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3 09:47:13
导语：在语文研究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个国家或民族强大与否，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同时更取决于文化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亟须通过先进文化建设，将亿万群众的创造力、向心力凝聚成一种强大的合力，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这种巨大的精神需求为文化产业的勃兴，提供了无比广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先进文化是文化产业之魂，而文化产业是先进文化的实践基地和传播途径，是它的血肉之躯，二者相互依存，息息相关。面对国际社会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不同民族、国家也纷纷依据新的特点改变自己的文化发展策略。由于我们多年来在实际工作中存在着人为地把文化产业和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倾向，成为了阻碍文化产业发展的瓶颈。党的十六大报告根据当前的特点，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统一到社会效益的原则下。文化事业与产业分立，通过提高文化事业的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雄厚文化事业基础，重视经济效益，文化产业又成为经济基础的组成部分。这种改变，是根据意识形态新的特点和规律做出的与时俱进的重大理论创新，也为文化产业的勃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当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迅猛发展，提供了以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变革世界、开拓世界的崭新手段和无穷力量，极大地影响了人类生产、生活、消费等诸多方面，也为文化的开发、传播、消费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我国五千年文明史，文化积累深厚，文化类型极其丰富，文化资源难以估价。但由于地域、交通、传播等多方局限，价值大多没有完全体现出来，甚至有的濒于消亡。而以数字技术革命为代表的高科技进步，为激活文化资源实现空前规模的产业整合准备了条件。现在许多发达国家在完成了通信、传媒、信息产业的第一次制度创新后，正在进行第，文化内容的填充，发展与信息产业相关的文化产业，正在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发展战略，以及进行制度创新的核心内容。在这方面，我国汇入世界潮流也正当其时。我国在“十五”期间拟投入40亿元开发软件产业，传媒业正在成为我国第四大产业，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对接更有了现实可能性。
据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文化市场消费可达4800亿元，而现在我们的文化产品市场实际份额只有1800亿元，国际文化资本看好我国的广阔市场。2002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500亿美元，成为世界引资第一大国。这些资本虽然大多投在加工制造、金融、电信和农业，但随着资本形式在新时期发生的重大变化，有的已从单一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今年我国将在市场经济和旅游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允许美日德三国投资旅游业，上海将和美国某公司合作，共同设计兴建和经营国内首家世界级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等。这些当然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带来机遇，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通过合资、参股方式大量注入国际文化资本，甚至彻底购买、兼并国内较有实力或前景的文化产业，我们的版权经市场转换可能为外国所有。另外，他们通过雄厚财力和优越条件，吸引国人为其打工，按照好莱坞等国外模式“包装”中国题材文化产品，再以本土化打入中国市场，赢得巨额收入的同时，也势必将国外文化价值观渗入国内。面对国家文化安全的巨大考验，我们应在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的基础上，尽快制定中国文化资源保护法。而这些只有通过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来完成。从国内民间投资来看，其份额已接近国有经济投资。如果将这部分资本吸引转移到文化产业中来，必将使其能量得以释放。可见文化产业的确立，也为国内外资本增值开辟了新的渠道，也从根本上消除了文化产业的资本瓶颈制约。
文化资源一旦与科技等产业融合嫁接，就会显露出巨大经济意义，成为一种新经济资源进入经济开发中心地带，实现关联度极高的拉动效应。文化产业在美国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在英国的平均发展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在日本已达到其汽车工业的产值。这种新经济资源的转化和实现过程，就是通过文化作为要素在其它产业的渗入融合，或发生渐变，实现优化升级，或发生质变，成为新的产业形态和产业分支，使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调整，打破行业界限完成重组。以新的内容和卖点进入以网络业为主的科技产业市场，诞生了信息文化产业；以新的产品和服务进入旅游市场，形成了旅游文化产业；将游戏与娱乐注入到教育中，改变旧的知识传播方式，创造了新型的教育娱乐产业；加大体育健身的娱乐开发力度，实现体育娱乐产业质变；以文化品位、设计、策划进入城市规划、建筑、装潢、广告、环卫环保、标志制作、汽车美容、美容美发、形体塑造、大众摄影、环艺、工业设计等为主的形象领域，甚至餐饮、花卉等服务业，完成文化与物质的互动。从更深层次说，经济制度的变更，经济战略的提出，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和方式的选择，都有文化因素在发挥着驱动作用。从这种意义上说，文化产业是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因此，积极发展文化产业具有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母语；母语文化；外语教学；作用
近年来，在外语教学中，由于对传统语法翻译法的全盘否定和受直接法、听说法等流派的片面影响，外语教学界在研究母语及母语文化的作用时，过分夸大母语和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作用，忽视了它的正迁移作用的存在。很多研究者认为，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提高目的语的熟练程度，增加对目的语文化的了解，母语和母语文化在教学中可有可无，在外语教学中盲目排斥母语和母语文化的积极作用。这种观念的推行直接导致了外语学习者的母语文化素养的降低，而且每况愈下。史国强、王宇通过对沈阳师范学院的130余名考生的翻译试卷的分析指出，“英语专业学生身上文化素养的欠缺已经到了令人担心的程度……中国学生竟然不知道抗战是和谁打仗”[1]。他们还分析了学生中国文化素养欠缺的原因，主张学生应加强中国文化知识的学习。陆魁秋也对汕头大学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的母语文化知识进行了调查，结果也发现学生的中国文化常识非常匮乏。他指出，主体文化(即母语文化)同目的语文化一样也是交际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主张在课程设置尤其是在低年级的课程设置中增加中国文化课，减少专业主修课[2]。另外，任海棠、从丛、韩红都提到了这种中国文化知识欠缺的现象——中国文化失语症。学习者中国文化知识匮乏会直接影响外语语言知识和文化的学习，影响综合能力的提高。因此，正确理解和对待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中的作用是我们搞好外语教学工作的一个关键性环节。我们认为，母语和母语文化在外语学习中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母语和母语文化的正迁移作用
对外语学习的研究表明，在外语学习中存在迁移现象。所谓迁移(transfer)是指在学习新知识时，学习者将以前所掌握的知识和经验迁移、运用于新知识的学习、掌握的一种过程。迁移又可分为正迁移和负迁移两种。如果旧知识的迁移对新知识的学习起帮助、促进作用，它就是正迁移；如果旧的知识、经验的迁移妨碍了新知识的获得，它就是负迁移，即干扰。以往研究者在探究母语的影响时，往往侧重于研究母语和母语文化的负迁移作用。其实，对语言文化的大量研究还表明，母语文化在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中会发生正迁移作用，即深厚的母语文化功底会对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起帮助和促进作用。束定芳、庄智象曾指出：“具有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的外语学习者，其外语交际能力的获得相对容易些。同样，如果学生的母语与目的语语言结构上越相近，文化背景越相似，交际能力的正迁移发生的概率和规模就越大。”[3]92高一虹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弗洛姆(BrichFromm)的“生产性人格”理论，通过对52名中国外语教师和研究人员的实验提出了“生产性外语学习”的概念，即“在目的语学习的过程中，目的语与母语水平的提高相得益彰；目的语文化与母语文化的鉴赏能力相互促进；学习者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在生产性外语学习中，母语和母语文化起着积极的作用”[4]。许多英语界泰斗如傅雷、钱钟书、季羡林、许渊冲、王佐良、许国璋、王宗炎等也都是学通古今、在母语和母语文化方面有极高的造诣的。因此，在外语语言与文化学习中，我们要正确利用母语和母语文化，使其发挥更大的正迁移作用。
二、进行文化对比需要以母语文化为参照
由于成人外语学习者的大脑不可能是一无所有的白板，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会无意识地在头脑中把所学外语与母语进行对比。我们的教学应充分利用这一自然现象，而不应阻止其产生。因为文化对比可以促进外国语言文化的学习。恩格斯曾说过，“只有将母语同其他语言对比时，你才能真正懂得所学的语言”。关于在第二语言(L2)学习中第一语言(L1)的参照作用，Stern也进行了很好的描述：“让我们从早已熟知的关于L1的知识出发，从不可避免的迁移和干扰现象出发，把这些迁移和干扰的存在看做是外语学习的一种前提。毋庸否认，学习者(在学习外语时)是把L1作为参照物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向学习者指出两种语言的相似及不同之处，帮助他们逐渐形成一个新的L2系统。在跨语言的学习策略上，我们因为首先承认了迁移／干扰作用，所以要有意识地在L1和L2之间移动，比较两种语言之间在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异同，逐渐而又有意识地完成从L1向L2系统的转换，帮助学习者建立新的L2语言体系。”[5]看来第二语言与文化的学习是在两种语言与文化的对比中进行的。而要进行文化对比首先需要学习者深刻理解母语文化。学生从出生到大学一直处于母语文化的氛围之中，对中国的历史、文学、风土人情、政治制度、教育体系都有所了解，但和英美文化比较起来，中国文化有什么总的特点，他们还不甚了解，他们还没有把所积累的零散的、感性的文化现象上升到一个系统的、理论性的认识高度，这就需要老师在语言材料明显涉及英美文化特征时适时地和中国文化加以对比，以帮助学生形成对两种文化的总体印象，找出其中的共性和差异。比如在涉及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取向时，就应该对中国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加以介绍，对比两者的差异。这样才可以帮助学生理解一些具体的交际规则，比如英美人为什么有那么多隐私、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中国人的谦虚等，从而指导学习者的具体交际，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有时一种英语文化现象，费了好大劲也解释不明白，如果用一个相似的汉语文化现象作参照，问题就很容易说清楚。因此，刘润清先生在其专著《论大学英语教学》中认为，“学习外语时，完全脱离母语是不可能的，语言之间有些普遍现象，不参考母语，不与母语对比会造成莫大损失”。由此可见，外语学习者具有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也是必需的。
