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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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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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工商管理人才需求的旺盛,工商管理专业已成为各高校设置率最高的专业之一。专业的大发展导致了该专业的培养对象及规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同时社会对高校毕业生的知识、能力及素质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但是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却未能及时跟进,这使得本专业学生的知识能力及素质与社会需求存在脱节,直接导致了高校的“就业难”现象。为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解决目前工商管理人才培养中人才缺乏核心竞争力、重理论轻实践等问题,各工商管理专业院校都在进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探索。但从实践来看,对于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的一些理论问题尚存在一定的模糊认识,在许多研究中,教育教学实践者关于人才培养模式建设中的核心内容、培养模式的内涵及构成的理解还不够具体。本文针对以上问题,探讨了工商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构成的具体内容。
一、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及实践探索进展
人才培养模式的不同,所导致的人才培养效果也截然相异,因此对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一直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
(一)关于人才培养模式内涵及构成要素理论的研究进展
在关于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研究中,1998年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教学改革,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高|量人才的意见》中指出:人才培养模式是学校为学生构建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以及实现这种结构的方式,它从根本上规定了人才特征并集中地体现了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近年来对于人才培养模式内涵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的层面和视角出发,形成了不同认识。如朱晟利(2005)[1]提出人才培养模式即人才培养的标准形式(或样式),它合乎一定的准则,使人可以照做;成中梅(2008)[2]在总结分析前人研究概念的基础上,将其划分为狭义论、泛化论、中介论、状态论等四种观点。
对于人才培养模式构成要素的研究中,主要有以下四种观点,即“两要素说”――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法;“三要素说”――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方法;“四要素说”――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制度、培养评价;“多要素说”――培养目标、选拔制度、专业结构、课程结构与学科设置、教学制度、教学模式、校园文化、日常教学管理等多个要素。以上四种观点,“两要素说”和“三要素说”没能包含人才培养模式的全部要素,而“多要素说”只是对有些要素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分,所以,“四要素说”的观点越来越受到广大研究者们的认同(成中梅,2008)[2]。
(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理论研究进展
不少学者通过对我国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现状的分析,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应可福等(2004)[3]在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工商管理专业“协同式”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岑丽阳等(2007)[4]以工商管理本科教育为视角,从创新能力的要求、存在的问题等入手,分析创新对工商管理专业大学生的重要意义和价值,并提出了工商管理本科创新型人才培养的若干途径和措施,以上的研究都从培养模式构成要素的不同侧重点或视角,提出了不同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了其在人才培养中的创新点。
在关于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定位的研究中,阎军印等(2002) [5]指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环境的新变化,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已从知识型转向了能力型和素质型,尤其是对于工商管理类人才的要求更是如此;张正堂(2004) [6]认为目前各个高校对工商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基本都体现为宽口径知识面、较强的专业技能、高级经营管理人才,但是高级经营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值得商榷;蔡月祥(2006) [7] 指出普通高校工商管理专业应用性人才的培养应当将职业经理人作为其目标。他认为普通高校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应当满足社会需要、学术需要和个人需要三个方面。
二、 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成要素及其研究的核心内容
(一)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及构成要素
纵观理论及实践界对人才培养模式内涵的理解,我们认为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稳定的人才培养的方式与风格,它体现着一定的教育理念与教育思想,为实现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和评价制度,形成的实施人才培养的一种特定方式。
它具体可以包括四层涵义:1.培养目标和规格;2.为实现一定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整个教育过程;3.为实现这一过程的一整套管理和评估制度;4.与之相匹配的科学的教学方式、方法和手段。
因此笔者认为四要素理论能较好的区分人才培养模式的差异,从培养目标,培养过程,培养制度及培养评价四方面可以体现一个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及特征。
(二)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核心内容
对工商管理专业而言,在以上培养模式的构成四要素中,其研究内容具体如下:
1.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
在四要素中,培养目标是人才培养要求的纲领性表述,它决定着人才培养的规格、内容及方向;不同的培养目标不仅定义了学生今后的培养层次;人才培养目标的确立包括明晰人才培养的层次如应用型人才、创新型人才;基层、中层及高层管理人才;还明晰了人才具有的知识、技能、培养的口径大小、工作的去向及培养特色。这些对工商管理专业而言尤其关键。一是由于目前在专业设置中,一级学科工商管理类下设置了作为二级学科的工商管理和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这使得作为二级学科而存在的工商管理具有较宽的口径,例如我校的工商管理专业与其他相并列的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相比,在求职的针对性上较弱,因此如何体现工商管理专业培养的特色,使学生在就业市场中体现异于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等专业的优势,是在人才培养目标中必须明确的问题;二是由于目前全国开设工商管理专业及其类别专业的学校众多,因此如何寻求各学校的特色,走差异化的办学之路,这些都是各校工商管理专业在培养目标确定中的重要问题。
2.培养过程的设计
培养过程包含课程体系、培养途径和培养方法。培养过程是为人才培养目标实现而设计的一系列知识、技能教育的环节和实现途径。不同的课程内容的选择及排列顺序,不同的培养方法和实现途径,会决定学生最终所拥有的知识类型和技能水平;由于学生在校时间的限制,不同环节设置的比重,不同的培养方式会决定着学生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的侧重,从而形成专业人才培养的特色。因此在培养过程中,重要的工作包括根据人才培养的目标,人才所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要求,选择适宜的课程体系,包括课程内容及学时的选择、课程的设置顺序;课内与课外培养过程的安排及学时、培养方式选择;授课与实践性教学环节的学时分配及培养方式选择等。由于工商管理专业口径比较宽泛,因此在有限的校内时间里如何选择学生知识与技能掌握的侧重点,形成培养特色非常重要;此外由于工商管理专业对人才的高复合、强实践能力的要求,因此如何通过一定的培养途径与教学方法实现这一目标,也是工商管理人才培养过程设计的重要内容。
3.培养制度
培养制度包括基本制度、组合制度和日常教学管理制度三大类。基本制度有学年制和学分制两种模式。学年制高度结构化,课程有严密的层次划分及先后顺序,课程修习以学时、学年为计算单位;学分制弹性化,以选修制为前提,以学习量为计算单位,其变化样式有学年学分制、计划学分制、全面加权学分制等。组合制度原先只是一种权宜性的计划外安排,意在为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额外的学习课程,如双学位制度、主辅修制度等。日常教学管理制度是为维护正常教学秩序,使教学过程正常运转而制定的各种规章、规则等制度体系,如教考分离制度,补考制度及各种惩制度。
在目前的高校中,培养制度受学校整体的培养制度选择的制约,例如对我校工商管理专业而言,由于目前学校的培养制度处于从学年学分制向学分制的转变过程,因此培养制度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包括,如何在学分制和学年制两种制度安排下,保障培养计划的实现;并在条件允许时(如培养制度改革后),进行两种培养制度下培养效果的评价。
4.培养评价
培养评价是对培养目标、制度和过程进行监控,并及时对前几种因素进行反馈、调节与优化的行为。在工商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评价的研究中,一是应从培养目标的要求出发,以专业对人才培养的特点为基础,研究目前对于学生培养过程质量的评价标准及方法,包括人才评价的理念、评价方式:一是关于学生课程学习质量的评价;二是学生培养目标整体实现的内部及外部评价。
参考文献:
[1]朱晟利.论人才培养模式的概念及构成[J].教育评论,2005(3):28-29.
[2]成中梅.学习型高效人才培养模式研究[D].2008,华中科技大学博士论文.
[3]应可福,石兴国,宗蕴璋.工商管理专业“协同式”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与实践[J].中国大学教学,2004(12):42-43.
[4]岑丽阳,黄河,魏格坤,黄媛.工商管理本科人才培养改革研究―创新篇[J].高教论坛,2007(4):52-54,67.
[5]阎军印,孙班军,郝英奇.一般院校工商管理类学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研究[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02(6):648-650.
美国是一个可以圆梦的国家(留学梦、移民梦、学术梦、发财梦,应有尽有),这也是这个国家在它建国后的短短200多年里,一直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前往的原因。
去年夏末,赴美留学签证刚刚显露出松动的迹象,在北京举办的一个只有20来所美国院校参加的说明会上,趋之者之众,达到了令主办者瞠目、也令美国院校瞠目的程度。没打任何广告,早早聚集的人群迫使说明会提前开始,主办者预先准备的问卷只能满足三分之一的需求。由此可以看出,在众多中国学子的心目中,美国作为留学的首选国家难以动摇的位置。
“赴美留学迎来黄金年”,这是业内人士对2006年留学美国的预言。然而,潮流当中,总会泥沙俱下,想要圆自己美国留学梦的人,千万不要在不经意间被泥沙障眼。最近,本刊编辑部听到了一些关于“美国国家大学”在京招生的不同说法,记者专门对此进行了调查。
两所“美国国家大学”引出的话题
去年12月中旬,一位留学中介公司的朋友王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告诉你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事情让这位有着深厚从业背景的公司副总感到这么新奇?深入了解之后记者也感到迷茫了:
去年12月,美国国家大学找到京城的一家留学中介公司谈合作,为了解美国国家大学的课程设置及学校情况,该公司副总经理王先生出于职业目的在网上进行了常规性检索,但是,互联网显示的信息却让他大吃一惊――和自己谈合作的是美国国家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但比它更活跃的还有另外一所同名的美国国家大学“NATION UNIVERSITY”!偶然的发现促使他开始了追根溯源。经过细致的追查,得出的结果却让王先生很吃惊:
两所学校有很难发现的区别
两所学校在中文名称上没有任何区别,在英文名称上的区别也不大,不细心的人也很难发现NATIONAL大学与这家NATION大学仅后缀不同。记者跟随着王先生的路径到网上去搜索,在中国教育部“21国学校名录”上看到的是“NATIONAL UNIVER-SITY”,而这所NATION大学不仅不在名录当中,更没有在美国当地公信力很高的认证机构上出现;其在本土的英文网站上说是一所远程教育大学,而在中国的中文网站上并没有说明;其所标明的IEMAA和IARI两个认证更没有权威性可言,IARI在美国本地只是一个赢利性的注册机构,NATION大学网上所显示的证书相当于中国的公司注册后的营业执照,并不是认证证书。而IEMAA是一个教会认证,该认证机构的注册地在美国南部的一个小岛上。对此,作为中介绍机构负责人的王先生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NATION大学的真实度了。
记者调查:越洋学历还是“文凭工厂”?
问题是,这个自称是美国国家大学的“NATION UNIVERSITY(简称NU)”不仅设有中文网站,还在北京通州的一个国际公寓里设有“NU中国代表处”,他们公开地在中国进行招生活动,开设诸如“学士学位对接班、工商管理硕士MBA、亚太企业家MBA学位课程、高层主管工商管理硕士(EMBA)、工商管理博士(DBA)、工商管理哲学博士(PHD)……等学位课程。按照其网站上的介绍,学员获取以上学位的方法是:
“根据在职学员的实际状况,在确保教学质量的前提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便于学员攻取学位,如:可通过由导师监督指导以函授面授相结合或独立研究的方式完成学业,也可参加本校承认的当地教学机构举办的课程辅导班接受导修,将传统方式的严谨与非传统方式的创造性、灵活性结合起来,使学员不必辞去工作、远赴异乡付高昂学费去外国留学,在自己的故乡即可研习标准的美国课程,获取美国国家大学学位。”
在该网站提供的各类课程中,最具诱惑力的是博士学位的课程。以工商管理哲学博士(PHD)为例:学期短(3个月内完成论文研究计划报告……6个月内完成选题……18个月内完成10个项目研究报告且字数不限)、门槛低(……持大专以上文凭并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持有大专以上文凭,获得全国性奖励或荣誉称号)、方法灵活(学员可以通过E-MAIL、电话、传统信函、会见等方式随时与指导教授联系)价格低(一次付总额6630美元或等值人民币)。
同时,“美国国家大学各地代表处可为本校毕业生代办中国政府驻美使领馆、美国州政府等官方机构的文凭认证手续。”真是一件“看上去很美”的事情。难怪这段时间以来,中国留学服务中心的热线也经常接到有关这所大学的咨询电话。
为了证核实该学校的资质,记者拨通了NU中国代表处的电话,谁知接下来的谈话却让记者蒙上了一头雾水。以下是两段通话记录。
通话1:“美国有上百家机构给学校办理认证,不能每家机构都去认证”
记者:有人反映你们的招生的学校并没有在美国当地通过认证?中国教育部的网站上被认可的学校名单中只有NATIONAL,并没有你们NA-TION,这是怎么回事?
