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30 10:38:50
导语：在汉语语言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说过：“外国文字最难了解和翻译的第一是联想意义，它带有特殊的情感氛围，在字典中无从找出，如果我们不熟悉一国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对于文字的这种意义就茫然，尤其是在翻译时这一种字义最不容易对付。”谚语是一种最富联想意义的语言现象，它是由一种简单符号传达复杂信息的方式，其特点是能够引起读者联想到与之相关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以及文学故事等。
一、谚语的内涵
何谓谚语?谚语是指“在群众中间流传的固定语句，用简单通俗的话反映出深刻的道理。”谚语的绝大部分是人民群众对长期生活经验的科学总结，有的是来自文学名著的警句妙语。英语谚语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圣经，以格言或箴言的形式，总结生活的经验、阐述做人的道理，因此在群众中广为流传。在语言形式上，英汉谚语具有非常相似的特征。
二、英汉谚语的特征
(一)用词精炼、句式整齐
经过长期的实践，谚语的用词十分讲究，单句间接凝练、言简意赅，双句大多采用对仗，结构整齐、对称。
汉谚：1、滴水穿石
Constantdroppingwearsthestone
2、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Asdistancetestsahorse''''sstrength.sotimerevealsaperson''''sheart.
英谚：1、Outofsight，outofmind.
眼不见，心不烦。
2、Likefather，likeson，有其父，必有其子。
(二)音韵和谐、易于上口
谚语经过人们长期的使用流传，具有很强的口语化特点，单句讲究韵律，双句讲究对仗，因此说起来朗朗上口，听起来悦耳动听。
汉谚：1、嘴上无毛，说话不牢。
Downylipsmakethoughtlessslips.
2、失之东隅，收之桑隅。
Whatonelosesontheswingsonegetsbackontheroundabouts.
英谚：1、Aeeidentswillhappeninthebest-regu-latedfamilies.
家规再严，丑事难免。
2、Emptyvesselsmakethemostnoise.
滴瓶不响，半瓶叮当。
(三)比喻生动，寓意深刻
谚语来源于生活又反映生活，包含着许多生动形象的比喻，往往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
汉谚：1、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Aslongasgreenhillsremains，there''''llneverbeashortageoffirewood，
2、宁为鸡头，毋为牛后。
Betterbethehead0fadogthanthetailofalion.
英谚：1、Greatmindsthinkalike.英雄所见略同。
2、Acontentedmindisaperpetualfeast.知足者常乐。
三、英汉谚语的翻译方法
由于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同一内容的谚语，由于各民族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不同，有不同的说法，因此谚语的翻译需灵活处理。一般来说，谚语的翻译有以下几种方法。
(一)同义谚语借用法
同义谚语借用法就是运用相同意思的谚语相互翻译的方法。虽然英语与汉语在语言习惯、民族特色、地方风情等方面有着极大的差别。但是在某些谚语无论内容、形式都有相似之处，其中运用的对仗、比喻等修辞手法也大致相同，且表达的意义也相同。对这些谚语采用同义谚语借用法，一方面可使译文更加通顺，另一方面更容易为译文读者理解和接受。汉谚：1、一次被火烧，二次避火苗。
Aburntchilddreadsthefire.
2、失败是成功之母。
FailureisthemotherofSuccess.
英谚：1、Likebegetslike.龙生龙，凤生凤。
2、Wallhaveears.隔墙有耳。(二)直译法
采取直译法翻译谚语，指在翻译时尽量保持源语谚语的语言形式，包括用词、句子结构、比喻手段等，把原来的内容、形式、精神都输入到译文中，保留形象，努力减少翻译中的损失。张培基在《习语汉译英研究》中指出直译法的重要性，“由于一国语言中的习语最能集中反映该国的民族文化、传统等各种特点，民族色彩很浓，习语的直译就有了它的特殊重要性。”
汉谚：1、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Itiseasytododgeaspearintheopen.buthardtoguardagainstanarrowshotfromhiding.
2、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Afireonthecityhallbringsdisastertothefishinthemoat.
英谚：1、Forbiddenfruitissweet.禁果分外甜。
2、Halfaloafisbetterthannobread.
有半块面包总比没有好。
(三)意译法
由于语言结构和文化背景的缘故，有一部分谚语无法进行直译。这部分谚语一般没有很强的比喻，或者根本没有比喻，且这类谚语的特点是寓意较深且隐含于较浅显的字面下，带有浓厚民族色彩且多来源于历史典故，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追求原文的形式了，而应选用意译法表达出来。意译主要是指在翻译时抓住内容和喻义这一重要方面，牺牲形象，结合上下文灵活地传达原意，帮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
汉谚：1、塞翁失马，安知非福?Alossmayturnouttobeagain.
由于译文读者不了解该谚语的背景，无法理解它的直译“Whentheoldmanonthefrontierlosthismare.whocouldhavesuggesteditwasablessingindisguise?”
2、天有不测风云。
Somethingunexpectedmayhappenanytime.
“天有不测风云”，若把它的字面意义和形象意义毫无保留地译成英语。会使英文读者不知所云，因为汉语中“风云”的文化含义一般的西方人很难理解，若把它的隐含意义译出，就一目了然了。
类似的，在英语当中也有很多只宜意译的谚语，如：WhenGreekmeetsGreek.thencomesthetugofwar.两雄相争，其斗必烈。(不宜直译成“希腊人遇上希腊人。定有一场好斗。”)
(四)直译和意译兼用
由于汉英两个民族在文化传承、语言结构、表达习惯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在许多情况下，单独使用直译或意译不能达到目的，因此要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采用直译保留原文比喻形象，兼用意译作适当补充，不给读者造成错误联想。
对一些喻在言外的汉语谚语可以采用这种翻译方法，例如：一个碗不响，两个碗丁当。Onebowlisquiet，tWObowlsmakearow.(译文中的前半句采用直译法，后半句中的“丁当”意译为吵架，不仅弥补了直译的不足，将含义译出，而且收到了画龙点睛的效果。)同样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可以翻译为：SimaZhao''''sintentisknowntoall.thevillain''''sdesireisobvious.
四、英汉谚语互译时需注意的“三化”
(一)民族化
谚语和本民族的社会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翻译时不仅要了解本民族的文化和社会习惯，而且要了解译人(书面语)语的社会习惯、生活习俗等文化背景。千万不要用充满本国民族色彩的谚语去翻译原文，也就是说不能用含中国地名或人名的汉语谚语去译英语谚语，反之亦然。
下面这个例子都是有欠考虑的，译文充满了异国文化色彩，让读者感到啼笑皆非。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译文1：UntilQingFuisdoneawaywith.thecri-sisinthestate0fLuwillnotbeover，译文2：Therewillalwaysbetroubleuntilhewhostirsitupisre-moved.
分析：如果读者不了解这句汉语谚语所包含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看到译文1就会大惑不解。庆父是鲁庄公的弟弟，庆父不死，鲁国的祸乱就平息不了，比喻不除掉罪魁祸首，就不会有安宁。所以还是选择译文2比较好，因为把这句汉语谚语的寓意翻译出来了，读者也就容易理解了。
(二)口语化
谚语在语体上非常接近日常口语，具有很强的口语化特点。谚语翻译时要注意口语化。
汉谚：少见多怪。试比较两种译文：Wonderisthedaughterofignorance，(口语化)Seeinglittleisthecauseofamazement.(书面语)
英谚：Theleopardcan''''tchangeitsspots.试比较两种译文：是豹改不了斑纹，是狗改不了吃屎。(口语化)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书面语)
(三)艺术化
谚语翻译要注意语言的艺术性。一要注意用词的精练，二要注意上下两句的对仗，尽量使译文具有韵律又押韵，通俗易懂。
汉谚：酒后吐真言。Winein，witout，看菜吃饭，量体裁衣。Fittheappetitetothedishesandthedresstothefigure.
英谚：Menmaymeetbutmountainsnever.山和山无法碰头，人和人总会相遇。(不要译为“人也许会相见，可是山头却不会。”)Whohasnevertastedbitter,knowsnowhatissweet.不尝黄连苦，怎知蜂蜜甜。(不要译为“一个从来没有尝过苦味道的人是不知道什么叫甜味的。”)
汉语言本科毕业论文范文-汉语短语的分类问题
一汉语短语结构类型的分析
1．1自《马氏文通》问世以来，有关汉语语法的论著对短语的分类基本上是按外部功能和内部结构这两个标准来进行的，其中以内部结构为标准的分类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汉语短语分类中的“功能说”和“结构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叶斯丕森和布龙菲尔德理论的影响。在结构分类方面，布氏的句法结构观念似乎特别适合于汉语，因为汉语词的构成方式、短语的构成方式和句子的构成方式是那样相似，以至布氏的句法结构类型的分析可以直接应用于汉语每一层面上的语法单位的结构分析。短语在汉语语法单位中处于一种枢纽地位，因此，短语的结构类型可以上通句子下至词。这是汉语语法单位进行结构分析的一条捷径，发展到顶峰就是“词组本位说”。如范晓先生在《说句子成分》、《关于结构和短语》①等文中多次提出：汉语的句子结构和短语结构的构造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除独词句外，句子只不过是独立的短语而已。根据这种观点，应当是有多少种结构的短语，相应地便会有多少种结构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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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词组本位说”把句法结构类型和短语类型完全对应起来，即以分析短语的结构类型为基础，扩展到句子结构。作为一种分析方法，它有可取之处；从实际的作业上看，它也具有相当的成效。它操作起来十分简便，似乎可以一以贯之地分析汉语的一切“结构”，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恰恰是这种简便掩盖了汉语短语类型分析的句法分析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如（一）是不是每个短语都可以在结构类型中找出它的归属？有的虚词和实词组合，其内部结构关系如何看待？（二）结构类型相同的短语，为什么其语法功能和转换关系不同？比如“人才交流”和“学者讨论”在结构分类中都是主谓关系，但前者能作“进行”类动词的宾语，后者不能；前者能在受定语限定之后作主语或宾语，后者不能。（三）许多结构类型不同的短语却有同样的语法功能，这是为什么？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的、备用的语法单位，对它内部进行分析以及据此而进行的分类，其标准与动态的、使用的语法单位—一句子的分析不应该是一样的，事实上，构成短语的成分和构成句子的成分也并不具有完全的同一性。吕叔湘先生认为“从语素到句子”有一个“中间站”，即短语。②这里我们借用下“中间站”这个说法。我们认为，如果说汉语语法单位由静态转化为动态有一个中间站的话，那末这个中间站不是短语，而是句子成分。语和短语都需要这个中间站的过渡，才能由静态的备用单位转化为动态的使用单位。③“词组本位说”所做的单纯的结构分析究其根源是混淆了两种不同性质的单位，因而没能解决上述问题，也就不能使短语研究向更深的方向发展。正因如此，目前有些学者对“词组本位说”提出质疑，试图把短语的结构和句子的结构区别开来，进而建立词法、短语法（有的学者叫“下句法结构”）、句法三足鼎立的语法分析体系，④这一步迈得很勇敢，也颇有见地。如果把短语法单列出来，那末短语分类就和句法结构分类有了质的区别。但他们的分类如仍按短语内部的结构关系来确定，上面提出的问题就仍无法解决。
二短语分类的原则
2．1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试图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给短语分类。有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加以强调，那就是同划分任何语法单位类别一样，给短语分类也应该遵守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则：划分出来的类别能够有效地服务于分析。反过来说，就是：不管用什么标准来划分，只要划分出来的类别可以用来有效地说明语法规律，这个分类就应该是有效的语法分类。基于上述原则，就我们已经掌握的语言材料进行试验的结果来看，依据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进行的分类能够较好地服务于语法分析的目的，能够较好地解决至今尚未很好解决的一些句法分析问题，如句法分析中的主宾类问题。用这个新的分类能够较好地说明短语作为与词一样的静态单位，其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它的句法功能以及对包括它在内的更大一级的句法结构有什么影响，而这些问题是依据结构关系分类所无法说明的。事实上，类似这种分类的观点已经有人在实际的语法分析中运用过，只不过是非自觉的罢了。比如许多学者分过“受事主语句”的特点，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出：在他们的意识中肯定是把“施事—一动作”格式和“受事—一动作”格式加以对比，而这两种格式正是从分析语义关系的角度确定的。我们不过是试图把这种零散的、不自觉地运用语义关系进行语法分析的做法当作一种理论依据加以系统化而已。