三、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是进行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一般情况下，我们对跨文化交际的理解是，掌握足够的目的语文化知识，在跨文化交际中遵从目的语人士的交际规约，从而避免产生交际冲突和误解。但是，在跨文化交际中是应当承认差异并容许差异存在的，如果一味拿一方的(一般是强势文化)文化做标准去消除差异，这有可能会降低交际的难度，但这是以牺牲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为代价的。世界文化是需要多样性的。汤一介认为，当今人类社会各民族、各国家大都能从其文化传统中找到某些贡献于人类社会的资源，不过都只能在某些方面做出贡献，而不可能解决人类社会存在的一切问题。人类文化在哲学、宗教、医学等方面都是具有互补性的[6]。“有众多学者认为，今天人类文化所表现的特色，强烈呈显工具性的及手段性的理性，缺少目的性的关怀，而东方文化在目的性关怀方面，自有其独特的价值”[7]。因此，在交际中应使双方都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既拿来又送去，互相学习，共同享受各民族创造的精神财富，保护各民族的优秀文化，“使交际双方能够充分发出属于自己的文化的声音，又能够最大限度地相互接近和理解”[8]。我们要保有自己的文化身份，继承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具备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四、具有较高的母语和母语文化素养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要求
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英语教育的目的也是如此，而构成人才的基本要素可以概括为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唇齿。汪榕培先生认为，素质教育应强调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学会做人，使学生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确定正确的价值标准；二是学会学习，能够终生积极、主动而且有效地接受新知识，并努力创造新知识；三是学会生存，既能掌握一般生存技能，又能掌握特殊专业技能，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付自如；四是具有较强的国际理解力[9]。外语教学作为外语专业学生接受教育的一条主要渠道，应成为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的一个主要途径，即通过外语教学，不但要传授给学生语言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和人文素养。我国1998年颁发的《关于外语专业面向21世纪本科教育改革的若干意见》对我国新世纪外语人才的培养规格、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在“问题”中提出了5个不适应，在“知识结构”、“能力”和“素质”的不适应中指出：“学生往往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在语言技能训练中往往强调模仿记忆却忽略了学生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分析问题和独立提出见解能力的培养。”《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对我国高等学校英语专业人才的培养目标和规格的要求是：高等学校英语专业的人才“应具有扎实的基本功、宽广的知识面、一定的相关专业知识、较强的能力和较高的素质”。在教学原则中也明确规定：“专业课程教学是实施全面素质教育的主要途径。专业课程教学不但要提高学生的业务素质，而且要培养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和心理素质。”“应注重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学生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在文化素养方面应“注重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训练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这些都说明大纲把对学生素质的要求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而要提高外语专业学生的综合素质，母语尤其是母语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素质提高的基础。有了深厚的母语和母语文化功底，学生才会具有高尚的思想道德品质和正确的价值标准；才能够主动而且有效地接受新知识，并努力创造新知识；才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应付自如并且具有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才会具有较强的国际理解力，并且能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和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形成对两种文化的正确态度，既不会成为盲目崇洋、鄙视母语文化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也不会成为盲目自大、拒绝一切外来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的民族中心主义者。总之，学习者母语和母语文化水平提高了，才会有综合素质的提高，才能促进其外国语言知识和文化的学习，进而促进其跨文化的交际能力的形成。
母语文化在外语教学中的作用不可忽视。如果把两者的关系处理好了，目的语的学习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随着对外语人才要求的不断变化，未来社会所需要的外语人才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外语知识、较高的外语技能和外语交际能力，而且还必须有较高的个人素质和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这是仅靠目的语和目的语文化的学习难以达到的目标。
参考文献：
[1]史国强，王宇．新《大纲》与英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7)．
[2]陆魁秋．主体文化与交际能力[J]．外语与外语教学，1999(5)．
[3]束定芳，庄智象．现代外语教学——理论、实践与方法[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6．
[4]高一虹．生产性双语现象考察[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4(1)．
[5]Stern．IssuesandOptionsin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284．
[6]汤一介．新轴心时代与中华文化定位[C]／／乐黛云，李比雄．跨文化对话(6).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7]章礼霞．性相近，习相远——对中外跨文化对话与跨文化交流的思索[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2(7)．
美国教育学家卢布姆说：“目标是预定的教学成果”叶圣陶先生也说过：“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使受教育者能自己解决问题。教，就是为了不教。”这就是说，教学目标就是教师所预期的学生达到的某种程度和变化。它是教学大纲要求在教学中的具体化，是评估教学质量的依据，是素质教育中学生应达到的水平标准。而目标教学，就是将教学目标贯串于教学的全过程，充分调动师生的积极性，为实现教学目标而共同努力。语文课的目标教学，就是语文教师根据语文教学大纲的要求和课文的实际内容，制订出严密的教学目标并付诸教学实践以期达到预期效果的教学。
与其他课程的目标教学一样，语文课的目标教学必须解决识记、理解、运用、分析、综合、评价六个层次的教学目标。为此，教学实践中各阶段应做到：
课前要做好目标展示与自达。这是调动师生双边积极性以期共同为达标而努力的重要一环。所谓目标展示，就是课前对学生布置预习内容时，把所需掌握的有关内容和要求，如文章的作者、出处、时代背景、生字新词、语法修辞等，告诉学生，以便学生在预习时做到心中有数。所谓自达即学生按所定目标进行预习，通过自学课文，查阅工具书和借助已有的旧知识，解决识记、理解和一般运用这几个低层次的目标。目标展示与自达，对于培养学生良好的自学兴趣和提高学生独立阅读理解的能力，是一种极好的方法。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深深感到，在对学生的问卷中发现，学生对教师的上课表示满意，教师在课堂上对学生的提问、检测等都不错，但在关键性的高考中，语文成绩并不理想，特别是阅读分析题的失分情况更加严重，这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学生的独立理解能力差。因此，语文课目标教学的第一步，首先应解决学生自学兴趣和自达的问题。让学生通过预习自学，自己发现问题，并加以识记、理解，进而运用。只有这样，预习才算是达到了预期目标。而这个目标的实现，就为教师在导读讲授中把主要精力和时间放在重点、难点和较高层次的教学目标的研讨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换句话说，目标展示后学生能够自达，那么，目标教学的第一步，就是成功的，反之，就是失败的。
课间是协同实现目标教学的中心环节。课堂教学是教学的主要形式，教学质量的高低优劣，取决于课堂教学。因此，课堂教学必须目标明确。就语文课而言，所教授的内容必须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难点，双基怎样，特色如何等等，教师都必须心中有数。只有这样，在实施目标教学时才能讲有依据，授有章程，循序渐进，得心应手，经过师生的双边努力，教学目标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得以实现。诚然，课堂教学还必须教法得当，设疑、点拨、诱发、拓展都要恰到好处，在注意纵横联系，前后贯通。如“咽”字，在课文中就有多种读音和多种意义：(1)yān，如把握命运的咽喉；(2)yàn，如狼吞虎咽；(3)yè，如哽咽悲伤。只有这样纵横联系，紧靠课文前后贯通，学生才能得到综合性的提高。也只有这样散发性与综合性的反复练习，目标教学才能得以实现。否则，要提高语文成绩，那只能是一句空话。此外，课堂教学不管是授课还是板书，语言都应精炼、准确，富于条理性和启发性，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如上面所举到的“咽”字，若归纳则为：用作名词谈yān；用作动词读yàn；形容哭泣读yè。这样的概括，学生定能心领神会了。又如教授古代文化常识的农历的干支纪年法与公历换算时，更应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如已知1968年是农历戊申年，以此推算，1898年和1993年是农历什么年？象这样的题，除了要求学生必须熟记十天干、十二地支外，还必须教会学生，在已知年份的基础上，年份增加的，天干地支纪年换算向右推；年份减少的，向左推。这样，1898年向左推70年，而实际上六十甲子轮回转，所以只须向左推10年即可，则得出1898年为农历戊戌年。而1993年，是在1968年的基础上向右推25年，实际上天干向右5位，地支只须向右1位，则得癸酉年。经过这样画龙点睛的概括性总结解释，再让学生自己动手练一练，“换算”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样的教学，学生学得活记得牢，趣味无穷，以后不管遇到怎样的变换，学生都可以毫不费劲地解决问题了。