NU负责人崔先生:美国有上百家机构给学校办认证,我们不能每一个单位都去搞认证,搞上几个就可以了(原话)。
记者:有人通过调查发现IARI是一个赢利性的注册机构,并没有权威性可讲。
崔先生:它不管是赢利性也好,非赢利性也好,也是一个经过工商局注册的合法机构啊,不能说它是假的。这从美国州政府的网站上都可以查到的。而且,我们在招生时已经跟报名或者咨询的人说过,这个学校在中国教育部的网站上是查不到的。
记者:那IEMAA是一个教会认证吗?
崔先生:即使是教会认证也是合法的,也不能说是非法的。因为我们这种院校的含金量不如世界名校那么高,但我们也算是合法有效的。在名字上确实和NATIONAL有些区别,我们还有合作伙伴把它翻译成“民族大学”“国民大学”等,我们自己就翻译成“国家大学”。这只是翻译上的问题。
记者:这所学校在中国招生开展几年了?
崔先生:我们已经在中国办了四、五年了,已经有几千学生了,当然是合法的,如果不合法早就关门了。美国的教育制度和中国不一样,他们从来不承认任何一所大学的学历,是由地方上的一些行业协会来认证。我们经过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等官方一些合法有效性的证明,也算是一种认证了。
我们的院校是在特拉华州注册的,在州政府的网站上应该能看出来,在加州也有办事机构,但是,规模不大,主要是以成人教育、远程教育为主。已经有7000多名学员毕业了。我们都说明白了:一,我们学校没在我国教育部备案;二是一个远程性质的学校。
记者:那这样会对报考经过教育部备案的另一所美国国家大学的学生形成一种误导吗?英文页面上注明了是远程教育,而中文页面上却是面授、远程两种教育结合的?
崔先生:我们在中国再加上面授不是更好吗?更符合中国学员的习惯、能提高教学质量啊。
通话2:中国学分可以转移到美国?美国网站和中国网络查询有时差?
约两个小时后,崔先生给记者打来电话,这段对话却让记者更糊涂了:
崔先生:你们确实要把这件事刊登出去吗?
记者:如果情况属实,你们的学校确实不合现行规定,我们就会刊登,以警示后来的求学者。相反,如果是合法办学,我们也不会无故扰乱你们的正常招生。
崔先生:我们原来的名称叫北京中研院,我们和国外大学签协议,他们授权我们给他们介绍业务,但我们并不搞出国留学,只是联络美国国家大学和中国的机构进行合作,所有的学生都不需要出国学习,在中国学习之后我们就可以代表美国的大学来认可中国国内这些培训机构的学历,起到一个促进作用。我们再把成绩转到美国,合格者美国学校会寄来毕业证书,而且我们的学员都是企业中想有个洋学历和证书的管理人员,没必要再到国外去学习。也就是说,NATION大学承认学员在中国取得的学分,学分可以转移到美国去。
记者:上午你不是说已经做几年了吗?毕业的学生也有7000多人了?
崔先生:我们是刚刚开始做这件事情,就有1000多人。
记者:能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名称吗?
崔先生:现在的名字“美国国家大学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现在一些银行行长、党政官员都拿着我们的证书,大部分学员年龄都在40岁以上,英语也不好。他们通过在我们这里的学习无非是想达到三种目的:一,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得到一种提高;二,在学员中间建起人脉圈子;三,在下属面前有个洋学历,能顾及到面子。
这些解释确实让人感到是一种国外的远程教育进入到国内市场,确实大大方便了那些大龄的洋文凭需求者。正当记者欲在特拉华州政府官方网站上查询时,紧接着崔先生又打过来第三次电话说:“如果要到特拉华州政府的网上去查我们学院注册信息,白天可能查不到,要等晚上9点以后,因为两个国家有时差,要等那边上班时间才能查到……”。
记者:……(这是什么网站?难道互联网也有上下班?)
实地探访:我们的毕业证虽然国家不承认,但用人单位承认啊
为了探明这家美国国家大学的情况,记者以报名者的身份去了位于北京通州的NU办公地点。下午1时许,记者打电话询问路线,被告之:“你下午4点后再来吧,现在没人接待你。”记者心中疑惑:报名还要预约吗?
下午4点,记者走进了这家公司的办公室。里面的场景还挺热闹:有招生咨询的,也有洽谈业务合作的,室内环境还颇显正规:招生办、报名处等一应俱全。一位自称负责人的告诉记者:“我们的学校和北京大学有合作,也在北京大学内办学。在我们这里读硕士和博士不需要英语,硕士学费29800元,博士学位49800元。都读一年,授课课时每月三天。”
对于门槛,记者携带了一个英语专业大专毕业证,被告之:可以上。
看到记者还在犹豫,该负责人又说:“放心,我们的毕业证虽然国家不承认,但是用人单位承认啊。何况,以前来我们这里学习的都是一些市长、公司总经理等人,你还能建一个高质量的人际圈子。”
随后,他递给记者一张报名表和课程宣传页,上面落款却是崔姓负责人曾经电话中告诉过记者的已经取消的“XX中研院”。
与美国媒体披露的冒牌大学吻合
早在两年前的美国《高教周刊》上,就对美国冒牌大学的特征有过这样的描述:
“未经美国教育部备案核准,没有accreditation(美国正规大学所有的系科每10年按标准检验一次),而他们所提到的认证机构正是由他们自己组成”;
“在其他大学需要几年工夫的资格,在这些冒牌大学里,只要付2000至1万美金便可买到博士文凭(有些要求交一份简历,编字数不少于55页的“博士论文”,这些“课程”和“研究”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完成)”;“大部分学校都有MBA,博士学位和托福班”;
“没有正规校舍,只有租赁的办公室”;
“有网页网址,但没有教授名单及其办公室地址”;
“目前,除了美国几个州(如Oregan),大部分州的政法部门还没有立法令禁止这类活动。”
在该校网站上的答疑解惑中,有两个问题记者看过之后哑然:一是“不想考博或考不上、又想要博士学位怎么办”?答:“只有拿国外大学的博士学位。”接着是“取得国外博士学位的途径有哪些?”答:“1)出国留学;2)中外合作教育项目;3)参加国内举办的以学分转移方式申请外国大学博士学位研究生课程研修班(指NU自己――编者)。”
至此,该校的“冒牌”性质读者应该了然。
权威人士:任何一所境外院校 不能在中国境内开展招生活动
1月16日上午,记者分别拨通了中国留学服务中心负责对国外学历学位认证工作的国际合作处处长车伟民和教育部涉外监管处处长陶洪建的电话,就美国国家大学(NU)的资质及国外院校在中国境内活动的合法性进行了咨询。
车伟民:这个学校的网站我看到了,它没有获得美国六大区域认证机构的认证,而目前我国只对经过美国六大区域认证机构认证过的美国高等院校予以认可并向中国学生推荐。这是一所开展远程教育的机构,根据WTO有关服务贸易的条款,我们没有对远程教育这块做出承诺,也就是说,目前凡是通过远程教育所取得的境外学位或学历,国内不认可。另外,根据中国的相关法规,境外院校不可以在中国设立代表处、办事处、办公室并在中国境内进行招生和做与招生有关的活动。NU中国代表处在中国的招生活动应该说是违法或违规的,肯定是有问题的。
与车伟民处长的意见相一致的是,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咨询热线的田老师对记者说,“凡是接到咨询这所美国国家大学(指NU)的电话,我就很明确地告诉他们,这个学校是冒牌的,不能去。但很多人可能是出于自己的情况,对我说出各种可以去的理由,不太愿意听到我这样的答复。”
陶洪建:目前在中国境内有不少挂着境外某某学校代表处、办事处或办公室的机构,这些机构都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办事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取得在中国合法开展活动的“执照”或“准生证”,他们的活动不受中国法律保护。
按照中国对社会独立主体的分类,境外教育机构被列为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民间社团机构,它要想在中国“落地”并合法开展活动,应当取得这一类的法人资格,我国民间社团机构的批准权在民政部门。
我对货币供给理论的兴趣始于30年前。1985年我和邓乐平、周慕冰刚刚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金系黄达老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时,黄达老师就是因为承接了国家社科基金“七.五”重点课题“货币供求量问题研究”,招收学生同时也解决了课题的完成人手问题。当是之时,曾康霖老师所带的两名硕士生邓乐平和周慕冰的论文选题恰好是货币需求和货币供给问题,所以招收邓周顺理成章,邓乐平入学后博士论文仍以货币需求为题,周慕冰则继续做自己的货币供给问题研究,为了增强这个“七.五”重点课题的现实感、时代感,黄达老师在“货币供求问题研究”课题组还特别吸纳了央行的两名同志:吴晓灵和王庆彬,吴晓灵当年从五道口硕士毕业到央行工作,已暂露头角,而王庆彬外号叫“王现金”,从事了一辈子货币流通和现金管理工作,有丰富的操作经验。当年的社科重点课题只有5万元经费,但在黄老师的领导下,这5万元每年开一次全国性讨论会(分别于黄山、北戴河和大连),还出了5本书,在今天看来,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儿。现在的各种论坛和研讨会多是罗马大会性质甚至比罗马大会还糟,主要请一些大领导,大领导来念稿子,念完稿子拿高额出场费后走人,举办会议方注重的是媒体报道情况和论坛收益状况,至于讨论的问题,并不是真正的关注点;但当年的理论研讨会,都是真讨论真研究,从经济学界的巴山轮会议、莫干山会议及至1989年的京丰会议都是认真讨论问题的,而黄达老师每年组织一次的货币供求理论研讨会更是研讨会中的典范,每次会议都就中国的货币供求及货币政策问题进行认真研讨,每次研讨中都有争论和碰撞,我与邓乐平、周慕冰还有王传伦老师名下的学生贝多广,每次都受益多多。
中国人民银行1984年开始行使央行职能,而此前人行也像商业银行一样办理工商企业贷款业务。所以,我们这三位首届金融学博士生正赶上中国金融改革在体制和政策上的风云变幻年代。此前的货币供给理论以黄达先生的银行资产业务创造信用创造货币为代表性理论,而到中国人民银行成为行使央行职能的调控型机构后,货币供给理论也开始尝试用西方的央行控制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影响货币存量、央行政策工具调控货币乘数这一套东西来说明和解释中国的货币供给实践,周慕冰的博士论文《经济运行中的货币供给机制》就是用现代货币理论观点解释货币供给机制问题的开山之作。
盛松成的新著《供给》是在他于1993年出版的《现代货币供给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了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央行货币政策操作实践的新问题新经验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力作。盛本人认为该书对中国的货币供给理论研究和货币政策实践具有以下意义:(1)研究货币供给过程对货币政策操作具有重要意义;(2)研究数量型调控方式在我国未来较长时期中仍具有重要意义;(3)一般意义上的价格型调控仍会涉及货币供给;(4)研究货币供给过程是中央银行调控的需要。从以上四点自我评价看,盛松成本人更重视的是《供给》一书的实践参考价值。但我认为该书的理论意义,即在货币供给理论总结方面的里程碑贡献也不容忽视。
两篇序言,吴晓灵序四平八稳高屋建瓴,余永定序则深入细致坦率陈词,在中国为人作序的名人中,能认真地读一读求序作品并直言不讳地指出作品的欠缺或不足,余永定可能是绝无仅有之人。这不能不让人心生敬意。由此可见,余永定的真学问和真性情。余永定在序言中用很长的篇幅讨论货币创造过程和M1与M2之间的关系,这让人想起40多年前,货币学派与后凯恩斯学派在大辩论中一直明确提出的一个辩论主题,即货币供给的内生性和外生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直接影响人们对货币政策是否重要、货币政策能否独立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两个根本问题的判断(1968年11月14日,在纽约大学工商管理研究生院第七届亚瑟・K・所罗门讲座上,沃特・海勒和米尔顿・弗里德曼分别代表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进行了一场经济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辩论,辩论内容被记录在次年由W.W. 诺顿出版社出版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对话》一书中)。余永定在序言中认为M1是由货币政策决定的,M2中的定期存款则是公众行为决定的。这个结论让我颇感疑惑,因为M1中的现金取决于家庭持币行为,活期存款多寡,企业和家庭愿意保持什么样的定期存款比例或活期存款比例,这本身又是由经济体系中的微观主体行为决定的,而不取决于央行的货币政策。
在公共管理研究前沿阵地美国,从1984年始就有学者评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质量①,继之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这个队伍,他们以博士学位论文和期刊杂志为分析基点,聚焦于公共行政文献中研究方法的质量问题[1]62。国内张成福于1996年发文[2]拉开我国行政学研究的“反思之幕”②。2005年,继中译本《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1]出版后,国内学界纷纷借鉴其中的评估框架来检视我国行政学研究存在的方法问题,从初始的描述性分析转向量化评估。笔者认为,研究方法固然重要,亦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但内容决定形式,研究主题是评估研究质量的一个更基本的因素,对学科知识的累积和内容体系的建构有着更根本的贡献。而在具有代表性的反思文献中,运用文献计量方法来比较全面检视我国公共行政学教材的论文仅有两篇③:曾峻[3]通过检视在国内9本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共管理教材,提出我国公共管理学教科书编著存在的问题,但由于该文发表较早,所选书目偏旧,样本偏少,所得结论局限于公共管理学(不包括公共行政学和行政管理学)教材;另一文[4]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内容的研究,对行政学的范式转换进行经验检验,但是评估指标单一,未能充分挖掘教材所提供的信息,虽然210本教科书突破前述研究样本量的局限,但是国内教材的质量参差不齐,无所限制的扩大样本会影响研究结论的质量。基于以上考虑,本研究以典型样本为主,并把范围扩大到公共管理学类(包括行政管理学和公共行政学)的中外经典教材。
二、研究设计
