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3 09:4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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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要创建与之适应的新农村教育，就难以回避新农村教育改革的三大问题。功能“定位”。是新农村教育改革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结构“调整”问题，是新农村教育改革的核心问题；个性“演化”，是新农村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
农村教育是提高农村人口素质、推动农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先导性的基础工程，是关系作为“后发展”的农村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步人现代化历程的根基所在：而要建设与社会主义新农村相适应的新农村教育，就必须解决好以下三大问题。
一、功能“定位”是首要问题
直面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探讨农村教育应该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学理依据，使区域农村教育的功能“定位”回归到引领并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现实轨道上来，这是新农村教育建设必须关注的首要问题。
(一)“姓城不姓农”的传统格局
传统农村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其功能定位“游离”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外。由于国家一统性的传统定位机制的影响，使得农村教育的功能“异化”为向城市教育输送“半成品”的教育“材料”。农村教育的最大目标变成了让自己最优秀的子弟离开农村，为城市服务；农民的最大愿望是一家人省吃俭用，让自己的孩子跳出“农门”进入城市社会。这样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功能性联系被阉割，使得农村社会难以获得发展壮大自己所必需的教育营养。
中国教育的传统是“学而优则仕”，农民已经习惯了教育远离自己的生活实际。在如此历史传承中造成的最大问题是：教育逐渐丧失了与当地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对话、互动的功能，农村教育的本体地位日渐消融，独立自主能力不断萎缩。形成的最大障碍是：其历史惯性在现实中仍有巨大张力，农村教育脱离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格局，至今仍未彻底改变。农村教育培养出不为农村社会服务的人，对农村教育而言这是最大的浪费。
(二)“应然定位”的学理依据
“农村教育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的论题，整体而言应该具有公理特性即不证自明性，具体而言则主要具有以下学理依据：
“区域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要尽力避免传统区域开发过分城市中心化倾向，确立农村社会独立自主的本体地位；要尽力避免农村教育的城市化倾向，确立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需要应然功能定位。农村教育在农村社会这个系统的发展序列上应该姓“农”。
“后发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早发式的地区(如城市)，在发展中占据了先手之利，使后发者(如农村)无法重复其先走过的路。这就使得农村教育既要跟踪社会——教育发展的潮流、主流(不能闭门造车)：更要研究他们所以如此的内在机制和外部条件，特别是在本地区特有条件、状况下，如何达标的特有机制与具体条件(不能照抄照搬)。农村教育在自我发展形式上必须姓“农”。 “可持续性”发展理论要求我们，不要厚此薄彼，要走共同富裕、发展的道路，以求得区域间发展的公平性。作为体现社会整体意志的国家和上级政府，必须加大调控力度，加大向落后地区扶持和政策倾斜力度，以缩小区域性差异；地方政府更要加大力度，以缩小城乡、工农差异，从而实现农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以支撑农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农村教育受道德与政策的扶助而可持续姓“农”。
“互动性”发展理论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农村社会，农村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就会有什么样的农村教育，农村教育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农村社会要确立农村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仅是立足现有条件办教育，而是创造条件立足未来发展教育。农村教育在“社会——教育”互动层面上被规定姓“农”。
