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30 10:38:20
导语：在文化地理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传统的地理教育将其功能定位在“知识的传播上”。知识社会无重量经济的飞速发展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刷着传统的地理教育观，培养创新力作为地理教育的真谛在大浪淘沙后真容初显。个性是滋生和培育创造力的丰厚肥沃的土壤。论文百事通人的个性化的充分发展。必然会提供个体更为强烈的创造欲望，更为丰富的创造机会。更为广阔的创造空间，更富激情的创造活力。创新呼唤人的个性化的发展，人的个性化发展呼唤个性化的地理教育。
一、个性化地理教育诠释
1．个性化教育
个性结构是多层次、多侧面的，是由复杂的心理特征独特组合构成的整体。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特征：①完成某些活动的潜在可能性的特征，即能力；②心理活动的动力特征，即气质；③完成活动任务的态度和行为方面的特征，即性格；④活动倾向方面的特征。如动机、兴趣、理想、信念等。这些特征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错综复杂交互联系，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对人的行为进行着调节和控制。
回眸传统的地理教育，受前苏联模式的影响，学校按国家下达的地理课程规格要求培养学生。过于集中统一的地理教育模式，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使个性特征难以彰显。
创新与个性是孪生兄弟。僵化、一统的地理教育行为，产生的往往是刻板、缺乏活力的个体行为模式。因此，要实现将创新力培养作为地理教育的核心功能，就必须实现地理教育的个性化。即把富有个性、创造性的人才作为地理教育的培养规格标准，注重地理教育的多样性、个性化，使得地理教育适合学生个体发展的需要。
其实，我们通常强调地理教育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中的功能．将个性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关系置于矛盾的境地。实际上，个性化地理教育观与全面发展并不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全面发展教育观中个性成份的进一步张扬，是指通过地理教育使受教育者个性在广度和深度上的和谐发展，是个性的全面、充分和健康的发展。因此。个性化地理教育观与全面发展观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
2．个性化地理教育的价值功能
个性化地理教育的价值功能集中体现在对受教育者的创新能力培养上，并因知识社会的逐渐来临。日益显示出更为强大的生命力和新的意义。从哲学渊源上来说，个性作为个体的能力、气质、性格及兴趣差异的总和，它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差异为个性化地理教育的存在提供了哲学基础；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认识。实施个性化地理教育，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而文化多样性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从教育学的角度看，个性化地理教育能促进人的个性的全面充分和健康的发展，能最大限度地开发人的潜能，张扬相对于本人个性中其它成分或他人个性中相同成分占据优势的个性成分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具有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创造力。
实施个性化教育体现着地理教育对受教育者的深厚的人文关怀，是对我国传统的地理教育观念和行为的一次重要变革，是地理教育向人本教育的回归，蕴涵着对人的个体独特性价值的尊重。更为重要的是，地理教育复兴的机遇可能就蕴藏在其中。
二、中学地理教育中的个性化教育策略
以创新力培养与个性化教育的因果关系作为逻辑起点来认识地理教育，其根本目的之一是促进中学生个性的全面充分和健康发展。因此，在进行中学地理教育的过程中实现个性化教育，对中学生创造力的培养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进而言之，学生个性的全面充分和健康发展将对中学生整个生命过程产生极强的示范、迁移和辐射作用，对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持久的贡献。在地理教育中实施个性化教育的主要策略有：
1．课程设谊多元化
课程是为实现教育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的总和。长期以来，中学地理课程仍承袭传统的单一、一统的课程模式。从国家到地方都十分注重制定统一的课程方案，并通过行政的力量加以推行。如此的课程模式不仅难以适应全国教育人文社会背景的区域差异，更无从谈起在中学地理教育过程中针对巾学生的个体特征实行个性化教育。因此，中学地理课程模式必须革新，要顺应当今个性化教育潮流，以增加学生对所接受地理教育的选择权和自由度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着重在下列四个方面进行改革。
(1)课程多样化其中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微型课程的开发，以一系列独立或半独立的地理专题构成若干门微型课程，形成课程菜单以供中学生按需选择；二是重视隐性课程的开发，学校的组织、环境及师生交互作用显示出来的教育价值都属隐性课程的范畴。
(2)课程个性化为适应个体的能力和倾向，发展中学生的兴趣、特长，建立个性化的地理课程是一项基础性的工作．通过个性化的地理课程实现中学生的个别化和自由化学习。在这一领域，我们可采取的行动策略是减少必修课，更多地从中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出发．设置地理选修课和活动课，给予中学生更多的课程选择自由度。
(3)课程乡土化中学地理课程可以在全国统一的课程计划指导下，根据本区域地理环境特点和学生特点，构建地方性课程和校本课程；或者在全国统一安排的课程中，留出一定的比例安排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课程乡土化和校本化可以从另一种途径来加强地理课程的个性化。
(4)课程综合化现代学科发展的综合化趋势日益显现。课程综合化是实现中学生个性全面、充分和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在这一领域，应十分强调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的交叉和融合，注重地理知识的综合运用。例如，可通过设置以地理问题为中心的“超越学科的学习单元”课程，构建综合化的活动课程。课程综合化是对课程个性化的强化和补充。
2．教学策略个性化
中学地理教育的核心环节是教学过程。因此，教学策略个性化乃是实现个性化教育的主阵地。教学策略个性化主要下列三方面内容构成：
(1)班级规模小型化一般而言，小班制的教学法比大班制教学更有利于个性化教育的实现。1978年，洛拉斯等人对以往有关班级规模与教育效果的调查进行统计分析，得出结论：学生的平均成绩随着班级规模的缩小而提高，而且当班级规模达到15人以下时，其效果迅速提高。我们在中学调研过程中发现。小班化教学最受中学生欢迎。小班化教学可充分实现师生交流，发挥学员主体性，这其中蕴含着中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
(2)教学空间设计灵活化不同的教学行为和组织形式需要不同的教学物理环境，尤其是在要实现个性化教育的情况下，借助教学空间的物理设计，可把教育意图渗透在安排好的环境中，间接地对中学生的学习发生影响。这是非常重要而又是过去我们在地理教育中所忽视的。应该把地理教室布置成一间充实的学习中心，为师生的交往、学习、研讨和活动提供一个良好的空间氛围。在设计教室时，主要考虑座位排列、走道、工作区域、设备、教具和教学材料等方面的合理安排和布置。避免以往通常采用的秧田式座位方式，代之以模块形、方形、圆形和马蹄形的布景，给中学生提供民主的自由的学习空间。
【关键词】文化艺术；剪纸；东北；审美
中图分类号：J52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7）07-0175-01
剪纸艺术在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流传广泛。东北的剪纸艺术具有鲜明的氏族社会大地崇拜、祖先崇拜的原始文化特征，与当地普遍信奉的萨满教关系密切，本文以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为例，研究地域文化艺术中的美学理论。
一、审美与剪纸艺术
（一）审美。我国当代美学理论研究在学习西方美学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形成了以实践美学为主流的美学理论体系，审美是一种实践活动形态，与人生实践紧密相关。相比古人，现代人更加需要审美。美学以审美活动为对象，通过审美这一特殊的实践活动，构建人类审美的价值体系。审美价值则是在审美主体与对象的精神互动过程中确立起来的。
（二）剪纸艺术。剪纸艺术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东北剪纸艺术是我国民间剪纸艺术当中的一个类别。任何艺术品都是人们按照自身审美观念以及生活习俗创作出来的，将自身情感和信念融入其中，表达对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剪纸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其独特的人文性和民族意蕴，见证和传承着深厚的中华文明。
二、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
（一）东北剪纸艺术。东北剪纸艺术以吉林和黑龙江为代表，题材上有满族祭奉祖先的古俗之物，即旗装马靴的“姥媳人（神）”。萨满教中，“萨满”即为沟通人与神的巫，其所供奉的神即为姥妮人，也就是老太太神。东北剪纸艺术与民间信仰萨满教关系密切，满族祖先很早便用鱼皮、兽皮等剪刻成神偶用于祭祀，这只是东北剪纸当中的一类题材，此外还涉及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常见龟、蛙、人参等，剪纸人物人神化，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二）审美意象。审美意象，从中国古典美学的角度来说是处于核心地位的，也就是艺术的本体。如果从中国现代美学w系的角度看，它同样居于核心地位。艺术家用某种媒介物构建出意象，表达感情，就是艺术。也就是把情感融入某个符号化的“意象”，人物、动物等元素构成实物剪纸，而在审美当中，审的不是剪纸本身，而是其蕴含的意蕴，也就是“象”。东北剪纸中，娃娃、莲花、葫芦等象征着多子多福，家禽家畜等象征着吉祥幸福。每当重大节日，人们就会用剪纸来布置环境，操办喜事也惯用喜字剪纸等。这种方式将东北剪纸艺术的审美意象呈现出来，将人们心中的意象用实物传达给其他人。审美活动是一种价值活动，表现人的精神价值和精神需求。东北剪纸艺术内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因素，有着强烈的生活气息，无论是复杂还是简单的剪纸作品，都能使人产生联想和美感，并获得不同的身心感受。
（三）审美价值。首先是题材美。东北剪纸艺术可以说是东北老百姓自己的艺术。一般剪纸艺人多集中在农村，闲暇时，他们用灵巧的双手将生活的感受融入剪纸当中。剪纸作品通常歌颂正面和积极的情感，表现对生命的热爱。鸟兽虫鱼、花木、粮食、人物等元素构成有趣而精巧的剪纸造型，表达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向往。如图1所示，该作品蕴含多子多福、望子成龙之意。
其次是寓意美。剪纸一般用于纳吉祝福、劝勉警诫、祛邪除恶。这些内涵表达着人们的感情和对生活的追求，体现一种内在精神品质。第三是构图美。一把剪刀就能剪出龙凤、剪出人物、剪出鸟兽虫鱼，具有鲜明的构图美感。第四是含蓄美。剪纸作品题材来源于生活，用简洁朴实的图案表现生活的点点滴滴，只要细细品味，就能够发现剪纸艺术巧妙的手法和表达方式。同时抽象且含而不露的形象，让人联想和思考，耐人寻味。第五是教化之美。剪纸中蕴含的意象有吉祥造型、神话传说等，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同时也是对黑土地文化的传承，教化了一代代的东北人。
三、结语
从当代中国美学理论体系来看，东北剪纸艺术蕴含着丰富的审美价值，值得人们细细品味鉴赏。其所表达的美学意蕴，深含当地的文化特性。剪纸来源于民间，映射着老百姓的精神世界，美学观念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深处，灌注进剪纸艺术当中，发挥着强大的魅力与生命力。
参考文献：
[1]尚一墨.当代文化中的“总体艺术观”现象――瓦格纳美学理论评析[J].美术观察，2016，（11）：135-141.
