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3 09:47:25
导语：在保险监管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目前，发达国家保险市场的保险监管趋势更多采取动态监管，即对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等方面进行监管。随着保险公司外在经营环境以及公司自身的保险技术、管理水平、业务发展以及公司资产负债匹配状况不断变化，公司经营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也会不断变化，有效的保险监管也应该是动态的保险监管，即不断发展的监管理念、不断完善的监管体系、不断改进的监管手段和不断创新的监管方法，以有效防范化解保险市场出现的风险，维护市场的公平、竞争、稳定和高效率。
(二)有效的保险监管理念体现了依法监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保险业进行监管必须依法监管。为了保险业和被保险人的整体利益，必须保持监管的权威性、严肃性、强制性和一贯性，以实现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保险监管以法律为依据，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严肃性和强制性，并保持依法监管的持续性和一贯性。同时，有效的保险监管工作应严格遵照工作程序进行，既体现在监管机构内部进行程序化，也体现在对监管对象进行外部监管工作的程序化。
(三)有效的保险监管体现更高的监管实践要求
有效的保险监管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技术先进、保证市场公平的监管实践活动。有效的保险监管，既追求市场效率又兼顾市场公平。从追求市场效率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过度监管会导致监管成本提高，影响市场主体经营行为积极性，束缚保险业发展，影响保险市场效率提高；监管不到位会导致行业系统性风险积聚，造成保险市场的无序和混乱。因此，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是适度的、经济可行的，即使保险市场的收益与成本差额实现最大，使保险市场效率达到最优。从兼顾市场公平讲，有效的保险监管必须能实现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实现保险监管“公平、竞争、稳定、高效率”的监管目标。
二、影响保险监管有效性若干因素分析
我国的保险监管在结合保险业发展实际基础上，充分吸纳和借鉴了ICP原则，并在监管实践中不断进行完善。但有效保险监管理念和实践却仍与预期目标存在距离。
(一)有效保险监管前提条件不充分
根据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的核心监管原则(ICP)阐述：有效的保险监管，依赖于国家良好的经济金融政策、恪尽职守的监管机构和符合行业发展实际的一系列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首先，在良好的金融政策和制度环境及法律框架条件下，监管机构可以行使其职责，保证监管质量和有效性。其次，经济发展、法律规范和适应行业发展的外部市场环境为保险业发展提供了起支持作用的市场条件。第三，保险监管权威性和可信性，需要在保险市场的参与者心目中树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保险监管的独立性：保险监管者的权威和强制力需要政府的支持和严格的法律保护，应该具有超脱政府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强制性权威，在进行保险监管工作中具有较为独立的职能和实施权利，并在法律中有明确界定；保险监管者必须有足够的监管资源，包括人员、信息技术、财政经费；保险监管必须依赖于一个稳定的金融体系，而这些前提条件在目前条件下都是不完全具备的，这就从根本上制约了保险监管有效性的实现。
(二)影响保险监管实施有效性的若干因素
有效保险监管，除了要具备上述前提条件外，若取得良好实施效果还需要更多基础条件。在我国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基础条件尚不充分，还有许多制约因素。
1.有效保险监管理念不成熟
我国引入有效保险监管时间不长，有效保险监管所体现的依法监管、动态监管、适度监管等先进监管理念尚不成熟，体现为：一是保险法律体系不完善，部分法律条款内容缺乏合理性，监管机构内部工作职责的界定不清晰，个别部门工作职责存在交叉，协调不够；二是受监管经验、监管技术与监管人员等多方面因素限制，保险监管偏重静态监管，监管机构和保险机构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现金流测试和资本充足性等先进的动态偿付能力监管方法应用少，对保险公司的风险识别、评估和管理等方面监管力度不足，容易导致行业风险积聚。三是监管不到位和过度监管。首先，由于中国保监会承担引领行业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的双重职责，在监管实践中，监管机构无法准确把握和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造成监管低效；其次，其他外部监管部门对保险公司某一内容重复检查现象时有发生，造成重复监管问题，多年来形成了“九龙治水”的局面，既无形提高了监管成本，又一定程度上影响保险公司正常经营；第三，由于保险监管是一种外部监管和行政行为，保险监管部门作为行政主管部门和监管机构，二者职能错位，一旦保险公司出现问题，监管当局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容易导致将合规性监管变为对保险公司经营活动的微观直接干预。
2.保险市场约束作用不明显
市场约束是市场内生性监督机制，能对保险机构予以全方位的监督约束。我国目前保险监管实践中存在：一是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不强。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和透明性关系市场各方利益，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取决于投保人的信息的真实性，而由投保人的道德风险所形成的信息虚假则是行业普遍现象。二是披露信息利用度不高。市场参与者，特别是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披露信息的理解程度、反映态度，影响信息披露的效果。由于保险知识缺乏、市场不成熟等原因，具有良好信息披露的保险公司并未获得实质性受益。三是信用环境软约束。由于监管不到位，某些提供虚假信息或者违法违规现象既逃脱监管处罚，也不受市场惩戒，市场参与者逆选择行为会获取最大利益，保险公司高管人员违规成本低，存在违规“冲动”。
3.市场退出机制未有效建立
是否具备适当的市场退出机制，是衡量市场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保证保险监管有效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制度条件。目前，我国保险业已经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截至2007年底，全国共有保险公司110家，保险资产管理公司9家，但没有一家保险公司因经营困难、管理混乱、偿付能力严重不足而退出市场，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为维护稳定，不愿也不能让保险公司退出市场，面对违规行为，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时，考虑诸多矛盾、利益等因素，犹豫不决，监管低效。没有市场退出机制，就会形成政府对保险公司的隐性担保，实施市场退出则须动用公共资源，以尽可能让问题公司继续经营，导致社会资源配置低效，风险进一步加剧，不断增加处置成本，最终损害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4.监管人员工作能力尚需进一步提高
IAIS对监管人员有具体要求：监管人员应具有足够的技能和经验，要受到有关利益冲突规定的约束。我国保险监管工作人员工作能力与有效保险监管原则要求有一定差距，体现在：一是宏观经济政治分析能力不强，影响监管政策制定和监管工作效果。宏观经济政治环境直接决定着监管政策取向和监管实践选择，也影响某段时期监管工作重点，部分监管人员总是困惑于宏观经济政治形势对保险业和保险监管的影响，缺乏对宏观经济和保险业的准确分析，没有及时监控宏观经济走势及行业潜在的系统性风险，风险识别、监控和评估工作滞后，预警风险能力弱。二是监管创新能力不足，监管滞后于行业发展。虽然许多保险监管人员监管实践经验丰富，但吸收信息渠道不畅，知识更新缓慢，尤其缺乏具有保险精算知识、保险业务知识和熟练驾驭计算机能力的复合型监管人才，在应对不断创新的保险业发展，无法准确度量创新保险产品的风险和合规性，监管创新显得力不从心。