(三)“回归本位”的现实态势
作为革命老区的临沂农村社会，具有典型的“后发展式”特点，要想跨越式地步人现代化、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因没有高经济价值的物质资源去开发且人均量太低，无法选择类似“石油输出、西气东运”以带动经济腾飞的模式；又因缺乏工业化的雄厚基础和小城镇化迅速发展的有力拉动，缺乏组织管理农业面向大市场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有效管理资源，也无法靠贷款和大量引进外资以高投入赢得高速度，所以只有走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以弥补以上不足的道路。然人力资源的现状是人口多而素质差。如此，历史留给区域农村社会惟一可行的发展之路，就是农村社会必须依靠农村教育、教育必须优先发展，建立起主动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大农村教育体系。
中国是农业大国，更是农民大国。自八十年代农民从农村旧体制的枷锁中解脱出来，便开始走向自我解放、发展的道路。他们强烈呼唤能够重塑现代意义上的新型农民，解除套在自己头上的素质低的精神枷锁：能够以自身的高素质赢得农业的高效益，以自我的现代化达成农村社会的现代化，以个人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整个区域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他们渴望改变不成体系、弱小而又相互隔离的农村“职教”和“成教”，以及于己无益却要给予巨大投入的农村“基教”。
农村儿童是农村教育的主体，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将是未来农村社会的新型农民。所以，农村儿童接受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希望自己既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又是现代农村社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既为城镇发展服务，更为农村发展服务；最后，以自身未来新型农民的现代化素质，去实现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这大概是农村教育(特别是农村“基教”)最根本的教育目的和办学方向，更是农村儿童扎根农村、建功立业的必然要求。
二、结构“调整”是核心问题
有什么样的应然功能定位，就需要相适应的内在结构来实现这种功能。农村教育回归到了“主动适应农村社会发展需要”的功能定位，必然需要我们在反思批判既有农村教育结构的基础上，创建农村教育和谐融通的新“三元结构”，这是关系新农村教育体系建设的核心问题。
(一)反思失衡封闭的传统结构
我国农村教育是由“基教、职成、成教”三要素构成的“三元”结构，而传统的农村“三教”结构要素本身存在着不平衡性，要素之间存在着封闭性。
“基教”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基础要素，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它得到了超常规的、甚至是畸形的发展，历史地成为农村教育中的主体、主角和主导方面。“职教”承担着打造和提升农村教育为区域农村社会(特别是经济)发展的历史使命，它应该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主体要素：但由于我国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较低，特别是产业化、城镇化水平低，农村劳动力人才市场还在发育之中，它现实地成为农村教育中发展水平最低的要素。“成教”肩负着培养农民新素质与打造农民新形象的现实职责，它应该是农村教育“三元”结构中的关键要素，但由于我国农村“基教”与“职教”的整体水平不高，更缺乏一个建立在“立足农村人可持续发展、农民生活终身幸福”范畴之上的规范有效的发展机制，它只能成为农村教育结构中的薄弱要素。如此，我国区域农村教育的三要素存在明显的发育不良，造成其“三元”结构的失衡倾向，难以形成“三足鼎立”的整合优势。
从横向结构联系看，三要素相互封闭，缺乏开放沟通以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人为界限，影响了农村教育结构的优化与整体效能的发挥。由于“基教”的基本功能定位是跳出农村而非为了农村，所以现实农村教育中占绝对优势的“基教”呈现相对封闭的大一统趋势，与“职教、成教”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职教、成教虽有一定程度的交叉、互动，多属于“定位”不当、历史欠帐、相互补偿等因素造成的无序行为，不是恪守本分、各尽其职基础上的自觉的合作、互助、共享、共建。如此，农村“三教”三驾马车各行其道，不能在共同定位于为农村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总目标的前提下分工合作。
