如果证券本来收益有多种结果是可能的，则风险不为0，这种差异越大，证券的风险也越大。
产生和影响证券投资风险有经济、政治、道德与法律诸因素。就经济方面而言又可以分成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购买力风险以及上市公司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等。对证券市场来说，上述风险大致可分成内生风险和外生风险两类。市场风险就是内生风险，它仅仅由证券市场内在机制引起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其余风险可归入外生风险类，它由市场以外的因素引起证券本来可能的收益间的差异。
本文试图从证券投资主体处理信息的角度研究证券投资市场风险形成的市场内在机制。
2.预期和决策
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证券市场价格的调节对所有新的、公开的信息能作出迅速反应，其信息集合除包括市场本身的客观信息外，还包括公开的证券市场相关的场外客观信息。简而言之，有效的证券市场中，所有场内外相关客观信息都能在上市证券的价格中得到充分迅速的反映。因此，通过证券市场价格计算的证券收益同样能够充分迅速地反映所有证券市场场内外相关的客观信息。
投资主体处理信息的过程通常总是通过证券收益客观信息的识别，获得证券未来收益的预期信息，提取证券投资的决策信息，然后选择证券投资行为。
根据证券投资主体预期形成模式的差异，可以将预期分成理性预期和有限理性预期两大类型。
理性预期是利用最好的经济模型和现已掌握的信息所得出有关证券未来收益水平明确的预测。其中包括不直接研究证券市场价格涨落，而直接研究证券市场所有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通过博弈模型进行证券本来收益的预期。
有限理性预期指证券投资主体不采用经济模型，凭借各自证券投资的经验或者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决策信息和投资行为对证券未来收益的经济预测。
类似的，根据证券投资主体决策形成途径的差异，将决策也分成理性决策和有限理性决策两类。
理性决策是证券投资主体通过合适的证券投资决策模型或者通过证券的技术分析，然后选择投资行为的证券投资决策。
有限理性决策是证券投资主体不采用证券投资决策模型，也不采用技术分析，仅凭借各自证券投资经验或者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决策信息和投资行为所进行的证券投资决策。
证券市场中，完全不考虑证券未来收益水平和变动趋势的完全非理性证券投资主体几乎是不存在的。因此，本文研究的证券投资主体在信息处理的预期和决策两个环节中都具有理性或者有限理性。
3.两类证券投资主体
具有理性的证券投资主体在信息处理两个主要环节上是通过经济模型或者技术分析独立获得理性预期信息和理性决策信息，然后独立选择证券投资行为。故称他们是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
具有有限理性的证券投资主体在信息处理过程中，如果在两个主要环节上都是凭借自身证券投资经验获得有限理性预期信息和有限理性决策信息，然后，独立选择证券投资行为，他们也是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如果，至少在一个环节上，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获得有限理性预期信息或者有限理性决策信息，模仿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选择自身投资行为，称他们是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
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可能采用相同的经济模型或者相同的技术分析，也可能凭借各自相似的证券投资经验，导致其证券投资行为产生客观相似的效应。
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基于自身认知的内涵、认知的结构和认知的层次以及投资的经验。投资的偏好和投资的心理的局限，不足以从客观信息中独立获取证券未来足够的预期信息和独立提取选择投资行为足够的决策信息，或者对各自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的置信程度不足以独立选择投资行为。他们不得不通过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决策信息和投资行为，以便获取各自足够的预期信息，提取各自足够的决策信息，或者达到选择投资行为足够的置信程度，客观上模仿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进行证券投资。因此，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产生模仿的效应。
模仿型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比独立型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客观上非理性含量更高一些。通过社会心理和认知心理分析，特别是证券投资博奕分析可以得到，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模仿选择的投资策略是随大流的从众策略。
综上所述，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可能存在客观相似性，而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必定存在模仿从众性。
4.形成风险的市场内在机制
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上市证券的价格能充分迅速地反映证券市场所有场内外相关信息。所有证券投资主体都能任意地、不断地获取有关上市证券价格、涨跌幅度和交易量的客观信息。因此，在有效的证券市场中，所有证券投资主体的客观信息是对称的，证券市场的竞争对所有证券投资主体是公平的。
面对客观对称的信息，两类证券投资主体预期形成的模式和决策形成的途径具有较大差异，导致其证券投资行为对未来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产生不同的作用，从而对投资证券未来收益的波动也产生不同的作用。因此，两类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对证券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产生不同的作用。如引言所述，证券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就是投资证券的风险，两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对证券市场风险产生不同的作用，他们就是形成风险的市场内在机制。
若两个具有限理性的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通过相同的经济模型或者相同的基本分析和技术分析独立获得各自的理性预期信息和理性决策信息通常是大致相同的。
若两个具有限理性的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凭借各自的投资经验大体相同，他们独立获得的有限理性预期信息和有限理性决策信息也大体相同。
上述情况下，两个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间便具有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的对称性，通常其证券投资行为对投资证券的市场风险形成产生客观相似的作用。否则，两个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是非对称的，其证券投资行为也不尽相同，对投资证券的市场风险形成的作用也不尽相同。
桑塔弗研究所（SFI，SantaFeInstitute）通过计算机模拟完全由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组成的股票市场发现，股票市场价格波动，股票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即证券投资风险和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客观相似程度及其变化速度有关。
综上所述，独立型证券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客观相似性是证券市场风险形成的一种内在机制。不妨称为独立客观相似机制。其客观相似程度以及所持资本资产结构的变化速度达到一定水平时，投资证券的市场风险会被成倍地放大，导致证券市场出现复杂现象，价格大幅波动，交易量增加，泡沫形成，甚至累积成危机。正如桑塔弗研究所模拟的股市一样。说明形成市场风险的独立客观相似机制是证券市场内在的非线性机制。
面对客观对称的信息，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各自独立获取的预期信息和独立提取的决策信息，通常是非对称的。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需要参考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预期信息和决策信息，以便选择各自的证券投资行为，他们的投资行为就会或多或少地模仿其它证券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也就是从众选择各自证券投资行为。这种模仿从众行为会在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间传染蔓延，他们个体的有限理性投资行为演化成证券市场整体的非理性投资行为，证券市场价格的波动被成倍地放大，导致证券市场价格极度剧烈地波动，证券未来可能收益间的差异大幅度增加，证券市场风险增大，甚至风险累积成为危机。
模仿型证券投资主体投资行为的模仿从众性是证券市场风险形成的另一种内在非线性机制。不妨称为模仿从众传染机制。
5.结束语
「关键词证券经营机构经营风险内部控制制度
证券经营机构的经营风险指证券经营机构在证券买卖过程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主观原因造成的风险主要是指证券经营机构自身的管理、操作失误引起的损失；客观原因引起的风险主要是指因证券市场不可预见、客观因素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
一、证券经营风险的种类
证券经营风险从证券经营机构的角度来看可分为经纪业务风险和自营业务风险。由于证券经纪业务和自营业务的性质、特征不尽相同，因此，引起风险的原因也不尽一致。
（一）经纪业务的风险
经纪业务风险指证券经营机构在办理买卖证券业务时，由于种种原因而对其自身利益带来损失的可能性。一般包括信用交易风险、交易差错风险、系统保障风险及其他风险。
1、信用交易风险
信用交易风险是指证券经营机构在经纪业务中由于给予客户融资而可能带来的损失。由于我国证券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一些证券经营机构为了争取客户，增加佣金收入，或者采取口头承诺方式，或者采取签订协议方式向投资者融资。与经纪业务的其他风险相比，信用交易风险可能造成的后果最为严重。
2、交易差错风险
交易差错风险是指由于种种原因，交易结果违背委托人意愿而造成的损失。证券经营机构接受客户的委托为客户买卖各种证券时，要经过开设帐户、填单、审查、输入、成交后清算、交割等系列操作环节，由于操作环节较多或管理不严，在操作中很可能出现失误，导致交易差错风险。
3、系统保障风险
系统保障风险是证券经营机构交易保障系统（如电脑设备、供电、通讯设施等）在容量、运用等方面不能保障交易业务正常、有序、高效、顺利地进行，从而完不成经纪业务而可能带来的损失。系统保障风险一般来自于硬件设备的容量、运营状况、业务高峰时的处理能力等方面。
4、其他风险
其他风险包括开户风险、服务质量风险等。
（二）证券自营业务风险
在证券自营买卖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证券经营机构发生损失，这种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就是证券经营机构从事证券自营买卖的风险。自营风险一般可分为基本风险和经营管理风险。
1、基本风险证券自营业务基本风险是指由于证券市场不可预见的客观因素的变化所带来的风险。这种风险通过主观的努力也很难避免，而且这种风险与收益基本是对称的，即风险越大，收益越高；风险越小，收益越低。
2、经营管理风险证券自营业务的经营管理风险是指证券经营机构在证券自营买卖过程中因主观的经营水平不高、管理不善所带来的风险。
二、建立风险控制体系，强化内部控制制度社会经济发展
面对世纪之交的中国券商，应逐渐由粗放经营向以风险防范为核心的集约经营转变，建立一个系统、高效的风险防范和控制体系。
1、设立面向最高层负责的风险决策委员会。该机构对公司的风险进行评估、规划，参与公司业务战略的制订，并对业务授权和限额指标进行审批。
2、风险决策委员会下设风险管理部。风险管理部负责处理日常风险事务，与公司其他职能部门平行运作，其职责是制订风险管理程序，设置业务活动的风险控制或预警标准，进行风险检查、评估和审核，提交风险控制建议和风险控制报告。
3、依据管理职能设立若干风险控制小组。对每项具体业务、部门设定风险责任人，负责每项业务的日常风险控制，将风险控制延伸到每一项具体业务中去。
4、实行多线负责制。风险控制的组织结构按不同业务、不同地区划分。业务的开展依据需要分设不同的风险责任人，多线对业务风险进行评估、控制。这种多线负责制可以有效地制约领导层一个人完全控制下级的情况，使领导层的风险得到有效控制。
以上风险控制构架的特点是：风险的监控渗透到每一项业务活动中，各项业务必须在业务指导部门、管理职能部门和风险控制部门三方的共同协调下开展，与矩阵式的经营管理体制相结合，形成一个多维立体型的组织构架。
三、加强自律管理，健全内部控制制度
风险控制作为法人的自律管理方式，其核心是健全的内控制度。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所采取的一套制度，概指公司本身的组织规划，及其所采取的各种协调方法与措施。一般而言，各种管理办法、程序、规章及手册分散于各部门中，必须通过内控制度的原则加以贯穿，才能形成一个整体。
