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1 10:0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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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所追求的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内在关系蕴含了生态文明的要求，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内在统一性。第一，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相一致。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生态文明坚持以人为本，生态文明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万物的主宰，人类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尊重客观规律，做到既满足自身的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环境。另外，生态文明是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战略，追求公平公正的一种生态建设，这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第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生态文明奠定了经济基础。马克思认为，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它决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双重异化，使得私有财产产生。而社会主义公有制，符合社会发展方向以及广大人们的利益要求，为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奠定了经济基础。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生态文明资源配置提供了保障。资本主义为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巩固资本主义统治坚持以私有制为基本经济制度，导致了自然资源的严重浪费，而社会主义市场调节相对与资本主义的市场调节超越了资本主义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残酷性，尽量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第四，社会主义的本质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社会主义从广大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追求共同富裕，这也与生态文明的内涵相一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经济全球化浪潮，以自身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对不发达国家进行自然资源的霸占，同时将高污染行业向不发达国家转移，资本主义的社会利益与生态文明建设是相违背的。
二、社会主义制度生态文明存在的问题
人类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人类过度关注自我价值的实现而忽视了自然的客观性，盲目和过度的生产活动使得生态失调，环境问题的出现对我们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威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也存在不足之处。
（1）粗放式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
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环境问题存在的根源。在传统的经济中,物质按照“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形式进行单向流动。人们在生产加工中没有对资源进行充分的利用，同时在消费过程中又把污染和废物大量地排放到环境中去,从开采到生产最后到消费的过程资源利用都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没有对边角料进行回收利用，导致很多自然资源没有进行合理的配置，经济的发展是遵循传统发展模式，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片面增长，从而带来人与资源之间的矛盾，不利于人类的可持发展战略。
（2）缺乏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
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生态文明的建设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由于政府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在制定方面还有些漏洞，一定程度上制约着生态文明的建设。在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中忽略了对生态建设内容的考核，一些地方政府在推进新农村建设忽视了生态环境的保护，产业发展与生态管理相脱节，导致了资源的严重浪费以及环境的污染；在干部考核评价体系中，过分强调了GDP的增长，忽视了生态环境指标的考核，缺乏正确的政绩观。
（3）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支撑是加强环境保护在一个时期内环境保护都是生态建设的攻坚方向，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要建立健全适应于环保需要的法律法规。目前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共识已经形成，20世纪后一些国家先后采取立法措施，由于法律不完善，现行环境法律法规关于运用市场化机制和环境经济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规定与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同时，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不严、官员腐败，执法力度不够等不良现象依然存在。因此，立法的有效性与实施效果欠佳。
（4）环保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首先，技术的进步和创新是突破环境瓶颈的强大动力，但是由于对节能、清洁能源的合理利用与封存方面技术的研发和投入力度不够，导致了资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列宁对科学技术在改善工业带来环境破坏这个问题上保持高度的关注。他认为科技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非常重要。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有工厂和铁路的“电气化”,一定能使劳动条件更合乎卫生,使千百万工人免除烟雾、灰尘和泥相之苦,能很快的把脏的令人厌恶的工作间变成清洁明亮的、适合人们工作的实验室。”其次，政府在制定环保方面的政策上倾斜度不够高，缺乏一个良好的环保科技创新的氛围；同时没有一套完整的科技管理体制制度，导致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较少，直接影响了环保科技创新；最后，企业作为科技创新的主体以及利益的受益者，企业缺乏创新的自觉性，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研发与投入低，企业内部创新型、技术型、复合型人才较少。因此使得企业高资源消耗，低劳动生产率。
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路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方面表现为生态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类精神层面的价值观。人类在进行生产消费的同时如何对待大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需要人类重新思考。当前我们面临的环境问题迫切需要解决，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个人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实践证明，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阻碍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破坏了生态环境。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和道路，调整产业结构，推进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走“产业的生态化”和“生态的产业化”的道路,大力发展绿色循环经济。指出“:要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观念。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展的需求，坚持以人为本，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观，真正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2）健全环保管理机制体制，制定科学合理的法律法规
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建立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的环境保护决策机制和制度体系，全面实施环境法律法规，强化环境监督管理，依法行政，形成一套科学的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以及干部实绩评价指标。
（3）坚持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加大对环保科技创新的研发力度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和实现人性解放的手段，促使人类摆脱野蛮，走向文明。生态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有利于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提高防污防治的能力。因此，政府必须加强生态技术的研发，运用生态技术实现物质与能量之间的循环转化，合理利用资源，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化废为宝，改变线性和非循环的生产流程，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
（4）加大环保宣传力度，强化公众生态意识理念，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
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公众生态意识薄弱导致的。因此，应当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来强化公众的生态意识，注重生态道德教育和生态文化的建设,开展以生态道德教育为主题的实践活动，高校设置生态教育课程，把公众参与环保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调动起来。陈寿朋教授在生态道德建设问题上强调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刻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把生态道德作为立足点，树立正确的生态伦理观。”可见，生态道德在强化公众生态意识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反映生态环境的主要本质，体现人类保护生态环境的道德要求。
四、总结
关键词：生态文明；技术创新生态化
中图分类号：X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07-0014-01
1 传统的技术创新观与生态文明理念的对立
传统的技术创新活动一般都是围绕经济价值展开。在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前提下，经济活动体必然把效率放在首要位置给予重视，而其所谓的效率就是要以最小的成本来获取最大的收益。传统的技术创新观就是围绕着如何实现这种效率而展开的。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生产商尽可能多的索取的自然资源，以达到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所谓成本最小，不但不意味着对自然资源的节省，适得其反却意味着对自然资源不加限制的消耗。在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下，传统的技术创新观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极大浪费，以加速度的方式比以往更肆无忌惮地消耗着自然资源，从而更大程度上造成生态系统的破坏，同时也导致了社会生态的失衡。
单纯的经济发展曾经被认为是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人们以为社会发展就是经济的增长，GDP的增加。以经济价值实现为中心的传统技术创新观服务于这种观点，在历史上很大一部分时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然而其不良后果在时间的前移中逐渐得到暴露，出现了“有增长却无发展”的独特现象。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伊朗、巴西、巴基斯坦等都因奉行传统的社会发展观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这些国家并未因经济快速增长而使社会进入良性状态，而是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社会腐败、人民的贫困加剧，直接导致政局动荡和政权更迭频繁，社会极度混乱。
综上，传统的技术创新观强化了片面的经济发展观，突出了功利主义的价值追求，并在科技繁荣，技术创新规模急剧扩张的时代不断得到强化和固化，以致相应地削弱了人类在其他方面的价值追求，严重导致了社会功利价值与人类精神境界增长之间的失衡，甚至在局部范围内割裂，破坏了价值世界的多元性和不可替代性。与生态文明追求的人、自然以及社会和谐发展、良性互动、共同繁荣为基本宗旨的伦理形态截然相反，南辕北辙。片面夸大了物质财富的重要性，忽视和破坏了精神财富及其它人类不可或缺的多样性价值形态，其最终结果必将是破坏生态平衡，破坏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破坏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一无所获。
2 生态化技术创新观与建立生态文明理念的内在契合
由于生态化技术创新具有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能源的低消耗、少污染等特点，因此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可以为解决环境问题提供必要的技术条件,有利于维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建立在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模式上,导致资源能源持续紧张,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经济的快速发展已受到资源、能源供给不足和环境承受能力的严重制约。2001年,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环境损失可能超过10%的国内生产总值,真实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为负。如不迅速实施技术创新生态化,变粗放型增长为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低代价型增长,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短缺将不断加剧，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的趋势将不可逆转,人与自然的矛盾将日趋尖锐。大力推动生态化技术创新,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
倡导生态化技术创新，把资源生态效益纳入技术创新的目标体系,从而使技术创新活动能不断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废物排放,最大限度地降低天然资源、能源的消耗,减少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不良影响,有利于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消解经济发展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产生的压力和破坏,增强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持续支撑能力。生态化技术创新在实现生产方式转变,谋求经济发展与自然和谐共处方面与建立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完全一致。
技术创新生态化强调人在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注重人的需要和满足、素质的提高和能力的发挥,并注重人类发展赖以依存的自然环境的改善,追求自然生态平衡、社会生态和谐有序,最终实现人的生态化，把“以人为本”作为最高价值原则,与建立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是相同的。
3 生态化技术创新观对建立生态文明社会的推动
面对我国环境状况恶化的严峻生态形势, 实施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不能采取“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来发展经济, 而应寻求一种与人口、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建立生态文明社会，就必须变革传统的思维方式,大力开展技术创新生态化, 树立新的生态意识, 确立“预防源头污染”的环境意识。建立生态文明必然要求技术创新生态化，生态化技术创新对建立生态文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生态化技术创新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有序。实施技术创新生态化,最终目的在于为人类提供更好的生态环境,提高人的生活水平和精神层次,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类自身的的生态化。
（2）生态化技术创新有助于推动经济生态的和谐发展。和谐的经济生态是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它要求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相应、规模与效益相当。传统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加剧了利益分配的失衡，造成经济社会秩序混乱。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有利于使经济社会良性运转、和谐有序。
（3）技术创新生态化就是要彻底摒弃以往那种以单纯追求经济效益为中心的发展观, 纠正过去凭借高投入, 高消耗去实现发展，以恶化自然生态环境为代价以增加产出的错误做法, 要使得人类自身的经济发展更少地依赖有限的地球资源, 更多的与地球承载能力达到有机协调，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和统一。
综上，通过生态化技术创新能够实现经济和谐发展，减少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界和谐共生、良性互动、全面发展、共同繁荣，进而推动生态文明社会更快更好的建立。
4 结语
技术创新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必须努力实现自然、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的良性互动与协调。技术创新生态化是技术创新观念的转变,是技术经济发展的积极探求。大力发展生态文明是当代与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生态化技术创新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最大推动力。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克服一切障碍,构建国家和区域生态化技术创新体系,大力实施生态化技术创新,加强生态文明建设，解决资源瓶颈问题,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方能保护环境，实现人与自然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潘岳.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J］.绿叶，2006，（10）.
［2］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彭福扬,刘立强.生态化技术创新与和谐社会构建［J］.宁夏社会科学，2006，（5）.