5.监管体系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实行“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模式，信息交流和工作沟通主要依赖监管联席会议，这就造成监管制度安排的缺陷——监管权力分散、联系会议形式松散、缺乏刚性约束，监管工作沟通和信息交流难以取得实质性效果。银行、证券、保险每个行业的性质、规律和发展阶段都不相同，工作职责和目标各异，在监管实践中难免发生目标冲突；对金融控股集团缺乏监管经验，较难对其总体经营风险识别、评估和监控；分割的监管模式下，监管机构设置的广度和层级不够，造成一定监管死角，特别是对保险公司基层分支机构的监管。在保险监管多层次体系中，保险公司、保险消费者、行业协会、独立第三方(如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律师等组织)的专业监管力量和新闻媒体的多方面监管效力还没有充分发挥，没有形成强大的保险市场监督力量。
三、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的若干举措
提高保险监管有效性是保险监管部门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不仅要在监管理念上不断创新和发展，在监管实践上也要随着保险业发展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
1.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转变监管理念
保险监管不仅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文化、一种理念。监管文化是监管理念和价值观在监管实践中的体现，具有道德规范作用。作为系统性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根植于监管人员的内心，体现在监管工作的每一个细微环节。形成有效保险监管文化，一是要正确处理引领发展和加强监管、防范化解风险二者关系；二是要将依法监管、适度监管和动态监管的监管理念融入监管文化，形成监管人员潜意识；三是转变保险监管人员理念和意识中的计划经济和封闭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政干预的落后理念，树立市场经济理念，杜绝对保险公司微观经营的行政干预。
2.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的保险监管，需要进一步强化保险市场约束机制——保险市场信息披露。一是加快信息披露的法规建设，尽量减少市场信息不对称，让保险消费者充分了解和掌握市场信息，提高市场监督能力；二是提高社会公众保险知识和消费意识，监管部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普及保险知识，加强宣传，要求保险公司和行业自律组织对保险知识教育工作重视，只有社会公众的保险知识不断提高，才会最终形成有效保险市场监督；三是适度强调保险公司的社会责任，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结合。
3.建立有效的保险市场退出机制
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险公司破产、被兼并是不可避免的，是市场自我协调、优胜劣汰的结果，是保险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结果。保险监管部门要促进保险公司市场退出的法规建设，建立系统性保护制度(保险保障基金制)，减少公共资源浪费，但同时也要防范经营者诱发道德风险，大量拓展高风险的保险业务。
4.建立科学的监管人事制度，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
保险监管人员综合素质是实施有效保险监管的关键。由于保险监管历史较短，对市场经济和开放经济条件下保险监管理念、技术和手段的了解、认识和掌握比较有限。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应当健全保险监管机构的教育培训体系，有针对性地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种方式的专业培训，对监管人员进行教育，提高其素质：一是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务知识素质，包括监管历史、国内外监管理念与实践发展方向与趋势，熟练掌握动态的、适度的监管技术和手段；二是法律法规素质，熟悉保险法律法规，以及与保险业务相关的民商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提高监管的深度和广度；三是宏观经济分析与把握能力，保险监管不是“闭门造车”，主动培养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变动分析能力，以防范化解宏观经济政策变动所产生的系统性风险；四是科技信息网络技术知识，保险监管人员如果没有必备的科技和信息网络知识，则风险预测和风险识别、管控能力就会无法适应保险产品创新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五是综合素质，分析判断、调查研究、语言表达是保险监管人员必备的基本能力，特别是组织和协调能力的培养。提高监管人员综合素质，还要转变用人观念，拓宽选人视野，完善用人机制，充实一批业务精、政策性强的专业人才，提高监管水平。
5.推进有效保险监管创新
有效保险监管创新应当是与保险业务创新紧密相联的。首先，完善监管流程，从市场准入、现场检查、非现场监管和市场退出等方面入手，对保险监管资源进行整合，体现监管的主动性和前瞻性，尽量与保险公司的业务流程相匹配，通过梳理保险公司的业务线和产品线，实施业务监控和风险追踪。二是推动保险监管方式和手段创新，尤其是提高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的技术手段，引入计算机和网络技术，适时实施动态偿付能力监管。
6.构建有效保险监管体系
首先，完善监管部门内部组织管理体系，加大监管机构各部门的工作协调力度，保证监管政策的一致性；明确各类监管人员职责，按岗择人；建立各种信息交流平台，充分实现监管信息顺畅，做到信息共享。其次，加强各监管部门协调沟通，继续完善联席会议制度，特别是加强基层保险监管部门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实现监管信息交流与共享，消除监管盲区和真空。三是注重社会第三方监督力量，特别是会计师和审计师的作用，借助其对保险机构的会计账簿和数据报表的真实性进行有效监管。四是发挥行业自律组织和公司内控的监督力量。
关键词：保险监管创新开放
加入WTO后，保险业作为金融领域开放力度最大的行业，在3年过渡期结束后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其后再保险、产险和寿险业分别全部开放，外资保险公司的数量大幅度增加，这对国内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保护广大被保险人的利益、维护社会稳定、促进保险业健康发展，我们必须趋利避害，主动采取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在坚持开放的前提下，创新保险监管，不断开创保险开放的新局面。
创新保险监管工作
实现保险监管工作创新,就是根据市场经济规律，按照WTO基本规则的要求，尽量减少制约公司发展的行政审批事项，逐步实现偿付能力监管，确实防范和化解风险，依法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要与时俱进，创新监管思路。保监会自1998年成立以来，始终把适应发展需要、创新监管思想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并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加入WTO给保险监管工作带来新的挑战，WTO的基本要求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尽量弱化政府的行政干预，对此，国内保险公司必须进一步转变监管思路，把该管的管住管好，不该管、也管不好的由市场去管，尽量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要充分考虑业务发展、风险控制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不断加强经营管理，逐步提高信息透明度。进一步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逐步建立公司内控、行业自律、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四位一体”的保险监督体系。
要依法行政，减少监管随意性。依法监管首先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保监会成立以来，一直对《保险法》中与保险业发展实际不相适应的一些条款的修订问题进行反复研究论证；同时，在清理已有法规和规章的基础上，相继出台了《保险公司管理规定》等一系列行政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我国保险法律法规体系基本框架初步形成。但是，由于我国保险法律法规建设起步较晚，与《保险法》配套的行政法规和规章还不完善。