【关键词】新文化地理学；都市文化景观；锦里；文殊坊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3）01—0132-6
目前，锦里和文殊坊作为业已建成的重要历史文化街区，已经成为了成都重要的文化景观和文化名片，优雅地代言这个城市的文化形象。二者均是成都市政府统一规划的重点文化建设项目，各具特色、各有优势，本该不相上下、评分秋色，但事实上，“锦里”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繁荣，“文殊坊”却在刚开市的一时风光之后长期陷入门庭冷落的境况。
这一现象很快引起了各界关注。2006年10月30日，《四川日报》记者黄玲在04版经济新闻中发表了题为《国庆人山人海节后冷冷清清文殊坊缘何不如锦里》的报道，针对文殊坊作为“锦里第二”的趋同性，提出了诸如依托文殊院的素食，打造“素食一条街”以及“现场演奏天竺乐器”等操作性建议；其他重要论文有诸如周杨和乐雪《成都城市RBD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分析》（2008）所作的经济分析、周向频，唐静云《历史街区的商业开发模式及其规划方法研究——以成都锦里、文殊坊、宽窄巷子为例》（2009）的规划学分析、崔佳春《基于后发优势的成都大慈寺历史街区保护与开发建议》（2011）的后发优势理论与文化结构功能理论分析等。这些研究从各个角度分析了三者得失成败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对正在进行和即将进行的其他历史文化街区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下面，本文将从新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出发来分析二者在被作为都市文化景观而建构的过程中所呈现的差异，以此探索作为都市文化景观的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优势路径。
“历史文化街区”概念的形成：从“文化景观”到“文化景观遗产”
（一）“文化景观”概念的历史
20世纪20年代，西方文化地理学形成，其标志是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Carl，O.Sauer）《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1925）一书的发表。索尔首次将拉采尔等人的“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美国，并致力于通过“文化景观”来研究区域人文地理特征。他从综合角度对文化景观加以发生学的研究，对景观的结构做了详尽剖析。他对文化景观进行了如下定义：
文化景观是由一个文化团体在自然景观基础上形成的。文化是人，自然区域是媒介，文化景观是结果[1]。
自此之后，文化景观成为以美国索尔为代表的伯克利学派文化地理学的中心论题。1962年，该派地理学家瓦格纳（Wager）和米克塞尔（Mikesell）进一步指出：
文化景观是一个特定人类团体之间相互作用形成的综合化和特征性产物，体现了特定的文化偏好和潜力以及一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它是历代自然演化和人类活动的结果。[2]
（二）“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出现
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即《华盛顿》），该指出，“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
1992年12月美国圣菲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HC）第16届会议上，文化景观被提出并被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之中，成为继自然遗产、文化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之后的第4种遗产类型。[3]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文化景观是人类社会和聚落随着时间在自然环境提供的自然限制和机会以及延续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外在的或内在的）影响下的有形证据。它们必须具有杰出的普遍价值并成为某一地理区域、文化特征的代表。[4]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署则将文化景观定义为联系着一个历史事件、活动、人物或展示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一个地理区域。[5]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提出使得遗产保护从对单一对象的保护扩展为对“场所”的保护，从静态保护转变为活态保护，从器物层面的保护扩展到人地关系的保护，这种转变充分彰显了文化景观遗产的时空特性。自此之后，文化景观遗产的观念被纳入到各国的历史和文物保护法中。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地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
我国正式提出历史街区的保护是在1986年，国务院在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指出：“对文物古迹比较集中，或能完整地体现出某一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民族地方特色的街区、建筑群、小镇村落等也应予以保护，可根据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公布为当地各级历史文化保护区。”这是保护历史遗产的重要举措，从此形成了保护文物古迹、保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分层次的保护体系。2002年，我国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把历史文化街区、村镇等文化景观列入文物保护范围，要求建立起一个从单体文物、历史文化街区到历史性城市的全方位文物保护架构，使得有形的文化遗产和无形的文化遗产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景观，如京杭大运河、长城、茶马古道、丝绸之路等就是如此。
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概念，出现在历史保护从文物建筑逐步走向历史文化环境整体保护的过程中，是一种文化地理学意义上的文化景观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建筑、文化、社会、历史多个维度的价值。
成都历史文化街区的现状：从“历史文化保护区”到“游憩商业区”
（一）成都“历史文化保护片区”的规划
历史街区是城市演进历程的见证和传统文化的载体，而城市的快速发展必然会引起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与融合。在可持续性发展的背景下，如何有效地进行历史文化街区改造已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成都是1982年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历史名城之一。对于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物众多的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984年成都市制定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划定了文殊院、大慈寺和宽窄巷子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1986年又对该规划进行了修订补充。1987年成都市城市科学研究会牵头召开了“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发展研讨会”，并向市政府提交了《历史文化名城成都保护发展建议》。此后成都市有关部门在此基础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了系统的保护，即从个别保护到群体保护，从静止保护到动态保护。[6]
（二）成都RBD现状
与此同时，成都还必须思考如何在延续旧有文化血脉、保持固有文化特色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的问题。在无数的探索与调研之后，与北京、上海等诸多历史文化名城一样，成都最终选择了游憩商业区（Recreation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RBD）规划模式，决定将RBD作为城市文物保护和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创造城市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机制。
RBD这一概念最早由查尔斯.A.斯坦菲尔德（Charles A.Stansfield，和约翰.E.里克特（John E.Rickert）在1970年研究旅游区的购物问题时首次提出：RBD是中心商务区（center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和居住功能区（LBD）相融合的产物，是为满足季节性涌入城市的游客的需要，在城市内某一区域集中布置饭店、娱乐业、新奇物和礼品商店的街区。[7]1982年，斯蒂芬·史密斯（Stephen Smith）在其《游憩地理学》（Recreation Geography）一书中把新文化地理学的文化景观理念内置到RBD概念中。[8]
1995年，保继刚在研究深圳华侨城发展模式时，首次引入了RBD理念。在此之后，许多国内外学者进一步研究发展并实践了RBD规划理念，将城市RBD的类型扩展为四类：（1）大型的购物中心型（shopping mall）；（2）特色购物步行街型；（3）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4）新城文化旅游区型。如北京新东安商城的老北京一条街、上海老街、上海田子坊等就是较为成功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案例。
2006年6月8日，成都市政府了《成都市商业网点发展规划》，提出在2020年以前，成都市将重点把浣花风景区、武侯祠片区、水井坊片区、文殊院片区、北郊风景区、十陵历史文化区等6个片区建设成旅游休闲商业片区，以此为中心带动周边的旅游产业和商业文化的发展的规划。这六大片区中，除北郊风景区之外，五大片区均分别依托杜甫草堂、武侯祠、水井坊、文殊院和明十陵等重要历史文化遗产，是典型的“旧城历史文化改造区型”RBD。
锦里（武侯祠片区）和文殊坊（文殊院片区）相继建成，并对外开放，二者的基本隋况如下：
1.锦里
锦里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早在秦汉、三国时期便闻名全国。如今，锦里被改造为一个集中展示巴蜀民风民俗和三国蜀汉文化的民俗风情街区。
它依托成都武侯祠，以秦汉、三国精神为灵魂，明、清风貌作外表，川西民风、民俗作内容，扩大了三国文化的外延。一期工程在这条全长350米的街上，浓缩了成都生活的精华：有茶楼、客栈、酒楼、酒吧、戏台、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充分展现了四川民风民俗的独特魅力。此外，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热闹非凡的民间小吃集市，让人们亲身体验川西古镇“赶场”的热闹场景；趣味十足的民间婚礼展示，游人可参与其中，乐在其中，而情侣们甚至还可以将自己的婚礼仪式搬来锦里举行，体会一种独特的、传统的婚庆方式；民间音乐及戏剧表演、民俗服装秀更是长年不断，花样百出。其他诸如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让锦里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被称作“成都版清明上河图”。
该街采用由武侯祠控股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引进经营管理人才进行市场管理。据统计，自2004年11月开放以来，已接待国内外游客800余万人，实现销售收入近亿元，拉动周边经济2亿元以上，为社会提供近千个就业岗位，形成了成都民俗旅游休闲文化的一个知名品牌。2004年11月，“锦里”古街被文化部命名为“全国文化产业示范基地”[9]。
2.文殊坊
文殊坊是成都市政府规划的三大历史文化保护片区之一、六大旅游休闲商业区之一，是中房集团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倾力打造的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以川西街院建筑为载体的，充分体现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的都市文化休闲旅游胜地。它位于市中心人民中路旁，与传统城市商务中心（CBD）相融合。依托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殊院（5.73公顷），形成东至北大街、草市街，南至白家塘街、通顺桥街，西至人民中路，北至大安西路规模的协调区，总规划用地面积为33.25公顷。
一期工程包含成都会馆和成都庙街两大部分。成都会馆院落总占地面积为7460平方米，项目分两期进行开发，于2010年完成。二者均为清末时期的木质建筑，通过落架整合修建进行保护后，老院落里破旧的木柱、木梁等已被修复；成都庙街与成都会馆一街之隔，同样为传统老建筑。开街营业后的成都庙街主要包括旅游精品古玩、旅游民俗用品、文化餐饮休闲、老成都味道四大核心部分。
文殊坊于2006年10月1日开街，依托具有1400年历史的文殊院，投资22.2亿元，将其周边具有川西民居特色的老院落进行抢救性保护和整修而成，“文化”、“投资”和“规模”都可谓得天独厚，且有后发优势。如此偌大的占地规模，每天不到千人的游客量便显得过于冷清。
历史文化街区的未来：从“物质文化景观”到“非物质文化景观”
（一）英美新文化地理学视野中的新“文化景观”
1980年代，“新文化地理学”在西方迅速崛起。代表人物是英国文化地理学家彼得·杰克森（Peter Jackson）和丹尼斯·科斯科罗夫（Denis Cosgrove）。杰克森1989年出版的专著《意义的地图》（Maps of Meaning）一书被视为新文化地理学诞生的标志。
与传统文化地理学相比，新文化地理学提供了一种景观研究的新视角：
第一，强调人地关系：从景观形态研究的研究转向景观文化的研究，试图将景观的概念与其历史发展联系起来。新文化地理学结合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对景观进行文化研究，关注社会文化和政治过程对景观的塑造，以及景观本身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将景观的讨论纳入整个后现代主义的争论当中，显示出景观成为社会、文化、政治体系等活生生的人地关系中的重要部分。这样，景观就并非只是一个对象性的客观自然系统（自然景观）或客观文化系统（文化景观），而成为一个文化、社会、历史的多维存在。这就强调了文化景观中人地关系史的重要性。
第二，强调文化景观对于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承载：注重城市象征性景观的研究、注重分析文化景观的符号意义。
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一文指出，由于集体记忆所体现出的社会性，通过物质的和象征性的城市历史文化景观，去探究其集体记忆的认知空间和情感空间更具有现实意义。他们详细梳理了城市文化景观对于保存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重要功能。戴维·洛文苏（David Lowenthal）指出，历史建筑和城区的保护、象征性复制品的创造、纪念碑和博物馆均用于纪念往日的事件或人群。甚至诸如供娱乐的街道设施、公共艺术品和历史地名等象征性符号都是城市记忆的证据。[10]蒂姆·科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指出，“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的保存、匾额、碑铭，以及将整个都市邻里指定为‘史迹地区’，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11]由此可见，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必须考虑到城市集体文化记忆的传承。
（二）历史文化街区内涵的进一步界定：物质文化层面与非物质文化
新文化地理学对文化景观的重新定义使得历史文化街区从单纯的“历史古迹保护地”变成了“城市集体文化记忆场”，这促使对历史文化街区的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从“物质文化层面”进一步深入到“非物质文化层面”。
200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修订并通过了《实施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指南》明确指出：文化景观是自然与人类的联合工程成果，反映了在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内外作用下，人类社会和定居地的历史沿革。[12]同年5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其中提出：历史性城市景观的保护和保存，既包括保护区内的单独古迹，也包括建筑群及其与历史地貌和地形之间在实体、功能、视觉、材料和联想等方面的重要关联和整体效果。
2005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在中国西安召开第十五届大会，大会通过的《西安宣言》首次明确指出周边环境对古迹遗址保护的重要性和独特贡献，“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周边环境指的是紧靠古建筑、古遗址和历史区域的和延伸的、影响其重要性和独特性或是其重要性和独特性组成部分的周围环境……除了实体和视角方面的含义之外，周边环境还包括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有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和精神实践、习俗、传统的认知或活动、创造并形成了周边环境空间中的其他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当前活跃发展的文化、社会、经济氛围。”[13]
正如崔佳春所言，“历史街区是过去一定时期内社会生活的载体，反映着人们的生活习俗、生产能力、价值取向和审美标准，是城市发展的见证，也是城市旅游的重要吸引物。综合目前各类文献对历史街区的定义，我们可以认为：历史街区，是指保存有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构筑物，且能够完整地反映出某一时期城市的历史风貌、生活习俗、民俗文化，由城市干道围合而成的区域。”[14]
（三）锦里与文殊坊的比较：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层面
1.锦里：锦里是成都首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进行综合开发的街区。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锦里片区街道两侧的所有建筑均属新建，并不具备历史遗产价值；但锦里充分利用紧邻武侯祠的区位优势，把自己打造成为集中展示三国蜀汉文化和巴蜀民风民俗的民俗风情街区，成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承载。
2.文殊坊：文殊坊的保护与开发采用的则是改造与重建结合的方式。从物质文化遗产层面看，文殊坊片区内的老建筑、老院落得到维护与修缮，其中庙宇建筑的宗教功能、院落建筑的居住功能，均得到了完整的保留，较好地实现了物质层面的建筑文化遗产保护；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层面看，街区设想以佛禅文化、民俗文化为主题，传统川西街院建筑群为载体，力图保留老成都人文历史精髓，并提出了打造以文化休闲旅游为主的城市“游憩商务区”（RBD）的想法。但由于对佛禅文化强调不足，对川西民俗表达不充分，与街区核心文殊院几乎没有互动，文殊坊街区成了_一个文化空壳。
结论：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成都历史文化街区建设的意义
首先，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人地关系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思考历史文化的当代呈现问题。
锦里采用“赶场”、坝坝电影、古戏表演、手工织锦、夜晚打更、采用花轿和滑竿等传统交通工具等多种古韵十足的特色项目，来重现昔日川西古镇的生活原貌是一种很好的尝试。但文殊坊对于古代佛禅文化、民俗文化的呈现可以有自己的特色。
其次，新文化地理学文化景观概念对于集体记忆的强调，促使我们去搜寻各个历史文化街区各自特殊的文化记忆。
2015年5月4日 《关于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的巴塞尔公约》、《关于在国际贸易中对某些危险化学品和农药采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公约》和《关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缔约国大会5月4日在日内瓦拉开帷幕，来自全球180个国家的政府、民间社会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企业和国际组织代表将在为期两周的时间里就全球废物管理技术指南等议题进行讨论。
《巴塞尔公约》、《鹿特丹公约》和《斯德哥尔摩公约》就保护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存环境免遭危险化学品和危险废物的危害提供了一系列控制措施。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施泰纳在三个《公约》缔约国会议5月4日开幕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指出，应建立良好的化学品和废物国际治理框架，以减少人们遭受这些物品所带来的危害，应通过建立全球化学品治理框架，防止过去百年来由于大量引进某些化学品而导致严重后果等悲剧的发生。
施泰纳指出，化学品是21世纪经济的一部分，存在于环境周围，是所使用物品的组成部分。这三项《公约》不是禁止化学品，而是提供科学平台，向决策者和民众以及环境提供保护，免遭毒性物资的侵害，减少化学品的负面影响，而对化学品实施使用限制能够向市场提供信息，需要找出替代品。
May 4， 2015 The conference of contracting countries of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Prior Informed Consent Procedure for Certain Trade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Pesticid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Rotterdam and t Stockholm Convention on Persistent Organic Pollutants kicked off on May 4 in Geneva. Governmental and social organizations， NGOs， enterpris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representatives from 180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will discuss about global technical guidelines of waste management and other issues in the period of two weeks.