棚民的对徽州山区的无序垦殖和恶性开采，对徽州山区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并直接影响到了所在山区原有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形成了较为严峻的“棚民”与土著居民对立的社会问题。
关于徽州棚民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总体而言，尚嫌不够深入。本文拟通过对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的分析，对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以及徽州本土官民的应对措施，进行系统剖析和论述。
一、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和数量分布
关于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的时间，清代安徽道宪杨懋恬在《查禁棚民案稿》中云：“查徽属山多田少，棚民租垦山场，由来已久，大约始于前明，沿于国初，盛于乾隆年间。”[4]对照上面所引康熙《婺源县治》的序文，杨懋恬关于徽州棚民起源于明代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
正如杨懋恬所指出的那样，徽州山区棚民最盛的时期是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婺源县棚民有明确记载的最早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其他如歙县、休宁、祁门、黟县和绩溪等大体也介于乾隆初年前后。考虑到祁门地当徽州府往安徽省盛会安庆孔道，故安庆进入此地的棚民应当不会晚于婺源。
进入徽州山区垦殖和经营的棚民数量，以毗邻的安庆等府为最多，其次为邻省的江西和浙江，远者甚至还有来自福建的棚民。“该民等籍隶（安庆府）怀宁、潜山、太湖、宿松、桐城等处，间有江西、浙江民人，徽属距伊等原籍甚近。”[5]
棚民进入徽州山区租地种植苞芦和挖山烧炭等活动，曾经和当地土著居民产生了严重矛盾，导致纷争和诉讼不断，但这种矛盾都还是小范围的。直到嘉庆十二年（1807）才因休宁县耆民程元通赴京控告棚民方会中等逞凶酿成命案，棚民和土著居民的矛盾方才引起朝廷的重视。但徽州山区究竟聚集了多少棚民，不同的记载，数量也差异较大。据办理抚剿徽州棚民事宜的高廷瑶估计，约有万余人，“棚民之多，以万计也”。[6]还是高廷瑶，在办理棚民事宜后，他又说：“余思徽郡属境，俱有棚民，不下数十万人。”[7]而据杨懋恬饬令徽属各县确查，其具体数字8681丁口。徽州府六县棚民的具体分布如下表：
所在县|棚民所搭棚数|棚民丁口数
歙县|334|1415
休宁|395|2522
婺源|74|295
祁门|579|3465
黟县|9|69
绩溪|172|915
合计|1563|8681
以上统计相对较为精细，但由于徽州是高山纵横，加上棚民本身想方设法隐匿不报，因此，其数据难以完全与实际完全一致。至少黟县的数据就不够准确。根据黟县自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十年（1805））和嘉庆十六年（1811））连续颁布的四份关于严禁棚民造窑烧砖、水口烧煤、租山开垦和开煤烧灰等禁令的情况来看，黟县的棚民之害应是相当严重的，其棚民数量绝非表上统计的69丁口。又据道光四年（1824））安徽巡抚陶澍编查皖南棚民保甲事宜统计，此时，在大量棚民已被驱逐和勒令退山回原籍的情况下，编入保甲的徽州棚民依然还有156户，具体分布是：[8]
所在县名|棚民户数|选充棚头数|备注
歙县|156|17|
休宁|231|24|
祁门|432|24|
黟县|10|1|
绩溪|12|——|居住分散，不便编设棚头。
合计|841|66|
不管是数万还是数十万，清代中叶以后徽州棚民的数量不会是一个小数字。我们今天在徽州调查期间，发现很多以“棚”为名的村落，如祁门乔山，休宁回溪、南塘，以及歙县柘林、蓝田等地，都有大量以“棚”为村的村落。这些棚村在乾隆以前是没有的。更为要紧的是，这些棚民聚居村，至今竟然还能操着一口流利的安庆方言。可见，当年棚民的数量是极其可观的。
二、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进行无序甚至野蛮开开垦与开发，给徽州原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
徽州“郡之地隘，斗绝在其中。厥土骍刚而不化，高水湍悍，少瀦蓄，地寡泽而易枯。十日不雨，则仰天而呼，一骤雨过，山涨暴出，其粪壤之苗又荡然空矣。大山之所，多垦为田，层累而上指，至十余级不盈一亩，快牛剡利不得田其间。”[9]如此恶劣而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得徽州的粮食生产始终不能自给。“徽介万山中，地狭人稠，耕获三不膳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十居六七，勿论岁饥也。”[10]因此，徽州经济结构中，以养山植树、贩运木材为主的山林经济产业占据着很大的比重。这一经济结构早在宋代即已形成，“山出美材，岁联为桴，下浙河。”[11]“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休宁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杉又易生之物，故取之难穷”[12]山场林木不仅是徽州人赖以维生的主要资源，而且，由于它们可以涵养水源，使徽州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始终保持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健康状态。
棚民的大规模进入，并进行无序的垦山种田和煤炭等矿物开采，造成了水土流失，使得徽州山区的生态环境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破坏。“乾隆年间，安庆人携苞芦入境，租山垦种，而土著愚民间亦效尤。其种法必焚山掘根，务尽地利，使寸草不生而后已。山既尽童，田尤受害。雨集则砂石并陨，雨止则水源理竭，不可复耕者，所在皆有。大溪旱不能蓄，涝不能泻，原田多被涨没。一邑之患，莫甚于此。”[13]休宁人程元通在赴京控诉棚民罪状时，就曾声泪俱下地陈述棚民对休宁山区生态的破坏。他说“我们住居地方，环抱皆山，祸遭流匪方会中等向无业地棍程金谷等盗租山场，搭棚纠集多人，私行开垦，种植苞谷，以致山倾石泻，涨塞河道，山上坟茔尽行挖掘，山下田庐皆受其害”。[14]
在徽州一府六县棚民聚集人数最多的祁门山区，因棚民租山种植所造成的水土流失等生态灾难也最为剧烈。祁门西乡箬坑，向为王氏宗族聚居地，在棚民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安居乐业，过着一种相对富足的生活，“我环溪基迁于宋，迹发于明，聚族而居，历年有所。向来田少山多，居人之日用饮食，取给于田者，不敌取给于山。当年兴养成材，年年木弃取，络绎不绝。所以家有生机，人皆乐利，……无不衣食余饶。”[15]然自乾隆三十年（1765）棚民进入之后，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居民平静富有的生活环境也如明日黄花，“自乾隆三十年以后，异民临境，遍山锄种，近日地方效尤。每遇蛟水，山崩土裂，石走沙驰，堆积田园，国课永累。且住后来龙山场，合族公业，亦尽开挖锄种。人居其下，命脉攸关。此日坑河满积，一雨则村内洪水横流，祠前沙石壅塞。目击心伤，人皆切齿。”[16]祁门北乡的程氏宗族聚居村善和也是倍受棚民之害最烈的地区之一，同箬坑一样，山场林业是善和经济的命脉，诚如《窦山公家议》所云：“田之所出，效近而利微；山之所产，效远而利大。今治山者递年所需，不为无费。然后利甚大，有非田租可伦。”[17]就是这样一个仕宦、商贾辈出的山村，清代乾嘉时期，也遭遇到了棚民的大肆侵袭。为此，全族父老集议，由程钝根主笔撰写了程氏宗族驱逐棚民的檄文——《驱棚除害记》。在这篇驱逐棚民的檄文中，程钝根历数了棚民的九大危害，其中前三项均系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危害。“伐茂林，挖根株，山成濯濯，萌蘖不生，樵采无地，为害一也；山赖树木为荫，荫去则雨露无滋。泥土枯槁，蒙泉易竭。虽时非亢旱，而源涸流微，不足以资灌溉，以至频年岁比不登，民苦饥谨，为害二也；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排，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18]
可见，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租山垦殖苞芦和赁山挖煤烧灰，直接造成了徽州生态环境的恶化。根据有关史料，棚民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大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植被的大量破坏。徽州历史上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境内山峦重嶂，河川纵横，森林植被面积广阔，所谓“重冈複岭参天际人，岩谷幽阻林莽丛茂”。[19]茂密的山场林木，不仅涵养水源，使徽州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生态环境，而且还给徽州带来丰厚的财富资源。清代中叶以降，棚民的大规模入境，进行野蛮的垦殖与开采，使得徽州大量的山场林木遭到砍伐，植被覆盖率急剧降低，特别是在一些棚民聚居较为集中的山村，不少林木丰茂之山被砍削殆尽。“自棚民租种以来，凡自棚民租种以来，凡崚嶒险峻之处，无不开垦，草皮去尽，则沙土不能停留。……不但不植不留，而且根株尽掘，甚至草莱屡被烧锄，萌芽绝望。”[20]在黟县，棚民“或开土党凿石，或租种苞芦，草木不留，山石立断，一邑之生灵受害。”[21]
其次是水土流失的加剧。植被受到破坏的直接后果，必然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黟县知县吴甸华在嘉庆十六年七月颁布的《禁租山开垦示》的禁令中，对棚民租山开垦所造成的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有着深刻的揭示，禁令指出：“石山戴土，一经垦松，适遇暴雨，沙石滚下，其势猛悍，山下成熟田亩，多被冲压，以致失业。邑境内现有虚粮，或因此故。其为农田害，一也；山坡溜水，有涧达溪，垦后夹沙带石，壅滞滩河。舟楫难行，竹簰亦碍。其为水道害，二也。”[22]水土流失不仅使得徽州的生态平衡受到破坏，而且阻碍了道路的畅通，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徽州府通往省会安庆的必经之路——祁门大洪岭山道，就因棚民于道路两旁砍伐树木、种植苞芦而造成的水土流失而一度变得“木濯草斩，泥松沙削……积塞道途”。[23]至于因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的生活，更是触目惊心。如果说祁门社景村嘉庆九年（1804）的《奉府宪示禁》所说的“棚内有祸人之，每逢霉雨，河壅溪涨，遂使良田高平低没，……将来住宅墓址难免无虞”，[24]还只是一种预测的话，那么，在祁门箬坑和休宁田，由水土流失而影响居民正常生活则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在箬坑，箬溪“水为一村血脉，屡岁洪水暴涨，人则栖息无所，物亦渍湿难堪。且祠内污泥壅积，灵爽何所凭依？沿坑屋宇，长在水中，居者宁无痛恨？”[25]在休宁浯田，因遭棚民开垦，导致“溪圳尽塞，河水泛滥，田园交涨，房屋冲坍。”[26]
最后是自然灾害频繁。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使得徽州的自然灾害逐渐变得频繁起来，尤其是在棚敏为害最烈的山区僻壤，这种情况更为严重。在歙县北乡，“迩为外郡流民赁以开垦，凿石刨山，兴种包芦。土人始惑于利，既则效尤。寝致山皮剥削，石阞沙倾，霉月淋，乱石随水而下，淤塞溪流，磕撞途径，田庐涨没。”[27]祁门在棚民涌入山区进行野蛮开垦最烈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曾经发生了一次大洪灾，这次洪灾一共造成了六千人溺毙。这年五月，“初六日，夜大风雨。初七日清晨，东北诸乡蛟水齐发，城中洪水陡起，长三丈余。县署前水深二丈五尺余，学宫水深二丈八尺余。冲圮谯楼、仓廒、民田、庐舍、雉堞数处，乡间梁坝皆坏。为从来未有之灾”。[28]虽然这次祁门历史上最严重的水灾不一定全部因棚民垦山而发生，但棚民滥砍乱伐开山种田所导致抗御自然灾害能力的降低，至少说是引发这次损失惨重的洪灾的重要因素之一。
棚民在开发徽州山区、发展山区经济方面是有贡献的。但是，比起其对山区生态环境的破坏来，这一开发山区活动的积极作用是有限的。它对徽州山区生态环境所造成的损害，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消除，直接导致了徽州山区各种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
三、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
徽州社会原本是一个宗族聚居的社会，宗族和乡村民间会社组织，在当时的徽州乡村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正如赵吉士所指出的那样，新安聚族而居，绝无一杂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有度。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29]徽州乡村这种井然有序的社会秩序，在棚民大规模涌入下，发生了变动。社会治安形势也变得异常的严峻起来。