2．2我们给短语分类的标准是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当然，语义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这里就需要给语义标准界定一个范围。如前所述，从分类的目的和结果来看，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也应该是语法分类，因为它最终是为解释语法现象或语法规律服务的。这种词与词之间的语义关系不是指个别的词与词之间的具体关系，而是指某类性质的词与另一类性质的词之间的概括关系。
任何一种语法分析方法都至少要完成两个任务：一是切分层次；二是揭示被切分出来的直接成分（immediateconstituent）之间的关系。切分层次是对结构的处理（实际上也与语义有关），而说明直接成分之间的关系却与语义直接相联系，要想完全脱离开语义关系是不可能的。由于这种事实，再加上没有分清作为静态的备用单位的短语和作为动态的使用单位的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目前许多语法论著中对短语结构关系类型的说明实际上是把短语内部的语义关系（如并列关系、补充关系）和句子成分之间的结构关系（如主谓关系）以及句法成分的语法地位（如偏正关系）纠结在一起了。
2．3有的语法学者早在十年前就提出了短语和句子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语法单位，短语同词一样是静态语法单位，“其内部的词与词之间就只有单纯的语义关系，而不存在其他关系”。并据此提出了十类语义关系，
见下：
Ⅰ并列：机关学校阅读欣赏
Ⅱ限定：秀丽景色大胆设想
Ⅲ补充：解释清楚热得淌汗
Ⅳ施动：风吹人住
动施：吹风住人
Ⅴ动受：展览书画维修房屋
受动：书画展览房屋维修
Ⅵ评议：应该参加能够胜任
Ⅶ同Ⅶ判断：是高山叫海洋
Ⅷ同一：首都北京班长小李
Ⅸ描写：衣着朴素成就辉煌Ⅹ双受：问他问题给我知识［⑤］
就我们目前收集到的资料看，这种分类大概是第一次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短分类，比较全面地体现了短语与句子的本质不同。我们将在这种分类的基础上探求一下语义关系的不同是如何影响短语本身的句法功能，如何影响包括短语在内的更大一级句法结构的。需要说明的是“歧义结构”，因为从语义关系的角度无法确定“咬死了猎人的狗”是限定关系还是动受关系。“歧义结构”是短语脱离语境而产生的现象，在具体语境中，短语的内部关系只有一种，因此“歧义结构”对我们以语义关系为标准的分类没有影响。
三、验证语义标准短语分类实用性的方法
1如前所述，我们所做的语义标准分类是为了揭示短语内部语义关系的不同对句法结构和句法分析产生的影响。就我们观察的结果来看，它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一是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二是句子结构的变换关系；三是如果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即成为句子时，这些句子所具有的特点。语义标准短语分类的实用性即在于此。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下面具体验证的时候，并不一定在三个方面同时进行验证，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并不能在三个方面同时产生影响。这里只就其中的一个或两个方面进行验证。验证的方法是比较，比如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不同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相同的，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不同于受动短语，但两者的结构关系；却是相同的类别，用结构标准来划分却是不同的，与此相反，用语义标准划分出来的两种相同属于这种情况的如施动短语广义上相同于施动短语（主席团坐着／坐着主席团），但就结构关系看却是主谓短语和动宾短语。
2由于篇幅所限，本文只选择比较重要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施动动语和受动短语来比较。倘若把这两种短语区分开来能够更好地分析和说明一些语法现象和规律，那就证明语义标准分类是有实用价值的，因为，如果用结构关系标准来分，它们就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主谓短语。我们希望这种比较能起到“管中窥豹，可见一斑”的作用。比较两种事物必须以一个在外的条件为参照点，被比较的事物在这个参照点上呈现出相同或相异之处，这样的比较才有意义。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进行比较，也需要参照点。我们找到两个参照点：一是两类短语由静态的语言单位转为动态的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二是两类短语充当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下面我们分节讨论。
四两类短语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时的自足条件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在结构类型中都是主谓短语，按照一般语法著作的说法，一个主谓短语具备了一定的语调或加上一定的虚词就可以由语言单位转为言语单位—一句子。但是，是不是必定转成一个自足的句子呢？
回答是否定的。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许多语法著述都讲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或限制），而不提或很少提到施事主语句，因此给人的印象是施动短语似乎更容易直接转为自足的句子。其实不然，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言语单位进有各自的自足条件，而各自的自足条件又呈现出明显的对立，这种对立又主要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
1丁声树先生在谈到受事主语句的特点时说：“……从谓语方面看，谓语往往不是一个单独的动词，动词的前后多半有别的成分”。［⑥］这个概括当然是正确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受动短语转成的言语单位就是受事主语句，因此，我们谈受事主语句谓语方面的限制，实际上就是分析受动短语转为受事主语句（言语单位）时表现在谓语动词方面的自足条件。施事主语句对谓语是否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这一要求不是强制性的，如一些不及物动词作谓语，前后可以没有别的成分，如：（1）明天下午的会李校长发言。（2）我休息，他劳动。以上两例的谓语都是由一个单独的动词充当的，而且这几个动词本身又不能带宾语，这和动词本身是不及物动词有关。
但是，汉语中的动词绝大多数是及物动词，多数施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也是由及物动词充当的。另一方面，受事主语句的谓语动词则必须由及物动词充当。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转为句子的自足条件完全不同。由施动（及物）短语转化而来的施事主语句，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否则尽管从结构上看主语和谓语俱备，但它是不自足的，比较下面两个例子：（3）医生们治好了他的病。
（4）＊医生们治好了。例（4）是不成立的。而由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因主语是它后面的及物动词的受事，因此，动词一般不带受事宾语仍是自足的，如：（5）他的病治好了。（6）这首诗背下来了。
2事实上，人们在理解句子时，必然会受到两种短语的不同自足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比较下面两个例句来证明这一点：（7）敌人打退了。（8）我们打退了。例（8）无论怎样理解都是不自足的，“我们”不会是“打退”的受事，而例（7）尽管“敌人”也可以是“打退”的施事，但这个句子只有理解成受事主语句时才是自足的，而且按照常理，人们一定会把这个句子的主语理解成受事。受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受事主语句，其主语担负着语法和语义两个层面的任务：从语法上看，一个句子必须有一个话题，即主语。假如这个话题在表层结构中没有出现，它一定被语境承担了。话题可以是施事，可以不是施事，受事主语句的受事就是话题。从语义上看，一个及物动词必须带着它的受事，不管这个受事在什么位置，也就是说，受事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后面，也可以出现在动词的前面。及物动词的受事若不出现，它在语义上就没有着落，以施事、受事与同它们相联系的及物动词的关系而论，受事似乎更重要一些，这一点还可以通过“把”字句和“被”字句的比较中看出来。“把”字引进受事，“把”字后面的受事不能省略，如：（9）我把信写完了（不说“我把写完了”）而“被”字引进施事，在许多情况下施事可以省略，如：（10）小王被人打了（可以说“小王被打了”）我们认为受事主语句可能就是为了满足语法和语义两个方面的要求而存在的，也正是因为满足了这两个方面的要求，例（5）（7）才是自足的，而例（4）（8）不成立。又如：（11）罪犯枪毙了。（12）行刑人枪毙了。例（11）是自足的，因为它是由受动短语转成的句子；例．（12）不自足，因为按通常的理解，它是由施动短语转化而来的，如果它原本是个受动短语，那末当它转化为句子时，动词的前边必须加上表示被动意义的虚词，如“被、给”等才合乎自足的条件。当然它也可以是施动短语，那就必须在及物动词的后面加上受事“犯人、罪犯”等才能自足。
总之，按结构关系标准分类，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属同一类型，那末这种分类对揭示两类短语因语义关系不同而导致的不同的语法特点就没有任何成效，相反，按语义关系标准把它们加以区分，就能很好地说明它们各自不同的语法特点所产生的根源。
五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句子成分时的搭配能力
按结构类型来说，主谓短语（包括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可以充当六大句子成分（这里仍沿用传统的称谓）中的任何一种，但是，充当某一相同的成分时，由于二者的语义关系不同对句子的另一成分有不同的要求，或者对短语本身有一定的要求。下面分别讨论。
1作谓语
受动短语作谓语要受到比较严格的限制：一方面句子的主语必须是受动短语中动词所表示的动作的发出者（施事），另一方面短语内部的受事的范围也比较窄，或者由泛指代词“什么、谁”等充当，或者由遍指性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并且动词前有副词“也、都”等与之呼应。如果不是这样，往往是同式句子并列出现，如：（1）他什么都不说。（2）他样样事都会做。（3）大水……，头也不抬，话也不说。在意念上，以上各句的主语都是受动短语中动作的施事。从变换式上来看，遍指性句式的施事主语可以和短语里的受事互换而不改变句意。如：（4）什么他都不说。（5）样样事他都会做。它们可以自由变换的原因大概是这类句子的格式比较固定，以“S-O（遍指性受事）一也（都）－V”这样的格式作标志，不会把动作的施事和受事弄混。当然，除了上述两个条件外，还有一种情况，即受动短语里的受事是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如：（6）我这辆车买贵了。（7）王师傅那套西装做大了。（8）小刘帽子戴歪了。⑦（6）－（8）的主语都是施事，受动短语里的受事都是由一般名词或名词性词语充当的，而非周遍性词语充当的。这三句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之间具有领属和被领属关系；二是充当谓语的受动短语中的动词后面都有形容词补充成分。我们知道，描写短语作谓语时，主语和描写短语里的被描写成分之间一般情况下是领属和被领属关系，如“他性格坚强”、“李明眼圈红了”。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对短语内部动词的要求是，必须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形容词补充成分的语义指向是短语里的受事，如例（8）的深层语义关系是“小李戴帽子，帽子歪了”，可以简说成“小李帽子歪了。”后者的结构关系和语义关系与“李明眼圈红了”完全相同。因此我们可以说，动词后面带形容词补充成分是这类受动短语作谓语的一个必要条件，如果没有形容词补充成分，这个句子就不成立，如“＊小刘帽子戴了”，如果把形容词补充成分换成时态或趋向补充成分，句子就觉得不够自然，如“＊小刘帽子戴过了”，“＊小刘帽子戴出去了”。如果把主语和受动短语里的受事调换过来就成了施动短语作谓语。施动短语作谓语时对上述要求不是强制性的，而是可有可无的，如：（9）这辆车我买贵了。—一这辆车我买了。（10）那套西装王师傅做大了。—一那套西装王师傅做了。施动短语作谓语，一般不受这么严格的限制，其主语一般是非生命体，在语义上是作谓语的施动短语中动词的受事（这是最常见的形式），但也可以是生命体。如：
（11）桌子我搬走。（12）这个人我认识。例（12）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都是生命体，可见施动短语作谓语对句子的主语和短语本身结构的要求都不严格，只要是生命体作施动短语的施事就可以了。又如：（13）谁的孩子妈都爱。当然，这方面没有限制，那方面就要有所“补偿”。从变换式上来看，许多施动短语作谓语，其主语又是非生命体时，二者往往不能自由互换，下面例子中右侧的句子都不成立：（14）汉语我辅导，（英语你辅导。）—一＊我汉语辅导，（你英语辅导。）（15）桌子小王搬走了—一＊小王桌子搬走了。有的施动短语作谓语，虽然主语是非生命体，但二者仍然互换，如例（9）（10）句可变换成例（6）（7）那样，这可能和二者之间具有领属关系密切相关，例（14）（15）句的主语和施动短语中的施事之间没有领属关系，因而二者不能互换。还有一种受动短语作谓语的情况，如：（16）姐姐手扎了。（17）我眼睛迷了.这种受动短语作谓语和上文讲过的情况不同，其主语在意念上并不是受动短语中的动作的施事，而是受事，真正的施事是另外一种事物，如“针、木刺”或“沙子、风”等等，在表层结构中它们都没有出现。主语和受动短语中的受事，在意念上不是施受关系，而是领属关系。正因为二者都是受事，它们之间尽管具有领属关系，仍不能像例（6）和（9），例（7）和（10）那样互换，而且这种“O［，1］（受事）—一O［，2］（受事）—一V”句式的谓语只能是受动短语，下面的句子是不成立的：（18）＊姐姐木刺扎了（手）。（19）＊我沙子迷了（眼睛）。
2作宾语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都可以作宾语，表示事件或抽象的事物。但它们作宾语时，整个句子的谓语动词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一点和它们作主语时对谓语的要求是一样的），即很少以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作句子的谓语，往往由表示心理活动、感觉现象或表示判断的动词来充当。因此，从总体上说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作宾语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有些意义类型比较特殊的动词作谓语，对两类短语有不同的选择；反过来说，正因两类短语的内部语义关系不同，才使其一可与此类动词搭配，另一个不可以与之搭配。如“进行”这个动词在意义上表示持续性活动，在语法上它是一个形式动词，本身不表示动作，真正表示动作的是它后面的动词，“进行”则在动作动词前承担表达时态的任务，并把后面的动词由谓语改变为宾语。“进行”的宾语一般是动词，而且用作宾语的动词本身下能再带宾语。有时，“进行”的宾语可以由受动短语充当，但不能由施动短语充当。如果我们按结构类型来分析，只能说有时“进行”的宾语可由主谓短语充当，这种说法掩盖了两类短语的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不同的语法现象。下面的两个句子都是不成立的：（1）＊进行干部学习（材料）。（2）＊进行我们交流（思想）。而我们可以这样说：（3）进行社会主义建设。（4）进行思想改造。许多语法学者在研究句型时，运用设计框架的办法来验证句型的不同，这里“进行－－非名词性宾语”也构成一个框架，它是区别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各自不同的语法功能的一个标志。
