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30 10:38:14
导语：在名族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陈述先生字玉书，河北省乐亭县人，1911年10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垣先生等，1935年大学毕业后即入“史语所”专门从事辽金史的研究，之后先后任国立东北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燕京大学、中央民族学院等校教授。1958年起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其著作《契丹史论证稿》(重版后改称《契丹政治史稿》)、《契丹社会经济史稿》、《金史拾补五种》、《全辽文》、《辽史补注》、《辽史别录五种》等，都是辽金史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另有论文百余篇，几乎涉及了辽金史、契丹女真史研究的各个方面，作了大量填补空白的工作。
大会开幕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黄行研究员主持，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张昌东同志致辞，陈述先生的学生、著名契丹女真史专家刘凤翥研究员作主旨发言，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杜荣坤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史金波研究员讲话。会议分为上午大会发言和下午分组研讨两个阶段。
大会上发言的有宋德金、王曾瑜、景爱、崔文印、罗贤佑、穆鸿利、蔡志纯、姚大力、林荣贵、高路加等专家学者，他们高度评价陈述先生的学术贡献，深情回顾了与陈述先生的交往，对陈述先生的道德文章都敬仰不已。大会还宣读了因故未能赴会的孙进己、方衍等学者的贺信。最后陈述先生的女儿陈正代表家属发言，对会议组织者及与会者表达了深深的感谢之情。
在下午的分组讨论阶段，两个小组以陈述先生的学术贡献、辽金史及民族史研究为主要内容进行了深入研讨。宋德金的《纪念陈述先生百年提高辽金研究水平》、景爱的《陈述先生的学术成就和学术思想》、郭康松的《陈述先生整理辽文献的主要成就》、陈志贵的《宗师百年德识永志――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等文从方方面面深入探讨了陈述先生的学术贡献。吴刚的《陈述先生对达斡尔族族源研究的贡献》，杨优臣的《达斡尔族族源研究的几个问题――纪念陈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卓仁、敖景峰的《辽金元时期的达斡尔人――学习陈述先生的治学精神，探寻达斡尔族历史足迹》等文阐述了陈述先生的论著对达斡尔族研究的重要学术价值。
本次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以辽金史、契丹女真史研究为多，论文有着较高的水平。王曾瑜的《也谈辽宰相的南、北与左、右问题》认为辽代“北府宰相”、“北宰相”即是“左丞相”，而“南府宰相”、“南宰相”即是“右丞相”。因为在东向而坐的皇帝面前，北宰相站立北方，即左面，故北宰相就是左宰相，而南宰相站立南方，即右面，故南宰相就是右宰相。曹流的《关于辽朝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史研究的两点思考》通过纵向与横向两条线对辽朝与五代十国政治关系史研究进行了梳理，并对今后的研究方向提出了两点建议。高福顺的《辽朝科举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特征》认为辽朝科举制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呈现出既要吸收中原儒家文化为己所用，又要保持契丹族固有国俗的整体特征。它不仅是唐宋科举制度的继承与发展，而且也带有明显的北方游牧民族的民族性特征。其他辽史方面的论文还有张志勇的《辽朝行政伦理文化的特色研究》、杨树森的《辽代后期的政治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政争――兼说辽朝的衰亡》、肖爱民的《试析北宋人对辽朝政治中心的认识》、孙泓的《宫卫部落和契丹民族的发展》、冯永谦的《辽代矿冶采炼和金工的考古学考察――为“纪念陈述先生百年诞辰”而作》等等。程妮娜的《金朝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朝贡关系研究》阐述了金朝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的朝贡关系问题，韩志远的《关于金代妇女的几个问题》探讨了金朝统治者对妇女的政策和制度、时人的女性观和表现、女性的风貌特征、妇女运动等几个问题。其他金史论文还有关树东的《金代的“冷岩十俊”――补遗》、周峰的《金代张仲宾墓志铭考释》等等。
民族志文献研究是本次研讨会的另一重要议题。李宇峰的《公主表新补》以新发现的辽代墓志为中心，对《公主表》做了补充；康鹏的《版本源流考》对《松漠记闻》这部重要金源史料的著录情况及其现存版本进行了系统梳理；乌兰的《版本流传考》就目前所知《元朝秘史》诸版本的情况做了重新梳理，对前人的工作有所修正和补充{刘正寅的《波斯文《史集・部族志・乞儿吉思传)研究》将《史集》的“乞儿吉思部”由波斯文直接译为汉文，同时结合其他文献，作了进一步的注释与考订。此类论文还有崔红芬的《再考略》、孙静的《按语初探》等。
本次会议还有一些关于民族史其他研究专题的论文。李大龙的《试论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的分期和特点》从多民族国家疆域形成的角度，对中国疆域形成和发展历程进行了分期；孙进己的《“征服王朝”的历史作用》认为“征服王朝”说是建立在割断历史欺骗手法基础上的；陈勇的《三刘、二石与“五胡”称谓探源》认为“五胡”称谓有广、狭义解释，以“五胡”指涉“胡、羯、鲜卑、氐、羌”五族是东晋、十六国后期人们形成的一种观念。提交会议的民族史论文还有李鸿宾的《墓志里吐谷浑王族任职押蕃使问题再探》，彭丰文的《从
1.论文题目，按常规学术论文标题作出。
2.论文摘要，要求摘出(或者说“提取出”)文章的主要观点，或者选摘出文中最重要、最具有新意的某一个或两个观点，不必追求全面反映文章的概貌;客观地把文中的观点摆出来，并以介绍的口气叙述自己的文章讲了哪些内容。摘要篇幅100-300字。中文摘要约600字左右，论文摘要一般包括：这项研究工作的目的和重要性;完成了哪些工作(研究内容各过程的概括性叙述);获得的主要结论。学位论文摘要应突出论文的新见解或论文内容中的创造性成果。
3.关键词：3至5个，反映文章最主要内容的术语、概念等。
以上三项置于论文之首。
二、论文中“注”和“参考文献”的区别
1.“注”指作者进一步解释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文中标码①，注释内容统一置文末，文末的序号与文中序号一一对应。
2.“参考文献”指作者引文所注的出处，一律放文末，文中设序号[1] ，文献说明统一置文末，文末的序号与文中序号一一对应。页码置于文中序号之后，例：[1](p12)。
3. “参考文献”也指虽未直接引述别人的话、但参考了别人著作和论文的意思，应在段中或段末设序号[1] ，并在文末注明。本项与第2项不必分列，交叉排序即可。文末的序号与文中序号一一对应。此种情况可以不注明页码。
4.同一参考文献多次被引用，文末只标一个序号，文中应多次出现同一序号，在文中序号后加圆括号，注明所引文献的不同页码或篇名。
三、文末参考文献格式
1.著作
[序号] 作者.书名[标识码].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1] 张志建.严复思想研究[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6 .
