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05:23
导语：在农村区域发展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摘 要：本文以中国CNKI学术总库上2009年―2011年研究公共治理的文章为样本，从研究的时间、研究的主体、研究的领域、研究地域、研究角度与研究方法等六个方面描述了近三年我国有关于公共治理研究的基本状况与特点，并从以上几个角度对近三年的有关于此方面研究的发展、进步与不足进行了评价与分析。
关键词：公共治理；内容分析；分类法
公共治理是20世纪70年代产生的一个热点问题，当时西方的政治、社会危机的产生推动了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与范式变革[1]。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回应公民的需求并提供某些公共服务；二是政府的制度安排和政治过程在多大程度上激励决策者回应公民要求[2]。基于对公共治理研究的内容分析，不仅可以总结先现今公共治理研究的现状，同时能够发现研究整体存在的不足，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资料。
笔者主要从中国CNKI学术总库上，搜索到了近三年有关于公共治理研究的文章作为本次研究的样本，对其进行内容分析，并对搜集得到的资料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由于中国CNKI学术总库是国内十分权威的论文检索数据库，选择从该学术总库上搜集到的论文作为研究样本，具有较强的代表意义。
一、绘制编码表
笔者在研读了大量文献的基础上，在分析了不同文章间研究的内容之后，发现就论文研究的内容可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单纯就公共治理理论本身进行研究，这样的论文共有39篇，我们将其记为A类。还有一类是研究在特定情况或环境中的公共治理，共59篇，我们将其记为B类。就A、B两类，笔者做了不同的编码表。
表1.1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编码表
研究的时间PA：2009年PA1、2010年PA2、2011年PA3 治理的地域PB：国外PB1、中央PB2、省级PB3、地市级PB4、区县级PB5、乡镇级PB6、村社级PB7、区域PB8、城市PB9、农村 PB10
研究的角度PC： 理论缘起PC1、治理政策PC2、治理评估PC3、治理模式 PC4、表现形态PC5、治理结构PC6、功能与意义PC7、理论研究PC8、资源配置PC9、主体的作用与转变PC10、价值体系PC11 研究的方法PD：调查研究PD1、文献综述PD2、实验法PD3、实地研究PD4、纯学理研究PD5、方法不明PD6
表1.2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编码表
研究的时间PA：2009年PA1、2010年PA2、2011年PA3 公共治理的主体PB：公民PB1、政府PB2、非政府组织PB3、企业PB4、民间组织PB5、宗教组织PB6、主体不明确PB7
公共治理的领域PC：（1）政府建设PCA：职能转变与完善PCA1、绩效评估PCA2、监督体制构建PCA3 （2）产业发展PCB：传统产业PCB1、新兴产业PCB2 （3）生态问题PCC：环境保护PCC1、资源利用PCC2 （4）社会发展PCD：教育发展PCD1、民主建设PCD2、社会保障PCD3、法制健全PCD4、大众传媒PCD5（5）其他PCE 治理的地域PD：国外PD1、中央PD2、省级PD3、地市级PD4、区县级PD5、乡镇级PD6、村社级PD7、区域PD8、城市PD9、农村 PD10
研究的角度PE： 理论缘起PC1、治理政策PC2、治理评估PC3、治理模式 PC4、表现形态PC5、治理结构PC6、功能与意义PC7、理论研究PC8、资源配置PC9、主体的作用与转变PC10、价值体系PC11 研究的方法PF：调查研究PF1、文献综述PF2、实验法PF3、实地研究PF4、纯学理研究PF5、方法不明PF6
二、分析与研究
关于A类文章的研究
（一）关于研究时间：
表2.1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研究时间
时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合计
篇数 21 10 8 39
百分比 53.8% 25.6% 20.6% 100%
笔者从CNKI上选取了近三年的论文，并且以一年为单位进行时间上的研究。从表格中看出，2009年到2011年三年间，单纯针对公共治理进行研究的论文数量上出现了递减的趋势，这可能与选取的时间段太短、选取的标准等众多客观因素有关，但同时也反映出了A类文章研究的数量在减少。
（二）治理的区域
在有关于治理区域的划分上，有些文章是在宏观上就国内或者国外进行研究，而在国内一些学者发表的论文中，受中国行政区域划分的这一标准，又可以分成中央、省级、地市级、乡镇级、村社级等，区域、城市、农村也成为关注的一点。
表2.2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治理区域
区域 国外 国内 中央 省级 地市级 区县级 乡镇级
篇数 0 13 0 1 0 0 0
百分比 0% 33.3% 0% 2.6% 0% 0% 0%
区域 村社级 区域 城市 农村 文章并
未说明 合计
篇数 0 1 1 2 21 39
百分比 0% 2.6% 2.6% 5.1% 53.8% 100%
就表格中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一半以上的论文并未在文章中点名其关注的区域，只是进行总体上的论述与分析。而占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是关注于我国公共治理现状的，近年来热点的区域、城市以及农村等并未在此类文章中广泛体现。
（三）研究角度
表2.3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研究角度
角度 理论缘起 治理政策 治理评估 主体作用与转变 治理模式
篇数 3 1 6 14 5
百分比 7.8% 2.6% 15.4% 35.9% 12.8%
角度 表现形态 作用意义 理论模型研究 资源配置 合计
篇数 2 3 4 1 39
百分比 5.1% 7.8% 10.2 2.6 100%
在A类论文中，总结开来就是以上七个角度，那么在这些切入点中，关于主体作用等的研究占到的比例最大，这类文章就主体界定、主体的作用、主体的转变等多个方面进行了阐述与分析，而关于治理评估与的研究次之，有较少的学者选择从其他的角度进行文章的研究。
（四）关于研究的方法
笔者按照风笑天著的《社会研究方法》中对于研究方法的分类，将研究的方法归纳为下表的几种。
表2.4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A类文章的研究方法
研究
方法 调查研究 文献综述 实验研究 实地研究 纯学
理研究 研究方
法不明 合计
篇数 0 0 0 1 38 0 39
百分比 0% 0% 0% 2.6 0% 97.4% 100%
从表格中的数据可以十分清楚的看到，几乎全部的学者采用了纯学理研究的方法，而并没有学者采用调查研究等其他在研究问题时经常采用的研究方法。
三、关于B类文章的研究
（一）研究的时间
表3.1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时间
时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合计
篇数 16 19 24 59
百分比 27.1 32.2 40.7 100%
B类文章针对的是具体情况与公共治理相结合文献的研究，从上表中可以很容易就看出，在2009年至2011年这三年间，研究这一类文章的总数量在上升，表示出了专家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度在逐年增加。
（二）研究的主体
表3.2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主体
主体 公民 政府 非政府组织 企业
篇数 10 32 8 2
百分比 16.9% 54.2% 13.6% 3.4%
主体 民间组织 宗教组织 主体不明确 合计
篇数 2 2 3 59
百分比 3.4% 3.4% 5.1% 100%
在有关于研究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了在公共治理的研究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的状态，虽然政府在公共治理中占有绝大部分的比重，但是多元化的趋势也是十分明显的，随着公共治理理论与实践的进一步完善，其治理主体必定更加多元化，针对此问题的研究主体也必定随着多元化。
（三）研究的区域
表3.3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区域
区域 国外 国内 中央 省级 地市级 区县级 乡镇级
篇数 0 28 1 1 0 0 0
百分比 0% 33.3% 0% 2.6% 0% 0% 0%
区域 村社级 区域 城市 农村 文章并
未说明 合计
篇数 0 2 5 3 19 59
百分比 0% 2.6% 2.6% 5.1% 53.8% 100%
有关于研究角度方面，现在的学者还是偏好于从我国公共治理的总体出发进行研究，表现在数据上就是占百分之47.4%的人将这一点作为研究的区域点。
（四）研究的角度
表3.4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角度
角度 理论缘起 治理政策 治理评估 主体作用与转变 治理模式
篇数 2 18 3 8 4
百分比 3.4% 30.4% 5.1% 13.4% 6.8%
角度 表现形态 功能与意义 理论模型研究 价值体系 资源配置
篇数 3 11 5 4 2
百分比 5.1% 17.6% 8.5% 6.8& 3.4%
在有关于研究角度上，公共治理相关政策的研究仍然成为众多学者就这类论文研究的一个重点，其功能与意义等是许多学者选择的第二方面，针对于理论缘起等研究较少。
（五）研究的领域
笔者在研读了所有B类论文后，就其主体进行了如下的分类，政府建设、产业发展、生态问题、社会建设以及其他等问题。另外，根据具体问题的归纳总结，笔者又将每一领域进行了更具体的分类，在表1.2中已进行展示。具体表格如下：
表3.5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领域
领域 政府建设 产业发展 生态问题 社会建设 其他 合计
篇数 15 12 3 26 3 59
百分比 25.4% 20.3% 5.1% 44.1% 5.1% 100%
由表格统计数据不难看出，社会建设问题是专家学者更为关注的研究方向，而其中占到最大比重的是教育问题。有关于政府建设问题，其研究的比重也较大，而进行细分后发现，就政府职能转变与完善的研究最多，占到百分之五十。有关于产业发展等社会热门的问题的研究也逐渐增加。
（六）研究的方法
表3.6 关于公共治理研究B类文章的研究方法
研究
方法 调查研究 文献综述 实验研究 实地研究 纯学
理研究 研究方
法不明 合计
篇数 0 0 0 0 59 0 59
百分比 0% 0% 0% 0% 100% 0% 100%
纵观B类文章的研究方法，笔者发现尚未有学者采用出纯学理研究外的其他方式进行研究与分析的，有关于这个问题在调查研究、文献综述、实验研究以及实地研究等方法上的应用将会是十分新颖的。
三、评价与思考
总体上来看，近三年有关于公共治理方面的研究有一下几个特点：
1、研究公共治理与具体实际问题相结合的论文多于单纯研究公共治理的文章。而这些与公共治理相结合的论文中，又以社会建设为其联系点，如教育发展、社会保障等具体的问题进行研究。
2、在研究区域上，从国内整体的角度以及单纯从理论层面上进行研究是现在绝大多数论文的区域选择，而有关于农村、城市以及社区等等研究的学者还较少的存在，因而笔者认为，在大量研究整体的论文背后，学者也可以将研究的区域选择在较小的点上，从而能够得到更加具体、更加有价值的思考与理论。
3、在研究主体上，我们不难看出现在的众多文章比较偏爱于就政府的研究，此类文章占到了一半以上，虽然就其他主体研究较少。而将来，笔者认为针对于非政府组织等主体的研究是一个较为不错的选择。
4、有关于研究的切入点，大多数文章还是从治理本身的政策实施以及主体作用、主体特征以及主体多元化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存在着一些论文就已经成型的研究成果进行深层次研究与分析，而学者根据具体实践以及实际情况进行理论总结升华的占到的比例较少。
5、在研究的方法上，由于公共治理在理论上还并未完全成熟，现在国内有关于公共治理的文章均是通过纯学理研究的方式而进行的，但其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许多学者选择案例研究，就某个较为典型的案例进行分析，从中抽象总结出相关的理论与思想。（作者单位：兰州大学管理学院）
论文关键词：双转移，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一、前言
广东省经济总量一直都居全国前列，但GDP增幅却徘徊于全国后位，2009年居第27位，可见广东省目前的经济增长后劲不足。如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成为解决该问题的关键。为此，广东省委、省政府从2000年开始高度重视解决区域协调发展的问题，每两年举办一届“山洽会”，大力推进珠三角洲与山区及东西两翼的经贸技术合作，但一直执行不够，效果不大。直到2008年，出台了《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把推进产业和劳动力区际转移作为缩小地区差距、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战略。
“双转移”是广东省为协调城乡区域发展，解决经济增长瓶颈的空前创举。主要是指把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经历了9年时间的探讨与实践，区域城乡发展趋于协调毕业论文模板，切实保障和改善了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二、广东省实施“双转移”状况分析
1．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双转移”势在必行。
广东省地区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广东地区间发展差异系数高达0.76，远高于全国0.66的平均水平。2005-2009年，广州和深圳的人均GDP分别是梅州地区的7.17倍和7.88倍，珠三角地区的人均GDP是粤东、粤西和粤北山区的3.60倍、3.08倍和3.62倍。2005-2007年，广东省各区域的产业平均集中率，珠三角为77.33%，粤北山区为10.87%，粤西为7.03%，粤东为4.77%，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状况突出。非珠三角洲区域未能充分发挥本地的生产要素优势，存在极大的发展空间以及市场容纳能力。广东省四大区域人均GDP逐渐拉大的趋势，造成区域经济差距拉大，东西两翼和山区经济的落后是广东省整体经济发展的短板论文怎么写。