The Basel Convention， Rotterdam Convention and Stockholm Convention have provided a series of controlling measures in protecting human health and their living environment from the damage of hazardous chemicals and wastes. Achim Steiner，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pointed out in the press held on May 4 that， the same day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 contracting countries of the three conventions that， a good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chemicals and wastes treat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reduce the danger people suffer from these items. A framework of global chemicals treat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of the tragedies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due to the introduction of a large number of certain chemicals.
关键词 旅游营销文本；地方；视觉表征；社会构建；文化研究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lace:Cultural Turn in Western Tourism Advertising Researches
LIU Danping
(School of Tourism and Hotel Management,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 In mid and late 1990s,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saw a major theoretical incident―“Cultural Turn”, whose core was to put cultural studies and social theories into the analytical system of humane geography and stress on the shaping role of soci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process in space and place. For marketing many destinations use pictures to show their landscape, which some scholars named visual representation. And these marketing pictures just are texts which involves culture, place and man. The major conclusions of those western scholars have been made are: Firstly, the destination is an image and myths. Secondly, postcards are narrative texts involving many social signifiers. Thirdly, those visual marketing texts often make fake representation about the hosts.
Key words： tourist marketing text; place; visual representation; soc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study
一、 问题来源
二战后，西方人文地理学的理论思潮呈现阶段性变化，从1960年代的“数量革命”(计量地理学)，演变到1970年代的“行为革命”(行为地理学)和人文主义地理学(humanistic geography)①，再到1980年代中期的“转向”(即结构地理学，或称激进地理学)。到了1990年代，由于社会科学总体上对人类文化的兴趣大大增加，文化成为普遍性的研究热点，西方人文地理学也随之呈现出“后现代的”多元化属性，并最终导致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和区域地理学等各分支学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转向，约翰斯顿称其为“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1]。
与上述理论走向相一致的，就是西方人文地理学方法论和哲学基础的某些变化。例如，西方学者逐渐意识到，实证主义影响下的那种强调空间分析、运用“经济人”假设和定量分析(quantitative methods)、对经济活动空间规律的探讨很少涉及社会过程和文化层面等做法，在解释现代资本主义复杂的地理现象时越来越显示出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于是，人本主义的、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社会批判(social critics)的以及后现代(postmodern)的方法论逐渐得到重视，一系列原本用于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所谓定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2，3]被采纳。其中，不少学者注重探究人类的视觉体验，通过分析摄影图片、影视光碟等视觉资料，来揭示地理现象中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有学者称其为“视觉方法”(visual approaches)[4，5]。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地方”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利用摄影图片进行旅游地的视觉营销一直是旅游企业所重视的策略[6，7]。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文化转向”思潮在人文地理学的重要分支之一――旅游地理学的研究中开始有生动的体现，众多西方学者对明信片、旅行指南、导游手册中的摄影图片进行了符号学(semiology)、修辞学(rhetoric)、叙事学(narratology)、语用学(pragmatics)的分析，揭示了旅游地(“地方”，place)如何被视觉表征(visual representation)，以及如何被社会性地构建(socially constructed)，由此形成了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研究内容和结论，极大地丰富了对人类旅游活动的理论解释。
自1999年起，我国学者就敏锐地预见到西方人文地理学文化转向可能产生的重大影响，纷纷在《地理学报》[8]、《地理研究》[9]、《人文地理》[10-12]、《经济地理》[13-15]等刊物上进行介绍和评述，着重从研究体系或框架上概括出该学术事件在经济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以及区域地理学等分支学科中的基本特征，更有部分学者率先选择国内案例地做了某些前沿性的研究工作[16]。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学者对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视觉表征的研究这一“文化转向”思潮中最活跃的学术活动尚缺乏了解，相关的综述与评价也鲜有见到。本文拟在此方面有所贡献。
同时，如果说国内先前已有的那些关于“文化转向”的综论性文章重在粗线条的勾勒，那么接下来该做的，就是在此基础上从微观层面考察国外同行如何进行地理学问题的文化研究。鉴于此，本文就将综述的起点放在西方学者的典型案例研究上，然后再对他们的理论工作加以评价和阐释。
二、 述评方法
本着从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角度探讨旅游营销图像的原则，笔者将文献收集范围限定于旅游研究中的视觉文本分析。文献来源主要有两类：国际旅游研究领域内仅有的两个被SSCI科技文献检索系统收录的期刊《旅游研究纪事》(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和《旅游管理》(Tourism Management)一直代表了旅游研究的前沿成果，它们从1980年代以来的学术论文就成为本文综述的第一类文献；另外，2003年6月，英国Sheffield Hallam大学举办了主题为“旅游与摄影：静态的视觉影像与动态的生活”的国际学术会议，会议交流论文80余篇，集中反映出该议题的国际研究动态，它们是笔者关注的第二类文献。
在具体评述时，笔者将分两个层面进行。
第一层面是案例研究观摩。笔者从国外同行的诸多研究个案中选择三个代表性工作加以详尽的解析，目的是细致地观摩和学习他们有哪些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如何开展工作，以及做了哪些理论解释。
第二层面是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借鉴近年来文化研究领域(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传播学等)日益推崇的“关键词”(keywords)研究思路[17-21]，笔者从西方学者关于“地方”的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他们使用频率相对较高的若干核心词语(这其实是学者们取得的某些共识所在)，然后将这些核心词语视为该议题的“关键词” 逐个进行简要分析。显然，这些关键词彼此勾连应合，已形成一条西方学者关于旅游营销文本的视觉文化研究的理论主线。
三、 典型案例观摩
西方学者认为，旅游业的发展历史受制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以及决定这种经济制度和结构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某一“地方”之所以成为旅游地，成为旅游者消费的对象，实际上是历史的选择，是一定社会阶层和社会集团及其代表人物意志的集中体现。同时，他们还认为，探究旅游营销图像的产生过程，是洞悉旅游地形象问题的最佳切入点之一。国外同行的多项研究表明，旅游地是视觉表征的结果，是当地政府、旅游开发商与销售商、土著居民(indigenous people或host)以及游客共同地、社会性地重构原地方后形成的一个“非真实世界”[21，22]。
1. 旅游地是一个“意象”：苏格兰旅游委员会案例
Caroline E．等人以苏格兰旅游委员会(STB)为例，试图回答物质景观如何实现话语转换，成为导游手册里的图片影像这一问题[23]。研究发现，在导游手册里旅游空间被设计、转化成某种视觉表征需要经历三个媒介传播过程：市场调研机构提供游客需求信息，并由此提出形成苏格兰地方特色的关键性图符(icon)；专业摄影师运用技术和社会文化知识选择性地拍摄景物；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使用媒介话语精心编排出一个极具劝服功效的导游手册，最终完成影像表达。三方在整个过程中都需要遵循当代社会关于旅游发展、关于导游手册角色的约定。作者不无幽默地描述导游手册编辑设计人员的工作之一就是将合适的东西放在合适的页面里，以引起游客注意，让他们想到：“哦，这很有趣”，或者“嗯，这地方看来值得一去！”
据此，Caroline E．等人认为，地理背景并不能单纯地决定一个地方是否成为旅游目的地。对某一地方而言，不是其自我评价，而是外来因素合力对它进行的描绘使其成为人们所说、所观看到的“地方”。即，旅游地实际上是一个“意象”(image)，它由旅游运营商“经营”(operate)，由市场营销人员“包装成型”(model)，再由旅游者“使其具有生命力”(perpetuate)。供需双方共同建造了一个地方“神话”(myths)。
2. 自然界是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案例
旅游资源管理、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旅游一直是国内外旅游研究的热点，其中如何看待旅游地是西方学者关注的焦点。其中，加拿大学者Keri Cronin的研究可圈可点。他以加拿大杰士伯国家公园(Jasper National Park，简称JNP)这样一个典型的生态旅游地为研究对象，却一改不少学者从旅游地生态与环境监测、生态评价、旅游者行为管理等入手进行研究的惯例，而是收集有关JNP的旅游营销图片，对它们进行内容分析，解析图像中具体的构图元素(element)和修辞手法(rhetoric)，探究图像所隐喻的自然资源管理人员、旅游开发经营人员对JNP生态环境的认知，以及资源利用的主张，由此剖析该旅游地生态环境问题的深层原因[24]。
Keri Cronin注意到，导游手册、明信片、旅行指南里关于JNP的图片的画面“主角”始终是广阔无垠的原始森林或其它自然景观，似乎刻意避免出现人类活动的痕迹，以塑造JNP“未被侵染的、纯净的、新奇刺激的野生环境”之形象。但这显然违背公园的发展实情：其旅游业发展得十分红火，某些地段和景点常常游人如织。同时在导游手册里，人们满眼看到的是公园内一长串适合拍照的景点，以及相应的取景角度和时间说明。对此，Keri Cronin不无讽刺地写道：“在旅游营销文本里，自然界变成了一系列值得拍摄的机会(photo-opportunities)，导游手册简直就是一个为摄影发烧友服务的向导(shutterbug Guides)。”另外，研究者还发现，JNP的管理政策也大多是从有利于旅游发展的角度制定的，常常为取悦游客而人为干涉生态系统的自身循环。例如，公园有禁火规定，每年干燥季节里自然燃起的山火都会被立即扑灭，并在最短时间内原地补种树苗或草坪，目的就是保证游客的眼睛和照相机镜头所观察到的都是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色世界。
Keri Cronin进一步揭示，旅游营销图像树立的JNP“自然绝境(the sublime)”的形象诱使更多的游客前往观光体验。当这些被“艺术化唯美化”的旅游广告图片“洗脑”后的游客大量涌入时，很难期望他们能够自觉意识到JNP所面临的环境压力，以及过度的旅游、拍摄行为可能导致何种生态损害。研究者总结道，为了JNP的旅游业发展，公园管理者、旅游批发商和游客等群体的态度和行为都是“以人为中心的”(humancentered)的，他们不约而同地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认为野生地(wilderness space)是一个非人类世界(nonhuman world)，人类可以不断地征服和利用它。就这样，摄影和旅游营销图像“进入了国家公园的生态过程(ecological processes)”，并在其中起到不容忽视的消极作用。