课后是目标教学的补救和延伸。课堂教学的结果，如果绝大多数学生都能基本掌握了所授的知识，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并顺利地通过了达标测试，那么可以说，目标教学算是成功了。但由于学生素质的差异，学生的领悟程度必然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因此，我们要对那些领悟较差的“后进生”进行填漏补缺，对他们进行个别的或集体的辅导帮助，使他们顺利地达到预定的教学目标。而对于那些尚有余力的“尖子生”，则应指导他们在达标的基础上拓宽加深，以课内学到的知识或规律向课外扩展延伸，去研究解决课外的实际问题。在这方面，我深感我们的语文教师实在做得还不够。不少教师注意了差生的辅导，却忽视了尖子生的再提高，或反之。因此，要想使语文成绩获得大面积的丰收，课后的补救和延伸实在不可或缺。差生辅导好了，我们丰收的面积就扩宽了；尖子生辅导好了，我们的“单产”则更可观。只有这样，语文课的目标教学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语文课才更加显得阿娜多姿，妙趣横生。
由“范式”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表述或理论语词，使得“范式”成为目前文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话语资源。在当今文学研究多元化的时代里，原来所坚守的宏大叙事、本质论等话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定势思维及理论表述的局限，找寻新的但又不会造成束缚的文学研究视野和方法成为学者标举“范式”而较少使用“模式”的原因所在。程光炜在《文化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多样观察》一文中认为，传统的现代文学已没有空白，唯有文化研究、媒介等是文本意义新的增长点。欧阳友权也认为，新的电子媒介是文学研究新的增生点。两位学者都认为文学研究的方法或模式必须进行转换，强调从新的研究范式来研究文学。虽然在具体的应用中，范式与模式两个词在意义使用上的差异并不大，但我们还是预设了两者之间的差异:模式更在于模式的已然生成性，使用者处于不自觉的状态;而范式则强调自觉性，或者说使用者具有自觉的“范式意识”，且还具有革命性的内涵———托马斯•库恩在谈及范式转换时说:“当每次科学革命改变了经历革命的共同体的历史视角，那么，视角的改变将影响革命之后的教科书和研究著作的结构。”受思维习惯等因素所致，某种具有革命性的“模式”或方法我们会称其为“范式”。因此，我们在提到某种范式时多强调其“未生成性”，也即某种范式本身具有较大的可塑性和较强的生命力。这是“范式”成为学者语词新宠的一个原因。“范式”一词之所以能成为文学研究中重要的理论话语，还与知识资源的更新方式有关。知识资源之所以需要更新，是因为原有的理论方法、思维方式、话语模式不能适应相应研究领域的发展需求。知识资源的更新最明显地体现在话语模式或者理论语词的更新方面。然而，知识资源需要得到一定“共同体”的认可，体现新知识的语词同时也要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因此，这些语词的内涵就需要从它最先使用的学科领域中延伸出来，成为诸多学科领域可以共享的语词，这就是语词的迁移现象。语词的迁移是当今文学理论跨学科研究中最重要的语言现象，当某一语词由某一领域迁移到另一个领域来使用时，该词的主要内涵不变，且与新领域的知识资源相结合，为新领域研究中的理论增生提供话语表述模板。比如，原本是心理学范畴的“精神分析”一词，被广泛运用到其他学科，形成了诸如精神分析社会学、精神分析文学理论、精神分析哲学、精神分析伦理学等学科或研究方法。范式也是这样的语词，与各种文学研究视角相结合形成了各种范式，具有一定的理论建构价值和方法论意义，尽管“范式”一词在使用中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
文学研究表述中“范式”话语的充斥，使得我们在文学研究过程中面临着一种范式语境的压力，即只要所强调的语词内涵类似于模式的话语都用“范式”来代替，无形中就形成了一种用“范式”话语表述的行文范式。这一范式的形成，体现并强化了这样三个意义:一是“范式”话语是我们现在标举研究文学新角度或新方法的语词表征，或者学术创新的语词表征。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指出了两种现代文学批评模式:语言学批评模式和心理学批评模式。但随着“范式”话语的流行，这两种文学批评模式被称作是语言学范式和心理学范式。诚如我们前面所说，范式与模式的内涵是有差异的，但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两者之间的界限消弭了。因而，在文学研究范式的相关论述中，就可能缺乏真正的理论建树意义，而仅仅停留在语词的堆砌上，最终使得文学研究变成一些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论文或著作:到处都是“范式”。二是由范式所衍生的“范式转换”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理论、问题、对象以及方法自我调节机制的明显表征。库恩认为，“范式”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这就强调“范式”本身的时效性，“范式”及“范式转换”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开放性的视野。范式转换是针对旧的文学研究模式不能适应新的文学现象的一种能动调节机制，在这种机制下，文学研究可以突破原有的模式，为文学研究继续进行的可行性提供理论基础，同时也能让人们从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对文学研究的现象、方法有动态的全面的把握。三是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在当前具有哲学意义和方法论的意义。文学研究范式所具有的哲学性内涵是指范式可以是一种整体的把握方式，可以从形而上的层面对文学研究有一个宏观的认知;所谓方法论的意义是指文学研究范式具有形而下的层面，即范式可以作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手段或方法来解读具体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研究范式本身就具有了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双重意义，或者说文学研究范式可以既是微观的也可以是宏观的，可以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这是文学范式现在可以畅行的重要原因。上述的三个意义，其实都具有当下性，正如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中会出现新的理论语词一样，“范式”只不过是当今学术话语的新宠。当“范式”的革命性内涵渐渐趋于程式化，丧失了其陌生化效果的时候，有关“范式”的论文论著所形成的研究范式也就失去了真正的范式功能。此时的范式只是理论言说者的一种无意识表达，其所具有的理论增生功能也将趋于消亡，“范式”话语可能会失去其自身存在的理由。当有关范式话语的理论表述处于自动化状态时，“范式”一词是否会真的消亡?“新近流行上帝死了，上帝死了的神学也被发掘出来，可是上帝死了之后更多的神再生出来，替代一神教的不是无神论，而是多神教。同理，小说死了以后，它留下来的不是一片空白，而是你争我夺，不断增生的一大群次生文类，每一个都在大喊大叫，要求获得承认。”这应该也是当前文艺学学科的生存状态:一种研究思路或者范式所造成的局限性日益明显时便会受到种种质疑，从而会有新的研究思路或方法出现，但先前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并不会消失。因而“范式”一词在文学研究中被新的语词所取代，但范式所指的模式、思路或方法并不会消亡。我们知道，一种话语的使用代表着一种价值。“范式”这一话语也不能例外。那么“范式”究竟具有怎样的表征功能?张旭东指出:“文本总是会产生行话套话和新奇的流行说法来代替旧的说法。在我看来这些都是值得重视的症候，借以窥探某一历史时刻的集体性是什么，它的需求是什么，它的矛盾性何在，它的问题何在等问题———这些突然变得时髦的意识形态似乎总是会以某种方式对上述问题给出解答。”“范式”的行话套话性的意义表征了文学研究过程中所形成的“术语”压迫性，即每个观点的言说者都需要在一定的话语框架中表达自身的想法，这当然与我们的学术体制有密切的关系。而学术体制又是我们这个时代整个社会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反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因此，一系列“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范式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借用范式话语而形成的文学研究范式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意识形态的表征，这就需要对由“范式”话语所形成的表述的范式重新进行审视。
二、有关“范式”的反思
在我们强调差异性的时代里，追求多元化、非中心化也是文学研究努力的方向。在“范式”语词充斥的语境压力中，人们都试图依托“范式”这一话语共同体来争先表述自己的理论观点。诚然，理论观点不同，所形成的范式也就不同。因而，所强调的每一种范式并不必然是所有人的共同体，“艺术家永远不会停止互相反对，互相否定”，因此，文学研究的不同学者会立足于自身学科范式的基础之上，有可能造成对整体语境的忽略，这样也就形成了文学研究视野的局限性。叶舒宪《本土文化自觉与“文学”、“文学史”观反思》与雷世文《现代报纸文艺副刊的原生态文学史图景》两篇文章，尽管分别是从人类学和传播学的角度来对文学进行诠释，探讨文学自身的特征以及文学史的构成方式，但他们都认为，对于文学的解读、对于文学史的重写都应该放在某一个视野之下来观照，从而建构既能还原文学现实又能探讨文学真正本质的文学研究范式。叶舒宪认为应该放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之下，因为“文学人类学的文学观是一种宏观的整合性的文学视野”。同样，雷世文则从文学传播学的角度认为“以单行本构筑的文学史至少掩盖了某些东西。作家选集作品所做的淘汰工作，使我们再也无法从单行本中看到其作品的原貌”。因而，文学研究必须考虑整个“复调的文化氛围”。其实，每个学者都认为自己站立在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野，但终究只是停留在一种理论的建构与言说上，即便对文学的研究有一些本质的解释，但只能算是一种解释，是对文学现象诸多解释中的一种解释，这种解释形成了一种立场。但这种立场并非完全不同于其他的立场。目前文学研究的诸种立场都是以范式为学术话语来涵盖其表述角度和表述方法的，这就导致表面上不同的范式表述最终却不过是一群家族相似的语词而已。也就是说，这些看起来多元性、互不相同的范式论，实质却是相通乃至相同的:这些貌似不同的范式都有共同的原型，都试图通过对自身的强调以便与以往的研究方法和学术立场相背离。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谈论的范式与传统的是完全“隔”的，毕竟对于范式的过分强调可能会忽略新旧理论之间的承袭关系。我们现在所谈的范式多被认为是文学研究方法或者对文学解释的不同角度，那么传统的文学研究模式，比如作者论、作品论乃至读者论等等概念虽然是从文学的本质为根本切入点的，但这些角度也是解释文学的角度。
[关键词]语文教学；“高耗低效”；学生发展
近30年来，语文教学一直遭遇人们“高耗低效”的责难。语文教学的“高耗低效”源于1978年吕叔湘先生对当时语文教学状况提出批评：“十年时间，2700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1]应该承认，当年吕叔湘先生是针对“”给语文教学所造成的极大破坏这一事实而言，其提出的目的是摆脱语文教学的“高耗低效”，这一思想在当时是非常有必要的，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语文教学的普遍心声。正是因为此，吕叔湘先生的这一指责在当时被誉为语文教育的“一声春雷”。然而，值得我们深思的是，近30年来，人们一直在引用吕叔湘先生的这一观点，认为语文教学仍是“高耗低效”。世纪之交的语文教育大批评更是直指语文教学的“低效”，认为语文教学简直一无是处，甚至“误尽苍生”。但是，我们无法漠视的是，近30年来，语文界已有不少人在殚尽竭虑地改进“高耗低效”，同时在客观上也取得了大家公认的成就。这使人产生了如下疑问：我们的语文教学到底怎么了?为什么语文教学一直都摆脱不了人们所谓的“高耗低效”的困境?我们进一步需要去辨明的问题是：语文教学是否“高耗”?语文教学是否“低效”?