3作被限定成分
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如果前面没有限定成分都可以作主语和宾语，并对谓语动词有大体一致的要求。如果前面有限定成分，受动短语仍然可以作主语和宾语，施动短语一般不能。下面两句的被限定成分都是由受动短语充当的：
（1）1984年，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2）我们必须做好机构变动中的人员调整。为什么不能换成施动短语呢？原来，施动短语既不是名词性的，也不是动词性的。而作被限定成分的受动短语，其动词意义比较抽象，有兼类词（兼动词名词）的倾向，如（1）（2）句中的“改革”“调整”，又如“这个村的田间管理”，“家庭领域里的精神文明建设”等。因此，受动短语可以以其整体功能的名词性充当普通名词经常充当的成分，即被限定成分。受动短语的这种名词性使它在被限定成分的位置上的词序比较固定，因而又表现出一定的凝固性。上面两句的受动短语一般不能变换成相应的动受短语：（3）＊……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经济体制逐步展开。（4）＊……机构变动中的调整人员。受动短语的凝固性还表现在它可以做许多学科的术语，如“苗木定植”，“地质勘探”等等，许多刊物的名称也是这类学动短语，如“语文建设”、“汉语学习”、“哲学”研究等等⑧，这些学科术语和刊物名称一般不用施动短语或相应的动受短语来称谓。通过对施动短语和受动短语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两类短语的不同语义关系对其语法功能的影响。我们上面分析的语法现象，恐怕是结构分类所不能解释的，反过来却证明了语义标准分类的实用价值。可供比较的短语还很多，如动施短语和动受短语，评议短语和动作性限定短语等等，限于篇幅，只好暂付阙如了。
附注：
①范晓《说句子成分》，载《阜阳师院学报》（社科）1983．1。《关于结构和短语》，载《中国语文》1980．3。
②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
③参见申小龙《中国语法学方法论研究》，载《语文导报》1986．5。
④参见陆仁昌《关系·平面·成分－－汉语词组法试论》，载《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1984．1－2。
⑤吕冀平《句法分析和句法教学》，载《中国语文》1982．1。
⑥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商务印书馆。
⑦此三例转引自徐枢《从语文、语法和语用角度谈“名（受）＋名（施）＋动”句式》，载《语法研究和探索》
陕西理工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由汉中大学中文系发展至今已经有55年的历史，在如何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具有地方院校师范类专业的人才培养特色，是陕西省特色专业，专业具有省级精品课程，并且有“陕西省人文社会科学汉水文化重点研究基地”和省级教改课题立项研究作为支撑。在培养语文教师技能方面，有校外长期合作的实践基地，为人才培养提供了良好的实践平台。经过十年的探索创新，本专业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制度，例如：《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教学与实践活动规定》、《教育实习工作细则》、《学生综合素质和师范技能训练实施办法》、《实验教学实施办法》等，从而使本专业人才培养能够有制度上的保障进行循序渐进的改革创新。
2人才培养模式主要内容
本专业自2003年实施2+1+1人才培养模式，改变了传统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通过一、二年级进行学科基础和专业基础培养，三年级进行专业必修和个性化方向培养，四年级主要培养毕业论文写作、示范课实习、教育实习和其他职业岗位的能力，使本专业的学生具备了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基础教育适应能力。2010版培养计划制定时减少了总学时，增加了专业选修课比例以及学生自主学习时间。在课程设置上，开设了“语文教材研究”、“教学艺术论”和“文学作品的审美解读”等课程，强化了师范技能的培养。在优化课程体系方面，本专业在最新的培养计划里除了保留“微格教学与教育实习试讲”、“学年论文”、“毕业论文”、“社会实践”等，还新增加了“专业调研”、“中学语文教学名师示范课”等内容，大大增强了学生实践能力的锻炼程度，在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促使学生的能力发展更加适应社会的需求。
另外，本专业结合自身特点展开各种实践活动，开展学生的教师技能训练，举办诗歌朗诵大赛、演讲大赛、师范生讲课大赛、师范生技能大赛、微格教学、实习基地课堂教学、三笔字大赛，以及量化的阅读和写作训练，例如:每学期不少于10部理论书籍和30篇文学作品，一、二年级学生每人每学期必须完成30篇千字文。除此之外，本专业数次邀请中学优秀语文教师为本专业学生做示范课，并且与学生对课堂实践进行探讨。除此之外，学院从201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师范生中，选拔了一批优秀学生，组成了实验班，并且配备了教学经验丰富的班主任，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一对一指导，让学生们更好的享受教育资源，更快的掌握教学应用技能。
3结语
[关键词]精英教育；大众化；高等精英教育；内涵
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已经超过15％，高等教育正式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到“大众化教育阶段”。高等教育走过精英教育阶段后，在大众化教育阶段还要不要精英教育，对此学界存在不同的看法。一些学者虽然承认大众化教育阶段仍然存在“精英教育”，但却混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本质区别；一些学者仅从“大众化”概念的表象出发，试图用“量”的扩张来说明“质”的下滑的合理性，进而对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对“精英教育”这个概念在认识上的分歧，必然造成指导思想上的自行其事和实践上的各取所需，进而对高等教育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因此，重新审视“精英教育”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科学内涵，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精英教育是伴随教育发展过程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当教育发展成为一种特权之后，它只能为所谓的“精英阶层”所享有。这其实就是一种为“少数人集团”服务的“英才教育(elististeducation，也译为精英教育)”。“英才”即精英，是指“由于具有权力、才能、财富等而被视作最好或最重要的社会集团”[1]，很显然，按照今天的精英标准，当时所谓的英才未必人人都是精英。随着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日渐明显，欧洲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精英教育。对精英的选择逐渐摆脱了“政治经济的阶层”标准，而偏重于通过心理测验等等精确而公平的选择方式[2]。1957年，前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朝野震惊，以科南特、里科弗为代表的要素主义教育学者猛烈抨击美国在与前苏联脑力战役中失败的原因是“对优秀智力的漠不关心”，强烈呼吁要重视“智慧的训练”[3]。美国随后制定了精英教育的政策和法规，特别是1958年《国防教育法》出台，提出“为了国家安全必须选拔我国大批的天才儿童，并努力进行天才教育”[4]，把精英教育的作用提升到国家存亡的高度，这一时期，精英教育的发展可谓登峰造极。至此，不论历史上关于精英的评价标准有何变化，精英教育一般都是指一种优秀人才的培养模式，它的主要功用是“教育和培训经过严格选拔的学生，以使他们适应需要高标准和高度创造性的脑力工作”[5]，这是从人才培养质量的维度上理解和使用“精英教育”一词，它既适用于基础教育领域，也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1973年，马丁·特罗教授根据他对美国高等教育历史的研究，首次提出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即按照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数占全部适龄人口的比例(毛入学率)，将高等教育发展过程划分为精英教育、大众化教育和普及教育三个发展阶段。他把高等教育毛人学率小于15％的阶段定名为精英教育阶段，并总结归纳出这一阶段高等教育体系的结构和特征。他的有关论文报告在OECD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发表后，“精英教育”阶段这个概念被世界各国教育界广泛认同，并用以衡量本国的高等教育发展水平。自此，精英教育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成为按照量的规定来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称谓，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第一阶段的标识。于是，精英教育的概念就具备了双重涵义：或指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精英教育阶段，或指一种以培养社会精荚为目的的人才培养模式。当从后一个角度来使用精英教育一词时，人们往往习惯于按照高等教育发展第一阶段(精英教育阶段)的一些质和量的特征来把握它的涵义。
正是因为精英教育这一概念在发展过程中有了较大的变化，所以对精英教育的理解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特别是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之后，人们对“精英教育”的理解仍然停留在过去的基础上，而忽视了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所谓“精英教育”的必然联系与本质区别。一些学者即使把“精英教育”理解为一种人才培养模式，但对精英教育的范围界定也存在较大差异。有的学者认为“精英教育”是专指高等教育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有的学者把所有高于本科层次的硕士生、博士生教育视为精英教育，而把所有本科、大专、高职层次的教育均统一到大众教育[6]；有的学者则坚持精英教育至少有两大块：一块是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生教育；另一块则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所培养的本科精英人才，也应属于精英教育[7]。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精英教育涵盖国家的整个教育层次系统，即不论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存在精英教育。
“大众化高等教育的发展，不是不要精英教育，而是要更加保护精英教育，政府必须支持、保护、发展精荚教育，这是政府和全社会的责任”[8]高等教育发展阶段论的创始人马丁·特罗教授的这段话，表明精英教育在大众化教育阶段不仅必然存在，而且具有重要地位。但是，大众化教育阶段毕竟不同于精英教育阶段。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以后，高等教育不仅表现为量的扩张，还主要表现为质的转变，即在教育观、教育功能、课程与教学形式、学生经历、领导与决策、学术标准、学术管理、入学与选拔、院校管理等方面发生根本变化”[9]。如果说前一阶段对精英教育的把握还主要是从“量”上分析，那么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则更强调“质”的突破。
随着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精英教育的外延在不断拓宽，内涵在不断丰富，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与精英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在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已经大相径庭。如果不给“精英教育”赋予新的内涵，或继续用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模式来指导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但高品质的精英教育发展得不到保证，而且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也会受到阻碍。
首先，两个“精荚教育”不是同一个概念，其内涵存在质的区别。前一阶段的“精英教育”虽然也包括“培养模式”意义上的涵义，但其本意是对高等教育发展过程阶段的划分，是对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下这一发展阶段的指谓。虽然马丁·特罗教授本人也承认，这一数值没有统计学上的意义，不是一个固定的区别标准，各国可以对精英教育阶段标准进行新的划分[8]，，但15％这一数值毕竟得到了多数国家和学者的认可并采用。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具有划分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功能，而是专指存在于高等教育始终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在质上具有规定性，但在量上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由于各国教育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因而其精英教育规模不可能用一个标准或尺度衡量，它是一个动态数值，其决定因素既有国别间的横向差异，也有一个国家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的纵向变化。其次，两个“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选拔墓础存在质的差别。在精英教育阶段，因为人学人数极其有限，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均被视为精英教育。进入精英教育的教育对象是进入高等教育的全体学生，其教育对象选拔的基础是应届高中毕业生，其毛入学率的计算基数是全体适龄人口数。在精英教育阶段，“精英教育阶段”同“精英教育”(高等教育发展阶段同人才培养模式)基本处于“全包”的关系，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同高等教育发展阶段不是“全包”的关系，它本身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个阶段，二者属于“被包含”与“包含”的关系。大众化背景下接受精英教育的对象，不再是全体进入高等教育的学生，而是其中一部分优秀学生。因此，其选拔基础应是可进入高等教育阶段的少数优秀学生，其计算基数不再是全体适龄人口数，而是高等教育的总体规模。