概括而言，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徽州平静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乱。在棚民大规模进入徽州山区之前，徽州人按照历史上沉淀下来的相沿数十百世的生产与生活方式，过着一种以宗族血缘组织为共同体的乡村社会生活，“农力最为勤苦，缘地势陡绝。……大山之所落，力垦为田，层累而上十余级不盈一亩。刀耕火种，望收成于万一。深山穷民，仰给杂粮。早出偕耕于山，耦樵于林，以警狼虎；暮则相与荷锄，负薪以归。……家多故旧，自六朝唐宋以来，千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谊，讲世好，村落家构祖祠，岁时合族以祭。贫民亦安土怀生，虽单寒亦不肯卖子流庸。婚配论门第，重别臧获之等”。[30]棚民来到徽州山区后，相当地宗族成员私自租山耕种或开采，并与当地居民通婚，所谓“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31]棚民初来时，由于徽州山场大部分实行宗族成员股份制经营，故族中一些贪利之辈，便将自己的股份租与棚民垦种、开采，“初起于租山者之贪利，荒山百亩，所值无多，而棚户可出千金数百金租种。棚户亦因垦地成熟后，布种苞芦，获利倍蓰。是以趋之若骛，或十年，或十五年，或二十年至三十年。迨山膏已竭，又复别租他山，以至沙土冲泻，淤塞河道农田。伐木搭棚，毁伤坟茔薪木。本不利于地方，历来奉文查禁，无如人情见利必趋，不肖之土民阳奉阴违，无业之异民遂争先恐后，日聚日多”。[32]这种局面最终导致了当地土著居民和棚民的矛盾不断加剧，原先宗族社会的生产与生活秩序被打破。
第二，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棚民的野蛮开垦与开采，在经济与社会文化上，与当地土著居民的经济利益发生冲突，各种土棚纷争与诉讼事项增多，加上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异籍赌棍、乞乞丐组织也随棚民一道进入徽州，致使赌博、盗窃、强讨强索事件屡屡发生，直接造成了徽州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棚民“越境租地，开垦山场，其人刁玩成习，强悍为多，居民每不胜其扰。是以占地侵山，动成讼案。……近年以来，棚民恃无所钩稽，故智复萌，斗殴、抢夺之风又炽”。[33]乾隆中期以来，举凡祁门洪迎瑞、洪大由案，休宁程金官案，直至休宁程元通赴京呈控等土棚相争案件，都是徽州社会治安恶化、土棚矛盾激化的直接反映。至于带有黑社会组织性质的赌博、乞讨、盗抢之徒，更使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在休宁，“迩年，时有无籍游民，多属少年壮丁，结党成群，借丐为名，强讨恶索。小窃叉鸡，其名曰单。其单有首，散则莫其踪，聚则难清其数。一遇婚娶丧祭，遂行纠集男妇，户开则升堂入室，户并则抛石击门，强索酒食，议折银钱。稍不遂欲，动辄滋端”。[34]祁门新安，“地当孔道，商贾往来，行李络绎。向则肃然，安居无事。近则恶丐结党联群，有号石埭陈贵地方王喇子、庐州王陈草包等等，名为甲头，以约束丐为辞，实则四党扰害，眷党旬肥。……外来匪徒，以讨乞为名，恃强滋扰，最为民害”。[35]祁门多通包括新安、彭龙、桃源等地立于嘉庆、道光年间的禁止赌博和流丐入境碑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棚民以及随之而进入徽州的乞丐、赌徒和黑社会组织，给徽州社会治安形势恶化所造成的影响。
第三，良田受损，物价特别是米价腾贵，给徽州当地居民生活造成了困难。徽州本来就是一个山多田少的山区，粮食不能自给，每年居民所必需的粮食要有三分之二靠从境外输入。棚民入境垦山、挖矿，不仅使居民的良田受损，赋税、柴薪供给受到影响，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所需的粮食（主要是大米）因为河道被棚民垦山造成的水土流失所堵塞，致使境外粮食不能即使运进徽州，导致粮价飞涨，直接影响了当地居民的生活。正如《驱棚除害记》所列举的棚民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九大灾害中所指出的那样，“山遭锄挖，泥石松浮，遇雨倾泻，淤塞河道。滩积水浅，大碍船牌，以致水运艰辛，米价腾贵，为害三也；山河田亩多被{上为“入”字，下为“水”字}积，欲图开复，费倍买田。耕农多叹失业，贫户永累虚供，穷困日甚，为害四也；久之衣食无出，饥寒为非。法律虽严，莫可禁止，为害五也；河积水涨，桥崩屋坏，往来病涉，栖息遭危，为害六也”。[36]“柴薪价值，较之数年前顿增几倍。居民樵苏之利，当然无存”。[37]显然，因棚民对生态的破坏，给徽州土著居民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直接导致了他们生活的贫困化。
第四，精神生活受到严重伤害。徽州向来重视阴阳居处环境的选择。在他们精神和内心世界里，祖先的坟墓风水直接关乎到后代子孙的幸福与否。棚民的滥砍乱伐，使土著居民祖先坟茔龙脉和荫木受到了破坏，“至于龙脉之伤戕，丁财折耗；古冢之平毁，坟墓遭殃，此尤祸之惨烈者。”[38]而且，在信仰和讲求风水堪舆风水的徽州，不仅是宗族祖先的坟茔，而且各县的县龙也因棚民的大肆砍伐而倍受荼毒。于是，休宁、婺源、祁门和黟县等士绅和官府，都纷纷发出了保县龙、禁棚民的呼吁和告示。棚民这种对徽州人精神和心灵世界的伤害，是直接导致土棚矛盾激化的一个最为直接的要素。正是这种心理和精神上的伤害，使得黟县知县吴甸华在连续发出三份禁令之后，还赋《安龙吟·禁种巴芦烧石煤以筦山脉钥水口也》诗，以示对棚民的憎恨与忿懣。诗云：“兹土安且敦，扶舆积之厚。连山络其脉，曲水环其口。秦县直至今，宁宇阅年久。如何牟利徒，甘受外奸诱。赁山恣垦发，邻患于焉狃。（休邑、祁门近奉宪驱逐棚民——原注。）不知崔嵬巅，冲沙裂石陡。石壅逈溪流，沙板失畦亩。山越况匪驯，是用驱之走。保民旧田河，完我好冈阜。或又石焚石，山骨目击剖。岂忘名在碑，何贪利斯薮。（嘉庆十年，有呈请示勒石——原注。）水驶山停之，钤束亮非偶。肯使郁厜（“厂”头下“義”字），化为缺培塿。渍言共惊诧，公吁来耆苟。任天即民福，因地乃官守。筦钥吾弗严，翳谁执其究。去弊当拔根，汛防议干掫。（屡禁烧煤，业已停止。恐日久废弛，因晋省请于抚宪，准移驻墩铺，分兵看守，为久远计。——原注。）但期长谧宁，无复自纷纠。两禁不可捍，有如山水寿。”[39]
总之，棚民对徽州社会的影响是深刻的，即使在道光年间根据朝廷制定的章程和规定，大部分棚民被驱逐回原籍，少数棚民定居下来，他们也未能完全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他们的住宅还保留着原籍的建筑样式，“低小之屋，或以土为墙，或以草为瓦，四都源瑶、碣源之棚民，以及烧炭挖栲、种山蔔苞芦者，大率类此。不讲光线，仅蔽风雨，床与灶接，人与畜居。或一室一妇也，或十室八室而无二三妇也。”[40]他们的语言也基本保留着家乡的乡音方言。
四、徽州官府和乡绅对棚民的态度及其处置方式
数以万计的棚民大规模开进徽州山区，开垦与开采以后，引起了徽州地方官府和乡村士绅阶层的震动。如何对待和处置棚民这一陌生的社会群体，成为摆在徽州官府和士绅面前的一件棘手的问题。同时，僻居徽州深山老林从未与外界接触过的宗族社会社员，面对陌生棚民的无序开垦和野蛮开采，无论在心态和行为上，也都出现了急速的变化。
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对待和处置棚民的态度是有分歧的，即使是在嘉庆十二年（1807）休宁土棚相争酿成命案、程元通赴京控诉之后，徽州地方官府和官员也对棚民持有不同的意见。就休宁、祁门、黟县和婺源知县而言，他们偏重于对棚民进行驱逐，以维护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而就办理棚民事宜的芜湖道宪杨懋恬和高廷瑶，他们在奉命对棚民进行调查后，一方面坚决执行朝廷查禁棚民的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也认为棚民与传统的强租霸耕之凶恶匪棍不同。因此，杨懋恬认为，“各县寻常控案，每县不过数件、数十件而止。至黟县、婺源历久，土棚相安，从无控案。可见，各棚民俱系种地良民，并非凶恶匪棍，亦无不法扰害实迹。”[41]高廷瑶在会同芜湖道宪杨懋恬率兵四百前往徽州擒剿棚民时，就对棚民抱有深深的同情。他认定程元通赴京呈控棚民之案有诬，并与诸知县协商，暂时驻兵县城，待廉得其实后再行定夺。他说：“此辈虽棚居，然力农事、长子孙，由来历久，迥与游民托名种山、支棚匿奸者不同。况附郭不及百里，果其聚众肆行，胡被害者不闻一人？而闾长里胥又皆毫无觉察？夫岂无畏牵连之祸？赴诉长官者，乃独不远数千里而京控？此其挟仇诬陷情弊彰矣。今不按虚实，而遽加之兵，彼被控者心怀疑惧，铤而走险，势将激成抗拒。兼以众兵涌入，难免秧及池鱼。我辈为县司牧，可不计出万全虑而后动乎？”[42]于是，高廷瑶亲自轻骑进入山区，“于是，保甲来迎，诸棚民跪谒者踵至。其远近男妇纷纷千百人夹道欢呼，绝无惊惧情状。……余与县尹留宿数日，徐察其迹，亲阅各棚民家，全无影响”。[43]
当然，由于聚居休宁浯田的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以“棚民方会中等纠集多人、踞种山场、逞凶酿命等情”，于嘉庆十二年亲自赴京呈控。引起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不安。尽管安徽巡抚初彭龄奉命委勘后，认定程元通所控之词多有不实，“程元通系族长，年已七十六岁。程怡仁所递之词，系祠长程绍兰主意。词内所称掘濠筑垒、祖墓遭掘、程柏押毙、尸匿不交、程靳被捆无踪等情节，均属架捏”。[44]但是，清王朝中央和地方政府还是采取了以驱逐棚民退山回籍为主、编查棚民入保甲为辅的政策，制定了《棚民退山回籍章程》，这就是所谓的“十二年递解之法”。“除在徽属已久，业经置买田产，与土著民人缔姻，编入保甲者，另册送部备查，毋庸勒令回籍外，其余棚民以租典地契内年限为断。其载有年限者，概俟限满后退山回籍。现在年限已满，及不载年限、承种已久者，令再种二年，于嘉庆十四年退山回籍。其近年承种，不载年限者，应令该抚转饬地方官，谕令严立年限，至迟不得逾十年各等语，并经修《户部则例》，一并载入在案”。[45]对租山招棚之山主，清王朝更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惩罚措施。用《酌议棚民退还山场章程》制定者安徽巡抚初彭龄的话来说，就是“棚民固利其土膏，若无山主召租，亦无从托足，是棚民与山主实表里为奸。此次查办之后，若不严定专条，有犯从重科罪，恐日久玩生，复蹈故辙。应请嗣后如将山场混召异籍之人，搭棚开垦至五十亩者，无论公业私业，均照子孙盗卖祖遗祀产至五十亩者，照投献捏卖祖坟山地例，发边远充军。不及五十亩者，减一等，租价入官。承租之人不论山数多寡，照强占官民山场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为从减一等。父兄子弟同犯，以凡人首从论。族长、祠长失于查察，照不应重律科罪。令该族族长、祠长勒石公祠中，庶棚民绝迹，土民益臻宁辑”。这条规定不久即以例的方式，载入《大清律例》之中。
徽州乡村宗族社会中的士绅阶层对棚民的蜂拥而至，采取了坚决的严禁和果断的驱逐举措。可以说，在清代中叶的驱逐棚民活动中，他们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包括清王朝中央和徽州地方官府最终能够下定决心驱逐棚民，这批乡绅们所做的努力是不可低估的。或者说没有乡绅的疾首顿足般的呼吁和影响，中央和地方官府在对待棚民的问题上或许不会那么坚决、果断和严厉。我们在文书、碑刻、谱牒和其他相关文献中，发现了数量可观的关于乡村宗族、会社和在野乡绅在禁止和驱逐棚民方面的史料。
在棚民潮涌动的初期，徽州宗族、会社和乡绅即发出了强烈的禁止和驱逐的呼声。乾隆四十五年（1780）十二月，休宁北乡儒村吴氏宗族族长吴懋长、吴世宗、吴钟溪、吴家漳、吴世茂和监生吴地保、吴兴等即以棚民“匪数潜滋。或曰行究，或夜起狼偷，砍树药鱼，肆无顾忌”的名义，呈请到徽州府和休宁县，由恳请徽州府颁发禁示，“勒石永禁，保荫保族，以杜侵害”。[46]乾隆四十六年（1781），黟县知县在阖邑士绅的强烈请求下，以棚民“江西窑匠邹国仲等于芙蓉嶂山下窝僻之处、县龙正身地方，觅租北向地业，将来龙山塝劈入，造窑烧砖，火灼龙脉”为由，勒石颁布《保县龙脉示》，严令“有关县龙之处，永远不得自行出租与人开砌劈挖泥土、烧造砖瓦。附近居民，亦不许凿挖有关县龙石土，并种山药、种苕、埋苕窖等项损伤龙脉，一概禁止”。[47]乾隆五十年（1785），婺源汪口俞氏监生俞大璋等因汪口向山自“乾隆四十三年，无藉之徒盗行砍伐”，而集体向婺源知县彭家桂恳请颁示勒石严禁。[48]次年七月，汪口俞氏宗族族长、监生俞奎茂等十数名乡绅，再次就蓄树垂荫之向山林木，遭受“旦旦斧金，害及数十年冢也。累累鍬锄，坑逾数仞；天根斩削，地脉陵夷，所以财赋萧条，人文寥落。”敦请婺源知县予以勒石严禁。[49]在棚民为害最剧、土棚矛盾最烈的休宁浯田岭，乾隆五十九年（1794），聚居于此的程氏宗族乡绅程华苍等，“因异地棚民挖山垦种、地方无知贪其小利，滥召妄租”，使得“山遭残废，樵采无资，砂石下泻，田被涨荒。……深山大泽，异族盈千，啸聚成群，恐贻害匪浅”为由，恳请休宁知县“吁恩示禁、宁民杜害”。[50]
在棚民规模最大、为害最剧的嘉庆时期，徽州一府六县乡村士绅纷纷以各种不同方式，发起了禁逐棚民、保卫家园的运动。
在休宁聚居棚民最多的地区——浯田岭、江田村、岭南、牛岭、青山、方圩和横源七村，以程氏宗族族长程元通、祠长程绍兰为首的乡绅组织，不远数千里，亲赴北京呈控棚民方会中等。在祁门，善和程氏宗族以附贡生程国华为首的乡绅，邀集合族父老，以棚民“开垦锄种为虑，嘉庆年间，恐请张宪驱逐棚匪五十四座，合境胥安”，[51]并亲撰《驱棚除害记》，历数棚民九大危害，云“棚匪之害地方也，甚于兵燹”。[52]在黄古田、环砂、渚口、社景、箬坑等棚民垦山最烈的地区，宗族和乡绅都奋然而起，组织起了规模庞大的乡村力量，对棚民进行驱逐。宗族、乡约和会社在这一时期发挥了积极的基层堡垒作用。祁门善和、环砂和休宁浯田岭的程氏宗族、休宁商山和儒村的吴氏宗族、祁门黄古田的汪氏宗族和箬坑的王履和堂养山会，祁门侯潭和婺源汪口的乡约，都在驱逐棚民、捍卫家园的运动中，起到了中坚的作用。