从纵向序列角度看，三要素在立足人的终身教育，服务于发展变化的农村社会，打通在时间上的界限，构建前后衔接过渡、传承接力的纵向教育系统上。存在相互割离的间断性现象。对农村教育而言，“基教”是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即初中毕业后)，相当部分需要回农村就业、创业的农村学生，因缺乏连续的初中后职业教育，他们只能在没有岗前培训、职前教育的情况下，直接上岗就业；升入高中的那部分学生毕业后，除少数接受高等教育的以外，相当一部分也是由于缺乏连续的高中后职业教育，而在缺乏应有职业技能和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到农村就业、创业。在这里。“基教”和“职教”出现脱节与间断现象。与“基教”连接的“职教”在一定意义上又是“成教”的基础，然而因为缺乏这个环节，使得农村“成教”成为“职教”的补偿教育，成了位置后移了的职教，而不能实施自身意义的继续教育，更不能行使自己终身教育的应然功能。同时由于成教的“成人性”特点。也难以真正落实作为职前教育的职教目标，出现一定程度的“双难”、“双误”现象。
(二)创建和谐融通的新型结构
事物的发展是质变基础上的“扬弃”，它必须具有自我发展的新形态与容纳旧我的新格局。农村教育的新发展，同样需要创造出自己的新结构形态，并在新格局里“推陈出新”。
在“区域农村教育为区域农村社会发展服务”这个总的应然性本体功能定位的规定下，我们确立的农村“三教”各自独特的价值取向和功能定位是：其一，农村基础教育，它应是既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又为当地农村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基础性、综合型的教育；是以学术性学力养成为主、职业性资格准备为辅的基础性、综合型的教育。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既要把农家子弟培养成作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代型人才，又要把他们培养成作为新农村社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现代型农民。其二，农村职业教育，它应是直接为农村现代化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的职业资格教育和专业技术教育；是以职业资格准备、专业技术训练为主，以学术性学力养成为辅的TVET。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把广大的农民(特别是未来的农民)培养成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具有开发创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其三，农村成人教育，它应是直接服务于农村工作者的实际需要的继续性、回归性的教育。是以提高农村劳动者的岗位适应、致富能力为核心的综合实用性教育，也是促进其自我完善与生活幸福为目的的终身教育。其人才培养规格的价值取向是：把广大的农村工作者(特别是农民)培养成有文化、能致富、会生活的发展型人才。
实施农村“三教”综合改革。创建和谐融通的新农村教育“三元”结构，是一个系统的社会工程。其一，在社会实控层面上，建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必然通过一整套社会保障体制来实施对教育改革的有效控制。譬如，通过“教育立法”体制，改变“三教”综合改革中“无法可依、施控不力”的现象；通过“教育督导”制度，解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其二，在教育回应层面上，建立有效的对话沟通机制。通过教育督导室的“督政”功能，体现教育的权利和意志：通过建立专业性的社会中介组织。为改革提供科学公正的有效信息：通过建立高效灵敏的反馈机制，及时获得教育产品是否适应社会需求的信息。其三，在教育结构层面上，建立系统的内部整改机制。通过“教育规划”，使农村教育要享有和区域城市教育对等的地位、平等的发展权：通过“教育结构”改革，建立起不是“脱离、偏离、被动、滞后”，而是“融通、对话、主动适应、自觉服务”的新农村教育体系。其四，在教育配套改革层面上。建立相应体制系统。通过改革“办学体制”，鼓励社会办学和个人办学，使教育投入主体多元化，并建立“联办、共建、交流、合作”的统筹机制：通过改革“经营管理体制”，引进竞争机制，讲求产出效益，提高办学效益。通过改革“学校内部管理体制”，可试行校长选举制和教师招聘制，并形成双向制约机制等。
三、个性“演化”是根本问题
在区域农村社会系统中发展着的农村教育，在与区域农村社会协调互动中发展着自己的主体力量，张扬着自我的创造个性；并以此自觉主动而又超前性地顺应和改造社会，书写自己的“性情”人生。这是农村教育“合规律性与合目性”的自然显现，也是涉及农村教育可持续发展与建设和谐农村社会的根本问题。
(一)，‘双层级”协调互动
区域农村教育与区域农村社会的“协调互动”，包括宏观的“社会与教育”和微观的“功能与结构”双层级互动形式。