要逐步实现偿付能力监管。偿付能力是保险机构一切经营活动的综合反映。因此，按国际通行做法，偿付能力是保险监管的核心。保监会成立之初，根据当时保险市场较为混乱的状况，提出了市场行为监管和偿付能力监管并重的方针。目前要在继续抓紧市场行为监管的同时，加大偿付能力监管的力度，积极创造条件，包括健全法制、完善内控、建立信用体系、改善监管手段等，逐步转向以偿付能力为核心的监管方式上来。当前，要在偿付能力监管试运行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偿付能力监管指标体系，逐步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保险风险评价和风险预警系统。
开创我国保险业新局面
要认真学习外资公司风险控制、经营管理、产品开发和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实现我国保险业的健康发展。自1992年我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以来，已有34家外资保险分公司和中外合资保险市场公司获准进入中国市场，有111家外国保险公司在华设立了185个代表处。实践证明，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不仅带来了新的经营理念、营销方式和管理经验，也促进了市场的竞争和业务的发展。仅以寿险营销方式变革为例，个人人营销模式给我国寿险业的销售带来巨大变化。如今这种营销模式已被国内各寿险公司普遍采用，促进了我国寿险业的发展。
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变挑战为机遇，缩短与外资公司间的差距。开放的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中、外资公司在很多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但各有所长，中资公司具有先入优势、地缘文化优势、短期成本优势和后发优势。只要冷静思考，沉着迎战，发挥优势，扬长避短，就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借助外力促进发展。当前，要充分利用好即将结束的过渡期，加快体制改革、机制转换步伐，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建立合理客户群体定位，开拓具有潜力的市场，占领有利的细分领域；进行品牌宣传，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扩大公司知名度；完善选人用人机制，广纳人才，做好人才储备，稳定职工队伍。
要利用好过渡期，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过渡期结束，我国保险市场全面开放，外资保险公司将全方位参与竞争。我们要努力做到既按照国际规则办事，又利用这些规则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既严格履行承诺不断提高我国保险业参与国际竞争水平、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又适应我国保险业发展的实际需要、考虑国家金融安全有步骤分层次地扩大开放步伐。我国保险业面对保险市场全球一体化的挑战，这对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与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此我国保险业只有积极探索实现保险监管创新，努力学习借鉴国外保险公司的先进经验，才能提高我国保险业的国际竞争力，开创保险开放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由于直接监管和间接监管两种方法能达到的目的各有侧重，两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互斥关系或完全绝对的替代关系，而是可以相辅相成的，这就使得一个国家采用其中一种或两种方法都成为可能。但具体到我国现阶段来讲，由于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再保险供给不足，笔者认为美国不注重直接监管而注重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模式是可取的，原因如下。
直接监管模式的实质，是施加了市场进入限制，对外国再保险人来讲会增加交易成本，从而使一部分再保险人望而却步，进而抑制和减少国际再保险市场对东道国的再保险有效供给，造成东道国承保能力下降、风险聚积等后果。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再保险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膨胀而供给不足，缺乏再保险的承保能力和专门技术，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们都必须依赖国际再保险市场扩大承保能力，为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如果我们强调直接监管，虽然这样做会较好地保护本国原保险人，并使得保险人和再保险人在同一司法体系下解决法律争端变得相对容易，但这样做会对保险风险的分散产生显著伤害，并大大增加监管成本。随着增加的成本最终被转嫁到保单持有人身上，还会引起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因此，强调直接监管很可能会阻碍外国再保险人向我国原保险人提供服务的积极性，从而妨碍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可获得性，引起原保险人承保更多更大风险的能力短缺，最终会对我国保险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鉴于此，直接监管为主、间接监管为辅的英国模式对我国现阶段来讲是不可取的。
相比而言，间接监管模式比较符合我国国情和世界发展趋势，它既可以有效解决我国再保险供给能力不足的问题，又可以顺应再保险业务自由化的国际发展潮流。以美国为代表的间接监管模式下，监管者只须监控本国的原保险人，不须直接监管外国的再保险人，从而可以有效地降低监管的难度，缩小监管的规模，减轻监管的工作量，减少监管的成本。此外，这种监管模式只是间接地对外国再保险人施加影响，与直接监管相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不容易引发别国的反感和外国再保险人的抵触情绪。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监管方式能够有效地保护本国原保险人的财务偿付能力，对于再保险市场尚不发达，需要借助于国际再保险市场分出风险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保护本国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理应成为再保险监管要达到的首要目标。虽然间接监管方法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再保险自由化，但这是为了保障本国再保险安全性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单纯为了绝对的自由化而牺牲必要的安全性，这样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而且影响的程度要比直接监管轻得多。因此，侧重于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是我国现阶段的理性选择。
另外，可以断言再保险监管协调化已经成为国际上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在构建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时，也要充分考虑到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IAIS）等国际组织颁布的各项国际监管准则。
鉴于以上原因，我国可以在美国间接监管模式的基础上，结合IAIS的指导性文件，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发展一个相近或类似的以间接监管为主、以直接监管为辅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下的直接监管措施
在以间接监管为主的监管框架中，直接监管措施原则上只针对本国再保险人，外国再保险人可以不接受我国监管机关的直接监管，也即不用申领执照就可承接业务。
具体而言，在我国承接再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人，应该分为本国再保险人和外国再保险人两类。对于本国再保险人，我国应该参考借鉴IAIS的第6号监管原则和第8号监管标准，实施对专业再保险人的有效监管，要求他们遵守与原保险人相同或相近的执照核发要求和偿付能力要求。但由于再保险市场的动态特色，以及合同双方的专业性，对再保险人的监管在有些方面要有别于对保险人的监管，IAIS公布的监管准则里对这些区别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对于外国再保险人，尽管我国不对其实施直接监管，但是按照“母国监管原则”，他们应该、也必须在母国监管体系中受到有效监管。我们可以考虑针对外国再保险人建立一个登记备案制度，该制度不像执照核发制度那样严格，原则上，凡在知名评级机构取得一定评级以上的再保险人都可以申请登记，登记后就有权承接再保险业务。同时，由于一国监管者很难得到那些与本国保险人进行交易的所有外国再保险人的准确、及时、充分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智慧和财力通过实施相应的财务要求确保所有外国再保险人的财务偿付能力，因此很有必要提高各国监管者之间的合作水平，以便获得充足的财务信息。