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毛选、邓选以及《鲁迅全集》、《朱光潜全集》等每一卷设一个序号。
2.译著
[序号] 国名或地区(用圆括号) 原作者.书名[标识码].译者.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
[1] (英)霭理士. 性心理学[m].潘光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97 .
3.古典文献
文史古籍类引文后加序号，再加圆括号，内加注书名、篇名或页码。例如：
文中“……孔子独立郭东门。”[1] (《史记·孔子世家》)
4.论文集
[序号]编者. 书名[标识码]. 出版地: 出版社，出版年.
[1] 伍蠡甫.西方论文选(下册)[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论文集别标出其中某一文献
[序号]其中某一文献的著者.某一文献题名[a]. 论文集编者.论文集题名[c].出版地: 出版单位，出版年.
[1] 别林斯基.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说[a].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下册[c].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5.期刊文章
[序号]作者.篇名[标识码].刊名，年，(期).
[1] 叶朗.《红楼梦》的意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 (2).
6.报纸文章
[序号]作者. 篇名[标识码]. 报纸名,出版日期(版次).
[1] 谢希德.创造学习的新思路[n].人民日报,1998-12-25(10).
7.外文文献
要求外文文献所表达的信息和中文文献一样多,但文献类型标识码可以不标出。
[1] mansfeld,r.s.&busse. t.v.the psychology of creativity and discovery,
chinago: nelsonhall, 1981.
[2] setrnberg,r.t. the nature of creativity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
[3]yong,l.s. managing creative people . journal of create behavior,
1994,28(1).
说明：1.外文文献一定要用外文原文，切忌用中文叙述外文，如“牛津大学出版社，某某书，多少页”等等。
2.英文书名、杂志名用斜体，或画线标出。
四、参考文献类型标识
参考文献类型 专著 论文集 报纸文章 期刊文章 学位论文 报告 标准 专利 词典资料 文献类型标识 m c n j d r s p z 五、作者简介
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省、市或县)、工作单位(包括邮政编码、所在城市)、职称、学位(何种学科的学位)等。
六、年代和数字用法
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分数、小数、百分比等采用阿拉伯数字，年份不能简写，如不能用96 年、97 年等。星期几一律用汉字。中华民国和日本明治以前历史纪年用汉字，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中华民国纪年和日本明治以后年号纪年用阿拉伯数字，括号内注明公元纪年，用阿拉伯数字，如秦文公四十年(公元前722 年)，民国37 年(1948 年)，昭和16 年(1941 年)等。
约数用汉字，如“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整数用阿拉伯数字，如“50 周年”。
所引古籍的数字用汉字，与所据版本一致，如：
许慎. 说文解字号[m]. 四部丛刊本,卷六上,页九.
《朱文公文集》卷三六
七、外国人名的表述
我是龚为学院的一名高中部历史教师。18年过去了，我在教育前线上奋斗了整整18年！在这18年中，我经历了风风雨雨，尝遍了酸甜苦辣。我热爱我的事业，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业务水平，认真研读历史书籍，政治书籍来为自己的教学调味。在多次全区的历史会考、统考中，我带领的班级均名列前茅，总分遥遥领先。
我喜欢给自己加压，让自己去充实自己的头脑来为教学服务。我多次担任全区历史课课程培训培训员，市历史骨干教师培训长，并严于利己。在学校，我经常辅导青年教师备课，并帮助他们设计教学活动，认真研究教材，并以互相听课、评课、说课的方式，使他们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我还积极地参与到地理教研组、政治教研组和生物教研组，去发现新的知识，去帮助我校文综教师，是我校初中的文综事业发展起来。
自1993年来，我开始担任教研组长，并在1999年至xx年年连续获得全市优秀教研组称号。1998年，在全市骨干教师评优课中，以《商周文化》的教学赢得了区领导的好评，颁发“历史教研标兵”称号。xx年，论文《新世纪历史教学法》《历史教研员心得》或全市论文一等奖。xx年，所做课件《雅尔体系的瓦解》或全省二等奖。xx年，论文《历史课改，不改内涵》或全市二等奖。xx——xx年年，均被评为区优秀教研员，优秀历史教师。xx年年被评为学科带头人。
摘 要：本文主要探讨两位著名民族音乐学家乔建中与杜亚雄，在对民歌领域的研究，从他们的成果中归纳发现他们的研究思路、方法及其特色。从而为我们来者提供对民族音乐学术研究的保贵经验与方法。
关键词：乔建中、杜亚雄、民族音乐学、思路、方法、特色
中国民族音乐学自上个世纪80年代后，引入我国。以杨荫柳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学者不懈的奋斗，开创了中国音乐学的基本格局。时至今日一代代学者对中国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与发展做出的贡献，我们作为来者不得不坚持前辈志愿努力的继续走下去，这既是对前辈们丰硕成果的肯定，也是对璀璨的民族文化的肯定！那么作为来者继续研究的必要性，我们不得不继承前辈的使命，同时也必须继承前辈们的研究思路、方法，以拓展出更加广阔的天地！
一、乔建中
