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06:43
导语：在阿拉伯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近年来，随着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要性的凸显，阿拉伯国家“向东看”政策倾向也日益明显。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我国与中东阿拉伯国家在各领域的交流和合作迅速发展，对阿拉语人才的需求也急剧增加。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开设阿拉语专业的高校数量不断增多。据初步统计，截至2013年我国开设阿拉语专业的本科高校达到了30所，其中24所（80%）都是在2000年后新增设的。在教学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如何提高阿拉伯语人才培养质量显得尤为重要。
本文旨在利用二语习得关于动机理论及动机激发策略的最新研究理论和方法，对国内阿拉伯语本科专业学生学习动机及自主学习能力展开量化研究，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教学建议，以解决阿语基础教学阶段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积极性不高和动力持续性差等突出问题。
二.文献综述
通过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到近十年外语类核心期刊上以“学习动机”为关键词的二语学习动机量化研究论文，并对这些论文进行分析发现外语学习动机类定量研究呈现出以下特征：
1.从研究对象看：我国二语学习动机定量研究的主要对象为本科学生（如高一虹等，2002至2012）。也有以非英专研究生（李淑静.2003，陈芳，秦晓晴.2004，郭继东.2009）、职业学院学生（朱振英.2010）和外国留学生（陈天宇. 2012）为被试对象的研究，但只占到了总论文数的1/4以下。此外，几乎所有调查项目都将英语学习者作为调研对象，“英语”成为了“二语”和“外语”的代名词。
2.从研究内容看：对二语学习动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动机内部结构和诸多动机变量间复杂关系的研究，如秦晓晴和文秋芳（2003）;二是对动机类型、动机强度与自我认同关系的研究，如高一虹等（2002-2012）、边永卫（2009）、朱振英（2010）等;三是对学习动机与其他影响成绩的学习者因素间关系的研究，如李昆、余理明（2008）、倪清泉（2010）、郭继东（2009）等。
3.从定量研究方法看：一、几乎所有的量化研究都以问卷作为调研工具。除此之外，部分研究还综合了学习日记采集和学生访谈等调研形式（高一虹等.2008）;二、多数研究（64%）的样本容量在100～499人之间，57%的研究抽样范围仅涵盖一所学校，即多数研究都是采用以研究者或同事任课班级为抽样对象进行数据采集，这可能导致样本总体代表性不够;三、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结合。纵向研究主要考察学习动机强度变化以及学习动机与自我认同的关系，如高一虹团队（2003～2012）、边永卫（2009）;三、在数据统计工具使用上总体水平不断提高。相对于早期学习动机量化研究中纯粹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研究而言，近期研究对统计手段和工具的使用越来越复杂。如秦晓晴和文秋芳（2002）使用了Lisrel模型分析方法来建立动机因果关系模型，研究各动机变量间的复杂关系。其他研究均不同程度采用了方差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等较为复杂的推断性统计分析手段。
三.研究问题
本文通过问卷调研和实证分析，研究我国高校阿拉伯语专业本科生学习阿拉伯语的动机类型，各类动机与学习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以及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教学建议。具体问题包括中国高校阿语专业本科生的学习动机有哪些，这些动机类别对成绩是否造成显著影响，学生的阿语自主学习能力如何及动机激发策略。
四.研究方法及测量工具
本次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共涵盖全国范围内开设阿拉伯语专业的五所本科高校的11个班级，分别来自北京对外经贸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宁夏大学、浙江外国语学院和南京金陵学院，学生主要分布在三年级至四年级。施测时实际发放问卷232份，回收有效问卷230份，问卷有效率为99.1%。
问卷共包含三个部分，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1=非常不同意，5=非常同意）：第一部分为学习动机测项，共包含17个问题，测项来源为以往外语动机研究文献加上开放式问卷形式;第二部分为自主学习能力测项，包括15个问题;第三部分为测试者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年级以及阿语专业四级考试成绩。
五.数据分析结果
1.学习动机的因子分析结果
本次调查的人口统计特征如下：230名学生中女生152人（66.1%），男生74人（32.2%），不详4人（1.7%）;学生年级其中三年级203人（88.2%），四年级22人（9.6%），不详5人（2.2%）;阿语四级成绩60分以下80人（34.8%），61-72分51人（22.2%），73-96分以上63人（27.4%），96分以上1人（0.4%），不详35人（15.2%）。
对17个动机项目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阿语学习动机可归纳为五个因子，分别为“内在兴趣”，“社会评价”、“学习情境”、“家庭责任”和“宗教情感”。
“内在兴趣“包括“喜欢阿拉伯语”、“喜欢语言学习”、“对阿拉伯国家的人和文化感兴趣”、“对阿拉伯文学感兴趣”、“阿语是重要的世界通用语言”、“让阿拉伯国家了解中国”六个测项，因子均值为3.29。
“社会评价”包括“取决于我的阿语成绩”、“不辜负父母的期望”、“获得成就感和自豪感”、“对今后个人发展有用”四个测项，因子均值为3.70。
“学习情境”包括“取决于阿语课的成绩”、“取决于是否喜欢老师”、“取决于是否喜欢我的班级”三个测项，因子均值为3.47。
“家庭责任”包括“获得大学毕业证书”和“父母要求”两个测项，因子均值为2.89。
“宗教情感”包括“对阿语一见钟情”和“对伊斯兰教感兴趣”两个测项，因子均值为2.86。
从因子分析结果来看，我国阿语专业本科生学习阿语的最显著动机来自“社会评价”，即社会和父母的期许，其次“学习情境”对学生是否坚持学习阿语也发挥了重要影响，“内在兴趣”动力则排在了第三位，这体现了我国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的传统特色。
此外，通过学习动机与全国阿语四级考试成绩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见表1），“内在兴趣”和“家庭责任”两项因子对学生的阿语四级成绩构成了显著影响，内在兴趣均值越高，成绩越好，家庭责任均值越低，成绩越好。这说明只有提高学生学习阿语的内在兴趣，才能使学生的成绩获得提高，而过重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反而会对学生的学习产生负面影响。
2.阿语自主学习能力分析结果
表2是阿语自主学习能力各测项得分情况，结果显示学生的课堂自主学习比课外自主学习能力强，表现为及时完成课后作业、上课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及时复习课堂学习内容等项目得分较高，而知道如何选择适合自己阿语水平的书籍和练习、主动阅读阿语的报刊、新闻、杂志和小说等项目得分较低;其次，针对语言应用性的训练不够，如课后经常和同学练习阿语对话、主动进行课外听力训练和积极参加阿语相关文化活动及竞赛的得分都比较低。
六.阿语学习动机激发策略建议
如何激发阿语专业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是阿语教学碰到的首要问题，我国高校阿语专业学生普遍存在学习动机不明确、学习动力持续性差等问题，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使学习进入良性的循环轨道尤为重要。根据调研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阿语语言教学中的文化教育
阿拉伯语专业是我国高校“零起点”的外语专业，学生对语言及相关信息的了解很少，而且容易受到西方媒体对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教妖魔化的影响，认为阿拉伯语国家落后、封闭、歧视女性、战乱，这对培养学生学习阿拉伯语兴趣是不利的。因此不少各高校都会在本科教学大纲中不同程度地设置阿拉伯国家社会与文化、伊斯兰概况等课程，帮助学生正确了解阿拉伯世界，同时也能提高阿语专业学生的语言文化素养、为语言学习预备相关文化背景知识。此外，还建议各个学校可根据自身情况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演习活动，如阿语知识竞赛、阿语歌唱比赛、阿语配音比赛等，在塑造浓郁的外语学习氛围同时，加强学生对语言的实际应用能力。此外，专业教师还应利用学生暑期实践环节，指导学生开展专业相关的主题研究，帮助学生在实践过程中加深对语言学习目的的了解。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 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 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 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 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 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 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 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 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 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 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 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 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 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 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 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 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 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 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 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 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 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 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 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 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 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 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 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 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 《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 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 ，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 、《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 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 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 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 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 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 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 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 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 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 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 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 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 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 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 ，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 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 《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 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 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 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 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 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 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 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 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 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 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 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 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 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 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 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 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 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 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 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 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 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 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 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 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 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 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 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 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 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 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 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 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 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 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 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 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 