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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消费扶贫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研究方法
当前，对生态移民的文章主要集中在期刊论文、硕博士学位论文以及少量的书籍中。本文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对中国知网CNKI期刊数据库中的论文进行搜索，检索当前相关的学术论文。截至2012年10月，发现在期刊数据库中，以“生态移民”为关键词输入题名共有440篇相关文章，其中核心以上期刊共有145篇。在具体研究过程中，考虑到文章的代表性与权威性，又以这145篇论文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对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类，分为生态移民理论问题、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及社会文化问题三个方面。初步来看，理论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定义、分类、基本原则等问题；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类问题主要包括生态移民的扶贫、经济补偿、后续发展、安置政策、安置模式等问题；社会文化类问题主要包括社会整合、融合问题，思想文化变迁等问题。基于上述的分类方法，笔者对145篇论文进行了初步统计，来具体分析当前的研究内容。在统计过程中，由于部分论文与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做删除处理。通过表1，可以发现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与社会文化问题的论文数量较多，两者之和超过95%。其中，有关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研究论文数量在当前来说是最多的。从研究论文的总体数量上来看也有一个趋势走向，在1993-2002这十年间，相关的论文数量并不多，只有8篇。但自从2004年以后，相关论文数量开始逐渐增多，一直保持在两位数，可以说生态移民问题研究开始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此，需要说明一下，在2004年7月30-31日，“生态移民：实践与经验”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此次会议就生态移民的实践和理论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虽然学术界还存在许多不同意见，但是就建立事先评估机制及生态效益长远评价体系必要性等方面则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并对相关学术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热烈的讨论。正是这次会议的召开，增进了我国学术界对生态移民问题的关注。
二、基本概念等理论问题
当前，学术界对于生态移民的研究在理论层面主要集中于定义、分类、必要性等问题研究。但对生态移民的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之后，发现上述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论，需要进一步进行分析。
（一）生态移民的定义学术界对生态移民的定义说法存在很大差异。1.关注经济利益层面：葛根高娃、乌云巴图认为，生态移民是指由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人们的短期或长期生存利益受到损害，从而迫使人们更换生活地点，调整生活方式的一种经济行为。[1]2.关注政府行政层面：刘学敏认为，生态移民就是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经济出发，把原来位于环境脆弱地区高度分散的人口，通过移民的方式集中起来，形成新的村镇，在生态脆弱地区达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2]3.关注生态环境保护层面：包智明认为，生态移民是因为生态环境恶化或为了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所发生的迁移活动，以及由此活动而产生的迁移人口。[3]4.关注的多目标性：方兵和彭志光认为，生态移民从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出发,既考虑移民能致富奔小康，又不能破坏迁入地近期和长远生态环境，同时保护迁入地原居民利益不受损害，是多目标移民。[4]的确，当前对生态移民的定义从不同的关注角度予以了各自的解读，但是，笔者认为就生态移民所应该关注的对象与性质来看，生态移民是“生态”+“移民”概念的结合，移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生态的变化或影响，其应具有的性质是生态性质的，移民应是以生态保护为前提条件的。所以，笔者认为生态移民首要关注的问题就是生态环境保护，其定义也需要从生态环境保护为起点，作为生态移民的主要内容构成。在此，笔者同意包智明给出的定义，生态移民是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者为了改善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人口迁移活动。
（二）生态移民的分类生态移民的分类方法很多，有关注移民的原因、移民的方式、自愿的程度、迁徙的规模、移民的社会融合情况等多种类型。1.从生态移民的迁徙原因来看：①生态环境破坏型，即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或崩溃，人类在其中难以继续生存下去，并且在短时间内生态环境也难以恢复，人类需要从当时当地的生态环境中迁徙出来。②生态环境改善型，在一定的区域内，由于人类的生产生活等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与破坏，生态环境在逐渐地退化或难以正常维持下去，需要通过迁徙当地的人口来减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能够逐渐好转。2.从生态移民的方式来看：①自发性的生态移民，指人类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或短时间内的崩溃，难以继续在当地生存下去，为了自身的利益与生存的需求，自发地从生态环境恶化区域迁徙出来，在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定居下来。②政府主导型，指生态移民主要是在政府的主导之下进行的，政府通过具体的政策与措施，进行有规划、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出于保护人类的基本生存需要或者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等。当前，生态移民还是主要以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移民为主，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生态移民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也促进当地生态移民的生活条件的改善，但由此而生的各类问题也不断增加。3.从自愿的程度来看：①自愿性生态移民，在生态移民过程中具有自愿选择的权利，能够自己决定迁徙或者不迁徙，一般来说，自愿性的生态移民主要还是在一些环境恶化程度不太严重或不是出于特定对象的保护的条件下进行。②非自愿性生态移民，出于保护特定的生态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功能区，在政府行政权力等条件的要求下，区域内的人口需要在一段时间内迁徙出去，移民往往没有自己是否迁徙的决定权，需要遵从相关的规范要求从该区域内迁徙出去。4.从生态移民后的社会融入与文化适应角度来看：①文化融合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文化背景与原先的相同或者一致，能够完全融合进去，不存在日常生产生活方面的障碍。这种形式主要体现在短距离的生态移民，或者某些特定的少数民族等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或宗教文化特征的群体中。②文化适应型模式，即生态移民在迁入地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文化方面与原先的存在差异但不排斥，生态移民需要在新的地域内通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来予以调整，最后能够较好地融入到当地的生产生活中去。③文化排斥型模式，即生态移民作为一个外来的迁入者，往往难以适应当地的生活习惯，所信奉的宗教文化与价值观念具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相互之间的文化排斥或文化对立，容易造成群体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种移民模式所造成的损失与代价是十分巨大的。除了以上的几种分类以外，有的学者根据迁移后的主导产业，把生态移民分为牧转农业型、舍饲养畜型、非农牧业型和产业无变化型等。[3]有的根据迁移距离，分为就地迁移（或近距离迁移）与异地迁移（或远距离迁移）。[5]关注不同的方面，提出不同移民类型。这也提醒我们，在研究的过程中，需要从自身研究的关注角度来对生态移民进行分类，才能够建立一个分析的基础与平台，有助于形成一个研究框架与结构，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三）生态移民的必要性1.从扶贫与后续经济发展角度。生态移民能够帮助贫困地区的居民摆脱贫困，并在后续的产业发展与经济水平提高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如阿布力孜•玉素甫指出新疆大多数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的地区，人们在继续生存问题上遇到了危机，扶贫工作往往事倍功半，甚至几倍地投人也难以实现稳定脱贫。要改变目前这种落后的状况，较好的办法只有通过生态移民，把贫困人口从不适宜居住的地区转移到生产、生活条件较好的地区妥善安置，使其在新的环境中真正实现安居乐业，以及快速地解决温饱问题，提高生活水平。[6]正是通过生态移民的方式，能够帮助当地居民摆脱贫困，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能够在短期内脱贫致富。也有从后期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待生态移民的必要性：一方面，通过生态移民，可以帮助生态环境的恢复或保护，能够在当地形成较好的旅游观光资源，促进旅游产业的不断发展。另一方面，从生态移民本身来说，迁入到资源条件与技术水平较高的地区，可以利用当地的资源，结合相应的政策条件，可以帮助生态移民从事相应的农业、畜牧业等其他后续产业，克服经济上的障碍，增加自身的经济收入，形成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2.从保护生态环境角度。主张生态移民是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能够避免生态环境遭到人类进一步的破坏，能够保持生态系统的自身稳定性与完整性。卿向阳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7]闫喜凤指出，大小兴安岭生态功能保护区生态移民能有效保护生态功能区的森林资源，为我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赢得更大的生态空间。[8]生态移民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正是从这个基本的要求出发，通过移民的方式来保护生态与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保护生态环境是以生态环境作为中心，从生态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可以看作是“非人类中心主义”，区别于上文的扶贫与经济发展的角度。3.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生态移民不仅有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也能够促进人类健康地发展，以实现人与生态的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人类自身的角度出发，体现了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朱儒顺，史俊宏从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分析，认为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人类能够与生态环境友好相处。对草原牧区生态移民可持续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进一步发展的思路：选择人口、资源与环境相协调发展的区域为移民点，移民过程中需要防止“政府悖论”，走开发型生态移民道路，政府相关部门参与牧民转移,鼓励企业参与牧民转移，设立生态环境税和生态移民转移支付制度等。[9]李耀松等通过考察宁夏生态移民，指出宁夏生态移民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拓宽了农民致富的空间，恢复和保护了迁出地的生态环境，促进了民族团结。但依然需要完善宁夏移民法规政策体系、强化移民技能教育培训、把产业开发作为宁夏移民可持续发展的重中之重无疑成为宁夏生态移民可持续发展的着力点。[10]
三、安置模式与政策问题
生态移民的安置模式与政策的问题的研究，主要是涉及扶贫、反贫困，移民的补偿标准，移民后的产业发展问题，社会保障机制等问题。本文主要关注前三个问题。