由此可见，在精英教育阶段，整个金字塔都被视为精英教育，而在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只能是接近这座金字塔塔尖部分的优秀学生。尽管大众化教育阶段金字塔的塔基在不断扩张，进入金字塔的门槛也在降低，但进入塔尖部分的竞争将更加激烈。
第三，两个“精英教育”的实施主体在学术地位上存在质的差别。前一阶段的高等教育机构数量较少，既然同属“精英教育阶段”，也就基本上承担了精英教育的任务，其教学计划和人才培养目标没有多大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存在重点院校和普通院校之间的分野。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过程与高等教育多样化的过程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9]。特罗教授把高等教育多样化定义为“对应于规模的扩大，新阶段的要素成为制度和结构，整个高等教育多层化、多元化的过程”[5]。可见，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高等教育机构的数量、种类、形态和职能呈多样化的发展趋势。高等教育资源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激烈竞争中必然进行分化和重组。高等教育机构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高等教育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在层次上按照本科教育和专科教育，在办学模式上按照研究型、教学研究型和教学型进行重构，并带来办学职能的重新分工、人才培养目标和办学目标的重新定位。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不再由全部高等教育机构承担，而只能由研究型教育机构和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的专业学科来承担。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大众化阶段的精英教育日益表现出国际化趋势，现代性和开放性更加显著，学校的目标定位不再满足于立足本土，而是强调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对精英学生的吸纳也跳出了本国的界限，向世界开放招生，表现出跨国界、多文化的特征。
第四，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标准将出现质的提升。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标准一般采取刚性指标，其衡量学生能否入学的标准都是一维的，刚性的，并且实行全国统一考试和统一招生。不管考生报考何类学校，都是采用一个评价标准。虽然国家通过改革招生考试制度，对考试科目和内容进行了改革，录取分数线根据各省(市、自治区)的招生指标划定，但结果是照顾了“公平”而牺牲了“效率”。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后，随着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张和社会对各类人才需求多样性的凸显，多样性必然成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重要特征。这种变化随着高等教育机构办学模式的重新定位而出现多样化的入学选拔方式，这在已经进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国家可以得到证明。大众化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入学选拔方式在向柔性化、开放式转变的同时，更加突出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而对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而盲，其历史使命决定了入学选拔方式必然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并侧重后者。因此，国家对高等教育关注的重点要逐步由面向“全体”的高等教育转向面向“精英”的高等教育。中央政府只抓“精英教育”层面，实行全国统考统招，为优秀考生进入精英教育机构接受精英教育打通渠道，而将非精英教育交由地方政府操作。
正是由于对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的内涵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出现许多有违精英教育规律的现象。例如，不了解现阶段精英教育只能是金字塔的塔尖部分，有的学校不顾自身的历史和条件，盲目追求发展精英教育，盲目攀高和追求升格，勉为其难地搞所谓精英教育。又如，没有弄清现阶段精英教育的入学选拔方式是“柔性化、开放式”与“高排斥性和高选择性”的统一，有的精英教育机构在招收学生的时候没有做到高排斥性、高选择性，使大批本可以接受高等精英教育的优秀青年被人为地边缘化，而一些不该或本不适合进入精英教育机构的青年却抢占了这些优质资源，使精英人才的选拔通道受阻。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有些精英教育机构为了眼前的利益，明显越位，搞短期行为，发展非精英教育，同一般高等教育机构争夺非精英教育生源。这些现象既损害了教育公平，又降低了教育效率，严重阻碍了我国高等精英教育的健康发展。
综上所述，大众化教育阶段之前的“精英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阶段划分的数量概念，兼具“发展阶段”和“培养模式”的双重涵义，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一阶段，是建立在适龄青年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大众化教育阶段的“精英教育”不是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一个阶段，而是处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的第二阶段，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数量概念。前者侧重强调量的划分，而后者侧重强调质的本质。基于以上认识，笔者建议用“高等精英教育”代替被泛化的“精英教育”，并赋予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高等精英教育的定义：高等精英教育是指建立在高等教育总量基础之上的、由精英教育机构承担、具有质的规定性的一种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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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汉语词汇；词汇研究；结构主义；
Abstract：Foralongtime，structuralismhasplayedquitedifferentpartsinlexicologicalstudiesofChinese，bothactiveandinactive.Atpresent，abetterwayoutforChineselexicalstudyistobreakawayfromtheframeworkofstructuralismandreturntothemostessentialstate.Amulti-proportionviewshouldbeintroducedwiththeinteractionbetweenmanandspaceofexistenceasthemostprimary.Besides，ahierarchyofgoalsshouldbesetupwiththeunderstandingof“man”inthenationalmindasthehighest.Finally，differentapproachesshouldbedevelopedwith“cognition.explanation——culture——philosophy”asthemostbasic.
KeyWords：Chineselexicon；lexicologicalstudy；structuralism
在中国，在当代，以汉语词汇研究为事业、为责任的学人，大都不会忘记，自上古以来，在中华文化的传承与研究中，在汉语的研究中，词汇研究如何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而发挥出了重要的先导作用、表现出了深厚的人文关怀；不能对于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状况无动于衷。早在1990年，语言学家刘叔新先生就已明确指出：“从本世纪初叶起，在德·索绪尔的语言学说的影响下，语言学共时的、结构形式的研究成为潮流；语言学中的几个结构主义学派都摒弃意义，将索绪尔所提出的成为语言符号一个方面的‘所指’排除出符号，认为概念、意义属于实体范畴，而实体不是语言结构系统本身的东西。于是体现着‘实体’的词汇，被置于研究观察的视野之外。……心理主义的转换生成语法学派，虽然逐步强调意义分析对于句子生成规则的重要性，甚至将‘词汇’的分析作为一种基本规则列入生成语法规则系统之中，但是实际上只是临时零碎地对个别词作义素分析，以便在词语搭配上为句子语法规则提供语义选择的必要补充，并没有对整个词汇作全面的、系统的分析。”[1]2近来，语言学家胡明扬先生强调：“现代汉语研究的重点一直是语法，而词汇研究长期以来很少过问，一直是个薄弱点。似乎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才有个别汉语词汇的著作问世，不过大都是参照苏联或西方国家的词汇学或词义学著作的理论和体系，加上汉语的一些例子写成的。……但遗憾的是，国外的理论往往离汉语的实际太远，解决不了汉语的不少实际问题。”(注：参看胡明扬为《词汇学词典学研究》所作的序言，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两位先生的论断，诚挚尖锐，对于汉语词汇研究是一种有力的激励。
当然，另一方面，最近20年来，中国许多汉语词汇研究者解放思想，扩大视野，引进推出，又有了丰富的收获。词汇研究朝着细致化的方向不断前进，专书研究、统计分析、语感测量等等新的方法不断运用，新的视角不断开拓，新的选题不断出现，新的学者不断显露头角。可是，汉语词汇研究特别是汉语词汇理论，似乎仍然没有突破性的发展。
那么，面对长期以来结构主义等等学派在发挥巨大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带来深刻消极影响的状况，面对汉语词汇研究在古代曾经居于领先地位而在当代却已相对落后的局面，我们应该如何从根本之处着力，推进汉语词汇研究及其理论建设使之有一个突破性的发展呢?当然，这里所谓的“突破性发展”，并非说要在两三年内就“一鸣惊人”、“跃上一个新台阶”，而是说更新观念、扩大视野，从词汇是人所创造运用的、为人而创造运用的、人之所以与生存空间互动的、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语音符号这一最为普通、最为根本的事实出发，突破结构主义框架，走出结构主义定势，实现汉语词汇研究特别是汉语词汇理论在现有基础上的新发展。这当然是见仁见智的重大课题，需要群策群力地共同努力。隅见以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最好是能回到根本处，开启多维视角而凸现人与生存空间互动这一主要视角，确立多层目标而突出认识人的本性与存在这一最高目标，拓展多向思路而突出“认知—解释—文化—哲学”这一基本思路，进行新的尝试性的汉语词汇研究。
一、开启多维视角中的主要视角
观察和研究汉语词汇，首先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在汉语系统中的存在和在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中的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对人而言的存在和对物而言的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的整体性、系统性存在和部分性个体性存在，必须感知到汉语词汇在贮存状态中的存在和在创造、运用状态中的存在，从而开启多维的观察研究视角。例如，着眼于词汇系统的内部规则或着眼于词汇系统的外部关联，解剖词汇词义的微观结构或者把握词汇词义的宏观发展，对词汇系统存在的事实进行定量、定性的分析描写或者对词汇系统发挥的效应进行合理可信的综合释解，对特定专书与词典中的词汇词义进行静态的归纳或者对特定语境与文化中的词汇词义进行动态的考察，开展符号学、名称学的词汇研究或者开展社会学、文化学的词汇研究，编写特定时代与社会的“文化词典”或者编写特定个人与群体的“心理词典”，进行词汇的分类统计或者进行词汇的信息处理，等等。每一种研究视角必有自己的敞亮性和遮蔽性，必有相应的独特性与关联性，每一种研究视角都不能包打天下，也不能相互代替。但是我们认为，在这多维视角之中，有一种更为根本、更为主要、更为关键的视角应该重新开启并且加以突出，那就是立足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历程，关注民族人的造词、用词、释词活动，体察汉语词汇作为中介符号、象征符号形成发展的机制与规律。
如所周知，人类起源于动物，并且又和各种动物共同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之上，都各有自己独特的生理机能、生存需要、生活方式和生活经验，相应地又都各有自己独特的生存空间，都必然要受自己生存空间中的相关事物的作用和影响，都能对于自己生存空间中的相关事物进行感受和反应。在各自的生存空间里，真正的现实就是由自己与其生存空间相互作用而构成的。然而，正如符号哲学大师卡西尔论证的：在使自己适应环境方面，人仿佛已经发现了一种新的方法。除了在一切动物的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受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以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这个新的获得物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生活。与动物相比，人不仅生活在更为宽广的实在之中，而且可以说，他还生活在新的实在之维中以“应对”外界刺激。“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2]33符号与一般动物也能掌握的信号、手势、宣泄情绪的喊叫根本不同，它具有由使用者共同约定的约定性、表现形式与所代事物无必然关联的任意性，具有在空间上与所指事物的分立性、在时间上超脱所指事物的永久性，因而能够超越此地此时的具体情境以指称任何“在场”或“不在场”的事物，能够表达特定对象的相关信息，能够帮助人综合经验、增生经验、使经验得以表达和传承，进而促使人类创造和运用一种与所有动物完全不同的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方式。