不过，在论述针对棚民这一社会问题时，我们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徽州乡村社会宗族和乡绅组织，必须借助地方官府的力量。无论是诉诸词讼，还是敦请官方出示严禁，这些组织和力量都离不开官府的支持。正是宗族、乡约、会社等组织与封建地方官府的协调与互动，才最终将棚民这一社会问题加以解决。尽管这种解决方式不一定完全满足宗族、乡约和会社以及乡绅的全部要求，但至少通过对棚民事件的处置，我们看到了徽州社会中的民间组织和乡绅势力在处理基层事务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清代中叶的棚民，作为徽州历史上最后一次可称为是移民的运动，给徽州社会所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他们对徽州山区的滥砍乱伐、对徽州生态环境的破坏，直到百余年后，依然使徽州承受着这一恶果。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在探究徽州由富变穷的根源时，就曾把深林资源的破坏当成了最为主要的原因，并将“兴树艺”作为振兴徽州经济的头等事务。他说：“自唐宋以来，（徽州）便号富州，今何忽贫瘠如此？当务之急，莫要于讲树艺之事。”因此，在肯定棚民对山区经济开发的同时，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他们对山区生态环境和社会稳定的破坏及其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复原历史、阐释历史。
注释
[1][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十一《赠程君五十叙》。
[2]康熙《婺源县志》卷首《旧序·詹养沈序》。
[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
[6][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7][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8][清]陶澍：《陶澍集》上册《奏疏·日记·编查皖省棚民保甲折子》，岳鹿书社1998年版，第425页。
[9]康熙《徽州府志》卷二《舆地志下·风俗》。
[10]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汪伟奏疏》。
[11]淳熙《新安志》卷一《州郡·风俗》。
[12]淳熙《新安志》卷二《物产·木果》。
[13]同治《祁门县志》卷十二《水利志·水碓》。
[14]《嘉庆十二年二月十四日左都御史赓音等为安徽休宁耆民程元通呈控棚民占山扰害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1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6]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17][明]程昌：《窦山公家议》卷五《山场议》。
[1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19]同治《祁门县志》卷三十六《杂志·祥异》。
[20][清]方椿楚《颂山房杂著》，转引自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21]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年知县苏禁水口烧煤示》。
[22]同治《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嘉庆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禁租山开垦示》。
[23]《清道光二年十一月祁门大洪岭道路两侧山场永禁种植苞芦碑记》，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大坦乡大洪岭头。
[24]《清嘉庆九年五月十七日祁门社景黄一本堂奉府宪示禁碑》，原碑现置于安徽省祁门县横联乡社景村。
[25]祁门《环溪王履和堂养山会簿》，清嘉庆刊本。
[26]《清嘉庆八年十月休宁浯田岭严禁棚民入山恳种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浯田岭一家杂货店墙壁上。
[27]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28]道光《徽州府志》卷十六之一《杂记·祥异》。
[29][清]赵吉士：《寄苑寄所寄》卷十一《泛叶寄·故老杂记》。
[30]乾隆《橙阳散志》卷末《歙风俗礼教考》，转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卷十八。
[3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32]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3]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4]《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休宁县奉宪严禁无籍游民强讨恶索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齐云山镇唐头村。
[35]《清道光五年闰六月初二日祁门奉宪永禁匪丐入境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祁门县新安乡政府。
[36]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7]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38]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三本卷一《村居景致·驱棚除害记》。
[39]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六《艺文志·诗》。
[40][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十二《法制·民情习惯·休宁风俗之习惯》。
[41]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道宪杨懋恬查禁棚民案稿》。
[42][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3][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
[44]《嘉庆十二年五月初二日安徽巡抚初彭龄为休宁县浯田岭等七处棚民已拆棚退山事奏折》，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朝安徽浙江棚民史料》，载《历史档案》1993年第1期。
[45]道光《徽州府志》卷四之二《营建志·水利·国朝汪梅鼎驱逐棚民奏疏》。
[46]《清乾隆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休宁县儒村奉赋宪禁示棚民砍树药鱼等不法事碑》，原碑现立于安徽省休宁县儒村乡。
[47]道光增补《黟县志》卷十一《政事志·塘堨·附乾隆四十六年知县顾保县龙脉示》。
[48]《清乾隆五十年十二月婺源知县严禁盗伐汪口村严禁盗伐向山林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49]《清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婺源汪口村奉邑尊示禁碑》，原碑现置于江西省婺源县汪口村乡约所内。
[50]《清乾隆五十九年四月休宁浯田岭严禁召租棚民种山碑》，原碑现嵌于安徽省休宁县龙田乡一杂货店墙壁中。
[51]光绪《祁门善和程氏仁山门支谱》第一本卷十二《东房新春显派泰支昂分世系》。
内容摘要: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确立生态文明新目标,这是党在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实现科学发展道路上的重大新认识、新理念、新任务。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应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前提,着重从人们的思想观念、生产发展方式、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着手,重点抓好“三个体系”建设。
关键词:生态文明 科学发展观
十七大报告把环境保护的基本国策,上升为建设生态文明的战略目标,这是党的生态观、文明观的升华。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厘清生态文明的基本内涵、重大意义、实践基础和现实路径等几个层面的问题。本文就这些基本而重要的问题展开探讨。
从生态文明运行轨迹把握其科学内涵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独立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理论体系。既有特殊的运行轨迹,同时又具有丰富的内涵。
从运行轨迹看,坚持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以人为本,就是要坚持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发展,实现新一轮的“生态革命”,逆转人类生态与自然生态的退化趋势,恢复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促进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际和代际之间的和谐协调,运行的是一条从对立型、征服型、污染型、破坏型向和睦型、协调型、恢复型、建设型演变的生态轨迹,贯穿的是能量转化、物质循环、信息控制和生态平衡的生态规律。从社会线形繁荣走向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经济和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的立体繁荣;从高能耗、低产出、污染严重的工业文明,走向高效率、高科技、低消耗、低污染、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健康持续的生态文明,从而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和基本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理解。陈寿朋在《生态文明建设论》中指出,生态文明是指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协调人与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关系,正确处理整个生态关系问题方面的积极成果,包括精神成果和物化成果,实现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行,实现人类自身的进步和改善,实现人类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另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的科学内涵是:保护生态环境是伦理道德的首要准则;把追求知识、智慧和环境质量看作是人生的目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化要求人与人关系的生态化;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念在强调自然的优先地位的同时,更强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辩证关系,主张人对自然的依赖是永恒的、全面的,人类要与自然共同进化,协调发展。生态文明价值观强调人际公平、种际公平和代际公平。生态文明以实用节约为原则,谋求基本的生活需要,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有学者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规律,推进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所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它既是一种人与自然和谐的文化价值观,也是一种生态系统可持续前提下的生产观,同时还是一种满足自身需要又不损害自然的消费观。
发展生态文明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十七大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并首次把这个概念写入了党代会报告。这一理论创新具有巨大实践意义,它把环境建设从技术层面和就事论事的操作层面,上升到党和国家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的高度,符合现阶段我国国情,代表了当今世界和国内发展的大势。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生态文明是文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一个崭新的文明形态,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随着十七大报告中生态文明的提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迎来一个新的建设。“四大文明”和谐协调统一发展,相互促进和制约,这样的文明体系才是完整而全面的体系。四大文明系统中,生态文明是基础和根本,有健康的生态文明,才有健康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非文明的物质、精神、政治等行为的过错会给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损失。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精神享受和政治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