从广义的范围讲，内部控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内部会计控制；（2）内部管理控制。前者主要是为了保护资产的安全，提高会计系统的可靠性和完整性；后者是为了增进经营效率，促进、监督并检查管理政策的实施，以保证经营活动达到预期的目标。
内部控制制度从本质上说，是一套平衡机制。其基本原则是：（1）对各项业务根据需要划分作业流程，在每一流程中，设定若干责任人，负责检查该项业务有无差错，是否符合规定等。（2）不允许任何一项业务由一个人从头到尾包办到底，每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必须受到其他人对其所履行职责的检查核对；（3）重大业务决策不能由一个部门、一个主管、一支笔全权包办，应有横向部门予以评估确认。
证券经营机构应着眼于建立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风险控制机制：
1、营业部授权经营，三权分离原则。券商要加大对分支机构的监管力度，对分支机构实行授权经营制度，明确其业务范围。同时，营业部的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电脑负责人三个重要职位，从人事组织上进行三权分离，即财务人员、电脑人员实行由总公司委派制，行政上分别归总公司财务部、电脑部管理，实行总公司对分支机构对口部门的垂直领导，分支机构财务、电脑负责人的任免、工资奖励等与营业部脱钩，直接对总公司财务部、电脑部负责。
2、重要岗位轮换原则。部门负责人可考虑每二年到三年一轮换；财务负责人、电脑负责人也确定二年至三年必须轮换；而且，部门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电脑负责人三人在同一部门中同时任职不能超过三年以上。作为重要岗位轮换原则的延伸，对某些关键岗位可实行“强制休假制”和“一天休假制”。
3、加大内部稽核审计力度，建立高效的稽核审计体系。稽核审计部门根据公司的规章制度，对公司资产的安全性和收益性、业务的合规合法性、内控的完善性及遵循情况进行检查。为充分发挥内部稽核的作用，证券经营机构必须建立经常性稽核和专项突击审计相结合的稽核制度，扩大稽核审计的频率和范围，全面覆盖内部控制中的关键点和主要风险点。凡是有经营权、财权、物权、支配权的部门，除保证专项稽核外，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常规性稽核。
4、资金结算实行法人统一结算制度，以利公司对清算资金的集中管理和及时监控，并且有效地防止营业部挪用客户资金。
【关键词】铁路工程项目；施工风险；管理
一、风险识别的目的
风险顾名思义，就是在工程中存在一些可以预知和不可以预知，但是对工程的各个方面都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额事情。识别风险就是在各类风险事件发生之前动用各种方法对风险进行的辨认和预防。
二、铁路工程项目中施工的风险
政治风险，经济风险和管理风险，还有合同风险以及进度风险是铁路工程项目施工风险的几个大方面，根据其产生的根源可分为自然风险，人员风险，技术风险等。
1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可以说是对铁路工程项目建设影响最大的风险了。政治风险是指由于国家政局和政策变化，以及政权更跌，或者是罢工和国际局势变化，你像战争，动乱等因素所引起的社会动荡，进而对铁路工程项目造成的财产损失以及人员伤亡的风险，都可以称之为政治风险。这种风险源对铁路工程的建设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说无论什么地方建设铁路，也无论是任何方面的项目参与，都可能需要承担政治风险。但是因为政策法规变动频繁，工程建设法规变化无常，将政府法令凌驾于法律之上和地方权力部门腐败无能，营私舞弊以及执法犯法所导致投资环境，经营条件恶化等。这两个方面是对承包商的项目生产构成重大政治风险的两个主要因素。
2经济风险
由于市场预测失误，或者是价格波动和消费需求变化以及税收政策和业主资金缺口严重等情况，引起的铁路项目亏损是经济风险中的主要内容。你像施工实际成本超出计划成本，而让承包商的预期收益大于实际收益，这都是经济风险所包含的范畴。所以，如果你是铁路承包商的化，一定要认真研究项目的经济风险，只有拿出这样心态和措施，最终才能获取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施工中的管理风险
3.1安全风险
2006年，铁路施工发生了多起重大事故，还有一些重大未遂事故，这些事故的发生，充分暴露出了承包商在安全管理中存在的严重的问题。所以安全风险已经成为承包商一个非常重大的风险因素。可是无论怎么样规避这些风险，因为建筑企业其本身就是一个高危行业，再加上风险工程的不断增多，管理跨度也在不断的增大，安全风险防控能力的提高已经是迫在眉睫的任务了。虽然承包商在安全质量管理中，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但是安全质量事故仍然层出不穷，同时还存在很多的潜在的事故隐患。你像铁路工程施工中，经常表现突出的安全问题，架桥机架梁施工中，架桥机在工作汇中很容易倾覆，造成严重的事故发生。还有关于隧道安全方面，因为隧道是在地层内部，而且视线不好，加上隧道中本身的安全系数就是比地面工程低的多的，多以隧道施工重大事故和重大未遂事故都会不可避免的发生的。这些问题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不仅会给死难者家属，也直接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和安宁。对企业的形象和生存发展的影响也是无法弥补的。
3.2质量风险
施工中出现质量问题或事故而可能造成的损失就是我们口语中所说的质量风险。由于施工管理的不完善，还有工程初期的设计不合理，以及项目环境恶劣等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如果是查找对某个具体的施工过程的质量风险，可用流程图，或流程图加核查表进行识别。
3.3进度风险（又称施工延误风险）
施工延误风险顾名思义，就是由于施工延误而造成的损失和伤害。严格一些说呢，施工延误风险就是因施工环境条件，以及施工过程本身存在的的不确定因素，进而可能发生的，针对实际施工进度与基线进度计划之间的偏离。造成风险的可能性和相应于这一可能性所造成的后果，是这种偏离所包含的两个相互制约的变量。因为施工环境条件和施工本身的，那些不确定性因素，恰好构成施工合同中关于风险分摊的宏观杠杆，所以在施工风险中，这种因为施工环境所引发的风险也要重视和规避。
3.4合同风险
铁路工程承包商的合同管理工作，因为其工程量和实际上所涉及的分包人员比较多，所以就决定了铁路工程承包商的合同是非常复杂和繁琐的，如何提高合同的管理工作，就是有效预防合同风险的关键。
四、铁路工程项目建设中承包商的风险管理方法
4.1对风险避免的管理方法
放弃或拒绝承担风险作为其控制的方法， 以此来回避损失发生的可能性，是风险避免的主要思想内容。这种方法在各种风险管理技术中，是最有效也是最简单，同时又是比较消极的一种方法，虽然可完全的，彻底的消除实施该项目造成的损失，或者是产生的恐惧心理，但是因为你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所以同时也失去了实施项目所能够带来的收益。将存在风险的特定事件予以根本免除和中途放弃某种既存的风险是常用的风险避免的两个形态，比如说不进行工程建设，对该工程的所有风险就都没有了。承包商与业主签订合同时，应该充分考虑一但发生了某种巨大的风险，应该如何避免该风险，如果出现了严重的违约情况，责任应该怎样划分，承包商是否可以提出中断合同，以此来避免承担更大的风险。这些承包商和业主之间都是值得商榷的。
4.2对工程损失的管理方法
我们在对对工程损失的管理方法上，需要采取主动的态度，在控制损失中首先要以预防为主，防控结合的管理方法。这对承包商来说，选择好的项目及有资信的业主，是积极加强工程管理都对施工目标的实现的好处。这样不仅能够起到控制损失的作用，而且还能加强事后的财务型风险的处理。具体来说就是我们用财务型风险的管理方法，来对项目的不利影响进行最小化的处理，这样不但可以增加项目抵御风险的能力，而且还能确保项目运转的正常。，项目组织可采用以下财务型风险对的管理方法来减少风险的损失。项目预备金的建立是第一点，因每件风险大小的不同建立起相应的专项基金，用这样的管理方法可以有效的弥补损失。第二种方法是建立坏帐的准备。我们在风险没有来临之前就提前在进度中提取坏帐的准备，通过确认为坏帐的风险损失，从而来冲销坏帐准备。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个就是要根据国家的有关政策，消化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风险损，或分次记入项目成本，总之就是尽可能减少风险对项目活动的干扰。
五、总 结
根据国内铁路工程施工风险的特点和其他国家的不同，对国内铁路工程项目风险管理的风险内容和管理方法做了明确的分析和论述，在此论文中借鉴了风险管理的理论体系，结合铁路工程建设项目的实际特性，给出了很好的分析和管控方法，希望在社会的发展中，铁路工程项目的施工风险和管理会更上一个台阶，并最终形成风险管理体系，尽可能的把项目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彻底消除掉，这样才能保证施工风险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
参考文献：
[l]赵君鑫，陆银根，张全文，邵国霞编著.铁路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1一2，8～9
[2]王卓甫著.工程项目管理风险及其应对.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5：5～10，32～35，90～99
关键词 企业 跨国经营 风险应对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我国企业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的逐步增强，国际贸易技术性壁垒逐渐消失，这给企业跨国经营给带来了美好的前景。但是，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组织结构风险、文化冲突风险等新、老问题，仍然是企业必须面对的巨大挑战，需要经营决策者保持警惕之心。
一、政治风险
当前的国际商务面对的政治风险已经由战争、征收、国有化等传统型风险，向更为复杂、隐蔽的非传统型风险演化，其主要表现为由于东道国政策的变化、区域保护、区域内部协调、第三国的干预、民族主义和宗教矛盾、各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等原因引起的风险。这对于国际化起步较晚的我国企业影响较大，需要采取积极措施去面对。
(一)评估政治风险，慎重选择经营区域
政治风险的评估，就是分析判定有关目标国的总体政治形势，据此筛选相对适宜的东道国。风险评估主要是从宏观上对东道国政府的能力、政治风险的类别及稳定程度进行调查分析，以确定风险程度。评估的重点是导致商务环境突然出现变化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因素，即政府对外国公司的政策；以往的政府类型、党派结构和各政派的政治实力及其政治观念；政策的历史走向和政策形成的公共选择程序；有可能取代现执政者的政治势力；东道国政府与我国政府关系的亲疏程度。我国企业的国际化时间较短，其中大部分是资源型企业，面临的政治风险更加复杂，需要慎重对待。以石油企业跨国经营为例，按照“风险最小、投资最少、效益最大”的原则，确定我国未来海外油气勘探开发战略地区的选择为：积极进入亚太地区、中亚和俄罗斯石油市场，适当参与南美和非洲市场，密切关注中东地区石油市场的发展变化，伺机进入。
(二)恰当安排股权结构，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
当前我国企业跨国经营的股权安排主要有：(1)独资经营。这种方式虽然企业取得了完全控股，但是投资风险大，如果东道国发生民族主义的排外运动，不利于风险分担。因此，我国企业不宜采取在海外设立全资子公司的方式，甚至不能认为股权比例越高越好，特别是在政治动荡、民族主义斗争尖锐的国家。(2)合资方式。与东道国企业合作的合资方式易于为东道国所接受。这样不仅可以提高投标的中标率，而且可以进一步熟悉当地的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和文化习俗，更重要的是，不会轻易引起东道国内部政策变动和可能的民族主义等政治风险。与国际大公司合资，可以学习其规避风险的方法和经验，提高自己的国际影响。(3)无股权但有长期服务合同。这种方式由东道国雇佣我方承包服务项目，并支付服务费或获得份额资源。它可以发挥中方的技术优势，提高投资热情，进而获得东道国政府和企业的信任，有利于我国企业未来市场的开拓。
(三)购买海外投资保险，转移政治风险
在具有政治风险的领域中，通过对各种资产进行投保，企业可以将政治风险转嫁给保险机构，从而可以集中精力管理、经营业务。当前跨国公司母国为了保护本国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安全，通常依照本国国内法的规定，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实行一种事后弥补政治风险损失的保险方式。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也已经开设了海外投资政治风险保险业务。企业可以考虑通过投保来转嫁政治风险可能造成的严重损失，转移投资风险，更大胆地开拓海外市场。
(四)建立沟通协调机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如果缺乏高效、灵敏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企业便无法有效收集处理蕴涵着政治风险的信息。当政治风险发生时，企业会反应迟钝，不能与东道国及时沟通，从而丧失处理风险的时机。建立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当政治风险增大时，企业可以及时与东道国沟通，阐明风险将对企业和东道国产生的危害，以获得谅解和支持，同时将信息反馈给我国政府，争取通过外交途径保护我国企业的海外财产。企业还可以借鉴国际大公司合作和沟通的成熟经验，学习他们处理与东道国关系的方式，预防、规避政治风险。
二、法律风险
法律是东道国和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企业必须熟练掌握国际贸易、投资法律规则，改善企业的内部微观法律制度，加强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参与国际法律机制，共享利益、共担风险。