一个学科的理论体系是否成熟,教材是其集中反映,而教材的章节正是这一学科研究内容的典型概括。因此,以经典教材为样本进行分析,可以窥探这一学科的研究主题概貌。本研究选取中西经典教材为样本,并佐以中西比较。西方经典教材主要从“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经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教材系列中挑选,辅之“公共管理学科系列教材”(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和“公共管理译丛”(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等译介国外学术成果的窗口,结合北大、清华、复旦、中大、厦大等高校的博士参考书目,最终筛选出10本出现频率较高的教材。样本分布为其中5本来自美国,余下5本分别来自英、法、澳、和日本④。国内教材的来源有三:一是在公共管理学界具有相当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科带头人、或其著述入选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国内学人文库的学者所编著的最新教材,力求每个获得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点的985高校各挑一到两本教材,以反映这些高校的公共管理研究传统和状况;二是黄达强、夏书章等前辈早年编著的教材;三是台湾学者的5本教材。这三类教材(共24本⑤)的选取有利于作纵向和横向比较。基于评估需要,笔者从教材中提取以下指标制成统计量表,编码录入,以SPSS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1)出版年度。是指教材是哪一年出版的,若是国外的教材,则以版权页的时间为主。设计这一指标可以了解教材的新旧程度。(2)版本。是指教材出版到第几版,据此可以判断教材的受欢迎程度。版本越高,说明该教材越是被广泛使用。(3)国家。指教材在哪个国家出版,只要用于衡量国外教材选取的代表性。(4)写作情况。指该教材是专著、合著、编著还是主编,共四类。(5)章数。指该教材共有几章,把导论计算在内。(6)逻辑体系。指该教材的内容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可从教材的目录判断,或者作者的序言、译者序中寻找,次之则根据教材的内容来判定。(7)特色。指该教材的与众不同之处,例如《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一书是经典理论和案例的汇编,通过案例阐释概念理论;再如《行政科学》一书的行政法和比较行政的色彩浓厚等。(8)研究主题及其频数。研究主题大体与教材的章节名重合,有些章节名出于统计的需要笔者做些改动,以便归类。在所有样本中加总各类研究主题的出现频率和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9)页数。指该章节在教材中所占的页数,为了消减误差,由下一章的起始页减去本章的起始页得出。页数越多,表明该章节在教材中的分量越重。(10)重要程度。指该研究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分为三个等级(1为不重要、2为一般重要、3为比较重要)。通过计算该教材中所有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判断。(11)变动情况。指该研究主题是否是新版教材中的新增加章节,或者是指该研究主题在修订版教材中大幅度改动,分别赋值1为是,0为否。我们可以通过新旧版教材的对比,或者作者的再版序言中得知。
三、结果分析与比较
(一)教材命名与范式转变所选样本中从书名来看,国外没有一本教材命名为“公共管理学”的⑥,与国内的教材形成鲜明对比,正如另外一项研究[5]所发现的,国外仍以传统公共行政为主流,其他新兴范式亦有反映。除老教材和该领域的前辈夏书章、黄达强、竺乾威等人,台湾学者也偏好取名为“行政(管理)学”或者“公共行政学”外,国内的新版教材都命名为“公共管理学”。这一教材取名的不同,是否反映西方和国内学者关于公共行政学范式变迁的不同看法?有学者为此通过210本行政学教科书的内容研究,发现从传统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虽然在内容安排上有差异,但只是在相同的“管理主义”价值观取向下进行的不同的制度安排和技术设计,行政学范式没有发生转换[4]。国外学者似乎对在公共管理中应用“范式变迁”不太感兴趣,只有欧文•休斯主张新公共管理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但他同时指出范式变迁是一个渐进过程,“管理主义改革仍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6]笔者也试图在国内教材中寻找编著者命名的初衷,发现公共管理学作为当代政府管理的研究新潮遇到了诸多的难题和大量批评,它并未形成统一的成熟的理论框架及范式;“公共管理”话语的生成与流行大概与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确立公共管理学为管理学门类一级学科有关,只能以此来解释教材易名的原委。
(二)版本、编著与经典国外教材版本的均值为3.7,其中《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已是第八版,其次《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第七版,均是经典之作。相反,国内的教材82.6%都是第一版,虽教材名目众多,且是新近出版,然多是相互抄袭,鲜有新意。只有夏老主编的《行政管理学》已出版四次,其它影响较大的教材如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已出版三次),陈德禹编著的《行政管理》(修订2版)等。版本越高,表明该教材越是受到读者欢迎;出版越早,多被誉为经典。究其原因,国内的行政管理专业学科建设八十年代才起步,虽处于快速发展中,但知识体系的积累缓慢,学科理论体系的构建更是任重道远;与美国将近一百年的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史相比,仍属年轻后辈的学习阶段。经典教材是多方面的因素铸就,更需学科历史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新”是建立在“旧”的基础上。教材的编著情况也印证这一点,所选样本中国外的教材60%是专著,30%是合著,只有一本《公共行政学:概念与案例》是主编。而国内的71%为主编,2本为编著,只有5本为著⑦,而这5本中只有一本是大陆的,另外4本是台湾的。一般来说,主编的教材很难保证教材整体的质量,因编写者的素质而良莠不齐,很难引为经典之作(除非是学科的开山之作,譬如夏书章、黄达强主编的教材,即使这样,也只能堪称国内经典)。这种“知识生产方式”即几个人、十几个人写一本教材,东拼西凑,“洋为中用”,内容充斥着相互“借鉴”、相互克隆的东西,结果只能停留于低水平重复的状态。这也可解释为什么国内教材短短几年间雨后春笋般的涌现而经典甚少,主编的教材往往写作周期较短,有如饮食中的快餐,而经典教材则如炖品,需文火慢慢烹制。
(三)章数、页数与逻辑体系国外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4,众数为13和14,最大值20(西尾胜的《行政学》)和最小值8(德巴什的《行政科学》);国内教材的章数均值为13.47,众数为13,最小值8(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最大值24(江明修著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与社会实践》)。从以上统计值来看,结论比较一致,教材一般13到14章为宜(包括导论),而每章的篇幅多大呢?以国外教材为例,总页数均值为480.4,如按14章来算,则每章占34.31页,和每本教材章节的页数均值36.92大体相当。而教材的章节编排是否成逻辑体系?分析结果表明,国外教材70%有着内在的逻辑体系,而国内教材章节的前后逻辑关系不明显,对行政环境、行政职能、行政组织、行政领导、人事行政、财务行政、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行政改革与发展以及机关内部事务管理等传统模块内容进行任意取舍编排,似乎谁先谁后无关大碍,走近了所谓的“教材丛林”。恰如某学者所言,“教材篇章安排依旧延续了过去模式的做法,至于这些模块之间的有机联系是什么,语焉不详,结果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现有研究更没有自觉去寻找整个知识体系的逻辑起点,缺乏一条红线,一个核心把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串联起来”。[3]虽然国内教材章节的逻辑体系不明晰,但其编排套路仍可归为三种:其一,多数教科书(54.17%)因循以往行政学模块式做法,在教材编写体系上主要是以政府管理过程为主线,篇章安排沿袭怀特《行政学概论》(1930年)的基本套路,杰出代表者为夏书章、王乐夫编著的《行政管理学》,竺乾威主编的《公共行政学》。其二,受休斯的《公共管理导论》影响,按照当前流行的西方公共管理范式进行编著,注重将工商管理的技术、方法与工具如绩效评估、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管理等引入到公共部门管理中来。这类教材(占到33.33%)近年陆续出版,典型代表为陈振明主编的《公共管理学———一种不同于传统行政学的研究途径》。其三,将传统公共行政学与公共管理模式相结合进行编著,试图在公共行政管理的过程中融入公共管理的相关内容。这类教材居少数,只有12.5%,以张国庆主编的《公共行政学》为代表。
(四)特色从编写方法、行文风格、取材构思、理论视角等方面来评价国内外的经典教材,笔者发现国外10本教材各有特色,异彩纷呈,生动活泼,可读性强。除了前述两本外⑧,比如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学》从管理、政治和法律的途径描述、阐述和分析公共行政。又如《行政过程的政治:公共行政学新论》用大量现实资料及案例对公共行政学的原理进行深刻的阐述和剖析,突出新公共行政学的政治视角。再如西尾胜的《行政学》以制度论、管理论和政策论构建全书的体系,以一般的理论为前提演绎分析日本的行政,日本的本土化色彩浓厚。还有《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梳理了美国公共行政的百年发展与困境。如此种种,不胜枚举。相比之下,国内的教材则体裁单调,内容趋同,结构呈板块式或要素排列式,许多版本没有明显的特色。正如薄贵利所言,“行政学的一些著作和教科书,相互模仿和抄袭的比较多,在理论体系上和逻辑结构上鲜有突破和创新。读了这本书,再读另一本书,许多人都有一种似曾相识之感”。[7]从教材的编著取向看,台湾的教材则反映公共行政作为一种公共部门管理方式、方法和工具的特性,呈现出浓厚的管理主义取向,样本中陈德禹的《行政管理》最为明显,内含了管理学中的组织、计划、决策、授权与分权、领导、人事等主题。大陆早期如黄达强、夏书章等编著的教材,也是一种以提高行政效率为核心的管理主义取向。从内容写作看,多数教科书停留于泛泛而谈的水平,对于中国行政管理原则、特点的概括分析大多局限于学理和法律文本,没有直面现实的问题和差距,公共管理学的实践性与操作性没有充分体现。具体说来,教材每一“板块”或“要素”的内容,大致都是含义、特征、分类、地位、作用等几个方面,各篇章基本如此,无大差别。这种“标准化”现象缘于多数教材编写者缺少从事公共管理的经验和感性认识,所以简单归纳概括、理论演绎的情形比较多,无法为公共管理实务者提供切实的指导。从叙述论证看,过于宏大叙述,缺乏事实资料支撑。翻阅国内样本教材,几乎很少看到来自行政管理实践的调查、统计、案例、数据。比如关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内容,大多停留于理论演绎,大多阐述西方政府间关系的历史与现实和我国政府间关系的现状与改革,而中央、省、市、县、乡镇等各级政府到底在干什么?职权到底是怎样划分的?这些问题却得不到解答。再如行政决策,现行教材中所介绍的决策程序都是四个步骤或三个步骤,内容比较空洞,反映不了党委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五)研究主题通过对各研究主题的频数统计,国外教材排名靠前的研究主题如表1所示。再根据该研究主题的页数的平均值、中位数、标准差、最大值和最小值,据此来识别该主题在教材中的重要程度。这十大主题,我们不能只看其频数的高低,更要结合其重要程度,比如“导论”这一节,虽然是90%出现率,在教材中却属于一般重要的位置;而“公共组织理论”虽然频次略低,从所占篇幅来看在教材中却属于百分之百重要的位置,这也反映了公共组织理论作为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石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绩效管理”作为新兴的政府管理工具受到热捧,出现频率高于其他的政府工具,这反映了西方教材的与时俱进、贴近政府改革实践。国内教材的研究主题按其频率的高低依次排列如下:公共政策、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组织、行政领导、法制行政、政府职能、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政府伦理与责任、公共财政等等。两相比较,国内外教材的研究主题大体相近,如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公共政策分析、公共组织理论、责任与伦理、绩效管理、政府改革与治理等主题受到学者的共同关注。此外,国内教材保留了一些传统的行政学研究主题,如行政领导、机关管理、行政沟通与协调、行政权力等,还根据政府管理的变革突出一些新主题,如政府职能转变、危机管理。但是“公共预算与财政管理”这门“显学”还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同样地,对于政府间关系、战略管理等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题仍显研究不足。
笔者认为,好的教材要能指导学者的研究和研究生学位的教育,因此笔者通过以下的两个比较分析来检验现有的经典教材是否能很好的指导学术研究和学位教育。一是与中美两国的公共行政学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领域比较。因为博士论文是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成果的集中反映,亦是其所在学科研究的现状与水平的直接体现。据学者的研究成果[8],中美博士论文的核心议题如下(其排列次序随着国别、年度浮动):行政理论、比较公共行政、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政府间关系、管理科学、组织理论及行为、人事管理、政策分析和其他。两相比较发现,国内的博士论文聚集于行政理论、管理科学和政策分析,较大部分论文集中在对策性的管理方法研究,较少涉及理论探索、检验和论证等基础性研究,而对美国90年代博士论文新近出现的雇员行为及发展、财政及预算、组织理论及行为等核心议题关注不够,研究不足。这印证了以上教材分析的结论,国内的教材不能很好的指导研究生学位的教育,教材的编写和博士论文的写作脱节为“两张皮”。而组织行为的研究,笔者认为将是公共行政学迈向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助推我国博士论文从类似工作报告的对策研究走向强调理论验证或推导,更为强调定量技术的科学研究。二是与学术界的研究主题比较。