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关系紧密。生态良好、生态平衡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选择。一是为和谐社会建设奠定基础保障。和谐社会的核心是人与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是实现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保障。而没有一个稳定和平衡的生态环境,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难以提供人际关系和谐的保障。二是为和谐社会提供资源支撑。没有自然资源,经济发展就无从谈起,没有经济发展,和谐社会发展就失去推动力。三是为和谐社会发展创造稳定的条件。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公平享用是国际和国内社会和谐的前提条件。
总之,把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统一起来,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四个目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
从生态文明的实践基础构筑发展生态文明的现实路径
生态危机的出现来自于工业化生产方式所产生的消极环境成果,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消除这种消极的环境成果,为此就需要对工业化的生产方式进行变革,以形成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即生态化生产方式。生态文明所要求的生产方式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在生产和社会发展中,始终把自然作为其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并以实现和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为宗旨,使人及社会的发展更符合生态发展的规律。因此,生态文明的实践基础―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改造过程,表现为一种生态化的生产方式。由此就决定了生态文明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一个指标性问题,而是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发展方略。结合我国的国情,生态文明建设应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前提,着重从人们思想观念、生产发展方式、政府的政策、法律制度等方面着手,重点抓好“三个体系”建设。
转变传统观念,树立科学的自然观,培养全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和生态价值体系。
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尊重自然,树立科学的社会发展观,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体系。首先必须深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第一产业的基础地位不能动摇。要加快农业发展,侧重发展能够节能、保护自然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和提供无污染食品的生态农业,将畜牧、蔬菜、水果、水产等产业纳入生态轨道。其次,改变过去那种靠高投入、高消耗为特征的传统的工业化路子,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积极发展生态工业,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通过科技创新实现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通过科技改造落后工业生产方式,实现生态化改造。再次,把循环经济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主流模式,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主导模式。最后,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消费方式,开展生态旅游和生态休闲,培育人们的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生态观念,完善旅游市场体系,注重旅游业的生态开发和生态管理。
构筑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法律保障机制,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和法律体系。当前应特别在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加强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保的责任审计,要把生态绿化、生态环保、生态修复等绿色GDP指标纳入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建立生态目标责任制,使他们更进一步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与生态文明观。就政策制度方面来看,首先,要理顺资源产权关系,制定可行的资源环境有偿使用制度。其次,国家要实行补贴制度。对有利于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企业和个人可以尝试进行各种形式的补贴,以带动他们投资环保产业的积极性。同时国家还应拨出更多的专项资金来资助生态产业和绿色产业,使得生态产业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科研和技术创新,从而推动生态产业的尽快成长和壮大。再次,确实贯彻实施绿色GDP生态核算制度。就法制建设层面来看,根据环保立法的趋势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具体要求,逐步完善现行的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立法空白,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显得尤为必要。
一些学者特别指出,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必须大力培育公民的生态意识,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为生态文明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根据我国的国情与公民的实际,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手段,培育公民的生态意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路径。生态文明的诞生,是人类文化战略的转变,是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转变,也是人类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的转变。实现这种转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历史任务和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渐进过程,是一场技术、体制、文化领域的社会变革,需要全社会的通力协作、潜心学习、锐意奉献和持续推进。
参考文献:
1.刘湘溶.生态文明论[M].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论文关键词 马克思 生产力 自然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 生态危机 当代价值
从传统农耕文明发展到现代工业文明以来，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通过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不断向自然界索取物质生存资料，人类在以往的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取得节节胜利。不过人类在陶醉于征服自然的过程，同时也遭到大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冲突加剧，严重威胁人类的生存。因此，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我们具有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生产力思想尤其是自然生产力思想的必要性。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中蕴含丰富的生态思想，在全球性生态危机背景下，重新挖掘马克思自然生产力中的生态意蕴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对马克思生产力概念传统理解上的缺陷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对生产力概念的阐释，主要是沿袭苏联教科书的观点，把生产力定义为“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一种能力”，这一片面的观点在理论界长期占统治地位，并长期指导我们的实践，使我们长期以来盲目追求经济发展，从而导致环境问题日趋严重。这一传统定义，从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整体形态来看，具有明显的理论缺陷：
首先，传统观点倾向于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过分强调了人与自然的对立，忽视人与自然的统一。实际上，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人与自然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换言之，自然界是人的无机身体，人靠自然界生存。对此，恩格斯也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生产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节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这说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实质上体现了社会生产与自然生产的辩证统一。但传统生产力定义看不到人们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能力，这种理解显然不全面。
其次，传统观点割裂了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它只强调生产力的社会性，却忽视了自然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价值和作用。事实上，自然生产力与社会生产力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马克思指出，“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包括自然界的自然力和人自身的自然力。因为，劳动的生产率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换言之，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形成和发展的依赖基础和物质前提，同时马克思也指出：“在农业中(采矿业中也一样)，问题不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且还有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自然生产力的发展。但传统定义明显割裂了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忽视自然生产力的作用和价值，这是对生产力理论最大的误解。
另一方面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制约自然生产力。主要体现三个方面：首先是社会生产力影响自然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自然生产力如果离开了人类实践活动的参与，无论它怎么强大，它也只不过是天然物而已，终究不具备转化现实生产力的条件。其次是自然生产力的存在状况受社会生产力制约。人类生产实践活动对自然界的生存环境具有正负作用，直接影响自然再生产过程，因而，人的社会生产力愈是充分的发展，自然再生产就愈受巨大影响。尤其是高科技和机器大生产的应用，自然生产力的发展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影响。
三、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蕴含于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中，在理论上为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提供了指导