（一）扶贫、反贫困问题当前，对于生态移民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的相关研究比较多，主要的论述集中于生态移民的扶贫效果上，有的生态移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有的移民在迁徙之后却没有改善自身的贫困状况甚至贫困问题进一步恶化。田朝晖等在论述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时，指出生态移民与反贫困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从制度设计上说，生态移民向来被视为反贫困的重要举措，它可以通过改变贫困人口的生存空间，突破制约生存发展的环境约束，从而达到改变贫困人口生存状态的目的，所以生态移民对于摆脱因环境压力造成的基础性贫困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三江源生态移民的贫困状况并没有改变，因为三江源生态移民在移民之前就存在原生性的贫困。三江源生态移民在迁移前尚且可以从事畜牧业生产获得一定的收入，但是，他们在迁移之后，连通过放牧获得经济收入的机会都缺失了。所以，需要通过增加相应的生态移民救助机制来帮助移民克服贫困问题。[11]王永平等在考察了贵州的生态移民之后，指出实施扶贫生态移民工程，既是推动新时期贵州扶贫攻坚行之有效的途径，又是保护和恢复脆弱生态环境的重大战略举措。总结过去易地扶贫搬迁的成功经验，在深入调研、摸清底数的基础上，2011年贵州省委、省政府提出把实施150万扶贫生态移民工程作为从根本上解决居住在生态环境脆弱、生态区位重要和自然条件恶劣地区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贫困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12]当然，对于扶贫与反贫困问题，仍然还有许多需要不断完善的方面，例如在我国西部地区，生态移民的资金还很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扶贫力度。西部地区的国债资金数量有限，不能完全满足各地全面实施的移民搬迁。需要不断争取多渠道来筹措资金，能够形成全社会扶贫开发的整体合力。[13]但不容否认，生态移民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部分原先生活在生态环境恶劣条件下的居民摆脱了贫困，在国家与政府相关的政策扶持下，找到了新的谋生方式，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在移民之后，也暴露了许多新的问题，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予以关注，能够从实际出发，考虑到移民的生产、生活情况，帮助移民克服各种困难，逐渐消除移民的贫困问题。
（二）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对于生态移民的经济补偿问题，在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表现，所出现的问题也是各种各样的。归纳起来，主要有补偿资金的数量不足，补偿的标准的确定随意性较大，移民实际享受到的补偿不到位等问题。具体来看，首先，当前我国很多的生态补偿与扶贫项目结合在一起，对补偿资金数量不足往往也容易造成生态移民的贫困问题。这可以与上文的扶贫与反贫困问题联系起来。对于资金不足可以分为几种情况，有的是政府的前期投入不足，难以满足移民最基本的生活成本。有的是由于生态移民的生存区域发生变化，对于其原居住地的生活成本难以满足其迁入地的成本要求等。其次，当前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确定的随意性较大。李媛媛在考察内蒙古牧区生态移民过程中发现，相关部门不考虑移出地区和移入地区的实际情况，所制定的生态移民补偿标准缺乏充分的科学论证，相关的“移民补助金”标准缺乏依据。对于这种关系到移民能否“搬得出、稳得住”的问题，政策制定的随意性较大，不乏领导的拍脑门决定，致使生态移民行政补偿标准不足以弥补牧民的损失，能致富成为一句空话。[14]再次，当前很多生态移民所能享受的补偿并不到位。相关的经济补偿的信息公开制度还不健全，生态移民不了解相关的补偿政策文件，对补偿数额也一无所知。同时，移民补偿资金在下拨过程中经常被层层截留，相关利益部门都利用自己的权力来获取自身利益，导致生态移民补偿资金难以全部到达移民手中。所以，提高生态移民的补偿标准，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确保补偿金准确、及时到位，促进补偿金信息及时公开是当务之急。
（三）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不同的区域，不同的发展模式，所形成的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问题也具有较大的差异。如马玉成对三江源生态移民的后续产业发展的研究，指出实施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安置区社会发育程度低，发展后续产业的空间和条件差；牧民传统观念和生产生活习惯，限制了生态移民后续产业的发展；资源环境条件，限制了舍饲——半舍饲畜牧业的发展；畜牧业发展水平和产业化经营水平低。[15]李聚才等分析当前宁夏生态移民区肉牛业的发展存在的问题：养殖户融资、贷款困难；环保意识淡，饲养环境差；产业链不健全，屠宰加工环节薄弱；农户饲养水平低，养殖效益不高。[16]赵宗利等对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考察，分析当前三江源地区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面临着以下困境：安置区自然生态系统脆弱，移民后续产业发展空间不足；安置区经济基础薄弱，产业化进程缓慢，移民就地转产乏力；教育滞后，商品经济意识淡薄，移民劳动力就地、异地转移狭窄；草原生态，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制约移民产业拓展。[17]张丽君、王菲分析了西部牧区生态移民后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迁入地的选择缺乏系统、缜密的实证研究，导致新的生态破坏；移民资金不足，移民的安置和生产生活所需的基础设施建设受限；后续产业发展滞后，对牧民生产方式转变后的适应性学习培训滞后。[18]但是，总的来说，生态移民后续产业发展需要遵从以下几条原则：1.产业发展应适合当地生态环境与社会环境；2.产业的推广应做好前期宣传、教育与培训工作；3.产业发展应具备一定的技术条件与保障机制；4.产业发展应具有市场空间与利润空间；5.产业发展需要与移民的民族、经济、文化等特点相符。
四、社会文化问题
生态移民迁入到一个新的环境，脱离了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但并没能很快地放弃传统生存模式和观念而融入新的环境中。因而，容易成为游离于两者之间的新的社会群体。当前，生态移民所面临的社会文化问题主要包括三个。
（一）生产环境和生产方式的适应问题张娟对三江源地区的藏族的生态移民进行考察之后，发现三江源地区的高寒、高山草场决定了生存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只能从事单一的，以游牧为主导的草原畜牧业经济，广袤的草原是其从事生产经营的基本环境。而搬迁后，牧民离开了草原，放弃了游牧，进入了城镇，实现了定居，并探索性的进行创业、立业，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由于缺乏积极性和相应的生产技术，生态移民面对新的生产方式和环境，需要再社会化。[19]包智明、孟琳琳对内蒙古正蓝旗敖力克嘎查的生态移民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之后，牧民从天然的放牧方式转换到了以奶牛的圈养方式，开始进行人工喂养。这种生产方式对奶牛的饲养技术要求比较高，对毫无经验的牧民来说，开始存在很多的不适应性。[20]生态移民过程中，由于在地理空间上发生了转移，移民所依赖的生产环境与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就以农业生产技术为例，原是牧民身份的移民在迁入农耕区之后就难以从事种植业，缺乏耕地种植的技术，难以确保稳定的经济收入来源。同样，从农耕区迁徙到草原地区的居民，在短时间内也难以掌握游牧的谋生方式。所以，对于生态移民尤其是跨区域的移民，需要在移民前对相应的居民进行生产技术的培训与教育，能够确保其掌握最基本的生产技术，以便能够支持自身基本生存要求。
（二）生活方式的适应问题生活方式是一个民族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是一个特定群体关于衣、食、住、行等的综合性反映。扎陵湖乡生态移民一年四季在黄河源头的草山里过着游牧生活，他们虽然对城市和城市生活有着种种“想法”和“猜测”，但对城镇定居生活却没有“实质性兴趣”。例如，搬迁前，牧民衣有毛皮，食有牛羊肉，住有毡房帐篷，行有牦牛、马，这些基本上都可以通过家庭畜牧业经济而实现自给自足。搬迁后，他们变卖了牲畜，失去了畜牧业经济的载体，衣、食、住、行的需求只能从市场的交换中满足。调查中，牧民R说“：现在我们根本不敢吃肉，肉贵的很，也喝不上牛奶了，出去干啥都要花钱，要是像以前一样，天天吃肉，喝牛奶，政府给的钱根本不够花啊。”由自给自足变为市场交换，牧民稳定的生活出现了很大的变数。生活习惯和方式的差异成为影响牧民适应性差的主要因素。[19]通过田晓娟对同心县生态移民的生活的调查研究之后，发现移民在生活支出、饮食结构、衣着消费、居住形式、交通通信等几个方面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期之后，相应的满意度还是比较高的，能够很好地适应移民区的生活方式。在新的生存环境中，民族传统文化面临着与异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民族或区域传统文化的保留、继承和发扬，需要在生态移民社区管理、房屋规划过程中，融入民族文化特色；同时，允许一些不愿意和不适合搬迁的人留在原居住地从事生产，为民族传统文化提供生存和发展空间。[22]所以说，对于生活方式的适应存在着地区间的差异，生态移民在进行迁移之后，在短时间内往往会存在着生活方式的不适应，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有的移民可以适应相应的环境，但有的可能还难以适应下去，给自身的生活上造成了极大地影响。遇到此类情况，需要利用相应的政策机制与条件，来帮助移民在生活方式上融入当地环境中，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三）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思想文化的适应问题，可以分为思想观念上变化与文化变迁等问题来予以分别论述。生态移民过程首先是一个思想观念变迁的过程，移民原有的思想观念由于地域环境等特征往往具有其地方性的特色，而在新的环境之下会存在着不适应的状况。张娟在调查中发现，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移民适应性也有着很强烈的影响，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传统财富观念影响移民资本积累，牧民以牛羊数量为财富的标志，并不像农耕民族一样有银行存款，缺乏资本积累意识；二是从业就业观念存在偏见。调查中许多牧民认为像清洁工、街道下水管道修理等社会服务性工作是“很丢人的事情”而不去做。这两个方面的直接负面影响是：使移民后续生产发展缺乏资金支撑，后续转产就业的选择渠道变窄，这种状况影响着移民对城镇生活的适应。[19]而文化变迁则是一个更复杂、更长久的过程。目前，三江源生态移民的文化变迁中道德和价值观的变迁基本上显现不出来。但是，由于他们现在直接面对着具有现代文化意义的城镇文化，一些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滋生和蔓延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不断地冲击和影响着他们的思想意识和思维方式，他们固守的传统道德观、价值观与迁入地的道德价值观之间难免发生碰撞、摩擦、冲突，如果对其不加以正确引导，就有可能出现道德失范、价值失缺的形象，进而影响一方的社会稳定和发展。[23]
五、结论与讨论
[论文内容提要]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不仅包括传统的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以及次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合作扶贫赖以存在的基础是各合作方的利益互补｡要使合作扶贫能够良性地推进,除了有一定的信息协调基础外,还必须构建相关的组织,并提供一定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国家社科基金(07CZZ002),湖南省软科学基金(2007ZK2011),湖南省社科基金(06YB56)的阶段性成果｡
纵观中国几十年的扶贫历程,大规模的政府参与是中国消除贫困的突出特点和优势之所在｡依靠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和大量的资金注入,中国贫困人口数量迅速下降｡但是,这种“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全面发展”的扶贫道路受到了中国自上而下的层级权威的限制,从而形成了一种以行政区划分割为扶贫责任分担的范式,没能有效地整合现有扶贫资源,也越来越不能适应我国当前的扶贫实践,不能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笔者把这种扶贫治理模式称为“内向型扶贫”或“闭合性扶贫”｡而突破“闭合性扶贫”的良方,应首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
一､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概念厘定