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 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 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 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 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 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 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 of KoreanTraditional 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 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 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 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 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 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 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 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 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 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 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 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 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 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 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 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 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 )、《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 、《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 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 。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 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 。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 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 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 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 、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 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 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 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 ；《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 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 》，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 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 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 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 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 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 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 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 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 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 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 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 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 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 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 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 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 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 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 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 、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 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 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 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 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 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 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 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 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 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 、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 Sachs，1881—1959)撰写 的《乐器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usical Instruments，New York，1940)是值得一提 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 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 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 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 》(Die vier Weltalter der 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 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 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 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 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 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 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 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 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 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 der 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 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 (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 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 Rise of Music inthe Ancient World:East and West，New 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 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 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 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 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 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 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 。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 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 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 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 、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 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 。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 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 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 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 —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 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 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 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 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 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 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 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 。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 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 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 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 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 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 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 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 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 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 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 Historique sur la Musiquedes 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 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 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 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 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 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 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 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 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 Musique 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 、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 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 。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 of Indian 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 HistoricalStudy of Indian 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 》(History of Indian 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 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 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 Bhandarkar)、考马拉 斯瓦米(Ananda 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 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 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 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 de Musique de I’gnde 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 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 Musik der 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 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 国学者H.G.伐玛(Henry Geory 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 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 History of Arabian Music to the 13 Century)是一本以 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 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 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 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s for the ArabianMusical 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 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 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 Sources of Arabian Music，1 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 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 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 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 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穆罕穆德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 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 ，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 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 ，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c) 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 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 化圈的音乐》(Die Musik des Arabisch—islamischen 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 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 Modal System of Arab andPersian 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 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 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 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 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 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 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 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 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 著。