2．发达城市生产要素紧缺，以“双转移”推动产业升级。2003年以来，珠三角地区的东莞、广州、深圳、佛山等开始出现了“民工荒”，随后每年在春节后都出现缺工现象，而且，这种缺工数量从2003年的十几万人增加到了目前的100多万人。尽管外来工的市场价格比2003年普遍提高了40%以上，各发达城市也同时设定了最低工作标准，但是各工厂企业的“招工启事”还是高挂，难以缓解“民工荒”现象。另一方面，随着发达城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大发展，也引发城市交通拥挤、城市住房紧缺等重大问题。毕竟珠三角发达城市的容纳能力是有限的，这几年的各类要素成本节节攀升，生产成本和生活成本同时往上爬。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应该根据自身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低廉的优势，积极承接珠三角洲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提高当地经济的发展。发达城市即腾出更多的空间和资源进行产业升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高国际竞争力。
3. 以政府为主导，“双转移”稳步推进。
“双转移”战略以政府主导形势推进毕业论文模板，从政策优惠，资金扶持，加快双转移的全面落实。通过设立产业转移工业园发展资金，拟定2008-2010年省财政安排15亿元，对14个发达市以及江门市每市每年补助1亿元，加快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步伐。
在产业园建设方面，广东省双转移战略的实施主要是以珠三角各地的产业转移园为载体，以一对一的产业转移帮扶为主要方式进行，由广佛一带向梅州、河源、肇庆一带迁移。目前，已认定的产业转移工业园有24个，其中，粤北山区14个，主要是深圳、东莞、中山、佛山对口梅州、河源、惠州、清远；粤东2个，是 深圳南山（潮州）产业转移工业园和东莞大朗（海丰）产业转移园。粤西8个，主要是广州、深圳、东莞、佛山对口湛江、茂名、阳江。
在经济效益方面，2008年省产业转移园入园项目973个,已动工建设项目611个,实现工业总产值302.66亿元,利税27.72亿元,分别是2007年的4.67倍和5.33倍。2009年一季度, 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入园项目（含意向）1476个，总投资额3030.73亿元，已动工建设项目982个，投资额1169.55亿元，实现工业总产值208.21亿元,利税17.27亿元。
转移工业园的产业集聚，也改善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情况。2008年全省培训农村劳动力58.5万人,新增转移就业106.4万人,同比分别增长51.6%、18.2%。2009年一季度,累计新增本省劳动力就业37.7万人,比重同比上升6.3%；新增外省劳动力就业19.1万人,同比下降25.7%。东西北地区新增就业人数20.8万人,数量同比上升5.1%；珠三角城镇新增就业36万人,同比下降19.3%,新增就业呈现“两升两降”。
三、“双转移”效果初现，区域经济发展趋于协调
自“双转移”战略实施以来，各地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在公共基础设施、工业转移园区、招商引资、劳动力素质培养等方面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目前，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的经济总量虽然还不及珠三角，但是从增长速度来看，东翼、西翼和粤北山区的增长速度与珠三角九市的差距缩小甚至逐渐超过珠三角九市。在增长格局变动的情况下，区域间经济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东翼和西翼占全省比重逐渐由下降转为上升，粤北山区所占比重由2003年的6.03%提升到2009年的6.68%。
在“双转移”和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区域经济差距正在缩小，趋于协调。从2008年开始，东西两翼和山区的人均GDP增速均超过珠三角地区。除此毕业论文模板，东西北地区的生产总值、出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和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等主要指标增速均高于珠三角地区（如表1）。
表1 2009年广东四大区域主要指标增长情况
单位：%
GDP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出口
社会消费零售总额
固定资产投资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珠三角
9.4
8.1
-11.7
15.1
18.0
12.2
东翼
12.1
17.8
1.3
20.6
28.7
19.0
西翼
10.4
7.4
-3.9
19.2
31.7
16.4
粤北山区
11.0
17.5
4.7
18.3
关键词 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政产学研”合作；专业硕士
中图分类号 G71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20-0054-03
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的设置是我国进一步完善农业推广硕士学位制度、推进我国农业推广行业职业教育发展的一大举措，旨在为农业技术推广和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研究“政产学研”合作培养模式有助于解决我国专业学位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实际问题。
一、研究对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
以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硕士研究生为研究对象。该专业依托舟山市政府相关部门，如舟山市港务局、舟山市海洋渔业局、舟山市定海区党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舟山市科技局、舟山市文广局等政府部门，以及浙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舟山市远见旅游发展机构等企业，舟山日报社等媒体单位合作建立“校外研究生培养基地”。学校从这些基地选聘导师。
（二）研究方法
问卷调查方法。根据研究目标，制定两类调查问卷，一类针对研究生导师，共51份；一类面向2011、2012级两个年级研究生，共152份。回收问卷198份，回收率是97.5%。通过对问卷的总体筛选，排除无效问卷5份，最终确立有效问卷193份，有效率为95.1%。
二、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培养现状
从2008年起，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主要面向浙江地区开始招收非全日制研究生，学制为三年。2009年，开始面向全国招收全日制研究生，学制为两年。截至2013年6月，该专业共招收全日制研究生178名，授予学位人数77名；非全日制招生人数141人，授予学位人数37名。
（二）合作模式
1.联合招生和培养
除了本校招收全日制、非全日制专业硕士研究生外，近两年浙江海洋学院与温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宁波市教育学院采取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模式。这种方式主要利用了浙江省境内温州、宁波人口相对集中，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也相对较多的优势。授课地点采取就近原则，在温州、宁波异地授课，而授课和导师选择由浙江海洋学院组织，此模式既扩大了招生范围，又为当地政府及企事业单位培养了一批高学历实用型、复合型人才。
2.采用“双导师制”
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采用“双导师制”模式，实行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的方式。校内导师由该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副高及以上职称、具有在研科研课题的教师担任，由其具体负责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学位论文指导及日常管理工作。校外导师由政府及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在相关领域有丰富实践经验，同时又取得该领域高级职称或者在该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相关人员担任，由其负责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实践项目研究与技术指导等工作。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有52名专职导师及20余名兼职导师。其共同把握研究生的研究方向，共同确定学生论文选题，确保学生论文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调查显示，目前该专业学生选题集中在经济和政治领域，所研究的课题方向大都结合舟山当地实际，与农、渔业实践相关。该校对受聘的兼职导师采取“请进来和引进来”的方式，导师采取现场授课方式[1]。兼职导师使学生不出校门就能接触技术前沿，参与到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和企业自主创新工程之中，增长了见识，拓宽了眼界[2]。
3.初步建立“政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基地
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侧重于培养应用型人才，要求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保证不少于12个月的实习实践训练。近两年来，浙江海洋学院充分利用建设舟山群岛新区对高技能实用性人才需求旺盛之机，逐步建立起一批“政产学研”合作培养研究生的基地。2010年，浙江海洋学院管理学院与浙江正和造船有限公司、舟山市文广局、舟山市定海区党管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签订了合作培养协议，建立研究生创新人才合作培养基地，派研究生到这些实习基地接受外聘导师的指导，并进行为期半年到一年的实习。至今，在舟山地区已经建成5个研究生合作培养基地。
（三）存在问题
1.培养目标与专业硕士培养目标吻合度不高
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应掌握农业推广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以及相关的管理、人文和社会科学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面，较强的专业技能和技术传授能力，具有创新意识和新型的农业推广理念，能够独立从事较高层次的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村发展工作。这一领域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为农业技术研究、应用、开发及推广，以及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农业教育等企事业单位和管理部门培养具有综合职业技能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由于农业推广硕士具有成人性、业余性、对口性、速成性等特点，加之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报考群体小，生源类型多，其专业背景不同，使得培养方案与研究生自身状况吻合度不高。
2.合作单位性质构成不合理
与浙江海洋学院合作培养研究生的机构比较单一，绝大多数是政府机构。调查显示，浙江海洋学院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政产学研”联合培养单位中，政府占63.8%，企业占26.3%，学校占9.9%。说明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开展“政产学研”合作培养研究生的企事业单位比例失调。
3.合作培养规模小，合作地域狭窄
农村与区域发展专业招生量逐年增加，但总体上生源不多，第一志愿报考生源很少。这既与招生宣传力度不够有关，也和学校的专业硕士研究生合作培养规模不大有关。
浙江海洋学院合作培养研究生地域主要局限于浙江省省域范围内，或仅仅局限于舟山市辖区范围内，与外界对接面相对狭窄，这影响到研究生的知识面和视野。
三、构建新型“政产学研”多样化的专业硕士培养模式
（一）地方政府应加大对专业硕士合作培养的支持力度
专业学位教育要求把学术性和职业性密切联系起来。地方政府和高校应该设立专项资金对“政产学研”合作给予扶持，并在政策上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搭建人才培养平台；立足学术工作的组合与融通，基于产学研战略联盟，在传统研究生教育基层单位和外部系统之间搭建桥梁，构筑新的研究生教育基层单位[3]。
（二）广泛吸纳社会资源，建立新型的培养基地
采取多种方式激发企业参与政产学研合作培养研究生的积极性，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使其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并结合学校的科研平台和研究生教学平台建设，在企事业单位建立多种形式的实践基地。学校首先要向社会争取办学资源，政府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应成为首选的合作伙伴；其次，要以企业的生产和实验设备为基础，实行校企合作办学，联合构建实践教学基地；第三，要以高校基础实验室为基础，以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为目标并拓展其功能，充分利用高校的基础研究优势，根据企业实际问题确定研究生的论文选题和研究内容，对专业硕士研究生进行现场能力实践训练，以提高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以市场为导向，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充分考虑当地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专业硕士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的设置要根据政府公布的农业推广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地方政府“三农”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产业和技术结构的变化以及自身办学条件等，并根据市场、经济结构的变化及时作出调整。
（浙江海洋学院研究生教学建设项目《农业推广硕士农村与区域发展领域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体系的探索》，主持人：付翠莲）
参考文献：
[1]黄雪，柳建良，张文峰.农业推广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研究[J].广东化工，2012（1）：160，155.