乔建中，音乐学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成果专著包括《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与苗班晶合著，获中国艺术研究院首届学术成果评选专著三等奖；《瑶族民歌》、《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历史地理背景研究》、《典藏中国音乐大系》、《叹咏半年――乔建中音乐研究文选》、《中国锣鼓》等，并发表大量相关论文。
从乔建中先生的专著我们可以了解到，他长期以来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地理特征及中国音乐地理学的建设工作，进行了大量的学术研究，如《土地与歌》是其有关“音-地-人关系”[1]探讨所建构的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成果。这也成为了其研究的特色之一：将音乐与地域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从《土地与歌》的书名我们可以看出，乔建中先生的思想观念；既音乐来源于土地的观念，也正是他所研究的“音-地-人”三者的关系。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中乔建中先生将“色彩区”作为其研究的重点，“‘色彩区’成为接受西方新的学术理论并把方法和概念运用与本土研究第一个着‘色’亮点，成为西方新学本土化的典型事例”[2]。在此领域，他十年如一日的研究，将民歌研究带到了一片崭新的领域，拓展了这一领域研究的视角。“色彩区”以及音乐地理学的概念成为新时期以来深入人心的新的学术理念之一。
《音地关系微探》中，乔建中先生音乐地理学的概念拓展得更加的广阔。他把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区域、方言音韵分布、旋律构成特点结合在一起，使考察民歌的角度切入到产生的文化环境中。把地理划分视为结构方式，分解出中国人在表述文化空间的地方性知识以及藏匿在这种词汇中带有强烈农耕文化意思的一系列与音乐相关的文化观念。
在他对地域文化与民歌关系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历史分析法、社会分析法、语言分析和文化分析的综合方法，力图解读我国民歌与地域文化的一系列关系。这成为其研究的精髓，也成为我国民歌研究的保贵财富。不得不说，乔建中先生从他自身出发，对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热爱，才能让他坚持多年的田间调查，去探究民歌的根源。
二、杜亚雄
杜亚雄，中国音乐学院教授，杭州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成果专著包括《中匈民歌之比较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概论》、《中国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概述》、《中国民族基本乐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中国民族器乐概论》、《中国传统音乐概论》、《民族音乐学概论》、《中国传统乐理教程》、《中国民族民间音乐教程》、《中国乐理》、《世界音乐地图》等20多本专著问世，并用中、英、匈文在国内外发表过200多篇论文。
杜亚雄先生多年来主要致力与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特别是其对裕固族民歌的研究，而因裕固族民歌研究闻名世界乐坛。比较音乐学研究方法是其研究的主要方法，如《中匈民歌之比较研究》《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是其研究的典范。王光祈先生在上个世纪四五十年代将这一西方研究方法带到东方起，在学术研究领域就带来的一系列的成果。杜亚雄先生也因这一方法的运用，给民族音乐学乃至人类学、历史学带来了，“匈奴音乐文化的确是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渊源之一”的惊人成果。
杜亚雄先生在研究方法上运用了多种研究方法，如《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歌之比较研究》一文中杜亚雄先生运用了田野调查法深入实地对裕固族当地音乐进行收集整理；运用体验式方法切身的去感受当地民歌，为了更好的理解裕固族文化，进而学会其民族语言；运用形态学方法对不同民族民歌进行形体上的细致分析；运用语言学研究法对维吾尔族、突厥族、阿尔泰族和匈牙利族在语言上进行对比分析；运用历史学研究法对裕固族族源的追溯，对匈牙利、匈奴关系从历史发展的研究；运用文献研究法从古代文献中发展历史根源等等，这一系列的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最终得出其惊人的研究成果。
先生对学术的研究的谨慎与努力，我们不得不深感佩服；也正是因为他的严谨，对学术研究一丝不苟的态度。以至今日，其《裕固族西部民歌与有关民族民歌之比较研究》还没有人提出异议。
三、结语
在对民族音乐的研究里，像乔建中与杜亚雄一样为这一领域不懈努力的学者、研究者众多。只是他们的成果或许没有如两位一样的丰硕，但这些学者对民族音乐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正是他们的努力给我们的民族音乐研究带来了一次有一次的突破，他们的贡献也必将得到来者的肯定与继承。
民族音乐传承着民族文化，民族音乐做为本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价值的重要性不用过多的言语；然而对于这宝贵遗产的探究，以至获得更深刻的理解，这就成为了我们不断为之努力的必要性。
对民族音乐的研究不仅仅需要独特的思路、独特的见解，同时更加需要先进科学的方法。一代代音乐学家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是我们延续探究的遗产，因此这是一个不断继承与开拓的环节，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去发现与开拓民族音乐的新领域，这就是留给来者的一个永恒命题！
参考文献：