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渗透于马克思自然生产力思想之中，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内涵。自然生产力思想体现了自然史和社会史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两个发展过程，自然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在生产力向度上表明自然进化与社会发展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机制上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深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沟通了自然史与社会史的发展过程。
人们逐步认识到，人类对待自然和对待自身是同等重要的过程。人们认识自然越是深刻，表明人类愈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警示我们：人类只有尊重自然，按自然规律办事，才能合理地、高效地利用和改造自然。自然生产力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物质生产要素，但自然生产力在数量上不是绝对无限的，而人类活动对自然生产力的满足却是绝对无限的，这种资源的有限和需求的无限之间矛盾要求人类一方面要思考如何开发利用更多的自然生产力，另一方面更要思考如何充分地、合理地利用、改造自然生产力。因此，要处理好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人类必须正确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人类与自然才能共生、和谐发展。
【关键词】生态住宅 设计技术 策略 趋势
中图分类号： TU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引言
近年来, 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我们知道，住宅建筑可以说是人和自然环境相互关系中的重要因素, 也是人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 所以人们对住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清新优雅的自然环境成为了人们追求的趋势，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能够回归自然, 来享受轻松舒适的生活。近几年, 我国建筑行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建筑行业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已经进入了生态建筑时代。所以就如何真正做到保护生态环境、节能节地已经成为了当前建筑设计关注的焦点问题。由此“ 生态住宅” 的新概念就产生了。以下就结合新江湾九里以及宁波•卡纳湖谷的生态住宅项目作简要的分析。
二．背景项目
2011年6月 - 2012年4月：华润置地新江湾九里
项目描述：华润新江湾九里延续“九里系”的高品质内涵，法式建筑，结合宫廷园林设计，讲究十字对称的仪式感和尊崇感，产品均以160-300平米左右的大平层为主。华润新江湾九里从规划到设计，从地块到户型，均致力于为“生活充满传奇“的城市精英们打造一个符合他们居住梦想的“家”。
2012年4月 - 今：华润置地宁波•卡纳湖谷
项目描述：华润•卡纳湖谷 总占地面积为487亩，内拥稀缺至极的90亩内湖和70亩天然山林，整体项目规划约300余户，也是目前宁波最大的纯别墅社区。华润•卡纳湖谷采用地中海式风格，立面结构敦实、质朴、大方、浪漫，展现纯粹的坡地原生庄园世界。
其在具体的工作中主要运用的是生态学原理，在设计时必须遵循可持续发展及生态平衡的原则。也就是要遵循综合系统效率最优的原则。在设计和组织建设时要综合考虑各种因素, 主要是指使得物质和能源在建筑系统中能够有秩序地循环转换规律,这样就可以达到一种无污染、高效、节能的生态平衡建筑环境。我们在这里的所说的环境不仅包括住宅区的自然环境, 比如土体、水体、空气、绿化、能源以及动植物等, 还包括住宅区中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以及经济系统环境。在这种的设计理念下，住宅建筑的建设和发展始终都会保持以生态平衡为中心，使得住宅生态环境保持在一个良性循环的状态。
三．项目设计原则
所谓的生态住宅设计, 就是指综合的运用当代建筑学、生态学、人工环境学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来设计和建设住宅建筑, 这样可以把住宅建筑打造成为一个小的良性的生态系统, 能够为居住者提供比较健康、节能、环保、高效、舒适的生活环境。如下图所示：
图一：住宅示范房
图二：规划设计绿化用地
图三：减轻居住区环境污染
1.要树立“以人为本”的指导思想。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所以在追求高效节约的同时不能降低生活质量,如果以牺牲人们的生活质量为代价这是毫无意义的。
2.设计时要做到生态化。生态住宅首先必须要遵循的原则就是生态化,也就是节约能源、资源,做到无污染以及可循环。
3.在规划设计时要做到因地制宜。在进行绿色生态住宅在设计时要了解当地气候、地形、水文、植物以及当地的经济、人文、历史、习俗等条件, 再结合一些健康的建筑材料和环保的施工技术作出合理科学的设计方案。
4.坚持整体设计的原则。在住宅设计时应该强调“整体设计”的思想, 要结合气候、经济、文化等许多因素进行了综合的分析, 不能盲目的追求先进生态技术,所以不能只着眼于局部而是要顾全整体。
5.要减轻居住区的环境污染。在生态环境建筑设计时减轻污染是一个必要的环节。所以要尽可能的使环保的材料和设计方法，争取做到零污染, 做到资源的再生、循环使用。
四．存在的问题
1.很多人认为占地大, 容积率低才能建设生态住宅。所以片面追求住宅区大规模、低容积率、绿化空地大、楼宇间距宽, 忽视绿色住宅区节约资源和能源的要求。
2.有些人把建造生态住宅区等同于建高档豪华住宅小区。事实上,高档豪华住宅并不等于绿色生态住宅,房子建的再高档, 如在开发时不注意自然生态保护,甚至为追求高档装饰使用有放射污染的装饰材料或在住宅中装氟里昂空调, 就背离了绿色消费的真谛。
3.一些人认为洋建筑就是绿色的、生态的。不少新开发的住宅崇尚欧式、澳式风格, 并将此作为楼盘的卖点, 生搬硬套, 而不考虑当地的实情, 结果建起来后只好看不好住, 造成了新的浪费。
4.有些人认为生态住宅就是多种花草、树木的绿色园林式住宅。这比过去只管建房, 不顾环境的做法是一大进步。但生态住宅除了自然景观, 还有环境保护, 实行防污、排污、治污, 甚至使用无毒、无污染、节能的建筑材料。
5.一部分人认为生态住宅只能到空气比较清新、生态环境良好的新城区或城市郊区开发建设。其结果是在这些规划相对滞后和基础设施不够配套的地区, 涌现一个个规模大、封闭式、小而全的新住宅, 形成了发展商因建大住宅而办起了小社会的现象。
五．生态住宅设计技术策略
1.住区物理环境与能源系统设计, 包括建筑规划、建筑单体设计、建筑能源系统的设计等, 同时又与绿化设计以及建材的选择息息相关, 是当前生态住宅设计中最重要而又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生态住宅中的住宅物理环境设计, 指的是按人体舒适要求及当地气候条件,进行可持续建筑设计的系统方法。其实质就是合理调节与处理各种影响住区物理因素使局部环境朝有利于人体热舒适方向转化, 从而提高居室内外物理环境的热舒适质量以满足适居性要求。
2.绿化系统及绿色材料系统。绿色生态住宅的绿化系统应具备“ 生态环境、休闲活动、景观文化” 等三大功能。因此, 其建设的重点除应满足绿地率、种植保存率与优良率、植物配置的丰实度、植物种类等指标要求外, 更应注重绿化系统的防晒、防尘、降噪、通风、水土涵养、空气保湿等生态功能的建设, 应减少硬质铺地, 加强垂直绿化。在建设绿色生态住宅中, 对于材料、用品的选用要强调两点: 一是要提倡使用可重复使用、可循环使用、可再生使用的材料; 二是要选用无毒、无害、不污染环境、有益人体健康的材料和产品,并充分贯彻执行“节能、节水、节地、治污” 的方针, 强调可持续发展原则, 实现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的统一。
3.水资源的节省以及废弃物处理。节水的技术策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节水设备的使用; 二是住宅中水处理。值得指出, 生态住区里处理的是中水而不是生活污水, 不能为简化水系统的设计、节省投资而把二者混在一起处理, 这是水资源的节省中应该注意的。由于生态建筑是一个宏观概念, 因此在考虑能. 循环、材料再利用、废弃物处理时, 不应停留在单体建筑和个体住区的尺度上, 而应将其置于区域乃至城市的大环境中来全盘考虑。污水、垃圾、废弃建材的分散化处理势必造价昂贵、效率低, 不符合集约化和规模化的要求。需格外指出的是, 不应追求垃圾在住区内无害化就地降解处理。因此, 集中处理住区废弃物才是生态住区设计中的明智之举。
4.智能化住区, 包括信息管理和通讯自动化、物业管理自动化、设备自动化控制、安全防护自动化以及家庭智能化等。采用高科技自动化将住区内所有的物业、家务、服务设施、生活及工作设施连接起来, 从而有效地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和水平。其内容主要包括信息管理和通讯自动化、物业管理自动化、设备自动化控制、安全防护自动化以及家庭智能大化等。
5.融入历史与地域的人文环境。对传统民居的积极保存和再生, 并运用现代技术使其保持与环境的协调适应。继承保护城市与地域的景观特色, 并创造积极的城市新景观, 保持景观资源的共享化。保持居民原有的出行、交往、生活习惯, 让居民参与设计方案的选择。
六．结束语
本问结合新江湾九里以及宁波•卡纳湖谷的生态住宅项项目，对生态住宅设计技术策略作了简要的分析，首先分析了设计原则和理念，在介绍了在设计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并就结合这些问题作了简单的策略分析。当前生态住宅环境已经成为了建筑发展的一种趋势，所以通过这个案例对我国的住宅建设生态设计策略作了简单的介绍，希望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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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茂英 官斌 建筑住宅设计中生态建筑理论的运用 [期刊论文] 《民营科技》 -2012年4期
[6]刘玉苗 竺昱 生态建筑理论在建筑住宅设计中的运用 [期刊论文] 《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 -2012年12期
迄今为止，对清水江文书抢救和整理工作的历史、现状及问题进行探讨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徐晓光、龙泽江《清水江文书的整理与研究》（《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09/01）；龙泽江《锦屏文书的研究价值、研究方法与开发利用途径――锦屏文书暨清水江木商文化研讨会综述》（《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04）；龙泽江、曾羽《锦屏文书保护现状和出路》（《兰台世界》2011/08）；龙泽江、罗康智《关于建立锦屏文书数据库的思考》（《凯里学院学报》2010/02）；吴平、龙泽江《从学术资源保障看清水江流域锦屏文书的数字化道路》（《贵州社会科学》2010/12）；王宗勋《锦屏民间林业契约及征集研究基本情况》（《贵州档案》2009/01）；杨有赓《建设以林业契约为主体的锦屏森林生态博物馆和清水江绿色旅游刍议》（《民族文化与区域经济》，贵州民族出版社，2008年）；魏忠《独特的贵州苗族契约文献》（《中国经济史论坛》2003/01），等等。目前，已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立项的相关课题主要有凯里学院曾羽主持的“锦屏文书数据库建设与村寨原地保护模式研究”（2011）。综合以上论文的分析，现分别将清水江文书抢救保护与整理方面已取得的成绩及主要观点简要评述如下。
（一）清水江文书的抢救
1.清水江文书的现状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工作主要是政府部门在开展。（1）领导机构。2006年，贵州省和黔东南自治州分别成立“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分别由副省长、副州长担任组长，由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县、乡政府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成员。（2）抢救保护实施机构及成效。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主要由各县档案馆承担。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锦屏、天柱、三穗、黎平、剑河、岑巩、台江7县档案馆收藏进馆保护的清水江文书达8万件。其中，锦屏县档案馆收藏有35万件，已经抢救修复2万余件。2011年2月22日，锦屏文书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名录》。（3）抢救手段。目前，清水江文书的抢救仅限于部分县档案馆的征集、进馆、修整、裱糊、编目、装盒等基础性工作。（4）保护设施建设。2008年中央财政专项资助项目、总投资1800多万元、建筑面5400平方米的“锦屏文书特藏馆”正在建设之中。
2.抢救中存在的主要问题。（1）清水江文书的家底不清；（2）民间家户散藏的文书，折叠破损、虫蛀、霉变程度严重，存在火灾隐患，亟需探索民间抢救保护的新机制和新手段；（3）县档案馆征集文书模式的抢救力度赶不上“自然流失”的速度；（4）县档案馆的抢救资金投入得不到保障，影响抢救保护成效；（5）县档案馆的保护技术落后，存在再破坏。