社会本身是个发展着的系统，教育是这个系统中的基础性、先导性的要素，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上，教育与社会结成不同的结构关系，教育首先被社会历史性所规定。社会存在与发展的需要，决定教育的应然性功能“定位”，教育功能定位又决定自身要具备的相应结构；丰十会发展变化了，由其决定的教育功能定位也要发生变化与之适应，教育结构也要相应调整而与功能变化适应。问题的另一方面是，现代社会越来越“依靠”教育来发展自己，教育由社会的边缘逐步变成核心，由跟在后面被动适应，转为走在前面主动适应。两者关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作用越来越大。这就要求教育功能定位的立足点，不仅是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且更应该是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是被动进行结构性调整，而是主动变革以发挥其功能。同时社会要确立教育优先发展的地位，不仅仪是立足现有条件办教育，而是创造条件立足未来发展教育。如此，教育与社会结成协调互动的发展关系。
由教育与社会协调互动所规定的是教育应然性的功能定位和应然性的结构调整，它与教育现实的结构和由之决定的现实的教育功能之间存在差距，有时差距很大。这便要求我们进入教育系统内部，考察其现实的教育结构如何，由其决定的教育功能水平怎样；又要跳出圈外，分析应然性功能定位如何引起已有功能定位变化，以此带来旧有教育结构的调整，逐步建立起与应然功能定位相适应的新的教育结构，从而又引起教育功能的改变。如此，由社会需要决定的应然性功能定位，通过已有功能定位、已有教育结构的中介变化，便与应然结构定位、应然教育功能之间，成功实现了协调互动。
(二)“两特性”自我表现
“协调互动”关系中教育的自主性问题，则涉及“教育存在的自主规定性”与“教育发展的主动适应性”两大教育特性。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虽然农村教育的“生成”来自其“上位”系统的需要，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脱离“条块”网络系统和自身生态系统的制约和帮助，但它一经存在就具有了天然的本体性地位，它要重新自我规定其应在的位置，主动承担其应负的职责，并有效地作用于所属系统。它体现为教育克服了依附性而“不等、不靠、不要”，具有了独立意志和自主能力。它自我规定自己姓“农”。为区域农村社会服务，而不再笼统的姓“围”、无奈的姓“城”，游离于农村社会的发展之外。
所谓主动适应性是说具有独立自主能力的教育，不但具有以“教育市场”为中介自动纠偏的反馈机制，而且具有根据变化了的社会需求去有效适应的能动纠偏的“前馈”回路，以保证在社会需求和社会供给之间实现动态平衡。教育作为培养人的过程，周期长而滞后特点明显，随着社会发展节奏变得越来越快，相应的社会需求便处于不断变化中，这就使得普通的反馈机制纠偏的作用和时效大受影响。因此我们引入“前馈”(feed forward)的概念，为了保证前馈效果，需要在农村社会发展需要和应然性功能定位之间加上“外前馈”机制。以不断检与矫正功能定位因需要变化而产生的滞后性偏差；在应然性功能定位和应然教育结构之间设置“内前馈”机制，以保证结构主动适应功能定位的变化。进一步，还需将前馈职能“实体化”，以充分发挥农村教育适应农村社会发展的主体能动性。
(三)“五维度”个性演化
社会教育“协调互动”历史进程中的教育个性的演化，蕴涵着“本体、主体、中介、意识、实践”五个层面的合和融通，它是双边互动中教育个性的具体张扬。
1、本体层面。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态因子互动契合的程度。这是标志教育生态系统状态和进化水平的层面，也是考察教育生态状况的本真视角。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诸因子互动的契合度，决定教育系统生态的和谐性，而和谐性的教育生态正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2、主体层面。政府、社会、个人强化自身发展并参与、支持教育发展的力度，与教育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并主动服务于社会发展的力度。这是标志教育生态系统由自在状态转为自为状态的层面。“力度”表明社会主体具有的自主发展的程度。具体而言，指政府、社会、个人加强自身发展并参与支持教育的发展，这说明社会进化到(人们也意识到)开始依靠教育发展自身，社会教育化亦即“学习化社会”将要降临的阶段：而教育加强自身改革与发展并主动服务于社会，则说明教育已发展到超前为未来社会培养人才，教育中心化的时代即将来临。两趋势的融通、两力度的融合将重塑本体层面新型的“教育——社会”结构。
3、中介层面。作为教育与社会协调互动中介的农村教育市场发育的程度。这是标志作为教育生态系统进化限制因子的市场调控机制形成的层面。只有农村教育市场充分而健全的发育，才能在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与教育对社会的供给之间，建立起有效的中介机制，而使之在对立统一中进入协同进化的轨道。
论文关键词：新农村；新农村教育；“三农”；农民素质；农村高等教育
同志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审时度势地提出“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指出“在工业化初期，农业支持工业，是一个普遍的趋向；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也是一个普遍趋向。”在这一背景之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任务。