[2]沈晨，李萍萍，施卫东，等.政产学研联合培养研究生模式中权变理论的应用[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83-86.
[3]廖湘阳.非学术型硕士研究生教育发展的路径与重点[J].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0（2）：21-25.
Study on the Talents Cultivation Mode of “Government-Enterprise-University-Institute” Collaboration for the Postgraduates with Professional Degree
——The Case of Rur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pecialty of Zhejiang Ocean College
FU Cui-lian1，2， XIAO Chai1
（1.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Ocean College， Zhoushan Zhejiang 316000；
2.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关键词 广西；农业产业；区位商
1.引言
区域经济学中，常用区位商来判断产业能否构成地区专业化部门。区位商是指一个地区特定部门的产值在地区产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与全国该部门产值在全国产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之间的比值。利用区位商为人们区域经济发展定量分析提供数据参考。探究广西地区农业发展，对整个华南乃至南方地区农业生产都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关于广西农业和农产品的研究较多，如李志刚，蒋斌从贫困视角出发，基于国内外农业推广、农业发展和贫困理论基础，对广西农业推广进行了研究；韦志扬，陆宇明等对广西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建设情况进行探讨；樊端成分析了近现代农业结构的演变，为广西农业战略性调整提供借鉴；李仕强认为应通过加强工作体系、标准体系、检测体系和认证体系建设，整体提升广西农产品质量。
本文利用区位商分析法对广西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的发展水平进行测度，以期为广西农业发展提供建议，为协调广西农业发展提供借鉴。
2.基于区位商理论的广西农业分析
2.1区位商理论的基本原理与方法
区位商指数（Location Quotient）是经济学中常用的分析区域产业优势的指标，是产业效率与效益分析的一种定量工具，它通过衡量某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反映某一产业部门的优劣劣势及该区域在高层次区域的地位和作用。通过计算某一区域产业的区位商，可找出本区域的优势产业，根据区位商LQ值的大小来衡量专门化率，其计算公式为：Q=■。式中，Q表示区位商，x■表示i产业在j区域的产值，x■表示该区域的j总产值，xi代表本地区所在国家或区域i产业的产值，X代表本区域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产业总产值。Q值越大，表明i产业在本区域发展水平越高，发展优势越强；反之，优势较小。
2.2广西地区农业产业区位商计算分析
本文选取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02-2012年有关数据，根据区位商计算公式对广西农业产业区位商指标进行计算，计算结果如下：
图1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发展区位商一览图
分析表中结果，广西地区林业商数均值最高，总体也高于其他产业，证明广西林业优势最高；牧业商值整体较高，均值排第二，发展优势显著；渔业商数均值维持在1.75左右，属于广西次优势产业种植业；种植业商数均值为1.61，在2011年下降明显，优势性最低。
3.广西农业产业的发展对策
研究发现，广西农业整体发展较好，林牧渔业水平发展平稳，但种植业发展略显疲态。因此，广西应采取引导与扶持对农业产业发展予以调整。
科学指导林业发展。加强森林管护经营，提高林业产业集中度；整合林业资源优势，建立林业技术创新和林业科技应用激励机制；建立林业科技推广示范点，加快林业人才培养；利用林下资源，推动林下经济规模化、产业化、集约化；扶持林业生物能源开发利用企业，提高生物能源产业化水平。
合理保护牧业发展。自觉保护与合理利用草场资源，推广果园地表间种和套种牧草，增加饲草供给；利用广西牧业优势，发展特色牧业；建立牧业生产合作社，推动产业向精细化方向发展；选育和引进畜禽新品种，提高良种良法水平。
全面优化渔业发展。改造中低产池塘，对中低产池塘进行标准化改造，发展高密度、集约化渔业养殖；加强水产原良种体系建设，提高渔业的综合效益；加大渔业资源增殖放流力度，修复和丰富渔业生态资源；完善和加强执法管理，推进增殖保护区和资源生态保护区建设。
重点协调种植业发展。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确保粮食安全，正确处理粮食生产与结构调整关系；坚持科技兴农，实施种子工程、植保工程等科技兴农项目，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参考文献
[1] 李志刚，蒋斌.贫困视角下广西农业推广探索[D].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01.
[2] 韦志扬，陆宇明，韦昌联，覃泽林，于平福，陆定迎.广西：广西农业科技自主创新体系建设现状与发展对策[J].南方农业学报，2011.08：1020-1024.
[3] 樊端成.近现代关系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变透视[D].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0.
[4] 李仕强.广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其工作思路[J].广西：广西科学院学报，2008.03.
一、问题的提出
现在，科技在不断的发展，农业也随之发展得更加先进，所以，对于农业科技期刊的要求就会越来越高。期刊论文中存在的一丁点儿瑕疵都会影响到期刊的质量以及读者对农业科技期刊的评价。因此，在论文编审的过程中，一定要细心、仔细，不错过可能存在问题的一点点角落，将农业科技期刊编辑得更加标准，更加规范。
二、农业科技期刊编审论文修改实例
（一）修改论文题目
论文的题目是点明文章核心内容的简明扼要的词句，是论文定内容的组合，以最少数量的词来充分表述论文的内容。在编审论文题目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论文题目太长、范围太大、使用的词语不合适等问题。所以说，论文的题目要准确、简洁、清楚。
1、题目太长
题为“电子从<100>比从<111>晶向Si隧穿快速热氧化SiO2膜的电流增强现象及其理论模型解释”的论文，陈述了实验时电子分别从<100>和<111>两种不同的晶向Si隧穿热氧化二氧化硅膜时的电流变化，总结出实验的结果，结合现有的理论进行分析，得出出现电流增强现象的原因。文中虽然写到了理论模型的解释，但是在题目中并不需要直接写出来，显得很冗长，所以将题目改为“电子隧穿二氧化硅膜电流变化的实验探究”，这样的题目与所写的内容更加符合。
2、题目范围太大
题为“关于幼儿园班级活动区域设置的研究”的论文，论文通过对活动区域设置的材料投放、环境设置两个方面进行阐述，最后在提出相应的指导策略。但是，这篇论文的研究内容太过于泛化，幼儿园的班级活动区域可以有很多种，例如生活区、益智区、娃娃家、建构区、美工区、数学区等，并且幼儿园也分别有小班、中班、大班，如果说直接写幼儿园班级活动区域的设置，那么这个题目所包含的内容就相当大。因为每个区域的材料投放、环境设置以及指导策略是不一样的，只是它们所遵守的原则是一样的，所以这个题目可以改成一个确定的年龄组以及区角活动，这样写出来的文章的针对性就比较强，实用价值也比较高。
（二）关键字选取不合适
随着信息化水平的提高以及计算机技术的普及，科技工作者已经改变了传统的手工检索的方式，主要依赖于计算机，通过检索关键字，从数据库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因此，关键字的作用越来越大。论文关键字的选用是否得当直接关系到文献被检索的概率以及成果的利用率。
1、用动词、形容词作关键字
题为“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研究”的论文，关键字为“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策略”。这几个关键字就有一个是动词——“改革”，这个词就不能用作关键字，因为关键字必须是名词或者是名词性的词组。所以将这篇论文的关键字改为“城乡一体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问题”、“策略”，这样才是最合适的。
2、用字或句子作关键字
题为“论死刑的存废”的论文，这篇论文的关键字是“死刑”、“存”、“废”。这篇文章的关键字里面就存在两个单个的字——“存”、“废”，这就不具有关键性，不能够将全文的内容串联起来，所以说，应该将关键字改为“死刑”、“中国死刑制度发展史”、“死刑存置论”、“死刑废除论”、“中国死刑命运”、“死刑废除建议”。
3、关键字太少或太多
题为“关于父母教育态度的一致性对幼儿社会性发展的研究”的论文，它的关键词是“父母”、“教养态度”、“一致性”、“幼儿”、“社会性发展”、“影响”、“现状”、“问题”、“建议”。这篇文章的关键字一共有九个，太多，如果用关键字进行检索的话，可能就会检索到很多检索者不需要的文献，在信息的获取方面会比较麻烦，浪费的时间较多。规范规定，每篇论文的关键字一般可以选择3到8个，这是为了保证从多个渠道检索到该论文。
（三）量和单位使用不当
我国从1985年9月开始推行国际单位制，并从1991年1月起，不再允许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非法定计量单位是指国际制单位和国家选定的其他计量单位）。
1、使用已废弃的量名称
已经废弃的量名称主要有比重、比热、原子量、质量百分比浓度等等。不少关于“百分比浓度”的科技论文，把“质量分数”写成“质量百分比浓度”或者是“重量百分比浓度”。很显然，这是错误的。因为“%”是一个纯数字，表示的意义就是用0.01乘以某一个值，把它与物理量结合起来做单位，这是极其不科学的。
2、以非单位符号的“符号”做单位符号
比如说，将ppm、ppb、ppt三个英文缩写为单位符号使用。这三个缩写并不是专门的数学符号，仅仅只是表示份额的英文名词的缩写，而且，其中的ppb、ppt在不同的国家所代表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新国标规定，不能够再使用这三个符号作单位。但是，要把它们改成规范化的表示，第一步就是要弄清楚它们表示的是什么量，然后才能够以相应的单位表示它们。例如，15ppm表示的是质量分数，那么就应该写成ω=1.5×10-5，它的单位是1，如果15ppm是水中Mg2+质量浓度，根据习惯的计算方法推断，应该改写成ρ（Mg2+）=15?g/L。对于ppb和ppt这两个缩写，还得弄清楚它们是在哪个国家使用的（ppb：在美国和法国表示10-9，在英国和德国表示10-12；ppt：在美国和法国表示10-12，在英国和德国表示10-18）。
3、使用非法定计量单位
例如，标准大气压（atm）、千克力（kgf）、卡（cal）、马力、高斯（Gs）等，它们的法定计量单位依次是：帕（Pa）、牛（N）、焦（J）、瓦（W）、特（T）。在使用计量单位时，一定要注意。在农业科技期刊的论文中，经常使用“亩”来表示土地的面积单位，“亩”是我国的市制单位，是应该停止使用的非法定单位。从1992年1月1日开始，我国就已经开始使用公顷、平方米来表示土地的面积单位。根据相关的规定，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农业科技期刊主要读者是农民，所以在写作时可以在页脚写一下脚注：1亩=10000平方米，1公顷=15亩，1亩≈667平方米。在国际交流中，“1亩”均改为用“667平方米”表示。
（四）错别字
论文中出现错别字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说，要将出现频率较高的错别字进行对比分析，理清楚什么时候是适合用哪个字，理解字的真正含义，用对字。
1、对与兑
在农业的科学研究过程中，经常需要配置各种化学试剂，用两种物体混合产生新液体。比如说，“农药30ml对水20kg”，其中就很经常出现将“对”误写成“兑”的情况。虽然说两个字的读音是一样的，但是意义是截然不同的。“兑”是交换的意思，所以说，不能将“对水”写成“兑水”。
2、杆与秆
在农业期刊中，经常有关于稻、麦、玉米等这些农作物的描述，在描述作物的茎秆时，作者就会错误地将“秆”写成“杆”。这两个字字形相近，读音相同，均是上声，所以出错率特别高。“秆”是名词，读三声，表示作物的茎，不能做量词使用。“杆”是一个多音字，可读一声和三声。读一声时，可以组词为电线杆、旗杆；读三声时，表示像棍子一样的细的那部分，作名词时，比如说，枪杆、秤杆作量词时，比如说，一杆枪。
三、总结
本文通过对农业科技期刊编审论文修改的实例进行研究，希望能够改变作者在写作中出现的一些错误，提高期刊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林海，王志刚，庞乾林；农业科技期刊论文中几组易混淆和用错的常用字词辨析[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13年
[2]王贵州，马永祥，邝文国；农业科技论文中常见误用专业术语辨析[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2010年
[关键词]农村 人力资源 现状 战略选择
一、农村人力资源的概念
农村人力资源是实现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其中农村劳动力是农村人力资源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通常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就是农村中有劳动能力的人。传统的经济学认为，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共同组成了经济增长要素。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的推动力不再等同于土地、劳动力的数量以及资本存量的增加，而是更多的体现在人的知识、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劳动力的数量不再是生产力的决定因素，而劳动者所具有的知识、科学技术水平和有竞争力的工作质量最终决定了生产力的水平。所以，数量意义上的人力资源的概念，不能体现问题的本质，人力资源必须开发转化为人力资本，也就是人力资源在数量基础上的质量水平，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和根本动力。