学术研究成果主要呈现形式是期刊论文,通过统计分析中国公共行政代表性期刊近10年的论文,大体可以获知学者们关注的研究领域。何艳玲[9]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行政科学的研究主题依次如下:行政改革(28.5%)、行政哲学(包括行政伦理、行政文化)(13.2%)、公共财政(9.8%)、行政组织职能(8.8%)、公共政策(8.6%),其余有行政决策、公务员制度与人力资源、绩效评估(行政效率)、政府间关系等领域。两相对照发现,学界的研究主题大体与国内教材的重合,但期刊论文更注重实效性,紧跟“行政改革”,探讨“政府间关系”,研究NGO回应社会问题,同时兼顾传统的研究领域如政府伦理与责任、行政文化等。统计分析也有力所不逮的软肋。数据资料的定量分析只能说明过去,解释现在,或能一定程度上预测未来,却难以前瞻性的规划未来。正如登哈特所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家们之所以无法产生恰当、适用的知识,是因为他们对实证主义的信奉,是他们把自己的学术活动局限在资料收集和统计处理上,从而只能得出经验主义取向的理论”。[10]119基于研究主题频数统计分析的结论也只是说明了学界过去和现在在做哪些领域的研究,却不能指出我国行政学者在未来应该做哪些研究。根据转型期中国公共管理的实践发展和现实需要,笔者认为公共企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共行政、非营利组织与第三部门管理、社会政策与管理、公共信息资源管理、司法行政等这些出现频率较低的研究主题恰好是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薄弱环节,尤其是公共管理视阈下的国有企业研究几近空白,这是未来应该加以重视的研究主题。
四、公共管理教材的编著途径
作者:邵培仁 刘强
浙江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本书冠以“跨世纪传播学丛书”,是第一本关于媒介经济管理方面的论著,确切讲是一部教材。作者用学者的视角,综合运用管理学、市场学、经济学的知识对媒介经营管理进行了系统论述。它以学科的界定、职能的确立为开篇,相继阐述了媒介产品、市场、营销,以及人力开发,财务管理和相关媒介运营流程。管理学和经济学作为西方的舶来品,它们的精华被作者有机地结合到中国特色的时空环境中,并在媒介产品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传统上,我们更强调媒介产品的喉舌作用和社会效益,并把这些效果的好坏作为媒介产品使用价值高低的唯一评判标准。其实,媒介产品与一般商品一样,有着共同之处。比如,报业的营销使用了大量的企业惯用手法,报纸价格战从2元到1元、5角、2角,甚至1角;报纸版面战从4版到8版、16版、24版、36版,而价格不变,其弥漫的硝烟不亚于彩电大战。这一事实也说明媒介已经意识到需要仰仗市场而生存,意识到经营管理团队的重要性,以前比较次要的经营广告部门和人才被推向了市场的前沿。本书正是基于这种需求而著。
作为学者和教师,作者对每一章节都进行了详细的引证、分析,并结合案例具体介绍了每一种媒介产品的不同运营模式,以至于洋洋48万字,近500页,带有明显的学院派特点。对于不断变化的媒介生存环境,书本并非实战演练,只是提供了一种理想化的媒介运做程序。对于新闻专业的学生来说,这也是一本可读之书。
《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
作者:胡太春
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5月第1版
唐太宗时的诤臣魏征说:以史为鉴,知兴衰。作为新闻领域中佼佼者的新闻史学就是如此。关于媒介经营管理史的论述以前散见于新闻史的教材论著中,是胡太春先生的这部专题填补了媒介经营管理史研究的空白。报业在媒介家族中历史最长,发展最成熟,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它的经营管理对其他媒介具有普适性。该书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报业为线索,勾画了200余年中国报业经营管理的历史长卷,反映了中国报业的经营管理由原始状态走向科学管理的历程。对于无产阶级的报业和资产阶级的报业,除去性质和目的的差异,在经营管理上是可以借鉴的。书中对《京报》、《新民丛报》、《申报》、《大公报》、《世界日报》、《报》、《解放日报》以及台港澳地区30余家报纸进行了个案分析,他们的股份制经营、市场运作、人才理念以及印刷发行的具体操作都有很强的资料性,对今天的报业,以至媒介业有借鉴意义。
作者的治学态度很严谨,书中资料的可信度很高。而且,鲜明的阶级观点在字里行间打上了深深的烙印。在知识经济环境和WTO的要求下,我们决不能因为阶级观点的差异而放弃对西方媒介经营管理经验的借鉴,不可故步自封。从事精英行业要做智者。
《新闻事业经营管理》
主编:吴文虎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本书系教育部“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之一。作者从学者的角度,将经济学、管理学、市场学、新闻学和传播学结合起来,综合透视了我国新闻媒介企业化管理和集约化、规模化的特点和规律。其实,就媒介经营来讲,它同一般商品经营有着很大的相通之处,许多成功的媒介经营案例,无非就是把商品经营的精妙之处嫁接到媒介经营中来。只不过媒介生产的是新闻产品,比如报纸不符合主管部门的要求,完全可以作为伪劣产品来处理。所不同的是该产品的处罚由意识形态部门,如宣传部和新闻出版局,而非技术监督或是工商管理部门负责。书中重点讲了媒介产品与市场营销、广告经营管理、媒介的生产、技术设备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和公共关系,并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上海、北京、广东的媒介发展趋势为例,对媒介产业化、集团化,媒介管理机构和体制改革进行了论述。作为教材,该书还尝试确立新闻事业经营管理的学科地位和原则职能。
它的优点是文字简约,详略得当,屏弃、突破了传统教材的那种事无巨细的解释,删掉了多余信息,重点介绍了媒介经营的宏观层面。作为学者而非业者,这就是高明之处。该书阅读起来耗时不多,适合学生入门和时间宝贵的业内人士的初步学习。每章前的内容提要,就像报纸头版的导读,使我们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取舍,体现了对读者的尊重。但该书对媒介经营技术论及较少,使想进一步提高的业者找不到解渴的梅林。
《媒介管理研究》
作者:胡正荣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
在媒介经济专著许多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如曹鹏博士的报业集团研究,刘宏博士的传媒市场对策研究,胡太春博士的中国报业经营管理史研究,以及本书。这些博士在该领域往往站位较高,其专著具有很强的前沿性。由此,也说明媒介经济正受到学术前沿的高度关注,它的发展将后劲十足。
该书的副题是: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也就是说,它锁定的读者对象的兴奋点是广播电视。作者从现代管理理论和系统论的角度提出了建立广播电视媒介管理创新体系,并对广播电视存在的外部环境,如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以及媒介市场、资源和受众,内部环境,如结构作业系统、管理心理系统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面向21世纪的广播电视管理创新体系模式。
《传媒产业经营实务》
主编:周鸿铎
新华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传媒产业经营实务,顾名思义是从传媒产业的微观层面研究媒介,研究印刷媒介产业、广播产业、电视产业、邮电产业如何做大影响力经济的经营之道。上面提及的诸多媒介产业虽为同宗,但其经营之道各有奥妙,而本书的亮点更多地表现在电视业经营上,显示出作者对电视业经营的娴熟有加。
除对不同媒介产业的性质、经营、结构、发展进行了分析预测外,重头戏体现在电视产业经营上,其内容和篇幅占据了半壁江山。从电视节目的特点机会、竞争范围、成本制作,电视节目市场经营、构成及营销,电视广告经营,电视剧经营及电视网络、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条分缕析。所以,名副其实地讲,本书主要关注的是电视业的经营之道,电视业者是它的最直接受益人。
《中国传媒的市场对策》
作者:刘宏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
双重属性是传媒的内在规定性,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表现强弱不一样罢了。今天,中国传媒的经济属性正脱去隐者的外衣,在经济舞台上闪亮登场,而且出手不凡。君不见媒介业24小时不停地征战,白天报业战成都,晚间电视战长沙。这些竞夺就是媒介取得了政治属性对自己的理解,而积极寻找市场发展对策的过程。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政治属性(或称社会代言人、社会守望者、舆论引导者)和经济属性必须寻找一个平衡点,才会生存,也只有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媒介本身才能健康成长。如果过分强调某一方面就有可能造成蹩脚的媒介。现在无论意识形态领域,还是媒介本身对这双重性都有了共识,但如何实现它们之间的良性互动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基于此,作者以双重性为核心,从东西方对比研究入手,在理论上探讨了传媒双重性的表现形式,以及传媒双重性在中国的表现,传媒产业化、传媒集团化和政府宏观调控同传媒双重性的关系。
本书的核心问题是围绕传媒双重性,研究在中国如何实现双重性的良性互动,寻找切合中国环境的媒体发展之路。作者认为,即把政治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又用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强传媒政治角色的双赢策略是中国传媒市场发展壮大的根本选择。总的来说,这些论述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经济基础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广电媒介集团化研究》
主编:黄升民 丁俊杰
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发展媒介集团已成为共识,但如何打造却值得研究。基于媒介之间的不同特点,对媒介集团的研究分为两派,一是以报刊出版集团为主,一是以广播电视为主。几乎所有的媒介经济教材和论著当中均有关于媒介集团的章节,但关于媒介集团的专著却少之又少。本书的编者都是广电界的知名学者,基本上反映了广电集团化领域中的最新成就。该书分为五篇:现状篇对中国广电媒介生存现状进行了分析;启示篇以BBC、NHK和美国时代华纳为个案剖析了海外媒介集团的发展脉络以及对我们的启示;探索篇围绕广州广电的资源规模使用、湖南广电的资本运作、上海广电的效益管理揭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的探索过程;战略篇提出了中国广电集团化发展的战略规划,梳理出进行集团化的核心思路,以及两种集团化操作模式;相关研究篇以关注媒介生存为主题分析了新技术新环境下的媒介发展趋势。在媒介经济的书籍中,该书仅从版式大小、字数和页码上都可以称为重量级,价格也不菲,但对于研究、关注媒介集团化的业界和学界人士来说,读后却能受益。从市场角度讲,它锁定的就是这些专业人士。而且,该书的资料性也不容忽视。
《报业中国》
作者:孙燕君
中国三峡出版社2002年2月第1版
《报业中国》,中国报业,确实好大气的名字。作者以记者的眼光鸟瞰了当代中国报业的现状和趋势。在这样一个快速整合的时代,报业也是战火不断,烽烟频传。为了攻城掠地,报人们赤膊上阵,对工商业的市场营销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赔钱杀出一条血路。书中透出的“血腥味”,证明了报业对市场的强烈依存度,同时也表明,报业需要一流的团队,不仅有优秀的编辑记者,还要有卓越的经营家。本书以大特写的笔法再现了“广州报业的三国演义”、“京城报业的群英会战”、“成都报业的春秋五霸”
关键词:旅游形象;策划;理论;我国
旅游业在经历了资源驱动、产品驱动、市场和营销驱动后,进入了形象驱动的阶段。“形象就是实力和财富”的观点已得到业界的普遍认同。旅游形象研究对于提高旅游地和旅游企业的知名度、识别度、美誉度及引导旅游者的出游行为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旅游形象是可以塑造的,其有效的手段就是对旅游地的形象进行策划。如何策划鲜明、独特、富有吸引力的旅游特色形象,已成为一个旅游地或旅游企业拥有竞争优势的重要条件。正如Pike(2002)所言,旅游地形象是旅游学术界最为热门的话题之一。
关于旅游形象策划的综述类文章,只有苗学玲(2004)对我国1994-2003年旅游地形象研究的述评。她采用定量分析和定性归纳的方法,由表及里梳理10年间国内这一方面研究的发展脉络,聚焦核心理论的演化,揭示出国内旅游目的地形象研究的发展过程和现状。其实仍属于旅游形象研究综述。
一、基本概念
(一)旅游形象
对旅游形象的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提出旅游目的地形象这一概念的是Mayo;国内最早提出旅游形象的学者是邱焰美(1986)。我国最早研究旅游形象的学者是白祖诚(1994)。
国外学者探讨最多的是旅游地形象(DestinationImage),其次是旅游形象(TourismImage)。国内学者在研究旅游形象这一概念时,有多种提法,如旅游形象、旅游地形象、旅游目的地形象、旅游区形象等。
经过了30多年不断深入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旅游目的地形象概念含义的理解经历一个从模糊到具体、从片面到较全面、从宽泛到集约的过程(程金龙等,2004)。但是,尽管研究所涉及的主题众多,在目的地形象的特性上仍未有共识,因此,仍有进一步理解旅游目的地形象的概念及组成的必要。
从旅游者的角度看,旅游目的地形象是他们对旅游目的地的总体印象和期望;从旅游地角度来讲,旅游目的地形象是旅游资源优势的集中体现(程金龙等,2004)。从时间角度来看,旅游形象由历史形象、现实形象及未来形象构成(马勇、李玺,2002);从空间角度来看,旅游形象可分为省(区)域(宏观尺度)、县(市)域(中观尺度)和景区(微观尺度)3个层次。
(二)旅游形象策划
陈传康等(1996)发表的《神仙世界与泰山文化旅游城的形象策划(CI)》一文被认为是国内第一个关于旅游地的形象策划。1999年,李蕾蕾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写成《旅游地形象策划:理论与实务》一书,这是国内第一本系统探讨旅游形象及策划的专著(乌铁红,2006)。
旅游形象策划是旅游地经过人为干预的形象再造过程。陈晓梅(2008)认为,旅游形象策划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旅游形象前期研究、旅游形象定位研究、旅游形象推广研究、旅游形象影响及作用研究。苗学玲(2005)认为,旅游形象策划的步骤可以简化为4个部分(见图1)。
其中分析包括地理文脉、旅游形象的受众调查、替代性分析;定位指在分析的基础上将旅游地的核心理念概括出来,浓缩为一个形象口号;然后,围绕此理念在本地塑造物质视觉和人文感知形象;最后选择适当的传播手段影响受众。