（二）清水江文书的整理
1．现有整理成果。目前，清水江文书的主要整理出版物，先后有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国立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2003年出版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共3卷，整理文书853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009、2011年先后出版的《清水江文书》共3辑33本，整理公布文书约14万件；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整理文书800余件。其他整理的文书有谢晖、陈金钊主持《民间法》第3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收入契约130余件。
（1）编辑体例。三家出版物的编辑体例各不相同。《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全文排版并列，用铜版纸印制，每件之首撰有简约著录文字。按照：A.山林卖契；B.含租佃关系的山林卖契；C.山林租佃契约或合同；D.田契；E.分山、分林、分银合同；F.杂契（包括荒山、菜园、池塘、屋坪、墓地之卖契及乡规民约、调解合同等）；G.民国卖契的顺序编辑文书，构成前两卷“史料卷”。第三卷是“研究卷”，是契约文书的研究专题论文的汇编。《清水江文书》采用文书原件影印出版，一般不对每件文书全文判读，但是每件文书都有标题（含事主、事由、文书种类及时间四大要素）。对于图黑的文书，则整理出文字，附在文书图片旁。它的编辑以村寨为单位，每个村寨给一个顺序号，村寨之下根据不同的家族或家庭分卷，来自同一家族或家庭所收藏的文书为一卷。同一卷之下按照收藏者的原有分类，再分别列为若干帙。每一帙内的文件则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原件的照片和辨读全文放在一起，按契约和其他文书依次分为两大类，契约部分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其他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分银单、记账单等，也是按时间先后排列。
（2）分类标准。《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将契约按性质，分为前文所述的7大类。其分类标准不是统一的，属于不完全的、概略的分类。《清水江文书》将文书按性质分为10个大类：契约文书、族谱、诉讼词稿、山场清册（坐簿）、账簿、官府文告、书信、宗教科仪书、唱本、誊抄碑文等。但是，每一大类内并没有给出统一的、清晰的分类标准。其所拟定每件文书标题中的要素之一是“文书种类”，其含义是指约、字、合同、清单等不同的类别，是完全基于文书内容所包含的表述的分类。比如“约”的种类，来自文书内的表达就包含“立断山场杉木约”。《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将契约不完全分类为：卖木契、卖山契、卖木并山契、卖田契、卖菜园、卖屋基契、卖地契、佃契、分银合同、分山合同、借契、借当契等。
2．现有整理成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整理的成果，反映了整理者对清水江文书的整体把握和认识深刻程度。《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的整理者，显然认为林业契约是清水江文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但是，单纯依靠林业契约，不足以全面、深刻地认识清水江流域的社会历史变迁。《清水江文书》的整理者，则试图全面整理所有的文书，不局限某一类或某一领域的文书，似乎认为文书都有同等的价值，要留待研究者去挖掘和评价。但是，它需要足够的经费和队伍的持续支撑，研究者需要自己判读，难以利用。《贵州文斗寨苗族契约法律文书汇编――姜元泽家藏契约文书》的整理者，认为契约是清水江文书的精华部分，选取一家保存最好的作为典型，但是难免“管中窥豹”。所以存在的问题是：（1）不同机构的整理者标准不同，没有共同的学术规范；（2）不同机构整理的成果有重叠，三家出版物整理文斗寨的文书，两家整理平鳌寨的文书，浪费学术资源和经费；（3）不同机构的整理者都是通过各种途径到文书保存地收集，存在恶性竞争，“割肉式”整理，破坏文书的信息内在联系和完整性；（4）没有对清水江文书中苗族、侗族等文化符号（单位、名物）进行训诂和考释，影响文书的正确判读和深化研究；（5）没有建立起清水江文书全文数据库。
二、清水江文书的研究
自杨有赓1988年发表研究论文以来，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国内著作有6部，论文200多篇；研究人员主要有杨有赓、张应强、王宗勋、单洪银、徐晓光、罗洪洋、梁聪等专家学者。目前，在研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有凯里学院龙泽江的“贵州锦屏文书研究―以清代黔东南苗侗土地契约文书为中心”（2009），贵州大学吴述松的“清水江文书制度与苗侗经济研究”（2011年）。
国外研究清水江文书的学者主要有唐立、武内房司、相原佳之、寺田浩明、岸本美绪等。代表论文有唐立《清代清水江流域苗族植树造林的开始――林业经营兴起的各种因素》、武内房司《从鸣神到鸣官――清代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见苗族的习俗和纷争处理》、相原佳之《清代・中国清水江林业经营的一侧面――平鳌寨文书事例》、岸本美绪《贵州的山林契约文书与徽州的山林契约文书》等。以上论文均被收集在《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第3卷中。另，相原佳之《从锦屏县平鳌寨文书看清代清水江流域的林业经营》发表在《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0年第1期上。
三、代表性成果述评
（一） 杨有赓执笔的《侗族社会历史调查》（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及系列论文。杨有赓的相关论著均是清水江文书研究领域的开创性、奠基性、资料性的开山之作。一是首次对林业契约中的佃契、卖契作了解读，是以后深入研究的基础；二是依据官府文告、诉讼状稿等，对 “清江四案”（皇木案、当江案、白银案、夫役案）进行分析；三是对山客、水客、木行、排夫等木材交易主体及其行规进行了介绍；四是对木材交易和运输环节中的“技术性规则”（木材独特计量方法、单位等）作了介绍；五是民国时期的木材税收资料丰富。当然，该书阶级矛盾分析方法贯穿始终，有其局限性。杨有赓其他5篇论文也是在以上问题中展开的。
（二）张应强的研究。2002年，中山大学张应强发表了论文《从卦治〈奕世永遵〉石刻看清代中后期的清水江木材贸易》（《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03），以碑刻和民间文书为据，考察了清水江下游木材市场的交易制度。随后，又相继发表了论文《清代中后期清水江流域的村落与族群――以锦屏文斗寨的考察为中心》（《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5/05）、《清代契约文书中的家族及村落社会生活――贵州省锦屏县文斗寨个案初探》以及专著《锦屏》（三联书店，2004年）和《木材与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市场、权力与社会》（三联书店，2006年）比较全面的展示了清水江流域苗族村落的经济社会生活以及木材市场流通历史概况。
（三）单洪根和王宗勋的研究。二人均是黔东南本土学者，前者长期担任锦屏县和黔东南州的行政领导，注意对本地契约文书的收集和研究，20062007先后出版《木材时代－黔东南林业史话》（林业出版社，2008年）、《清水江木商文化》（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2009年）等著作及《锦屏林业契约文书――清代林业生产关系的活化石》（《凯里学院学报》，2007/05）、《林业契约与林权改革》（《林业经济》2010/08）等论文，比较系统的对锦屏林业契约进行了分类，初步揭示了清水江木商文化的特点，并对林业契约在当前林权改革重大作用进行了研究。后者一直在锦屏县档案馆和史志办工作，长期接触一手资料，在收集和整理文书的基础上先后发表整理和研究的论文有20余篇和专著《乡土锦屏》（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年）一书，该书对锦屏各乡村的自然、文化、历史进行了较为详尽的介绍。
（四） 罗洪洋的系列论文。20032007年在《民族研究》发表4篇论文，以《清代黔东南文斗侗、苗林业契约研究》（《民族研究》，2003/03）为代表，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卖契、佃契、分合同和处理山地林木纠纷契约四种主要的林业契约。同时它指出“以林业契约为主的习惯法”起到了调整和保护林业产权、形成经济预期的作用。林业商品生产实践产生了法律意识，催生了林业契约样式。他还援引罗马法，来论证市场经济实践出法律意识的普适命题。至于其引申得出的“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契约意识淡薄”，则缺乏严密论证，且与林业契约的“契约设计的精妙”的结论似有冲突之处。罗洪洋还认为清水江林业经济只能是家庭私有制经济。
（五） 徐晓光的著作和系列论文。《清水江流域林业经济法制的历史回溯》（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撷取和述评当地历史上发生过的若干重大的林业经济纠纷或问题，比如内、外三江之间“争江”、夫役之诉、民国开放江禁之争、“漂流木植清赎问题”、民国木税之争、黔湘两公司木材砍伐纠纷、控诉山客巨富“姚百万”、姚家内部山林纠纷等，试图勾勒出清代和民国时期的清水江流域林业法制全貌。法制无非是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以上选取的案件涉及木材生产、运输、交易等环节中的各类主体之间主要利益关系。当然，它所呈现的法制全貌是寓于叙述和解读中的启发性，依然不是脉络连贯、条例清晰的理论形态。该著作是一部研究方法有创新、体例视角有特色、比较系统的林业专门法制史专著，对以后研究的启示有：一是立足民族法，挑战“华夏正统”观念；二是突破法律史学偏重立法研究，漠视法律适用考察的旧模式；三是法律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兼用。《锦屏林业契约、文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民族研究》，2007/06）是其系列论文中的代表作，针对罗洪洋的研究认为林业经营模式是“家族公有制下房族股份制”；二是罗认为清代中期林业纠纷一般由寨老解决，徐晓光认为官府已经介入到林业纠纷，并“最后裁定”；三是认为清代司法已经到达苗疆，“村规民约”所规定“送官纠治”就是依据。地方官府往往将“送官纠治”案件“回批”乡村按照习惯法处理。这体现了国家司法对习惯法的回应。
学生学习探究活动
在高师《伦理学》课程教学活动中，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知行”统一。结合《伦理学》教学内容，设课外感悟探究活动。如要学生在生活中用心去感悟什么是“善”。让学生用一个月时间，每人去收集5个关于“善”的辞条，收集1个人类关于“善”的动人故事，做1件有利于他人和超越自我的有益的事。然后进行主题为“去听、去看、去发现与感知善”的交流课，由学生主持主讲，相互交流、辩论，畅谈自己对“善”的理解与感悟。还可让学生去感悟什么是“宽容”、什么是“诚实”，什么是“教养”，什么是“自律”、“节制”等美德。开展不同主题的学习探究活动。目的：既深化了伦理学课堂教学的知识，又能理论联系实际，加深同学们对伦理问题的认识深度广度，培养学生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创新能力。
社会实践调查活动
在高师《伦理学》课程教学活动中，不仅注重课外活动的丰富多彩、课堂教学模式和方法的转变，还主张学生走出校门，参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教师引导学生深入社会，接触各个阶层的人，通过面对面的交流，了解群众的疾苦和需求，明确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学会运用辩证的方法分析各种问题，从而加深对《伦理学》基本理论的理解，促进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增强培养良好道德品质的自觉性，培养积极的生活态度。为此，在理论教学的同时，我们开展了社会实践调查活动，在实践中提升课堂教学成效。如组织学生到社区进行“社会公德建设现状调查”“、生态城市建设调查”、“现代家庭美德规范调查”等活动。目的：通过实践活动，学生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参与，通过亲身体验，直接感知课堂教学以外的知识，进一步印证、理解理论知识。并在积极主动的实践过程中，达到开拓思维空间、深刻认识社会、增强理论教学的实效性的目的，拓宽学生们的视野、增强感性认识。
撰写小论文活动
在高师《伦理学》课程教学活动中，还注重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写作能力。因为本科生毕业都要求写毕业论文。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其能力，启迪思维，是课程教学的应有之责。让学生结合教学内容，广泛研读《伦理学》课程相关书目与杂志，要求写1～2篇小论文。并在学生中，进行优秀论文评选活动，并将学生优秀论文结集在学生中传阅，相互借鉴。目的：养成学生将学习与科研相结合的习惯，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撰写论文的能力；提高理论研究水平。