二、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现状
虽然我国的农村的人力资源开发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和一些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相比，我国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仍面临着较大的压力。
1.农村人口基数大，但是整体文化水平较低。虽然我国的人力资源是十分丰富的，但是综合质量水平较低，而且结构不合理，数量多，素质低。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文盲和半文盲等低素质的人口的数量众多，就业人员的文化程度偏低。实际上，由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我国的人力资源落后的情况在农村表现的更为突出，农村劳动力存在严重过剩的状况，受教育程度是人力资源质量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但是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仍然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次上。在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的地区差异较大，这也直接导致了农民收入的差距。总体上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素质高于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的素质。目前，农村劳动力的主要的就业渠道还是务农。农村人力资源数量大，质量低。数量大意味着劳动力充足，素质低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低。所以，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现状继续改变，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2.农村的职业教育的力度不够。在我国，有大量的农民工终身没有接受过职业培训，也没有参加过相关的活动。在农村，人力资源的培训模式以及培训的内容和方法等都不能很好的和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总之，我国农村教育的现状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要求，也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
3.农村科技人员的数量少，素质低。由于我国教育水平的限制，我国的农村科技人员的数量不能满足农村发展的需要。很多科技人员从事的职业并不是所学的专业，造成的资源浪费。科技人员缺少知识更新的培训。这些现象本质上是由于体制和管理模式的落后造成的。
三、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战略选择
时代的发展也给人力资源的开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只有提高农民的素质，才能实现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鉴于我国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现状，在制定发展策略时，既要紧跟时代的步伐，也要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深入的开展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工作。
1.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首先，政府部门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为提高农民的教育水平等筹集足够教育和培训费用。在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最重要的作用是组织好教育和培训工作，应增加用于技术人员等人才的教育和职业培训的经费。其次，要有效的防止人才的不合理流动和不允许人才合理流动的现象的发生，要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吸引和留住人才。
2提高素质教育的水平。我国农村人口众多，大部分劳动力缺乏劳动技能，因此有必要在农村开展相关的培训工作。我们应该针对成人的特点，结合培训对象的实际情况，选择效率较高的培训方法。在培训过程中要合理的联系实际情况，最终达到提高农民工的知识水平、技能的目的。在进行培训之前要切实做好培训需求的分析工作，这直接影响着培训的效果，但是人们还没有认识到这个环节的重要性。
3.建立农村学习型组织。在当前人力资源开发的过程中，应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1）制定合理的规划，开发和当地实际情况配套的管理模式。（2）要注重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产业开发相结合。（3）大力加强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水平，提高科技人员的素质。
四、小结
总而言之，只有在农村形成终身学习、全员学习的良好氛围，才能有效的保证农村劳动者的素质的不断提高，最终把我我国农村沉重的人力负担转化成为人力资源的优势。
参考文献：
[1]李文政 浅析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现实条件构建路径[期刊论文]-安徽农业科学2009，37（11）
[2]刘尧.LIU Yao 农村知识贫困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期刊论文]-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2）
[3]冯晓燕.张兔元.Feng Xiaoyan.Zhang Tuyuan 论新农村建设时期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期刊论文]-中国农学通报2007，23（5）
论文关键词：特色农产品，促销策略，农业展会经济，生态旅游农业
一、特色农产品及特色农产品促销的概念
安徽省位于我国中部地区，境内有长江、淮河、新安江三大流域，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且分异明显，各种类型的土地资源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全省按地形、地貌大致可分为五个区域：淮北平原区、江淮丘陵区、大别山区、皖江平原区和皖南山区。安徽省特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自然和生态条件，造就了一批具有安徽地方特色、符合市场需求、在国内外享有较高市场信誉的特色农产品。安徽省特色农产品分布比较广泛，近年来生产规模化、区域化、产业化水产不断提高，逐渐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
特色农产品是指具有特定的生产区域、特殊产品品质、独特的市场优势，有一定生产传统和产业基础，经过扶持和培育能够尽快形成适度生产规模，在国内、国际市场具有较强竞争力，能够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竞争性优势农产品。[①]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特色农产品市场逐渐成熟，形成买方市场农业展会经济，消费者对特色农产品的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高品质的特征，特色农产品促销水平的高低是关系到特色农产品是否能够实现优质优价的关键要素之一。
特色农产品促销是指农业生产经营者运用各种方式方法，传递产品信息，帮助与说服消费者购买特色农产品，或使顾客对该品牌产品产生好感和信任，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促进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从而有利于扩大特色农产品销售的一系列活动。[②]成功的特色农产品营销活动不仅需要制定合理的价格、选择合适的分销渠道向消费者提供满意的产品，而且需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促销。促销策略是四大营销策略之一，正确制定并合理运用促销策略是安徽省特色农产品在市场竞争中取得较大经济效益的必要保证。特色农产品经营者需要根据产品的特点和营销目标，综合各种影响因素，对广告、人员推销、营业推广、公共关系等促销方式进行选择、编配和运用。
二、安徽省特色农产品发展现状
（一）特色农产品产业已成为区域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
近年来，安徽省立足地区资源比较优势，抓住新阶段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机遇，从市场需求出发，积极探索农民增收的新路，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在粮经、茶叶、山珍及果蔬、水产、畜禽、林特产、中药材等七个方面初步构建特色农产品产业体系核心期刊。经过努力，特色农产品总量不断增加，质量不断提高，经济效益快速增长，已成为区域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出口创汇的重要产品。
以安徽省铜陵市为例，该市重点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农业效益提升明显。2008年，全市6大特色农产品种养户人均纯收入5880余元，高于全市农村人均纯收入5个百分点以上。发展“一村一品”，是该市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一项重要措施，该市确定15个“一村一品”市级示范村和5个培育村，通过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建设，围绕无公害蔬菜、生姜、凤丹、中药材、花卉苗木等6大特色主导产业和产品，建立和完善了一批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展会经济，发展了一批特色农产品，引导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与特色产业示范村进行产业联结、村企互动。如表1所示，统计了部分铜陵市特色农产品如凤丹、白姜、三黄鸡、皖南土鸡、河蟹、莲藕、荸荠、葡萄等产销量，其中凤丹、白姜均取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品质优良，特色鲜明，仍具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表1铜陵市特色农产品调查表（2005年）
品种名称
2005年
市场销售情况
原产地
备注
面积规模（万亩、万头只）
年产量（万吨、万头只）
年产值（万元）
凤丹
1.2
1200
1500
国内外
铜陵县凤凰山地区
2006年4月取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铜陵白姜
1
1.5
7500
国内外
铜陵县
“绿色食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三黄鸡
90
250
3750
国内100%
铜陵县
皖南土鸡
55
45
1350
国内100%
铜陵县
樱桃谷鸭
90
280
5600
国内100%
铜陵县
河蟹
1.5
0.15
7500
国内、香港等；100%
铜陵县
“绿色食品”
莲藕
1
2510
5300
国内100%
铜陵县
已获得无公害产地认证
荸荠
0.5
750
1500
国内100%
铜陵县
已获得无公害产地认证
葡萄
0.15
0.3
1500
本地及周边
市县
郊区灰河乡
[关键词]明清；江南；城乡关系
江南地区自唐宋时代开始逐渐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明中叶以后，当地传统市镇的军事及行政机能渐趋退化，商业机能日渐凸现，其规模和数量远超过宋代。至盛清时代，市镇经济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市镇和农村之间逐渐形成一种生产与贸易的连锁体，构成市镇网络，“不仅仅只是在广大的乡村腹地中存在着的两个或三个主要城市，而可以认为这一地区已经是一个城市化很广泛的地区”。[1](P12)这背后有着水陆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也同当地经济结构或经济水平密切相关。长期以来，对明清江南市镇的探讨是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其研究成果令人瞩目，尤其是自20世纪80年代始，有关江南市镇的中外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以涉及范围之广泛，论题之深入，几乎可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分支。不过，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趋向，更关注的是市镇的“中央性”机能。①或者强调市镇在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无比强大的“向心力”②；或者从特定区域以外寻找研究空间，热衷跨区域的比较及与国内国际市场的经济联系。③较少注意市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乃至将农村在城乡关系中的位置悬置起来。城市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学界常以城乡二分法或者城乡连续体来概括传统社会的城乡关系，前者从人口的规模与密度、居住形态和社会异质性的角度，将城乡分类进行论述，后者则完全打破二分法的框架，认为城市和农村各有其存在价值和功能，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不可分割的共同体。随着城市化理论的流行，连续体说逐渐占了上风。在城市化理论的影响下，从农村这一极向城市这一极的连续变化被设想成一个理所应当的过程，各种聚落形态都可以被确认为这一轴线上的某个位置。由于种种原因，过去有关江南市镇研究，一向把市镇本身④的讨论当作优先任务，对于市镇周边的农村或者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关注则嫌不足，即便有，也往往只具有作为市镇研究附属品的意味。虽则如此，本文仍拟在市镇史研究的脉络下，回顾一下国内外以往有关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的各类探讨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研究中可能出现的某些趋向作一简要前