JNP案例再一次证明：但凡被营销者贴上“生态旅游地”标签的地方，永远维持“处女的” 形象和状态就成为它们的重要任务。因此，地方是表征的结果，被如何表征则受控于人类社会的选择。
3. 明信片是一种“社会能指”：札格勒布市案例
Sanja KalaposGasparac将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共和国的首都札格勒布市( Zagreb )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二十世纪初到二战和二战后这两个历史时期内札格勒布市明信片中影像的不同[25]。研究发现，在第一段时间里，当地人一直有“札格勒布市是欧洲中心”这一地方认同感。明信片里的影像大都是展示该市精美绝伦的教堂、高贵典雅的文化场馆、古典厚重的城市雕塑以及奢华迷人的贵妇人等，那些五色琉璃、世界名画、人体线条、蕾丝花边等构图要素无时不在传递札格勒布市浓厚的浪漫主义文化气息。而二战后，作为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明信片里的影像则更多地试图树立“新札格勒布”、“人民的札格勒布”的形象，各种能集中反映“繁荣”、“进步”、“平等”、“祥和”、“兄弟手足情”等社会主义特质的生活场景成为明信片的画面主题，且这些特质通过陪衬物、拍摄角度、画面色彩以及文字说明等手段逐一突显出来。
同时，研究者还发现，以上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明信片都形成了强大的劝服诱导功效，它们为游客量身定做了一个札格勒布市，通过符号和象征规定和指导了游客如何选择该市的旅游景点、如何欣赏城市风景、如何选择拍摄对象、如何产生“合适”的情感以及日后如何形成“应有的”记忆等。当然，两个历史时期的旅游者，也都分别认为自己欣赏到了当时札格勒布市的精华所在。
这一案例表明，明信片很容易被人们操纵，它是政治、审美、修辞的合力结果，是具有多种意义的强有力的“社会能指”(social signifiers)。无论是二战前的浪漫之都，还是二战后的社会主义新城市，札格勒布市都是城市管理者(政府部门)、旅游开发商、景点销售商以及游客等一起为自己精心重构的一个旅游地。他们共同策划并联合演出了一幕戏剧，所有演员各取所需：旅游产品的供给方获得金钱，旅游产品的购买方获得畅快、愉悦或刺激等体验。
四、关键词的抽取与阐述
从西方学者的诸多研究案例中抽取、归纳他们频繁使用的核心概念，将十分有助于我们洞察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社会构建的基本特征和实质，准确把握国外同行的若干理论点。笔者视这些核心概念为“关键词”。通过串连、参照、对比、整合这些关键词，能够较为清晰地梳理出西方学者关于该议题的一条理论主线。
1. 抽取关键词
这些核心概念可划分为如下5部分：
第一部分属于旅游地视觉表征问题的研究基点，或者是一个理论分析工具，主要有“凝视/被凝视”(gaze/gazed)这一对关键词[26-34]。
第二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解释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中的人及其行为的核心概念，主要包括“发送者/接收者”(sender/receiver)和“编码/解码”(incode/decode)这两对关键词[35，36]。
第三部分是西方学者进行旅游营销图片视觉分析时重点使用的概念，包括“图符”(icon)、“符号”(sign)和“符码”(code)等[37，38]。
第四部分是西方学者揭示旅游营销图片如何激发人们产生旅游动机时所频繁使用的核心词语，包括“表征”(representation)[39，40]、“隐喻”(metaphor)[41]、“叙事”(narrative)[42，43]、“修辞”(rhetoric)[44]、“象征”(symbol)[45，46]、“意指”(signification)、“能指/所指”(signifier/signified)[47，48] 等。显然，这些关键词分别援引自符号学、修辞学、叙事学、语用学以及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学派。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与其它学科的交融日益深刻和广泛的事实也由此可以略见一斑。
第五部分是西方学者用以回答旅游地视觉表征和社会建构过程之本质的核心词语，包括“文化再生产”(cultural reproduction)[49，50]、“话语”(discourse)[51，52]、“权力”(power)[53-55]等关键词。
2. 阐释关键词
上述5类关键词深刻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化表征和社会性构建的原因与过程，其间有复杂多样的政治缘由和意识形态问题。笔者将选择其中几个关键词进行阐述。
第一，“凝视/被凝视”。它表明旅游者(凝视主体)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凝视客体)之间的关系。旅游，原本就是一个看与被看的过程，游客正是通过欣赏旅游地不同于自己日常生活的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而获得审美、愉悦、刺激、新鲜等情感体验的[11]。而在西方文化里，凝视主体与凝视客体之间客观存在着某种权力之争。“凝视/被凝视”这一对概念其实就暗含有这样一个观点，即，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不平等。显然，“凝视/被凝视”是国外同行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视觉化地表征？其中的社会建构过程和意义是什么？”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所有相关论述都由此深入展开。
第二，“发送者/接收者”和“编码/解码”。它们描述了旅游营销文本与游客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广告设计者以满足游客需求的原则对旅游地景观进行重新设计，精心拍摄广告图片并撰写文字说明(即编码)，然后以明信片、导游手册等形式销售或赠送(即发送)到游客那里；游客阅读和理解这些营销文本，并做出自己对旅游地景观和吸引力的判断(即解码)，决定是否出游。
第三，“图符”、“符号”和“符码”。这是社会批判、传播学以及视觉文化理论中常见的核心概念。其中，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人的动作与姿态、服装、建筑、饰物等所有的社会与文化活动或产品都可以视为符号；而符码则是这一套受制于使用它的文化成员明确或不明确赞同的规则的符号系统[11]。换言之，文化成员不仅借助于这些符号和符码去表达、传递和构建某种意义，同时也有意无意地采用固有的文化惯例和规则破译并理解这些符号、符码。基于此，整个社会生活得以延续和推进。显然，旅游广告的设计者(我们完全有理由扩展到旅游产品的开发商、经营商)和旅游广告的阅读者(包括潜在游客和实际到访游客)都是这样一些文化成员，他们共同通过某些符号、符码来完成旅游产品的供给与消费。于是，在西方学者分析明信片或导游手册里的旅游营销图片时，画面主角、色彩、拍摄视角、背景物、附加文字等各个要素就被他们视为回答旅游地如何被表征和社会建构的理想切入点，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城市街头的灯饰图案、女性衣裙的蕾丝花边等也都成为一系列符号被逐一探测和解释。
第四，“表征”、“隐喻”、“叙事”、“修辞”、“象征”、“意指”、“能指/所指”。国外同行通过这些词语揭示了一个事实：旅游营销图片其实就是使用一系列符号，通过隐喻、修辞、象征等手段引起旅游者的情感共鸣，促使他们产生旅游的欲望。例如，一望无际的绿色森林(森林是一种符号)象征生态旅游地的处女地性质，贵妇人华美的衣帽(衣帽是一种符号)隐喻城市古典文化，海浪、悬崖、野生动物意指未被征服的自然界绝景，等等。
第五，“文化再生产”、“话语”和“权力”。这些关键词揭示出旅游地被表征和社会构建的最本质问题――如何生产意义？如何使意义合法化？谁掌握了权力？首先，这里需要分别解释“文化再生产”和“话语”的含义。因为与前述若干关键词相比，它们并不为人文地理学家所普遍熟悉，而是国外同行从文化研究和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转借过来的概念，带有某种“后学”倾向[56，57]。
“文化再生产”表示文化领域作为一个各阶级为争夺社会利益而在意指方面进行不断斗争的场所所发挥作用的方式。其结果是文化在任何时代都或隐或现地有利于解释支配阶级的利益，有利于他们的表意实践(signifying practices)。于是，文化再生产就是使统治阶级集团利益的社会权威自然化与合法化的过程。同时，什么能够得到再生产不是一个可预知的结论，而是特定空间与时间中运行的文化力量此消彼长的结果[58]。
同样，在文化研究和批判学派那里，“话语”也决不简单地等同于“语言”。前者本身兼有名词和动词两种属性，同时指涉思想和传播的交互过程与最终结果。同时，话语是社会化、历史化及制度化形构的产物，它体现着权力关系，而意义就是由这些制度化的话语所产生的。话语包括电视和新闻这些媒介话语，以及诸如医学、文学和科学等制度化的话语。因此，话语是一种社会控制力量，各种话语无不体现着社会权势的意志，无不对应着特定的权力机构[59]。
借鉴文化研究和社会批判的上述观点，西方学者揭示出旅游地被视觉表征和构建为某种非真实世界的深刻内涵，即，刻意设计、规划和选择性拍摄旅游地景观，然后通过明信片、导游手册等旅游营销方式将其大量复制和广泛传播，并最终强烈地影响游客的消费决策和体验，这一切行为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再生产。同时，这样的文化再生产并非随意或偶然地发生的，而是文化产业的各个相关机构(institutes)(如旅游行政管理部门、图片社、出版商等)通过国家各项发展政策、经济法律制度等共同界定和规范了旅游者的凝视主体地位和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的凝视客体地位，其后暗含着复杂的制度化、政治化操纵意味。换言之，旅游营销图片就是媒介话语的一种具体形式，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和洗脑功能；旅游者掌控了话语权，他们决定了究竟哪一地方能讲故事，为谁讲，以及如何讲。
至此，我们就可以勾连到第一类关键词“凝视/被凝视” 进行初步总结：正是因为要满足旅游者观光、凝视和消费的需求，旅游地才被表征和社会性地建构为游客所希望的“模样”。迎合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塑造和强化旅游地形象的根本动力之一。
3. 简析西方学者的理论走向
在现代西方人文地理学发生“文化转向”思潮这一重大理论事件中，各个分支学科各有不同的表现。其中，文化地理学的要点就是借鉴“后现代主义”和“人文主义”的最新成果，将文化研究和社会理论纳入人文地理学的分析体系中。在“新文化地理学”看来，“景观”并不是传统文化地理学所定义的“那些我们在地面上看到的风景，或一片土地”，而是人类对世界的“多种解读方式”(ways of seeing)[60]。至于区域地理学，学者们则普遍关注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把“地方”定义为“利用空间来提供社会相互作用的场所”的观点，开始偏重小尺度的视野。于是，作为对文化转向的响应，“新区域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就由过去的“区域”(region)转变为被赋予了社会化涵义的“地方”(place)。在“新区域地理学”看来，“地方”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是个人和各种组织实现其功能的限制空间[61]。基于此，我们对比分析前文所述的西方学者关于旅游地的视觉表征与社会构建的前沿研究，就不难发现他们是在旅游研究领域里接受和演绎了人文地理学中关于“景观”、“地方”的某些新观点。在他们看来，所谓旅游地形象并非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相反地，它受制于人们观看的方式(即旅游者的凝视偏好)，是社会意识形态作用的结果。
当然，我们还可以将思考范围进一步拓展到后现代地理学关于“空间”(space)概念的某些观点，来理解西方学者对旅游地视觉表征的若干结论。例如，后现代地理学的先驱者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在其专著《空间的生产》里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社会关系的容器；空间具有其物质属性，更有其精神属性[62]。著名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其著作《社会公正与城市》一书的后序里写道：“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体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63]。西方思想界大家、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学者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坚信权力的分析就是空间的分析[64]。他论述道：“是的，空间在任何形式的公共生活中都极为重要；空间在任何权力的运作中也非常重要。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渡来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65]并非巧合地，在剖析旅游地的视觉表征时，不止一位国外同行提出这样的观点：摄影术提高了人类操纵视觉空间的能力，它可以反映事实，更可以创造事实。摄影中常用的方法，如取景、剪裁、调焦距、柔化、布景以及对底片的技术处理等，都使它具有隐藏、神秘化和欺骗等功能。实际上，摄影照片从来没有描绘客观事实，它总是陷入社会、经济意义所编织的网中，参与社会历史进程。当与旅游营销目的结合时，摄影便表现为社会权力手段，旅游地(“地方”)按照人的意愿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重新构建。因此，无所不在的旅游营销图像帮助人们搭建起一个想象的空间――旅游地。在那里，山水、树木、雕塑、街灯等景物都被赋予特殊意义；在那里，旅游者与旅游地居民及其文化之间凝视/被凝视的权力关系得以体现和强化。显然，这是后现代地理学和社会批判理论中的空间思想(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在旅游研究中的某种渗透和引用[11，66]。
应该说，把艰深晦涩的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应用于旅游现象的研究是有相当难度的，西方学者的研究也存在不少或牵强附会或肤浅僵化的缺憾。然而，他们探索性的前沿工作却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拓展了人地关系、人人关系的思考方向。当然，对他们的某些社会批判思想也应该结合其国家发展状态和社会文化背景进行具体分析。可以肯定的是，西方学者的批判目的并非简单地否定一切(如否定旅游广告、否定图片营销、否定旅游需求)，而是希望提出一种思考社会现象的方式来帮助人们理解旅游现象。
五、 对我们的启示