在我国,合作扶贫的涵义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国际援助机构与地方政府的合作扶贫｡这些国际机构包括多边组织､双边组织和民间组织三种类型｡国际援助机构的扶贫行动往往受到他们自身的理念与目标､中国政府的扶贫战略以及中国贫困人口的实际需求等几个方面的影响｡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中国扶贫资金的不足､促进扶贫模式的创新､推广和促进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等三个方面｡第二个层面是东西协作扶贫｡东西协作扶贫是“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实施期间提出的一项措施,其目的是动员东部发达省市的力量对口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和贫困人口的脱贫｡具体的帮扶方式有:无偿捐赠资金用于教育､卫生和其他基础设施建设;捐赠生产和生活物资,用于支持农户的农业生产和救济农民的日常生活;经济技术协作,例如利用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管理､市场和贫困地区的资源及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合作生产和经营;人员的双向交流,发达省市派技术人员和青年志愿者到贫困省区提供服务,贫困省区派行政和技术干部到发达省市接受培训和挂职锻炼,输送劳动力到发达地区就业｡第三个层面是指党政机关定点扶贫｡定点扶贫是指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利用自己的资源,定点扶持部分国定贫困县｡其目的是动员政府部门､国家的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参与扶贫工作,以补充中央的扶贫投入并利用各业务部门的专业力量进行扶贫｡其最大特点是扶贫内容和方式与各部门的业务工作密切联系｡
从这三个层面的涵义可知,只有第二个层面的涵义涉及到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而本文所谓的地方政府合作扶贫主要侧重于此,但又不仅仅停留于此｡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核心在于扶贫,也就是说,各方合作的目的在于缓解贫困｡因此,作为合作主体的地方政府来讲,其范围就很宽泛,不仅是东西两极的富裕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还包括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就区域位置来讲,还包括邻近区域与非邻近区域之间的合作;就区划层次上来讲,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涉及到地方政府各个层次的各种排列组合｡因此,所谓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则可定义为:我国各个层次的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扶贫目的而结合在一起的活动｡
相对于当前合作扶贫的三层涵义,地方政府合作扶贫有几个突出的特点:其一是市场推动｡地方政府之间因为某种目的而借助于市场的力量自愿结合,而非中央政府的强制性推动｡其二是竞争性合作｡在我国,各个地方政府都在统一的行政制度约束下按照中央政府的要求和地方的实际情况寻求发展,因而竞争是必然的,它涉及到各种各样的资源竞争｡但是,在各自的理性驱动之下,地方政府也会因为某种利益的需要而采用合作竞争的方式,即所谓的“竞合”,以寻求多赢｡其三是融扶贫于区域发展目标当中｡区域化是当今世界成为地球村的重要表现形式,以区域的形式来推动地区的发展是各个地方政府的策略选择｡在某些有地理､经济､历史联系的不同区划,要发展必须以整体区域的形式参与更大范围的竞争,从而争取到更多的资源,更好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因此,区域发展成为地方政府努力的重点｡即使是贫困地区,也可能会整合资源,以整体的方式来吸引外来资金和政策资源｡随着区域的不断发展,贫困也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
二､利益互补: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现实基础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形式也可划分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和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间的合作扶贫｡我国东西协作扶贫即为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典型,也是能够被人所接受的一种情况｡但次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与贫困地区地方政府,特别是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的合作扶贫则不那么被人理解,有一种说法是:都是不发达地区,都一样落后,没有什么优势可以让对方利用,完全无合作的必要,也不可能实现缓贫的目标｡其实不然!每种合作形式都存在着合理的基础,即合作是因为存在利益互补｡
其一,发达地区在近20多年的发展中,凭借国家的优惠政策利用自身潜力,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但这种单极的发展可能因为缺少腹地支撑而没有后劲｡当其地区内的生产和消费市场饱和时,就会向外扩展,把某些资源性的前续产品的生产和加工放在较落后地区,对于一些贫困地区来讲,如果拥有较丰富的资源则会很容易被发达地区选择为发展的伙伴｡在合作过程中,贫困地区的各种资源优势与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优势结合起来,相得益彰｡从而,发达地区能够获得持续发展的机会和可能,贫困地区也能够把很多资源利用起来,实现原来不能有的经济收益｡
其二,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相较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扶贫有其特点和优势｡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的合作扶贫经过十几年的扶贫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这种中央政府主导下的强制推动并不能使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建立持续的联系,因而其边际效益在递减｡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有以下几个条件:一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在地理上连成一个整体,属于某一个地理区域;二是两个或多个地区在资源或者其他方面,如历史､文化等方面,存在一致或互补;三是两个或多个贫困地区都有合作扶贫的意愿,都希望充分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通过整体规划来提升区域的竞争力,在区域发展的基础上缓解各自的贫困程度｡透过以上条件可以看出,贫困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关键点不在于是否真正贫困,而在于是否存在着某种联系,而这种联系是否能够促进区域整体发展｡在我国,贫困地区已经从最早的集中连片减少为“小集中,大分散”的布局｡在某些区域,贫困地区往往是连在一起的｡这些局部连成一片的贫困地区相对于发达地区与贫困地区之间的合作来说就具有天然上的优势｡比如,湖南的湘西自治州是湖南省国家级贫困县的集中地､井冈山革命老区则集中了江西和湖南的多个国家级贫困县｡这些贫困地区地方政府之间如果能够抓住其区域特点,合理利用其区域优势,联合起来发展将会是不错的选择｡
三､制度安排:走向良性合作扶贫的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合作扶贫应该有如下一些制度安排:
1.地方政府合作扶贫要以全面的信息协调为基础｡合作扶贫并不是必然会给区域发展带来利益,也不必然会起到缓贫的作用,甚至,协调不好还会有反作用｡因此,地方政府在合作之前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信息的沟通与协调:其一,合作地区之间是否有相关性｡相关性是地区合作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任何相关性那么最好不要合作｡相关性体现在文化传统的相关性､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政治上的相关性和地理上的相关性等方面;其二,合作地区之间是否具备互补性｡没有互补性的同质要素之间可能就会相排斥｡合作区域之间在经济发展､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产业结构和市场政策等方面要有一定的互补性｡其三,合作地区之间是否能够在各项政策措施上达成一致｡因各地政策运作环境及行政环境不一样,为了各自的利益必须要在很多方面协调一致,如果没有协调的可能,那么合作是不能够实现的｡其四,地方政府自身是否作好了准备｡合作扶贫要由地方政府通过相应的政策来推动,地方政府必然在区域合作中起主导作用｡各地是否能够在适当的时候对利益进行取舍｡合作扶贫不只是能够获得利益,有的时候也要牺牲某些利益,那么,作为合作方的地方政府是否都能够为了建立在区域发展基础上的缓贫目标做出一定的牺牲呢?如果没有放弃部分利益的心理准备,合作扶贫是不可能实现的｡
2.建立合作扶贫的组织体系｡合作扶贫是不同地方政府之间的共同行为,因此,必须设立一定的组织来承担相应的职能｡合作扶贫组织可以是常设的,也可以是非常设的｡常设的合作扶贫组织应该在各个地方扶贫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起来,承担扶贫规划､扶贫资金和资源的分配､扶贫方式和对象的确定､扶贫绩效的评估等职能｡非常设的合作扶贫组织可以由各个地方的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牵头,由某一政府主管领导负责组建一个协调委员会｡协调委员会的职能主要在于扶贫规划以及配合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扶贫工作｡无论是常设性组织还是非常设性组织,地方政府要在人､财､物､制度等资源上给予支持,赋予它一定的地位,从而保证信息在地方政府间畅通交换,另外还应该有一定的沟通和协调机制｡协调机制因组织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但离不开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地方政府行政首长之间的协调机制,由最高行政部门负责人就区域发展和缓贫进行专门的讨论;第二个层次是地方相关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由各相关部门就各自的职能履行情况进行专门的汇报,在经过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发展策略;第三个层次是扶贫项目讨论会,每一个涉及到区域内部发展的扶贫项目必须以整体的名义予以争取,以整体的名义进行开发和建设,并实现利益共享｡沟通和协调是建立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的｡信息公开制度一方面要求建立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信息通报制度,另一方面也要求构建专门的合作扶贫信息平台,如电子政务,使相关信息为大家共享,特别是帮助贫困地区走出“信息孤岛”｡
3.建立合作扶贫的激励约束机制｡让“贫困地区脱贫”这一合作扶贫目标的特殊性决定了建立地方政府合作扶贫的动力激励机制并非易事｡要建立这样的机制,首先,需要各地方政府充分认识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工业化条件下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认识到各地区之间不断增长的共同利益,认识到帮助贫困地区发展对各地区长远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要建立一套科学的地方政府官员的绩效考核体系,把扶贫工作纳入到地方政府工作的考核内容中去｡通过正确的方向引导､规范地方官员的行为取向和行为模式,实现地方政府扶贫合作行为的正常化,从而为地方政府联合战胜贫困提供足够的动力｡为了防止扶贫合作中的机会主义行为,保障合作扶贫取得实质性的成效,需要建立一种地方政府扶贫合作的约束机制｡这个机制的构成要件有,地方政府合作章程中明确的规定行为的责任条款,包括地方政府在合作关系中应遵循的规则､在违反合作条款后应承担的责任､对违反合作扶贫规则所造成的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损失应做的赔偿规定;对地方政府合作中的非规范做出惩罚性的制度安排,以对违反“游戏规则”的机会主义者予以充分的惩罚以使违规者望而生畏｡
目前，对口支援主要模式有三种：一是有对口帮扶关系的东西部省市之间的常规性对口支援；二是特定工程或领域内的对口支援，例如：三峡工程移民安置就业，东西部高校、医院间的帮扶；三是应急救灾性的对口支援，例如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灾后重建。“精准扶贫”是相对于传统的粗放式、漫灌式扶贫模式而言的。这一概念由于2013年11月考察湘西时首次提出。2013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创新机制扎实推进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意见》，要求建立精准扶贫工作机制。此后，“精准扶贫”的含义逐步深化、扩展。根据201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精准扶贫可以概括为：按照扶贫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的要求，切实提高扶贫实效，稳定实现农村贫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安全有保障。