我国再保险监管框架下的间接监管措施
结合我国再保险间接监管的实际情况，为切实保障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全性，笔者有如下建议：
（一）再保险安全性应该纳入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中
再保险的安全性应该纳入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中，成为影响原保险人偿付能力状况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样的偿付能力监管框架下，再保险安全性要能够影响原保险人的责任准备金提取数额，进而对原保险人的偿付能力产生影响。也即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排只有满足了关于再保险安全性的标准时，原保险人才能用再保险来抵减所要求的责任准备金数额，或增加认可资产的数额。如果再保险安排未能满足这些标准，责任准备金就不能被抵减，原保险人的负债与购买再保险之前是一样的。这样做的结果就会影响到其实际偿付能力额度状况，如果实际偿付能力额度低于法律规定的水平，就会触发政府介入，干涉修正相关的再保险安排，或增加已缴资本以保持所要求的资本充足水平。
（二）建立确保原保险人再保险安全性的制度和评价标准
现阶段我国应该建立一套制度或评价标准，对再保险的安全性和再保险款项的可收回性进行评估和反映。这方面美国的做法是很有借鉴意义的，我们不妨采用美国的控制再保险信用抵免责任准备金的监管理念，但监管的具体内容应有所区别。
再保险信用是原保险人由于分出业务给再保险人，而拥有的要求再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的权利。如果监管者认可这种信用，原保险人就能利用再保险信用减免责任准备金的提取金额，即进行“再保险抵免”，从而改善资产负债状况，增强其偿付能力。反之，则会对其财务状况产生相反影响。因此，再保险信用能否抵免责任准备金是原保险人关注的焦点，也进而成为再保险监管的契机。
美国专门颁布有“再保险信用示范法”，将能获得再保险抵免的情况分为几种。其中对于外国再保险人要求提交担保，以切实保证再保险安全性。美国的担保要求，虽然能有效减轻监管者的压力，确保再保险款项的收回，但是与担保安排相关的费用成本会阻碍保险风险的合理分散，并招致许多非议。由于自身市场特色决定，我国再保险市场尚不成形，缺乏再保险承保的资本实力，外国再保险人对促进我国保险市场发展，促进保险业务的稳定增长至关紧要。因此，我国应尽量避免那些带有浓重地方保护主义色彩的规定，而应将监管重心放在单纯的再保险安全性上面。
因此，我们可以在借鉴美国做法的基础上作一些改进，对那些意欲在我国开展再保险业务的外国再保险人，可以实施与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评级证书挂钩的登记备案制度。我国保险公司将业务分给这些经登记备案的再保险人时，可以不要求其他担保就获得再保险抵免。
对于未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可以考虑像美国那样提出适当的担保要求。担保要求的运用可以使得本国保险人免于陷入再保险款项不能收回的困境，也减少了再保险支付的不确定性。这也等于是对原保险人选择那些资信不太过关的再保险人进行了适当的限制，但该限制并不苛刻。
综上所述，我国应该出台相关法规，规定原保险人将业务分给以下三类再保险人时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本国再保险人（在我国获取营业执照的再保险人），在我国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提供相应担保的外国再保险人。具体来说，对于在我国获取营业执照的再保险人，由于我国已对其实施了直接监管，原保险人分给此类再保险人的业务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对于按照一定的信用评级标准在我国进行了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由于资信达到了一定标准，也可以获得再保险抵免；对于既未获取执照也未登记备案的外国再保险人，必须在落实担保后才允许原保险人进行再保险抵免。原保险人为了顺利获得再保险抵免，将不得不按照监管规定的安全性标准选择各类再保险人，从而有效地确保其再保险交易的安全性。
（三）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要求应包括再保险安排问题
由于保险人经营失败往往是由管理不当引起的，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于提高原保险人的风险管理水平，减少财务风险是相当重要的。尤其是关于再保险安排的一些标准，如再保险的充足性、再保险的可回收性等，应该在企业内部控制的框架中充分予以考虑。尽管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在中国最近的监管改革中已经虑及，但是并没有涉及有关再保险安排的任何细节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关于内部控制的要求应该加进去再保险方面的规定，即建立一套评估程序，评价再保险人的信用可靠度，并发展有效的方法和手段，专事测度和监控再保险合同和再保险保障的充足性。此外，在内部控制的框架中还要考虑到再保险赔款的回收问题，比如美国采用的“90天原则”。这样的制度能够提供再保险索赔的进程，能够发现并识别再保险款项回收中存在的问题，并能够总结成功回收再保险赔款的经验和方法。
总之，鉴于我国具体的市场特色和再保险的发展现状，我国宜采用以间接监管为重心，辅以直接监管的再保险监管基础框架，监管者应将再保险监管的重点放在原保险人身上，通过控制原保险人的再保险安全性，达到监管再保险活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IAIS:supervisorystandardNo.8:supervisorystandardonsupervisionofreinsurers，2003
2.IAIS,principleNo.6:principleonminimumrequirementsforsupervisionofreinsurers，2002
一、我国保险监管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保险业短短的发展历史上，有较长的一段时期实施的是保险模式和政策。应当指出，这种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垄断经营模式在我国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这种经营模式下，保险不属于商品的经济范畴，保险经营行为本质上是政府行为，保险监管也失去了意义和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险垄断经营模式已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也愈加明显，打破这种市场垄断经营模式已具有客观必然性。1985年，我国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这一条例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保险市场应采取多元化模式，否定了垄断经营模式，从而掀开了我国保险业的新篇章。从理论上说，制定这一法规的基本目的在于确立我国保险市场竞争体制，推进保险经济发展；制定这一法规的理论依据在于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具有提高经济活力、有效调节社会资源的功能。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保险一按照市场机制要求运行和发展时，保险是否应被监管？保险监管的必要性是什么？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保险监管的必要性是在于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其具体表现为：保险经营对象的特殊性、保险销售过程的特殊性、保险经营对象的负债性、保险基金的返还性、保险业务的分散性、保险影响的广泛性等。事实上，上述经营特殊性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并非都是唯一的。也就是说，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并不足以说明保险监管的必要性。保险监管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失灵”。