“三农”的载体最终还是农村，即使经过转移农村劳动力，促进城市化，仍会有几亿人口生活在农村，即中国社会的二元结构将长期存在，然而遗憾的是，适应于农村建设的农村教育一直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长期以来，农村教育目标的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没有赋予农民在农村谋生进而改变农村面貌的能力。在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农业沦为弱势产业，农村沦为妇老幼看守的家园，农村劳动力沦为农村与城市边界的边缘人。新农村建设就是要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这一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措施，把农村建设成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
一、新农村建设的关键是提高农民素质
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内涵中，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主要是物质层面，乡风文明、村容整洁是就精神文明而言，而管理民主则属于政治文明范畴。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从哪里人手是非常关键的。余惠芬和唐波勇认为：激发广大农民积极性，从群众最愿意、最迫切需要而又能做成的事情做起是根本动力；加强农村公共事业发展是先决条件；发展农村科技教育与壮大农村应用人才队伍是关键环节。
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是广大农民，怎样提高农民的素质，需要我们在农村教育发展中探求答案。当前，农村教育发展的根本瓶颈是教育目标、教育投资和农村教育体系问题，转变农村教育唯升学的应试教育目标，加大农村教育的投资力度，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切实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培养和造就适应现代农业和农村发展要求的新型农民，是新农村建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
二、农民受教育水平偏低是制约新农村建设的瓶颈
据统计，2004年我国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6年，全国近5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下学历的占到88％。目前，我国低素质的劳动力绝大多数留在农村，形成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现状将长期存在。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浙江省金华市，2005年调查显示：全市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仅7．16年，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占0．82％，高中文化水平占13．97％，初中文化水平占51．32％，小学文化水平占26.92％，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占6．99％。另据统计，20世纪90年代中期，湖北省共有3．2万个行政村，6万多名村级主职干部，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0％。农村基层干部整体素质低下，也很大程度地制约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农村落后面貌的根本改观。
我国加入WTO后，农村和农业产业结构要依照全球经济发展的需求进行重大调整，能否取得成效要解决的首要问题。的关键是农村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然而，经过四、新农村建设中要调整新农村教育的目标定农村教育筛选出的高级专门人才进了城，而淘汰下位与布局结构来的众多人力资源留在了农村，数量供给充裕的农-”釜农村人力资源丰富而人才资源缺乏。是新农村村劳动力大军往往伴随着低素质。换句话说，制约建设的根本矛盾之一。把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新农村建设的主要因素之一，是缺乏大量的热爱并了解农村、农民和农业的高级专门人才。现有的农村教育，从根本上讲是“在农村”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的人才，而不是“即于农村、为了农村”培养人才ol因此，改革新农村教育，进而把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深度开发”成农村人才资源，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新农．村建设不容回避的紧迫问题。