一、追问之一：语文教学是否“高耗”
吕叔湘先生依据当时的《全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计算出学生在中小学共10年的时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占总课时的30％。从所占课时量的比例这一角度来看，我们的确可以说语文教学耗时很多。但是，吕先生的这一判断是基于当时学校的教学实际条件、背景和学生的生存环境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它是存在一定前提和背景的。然而，多少年来，人们却不顾近30年来学生语文学习的学校、社会和家庭环境已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一客观事实，一直在简单地套用吕先生的以上标准，仅仅只看到语文课时量的比例高便断定语文课“高耗”。
当前判断语文教学是否“高耗”，不应仅仅立足于课堂这一较狭隘的视野，而应立足于学生的整个学习环境和生存状态。若立足于后者来考察，其结果恐怕是另外一回事。在当前，不管哪一门学科，学生的学了课堂之外，至少存在着以下几条途径：一为科任老师利用自习课或其他课来教学本门学科；二为学生在家里的自学；三为学生参加的各种学习辅导班等，包括校内组织的以及校外组织的；第四是大家都容易忽视的，就是学生是否在课堂上按要求学习该学的学科，如上语文课时学生是在学习语文还是学习其他学科。若依据以上几点来考察如今的语文课，至少我们可以提出以下几个问题：在平常自习课语文老师补课的次数有多少?占多大的比例?有多少学生在家里主动、自觉地学习语文?有多少课外的语文辅导班?在语文课上有多少学生真正在学习语文?
针对以上几个问题，笔者对不同地区的一些学校、教师和学生进行了观察和访谈，结果表明：对于以上几个问题绝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持不太乐观的态度，语文老师利用其他时间为学生补课的次数远低于数学、英语、物理等学科；在家自觉学习语文的学生不多(只是完成教师所布置的家庭作业)，课外的语文辅导班基本没有(只有极个别学生请某个教师辅导应考作文)；在语文课上许多学生在学习其他学科，而在其他学科的课上主动学习语文者基本没有。这种趋势随着年级的增长愈发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学生真正花在语文课上的时间实际上并不多，尤其与其他学科如数学、外语等相比而言。有研究者对北京市初中学生的阅读情况进行调查，发现“有9.7％的学生不读书，23.2％的学生一学期只读一本书，32.3％的学生一学期读三本书，34.8％的学生一学期读五本以上的书”[2]。也有学者的调查显示：当前，中学生的阅读状况不容乐观，其阅读量严重不足，用于课外阅读的时间极其有限。以初二年级为例，新的《语文课程标准》附录的“课外读物建议”中列有14本具体书目，阅读过其中的五本及以上的学生的比率分别是：城市重点中学54％、城市普通中学32％、农村中学13％。再以高二年级为例，通读过《三三国演义》的学生的比例分别是：城市重点中学43％，城市普通中学21％，农村中学19％；通读过《红楼梦》的学生的比例分别是：城市重点中学32％，城市普通中学9％，农村中学4％。[3]引以上虽仅涉及到课外阅读，但众所周知，阅读是整个语文学习中的主渠道，不读书而成天从事写作或其他语文活动，对于中小学生而言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进入新世纪课程改革以来，语文课的课时已被大幅削减：现在是高中每周4课时，初中5课时，小学7课时；中小学平均约占总课时的16％，小学约占20％；个别地方，小学语文每周只有5节课，仅占15％。当前语文教学的课时量已不是吕叔湘先生当年所称的占全部总课时的30％之多。
综合考察以上各因素，与其他主要学科相比，立足学生的整个学习和生存环境，语文课并不是通常被人所理解的所谓“高耗”。相反，在某种意义上语文所占的时间是非常少的，难怪近来不断有人呼吁应增加语文的课时量。笔者澄清这点并不是在为语文课中的种种不尽如人意的现象开脱，人们长期不加区别地视语文教学为“高耗”，进而把“高耗”与“低效”联系在一起对语文课和语文教师甚至整个教育横加指责，的确是有失公允的。
二、追问之二：语文教学是否“低效”
不管对语文教学的“低效”理解为效果低、效益低、还是效率低，也不管对语文教学的有效性是从教师“教”的角度，还是学生“学”的角度，其实都必然涉及到其背后的价值取向问题。人们正是依据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认为语文教学应该达到以及是否达到某一目标，来判定语文教学是“低效”或者高效与否。
在吕叔湘先生看来，语文教学的“低效”主要指的是学生学习成绩差。“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很差，中学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于少、慢、差、费的严重程度，恐怕还认识不足……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引起大家的重视?是不是应该研究如何提高语文教学的效率，用较少的时间取得较好的成绩?”吕叔湘先生的这一指责主要是针对“”结束初期学生语文学业成绩太低而言，就当时的时代背景而言，这种指责是十分有必要的。若以学生的学习成绩来判断语文教学是低效还是高效，当前的语文教学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已摆脱了“低效”的困境。正如当前不少研究者所强调的那样，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教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现在的学生语文成绩比以前提高了，作文写得也比以前好了。然而，随着教育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以及国人对国外教育先进理念的不断吸纳，随着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思潮从分裂逐渐走向融合，随着20世纪末对语文教育大批评的深刻反省，人们早已不再局限于用30年前的学习成绩来衡量当前的语文教学。21世纪初的语文课程改革更是明确将“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作为课程总目标，这就意味着，当前人们判定语文教学的依据已是依照“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而定义的语文素养(这比较以往已大大拓宽了)。正是依据“语文素养”，时下人们发出感慨：学生的书写能力太差，语言使用不规范、语言实际运用能力差，语言运用缺乏个性、对母语缺乏必要的情感，等等。这些都可以证明当前的语文教学在整体上仍未完全摆脱“低效”之困境。
当前语文学科的价值取向已不同，这势必导致当前语文教学的“低效”与吕叔湘先生在30年前所说的“低效”在内涵上的明显差异，可是不少人们却未认清这一点，生硬地套用吕叔湘先生的观点来审视当前的语文课堂，不加前提地批判语文教学的“低效”，甚至对整个语文教学进行否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我们认清这一点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语文教学的“低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处于不断动态变化之中的，所以语文教学的“低效”远非一个事实判断，更是一个价值判断。改观语文教学的低效也绝非一个简单的技艺问题，它首先是一个价值取向的明辨澄清问题。第二，语文教学的“低效”必然具有长期性，同时也异常艰难，其原因正是在于人们总是随着时代主题的演变向语文教学提出愈发丰富的要求(其中有合理与不合理之分)。第三，也正是因为人们总是随着时代主题的演变向语文教学提出不同的愈发丰富的要求(其中加杂着一些非语文的成分)，与此同时又用这些要求来评判语文教学的高效与“低效”与否，这便使得语文教学的“低效”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难以避免的，人们也只能在主观上将其减至到最低或者说合理的限度。三、追问之三：当前如何才可能改变语文教学的“低效”
改变语文教学的“低效”绝不限于停留在语文教学的某一或某些技巧技术之上，而必须立足于整个课堂教学生态。随着当前教学论的研究主题由“工具论”向“发展论”的转换，课堂教学价值取向正实现“从‘学会生存’‘学会关心’到‘学会发展’的跨世纪超越”[4]。改变语文教学的“低效”的问题已随着时展演变成“学生发展”的问题。通过促进学生在语文课堂上实现其真实的、真正的发展，语文教学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低效”的遭遇。总体上说，“学生发展”的问题具体表现为“发展什么”与“如何发展”这两个方面。
“发展什么”的问题实则是语文教学的价值取向问题。鉴于当前语文教学在价值取向上的混乱与纷争，语文教学在价值取向上应首先进行“语文”与“非语文”的清算。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应重新澄清学生在语文学科之内究竟应获得怎样的发展。语文学科因其以母语为教学内容，这便被打上了文化的烙印；而始于2000年《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教学大纲》(修订本)并沿袭至《语文课程标准》的“语文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使语文学科与文化纠缠不分。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多元文化背景下，语文教学很自然地在经典的选文问题上、传统的诵读问题上、语言技能的训练问题上、系统语法知识的传授问题上、文本的多元解读问题上、作文的真实表达问题上陷入各种纷争。这些纷争集中表征为工具性与人文性学科性质之争。语文新课程标准的“语文素养”无非是在面临民族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冲突时的一个有意或是无奈的平衡。立足于语文素养的“面”上的整体把握就会忽视、掩盖其在“点”上的必要区分。《语文课程标准》在语文素养的主次倚重上未作出明确的厘定，这为人们在语文教学实践中把握语文与非语文之上预埋了一个极大隐患。这样，语文教学便时常陷入如下的尴尬境遇：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什么是自己该干的，什么是自己不该干的?所以就语文教学目前的问题来看，在语文与非语文之上的适当分野，在语文教学的主观性价值目标和其客观之间的必要澄清，是当前语文教学在价值取向上最为紧迫的任务。总体思路是立足社会转型这一时代背景积极实现语文教学从传统向现代的真正转型，在现代教学论的视野下构建现代语文教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命题，以此为基点合理把握语文教学的“语文味”和“语文意识”，而不是简单地由汉语言的特点直接推演出语文教学该如何实施。