近年来，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猛发展，不仅成熟旅游地异常重视旅游市场营销，某些深藏于偏僻山区的自然景观和民族文化也因其独特的旅游吸引力而被迅速纳入到旅游消费市场中。通过摄影营销图片和各种大众传播媒介，这些区域特有的人文事象被越来越多的公众所知。它们反映了当代社会的某种审美与消费偏好，并获得了社会制度、政策以及相应组织、机构的引导和支持。虽然国情和文化背景决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和学术旨意不可能完全等同于国外同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借鉴他们的经验和学术观点进行如下思考：当下国内旅游营销文本的特征是什么？它们如何介入到旅游地的发育过程中？这又反映了怎样的文化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缘起与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不能仅仅停留于某一具体研究议题的层面，本文的写作初衷也绝非局限于旅游话题，西方学者在人文地理学领域内异常活跃的科研探索才真正需要引起国内同仁关注。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在国内最近两、三年问世的传介西方学界关于都市文化和空间研究的若干新观点的译著或编著中，有不少是专业背景为文艺美学的学者完成的。例如包亚明[67-70]、周宪、许钧等[71，72]学者，他们对亨利・列斐伏尔、戴维・哈维、爱德华・苏贾②、米歇尔・福柯等学术大家思想的评述十分可贵，其中不乏对“地方”的文化研究和后现代地理学倾向。相反地，国内严格意义上的地理学家们却显示出某种缺席，无论是编译、述评还是实证研究，近来相关论著所见不多[73]，这或许是一个遗憾。笔者谨借旅游地视觉表征这一小议题，提示国内同行应该对西方人文地理学及城市社会学的发展方向保持必要的学术敏感性。
注释：
① 虽然有译为“人本主义地理学”的，但文献检索发现国内学界学多译为“人文主义地理学”，参见：(1)马润潮：《人文主义与后现代化主义之兴起及西方新区域地理学之发展》，《地理学报》1999年第4期；(2)张祖林：《当代西方地理学中的人文主义》，《自然辩证法研究》1999年第4期。同时，该流派的创始人段义孚(Yifu Tuan)先生也同意“人文主义地理学”这种译法。故本文采纳之。
② 当代杰出的地理学家Edward W. Soja，国内也有人翻译为“爱德华・索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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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文地理教学 改革 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6－0063－02
在高等师范学校地理科学专业中，“人文地理学”是面向21世纪人才培养的主干课程，是本科二年级学生的必修课，侧重于研究人类活动的空间差异、空间组织和人类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其研究领域包括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聚落地理学、旅游地理学、政治地理学、行为地理学等，广义的人文地理学还包括经济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涉及人口问题、城市与区域经济发展、人类活动行为等重大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地矛盾愈加突出，人文地理学的理论知识在解决人类面临的诸多问题方面，地位日益凸显。
“人文地理学”具有极强的社会性和实践应用性，因此在授课过程中，应理论联系实际，给学生提供参与实践的机会，充分体现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提升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鉴于此，我们在传统的“人文地理”教学的基础上，融入专题讨论课和实践活动课，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一、人文地理教学设计
突破传统的人文地理教学模式，设计了三大板块。除了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课堂讲授外，特别突出了以学生为主体的讨论课和实践活动课。
1．课题讲授
采用启发式教学，主要讲解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
2．课堂讨论
包括两部分内容：①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在各分支教学中的应用；②运用人文地理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人文地理现象。
3．实践活动
通过调研的方式，包括观察、考察、问卷调查等，学以致用，培养学生将学科知识用于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训练学生的专业技能。
二、“人文地理”讨论课的设计
1．专题讨论――基本方法、基本理论在各分支教学中的应用
人文地理学［1］前三个章节主要讲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主题、基本理论和研究方法，且贯穿于后面的各分支章节，具有以线带面的知识结构体系特点。各分支内容讲授前，将学生分为若干小组，每组负责一个分支章节：人口、农业、工业、聚落、语言、宗教、旅游、政治、人类行为。每个小组运用已学习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并参考相关文献，通过组内讨论，分析各人文地理现象的起源与分布（文化区）、迁移与传播（文化扩散）、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景观表现（文化景观）等。
讲授过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扮演提问质疑的角色，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知识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加深对所学知识的理解，对人文地理学知识体系的认识也得以升华，同时也锻炼了学生的表达能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例如，在讲授宗教地理学这一分支章节时，根据知识的前后联系，教师列出如下讨论提纲（表1），采用启发提问式教学，既打破了为讲宗教而讲宗教的课堂枯燥乏味的尴尬，又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活跃课堂气氛，提高教学效率。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所学知识解释人文地理现象。
地理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人文地理学尤其如此，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文地理学在解决人地矛盾中的作用日益彰显。例如目前人类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人口众多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区域经济发展与环境承载力的矛盾、甚至全球政局变动等，人文地理学都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在人文地理学的学习过程中，应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观察、思考、分析问题的能力。一方面教师要注重挖掘与社会经济、日常生活等密切相关的人文地理现象，另一方面鼓励学生自己发现问题，从中挑选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引导学生运用所学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进行课堂讨论，并予以点评。达到学以致用、巩固所学知识、开拓思路的教学目的。
该类问题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的相关地理知识，有一定难度，教师在设计问题时，要考虑到学生的学习能力，难易适中，同时讨论过程中，教师应予以适当提示。由于这类问题与社会经济发展、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也是运用、整合人文地理概念和理论的重要途径。表2列出了部分讨论主题。
三、人文地理实践教学活动设计
人文地理学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实践教学是观察、认识、研究人文地理事象的重要手段，是人文地理教学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深化地理知识、形成科学的地理思维方式的重要途径，具体模式有观察、考察、社会调查等。高师人文地理实践教学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1．确定合适的实践调研课题
确定研究课题是保证实践教学效果的关键。首先，课题的难易程度应在学生能力允许的范围之内，既要达到深化课堂内容的目的，又能保证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能够顺利完成。其次，选题要密切联系社会经济发展实际。应用性是学科发展的动力和灵魂，也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一把钥匙。因此选题应侧重当地社会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或亟待解决的问题。再次，选题要考虑学生的兴趣。教师根据当前热点问题、教材内容及以往经验提供若干可供选择的实践调研课题，此外还应鼓励学生提出自己感兴趣的研究主题，并帮助学生进行可行性论证，集思广益，扩大学生选题范围，完善实践教学内容。
2．做好实践调研前的准备工作
前期准备工作做的是否充分是保证实践教学效果的重要保障。一般前期准备工作包括思想动员、收集相关资料、编写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指导书等环节。实践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自主性学习过程，其教学效果主要取决于学生积极、严谨的学习态度，因此对学生进行思想动员、端正学习态度、认识到实践教学的重要性是保证实践教学得以顺利进行的前提。实践教学前还应通过对相关资料的收集对目的地的自然、人文、社会地理环境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为编写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指导书等提供背景资料。实践教学计划、实践教学指导书应包括实践教学任务、路线、范围、实施方案等内容，以便提高实践教学效率和教学质量。
3．调研资料的后期整理
通过对调研资料的整理、分析、判断得出结论，培养学生分析人文地理问题的能力，训练学生的地理探究能力，并初步具备一定的地理科研能力。调研资料后期整理三部曲：建立数据库、数据的统计分析与空间表达、撰写调研报告。针对研究目的和方法选择合适的软件如EXCEL、SPSS、ARCGIS等数据的统计分析和空间处理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和制图，并将数字语言转化成文字语言，进一步归纳人文事象的时空变化规律，撰写调研报告。
4．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与反馈
及时评价实践教学效果，是完善实践教学体系、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的重要措施。实践教学效果评定应包括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表现出的实践能力、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等。为此构建了实践教学效果评价体系。体系包括三大板块：一是专家点评，即每一小组推选一名同学针对调研内容、方法、结论等现场演讲，由3～5名教师组成专家团进行点评；二是选出优秀调研报告，在教师的指导下进一步补充、修改，撰写成科研论文，在相关杂志发表；三是依据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的表现、个人成绩和小组成绩等因素综合评定每位学生的实践教学成绩。此外，应及时了解学生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极听取学生的意见和建议，逐步完善实践教学的内容体系。
例如，结合经济地理部分的学习内容，确定了“三峡广场与解放碑商圈商业业态结构比较分析──以零售业业态为例”的调研课题。根据调研内容和目的，确定以走访式调研方法为主，通过对两个地区商业空间分布和发展态势，确定调研范围和路线，实地调研、资料分析和撰写报告采取小组分工与协作的组织方式。
通过调研分析得到如下结论：①三峡广场与解放碑商圈商业业态行业结构趋同度高；②解放碑商圈商业业态层次结构高于三峡广场商圈；③级差等级地租对两商圈商业业态空间分布产生显著影响，从商圈核心向出现：百货商店、专卖店――超市、专卖店、小型商店――便利店、一价店、仓储超市的业态变化特征；④三峡广场应根据级差等级地租进行商业业态空间结构调整；⑤解放碑商圈有条件发展为大型购物中心。以上结论对两大商圈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人文地理学讨论课和实践活动课是对传统人文地理教学的重要补充，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深化了对所学知识的理解，而且整个过程锻炼了学生查阅资料、独立钻研、语言表达、科学研究、团结协作的综合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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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的开幕式上，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王耀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开幕词，对两年来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教学的丰硕成果给予充分的肯定，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与教学的人才队伍年轻化、专业化和迅速扩大化的发展趋势给予大力的赞赏。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副会长樊祖荫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文化部陈迎宪处长从艺术科学研究的角度，表达了对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殷切期望，并从科学选题、学术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晓其和杭州师范学院院长林正范以东道主的身份向大会致欢迎词，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院长田耀农向大会报告了会议的筹备过程。杭州师范学院林正范院长在欢迎词意指出：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的年会在杭州师范学院召开意义重大而又深远，因为杭州师范学院的前身就是1908年建立的浙江省两级师范学堂，鲁迅、李叔同等一代宗师都曾在这里执教，李叔同先生首先在这里开始了他的乐歌教学，所以，中国现代音乐教育就是从这里点燃了启明的火炬。