另外，亚洲地区尚有许多没有得到充分研究的地区，原因是文献资料的缺乏，研究者 一般只能从民族学、民俗学的角度入手。因此，要完全精确地把握亚洲古代音乐历史状 况还存在一定的困难。
以上主要对亚洲地区的音乐史料及音乐研究状况，按地域及文化圈做了一个归纳和综 述，限于自己的外语水平及有限的资料只能做一个浮光掠影的描述。我国的音乐文化与 亚洲各国间有着极其密切的互动关系，相互间的交叉、渗透都交织着千丝万缕的文化流 动关系，因此笔者在执笔此文时的一个主导思考是：我们在研究中国音乐史的时候不能 忽视关注周边地区相互间的文化渗透和交叉现象，对周边地区文化的研究和了解也是对 本民族文化了解的重要步骤。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坊去方换育
@②原字汤去氵换日
[论文摘要]回族社区法文化作为千百年来回族群众智慧的结晶，影响和规范着每一位回族成员的心理和行为，是回族群体共同意志的体现。从历史上回族社区的形成及其文化变迁，进一步分析和探讨回族社区法文化传统的渊源，可以看出回族社区法文化的独特表现形式。
在我国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回族可以说是分布最广泛的少数民族，北起黑龙江，南到海南岛，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东海之滨，都有回族居住。同时，回族又是城市化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之一，在我国城市少数民族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而“大分散、小聚居”则是回族人口分布、居住的一个鲜明特征，这一特征在城市回族分布居住中的体现尤为突出。
城市中的回族一般围清真寺而居，形成独具特色的回族社区。回族人把这种以清真寺(Masjid)为中心的聚居区称为Jamaat，阿拉伯文的意义是聚集、集体、团结、共同体等。对回族社区的这一称谓，尽管Jamaat是源于阿拉伯语的音译借词，但所有的回族人都能听得懂。在英文中“社区”(community)的本义与Jamaat几近相同，是“共同体、集体”之义，指宗教信仰、种族、职业等方面相同的人构成的集体，但毕竟是两个文化世界中的语言符号。Jamaat作为文化主体自我定义的“社区”概念和象征，不论在其显性意义上，还是隐性意义上，都是对回族社会和文化的整体统摄。Jamaat之清真寺——坊的立体结构正是回族人心灵与外表、回族社会和文化构成的生动象征。清真寺是社区的“灵魂”，是回族人内心世界的象征。因此，如果说伊斯兰教是回族存在的精神范式，那么Jamaat作为对回族精神世界的雕塑便是她的物质存在形式。
一、回族社区一——Jamaat的形成发展及其文化的变迁
Jamaat是中国回族赖以形成的基础之一，是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相结合后产生的居处形式，也是回族区别于其他少数民族的标志性特征之一。
(一)唐宋时期“坊”的形成
自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年)伊斯兰教正式传入我国时起至南宋末年(1278年)，六百多年间，大批大食人不断通过陆路和海路来华经商。一方面，在异国他乡，这些穆斯林自然而然地聚集在一起。最初仅仅是在中国境内过着集体的宗教生活，其后，有了永久性的宗教建筑；更后，又有了准备永远留在中国的信仰伊斯兰的人口。另一方面，由于唐朝实行的“市坊制”政策和“华蛮异处”的法律规定，对于这些外国的商人，唐政府专门在城中划了一片经商之地，称为“坊”，又叫做“蕃坊”，于是来华的穆斯林们就称这个聚居地为Jamaat。
至唐代中后期，随着来华穆斯林人数的增加，在各个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的城市中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Jamaat。张星娘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记载：“中国商埠为阿拉伯商人糜集者，日康府(广州)，该处有回教教师一名，教堂一所……各地回教商贾既多聚广府，中国皇帝因任命回教判官一人，依回教风格，治理回民。判官每星期必有数日与回民共同祈祷，朗读先圣诫训。终讲时，辄与祈祷者共为回教苏丹祝福。判官为人正直，听讼公平，一切皆能依《可兰经》、圣训和回教习惯行政。”伊斯兰文化凭借jamaat这一形式植入了中国社会，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文化中一个富有自己特色的组成部分。
(二)元代回族的形成与回族社区的发展
“元时回回遍天下”，继唐宋时期来华经商的“蕃客”“胡商”之后，伴随蒙古帝国的崛起和西征，来自西亚、中亚及西域诸国的大批各族穆斯林东来人华，逐渐融入了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中国社会。此时，Jamaat作为一个拥有共同宗教信仰的多民族的文化、地缘共同体在与汉文化社会的互动中，逐渐抹平了这个“共同体”内部的差异，成为孕育一个享有共同文化的新的共同体——回族的“母体”。
共同的宗教信仰和由此规范的共同的生活方式促成了Jamaat内部的民族融合和文化上的整合，回族就这样在Jamaat与其所处的汉文化社会的互动中形成了。同时，以清真寺作为整个回族社区的中心及重心，进一步完善了清真寺——坊的立体文化结构，形成了处于汉文化社会之中的独特的回族社区文化。
(三)明清时回族社区的变迁
明清时期，为了对日益变化的社会进行严密控制，统治阶级采取了多种措施加强专制统治。封建统治者以中原正统自居，不惜一切代价，拒绝承接宋、元以来发展起来的与海外贸易联系，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规定“片板不许下海”，于是也就有了泉州港等地的日渐式微。同时，这一时期的回族社区及回族文化也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
一方面，统治者在各地敕建清真寺，一些大的清真寺便有了“官寺”之称，如西安化觉巷清真大寺等，相应地，清真寺亦将皇帝敕建清真寺的谕旨，以及封疆大吏的题字、刻石立碑或以匾高悬，并被许多清真寺传抄竖碑，这些来自大传统的“符号”又成为地方性社会——回族社区诠释自我合法性的象征，同时，这也表明回族社区已经被纳入到国家体系当中。但另一方面，统治者又采取种种高压强制政策，以达到其对回族及回族社区“去夷华化”的目的。如《明律》规定：“凡蒙古人、色目人、听与中国人为婚姻，不许本类自相嫁娶。违者，杖八十，‘男女人官为奴’，‘禁止胡服、胡语、胡姓’。”回族社区由此而出现“经文匮乏，学人寥落，既传译之不明，复阐扬之无自”的状况，针对这种状况随后出现的回族文化自救——经堂教育和“以儒诠经”活动则正是以儒学诠释自我文化的合法性，以维护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
当代的回族社区在宣传伊斯兰教义，传承和弘扬伊斯兰文化，加强穆斯林团结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回族社区作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中心、伊斯兰文化教育的中心、穆斯林婚丧殡仪服务的中心等将成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社区的一个样板和示范。
二、回族社区法文化传统的主要渊源
回族社区的法文化传统来源于伊斯兰法文化，而伊斯兰法文化是伊斯兰文化所具有的法治精神的体现，也是伊斯兰法的文化渊源。伊斯兰法文化是伊斯兰学说的缩影，是伊斯兰法规定的典型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总和，体现了伊斯兰教的精髓与核心。同时，由于回族社区长期处于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大环境当中，因此在不同程度上也接受了很多中国传统法文化的内容，由此便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回族社区法文化传统。
(一)伊斯兰法文化对回族社区法文化的影响
回族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对真主安拉的情感浓烈真挚，对伊斯兰教教义信仰坚定不移。《古兰经》和《圣训》等对于回族的日常生活具有支配性的作用，伊斯兰法文化在回族穆斯林H常生活习惯中处处浸润渗透。在规范穆斯林的行为上，凡符合伊斯兰教义者为“哈俩里”(阿拉伯语，意为合法)，否则为“哈拉目”(阿拉伯语，意为非法、禁忌)。伊斯兰教义对穆斯林的行为规范功能及其深远影响，使其成为穆斯林的自觉行为准则，对于回族群众而言，具有明显的法的功能。如在回族社区内部产生的民事纠纷通常由清真寺的阿訇引经据典，用伊斯兰教义的方法来解决纠纷，如果思想上有抵触情绪者，阿訇则通常用教义予以解释说明，这使伊斯兰教义在回族中有了更为现实且实用的法价值和权威基础。
(二)中国传统法文化对回族社区法文化的影响
回族既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同时又是和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长期杂居的民族。最初来华的穆斯林，在文化传统等方面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但面对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压力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同化力，回族社区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不得不寻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例如德主刑辅、礼刑并用的中国传统儒家法文化使回族群众普遍有了“合德者法、悖德者不法”的观念。从而“德”也成了回族评判主体思想、行为当否的价值标准。这就使得回族法观念脱不开儒家法文化的因子，敬老爱幼、笃信真诚、表里如一、刚正不阿等也是穆斯林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此外，在回族社区，乡规民约对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主体权利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的规范，既有伊斯兰教教义之内容，亦有中国传统伦理法的内容，而儒家伦理法在乡规民约中的语言表述规范形式方面似乎更为明显r。
回族自身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既保持着坚定的信念且又具有十分灵活的应变能力，不断学习和吸收借鉴其他民族的法文化来铸造本民族的法文化传统，在经过长期社会实践之后形成了回族智慧的结晶，创造出了回族的法文化形式。
三、回族社区法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
回族社区法文化包含有回族习惯法规范、回族法的心理、回族法的行为、回族法的组织等等。这些内容主要表现在宗教活动、婚姻家庭、丧葬、饮食等与回族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
(一)宗教活动方面
回族是全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作为穆斯林，其日常生活主要受教义和教法的约束，要按照伊斯兰教经典规范的规定从事日常宗教活动。穆斯林从小要会念“清真言”，以后要尽量学会念《古兰经》，并遵照《古兰经》的要求行事；穆斯林要每日五次礼拜，礼拜之前必须小净或大净；每周的星期五作为法定的礼拜日；要求12岁以上的男性穆斯林和9岁以上的女性穆斯林每年斋月要封斋；要求穆斯林诚实慈善，向穷苦的人施舍出自己的粮、钱、物等等。
(二)婚姻家庭继承方面
伊斯兰法主张婚姻自主、鼓励寡妇改嫁，提倡解放奴隶，特别是释放女奴，禁止鲸吞孤儿的财产，在对待妇女方面远比其他古代中世纪国家的法律宽大、温和，实现了男女平等；在婚姻制度方面严禁近亲结婚等规定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在我国回族社区中，特别是在结婚规定上，男女双方除在民政登记机关进行婚姻登记，领取结婚证外，还必须举行教法规定的仪式——请伊斯兰教阿訇主持念“Nikah”(证婚词)。证婚仪式结束，标志着一对婚姻关系的确立。现在缔结婚姻的程序虽然在逐渐简化，但结婚举行教法规定的仪式并未改变。回族习惯法不允许随意离婚，但如果夫妻关系确实紧张到不能共处，离婚也是允许的。
在遗产继承上，一般根据国家法律来处理。如果当事人双方或多方认为没有必要诉诸法庭裁定的时候，可由阿訇根据教法的精神和原则予以调解，达成协议以后，各方必须遵守。
(三)丧葬习惯方面
在丧葬方面，忌说“死”，称“死”为“无常”、“归真”，称亡人遗体为“埋体”。主张速葬、土葬、薄葬。不信风水、不用棺木，在人咽气后，由阿訇主持，按规定的程序用清水冲洗“埋体”。浴毕以白布所制“卡凡”(自布殓衣)包裹“埋体”。以上程序结束后，由参加送葬的阿訇和亲友向西而立为逝者站“者那孜”，仪式完毕，由男性亲友轮流抬送埋体到达墓地。“埋体”头北脚南面向西方安置于坟墓之中后，亲友为其解开“卡凡”的带子，然后封闭墓门。封门时要诵经、舍散乜贴，葬礼即告结束。回族在整个葬礼过程中禁止哭葬，认为这对亡人不吉利。回族习惯法要求速葬和薄葬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四)饮食及服饰方面
回族的饮食习惯，除了主食和汉族一样以面、米为主外，在肉食方面禁忌颇多。回族肉食中以牛羊肉为主，清代回族学者刘智根据伊斯兰教经典，在《天方典礼》“饮食篇”中作了详细的阐述，“凡禽之食谷者，兽之食刍者，性皆良，可食”。
回族不吃猪肉，禁食血液、自死的动物和未念“台斯米”(即奉安拉之名，安拉至大)而宰的动物等。这些禁忌均源于伊斯兰教的经典规定。《古兰经》明确规定：“准许他们(指穆斯林)吃佳美的食物，禁戒他们吃污秽的食物。”禁止吃自死的动物、血液以及确非真主之名而宰杀的、勒死的、捶死的、跌死的、触死的、野兽吃剩下的动物，但宰后才死的仍可以吃。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不食自死动物和血液，在卫生科学上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自死的动物和血液，有可能含有诸多病菌，吃了自然对身体有害而无益。饮酒也为伊斯兰教所严格禁止。《古兰经》规定：“饮酒、赌博、拜像、求签，只是一种秽行，只是恶魔的行为，故当远离，以便你们成功。”
回族穆斯林的服饰已成为回族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且保持着鲜明的伊斯兰宗教特色，男的戴小圆白帽，女的戴盖头，根据年龄的大小对妇女戴盖头有不同的要求：少女戴绿色的，中青年戴黑色的，老年妇女戴白色的。回族服饰习惯法与婚姻、丧葬等习惯法相比，变化最快。过去我国西北甘、宁、青一带回族妇女戴盖头的很多，但现在戴盖头的妇女相对少了，中青年妇女不再戴盖头，更多的妇女以医院护士工作帽式的白帽替代了盖头，能见到戴盖头的只是一些老年穆斯林妇女，这与习惯法观念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
关键词：“李约瑟难题”；科学；技术；思维方式
一
“李约瑟难题”一经提出，就吸引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和尝试，尤其是中国学者，如任鸿隽（《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梁启超、蒋方震、冯友兰（《why China has no Science-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ese Philosophy》）、竺可桢（《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等等。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对中国人来说尤为意义重大，近代中国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促使一大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以一种饱含希冀痛切的目光去审视这个并非纯粹的理论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李约瑟难题”本身存在着局限，即没有在理论上将“科学”与“技术”的概念加以严格区分，从而使得学术界对此问题难以获得较为圆满的答案。