二、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
以下从目标对象、主体结构、资源安排、施策模式以及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等方面解析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区别之处。其一，目标对象不同。对口支援是横向的地区间帮扶制度，受援对象主要是经济欠发达的地区及其地区内的各种工程、经济或科教文卫项目。虽然对口支援确实帮助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人口脱离了贫困，三峡移民等特殊对口支援项目也确实落实到受援地区个人，根据对口帮扶的常规运行机制，绝大多数情况下，其直接对象并非贫困人口。而精准扶贫作为纵向的扶贫机制，其终端指向贫困人口。指出，要使“真贫困者”和“返贫困者”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扶持和帮助，“不让一个人掉队”。“六个精准”中列在首位的“扶贫对象精准”，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严格对象标准、规范识别程序、坚持公平公正、直接到户到人”的原则，全面准确掌握贫困人口的规模、分布以及居住条件、就业渠道、收入来源、致贫因素等情况，建立贫困人口动态管理机制，确保扶贫资源向贫困对象集中。不难看出，“精准识别”这一要求是扶贫资金有的放矢、精准滴灌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反映出精准扶贫的目标对象的个体性。其二，主体结构不同。对口支援作为横向机制，主体参与关系相对复杂，就受督CAIZHENGJIANDU201713财税纵横援地和支援地的平行关系而言，存在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关系网络，参与主体主要是省、市一级。就单个具体的项目而言，则分别以支援方和受援方为中心形成两个网络：“交钥匙”形式的项目往往由支援方为主导；“交支票”形式的项目通常由受援方为主导；而“联建共建”的项目则往往有两个中心。此外，与同一个地区有对口关系的支援方之间，往往形成竞争关系而非合作关系网。精准扶贫作为纵向机制，其参与主体的主结构是垂直的，按的发言，可概括为“中央统筹、省(自治区、直辖市)负总责、市(地)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在强化各级党委、政府扶贫攻坚责任的同时，明确行业部门的责任，并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扶贫，形成合力。在主干的纵向结构中，重心下移：从2015年起，大多数扶持项目的审批权都下放到县一级。而且精准扶贫十分重视扶贫对象的脱贫内生动力，所以扶贫对象也是重要的参与主体。其三，资源安排方式不同。对口支援横向转移的资源形式比较多元化，涵盖物力、财力、人力、智力等等。比如，物力包括项目的直接援建（“交钥匙”），财力包括资金的直接援助（“交支票”），人力包括支援地区选派人员到受援地区工作，或受援地区选派人员到支援地区进修学习，智力包括技术、管理模式的交流和移植等等。精准扶贫传递的资源以资金为主要形式。一方面是中央和省级财政加大扶贫投入；另一方面是发挥政策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的互补作用，整合各类扶贫资源，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其四，施策模式不同。对口支援的施策模式主要还是发达地区经验的移植。除了在“交支票”模式中受援方有较大自以外，大多数对口支援项目无论是“硬件”（财力物力）或“软件”（人力智力）、“输血”或“造血”，往往都是由支援方来主导。实际的施策模式往往是“支援方给什么受援方就要什么”。支援方的经验移植尤其是人才、科技和管理模式方面对于受援地的长期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在短期内，容易出现施策低效、重复的现象，例如多个支援方一窝蜂地在同一受援地兴建产业园区，导致产业同质化、产能过剩，这一问题也与上文提到的主体结构有关。精准扶贫的施策强调有的放矢，可以按照的话概括为：“我们坚持分类施策，因人因地施策，因贫困原因施策，因贫困类型施策。”在实际操作中，根据致贫原因和脱贫需求，实施“五个一批”，即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扶贫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且每个“一批”都鼓励开发模式的创新。其五，绩效考核与进入退出机制不同。对口支援本身缺乏科学有效的绩效考核机制。一方面是政治性、无偿性的特点，使得很难分别针对支援方和受援方建立起考评机制；另一方面由于“对口支援”这一广义政策下其实包含着很多不同的子模式，例如工程支援和人才支援就存在着资源类型、目标结果、项目周期、外部性等诸多不同，这也客观造成了绩效考核的难度。就目前学界现有的论文来看，主要还是以受援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情况和公共服务水平，尤其是以GDP的增量和增速来衡量对口支援的有效性。但是严格来说，除非经过更为系统和细致的统计分析，这些地区性发展成果并不能直接归功于对口支援。此外，对口支援目前缺乏明确的进入和退出机制。精准扶贫一经提出就强调改革绩效考评机制。一方面是党政建立以减贫结果为导向的考评机制，不以GDP论英雄；另一方面是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开展贫困地区群众扶贫满意度调查，建立扶贫政策落实情况跟踪审计和扶贫成效第三方评估机制。此外，关于精准扶贫的进入和退出机制也比较明确。从进入来说，贫困人口和贫困村、贫困县都已有比较明确的界定；从退出来说，《十三五规划》指出要“抓紧研究建立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退出机制，准确反映减贫成果。”
三、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的联系
其一，立足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大原则是共同富裕。对口支援与改革开放的正式提出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可见我国很早就开始致力于避免地区间的两极分化。在“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战略指导下，我国的经济和社会整体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口支援也作为“先富带后富”的重要手段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就目前尚存的城乡、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来看，地区间资源横向的流动仍然非常有必要，而具体的形式也在被政界和学界不断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减贫成果创造了世界奇迹。根据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报告》显示，全球极端贫困人口已从1990年的19亿降至2015年8.36亿，其中中国的贡献率超过70%。我国在减贫事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但是要使全体公民脱贫，目前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一是贫困人口总量仍然较多，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止2014年底，我国贫困人口还有7017万。二是贫困人口的分布目前集中在一些偏远地区，欠缺软硬配套条件，且需要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量，客观上增加了扶贫施策的难度。三是随着扶贫事业的不断发展和绝对贫困人口的不断减少，贫困人口的脱贫需求已经从过去的“解决温饱”上升为“巩固温饱成果、加快脱贫致富、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发展能力”等高层次。精准扶贫即是针对目前扶贫进入克难攻坚阶段而提出的。其二，目标一致，力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国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在十七大上被细分为五点：一是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二是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三是加强文化建设，明显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四是加快发展社会事业，全面改善人民生活；五是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上述五点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促进。但如果根据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直接目标来进行区分，那么对口支援作为区域协调互动发展机制，直接服务于第一点，即经济的协调发展。精准扶贫作为消除贫困现象的手段，直接服务于第四点，即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对口支援和精准扶贫的根本目标都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三，形成合力，共创“大扶贫”格局。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汇聚社会力量打赢消灭贫困的战役。指出，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这表明对口支援与精准扶贫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该相互配合：一方面，对口支援应该提高精准程度，“好钢用在刀刃上”。例如，浙江提出对口支援要“三个精准”：目标计划精准、授建内容精准、沟通衔接精准。另一方面，精准扶贫应该积极整合对口支援的资源，“五指握紧形成合力”。通过优化参与机制的设计，可以实现社会帮扶资源和精准扶贫有效对接。尤其是脱贫攻坚重点工程中的特色产业扶贫、劳务输出扶贫、教育扶贫、交通扶贫、健康扶贫，都应积极利用对口支援的相应项目，战略安排资源，实现效应最大化。
四、小结
一、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机制及其偏差
现行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其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如何为贫困农户提供贴心、及时的服务”等突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农村小额信贷的运行表现———对贫困农户的实际瞄准状况的考察，发现其症结所在。为那些无力提供担保（抵押）品而被正规金融组织拒之门外的客户授信的小额信贷，其运行中所显现的问题被认为是全球最艰难的金融问题之一，而针对贫困农户授信的农村小额信贷问题尤甚；不容回避的现实是，作为最初被认为是一种成功的扶贫手段和向贫困农户直接提供较高利率的无资产担保的特殊制度设计，农村小额信贷仍然是迄今能够找到的保障贫困农户获得信贷这一基本人权的次优选择。
从其本来定位看，农村小额信贷应该是直接瞄准贫困农户的，或者说它直接瞄准的是某一类特定群体———授信最困难人群。然而，在“商业可持续”的主流语境下，农村小额信贷渐渐远离真正贫困的农户而出现“瞄而不准”的严酷现实，而屡遭诟病。
对农村小额信贷“瞄而不准”问题的探析，当然离不开对其瞄准机制的研究。从一般运行机理来看，瞄准是为了击中目标，瞄准的结果———是否击中靶心或者偏离度多少，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瞄准的技术、瞄准的工具及其背后的影响因子。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旨在为贫困农户提供进入农村信贷市场的平等机会；但这种瞄准能否真正做到“真扶贫”而“扶真贫”,取决于这种信贷制度的设计导向以及基于这一导向的技术创新手段即瞄准工具的运用。其中，政策瞄准工具是直接瞄准，市场瞄准工具是间接瞄准；[2]而瞄准的结果会影响农村小额信贷市场的分配。瞄准工具不同，瞄准成本也有差异。农村小额信贷虽是缓解贫困农户进入信贷市场障碍的制度安排，但它并不能自动地实现其在贫困农户之间的合理分配，过高的交易成本会阻止最贫困者进入信贷市场。因而在与成本的较量中，农村小额信贷能否瞄准目标群体即贫困农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瞄准这个目标群体，是衡量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二、“尤努斯模式”及其警示
小额信贷自1970年代末诞生以来，类似“小额信贷是高利贷”、“小额信贷吸穷人血”的争议从未停歇；其背后是小额信贷特别是农村小额信贷所遭受的发展困扰———往往难以求得扶贫与赢利的双重目标平衡，其深层背景则是福利主义和制度主义关于“覆盖面”与“可持续性”两大价值取向的长久之争。具有典型意义的是，被贴上“道德”标签的“尤努斯模式”（GB模式）以及这一模式的复制版印度小额信贷的本土之“危”,正是对此的真切反映。
（一）GB模式的镜鉴：格莱珉银行瞄准的其实只是“亚穷人”.
鉴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要求，出于收入难以覆盖成本的考量，一些小额信贷组织往往是“扶假贫”或“假扶贫”:义无反顾地放弃了对授信困难群体有利的贷款方法，但可能并不明确宣布放弃扶贫的目标和宗旨。这就是理念与现实的无情差距。中国信贷式扶贫成就乏善可陈，但尤努斯的乡村银行（格莱珉银行）作为全球小额信贷先驱，扶贫成就令世界瞩目。尤努斯打造的“穷人的银行”,其股份的96.5%为贫困妇女所有，就是很好的例证。其非凡意义在于：作为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小额信贷具有很强的社会道德魅力。正基于此，GB模式常被作为瞄准穷人的小额信贷模式成功范例来提及。