[1] 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山东：山东文艺出版社，1998
[2] 乔建中，苗晶，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的划分，北京：文艺艺术出版社，1987
文稿要求
1. 文稿务求取材真实、数据可靠、文字精练朴实、科学性和实用性强。一般每篇文章不超过3 000字（特殊情况例外）。文章书写顺序为：论文题目，作者姓名，工作单位，邮政编码，中文摘要及关键词，英文摘要及关键词，作者简介，基金项目（无基金项目可省略此项），正文，参考文献。
2. 论文题目要紧扣文章内容，务求简明、新颖、有足够的信息，一般不超过25字。尽量避免在题目中使用不常用的缩写词。
3. 摘要应具有独立性和自明性，含有全文的主要信息，采用第三人称表述。阐明研究的目的、方法、结果（含重要数据）和结论，尽量避免使用过于专业化的词汇、特殊符号和公式等。一般要求100～300字。中、英文摘要应对应。
4. 关键词须采用规范的专业术语，一般每篇3～8个。中、英文关键词要一一对应。
5. 作者简介只写第一作者，标于正文首页下方。格式为：姓名（出生年-），性别（民族，汉族可省略），籍贯，职称，学位，简历及从事的研究工作，联系电话(手机)，E-mail。
6. 基金项目指文章产出的资助背景（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博士点基金等），应按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正式名称填写，并写出基金号码。
7. 文中图表和照片要清晰、准确、层次分明，图表制作可编辑格式，图、表名及表第一行内容均须加注英文；外文字母要分清大小写、正斜体；符号的上下角位置要有明显区别；形状相似的英、拉、希腊文字母要注明；文中计量单位采用国家标准，在公式、图表和文字叙述中一律使用国家法定计量单位。
8. 参考文献的排列顺序应以在正文中引用的参考文献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不得随意排列。每条参考文献必须列出的内容、标点符号及其顺序如下：期刊为作者.篇名.刊名，出版年，卷（期）：起讫页码；图书为著者.书名.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
关键词：藏医学 古籍 《四部医典》
1藏医学缘起
藏医藏药已有16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祖国医学宝库中的一颗明珠。藏族先民就认识到某些动、植物和矿物有解除人体病痛的作用，在藏族群众中很早就流传“有毒就有药”的说法。藏医学在雪域高原的特殊地理环境下孕育、发展和完善。据《玉妥·云登贡布传》记载，最早流行的一种医学叫“本医”。当时藏族医学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主要靠放血疗法、涂摩疗法、酥油止血等比较原始的治疗方法。
藏医学文献异常丰富。藏族学者根据藏文献的内容，创立了“十明学”，其中“医方明”是“大五明”之一。医方明（“禁咒闲邪，药石针灸”）即医药学，论述所治疾病、能治药物、医治的手段、施治医生的科学。【1】藏族医学形成于吐蕃时期，先为零星，后集大成。下面先介绍藏族几部医学文献。
2藏族医学古籍举要
纵观藏医药发展历史，藏医药学著作有两百余部藏族医学文献，藏医药学古籍异常丰富，下面选代表性医学古籍文献作简要的介绍。
2.1《门杰钳莫》古籍介绍。
《门杰钳莫》（又称《医法大论》）。根据《吐蕃王臣记》等史籍的记载，松赞干布641年迎娶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了大批书籍，其中就有“医方百种，诊断法五种，医疗器械六种，医学论著四种”。 文成公主入藏带去的医书，其中就包括中医大典《医法大论》。七世纪中，由马哈德瓦、达马郭嘎等译成藏文，书名为《门杰钳莫》。此书中系统介绍了中医的人体生理、病理、诊断、治疗，中医的阴阳五行，营卫气血，五脏六腑等学说。《医法大论》对藏医药有较大的影响，可惜原书已失传。
2.2《无畏之武器》古籍介绍。
唐朝著名中医韩文海参与编译过医学著作《无畏的武器》这部书。韩文海是为赞普松赞干布治病而来的汉地著名中医。韩文海到吐蕃后，即把具有中医特点的《大小汉医医疗术》翻译成藏文《甲解妥普切琼》。他与印度医生巴拉达扎、波斯医生加林诺共同编成一部综合性医书《无畏的武器》（藏语名《敏吉拜林卡》）。该书共七章，吸收了中医、印度医学和波斯医学的内容，是古代各民族医学经验之集成，该书吸收中医学的内容最多。松赞干布曾明令吐蕃所有医生传习，该书流传甚广。可惜的是：《无畏的武器》与《医学大全》一样均失传。
2.3《月王药诊》古籍介绍
《月王药诊》又译为《医药月帝》，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藏医学经典著作。8世纪，赤德祖赞与唐王朝联姻，金城公主人藏时又带去各种医学典籍。汉族医僧摩诃衍和藏族大译师毗卢札那在综合这些医学著作译稿的基础上，编译成一部综合性医书——《月王药诊》。该书在吸收了国外和汉族等国家和地区的医学精华基础上，并结合藏地医疗实践而编撰的一部医学著作。
《月王药诊》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藏医学著作。书中记载的藏药780种，包括植物药440种，动物药260种，矿物药80余种。而到《四部医典》问世之时，其中所载的药物已达到1000种以上。6～9世纪中叶是藏医药学史上的关键时期，虽然此时的著作大都是藏医学与医药学的合著，但为后来的藏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2】。
该书论述脉诊时，将脉象分为寒、热性两种。书中有五脏脉象及通过脉象来识别人体疾病等内容。总的看来，《月王药诊》以汉文医学著作为蓝本，有译有编，这充分反映了藏医和中医、印度医学的历史渊源。
2.4《蓝琉璃》古籍介绍
《蓝琉璃》由第司·桑吉嘉措于1689年编撰完成，系《四部医典》全部章节的注释著作。该书对《四部医典》作了1200多条详细的注释，这是对17世纪以前藏族传统医学实践经验和医学理论的整理和总结。历代藏族医学工作者均把《四部医典》奉为藏医学的必修教科书，而把《蓝琉璃》奉为最“标准”的注释本，将其比作与宝石琉璃无二的珍宝。因此，有人认为，“如果说《四部医典》是一把金锁的话，那么《蓝琉璃》就堪称为打开这把金锁的金钥匙【3】。
2.5《兰塔布》古籍介绍