“李约瑟难题”由李约瑟在他的《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论文中提出，它是指这样两个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类实践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在表述该问题时，李约瑟使用了“将自然科学应用于实际的人类需求”这样有些含糊不清的表述，然而中国文明在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处于领先地位的是应用型的工艺技术，中国文明在15世纪后的落后更多是科学理论层面。之前的“技术”与之后的“科学”，两者是否具有直接的可比性？我认为，科学区别于技术的特征是不容忽视的。“科学是相对于技艺（techne）的认知（episteme），它具有思辨性，它总是猜想新实体、新过程和新机制的存在，更不用说可能存在的新世界了”①，从一个更为浅显的视角来看，“科学与如何描述、解释和思考这个世界相关，而不是与如何使劳动更容易或如何控制自然相关”，但是，“技术发明几乎总是缺乏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蕴涵，而这些蕴涵却是科学研究的固有成分”。②与此相似的还有林毅夫对科学和技术的解释：“技术是一种关于怎样组织各种投入要素生产某种产品的知识”③，“科学是对自然现象的一种系统性的知识”。④
因而，“李约瑟难题”将“科学”与“技术”两个不同的概念混为一谈。中国文明在15世纪之前的技术领先和之后的科学落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反差，也就是说，中华文明在早期的技术领先，并不必然暗含了中华文明在科学上同样领先的前提。我们完全可以假设，中华文明在科学上的落后是由来已久的，只是基于某种原因，中华文明的技术在早期处于优势地位。由此，我们似乎更应将“李约瑟难题”分而论之，即：
1、工艺技术层面：中国文明为何在早期获得了技术上的领先；
2、科学理论层面：中国文明的科学是否如其工艺技术一般，曾领先于西方文明或阿拉伯文明；以及近代科学为何没有在中国出现。
二
中国文明在早期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自不待言，其中原因却值得玩味。我赞同席文对于早期技术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论断――即早期技术的成败，并不取决于它是否有效地运用了科学提供的知识，这意味着，早期技术的获得，并不基于科学的抽象理论基础，也非来源于科学理论的理性指导，它实质上是一种以经验为导向的试错过程：“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⑤而我们假设试错发现新技术的概率是一定的，则人口规模庞大的古代中国在新技术的发现方面就有了其他地区所无可比拟的优势；另外，中国古代官员的流动，农书的印发与产品和劳动力的自由市场流通等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则间接加速了新技术的扩散。由此，中国文明在一个相对长的历史跨度内维持着自身在技术上的优势地位。
这种“试错概率”理论需要回应一个最为直接的质疑DD为何试错在17、18世纪之后无法再让中国文明保持其传统优势。对此，林毅夫教授也给了颇为完满的回答，“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技术发明方式，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技术发明的空间将会越来越小，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速度不可避免地终将趋于停滞”。⑥到了17、18世纪，技术发展的瓶颈已不是经验性的试错所能突破，必须经由基础科学的努力，在理性认知的层面加深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去拓展新技术发展的空间，而中国的科学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此种水平。
按照此种进路，分析自然地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即中国文明的科学理论在整个历史进程中的发展及地位，或者说为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没能在17、18世纪达到某种水平，以突破经验试错所无法突破的瓶颈。
首先，根据胡弗的观点，“中国的科学自大约11世纪以来不仅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阿拉伯”⑦。在书中，胡弗细致地考察了中国在近代科学的传统核心研究领域――天文学、几何学、三角学、物理学、光学和数学，认为中国并未在这些领域取得领先于西方或阿拉伯文明的成就。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中国科学的落后是一以贯之的历史进程。然而，又是什么导致了中国科学的落后呢？
对此，林毅夫教授认为，可以归结到一点，即中国古代科举考试制度这一导向性极强的特殊激励。“在前现代的中国，有好奇心的人因为科举制度，没有积极性去学习数学和可控制实验，从而导致在数学与可控制实验上的人力资本投资不足，科学革命就无法产生。”⑧林教授的解释以人力资本为中心，“官本位”与“学而优则仕”的普遍理念使得在古代中国，仕途在任何意义上都是有才能抱负者的康庄大道；然而，由于科举考试的内容被限缩在一定范围（儒家经典和历史），而这种考试又以带有智力测验性质的高级文字游戏为载体，最终使得中国有较高天赋的人都埋首故纸堆，专注于科举应试。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的激励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可能拥有充足且优质的人力资本去推动近代科学革命。
应当说，以上观点是逻值得称道的，但我更倾向于把科举制度视为解释的一个因素而非根本原因。科举制度毕竟是人为创立的一项制度，将溯因停留在这一层面似乎有些太过浅显了；更重要的是，科举制度出现之前中国文明已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历程，而相比于欧洲文明，中国文明在科举产生之前同样缺乏如古希腊文明一般的科学与理性精神，而此问题是科举制度的解释所难以涵盖的。有观点认为，现代科学革命实由古希腊数理科学传统的复兴所触发，“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数理科学已经决定性地将西方与中国科学分别开来；从此再往前追溯，则可以见到，西方与中国科学的分野其实早在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的数学与哲学传统形成之际就已经决定，公元前5至4世纪间的新普罗米修斯革命是西方与中国科学的真正分水岭。”⑨
如果西方文明早在公元前就已经隐含了能触发近代科学的基因，那出现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中国科举制度则不可能是中西文明走向殊途的根本缘由，这其中必然有更为原始、深刻的原因值得去发掘。
三
在《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一书中，胡弗对上述问题用以下几个角度论述了原因――法律制度与理念、行政体系、教育和考试体系、语言和国人的思维方式。
法律与政治方面，胡弗认为，在中世纪盛期，欧洲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和智识革命，这场革命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定义了所有领域的社会组织的性质。由此，法律上自治的新团体出现了。胡弗认为此种变革对于科学革命的意义在于它促使了一块沃土的产生，“中立空间――一个免于宗教和政治审查干扰的相对独立的空间――开始崭露头角”⑩。胡弗对于中西文明在这一时期的比较是以“自治空间”为核心的，然而，考察同时期的中国，却会发现自治空间毫无生发的迹象：无论是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还是强调等级的法律文化中，抑或是在科举考试引导下的功利教育体系里，自治空间都没有产生的驱动力或是生存的空间。
对于上述现象，我认为其实质原因在于，中国古代的政治与法律有着对于“克己复礼”的内在强调，例如，中国文明的官方意识形态要求臣民按照君王的意愿遵循既定的孝道和谦恭要求，以维持帝国的安宁。儒家哲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思想被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体系，而这种价值观抑制了自主思想和行动的产生与发展。
教育和考试体系方面，不同于作为自主自治机关的欧洲大学，中国的书院从来都不是拥有独立学术传统的自治机构，在官本位的社会背景以及科举制度的强势引导下之下，中国的教育全以科举考试为中心，“无私利性的学术研究的兴趣让位于科举及第的强烈愿望”B11；而儒家意识形态的绝对统治，也阻碍了适于研究自然现象的方法论的创立，总之，“科学研究被放逐在了中国社会的边缘”。B12
语言方面，由于中国悠久的文学传统，汉字作为个体符号具有非常广泛的暗含意义，而“中国古代文人习惯使用多种古老的隐喻、典故、陈词滥调，以及名声不好的未直接标明出处的古代作家的抄本”。B13这种语言的特性以及语言的使用习惯毫无疑问与科学研究所要求的简单明确的表达方式有相违背。
四
胡弗最后论及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这一极具理论张力的问题，我认为，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胡弗拓展得最不充分，然而却是最深刻的方面。思维方式及民族心理结构作为一种贯穿始终的强大力量，一直站在诸如科举制度、政治体制、法律理念等等具体因素的幕后，其所牵动的方方面面都能作为李约瑟难题的注脚。我认为，对于这一点的分析可以引申出两个具体的方面：
1、关怀现世，不务“玄虚”的“实用理性”精神
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全球通史》中谈到“中国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在任时候都未产生过祭司阶级的文明，这根源于中国文明独特的现世主义”。B14我认为，儒家思想以伦理为中心，以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考虑问题的基点；其带有浓厚的实用理性精神，从“修身”、“齐家”到“治国”直至“平天下”，儒家最终还是皈依于现世的人伦世界，而无关乎超然的哲思，也无关乎对人与自然的思考。儒家一直都回避抽象的形而上玄思，对于许多科学应当关注的事物，采取“存而不论”的回避态度。如“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不难发现，儒家学者素来主张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而不务玄虚空灵之学问，但是，早期的科学素来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因而注重思辨、理论的科学在儒家思想所支配的思维结构中便难觅一席之地，在儒家思想大行其道的时代，那些既非功利，又注重抽象性思维的科学理论无从产生。
实用理性精神建构出了以伦理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现世关怀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正如李泽厚所指出，“‘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生活，它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横行，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主张以理节情的行为模式，对人生世事采取一种既冷静又理智的生活态度。”B15受实用理性支配的心理结果和思维方式，很难超越“经验论的思维水平”，这也正好应合了林毅夫教授关于中国科技在近代落后的原因的解释――即经验性的试错空间愈趋狭小。
2、脱离客观自然，直面精神世界的知识论倾向
中国的思想者一贯注重内省，注重精神世界的追求与升华，而轻视对客观自然的探究。《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白虎通义》谓“学之为言觉也，以觉悟所不知也”，一切的认识都能够通过“心”与“性”的觉悟来获得，此中原因皆是中国古代所重的修身之学无关于客观自然的缘故。“它通过文字的媒介，敲开心灵的混沌，激发道德的潜能，将文字中所涵的旨意，化为行动，提升人格”，此亦是“荀子所谓的‘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的君子之学”。B16诚如冯友兰先生在《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中》所言，“中国的哲学家们，没有科学的确实性的需要，他们所要知道的只是他们自己而已，同样地，哲学家们也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所要征服的也仅是他们自己”。B17
五
我国由于传统思维方式的制约使得理性思辨能力受到了束缚，从而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科学的发展。但是“中国人丝毫也不比他人愚笨，只是理性的翅膀一旦绑上实用的铅砣，就难以高飞远举了。”B18中国人并不是天生就不适合研究科学的，当今社会，中国人学习数学，可控制实验的激励也已发生变化。在迎接全球性科技挑战的今天，回顾和反思“李约瑟难题”背后折射出的关于中国思维方式的限制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对科学与技术的进步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科技实力的进一步增强也指日可待。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注解：
①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②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③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56页
④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62页
⑤ 林毅夫：《李约瑟之谜、韦伯疑问和中国的奇迹――自宋以来的长期经济发展》，《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⑥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842页
⑦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0页
⑧ 林毅夫：《解读中国经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934页
⑨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628页
⑩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8页
B11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99页
B12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9页
B13 托比・胡弗：《近代科学为什么诞生在西方》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74页
B14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七章
B15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320页
B16 韦政通：《中国的智慧》，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9年，第2页
知识不是智慧，只有学习也不能达到智慧的境界。智慧必须是知识与事实的相辅相成，智慧使你感到学无止境，虚怀若谷。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九年级历史上册知识点归纳，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九年级历史上册知识点1第7课 法兰克王国
一.法兰克王国
1.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日耳曼人在西欧建立了许多大小不同的王国，被称为“蛮族王国”，其中最为强大的是481年建立在高卢地区的法兰克王国。
2.法兰克王国的建立者克洛维，是当时很有远见和才干的国王。
3.克洛维保留了原来罗马大地主的土地，把原属罗马国有的土地和无主土地赐给自己的亲兵和官吏。
克洛维统治时期，法兰克王国不断扩张。到他去世时，法兰克王国的版图已经延伸至高卢南部地区以及莱茵河以东至多瑙河之间的大部分地区，实力强大。
二.封君与封臣
1.8世纪前期，法兰克王国对土地的分封形式进行了改革，不再像以前那样只是将土地无偿地赏赐给贵族，而是要求得到封地的人必须提供兵役服务。
这样，赐地的人成为封君，接受封地的人则为封臣，封臣必须效忠于封君、封君则须保护封臣的观念日益流行开来。11世纪时，这种以土地的封赐为纽带而形成的封建制度在西欧已经普遍存在。
2.封臣对封君要忠诚，在封君需要的时候，无偿地为封君服兵役、提供金钱等;
封君对封臣也有义务，封君不能任意侵害封臣的荣誉、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封臣受到外来攻击时，封君必须提供保护。封君与封臣的关系有着严格的等级性，而且权利、义务交织在一起，带有一定的契约意义。
三.查理曼帝国
1.8世纪，法兰克国王丕平之子查理继承王位，成为法兰克国王。
继位后，查理四处征伐。800年前后，法兰克王国的版图扩展到今天的意大利北部、西班牙北部和德国西部的广大地区，与原来西罗马帝国的欧洲部分基本相当，成为当时西欧最大的王国。800年的圣诞节，教皇在罗马为查理举行了加冕礼，称查理为“罗马人的皇帝”。因此，查理被称为“查理大帝”或“查理曼”。他统治时期的法兰克王国，史称“查理曼帝国”。
2.814年，查理曼去世，强盛一时的帝国很快走向分裂。
843年，查理曼的三个孙子缔结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形成以后德意志、法兰西和意大利三个国家的雏形。按照约定，三个王国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
九年级历史上册知识点2第9课 西欧庄园
一.庄园的领土与佃户
1.从9世纪开始，一种新的农业经济组织形式逐渐流行开来，这就是庄园。
大约到11世纪，庄园遍布欧洲各地。自那时起，欧洲绝大多数人口居住在庄园里。在领主统治下，庄园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和政治单位。庄园的居民均为领主的佃户，包括自由的农民和缺少自由的农奴。
2.庄园的土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领主自己保留，直接经营，称为“直领地”，通常占庄园全部可耕地的1/3到1/2，收入全部归领主所有;
剩下的耕地是佃户的“份地”，是佃户的生活来源。佃户取得份地的条件是义务耕种领主的“直领地”，一般每周要在直领地上劳动3天，剩下的时间才属于自己。领主还向佃户征收其他捐税。庄园的周围大多是林地、荒地等，被称为“公用地”，全体佃户都可以放牧，按照规定共同使用。
3.自由农民是独立的小生产者，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和财产，有份地保有权，领主不能随意没收他们的土地。