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市场上每一公司的要价（边际收入）会等于边际费用，在这一点上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但是，市场并非万能，也有弱点和平共处足。当市场信息能够在完全竞争方式下运罢，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有：（1）市场功能有缺陷。例如有些当事人就付也代价便可行到处自外部经济的女处。（2）市场竞争失灵。例如，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往导致垄断，而垄断的存在会产生进入市场的障碍，从而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的损失。（3）市场调节本身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足，微观决策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4）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当买者和卖者间出现这种情况时，产品价格总是等于所有销售产品的平均价值。这样在同一价格条件下，销售更有价值产品的销售者将会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那些低价值产品的销售者则会利用这种机会占据市场，结果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市场逆选择，导致市场失灵。此外，竞争者会以另一方的信息减少为代价取胜，发生扼止对方信息来源的道德风险。
从我国保险实践看，同样存在着上述“市场失灵”的情况。如：有的保险公司依靠行政手段、采取强制的展业方式；有的保险公司违规经营，无序竞争，并形成垄断势力；由于保险经营特殊性，保险公司对市场调节信号缺乏敏感性，人个寿险市场发展已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保险人相比，被保险人的信息相对不足，被保险人的经济福利不能最大化，有时还会由于虚假的信息提供和不公正交易使被保险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此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用信息对称进行逆选择。因此，为了弥补保险市场运行本身的弱点和缺陷，为了减和或消除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况及其影响，保险监管无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我国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和性质
“保险监管应当干什么？”，也就是说，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是什么？首先，应明确保险监管中监管的含义与管理和监督、管理经济计划中的含义不同。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有两个，一是规范保险市场行为；二是调控保险业发展。保险监管的性质是国家干预保险经济的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具有干预经济的基本职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国家既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得，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者。具体而方，政府执行的主要经济职能是：（1）确立法律体制；（2）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3）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4）建立影响收入分配的方案。就某一行业而方，国家的干预职能同样表现为规范和调控。就调控而言，国家对行业的调控主要表现为制定产业政策。所谓产业政策是指国家规划、干预和诱导产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政策，其目的在于引导社会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优化配置，建立高效益的均衡的产业结构，根据政府的介入程度，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方法：（1）直接干预。具体手段有直接投资、强制性的行政管制等。（2）经济手段。采用有差异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工资政策等，来改变其产业所处的环境条件，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扶持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3）立法措施。通过立法，干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形成。（4）指引和协调。主要是按照市场原则和市场信号提供信息服务。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国家对保险业的监管，同样在规范保险市场行为，消除“市场失灵”情况的同时，应制定保险产业政策，调控保险业的发展并同样应采用上述实施产业政策的方法。需要指出，在我国由于保险市场经程度较低，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也较低，更需要政府行使部分配置保险资源的职能，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在我国保险监客实践中，应当注意把保险监管的这两部分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保证监管达到预期效果。当然，在保险监管中，也应防止出现以下两种倾向：一是干预的范围超越了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职能，妨碍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二是过份强调政府的调职能，忽视了完善市场机制的任务。也就是说，应防止国家监管变成经济计划管理的情况发生。
还需指出，在履行调控保险业发展这一保险监管职能时其中重要一点是如何使用权保险业发展能满足企业、家庭和个人处理风险的要求，对于这一监管任务，可以视了保险监管的社会责任。目前，我国保险理论和实践往往将保险监管的伤
和目的简单地限定在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方面。虽然，这一监管任务并没有错，但是这种看法和做法往往限制了保险监管者的视野，忽视了社会上非被保险人的利益。如果保险业所承担的风险，因顾及公司自身利益始终限于传统的风险种类而没有发展时，那么保险监管者与保险经营者事实上处于同一地位。
三、我国保险监管的目标
保险监管运行的基本问题：一是有明确的管理主体，即谁来管；二是有明确的目标，即管理什么，及通过监定活动应达到什么预期的结果；三是有明确的监管手段，即如何管。因此，监管目标是监管活动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监管活动的基础。
监管目的可分总目标和一定时期的目标。一般来说，总目标往往是一种理论概念和一种总体性认识，缺乏实际操作意义。因为，总目标没有解决在一定时期内监管者具体的监管内容和任务的问题。例如，企业管理的总目标是生产、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交并取得最大利润。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应确定一定时期更专一的目标，以及所必各部门的若辅助目标，否则，企业的总目标就难以实现，也无任何意义。在保险监管理论和实践中，通常还提出保险监管的目标。从内涵上看，监管目标也就是通过监管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但是，监管目的与监管目标还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监管目的更具有内在规定性。类似于监管总目标，而监管目标则具有阶段性，可操作性。因此，在保险监管理论和实践中，保险监管目的应当是明确的，相对缺乏理论研究意义和价值，而保险监管目标则因各国保险业发展水平和环境不同具有一定差异性，存在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就我国保险市场监管而言，保险监管的总目标是比较明确的。一般而言，保险监管总目标的确立与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有内在联系，其主要内容是保证保险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发挥保险的经济保障作用。对此，我国《保险法》在第1条也作了相应规定保险法律监管是“为了规范保险活动，维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险监管应维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仅益，但我们并不能认为，保险公司的破产是政府监管政策的失败，政府监管的责任。政府监管的总目标是保障保险事业的安全运行，而不是保证保险事业中的保险公司不破产。