(一)聘请知名律师事务所。处理涉外法律事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拥有专攻于某些行业的高级律师，拥有服务重大复杂项目的丰富的业界经验，以其很强的专业性，而处于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它知道客户需要什么样的法律服务、如何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还可以运用其强大的客户或信息资源，为客户提供“传递项目信息”、“协调斡旋”、“提供商机”等附加增值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在世界各地设有分所或分支机构，拥有世界性的法律资源。如果需要处理跨地区、跨国家的法律事务，它们也可以充分、合理地调配和组织其国际性法律资源，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他们熟悉东道国的法律，可以直接处理法律事务，与东道国政府和法律界关系良好，具有很多便利条件。即使在东道国没有法律从业资质或无法执业，它们也可以通过中介机构间接为客户提供法律服务。
知名律师事务所一般重视法律理论研究，对行业项目模式创新、东道国法律、政策等都具有一定的理论影响力。他们注重收集、整理和研究各国法律法规，拥有强大的法律数据库系统，也经常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对行业项目模式、东道国法律法规、政策等进行评价、提出建议，对促进立法具有一定的意义。
(二)遵守制度，严格控制合同流程
所有合同及其他法律文件，首先要进行资信审查。承办单位应审查对方当事人的主体资格、资信情况、相应资质证明、资金状况、生产经营实力、技术条件、债权债务情况和商业信誉等，必要时可提请相关部门予以协助。谈判前承办部门必须进行技术、商务审查和法律审查。审查定稿后，承办部门应在签署前，办理内部会签手续，除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亲自签署外，公司其他人员对外签署合同必须获得董事长或总经理的书面授权。合同履行结算时，合同承办单位应按规定办理内部会签手续。未经会签的合同，不能
办理结算与支付。在合同履行期间，需要变更、转让或解除合同时，应当按照原合同订立程序重新和对方达成一致协议，并履行相应审查和报批程序后，以书面形式确定。凡以公司或境外分(子)公司名义签署的项目合同及非项目合同，已经履行完毕或者提前解除或终止，应办理关闭手续，表明权利义务已履行完毕，无任何遗留问题。合同争议发生后，合同履行部门或单位应及时向公司申报。
(三)选择仲裁机构，一般协商争议解决
在涉外的合同中，一般都有争议解决条款。合作各方都会认真选择争议解决机构。国内公司和其合作伙伴通常都在其争议解决条款中选择国际知名仲裁机构作为争议解决机构。这主要是因为：国内的司法机构或仲裁机构人员，一般对涉外商务问题、行业法律问题不很熟悉，无法合理、妥善解决海外贸易投资法律纠纷。而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具有处理重大复杂项目法律纠纷和争议的能力，且具有丰富的经验。相对于国际诉讼而言，国际仲裁无论是在时间效率、成本、公平性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大部分争议、纠纷都会通过协商解决，双方一般不愿进行诉讼。因为，在国际经济贸易投资领域，合作各方一方面不愿意因为争议而损害各自的商业形象和利益，另一方面也不大信任争议解决机构的能力和效率，加上争议解决成本等的原因，所以都乐于通过协商解决其争议和纠纷。特别是对于那些在项目东道国发生的小型诉讼，为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一般都自行协商解决。
三、治理结构风险
组织模式和治理结构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是企业市场竞争力的内部保障。对企业来说，并不存在统一的或最好的组织结构。考察国际公司的组织架构和治理管理模式，一般存在以下一些共性，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
(一)实行股份制，机构权贵明确
股份公司治理结构，一方面可以开辟多种融资渠道，大量筹集资金；另一方面，通过互相参股、环形持股的方式来转移和降低投资风险。埃克森公司、壳牌公司、英国石油公司等都是跨国经营的股份公司。在公司治理上，股东大会权力层、监事会决策层、经理人员执行层，各自的权利、责任和利益明确，相互制衡，保证公司制度的有效运行。内部职能部门、子公司和分公司的设置一般都采取分部制。
(二)建立责任制，规范内部管控
大型企业的内部控制一般以责任制为中心，各管理层次分责分权、责权明确。总部职能主要集中在战略与风险评价、财务及内部控制、人力资源与组织、法律事务等关键职能领域，基本没有具体的业务管理部门。子公司为业务经营管理公司，按总部规定负责归口管理某种类别业务，是利润责任中心。孙公司为经营性子公司，负责在某个国家或特定地区从事某种业务经营活动的公司，是子公司的分利润中心。作业区为直接从事生产作业的基层单位，没有法人地位，其中心任务是用一定的成本去完成具体的任务，是成本控制中心。
(三)实行专业化经营，调动积极性
各大公司为适应业务面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普遍将原来按地区划分的各分(子)公司改组成按专业划分，使分(子)公司成为拥有较大独立权力，在经济上又能单独核算的经营单位。减少管理层次和实行多事业部制，增加业务分部或分公司是国际大公司组织结构改革与调整的主要方向。
(四)筹划税收衔接产业，增加利润
国有企业在决策海外公司的组织结构和布局时，一定要把取得最为有利的税赋环境考虑进去。把税收筹划作为设计公司组织机构和布局的一个要素，可以减少企业负担，直接增加利润。必须注意的是机构设置以效益为唯一标准，不存在固定不变的组织模式，而要随着东道国税务制度的改变不断进行调整和变革。此外，坚持和促进上下游一体化协调发展。以国有石油公司为例，多数石油公司以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为主，兼营原油运输、炼制、化工、电子、煤炭、冶金等相关产业，要挖掘产业链之间的合作潜力，实现整体资源优化配置。
(五)外部科层化，增强外部控制力
企业除了通过股权关系控制自己公司系统的企业之外，还要注重通过正式或非正式合同控制巨大的“合同性资产”，使公司成为各种非股权关系的网络中心。通过这些网络，公司建立起一个无形的“外部科层组织”。在某程度上，企业的“外部科层组织”已经具有了协调紧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功能，它与通过股权关系所建立的科层组织功能相近，公司虽然不拥有该类企业的所有权，但同样能控制其行为，让它们为自己的战略目标服务，成为公司价值链的一部分。
四、经营风险
跨国经营通常应以产品出口为先导，取得经验，了解市场，有了品牌知名度，熟悉经营环境后，再循序渐进，逐步开展合资、合作乃至独资、战略联盟、跨国并购等方式。
(一)利用多种渠道，实行品牌战略
企业应具有强烈的品牌意识，积极开展品牌国际活动促销活动，实施品牌先行。企业可以利用国际上的一些比赛，做产品的广告，让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自己的产品，树立自己的品牌；还可以利用政府外援的途径，先向我国政府援助的国家无偿提供设备，然后逐渐打开该国市场。如深圳华为集团的通讯产品就是通过这一途径打入了南非市场。在国内市场有很高的知名度，资金雄厚，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可以通过到海外投资建厂，以自己的品牌来扩大产品的海外市场份额，如海尔集团等。
(二)根据情况，选择合适的经营主体
首先是合资经营，同东道国举办合资合营企业，比较容易获得当地的财力、物力、人力支持。东道国企业熟悉当地资源、市场条件、政府政策法律，有利于减少我方经营的风险。其次是非股权安排。企业通过特许权协议、经营合同、销售合同、提供管理性劳务等参与东道国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这种方式，往往受到东道国的欢迎，有利于企业打入市场。再次是建立独资企业。独资的好处是有经营自，可与母公司保持密切联系，有利于控制自己的技术和工艺，减少或避免因合作经营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但它对管理的要求较高，风险较大，应慎重选择。
(三)实施战略联盟，降低经营成本
战略联盟一般以契约协议的方式实现，常见的类型有研究开发战略联盟、生产制造联盟、联合销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战略联盟等。战略联盟的好处在于降低成本、减少竞争、分散风险、适应性强等。战略联盟比母子公司的关系要松散灵活，在联合的多个公司之间进行的交易，既有内部贸易的性质，又有外部贸易的特征，兼内外
两家之长，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四)收购兼并外企，搭建销售平台
收购或兼并国外企业，利用自己的资金优势和国外公司发达的营销网络，实行跨国经营，可以将自己的产品尽快地推向国际市场。如浙江的万向集团，已收购兼并了16家国外企业，并涉足国外金融保险业，其产品已打入欧美和非洲市场。
(五)培养国际人才，应对复杂形势
企业海外投资不仅需要水平过硬的技术人才，更要有复合型具备国际经营资质的管理人员。我国企业今后海外投资的重点是中东、中亚、北非、俄罗斯以及南美等地区，这些地区文化组成纷呈，民族、种族矛盾复杂，历史风俗差别显著，政治环境多变，对企业投资形成了挑战。因此，应该加强对企业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和人才队伍的完善，形成一支精通外语、外贸，熟悉国际投资规则，能够识别和评估风险并通过合适的方式化解或减少风险的国际化队伍。
五、本土化风险
“思考全球化，行动本土化”是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重要理念，也是很多著名跨国公司的成功之道。本土化经营是企业解决不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矛盾与冲突的最佳方式。我国企业本土化策略应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研发本土化，生产适用产品
世界各国风俗文化多样，生活消费习惯各不相同，只有投其所好生产出适用产品，满足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才可能在东道国占据一席之地。而只有立足东道国市场，及时了解消费者的消费动态，才能不断研发出新的适应性产品，持续提升东道国消费者对公司及其品牌的忠诚度。因此，企业可以通过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及时了解最新的科研信息和技术发展动态，增加公司产品的技术含量，提高产品研发的本土化程度，制造出适合当地消费者消费习惯的适路产品。
(二)生产销售本土化，增加企业利润
在东道国投资建厂乃至设立生产制造中心，就地采购原材料，就地生产，就地销售，一是能够大幅度降低运输、人力等生产经营成本；二是可以有效地避开东道国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三是可以极大地减少国际市场波动的影响；四是可以充分利用东道国自然资源丰富或生产要素成本低等区位优势；五是可以获得东道国税收、融资、土地使用等相关优惠政策的支持。在东道国寻求熟悉当地市场的销售，或者与跨国公司合作，利用他们成熟的营销网络，对于国外销售渠道不太健全的企业而言，将产品方便、快捷、及时送到消费者手中，不失为一条低成本、高效率的进军东道国的捷径。
(三)人才本土化，发掘人际潜力
与企业自派人员相比，东道国人才具有熟悉当地生产经营环境、了解消费者需求、善于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打交道等优势。实施人才本土化战略，大胆聘用熟悉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风土人情的适用人才，一方面能使企业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更好地符合东道国企业行为规范，更快地拓展东道国目标市场，另一方面也能减少东道国政府和民众对企业的防范抵触情绪，极大地增强当地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度。
(四)公共关系本土化，创造融洽氛围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与东道国政府、银行、工商、税务、消费者、原料供应商等息息相关，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搭建本土化的公共关系，对立足长远的企业而言不可或缺。因此，中国企业跨国经营时，一是要加强与东道国各级政府和工会等民间组织的对话和沟通，或者寻找企业代言人以获取当地政府和工会组织的大力支持；二是要入乡随俗，在遵守东道国法律法规的同时，注意尊重当地关于营业时间、人员雇佣、薪酬福利等规定，尽量使自己的生产经营活动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三是要力所能及地参与东道国的公益事业，努力争取东道国公众的好感和信任。
六、文化冲突风险
来自不同文化的管理者和员工共同合作经营，会带来多元文化冲突，给企业正常经营带来影响。能否克服文化冲突，是企业跨国经营中所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之一。
(一)宽容多元.建立跨文化沟通机制
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价值观，人们总是对自己国家的文化充满自豪，大多数人总是有意、无意地把自己的文化视为正统，而把外国人的言行举止看作稀奇古怪。而事实上，这些看似古怪的言行举止、价值观念对该国人来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或群体之间建立多层次、制度化、正式及非正式沟通形式，让他们表达思想、传递信息、交流感情，确保信息畅通，可以增进彼此的尊重和理解，产生信任，并最终形成文化整合和创新。跨国企业应在沟通交流的基础上，找到不同文化的优势，在企业内部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观，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向心力。
(二)整合创新，创建新型文化