人类所创造、所运用的符号是多种多样的，但是语词符号无疑是其中最基本、最重要、最灵便、最有普遍适用性的符号系统。这是因为：语词是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以语音为物质形式，以事物为指称对象，以意义为表达内容，具有层级性、系统性，以灵活组合，无须依附它物；语词是一种表达符号系统，它划分事物使之从背景中突显出来而成为表达对象，它概括特征使之从事物中突显出来而转化为意义，它表达意义使之得到交流传播而不断增值。正是依靠语词，人类才能逐渐改造原有的交际方式，建立以语词符号为工具的语言级别的交际方式，组成以语词符号为纽带的人类级别的社会组织；正是依靠语词，人类才能逐渐改造原有的思维方式，形成以语词符号为工具的语言级别的思维方式，创造人类级别的思维成果；正是凭借语词，人类才能逐渐培养起一种分离各种关系并在抽象意义上思考那些关系的能力，此即只有人类才得以具备的关系思维；正是凭借语词，人类才能逐渐培养起一种从混沌茫茫的整个感性现象之流中别择出某些固定的成分进行专门研究的能力，此即只有人类才得以具备的语词符号反思。正是在语词符号的作用下，人类逐渐改变了自身，发展了自身，得以在与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中，创造和发展自己特有的语词符号化行为。为互动过程中的人的因素与物的因素的相互渗透与转化提供了可能性，为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以创造文化开拓了广阔的可能性。(注：参见高宣扬《布尔迪厄的象征性实践和权力运力》，载《后现代主义哲学讲演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89页。)就人而言，他是只能凭借这种语词符号化行为认识、揭示和改造原有的生存空间以创建新的生存空间，他是运用也只能运用语词符号为前导并通过语词符号从事创造活动；就生存空间及其事事物物而言，它们是通过也只能通过这种语词符号化行为进入人的视阈并向人表现自己的存在。这正是语词符号化行为，也正是语词符号的根本属性、主要功能和本体论意义之所在。尽管就“此地此时”的个别而言，人的生存空间是各自的、特定的，人的语词符号化行为也有无数的形态与表现，但是就特定民族、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的总体而言，人的语词符号化行为却是一个连贯的有机的系统，其主要贯穿着“认知事物—解释世界—创造文化—发展自我”的相同环节与线索。
以上的论述可以说明，语词符号，是人为了更好地开展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而创造的，是作为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符号而存在的，是在人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中造就其根本属性、发挥其主要功用、形成其发展规律的，是人认知事物、解释世界、创造文化、重塑自我的不可或缺的凭借。如果没有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就没有语词符号的形成、存在和发展，更无所谓语词符号的根本属性、主要功能和发展规律。正因为如此，立足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关注民族人的造词、用词、释词活动，以考察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动力、方式、结构、效应以及词汇的根本属性，才是必要的和重要的。这样，我们就能开拓主要视角，更新词汇观念，正本清源，把握关键，从以前未能着眼之处着眼，在以前未能提出问题之处提出问题，发现并强调以前不曾发现并强调的机制与规律、特性与功能。
譬如，《尔雅·释畜》记云：“回毛在膺，宜乘；在时后，减阳；在干，方；在背，阙广”。显然，“宜乘”、“减阳”、“方”、“阙广”四词的产生，是中华先民以回(旋)毛的位置为标准对马进行分类和命名的结果。可是，这四个名词何以能在战国时代产生、却在两千年后消亡呢?晋代著名学者郭璞在《尔雅注》中为我们的探究提供了线索：“伯乐相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马”。由此可以想见，在上古时代中华先民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中，马有重要的价值，是人的朋友，人们关注马、爱护马、寻找千里马，并由此发现了其旋毛位置的重要性，因而如此分类和命名，这四个名词也就有了自己形成的动力与方式。而在后来中华民族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中，马不再具有往昔的价值与地位，人们不再重视其旋毛的位置，因而没有必要如此分类和呼名，这四个名词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据。在这里，隐含着汉语词汇形成或消亡的一条重要规律，只有以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角度才能发现它、揭示它。
又如，面对古代汉语的常用名词“时”，我们现在可以追问：上古时期，中华先民既已在原初的时间经验和时间意识的基础上创造了“日、月、年”诸词，可以标度时间之流，他们何以还要另造名词“时”以及“春、夏、秋、冬”诸词，来标度已被“日、月、年”诸词清晰标度过的时间之流呢?一当深入到中华先民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农耕生活文化中去就能发现，中华先民要协调农耕生存方式与自然生存环境的关系而使之得到合理的安排和顺利的发展，自然特别关注一年之中季节的存在和变化，因而划分季节，分别命名，并将季节总名为“时”，以便概括和交流关于季节的经验，将其引入民族文化系统。对此，《汉书·律历志》早有深刻的解释：“夫历春秋者，天时也，列人事因以天时。……故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是以事举其中，礼取其和，历数以闰正天地之中，以作事厚生。”由此，我们就可以对其本义有着更为准确、更为深厚的理解，更好地分析其词义结构，发掘其文化意蕴；就可以对其引申规律有着更为清晰、更为深刻的认识，更好地把握其引申言向，探求其引申效应。
二、确立多层目标中的最高目标
从当下的多方实际出发，确立适当的研究目标，不仅可以激励研究的志向，衡量研究的成果，而且能够明确研究的方向、启示研究的思路，因而具有重要的意义，汉语词汇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但是，由于汉语词汇既在汉语系统中存在又在汉民族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中存在，既是对物而言的存在又是对人而言的存在，既是个体性、部分性的存在又是整体性、系统性的存在，既在贮存状态中存在，又在创造、运用状态中存在，既是“存在的家园”又是人居住的“家园”，所以，汉语词汇研究的目标应该是复合性的、层次性的、人文性的。具体说来，汉语词汇研究的目标可以在于：由个体的而群体的而整体的，由个人的而人群的而社会的，由专书的而断代的而全史的，由词形的而词义的而词形、词义相结合的，由比拟命名的而分化孳乳的而复合衍生的。是探求本义的、追踪引申的，更是词义发生发展全过程的。是词汇系统内部规则的、词汇系统外部关联的，更是二者之间互动关系的。是词汇对于现实事物之指称与表达的、词汇对于生存空间之切分与建构的，更是二者之共变关系的，是对词汇词义发生发展轨迹之描写的、对词汇词义发生发展机制之揭示的，更是二者之相互发明的，等等。每一种研究目标，都有其学术价值与学术局限，都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相互的关联性，各种研究目标可以相互补充、相互发明并且有序地组合成一种更大更高的目标。但是我们认为，在这多层研究目标之中，应该有一种更为高远、更有意义也更为关键的目标。卡西尔的经典著作《人论》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因为“认识自我是实现自我的第一条件”。我们可以将这句名言稍作引申：认识自我应是一切人文科学探究的最高目标，因为一切人文科学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人的自我、发展人的自我。如果失去了这一最高目标，一切人文科学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根据与价值。那么，语言学、词汇学乃至汉语词汇学探究的最高目标，是否也应该也可以是“认识人自我”呢?在我看来，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卡西尔的研究和论证使我们深信：“任何所谓关于人的定义，当它们不是依据我们关于人的经验并被这种经验所确证时，都不过是空洞的思辨而已。要认识人，除了去了解人的生活和行为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途径了”[2]；“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2]；因此，“我们应该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来取代把人定义为理性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也才能理解对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2]34十分明显，将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根据有二：一是“人的生活和行为”，这是认识人的主要途径；而“人的生活和行为”，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二是“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这是认识人的主要入口；而“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从根本上说就是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思维和行为。鉴于在人类所创造所运用的符号中，最基本、最主要、最有普通适用性的便是语言符号，那么在一定意义上就可以认为，人就是语言的动物，就是创造语言符号、运用语言符号、通过语言符号与其生存空间开展互动并且由此创造文化的动物。而且，人因为有理性而有语言，也因为有语言而有理性，人是语言的动物，也是理性的动物。这样，我们就应该能够理解：研究汉语词汇，研究汉民族人创造语词符号、运用语词符号、通过语词符号开展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并且由此而创造中华文化的行为和思维，其最高目标应该是也可以是汉民族的“人”。
然而，我们却又绝对不能据此而将语言符号仅仅视为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工具，更不能仅仅视为交际的工具和思维的工具。而是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激励下，人才能滋生出符号化的想象力和抽象力，才能在与交际之“你”的关系中产生出主体性，才能开始反思生活和理论生活的过程，才能建构起理想并找到通向“理想世界”的道路，从而发展出一种不断审视和更新生存空间的能力；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作用下，人才能使各种存在物在分类概括中呈现出来并且变得可以理解，使整个世界在切分重组中呈现出来并且得到重构，人也因此而能拥有存在物、拥有世界并超越之。如果没有语词符号，一切事物连同整个世界都难以“出场”并显示，而只能沉默于黑暗的混沌之中；语言世界是比现实世界更真实的世界。与此同时，也正是在语词符号化活动的整合下，人才能把各种结构的活动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把各种文化形态结为一个有机整体。所以，正是这种语词符号化活动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同时也显现和突出了“人性”的圆周。[2]87此外，我们也不应忘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论证的：作为“此在”的人，有三种基本存在方式：一是“处身性”，亦即意识到自己存在状况的可能性；二是“领悟”，亦即具有理解自身和世界的可能性，具有主动与世界互动的可能性；三是“言说”，亦即“处身性”和“领悟”过程都呈现为“言说”。在言说中，此在显现自身并“筹划”自己的存在，世界敞开自己并转化为语言，语言构成了人的存在与世界存在的互动关系，同时也显现和突出了人对自己存在和世界存在的理解，人对自己存在的“筹划”。(注：参阅郭宏安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至此，我们更应该能够理解：研究汉语词汇，研究汉民族创造语词符号、运用语词符号通过语词符号开展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以创造文化，其最高目标应该是也可能是汉民族的“人”。
在这种最高目标的激励下，研究者可以立足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突破其畛域，追溯其源流，关注汉民族人的造词活动，探求汉语词汇形成的动力与方式，从中窥见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根本特性。例如，《尔雅·释天》记录了四种和风的名称，并且作了解释：“春为发生，夏为长赢，秋为收成，冬为安宁”。我们现在可以追问：中国先民为什么要将和风细分为四类，并各予这样的一个名称?这四个名称各有何种独特的意蕴?这样，我们就必须立足中华先民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于是就能看到，在这样的分类命名过程中，中华先民已经本着自己农耕生产生活的需要与经验，表达出自己对于和风的独特感受和独特态度，显示出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认知方式，因而也就在揭示和风存在的同时彰显出一个自我来。又如名词“义”，是古今汉语的一个常用词，也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关键词。前人已经对其来源作出了清晰的考证，亦即《毛诗郑笺》所说的“义之言宜也”。但是，我们现在却有必要在前人止步之处继续发问：“义”与“宜”何以能够同源?其同源关系说明了什么?这样就能明白：所谓“义”，无论儒家提倡的思想范畴，还是民间流行的道德信仰，究其根本，都是适宜于人们生存发展的行为、事情和精神，都是“宜”在人的生存方式领域的发展。倡导“正义”或讲求“义气”，都是为了在各种境遇中都能够有利于人的生存发展。由此，我们可以略略窥见中华先民的价值观念和基本品性。