一、国内(含台湾)学者的相关研究
最早直接涉足江南市镇研究的国内学者是傅衣凌，他1964年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一文，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肯定了市镇的成长，把市镇经济视作传统地主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⑥他的开创性研究，为以后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奠定了基础。1970年代，台湾学者刘石吉首次对江南市镇作了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他当时在《食货月刊》和《思与言》上发表的三篇论文，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在1987年以《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为书名在大陆出版。刘石吉的著作尽管在史料上有所局限，但其分析问题的趋向及提出的一些基本看法，如将江南市镇划分为棉织业市镇、蚕桑丝织业市镇、米粮业市镇，以及对运动后的江南市镇的发展、市镇数量的分析，迄今仍很少为中外学者所超越。不仅如此，刘石吉的主要贡献还在于，对大陆1980年代以来的江南市镇研究具有启发和推动作用。他的台湾同行李国祁在1981年发表了《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一文，将传统市场分成省城、府城、县城、镇市、定期集市五个等级，强调了交通线路对市镇分布外在结构的影响，并对施坚雅的六角形模式作了一定的修正。⑦刘铮云则从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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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②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③李伯重：(明清江南与外地经济联系的加强及其对江南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2期；李伯重：<明清江南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张国刚主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四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④按：本文中的市镇指明清时代文献中被称作“市”或者“镇”居民点，原则上不包括府城，但包括那些被称作“镇”的县城，惟不涉及19世纪后半叶逐渐高度城市化而在晚清仍属县级的上海县。有关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动态可参钱曾瑷：<上海的历史与历史中的上海)(<中国学术)2001年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1年)。
⑤按：由于获取渠道的阻隔，此处对以往研究的介绍肯定还有不少的遗漏。即使对文中提及的成果，由于作者学力有限，评介不当之处，亦在所难免。望方家不吝纠正!
⑥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⑦李国祁：<清代杭嘉湖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中山文化学术论文集刊)第27集，1981年。
一个角度，通过考察清代苏州地区的义庄分布，揭示出义庄有集中于城市与市镇的趋势。①近年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范毅军先后发表数篇长文，综合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对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以及市镇发展和地域开发的关系作了专门讨论，预示出市镇史研究中的跨学科趋向。范毅军重视各种空间讯息，如市镇所在的地形、地貌、总体分布以及与水路交通路线的位置关系等，对于探讨明清市镇的作用和城镇化的意义；并且以为明清江南市镇的广泛成长，本质上只是在量上做一种扩充而已，并未能在质上有所突破。①
自1980年代初，有关明清江南市镇研究的论文，开始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史学刊物上。以樊树志、陈学文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注重江南市镇的实态研究，为深入了解明清市镇的作用与意义奠定了扎实的基础。③同时期，王家范④平⑤、范金民⑥等学者作的研究亦颇引入注目。尽管樊树志宣称：“仅仅从经济史角度研究江南市镇显然是不能令人满足的，市镇作为一个地理实体，兼具经济、文化等多种功能，因而需要多角度、多侧面地进行全方位的探讨”，L2J(n1，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更热衷的是对江南市镇的数量、类别、层级和历史作用等问题的探讨，于市镇和农村的关系方面竟然没有任何专文。需要指出的是，研究明清江南市镇史的几大家其实并没有忽略市镇与乡村之间的连带关系。例如，陈学文曾经强调市镇对乡村的辐射力，认为市镇的发展逐渐将城市关系渗入乡村，推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农业经济结构的演化，在此基础上，市镇对乡村产生强大的向心力，是技术、文化、生活的中心，是缓解农村过剩人口的消融剂⑦。樊树志和王家范没有过份渲染市镇的“中心地”作用，而将市镇与农村置于相对平等的位置。前者认为，研究市镇结构不能仅仅局限在街市以内，更重要的是弄清市镇与周围四乡(或称乡脚)的关系；四乡的范围大体显示了市镇作为一个基层商业中心的延伸面，是市镇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四乡向外输出手工业品或农产品先在市镇里集中，再经牙行和客商散往各地市场。⑧后者则指出，江南市镇与农村之间，无论从形成途径上，还是空间格局上，均存在着纵深联系；江南许多市镇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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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铮云：<义庄与城镇一一清代苏州府义庄之设立及分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7年．第651页。
②范毅军：(市镇分布与地域的开发一一明中叶以来苏南地区的一个鸟瞰)．<大陆杂志)第100卷第4期．2001年；范毅军：(明中叶以来江南市镇的成长趋势与扩张性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盲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三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2年；范毅军：<明中叶太湖以东地区的市镇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5年第一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4年。
③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陈学文：<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商品经济)，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
④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⑤、平：(明清时期江南地区市场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明清江南市镇人口考查)．(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s8年第2期
⑥范金民：(明清时期苏州市镇发展特点)．(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
⑦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群言出版社，1993年，第36页。韩国学者吴金成的看法，与陈学文类似：在市镇中发生的各种现象渗透到乡村，使农村生产力得以迅速发展。进而为农业经济结构和农村经营方式的变化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由于市镇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谋生途径，绅士和商贾以及从农村中分化出的游手无赖等过剩人口涌人了新兴市镇内，江南市镇就是在吸收乡村劳动力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参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页。
以在明中叶之后呈勃兴之势，完全是由于其四乡农村经济结构变革的推动。①惜乎众多学者或把市镇视为联络县城和农村的中介②，以及乡村城市化的重要一环③；或以传统城乡界线模糊不清为由，把市镇与农村实为一体作为“理解策略”，从而回避了市镇与农村的关系问题，更遑论对此作专门的讨论了。
1990年代末以来，相关研究层出不穷，接连有小田、包伟民、范金民、王卫平、单强、陈国灿、吴仁安、张海英、龙登高④等人的专著面世。这些著作对乡土生活、社会诸相、社会风习、会馆公所、商路及其格局等方面的探讨颇有新意，并逐渐突破经济史研究的窠臼，转从社会史和文化史角度考察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惟一遗憾的是这些成果仍然没有涉及城乡关系。虽然有学者以为，“市镇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存在于农村经济上面’，是农村专业经济发展的结果”，但还是有将市镇作为农村社会变迁和社会诸问题的“指示器”的意味，⑤并进而把农村视作市镇的附属品。另有学者用“乡镇”一词替代“市镇”，除了突显市镇社会的乡土本色以外，没有给市镇史的研究增添新鲜的内容，反而有混淆市镇和农村的模糊界线的嫌疑。⑥从乡村史或社会经济史角度研究明清江南区域社会的成果，往往也会涉及到一些市镇发展方面的内容，可是，大多只将市镇经济等同于农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进行考察，同样没有把市镇和乡村的关系作为研究的对象。⑦就总体而言，在1990年代，除了吴建华曾对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动撰写过专文外，⑧国内学术界涉足城乡关系研究的论著可谓屈指可数。进入21世纪以后，就管见所及，王瑞成的《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是惟一的一部著作。该书下篇以徽商为例，讨论了近世乡族观念下的城乡关系。从全书的问题意识看，尽管未能给徽商研究带来重大突破，但专以活动在城镇里的徽商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联系作为考察对象本身，已足见其前沿性。⑨另外，余子明立足全国范围，极其粗略地探讨了晚清绅士群体从乡村流向城市这一现象，多少触及到知识精英在近代城乡二元对立格局下，单向涌人城市对乡村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⑩李伯重从经济史视角重新定位了江南郊区市镇工业的性质，他认为在明清当地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郊区市镇工业尽管与农村工业有密切的联系，但是仍然应该归属于城市工业；他还以市镇人口数量、居民职业、空间距离等因素作为指标，把市镇定位为“间接城市化”地区，从而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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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王家范：(明清江南市镇结构及其历史价值初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
②例如范毅军认为．明清市镇应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自聚落的一个环节，但由于传统经济发展程度，城乡之间非可判然两别。某些大镇近于都市。而许多小镇则与一般乡村聚落区别不大，只不过几户的村店而已。参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九卷三期，1998年。
③樊树志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农业社会的历史也就是乡村不断城市化的过程。参樊树志：(市镇与乡村的城市化)，<学术月刊)1987年第1期。