三、提高农民素质的关键是改革农村教育目标一元化的倾向
制约农民素质提高的根本问题是农村教育目标的一元化，突出表现在单一应试性、城市性、离农性。俗话说，就农村青年而言，考上大学的是“鲤鱼跳农门”，未考上大学回乡务农则“种田不如老子，喂猪不如嫂子”。如果新农村教育再继续这样办下去，那一定是很危险的。农村教育目标的一元化问题，使农村教育与农民生产生活脱节，造成农村教育在育人、促进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影响了广大农民参与农村教育的积极性。其最终结果是农民素质偏低，高中初级专门技术人才偏少，农村经济吸收和运用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弱，影响了农业产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进程。
针对农村教育的弊端，早在20世纪初，一批有识之士纷纷提出乡村建设、乡村改造的主张，并在全国开展了乡村教育实验。黄炎培提出中国农村教育要走“实教结合”的路子。陶行知尖锐地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的子弟变成书呆子。”
一个世纪后的农村，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仍然把应试升学作为教育的全部目的和人才培养的主要目标。教育不是面对全体学生，而是面对少数尖子生；不是面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是偏重于智育。在智育方面，又忽视智力的开发，而偏重于知识的传授。在知识的传授方面，又忽视教给学生关于农村社会发展和做人的诸多知识，而偏重于与高考相关知识的传授。一偏再偏，使农村教育走上了升学指挥棒导引下的仅有一元化升学目标的独木桥。结果是约占10％的高考中榜者，进了为城市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高等学校，走向了城市或发达地区。而约占90％的高考落榜者，命运最终要赋予他们难以为承担的新农村建设者的使命，这是20世纪农村教育的最大悲哀，也是21世纪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村教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四、新农村建设中要调整新农村教育的目标定位与布局结构
农村人力资源丰富而人才资源缺乏，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矛盾之一。把农村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雄厚的人才资源，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任务。完成这一任务最根本的办法就是重新认识新农村教育，在巩固和发展农村教育综合改革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农科教结合和三教统筹，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使新农村教育形成“成职普”、“初中高”、“农科教”相结合的完整的立体网状结构和良性的运行机制。
另外，农村社会经济、文化多种差别的存在，要求新农村教育发展模式必须从本地实际出发，允许各地自主创新。这样，新农村教育的目标就会随之由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除了为城市培养人才外，更多地要承担起全面培养适应新农村、热爱新农村、建设新农村的高中初级优秀人才。为此，新农村教育要最大限度地强化地方人才的培养意识，坚持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战略，从解放与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实际需要出发，确定教育目标，设计教育模式，规划教育未来。当前，新农村教育要紧紧把握完善教育体系、调整布局结构这一突出问题，力求办学最佳效益。一是进行新农村教育结构和布局调整。按照国家规定标准，把义务教育阶段分散的学校，通过寄宿制或接送制等方式集中起来去办。二是要进行高中阶段学制改革。大力发展综合高中和职业技术学校，其学制可以延长为4～5年。广开各种办学渠道，不断扩大综合高中专业技术学校的办学规模，使尽可能多的农村学生接受高中阶段教育。三是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积极探索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发展新农村高等教育，实施高层次科技文化和职业技能培训，使农村大批劳动力达到新型农民的水平。
五、新农村建设中要完善新农村教育体系发展农村高等教育