在这种最高目标的激励下，研究者可以立足当代汉语词汇研究的基础，突破其畛域，深入到人们的对话之中，关注汉民族人的用词释词活动，探求汉语词汇的表达与效应，从中窥见民族“人”的生存方式或基本特性。这是因为，每个人总是在与他的对话中，也许更多地并且更隐蔽地还在与他的后人的对话中。”[3]101对话是人所特有的创造活动和存在方式；人在对话中使用语词解释语词并通过语词以解释存在、交流思想、彰显自己、创造意义，而其意义则在本质上体现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是人存在的不可或缺的前提。譬如，明代著名学者焦闳《焦氏笔乘》记载了北宋理学家李彦平讲述的一段亲身经历：
辛丑春同试南宫，仲修中选，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盛年一跌何伤，姑归读书可也。”某意不怿。仲修曰：“公颇读《论语》否?”即应之曰：“三尺之童皆读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既知读此，且道‘学而时习之’以何者为‘学’?”某茫然不知所对，仲修徐曰：“所谓学者，非记问诵说之谓，非纟希章绘句之谓，所以学圣人也。既欲学圣人，自无作辍。出入起居之时，学也；饮食游观之时，学也；疾病死生之时，亦学也……”某闻其言，顿若有悟。
《论语》首章首句首字，便是一个“学”，这是孔子人生经验的总结和教导学人的纲领，意蕴非常深厚。赵仲修用自己的人生体验填充其“召唤结构”，用自己的独到心得劝勉学人，使“学”的词义有了新的显现和拓展，使学人“顿若有悟”，并将所悟引入自己的人生实践。从这样的用词释词活动中，不仅可以看到特定词义在特定语境中是如何深化、发展的，而且可以领略儒家学者所信奉、所追求的，亦即他们理想中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价值。
三、拓展多向思路中的基本思路
通过以上论述，如果我们能够认可在多维的视角中应该突出一个主要的视角，亦即汉民族人与其生存空间的互动历程；如果我们能够认可在多层的目标中应该突出一个最高的目标，亦即认识汉民族的“人”，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理解，在其多向的思路中必须突出一种基本的思路，那就是从主要视角出发，面向最高目标，将个体的语词符号放入整体的词汇系统之中，将整体的词汇系统放入汉语大系统之中，将汉语大系统放入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系统之中，由孤立的词汇现象研究走向人的词汇活动研究，从而认识汉语词汇形成发展的机制与规律，认识汉民族人在语词符号化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自我的生存方式、根本特性和存在价值。而人的语词符号行为又是一个连贯的有机系统，其中主要贯穿着“认知事物—解释世界—创造文化—重塑自我”的相同环节与线索，所以又可以将这一基本思路再分为认知学的思路、解释学的思路、文化学的思路和哲学的思路，以便进行较为具体深入的阐述。
1.认知学的研究思路
认知活动是人与其生存空间一切互动的起点，是人脑通过符号(主要是语词符号)处理生存空间中事事物物信息的加工过程，亦即人对事事物物的特征、运动及其相互关系的感知和反映。认知过程包括低层次的感觉、知觉、短时记忆等等和高层次的思维活动、概念形成、推理过程、语言理解、知识运用和问题解决等等，而其中的关键，则是从“范畴化”到“概念化”以及由此而来的“词符化”。(注：所谓“词符化”，是指特定事物获得词的表征亦即特定意义获得词的表达的过程，换一角度看也是命名造词的过程。“词符化”完成以后，特定事物及其意义便通过词的引渡而以词的形式进入民族人的生存空间，进入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因为，生存空间及其万事万物正是以转化为概念和词符的方式表现对于人的存在并由此而成为“存在者”；人也正是在感知事事物物、认识生存空间、将经验到的外在现实加以概念化和词符化的心智活动中揭示事物的存在、彰显自己的存在并由此而成为“此在”。以此为根据，我们提出“认知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强调从认知活动的角度，用认知语言学的方法，发掘词汇资料寻找相关史料，由已知求未知，探究汉语词义词汇形成发展的主要动力、内在根据、基本规律及其在民族人与生存空间互动中的作用和效应。其中最为切实、最为重要的是着眼于民族人的认知活动以扣住范畴化的进程和概念的表征：研究分类如何促使语词所指事物的类型化，它是词义形成的先导；研究概括如何促使语词所指事物的词义化，它是词义形成的方式；研究表征如何促使语词所建词义的词符化，它是语词形成的标志；研究人们如何以联想为根据，参照原有事物以认知新现事物，借用原有事物的名称作为新现事物的名称，它是人们常说的词义引申。沿着这样的思路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探知汉语词义词汇形成发展的动力、根据、方式和效应，而且可以发现汉民族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方式，进而窥见民族“人”的心智特征。(注：参见周光庆《汉语词汇研究的认知学基础》，《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5期。)
2.解释学的研究思路
一般说来，解释包括理解和阐释，是作为解释者的人在与其生存空间互动的历程中，怀着自己的认识图式，基于认知的初步成果，理解特定事物存在的根据、过程、特征和价值，确认它“是什么”、“怎么样”，并将其转化为意义而用语言阐述出来的活动。解释者对于特定事物存在的根据、过程、特征和价值的理解和阐释，通常并不是“纯客观”的，镜子似的“反映”，而总是发挥了认知图式的设定对象的选择功能和整理信息的规范功能，成为了一种发现，或是一种创造。从哲学的高度看，解释所发现、所创造的意义，体现了人与事物、与生存空间的种种复杂关系，构成了人与事物、与生存空间互动的方式，是人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从语词的实际看，解释所发现、所创造的意义，大都转化为词义，并获得了语词的表征。所以，如果说人存在的独特本质便是对生存空间及其事物进行以认知为基础的解释并由此而发现意义、创造意义，解释也就成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和原始特征，那么，由解释而生成的词义也就因此而具有某种生存本体的性质，折射出人的认识图式和生存方式，体现出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以此为根据，提出“解释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强调，在认知学思路的基础上，从解释活动的角度，运用解释学的方法，研究民族人是如何在解释中形成词义、在解释中运用词义、在解释中理解和发展词义的。其中最有难度也最为重要的，是探讨词汇形成发展对于存在的解释和对于“人性”的彰显，是探讨词汇运用接受对于存在的解释和对于“人性”的彰显。(注：参见周光庆《汉语词汇研究的解释学路径初探》，载《词汇学理论与应用(三)》，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3.文化学的研究思路
人认知事事物物、解释生存空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开展与生存空间的互动以创造和发展自己的文化。文化是人的一切功能的集中体现，是人的一切劳作的成果总和，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根本保证，是人得以形成自己本性的有力动因。语言具有文化的一般特性，在任何意义上说都是文化的，文化往往以语言的方式向人呈现，在一定意义上说又是语言的，二者形成了多重的互动关系。具体就词汇与文化而言，一方面，作为语词创造的动力、表述的对象和存在的价值，文化理所当然地起着主导作用，推动着语词的形成和发展，制约着语词的形式和内容，影响着语词的运用和解释，从而使语词符号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另一方面，作为文化创造的凭借、形成的中介和表述的符号，语词又对具体的文化事项和整体的文化世界理所当然地发挥着概括与表征功能、引渡与导向的功能、述说和建构的功能，从而使文化世界具有自己的语言特征。要对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自然离不开对词汇的发掘分析，要对词汇进行深入的研究，同样离不开对文化的发掘分析，而要对民族“人”进行深入的研究则又离不开对语词与文化的互动的发掘分析。以此为根据，我们构拟“文化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强调，在认知学思路和解释学思路的基础上，从文化活动的角度，运用文化学的方法，研究语词作为文化表征的可能性、必然性和功能性，研究语词与文化的多重互动关系，研究这种多重互动关系对于民族“人”的促进与彰显。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探讨“文化的创造发展与词汇的创造发展”、“文化的超越方式与词汇的运用解释”、“文化的内在秩序与词汇的内在秩序”。对此，拙文《汉语词汇研究的文化学视角》有具体的论述。
4.哲学的研究思路
语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入乎言词的存在，就是存在的家园；世界只有进入语言，才能表现为人的世界。人的世界并非作为某种现成的空间而存在的，它需要运用语词符号行为等等方式予以重构；以语言作为基础并在语言中待以表现与建构的是，人拥有世界。哲学要认识世界，却又并不直接研究外部世界(那是各种经验科学的任务)，而主要应该研究语言如何表现世界，如何建构世界、如何传达世界的意义，以便真正引导人们更好地由认识语言而认识世界。语言第一次使人有可能处于存在的展开状态之中。语言建立了人的主体性，划定了“人性的圆周”，促成了人与世界的互动，开启了人对未来的理想，语言是人的首要规定性。哲学要认识人类自我，却又并不直接研究人的内在心灵(那是各种心理科学的任务)，而主要应该研究语言如何促成人与世界的互动、如何成就“人性的圆周”、如何表现理性、如何形成思想，以便真正引导人们更好地由认识语言而认识人类自我。以此为根据，我们构拟“哲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强调，在认知学思路、解释学思路和文化学思路的基础上，进而应从哲学的高度，用哲学的方法以研究：民族人如何创造和运用词汇以揭示世界的存在、彰显自己的价值、建构自己的文化世界，而人的这种特定存在方式，又如何成为潜在动力、真正归向和规范原则，促进着、引导着、制约着民族语言词汇的创造、运用和发展，并且因此而形成了何种风貌与哪些规律。稍微具体地说，可以研究词汇产生与人的存在方式、词汇发展与人的存在方式、词义结构与人的存在方式、词义演变与人的存在方式的互动共变[4]。
最后应该强调：就其历史性的总体而言，人的认知行为、解释行为、文化行为和“哲学行为”(完善本质特性、彰显存在价值的行为)作为“人的语词符号化行为”，是一种以人为起点、为中心、为归宿的多样而统一的行为系统；词的创造活动、运用活动、接受解释活动作为“人的词汇活动系统”，同样是一种以人为起点、为中心、为归宿的多样而统一的活动系统。“人的词汇活动系统”既属于“人与生存空间互动的中介系统”，又与之整体对应，构成了一种互动共变的关系。所以，我们所构拟的研究思路中的认知学思路、解释学思路、文化学思路和哲学思路，同样也是以人为起点、为中心、为归宿的分别而连贯、多样而统一的系统，在论述时只能分别一一道来，在理解和运用时可以有轻有重、有先有后、有隐有显，但是在其深处则是相互结合、相互贯通、相互渗透的，并不能判然划分其界限。
[参考文献]
[1]刘叔新.汉语描写词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2]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在汉语言文学中，中国的古诗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是我国独有的重要文学，也是国际上的学者争相研究的文学对象。古诗之所以会如此受广大学者的欢迎，主要是因为它不仅在韵律上朗朗上口，让读者新生喜爱，同时，在写作手法上也是多姿多彩，经常会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意境，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欣赏着作者描绘的美景，感受着作者想要表达的心情，以及想要抒发的豪情壮志。
1.1意境源于生活，并不断创新
由于汉语言文学历史悠久，也造就了这一门语言的博大精深。在古诗中，诗人为了使整首诗歌更具特色，往往会为整首诗营造出一种气氛，这种氛围就是意境。我国的诗文中，一般是通过一些诗句或是一些词语来营造意境，不同的作者由于想要表达的感情不同，就会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营造意境，这往往是因人而异的。而已经往往源于生活，是诗人通过日常的生活进行观察，运用普通的事物来营造诗歌的氛围，通过自己的感悟，来提升诗歌的美感，创造出一定的艺术境界。而营造意境，不仅能够使诗歌的美感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还会使诗歌中描绘的实物更加真实，甚至会具有更大的感染力，使诗中所要表达的感情更加真切，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一般。宋代大诗人苏轼在《题西林壁》这首诗中描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首诗就是意境的典型例子，作者通过不同的角度对庐山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与真切的刻画，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全新的意境，这样不仅是整首诗独具特色，更加吸引读者，同时还呈现出了很高的哲学道理，使读者在欣赏诗歌的同时，还能够将诗歌中的道理运用到实际的生活当中，读者在品读诗文的同时，也会拥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汉语言文学就是这样，能够充分的运用生活中的一些小细节，来映射出深刻的大道理，运用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素材来为文章营造意境，又能够在营造意境的同时，实现突破，收获惊喜。
1.2意境烘托内心，并不断深化
在诗歌中运用意境，不仅是为了使整首诗歌的美感提升，同时也能够从侧面烘托出作者的感情，使文章更具作者的情感，塑造出更加生动、立体的形象。就像是我国自古以来都有以诗言志的说法，所以我国的很多大作家都是通过书写文章，来刻画出自己，表达自己的意志，就如杜甫、李白等古代诗人，或用诗歌抒发自己的报国无门，感叹世间的百态，又或是运用诗歌来表达自己的豁达，开阔自己的仕途之路；犹如当代诗人鲁迅、朱自清等等，都是运用诗歌来描绘社会的一种现象，旨在敲醒当代的人们，反抗就社会的不公，追求公平、公正的生活。一些文章往往会通过意境而使内心的情感更加深刻，使一些社会现象有所深化。在杜甫大诗人的《三吏三别》中，刻画了许多的人物形象，但是读者并不会因为人物的繁杂，而对整首诗产生陌生的感觉，因为这些人物就是为了营造诗歌的氛围，让读者犹如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遇到这些人物，所以就不会特别陌生，反而会彰显这些人物的鲜明活泼的生命力，同时也烘托出作者对友情的珍爱，对朋友的依依不舍之情。同样，在郑燮大诗人的《石灰吟》中曾经写到：“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营造了整首诗比较危机的氛围，但是正是在这种危机氛围的烘托之下，表现出了作者对国家的热爱，宁可粉身碎骨，也不会被荣华富贵所诱，即使是死亡，也一定要留下自己的清白在这人世之间，正是这样的意境，才深化了作者对于国家的热爱，让读者更加深切的体会到作者的强烈的爱国之情。汉语言文学中的意境，往往源于日常的生活，并会不断的创新；同时还能够更加深化作者的情感，使读者看作者所看，感受作者所感。