运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对“旅游形象”类文章进行二次检索。结果发现,“分析”、“定位”、“设计”、“传播”是旅游形象策划四个步骤相关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因此,可以将旅游形象策划分为旅游形象分析、旅游形象定位、旅游形象设计和旅游形象传播四个阶段。本文借鉴苗学玲的“旅游地形象策划简化模型”,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阐述。
二、研究内容
(一)旅游形象分析
我国旅游学者在吸取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拓展了旅游形象研究的领域,取得了一些理论成果。
1、“脉”理论
“脉”理论经历了“一脉”到“四脉”的丰富和发展历程。文脉概念最早由陈传康(2003)先生引入旅游规划(于1996年),特指旅游点所在地域的地理背景。后来,范业正(1998)将“文脉”进行细分,把旅游目的地自然因素称之为地脉,社会文化因素称之为文脉,“二脉理论”由此形成。牟红、姜蕊(2005)进一步将其细分为地脉、文脉、史脉;章尚正等(2006)则提出了地脉、文脉、商脉的新细分。熊元斌、柴海燕(2010)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旅游目的地形象定位的“四脉”理论,即地脉、文脉、商脉、人脉,并以商脉为核心重构旅游目的地形象分析理论。
此外,吴必虎(2001)提出“地方性研究”这一概念,内容包括自然地理特征、历史文化特征和民族民俗文化的研究,与“脉”理论一样,都是关于地理背景分析的研究方法。
“脉”理论是旅游地分析的重要理论框架,目前还处于描述性阶段,需要不断深入,形成层次体系。
2、旅游形象关系理论
旅游形象关系理论包括屏蔽和叠加两部分。自王衍用(1993)最早提出“热影区”概念以来,旅游形象屏蔽研究应运而生。许春晓(2001)回顾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归纳了屏蔽现象的类型及性质,并对屏蔽度概念及其测量方法进行概述;李国平、叶文(2002)提出了游客感知“灰度区”与游客感知“光环区”的概念,并对“灰度区”旅游形象策划进行了一种模式探讨――旅游产品的形象整合模式;杨振之、陈谨(2003)对产生“形象遮蔽”和“形象叠加”的原因、形象遮蔽的表现形式、作用机制、空间影响力和如何避免形象遮蔽,产生形象叠加效应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分析;李雪松、田里(2009、2010)分析了旅游形象屏蔽机理、基本性质与空间表现。
旅游形象屏蔽理论核心内容之一是旅游形象替代性分析。吴必虎、宋治清(2001)强调了在旅游地形象的前期研究中,替代性分析的重要性。
旅游形象屏蔽与叠加其实是旅游竞争与合作的结果。关于旅游形象屏蔽的研究正在不断深入,但是关于旅游形象叠加的研究却没有进展。如同替代性分析之于屏蔽理论,互补性分析之于叠加理论,是空白点。
(二)旅游形象定位
金颖若(2003)提出旅游地形象定位及口号设计应满足独特性、社会性、吸引性、认同性、整体性、层次性、艺术性的要求;戴继洲、徐升艳(2007)针对我国旅游形象定位互相雷同的问题,提出了旅游地形象USP(Uniquesellingproposition)的独特性定位理论框架;赵磊(2009)从意象理论入手,以意象所内隐的内在底蕴与外在形象的相互生成机制作为理论支撑,对文化旅游形象进行实证定位。总之,旅游形象定位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多是嫁接其他学科理论。
(三)旅游形象设计
陈传康(1996)的CI(CorporateIdentity)、李蕾蕾(1999)的TDIS(TourismDestinationImageSystem)、殷柏慧(2004)的RIS(RegionalIdentitySystem)是目前国内旅游形象设计中常用的理论和方法框架。
陈传康的旅游形象设计理论以企业CIS为基础,旅游形象设计体系由企业CIS延伸形成,包括MI(理念基础)、BI(行为准则)、VI(视觉形象)三部分。李蕾蕾的旅游形象设计与传播模式称为TDIS。它是以旅游形象调查为基础,对旅游地的地方性进行分析,综合得出形象定位和口号,然后根据形象定位设计形象感知系统(人-地感知形象和人-人感知形象)和形象传播系统的方法。殷柏慧在前人的基础上,构建了区域旅游形象策划的RIS框架,分两个建构层,第一层包括理念识别系统(MI)、行为识别系统(BI)、文化识别系统(CI)和视觉识别系统(VI)四个方面,第二层包含总体旅游形象策划(GI)、一级子系统形象策划(FI)、二级子系统形象策划(SI)和精品旅游线路形象策划(LI)四个层面。
本质上,这三种理论都没有脱离企业形象设计的阴影。旅游形象设计的理论有待突破。
(四)旅游形象传播
目前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旅游传播理论是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DMS)。它是世界旅游组织在全世界大力倡导的一种旅游信息化应用系统。李宏(2004)对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的构建与运作机制做了研究。周年兴、沙润(2001)根据传播媒介的不同,将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形成分为大众传媒传播、旅行中间商、形象代言人等8个传播阶段;罗秋菊(2009)运用城市触媒理论从触媒对象、触媒强度、触媒因素、触媒机理几个方面对大型事件活动提升举办地旅游形象进行研究评价。旅游形象传播的理论有待深化。例如,业界旅游形象营销正在向旅游形象管理转变,而理论界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对旅游形象策划的研究,从缘起发展到今天,研究基本上循着从简单到复杂、从单因素到多因素的道路前进。研究领域不断扩大,研究方法逐渐增多,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不足。
在旅游形象分析理论中,“脉”理论还处于描述性阶段,需要形成层次化、系统化的科学分析体系,旅游形象关系理论关于旅游形象叠加的互补性研究尚存空白;在旅游形象定位理论中,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多是嫁接其他学科理论;在旅游形象设计理论中,陈传康的CI、李蕾蕾的TDIS、殷柏慧的RIS这三种理论都没有脱离企业形象设计的阴影,有待突破;在旅游形象传播理论中,旅游目的地营销系统(DMS)等理论有待深化,新的营销理念需要理论跟进。
总之,旅游形象策划研究的理论尚不完善。迄今为止,还没有关于旅游形象策划的一套完整、专门的理论。从理论研究的内容上看,国内旅游形象策划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旅游形象的分析和设计研究;从理论自身的发展来看,我国旅游形象理论大部分是借鉴其他学科和国外同行的形象理论来解释旅游形象设计中存在的问题,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展望
旅游目的地形象的研究将进一步与其他学科交叉、渗透与融合;更加重视基础理论,进行理论体系的构建,加强旅游形象理论体系的研究;旅游形象分析系统化,定位注重准确性和差异性,设计突出个性和原创性,旅游形象营销转向旅游形象管理。
今后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有:一是旅游地形象的竞合分析;二是旅游形象的定位理论;三是旅游形象策划的系统理论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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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独立院校 发展定位 转设
近期,在教育部发展规划司提出《关于2015年列入教育部专家考察申报设置高等院校的公示》中有36所高等学校更名或合并;与此同时,另有9所独立学院申请转设为独立设置的本科民办院校。据统计自2011年2月,全国独立院校里累计有40所转设为独立民办本科院校。独立学院的转设,成为破解独立学院发展瓶颈的最优化路径。独立学院转设使其脱离枷锁、摆脱沉重的财务压力,走向积累资金、加大投资办学、灵活专业设置等发展需求的康庄大道。
一、独立学院的发展定位与转设
转设政策的提出,对独立院校的发展如同雪中送炭,将独立学院的未来归纳到民办普通高等学校谱系。这个新发展定位为独立院校提供了更大的平台,这是其发展之路上难得的契机。
独立学院只是一种过渡模式,是国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的一种尝试和探索。转设后,以民间资本为主体的独立学院脱离母体校,成为完全独立法人的实体和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民办高等教育学校。与此同时,独立学院将迎来新的挑战和机遇,其属性将归属于民办高校的范畴,属于民营运行模式,通过发展逐渐与公立大学形成良性竞争,利用灵活的办学模式,开发潜力,提高教学水平。
独立学院仅用了十几年,便完成了发展初期的规模扩张,其规模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推动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但毕竟是这种进阶式的发展选择,并不是独立学院创业初期的最终目标选择,且在独立院校迅速发展的过程中,更多的问题与矛盾逐渐暴露出来,这就促使“时过境迁”之后为谋求更大的发展会有更多的新的诉求,急需新的制度安排和设计为其谋求新的发展。
二、珠江学院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成立于2006年,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天津财经大学与广东珠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独立学院模式和机制合作建立的一所本科层次的普通高等院校。学院设有会计学、财务管理、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旅游管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英语、日语、视觉传达设计、音乐学、服装与服饰设计、广告学等41个专业及专业方向,覆盖经济学、管理学、文学、理学、工学、艺术学领域。现有专兼职教师400余名,在校生8600余人。如今,珠江学院办校已十年,发展迅速、体系壮大,但在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影响学院今后的转设与发展。
1.办学定位与培养过程的脱节。
珠江学院建校初期,把建设有珠江特色的应用型独立院校作为自己的定位。但由于学院办学起步晚、资金薄弱而发展却突飞猛进,从而在培养过程中逐渐出现了诸多问题。一方面学校建校初期以母校财经大学办学理念为模板甚至完全照搬,另一方面在校园建设后期投资规划方面又效仿北京科技大学天津学院发展路线。由于天津学院成立较早、规模体制更完善且都是珠江集团投资,从而导致珠江学院现在的办学定位受到母校与天津学院的影响。珠江学院没有认清自己的发展理念,学院发展理念模糊,无法依据办学主体的个性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办学理念。
2.专业设置不合理。
在珠江学院的专业设置方面,教育部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即珠江学院开设的专业应该是天津财经大学已开设的专业。这导致珠江学院在专业设置方面与天津财经大学专业设置雷同,雷同率达到80%以上,相似度极高。专业雷同设置导致独立院校必须依托母校的师资人才、母校专业的发展方向,从而无法有自己独立创新的思路。另外,会计系和管理系是珠江学院的主创系部,但是现在天津的10所独立院校中,有4所创办此类专业系部。尤其是天津南开大学滨海学院和天津商业大学宝德学校,在会计、管理、金融方面与珠江学院已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3.缺乏人才储备和建设机制。
珠江学院历经10年的发展壮大,逐渐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年轻有活力的师资队伍,但是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与其规模快速扩张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一方面学院没有人事权招聘教师专业数量由创办单位说了算,学院很难构建一支稳定的师资队伍,另一方面学院没有转设人才引进的专门资金,很难吸引更多的高水平人才。珠江学院采用“院中院”的模式,为今后学院转设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由于人才引进问题,导致珠江学院虽然开设管理学院和艺术学院,但是师资少,根本到达不了一所专业学院的师资数量,一位任课教师一周要上二十多甚至三十课时的课程,这不仅影响教师的授课质量,而且容易引起人才流失。
三、解决珠江学院发展定位的对策和建议
1.办学目标、人才培养合理化定位。
办学目标合理化定位的前提是对办学目标的准确认识,学校的创办者必须明确学校的性质与办学目的,准确认识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指导思想、发展战略及治学方略等方面,以促进学校的快速发展。当前,随着公办高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及生源的逐年减少,珠江学院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必须科学分析社会需求和学校所处的外部环境,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合理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和空间,明确学校的目标、重点和办学特色。面对高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独立学院必须跟随市场的需求趋势,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构造选取人才规格定位。同时应针对性地设定特色性人才培养类型,结合学院的办学理念及学源状况,制定新的目标定位。珠江学院根据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类型,并结合学生状况、学校的学科和专业优势,将人才培养规格定位为具有创业能力、创新意识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正确的目标定位,对高校来说就像漆黑夜里的一盏明灯,有了方向、少走弯路、大步前进。珠江学院历经了十年的发展,应在进行两个方向目标定位:如何建设独立学院、建一所如何的独立学院。
2.专业建设合理布局,形成学科群教学模式。
专业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基本组织,它直接决定着学校的招生、教学资源配置、教学活动组织及毕业生的就业取向。珠江院校应该在资金、师资配置上对优势专业加大投入,使其做大做强,成为全市同学科领域的佼佼者。学院应该根据自身的情况和社会需求预测,有针对性地选择发展一些专业,而不是尽收所有热门专业,分散了学校本来就不充裕的资源,学院应该使所选热门专业能够与已有优势专业相匹配,这样不仅能够发挥优势专业的辐射带动作用,也能够使热门专业的融入增强优势专业的发展。