在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村教育要在“五教统筹”的基础上。采取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袁桂林教授指出：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布局很不合理，过分集中于特大城市，而农村高等教育机构还是寥寥无几。很难想象文盲充斥、缺少高等教育载体的农村能够实现新农村建设目标。因此，在空间上发展星罗棋布的农村高等教育，应该从战略高度给予重视。笔者认为，在新农村建设中，眼下主要应以县为单位在高质量实施义务教育的同时，通过三教统筹及农科教结合，优化县(市)教育资源，在普通高等院校的指导下，以地(市)高等院校为依托，建立县(市)高等教育机构。目的在于通过发展农村高等教育，培养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扫除不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落后文化，用科学、文明、先进的文化占领农村这块阵地。
我们已经欣喜地看到，随着我国“科教兴农”战略的实施，一些地方已经自觉与高等学校合作举办了“村支书大专班”、“乡镇企业经理大专班”、“科技带头人大专班”等，也有一些地方办起了农民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新农村亟需的高级专门人才。这种自发的实践，为农村高等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具有启发和示范作用。比如：早在20世纪90代中期，湖北省就制定了一个宏大的村级干部培训计划：1996—2000，系统培训村支书、村委会主任各2．5万人，村后备干部和村办企业负责人2万人，保证贫困地区每村干部中至少有1名大学生。浙江林学院2005~首次面向全省211个欠发达乡镇招收101名农民大学生，在校期间主要学习植物学、森林生态学、土壤学、森林病虫害防治学等与农林类相关的课程。学生在校脱产学习两年，不转户口，毕业后回原乡工作。所需的学习费用由省扶贫经费全额资助。湖北和浙江省的做法，是极有价值的农村高等教育范例。:
然而，在农村建立星罗棋布的农村高等教育机构，实施全方位的以高等教育为切人点的全国高等教育布局结构调整与改革，还需要各级政府的全力投入，尤其是中央政府应将此作为新农村建设的核心任务大力投入。此举可视为中国政府实施的“第二个义务教育工程”。
六、发展新农村高等教育要弘扬儒家“有教无类”的精神
一、从教学重、难点入手，合理使用信息技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生在学习中对所学知识有兴趣，才能乐学、好学。兴趣是一种复杂的个性品质，它可以推动学生去探索新的知识、挖掘新的潜能。心理学家皮亚杰说：“一切有成效的活动须以某种兴趣作为先决条件。”但是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要靠我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去引导、启发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可以让复杂、难懂的知识变得简单、有趣，因此，现在的语文课上信息技术的应用就成为每位老师不可缺少的教学手段。为了使教学内容能激发学生的兴趣，一些教师在上课时信息技术教育手段贯穿整个课堂，老师个人的魅力没有了，时间长了，学生自然也很厌烦，还增加了教师的备课负担。我觉得要想让信息技术在课堂中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必须要结合教学内容，选择学生难理解或是教学重、难点来使用信息技术手段。
比如，在教学《黄山奇石》时，本课的重、难点是让学生了解黄山奇石的特点，激发学生热爱祖国河山的感情。可农村孩子很难外出旅游，所以让他们只靠书上的两幅图来感受黄山石的奇特不是一件易事。为此，我在网上收集了关于黄山风景区相关的视频和图片，在深入理解黄山奇石的特点时通过班班通设备播放出来，让学生身临其境，不仅知道了黄山奇石的特点，还对黄山风景区有了一定的了解，使我顺利地突破了教学重难点。
二、现代信息技术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方式，让学生会利用信息技术独立学习
网络的普及让学生有了更广阔的学习视野，通过网络他们一方面可以获得与课文相关的更多知识，另一方面可以在课后没有老师的情况下自行解疑答难。我深深地认识到网络资源的优势，课文学习完了，并不代表这一课的任务完成了，可以适当根据课文内容布置一些延伸的作业，让学生利用网络来补充知识。比如，在教学《渔童》一课时，当课堂教学任务结束后，我给学生布置了一项家庭作业：要求他们课后观看《渔童》的动画片，并说说自己看后的感受。这样一来，使文本变成了生动的动画，特别是对语文理解能力差的学生，通过观看影片，他们把课堂上不理解的内容也消化掉了。
三、利用网络资源，提高教师的备课效率
备课是上好课的前提，由于农村小学教师都是身兼数科，每天把所教学科系统地备完，需要教??在课后花费较长的时间。如何能提高教师的备课效率呢？我觉得网络为我们提供了无穷的教学资源。我的很多语文课都是通过网络找到相关的教学设计，再结合自己的教学实际进行修改，最后形成自己的教学方案。网络资源使我的教学有了抓手，不再是只凭自己的冥思苦想，而是百家争鸣，让我的思维变得活跃。
四、利用信息技术创设情境，提高农村孩子的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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