开幕式结束后，大会即进行专题学术论文的宣读和研讨。来自全国的188位会员和近年来投身中国传统音乐学习和研究的莘莘学子共向大会递交了122篇学术论文。会议分“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理论及方法论研究”、“中国传统声乐理论研究”、“中国传统器乐理论研究”等三个工作坊同时进行，25位资深学者分别担任各工作坊的主持人。
在“中国传统音乐学科理论与方法论研究”工作坊里，蔡际洲从“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角度”层面提出中国传统音乐对象分类及不同对象的研究方法等问题，对该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了概观性的归纳。李敬民阐述了民族音乐学跨学科研究的基础，提出构建和完善民族音乐学研究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下学科理论体系的设想。陈天国和苏妙筝论述了音乐的社会功能，提出当下社会出现的音乐偏阴偏阳的不良倾向。王晡对传统音乐的消亡趋势进行了学理层面的分析。王家栋提出传统文化是建设现代文化名城的基石的问题。田耀农提出人类音乐应分为民族音乐和艺术音乐两个不同类别，指出了二者各自的质的规定性，认为二者虽有密切的联系，但又各有不同的使用场合；将民族音乐当作艺术音乐的结果不仅不是对民族音乐的保护和弘扬，反而在客观上造成了对民族音乐的矮化和贬低。
这次年会，更多的学者把研究目光投向了中国传统音乐的教育。杜亚雄对如何实施“以中华音乐文化为母语的音乐教育”提出了具体建议。关孟华对中国民族音乐教材建设提出了自己的设想。蓝雪霏提出现代化语境下民间音乐教学需要应对的问题。解超颖介绍了在普通高校开设民族民间音乐课具体做法和实践经验。杨建伟提出乡土音乐应在高师音乐教学中得到有机融合问题，并提出了具体的融合办法。王州从“课程资源”的角度提出开发“世界民族音乐”课程资源的建议。孙凡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中国传统音乐教育的角度提出开设“中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课程的建议。
有些学者在自己原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本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传统乐学领域，郑荣达对“宫调”的概念内涵进行了分时期的界定，认为“宫调”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内容所指有所不同，特别是宋以后，明清二代宫调的数量逐渐减少，实际是宫调的内涵在逐渐地变化，正是调式观念的淡化才导致了后人以为宫调逐渐减少的错觉。
有些研究者从史学考证和训诂的角度，探索了中国传统音乐形态、风格的渊源，如姚治中考证了皋陶文化与皖西乐舞的关系，提出皖西霍山地区文化包括乐舞文化基本是少昊部落文化，含有某些三苗文化的特征，进而提出三苗文化的源发地在江淮的大别山区而不是今天的东南山区和西南山区的观点。王洪军考证了大司乐音乐的具体形态。邓晴南对唐代坐部伎、立部伎进行了断代考证，认为二部伎作为一种演奏形式可以追溯到西周，它的余声遗音与宋教坊乐相交融，并继续发展延伸。
在“中国传统声乐理论研究”工作坊里，王耀华运用旋律音调结构分析的方法，通过和苗族、瑶族、汉族客家民歌的比较，探寻出畲族民歌的音调的特色。杜鹃运用“三声腔”的调式理论，探究、分析了浙江民歌的调式特点。汪瑶从已出版的27卷《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的8839首民歌中鉴别出139首形态各异的《茉莉花》，从音乐和文学两个方面对“茉莉花歌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张延莉以600多首蒙古族民歌为实例，讨论了蒙古族民歌羽调式占主导地位的现象及成因。廖松青采用频谱分析的研究方法，对祁剧《法场祭奠》“倒三秋”唱段的三个版本进行比较研究，阐释了同一剧目的同一唱段经不同时代和不同演员的演唱诠释所形成的区别。
曹丽君实地考察并报告了甘肃省榆中县的地方小曲“青城小调”的发展历史、演出形式、乐队组成和演出内容。黄成元对江西的“赣傩舞音乐”的乐曲和功能进行了较全面的调查研究。南鸿雁通过对宁、沪、杭三地天主教音乐的考察，认为中国天主教音乐正在经历着向中国本土化方向的探索、融合、发展。姚艺君通过对东北地区的草根文化的代表“二人转”的研究，审视了中国传统音乐在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生存挑战，描述了草根文化面对不同生存环境所具有的生命力。张羡声根据自己对当下粤东北城镇地区兴起的客家山歌“山歌会”的现场调查，报告了现代化背景下传统音乐兴起的过程和方式，并提出采集、研究客家山歌的迫切性与必要性的呼吁。杨阳、王亮对山西临县伞头秧歌近年来的新发展进行了调查、分析和研究，指出伞头秧歌的产业化发展是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伞头秧歌也必须在发展中求保护，在发展中求利用。赵海英对山西河曲民歌的现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分析，认为河曲民歌完成了走西口这一长达500年的移民历史叙述和完整的西口诗史。
刘厚宇对汉族民歌色彩区的研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和总结，苏青运用文化地理学的理论对江苏民歌进行了分类性的研究，认为江苏民歌可以分为苏南民歌、苏北民歌和江淮民歌三大类别。方芸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阐释了《孟姜女》流变所形成的文化生态及其社会功用。张斌把梆子腔音乐与其根植的文化环境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地理、古代文化、语言等是梆子腔音乐风格形成的前提。
陈林对客家山歌音调进行了溯源研究，认为长江中下游吴语地区的民间歌曲是客家山歌音调的直接和主要来源。冯光宇通过汉画像的众多乐舞图像研究，认为中国的戏曲源于古代乐舞，而戏曲的唱、念、做、打等表演形式源于汉代的乐舞百戏艺术。李怡从史学、形态学、美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讨论了20世纪初期京剧的旦角兴起，并代替生角而成为京剧艺术最重要特色的原因。钱国祯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昆曲产生和发展的两个原因。李荣友认为中国古代歌曲“一唱众和”与“即兴性”的传统有其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学术研究价值，提出要挖掘传统音乐文化资源，完成传统与现代的接轨，建立中国多声歌唱艺术新体系。姜华敏、汤苏英在对浙江省武义县畲族婚丧仪式中的婚嫁歌和丧葬歌现状的研究基础上，对畲族的历史、文化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在“中国传统器乐理论研究”工作坊里，研究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乐种的调查报告和乐人、乐事、乐器、班社的个案研究等两个领域。乐种的调查报告在本次会议收集的论文中占有较大的比例。鲍文敏通过实地考察，报告了沙市地区民间吹打乐“挑鼓子”的班社组成、活动形式，以及使用的乐器、乐谱，对“挑鼓子”这个民间吹打乐乐种的继承和发展进行了归纳和探讨。王小峰从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对陇东丧俗仪式中鼓吹乐的生存背景和社会文化功能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描述和解释。郭威分析并报告了山西长子鼓书的流行现状，分析了当代长子鼓书兴盛的客观原因。
在乐人的个案研究上，施咏收集了从1950―2005年间关于阿炳和《二泉映月》研究的主要成果，将相关的三本专著（包括论文集）和两百多篇论文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归纳、总结，为阿炳的再研究准备了充足的文献基础。在乐器个案研究上，吴学源通过对铜簧把乌类乐器的研究，把云南众多少数民族的共用同类型乐器归纳为“把乌”类乐器。曹军、潘木岚对广西壮族的弹拨乐器“天琴”进行了专题性研究，描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中越边界一带的龙州、凭祥、防城、宁明等地的“天琴”演奏与当地的民间祭祀、巫道活动的密切关系。李祖胜、杨迎从江南繁荣的经济、丰富的民俗活动和丰富的民间音乐等三个方面论证了二胡逐步成为中国主要的独奏乐器的原动力，运用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讨论了江南文化环境孕育出二胡艺术的深层次原因。马韵斐从定音、定弦、定调上对江南丝竹中的胡琴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王波通过冯子存的三首代表性的笛子曲《喜相逢》《五梆子》《黄莺展翅》的分析，发现冯子存巧妙地运用了我国传统音乐多种变奏手法，不但是我国著名的北派笛子演奏家，还是一位了不起的民族器乐作曲家。刘富琳系统介绍了三弦在明代传入琉球以后逐渐成为琉球氏族乐器，琉球王国崩溃后三弦面临的毁灭性破坏，及二战结束以后对三弦传统文化的保护与继承，通过琉球三弦乐器在20世纪传承状况，归纳出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继承具有启发意义的方式。万钟如从“乐社”的角度，对广东佛山地区民间曲艺社团“私伙局”的组织方式和文化变迁的历史过程展开了社会学的调查研究，认为“私伙局”之类的社团组织方式是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或传承途径。汪熙明对江西上饶民间器乐班社“串堂班”进行了专题性的个案研究，考察了串堂班的组织形式和组织规模，描述了乐社的表演场所和社会功用，归纳了乐社使用的乐器、乐曲，考证了乐社的历史渊源。吴军行考察了江西萍乡民间说唱“萍乡春锣”的现状，分析和归纳了萍乡春锣传承与发展的基本规律。吴晓萍对西安鼓乐的“韵曲”（工尺谱的口头念唱）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分析了西安鼓乐独特的韵曲方法“哼哈”，从四个不同乐社、乐师的韵曲实践，归纳出韵曲的规律和特点，探究了导致个人韵曲风格形成的三个具体原因。王霄潇从历史文献和田野材料两个方面，对屈原故里的堂祭仪式音乐进行了分析、比较研究，肯定了二者间的联系。
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调集了浙江省具有代表性的172位民间传统音乐艺人，为与会者展演了两台浙江传统音乐专场，第一场是浙江戏曲专场，共有姚剧、绍剧、婺剧、越剧、永嘉草昆、松阳高腔等6个剧种的民间戏曲班社，先后展演了6个剧种的典藏折子戏，充分展现了浙江作为戏曲大省的民间戏曲原生态风貌。第二场是浙江省民间歌曲、说唱、器乐专场，平常已经难得一闻的浙江嘉善田歌、舟山渔歌、温州民歌、金华山歌、畲族民歌的农民、渔民歌手纷纷在舞台上一展歌喉，宁波走书、绍兴莲花落的民间说唱艺人也依次上台展露才艺，场面宏大的浙东锣鼓以及锣鼓、丝竹齐备的浦江乱弹更是让人叹为观止。浙江作为一个正在迅速现代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大省，其民间竟保有并存活着如此丰富多彩的传统音乐形式，使不少学者坚定了保存和发展传统音乐的信念，同时也为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提供了许多鲜活的选题。会议期间，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师生还为大会作了专场汇报演出，音乐艺术学院的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合唱团和舞蹈团汇报的节目赢得了阵阵掌声，与会者共同认为，作为二级学院，杭州师范学院音乐艺术学院设有如此建制完整的交响乐团、民族乐团、合唱团、舞蹈团，并能够表演众多高技术难度的曲目，在全国也不多见。
【关键词】文化景观遗产；遗产构成要素；龙脊梯田
【作 者】王林，四川大学旅游学院2007级博士研究生，广西师范大学文旅学院教师。桂林，541004
【中图分类号】F59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9)01-0177-007
The Study on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A case of LongJi Terraces in Guangxi
Wang Lin
Abstract：A Cultural landscape is a cultural heritag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of landscape heritage is that it is “left over by history of human activity"，it is scarce，unique and non-renewable. Terrac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is including of four dimensions，the natural elements，terraced landscape heritage，ancient settlements tangible heritage and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the author take Guangxi Longji terraced fields for example，make a comparison of village-tourists’ perception and build a culture landscape heritage factor system，so as to protect and develope 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 effectively.
Key Words：Cultural landscape heritage；factors system；terrace heritage
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看，和谐统一的文化景观当之无愧的成为遗产，它是自然与人类相互作用，共同合作的结晶。对文化景观的感知调查属于行为地理学的范畴，感知――认知――映象――决策――行为中，“行为是指以环境映象为基础的人的内在生理和心理的变化的外部反应”。通过东道主和游客双方对文化景观遗产的认知来指导当地旅游可持续性发展，或可达到景观遗产有效保护的目的。
一、文化景观遗产及构成
(一)文化景观