通常，解决跨文化冲突有三种方案：一是凌驾式。其特点是组织中一种文化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组织决策和行为均受这种文化支配。这种方式可在强弱文化对比悬殊，弱势公司能对强势公司的文化完全接受的情况下采用。这种方式的优点是，能在短期内形成“统一”的组织文化；缺点是不易博采众长，因其他文化受到压抑而使其成员产生反感，最终加剧冲突。二是共存式。企业内母国文化与东道国文化共存，可保留双方各自的文化，追求和谐与稳定。但这种和谐与稳定的背后往往潜伏着危机，只有当彼此之间文化差异缩小时，才能采用此方法。三是融合创新式。双方文化应进行有效的整合，通过各种渠道促进不同的文化相互了解、适应和融合，原有各方的企业文化既失去了自身一些特质，又从异质文化中吸收了一些新的特质，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企业文化。在当地文化基础之上构建一种新型的公司文化，既保留着母国文化，又与当地文化环境相适应，是两种文化的有机结合。
(三)多种渠道培训跨文化人才
首先是日常培训。企业既可以通过企业的网站、培训班进行跨文化培训，也可以聘用文化顾问来指导员工；有些企业运用“文化翻译”，帮助解释各方行为的含义；也可以选择采用全职培训专家解决不同国籍员工之间的文化阐释问题。
其次是通过商务实践对员工的培养。企业可以利用与外籍同事、供应商、客户的日常接触，培养员工跨文化能力。电话、电子邮件、传真、电视会议或面谈都是进行沟通的途径；在项目合作中，学习外籍人士解决分歧和克服误解的方法。
再次，可以通过聘用来自多样文化背景的员工或具备广泛国际经历的人员，直接参与公司的海外业务的管理。
(四)借助第三方文化，进行跨文化管理
企业在进行全球化经营时，
如果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由“文化差异”而形成的经营环境，可借助比较中性的、与母国的文化已达成一定程度共识的第三方文化，对设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进行控制管理。用这种策略可以避免文化的直接冲突，避免资金和时间的无谓浪费，使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经营活动可以迅速、有效地开展。
七、社会责任风险
企业除了对股东负责，创造财富之外，还应对社会负责，包括遵守商业道德、保护劳工权利、保护环境、保护弱势群体等等。企业的社会责任及其标准日益得到全球范围的支持，经营者应当高度重视。
(一)树立社会责任观，把握责任新趋势
企业社会责任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是社会良知对资本权力的制约，其宗旨是保护弱势的劳动者的权益不受侵犯，保护人类生存环境。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说明，关注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跨国经营企业应积极推行社会责任标准，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适应企业社会责任全球化需要。
应承担社会责任的标准不仅取决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还包括社会制度、法律环境、价值观念和技术水平等诸多因素。因此，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对社会责任的观念有所不同。企业应利用各种机会加强与东道国政府、民间组织、合作伙伴的交流与沟通，宣传自己在本国经济条件下为承担社会责任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宣传企业责任立场和观念，争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与时同时，企业要密切关注国际上环境标准，劳工标准等的社会责任问题的最新动态，收集主要目标市场国家关于社会责任的新法规、新标准，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以便企业及时采取应对措施。
(二)转变发展模式，注重社会效益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企业基本上摆脱了沉重的社会负担，把资本的保值和增值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但过犹不及的是企业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强调企业利润的积累，而忽视员工权益维护和环境的保护，产生了社会责任的缺失。事实上，当今企业的竞争已经从商品竞争、环境竞争向道德竞争过渡，加之发达国家民众消费意识的成熟，在国际贸易中，非伦理化的产品在国际市场越来越受到排斥。实际也证明把利润最大化作为企业发展的惟一目标，是造成企业过早夭折的重要根源。因此，企业应当实行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重的经营理念，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做出贡献。
(三)不歧视，保障劳工权益
员工是企业经营的核心，也是管理理论研究的重点。在欧美国家，越来越多的企业从“人本管理”的理念出发，给予员工人格尊重、扩大员工权利范围，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一个企业如果想在经营活动中取得成功，就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的、训练有素的、富有激情的员工积极合作。因此，企业在跨国聘用员工时，应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只要达到所规定的工作要求，不会因为人种、信仰、肤色、国籍、民族、年龄、宗教、性别、残疾等因素受到不合法待遇。同时还要根据员工人的个人能力、业绩及公司的赢利情况制定奖励方案，创造一个积极向上、努力进取、充满快乐的工作环境，为员工充分发挥自身潜能提供条件。
关键词：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风险因素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黑龙江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资源型企业对俄直接投资风险预警及控制机制研究”（项目编号：14E072）；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创新模式研究”（项目编号：14B079）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5年6月9日
一、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现状
所谓资源型企业，是指通过占有自然资源，以自然资源开发为主，辅以后续加工，尽可能利用区域内存在的自然条件，依靠资源的消耗实现成长的企业。而对外投资风险，是指在进行国际投资活动中，由于不确定性的投资环境变化，导致投资者发生损失的风险。目前对资源型企业的研究大多集中于产业转型的路径研究、区位选择方面的研究、对外投资的风险分析研究、投资的战略研究以及从政府角度、企业文化影响角度、生态行为角度、环境机制角度等多方面进行探讨研究。本课题组成员刘爽、孙倩曾在2013年发表的“基于利益博弈的黑龙江省对俄能源合作路径探析”一文，给本课题的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而本文试图从一个更为全面的角度对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遇到的风险影响因素进行系统分析，为后期的风险预警控制机制研究起到基础性的规范作用。
二、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约束风险影响因素
（一）国家因素。伴随着全球资源竞争的到来，从配置格局来看，发达国家掌握着大多数资源。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的占有量相关。据统计，发达国家消耗全球资源要比发展中国家多，在日益激烈的资源竞争下，我国必须向发达国家一样实行全球资源战略，积极参与资源重新配置，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我国资源型企业紧跟发达国家并购浪潮，正努力扩大自身规模，大规模收购控制全球资源市场，从而扩大对外投资市场，进而增强对全球资源市场的控制力和占有力。
（二）制度因素。政治环境是对外投资的一项重要因素。东道国的政治环境直接影响投资方的风险，是对外投资首先考虑的。所谓政治风险，包括三方面的含义：第一，东道国政治制度风险，如政策倾向、民族和宗教斗争、政权交替的方式等，这些都很可能影响当局者对外投资的立场和态度；第二，政策制定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也可能影响国外投资者的利益；第三，投资壁垒风险，这其中包含市场准入与劳务、签证政策两个因素在内，它们针对对外直接投资领域产生政策风险。
（三）法律因素。所谓法律风险，是指由于违反了投资国的法律、法规以及其他规章制度而引起承担法律责任或受到法律制裁的风险。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法律法规方面的风险。国内关于对外投资的相关立法不够完善，对外投资的审批制度繁琐等；其二，经济方面的法律风险。常见的有税法方面、知识产权方面、合同法方面以及公司治理方面。
三、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资源风险影响因素
（一）市场需求风险因素。市场需求风险因素是指东道国行业的市场容量、潜力和成熟度。我国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在受到本国及东道国行业市场规模影响的同时，还受到东道国商品市场的供求状况、行业发展态势等方面的影响。具体分析，消费者在市场上的需求会直接影响资源型企业的发展。东道国的消费者需求偏好、消费品位以及消费方式既要受到经济和人口发展水平的影响，还要受到国家文化以及等因素的影响，因此我国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时既要通过分析国家文化差异，还要通过明显的产品特征、文化属性引导甚至改变东道国的消费需求偏好。
（二）自然资源风险因素。所谓自然资源因素，是指天然形成的并能提供基本物资和功能性的生态资产，如土地、水、矿产、生物体、自我净化、清洁能力等，这些都是不可再生资源，其资源储量影响资源型企业的长期发展前途；其资源分布的空间差异性影响资源型企业区域分布特点。
（三）环境保护因素。资源型企业大多数为高消耗和高污染的基础部门，在发展过程中常伴随着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多年来，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都是建立在以资源、能源大规模消耗的基础之上，对环境保护意识重视程度不够，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超出负荷。无论是从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的角度，还是从实现我国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角度，在充分考虑环境保护因素背景下来研究资源型企业的对外投资都是十分必要的。
四、资源型企业对外投资行为风险影响因素
（一）技术风险因素。技术作为任何一个企业都必须存在的基础条件，它是企业持续存在于发展的核心要素，而技术创新程度会给企业带来直接的技术层面的风险。企业内部的技术创新、技术整合或者工艺流程方式都会给单个企业的竞争带来优势。因此，在大规模生产方式下，技术风险体现在对产业技术轨道的主导设计和控制能力上。技术风险因素取决于企业技术力量的强弱，相对于高科技企业而言，资源型企业具有较高的劳动密集度，工艺、设备和技术的更新相对缓慢。当前，部分资源型企业缺乏完善的、有效的、系统的技术研发平台，造成了企业自主创新水平不高，资源利用水平较低，研发与技术成果转化衔接不紧密的现象时而出现。
（二）竞争风险因素。竞争风险因素是指生产的产品具有相似功能、相似特点的资源型企业间互相竞争的局面或激烈程度，其变现为现存企业的竞争、新设立企业的竞争、替代品的竞争、供求双方议价能力等。
（三）人力资本风险因素。资源型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以某种自然资源为依托，对其进行系统的发掘，而在自然资源发掘过程中，人力资本的投入就显得十分重要，它使资源型企业价值链条提升的同时，也可以对资源型企业的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配比结构进行改善，实现企业的良性发展。
（四）生态行为因素。资源型企业的生态行为是指由于内外力量的驱动，促使资源型企业从事环境管理等活动，例如改变生产过程、理念以及公司的产品，从而使企业自身的生存发展更好地适应环境，向生态企业转变，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发展的同时伴随着环境问题也逐渐增多，人们关注的焦点已转向污染物排放多、资源消耗大的企业。与此同时，规章制度、来自股东的压力、道德考虑、关键事件、获得竞争优势、高层管理者的观念等多种因素迫使企业采取生态行为。
（五）文化风险因素。文化风险因素是一项经常被忽视的因素，资本在国际投资活动中运行的同时，文化也在国际投资活动中相互渗透。由于不同区域的人们对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有着不同之处，如在来自不同地区的同一跨国公司的员工，势必会存在潜在的文化风险，如此多元化的人才构成给企业的经营管理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常常表现在各民族的优越感、以自我为中心的小群体联盟，这些是文化风险产生的根源。因此，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过程中对文化风险有效管理是十分必要的，具体地可以从建立广泛的文化管理理念、进行有针对性的跨文化培训和文化审慎评估等前期准备工作，从而顺利地实现对外投资的目的，控制好经营中文化冲突的负面影响。
主要参考文献：
[1]陈菲琼，王旋子.制度视角下中国资源型海外投资区域风险研究[J].科研管理，2012.10.
[2]邓娟，李烨.资源型企业产业链延伸影响因素分析[J].煤炭经济研究，2010.9.