1.3构建意境易出现的问题
我们充分感受到了意境的重要性，然而，在构建意境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以下两方面的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一方面就是“有境无意”，就是指整首诗虽然拥有一定的意境，拥有很高的美感，但是却是华而无实，没有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到诗歌当中，只是简单的将现实中的实物描写的较为逼真，但是却没有侧面烘托出自己的真实感情。另一方面就是“有意无境”，在一些较为成功的诗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通过合理的意境来抒发自己的真切的情感，就是俗话说的作品中既要有骨头，又要有肉，这样诗歌就会变成一个有血有肉的载体，来帮助诗人像读者抒发自己的真切情感。如果一首诗只是有骨头，而没有肉，就会使整首诗有意无境，往往这种情况是因为作者在现实生活中的体会较少，没有丰富的实践作为后盾，致使整首诗只是空洞的抒发自己的感情，这样就会适得其反，使得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不但不会体会到作者的真切情感，还会使整首诗都太平淡无奇，黯然失色。
2.语言在汉语言文学中的应用
2.1掌握语言规律
汉语言文学旨在研究语言，所以，学习了汉语言文学之后，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以及文学修养都会得到大幅度的提升。由于我国的人口较多，地域分布广泛，少数民族以及各个地方的方言都独具特色，在众多语言中，普通话是最通用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地区都在使用普通话，因为由于不同地区的人对语言的掌握程度不同，南方人很难分清卷舌，会不自觉的将一些读音弄混，然而北方人的卷舌的敏感度比较低，所以，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对于北方人来说也很不容易。在学习汉语言文学时，就是为了在实际应用语言的过程中，分析出语言的规律，正确的运用语言，进而在实际应用的过程中逐渐总结出一些语言规律。
2.2用于理解文学
汉语言文学，能够引导学生对文学作品进行理解，然而文学理解与文学阅读并不相同，文学理解是指深层次理解文学作品的文字，分析文字营造出的气氛，而文学阅读只是指仅仅理解文字表面的意思，所以，学习了一些汉语言文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就可以掌握汉语言文学的真谛，从而为了以后的文学理解打下坚实的基础，提供坚实的后盾。通过对经典文章的理解与分析，就可以去分析一些未曾见过的文章，并能够在分析的过程中，掌握更多理解文学的方法。
2.3写作中的应用
汉语言文学的广泛领域，不仅包括理解一些文学作品，同时还包括写作与运用。在学习了一些专业知识之后，就会逐渐掌握文章结构，了解营造意境的方法，学会正确表达感情，这样就会在日后的写作当中，合理的运用语言，正确的组织文字。由于汉语言文学的独有特色，这就使学者在日常写作的过程中，要注意彰显文章的独特魅力，这样才会吸引读者的目光，为自己的作品增添光彩。
3结束语
（一）提高教师自身文化修养
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与一般的语言教师相比，要求更高。他们不仅要讲授语言，还应承担传播文化的任务。基于此，我们认为对外汉语教师应做到以下几点：
1、树立起正确的语言文化观，把文化作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基础。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意识到这一点，才能以文化为背景进行语言教学；才能在教学实践中，将文化知识的传授渗透到语言教学之中，使学生学习语言的同时，了解该语言的文化；才能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在语言教学中有意识地导入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知识。
2、随时充实自我，了解并熟悉中外文化。“要给别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要传授给学生丰富、正确的文化知识，自己当然要先了解并掌握相关的文化知识。因此，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既传承文化又紧跟时代。在充实本国文化知识的同时，对外汉语教师还要涉猎和了解一些必要的外国文化知识。因为对外汉语教学面对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度，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我们必须将汉文化和他们自己的文化相比较。只有这样，他们才易于接受汉文化，从而更好地理解汉文化。
3、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背景知识。过去，我们的对外汉语教学存在许多不足，往往偏重于对语言知识本身的讲解，而忽视了文化的传授。我们认为，应将语音、词汇、语法教学等放在文化背景下教授，也就是说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教学。例如，教师在进行词汇教学时，可以将该词的表面意义、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分布将给学生。先让学生了解词的表面意义，进而通过引导和比较，让学生了解词的搭配意义、句法功能以及感彩等深层的内涵意义。在词汇教学中加强这种带有文化意义的介绍，不仅可以加深学生对词的理解，更好地把握该词的用法，而且能够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觉得每一个汉字背后都有一个美丽的故事。此外，语言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教师将文化教学与技能训练有机结合起来，使技能训练成为在一定语言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模拟交际训练。这样既培养了学生的文化意识，又锻炼了学生的听说能力，一举两得。
4、充分利用现代教学手段。现代化高科技手段已经引入教学之中，对外汉语教学也不例外。在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些现代化的教学设施和手段，向学生更加形象地讲解文化。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电脑、幻灯片、录像等现代教学设施和手段给学生展示和介绍汉民族的历史、地理、风俗等，这种直观教学比枯燥乏味的单纯口头讲述要好得多，能使学生仿佛身临其境，印象深刻。
（二）改进教学方法，理论实践并重
我国的对外汉语教学一直以来都遵从传统教学观念和传统教学模式，就是以“教”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转折，开始由以“教”为中心转向以“学”为中心。以“学”为中心要求教师依然是主导，学生变为主体，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重视。
对于留学生来说，他们学习外语的最终目的是交际，但在学习过程中，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如何使用。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妨让学生亲自实践，以得到切身感受。比如要教授购物方面的课文内容，上课前教师可以安排一个课前作业———让留学生亲自去超市购物。这可以使留学生能直接感受在中国的超市购物时应怎样称呼、怎样询问价格、怎样付款等等。此前，教师可以先给学生介绍一下中国人购物时的惯用语。首先涉及到中国的称谓文化，超市的工作人员可以称之为售货员，或更为亲切地称之为大姐、大哥之类，使其年龄、性别而定。其次是询问价格的几种说法，以及付款时用语等。这样，学生在学习之前，对该内容就已经有了切身体验，学习起来更容易。通过类似的实际性操作，留学生不仅掌握了课文内容，而且在不同的语言氛围中了解各种表述的语用条件，这种训练对于整个汉语学习乃至专业学习都是受益非浅的。
（三）贯彻各种教学原则，使之有机结合
将各种相关的教学原则贯彻到文化教学之中，教学效果将更为理想。
首先，贯彻整体性原则，就是将语音、词汇、语法等放在文化背景中教授，在语音、词汇、语法教学中渗透文化知识，使二者融为一体。例如，教师在讲解成语“生龙活虎”时，不仅让学生了解该成语的表面意义，还应当通过引导，让学生了解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龙文化在中国的悠久历史。
其次，贯彻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的原则，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教师应根据学生的认知水平、掌握程度等，确定不同的文化教学内容。例如初级阶段的学生汉语知识有限，对他们进行教学时，应让学生了解一些普遍的常见的文化现象，主要介绍一些日常生活交往方面常用的语言形式。比如：称呼、问候、问路、打电话、购物、告别等，使学生掌握正确的交流用语，以利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语表达。到了中高级阶段，学生已有一定的汉语基础，这时可侧重引导教授一些深层次的汉文化内容，如避讳语、禁忌语、委婉语、歇后语等，向他们介绍更多的习俗文化方面的内容，包括习俗习惯、人际关系等，以便他们能很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汉文化。
当然，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其间的知识更是难以计数。作为中国人，很多知识也并不知晓，所以要将这些知识全部教给学生是没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我们进行文化因素的教学，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以致用，能够交际，这种教学不等同于单纯的文化知识的学习。因此在教学中，要侧重于和跨文化交际密切相关的文化知识。
成人教育理论的日益丰富赋予成人高等教育学科以新的时代意义。1985年《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定义成人教育“由于受教育的主体是工农群众，故又称工农教育。业余教学时间以业余为主，故又称业余教育”。①1987年我国《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指出：“成人教育主要是对已走上各种生产或工作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的教育。”②1997年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高等教育确定的发展目标是在2010年高等教育入学率达到15%，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大力发展成人教育。21世纪初的成人教育在“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担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2010年，我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现代远程教育，建设以卫星、电视和互联网等为载体的远程开放继续教育及公共服务平台，为学习提供方便、灵活、个性化的学习条件。”③社会的进步和社会对教育需求的不断革新，使成人教育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担负的责任和社会给予的定位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人教育理论的发展为研究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必将开启其新的时代内涵。互联网的普及和繁荣为研究培养方案提供了物质条件。首先，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教与学的模式。传统的成人教育离不开教室、班级、规定的时间等要素，教师离不开教室、黑板、粉笔，学校的必要组件是教室、实验室、图书馆等教学设施，学校教育是在有围墙高筑的校园内完成教育目标，教师的教和学员的学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局限性。网络教育使传授知识的手段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投影仪、幻灯机进入课堂，到录音机、语言实验室在语言教学中的应用，从影碟录像到广播电视教育，一直发展到当今的多媒体课件制作、开发以及依靠互联网的传播，使网络成为了集数字、音频、视频、图片等于一体的载体，信息的储存变得简单、方便、易行、快捷，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来安排学习，完全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教与学的方式方法，彻底改变了传统的“教育只限于在学校进行的”地域观念，教室已经不是授课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只要有互联网的地方，就能随处学习，随时学习，教育向着无限的空间拓展，超越时空，超越国界，走向全人类。
2人的全面发展原则
人的全面发展原则要求成人高等教育课程体现最新的科技知识、信息和人文关怀。人的全面发展最根本是指人的智力、体力、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等多方面的协调发展，主要包括:身心健康的和谐发展、活动能力的全面发展、社会关系的协调发展、主体人格的完美发展和各种需要的合理满足。”④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而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信息的更新日新月异，知识老化的时间在日益缩短，一次性学校教育无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必须的新知识、新信息和新科技。有关研究显示，知识的半衰期只有三年，更为形象地说，一个上世纪60年代的大学生，5年后知识的陈旧率为40%，10年后达到60%，20年后达到85%；一个90年代的大学生，在校所学的知识只占一生所学知识的10%~20%，还有80%~90%的知识要在工作后通过各种学习方式来完成和更新，鉴于此，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课程改革的出发点，把最新的科技知识、学科前沿信息都融入在课程教学中，着重提高人的活动能力，促进人的身心发展，学会处理复杂的社会关系，提升主体人格的品质。人的全面发展原则应贯穿成人高等教育汉语言文学专业培养方案研究与实践的全过程。人的全面发展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一堂课两课堂就能解决的问题，它是一个系统工程，对教学组织者来说，需要提供的是可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对于受教主体来说，他通过学习这一课程体系，加上自身的内化，达到自身的全面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应以文学的学习作为主体，对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这是由文学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高尔基说文学是一种“人学”，刘熙载说“文，心学也。”“文学可以说是人生（全方位的、而不是某一侧面的如法学）与人的心灵世界、精神世界（观念、精神、情感与价值等）通过语言方式的一种艺术建构与呈现。文学对于社会人生的艺术呈现又是以人、特别是人的精神与灵魂为核心的，因而文学史又常常被称为人的心灵史、灵魂史（勃兰兑斯语），这是文学作为人文学科的特点与意义。”⑤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的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我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院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⑥