然而，最接近穷人的信贷并不等于穷人的小额信贷，换句话说，小额信贷瞄准的偏差，即便是格莱珉银行也不例外。经典的福利主义的小额信贷模式，尽管奉行的是为核心贫困阶层提供信贷服务、更注重帮助穷人中的赤贫者以及脆弱集团中的最脆弱群体的宗旨和理念，但其在保持目标集团不偏离的前提下，面对高成本的困扰，亦开始追求机构的可持续性。GB机制的运行规则是：通常不直接与单个贫困农户发生联系，而是与项目实施最基层的小组和中心发生关系（“求存者（乞丐）贷款计划”仍只是特例或个案而并不影响其总体业绩）；出于对高还款率的要求和对赤贫者贷款消费化的担心，加之小组或中心的纪律驱使，GB模式会努力甄别出核心穷人并将他们排除在外。可见GB瞄准的并非最贫穷的群体，只是“亚穷人”而已。
（二）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困及其警示。
“尤努斯模式”的印度版（随着GB模式向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迅速推广，论文格式印度是其中最有影响的国家之一）却在赚钱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快。2010年10月发生在印度小额信贷中心安德拉邦的小额信贷危机，给全球小额信贷机构敲响了警钟，也引发了对小额信贷的扶贫性和对“尤努斯模式”的一片质疑。
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危”,主因是由非政府组织转型的或直接成立的商业化小额信贷机构，一味满足股东、投资者和管理层所要求的高回报的做法，损害了弱势借款人权益，潜藏的问题必然会爆发。印度小额信贷正转变着利润制造的方向，变得很具侵略性且想赚快钱。[3]那么，小额信贷能够回到它最初的精神中去而肩负服务于穷人并帮助他们脱贫的使命吗？小额信贷的印度事件权当是个案，是小额信贷“成长中的烦恼”.阵痛之后，小额信贷仍将在全球强劲发展，因为支撑这一行业的已不再是信念，而是30亿低收入群体坚实的需求以及过去三十年来发展起来的成熟的信贷技术和运营体系。透过“尤努斯模式”的印度之“危”,得到的几点警示是：其一，背离社会福利目标而以纯粹商业目的来经营小额信贷终将行不通；其背后仍是小额信贷发展所面临的核心问题———寻求既向低收入人口大量开展金融服务又能实现金融可持续成长的一种模式———的困扰。由此，小额信贷组织要坚守财务绩效和社会绩效两个底线。
小额信贷的印度之“困”,昭示着“尤努斯模式”的全球之“伤”,但这未必是“尤努斯模式”本身的错。事实上，格莱珉银行至今运营良好本身就表明，其所代表的小额信贷模式还是在赚钱，问题在于这个钱是大钱还是小钱，是快钱还是慢钱。因而问题的关键还是如何把握扶贫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问题。其二，“尤努斯模式”印度之“危”中的“机”在于：它无疑将推动全球小额信贷的新变革，从而也为中国小额信贷事业发展提供镜鉴。在此要特别注意防止出现对小额信贷健康发展势头的逆转，防止出现对以“尤努斯模式”为代表的小额信贷既有模式的盲目崇拜；同时要注意发展的节奏，基于“稳步”和“健康”原则，实施行业健康发展的引导和有效监管。其三，在微金融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也是金融体系中不可或缺部分的中国小额信贷，其事业的健康发展，必将为其国内的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文化氛围、技术创新手段支撑，为中国农村新型金融组织建设提供样本和示范。[ LunWenData.Com]
三、农村小额信贷在区域和人群上都偏离了初衷
（一）基于“区域—人群”传递机制的农村小额信贷组织的理性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扶贫政策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的体制改革推动式扶贫、第二阶段（起于1980年代中期）的大规模开发式扶贫、第三阶段（从1991年起）的重点攻坚式扶贫、第四阶段（自2001年起）的参与式扶贫。我国现行的参与式扶贫的政策框架，其基本要点可以归结为：满足贫困地区经济增长和扶贫的双重目标，坚持以项目为中心；实行区域瞄准方式，即主要是以贫困村为对象的村级瞄准方式来推动政府主导的全社会扶贫。我国现行扶贫政策的制定，仍然是以区域而不是以人群为基调的。虽然现行扶贫政策基调改以前的瞄准贫困县为瞄准贫困村，这是瞄准区域的范围的缩小———从县域到村域，但仍然没有能够到户、到人，尽管只是“一步之遥”,但仅此可能就是“咫尺天涯”,对于偏远地区尤其如此。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农村人口特别是贫困地区人口居住分散，如贫困和最贫困地区大多分布在西部，而西部地区恰是我国人口的稀疏地。[4]如此，要真正将国家扶贫政策“送”到千家万户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这种基于区域的扶贫政策，使农村小额信贷难以按其本来的制度设计，形成对于特定人群的动态而精确的识别和瞄准机制。此其一，还有一种情况涉及我国扶贫资金的行走路线问题。我国的扶贫资金，主要包括财政资金、信贷资金，是按照中央、省（市、区）、地（市）、县、乡、村、贫困户的路径依序传递的，这个传递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才是本应该扶持的特定人群贫困户，可以想见，其中有多少“雁过拔毛”的动作。这种“区域—人群”传递机制，其效果不言而喻。在这个过长的委托—链中，权势群体会设法取得任何潜在利益的机会，利用制度漏洞与秩序缺陷进行合法寻租。显然，“战线”越长，管理成本越高，主导者或主政者就会做出一种理性选择。
对于农村小额信贷来说，道理同样如此。在这个程序化的、繁复的传递过程中，农村小额信贷瞄准的命中率就直接决定于其与管理成本的动态权衡；换言之，农村小额信贷的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往往呈现出反向变化态势———其瞄准命中率的逐步提高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攀升，其瞄准偏差的逐步加大带来的是管理成本的不断降低。因而中国农村小额信贷能否构建一种真正反贫困的瞄准机制，焦点在于在既定的政策框架下，如何以这种从上到下的、从区域到特定人群的资金行走路径为载体，在瞄准精度与管理成本之间找到最佳结合点。毕竟强调全部瞄准贫困农户的小额信贷需要得到额外的成本补偿。从理论上讲，小额信贷应该能够找到这个最佳结合点，但一旦进入实际操作，小额信贷就自觉不自觉地落入政策的“框框”,从而有意或无意地滑向了所谓的“可持续成长”一边———“可持续成长”的潜台词就是要赚钱。这是中国特有的强大的体制性力量和全球性力量的汇集，小小的农村小额信贷是无法改变的。
（二）基于“农户型—项目型—商业性”演化轨迹的偏离再印证。
关键词：公益旅游；动力机制；发展
一、公益旅游
公益旅游（Voluntourism），顾名思义，是由志愿者“volunteer”与旅游“tourism”组合而成，是一种将志愿服务与旅游有机结合的旅游形式。国外的研究学者视公益旅游为最有价值的旅游形式之一，区别与大众旅游的是公益旅游的利他性、公益性和效益性，它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旅游目的地更好地发展。公益旅游被看作强调可持续性、负责性和教育性的可替代性旅游的一种新兴旅游休闲方式。Mark Rogers认为公益旅游是旅游者在参观旅行的同时对目的地社会作出贡献。目前，中外学者对于公益旅游的定义没有形成统一，但综合而言，研究学者对于公益旅游都有相同的认识：公益旅游是志愿服务与旅游的有机结合，并且以利他主义为动机，以旅游为形式载体，包含志愿服务的内容或项目，以帮助目的地更好地发展为目的，从而维持和促进自然、社会和文化多样性。本文认为，公益旅游是以旅游为目的，以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基于利他主义思想同时能够为个人带来身心发展，为目的地带来经济、文化、环境、社会等发展的一种可持续性旅游休闲方式。
二、文献回顾
通过查阅（CNKI）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键入关键词“公益旅游”和“志愿者旅游”，共查到与此相关的论文有33篇，其中硕士论文4篇。经过对文献逐年度的分析发现，近五年，与“公益旅游”有关的学术论文呈现出逐渐增长的趋势，见表1。
从列表中可以看出，国内公益旅游的研究才刚刚起步，研究成果也仅限于最近五年发表的相关论文，在研究内容上主要侧重于对公益旅游的概念探讨、参与者行为模式、动机等行为特征及公益旅游的宏观影响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多的是公益旅游在我国的发展研究，主要包括公益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和发展机制、发展模式、发展的主体动机和制约因素及利益相关者研究等。还有一些学者进行了其他方面的研究，涉及公益旅游行为模式、公益旅游消费行为特征、公益旅游市场、公益旅游开发等方面的研究，但对于公益旅游动力机制的研究为数不多。虽然有学者研究了公益旅游发展的动力系统，但也只是进行了简单的研究。本文主要应用系统理论研究公益旅游的动力机制，为未来公益旅游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三、公益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
所谓动力机制就是指在事物运动与发展过程中各种动力的作用原理与传导过程，是动力要素发生效用的过程、规律与机理。公益旅游发展动力机制就是促进公益旅游发展的各要素的协调互动过程，其主要依赖内力和外力的共同作用。本文根据系统学理论，结合我国公益旅游目前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研究，将我国公益旅游发展的动力归结为以下两个方面，如图1所示。
（一）内力
目前我国落后的农村现状需要解决的问题及依然客观存在的精神上和经济上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成为发展公益旅游的内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社会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问题
我国东西差距、城乡差距等已成为当下中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日渐扩大的区域差距为公益旅游的兴起提供了可能。长期以来，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农村的相对滞后形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在二元经济结构下，城乡居民的差距扩大，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每年约有6000万以上的灾民需要救济，还有75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需要帮忙，各地区贫困的现状必然会形成对志愿者和公益项目的需求。
2.生态失衡造成的各种自然灾害频生
我国贫困乡村的自然生态系统脆弱。随着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农村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不易恢复，通过温和而又延续的公益旅游活动对灾区人民进行医疗援助、心理辅导及经济支持等是必需的。
3.贫困地区教育落后的问题亟待解决
农村教育设施的落后，加上师资力量缺乏，农村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状况依然未得到很好解决。公益旅游作为一种新兴旅游方式，能够组织公益旅游者到边远的贫困地区帮助当地的学校传播知识、文化，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奉献一份力量。
4.旅游消费意识的转变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国人的消费观念和模式正悄然发生变化。旅游消费观念逐渐从福特主义转向个性化消费的后福特主义消费形式。后福特主义消费主张人们根据个人需求进行个性化的消费，公益旅游活动的消费正符合后福特主义消费观念，使游客在深度体验旅游的同时满足其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二）外力
1.原动力（引力系统）
旅游原动力也就是吸引力。吸引力存在的基础在于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差异性。对于公益旅游者而言，公益旅游的吸引力主要包括物质性吸引和非物质性吸引。
物质性吸引主要指的是公益旅游目的地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特色建筑等。我国的公益旅游目的地大多是边远的乡村贫困地区，这些地区往往是生态环境脆弱或是经济贫困地区。然而，大多数贫困地区与旅游资源富集又有一定的叠加性，秀美的自然风光、风格迥异的民居建筑、别有韵味的人文景观等有形资源对于公益旅游者来说都有着强烈的吸引力。非物质性吸引主要指的是公益旅游者自身的心理动机，如出于热心帮助他人的利他主义动机及学习交流、精神放松与净化的动机。体验不一样的生活经历对于公益旅游者来说最具吸引力。旅游者不仅希望能感受到公益旅游目的地真实的风景、当地的人文及独特的民俗风情等无形资源，而且希望通过自己的公益行为帮助当地的社区、居民和环境。
2.驱动力（需求系统）
（1）个性化旅游市场需求的推动。随着旅游市场的不断扩大，游客对旅游的需求逐渐增多，由最初的大众形式旅游到可替代性旅游，传统的以观光为主的大众式旅游方式和商业化开发模式的旅游线路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旅游需求，旅游者更加在乎旅游过程中能否获得一种有意义的深度体验。公益旅游的产生正是对旅游体验的深层次需求的反应。公益旅游在我国主要是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城市向农村之间的流动过程，也是城市居民寻求不同于城市生活的个性化旅游方式，这便为公益旅游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2）经济发展推动公益旅游。首先，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进一步加强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具备“有钱有闲”的条件，这使得公益旅游具备更大的发展潜力。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志愿服务。在我国，国民的生活和收入水平有了很大提升，越来越多的人成为旅游消费者。这对于推动个性化旅游休闲方式、鼓励国民旅游消费具有很大的催化作用。