文化景观是近代地理学家拉采尔首次提出的，索尔(Carl O.Sauer)提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为文化景观”，他首次将“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引进到美国，并把景观看成是地球表面的基本单元，发表了标志着文化地理学形成的《景观的形态》一书。二战后出现的强调“文化的政治”的新地理学的出现，试图把景观与历史发展联系、分析其符号学意义和关注景观的文化政治倾向，这一转变已从传统的注重景观本身研究转向对景观过程的研究，更多地借助社会学与文化理论来解释和研究景观。
在欧洲，学者基本认为“景观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概念”。[1]德让安(Déjeant-Pons M ，2006)提出“景观是一种自然力量和人类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强调“景观形成一个整体……自然与文化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分离的”[2]欧维格(Olwig K，2005)进一步指出景观不仅仅是空间限定的区域，而且是一个由长时期积累的习俗和文化的概念[3]。如此可见对景观理解不仅指地形形态，而且包括地表其他对象和现象有规律地重复着的群聚，其中地形、气候、水、土壤、植被和动物的特征，以及一定程度上人类活动的特征，汇合为一个统一和谐的整体，典型地重复出现在地球上的一定地带范围内区域组合。景观已不是一个简单地貌单元名词，而是包含一定组合，并有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地理综合体。
(二)文化景观遗产
“遗产”一词大约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欧洲(Riehard prentiee，1993)，其涵义与“继承(inheritance)”紧密相连，通常指从祖先继承下来的东西。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遗产”的含义开始被不断引申，地方文脉、历史人物等被都认作是一种遗产，并越来越多地被用作商业用途。20世纪80年代晚期，遗产进入大众化阶段，遗产学初具雏形，“文化遗产学”大约从20世纪中叶初步产生，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才基本完成了它的内涵和学科体系建构，也逐步展现了它先进和新颖的学科理念[4]。
199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时提出把“文化景观”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其表述的内涵是指“自然与人类的共同结晶”，作为世界遗产中重要构成部分的“文化景观”，要求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和明确的地理文化区域的代表性及反映本区域特色的文化内涵，它包括三种类型：(1)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2)有机发展形成的景观；(3)关联性文化景观。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和谐的人文景观实质上就是遗产。
“文化景观遗产”，是一种重新阐释的文化景观，景观不仅仅是个生态环境和视觉欣赏意义上的场所或自然栖息地，而应该被看作为“文件”(Documents)，“档案”( archive)、“古代佚失作品的来源”(palimpsest)[5]。当然这个“文件”包括古人的文化、劳作方式、生产方式、生产资料、气候等等。“文化遗产”体系中的“文化景观”概念的提出，扩大了文化遗产的认知范围，在文化景观的概念运用于世界遗产的语境中，对世界旅游业会起很重要的作用[6]；同时也使人们进一步去了解人、文化、自然三者之间互动后形成的某种创造性结果及由其体现的地域性、时间性、结构性、目的性等差异所导致的文化特征之异同，进而达到更好地理解人地关系，欣赏、保护和利用不同的文化景观类遗产。由此可见，把文化景观放到遗产的语境中去理解，社区居民感知、认知本社区的文化景观的遗产价值，进而用这种认知去参与文化景观的保护，必定会对文化景观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很深远的影响[7]。
从遗产学的角度来看，和谐的梯田景观是一种典型的文化景观遗产。它一般都处在较偏僻的区域，有较强的民族文化特色，受城市化、现代化影响的程度较低，原生态文化景观保持较好，具有边缘性、稀缺性、脆弱性。它是前人世代相传的文化附加在梯田自然景观上的一种改造成果，而这种成果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得到有机的发展，进而形成和谐的、生态的文化景观遗产。
二、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简介
(一)遗产历史简溯
龙脊梯田位于广西龙胜县境内，在桂林以北80公里、县城东南27公里处。有廖家、侯家、平寨、平段、岩湾、岩板、岩背、七星等多个村寨，其中以壮族、瑶族居多。本文所指龙脊梯田，是以平安寨为核心区域的。先前多认为龙脊梯田开造于元代，距今600-700年左右；黄钟警道：“从元末至晚清的600多年间”[10]，包括龙脊景区的官方宣传资料上也说梯田源于元代，缺少历史文献资料支撑。
据张一民先生1984、1985年的调查中，“据当地群众(包括壮、瑶)说，龙脊村的平安寨大约二百年前是红瑶先住的，后来壮族从南丹庆远府迁来才把红瑶赶走，所以就把这个村称为‘赶瑶寨’”[11]。周大鸣等通过龙脊潘姓提供的地契也证明，在龙脊及附近地区，潘姓人的祖先被认为是最早来到古壮寨的，而廖、侯姓人则是后到[12]。瑶族不是典型的稻作民族，长期以来“徭人耕山为生，以粟豆芋魁充粮，其稻田无几[13]；瑶人“冬日焚山，昼夜不息，谓之火耕”[14]。近代学者也认为瑶族地区稻作农业产生较晚，一般只有200多年的历史，而且发展不平衡。一些边远山区且到解放前几十年甚至解放后才开始种植[15]。与此对应的是，龙脊壮族至今南丹迁来，迁徙原因与明王朝征用“?”兵有关[16]。壮族是一个典型的“稻作民族”，其生活方式是“饭稻羹鱼”[17]。如此看来，龙脊地方有梯田的历史应该不会超过廖家壮族在此居住的时间，如果按其民间说法“明成化年间从南丹迁出，辗转至龙脊”，则龙脊梯田的历史上限是500年。付广华认为龙脊梯田从廖登仁建造第一块梯田开始，也不过380年左右的时间[18]。
(二)龙脊梯田景观遗产的研究现状
随着1995年菲律宾的巴纳韦梯田正式进入世界遗产，梯田的遗产价值和旅游价值引起重视。我国境内的梯田研究主要集中在三块区域，一是云南省哈尼族梯田；二是湖南省紫鹊界梯田景区；一是广西境内的龙胜县龙脊梯田。哈尼梯田于1995年正式提出申报世界遗产，2001年进入我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紫鹊界梯田则是于2004年9月正式进入湖南省申报世界遗产后备名录。
龙脊梯田于1992年开始开发旅游，时间最早，到2007年底，龙脊景区旅游接待呈现良好的增长势头，接待游客36万人次，同比增长50%。笔者于2008年11月9日在中国知网上查询，共有文章 “龙胜梯田”成果也颇为丰富，涉及到民俗学、历史学、人类学、旅游学等多方面，其中最热点的问题是，龙脊梯田保护、龙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变迁、龙脊旅游开发、社区参与问题等[19][20][21][22]。对比哈尼族梯田和紫鹊界梯田对遗产价值的重视，龙脊梯田的遗产价值研究却远远没有得到认知。
作为南方山地文化景观典型代表的龙脊梯田，它集梯田文化景观、广西少数民族文化、南方山地生态景观等多种遗产要素于一体；最重要的是，它是活态的文化景观遗产，梯田稻作文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依然存在，梯田社区内的居民、梯田景区的管理层该如何有效的开发与保护梯田景观?笔者认为，社区居民对梯田文化景观的遗产感知是一个值得借鉴的问题。只有社区居民自觉的认识到“什么是遗产?”、“哪些遗产值得保护”、“哪些遗产正在消亡?”遗产保护的关键性问题，才会形成主动的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意识，这也正是遗产社区参与活态保护的前提条件。
三、龙脊梯田的遗产构成要素
从符号学意义来看，文化景观遗产是由遗产符号构成，斯宾塞(Spencer，J. E.)和霍华斯(Horvath，R. J.)指出农业文化景观的六个要素：心理要素(对环境的感应与反映)、政治要素(对土地的配置与区划)、历史要素(民族、语言、宗教与习俗)、技术要素(利用土地的工具与能力)、农艺要素(品种与耕作方法的改良等)、经济要素(供求规律与利润等)[23]。申秀英(2006)对各聚落景观区系开展深层次的“文化基因”分析，认为聚落文化景观的构成因子有：地形、地貌、气候、降水、地带、民族、习俗、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建筑材料、审美习惯、宗教、礼仪，最终可以建立反映各个聚落景观区系演化过程和相互关联性的“景观基因图谱”[24]。王云才从景观生态学和遗产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山地文化景观，认为主要包括自然环境要素、硬质景观要素、软质景观要素等[25]。皮尔曼则认为文化景观在地面的直接表现是聚落形态、土地利用类型和建筑样式[26]。
笔者认为视角的不同，又有差异，梯田景观遗产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是“人类活动的历史遗留”，是稀缺的、独特的和不可再生的，其核心的要素也应该是与梯田紧密相关的自然与文化环境。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初步认定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包括山地自然要素、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要素、古聚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以及在梯田劳作和古聚落乡村生活中形成的民间信仰、民俗风情等非具象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遗产，即梯田――古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要素。
以上因子体系是在学者的研究和笔者思考的前提下形成的，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缺少相关的量化指标进行确定。基于以上分析与设定，笔者选择广西龙胜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进行相关的量化研究。
四、龙脊梯田文化景观遗产要素考察
(一)问卷设计
本调查小组于2008年5月和9月分两次进入龙脊梯田景区内的平安寨、龙脊古壮寨调查；同时，在桂林市区进行了曾到过龙脊旅游的游客和潜在客源市场的调查。
本文首先检索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等相关文献，并将检索资料中的指标作为遗产要素构成来源；再由7名专家组成评估组对各题项进行筛选，根据专家意见将评价指标体系的题项分成4个维度――自然生态景观遗产、梯田文化景观遗产、古聚落物质文化遗产、梯田――聚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维度又有各自的分级指标，据此最终保留23个题项。调查问卷全部是封闭式问题，所有问题只需打勾，方便游客填写。问卷内容涉及“遗产构成要素”、“遗产保护的现状““遗产保护社区参与度”、“受访者的基本情况”等四大块主要内容，限于本文篇幅，选择了遗产构成要素的调查来进行分析。
(二)调查结果及分析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350份，基本上采用个人访谈式的问卷调查。收到本地居民的问卷调查共260份，收回有效问卷242份，选取游客200人，收回有效问卷167份。有效率分别达到93.08%和83.5%。本次调查结果采用SPSS15.0进行统计分析。
1.对自然景观要素的认知差异
在对龙脊自然景观遗产的认知中，游客与本地居民几乎一致，认为龙脊的山地地形地貌、空气和独有的山地小气候独具特色，大多数游客受到其良好的山地自然资源的吸引。
但是，一方面，龙脊“地少人多”，长期垦荒，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使用化肥、农药，居民大量使用原木建房，砍伐森林，使梯田和森林生态平衡受到较大的破坏，野生动物几乎灭迹，访谈中村民说“野生动物好多年没见到了”。这不能不引起各界的重视，自然景观要素是梯田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先决条件，由于生态破坏严重，若干年后，梯田会不会成为一块荒地?更无从谈遗产旅游的问题。
2.对梯田景观要素的认知差异
对于梯田作为遗产来看，居民与游客均感觉梯田的水土保持、水利设施的状况较优，应继续维护。他们同时认为，梯田的稻作方式，如犁田、耙田、播种、插秧、收割构成和谐的、原真性的乡村田园风光。梯田一年四季的劳作都是一个活态的农业民俗博物馆，使旅游者趋之若鹜。
但是在梯田的传统生产工具方面，居民很少使用，故很多独特的、调适性的农具已经少见，平安寨新任村长廖政培向我们展示了原来龙脊传统工具的图片，他痛心的说：“现在很多工具都没有了，制造铁具、木具的手艺都失传了。”这种变迁，造成游客的判断，认为“本地没有什么特色的农具”。
3.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认知差异
对村落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方面，两者基本认可龙脊“干栏式”壮族民居很有特色，而且新建房屋的风格也与原来的旧民居一致。可惜的是，龙脊上现存的古建筑已经很少了，最古老者也不过一百年左右，这与天气潮湿、木建筑难以留存、人为火灾、旧房改造、旅游发展等多方面都有关系。民族服饰也成为龙脊壮族的“民族符号”，特别是中老妇女，每个人都有“3-5套”民族服装。
不同的是，村民认为特色饮食已经成为景区的特色，他们认为“游客到龙脊，主要是来看梯田，还有少数民族的”，“吃点壮族竹筒鸡、喝点龙脊米酒、看看壮族歌舞和黄洛长发姑娘”等，所有的这些无不体现了社区居民商业化的服务意识。游客则认为龙脊的歌舞、饮食和纪念品已经失真，“到处都有的旅游商品”、“餐饮又贵又没有特色”、“壮族歌舞失去了真实性”……
值得一提的是，平安寨里的道路是2006-2007年重新修整的，大部分地面采用水泥硬化，原来的青石乡村小路基本被取代，这大大方便了本地村民和游客的出入。但是从遗产保护的角度来看，这似乎起到了破坏性的作用，居民与游客感知最差。
4.对古村落物质文化遗产要素的认知差异
村民对本社区的热情度、道德观和环境观持赞同态度，认为其受旅游影响不大，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如昔。同时，村民也注意保护环境，提高生活质量。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对“梯田是遗产”，“梯田要保护”认识不到位，更多的人现在注重“挣游客的钱”。旅游利益分配的不均导致部分村民“不种田了”、“我种田别人得利，不干了。”游客则首肯村民的热情度和遗产保护意识以及环境，但认为村民的道德水平下降，“唯利是图”。
值得深思的是，龙脊民间原本是壮族和瑶族生活中非常重要的文化元素，师公、道公等民间宗教神职人员在社区生活中还发挥着一定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村内的道观、寺庙、菩萨等全部被毁，难以形成景观遗产了。我们如何看待、保护或者说抢救这一式微的“文化遗产”?