自由农民的土地权利受到法庭保护。
二.庄园法庭
1.庄园还具有司法权，设有庄园法庭，主持法庭的是领主或他的管家。
佃户在劳役中怠工、不能完成劳役或未按规定缴纳足额的租税，这些侵犯领主利益的行为，都会受到起诉与处罚。庄园法庭没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也不像现代法院那样随时开庭，一般是每隔一段时间为解决一批问题而开庭一次。法庭开庭的地点也不固定，有时在领主宅第的厅堂，有时在教堂，有时就在庄园里的大树下。
2.庄园法庭也起着维护庄园公共秩序的作用。
佃户之间关于土地、借贷和婚姻的纠纷，违反庄园公共规则的行为等，也都要通过庄园法庭进行审理。惩罚各种违法行为的基本手段通常是处以罚金，罚金全部归领主所有。出席法庭是佃户的义务，没有经过领主允许而无故缺席，也会被罚款。法庭审判依据习惯法或村法。领主可以凭借法庭奴役佃户，佃户也可以利用法庭维护维护自己的权益，甚至有权参与案件的审理。庄园法庭既维护了领主的利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领主的特权。
九年级历史上册知识点3第10课 中世纪城市和大学的兴起
一.自由和自治的城市
1.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在长达400多年的时间里，西欧的农业、工商业普遍衰落，罗马时代的很多城市变成了废墟。
从10世纪起，西欧开始恢复起来，农业技术提高，农业剩余产品增加，商业贸易发展，人口增长，旧的城市开始复苏，新的城市不断产生。那些以手工业和商业为中心的城市发展更快。意大利、法兰西、英格兰、德意志等，都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城市。‘
2.由于城市一般坐落在封建领主的领地上，因此，领主像控制庄园一样，对城市居民任意的征税，甚至要求居民像佃农一样履行义务。
城市居民采取各种方式反抗，争取城市的自由和自治，常用的手段包括金钱赎买和武力斗争。到13世纪，许多城市取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与特权，成为自由城市。在这样的城市里，市民是自由人，享有财产权，领主不得非法剥夺市民的财产，不得向市民任意征税。部分城市还取得选举市长、市政官员和设立城市法庭的权力，成为自治城市。城市取得自由和自治权的形式，是从国王或领主手里取得一种证书，这种证书就是“特许状”。国王给在封建主领地上的城市颁发特许状，既削弱了割据势力，又获得城市的拥护。
二.城市居民的身份
1.手工匠和商人是城市的基本居民，他们一般是从周围农村的农民转变而来的。
很多人进入城市以前还是农奴，一旦进入城市，就意味着享有一定的自由权利，因为城市是有着一定特权的地区。当时，农奴在自由城市住满一年零一天，他就获得了市民的身份，从此享有自由，领主无权强迫他重新变成农奴。随着更多的城市取得自由，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成了自由人，而且，城市工商业还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因此，越来越多的农奴逃离庄园，进入城市，促进了城市的发展。
2.手工业者主要从事小商品生产，拥有简单的生产资料，自己和家属都参加劳动，靠出卖产品换取其他生活用品以维持生活。
家庭既是生产的作坊，也是店铺。商人专事商业和贸易，通常比手工业者富裕。
3.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工商业的繁荣，市民阶级逐渐形成。
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不断分化，出现了富裕的大手工业作坊主、商人和银行家等，他们成为早期的资产阶级。
三.大学的兴起
1.11世纪后，随着经济的发展，许多希腊、罗马的古典著作开始在西欧传播，阿拉伯文化也不断传入西欧。
12世纪，西欧的教育与学术出现了新的气象，大学的兴起被认为是欧洲中世纪教育“最美好的花朵”。
2.12世纪，巴黎出现了许多教会学校和教师私人办的学校。
教师私人办校也须从教会那里得到授课许可证。为了维护自身的权利和经济利益，巴黎的教师组成教师行会，选举会长管理学校。13世纪，巴黎教师行会得到罗马教皇和国王的支持，自治权利得到保证。大学的自治地位主要体现在免赋税特权、司法特权、教育自主权。国王希望大学成为本国的教育和文化中心，一般都尊重大学自治。教皇支持大学，但不允许异端言论。在不违反正统教义的情况下，大学的日常教学和管理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司法特权指大学师生免受地方世俗法官审判，而须按教会法规定由当地主教审理，或由大学法庭独立审理。
3.中世纪大学生须先上基础性课程，它们是：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
学完之后进入专业课程，包括法学、医学和神学。
九年级历史上册知识点4拜占庭帝国和查士丁尼法典
一.查士丁尼及其法典
1.马帝国的版图囊括了希腊以及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地区，这些地区有农业比较发达的埃及、叙利亚，有许多大都市和国际贸易港口。
因此，东罗马帝国的经济比较活跃，社会比较稳定。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则延续下来，并且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
2.527年，查士丁尼继任为东罗马帝国皇帝。
为了稳固帝国的社会秩序、保证皇帝的专制权力。他组建了一个法典编纂委员会。从529年起，委员会历时6年，把自2世纪初以来历任罗马皇帝颁布的法令收集在一起，剔除其中相互矛盾的条例，编成《查士丁尼法典》，同时把历代罗马法学家有关法律问题的论文和著作汇编为《法学汇纂》，又编成指导学习法律文献的《法理概要》。后来，查士丁尼又命人将自己执政时期的法令编辑为《新法典》。以上这4部法律文献统称为《罗马民法大全》。
3.《罗马民法大全》仍然承认奴隶制，但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奴隶的地位，不再像以前那样把奴隶看作“会说话的工具”。
《罗马民法大全》还对财产、买卖、债务、契约关系等作出明确规定。11世纪末期，《罗马民法大全》的手抄本在意大利被发现，西欧开始对《罗马民法大全》进行研究。《罗马民法大全》被誉为欧洲民法的基础。
二.拜占庭帝国的灭亡
1.从7世纪起，阿拉伯人不断攻击拜占庭帝国，占领了帝国的部分地区。
9世纪以后，拜占庭帝国又面临着多个外部军事势力的进攻，帝国版图不断被蚕食，11世纪时仅剩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国家。
2.长期的对外战争导致帝国内部财政枯竭，拜占庭皇帝不得不求助于西欧封建主的军事援助。
早就垂涎东方土地和财富的西欧封建主组建了十字军。东征的十字军不仅没有给拜占庭以军事援助，反而攻打拜占庭帝国，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的大部分领土。拜占庭帝国一度灭亡，不久后又复国，但领土大为缩小，国势日渐衰弱。14世纪初，拜占庭帝国受到新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不断进攻，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攻破君士坦丁堡，拜占庭帝国最终灭亡。
3.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论文关键词:高职教育 文化背景知识 跨文化交际 跨文化交际能力
论文摘 要:随着国际交往的目益频繁，跨文化交际能力在国际交流中的地位日益彰显。在新形势下，高职教育也不能仅仅局限于传授各种专业技能知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同样也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内容。本文通过探究跨文化交际的定义和内涵，分析了培养高职学生跨文化交际意识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在高职外语教学中如何培养跨文化交际意识的教学方法与实践。
1 引言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进行思维和传递信息的工具，是人类保存认识成果的载体。语言具有稳固性和民族性。语言是人类的创造，只有人类有真正的语言。只有人类才会把无意义的语音按照各种方式组合起来，成为有意义的语素，再把为数众多的语素按照各种方式组合成话语，用无穷变化的形式来表示变化无穷的意义。
关于文化，各国学者都阐明了各自的观点。英国人类学家泰勒(E．B．Zylor)是最早提出文化定义的学者。他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说:“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
文化与交际是密不可分的。交际是人类在相互交往中使用的一定的符号并赋予自己独有的含义和反射意义的动态及系统过程。关于交际，学者贾玉新把它概括为:“交际是符号活动，它是一个动态多变的编译码过程，当交际者把意义赋予言语或非言语符号时，就产生了交际。交际受制于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交际不一定以主观意识为转移:可能是无意识的和无意向的活动。”关于交际能力，不同学者就此阐述了自己的观点。1965年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Chomsky)在《句法理论的若干问题》一书中区分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前者指说话人和听话人具有的关于自己语言的知识，后者指在具体环境中对语言的实际使用。社会语言学家海姆斯(D．Hymes)在1971年发表的《论交际能力》一书中阐述了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compet—ence)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1)能分辨合乎语法的语言形式;(2)能分辨实际可接受的语言形式:(3)能分辨得体的语言形式;(4)能分辨一种语言形式的常见程度。1990年出版的《美国外语教学协会关于外语能力的暂行规定》已经列入交际能力的内容，交际能力包括五个方面，即四种语言运用能力(听、说、读、写)和文化素养(社会文化能力)。
2 关于跨文化交际
美国学者Larry等人把跨文化交际定义为“文化知觉和符号系统的不同足以改变交际事件中的人们之间的交际(Larry，l996)”，而我国学者贾玉新、关世杰等人则将其分别表述为: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信息发出者和信息接受者)之间的交际;从心理学的角度讲，信息的编、译码是由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所进行的(贾玉新，1997)和“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与另一种文化背景的人、群体进行的交流”(关世杰，1996)。跨文化交际作为一种行为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心理和不同社会环境之间人与人的交际。跨文化交际一般是通过两种行为完成的:一个是语言行为，另一个是非语言行为。语言行为是文化交际最重要的方式，它是指跨文化交际的参与者通过语言信息实现交际的目的。而非语言交际行为主要是通过行动、空间、时间或沉默来传递文化交流的信息。每个民族都生活在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之中，具有各自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因而也形成了各自的思维方式。民族的思维方式，既有民族性，也有时代性、区域性和社会性;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也形成不同的思维方式。东方和西方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因而形成两大类型的思维方式。如果交际的双方不了解或是违背了这些文化规约，常常会导致懊悔不已，大发雷霆，甚至大动干戈。
3 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必要性
高职高专层次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部分，它肩负着为国家培养一线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因此，除了学习专业技能，还应该顺应时代，掌握必要国际交际能力。由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两种文化的人们在思想观念和礼貌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他们在交往中采取的礼貌策略也不尽相同。顾日国根据《礼记·曲礼》内容得出，“中国式礼貌的一大特点”是“贬己尊”，中国人用礼来约束自己的礼貌行为，不管做什么，不做什么，都要考虑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以免“失礼”。同时，中国人更注重“面子”，“面子”与“礼”也有着必然的联系，因为面子反映的是社会角色，体现了等级和权势的高低。再如在对恭维语的回答方面，中国人的表现是谦虚、内敛，而西方人却大胆地接受并且致谢。在与外国友人交际中，我们要避免以自己本土的礼貌礼节来评判对方，切莫把自己已经习惯了的礼貌礼节生搬硬套到对方身上，那样只会导致失败的交际。
在美国，一个男孩看到喜欢的女孩会大胆坦诚地盯着对方看，认为这是表达情感的正当方式，而女孩也不会认为男孩子无礼或是不道德。相反，在中国，如果一个男孩子盯着一个女孩子看，会被认为是非常没有礼貌的或是居心不良。阿拉伯文化非常注重目光的接触，他们喜欢面对面的交谈，不习惯肩并肩的谈话方式，因为那样目光接触会受到限制。
中西方在人际交往的方式上有着明显的差别，如中国人热情好客，在人际交往中饱含热情，问寒问暖，似乎没有什么可保留的，对于了解有关年龄、职业、收入、婚姻状况、子女等问题，觉得都理所当然。而在西方国家中，特别重视对方的隐私权。个人稳私主要包括:个人状况(年龄、工作、收入、婚姻、子女等)、政治观念(支持或反对何种党派)、宗教信仰(信仰什么宗教)、个人行为动向(去何种地方，与谁交往、通信)等。凡是涉及到个人隐私的都不能直接过问。中国人的空间距离相对较近，而中国人又会觉得西方人过于冷淡、傲慢，过分疏远。
中国人与英语国家表达问候的方式有明显差异。中国人见而打招呼时经常说:“吃了吗?上哪儿去?”其实这在英语文化中并不是问候，而是真正的问题。英美人问候多用“Good morning!”、“Hi”、“Hello”等，与此同时，人们常用谈论天气的办法来寒暄。高职学生在和外国留学生或外籍教师的交流中，如不了解这些文化差异将直接影响交际质量，构成跨文化交际失误，引起误会、不快，甚至是冲突。因此，培养高职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很有必要的。
4 方法与实践
引导学生观看外语原版影视作品。欣赏这些影视作品，关键就是要将自己置身于外国人的语言、思维、习俗、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慢慢浸泡。一部好的外文影视作品能涵盖语言学习中的语音、语调、节奏、用词、思维、感情、社会文化等几大要素。通过观看这些影视作品，能够让学生直观地了解外语国家的生活方式、社会文化习俗和礼仪、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包括审美观)等，从而培养跨文化意识，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与此同时，充分利用多媒体播放电影和电视片，引导学生注意观察外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各阶层人们吃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样的房子，如何与朋友交往，进行什么娱乐活动，什么节日对他们最重要，在节日如何庆祝等等。
阅读经典的外语文学作品。目前文学作品的阅读也是一种学习外国文化知识的重要方法。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是该民族文化的精华部分，是传统文化的积累，是无尽的语言源泉。我们能够在文学作品中学到各种各样而又自然地道的语言和简洁洗莲、生动逼真的表达方式，还可以了解不同时期的社会情况和问题，从而增加知识，扩大视野，自觉地了解外国文化，对比中外文化的异同，培养敏锐的观察力、分析能力和接受能力。
开展外语角活动。学生通过与外教和外籍留学生的面对面交流，更好的了解外国人的交际特点，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等等。
5 结语
学习语言的目的是为了沟通。因此，为了能够有效地进行跨文化沟通，在外语教学中，就必须注意文化差异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避免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误会甚至冲突。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采用多样的现代化的教学手段，通过真实科学的教学资源，从词汇，语法以及听说读写译等各个方面着手，将文化知识以及语用融人到外语教学中去，唤起学生的跨文化交际意识，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总而言之，语言学习中始终伴随着文化因素，即使优秀的语言学习者的交际能力也可能因文化因素而受到制约。高职学生在掌握语言知识的基础上，应以学习和积累文化知识为起点，以培养和提高交际能力为途径，以真正的文化理解为最终目的，提高自身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世界，适应全球化对跨文化交际人才的要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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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hop's names in Weinan city of Shaanxi province can represent the characteristic of modern society. It reflects most cities' language construction features and problems in northern China. It is a worthwhile field to do research on. We get the primary information by investigation. Starting from the fact, we refer to some correlation theories. We analyzed more than 1100 samples of shop's name and compared them. The results can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of Weinan shop's names and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synchronically on a certain degree.