[关键词]浙江 外向型 纺织业 风险
金融危机以后,浙江经济受纺织服装等产业外贸总量迅速下滑的拖累,增速明显下滑。是浙江经济缺乏持续成长能力,还是浙江浙江经济结构存在问题?一时间,理论界和实践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笔者认为,造成浙江经济短时间滑坡的主要问题是在于从企业到政府层面的风险意识比较薄弱,所以当发生不可抗力侵袭时便显得毫无招架之功。风险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正确的对风险进行感知和测评,并建立一整套风险应急预案,对于减少风险损失和在风险事件发生后转危为机,将至关重要。
一、浙江纺织业对外贸易现状
所谓外向型纺织业,是指主要以出口为销售方式的纺织企业的集合,该行业的特征是对国外市场依赖强,当面临不可抗力造成的外需疲软时往往会陷入衰退。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后能够迅速崛起,与本省以纺织业为龙头的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不无关系。虽然近年来,随着浙江经济层次的逐渐提高,纺织产业在浙江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但是纺织业作为劳动力吸纳的重要产业,其重要性在短期内还是难以被其他产业所替代。
由表1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纺织品出口数额较大,出口增长态势依旧
数据显示,2003-2008年浙江纺织业对外出口持续增长。2003年浙江纺织品对外贸易货值为4159499万美元,到2008年达到15426700万美元,短短六年时间,纺织品出口值增长了3.7倍还多。近年来,由于纺织业本身存在加工环节少,附加值低,对低价劳动力依赖等缺陷,在浙江自身产业结构优化的大背景下,纺织业的出口增幅也在逐年缩小,但纺织品出口依然是在逐年增加的。
2.纺织品是促进出口增加的重要一极
表1显示,虽然从2003年开始,纺织品出口货值在浙江总出口值中所占比重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但是纺织品出口值所占份额一直都在13%以上,而且近几年有逐渐稳定的状况。纺织品对外出口,对于促进浙江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还是很显著的。
3.纺织产业能有效缓解就业压力
数据显示,虽然近年来,纺织业出口占比在逐渐下降,但是纺织行业所消化的劳动力却在逐年增加。2003年纺织行业为浙江解决了12.37万人的就业问题,到2005年这一数据已经翻了一倍。到2008年,纺织产业为浙江解决了40.3万人的就业问题,是2003年的3倍还多。
综上所述,纺织产业在浙江经济中依然占据重要的地位,其对于促进浙江经济增长,外贸扩张,以及解决就业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随着浙江纺织品对外出口的增加,出于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西方国家甚至一些发展中国家对外我国特别是浙江的纺织品出口采取了种种非关税贸易壁垒。这些政治风险对浙江的纺织品外贸造成了极大地冲击。
二、风险的阐释
风险无处不在,正如花旗集团的前总裁Walter Wriston所言,生活的全部内容在于管理风险,而不是消灭风险,各类组织都应该重视他们所面临的风险,识别企业多面临的风险对企业实现其战略目标十分重要。大量风险的存在为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损失甚至会使企业面临倒闭破产。但是,风险并非全然洪水猛兽,如果能正确的对风险进行预测,并建立一整套完善的风险防预案,那么,风险将会为企业带来足额的收益。
1.纺织业外贸风险的界定
从人类诞生之日起,风险便是时刻伴随在人类周围。现代意义的风险概念是起源与意大利,在17世纪从法国传到了英国,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在19世纪时传至美国,并得到了大力的发展。美国的威雷特博士是最早对风险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他认为,风险是关于不愿发生的时间发生的不确定不确定性质客观体现。而在风险的后续研究中,各学派则根据自身不同的需要,赐予了风险不同的定义。
保险学认为,风险是损失的不确定性。虽然多数保险学者都倾向于认定风险与损失之间的关联,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风险不仅要包括损失,还应包括收益。吴百福在其《国际货运风险与保险》一书中就认为,风险是“人们在生产、生活或对某一事项作出决策的过程中未来结果的不确定性,包括正面的效应和负面的不确定性。从经济上讲,前者为收益,后者为损失。”
最先从经济学对风险进行界定的是美国学者海斯,他认为风险是损失发生的可能性,而奈特则认为,真正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有着密切的关系,也有本质的区别。不确定性是指经济行为中人面临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经济的活动的、无法充分准确预测的加以分析、预测的各种因素,而风险不仅取决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大小,而且还取决与收益函数的性质。所以,风险是从是事后角度看得由于不确定性因素而造成的损失。
通过对前人的分析,我们认为,风险的定义是指由于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失,而且这种损失也具有不确定性。
2.风险的特征。
风险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这就使得对风险的性质和特征的准确把握可以使我们更有效地管理风险。风险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是风险的最主要的特征,另外风险还存在不确定性、可测性、损害性、与收益的对称性、发展性、潜在性和行为相关性等特征。
三、外贸风险的感知
虽然学术界对风险的研究门类繁多,但是根据风险是否依赖人的主观心理,可以将风险分为主管风险和客观风险。风险是客观存在的,风险事件的发生也会为主题带来损失,但是如果行为主体能够正确的对风险进行感知,则会大大降低风险时间发生时对行为主体造成的损失。
外向型纺织业,其目标市场是国际市场。由于空间距离大,使得突发事件的发生往往很难得到及时的处置,若处理不得往往会对相关企业甚至整个产业造成巨大的伤害。根据理论和实证资料的查阅,我们主要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对外向型纺织业所面临的风险进行感知。
1.宏观环境风险
(1)政治风险。政治风险是指由于战争、革命、或政治骚乱所导致的国外市场政治不稳定性,从而使企业在过改过销售减少的一种风险。
(2)政府政策风险。是指影响商业环境的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包括无法预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价格控制、贸易壁垒水平的变化、国有化的威胁、政府规章制度变化和收入汇回国内的限制等法律法规的变动。
(3)宏观经济风险。通常包括经济总水平和价格水平的波动。经济总水平的变动的具体表现是汇率水平的变化和利率水平的变化。而价格是平的变动通常变现为通货的紧缩或膨胀。
(4)社会文化风险。这主要是由于信仰、价值观和文化传统的不同而导致的社会危机。社会危机有可能演化为政治或者政策的变动。当年西班牙消费者焚烧温州鞋便是一个血的案例。
(5)自然灾害风险。这种风险主要是指影响经济产出的自然现象。通常由于地震、台风、洪水和干旱等自然灾害会导致物资供应不足。
2.中观环境风险
中观环境风险主要是从行业视角分析纺织企业在对外贸易过程中与同业企业的竞合风险。
(1)投入品获取风险。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获取足质足量的投入品,投入到生产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而产生的风险。这种风险主要体现在原料供应者处于垄断位置,可以随意调整供应原料的数量和价格。当前我国钢铁产业所面临的澳大利亚和巴西铁矿石厂商供应所产生的原料获取风险,以及石化企业在获取中东和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供应方面的风险便是例证。作为纺织企业,若原料供应商减少丝线供应,或提高供应价格,都会对企业生产经营造成严重影响。
(2)消费市场风险。由于消费者需求的不确定性,所以行业产出品的销售便存在一定风险。一旦消费者品味发生改变,抑或出现了优质的替代品,则产品的销售就面临减价或者增加企业库存的风险。由于纺织品生产企业消费市场远在他乡,如果消费市场偏好发生转变,而生产商没有及时调整生产策略,那必然会面临产品的销售风险。
(3)竞争风险。是指纺织品生产企业竞争者的价格、经营战略与其选择市场的不稳定性,以及对本国和外国新进入者的威胁。
(4)技术风险。技术风险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的风险。如果纺织企业产品销售过出现了更为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效率大幅提高,则纺织企业在该国市场的竞争优势就会丧失,从而纺织企业的销售收入会下降。
3.企业生产经营风险
企业生产经营风险主要从企业的内在环境分析企业运行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
(1)生产风险。主要是指由于不确定性因素所导致的产出的变化,例如机器失灵、员工罢工抑或是企业管理混乱所造成的。
(2)责任风险。指企业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过程中,由于担负连带责任、产品质量、环境破坏、员工身财产安全、消费者人生安全等责任而带来的风险。由于企业是社会的企业,往往在获取最大化利润的同时要关注社会的各种问题,为灾难提供援助、,从而造成企业盈利减少的风险。
(3)科研行为导致的风险。对于跨国企业而言,为了在国际市场上保持有力的竞争力,必须投入大量的资源用于研发工作,而研发自身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征,研发的结果具有不可确定性,一旦研发失败,企业可能面临大量损失。
(4)人力资源风险。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根本,特别是对于外贸企业而言,由于趋理性的存在,企业的员工很可能为了获取更过的收益而跳槽。这些员工找我了企业的生产经营知识,若为竞争对手所用,必然会对企业的后续经营造成影响。
(5)交易风险。由于国际贸易往往以美元计价,这就使得纺织出口企业的销售所得可能会因为汇率的频繁变动而减少。另外,外贸企业与国外客商交易,很可能发生国外客商由于种种原因不按期付款或者拒付货款的风险。
四、风险防范建议
前文从整体的角度对外向型纺织产业所面临的各方面风险进行了梳理,设计方方面面的风险因素。但是,一般而言,由于企业起源有限,往往只能对有限的风险进行有限的防范,所以,企业应该根据自身发展实际,有选择的建立适应自身发展的风险防范系统。
由于浙江纺织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多通过商或者自营出口,进入国际市场,这种国际市场进入方式被学者们称为贸易型进入方式。此种国际市场进入方式具有资源承诺少、对东道国市场控制能力弱,但较少受到东道国政治、自然灾害等风险因素的直接影响,相反,当东道国发生风险事件时,企业有很难有能力抗衡,因此,需要得到行业协会和政府的支持。
1.政府层面
政府或国家应该在维护贸易公平、创造宽松贸易环境等方面有更大作为,另外还要进一步转变只能,采取有效地促使促进出口。但对于浙江省政府来说,由于权利有限了,只能通过制定相关的地方法规和设立相关的贸易基金促进纺织企业的对外贸易。
(1)建立健全相关贸易促进法规。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为了保护我国外贸企业的利益,我国在国家层面制定了一些贸易政策。如2001年对外经贸合作部颁布的《出口产品反倾销应诉规定》,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外经贸部门《关于进一步采取措施鼓励扩大出口的意见》等等,都为我国外贸企业开展国际贸易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浙江省政府应当根据浙江纺织业发展的需要,按照国家的统一部署,保护纺织企业对外贸易。
(2)设立外贸基金。由于风险的不可避免性,所以企业对外贸易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损失,所以政府应当组建相应的基金,为在对外贸易中发生损失的企业提供一定的补偿。
2.行业协会层面
(1)发挥质量监督作用,提高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所以一些不自觉的企业往往会以短期利益为目标生产一些劣质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在短期内可以为相关企业带来收益,但是长此以往,会为地区整个行业带来致命性风险。国外消费者将不再信任该地区的产品,最终使得该地区的厂商失去出口市场。因此,行业协会应当切担当监督作用,督促企业合法合规经营,营造地区整体产业的外在形象,从而提高地区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应对国际贸易争端。自从中国加入WTO以后,针对中国出口商品的反倾销、反补贴以时常出现,这给中国的出口企业造成了极大地创伤。为了减少反倾销、反补贴等风险对浙江出口纺织企业造成的损失,浙江纺织业行业协会应当充当市场主体地位,组织涉案企业积极地筹备、应对来自国外的反补贴、反倾销。
3.企业层面
(1)加强出口市场调查,充分掌握市场信息。外贸企业在进入出口市场前,应当充分分析来自该市场的各种信息,包括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政治的稳定性,东道国消费者的消费偏好,政治稳定性等方面,做到胸有成竹。
(2)开展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进入世贸组织以来,由于浙江企业太看重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市场份额,大规模集中化的进入,对这些国家的纺织产业造成了极大地冲击,为了保护本国产业,这些国家纷纷对中国的纺织品采取了制裁措施,所以浙江企业应当将目标市场向多个国家和地区分散,减少因为依赖单一市场所造成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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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无形资源获取；委托问题
文章编号：2095-5960（2016）06-0052-10；中图分类号：F276；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但是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核心技术匮乏、自主创新能力不足一直是中国企业的一个“软肋”。中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长期处于低端环节，在全球价值创造的分配中所得的份额较少。为了尽快摆脱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状态，在中国政府“走出去”战略的引导下，许多中国企业开始了征战海外的步伐，并将目标指向了在技术、品牌等优势无形资源存量比较丰富的发达国家，以期通过并购海外的先进企业获取境外优势无形资源，实施技术和品牌等无形资源的优化提升战略。
近年来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活跃，2014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等对外直接投资额高达1231.2亿美元，同比增长14.2%，创下了历史最高值。2015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仍保持持续增长的势头，投资额累计达1900.8亿美元①①数据来源于商务部网站。网址：http：///article/tjsj/tjgb/201512/20151201223579.shtml。。从投资的区位来看，美国、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加拿大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成了中国内地企业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从投资的行业分布来看，技术与品牌等优势无形资源聚集的制造业成了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一个比较活跃的领域②②资料来源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贾镜渝2015年11月的博士学位论文《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研究》。 。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区位与行业投向不难看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带有明显的寻求专利技术、品牌商标和海外客户资源等优势无形资源的战略企图。[1]