珠江学院至今仍采用公共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组成的课程构架。这种课程构架不仅分割了基础知识与动手技能的培养,而且打断了课程之间内容的紧密连接。学院的人才培养定位应集中体现为“重基础、多实践、强专业”,人才培养规格应在学术型人才和职业型人才之间培养出既具有一定的学科基础,又掌握一定的职业技能的复合人才。这就要求学院在课程目标设置上紧随社会发展变化及需求,且在每门课程的设计上要立足于学生知识拓展和能力的培养,避免课程与实际应用发生脱节。应投入更多精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增加实践、实验教学和交叉性课程。在专家、教师、学生的参与下,重新组合成适合独立学院人才培养需要和学生特点的课程模块体系。创建素质+技能+应用、基础+专业+实践的模式。做到学科之间适度交叉与融合,建立部分学科成成综合化。
3.广泛引进人才,建立青年教师成长机制。
加强建设师资队伍使学生获得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大学才能获得可持续发展能力。与普通高校相比,独立学院多数青年教师是从学校毕业后直接走上讲台委以重任但经验还是不足,尤其是面对独立学院教师培养机制不够完善的现实,教师培养的实践过程中存在诸多困境,直接影响着青年教师的发展与成长。因此一方面,人才引进不能单一地选取“211”、“985”高校研究生、博士生,更应该引进一批与专业相关的高级人才,主要负责教学中实验、实践应用课程。另一方面,应充分利用学院有能力、有经验的外聘教师与青年教师之间建立导师制度,教师之间互相听课,学习资历教师的教学特色,而具有丰富经验的老教师应指导年轻教师完善教学大纲制定及优化教学方式,从诸多的实际教学过程中,指导青年教师尽快成长,同时制定青年教师到企业事业单位进修学习制度。青年教师需要与外界保持不断的沟通交流,及时从外界的信息动态中获取新的知识,并转换形成自己的能力和素质。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方式,在实践中提升教师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另外,必须打破“论资排辈”的传统管理机制,实行绩效激励机制,注重教师的工作实绩,不拘一格用人才,做到“能者上、庸者下”。
独立院校今后如何发展、路径如何选择、转设是否能实现这都关系到独立院校未来的命运。独立学院作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改革与创新的典范,在维护独立学院现有的成果基础之上,更需要结合自身发展定位,权衡各方利益,亟待独立学院更多的新尝试,并使之转化为未来发展的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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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蚌埠 233000;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淮南 232007)
摘要: 本文基于TAM模型,引入感知风险和感知信任两个中间变量构建概念模型并形成研究假设,通过网络实地调研获取原始问卷的基础上,运用spss21.0和AMOS21.0分析软件对调研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团购网站形象因素、团购商家因素、团购产品因素以及参照群体因素对网络团购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路径及程度。
关键词 : 网络团购;团购意愿;TAM模型;感知信任;感知风险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5)17-0063-05
基金项目:本文为安徽省教育厅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SK2012B072)后续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何云春(1981-),男,安徽霍山人,安徽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在职研究生,安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市场营销和消费者行为。
0 引言
自从2010年复制Groupon模式的美团网成功上线以来,网络团购在我国经历了一番“爆炸式”的增长。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网络团购行业的在迅速扩张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种种问题。尤其是2012年以后我国团购行业开始出现增长势头放缓,行业发展也呈现出高度聚集的特点。在这一背景下,网络团购平台企业只有准确把握影响网络团购消费者购买决策影响因素,才能提升企业绩效。本文基于技术接受模型(TAM),旨在通过实证研究探寻不同外部因素对网络团购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路径及程度,并在此基础上为网络团购经营企业的营销和管理以一定的启示。
1 概念模型的构建
技术接受模型是Davis于1985年在理性行为理论(TRA)的基础上提出的。根据该模型的观点:网络团购消费者在各外部因素的影响下对团购网站易用性的感知会通过其团购态度间接影响其团购意向,而对团购网站有用性感知既可以直接影响其团购意向,也可以通过团购态度间接影响其团购意向。这一结论在国内学者蔡晓娜(2012)、杨曙(2012)、朱雅楠(2012)、雷培莉(2012)等人的实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国内学者李芳(2012)将感知风险引入TAM模型,研究证实团购感知风险对团购意愿正向显著影响;而蔡军(2012)研究证实了消费者对网络团购网站感知信任的其对团购意愿有正向显著影响。基于以上分析构建以下概念模型(如图1)。
2 文献综述和研究假设
2.1 团购网站形象与团购网站信任、感知风险 本研究将团购网站的形象划分为团购网站的易用性、有用性、安全性、商品形象和价格形象五个维度。
根据TAM模型的观点,网站的易用性会影响消费者对其有用性的感知。Tsai等(2011)的研究表明,消费者对网络团购网站易操作形象的感知会正向影响其对团购网站有用性的感知。刘悦辰(2013)则发现团购网站的易用性会影响团购网站的声誉,而团购网站的声誉会正向显著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感知信任。据此假设:
H1:团购网站的易用性对团购网站的有用性有正向影响。
H2:团购网站的易用性对团购网站的信任有正向影响。
网络的虚拟性使得网络团购交易具较大的不确定性,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消费者往往非常重视团购网站的安全性。因此,团购网站若能有效地保障消费者交易安全就会降低其在团购网站购物的感知风险,增强消费者对团购网站的信任感知。李琪和李园(2013)研究也表明,团购网站服务的安全性对消费者的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据此假设:
H3:团购网站安全形象负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风险的感知。
H4:团购网站安全形象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信任的感知。
消费者对于团购网站价格形象的感知主要体现为对团购网站价格折扣的总体评价和感知。洪克森(2013)指出,较低的价格折扣是网络团购的关键特征和消费者选择团购网站的重要因素。因此,消费者感知到的团购网站价格折扣越低就越会对其提供所需要低折扣产品的能力充满信心。据此假设:
H5:团购网站的价格形象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信任的感知。
现实生活中,消费者进行网络团购的原因,根本上是希望通过团购网站能够找到令自己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因而,团购网站在消费者心目中所留下的商品形象(包括团购产品种类、团购产品/服务项目质量等)将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对团购网站有用性的感知。据此假设:
H6:团购网站商品形象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有用性的感知。
2.2 团购商家因素 陈梅梅等(2014)通过实证得出,对网络消费者购买决策影响最大的10个关键因素中,有6个属于“商家服务”因素和4个属于“商品信息”因素。关辉和董大海(2008)的研究表明,当消费者在感知到团购商家人员服务态度良好、需求响应及、完成所承诺的服务时,会产生比较好的购物体验和愉悦、开心等积极的情绪。而积极的情绪往往会增强消费者对信任的判断(Dunn和Schweitzer,2005)。此外,因为网络团购交易中消费者对产品质量的判断属于后验性,团购消费者必与团购商家的产品描述进行对比才能做出判断。若团购商家的信息描述的完整、准确并与产品的实际相符,消费者就会感到满意。而且团购商家的信息共享性反映了团购商家的信誉和可信度(王德胜,2010)。而已有研究表明,商家的服务质量和可信性(可用信息共享性表现)会对消费者关于团购网站的信任产生显著的正影响(刘悦辰,2013)。据此假设:
H7:团购商家服务质量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信任的感知。
H8:团购商家的信息共享性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信任的感知。
2.3 团购产品因素 因为消费通过网络团购进行消费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能够买到令自己满意的价格实惠的产品或服务,所以本研究团购产品因素方面仅考察产品价格折扣程度的影响。Bralic等(2014)研究表明,产品价格优惠性越大,消费者感知的交易成本越低,消费者的团购意向越大。王求真等(2014)的实证研究则表明,在网络团购背景下,价格折扣越大,消费所需支出的货币成本更小,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就越低,对团购网站的有用性感知也会得以提升,并最终影响其网络团购的意向。据此假设:
H9:产品价格折扣负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感知风险的感知。
H10:产品价格折扣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有用性的感知。
H11:产品价格折扣正向影响消费者在团购网站的购买意向。
2.4 参照群体因素 在网络团购情境下,已参团人数和消费者的在线评价反映了参照群体对网络团购决策的影响。大量的研究表明在线评价的性质和数量都会对消费者的在线购物行为产生影响。朱俊(2012)发现,已参团人数数量越多,消费者对团购网站的感知风险就越低。Kauffman等(2009和2010)的研究表明,文字评价对对消费者风险感知和信任度都有影响,当所有评价都是正面评价时,消费者对团购发起者的信任度最高,感知风险最小;而只要稍有些负面评价,消费者的感知风险就会显著增大。这也意味着好评数量容易引起消费者对团购网站信任的感知,而在线差评的数量则更易引发消费者对团购网站风险的感知。据此假设:
H12:已参团人数负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感知风险的感知。
H13:在线好评的数量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信任的感知。
H14:在线差评的数量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风险的感知。
2.5 感知有用、感知信任、感知风险与团购网站购买意向 王晓萍和刘红霞(2008)等的研究证实感知风险既可以直接影响顾客的购买意愿,也可以通过信任间接影响购买意愿。江若尘等(2013)的研究也证实了网络团购中感知风险对消费者的感知信任有显著地负向影响,而消费者团购的感知信任会显著地正向影响消费者团购的团购意向。此外,根据TAM的观点团购网站的感知有用会正向影响团购意愿,这一观点也被Tsai等(2011)和洪克森(2013)等国内外学者广泛证实。据此假设:
H15:团购网站感知风险负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信任的感知。
H16:团购网站感知风险负向影响消费者在团购网站的购买意向。
H17:团购网站感知信任正向影响消费者在团购网站的购买意向。
H18:团购网站感知有用正向影响消费者在团购网站的购买意向。
3 研究设计
3.1 问卷设计 为了保障调查质量,本文相关构念的测量都来自已有文献。其中,团购网站感知有用性和产品价格优惠性采用洪克森(2013)的测量量表,分别为5个题项和3个题项。团购网站易用性和安全形象的测量量表则借鉴李存超(2014)对电子商务平台易用性和安全性量表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均为5个题项。团购网站商品形象和价格形象则根据宋思根(2006)对零售商店价格形象维度的量表修改而成,均为2个题项。团购商家服务质量感知的测量则借鉴了陈娅(2008)关于网络商店服务形象的量表,共3个题项。团购商家信息共享性的测量则根据王德胜和王冠琳(2013)针对商家信息共享形象的测量量表修改而成,共2个题项。团购网站感知风险的测量则根据Zhu等(2011)对网络购物感知风险的测量量表修改而成,共3个题项。团购网站购买意向和团购网站感知信任的量表则采用Bralic等(2014)的量表,分别为3个题项和4个题项。而对于已参团人数、在线评论的好评数量和在线评论的差评数量等相关参照群体因素的测量,本研究分别采用单一测项对其完成测量。所有量表采用5分制李克特量表,1代表非常不同意,2代表不同意,3代表一般,4代表同意和5代表非常同意。在此基础上,形成由七分部构成的初始问卷:第一部分为人口统计信息,第二部分为团购网站形象五个维度的测量,第三部分为团购商家服务和信息共享的测量,第四部分为产品价格优惠性的测量,第五部分为参照群体信息的测量,第六部分为团购网站感知风险和感知信任的测量,第七部分为团购网站购买意向的测量。
3.2 预调查与数据收集 预调查选择在安徽省某高校内选择200名具有网络团购经验的在校大学生和教职工中进行,通过预调查数据分析,对原始量表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删除了易用性、有用性和安全性各2个测项以及团购意向的1个题项,删除后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都达到了要求,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最终的问卷。考虑到网络团购的消费者特点,同时为了避免线下调研范围的局限性,正式调查选择在专业的在线调研平台问卷星(sojump.com/)上投放调查问卷,然后通过好友圈,QQ群等途径广泛发动有团购经验的朋友参与问卷调查,为本研究收集了必要的原始数据信息。