就保险监管目标而言，问题主要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如何确立一定时期的具有操作性的保险监管目标，这也是保险监管基本职能的具体要求。此外，保险监管总目标身躯也存在过于原则性和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例如“保护保险当事人利益”，这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矛盾，保险公司的发展意味着保险费收入不断增加，保险利润不断增加，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则表示为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不能丧失，同时应使用权被保险人交纳尽可能和的保费，得到尽可能大的保障。因此，根据保险业务阶段的自身特点和环境的不同，如何在保险人世间被保险人发中作出最适当的抉择和取舍，也是保险监管者在某一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各国保险实践看，在保险业发展初期，监管者倾向于重视保险业的成长，培育保险市场，而在保险业相应成熟时期，则更多地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国保险监管在未来一段时间（三到五年内）的主要目标是：加快培育保险市场，增加市场经营主体，建立一个市场主体形式多样、地区分布鞋合理、市场要素完善的以民族保险业为主导的具有开放性的保险市场体系。其理由是：
目前我国保险业总体水平还偏低，与国外保险业相比较，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有较大差距，还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保险业的作用无论在国内经济理论界和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国保险业供需失衡，从总本上看，这种失衡表现为保险供给小于需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生活发展，人们的保险意识已明显提高。但是由于市场经营主体不足，缺乏有效竞争机制，缺乏市场创新，保险需求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满足。保险市场的垄断性依然非常明显。此外，各地区保险产业分布鞋极不合理，缺乏科学性，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滞后性。
当前我国保险业已步入最佳发展时期。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为保险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国保险需求不断扩大，传统的“市场蛋糕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准确的。此外，经过前一段时期对保险市场的治理整顿，强化风险管理，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已明显趋于规范化。经过银行存款利率下调对保险业的冲击，保险公司经营者也更加成熟。
我国保险监管体系比以前更加完善。无论在保险监管方法、监管手段，还是监管的法律依据都比以前有明显的加强和完善。加之目前中国保险监和委员会的成立，不能再以监管力量不足为理由而推迟保险市场主体培育的步伐。
从目前全国保险市场总体数量看，民族保险公司的数量已不占优势，尽管目前民族保险公司所占市场份额依然较大，外资保险公司相对集中。但是，从未来发展看，这咱中资历和外资公司数量上的关系，显然不利地我国保险业发展。
新近成立的保监会，无疑应根据新的监管体制和我国未来保险业的发展确立其监管任务、内容和原则等。因为，此次保险监管体制改革的意义和宗旨显然不应局限于监管组织形式上的变化。但是，由于我国保险监管的法律依据----《保险法》对保险监管方式已作了明确规定，所以，我国保险监管的对象、内容、方式、程序等并联会改变。
一、我国保险监管的根本原因
在我国保险业短短的发展历史上，有较长的一段时期实施的是保险模式和政策。应当指出，这种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垄断经营模式在我国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因此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在这种经营模式下，保险不属于商品的经济范畴，保险经营行为本质上是政府行为，保险监管也失去了意义和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险垄断经营模式已不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其弊端也愈加明显，打破这种市场垄断经营模式已具有客观必然性。1985年，我国颁布了《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这一条例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保险市场应采取多元化模式，否定了垄断经营模式，从而掀开了我国保险业的新篇章。从理论上说，制定这一法规的基本目的在于确立我国保险市场竞争体制，推进保险经济发展；制定这一法规的理论依据在于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具有提高经济活力、有效调节社会资源的功能。
那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保险一按照市场机制要求运行和发展时，保险是否应被监管？保险监管的必要性是什么？目前多数学者认为，保险监管的必要性是在于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其具体表现为：保险经营对象的特殊性、保险销售过程的特殊性、保险经营对象的负债性、保险基金的返还性、保险业务的分散性、保险影响的广泛性等。事实上，上述经营特殊性在国民经济各行各业中并非都是唯一的。也就是说，保险经营的特殊性并不足以说明保险监管的必要性。保险监管的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失灵”。
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由于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市场上每一公司的要价（边际收入）会等于边际费用，在这一点上社会利益达到最大化，社会资源达到最佳配置。但是，市场并非万能，也有弱点和平共处足。当市场信息能够在完全竞争方式下运罢，也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其主要表现有：（1）市场功能有缺陷。例如有些当事人就付也代价便可行到处自外部经济的女处。（2）市场竞争失灵。例如，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往导致垄断，而垄断的存在会产生进入市场的障碍，从而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的损失。（3）市场调节本身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因为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的调节，从价格形成、信号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加之，企业和个人掌握的经济信息不足，微观决策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和盲目性。（4）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性。当买者和卖者间出现这种情况时，产品价格总是等于所有销售产品的平均价值。这样在同一价格条件下，销售更有价值产品的销售者将会退出市场以逃避损失，而那些低价值产品的销售者则会利用这种机会占据市场，结果出现“劣货驱逐良货”的市场逆选择，导致市场失灵。此外，竞争者会以另一方的信息减少为代价取胜，发生扼止对方信息来源的道德风险。
从我国保险实践看，同样存在着上述“市场失灵”的情况。如：有的保险公司依靠行政手段、采取强制的展业方式；有的保险公司违规经营，无序竞争，并形成垄断势力；由于保险经营特殊性，保险公司对市场调节信号缺乏敏感性，人个寿险市场发展已具有一定的盲目性；与保险人相比，被保险人的信息相对不足，被保险人的经济福利不能最大化，有时还会由于虚假的信息提供和不公正交易使被保险人的利益受到损失。此外，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利用信息对称进行逆选择。因此，为了弥补保险市场运行本身的弱点和缺陷，为了减和或消除这些“市场失灵”的情况及其影响，保险监管无疑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二、我国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和性质