关键词:渭南；店铺名；规范化
Key words: Weinan；shop's name；normalization
中图分类号：G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2-0309-02
0引言
店名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语言符号，店名是一种商务语言，其研究属于语言的应用研究。一个成功的店名应具备指称、区别功能、属、广告功能以及社会功能。其前身是战国时期的“幌子”又叫店招，招牌。那时候是卖什么挂什么；宋代形成市肆大旗小帜；唐代商业繁荣，店铺名以更多的形式出现，如石刻木刻布幌图形标记雅号等，形象和文字标志皆具备，形成真正的招牌字号。①而“门面上悬挂匾额牌坊，据说最早是从佛教传入的。先从寺庙门额开始，接着扩展到名胜古迹的门楣上，后来被商家采用，以招牌形式做广告。”②
1店名的语音特点
1.1 韵母特点店名最后一个字多以辅音[n][ng]结尾这是鼻音，气流可以延长。呼出气流比元音韵尾声道长，音域广，共鸣强，延长性好。给人以稳重感，成为店名中首选因素。韵腹的选择多用元音[a]。开口度大，发音响亮。富有音乐美。例如：同州食府、d源面馆、小桃圜、小李烤肉店、秦镇碗底香、蒲城饭庄、老百姓厨房、京都肉饼王、家外佳客栈、恒福祥、奉贤食坊。
1.2 音节特点店名的语音特征主要体现在音节长短上。在语音方面，四音节的店铺名称比例最高（28.71%），五音节的店铺名称次之（15.28%），接下来是六个音节和三个音节的词。这与汉语的发音习惯吻合。结构方式是指语言结构体内结构成分的组合方式。店名绝大多数是偏正式，少数是并列式、主谓式、述宾式和补充式，还有一部分单纯词（主要是音译外来词，联绵词、单音词非常罕见）。功能完全的偏正式店名可以分为“特有名”“业名”“通名”三个部分。店名多由体词（包括名词、代词和量词）类的词语构成，谓词（动词、可谓形容词）类的词语仅占一小部分。虚词运用很少，只有极个别副词、介词、助词、拟声词进入店名。词语、短语或成语都可以组成店名；除此之外，名人、典故、古诗词、时尚名词也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化的命名趋向。
2店名的属名、业名和通名
店名使用的汉字在符合汉字基本规律的基础上还要符合店名的基本结构特点，这是长期以来积累的传统规则，也是实践的结晶。
2.1 基本类型店名一般由三个部分组成，分别是：属名、业名和通名。属名表明所属和个性的区别性名号；业名是从业类型名称，凡体现经营方式、商品类别、服务项目等的行业经营或服务特点的成分都属于业名；通名是商业单位的通用称呼，即商业性标记符，是最能代表行业特征的部分。三者的复合便构成商店的大名。业名和通名界限并非很清楚。“属名+业名+通名”的模式构成店名的基本类型。如：好德 米面食 府
（属名） （业名） （通名）
“好德”是个性的区别性名号；“米面食”表示从业类型或商店经营的项目为餐饮；“府”是商业性标记，是商业单位的通用称呼。
2.2 特殊类型
2.2.1 属名+通名（缺省了业名部分）属名和个性的区别名号同时出现。如：小桃园、秦镇碗底香、老豆达人、武陵山珍、炫尚造型、木果果木、阳光丽都、丝丝不凡。
2.2.2 属名+业名（缺省了通名部分）二擀子碗面、阿瓦山寨、重庆鸡公堡、MISS女儿身、大院足道、小张辣子鸡、R香粥、姐妹发艺、独挡一I、黄金加工。
2.2.3 业名+通名（缺省了属名部分）粥道馆、饰品店、酸奶吧、鲜花、礼品店、茶园老店。
2.2.4 只出现属名（缺省了业名、通名部分）红妹、肯德基、老凤祥、金利来、达芙妮、特步、安踏、斯舒郎、奥克斯、新疆村。
2.3 特色属名属名是店名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也是命名者最费心思的地方，店名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此项。属名的词汇种类可谓琳琅满目、极尽万象。① 传统店名。例如：老夫子修脚、福寿塬传统菜、南源印务、同州饭庄、重庆串串红麻辣烫、傻大姐火锅、二擀子碗面、金三角羊肉泡馍。②时尚店名。例如：（时尚部落、米饭团儿）、爱情个人录影工作室、发型前沿、小资情调、生产队、衣房公社、衣布到位、衣布遮体、九排A座、侧面、一厘米、舞动一族、坚果公寓、咯啦拐角、猫朵朵、靠近你、贴身宝贝、泡泡欢乐谷、美丽不打烊、女人吧、江湖翅客、艾凸、潮人专门店、小房子、眸、女生频道、女生宿舍个性布衣、惑、易买得超市、妈妈的爱宝宝的店。
新兴的服务领域店铺中消费者可以充分感受到经营者营造的特殊氛围。像理发、休闲娱乐、健身、服装等行业的店名中，店主求大求新、中外结合、追求国际化品味的心理变得越强烈。这些产品经营的新形态和新方式直接决定店铺在位置、大小、风格、和结构上的全面提升和竞争。
2.4 业名日趋宽泛业名是用来代表商店的业务类型。要对店名进行了解，业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现代店铺业名的选词较为宽泛，从多方面揭示了商店的业务类型。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①标明所售物品：服饰、烟酒、日用百货、电子通信、食品保健、休闲娱乐、医疗、五金、户外、教育书报。②标明商品质料：木、石、丝、麻、棉、绸、瓷、玻璃、塑料。③标明制作方式：烤、炸、蒸、煮、炖、煎、涮、生、熟。④标明服务项目：维修、设计、美容、摄影、洗浴。⑤标明服务对象：男士、女士、儿童、老人、情侣、残疾人。⑥标明经营方式：批发、直销、连锁、旗舰、特许加盟。⑦标明本店特色：便利、快捷、味正、价廉、物美。
2.5 通名争奇斗艳对1000个中文店名归纳分析后发现，主要的名称为：店、公司、城、馆、行、中心、厅、楼、业、场、屋、家、厦、广场、部、吧、房、庄、坊、王、超市、阁、堂、府、记、街、世界、居、院、村、社、机构、廊、斋、沙龙、会所、处、档、集团、点、都。其来源或启用旧名，或引进港台方言成分，如“城”、“档”；或吸收外来成分，如“吧”“会所”；还有创新成分，如“世家”、“府”等。
3店名的词汇特点
3.1 店名用字情况店名作为一种商业性场所的名称，是经营者对其所经营的实体店铺进行的一种标记或设定的符号。形式上从最初的实物到后来的幌子、灯笼横幅牌匾，在内容上结合新事物的不断出现，现代店名在词汇上表现出灵活多变的特征。
渭南店铺名在字体上多为楷书、隶书、和行书的印刷体简体字，也有一部分繁简体字和手写体。手写体和繁体字主要出现在药店、饭店和休闲所以及茶馆的店名中。体现人们对古老文化的继承和追求儒雅的文化品位。在统计的字体店名数据中运用繁体字的共有32例，具体如下：馀c堂医药超市、大药店、别粥府、都一饺子馆、枫圜哨子面屋、福粪骷亦_饼、弘N泰茶庄、小桃圜、乐山老坛泡姜a、凌e馆、R香粥、三香、p清园、思培鳌⒑褐腥让灼ぁ⑴d源面馆、诽苑饰、杉我鹿取印良品、花幽耆A、流金r月、r光倒流、尚W书坊、一村一品特品展销中心、天缮阌暗辍狭智傩小⑹^王眼镜行、花股活馆、LY全自动麻将机、腾广告、金洗浴休闲会所、顺d取⑽邶山、R斋。
手写体25例具体如下：石^王眼镜行、叶隆盛、流金r月、大药店、r光倒流、南源印务、老蜂农、东坡书画院、嘉兴面馆、泰沣祥、江湖翅客、尚W坊、小桃圜、乌山、百合缘、艾草堂、恒福祥、青藤阁、湖南土家菜、奉贤食坊、阿瓦山寨、p清圜、惠圜春茶社、鑫源烟酒商贸、大院足道、蒲城饭庄、弘N泰茶庄、二擀子碗面、茗友居茶庄、煌上煌、五柳村、泰沣祥、紫云轩、蓬莱阁、桃花源。
小篆一例：茶园渭南店名在组合元素上分为：汉字和英文、汉字和拼音、汉字和图画、汉字和数字、汉字和标点符号、汉字和韩文、汉字和日文、汉字和阿拉伯文这八种类型或者这几种形式相互套用的组合形式。在对1110家店铺的店名统计中，出现最多的是中英文和中文加拼音或中文加字母这三种类型。其中店名中英文组合的结构形式例子最多。
经过统计，其中汉字字母组合的共有23例；汉字英文组合的46例；汉字拼音组合的13例；其他文字、数字和汉字组合的店名15例。
3.2 渭南店铺名的词汇特征
3.2.1 含吉利意义的词语“鑫、雅、祥、新、顺、富、贵、旺、福、喜、金、乐、佳、昌、如意”之类在店名中出现频率非常高，语料中仅以“鑫”打头的就有“鑫龙、鑫隆鑫诚、鑫荣、鑫海、鑫盛、鑫源、鑫馨，雅君、雅芳、雅和、雅兴、雅致、雅兴，兴发、兴盛，顺风、顺洁、顺兴，金程、金德、金帝、金盾、金凤、金芙蓉、金擀杖、金联、金龙、金三角、金太阳、金像、金郁、金色童年”等，店主对餐馆经营，对顾客的祝福尽在“吉利语”中。
3.2.2 含文雅意义的词语居、轩、阁、亭、苑、斋、廊等，这些店名古色古香，寓意隽永，充满情韵雅趣。而通名有雅俗之分，雅一点的通名有“居、斋、坊、轩、府、楼、酒楼”，俗一点的有“村、庄、饭店、人家、饭馆”等，新潮的店名有“中心、广场、城”等。
3.2.3 含俚俗意义的词语如“傻大姐火锅麻辣烫”、“二杆子碗面”、“老东北”、“老陕碗面”、“王胖胖秘制酱饼”、“大胡子爆炒虾尾 涮牛肚”、“胖大姐川菜”，他们的属名一般不是店主的大名，而是一些绰号俗称之类的称呼，这些称呼语有着浓浓的生活气息，给人随和亲切的感觉。
3.2.4 含有评价意义的词语常见的有“大、大王、司令、美味、香、老、老牌、正宗、新派、一品”等，如：“京都肉饼王”、“百香粥屋”、“正宗南京包子混沌米线”、“一品香”、“老哈家清真牛羊肉煮馍馆”、“秦镇碗底香”等，这些词语就餐饮而言都是典型的褒义词。
3.2.5 写实性词语的运用例如:“川菜鲁味”、“烧烤”、“饺子”、“湘菜”、“火锅”、“面食”、“西点”、“快餐”、“饮料”、“服装店”等，可以使消费者一目了然，节约时间提高效率。体现农家风味的例如: “半亩缘”、“窑村猪蹄坊”、“怡园骨头庄”总之，在中餐馆店名中极少用带洋味的词语，新潮词语也不多见，店名形式比较稳定，所有组合不用任何虚词连接，都是实词性词语直接组合，词汇密度大，以最简洁的结构组合来传递信息，以求经济实效。而常用的吉利话、俚俗语、雅词雅语等都带着明显的中国特色。与之相对，理发店和服装店多有新词和外来词以及外文出现，理发店的店名最能迎合年轻人的心理。
4店名存在的问题及其改进
由于店名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行为，而是特定商家的个体行为，这就使得语法和语言文字法对店名的制约减弱。渭南现有店名在形式和内容上存在诸多不规范现象。其中包括属名、业名和通名的缺失现象；使用错别字，滥用繁体字简化字生僻字；店名重复，招牌内容盲目夸大等不规范现象。针对这些现象，各相关政府部门要加大工商部门执法力度，加强文化宣传教育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工作。使渭南市的“眼球文化”步入和谐发展的新时代。
5结语
本文从店名中常用的语言文字出发，对渭南市区主要街道的店名做了调查统计，对店铺名称的语音特点、组合要素、词汇特点进行了分析。结构以偏正式为主，行业上店名主要集中分布在饮食、衣帽和理发服务行业中。文章还对店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总结渭南店名的特点和不足，不仅能为现行渭南语言文字建设服务，而且对以后城市建设的经济发展水平预测和同类城市的相关领域分析对比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本文只是一个常规性的整理和总结，属于描述统计研究。以后的研究也可以采用实验法对命名方式的消费者认知进行分析。还可以考虑行业、地区差别，进行针对某个行业或地区的专项性研究，使得我们对零售店铺命名规律的研究进入更加深入和更具针对性的层次。
注释：①张大鲁.水村山郭酒旗风――传统招幌漫谈[J].苏州丝绸工学院学报，2001，（2）：20.
②金石.古代商家招牌谈片[J].文史杂志，1996，（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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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回顾近十年高考试卷，其与本专题有关的主观题如下：
1.2002年全国卷第40题：通过呈现“丝绸之路示意图”，考查有关丝绸之路的重要地名、沿路所反映的宗教艺术成就，及西汉和唐政府的管辖机构。
2.2005上海历史卷第34题：通过列举郑和、徐光启、林则徐对外交往的史实，归纳他们对外部世界理解的变化，进而理解“从15世纪的大航海时代到19世纪中叶的，中外文明的交往变化起伏”。
3.2008广东单科卷第27题：以启蒙运动时代、后的近代不同阶段，西方对“中国形象”的不同看法为切入点，考查不同时期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影响及原因。
4.2009海南单科卷第27题：通过简短材料，考查晚清教案发生的历史背景及其评价，从中洞察西方传教士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5.2012年广东文综卷第39题：以“science”“代议制民主”等词语和概念的变化，考查其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
6.2012年天津文综卷历史部分第12题：以佛教和道教对唐代儒学的影响，考查唐代兼收并蓄的思想文化特征。