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并购理论主要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视角，对发达国家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的顺向投资行为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频频向发达经济体进行的投资则被学者称为逆向投资行为，在传统的FDI理论和跨国并购理论未能对这种逆向跨国投资行为给予合理解释的情况下，近年来中国企业持续活跃的海外并购实践自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机，有的学者称之为寻求“战略资源”，有的学者则称之为获取“知识的逆向溢出效应”[2]，有的则把并购的类型定位于“技术获取型海外并购”[3][4]，有的学者则称并购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创造性资产”[5][6]。尽管学者们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动因在称谓上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所指的基本上都是管理知识、先进技术等在知识经济时代价值创造功能突显的优势无形资源。
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研究，目前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如何实现境外优势无形资源向中国企业的转移，研究的着眼点主要是知识等无形资源跨国转移扩散的路径与转移效率等问题，而中国企业在获取优势无形资源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却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相比，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步伐才刚刚开启，国际化经营经验不足、跨文化管理人才匮乏是中国企业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持续活跃的背后，却是众多中国企业在征战海外过程中的屡屡受挫。为此，本文基于无形资源的特点及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扩散的规律，运用委托理论剖析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并提出治理问题与防范化解风险的治理机制，以期立足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进一步促进跨国并购理论的完善与发展，并为中国企业更好地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迪。
二、信息不对称的严重性
委托理论认为，当一个人或一群人利益的实现、效用的提升需要雇佣他人来完成时，委托关系便会产生。其中雇佣其他人的人是委托人，而被雇佣的人则是人。由于人所追求的目标与委托人的要求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人有可能做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事情，与委托人的利益发生冲突，这就是所谓的问题。问题之所以会发生，其基本的前提是委托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即在接受委托实现委托人利益、提升委托人效用的过程中，人往往比委托人拥有信息方面的优势，他们能够利用自身所拥有的这种信息优势，通过损害委托人的利益来为自身谋取利益。与国内并购相比，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不对称更为严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地理位置相距遥远
并购双方处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相距比较遥远，中国企业了解目标企业的相关信息存在着一定的障碍。虽然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跨越国界的沟通与交流比以往更加便利，但是能够通过网络渠道进行沟通与交流的大多是一些易于编码与规范化的显性知识，隐性程度较高的知识等无形资源却难以通过网络的渠道有效地进行传输，而这些隐默性较高的优势无形资源恰恰是企业保持持续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元素。
（二）语言文化的差异
在国际化的环境下，并购双方具有不同的语言，要实现优势无形资源的转移，就需要将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然而在翻译时对有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往往难以准确界定，在对编码后的语言进行解读时也可能出现偏误。另外，有些优势无形资源是内嵌于特定的情境中的，离开了特定的情境，优势无形资源就不会存在或其功能的发挥就会受到影响。由于并购双方所在国的民族文化往往相差较大，而根植于民族文化土壤中的企业文化也必然不同。因此，内嵌于一种民族文化或企业文化氛围中的优势无形资源，比如经营理念、运营模式等，与另一种民族文化或企业文化所形成的情境往往会 “不相兼容”。语言的不同会影响到并购双方的沟通与交流，文化的差异增加了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对目标企业优势无形资源的识别与判断。
（三）政治体制与法律环境的不同
大多数无形资源尤其是价值创造功能突显的优势无形资源，其功能作用的有效发挥往往具有适配性的特点。比如，优秀的人力资本创新能力的发挥，离不开当地政府人才引进相关配套政策的支撑，离不开国家对创新创业的鼓励与资助。目标企业所在国尤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与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制环境具有较大的差异，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如果不熟悉东道国的政治体制与法律环境，而仅仅着眼于目标企业的优势无形资源，那么就会把优势无形资源与支撑其功能发挥的机制人为地割裂开来，就不能对目标企业无形资源的价值创造功能作出客观的评价。
（四）知识落差的存在
与优势无形资源存量较多、质量较高的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相比，我国企业在无形资源方面普遍处于弱势地位，中外并购双方存在一定的知识落差，而且在有些情况下这种知识落差还比较大。知识落差的存在也会影响中国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优势无形资源的判断。比如，国外一项成熟和大众化的技术可能会被中国企业认为是一项高精尖技术，在聘用海外人才时中国企业也可能难以对其能力做出客观真实的评价。
三、委托关系的多重性
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除了具有一般企业所具有的委托关系外，还具有一些特定的委托关系，在获取优势元素资源的过程中涉及的委托关系层次较多，在最初委托人至最终的人之间形成了一个较长的多环节跨国界委托链条，弱化了激励约束机制的传导功能。具体来说，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所涉及的特定的委托关系有如下几个层次：
（一）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委托关系
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到海外进行并购是在国家战略的指引下进行的，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国际竞争力的增强以及国际信誉与地位的提升等国家宏观战略的实施，都需要借助于微观层面的各个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来具体贯彻执行。因此，我们可以把政府看成是委托人，而每一个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则是人，各个微观企业海外投资的运作需要以政府的战略为导向，同时，中国企业对海外目标企业的并购及整合情况则关系到国家战略目标能否完成。从近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金额来看，国有企业一直是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力军①①资料来源于《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海外并购的大手笔也多出自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之手。国有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除了承担着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任务外，在一定程度上还立足于国家整体利益，肩负着为我国经济发展寻求战略资源的使命。作为人的中国企业也可能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在海外并购过程中与国家的方针政策和战略定位发生偏离，与委托人的利益发生冲突。
（二）中国企业与海外子公司之间的委托关系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一般是通过收购的形式来实施的，并购交易完成后中国企业就成了一家跨国公司，而海外的目标企业就成为中国企业的海外子公司。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无形资源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升，需要借助于海外具有无形资源优势的目标企业来完成。从促进优势无形资源从国外向国内企业转移这个角度来看，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是委托人，而海外的目标企业则是人。中国企业想获取的是目标企业的优势无形资源，而海外的目标企业可能会出于保持自身优势的考虑，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移扩散自身所拥有的优势无形资源，或者人为地放缓无形资源向中国企业转移的速度，降低其转移的效率。
（三）国内企业与外派人员之间的委托关系
海外并购交易完成之后，中国企业往往会将中国企业的人员外派到目标企业担任管理人员。中国企业之所要外派一定数量的国内人员到海外企业，主要是出于两个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国内母公司的总体战略部署，从总体上协调并购双方的经营与运作；另一方面是为了加强中外双方人员的互动与交流，促进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扩散，提升转移的速度与效率。[7]作为人的外派人员在具体执行国内委托企业战略任务的过程中，可能会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最大或效用最优，做出有损国内企业利益的事情。如外派人员在海外进行过度的在职消费，故意夸大海外目标企业优势无形资源转移的难度，或为了能给自身留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而消极应对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转移。
（四）母子公司与其核心员工之间的关系
实现优势无形资源向中国企业的跨国转移，最终还是要由并购双方企业的管理层或专业技术骨干来完成，也就是说，目标企业的管理层和业务技术骨干等核心员工既是海外优势无形资源的主要载体，也是实现优势无形资源跨国转移的推动主体。国内母公司的管理层等核心人才则是知识等优势无形资源的接受者与吸收主体。中外并购双方企业与其各自的核心员工之间也存在着委托关系，作为方的知识转移能力与吸收能力，以及其转移与吸收的意愿等都会直接影响到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转移扩散速度与效率。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从委托的角度来看，除了国家和政府部门与企业之间所特有的委托关系外，在企业的微观层面，在海外并购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过程中，多重委托关系的存在使中国企业形成了如下的跨越国界的委托链条：中国企业――企业管理层――海外目标企业――海外目标企业管理层――拥有优势无形资源的核心员工。[8]
四、潜在的问题与风险隐患
根据委托理论，问题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委托人与人目标的不一致性。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微观层面中外双方企业之间的并购，不仅会涉及双方企业及员工的利益，而且还会触及中国与东道国两个国家的民族利益。多重委托关系的存在会使问题在表现形式上更加复杂，同时并购过程中存在的严重信息不对称则会使问题的更为突出，进而会给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造成更多的障碍，使中国企业在海外征战的过程中面临着较多的风险隐患。尽管中国企业在出海并购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较长的委托链条，但对其存在的问题与潜在风险隐患，我们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进行剖析。
（一）并购之前的逆向选择
并购之前的逆向选择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种类型的问题会导致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与国家的宏观战略背道而驰，会给并购以后的整合以及优势无形资源的获取埋下风险隐患，造成事后难以弥补的灾难性后果。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存在的逆向选择问题可以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来阐述。
1.国家宏观层面
从国家的层面来看，我国“走出去”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战略天然地由各级政府部门来承担，而政府中具体执行这项战略任务的则是各级政府官员。国家为了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目标，往往会出台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投资区位、行业类别以及急需提升的无形资源种类等，站在国家宏观全局的战略高度来进行规划。但是在选择具体出海并购的企业时，作为具体负责审核出海并购事项的政府官员，可能会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进行权力寻租，批准本来不具备并购实力或不符合政策扶持条件的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或者将符合条件的中国企业拒之门外；政府官员还可能存在“偷懒”等行政不作为现象，使中国企业错过并购海外目标企业的最佳时机。[9]政府官员的问题还会造成国家外汇资源以及金融资源的配置发生扭曲，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措施失效，进而导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实践与政策导向发生偏离，人为地增加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寻求优势无形资源的风险。
为了快速提升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往往把目光投向专利技术和品牌商标等优势无形资源存量丰富的经济发达国家。然而从东道国的角度来看，微观层面上中国企业通过市场化行为旨在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海外并购，有时会被东道国政府提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上去审视。为了使本国企业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持续保持优势，或出于国家政治利益的考量，东道国有对优势无形资源进行垄断的动机和倾向，其对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并购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面临较大的政治壁垒。比如华为公司在2008年和2010年曾先后发起对美国3Com和3Leaf System两家高科技公司的并购，均被美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以涉及美国的国家安全为由而否决。[10]
2.并购企业微观层面