（3）政府推动公益旅游需求的产生。为了提高公众的志愿服务意识，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鼓励公民参与公益旅游活动。20世纪90年代，全国性的青年志愿者组织出现，公益旅游开始分散于不同类型的志愿活动之中。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标志着政府已经将志愿服务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2008年，更多的公益旅游活动因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而逐渐兴起。2010年，上海世博会再次延续以节事会赛为主题的志愿者的公益旅游。
3.诱导力（中介系统）
公益旅游发展的诱导力主要指的是各种传媒及其各种宣传品对公益旅游发展的推动，主要包括各种传媒（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网络等）及其提供的信息服务、旅行社及其组织工作等。
（1）媒体参与。我国公益旅游的兴起和流行首先受益于互联网的普及。公益旅游依托网络技术、网络论坛、公益网站等媒介平台进行产品推介、沟通交流和组织服务。目前一些知名度高的网站，如华声论坛、中国公益旅游网等都设有专题的公益旅游项目，可以说互联网是推广我国公益旅游发展的加速器。我国的公益旅游处于亟待宣传和进行普及的阶段。公益旅游广告通过借助相关媒体进行宣传推介公益旅游产品和品牌，从而提高公益旅游的市场形象，获得更多旅游者的关注和认可，最终吸引旅游者前来消费。
（2）旅行社参与。除了有关的媒体进行公益旅游的宣传外，越来越多的旅行社开始参与到发展公益旅游当中，为有意于既旅游又公益的游客设计公益旅游产品，或者跟已经具有一定品牌的公益旅游组织合作，提供公益旅游线路。例如，2007年12月，上海推出首个公益旅游线路“黄果树瀑布、天龙屯堡、红枫湖双飞5日游”，游客在游览景点的同时，有机会去周边的学校和孩子们互动交流等，公益旅游作为旅游产品正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中。旅行社凭借着企业本身组织宣传能力强、信息传播广泛、深刻了解旅游者需求、市场意识敏感等优势针对旅游者需求设计公益旅游线路，参与公益旅游的产品推广，从而推动了公益旅游市场和规模的发展。
（3）非营利组织的宣传推广。非营利组织主要指的是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公益组织、慈善组织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国外绝大多数的公益旅游组织属于非政府组织（NGO），如全球志愿者组织（Global Volunteer），地球守望者组织（Earth Watch）等。作为公益旅游活动开展的重要力量，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NGO/NPO）中比较成功的就是“多背一公斤”，它是一个开放的、自助式的公益旅游形式，鼓励旅游者在旅途中参加举手之劳的公益活动以帮助贫困落后地区的孩子。目前，已有近万人次参与了“多背一公斤”的活动实践，间接影响的人群保守地估计也已超过了百万。可见，NPO组织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从而也会推动公益旅游的发展。
4.助推力（支持系统）
（1）基础设施条件的完善。在我国，公益旅游活动的目的地一般都是可进入性差，基础设施条件差，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非热点的边缘乡村地区。完善的基础设施可以更好地推动公益旅游的发展。目前，在公益旅游线路上建立的负责接待公益旅游者的乡村“益栈”为乡村公益活动的开展搭建了平台。这些乡村“益栈”主要是在偏远贫困地区或是灾后重建地区甄选出的具有自然或人文等旅游资源的村落，同时结合当地情况，设计不同公益主题，从而开展不同的公益旅游活动。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将会有力地推动公益旅游的发展。
（2）企业介入。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介入社会公益领域。企业的介入推进了我国公益旅游由自发行为向有组织方向的发展。发展公益旅游对于旅游企业来说，其主要意义在于企业形象的塑造及随之而来的经济效益。一方面，旅游企业联合公益机构进行公益旅游产品的开发，在规范产品的同时，利用公益机构的信誉组织大型的公益旅游活动，并且能够更好地提升公益旅游的知名度，较好地推广公益旅游，开拓市场空间。另一方面，其他外来企业加入公益旅游活动中，发展自己的公益旅游事业，很大程度上是以提高企业的知名度、深化企业文化、加强企业员工凝聚力、减小员工的工作压力等为目的而开展的。此举均有助于推动我国公益旅游的规模发展。
（3）政府及慈善机构等相关部门的支持。目前，公益旅游在我国发展的主体形式主要是由政府主导支持的扶贫旅游，贫困旅游目的地政府通过规划、开发、宣传、促销发展公益旅游，鼓励旅游者前来旅游。然而，政府又往往对公益旅游的发展政策起着制约的作用。政府对公益旅游活动的支持与认可及对公益旅游市场和组织的合理规范将会积极地促进公益旅游的发展。同时，慈善公益事业在我国已日渐掀起热潮，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贫困弱势群体及贫困地区少年儿童的成长，这是公益旅游的催化动力。
四、小结
通过上述的研究分析可知，我国公益旅游发展的原动力、驱动力、助推力、诱导力成为主要驱动因子，外部动力和内部动力共同推进公益旅游的发展。我国发展公益旅游已成趋势，应适时根据我国国情，深入分析各地发展公益旅游的核心优势，尤其是我国的贫困边远地区，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作用，合力促进公益旅游的发展。文章的不足之处在于对于公益旅游动力机制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文字描述性阶段，缺乏相关的案例分析及定量分析，尤其是对公益旅游发展中各种动力占据的权重及如何判断何种动力是主导动力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对公益旅游动力机制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总结，弥补此领域研究方面的不足。
参考文献：
[1]WEARING S. Volunteer tourism：experiences that make a difference [M]. Wallingford： CABI Publishing，2001.
[2]Mark Rogers. Voluntourism is on the Rise [J]. Travel Agent， 2007（17）.
[3]宗圆圆.我国公益旅游发展的影响因素与发展机制研究[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9）.
[4]钟思.公益旅游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北武汉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12.
[5]高艳丽，雷春.公益旅游发展的主体动机与制约因素探析[J].临沂大学学报，2012，34（01）.
[6]季冬青，傅云新.公益旅游中的利益相关者其关系刍议[J].理论探讨，2012.
[7]戴玉秀.公益旅游行为模式研究――以上海大学生为例[D].上海师范大学，2009.
[8]胡克.我国公益旅游消费行为研究[D].渤海大学，2012.
[9]吴英鹰.公益旅游市场的特征分析及开发研究[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1（25）.
[10]宋聪.中国志愿者旅游开发研究―以广西百色地区为例[D].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2007.
[11]王建廷.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与动力机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2]李爽，黄福才，李建中.旅游公共服务内涵、特征与分类框架[J].旅游学刊，2010（04）.
[13]赖勤.公益旅游若干问题研究探讨[J].学术论坛，2010（04）.
[14]戴玉秀.公益旅游行为模式研究――以上海大学生为例[D].上海师范大学，2009.
关键词：农业；高校；贫困生；心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B8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3）-06-0300-2
基金项目：本论文受到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高校学生工作）的资助，项目名称：农业院校贫困生心理健康现状与教育对策研究， 编号：1253xs414。
0 前言
随着在校大学生人数的不断增加，贫困学生人数也在不断增加，而农业高校中贫困生的人数增加更快。以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为例，我校现有贫困生人数6375人，占全校学生总数的40%，其中动物科技学院1047名本科生中，贫困生比例高达60%，如何妥善的处理贫困生问题已经成为院校领导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研究农业院校贫困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及时对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危机进行干预，有利于贫困大学生恢复心理平衡，树立起自尊、自爱、自立的坚强信念，拥有心理上和生理上的健康；有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社会的不断进步；对我校“育人质量工程”的顺利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农业高校贫困生常见心理特征
农业高校贫困学生的家庭所在地多为较为封闭的农村或边远地区，家乡的父老乡亲对“农业高校”存在较为严重的误解，时常认为“好不容易花这么大努力和金钱从农村走出去，结果还是从事农业，以后没有什么前途”，这些曲解使得贫困生的父母与家庭感到抬不起头，给在校贫困生带来了许多困扰。社会价值观的多元发展导致人际关系变得势利和冷漠，攀富鄙穷的社会风气使得部分贫困生不愿意把贫困看成是历练，而是看成苦难和挫折，对金钱充满了渴望，这些社会因素导致贫困学生产生了强烈的消极情绪。
1.1 自卑心理
贫困生虽然家境贫寒，但凭着对知识的渴求和坚强的毅力，在中学时代是老师的“得意门生”，从小就形成了争强好胜、不甘落后的心态。进入大学以后，大家都是学习上的精英，贫困生突然间感觉自己的优势荡然无存，再加上巨大的经济压力，使他们在心理上十分脆弱。他们越觉得自己家境贫寒低人一等，也就越加害怕别人另眼相看。在自卑心理的影响下，贫困生变得敏感多疑，不愿被人看不起，不愿轻易与老师或者同学谈及家庭经济状况，而是把更多的困难和压力埋藏在内心深处。在寻求和接受资助时，常感到人格受到伤害，甚至不愿参加学校安排的勤工助学活动，形成自尊而又自卑、坚强而又脆弱的双重性格。生活上的困难、心理上的不成熟，加上社会上存在的不公平现象，造成了他们的矛盾心理。这种矛盾的心理冲突导致了他们的情绪表现极不稳定。
1.2 焦虑心理
贫困生由于其家境贫寒，学习和生活没有稳定可靠的经济保证，他们常为饮食和学费而担忧，特别是一部分贫困生因饮食质量和数量不能满足身体需要，从而导致他们记忆力下降、学习成绩不佳等不良后果，使他们愈发感到惶惶不安、忧心忡忡。长此以往，紧张和焦虑油然而生。还有就业过程中将遇到的挑战无形中更增加了贫困生的压力和焦虑感。贫困生过度或过于持久的焦虑体验损害了他们正常的心理活动，导致心理疾病，从而严重地影响其学习和正常生活。
1.3 敏感多疑心理
贫困生心理负荷一般较重。经济上的拮据、语言的匮乏、衣着的寒酸使他们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他们常常内心设防很多，总是害怕别人谈论自己的不足，疑心别人说自己吝啬、落伍，不愿与同学交往，与其他同学的关系越来越疏远，有的甚至对家庭富裕的同学产生嫉恨，从而形成恶性循环，造成贫困生有更多的心理包袱，形成多疑心理并且胆小怕事。
2 引起贫困生心理问题的原因
导致贫困大学生出现心理问题有社会环境、经济原因、成长环境、家庭背景、教养模式、个性特征等生理的、心理的和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因素。典型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2.1 贫困家庭
贫困生一般来自于农村或城镇下岗职工家庭，他们在校期间最大的心理压力来自于经济上的困难。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得贫困生的心理年龄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生理年龄，许多情况使他们忧虑和紧张，存在着将来如何通过自己的成就改变家庭经济状况的压力。
2.2 相对落后的习惯使其对城市文化不适应
在心理学上，有一种理论叫“文化自我中心论”，农村贫困大学生的很多习惯，包括卫生习惯、生活习惯等都与城市文化规则格格不入，两种文化的碰撞中，以农村为中心的文化在城市必然遇到冲击，而自己又不愿为城市文化修正自己的习惯，由此将产生诸多矛盾，继而产生自卑心理。
2.3 城乡差异使其对环境不适应