《兰塔布》又名《门阿兰塔布》，该书是由第司·桑吉嘉措于1691年撰写的。《兰塔布》是一部具有巨大影响的临床学专著，它是《四部医典》之后又一部伟大著作。该书是针对《四部医典·秘诀医典》进行注释补充的医学著作，全书共133章。该书以进一步充实丰富了“粘”疫症的理论。全书以病因、三邪症（隆、赤巴、培根）、热症、“粘”疫等为主要内容，并就在藏族地区常见病的诊断和治疗等方面做了详细论述。
18世纪中叶，《兰塔布》及其注释著作《金钥匙》与《四部医典》一起被译成蒙古文，深受广大蒙医药工作者的欢迎，并成为医家进行临床实践的理论指导。
2.6《晶珠本草》古籍介绍
该书又名《药物学广论》或《无垢晶串》，它是由著名藏医学家帝玛·丹增彭措所著。该书对历代藏医药书籍中的记载作了考证，约于1732年成书，1740年木刻版印刷本而留传后世。
《晶珠本草》分上、下两部。上部为歌诀之部，以偈颂体写成，对每种药的功效进行了分类概括论述；下部为解释之部，以叙述文写成，分别对每种药物的来源、生境、性味、功效加以叙述。书中上部13章为总论，下部13章是分论。书中记载的药物有2294种，它是藏医典籍中收载药物数量最多的一部著作。
《晶珠本草》可贵之处不仅是对以往医书中记载的药物全部收录，而且还纠正了历代本草中记载的谬误。该书对药物的分类方法是比较科学的，至今在植物分类学、动物学、天然药物学的分类方法上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晶珠本草》是一本可以和《本草纲目》相媲美的藏药学经典著作，是藏族医药史上影响最大的药物学专著。
2.7敦煌藏医文献介绍
藏族的医学文献散落在民间的已难明下落，值得庆幸的是在敦煌藏文文献中有大量发现，显得十分珍贵。
2.7.1《P·T·1057号文献——藏医医方杂集》。
该卷共208行，文字有藏文厘定前的一些特点。内容包括36个医方，分别医治流血不止等药方。其中有些医方与中医相似，有些纯系土方，有些则为汉地闻所未闻，甚是奇特。文献开头“抄自医术文库之遍验医方”可视为文献原名。
2.7.2《P·T·127号文献——藏医灸方残卷》。
该卷有184行，文字有厘定前的一些特点。所录内容，灸治范围甚广，对人体上下内外一百多种疾病（包括内脏、五官、生殖器官、血液、皮肤、牙齿、毛发等疾病）的具体症状、灸疗穴位、操作方法以及灸愈所需的次数，均作了具体说明，具有很强的操作性。
3《四部医典》及藏族医学理论
3.1《四部医典》介绍
《四部医典》（藏名《华丹据悉》），该书是藏医学中最重要的一部经典著作，是由著名藏医学家宇妥·元丹贡布用藏文著成。
《四部医典》几乎囊括了藏医学体系与理论实践的全部内容，它吸收了《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和《月王药诊》等藏医著作的精华，并总结了藏医药的临床经验。因此，《四部医典》堪称为藏医学“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宇妥·元丹贡布也被藏族人民尊称为“医圣”和“药王”。
3.2《四部医典》基本内容
《四部医典》全书由四部分组成，共156章。全书正文基本上是用九字一句的藏文写成的韵体文。该书内容十分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五个方面内容：一是基础理论；二是生理和解剖；三是疾病的诊断方法；四是治疗疾病的原则和方法；五是药学的基础理论和用药原则。《四部医典》奠定了藏族医学的理论基础，后代的藏族医学家对该书曾做过很多注释本。这部权威性医学著作代表了当时吐蕃医学的最高水平，至今仍然是藏医学工作者必读的经典医著。
3.3藏医学基础理论与诊断法
藏医学具有独特的医学理论体系。它不但有系统的理论，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藏医学是我国少数民族医学中最为完整的医疗体系之一。藏医学认为隆、赤巴、培根这三种因素（即三因）是构成人体的物质，同时又是人体生命活动不能缺少的能量和基础。在正常情况下，三者之间是平衡和协调，这种状况下人是健康的。如果三者中的某一种或几种由于某些原因出现了偏盛或偏衰的情况，原来的平衡和协调状态遭到破坏，这时身体就处于病理状态。要想恢复健康，就必须设法纠正偏盛或偏衰的状态，重新恢复三者原来的协调。
隆、赤巴、培根三者有着各自的特性和功能，相互依存，彼此制约。“龙”的功能是主呼吸、肢体的活动、血液循环，五官的感觉、大小便的排泻、帮助分解食物并输送饮华。如果隆的平衡失调，就会产生各种疾病。“赤巴”（胆）的功能是产生热能，维持体温、增强胃等功能。 赤巴失调就会产生症状为身热、皮肤、呕吐下泻、腹部胀满等的各种疾病。“培根”可以调节消化及水份代谢，影响人的体重和性情。如果培根失调，则可引起脾、胃等消化系统疾病和体液失调等各种疾病。 藏医学认为人体有七种物质，即乳糜、血、肉、脂、骨、髓和精，它们均可在赤巴产生的热能作用下，变成“精华”，精华散布全身，使人发育、成长、保持健康。而人体三种排泄物（粪便、尿和汗），可以通过它们将体内的废物排出体外。
人在正常情况下，三大因素支配着七大物质基础及三种排泄物的正常运行。由于内外因素的变化，使三大因素失去平衡，将导致疾病的发生。
此外，在诊断学方面，藏医除了采用汉民族地区的望、闻、问、切等诊断法外，藏医学还有可堪称一绝的尿诊诊断法，如辨别尿的颜色、泡沫等来诊断辨病。
总之，藏族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它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的重要代表。这些珍贵的医学古籍中包含着比较完善的医学理论体系，这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我们要保存和利用好这些医学古籍，为人类的健康事业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朱崇先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献学，民族出版社，2005
[2]甄艳、蔡景峰，藏医药概论，研究，2002
关键词：韩流，文化，韩国
1.中国内韩流的定义
韩流是中国媒体为了描述韩国歌手在中国的演出受到中国青少年热烈欢迎的热潮所创造的新造语，媒体原封借用了此词。
韩流包括狭义的韩流与广义的韩流。狭义的韩流是哈韩族热爱媒体在中国所宣传的韩国大众文化（以电视剧、歌谣为主），以及他们喜欢韩国艺人，学习韩国语，渴望去韩国的现象。但是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及面积，仅仅这样定义韩流未免有些简单，并且说其是一种现象也有些不足。广义的韩流是中韩两国文化交流的缩略语。现在韩国大众文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电视剧出口，歌手的演出，而是向中国人展示了韩国的传统文化。另外，韩国文化在向中国出口的同时，中国文化进入韩国市场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