改革课程考核体系
在高师《伦理学》课程教学活动中，为了强化教学的实践性，课程考核形式也作出了一定的改革。不单纯以学生笔试成绩为考核唯一依据，学生学习该门课程的成绩，由三部分组成：
1.学生平时自律，对自我行为严格要求的记录，如有无上课迟到、缺席、早退等情况记录（作为评定成绩的1部分）。
2.上课讨论、发言、写社会调查报告、撰写小论文的成绩记录（作为评定成绩的2部分）。
3.期末考试成绩评定。（作为评定成绩的3部分）综合上述三方面学生表现情况，对学生学习成绩进行建设性的评估，对成绩给予表扬和肯定，对缺点与不足给予帮助，使每一位学生在该门课程的学习过程中，能力得到提高，思想得到提升，知识有所增加，使学生在学习该门课程时，真正达到思维参与、情感参与、行为参与。
论文关键词 技术垄断 工具理性 工业时代
“技术垄断”是美国当代著名的媒介思想家和批评家尼尔·波斯曼（Neil Postman，1931-2003）提出来的，在其著作《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他首创了“Technopoly”一词来代指技术垄断，并给人们描绘了这样一个时代：各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们身边的信息泛滥成灾、人类的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没落，人类正在面临失去传统文化和驾驭技术能力的危险。
一、技术垄断的内涵
“技术垄断”本身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波斯曼这里的“技术垄断”概念是这一经济学术语在技术领域里的延伸，是经济学概念尤其是“垄断”概念的延伸。在波斯曼看来，在科学技术发达的后工业时代，机器或技术（包括语言、统计学等隐形技术）等的无序和过度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丰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由此也导致了技术地位的不断跃升、传统文化的大量流失以及道德的逐步沦丧等异化现象。波斯曼认为，这种技术对文化造成的控制和影响，就是“技术垄断”。
二、技术垄断的困境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到了大科学、高技术时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流文化形态，它们给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人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困境。在这种技术高歌猛进的势头和人类实用主义的取向下，科学技术的工具性逐渐凸显，工具理性开始成为了人类思维的主要方式，人类陷入了自身造就的技术垄断的困境之中。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技术获得了无可比拟的尊严和地位，已经渗透到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类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力量的统治，对技术的依赖不断加深，逐渐沦落成为了技术统治下的奴隶。正如波斯曼自己说，“任何技术都能够代替我们思考问题，这就是技术垄断论的基本原理之一。”同时，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信息的泛滥，甚至几近失控到了人类不能掌握的地步，这样的信息已经成为了一种“混乱之源”，在这种情景下，人类文化毫无意识地被自我消耗，科学技术产生的信息“垃圾”政治反噬着人类自身。再次，语言、数字、测验、统计学等那些不易被人察觉的隐形“技术手段”带有意识形态偏向，也可以对人类文化造成垄断。
三、技术垄断困境的应对途径
技术垄断现象的负面效应给人类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如何消解和应对“技术垄断”困境上，波斯曼本人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并提出了要通过“爱心斗士”和“人文教育”这两个途径来应对技术垄断现象。事实上，他的方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我们还需要重新反思人与技术相处的合理性，从多个角度探寻应对“技术垄断”现象的新途径。
（一）技术人性化
技术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其发展和应用的目的毫无疑问都是将人类的生产和发展作为出发点的，不论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有多高，必须使其有利于人类的终极发展，也就是说，技术的设计、制造以及应用都要从人类的需求出发，服务于人类的全面发展，人性必须成为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主导，这也是技术人性化的基本涵义。著名的思想家弗洛姆认为，“是人，而不是技术，必须成为价值的最后根源；一切计划的标准不是生产的最大限度的发展，而是人的最理想的发展。”
提倡技术人性化，需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人性在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另一方面，技术的过度发展会给人类造成什么后果？在此基础上考虑人类与技术的关系。人作为技术活动的主导者，科学技术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体现人类的需求，能够满足人性的现实需要，要始终把人性的合理发展作为技术发展的首要前提。我们要有意识地去恢复技术内在固有的人性特质，让赋予其应有的人文关怀和价值意义，在不对技术损害的前提下使其成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具体说来，就是要技术在设计之初就应该将“人性”因素融入到设计过程之中，使其在开始时就能体现人类的理性与意志、情感和理想，并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完美。其次，在技术的制造过程中也要融入人性，使技术能够符合人性的内在需求，而不是对人类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再次，在技术的应用过程中，要将人性作为技术应用是否可行的重要尺度，把人类的发展作为技术发明创造的终极目的，技术的合理发展必须能够推动人类或人性的协同进步，使得技术更富有人性，人性也更趋于完美，真正达到了人与技术的和谐相处的理想境界，从而使技术脱变成为富有人性、可以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创造条件的有力推动。
（二）技术生态化
在技术垄断的情景中，我们还可以尝试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审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和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看成一个有机体，他们二者紧密联系、相互影响。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要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想适应，也要与当前的社会生态环境状况相适应，进而以此来指导现在的技术发展和应用，这也是技术生态化的主要内涵。
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以来，在经济利益的驱动和刺激下，科学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和控制范围不断扩大。与此同时，技术异化和技术垄断也相应而生，它们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深入到人类生活，并对人类的文化和生存环境造成极大的冲击和破坏。现在的人们生活，已经到了没有科学技术或不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就无法发展的境地，最新科学技术被大规模应用到文化活动当中，它们促使了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但也加速了文化的消逝，我们的传统文化在急速地流失，很多先辈流传下来的文化在不断地消亡。在这种情景下，我们有必要认真反思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因为我们的科学技术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同时也改变了文化的特点，人类文化的精神意义正在不断丧失，传统的价值取向也在不断弱化，以至于丧失了传统文化本来应有的特点。现代文化更是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成为了商人追求商业利润的工具，文化活动的各个环节都渗透着利益追求者的商业气息，文化只是他们用来达到目的的利用物，而一个文化或文化活动是否能够带来商业利益也成为了它们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这些本来是人类“精神食粮”的文化，在这种物化和商业化的影响下，被一个个抽去了能够体现自身内涵和魅力的“灵魂”，成为了可以被人们轻松消费的“文化产品”或“文化用品”，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满足人类自私的欲望而已。
（三）技术民主化
人类社会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创造出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先进的科学技术，这些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各种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信息的泛滥和信息的专制，人们开始想方设法来应对这种纷繁复杂的局面。然而，这些应对方式不仅没能有效的应对技术垄断给人类造成的困境，反而成为了技术泛滥和专制的保障，进而进一步强化了技术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负面效应。
显而易见，人类的社会生活被这样的技术垄断给控制了，人类的所有活动领域都被技术以一种难以预料的方式影响着，我们生活在技术专制之中。在这样的情形下，提倡技术民主化就势在必行了。我们要在理性的指导下，不断提倡并扩大公众在技术设计、制造和应用等过程中的参与力度，使得技术民主化成为应对技术垄断的有力方式。一般来说，技术民主化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实现：一是通过技术设计上的民主化；二是通过技术权力分配上的民主化。第一个途径提倡在一定的交往和合作原则下，使得技术的各个相关者都能参与到技术设计的各个环节，这些相关者包括技术专家、消费者、政府等，他们代表着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关系，由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极大地促进技术的重大进步。第二个途径主要是提高技术各个相关者的主动参与度，赋予并扩大他们的利益，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近并参与技术设计的过程，从而使得技术的形成和使用能够体现他们的社会和政治需求。面对技术垄断造成的人类困境，技术民主化就是一种有效的应对途径。波斯曼的学生保罗·莱文森（Paul Levinson）就是技术民主化的支持者，他在《软利器：信息革命的历史与未来》认为我们当前的公共教育机制就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民主化机制，并将这种机制看作是“健康政治存在的基石” 。
（四）技术与人文的融合发展
技术和人文是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在人类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共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然而，在技术和人文的发展过程中，二者之间并不是同步进行，尤其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进入到全球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时代，技术和人文之间的隔阂更加严重，它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发展的不平衡性更加突出。在社会科学领域，人文学者和科技工作者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明显，他们相互之间没有沟通，或者说因为研究领域的不同而无法交流，沟通不畅使得他们相互之间轻视或敌视着对方，人文学者认为科技工作者在不了解社会现实情况的情形下盲目开展研究，一点也没有社会责任感；科技工作者则认为人文学者成天空谈社会、故弄玄虚，嘲笑他们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毫无帮助。随着人类进入技术垄断时代，技术对人文的优势越来越大，人类的思维方式也开始趋于技术化，从而使得技术和人文之间的障碍更加扩大，它们之间的矛盾已成了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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