农村和城市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城市生活丰富多彩，现代化的建筑、设备比比皆是，人们往往是见多识广，而农村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则是经济落后，人们相对孤陋寡闻。这种城乡差异往往使刚入学的贫困大学生产生自卑心理。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对很多现代化的东西，譬如手机、电脑甚至电话卡等都不会用，起初心理上会有较大的不适应，但这种不适应带来的自卑心理往往是暂时的。适应需要一个过程，大多数贫困生能正确面对，积极适应，但有些人却长期不能适应，造成心理自卑，不可自拔。
2.4 资助工作的实施不当
社会上一些善意的资助实施不当无意中加大了贫困生的心理压力。有的资助工作由于宣传不够或者教育滞后，使一些学生虽然物质上得到了资助，但精神上却遭受了挫折，感到是在接受“施舍”，挫伤了自尊心，从而加重了自卑心理。另一方面，学校一部分困难补助发放不恰当，没有具体调查清楚，导致一些真正困难的同学得不到补助，而另一些非困难学生却占用了名额，致使困难学生的心理更加不平衡。
3 解决贫困生心理问题的相关途径
3.1 建立健全农业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体系是保障
首先，建立贫困生档案。了解和掌握贫困生思想动态是做好贫困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重要环节，农业高校通过每年对在校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普查和基层院系动态排查等方法，建立健全贫困生心理档案，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辅导和安全教育、生命教育，帮助贫困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正确处理各种困境和难题。其次，健全农业高校心理健康咨询体系。心理健康咨询是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途径，农业高校一方面要做好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的组织保障，专人负责工作，改善工作条件，保证办公场所，设立专项经费，通过引进人才、培训等方式使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人员专业化，通过长期的实践和研究使心理健康教育和咨询工作人员专家化，不断提高心理咨询的质量和效果。一方面要将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教学体系，作为必修课进行系统教学，使学生了解心理发展的规律，掌握自己调节或消除心理障碍的方法。再次，加强网络心理健康教育，建设心理健康教育新阵地。网络已经成为大学生学习生活的一部分，新媒体已经成为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主渠道，农业高校应建设专门心理健康教育网站，结合高校BBS、QQ流等方式开展网络心理健康教育，拓宽教育途径，建设教育新阵地。
3.2 创造性地开展扶贫工作，力求扶贫方法上的创新性与时效性
传统的扶贫都是简单的给予，这种扶贫的方法虽然起到了扶贫解困的作用，但也在特困生与其他同学之间划出一道明显的界限，这往往会导致贫困生的自闭心理。解决之道就是广开扶贫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助学。第一种方法是积极帮助特困生申请办理助学贷款，使贫困生真正摆脱心理的自卑感；第二种方法是变明补为暗补。因为贫困生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原因，使得他们在学习上的不适应而导致学习成绩有可能在短时期内难以适应，而过去单靠学习奖学金的发放来帮助贫困生的做法有可能使贫困生失去救助，因此必须创造性地设立奖项扩大奖学金的发放范围，如变贫困生补助为各种形式的贫困生奖学金；在扶贫工作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本学校贫困生的具体情况，可以加大奖学金的发放范围和力度，以适当的途径和适当的时机，使真正的贫困生能够得到有效的救助；第三种做法是为贫困生提供更多助学岗位，变无偿补助为有偿补助等等，使贫困生真正摆脱施舍感所带来的自卑、负疚等心理负担，走向自立、自强。
3.3 加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推进贫困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根据贫困生的具体实际，高校在帮助贫困生解决经济困难的同时，也应以高度的责任感去帮助这些同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树立远大理想，鼓励他们在困境、逆境面前不低头，能够正视困难、积极进取。培养他们自强不息的意志品质，提高他们的心理承受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力求使每一位贫困生都能主动承受由于经济窘迫所带来的心理压力，避免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
3.4 营造良好的校园氛围，为贫困生创造“精神解困”的环境
引导在校大学生的消费意向和消费行为，提倡艰苦奋斗和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纠正部分人群对贫困大学生的种种偏见，摈弃世俗观念；加大思想道德教育力度，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给予贫困大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加大学校教育教学的管理力度，防止出现对贫困大学生的不公平现象等。
我国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从无到有，由少至多，从零散到系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乃至繁荣的过程，但已有研究成果重复度较高，研究质量有待提高。研究方法总体呈实证和思辨两大模式，前者强调调查、实验；后者多以思辨、解释及经验总结为主。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体制的改革，高校教师理应成为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研究的对象。但现有研究多从高校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建设的角度来谈，对于如何提高高校教师群体心理健康方面的研究寥寥无几。同时，有关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运行规律、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评价、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操作及实效性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综上所述，高校贫困生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在求学过往中承载着比非贫困生更大的心理压力，因此如何做好贫困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及帮扶工作是高校学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学校甚至社会的稳定与长远发展。高校的贫困生有着独特的心理特点，我们只有在平时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让贫困大学生在学业上跟其他大学生在同一起跑线上，在心理贫困问题上不再“贫困”，以期引导高校贫困生群体的健康成长、成才，真正地担负起建设现代社会主义强国的重任。
参考文献
[1] 徐燕刚，刘文亮，胡芸.高校贫困生心理能力初探[J].教学研究，2007年04期.
[2] 刘登菊.高职学生心理问题分析及对策.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06（2）.
[3] 黄慧.大学生心理资本与心理健康的相关性研究[D].广西师范大学，2011年.
[4] 李晶晶，黄一涛.市场导向型的贫困大学生就业能力培养模式探析[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年16期.
[5] 宋梅.适宜高校经济困难学生心理特征的资助体系建设[J].辽宁科技大学学报，2011年02期.
关键词：生计 可持续生计 可持续生计框架 指标
一．引言
可持续生计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方法，它是上个世纪80年代被提出的，主要用于实现稳定的生计和增强发展援助效果，进而达到消除贫困这个主要目标。同时，可持续生计方法是近十年来对贫困有效评价的一种新方法，它为理解贫困的深层次原因给予了多种解决方案的集成分析框架。
二. 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要界定可持续生计就要先对生计概念的界定，可持续生计产生于生计研究的发展和对消除贫困的要求。生计最早是以生活的手段（方式）的理解为主，但20世纪80年代后期从贫困人口的角度，生计就以“就业”的概念替代了以前的“生活的手段（方式）”。在后来学者的研究生计中， Ellis（1998）从农村多样性的角度指出资产、行动和权利（受到制度和社会关系的调节），这一切决定了个人和农户获得收入的活动，这个活动就是生计。而第一个直接对可持续生计概念进行说明的其实是Scoones（1998），他指出可持续生计应该包括创造工作时间，减少贫困，幸福感和能力，适应性、脆弱性和恢复力，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可持续性这五个方面。他结合了生计的内涵（就业、减少贫困）和可持续性，成功地解释了可持续生计的概念。
三．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
可持续生计概念为研究农村扶贫和环境保护等可持续发展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而要研究这些问题,，首先必须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其次是建立一个完整的分析框架，然后通过创建指标来获取所需要的内容。
Scoones(1998)和Carney(1998)先后建立了生计分析框架，非政府组织CARE（1999）推出的以家庭为对象的生计安全框架, 更好地区分了农户能够直接控制的家庭资本和当地家庭所拥有的公共资本。在已有的这些分析框架下，ElliS提出了生计多样化分析框架，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2001）也开发了针对一国范围设计、实施和评估可持续生计计划的分析框架。然而在众多的框架中，由英国国际发展机构(2000)根据可持续农村生计咨询委员会IDS及其他机构的前期研究，发展而构建的SLA框架较为出色，被许多组织和学者所采纳。
四.可持续生计的概念框架
可持续生计研究的起点是它的概念界定，概念的定义是一个随着研究内容、背景、、主题不同而不断发展改善的过程。不同的学者、组织因为自己的知识背景、研究背景还有研究目的的不同，概念的理解与定义便会不同，作出的研究结果也会有差异。
脆弱性背景构成了人们生计的外部环境，人们的生计不仅受到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冲击和影响，还要受到周期性和不定性的影响；这些因素更多地是客观的，人为地控制是很难或没有办法的(DFID,1999)。
生计资本：Scoones(1998)发展了社会和物质资产与有形和无形资产这种普遍分法，将生计资本分为自然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DFID生计框架进一步发展为五个部分：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1999)。
组织结构和制度变革： 是指形成生计的当地社区或基层的政治和组织。这些政治和组织包括结构和制度，结构又指政府和私人组织，制度指的是法律、政治、文化习俗等。这些有效地决定着生计资本的存量与变化，还影响人们的生计策略等（Leach, 1999）。
生计策略是指男女为了共同承担建立生计的任务，配置利用资产而获得商品和消费服务等一系列活动。其中包括了生计策略、生育安排、劳动时间分配等。清楚多样的、动态的生计策略的重要性，对于生计干预措施尤为重要 (DFID,1999)。
生计成果是生计策略或目标的实现或结果。生计成果有例如收入的增加、脆弱性的降低、幸福感上升、生存有保障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五.可持续生计的发展趋势
可持续生计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自上而下发展和扶贫，到80年代的参与式扶贫发展；再到90年代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策略，后来又提出了以更好地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资源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策略。
现在主要有三种发展趋势：一是侧重于可持续生计内容的发展。主张权力；主张增加政府支持，鼓励社区联合；还有主张增强人们应对脆弱性的能力。第二种趋势是关于可持续框架的发展：有机构开发出了多样化SLED的方法，它主要通过对过去生活的研究项目和民生的改善和参与全球发展的实践经验教训的基础。第三种趋势是实践应用方面，可持续生计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的家庭户，以及一些贫困地区。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家庭生计的多样化和人们权利的变化，可持续生计也发生着巨大变化。
参考文献：
[1]李斌,李小云等,农村发展中的生计途径研究与实践[J],农业技术经济, 2004 (4)
[2] 乔纳森・吉尔曼. 让生计可持续[J]. 国际社会科学杂志, 2000, 17 (4) : 77286.
[3]杨国安. 可持续研究方法国际进展――脆弱性分析与可持续生计方法比较[J]. 地理科学进展, 2003, 22 (1) : 6212.