4 数据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正式调研阶通过问卷星平台线上调研共回收问卷701份。为了保证问卷的质量,在统计中剔除了没有团购经历的被调查者问卷和答题时间少于240秒的问卷共189份,得到有效问卷512份,有效率为73.04%。其中331人占(64.65%)高于男性181人(占35.35%),这可能会对调研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年龄方面:18至29年龄段432人(占84.4%),30至39岁70人(占13.7%),其他年龄段所占比重约为2%;学历层次大专或本科比重最高达到90%,研究生及以上占7%;职业方面公司职员的比重最高达273人(占53.3%),其次分别为学生99人(占19.3%)和事业单位职工65人(占12.%);从月可支配收入3000元以上228人(占44.5%),其次为2001-3000元段101人(占23.6%)和1001-2000元的101人(占19.7%);网络团购的熟悉度方面来看具有3年及以上团购经验的样本共计266人(占52%);近三个月之内参加过2次及以上团购的样本共394人(占77%);最近一次参加团购的网站中占比重最高的为美团网,其后依次为拉手网、大众点评网、淘宝聚划算、糯米网,比例依次为:50.8%、12.7%、11.9%、11.3%和10.9%,这些特征与我国网民结构以及我国团购行业发现情况的相关统计数据基本保持一致,说明此次调研的样本具有较高的代表性。
4.2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表1) 通过SPSS21.0对各变量因子分别进行可靠性分析,结果表明所有潜变量的克伦巴赫系数从0.777~0.955(如表2),说明量表具有良好的信度。为了验证量表的效度,对所有变量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EFA)和验证性因子分析(CFA)。结果显示,所有测项的KMO值为0.940,大于0.7,说明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和最大方差旋转法,提取出了11个因子。11个因子的因子载荷从0.546到0.862(如表1),标准化的因子载荷都大于0.7,CR值都大于0.7(如表2),各潜变量的AVE值都大于0.5,各因子具有良好的收敛效度(如表3)。同时,所有潜变量的AVE平方根都大于各潜变量与其他潜变量的相关系数,这说明各潜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区分效度(如表3)(Farnell和Larker,1981)。
4.3 模型检验
4.3.1 测量模型 通过采用AMOS21.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的验证性因子分析,发现χ2/df=1.709(p<0.001),TLI=0.974,CFI=0.979, RMSEA=0.037,所有指标符合良好模型的要求,说明测量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4.3.2 假设检验 通过AMOS21.0软件的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ML)法对模型进行参数估计和模型拟合优度检验,发现χ2/df=1.742(p<0.001),TLI=0.970,CFI=0.975,RMSEA=0.038,说明模型的拟合度较好。而根据参数估计结果看,团购网站感知易用对团购网站感知有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42,P<0.01)。而团购网站感知易用的形象对团购网站的感知信任同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0,P<0.01)。因此,H1和H2成立。团购网站安全形象对团购网站感知风险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27,P<0.05)。而团购网站的安全形象对团购网站的感知信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2,P<0.01),H3和H4得到支持。团购网站的价格形象对消费者的网络团购感知信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18,P<0.01),假设H5成立。团购网站的商品形象会正向显著的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有用性的感知(β=0.29,P<0.01),H6得到支持。商家服务和信息准确性对团购网站感知信任的影响不显著,路径系数分别为-0.08和0.13,且P值都大于0.1,因此,假设H7、H8不成立。消费者感知到的所团购产品的价格优惠性与消费者的团购网站感知风险负相关,路径系数为-0.10,但P值为0.609,大于0.1,因此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显著,假设H9不成立。而产品价格优惠性对团购网站感知有用和团购网站购买意向的正向影响都是显著的,路径系数分别为0.32(P<0.01)和0.14(P<0.05)。因此,假设H10和假设H11成立。团购参与人数的数量会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的感知风险(β=0.25,P<0.1),假设H12不成立。在线好评的数量与团购网站的感知信任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21,P<0.1),假设H13成立。在线差评的数量会显著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风险的感知(β=0.7,P<0.01),H14得到了支持。消费者对团购网站的感知风险会负向影响其对团购网站的感知信任,且这种影响是显著的(β=-0.07,P<0.1),假设H15得到支持。而团购网站感知风险对团购网站购买意向的影响并没有得到支持(β=0.05,P>0.1),假设H16不成立。团购网站感知信任对团购网站购买意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β=0.26,P<0.01),假设H17成立。团购网站感知有用会正向影响消费者的团购网站购买意向(β=0.42),且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0.01)。因此,假设H18成立。
综上可以得出影响消费者网络团购意愿的模型假设的验证结果如表4所示。
5 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5.1 讨论与结论 根据模型检验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①在团购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因素中感知团购网站有用影响作用最大,其次为感知团购网站信任和价格优惠性,系数依次为为0.42、0.26和0.14;②团购网站感知易用、产品价格优惠性和团购网站商品的种类及质量对感知有用的显著影响(系数分别为0.42、0.32和0.29);③团购网站的安全形象会正向影响消费者对团购网站的信任,负向影响对团购网站的感知风险;④团购产品/服务的价格优惠程度不仅会直接正向影响消费者团购意愿还会通过感知团购网站有用间接影响团购意愿,而其对团购网站感知风险的负向影响并未得到证实;⑤参照群体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影响在团购领域仍然得到的很好的证实。其中差评数量对团购网站感知风险的解释系数达到了0.7;在线好评数量对团购网站信任的贡献率也达到了0.21,出人意料的是团购人数对感知风险的负向影响并未得到证实,这可能源于消费者对商家所公布的“已参团人数”持怀疑态度有关;⑥感知风险对感知信任和团购意愿的负向影响均为得到证实;⑦团购商家信息共享和服务质量对团购网站感知信任的影响也未被证实。
5.2 管理启示 根据以上结论,特对网络团购的相关经营企业营销和管理方面给出以下启示:①在消费者心目中树立团购网站有用的形象是网络团购企业成功的首要条件;②寻求与具有良好形象的团购网站合作是商家参与团购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③构建消费者对的团购网站感知信任是消费者参与团购的重要前提;④提供价格(折扣)优惠程度大的团购项目是成功的关键;⑤重视和加强消费者的购后在线评价的管理至关重要。
6 研究局限及展望
本研究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扩展了TAM模型,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是本研究也存在着研究项目新颖性不足、调研样本容量偏小且存在偏差、模型设计影响因素考虑不够全面等不足之处。建议在今后的研究中对以上不足不断加以完善,同时可以考虑基于某一视角(因素)或某一特定团购网站继续开展深入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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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化战略;执行力
中图分类号:F27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12011)01―0129-04
随着国内市场的日渐饱和及众多国际知名企业的进入,我国市场已成为国际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企业所面临的竞争格局更加复杂。一方面不得不将目光投向海外市场,寻求新的战略切入点,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应对在国内市场上的外国企业的进攻,因此,在新的竞争格局面前,如何适时的转换战略并有效的执行战略目标成为当前国内企业在面临全球化浪潮时不得不思索的重点。
一、全球化战略视角下的企业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从过程的角度可以被定义为:制定、实施和评价使组织能够达到其目标的,跨功能决策的艺术与科学(弗雷德.R.戴维)。战略管理作为一个管理过程贯穿于企业整个经营过程之中,同时,在企业经营的某一个阶段,又需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因素,不断调整战略管理的目标、重点及难点,甚至需要改变战略方向,重新制定战略目标。
(一)战略制定
战略制定的根基是环境,包括企业内部环境与企业外部环境,也可以称为因素或条件。在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与原本所熟悉的国内市场相比,外部环境有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涉及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人力资源市场、商品市场、交易模式、顾客价值取向、消费者偏好、贸易壁垒、质量标准、当地的传统和习惯等一系列因素,进而影响到企业制定战略的依据。也就要求企业必须根据变化后的外部环境重新建立企业的战略目标,制定企业的战略计划、实施方案,架构企业的营销网络和销售渠道。当然,外部环境的变化必然促使企业内部环境的相应调整,如组织结构、部门设置、人员配备、资源计划、制度修订、薪酬体系、业绩考核、工作程序等。外部环境为企业制定战略提供了一个可选择的空间范围,而内部环境则为企业制定战略提出了一个约束条件。战略制定过程主要依据外部因素,但是也不能脱离企业自身的实际状况,突破企业当前的能力限制。
制定战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需要企业对内外部环境进行充分的了解和准确的判断后进行研究作出决定。战略制定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执行的过程,制定的战略合理与否涉及企业执行能力的强弱,包括企业是否对市场进行了充分的调查、是否对信息进行了及时的加工与提炼、发现威胁与机会的能力、对市场的敏锐程度及企业自身的调适能力等。制定战略是企业实施战略管理的第一步,有效的执行战略制定过程是企业制定合理战略目标的必要条件,也是企业步入国际市场的先决条件。
(二)战略实施
战略实施的根基是人才。我国企业长期在本土作战,骨干人员对国内的市场环境和交易规则非常熟悉,深谙消费者的心理和需求,已经积累了许多和国内消费者打交道的成功经验。但是在进入国际市场时,面对陌生的文化隔阂、消费习惯、传统和各种贸易壁垒,如何将战略计划落实到位,达到理想的战略目标,确是一个难题,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因就是缺乏大量熟悉国际贸易事务,精通国际贸易规则,能融入当地文化,尤其是具有国外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实际经验,通晓国际先进制造业流程和管理理念的高级管理人员、设计人员、技术人员。这一因素已经成为我国企业融入国际市场的一大瓶颈。因此实施人才的国际化战略是企业实施国际化战略进程中一项重要的环节。我国企业要想在国际市场争得一席之地,甚至站稳脚跟,必须做好相关人员的储备工作,实施人才培养、人才引进、人才转型战略。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以通过三种途径,其一,将那些具有潜力的优秀员工和高级管理人员送到国外或目的市场所在国去培训,让他们尽可能在较短时期内熟悉当地的市场规则和消费文化;其二,吸引一部分具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员工加入企业,强化企业的人才储备;其三、实施人员的本土化战略,吸收当地人员加入企业,作为企业与当地市场交流的桥梁。
战略实施需要企业根据战略目标,逐步执行战略计划,实施过程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执行关键取决于执行人员对战略意图的理解程度、态度的积极与否、执行能力的强弱。战略实施是企业执行全球化战略过程中的关键一环,执行过程的顺利与否直接关系到企业整体战略的成功与失败,企业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支持。
(三)战略评价
战略评价的根基是考评体系。战略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需要很长的时间,执行的结果与计划的目标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偏差,这种偏离与预期结果的幅度大小需要一套完整的考评体系来衡量,按照考评体系的标准,如果这种偏差在可控范围内则不需要调整原战略计划,否则则需要将实际执行结果的信息反馈到决策系统,由决策系统调整原战略目标、战略计划和战略实施步骤。考评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由众多相互关联的评价系统构成,譬如,业绩考核系统,薪酬系统,产品质量检查系统等。考评体系的核心部分是评价标准的制定。标准的高低、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了考评结果,更直接关系到战略计划的修正与否,战略实施的顺利与否。