“保险监管应当干什么？”，也就是说，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是什么？首先，应明确保险监管中监管的含义与管理和监督、管理经济计划中的含义不同。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有两个，一是规范保险市场行为；二是调控保险业发展。保险监管的性质是国家干预保险经济的行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具有干预经济的基本职能。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适应，国家既是宏观经济的管理得，又是社会经济生活的调节者。具体而方，政府执行的主要经济职能是：（1）确立法律体制；（2）决定宏观经济稳定政策（3）影响资源配置以提高经济效率；（4）建立影响收入分配的方案。就某一行业而方，国家的干预职能同样表现为规范和调控。就调控而言，国家对行业的调控主要表现为制定产业政策。所谓产业政策是指国家规划、干预和诱导产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政策，其目的在于引导社会资源在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产业内部的优化配置，建立高效益的均衡的产业结构，根据政府的介入程度，政府实施产业政策的方法：（1）直接干预。具体手段有直接投资、强制性的行政管制等。（2）经济手段。采用有差异的财政政策、金融政策、价格政策、工资政策等，来改变其产业所处的环境条件，影响生产要素的流动，扶持或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3）立法措施。通过立法，干预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形成。（4）指引和协调。主要是按照市场原则和市场信号提供信息服务。
保险业作为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国家对保险业的监管，同样在规范保险市场行为，消除“市场失灵”情况的同时，应制定保险产业政策，调控保险业的发展并同样应采用上述实施产业政策的方法。需要指出，在我国由于保险市场经程度较低，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也较低，更需要政府行使部分配置保险资源的职能，以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因此，在我国保险监客实践中，应当注意把保险监管的这两部分职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以保证监管达到预期效果。当然，在保险监管中，也应防止出现以下两种倾向：一是干预的范围超越了弥补市场发育不足的职能，妨碍了市场功能的正常发挥。二是过份强调政府的调职能，忽视了完善市场机制的任务。也就是说，应防止国家监管变成经济计划管理的情况发生。
还需指出，在履行调控保险业发展这一保险监管职能时其中重要一点是如何使用权保险业发展能满足企业、家庭和个人处理风险的要求，对于这一监管任务，可以视了保险监管的社会责任。目前，我国保险理论和实践往往将保险监管的伤和目的简
单地限定在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方面。虽然，这一监管任务并没有错，但是这种看法和做法往往限制了保险监管者的视野，忽视了社会上非被保险人的利益。如果保险业所承担的风险，因顾及公司自身利益始终限于传统的风险种类而没有发展时，那么保险监管者与保险经营者事实上处于同一地位。
三、我国保险监管的目标
保险监管运行的基本问题：一是有明确的管理主体，即谁来管；二是有明确的目标，即管理什么，及通过监定活动应达到什么预期的结果；三是有明确的监管手段，即如何管。因此，监管目标是监管活动中的重要问题，也是监管活动的基础。
监管目的可分总目标和一定时期的目标。一般来说，总目标往往是一种理论概念和一种总体性认识，缺乏实际操作意义。因为，总目标没有解决在一定时期内监管者具体的监管内容和任务的问题。例如，企业管理的总目标是生产、销售商品或提供劳务，交并取得最大利润。然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还应确定一定时期更专一的目标，以及所必各部门的若辅助目标，否则，企业的总目标就难以实现，也无任何意义。在保险监管理论和实践中，通常还提出保险监管的目标。从内涵上看，监管目标也就是通过监管所要达到的预期效果。但是，监管目的与监管目标还是有差异的。一般来说，监管目的更具有内在规定性。类似于监管总目标，而监管目标则具有阶段性，可操作性。因此，在保险监管理论和实践中，保险监管目的应当是明确的，相对缺乏理论研究意义和价值，而保险监管目标则因各国保险业发展水平和环境不同具有一定差异性，存在理论研究的意义和价值。
就我国保险市场监管而言，保险监管的总目标是比较明确的。一般而言，保险监管总目标的确立与保险监管的基本职能有内在联系，其主要内容是保证保险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发挥保险的经济保障作用。对此，我国《保险法》在第1条也作了相应规定保险法律监管是“为了规范保险活动，维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保险事业的健康发展。”保险监管应维护保险活动当事人的合法仅益，但我们并不能认为，保险公司的破产是政府监管政策的失败，政府监管的责任。政府监管的总目标是保障保险事业的安全运行，而不是保证保险事业中的保险公司不破产。
就保险监管目标而言，问题主要在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阶段，如何确立一定时期的具有操作性的保险监管目标，这也是保险监管基本职能的具体要求。此外，保险监管总目标身躯也存在过于原则性和缺乏可操作性的特点。例如“保护保险当事人利益”，这在实践中具有一定的矛盾，保险公司的发展意味着保险费收入不断增加，保险利润不断增加，而保护被保险人的利益，则表示为保证被保险人的利益不能丧失，同时应使用权被保险人交纳尽可能和的保费，得到尽可能大的保障。因此，根据保险业务阶段的自身特点和环境的不同，如何在保险人世间被保险人发中作出最适当的抉择和取舍，也是保险监管者在某一时期所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各国保险实践看，在保险业发展初期，监管者倾向于重视保险业的成长，培育保险市场，而在保险业相应成熟时期，则更多地维护被保险人的利益。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我国保险监管在未来一段时间（三到五年内）的主要目标是：加快培育保险市场，增加市场经营主体，建立一个市场主体形式多样、地区分布鞋合理、市场要素完善的以民族保险业为主导的具有开放性的保险市场体系。其理由是：
目前我国保险业总体水平还偏低，与国外保险业相比较，无论是绝对水平，还是相对水平都有较大差距，还不能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保险业的作用无论在国内经济理论界和实践上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我国保险业供需失衡，从总本上看，这种失衡表现为保险供给小于需求。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和生活发展，人们的保险意识已明显提高。但是由于市场经营主体不足，缺乏有效竞争机制，缺乏市场创新，保险需求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满足。保险市场的垄断性依然非常明显。此外，各地区保险产业分布鞋极不合理，缺乏科学性，具有明显的保守性、滞后性。
当前我国保险业已步入最佳发展时期。一方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已取得明显成效，为保险业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我国保险需求不断扩大，传统的“市场蛋糕理论”已被实践证明是不准确的。此外，经过前一段时期对保险市场的治理整顿，强化风险管理，保险公司的经营行为已明显趋于规范化。经过银行存款利率下调对保险业的冲击，保险公司经营者也更加成熟。
我国保险监管体系比以前更加完善。无论在保险监管方法、监管手段，还是监管的法律依据都比以前有明显的加强和完善。加之目前中国保险监和委员会的成立，不能再以监管力量不足为理由而推迟保险市场主体培育的步伐。
从目前全国保险市场总体数量看，民族保险公司的数量已不占优势，尽管目前民族保险公司所占市场份额依然较大，外资保险公司相对集中。但是，从未来发展看，这咱中资历和外资公司数量上的关系，显然不利地我国保险业发展。
[关键词]欧盟保险监管；分业监管；混业监管；监管责任重组
随着欧盟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欧元的启动，欧盟的金融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欧盟各国监管结构的重组、欧盟层面监管合作的加强以及监管与规则的和谐化则是金融监管对金融业变革的积极回应。欧盟国家的保险业监管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一、近年来欧盟国家保险业重要指令出台情况