④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包伟民：<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年。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9年。单强：(江南区域市场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陈国灿：(浙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张海英：(明清江南商品流通与市场体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龙登高：(江南市场史一一十一至十九世纪的变迁)，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
⑤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6页。
⑥小田：(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中国商业出版社．1997年。
⑦洪焕椿、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罗仑主编，范金民、夏维中著：(苏州地区社会经济史(明清卷))，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⑧吴建华：(明清太湖流域的市镇密度和城乡人口结构变动)．载(城市史研究)(第n。12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
⑨王瑞成：(在乡村和城市之间：人的城市文化史)，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⑩余子明：(从乡村到都市：晚清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史学月刊)2002年第8期
示出城乡之间界线的模糊性尽管自1980年代末以来，已有不少学者把研究的兴趣放在市镇管理相对于乡村管理的特殊性上，②但这些成果多属通论性质，没有把长时段的市镇管理实态落实到具体市镇。最近，赵世瑜和孙冰以湖州的双林镇为例，回溯了自明以来该镇各种权力资源的组合和实际运作，并通过发生在晚清的东岳庙风波，揭示出地方宗族、士绅、民间祭祀组织、外来人口和官府在处理矛盾冲突过程中的不同表现，从中透视了双林镇权力资源和权力关系的历时性变化，以及市镇与乡村权力运作的差异。
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是研究明清以来的江南市镇与农村关系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相关成果或多或少受到了日本学者滨岛敦俊的启示。早在1990年代末，赵世瑜就注意到“城隍下乡”和城市庙会的乡村化现象背后所凸显的城市对乡村的支配作用，并揭示出乡村的主动参与意识及对城市统治关系的挑战，表现了乡村对城市生活的参与，从而将城乡放在平等的地位，没有过份强调城市的“向心力”。③吴滔最近对清代苏州地区镇庙与村庙的关系作了多层次的探讨，透过镇城隍庙和“解钱粮”习俗的出现，审视了民间信仰在农村与市镇交往中某些图象。他认为，民间信仰中呈现的上下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与城乡的等级差别基本吻合，但也不是一概而论，很多位于大镇之间的市集甚至村落有时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④近年来，一些学者还对生活在市镇与农村里的不同人群特别是士绅地主的生活实态产生了浓厚兴趣。洪璞在日本学者稻田清一的基础上，对清末至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的空间范围作了后续研究，对比了乡居、镇居和城居地主在日常生活中截然迥异的社会交往圈和空间活动范围，从中归纳出地主由乡居到镇居再到城居的“单线”离乡过程。⑤吴滔选取清代吴江震泽二县作为研究个案，从“发生学”角度，关注了比特定社会集团范围更广的空间内的个人活动(如选择城居还是乡居)及其主观动机，通过士绅住所的变动、士绅在耕读与服贾之间的职业选择及乡村公益活动组织者身份的变化等几方面的论述，揭示出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社会的影响力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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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中)》，《清史研究》2001年第3期,2002年第1期。
②林绍明：(明清年间江南市镇的行政管理)，<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期；平：《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张研：《清代市镇管理初探》，《清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③赵世瑜：《庙会与明清以来的城乡关系》，《清史研究》1997年第4期。
④吴滔：《清代苏州地区的村庙和镇庙：从民间信仰透视城乡关系》．《中国农史》2004年第2期。
⑤洪璞：《乡居．镇居．城居一一清末民国江南地主日常活动社会和空间范围的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⑥吴滔：《在城与在乡：清代江南士绅的生活空间及对乡村的影响》，黄宗智主编：《中国乡村研究》第二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
二、日本学者的研究趋向
日本学者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起步较晚，对江南的关注更多以农村社会为主，晚近才开始注重城市问题。⑦有关明清市镇的早期研究，除了藤井宏曾在论述徽商活动时偶尔触及江南市镇的论题以外，⑧更多关注的是华北、四川等地的定期市。⑨再加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大多数有关江南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成果，受“发展阶段论”的制约，没有突出“江南”的独特性，甚至把“江南”作为讨论的附属品。⑩在这一阶段，即使是作为专门性的江南地域史的研究，也主要关注乡绅地主等支配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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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吴金成：《明清时期的江南社会一一以城市的发展为中心》，《中国江南社会与中韩文化交流》，杭州出版社，1997年。
⑧[日]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载《江淮论坛》编辑部编：《徽商研究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年。
⑨[日]加藤繁：《清代村镇的定期市》，《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73年。
⑩巫仁恕：《岸本美绪，〈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一一十七世纪中国の秩序问题〉》，《新史学》十一卷三期,2000年。
及与这一群体相对密切的制度，譬如村松祐次对租栈的研究和铃木智夫对《租核》的研究即是代表。①直到1979年，川胜守发表《中国近世都市的社会构造一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研究》一文，才标志着日本学界明清江南市镇研究之发轫。川胜守在该文中指出，市镇作为县城与乡村的中介，在明末清初显著增加，与此过程呈鲜明对照的是，明初设置的课税局和巡检司规模缩小并日渐废弛。乡绅阶层通过结交官府和利用自己的优免权掠夺土地，致使大量农村人口流人城市，或从事工商业，或充当吏胥衙役和游手无赖，成为城镇里的寄生阶层。②之后几年，他与林和生分别探讨了水路交通和江南市镇发展的关系。川胜守考察了江南市镇的发展及其中的交通要素，特别是与水运交通方面的关联，从而揭示出宋明时代江南市镇发展的条件，具体地说，就是运河及大小支流沿岸如何形成市镇；林和生则强调了水上交通对太湖平原市镇经济的决定性影响③。在1980年代，日本学者明显受“施坚雅模式”的影响，例如，斯波义信在探讨宋元明清都市与农村史时，力倡以施坚雅的理论方法作为研究导向。④不过，由于日本学者向有研究村落共同体的学术传统，他们倾向于把江南市镇的研究具体落实到基层社会中，以市镇或城乡间的空间范围为参照，观察地方社会的构成及其运作过程。这使他们更注重讨论城镇与农村之间的关系，涌现出许多有份量的研究论文。例如，小岛淑男透过城居地主、商人与在乡农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阐述了清末江南地区市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他认为，城镇是农民肥料的供给地、农产品的贩卖市场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地，反过来，农村为城镇提供了劳动力。⑤在小岛淑男之前，佐伯富也曾有专文论述近世中国的都市与农村，惟主要的着眼点放在有宋一代，鲜少涉足明清的情况。⑥
1990年代以来，日本学者的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森正夫等学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历史学和地理学的方法重新检讨江南市镇史，在他们出版的论文集中，所论详于当代而略于古代。梅津正伦对江南地形、水文环境与市镇网络形成的讨论，森正夫对朱家角镇略史的勾画，稻田清一对清末镇董的身份、角色、职责和管辖区域的探讨，以及石原润、林和生、林上等对上海、苏州周边集落空间构造的调查研究，均体现了与以往江南市镇研究不同的旨趣，成为跨学科研究的一个典范。⑦高桥孝助通过研究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弄清了法华乡通过水路、桥梁、村道将农村与市镇相接，人、物、钱、情报因此往来不息；⑧稻田清一的《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一文则揭示了清末吴江县的一个乡居地主柳兆薰在市镇与乡村之间频繁游走的事实。⑨此二文为日本史学界的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研究传统增添了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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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村松祐次：《代江南の租栈一一中国地主制度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0年；[日]铃木智夫：(近代中国の地主制一租栈研究译注一)。汲古书院1977年。
②[日]川胜守：《中国近世都市①社会构造一明末清初江南都市こついこ—》，《史潮》新6号．1979年，第65--91页
③[日]JI[胜守：(长江尹，卜夕c：扫c寸镇市①发达七水利)，中国水利史研究会编：<佐藤博士还历纪念中国水利史论集]，国会刊行会1981年；[日]林和生：《国近世の地方都市の一面一太湖平原の》镇市と交通路しこつぃて一]，京都大学文学部地理学教室：(空间景观·イメヅ)，地人书房1983年；[日]林和生：《中国近世しこわしする地方都市の发展一一太湖平原乌青镇の场合》；梅原郁编：《中国近世の都市七文化》，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4年。
④[日]斯波义信：《中国、中近世の都市七农村一都市史研究の新しぃ视角一》．载《近世都市の比较史の研究》，大阪大学文学部《共同研究论集》第1辑。1982年。
⑤[日]小岛淑男：《清朝末期の都市七农村一江南地方む中心に一》．《史潮》新8号，1980年。
⑥[日]佐伯富：《近代中国の都市七农村》．《历史教育》第14卷12号，1966年。
⑦[日]森正夫：《江南ヲルタ市镇研究一历史学七地理学かうの接近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1992年。
⑧[日]高桥孝助：《上海都市化的扩大与周边农村一一1920年前的上海县法华》，《上海研究论丛》第8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
⑨[日]稻田清一：《清末江南一乡居地主的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2期
。
1999年川胜守将他20年来的论文结集出版了《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书。①同时，他用市镇社会史涵盖传统的市镇经济史，使研究的领域大大拓宽了。两年后，由森时彦主编的《中国近代的都市与农村》，是将一些学者有关近代中国的都市、市镇和农村的研究论文以论文集的形式编辑出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城乡关系史研究著作。②同年出版的夏井春喜的著作，通过研究近代江南的地主制，对村松祐次的某些认识加以深化。③基于多年研究明清江南社会的心得，滨岛敦俊从民间信仰的视角给我们讲述了一个明清江南社会城乡关系转变的故事：明初，江南农村处在承担漕粮北运的粮长阶层和乡居地主的支配之下，他们为米谷运送役务所困扰。一些巫师为迎合乡村社会统治层的愿望，制造出适合漕运及商运需要的保护神，庇佑水运平安无事。明后期，由于江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支配江南的乡居地主没落，城居地主的数量越来越多，总管信仰的存在基础随之解体，原来支撑这种共同信仰的显灵传说失去了意义。在农村社会中小农占压倒性优势，饥馑和米谷价格成为农民日常最为切实的问题。乡居的巫师们不得不创造出适应于小农愿望的“施米”的传说，“总管神”摇身一变，成为在漕运饥馑之际与民同甘共苦、向贫民周济食米而迎来悲剧性死亡的神灵。牺牲自我而把米谷发放给农民，成为新的总管信仰的核心内容。滨岛敦俊在此基础上重申了曾经概括的“乡脚”世界在城乡结构中的重要性：]6世纪中叶以降，江南三角洲在经济上所起的变动，小农民的生活空间也随之变化，即其范围已不再限于聚落或社，而是扩大到了以市镇为核心之市场圈。④由此意味着日本学界对明清江南城乡关系史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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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日川胜守：《明清江南市镇社会史研究一空间と社会形成の历史学》，汲古书院，1999年。