战略评价是企业战略管理的最后一个环节,既是企业上一战略管理阶段的总结,也是企业下一阶段战略管理的开始,因此,战略评价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战略评价涉及众多的企业部门和人员,众多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战略评价的有效执行是企业战略管理不可忽视的一个阶段。
二、我国企业提升执行力的紧迫性
战略的错误可以导致企业经营的失败,但战略的正确却不能保证企业经营的成功,除了正确的战略之外,有效地执行战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中之重。全球500强企业中,始终能保持这种地位的不到1/3;全球华人企业的平均寿命为10.3年;国内一些曾经优秀的民营企业最长经营时期也难以超过8年,相似的企业,相似的战略,有的企业经营成功了,有的企业却失败了,执行力的强弱是其中的根本原因。另据美国《财富》杂志的一项研究表明,战略执行已经成为投资者判断企业价值最重要的非财务因素,在美国,大约有70%的企业失败并非源自低劣的企业战略,而是因为所制定的战略没有被有效地执行,经过精心策划的企业战略只有不足10%得到了有效地执行。
执行可以认为是企业完成具体目标的过程,执行力就是企业完成这一过程的能力。企业制定战略的过程归根于执行;企业实施战略的过程归根于执行;企业评价战略的过程也归根于执行,可见,执行贯穿于整个企业的战略管理过程。有效地提升执行能力已成为我国企业步入国际市场、实施全球化战略的当务之急。
(一)提升执行力是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的需要
企业实施全球化战略需要重新审视自身的优势、劣势,重新发现面对的机会与威胁。这一切都需要企业通过分析市场,提
炼信息,分析对手,制定相应的策略和计划。只有对市场的深入了解,才能把握市场的方向,才能获悉顾客的需求及关注点,提供能够满足其需求的合格商品与服务,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培养忠诚的顾客群,塑造企业的美誉度。国际市场竞争格局要比国内市场远为复杂,竞争也更加激烈,只有准确把握和了解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方向和策略,企业才能顺势而为、积极采取相应的对策,确立自身的竞争优势。要做到以上几点,企业必须做大量的市场调查,进行资料的搜集,整理、分析、归纳,了解产品前沿和行业态势。为此企业必须抽调更多的人力,配置更多的资源,按照统一部署,执行战略计划,保证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
(二)提升执行力是企业内部强化管理的需要
管理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管理的科学性要求企业在管理过程中采用科学的流程和方法,将企业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的分配以获得最优的效益。管理的艺术性就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必须时刻要调整,不能运用某一固定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环境发生变化时,具体的管理措施也应该随之变化。这就是所说的管理无模式但有方法。提升企业执行力首先要从管理过程人手,强化各部门在组织、领导、协调、计划、控制、决策过程中的效率和力度。譬如,重新规划组织结构、调整部门设置、整合各种资源、压缩冗余人员、规范制度措施、减少不必要支出、挖掘企业潜能,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效益。企业的竞争不仅依靠产品的价廉物美、服务的完善与否,还要靠组织的效率与速度。严格地执行企业的上述措施,迅捷、有效地执行组织的决定、方案和策略便赢得了竞争的先机。
(三)提升执行力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需要
企业经营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生存、发展及获利的唯一法则就是不断提高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面对全球化的竞争格局,更是如此。进入国际市场,我国企业在面对机会增多的同时,面临的竞争压力也空前加大。我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时间不长,也缺乏国际知名品牌及完善的国际市场营销渠道,在许多竞争领域存在先天性的劣势。面对国际企业巨头,只有不断地学习、调整,以适应国际生存环境,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和成熟品牌,才会逐渐具有与其对抗的资本和实力。提高整体竞争力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不但要强化自身硬实力,譬如,极具优势的核心技术,充足的资源和资金实力;而且要强化自身的软实力,譬如,具有丰富经验的管理团队,充实的人力资源队伍,快速、高效、强有力的执行力文化。
三、我国企业提升执行力的重点和难点
Bossidy和Charan给执行力界定了三个维度:一是执行是企业战略的内在组成部分;二是执行是领导者的主要工作;三是执行力是组织文化的核心要素,这三个维度将执行力分解为三个主要部分,即战略流程、人员流程和运营流程。这两位学者首先将执行放在一个战略的高度而非战术层面来考量,认为战略管理过程中内含执行的因子,推动企业实施战略计划的无形力量是企业的组织文化,在强大、高效的组织文化的影响下,企业的各级领导者按照设计好的运营流程完成各自的任务,实现企业的战略目标。那么,从全球化的战略高度出发来分析企业执行力有无变化呢?一是战略管理内容更加丰富;二是执行人员更加复杂;三是组织文化更加多元化。其中,人员是执行的主体,提升企业执行力要从人员人手,而建立合理的绩效管理体系是提升执行力的保障。
(一)强化企业人员的执行力是提升企业执行力的重点
企业各个阶段的目标和任务都由特定的组织来执行。组织执行力度的大小、能力的高低、效果的好坏由员工个人的执行态度和执行能力决定。企业进入国际市场,随着市场的延伸,员工数量也在急剧增加,具有各种教育背景、技术背景、工作经历的员工组成了企业的员工队伍。由于各自阅历的不同,员工(包括领导层)对战略目标及任务的理解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由此造成员工执行态度不积极,心存抵触情绪,或曲意理解任务的情况出现,给企业的执行过程造成了很大的障碍。因而,提升企业的整体执行力,必须首先强化员工个人的执行能力,尤其是对于那些具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知识型员工,他们具有很强的参与意识和独立思想,让他们不加理解、不加思考,盲目执行有关计划必然不会取得预期的结果。
强化人员的执行力,首先要端正员工的执行态度,其次要强化其执行任务的能力,企业通过公开工作计划、民主参与、任务详解,使员工对阶段性工作有了基本的理解和认同,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得到提高,让高级员工经常参与到计划的制定过程中,有利于其工作经验的积累,整个组织的整体执行力就会得到提升。
(二)建立合理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是提升执行力的难点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网在其"2004中国企业绩效考核现状调查”报告中指出,只有17.2%的企业对绩效管理体系的总体情况表示满意。绩效管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分别是,55.9%的企业认为绩效管理体系没有以战略为导向;52.5%的企业认为绩效管理各个环节配合不好;40.9%的企业认为绩效管理体系设计不合理。从这一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大部分被调查企业对绩效管理体系的满意度不高,很大成程度上是因为企业制定的绩效管理体系不合理以及绩效管理实施过程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执行最终要靠人来完成,马克思认为,人所奋斗的一切无不与他的利益有关。而建立合理有效的绩效管理体系是确保这种利益顺利获得的保障。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也告诉我们,人是有需求的,需求是有层次的,不同员工的当前需求不同,满足当前需求能极大提高员工的满意度,激发其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建立绩效管理体系,必须以战略目标为导向,采用合理的评价指标,设计完整的评价体系,能准确反映员工的工作业绩与报酬所得。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各个环节要保持衔接的顺畅,业务部门要确保数据的及时传递,考核部门确保信息的有效归纳,结果的客观公正。构建体系应征求员工的意见和建议,使大多数员工对体系的完整性、客观性、合理性表示赞同或不存异议。对于难以量化的业绩,企业要根据具体的工作岗位、能力要求、任务的繁重给以区别对待。
另外,在建立绩效管理体系时,要注意期望理论的运用,即:激励力量=目标效价*期望值,激励的力量对员工的执行力起正效应,效应的大小取决于目标效价、期望值两个方面,在激励过程中,要适当控制期望概率和实际概率,加强期望心理的疏导。据有关资料介绍,如果没有激励,一个人的能力发挥只不过20%~30%,如果实施激励,一个人的能力可发挥到80%~90%,激励决定着员工的努力程度,努力方向和努力的持续时间。
四、全球化战略格局下我国企业提升执行力的措施
步入国际市场,面对多变的市场竞争环境和强大的竞争对手,我国企业如何制定、实施有效的长期发展战略、取得满意的战略效果呢?提升企业的执行力已经成为当前企业突破战略困局的关键。提升企业整体执行力,需要企业从多角度人手,进行
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内部管理的整合,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培育企业执行力文化、提升组织执行力,建立执行性企业
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过程中形成的价值取向、经营理念以及经营风格的概括,是支撑企业长期发展的精神内核和动力源泉。不同的企业会有不同的文化,企业文化的形成需要长期的积累、沉淀和提炼。培育企业执行力文化需要企业各部门改变以往工作拖拉的态度,根据战略分解和任务导向,相互配合、积极协调、完成本部门的工作任务、实现阶段性战略目标。培育企业执行力文化,需要高层管理人员的倡议、积极参与和身体力行。许多企业领导认为执行是下属的事、属于具体工作,他们的任务是规划企业未来、设计企业战略,殊不知这些工作其实都属于执行的范畴。中层领导是执行战略任务的中坚力量和企业文化的推广者,他们既是战略的执行者,又是具体任务的制定者和责任人,因此需要正确理解战略意图、准确传达战略信息、及时沟通,了解执行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困难,解决员工的疑惑和不满。普通员工是企业文化的营造者和熏陶者,是任务的具体执行者,必须按照部门的安排和工作流程、执行工作计划,完成工作目标。企业的三级执行人员通过层层分工,在构建企业文化,建立执行性企业当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
(二)合理设计薪酬体系、进行员工职业生涯规划、提升个人执行力,培养员工忠诚度
员工是执行的主体,员工的执行动机、执行态度决定着执行的效果和执行目标的顺利实现。如何最大可能调动员工的执行动力、激发其工作积极性呢?首先要设计合理的薪酬体系,让员工感到公平合理,劳有所报,从而达到引导、激励员工的努力方向,这就是人力资本管理中的“愿力”管理。毕竟,对我国企业的大多数员工来讲,薪酬还不单纯是“保健”因素,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激励”因素的作用。海尔原总裁张瑞敏曾说过:“除非我们把我们的绩效和员工的激励制度有所挂钩,否则我们的流程重组和任何市场新概念都不可能成功。”战略制定者要想使战略得到有效的执行,就要将员工利益与期望的战略结果相衔接。合理的薪酬体系使得员工在主观上追求自身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在促进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从而实现员工与企业利益的协调一致,以保障战略的有效执行。
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与设计是提升员工个人执行力的另一重要举措,员工在执行过程中,都想通过努力工作得到职位的提升或岗位的轮换,从普通员工转换为骨干员工,从普通岗位升迁到重要岗位。企业要定期对员工进行必要的工作技能指导,培训和强化。一方面让员工感受到企业的重视和关怀,可以将此作为激励员工的手段,培养忠诚的员工;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员工获得更多的工作技能,提升员工的执行力;还可以作为企业建设后备人才队伍的一个途径,提升企业整体执行力。
(三)健全内部执行制度、规范执行流程,提升执行效率
没有规矩,无以成方圆,实施内部执行制度是企业执行战略任务的保障。内部执行制度是企业为保证战略制定、战略实施及战略评价而制定的指导措施,是一系列指导意见、执行方法的汇总,分布于组织内部的各个执行部门。其作用是为了防范各部门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自行其是、违背制度、盲目执行,保证对一些经常性的战略任务及时按照固化的模式和方法进行处理,提升执行的速度和效率。
规范执行流程是提升企业执行力的另一保障,战略任务的执行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密切配合和相互协调,一个环节跟不上,整个战略任务就可能被搁浅。规范执行流程就是要从步骤、程序上保证执行过程的及时、有序、顺利和完整。规范执行流程有利于企业缩减不必要的执行环节、保证重要战略任务的优先执行和整个执行过程的流畅。健全内部执行制度、规范执行流程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制度保证了执行的规范化,流程保证了执行的顺利。
全球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也是必然的选择,在复杂的国际市场要站稳脚跟、企业必须从全球视角出发来进行战略管理,其中提升执行力无疑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提升执行力不但要提升员工个人的执行力,而且要从培养企业文化角度出发,提升企业整体组织的执行力,建设执行性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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