韩流刚进入中国时，很多人认为它只会在一群无知的新人类间流行一段时间，继而就会消失。也有人认为尽管从韩流的演出场面和韩剧的收视率上等来看，人们对韩流的热情高涨，但韩流没有给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带来任何影响。事实上，韩流存在东南亚的每个角落，韩国艺人的活动对提高韩国的国际形象产生很大的作用。
2.中国内韩流的原因
2.1 位置和宗教
中国和韩国从地理位置上相近。在韩国五千年的历史中，自韩国建立之日起到日本占领前两国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也互相影响。中国到清朝为止的五千年历史长河中，创造了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东方文化，并给周边国家带来了深邃的影响，起到了中心国家的作用。论文参考网。而韩国在历史上坚持国家自主的同时，为了国家的发展，积极引进中国的先进文化，这一先进文化也曾传到过日本。论文参考网。作为半岛国的韩国，由于地理位置原因，以中国为跳板，引进大陆文化，因此中国文化对韩国的影响是巨大的。
形成韩国传统的基础是儒教文化。儒教产生于中国，传于韩国。韩国以儒教为基础形成所有的生活文化。不论是统治秩序，礼仪，还是价值观等都基于儒教。历史上韩国和中国的关系主要是韩国在中国影响下发展。而随着西方文明开始兴盛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韩国大力吸收西方文化并得以飞速发展。人民大学某教授称现在中韩两国间的交流似乎比两岸间的交流更为广泛深入，并指出韩流的存在是必然的。
2.2 韩国大众文化的特性
韩国大众文化的特性是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调谐，并始终细致而现实的反映对社会的关心，对人生的关照及对生活的浓厚兴趣。这也是韩国大众文化吸引中国人的原因之一。中国曾试图模仿韩国电视剧并制作了几部青春剧，但是少了几分韩剧中的那种既新鲜又具有生动感的生活情趣。即使模仿韩剧中的人物、服装、内容、音乐、观点等，最终还是失败了。韩剧所体现的时尚，幽默与社会世态及文化含义使我们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特有的魅力。
韩剧与歌谣的主题思想由于具备西欧文化的趣味形式，又具有东方文化的幽默与
劝善惩恶等思想要素，所以既不轻薄也不低俗，也正因为这一点，中国人对其毫无排斥感，相反能从中体会出快乐与趣味。特别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的新一代在优裕的经济环境长大，韩流的传来符合他们对文化感性的思维方式。中国人对西方的音乐，在感觉上有相当大的异质感，而韩国由于把西方的音乐与东方的情致、文化相结合，适应了新人类的文化要求，因此得到了强烈的响应。
2.3韩国政府的支持
作为提升韩国国际形象的手段—韩流，为了维持其可持续发展，韩国政府做出了不懈的努力。韩国政府通过各种途径，极力协助韩国艺人在中国的演出和出版唱片等。最近在韩国汉城成立了名为“韩流发祥地”的组织，并积极筹划在中国成立“韩流体验馆”。
3.韩流的影响
3.1 对韩国的影响
韩流附带着经济效果。直接的效果体现在韩流的主要形式光盘、电视剧、电影、游戏等及相关产品的出口额增加，间接效果体现在通过对电视，电影中所出现的轿车、手机、服装、家电用品的了解，提高了人们对韩国产品的购买欲望。同时，人们关心韩国歌手所用的各种用品，如化妆品（技法）及发型等。另外游览电影和电视剧的拍摄地能使一般观众仿佛置身于剧中，成为剧中的主人公，因此这些拍摄地成为了有名的观光胜地。论文参考网。对于艺人们来讲，既有当地的商业拍摄邀请，也具有向当地进军的基础。通过大众媒体，电影、电视剧及流行歌曲，韩流热潮的传播速度较快，加上追崇的对象是年轻人，其强度也较深。韩流波及效果如此之高，以至于在整个社会中形成了韩流热风。
3.2 对中国的影响
3.2.1经济方面
韩流对中国的影响很多。首先是经济方面。在这里，笔者借一例子加以说明。最近中国移动通信模仿韩国移动通信，推行移动通信与网络间的连接。这超出手机的本身服务界限，属于市场营销的一个重要手段。中国国内20多家手机厂商在激烈的竞争中使出浑身解数，各自提出不同特色的服务。在华手机企业摩托罗拉公司已经被在这领域中突出的中国波导公司超越，夺走了其中国手机业老大的位置。
3.2.2衣食住方面
由于受韩流的影响，对韩国明星的狂热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压力，使人们越来越重视外貌。与中国相比，韩国的物质生活更加富裕，美容手术也相对发达。这也中国人乐于韩国式美容的原因。
另外，在中国青少年当中出现了学习韩国语的热潮及韩国留学热。这无疑也是受韩流的影响。北京外国语大学一名2年级学生说不会韩国语的人只能对韩国文化一知半解。最近想到韩国留学的年轻人猛然增加，据韩国教育部统计，中国留学生以4.4746万人占在韩国际留学生的70%。
韩流就其本身来讲，具有持续性的意味，也包含一时流行的意味。但是从韩国电视剧不断出口中华圈，韩国艺人进军中国的态势，以及韩国演艺策划人的长期而缜密的对中国市场的攻略来看，韩流具有可持续性的可能性。在中国，韩国的大众文化符合中国人的文化要求并以多种形式迅速发展。韩国为了使韩流在中国得以持续发展，积极发挥韩国大众文化的特性，并通过中国媒体极力扩大韩流在中国的影响。
韩国正在实行这样一套方案，利用韩国的明星效应，占领以哈韩族为主的青少年商品市场，随着韩国艺人在华的知名度的提高，通过产品广告及广播，电视等手段不断进军中国市场。
我们不应该把韩流看成韩国文化单方面在中国的流行，而应该站在中韩文化交流
的高度上，以韩流为契机，促进中韩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和文化交流的增加。我们应该通过文化方面的持续性的合作，增加两国人民间的关心与理解，谋求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参考文献】
[1]???.??(Koreanwave)? ?? ?? .2002.
[2]陈飞 .韩流. 现代出版社. 2000.