②[日]森时彦：《中国近代の都市と农村》，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报告,2001年。
③[日]夏井春喜：《中国近代江南の地主制研究》．汲古书院．2001年。
④[日]滨岛敦俊：《农村社会一一觉书》，森正夫等编：《明清时代史の基本问题》，汲古书院，1997年；[日]滨岛敦俊：《总管信仰一一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七民间信仰》，研文出版,2001年。三、欧美学者城乡关系研究的学术脉络
欧美中国城乡关系史的研究，以马克斯．韦伯(Maxweber)的理论为起点。韦伯用西方的标准进行衡量，将中国城市与农村截然分开，忽略丁城乡间的密切联系，更没注意到中国城市行政上的等级愈低，乡土气息愈浓厚的特点。⑤有鉴于此，牟复礼(F．w．Mote)重新审视了马克斯．韦伯在西方经验下作出的城乡之间存在着鲜明对立的论断，中世纪的欧洲城市大多是由农村组成的大海中的一座座孤岛，将传统中国的历史情境运用异域理论资源进行理解需要相当地慎重。在研究明代南京和苏州的著名论文中，牟复礼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不象西方社会那样城乡之间存在尖锐的对立而是表现出连续性。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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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史明正：《西方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近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年，第85--97页。
⑥[美]牟复礼：《元末明初时期南京的变迁》，[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Mote,Freder．iCkw．Amillenniumofchineseurbanhistory：form,timeandspaceconceptsinsoochow,RiceUniversityStudies．1973．voi．59，No．4pp35—65．
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城镇发展史的初期，往往热衷于建构理论框架，而忽视了区域间的差异性，喜欢把一些解释力有限的结论强加在全国范围内。饶济凡(GilbertRozman)在中日城市化的比较研究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他认为，近世中国的城市人口分布呈“上小下大”的金字塔结构，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寥寥无几，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成千上万的村镇里。如果说他所揭示的这一现象尚与中国当时的实情相差不大的话，在探索造成城市化指数偏低的原因时，饶济凡的解释就不太能够站得住脚。他将之归为城市间的交通不便，由此难以形成信息和商品交流的网络，中央政府因而不能充分调动和利用人力物力，从而削弱了其征收捐税和调剂物资的机能。①在中国的大片地区，特别是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这样的情况的确存在，而在江南地区，水运资源非常丰富，城市化指数较其他地区高，市镇网络发达且组织性强，和他的假设完全两样。饶济凡的另一部著作，重点分析了清代直隶、山东的市场聚落和人口结构，同样没能在解释近世中国城镇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方面有所突破。②
伊懋可(MarkElvin)是较早关注江南市镇的西方学者，他在1970年写作了《市镇与水道：1480--1910年的上海县》一文，注意到明中叶以后地主从农村迁进城镇的事实，他还考察了明代晚期至19世纪上海县的水路管理制度所折射出的城乡关系的转变③。居密(MiChuWiens)察觉到16至18世纪城居地主和乡居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频繁的奴变使盛行于晚明的奴仆制度于17世纪末渐趋消亡，18世纪以后，城居地主已不再使用奴仆制，江南的商业化和城镇化显著地改变了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在“一田两主”制下，城居地主与佃农的关系日渐疏远、非个人化；尽管农民在城居地主手下比乡居地主更缺少同情，但由于不用直接缴纳赋税并有机会拖欠地租，佃农从地主那里获得了更多的独立。④兰金(MaryBackusRankin)通过对清末浙江省青镇的沈氏和南浔镇的庞氏、蒋氏、周氏、张氏和刘氏等士绅家族进行个案分析，发觉这些家族的部分成员在迁入上海以后，非但没有割断反而加强了与乡土社会的联系，由此她反思了城市与乡村以及传统与现代两对在当时流行一时的“二分法”对中国传统社会研究的有限解释力。除此而外，她的研究还多少涉及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江南市镇如何进行管理的问题。⑤
施坚雅(C．WilliamSkinner)以经济活动为主要划分标准，将全中国划分成九大区域，多少改变了西方人心目中对中国历史简单而直观的理解，令他们不得不对中国城市的地区性多样化和专业化重新加以认识。尽管施坚雅的学说本身没有涉及中国社会的城乡经济观和文化观，但他所提出的融会贯通的市场网络概念暗示着城乡关系的紧密性和连续性，使人们注意到每一区域都拥有本身内在的等级空间体系，城乡之间的交流频繁，相互调剂和融合，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施坚雅还仿效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提的中心地学说，根据市场规模和功能，把传统中国的市场体系分成八个等级，其中较低的三级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中心市场属于市镇的范畴。他认为，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即关系网)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所决定。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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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GilbertRozman,UrbanNetworksitch''''ingchinaandtokugawajanpan,Princeton,NewJerse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3.
②GilbertRozman,PopulationandMarketingsettlementsin,ch''''ingchina,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2.
③〔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国家》，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⑥[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美]施坚雅主编：《晚期的城市》．中译本，中华书局．2000年。
为人类学家出身的施坚雅，强调基层市场对于农民实际生活的功用，不过是想纠正人类学家只着眼于村落小团体的倾向，并没有刻意否认村落共同体的意思。但是，在他以后，过去对于中国城市和农村的较为流行的认识，无论认为二者间是自发的对立，还是相反认为二者彼此间不存在明显的差异，都逐渐让位于对城市中心地及其区域腹地发展的相互联系程度的研究。①罗威廉(WilliamRowe)在其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中，关注的是以汉口为代表的商业市镇而非作为治所的府州县城，突出了县级以下市场中心的重要性。②他和其他美国史学家一样，都以为中国的村庄，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结合于大的贸易体系，越来越忽视村庄这一级单位。③直到20世纪80年代，黄宗智重申了村庄研究的重要性，以他对华北和长江三角洲乡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为标识，④使上述局面得以相当改观，并引起了美国中国学界对农村社会史和农民学的兴趣。黄宗智没有忘记用他的过密化理论透视中国历史上的城乡关系：“过密化下的耕作者所生产的剩余虽然一定递减，但他们却能支持庞大而复杂的城市，并供养高度发展的社会上层和城市文化。……大城市的产生伴随着农村的人均低收入，都市的‘发展’伴随着农村的过密化，正是中国历史上上层社会文化和农民文化之间显著差别的导因。”[4](P331—332)
在黄宗智两部著作出版之后，有多部有关江南城镇与乡村关系研究的英文专著问世。白凯(Bernhardt，Kathryn)从国家、地主士绅和农民三方的关系人手，探讨晚清至民国长江三角洲因商业化和城市化所导致的地主和佃农之间关系的改变；⑤石锦()ames,C．Shih)运用计量方法，勾画了太湖地区明代至清代社会精华分子的逐渐选择城居的倾向；⑥夏明德(LyndaS．Bell)从晚清到民国无锡小农家庭广泛从事蚕丝生产这一事实为案例，透视了近代江南城乡关系的新格局。⑦虽然如此，西方城市史研究的两种倾向一一第一种倾向是对于大城市的研究远远超过对中等城市、小城市甚至更低的市镇的研究；第二种倾向是过去十年中国城市的研究过多集中在20世纪的工业化时代，至多上溯到19世纪⑧——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研究的旨趣主要集中于城镇本身，对城乡关系问题只是附带地加以讨论。张琳德(LindaCokeJohnson)利用地方志作为主要材料，追溯了上海从一个市镇发展成为贸易港口近800年的历程；⑨由她主编的论文集《晚期的江南城市》，收录了迈克尔．马默(MichaelMarael)、保罗·圣安杰洛(PaoloSantangelo)、夫马进、安东尼娅·芬安妮(AntoniaFinnane)和张琳德(LindaCookeJohnson)对苏州、杭州、扬州、上海等城市的研究；⑩许亦农(YinongXu)在苏州城市建筑史的脉络下，探讨了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与时间变化多显示出西方学者对城市史的偏爱。赵冈在前人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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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
④[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3年。
对明清江南的新型市镇作了重新审视。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见解，认为江南的市镇是超层级的，从一开始便依赖全国性的市场，没有明显的层级关系。层级式的关系只适用于内地的传统市镇，每个市镇都是内向性的以满足小范围内的农村消费者为其主要功能，按其商品流通的范围来看则是逐层扩大。江南所产的丝绸、棉花等纺织品，在本区域的居民间没有太多的市场与销路，而必须由各市镇直接与全国性市场发生运销关系，并不透过层级来聚散。①袁清则对市镇类型的划分进行了反思。他以为，对不同的市镇，仅依靠其单一特产来分类，虽能提供一个概括性，但未免过于简单化了。②
2002年，科大卫(DavidFaure)和刘陶陶(taotaoLiu)主编的论文集《中国的城镇和乡村：认同与感觉》的问世，标志着西方学者突破了以往研究或过于注意城镇或只关心农村聚落的“偏科”现象，在城市史和乡村史研究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论桥梁。无论从选题还是作者的研究背景上看，整部书都体现出多学科多视角的丰富介入；研究者不再仅仅以城市为中心，已开始注重以乡村世界为出发点探讨城乡关系。其中，科大卫选取乌青、濮院和南浔三个江南市镇为案例，将家族在江南市镇确立支配地位(rise0fthelineage)的时间追溯到元明之际。16世纪，随着新迁入市镇人口的增加，土著家族和新兴家族之间的矛盾加深，这集中体现在镇庙控制权的争夺上。由此多姓共同支配市镇的格局开始确立，士绅阶层逐渐取代家族介入市镇管理。③科大卫与前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给我们讲述了三个江南市镇几百年的管理运作过程，而对于具体市镇权力格局形成的“发生学”探讨，在科大卫之前，几乎没人关注过。当然，仅仅凭一本论文集，就想涵盖明清以来城乡关系的所有问题，显然是不切实的。全书大多数作者仍没有摆脱“城市中心观”的窠臼，以城市特别是上海这样的“特殊城市”为主要研究内容，来讨论近世城乡的二元格局，多少有隔靴搔痒之嫌。实际上，城乡一体还是城乡分割，都是相对而言的。用两分法来剖析近世的城市与农村是过于简单的和不适宜的，正如编者在《导言》中所说：“城乡区分的观念一直外在于中国传统思想，即便今日也仅是部分融人中国社会而已”。[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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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赵冈：《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176,181页。②[美]袁清：《盛清时期江南地区的城市化和商业化》，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编辑组：《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③DavidFaureandTaoTaoLiu,TownandCountrinchina:IdentityandPerception,Houndddmills,Basingstoke,HampshireandnewYork:Palgrave,2002.