在并购海外目标企业之前，中国企业一般要对目标企业进行尽职调查，或者委托第三方进行调查评估。在对东道国及目标企业进行考察时，中国企业的管理层可能会出现 “偷懒”现象，对考察不够重视，走马观花甚至敷衍了事，或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而不能慎重地选择对目标企业进行评估的第三方。中国企业的管理层在并购之前进行调查时如果不能做到尽职尽责，不但事前会对潜在的并购目标及其无形资源的状况做出错误的评估，把本来在无形资源方面不具备优势的海外企业作为并购对象，而让中国企业与在无形资源方面与自身匹配的海外企业擦肩而过，而且也不能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以及文化整合风险等进行正确的预测与判断，风险防范预案的制订也就更无从谈起。
以往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在选择对外投资的区位时，有向政治风险高的国家进行投资的冲动[11]，对东道国较高的政治风险不是很敏感。[12]中国企业的管理层之所以愿意承担较高的政治风险，主要原因还是为了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如果通过海外并购顺利地实现了优势无形资源转移的目标，获得较高的收益，那么管理层就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一旦投资失败则可以尽可能地把失败归因于自身无法化解的客观政治风险。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也可能会出于自私自利的动机，或者出于加强对海外目标企业掌控的考虑，在外派人员的选择上不是唯才是举，而是任人唯亲，把本来不具备海外经验与跨国管理能力的“自己人”派往国外，进而使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获取无形资源目标的实现受到严重影响。
（二）并购之后的道德风险
并购交易完成之后，中国企业仅是从产权形式上拥有了对海外目标企业的控制权，控制权的拥有并不等于已经完成了对海外优势无形资源的吸收与消化。从委托的角度来讲，在促进优势无形资源从海外向国内转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在宏观与微观层面上都面临着较大的道德风险。
1.国家宏观层面
一方面，在全球贸易往来中，代表国家与世界各国进行谈判的是政府部门的各级官员，政府官员往往比中国企业的管理层更了解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以及宏观经济政策走向。因此，由政府部门向企业提供东道国宏观层面的信息有利于中国企业克服信息不对称问题。另一方面，由于海外并购往往会涉及两个国家的利益，当中国企业在海外与东道国政府进行交涉时，面对东道国政府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国企业处于不对等的弱劣地位。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本国政府官员以国家人的身份与东道国政府进行谈判，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中国企业的利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获取优势无形资源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仅仅依靠中国企业在微观层面“走出去”是不够的，国家和政府还需要在资金、人才和信息等方面提供持续的保障机制。站在贯彻执行国家宏观战略的角度来看，为本国企业提供海外东道国宏观战略层面的信息，加强与东道国沟通与交流，增进双方政府间的互信，为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搭建良好的平台，创造宽松的环境，理应成为国家和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然而作为国家政府部门人的政府官员可能会出现 “偷懒”等不作为的现象，使中国企业在寻求优势无形资源的海外征战中处于被动的地位，在遭遇政治风险时束手无策甚至无能为力。
2.企业微观层面
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由于中外并购双方在地理距离、文化距离以及制度距离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企业的管理层要想对海外目标企业以及管理层进行有效的监管，在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中国企业对人的监控面临着较高的成本，当监管的成本和由此而带来的收益相比得不偿失时，中国企业对海外子公司及其管理层的监控会弱化，进而导致并购双方信息不对称程度的进一步加剧，使境外目标企业出现内部人控制的倾向，为人获取更大的私人利益提供更大的操作空间，使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的过程中产生更为严重的问题。
被外派到海外目标企业的管理人员也可能存在严重的问题。由于海外的优势无形资源往往内嵌于特定的环境之中，且主要以企业的关键人才等人力资本为载体，因此，要想实现优势无形资源向中国企业的顺利转移，并购之后保留目标企业的核心技术及管理人才至关重要。但是中国企业的外派管理人员一方面可能难以识别哪些人员是核心人才，另一方面即使能够识别核心人才，也可能不会或不愿花费较高的代价去留住人才。然而目标企业的关键人才一旦流失，目标企业对优势无形资源转移能力就会降低，原来的优势无形资源也有可能会随之消失，中国企业寻求优势无形资源的海外并购动机自然也难以实现。
被中国企业并购后，海外目标企业的核心关键人才也会心存担忧，他们担心一旦将自身所拥有的技术诀窍、管理知识等优势无形资源毫无保留地转移给中国企业，那么他们在企业中的重要性就会降低，他们会面临着更大的来自潜在竞争对手的压力，因此，目标企业核心人才存在着保留优势无形资源的主观意愿，这势必影响到目标企业对优势无形资源的转移能力。另外，一些目标企业员工可能会有较强的民族情结，他们会消极对待中国企业获取其优势无形资源的并购行为，有的甚至还会产生抵触的情绪，给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人为地设置一些障碍。如上汽集团并购韩国双龙汽车案例，韩国双龙汽车工会在强烈的民族情结的作用下，先后举行了两次防止韩国汽车制造技术外流的“玉碎罢工”，最终使上汽集团获取韩国先进汽车生产技术的海外并购以失败而告终。[13]
五、治理问题的激励约束机制
鉴于中国企业在海外并购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的实际情况，以及并购前后在宏观与微观层面潜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基于委托理论，本文认为中国政府与企业应该从信息沟通机制的建立、激励机制的完善与约束机制的强化三个方面着手来构建海外并购风险防范与化解的治理机制。[14][15]
（一）畅通信息沟通机制
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加强中外双方的信息交流。在宏观层面国家除了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政策指导以外，还应注重搜集东道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等方面的相关信息，成立专业的信息服务机构，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信息化平台；建立良好的运营工作机制，对无形资源数量较多、质量较高的发达国家持续跟进调查，及时掌握这些国家无形资源优化升级方面的最新进展；建立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数据库，以“大数据”产业的发展为依托加强信息共享工作，降低单个企业搜集信息的成本，对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进行及时的引导，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帮助中国企业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从源头上消除问题。
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可成立专门负责并购的部门或组织，把搜集并购信息的工作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在充分利用政府信息平台的基础上，切实做好海外并购信息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并购之前可根据拟获取的无形资源的种类，对东道国目标企业专利技术等无形资源的状况进行跟踪调查。无形资源尤其是隐默性较高的优势无形资源的跨国转移扩散，离不开并购双方的沟通与交流。因此，交易完成之后，中国企业可建立促进双方加强信息交流的机制和平台，以互利双赢的原则为前提，通过信息的交流使中外双方增进了解，增强互信，构筑默契合作的良好氛围，为优势无形资源的获取奠定的基础。
（二）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
鉴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过程中委托关系的多重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国家与企业两个层面对问题进行治理，从协调人与委托人目标的角度出发，对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面临的风险进行防范与化解。
在国家宏观层面，我国政府应进一步明确各级官员的职责和工作目标，从政策方针的贯彻落实、海外并购的审批到东道国信息的搜集，都要制定可量化的考核指标，加强对政府官员的考核与综合评比，通过考核评比把办事效率高、工作能力强人员选拔到领导干部岗位上来。同时我国可进一步推进公务员薪酬管理办法改革，除了在职务晋升等政治待遇方面对政府官员进行激励外，还可运用经济的手段促进作为政府官员的人与国家的利益相一致。
在并购企业的微观层面，尽管优势无形资源价值创造功能的发挥最终都会在企业的经营绩效上显现出来，但是由于优势无形资源的形成一般需要经过长期的积淀，其价值创造功能的发挥也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因此，中国企业在对高层管理人员进行考核时，就不能仅仅以业绩尤其是短期业绩为依据，而应综合考察这些人在转移与吸收优势无形资源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在激励方式的选择上应以整个企业的长期绩效为导向，把并购后目标企业核心人才的留存率、中国企业获得专利的数量、双方交流机制与平台的构建等作为考核的具体指标，通过问卷调查、专题访谈等方式，在对管理层促进优势无形资源转移的种种努力及效果予以量化的基础上，使考核激励机制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战略目标相匹配。此外，外派人员的外派期限也不能太短，期限太短会使作为人的外派人员产生短期行为，不利于优势无形资源的转移扩散，同时在对外派人员的激励方式设计上，应把回国后职位的妥善安排、职位的晋升与外派期间股票期权等薪酬的设计有机结合起来，使外派人员既能看到未来职业发展的空间，也能切实地感受到自身的努力工作在经济上获得的回报。
（三）切实强化监督约束机制
国家下一步反腐的重点要向国际化经营领域进行延伸，加强与东道国及国际组织的反腐合作，在对权力寻租行为进行重拳出击的同时，要对政府官员的行政不作为问题重点进行整治，强力打造廉洁自律、勤勉尽责的良好社会氛围。在用持续高压反腐的态势打造“不敢腐”政治环境的同时，还应借助于现代通讯与信息技术，改进对政府官员以及企事业单位跟踪监控的方式，降低政府部门对各级人的监督成本，构造与激励机制相容的约束机制，增强政府部门官员履行职责的透明度，压缩权力寻租的空间，使行政不作为及时得到问责与纠正。另外，对政府官员以及中国企业海外并购活动的监督还可以借助媒体的力量，通过加强与东道国媒体的合作，进一步改进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信息披露的质量与及时性，强化对国际问题的监督与治理。
在这个链条上一旦其中的某一个环节出现功能错位，就会使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目标的实现受到影响。因此，在监督约束机制的构建上，首先中国企业应该根据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环境以及文化特点、海外目标企业的规模以及无形资源的状况，通过有针对性地设计公司治理的框架，在委托链条上每个委托人与人之间，建立完善的委托功能传导机制，以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约束机制。比如，在东道国资本市场比较发达与完善且目标企业规模较大的情况下，可以在目标企业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架构。如果东道国的资本市场不发达，且目标企业规模也较小，那么可以通过中国企业的董事会来强化对目标企业的治理。其次，由于优势无形资源的积淀具有长期性，在跨国转移扩散的过程中吸收与消化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各级委托人对人监督与考核要兼顾过程与结果两个方面。所谓过程就是人在促进优势无形资源转移过程中工作努力的程度，而结果则是中国企业通过对优势无形资源的吸收而获取的长期绩效。在监控过程中兼顾过程与结果则有利于对人的行为做出客观的评价。最后，要在科学合理地界定委托人与人职责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委托契约的完善性，加大对逆向选择问题与道德风险的惩处力度，对由人主观原因所形成的风险和由此而造成的损失，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认真落实损失赔偿措施，加大人违约的成本。
六、结束语
为了解决自身优势无形资源存量不多、质量不高的问题，尽快实现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和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在国家“走出去”战略的指引下，一大批中国企业通过并购发达国家先进企业的“出海”方式，开始了海外寻求优势无形资源的步伐。然而在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过程中，存在着多重的委托关系，中国企业在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跨越国界的委托的链条；与国内并购相比，中国企业获取优势无形资源的海外并购还面临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多重的委托关系、较长的委托链条更易引发问题，而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则使出海并购的中国企业面临着较高的成本和更大的风险隐患。
委托人与人所追求目标的不一致性是问题产生的主观原因，而信息不对称则是问题产生的前提与条件。从委托的角度来讲，为了避免各级人背离中国企业获取优势资源的目标，一方面，中国政府与企业应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建立畅通的信息沟通机制，尽可能降低中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降低对人的监控成本，为建立激励与约束相容的机制奠定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应根据无形资源的特点、跨国转移扩散的规律和发挥作用机制，在构建各级人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时，还应把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有机地结合起来，进一步优化海外目标企业的治理模式，在跨国委托链条上构建有效的功能传导机制，充分发挥激励机制的作用，有效地降低成本，切实防范与化解并购中存在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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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国际上出口信用保险呈现出三走新趋势：经营机构的私有化、政府角色的再定住以度出口信用保险服务的国际化。针对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站台当前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国际潮流，探讨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性盾定位、承保机构、承保方式、政府作用等问题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出口信用保险自问世100多年来，在国际贸易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出1：3信用保险传统上属于政策性保险．完全是政府或政府授权的机构进行办理，但是近年来，国际上出：13信用保险出现了许多较大的变化，尤其是私营保险商的出现。面对国际出口信用保险的新潮流．我国的出口信用应如何发展，是否借鉴国外发展模式值得思考与研究。
一、传统出口信用保险