3结语
关键词：汉语环境；汉语影响；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H31文献标识码：A
李岚清副总理早在1996年就指出：“我国目前外语教学水平、教学方法普遍存在‘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问题。”他说：“我国在各阶段的教育（基础、高教）对外语教学一直是重视的，开课很早，课时不少，从中学（有的从小学三年级）到大学二年级，很多学生经过八年或12年的外语学习，然而大多数学生却不能较熟练地阅读外文原版书籍，尤其是听不懂、讲不出，难以与外国人直接交流，这说明我国的外语教学效果不理想，还不能适应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和扩大对外交往的需要。”他用八个字概括目前外语教学的问题：“费时较多、收效较低。”
长期以来，我国外语教学界对中国人如何学习外语（这里主要指英语），如何更有效地学习英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这些探讨对中国人究竟要如何学习英语无疑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我们也很遗憾地看到，中国人学习英语仍然是付出多，收获少，李岚清副总理所说的“费时较多、收效较低。”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我们的外语教学仍然事倍功半。这其中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忽视了对中国人学习外语特殊性的研究。这个特殊性就是中国人学习英语是在“汉语的环境下”进行的。以英语课程改革为目的“英语课程标准”对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作了较全面的论述，使人们对英语学习有了更深一步的认识，然而很遗憾的是，新课程标准同样忽略了汉语环境下英语学习这一重要命题，在其所阐述的六大英语教学的基本理念中对这一命题根本没有提及。本文拟针对这个问题——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做一初步理论探讨。
一、汉语环境下英语学习的含义
所谓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就是说中国人学习英语的过程至始至终是在汉语环境下进行的，只要他不到国外去学习，或不是在某种特别的环境中学习英语（如在密封的英语强化学习班），他的英语学习就是在汉语环境下进行的。汉语环境有这样几层含义：（一）中国人学习英语是在掌握了本族语汉语后才进行的。以前我们是初中开始学习英语，后来是小学五年级，三年级，现在又开始了幼儿园英语学习。但不管在哪个阶段开始学习，都是在掌握了汉语之后才开始英语学习，成人学习英语更是如此。（二）在整个的英语学习过程中，学习者的交流工具，他与周围的人，他的同学，家人，老师的交流用语，他赖以生存的语言，都是汉语。（三）英语学习者在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所进行的理性思考，如英语知识和技能的整个接受过程，是以汉语为基础进行的。
二、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的几个特点
1．我国教师和学生在教授和学习英语这门学科时所使用的语言是汉语或者是汉语思维模式
尽管我们在英语学习的过程中提倡使用英语，尽量创设英语环境，我们的高中英语课程、大学英语课程也基本使用英语进行；初中英语课程也有老师使用英语进行，小学英语课程也有老师用英语进行。但这些都是表面现象，只要深入思考一下，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小学到大学的英语教学就是用汉语进行的，或者说外壳是英语，内里是汉语。比如说，我们高中课程的进行，课堂教学的组织等等基本上是用英语进行的，在公开课上更是如此。但是只要一出教室，一下英语课，学生用的就是汉语，我们的英语老师在办公室里和学生的谈话，哪怕是学生是在请教英语问题也是用汉语，同学之间的交流更是如此，学生回到家里更是用汉语，大学里面的情况也和中学差不多。
2．我国学生学习使用英语的过程是一个从汉语翻译到英语的过程
尽管在英语学习中，马克思的关于学习外语要用外语进行思维的话一再被引用，我们也很强调用英语思维，但是在实际上，除了个别英语已经非常熟练的英语学习者，很少有中国地英语学习者能真正用英语思维。换句话说，我们提出的用英语思维只是一个目标，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英语的实际。实际的情况是，即便是在大学里，我们的英语学习也是一个从汉语翻译到英语的过程，只不过是语言的难度增加了而已，从听说到读写，盖莫能外。所谓听懂，是把听到的英语在肚里翻译成汉语；所谓说出是把想说的内容先用汉语想出来再用英语译过去表达出来；读是把读到的英语文字翻译成汉语才能理解；写是把想好的中文句子翻译成英语写出来。知道这些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Chinglish出现。
3．我国学生的英语始终是“教室英语”
英语学习本来是在学习掌握一种工具，这个工具的本质功能是用来和人交流用的。由于中国学生根本就没有使用英语交流的对象，学生就只能在英语课上使用这个工具，中国学生的英语应用绝大部分是在英语课上完成的。有的人也许会说在英语课堂上的应用也是应用，实际上，在英语课上使用英语和在实际生活中使用英语是完全不同的。首先一个是心理因素不同，在英语课上，学生会自然地想到要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比如用英语完成一次交际，但这种交际是被动地使用语言。再一个就是学生对英语的使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完成的，周围的人也都有同样的心理期待，这时的英语应用，与其说是应用不如说是表演。第三就是课堂上使用的英语，尽管有的师生交流也可能会非常自然流畅，但是这种对英语的使用，其目标指向非常明确：学生知道老师会就那些问题提问，老师也会按照一定的教学内容运用语言。即便是所谓的freetalk，学生老师也是有一定的心理预期，知道彼此要干什么，说什么。而在真正的语言使用环境中，以上所说的条件都不具备，这就解释了我们常见的有点奇怪的英语学习现象，有些学生能在英语课上熟练地使用英语，但在日常生活中却连和外宾进行最基本的交流都不能，有些通过大学六级考试的学生，甚至英语系通过八级考试地学生也不能用英语交流，原因就在于学生学习掌握的是“教室英语”。
4．我国学生英语使用的有限性
中国学生在英语学习的阶段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这就是他们仅能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英语。这个有限的范围因人而异，但“有限使用”却是其共有的特点。在这个阶段中，即便学生能够流畅的使用英语，其能够表达的范围也十分有限，区别仅在于有的人表达的范围更加大一点，有的人表达的范围更加小一点。有一句英语对这种现象做了很好的描述：“WeuseEnglishonlytoexpresswhatwecansay，whileweuseournativelanguagetoexpresswhatwewanttosay.”（用英语仅能表达会说的，而用汉语却能表达想说的）。“仅能表达会说”恰当地说明英语表达的“有限性”，而用本族语表达则有“无限性”这个特点。
上面所谈就是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特点，有人把学生这时所掌握和使用的英语叫做中间语。中间语除了以上所谈的几个特点外，还要提及的就是语言使用中的错误。这个阶段英语语言使用中的错误比比皆是，非常普遍，根据个人不同的特点这些错误也是五花八门，但错误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本族语的影响，二是由于对第二语言的规则所发生的认识错误，三是由于对于第二语言掌握不熟而发生的的记忆错误。而这些错误都是在使用本族语不可能发生的。
了解了以上所谈的汉语环境下英语学习的特点，我们不难看出，在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中，汉语的影响是整个贯穿其中的。即便有的中国学生英语水平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如通过了大学六级考试，或托福考试，词汇掌握了七八千，但他们也达不到完全摆脱汉语的程度，汉语的影响和作用还是始终存在。比如在GRE的中国考生中，英语水平可谓不低，但有几个是在用英语解释背单词的呢，还不都是在用中文释义背单词。
既然汉语的影响和作用是贯穿在中国学生的整个英语学习过程中的，我们在英语教学的过程中就要高度重视汉语的作用和影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汉语在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中其影响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要尽量发挥汉语的正面作用，消除汉语的负面作用。其实在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中始终是英语汉语在互相抗争平衡，汉语对学生一直在进行着或正面或负面的影响。即便是对英语的掌握已经十分熟练，汉语的影响也还是存在，这是我们在外语教学中应当清醒认识的现实。我们强调的所谓“用英语思维”，在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过程中根本就不存在，那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设想，是对马克思这段话的误解，马克思说的是语言学习的结果，或者说是语言学习的境界，而我们却把它理解成外语学习的过程。本文不打算在这篇文章中对汉语正面或负面影响英语学习的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只是根据汉语影响中国学生英语学习的全过程这个中国人学习英语的根本特点，提出我们在英语教学和研究中应当注意的几点，而这些恰恰是被我们在英语教学中忽略的。
一、注意汉语语音、语调对英语学习的影响。对于英语单词的语音来说，英语国家的人在说一个词的时候，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他们几乎没有单音的概念。而中国人在说英语单词时是一个音一个音在说，最后再把这一个一个音组成了单词。如说speak，中国人是把这个词先分解成一个一个单音，然后再合成一个词speak，而英语国家人士则根本没有这样的分解过程。再如中国人学英语的语调，是在语音之上在加上语调，多了一道工序，多了一道麻烦，而英语国家人士的语音语调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是共生共存的东西。
二、汉语对英语学习语法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有关的论述非常的多，本文不在赘述，我只想说汉语对英语学习语法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我们要充分利用汉语的正面影响，尽量避免汉语的负面影响，我们的研究往往过多的关注汉语对英语学习的负面影响，而较少研究汉语对英语学习的正面影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我们是那样坚决地批判摈弃了教学法里的语法翻译法，细究起来，语法翻译法里面符合中国人学习英语规律的东西很多。反倒是听说法，英语思维的说法使中国的英语学习者走了不少的弯路。
三、重视汉语思维和表达对英语学习的影响。汉语的思维习惯和英语的思维是不一样的，这些在单词在句子中的次序，语法的区别，交际的使用等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区别。中国学生在使用英语的过程中，往往是先有了中文意思（汉语思维）再用英语的形式把其表示出来，这样的表达程序就不可避免的带有汉语的痕迹。我们在教学中往往会有这样的感觉，即中国学生和中国的英语老师之间容易交流，而和外籍老师就只能进行一些浅层次的交流，这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思维习惯和表达习惯不一样的缘故。
四、考虑到中国学生是在汉语的环境下学习英语，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创设使用英语的条件，使学生能在自然的环境中使用英语，而不是仅仅在教室里或在英语竞赛中才使用英语。这就要求我们应当对学生在教室以外的英语学习给予更多的关注，关注学生的课外活动，关注学生的课外作业，关注学生学习使用英语的整个过程，而不是仅仅关注英语课堂。有一个口号，叫做“向四十五分钟要质量”这对英语学习来说是片面的，学习英语应当是“向英语学习的全程要质量”，这样才更有把握，更靠的住。
五、还要研究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在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汉语和英语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还是一个双语齐头并进的过程？过多的使用英语会不会对汉语的思维造成抑制？当我们过多的使用英语时就等于我们接受经常浅层次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因为我们用英语的表达永远也不会赶上汉语的思维。而如果不强调大量使用英语，又很难达到掌握英语，在这两难的选择中我们究竟怎样选择？这些都是我们应当在英语教学中应当考虑的问题。
综上所述，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是在汉语环境下进行的，这种汉语环境下的英语学习自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在英语教学和研究中，我们只有重视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才能使我们的英语教学更能有的放矢，更有效果；反之，我们就只能在黑暗中徘徊，很难使我们的英语教学取得进展，希望本文能够引起英语教学同行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和思考。
参考文献：
[1]余强编著.双语教育理论基础[M].江苏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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