如何发展的问题可以表征为语文课堂中学生的发展机制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置于语文课堂教学这一特定语境之下、把握语文教学的基本矛盾(人与语言之间的矛盾)和汉语言的本质特点，必须立足于语文课堂学习的基本特征、基本规律和基本进程以及学生言语能力发展的基本规律。我们要在以上基础之上着力思考：个体言语学习的独特性及其言语能力的差异性发展，个体经验基础上言语理解和表达，学生言语技能的有效训练，语言的“社会化”与“个性化”特色与言语学习，言语互动的学习机制、对话交往与学生言语能力的生成，不同的语文学习方式与教学策略的实效性，学生生活实践中言语学习的积累与领悟，课堂教学情境与学生言语能力的发展，学生生存状态与学生言语能力的发展，等等。
以上“发展什么”的问题侧重于“是什么”与“为什么”层面的哲学思维；“如何发展”侧重“怎么样”层面的科学思维。正是围绕学生发展这一教学论主题，并依据“发展什么”与“如何发展”这两个问题的统整，语文教学才有可能走出长期的“低效”之困境。
[参考文献]
[1]吕叔湘，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N]，人民日报，1978—03—16(3)
[2]王俊英，北京市初中语文阅读教学质量调查[J]，教育科学研究，2001(2)：32-37
口语教学，首先对教育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为好的口才能表现一个人的良好文化素养，能提高成功的效率。对于学生来说，使用口语表达的同时就在进行思维训练，还要动脑筋选用表达方式和语速语调，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来自语文教师极高的口语素质。语文教师良好的个人品德、渊博的知识以及多方面的才能，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和感化着学生。
所以，教师要转变观念。现在许多学生很内向，他们不善言谈。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他们的思维不活跃，跟不上周围说话人的话题变化；另一方面，更表明他们有自卑心理，怕自己说出的话语不入时，或说话不当而被人指责或耻笑。教师不应歧视学生，要让他们参与课内外的问题讨论，积极主动地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在这方面，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也说过，教师的工作中“最重要的是把我们的学生看成是活生生的人”，学习“首先是教师跟儿童之间的活生生的人的关系”。平等地对待学生，这是进行口语教学的一个前提。这一点在技工学校中尤其重要。因为技校生绝大数的素质普遍较低，学习兴趣不高，对立情绪较为严重，在这样的状态下，教师要做到尊重学生，平等对待学生，这是我们做好口语教学的前提条件。
其次，作为技校的语文教师，要不断地猎取其它学科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知识，在广泛学习的基础上，提高自己的口语教学水平。然后再去指导学生。只有教师本身具备较高的口语能力，才能在教学中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使学生的口语得到较大的提高。语文作为最重要的文化载体，其丰富的人文性和社会性使其对语文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如果你在课堂上能纵贯古今、旁征博引，那么你的语文课就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如果你能说一口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标准的普通话，能写一手匀称规范、清秀隽永的粉笔字，那么你的学生怎会不“听”你的语文课，不“抄”你的课堂笔记呢？且不说语文教师具备以上的素质便能更好地发挥其主导作用，单从学生对教师的尊敬这一点来说，已具有相当大的教育魅力。而这些是我们进行教学改革的一个基本要求，因为说到底语文教学是学生在教师的主导下进行的口语教学。
二、阅读：撑起口语教学的天空
对于培养学生的口语能力，语文课的范文是学习口语的前提条件，而技校学生与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沟通、交流的主要途径便是阅读，因而阅读是培养学生口语的重要途径。古人也有“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说，不少教育学者也强调，人在反复的阅读中，脑海里会贮存丰富的书面语言，课文中符合生活实际的交际情境，使学生入情入境，还原生活，产生一种身临其境、似曾相识的感觉。学生就会克服心理障碍，情绪也会因此变得高涨起来，就会带着丰富的情感和浓厚的兴趣，积极主动参与口语交际活动。关于阅读的方法，很多文章都有所介绍，包括朗读，泛读，精读，细读，品读，等等，类型不同对口语的培养侧重点也不同。从培养学生口语角度出发，我对学生阅读特别提出以下两点要求：
（一）、阅读是学生个性化行为，教师不能越俎代庖。应该把阅读感受课文的主动权还给学生，教师不能站在学生前面，努力把学生引到教师事前设计好的圈套中去，用理性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而是站在后方，对学生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与作者感情的撞击，起推波助澜的作用。教师的教是为了今后的不教，所以要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如《语文》（第四版）《项链》这篇课文，一个重要的学习目标是学生通过人物的心理、语言、行动描写来分析人物形象。路瓦栽夫人是一个怎样的人？她的虚荣心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在教学时，要得到答案主要侧重于学生的阐读，可以让学生分角色朗读，反复阅读其中的几个片段，让学生在朗读中自己去体味主人公的性格特征。在其间，学生分析、讨论，各抒己见，老师只对学生的回答作简单的评析与适度的指导。
（二）、重视整体阅读。作为课文的文学作品，往往是感情充沛，形象感性的文章，这些只能是作为整体的课文才能传达的，而教师为了使学生理解课文整体的思路，往往喜欢分割课文，以便使学生理解接受，然而这恰恰造成学生与课文的疏离和隔绝，所以，现在的技工学校“语文课教学大纲”中提到：“在阅读教学中为了帮助学生理解课文，可以引导学生感受文学形象，品味文学语言的表现力，欣赏文学作品的艺术性。”还是以《项链》为例，路瓦栽夫人的人物性格必须是从《项链》的整体中才能看出来，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为一条假项链付出了十年艰难的代价，是什么导致这场人生悲剧的根源，这些都必须通过整体阅读才能理解的。
三、生活：口语教学的出发点
和其他功课相比，语文课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没有一门功课像语文那样与生活联系如此紧密。有人没有上过语文课，却没有人能离开过口语交际，即没有人可以离开听、说、读、写。语文课课堂只是培养学生口语的一个场合。实际上，从幼儿开始学习语言时，整个生命过程中，都在进行口语交际。口语的丰富、深刻、敏锐、美妙，必须建立在开启个人生活体验的基石之上。作为语文教师应该淡化语文课堂与非课堂的界限，努力拓展学生的生活空间，善于在学生的口语学习中，进行多方引导、点拨。将其隐藏于内心深处的各种体验表达出来。这样学生对言语的理解就会变得更加容易，感悟就会更加深刻。苏霍姆林斯基也认为“学生用词混乱，是因为这些词没有跟他自己所做、所见、所观察和所想的东西联系起来。”技工学校学生语文成绩可能不如普通高中的学生，但是技校学生的口语交际能力却不一定差，具体而言，技校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特别是前面两项，有时反而更胜一筹。所以，作为语文教师，要努力把学生各种潜能发挥出来，才能提高技工学校语文教学的质量。
要让学生多说，教师就得创设各种情境让学生去训练。课前可让其讲述见闻，课内注意多提问，让学生复述课文、朗读课文和口头作文等。还要多开展一些课外活动和社会交往活动，激发学生说的兴趣和欲望。①要坚持使用普通话，语言要规范，语句要通顺正确，不能出现歧义，要克服粗话、俗语和语病。②要思路清晰，说话要有一定的中心，要准确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③语言要得体，要注意场合和对象，不要闹出笑话，避免陷入尴尬困境，被人耻笑。④要态度端正，声音响亮，吐字清晰，这样才能有一个好的表达效果。<
BR>综上所述，技工学校的语文课在课堂教学中要推行以创新精神为核心的素质教育，对每一个语文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个学科都在创新中寻求教改的最佳途径。我认为口语教学是语文教学改革中一项重要的内容。
参考文献：
1、技工学校《语文教学大纲》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3年版
2、《给教师的建议》苏霍姆林斯基著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叶圣陶著教育科学出版1980年版
4、《语言是大海》于根元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5、《语言以人为本》赵俐等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关键词］大学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文化背景
语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语言与文化之间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文化的载体，反映了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现象；另一方面，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于语言，两者密不可分。学习英语就是学习与汉语完全不同的文化，熟悉英语国家文化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风俗习惯。教学中，教师应“培养学生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用英语交流信息……并帮助学生打下扎实的语言基础，掌握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提高文化素养”［1］。即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向学生介绍相关文化背景知识，将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有机地结合起来，让学生充分了解和掌握与语言运用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培养学生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使用语言的能力。