出口信用保险是指一国政府为推动本国商品出口，针对本国出口商在收汇方面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与商业风险)所提供的保险服务．它是促进本国商品出口的主要政策之一。出口信用保险具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出口信用保险多由政府主办，二是出口信用保险具有双边性。出口信用保险所覆盖的风险大、承保的收益小，涉及的地域广、发挥的作用大，正是基于其高风险、高保障、低收益的性质，国家才积极地参与并支持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政府充当出口信用保险的保险人，由国家财政提供保险准备盘直接创办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制定颁布相关法律法规井提供各项优惠政策对出口信用保险进行支持出口信用保险的第二个特点是业务的双边性，即业务其涉及进口国与出口国两国．不{步及第三个国家。出口信用保险由本国政府向本国的出口高提供，不向非本国的出口商提供出口信用保险服务。
对出口商而言，出口信用保险为收j[提供了保障。在国际结算中，对于采用非信用证结算的出口商来说，赊销及跟单托收等方式往往伴随着较高的收汇风险。国际贸易的复杂性使出口商对进口国与进口商的风险认识不够全面与及时，对国际贸易中的欺诈行为更是肪不胜防。出口信用保险将出口商所面临的风险转结了政府，对国家信用取代了商业信用。对进口商而言，在投有出口信用保险的情况下，以商业作用为保证的结算方式是不容易为出口商所接受的。一国政府在给出口商以出口信用保证时，就相当于为进口商进行了信用担保。进口方的信誉越高，就越容易获得出口国对它的信用担保，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良性循环与不断发展。对银行而言，出口信用保险往往是银行进口信贷业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国银行在向出口商提供出口信贷时，由于涉及贷款金额大、期限长、利率低，一般会要求出口办理出口信用保险，以保证资金的安全。
二、出口信用保险的新发展
(一)出口信用保险的经营机构私有化
仅仅在十几年前，政府还是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者，而现在，约有25％的短期业务是由私营保险商在经营出口信用保险短期业务的私有化特征越来越明显。仅1996年，私营保险商的保费收入就超过4亿美元，保险金额超过400亿美元。估计再过l0年左右，这些短期业务太部分将由私营保险商掌握。在经营机构私有化的浪潮中．私营保险商提供了更多的新产品，受到了出口商的欢迎不但如此，出口商还能更容易得到贸易融资与更多的风险保障，如装船前风险、出口前融资风险、易货贸易风险等特殊风险。对于不适用于伯尔尼协议指导条例的交易，私营保险商也能提供保险服务。出口商是经营机构私有化直接的受益者经营机构私有化不仅受到了出口商的欢迎．也受到了长期以来承办出口信用保险的政府的欢迎。
(二)政府角色的再定位
以往，政府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偏重于对出口商提供保险来推动车国贸易发展和积累外汇．却忽视了对出口信用保险中的风险进行管理与分散，致使政府建立或授权建立的许多出口信用保险机构连年发生亏损。在这种压力之下，政府对自己在出口信用保险中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实施了一系列提高效率的方案和措施。例如把发展贸易的角色与融资角色相分离、增强内部信息网络系统以加强对海外客户的了解、提高风险资产管理能力等等。政府角色的再定位还表现在政府与私营保险商的关系变化上。在私营保险商出现初期，政府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与私营保险商的关系变化上。在私营保险商出现初期，政府出口信用保险机构与其的关系是一种纯竞争的关系随着私营保险商的发展，政府逐步认识到他们存在的台理性与必要性，开始尽力避免竞争、进行台作：一般而言政治风险与中长期风险仍然由政府机构承担，短期商业风险则由政府授权给私营保险承担。在涉及到多个国家的出口而需要相互融资时，政府与私营保险商也常常成为台作者。政府与私营保险商之间的台作范围越来越广，已经发展到了由组织良好的机构来为其进行统一安排的格局。
(三)出口信用保险服务国际化
在贸易全球化与金融全球化趋势下，出口信用保险服务也正实现着国际化。欧盟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在8o年代以前几乎完全限制在车国市场，在认识到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性后，欧盟委员会单独颁布了一条指令，井把它作为1992年单一市场改革的一部分。该指令允许成员国内注册的信用保险商在欧盟范围内经营业务。现在，欧盟信用保险市场已经成为运作良好的区域保险市场，并且还能够在其他许多国家，如美国经营保险业务。
三、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现状
1．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人。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是在80年代束发展起来的。1989年，国家责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试办出口信用保险业务。1994年，中国进出口银行也有了办理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的权力。目前，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进出口银行两家机构共同办理。
2．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业务。出口信用保险业务可分为短期出口信用保险和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1992年以前，我国出廿信用保险只开办了以保证出口企业收亍[安全性的短期业务，1992年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开始办理中长期出口信用保险业务现在已初步形成了包括短期出口信综台险、出口买方信贷保险、出口卖方信用保险、国外来料加工保险、海外工程承包保险和保函类、海外投资保险在内的出口信用保险体系。
3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方式。我国规定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方式必须符台三大原则。其一，统保原则。即要求出口商必须将非信用下结算的全部出口业务统一投保。出口企业在一定时期或一定区域市场上的所有业务都要一次性办理出口信用保险；其二，买方信用限额原则保险人对出口商所承担的保险是有限额的，买方信用限额是保险人承担的最大保险责任；其三，部分赔偿原则对商业信用风险和政治风险的赔付多为80％一90％，属部分赔偿。
(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现存问题
l承保机构重叠。目前同时在两家机构经营出口信用保险，机构重叠、权责不明’资源浪费，这是不台理的。由非政策性的保险公司承保致策性保险业务不符台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随着我国经济俸制改革的深化，人保转向“国有独资商业保险公司”的角色定位，再由人保继续代表政府办理出口信用保险既不利于人保商业性保险业务的开展．也不利于出口信用保险这一政策性保险业务的发展。
2．参保比率低。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仍然处于较坻的水平，与外贸的大幅增长不相符合。在我国全部出口额中大概只有11％左右的出口贸易投保了出口信用保险，我国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企业仅占全国出口企业的3％左右．有的企业甚至不知道出口信用保险的存在。
3实际费率过高。现行出廿作用保险实行差别费率。根据各国风险状况、资信等级与进口企业的情况分类确定保险费用，大致分为4类。其中，一类费率为0．69％左右，四类费率为383％左右。实行差别费率，符台国际惯例，但我们的差别费率的名义值是合理的、实际值却偏高。这是由于根据出口信用保险的部分赔偿原则，企业要自担10％一20％的风险，出口利润本来就利微，费率偏高导致企业无法承担．不符舍政策性保险的初衷4统保方式收效差。作为政策性保险，实行统保原则主要不是为满足企业最低利润率的需要，而是作为促使企业提高警惕、防范风险的手段之一。当这一原则从根本上影响到外贸企业的出口积极性，这一原则就有待改进。如何通过出口信用保险促进外贸企业的出口．同时注重提高风险控制是有待解决的一问题。
四、对发展我国出口信用保险若干问题的思考
(一)出口信用保险性质
出口信用保险是继续以政策性保险的方式运作，还是考虑到国际上出口信用保险发展的新趋势，走私有化发展的道路．抑或是把二者相结合?在保险市场上．我国的保脸公司数目不多，起步晚，还不具备办理象出口信用保险这样风险大、要求高的保险险种。国外的私营保险商往往拥有强大的开发能力，能够在出口信用保险方面开发新险种、不断创新．这一点我们的保险公司就很难做到。即使这样，国外的私营保险商在保险市场上，尤其是出口信用保险方面还没有壮大到足够取代政府角色的地步，确切地说，它是通过补充政府信用保险业务而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当前需促进国际贸易、加大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的背景下，出口信用保险需要政府的扶持，这一点不容怀疑。
(二)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机构
为理顺我国出口信用保险的发展，有学者建议成立中国进出口保险公司，把出口信用保险交由该政策性保险公司完成。对此，笔者认为中国进出口银行作为专门的政策性外贸银行，在发展出口信用保险业务上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将出口信用保险从中脱离弊大于利。建议由中国进出口银行全权负责我国的进出口保险业务，出信用保险中的短期业务可借鉴国外的作法，委托给人保公司，这样既明确了二者的权限与责任，又能充分利用人保与中国进出口银行各自的优执，在机构设置上避免了大调整。国际经验也证明了这种方式是可行且有效的。
(三)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方式
考虑到出口信用保险的特殊性，我们应努力督促企业投保．减少风险与损失，但这不是说就只能采用统保方式，因为实践已经表明．这种求全的方法并不能起到多大的作用。如果实行企业自主选择投保，出口信用保险的承保金额就会大大地上升。当然风险也会急剧上升．因为企业可以选择投保，那么他所投保的业务必然会是企业自认为风险较大的业务。这就对保险公司的业务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关键词] 中国企业 海外并购 政治因素
一、政治因素增加了跨国并购的风险
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纳入全球生产体系，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在获得资源、开拓市场、获取技术、品牌建设等动机的驱使下，诸多中国企业通过跨国并购来实现自己的国际化战略，并购的频次、金额、范围等不断扩大，日益成为跨国并购中活跃的主角。对于迈出跨国并购步伐的中国企业而言，中国企业不但面临着市场意识、管理规范上的欠缺以及管理背景的不完善，更面临着东道国政治因素的挑战。
跨国并购中的政治因素主要指东道国政府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以及政治与经济安全方面的考虑，会运用政府的力量来干预国外企业对本国企业的并购，并设置各种政治。这些“非经济因素”隐藏着巨大的风险，往往左右着跨国并购的成败。
二、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非经济因素分析
1.意识形态偏见
长期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将和平崛起的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日益壮大的中国并购力量让许多国家感到意外、震惊、甚至恐慌。被收购企业所在国担心先进技术被中国企业掌握，或担心中国企业控制资源。以美国为例，美国人在文化心理上对中国企业存在着很深的偏见：美国人心理上仍然是“欧洲中心”(Europe Centric)，这个特定的民族文化内涵导致美国人对非欧洲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抱有特别复杂的心情，美国人可以在心理上接受英国、荷兰、甚至德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收购，但对亚洲企业收购美国企业则十分警惕，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反感”。上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在美国的不成功并购经历就是一个佐证。
2.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由于意识形态或“地缘”上的偏见，使得美国人在文化冲突以外，又产生了一种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例如，中海油竞购优尼科的案例将并购的扑朔迷离表现得淋漓尽致。2005年6月，中海油竞购优尼科让美国政界一片哗然，美国国会议员以“能源威胁”、“国家安全”、“掌握核心深海技术”等种种借口，要求美国财政部外国企业在美投资审查委员会(CFIUS），严格审查这笔收购案中中国政府扮演的角色。美国政界高层同样以“能源安全”和“经济安全”，对中海油收购制造障碍。实际上，美国有关方面指出中海油收购优尼科会威胁美国的能源安全，完全是无稽之谈，因为优尼科在美国本土的产量不到美国消费量的1%，公司国际上的产量都不供应美国市场，其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潜在竞争对手，把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行为视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种挑战。此外，联想收购IBM PC业务时，美国国土安全部、国务院、国防部、商务部、司法部等十多个部门参加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对并购案展开了广泛的安全审查，安全审查为期长达45天之久。此次安全审查带来的麻烦完全在联想预料之外，威胁到了联想整个并购计划的成功。还有，海尔收购美国家电巨头美泰克公司及中国企业在德国、俄罗斯等国的商业收购计划，甚至连民营的华为在印度的“扩张计划”也因为印度政府怀疑其有“军方背景”而被暂时搁置。
2.对国有企业的专注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虽然也存在国有投资或控股的企业，但是不仅数量很少，并且在国家经济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也很小，私营企业则是这些国家企业的主要模式。由于制度转型尚未完成，我国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相对滞后，跨国并购以国有企业为主。因此，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眼里，中国国有企业的行为就等同于中国政府的行为，因而会过分专注于SOE（State Owned Enterprise，国有企业），进而将中国经济中的几乎所有问题都归因于SOE自身的缺陷上，诸如“缺乏监管”、“缺乏激励机制”等。再加上媒体宣传的推波助澜，往往会造成较大的舆论压力，如果应对不当，也可能会给并购带来不少的困难。
三、妥善处理政治因素的影响
1.尽职调查
首先，并购前应该对可能受到的政治和社会干扰因素做出系统评估，或者委托大型国际咨询公司进行尽职调研，进行相关的可行性研究，尽量避免参与政治阻力大、法律障碍多的并购项目。其次，明确并购项目能够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利益，这是与东道国政府沟通、谈判的最有力的筹码，进而获得东道国政府的支持，从而使企业从事并购行为的政治风险大大降低。
2.沟通游说
采取多种渠道对东道国政府、公众和媒体进行适度的宣传和游说，让他们充分了解中国企业的并购动机、背景，尽量的消除误解和偏见，会对并购活动产生积极的作用。例如，联想在实施并购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政治方面的阻挠。但是联想采取了积极应对的方式，主动联合IBM公司，与目标企业所在国的政府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在可接受范围内，给予对方让步，促进了并购的成功。
3.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企业在进行跨国并购投资时，应当注意当地的产业政策，了解当地法律法规，全面了解东道国对企业并购的限制性规定，注意遵守东道国的证券法和反垄断法等，避免违法行为导致的跨国并购投资失误，提高并购成功率。
参考文献:
[1]帕达克(Phatak,A.V.) 巴贾特(Bhagat,R.S.):国际管理[M]．石永恒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84
[2]中国社科院全球并购研究中心．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三重门”[N]．21世纪经济报道，2005，08，21
[3]单 宝:中国企业跨国并购的主要障碍及其对策[J]．未来与发展，2006（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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