一、本次会议的特点
1. 团体性。本次会议呈现出团体参会的特点。据统计，除举办方之外，本次会议提交论文和参会人数在7人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有中南民族大学、三峡大学、吉首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提交论文和参会人数在3―6人以上的高校和和科研院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湖北民族学院、重庆三峡学院等高校，这反映出我国的土司制度研究走向团体性的特征。
2. 广泛性。随着湖南永顺土司城、湖北咸丰唐崖土司城及贵州遵义海龙囤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土司文化的深入研究、积极保护、有效利用正在进一步升温。广西忻城县政府、贵州遵义市政协文史委、湖北省恩施州文管所、云南保山市博物馆、黔西南州文物局、河南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等地24名专家学者广泛参与土司文化研究，积极参会，这呈现出社会广泛参与的积极性。尤其是明年广西忻城县将举办第四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更好地佐证。
3. 后续性。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土司学”构建，必须有后续力量，要后继有人。从本次参会人员情况看，计有在校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21人，这表明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研究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二、本次会议的成绩
1. 土司学理论构建与方法研究有共识。构建“土司学”不仅能够使土司研究走向深入和系统，使其综合化和理论化，加深、提高和丰富对土司现象的认识和理解，而且通过探讨土司制度的发展规律，为今天的民族区域自治提供历史经验。本次大会达成的基本共识有三：第一，土司制度相关概念应统一、研究视野需扩大、多学科理论与方法要综合运用；第二，土司研究要避免土司设置的时间和空间的泛化，不能把实施土司制度的时间无限拉长、把土司分布的空间无限延伸；第三，土司制度研究应引入国家认同、国家意识、王朝治理等新的学术视野。上述共识还观点主要体现在李世愉、商传、方铁、成臻铭、邹建达、李良品、张莉、杨林军、谢国先、温春来、顾霞、葛政委等专家学者的论文中。
2. 中国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研究有深入。在土司制度研究方面，李治亭、吴燕山、秦和平、何先龙、莫秀珠等从宏观层面，李平凡、温春来、赵心宪、蓝武、马国君、康春华、黄金东、李思睿、线世海等微观层面，侧重于土司制度史、土司管控、王朝经略、土司职官、土司土兵、土官宗法制度、流官对土司地区的治理等土司政治组织等方面的深入研究。在改土归流研究方面，除彭武麟、马廷中、于爱华等从宏观层面研究改土归流的必然性、原因之外，瞿州莲、朱圣钟、贾霄锋、敖以深、马亚辉、唐建生、郗玉松等则从改土归流的影响、社会重构、政治重建、社会治理等深入研究。其中，杨庭硕先生在《“改土为流”这一提法有待商榷》中以明、清有关事实为依据，认为，史籍中多用“设流官”、“改流”、“改土为流”或“改土设流”，绝少用“改土归流”，并建议学界今后取用“改土为流”这一术语，该文富有新意。
3. 中国土司文化研究有拓展。随着贵州播州、湖南永顺、湖北唐崖三处土司衙署古建筑被有关部门列入2015年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名单之后，土司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本次会议论文除彭寿清教授对明代土司地区的儒学教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进行探讨外，其余代表如龙先琼、谭志满、田敏、裴淑姬、姚勇、刘清华、刘绍明、莫代山、王国祥、张海珍、王剑等就土司时期的文化建构、文化策略、文化生成、文化融合、习俗文化、地名文化以及土司文化研究、保护与利用等方面作了拓展性的研究。
4. 秦良玉研究有突破。本次会议对她进行立体全方位研究还是第一次，并有不少新突破。龚荫先生从秦良玉平播、援辽、讨奢、勤王和保境安民等方面的战绩出发，认为秦良玉戎马一生，战功累累，是一位杰出女土司。滕新才、段庸生、彭福荣、聂树平等均是研究秦良玉的专家，他们或从文艺学、或从文献学、或从历史学的角度，多维度探讨巾帼英雄秦良玉的形象。蔡玉葵、谭清宣、秦成德、刘建平、崔利军、马帅率等作为石柱人，自觉肩负起深入研究家乡古代名人的责任。蔡玉葵认为，秦良玉是明朝末期战功显著的民族英雄、女军事家、女将军、抗清名将，是特定时代的一面旗帜，赋有见地。谭清宣认真爬梳明末时人记载到清人编纂后认为，秦氏形象因时代变迁和视角变化而经历真实原型向理想英雄的嬗变定型，这是学术理论的创新。崔利军对《石柱厅志》的“秦良玉”部分作笺注，这是开先河之举。赵翔宇、罗权、谭晓静、李虎等分别从军事学、文化人类学等方面深入分析，视角较新。葛镇亚、陈季君、王晓宁则从石柱土司与周边土司的关系着墨，不乏新观点与新材料。
5. 土司个案研究有特点。个案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的重点，分别以土家族、壮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等民族的土司为个案，深入探讨酉阳、播州、水西、唐崖、永顺、明正、木氏等土司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历史、文教等方面的内容，篇篇论文各领、胜似珍珠，在此就不一一赘述。
三、对未来土司文化研究的几点希望
1. 加强中国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的基础建设。在今后的土司研究中，希望由原来的散兵游勇向兵团作战转化，这就加强基础建设。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建设：一是学术团体建设。目前，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已经批准土司专业委员会，已上报文化部，以建立一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二是建立全国的土司研究学术网站，主要将全国省市级以上土司研究课题、发表的主要论文、出版的学术专著、土司研究成果获奖、召开学术会议、土司文化考察、土司文化申遗等内容加进网站之中。三是建立中国土司制度史料数据库，可采取分省区、或者按照中国土司制度史、中国土司制度、职官、食货、武备、学校、风俗、人物、艺文等类别予以编纂整理。