一、大学英语教学中传授文化背景知识的重要性
教师在大学英语教学中一般按照《大纲》要求传授学生基本的语言技能，忽视了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学生如果只是单纯地学习语言知识，不了解语言赖以生存的文化，就难以准确地把握、理解和使用语言。
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让学生熟练掌握基本的语言和文化知识，并在日常交际中正确使用英语。日常交际都是在具体的文化氛围中进行的，不了解相关的文化知识，在实际交际中，轻则会造成彼此误解，互相留下不好的印象；重则会损害双方的关系，造成合作失败。此种交际失败的例子举不胜举，这说明教师在传授语言知识的同时，必须结合相关的文化知识进行教学，双管齐下，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另一方面也能够提高学生的文化修养，使他们成为合格的跨文化交际者。
二、大学英语课堂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学
著名英语教育家胡文仲认为提高学生跨文化意识的途径多种多样，如开设课程，举行讲座，举办展览，开展课外活动等等，但最有效的是结合日常的外语教学从事文化对比。并提出结合日常教学可以从各个层面进行，例如，词汇、语用、语篇等［2］。
根据胡文仲先生提出的文化教学的几个层面，笔者认为大学英语课堂中的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应做到：
1.传授文化背景知识与词汇教学相结合。词汇是语言的基础，是一个民族文化概念的指代方式，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要使学生准确地理解把握英语词汇（包括单词和习语、成语等）的含义和用法，需要对英语国家文化深入了解。
例如汉语中有关狗的习语大多含有贬义：“狐朋狗党”、“狼心狗肺”、“狗腿子”等。尽管近几年中国养狗人数在增加，但狗的贬义形象却深植于汉语文化中。而在西方英语国家，狗则被认为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英语中有关狗的习语除了一部分受其他语言影响含有贬义外，大部分没有贬义：Youarealuckydog（你是一个幸运儿），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日）等。相反，中国人喜爱猫，常用“馋猫”形容一个人贪嘴，有亲昵的成分，而在西方文化中，“猫”被用来比喻“包藏祸心的女人”。又如，intellectual（知识分子）在中美各自的文化背景中含义大不相同。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般包括教师、大学生以及医生、工程师、翻译人员等一切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但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方，连中学生也被认为是“知识分子”。而在欧美，intellectual只包括大学教授等有较高的学术地位的人，不包括普通大学生，所指范围小得多。此外在美国，intellectual并不总是褒义词，有时也用于贬义，就像我国中称知识分子为“臭老九”一样。
由于文化背景和思维方式的不同，英语中几乎没有与汉语完全对等的词，即使有一些英文词汇概念意义和中文一致，也可能是表达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内涵。因此教师在传授学生这方面词汇时应特别注意结合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使学生充分理解这类词汇在英汉意义上的区别，避免日后实际应用时出错。
2.传授文化背景知识与翻译教学相结合。大学英语教学中不可避免地会涉及英文句子或文章段落的翻译。翻译是两种语言的相互转化，也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翻译，文化知识在翻译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例如汉语中人们常用“挥金如土”比喻花钱大手大脚，但是在翻译成英语时，“土”变成了“水”（water）。因为英国是一个岛国，历史上航海业十分发达；而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人们的生活离不开土地，因此正确的翻译应是“spendmoneylikewater”。
3.传授文化背景知识与课文讲解相结合。讲解课文时，教师应充分挖掘文章蕴涵的英语国家文化知识，帮助学生深刻理解文章的思想内容。
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四册第二单元A课文为例，文章从事业和情感两方面简述CharlieChaplin的生平。单纯从语言角度看，文章没有太难的语法知识，但要充分理解文章中一些句子的内涵，学生就必须了解CharlieChaplin的一些生活经历和英国作家Dickens的相关著作。比如课文第一段提到“DickensmighthavecreatedCharlieChaplin’schildhood”［3］（狄更斯或许会创作出查理•卓别林的童年故事）。这句话的翻译不难，但是学生理解时可能会出现偏差，狄更斯在卓别林出生时早已去世，怎么可能“创作出查理•卓别林的童年故事”？此时教师在讲解时应加入相关的文化背景知识介绍：卓别林一岁时父母分居，六岁时父亲去世，母亲发疯，很小就和同母异父的兄弟流落街头，生活凄惨，这些卓别林早年的生活经历与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中的OliverTwist很相似，因此才有了文章中的那句话。
4.传授文化背景知识与本国文化对比相结合。教学中，如果遇到涉及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教学内容，教师可以通过文化对比的方法让学生了解中西方文化异同，进一步加强对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的传授。
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二册第三单元B课文为例，课文主要讲述一个中国女孩带美国男朋友回家吃晚饭的故事。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AsistheChinesecook’scustom,mymotheralwaysmadenegativeremarksaboutherowncooking.Thatnightshechosetodirectittowardherfamoussteamedporkandpreservedvegetabledish,whichshealwaysservedwithspecialpride.
“Ai!Thisdishisnotsaltyenough,noflavor,”shecomplained,aftertastingasmallbite.“Itistoobadtoeat.”
Thiswasourfamily’scuetoeatsomeandproclaimitthebestshehadevermade.Butbeforewecouldbesodiplomatic,Richsaid,“Youknow,allitneedsisalittlesoysauceAndheproceededariverfulofthesaltyblackstuffonthechinaplate,rightbeforemymother’sshockedeyes.［4］
这段文字主要讲述母亲批评自己的拿手好菜味道偏淡不好吃，“我”的美国男友信以为真，在菜里添加了不少酱油提升味道，结果却令母亲异常吃惊。这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引起的文化冲突（cultureshock），是教师用来进行文化对比教学的优秀素材。众所周知，中国人视谦虚为美德，对于自己拿手的事情习惯采用“抑”的态度，给予否定评价，其真实含义往往是希望得到他人的称赞或认同；而西方人则比较直接，不会刻意贬低自己认为值得称赞的东西。
在讲解类似的文章时，教师可以选取文化冲突比较明显的部分做特别说明，对比两者异同，从而引出更多的文化背景知识，在比较与对比中让学生学习了解不同国家的文化。
三、大学英语课堂中文化背景知识教学对教师的一些要求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当注意两个问题：第一，注重文化背景知识的教学并不表示忽略语言本身的教学。文化背景知识教学的目的在于加强和补充语言教学，因此教师不能厚此薄彼，要妥善处理好两者的关系。第二，学习外国文化的同时，应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学习。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中指出：“语言掩盖的远远多于它所展露的。说也奇怪，文化所掩盖的东西最能瞒过的竟是浸在这个文化里边的人。我认识到真正需要你的工作不是了解外国文化，而是了解自己的本国文化。”［5］学习外国语言和文化可以深入地了解本国语言和文化，因此教师应加强自身双重文化的理解能力，具备用英语准确表达本民族文化的能力，这样才能在课堂教学中更好地启发、引导学生，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有效地组织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
总之，在大学英语教学中，教师必须注意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这样不仅可以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而且能够使学生认识到学习和了解英语国家文化背景知识对于英语学习的重要意义，更有效地运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大学英语教学大纲(高等学校本科用)（修订本）［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1．
［2］胡文仲．胡文仲英语教育自选集［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227.