四、几点认识
综上所述，以往对明清江南市镇的研究，多数偏重“传记式”的历史沿革发展①，以传统城乡界限模糊不清，城乡的延续性远大于市镇的独特性为出发点，把市镇置于都市的范畴或者广阔的乡村社会中进行考察，极少注意城市一市镇一农村的连续体的意义。从城乡关系的视角，探讨市镇与周边农村的互动作用，几乎可以说刚刚起步。
具体说来，在已有的市镇与农村关系史研究中，对于市镇和农村聚落两者之间是否有“有形的边界”，往往存在重大的分歧。部分学者把以某一固定市镇为中心且不具有自上而下指定的行政统属性质的市场圈，作为四乡农村的“中心地”来理解，认为市镇和四乡之间存在着以水栅、河道、民居和桥梁等为标识的含混边界。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所谓“市镇居民”兼营农、工、商多种职业的实际情况，强调工农之间界线模糊以及农村居民和市镇居民在职业与居所两方面的不一致，进而质疑市镇与农村之间存在有形边界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明白，在市镇与农村之间即使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有形边界，亦不妨碍不同人群之间通过经济、祭祀、婚姻等层面的交流来打破这个边界，由此形成一套以人群为标准而不是以地点为标准的关于市镇和农村区分的“新理念”。举例来说，如今在市镇研究中经常被学者们借用的“乡脚”一词，已渐成为市镇商业辐射区的专有名词，它包括市镇本身以及市镇的周边地区，即包裹市镇的农村。而据笔者在“乡脚”一词来源地的吴江县的田野经验，当地人不仅将民间信仰活动的地域广度称之为“乡脚”，甚至把交往或者活动所及的最远地点和家乡之间的距离也叫作“乡脚”。探寻诸如“乡脚”这样的乡土词语所包含的丰富含义，进而从市镇与农村的各个角落选择个别的人群行动作为参照系，通过个体与个体之间的接触和互动，揭示出明清江南城乡界线的模糊性和生活在当中人群的多层化关系，无疑有助于我们重新理解传统社会中的城乡关系。在传统时代没有对人群进行专门的“市镇籍”和“村籍”划分的前提下，界定市镇的空间范围显得相当困难，而市镇的规模、人口又是处在不断变动中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有关市镇和农村间是否存有有形边界的课题，尚有很多扎实的工作要做。
以往学者研究明清江南市镇与农村的关系，还有把地方秩序成立的框架放到国家或者特定集团中去的倾向，将士绅与平民、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仅仅理解为单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而实际上，城乡交往中所呈现出的不确定和流动性，比起被我们凝固起来的“社会经济结构”要生动复杂得多。“结构决定论”的根本弱点就在于给许多本来是“因人异事”的动态依赖现象纳入了“虚假必然性”的框框，使其失去了在历史现实中屡见不鲜的互动性和多样性的色彩。就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本身而言，正如范毅军所总结的，相当一部分学者有过份强调市镇在明清两代的独特发展而几乎忽略了它在唐宋以来历史序列的延续性的趋向，②较为缺乏像科大卫、赵世瑜所做的对某些江南具体市镇长时段运行过程的个案分析。如果我们不了解江南基层行政组织的运行模式，只以“举例子”的方式空谈市镇与农村的关系，或者反过来说，没有从城乡关系的角度考察市镇和农村的运行实态本身，都无法给我们的研究带来更多的裨益。总之，我们只有将经济、社会、文化等静止的要素还原到流动、鲜活的历史过程中去，通过揭示这种过程中的种种复杂关系，才能超越把研究单位简单地划分成二元对立的格局，避免“城乡一体”或“城乡二元”的简单理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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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石吉：(小城镇大问题：江南市镇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杭州：“中国东南区域史国际研讨会”论文，1998年9月．
②范毅军：《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新史学》1998年第九卷第三期。
[参考文献]
[1]WilliamT．Rowe．CityandRegionInthelowerYangzi[A]．LindaCookeJohnson，ed．CitiesofJiangnaninLateImpetialChi．na[C]．StateUniversity0fNewYorkPress，1992．
[2]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
[3]赵世瑜、孙冰．市镇权力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一一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J]．近代史研究，2003(2)
论文摘要：发达国家在都市圈建设中注重强化区域性农村职业教育，为农民社会角色的转变、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实现短半径就业服务；我国“都市圈”发展背景下的农村职业教育应努力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内涵，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社会化，为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农业职业教育，切不可削弱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
“都市圈”( Megalopolis)的生成与发展，是世界上诸多发达国家在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共同现象。“都市圈”通常由一个或数个首位度较高的中心城市，连同其辐射到周边的次级城市、城镇和农村等腹地所组成，通过日益强化的经济联系，逐渐形成一体化的具有人力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对外开放的区域范围。都市圈的形成与建设，对于推动地方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我国业已形成或正在发展的有环京津“都市圈”、苏锡常“都市圈”、成渝“都市圈”、武汉“都市圈”等。“都市圈”的发展，对农村职业教育将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借鉴发达国家的相关经验，加快“都市圈”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的研究，是为必要。
一、发达国家的“都市圈”建设与农村职业教育
(一)农村职业教育为“都市圈”中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实现短半径就业服务
伴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发达国家均经历了对农业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压缩，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产业转移的过程。“都市圈”的形成对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推动农村的城镇化建设具有积极作用。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因城市群的快速形成和有效发展乡镇非农产业，吸纳了大量当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纵观发达国家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群的崛起或“都市圈”的形成，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给予充分的重视，并力求实现其就地转移，为发展当地的农业经济、农村工业和城镇第三产业提供人力资源。
(二)强化区域性农村职业教育，是发达国家促进“都市圈”建设的有效途径
建立以“都市圈”为基础的大区域城乡职业教育体系，提高了区域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如美国为使农村职业教育更好地适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学区制职教管理，将农村职业教育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相结合，“城乡协作”的职教形式有效带动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受益于“赠地运动”而开办的众多社区学院，更是为培养地方性职业人才发挥了巨大作用。发达国家强化区域性农村职业教育的举措，对促进“都市圈”的经济发展，推动城乡一体化产生过重要作用。
(三)“都市圈”形成中的农民社会角色转变与农村职业教育
“都市圈”的形成加快了农村城镇化建设，大批农民告别了传统的农耕生活，进人二、三产业工作，同时第一产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新的劳动与生活方式改变了以往居住于分散村落的人文道德氛围，同时引发了被称之为“城市文化贫民”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1870年之前的美国是以农业为主的国家，随后而起的工业革命带动了城乡经济的快速发展，东、西部大洋沿岸和中部五大湖周边以及西南部等地所形成的众多城市群和“都市圈”，吸纳了大批农村劳动力进人城市或城镇工作和生活。面对农民社会角色转变过程中产生的不适应现象和问题，美国的农村职业教育高度重视农民的基本素质和就业技能、现代生活能力的教育和培养，并开展生计教育和职业咨询等。众所周知的韩国“新村运动”，对农村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和社会角色的改变亦产生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四)农村职业教育内容与“都市圈”发展的需要相适应
以“都市圈”的建设助推农村城镇化的发展，是发达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共同特点。从二战后到20世纪80年代，不少发达国家城市聚群(即“都市圈”)的形成，推动了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建立，但不同的城市聚群往往具有独具特色的传统产业、支柱产业或新兴产业，形成劳动地域分工的特点。英国的农村职业教育强调以适应当地产业发展为导向的专业与课程设置，在农村职业教育中开设大量与地方产业结构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内容，而且国家职业资格证书类别与等级的获得，重视地方产业工作的适应性和现场操作的考评，这对促进适应地区经济建设人才的培养和职业技能的获得具有重要作用。法、日、韩等国在伴随“都市圈”发展的农村城镇化建设中，也结合地方产业的实际需要，给予当地农村劳动力以各种形式的“转业”培训援助，为其进人非农产业就业创造条件。
二、我国“都市圈”的发展与农村职业教育的优化
(一)强化农村职业教育中的非农产业就业培训，为“都市圈”发展背景下的农村城镇化建设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随着我国“都市圈”的逐步形成和发展，势必加快农村城镇化的步伐，促进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农部门就业人数的增加以及对其知识技能要求的提升。农村职业教育应强化适应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的，对现有农村劳动力和青少年人口的非农产业就业培训，以改变因其素质不高与职业技能缺失而带来的就业困难，以及有效推进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韩国以汉城(首尔)为中心的“首都圈”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型、由加工业向服务业升级转化的过程中，就十分重视周边农村与乡镇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为“首都圈”的快速发展提供大量合格的新型劳动力，创造了世人皆知的“汉江奇迹”。
(二)提升农村职业教育的文化内涵，优化农民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都市圈”的发展将加快我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农村职业教育应重视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避免农民从业人员因人文素养、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的贫乏或滞后所带来的精神困扰与行为不适，从而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美、英、德等国均曾因城市聚群的快速发展，而大量城市移民的低素质导致城市流民增多、犯罪率高等社会问题。我国农村职业教育应重视提升教育内容的文化内涵，引导农民转变闭关自守、因循守旧、自由散漫的传统观念和生活习惯，增强符合现代社会生活需要的道德与价值观念，增强自尊、自信、自强、自立意识，提高人格品位，使之真正融人时代的潮流。就此，韩国的“乡村教育运动”具有可资借鉴的意义。
(三)农村职业教育应实现“离土不离乡”，就地培养适应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转变
目前我国基本处于无序流动的i亿余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子女人学、居住环境、情感生活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他们作为城市“边缘人”，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由此衍生的留守儿童及妇女、离婚率上升、交通压力增大、农业衰落等一系列问题及社会矛盾与纠纷，必然对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历史上美、日、韩等国曾通过建立“卫星城”“中心村”，促使当地农业融入区域经济大体系中等措施，力求就地、就近消化农村富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的缓解和内地及中西部地区“都市圈”的形成，农村职业教育应逐步摒弃劳动力输出型的培训方式，积极为培养适应地方性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服务。
(四)进一步推进农村职业教育社会化，充分发挥地方行业和企业在农职教中的作用
“都市圈”的形成使地方经济具有区域性特征，其行业和企业对从业人员往往会有一定的特殊性需求。大量使用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地方行业和企业应当负起教育和培训所需员工的社会责任。加拿大职业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地方行业和企业主动将自身融人职业培训活动中。德国的地方行业协会甚至负有对所招收员工培训的法定“主管”职能。发达国家的企业界普遍参与员工的职前准备教育和职后的继续培训，而非如我国的多数企业只企求招收现成的技术工或熟练工。推进我国农村职业教育社会化，赋予地方行业和企业对当地农村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应当成为今后深化农村职业教育的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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