7.2012年全国新课标卷第41题：以“冲击—反应”模式，考查对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理解。
8.2012年重庆文综卷第37题：以唐代、近代中国、近代美洲的留学生为切入点，考查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国家发展和国际交往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
通过分析，不难发现：从考题数量看，2002年以来，涉及文化交流史的题目共8道，2012年就占了4道。对该内容的考查有增加的趋势。从考题内容看，试题不断加强了对文明交往中的重要人物、关键事件的理解。从命题立意看，试题突出强调了不同文明交往间的认同、融合，互赢共进的文化精神。这些提示我们在复习中外文化交流史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那些人和事。
“丝绸之路”的名称，最早是由普鲁士人李希托芬（Ferdinand von Richthofen，1833-1905年）提出来的。从陆路到海洋、从戈壁瀚海到绿洲，途经无数城邦、商品集散地、古代社会的大帝国。来往于这条道路上的有商队与僧侣、朝圣者与游客、学者与技艺家、奴婢和使节。这一幅幅历史画卷便形成了“丝绸之路”。世界三大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唐代的景教、元代的方济各会），以及祆教、摩尼教、犹太教等其他宗教，都是经这条路线传入中国的。中国早期的养蚕术、造纸术和印刷术和自然科学等无数内容也是经由该路传出去的。①研究丝路史，既涉及欧洲大陆，也涉及北非和东非。如果再考虑到中国瓷器和茶叶的外销以及鹰洋（墨西哥银元）流入中国，那么它还可以包括美洲大陆。它在时间上已持续了近25个世纪，几乎覆盖了世界五大洲。②可见，“丝绸之路”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新课程教材、教学都重点强调了新航路的开辟，但并未突出“丝绸之路”，教材只在“古代手工业的进步”中简略提及。因此，我们在教学中必须高度关注，以下三点尤为不应忽视：
一是丝路的开通是路线两端帝国共同推动的结果。《新全球史》记载：古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汉帝国维持着中国的秩序，使中亚大部分地区处于和平状态。帕提亚王国在波斯取代了塞琉古王朝，把它的权威扩展到了美索不达米亚。罗马帝国给地中海地区带来了秩序。而在印度，贵霜帝国和其他一些小邦国也为远距离商贸活动提供了安全和稳定，尤其是在印度北部地区。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③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开通。
二是丝绸之路的负面影响。《新全球史》记载：同一样，传染性疾病也沿古典世界的商路不断蔓延。附着于长途跋涉的旅行者，病原体有机会离开它们原初的环境，攻击那些对这种疾病没有遗传免疫力和后天免疫力的人群。这种传染病往往导致人口死亡。公元2世纪至3世纪，汉帝国和罗马帝国都发生了大规模的传染病。最具破坏力的疾病应该是天花和麻疹，淋巴腺鼠疫在这时可能也爆发了。而这一时期，人类没有抵抗力、免疫力和药物对抗这些疾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两个帝国遭受了疾病的蹂躏，人口数量急剧下降。④
三是丝绸之路的兴衰。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明代郑和下西洋将海上丝绸之路推向顶点，以后逐渐衰落。
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1]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古典帝国的建立极大地拓展了远距离贸易的范围，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都处在一个或另一个古典社会的影响范围之内。随着古典帝国的扩张，商人和旅行者建立了广大的商业网络通道，连接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和北非。历史学家把这些商路统称为丝绸之路，因为在这些商路上交换的最主要的商品是来自中国的高质量的丝绸。对商人和他们的商品来说，丝绸之路就是令人瞩目的高速公路；而另外一些东西，也利用了丝绸之路所提供的安全、可靠地进行长途旅行的机会。商人、传教士和其他一些旅行者，带着他们的信仰、价值观念和宗教信念来到远方。同时，一些肉眼看不到的旅行者如病菌也穿过丝绸之路，在遇到新的感染人群时引发毁灭性的瘟疫。到古典时代末期，在丝绸之路上蔓延的传染病引起了中国和地中海地区人口的急剧下降，在欧亚大陆的其他地区也同样导致了人口下降。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材料二：两汉至唐代，中国的对外交通以陆上丝绸之路为主。入宋以后，特别是南宋，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以海上丝绸之路为主了。元代又开创了对外交通的新局面，达到了所谓“古代中西交通史之极”的地步。明初，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空前繁荣，其中最为壮观、影响最大的，要数15世纪初的郑和下西洋。
——摘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在1400—1800年间，欧洲航海家的一系列杰出的探险之旅将他们带到了世界上除极地以外的各个海域。航海事业是昂贵的事业。然而私人投资者与政府却有极强的动力经营海上保险业，并且为船队提供先进的航海技术。探险还带来了额外的好处：欧洲的水手绘制了世界海图，对世界地理状况的认识也更为精确。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商人和水手建立起通信、交通和交流的全球网络，并且从中大大获益。
——摘自杰里·本特利《新全球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丝绸之路形成的主要因素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丝绸之路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文明交流方式的不同结局及原因。
参考答案：（1）因素：汉代丝织业的兴盛；张骞通西域的促进；古典帝国扩张的推动；远距离贸易的需要；商人和旅行者的利益诉求。
影响：促进了双方经贸、思想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发展；引发了疾病的扩散性蔓延，一定程度上导致社会的混乱。
（2）原因：宋元时期经济重心南移；科技发展，造船工艺进步；政府实行积极的航海贸易政策；北方民族政权并立，战事纷争。
（3）结局：郑和下西洋后，航海事业衰落，丝绸之路不再兴盛；欧洲的探险之旅（或新航路开辟）后，航海事业蒸蒸日上，世界交往不断扩大。
衰落的原因：朝贡贸易，不计经济效益；贸易环境的恶化（如海盗、倭寇等）；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
扩大的原因：政府的鼓励；商业动机的驱动；航海技术的保障；航海知识的进步；航海家的探险活动频繁。
命题解析：此题围绕“丝绸之路”和新航路的开辟这两条文明交往的路径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两点：一是丝绸之路开通原因的复杂性及其消极影响；二是从文明交往的角度进一步理解新航路的开辟。回答此题，既要仔细阅读并善于归纳材料，还要全面思考。如第（2）问既要考虑海上丝绸之路兴盛的原因，也要兼顾陆上丝绸之路衰落的因素；第（3）问既要答“衰落”也要答“扩大”的原因。这些都是考生容易失分的地方。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将丝绸之路特别是郑和下西洋所倡导的文明平等交往理念，与新航路开辟后的文明扩张思想进行比较设题。
中国文化不仅在内部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和中得到发展，而且在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中，受到了中亚游牧文化、波斯文化、印度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欧洲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系统或以外来文化作补充，或以外来龙去脉文化作复壮剂，使整个机体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外域文化系统也在与中国文化的广泛接触中汲取营养、滋润自身的肌体。”①梁启超指出：“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②这两次中外文化大交汇，都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因此，我们理应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复习中突出这两个阶段。
佛教文化是汉唐时期输入中国的外来文化的主体。佛学的系统传入，对中国哲学以至整个中国文化都起了巨大的启迪作用。中国人对于佛教哲学并非不加改造的照搬，而是在消化佛教哲学的同时，把中国传统哲学融入佛教，使佛学本土化。宋明时期，新儒学派又从佛学中汲取养料，传统儒学与外来佛学相摩相荡，产生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文化正宗——宋明理学，这是文化交流史上创造性转化的一个范例。中国文化系统不仅吸收、消化了佛教哲学，而且还在创造的基础上，又反输出给其他文化系统。大量的佛教译著和论著输出到东北亚（日本、韩国）、东南亚。这一“输入——吸收——输出”的文化流动，显示出中国文化系统的强劲生命力。①佛教绘画传人中国后，隋唐画匠（如吴道子）迅速地从佛画的绚丽色彩与宗教题材中汲取营养，大大提高了民族绘画的技巧与表现力。魏晋隋唐的雕塑壁画，也在吸收佛教文化的基础上，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国著名的云冈、敦煌等石窟艺术，都有印度艺术的影响。
中外文化大交汇的第二次开端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耶稣会士来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包括欧洲的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以及自然科学实验等，而后者又是最主要的部分。这些西方文化深刻影响了当时的中国。欧氏几何及其演绎推论对中国思想界来说是一种崭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图使中国人扩大了视野，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都具有重要意义。徐光启等科学家努力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文化加以“会通”，晚明的数学家与天文学等面目为之一新。②
为了体现以上理解，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2]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西汉末，佛教传入后，最初只被当做黄老神仙方术的一种而在皇室及贵族上层中间流传，一般老百姓很少接触……东汉末年，佛教开始流向民间，在社会上有了进一步发展传播。随着西域来华僧人的增多，译经事业日趋兴盛，大、小乘佛教都于此时传入中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文化在中国得以进一步发展。外来佛教和各种思潮和典籍以空前的规模涌进内地。可是在它的传播过程中，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以及传统思想——儒学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在儒、释、道之间迸发了广涉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的论战和斗争。佛教经过不断的中国化而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至宋元时代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了社会文化的各个领域，对中国政治、伦理、文学、艺术、哲学等方面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明代中叶，罗马教廷配合欧洲殖民势力向世界扩展，在葡萄牙的支持下，通过澳门，派出成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出入京师宫禁，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传布天主教。据统计，自1581年至1712年，来华耶稣会士共249人。在早期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者，是耶稣会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随着欧洲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医学、光学、建筑学、美术、工艺、哲学、音乐、语言学等也纷至沓来。