2. 积极推动“土司学”成为我国未来的一门显学。土司研究虽然方兴未艾，但“土司学”构建任重道远。目前土司制度研究仍十分薄弱，如果从“土司学”研究对象的思想、事实、制度和行政四个方面看，目前的研究还存在很多盲点；就以土司授职、承袭、分袭、印信、号纸、安插、朝贡、赋税等制度及制度的历代演变，这里存在巨大研究空间，应深入持续地进行研究，加强元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制度比较研究，加强元明清时期中央政府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建议学界朋友们改变原来的散兵游勇状况，逐渐形成兵团作战局面，快速整理、编纂、出版《中国土司制度大词典》、《中国土司制度通史》等相关的大型工具书，推动“土司学”像“科举学”一样，成为我国未来的一门显学。
提起交响音画《北方森林》、歌剧《我心飞翔》、舞剧音乐《野斑马》、歌曲《青藏高原》《嫂子颂》等作品，就会使你自然想起作曲家张千一，他在严肃音乐和通俗音乐的创作中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的每部作品都能给人一新颖的“窗口”，让人感受到异样的亮丽“风情”，所以，他被誉为作曲界的“鬼才”。
无心插柳
张千一，朝鲜族，1959年9月生于沈阳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大管演奏家，哥哥张春一是双簧管演奏能手，弟弟张宏光是音乐制作高手。
在父亲的要求下，张千一6岁起开始学习小提琴，这种童年生活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是非常令人羡慕的。但和大多数同龄的男孩一样，当时的张千一贪玩、不练琴，久而久之，家人只好无奈地放弃对他学琴的厚望。
时间很快到了七十年代，那时张千一已有十二三岁了。一天，一位学生来请父亲看看刚买的大管，并试着演奏了几曲。这件能发出憨厚朴实声响的乐器吸引了一旁玩耍的张千一，他觉得这件乐器的音色太好听了！于是偷偷地学了起来，三个月后，恰逢辽宁省艺校招生。可能是大管学习的人很少，学习仅三个月的张千一竟然被录取了！
那个时候，学校的演出很多，但主要是样板戏，由于大管经常“扮演”着反面人物的角色，且没有多少分量，所以，张千一在排练和演出时就有空去品味其它声部的音响。这时，他萌生了搞作曲的想法，并尝试着编配些作品。学校没有作曲专业，张千一只能凭着自己在乐队中感觉而摸索着写。1975年，沈阳音乐学院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的作曲学生，对张千一的作曲学习来说是一个转机。
一赛成名
1979年，一心想学作曲的张千一来到北京，准备报考艺术学院。但来到北京才知道，军艺没有作曲专业，又恰逢当年的中央音乐学院没有作曲专业招生，滞留于北京的张千一看上了军艺对面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张千一得知团里需要写舞蹈音乐的人，并尝试着给他们写作。经过反复“考察”后，张千一成为一名创作员，从此开始了他北京的音乐生活。
1980年，中国音协下达了第一届全国交响乐比赛的通知，团里希望张千一能参赛。张千一想到父亲曾接触过的鄂伦春族的民间音乐很好听，决定由此下笔。张千一在大兴安岭、小兴安岭以及鄂伦春等地区采风45天。壮丽的北方森林和生活风情对作品的创作启发很大，作品也由此选择鄂伦春族一天的生活为作品表现内容。张千一持续创作了70余天，完成后的《北方森林》4月在广播音乐厅首演，5月就送去参加比赛，录音其实就是在排练时用三五牌卡座录音机录制的。
1981年的首届中国交响乐比赛汇集了建国三十余年的作曲家的作品。决赛总共产生了六名一等奖，其中有刘敦南的钢琴协奏曲《山林》、朱践耳的《交响幻想曲》、李忠勇的交响音画《云岭写生》、王西麟的《云南音诗》、陈培勋的第二交响曲《清明祭》等，这些作品后来都成为中国当代交响乐中的精品而常演于舞台。张千一和团领导对《北方森林》能获得一等奖感到非常意外！中央乐团指挥家韩中杰听完作品后激动得连说，“好！不是一般的好，是非常好！”音乐家贺绿汀和丁善德更是急着找到张千一，除了夸赞作品的出色外，还决定破格录取张千一到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鲜花、掌声等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涌向了这位年仅22岁的朝鲜族战士。
1981年秋，张千一走进了他朝思梦牵的音乐学府开始接受严格而正规的作曲技术训练。初来上音的张千一并没有立即投身于实验性作品的创作，而是在陈钢、桑桐、施咏康等教授的指导下系统地学习传统的作曲技法。张千一以十余部作品圆满地结束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学习。如果说以感觉控制而创作的《北方森林》的成功带有偶然性的话，结束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后的张千一则开始了技术控制下感性音乐创作新阶段。
偶遇李娜
张千一1985年以后的创作领域开始扩大，涵盖了纯器乐作品、影视音乐、舞蹈音乐、歌曲等，而让张千一成为大众所熟知的作曲家是在他与李娜合作之后。有一次，张千一在朋友家唱卡拉OK，当时李娜的音色让张千一眼睛一亮，冥冥之中他觉得李娜的声音就是自己所要寻找的音色。张千一当场就允诺要为李娜创作一首题材的新歌，机会也很快尾随而至――电视剧《天路》剧组找到了张千一。李娜所唱的《青藏高原》让所有听者激动不已！随后与李娜的合作又产生了许多经典之作，如淳厚东北风韵的《嫂子颂》、充满着轻松活泼的舞蹈节奏的《女人是老虎》、宽广悠远的《走进》等。
在影视音乐和歌曲创作方面屡获佳绩的张千一从上个世纪末开始逐渐增加大体裁作品的创作，开始其艺术上自我超越的新阶段，如舞剧《野斑马》《大梦敦煌》、交响合唱《希望》、歌剧《太阳之歌》《我心飞翔》、舞剧《霸王别姬》等。创作《野斑马》时，张千一把自己闷在屋里写了8个月，又枯燥又难受，精神差点崩溃。他常说，作曲家要不断充电加油，才能使自己的艺术之树常青。这才有了他2002年上音“回炉”的举措。
冰城夜话
2002年秋，上海音乐学院来了六位“老学生”其中就有张千一。
在“二进宫”的学习期间，张千一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如饥似渴地充电。课堂上，虔诚地和本科生一起听杨立青的“配器”、林华的“复调音乐史”、瞿小松的“艺术的生命体验”、赵晓生的“钢琴艺术史”等课程，就连政治、英语等课上也积极参与讨论，从不缺课。课下，张千一也积极地和各位老师“海谈”。记得每周一下午最后两节是赵晓生的课，课后“老生”们总要留下赵先生继续讨论，复兴路上临近上音的一家“冰城饺子店”是他们常聚会之地，赵先生家里囤积多年的酒所剩无几。“冰城夜话”的范围后来逐渐扩大，上音作曲系的老师几乎都曾被邀请到这里“海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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