［3］郑树棠．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第四册)［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30.
论文关键词：语文课程；课程综合化；综合性学习
当代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出边缘化、综合化的趋势，知识的整合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潮流。现今人类所面临的各种复杂的社会问题，诸如环境、能源、人口、健康等问题都需要综合运用多学科知识才能得以解决。这些现象反映到教育领域，就必然要求现代课程及其内容体现综合化的特点，以使学生素质得到全面发展，具有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逐渐形成较完备的知识体系。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l0年来，课程综合化已成为世界各国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发展趋势，也是我国当前新一轮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和热点问题。语文课程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顺应时展的要求，向综合化的方向迈进。
如果说社会和科学的发展是语文课程走向整合的时代背景的话，那么，语文课程自身的综合性、生活性和实践性特点则是其趋向综合化的内在要求。
一、语文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程
首先，课文课程的内容是综合的：天文地理、风土人情，上至宏观宇宙、下至微观粒子……几乎无所不容、无所不包。尤其是作为一门工具学科和基础课程，它与其它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必不可少地要包含大量其它学科的知识和信息，哲学的伦理的、美学的、历史的、地理的，甚至物理、化学和天文的。所以，语文课程本身就具有浓厚的跨学科色彩。我们通常要联系其它学科来学语文，借助其它学科的视野、方法和能力来解决语文方面的问题。譬如，运用地理学“气温的垂直差异”原理，就不难理解缘何“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自居易《大林寺桃花》)；借助“绘图法”给《失街亭》一文画一幅“街亭之战示意图”，对于理解小说复杂的故事情节来说，无疑会有指津引路的作用。与此同时，语文作为母语通达各个学科，是学习各门课的基础，谁能说数学、物理、化学中没有语文学习和运用的机会呢?数理化教科书严谨的行文，对写作说明文是有益的借鉴；在理解数理化题意、撰写实验报告时，语文知识和能力也会大有用场。
其二，语文课程的目标也是综合的。贯穿本次课程改革的核心理念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而“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在课程目标上的具体体现就是要使学生发展成为一个“整体的人”，或立足于人的整体发展，即知、情、意、行的和谐统一发展。因此语文课程与教学并不能单纯表现为知识传递和能力建构，即不是片面追求知识与能力目标，而是追求包括知性、感性和社会性在内的“全人”发展目标。据此，语文新课标把“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作为课程目标，并且“根据知识和能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来设计。三个方面相互渗透，融为一体”…。可见，课程目标——语文素养是“三维”一体，不可分割。另外，从课程实施的角度讲，知、情、意、行，听、说、读、写，相互为用，相辅相成，不可呈割裂状态一项一项地培养，须整体推进，协调发展，而后自然地融为整体素质。有一种观点认为，语文素养的这种综合性符合“木桶原理”，即整体素养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的缺失都会导致语文素养整体水平下降，而使其它方面的长处受到抑制。
总之，语文课程内容的丰富性、跨学科性以及目标的整体性表明语文课程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既然如此，语文课就必须遵循自身特点，加强学科内外的整合：注重语文知识的融：贯通和综合运行，密切语义与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推进语义素养的整体发展。
二、语文是一门生活性、实践性很强的课程
语文作为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用来反映和表达人们在社会生活和实践中所获得的知识、印象、思想、感情的，天然地与生活发生着密切联系。当我们理解和运用语文这个工具时，也决不可以脱离生活，否则就会陷入“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境地。语文及语文的理解和运用同生活具有血肉一体般的关系，还决定了语文课程只有与生活融合，才能发挥语文的特点，“才能生动活泼，学得又快又好”，否则，就会“枯燥乏味，劳而寡效”。
语文还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作为母语教育课程，语文实践的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不仅包括课堂上听、说、渎、写以及学生的吟诵品味，而且还包括课外各种各样的语文实践活动。无怪乎吕叔湘先生曾说：“语文课跟别的课有点不同，学生随时随地都有学语文的机会，逛马路，马路旁的广告牌，买东西，附带的说明书，到处都可以学语文。”语文课程应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尽可能地拓展语文实践的时空，让学生有更多的实践机会学语文、用语文，提高语文实际应用能。
课程综合化的本义是指各学科之间(包括各学科内部各分支知识之间)的整合。近年来人们又认识到，课程综合化除了强调学科之间的整合，还要强调认知和情意共同发展，以及书本学习同社会生活和实践相结合等，从而拓展了课程综合化的内涵。据此，我们认为发挥语文教育自身的优势，加强与生活和实践相结合，也是语文课程综合化的题中之义。面向学牛的生活世界，让学生在自主实践中学语文将是语文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走向。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课程综合化的世界性趋势，还是从语文自身的综合性、生活性、实践性来看，加强整合走综合化道路，当是语文课程改革的应然之举。
然而，长期以来，语文课程在这个方面做得很不够，如课程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缺少与其它学科的交融整合，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过于注重知识的传承，忽视了语文实践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把学牛禁锢在书本上、教室里，脱离了学生的生活和经验等等。语文课程的这种自我封闭、缺乏整合的弊端，严重地阻碍了自身的发展和进步，并使其难以发挥出牛机和活力以及应有的育人功能。由此看来，加快课程综合化进程也址义学科现状的必然要求和当务之急。
[关键词]语文；课程改革；教学理念
语文课程改革主要是教育观念的改变。这种改变，不是突变，而是渐变。从党的至20世纪末的20年里，我国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空前活跃，涉及的面很宽，其核心是语文教育观念的变化。“新课标”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其内涵更加丰富，更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如果从20年语文教学改革的势头来说，这一次改革仍是前面改革的继续，是守正出新，是渐变的结果。
一、语文学科的基本功能
我国语文课程的历史，从其独立设科的1902年算起，已经一百多年了。在这一百多年里，语文课程有过几次大的改革，语文课程也是在改革中不断进步、不断向前发展的。
语文课程不管怎么改，有些内容是相对稳定的，是不能改的，改了就会引起混乱。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语文课程的功能定位——即语文课究竟要教给学生什么，它在育人方面的独特作用是什么。学校教育的每一阶段都会有许多课程，它们各有各的内容，各有各的作用。各门课程只有完成好自己的任务，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整个学校育人的目标才能实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含糊。那么，语文课程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呢？语文课程的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学生学会运用语文工具，能顺利地进行听、说、读、写；同时给学生以思想、文化、审美等方面的教育，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历史。
我国古代的语文教育是不分科的，文、史、哲结合在一起。语文学科的确立始于清朝末年。1902年8月，清朝政府颁布的《钦定学堂章程》中就开始确立了语文学科。《钦定学堂章程》中的语文在各学段的具体科目是：
蒙学堂：字课、习字、读经
寻常小学堂：读经、作文、习字
高等小学堂：读经、读古文词、作文、习字
中学堂：读经、词章
1904年1月，清朝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奏定学堂章程》中的语文在各学段的具体科目是：
初等小学堂：读经讲经、中国文字（作文和习字）
高等小学堂：读经讲经、中国文学（阅读、作文、习字、官话）
中学堂：读经讲经、中国文学（读古文、写古文）[1]
从上述具体科目可以看出：设置这门课程初始的目的就是培养学生识字写字、阅读、作文的能力，也可以概括为学习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同时传播传统的思想和文化，在精神领域对学生施加影响。语文学科的任务应当说是较为明确的。民国时期的《课程纲要》《课程标准》以及解放后的《语文教学大纲》，对语文学科的基本任务都承袭了上述认识。叶圣陶先生在谈到语文学科定名时说：“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2]730这是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明确了语文学科应以言语教学为主要内容。其实只要提到言语教学，就不能忽视言语所承载的内容的教育，因为内容是无法从言语剥离的。当然，对学生精神领域的教育和影响的具体内容随着时代的前进会有较大的变化，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是很容易理解的。[3]
同志为延安《识字课本》所作的“序”中有以下一段话：“一个革命干部，必须能看能写，又有丰富的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以为从事工作的基础与学习理论的基础，工作才有做好的希望，理论也才有学好的希望。没有这个基础，就是说不识字，不能看，不能写，其社会常识与自然常识限于直接见闻的范围，这样的人，虽然也能做某些工作，但要做得好是不可能的；虽然也能学到某些革命道理，但要学得好也是不可能的。”[4]同志的这段话强调了掌握语文这一工具的重要性。
简要地回顾一下语文教育的历史，重温一下我们十分熟悉但又包含着朴素而深刻道理的话，这对我们正确地理解语文学科的功能定位和语文教学的任务是有益的。