[4]苏芳,徐中民等.可持续生计分析研究综述[J],地球科学进展,2009,24（1）
[5]冯振东,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可持续生计研究[J],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6]李小云,董强等,农户脆弱性分析方法及其本土化应用[J],中国农村经济, 2007 (4)
摘要：介绍了品牌知名度、美誉度与忠诚度的概念，阐述了各自的特点和相互的关系。论文主要以知名度、美誉度与忠诚度为主要内容，列举了现今企业对产品品牌的市场推广，从而提出了不同时期知名度、美誉度与忠诚度对品牌的重要性。
关键词：品牌；知名度；美誉度；忠诚度；概念；特征；联系
1、引言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品牌的意识也日益增强。从定义上讲，品牌是指公司的名称、产品或服务的商标，和其它可以有别于竞争对手的标示、广告等构成公司独特市场形象的无形资产。品牌是一种识别标志、一种精神象征、一种价值理念，是质量和信誉的保证，是品质优异的核心体现。顾客购买某一商品时，往往都优先考虑品牌实力。所以企业的做大做强，提高产品的品牌价值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努力的方向。
2、概念
2.1知名度
知名度是指一个被公众知晓、了解的程度，是评价组织名气大小的客观尺度，侧重于“量”的评价，即是组织对社会公众影响的广度和深度。品牌知名度是一个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强度，可分为知道、记得、被主导等几个层次。广义的品牌知名度包涵熟悉品牌的内涵以及品牌识别和品牌记忆。品牌知名度指标反映了一个品牌对某类产品的代表性程度、消费者对某品牌的熟悉程度以至可能引发的认知度、好感。
2.2美誉度
美誉度是指一个组织获得公众信任、好感、接纳和欢迎的程度，是评价组织声誉好坏的社会指标，侧重于“质”的评价，即组织的社会影响的美丑、好坏。即公众对组织的信任和赞美程度。美誉度反映的是消费者对品牌评价好的程度，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品牌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和信任感。
2.3忠诚度
品牌忠诚度是指消费者在购买决策中，多次表现出来对某个品牌有偏向性的（而非随意的）行为反应。它是一种行为过程，也是一种心理（决策和评估）过程。品牌忠诚度的形成不完全是依赖于产品的品质、知名度、品牌联想及传播，它与消费者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靠消费者的产品使用经历。提高品牌的忠诚度，对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扩大市场份额极其重要。
3、三者的特征与相互联系
3.1知名度是品牌推广的基础
知名度共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品牌识别、品牌回想和品牌定位。品牌识是让消费者找到熟悉的感觉，品牌回想与品牌定位相关联，比如要买电脑者，首先想到联想。购买饮料者，首选可口可乐。手机耐用，考虑诺基亚牌。电器选海尔等等，在顾客购买心理中，往往都会先选择自己所熟悉的品牌。
俗话说，酒好也怕巷子深。1915年，中国茅台酒在美国费城举办的世博会上获得金奖，但是一开始茅台酒根本不被人注意。当时中国展销商为了引起参观者对茅台酒的注意，故意打碎酒瓶，芳香四溢的茅台酒立刻引得人们纷纷品尝，由此在世博会上一举成名。
所以说，在如今信息化时代，一个产品要想长久发展，应该努力提高自身的知名度。不管你的东西或产品再好，不去做营销推广、广告宣传，寻找起来十分困难，消费者也不会知道它，就不可能自觉发挥个人积极性、主动性，力尽艰辛地去寻找它。
品牌给顾客带来了超越产品本身的价值，购买者认为产品物有所值或得到了超值享受，人们更热衷于名牌，讲究品牌。然而有了知名度，并不等于有了美誉度。就如曾经的“三鹿”，曾经也是家喻户晓，童叟皆知，经历了20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可以说其知名度达到了顶峰，却如屎壳郎坐轮船——臭名远扬。甚至还牵连了其他同类奶粉品牌，让人们谈奶色变。因此，一个品牌要想做大做强，提高产品知名度的同时，应同步提高其美誉度。
3.2美誉度是品牌的本质与核心
相对于品牌知名度，品牌美誉度是一个质的指标，只有建立在美誉度基础上的品牌知名度才能真正形成品牌资产。品牌美誉度通常通过“口碑效应”来传播，即通过人们的口头称赞，一传十，十传百，从而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和称赞。所以慈善捐助、环保公益、社会责任成为现代品牌推广的宣传方式。
共享美好生活，共创卓越未来，是安利直销公司的经营理念。自1995年正式进驻中国，安利公司一直将注重公益事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为主要营销方式。十多年来，安利（中国）在儿童、环保、志愿者服务等领域，开展了7000多项公益活动，形成了阳光计划、环保嘉年华、名校支教、冬日暖阳大行动等一批公益品牌项目。2011年，安利（中国）出资1亿元成立安利公益基金会，是国内第一家由民政部主管、有跨国公司背景的非公募基金会。为引导营销人员与公司一起回馈社会，安利在中国成立200多支志愿者服务队，拥有6.8万余名注册志愿者，在敬老、助残、扶贫、医疗、环保、救灾等领域，累计志愿服务时间超过150万小时。
3.3忠诚度是美誉度的反映与必然结果
钻石虽好，但能消费得起的毕竟少数。权衡利弊，综合考虑，选择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一个品牌要想获得顾客的忠诚度，单靠提高知名度美誉度是不够的，它与顾客本身的特性密切相关，靠顾客的产品使用经历。品牌忠诚度是品牌价值的核心，它分为无品牌忠诚者、习惯购买者、满意购买者、情感购买者和忠诚购买者五种类别。所以品牌的策划也应根据自身特点，结合发展实际，来定位自己的消费群体，稳定发展，再通过产品创新，个性化服务等扩大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
[论文内容提要]文章结合我国目前的体育消费水平现状，提出要加强农村体育环境建设，充分发挥各级各类基层组织的积极作用，强化体育健身意识，因地制宜、开展野外体育产业等特色项目，构建多元化农村体育发展模式，从而为提高我国农村体育消费水平，促进农村体育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国体育消费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消费水平不高，尤其是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占全国人口70％的农民，体育消费额仅占体育消费总额不到30％。因此，从理论上分析，提高农村体育消费水平有很大的可能性。
1．体育消费水平的含义
体育消费水平是按人口平均的体育实物消费资料及体育服务消费资料的数量，可用价值单位(货币)来表示。体育消费水映人们实际消费的体育消费品数量的多寡和质量的高低。
2．我国农村体育消费水平现状分析
据有关资料统计，1997年、2001年，我国城乡体育消费水平分别为年人均134．90元和年家庭平均397．42元，在居民日常生活之外的11项消费支出中处较后位置。尽管这种“平均数”的计算结果，能说明我国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有所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不得不承认自身的差距。然而，突显的问题在于农村居民的体育消费水平低下。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我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问居民收人差距较大，农村居民没钱买健康。
第二，缺乏场地、器材、指导员等必要的体育资源。
第三，由于繁忙的劳动和家务，使得农村居民无暇顾及体育健身。
第四，农民具有人员分散，不易组织的特点。
3．提高我国农村体育消费水平的建议
3．1强化体育健身意识
我国正全面实施全民健身计划，关于全民健身工程的进展状况，国家体育总局两次公布的调查结果，给了这项标志着中国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系统工程以实事求是的评价。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总数的70％。两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从未参加体育活动的城乡居民分别为65．70％和65％，其中绝大多数为农村居民。因此，强化农民体育健身意识迫在眉睫。
3．1．1加大宣传工作的力度
由于宣传鼓动的力度不够，国家关于开展农村群众体育工作有很多好的政策措施，由于有关部门的行政意识、工作方式、宣传途径的原因，使这些政策措施宣传没有很好地展开。全民计划化了两年的时问做宣传鼓动，但仍有60％以上的农村居民不知晓，距“家喻户晓，人人参与”的要求深远，足以说明我们的宣传乏力。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细致地做好全民健身的宣传鼓动工作。国家关于农村体育的许多好的政策不能只说在嘴上，要让农村居民“家喻户晓，人人参与”，就要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要有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3．1．2树立正确的体育锻炼观念
我国农村居民为增进健康而关注体育活动少，而把食、宿摆在第1、第2位，而把体育活动摆在第5位。资料表明我国农村居民体育健身意识淡薄，问题突出。理想的体育运动是实现健康的途径，现代医学和体育科学的研究表明，体育锻炼可起到以下作用：(1)预防心血管病；(2)改善呼吸系统的功能；(3)提高消化系统的功能；(4)改善神经系统的功能；(5)降低糖尿病发生的危险性；(6)控制体重与改变体形；(7)延年益寿。
3．1．3树立健康文明的社会新风气
农村居民有其生活、劳动特点，开展体育健身活动应坚持与生产劳动、文化活动相结合，坚持业余，小型，多样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科学文明的原则，充分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开展农村居民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个人活动可不拘一格，贵在坚持。集体活动应突出普遍性、民族性、趣味性、可行性和科学性，定时、定点组织开展。同时加强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教育，弓『导农村居民参与，提高体育健身意识。
3．2强化各类基层组织的作用
由于农村客观上存在场地设施少、时间难以协调统一等实际困难，农村群众体育工作是一个动员面广、涉及面宽的工作，在发挥基层体育管理人员的职能作用的同时，充分发挥乡村民兵、妇联、农协、共青团、文化站、乡村医院、乡(镇)企业工会等组织的积极主动配合，利用传统节日开展体育比赛和表演活动，扩大体育的影响，提高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意识。做到齐抓共管，共同搞好农村体育工作。
3．3加强农村体育环境建设
3．3．1改革体育场馆的管理体制和运行体制
我国现有的体育场地设施约有70％集中在各级各类学校中。因此，在满足学校教学需要的同时，有必要向农村居民开放学校的体育设施。此举也将大大节约对体育场地设施的投资，提高现有体育场地设施的利用率。我国在学校体育场地设施开放的问题上，完全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本着国家补助一点、学校收取一点的原则，在保证学校正常教学的前提下，向社会有偿开放学校的体育场地设施。
3．3．2研发适应农村居民使用的小型体育用具与器材
体育健身器材是全民健身计划实施的重要基础和物质保证。据对在职和非在职的中年人群及青少年学生的不完全统计，在不参加健身运动的诸多因素中，体育器材的缺乏列首位。这充分说明，体育器材在健身事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几年，市场上不断出现占地面积小、功能有针对性、价格适中的体育健身器材，很受社会的欢迎。据有关资料表明，大型多功能健身器材的购买率不足15％，而占地面积小、价格在千元以下、操作灵活、可折叠的健身类和娱乐类器材是消费者的第一选择。这是健身器材市场销售的主流，为大多数健身者所认可。健身器材的种类应满足不同阶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消费者的需求，以家庭为覆盖面，在价格、造型、体积上适应农村居民的消费心理，以使全民健身计划更深入、持久、有序地开展下去。
3．4开展野外体育产业等特色项目
我国蕴藏着丰富的户外运动资源，这是我国农村居民的天然的运动场。我国的湖泊、水库面积达1072万公顷，当地居民可以因地制宜，开展多种水上运动。我国的森林面积9491万公顷，山地面积320万公平方公里，可以开展野营、登山、徒步旅行、冬季项目等体育活动。我国的河流流域面积95．59万平方公里，海域面积473万平方公里，海岸带面积28万平方公里，可以开展游泳、划船、冲浪、野营、沙滩排球等体育活动。
3．5构建多元化农村体育发展模式
3．5．1农村学校体育发展模式
通过农村学校体育培养学生终生体育意识、终生体育能力，不但源源不断地增加农村体育人口，而且还能为当地培养体育人才，带动当地体育的全面发展，这无疑是农村体育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途径。
3．5．2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
以小城镇体育发展模式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一方面，在现有的小城镇，要充分发挥镇级政府在发展小城镇体育中的作用，建立和健全各种政府体育组织、社团组织，培养体育积极分子和体育骨干，宣传和动员小城镇内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和各种社会团体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建立地方性的竞赛制度，特别是在农闲时组织镇所管辖的村级体育活动，以形成体育发展的合力；另一方面，把体育纳入小城镇建设的总体规划，将农村体育事业费和体育基本建设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计划，真正实现体育与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协调发展。
3．5．3民族体育发展模式
我国农村的很多地区都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许多少数民族都有良好的体育传统、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内容和方式。因此农村体育的发展要充分利用这些民族体育资源，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培养民间的各种组织机构，根据不同民族的传统和特点挖掘、整理和推广这些民族体育文化，特别要利用各民族的传统体育节日盛会，组织和开展不同性别、不同年龄、不同水平的民族体育项目竞赛，既使民族传统体育节日盛会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社会文化建设的助推剂，又能充分发挥竞赛的龙头带动作用，带动当地民间体育活动的广泛开展。
3．5．4体育旅游发展模式
西部农村地区应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搞好旅游的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当前人们追求健康、回归自然、追求新颖刺激的心理，搞好目标定位，把当地的自然生态资源和民族体育文化资源结合起来，打造各种精品体育旅游线路，比如：利用西部地区各民族、各地区传统的节日，开拓体育旅游资源；在西部地区各旅游景区、度假村等开展攀崖、登山、滑雪、探险、野外生存、极限运动等符合当地气候、地形地貌特的体育活动项目，以吸引更多的游客；积极承办国内、国际具有影响力的比赛和竞赛，如近年举行的“环青海湖国际自行车邀请赛”，通过参观比赛和参与竞赛活动积极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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