需着重指出的是，至于“村民的乡村审美观”这一项，是学者提出来的，相对来说较为抽象，难以理解。但是，调查表明，龙脊人对“乡村意境”的审美和理解，由于旅游业的迅猛发展，已经呈现出了巨大的变化，在龙脊，上、中、下寨全修满了家庭旅馆，新修的高楼均达3-4层，高者达7层，有些商家入夜后采用霓虹灯，照得山区的夜晚犹如白昼，农家只种很少范围内的菜蔬和瓜果，养殖少量的家禽，大部分生活用品是从县城各地购买。可以认为，龙脊村民的乡村审美观出现了“集体的无意识”下的商业化巨变，这直接影响到梯田景观遗产的未来发展。
结 论
总体看来，从遗产的角度来看龙脊梯田景观，山地独特的地形地貌和空气质量是相对较优的，这仅仅是自然景观要素的一个部分。与梯田景观紧密联系的古聚落，由于受到旅游业的冲击，许多遗产要素已经商业化，村内建筑、道路、桥梁、民族歌舞、服饰、商品、纪念品等，主客双方感知的较大差异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
主客双方对非具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感知的较弱，这说明村民深层次的、精神层面的文化遗产已经受到现代化的挑战，拿民间来说，是任其灭亡还是有意识的恢复重建，以期达到丰富景区内的民族文化特色呢?这恐怕也是管理者和市场开发者应该进一步关注和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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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方高师院校;中国地理;研究性教学;SWOT分析;教学途径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5-0195-03
研究性教学是基于科研与教学有机结合的教学，是一种研究意识贯穿教学始终，研究活动渗透到教学过程，研究成果融入教学内容，师生互动参与，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教学模式。高师院校开展研究性教学，有利于培养研究型教师，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本文以唐山师范学院《中国地理》课程教学改革为例，运用SWOT分析的研究方法，对地方高师院校研究性教学进行系统研究，探索《中国地理》研究性教学改革途径。
一、地方高师院校《中国地理》研究性教学的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s）
1.《中国地理》课程性质
长期以来，在学生的意识中，必修课要比选修课重要，考试课要比考查课重要。《中国地理》是地理科学专业的专业必修课、主干课、考试课，在唐山师范学院共设96学时，占6学分，是所占学分最多的一门课。而且《中国地理》也是中学地理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好《中国地理》这门课程，既可提高学生大学期间的学业成绩，也可为从事中学地理教学打下良好基础。因此学生对该课程在学习态度上更为重视，学习积极主动性较高，为该课程进行研究性教学创造了有利条件。
2.《中国地理》课程特点
《中国地理》是地理专业中自然及人文各分支学科知识在中国这一地理区域的综合再现，涉及自然地理过程、社会经济过程及其综合规律，并充分体现了自然地理环境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区域分析部分将全国分为8个综合区，分区阐述各区域发展的资源环境条件，经济发展特点，以及开发利用的问题及区域发展方向[1]，体现了区域性、地域性的特点;《中国地理》课程内容涉及的问题、现象我们经常可以听到、看到、感受到，因而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因此，对《中国地理》课程进行研究性教学，既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区域分析能力，也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复合型人才培养目标
地理科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是：培养现代地理科学基础理论扎实，基本知识全面，基本技能熟练，适应现代地理教学发展需要，具有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的初、高中教师和中等学校从事地理及相关学科的教学、教学研究和其他教育工作，也能在科研机构、相关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科研、管理、规划与开发的高素质复合型专门人才。而开展研究性教学，有助于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教育目标的实现。
（二）劣势（Weakness）
1.师资力量相对薄弱
在研究性教学活动中，教师兼具教学流程的设计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和参加者、教学情境的创设者，以及课程资源的开发者[2]等多元角色。相应要求教师要有广博而精深的专业知识，正确的学习观和教学观、创新的教学理念、严谨治学治教的精神、卓越的教学科研能力。而作为地方师范院校，教师的资历、学术造诣和教学水平均与重点院校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地理专业师资力量不足，基本上每门基础课程只能由一位教师主讲，平均每位教师担任3-4门课程，因此难以形成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从而制约着研究性教学的开展。
2.学习基础参差不齐
唐山师范学院的地理科学专业招生是文理兼招、多省市招生。文理科学生学习《中国地理》的基础差别较大，理科学生逻辑思维和理解能力较强，而文科学生记忆能力和总结概括能力较强，加之中学时有一定基础，对中国地理的基础性知识掌握较为牢固。学习基础的差异性使课堂教学中对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难以统一把握，又由于是统一的班级授课，难以做到因材施教。
3.教材内容更新滞后
自2003年升本以来，中国地理这门课一直使用的教材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赵济、陈传康编著的《中国地理》（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本教材虽不失为一本优秀教材，但由于教材出版于1999年，有关中国经济、政策以及区域发展方面的内容已经过时，不能作为教学内容使用。
4.科研氛围不够浓厚
进行研究性教学，不仅要求教师有较高的教学水平，还需要教师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及科研能力。而作为一所地方师范院校，与历史悠久的重点院校相比，存在着申请科研项目困难、课题数量少、层次低、研究经费不足的现实问题，导致学校整体科研氛围不够浓厚，教师整体科研能力较低，学生参与教师课题研究的机会少，培养学生研究能力、创新能力的难度大。
5.教学评价存在不足
教学评价包括对教师“教”的评价和对学生“学”的评价。对教师教学的评价，学校主要依据学生对任课教师的评教成绩来评定。由于学生的评教并非都公正客观，有的学生则完全凭着自身的喜好，带有感彩去给任课教师打分，使这种评价制度难免有失偏颇。而有的教师怕改变教学方法学生会不适应，影响评教成绩，因而宁愿墨守成规，也不愿进行研究性教学的尝试。
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必修课的考核方式是考试，其中期末考试成绩占80%，平时成绩占20%。也就是说对学生课程学习的评价主要是对知识掌握程度的考核，而忽略了能力的考核。这样的评价体制，不利于研究性教学中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三）机遇（Opportunities）
1.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机遇
2006年我国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大批创新型人才。高等院校的研究性教学是将科研与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也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重要途径。因此，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战略的提出，为高校开展研究性教学提供了良好机遇。
2.地方高校转型发展机遇
前不久，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六百多所地方本科高校将向应用技术型、职业教育型转型，使地方院校面临重新定位的“二次转型”[3]。地方高师院校应借此机会加强研究性教学，有效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促进学生能力全面发展，提高未来教师的职业素养。
3.中学教学改革的契机
目前，许多中学分纷纷加大教学改革力度，推进以“自主、探究、合作”为主要目标的新课程改革，提出了“导学案教学”等新的教学模式。为了保证中学新课改的顺利进行，就要求中学教师要有广博而精深的专业知识，高超的教学艺术、较强的教学组织能力和创新的思维。而高师院校研究性教学的开展，对培养高质量的中学师资具有重要意义。
（四）挑战（Threats）
1.师范院校间人才竞争激烈
目前，全国有本科师范院校一百多所，各学校在学科设置、人才培养目标上存在雷同。全国每年有大批师范院校的毕业生走向社会，而随着中学生源的减少，各中学所需引进教师的数量在减少，师范生就业压力加大。尤其是地方师范院校，由于在人才培养质量、院校的名气、社会认可度上与全国知名的重点师范院校相比，缺乏竞争力，因此学生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2.教师的教学科研压力加大
各地方师范院校一般升本年限不长，为了稳固学校的地位，提升在同类院校中的声望和排名，纷纷对教师也提出更高的要求。以唐山师范学院为例，每位教师每学年需完成三百左右学时的教学工作量才能达标。为了晋升职称，教师还要做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由于竞争日益激烈，教师的教学和科研压力不断加大，这对需要教师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的研究性教学的开展提出了挑战。
二、地方高师院校《中国地理》研究性教学改革探索
依据《中国地理》课程特点，结合本校教学实际，笔者在《中国地理》的教学实践中进行了研究性教学的初步探索。
（一）加强引导，培养研究学习意识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研究性教学是研究性教和研究性学的统一，而学生是研究性学习的主体，因此，为使研究性教学顺利进行，必须使学生形成新的学习理念，提高研究性学习意识。为此，一是在开课之初引导学生重塑学习理念。在课程开始之前，首先要告诉学生本门课采用研究性教学模式的目的、意义，告诉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怎样去做，使学生在心理上接纳这种教学模式。二是在教学过程中培养研究学习意识。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引发学习兴趣，点拨学习思路，开拓研究途径，不断激励、推动学生完成富有挑战性的学习任务，使学生享受通过研究学习获得知识的乐趣，进而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意识。三是通过考核评价强化研究学习意识。对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教学参与程度、自主学习能力、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探究能力、创新能力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核，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依据，进而强化学生研究学习的意识。
（二）优化整合，修改完善教学内容
鉴于文理科学生兼招，学生学习基础千差万别的实际情况，在教学中我们参考其他多种版本的教材，重新制定了《中国地理》课程的教学大纲和考试大纲，使教学内容既遵循使用教材的内容体系，又适当补充了一些中国地理的基础知识，从而使文理科学生都能很好地系统掌握中国地理的相关理论和知识，形成完整的知识体系。另一方面，针对中国地理现实性强的特点，在教学中注意将中国经济、政策等时效性强的内容结合中国发展实际进行及时更新，从而保证教学内容的先进性。
（三）认真谋划，制定教学实施方案
为了保证研究性教学的顺利实施，在开课之前，首先认真谋划，科学制定研究性教学的总体实施方案：一是合理安排教学时间。将课程的总课时进行有效分解，设计课堂教学、讨论课、野外考察、社会实践、研究成果展示等各环节分别占用的课时量，并为每一章节内容安排所需课时，保证教学任务的完成和研究性教学目标的实现。二是确定章节教学目标。对每一章的内容进行仔细研究，确定每一章节的知识掌握、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目标。三是选择教学方式方法。对不同性质的教学内容，拟定课堂讲授、学生自学，课堂启发提问、案例分析、课下讨论、课外学研等不同的教学方式。四是设计教学训练载体。依据课程内容主线，结合社会热点，如中国环境问题、人口问题、区域发展问题等，合理设计专题问题，设计研究性教学的训练载体。五是筛选自学参考资料。广泛搜集相关教材、期刊、网络资源，进行筛选，优中选优，列出每一章节参考书目和教辅材料，供学生拓展学习。六是设计课程考核体系。从研究性教学培养目标出发，确定课程考核的形式和标准。
（四）因材施教，灵活运用教学方法
根据《中国地理》的课程性质和教学内容，在研究性教学过程中要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如对那些难以理解和掌握的地理概念、地理演变过程、地理规律、地理特征等基础理论知识、技能方法性知识、学科前沿知识等可采用讲授法。对于那些一看就懂，一看就会的内容，采用自学辅导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对于逻辑性强的地理问题，采取问题探究的方法，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提高深入分析问题的能力。对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问题如环境问题，采用案例教学法。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学生有兴趣但认识尚有分歧的问题，组织学生进行课堂讨论，从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拓展思维，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利用地理专业野外实习的机会，进行实践教学，使学生巩固加深已学知识，提高观察能力，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此外，模拟课题研究的形式，进行课题研学法教学，引导学生以小组合作的方式，对相关地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撰写研究报告，进行研究成果展示，现场质疑辩论与评价，从而提高学生综合应用知识的能力，使学生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及研究方法，增强团队合作意识，提高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五）组建教学团队，提高教学水平
针对师资力量不足，专业基础课只能由一位教师主讲的现实情况，结合《中国地理》综合性强的课程特点，联合地貌学、气象气候学、环境学、人口地理学、文化地理学等课程的主讲教师组建教学团队。让这些课程的主讲教师，发挥学科专长，以讲座的形式，讲授《中国地理》的相关章节内容。这样，能很好地将相关理论知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能拓展知识深度，又能避免相同内容在不同课程中重复讲授，提高教学效果。
（六）借助网络平台，培养学习能力
针对《中国地理》课程没有适用教材、学生学习基础参差不齐，教师教学水平与重点院校存在差距等问题，借助学校精品课程建设的网络平台，将本课程的教学大纲、考试大纲、教学课件、练习题库、参考书目、考研试题库、其他院校《中国地理》精品课程网址等资源上传到网络空间，供学生课前预习、课后复习、考研备考、拓展自学使用。并通过电子邮箱和QQ群进行问题讨论，进行师生、生生互动，进而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七）教学科研互促，营造良好氛围
一方面，教师注意从教学内容中提炼研究选题，特别是结合中国的资源、环境、灾害、产业与区域发展等内容进行深入研究，并让有兴趣的学生参与教师的课题研究，以锻炼学生的研究能力;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科研课题，将研究成果及时通过讲座或课程内容的形式传输给学生。这样既满足了知识传授的需要，加速了知识传递的进程，也提高了教师和学生的研究能力。
（八）完善评价体系，增强改革动力
研究性教学以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为目标，因此，对学生学业的评价应由原来的单一性知识测评转向对学生综合技能的测评。课程评价的主体由单一的教师主体转向教师、学生本人、同学等多元化评价主体，尤其重视学生的自我评价和同学间的互相评价。考核方式采用期末考试和平时测评相结合的方式，期末考试占70%，创新论文（包括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占10%，平时作业占10%，平时表现（包括随堂提问、课堂讨论、社会调查、自学情况）占10%，从而综合评价学生的能力水平。
三、结语
总之，地方高师院校在《中国地理》的教学实践中，要紧紧抓住新形势下的发展机遇，根据《中国地理》的课程特点，结合本校教学实际，遵循研究性教学规律，不断探索研究性教学改革的途径和方法，全面提高地理师范生的综合素质和研究创新能力，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培养研究型教师，也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培养所需的高素质地理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赵济，陈传康.中国地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赵新平.研究性教学中教师角色的重塑[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1（1）：61-62.
[3]张墨宁.地方高校开启“二次转型”[EB/OL].[2014-08-05].
Study for Research-oriented Teaching of "China Geography "in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LI Wen-rong
（Resource Management Department，TangshanTeacher's College，Tangshan 063000，China）
Abstract： Research universities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eaching in college.it is also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talents.Taking Tangshan normal college as an example， Using SWOT research methods， make specific analysis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conditions of conduct research teaching of "Chinese Geography" in local normal college and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Based on this， research to explore the curriculum teaching approach. Methods are：strengthen guidance， Learning Awareness Training. optimization and integration， revis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content， Careful planning， develop teaching embodiments.Individualization， flexible use of teaching methods.
Key words： local normal universities; China geography; Research-based teaching; SWOT analysis; The teaching approaches
收稿日期：2014-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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