这样讲，会不会误以为是在否定或削弱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呢？为了不致引起误解，笔者还要多说几句。语文本来就是一门人文学科。语文课本的主体是文章，而文章的“文”与“道”本来就是统一的，是一体两面的存在。在语文教学中，学生对文章内容理解得越深，对语言表现力的体会也越深；同样，对语言的感受越深，对内容的理解也越深。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削弱了任何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也就会被削弱。我们要充分认识语文学科的特点，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优势，把言语教育与人文教育两者统一起来进行语文教学。叶圣陶先生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一文中说：“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2]56叶老在上个世纪40年代所说的这段话，我们要引以为鉴。
二、语文训练
语文教学不管怎么改革，从课程建设方面来说，语文训练一直是被重视的。
传统语文教学在方法上强调“熟读、精思、博览”。读、思、览，都是学生的语言实践，都是训练。
宋朝的朱熹在《朱子童蒙须知》一书中说：“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牵强暗记，只是要多诵数遍，自然上口，久远不忘。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谓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也。”①这段话告诉我们，学语文要多诵读，而且要求读准、读熟、读懂、背下来。在《朱子语类辑略》里又说道：“读书须是仔细。逐句逐字，要见着落。若用工粗鲁，不务精思，只道无可疑处。非无可疑，理会未到，不知有疑尔。”①这里强调的是阅读要逐字逐句，要思考、理解，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所谓“精读训练”。张志公先生归纳说：“强调朗读、熟读、精读、多读，这是传统语文教育中阅读训练的要点。”[5]
我国当代著名的语文教育家叶圣陶先生、吕叔湘先生对于加强语文训练也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吕叔湘先生在《关于语文教学》一文中说：“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语文课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使用语文的技能，所以一般称之为工具课。”[6]59那么什么是技能呢？心理学告诉我们：技能是顺利完成某种任务的一种活动方式或心智活动方式。因此，“使用语文……跟游泳、打乒乓球等技能没有什么不同的性质，不过语文活动的生理机制比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更加复杂罢了”[6]59。游泳、打乒乓球等活动属于动作技能，使用语文属于心智技能，它的操作对象是知识和经验，属于意识的范畴。从生理机制上说，它要借助内部语言在头脑中进行一系列的认识活动来完成。例如：朗读，绝不是简单的唇、舌、喉的操作，而是视觉器官从文字符号接受信息之后，又通过视神经传到大脑皮层的相应区域，然后借助于内部言语产生一系列的认识活动——包括感知、想象、思维、记忆，最后再传到相应的运动中枢，引起唇、舌、喉等处肌肉的活动，从而完成朗读。这样看来，使用语文比游泳、打乒乓球复杂得多一切技能都只有在相应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形成，这是掌握技能的规律。所以，无论是我国传统语文教育，还是当代语文教育家都反复强调学生的语文实践。叶圣陶先生说：“常言道‘举一反三’，选本的阅读是举一，推到其他东西的阅读是反三，一贯的目的在养成阅读的好习惯，加强阅读能力，一辈子受用；这一点，希望同学们仔细体会，深切同意，并且认真实践。”[2]207这里的“举一反三”“认真实践”其实就是在强调反复练习，这里的“能力”其实也把“技能”含在其中了。
在政府颁布的有关课程的文件里，“训练”这个词用得比较早的是1929年的《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小学国语》（此前多用的是“练习”）。在这及以后的《课程标准》中，对于“精读”“略读”“习字”“作文”等，在“教法要点”中都有较为具体的训练要求。这些“要求”，对教师、学生都是便于操作的，说明编写者的期待是通过训练（练习）使学生形成相应的能力。“训练”这个词用得比较频繁是在1963年及其以后的《中学语文教学大纲》里。1963年的《大纲》提出“加强基本训练”，对识字、写字、造句、布局谋篇等都有较明确的要求。1980年《大纲》的“教学内容”中有“各年级读写训练要求”，1986年改为“各年级语文基本能力和基础知识教学要求”，其主要内容还是各年级语文基本能力教学要求。1992年《大纲》又将其改为“能力训练”，分阅读、写作、听话、说话4个部分分别加以解说，这一次把阅读、写作等按年级划分的训练内容加以整合，改为按项目分类，符合语文训练的特点，既简明又便于操作，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改革开放后，《语文教学大纲》的不断修改，反映了广大语文教师和语文教育工作者对语文教学改革之路的积极探索，以及在探索中对语文课程的不断建设。多年来，语文课程建设中的一大薄弱环节就是程序性知识的欠缺，《大纲》中对“语文训练”的探索正是在做这方面的努力，尽管有许多不足，但应引起重视。
“语文训练”不能回避。所谓“训练”，即“有目的、有计划地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教育培养，使其掌握或提高某种技能。”[7]语言这种复杂的心智技能，更需要通过认真、扎实、科学的训练，才能掌握。学生的错别字、病句等问题，都与训练不足或不到位有关；至于阅读、作文、口语交际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其原因要复杂一些，但训练不足或不到位也是重要的原因。我们不能因为“题海战术”而拒绝“训练”，正确的做法是努力提高训练水平。如果不是这样，事情就会走向反面。
以上是谈语文课程改革中相对稳定的内容。所谓“相对稳定”，就是说在稳定的前提下，仍会有许多变化。拿“训练”来说，随着时代的前进、社会的进步，训练的途径、方式方法、手段等也都在变化，但“训练”是不能动摇的。
三、语文教学理念的变革
下面重点谈谈语文课程改革中的变革，主要是教育观念的改变。说是变革，也不是突变，而是渐变。启动于世纪之交的新一轮课程改革，其实也是渐变的结果。要谈这个问题，我们不得不对改革开放以后20年的语文教学改革的情况作一简要回顾。
从至20世纪末的20年，是我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20年，也是我国的语文教学改革实验空前活跃的20年。这20年的语文教学改革和实验，涉及的面很宽：语文教学目标、语文课程的结构和内容，以及语文教学的过程、方法、评价等，都涵盖在内，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改革和实验。不同的实验对于语文教学中问题的关注以及目标的期待是不完全相同的，从中可以看出教育理念的明显变化。
最先出现的教学改革实验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针对当时教师“满堂灌”、学生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的现状，其着眼点大都在培养语文能力，而且首要是培养自学语文的能力。上海嘉定实验中学钱梦龙老师认为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就是“学生自能读书，不待老师教”。[8]89-90钱老师长期自学的体验使他确信：“自学对于人的个性发展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其影响恐怕比人们想象的还要深远得多。”[8]89-90辽宁省盘锦实验中学魏书生老师从1979年初开始进行教改实验。他很早就提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人，而不是接受灌输的容器，因此学生必须主动学，自己学。从这些主张可以看出，学生在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得到确认，在当时的环境下，能提出这样的认识并以此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是具有开创性的。
就在这些实验开始不久，以“发展智力、培养听说读写的能力”为关注点的教改实验开始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京八十中学宁鸿彬老师就十分重视在语文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他认为：“语文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的读写听说能力，而读写听说都和思维密切相关。如果一个人思维不敏捷，思路不开阔，思考不周密，思想认识不深刻，思维缺乏创造性，那么他的读写听说都不可能是高水平的。”[8]92湖北省武汉市第六中学洪镇涛老师从他多年的教学实践出发，概括出“感受—领悟—积累—运用，加强语感训练”[8]92的教学主张。他认为：“语文学科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就是指导学生学习语言、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8]92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以加强语感训练为切入口，引导学生遵循‘感受—领悟—积累—运用’的途径学习语言”[8]92，全面提高语文教学质量。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语文教学更加关注人，关注学生学习语文的规律，关注学生的发展。
就在上述改革实验进行的同时，上海杨浦中学于漪老师提出了“教文育人”提高语文教学的综合效应的教学改革的思想，并且身体力行，进行改革实验。于老师认为任何真正的教学，不仅是提供知识，还要给学生以良好的教育。语文教学改革的主旨在于使语文教学成为教育性教学，要摒弃纯技巧观念，发挥教文育人的综合效应；从育人的高度，从语文学科的个性特点出发，引导学生在素质、能力、智力等方面扎下深根。这在实质上是力求实现“能力形成”和“人格形成”的统一。
从“发展智力，培养听说读写能力”到“发挥语文的综合效应，在语文教育中实现人的发展”，这是一个跨度很大的变化。前者虽然关注学生的发展（主要还限于智力），但最终还是语文能力的提高，基本上是学科本位的研究。后者则是从语文学科的特点出发，实现学生的发展，这是从学科本位到人本位的跨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
一方面，从语文教学内部来说，20年来，语文教学工作者在学习、讨论甚至在激烈的批评与反批评中，在教学改革扎扎实实的实践和探究中，对语文和语文教育规律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对语文的功能和语文教育目标的期待也从一维到二维、到三维甚至多维。这种变化反映出我们对语文教育的认识更加全面，更加符合学科教育的实际。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随着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社会的巨大进步，整个社会的教育观念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正在从社会本位向人本位转移。这种观念的变化必然会渗透到每一个学科（包括语文学科），上述变化就不足为奇了。
“新课标”提出了许多新的理念，其内涵更加丰富，更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从语文教学改革的势头来说，这一次改革仍应看作是前面改革的继续，是守正出新。如果我们这样来认识这一次课程改革，那么许多的“不理解”和“不好操作”恐怕就会变得相对容易理解、便于操作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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