——摘编自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二：要而言之，中国知识线和外国知识线相接触，晋唐间的佛学为第一次，明末的历算学便是第二次。在这种新环境之下，学界空气，当然变换，后此清朝一代学者，对于历算学都有兴味，而且最喜欢谈经世致用之学，大概受利、徐诸人影响不小。
——摘自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至宋元佛教在中国发展状况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在中国得以传播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文化领域出现的突出现象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具体史实，谈谈对梁启超观点的认识。
参考答案：（1）特点：佛教信仰由上层扩大到民间，再渗透到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由最初的宗教生活发展为中国的佛教文化。
原因：佛教教义适合古代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统治阶层的提倡；知识分子的理论加工、改造；佛教内容的不断汉化、儒化。
（2）现象：西学东渐。
原因：文艺复兴促进了西方文化的发展；宗教改革促进了西方传教事业的扩大；一批为宗教事业献身的耶稣会士来华；中国开明士大夫的大力支持。
（3）梁启超认为，晋唐与明末的中外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这是符合事实的。
晋唐之际，随着佛教在中国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不断吸收、消化了佛学。如：佛学逐渐融入中国传统思想中，出现儒、道、佛“三教合一”的态势，最终导致宋明理学产生；石窟艺术深受佛教影响；隋唐绘画题材多与宗教有关；隋唐乐舞也受印度艺术影响。
明末清初，传教士带来了西方文化，影响了中国社会。如：利玛窦、徐光启合译了古希腊数学名著《几何原本》；西方天文、地理、火器等知识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欧洲的水利方法也出现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讲求实证，重视实际的学风影响了明清学者。
可见，外来文化的传入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活力，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
命题解析：晋唐之际佛学对中国的影响与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是教材编写者没有强调、教师教学并不注重的两个重要问题。笔者以此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重大影响。回答第一问佛教在中国传播的原因时，要注意考虑到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佛教内容的发展及文化人士的作用三个角度；回答第二问“西学东渐”的原因时要考虑西方与中国两方面的作用；回答第三问时要注意找准史实，并突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可单独设题考查佛学对古代中国的影响，及“西学东渐”的具体概况，或者直接考查晋唐与明清两个阶段的文化特点。
中西文化的交流是通过人实现的，而传教士则充当了其中的重要角色。明清时期来华的耶稣会传教士影响最大。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的欧洲文化，客观上促进了中西科学文化的交流，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①他们的传教活动产生了三大影响：一是他们中不乏饱学之士，他们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拓宽了中国人的视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启发了中国文化开始步入近代化的历程；二是他们为了传教，必须研究中国固有文化，改穿儒服，学习汉语满文、读经赋诗，成为第一批西方汉学家；三是他们将来华见闻和中国古籍介绍给西方，向西方传播中国现行制度、社会状况、礼仪风俗等，起了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②
在来到中国传播西方文化的欧洲传教士中，有开创之功的是利玛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掀起了“耶稣会士研究热”，利玛窦研究首当其冲。1979年11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吕同六的《沟通中西文化的先驱者——利玛窦》一文。该文认为：利玛窦“为我国和西方的文化交流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因此，在意大利有人称他为‘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粗略统计，从2001年至2010年7月，大陆地区出版的有关利玛窦的专著（含编、译著）有30余种；发表的论文达350余篇。世纪之交，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出千年来对中国历史进程及中外关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外国人有4个，利玛窦名列其中（另外3位是马克思、列宁、马可波罗）。③
对于近代传教士的评价，要客观公正，不能受政治因素的影响而抹杀其对中国近代化的作用。为了突出以上内容，我原创了如下试题：
[原创题3]阅读材料，回答下列各题：
材料一：最初，利玛窦以为和尚是中国人所崇拜的，所以他削发为僧，披袈裟。结果和尚装束不但不受人尊重，反而招来了麻烦。他及时吸取教训，改成儒者装扮，头戴方巾，身穿儒服，自称道人，行秀才礼。他摸准了中国高级官僚的脾气，因此，每到一地，故意赠送或展览陈列当时中国没有或者比中国质量更好的西洋物品，打动那些贪财官吏及皇帝的心，从而在中国统治阶级内部找到保护人，站稳脚跟。当时中国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为了富国强兵，渴望学到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交往过程中，这些知识分子成了利玛窦的好友、学生或信徒，成了利玛窦在中国传教的柱石。经过多年努力，利玛窦不仅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用中文撰写文章和著作。万历三十四年（1606），利玛窦在北京与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这是利玛窦首次把古希腊数学名著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较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利玛窦在中国居住了二十八年，写了十六种译著，其中流传最广、史料价值最大的是《中国札记》，后被译成多种文字。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二：传教士译介中国情况的作品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中文语法、会话和字典；中国儒家典籍译介；有关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著述，包括会务报告、信件和日记等；中国文学艺术的译介。根据英文《中国丛报》（美国传教士创办）1849年的书目，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传教士向西方译介的出版物达400余种。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的30余年间曾译介了139部科技书籍和工具书。当时与傅兰雅先后合作翻译和编辑的中国学者有徐寿、徐建寅（徐寿之子）、华衡芳、李善兰、王德均等20多人。在旧中国十几所著名的教会大学里，中国教师的比重远远超过外籍教师。例如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经办的燕京大学，曾重金礼聘一批中国籍教授到该校执教，昊雷川、刘廷芳、陈垣、顾领刚、冯友兰、梁士纯等学者都曾在燕京大学教过书。教会医院的大部分医疗和护理工作是由中国籍医务人员担任的。其中贡献较大的有黄宽、石美玉（女）、颜福庆和张孝赛等著名医生。
——摘自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三：康有为在1898年曾对一个记者说过，他转而主张变法，主要归功于李提摩太（英国传教士，1870年来到中国传教）和林乐知（美国传教士，1860年来到中国）的著作。戊戌后，康有为也是靠了传教士的帮助才逃脱清政府的追捕。……但西方列强却把洋教当成他们“借以张国威”“借以广土地”“为商业之先”的工具，再加上洋教毕竟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存在着明显的扦格（隔阂），之后不到一年，中国北方就爆发了一场针对洋教的反侵略斗争。
——摘自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
回答：（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简要评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
参考答案：（1）原因：了解、遵从中国的风俗民情；拉拢和投靠上层统治者；笼络知识分子阶层；熟悉中国语言文字，掌握交往工具。
（2）传播基督教文化；译介中国作品；介绍西方科技；创办报刊、教会学校、医疗机构；声援民主运动；进行思想文化侵略。
扩大了基督教对中国的影响；有利于中国学习西方，推动了中国近代化进程；向西方传播了中国文化，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成为列强侵华的工具，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
命题解析：此题围绕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设题，旨在引导学生认识到外来文化在中国成功传播的策略（材料一），及传教士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作出的特殊贡献。回答第（1）问时要注意仔细阅读材料，全面归纳要点；回答第（2）问时先要“述”传教士在近代中国的活动，再加以全面评论。此内容还可变换角度出题。如选取艾儒略、南怀仁、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相关活动命题。或者关注近代留学生这一特殊群体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作的贡献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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