欧盟不同成员国监管机构之间的合作以现有的欧共体指令为基础。与国际合作的支持性框架不同，指令能够而且经常对监管合作制定有约束力的义务，在一些情形下直接消除了合作的法律障碍。欧盟实施的各种金融方面的指令对欧盟金融一体化和监管合作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保险方面，欧盟近几年也颁布了或正在研究一些法规、指令，对于欧盟保险业的发展和监管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意义。有两个重要的指令和一个行业标准需要引起关注：
1.偿付能力标准Ⅱ(solvencyⅡ)
偿付能力标准Ⅱ的目标是建立一套适应保险市场发展趋势和现实需要、避免过分复杂的全新保险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统一各成员国的保险监管立法规范，提高欧洲保险市场的运行效率。偿付能力Ⅱ主要是针对欧盟现行偿付能力监管体系存在的对保险公司所面临的风险考虑得不全面，而且对于保险公司的个体风险不敏感的缺陷进行的改革与完善。欧盟现行偿付能力监管体系是由三个层次组成的：第一个层次是对责任准备金的评估，第二个层次是对资产价值的评估与认可，第三个层次是偿付能力边际的确定(一般称之为固定比例法，即偿付能力边际与资产和负债之间的关系用比例固定下来)，这三个层次基本上反映了偿付能力需要考虑的主要因素。但撇开这三重体系本身的合理性与技术细节不谈，仅从结构的角度，要将偿付能力置于保险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和风险评价的框架范围内还远远不够。针对这种情况，按照推进欧盟统一金融市场建设的金融服务行动计划(FSAP)的要求，欧盟委员会下属的保险委员会拟定了“偿付能力Ⅱ号工程(SdlvencyⅡProject)”。对偿付能力Ⅱ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夏马报告(ShannaRepoa)和毕马威报告(KPMGReport)。这两份报告均建议建立以风险评估为基础的风险管理方法(Risk—BasedApproach)，并将其作为评价保险公司整体财务状况和风险的基本手段，借鉴“巴塞尔协议”关于银行财务状况和风险评估的“三支柱法”搭建保险业偿付能力监管体系的新框架。第一支柱是根据保险公司的承保信息及资产负债状况建立以风险为基础的最低偿付能力规定；第二支柱是审慎的监管评价；第三支柱是引入市场力量监督和管理。尽管预计偿付能力Ⅱ不会在2010年以前实施，但欧盟部长会议会先做出具体实施的计划。欧洲保险委员会和职业养老金协会已经进行了一个关于偿付能力Ⅱ的施行对寿险资本金要求的前期研究。欧盟保险业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去适应这部法令。
2.保险调解指令(TheInsuranceMediationDirective)
该指令是“金融服务行动计划(PSAP)”的一个组成部分，旨在为欧洲的保险中介行业建立一个独立的市场，为中介机构的批准、资本化和管制引入欧盟框架。指令采取共同体规章的形式，需要转化为各成员国的法律条款，直接适用于所有成员国。此项指令要求所有的保险中介机构必须在所属会员国中进行登记与注册，以符合较为严格的审查标准。一旦在某一会员国中注册成功，将可以自由地在欧盟任一会员国中提供与销售保险服务。该指令于2004年底生效，将取代1977年的指令。此项保险调解指令有助于改善与加强保护消费者权益及选择，同时也有助于保险中介机构跨国提供相关服务。按照规定，欧盟成员国要在2005年1月14日前在国内实施这项指令，但只有奥地利、捷克、丹麦、匈牙利、爱尔兰、立陶宛和英国达到了要求。2005年上半年由国际保险和分保提供者协会(InternationalAssociationofProducersofInsuranceandReinsurance)所作的调查显示，有9个成员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卢森堡、荷兰、波兰、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将陆续执行这部指令。在有些国家，比如英国，实施这部指令将给保险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这部指令在各国的实施将会带来欧盟各国保险监管的进一步发展。
3.欧洲再保险指令(TheEuropeanReinsuranceDirective)
该指令规定会员国应相互免除境内外国再保险人提供再保险责任担保的要求。欧洲国会于2005年6月初投票通过欧盟再保险指令，使欧盟会员国间的再保险市场整合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该指令预计在2007年正式实施，指令的实施将在欧洲范围内引入对新的再保险公司的监管机制，同时，也意味着目前在没有再保险业务监管的国家开展业务的再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将要发生很大的变化。欧盟成员国间原来没有协调一致的再保险监管法令，所以再保业务不但障碍重重，而且相关费用较多。再保险指令容许成员国再保险公司仅在其本国监管法令约束下在其它会员国内开展再保险业务，这样就弥补了各会员国间监管法令的差异，各会员国也将因此比较容易在其它会员国内找到更优质、更适当的再保险。也就是欧盟会员国可以在其国内直接操控再保险公司在欧盟其它国家内进行商务活动，欧盟会员国间的再保险障碍因此取消，欧盟将成为结构完整、作业安全、有经营效率的再保险市场。该指令的执行不但可便利欧盟会员国间保险以及再保险交易，更将因此提高公司之间的竞争，使保险与再保险业务更透明、保险与再保险费用更合理，被保险人将因此获得最后利益。
二、部分欧盟国家的保险监管模式比较
欧盟国家金融监管机构广泛重组，多种监管组织模式并存，形成了欧盟成员国中三种金融监管组织模式。模式一是根据金融部门的业务划分界限分别设立不同领域的监管机构，即分业监管，法国、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采用这种模式；模式二是将不同金融部门的监管责任重组到一个单一的机构，即混业监管，奥地利、德国、丹麦、爱尔兰、瑞典和英国等国采用这种模式；模式三是介于模式一和模式二的一种形式，这种模式根据各部门的目标考虑监管责任的重组，将监管任务分配给两类不同的机构，一类以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性为目标，另一类则专注于金融业务监管，着眼于保证竞争和透明性，这种模式在荷兰和意大利逐步成型。
我们选取法国、西班牙作为第一种模式的代表国家，德国、英国作为第二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意大利作为第三种模式的代表国家，来进一步了解不同金融监管模式下的保险业监管模式。
1.法国
法国是分业监管的代表，有专门的保险监管部门。法国有两个主要的保险监管部门，分别是：保险公司委员会(CEA)，负责对保险公司的资格许可和保险、储金互济管理委员会(CCAMIP)，负责监管保险公司遵守保险方面法律、法规及履行相关协议的情况。只有被CEA许可或批准免于资格认定的公司才可以从事监管范围内的保险业务。CCAMIP是一个独立的公共监管部门，确保保险机构遵守法律、法规和履行相关协议。CCAMIP也负责监管被合并到法国或欧盟其他地区的公司以及在法国设有分支机构的外国公司，确保公司实现对被保险人的承诺以及达到法定的偿付能力要求。CCAMIP还拥有调查保险公司财务状况的广泛权力，并有权向所监管的公司提出建议。可以建议公司保持或加强财务状况，改善管理方法，确保公司组织架构与其经营活动的发展目标相适应。保险公司必须在两个月内对此类建议做出回应，并对按照建议所作的工作予以说明。
一旦证实了违规行为的存在，CCAMIP有权力对保险公司进行非罚款方式的处罚(警告、训诫、暂时中止公司经营、全部或部分收回对公司业务的许可)和罚款处罚，但罚款金额要同违规行为的严重性成正比，并且不超过保险公司上年度营业额去除税款后的3％。对屡次违规的行为还有更为严厉的处罚措施。
法国金融业和监管机构有逐渐统一的趋势。2003年8月1日颁布的法国金融安全法案已经将一些保险监管机构合并到CEA和CCAMIP中。2004年11月12日，颁布了一部法令对信用机构、保险机构和形成金融集团的投资公司进行更强有力的监管；2005年3月，颁布了一部法令致力于实施保险中介方面的2002／92／EC指令，并加强保险领域的控制。
2.西班牙
西班牙也是实行分业监管模式的国家。西班牙保险监管机构是保险和养老基金理事会(DGSFP)。DGSFP隶属于经济和国内税务部，负责组织、调控市场以发挥市场适当的功能并对保险客户提供足够多的保护。DGSFP有权力调节、规划、监督保险机构在市场中的运作。
在DGSFP监管下的机构必须按时向其通报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方面的信息。在西班牙开展业务的保险公司及其经理人、保险人、养老基金的受托和管理机构、保险精算师、审计师都必须在DGSFP注册。上述个人和机构必须定期的向DGSFP提供信息以更新注册信息。DGSFP可以要求其认为与监管行为有关的任何信息。如果被调查人拒绝提供，DGSFP可以采取现场检查并进行强制处罚。
以2004年10月29日生效的2004年6号私营保险公司监管法令为基础，DGSFP可以采用特殊的手段来控制西班牙的保险公司(包括外国机构在西班牙的分支机构)和公司的管理人员来保护顾客、受益人或其他第三方的权利和利益。DGSFP可以采取诸如停止公司管理层活动、处置某项资产、要求重新设计财务计划、替换管理层或高管人员等措施。这些措施也使DGSFP能够去核实某一事件是否给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或公司义务的完成带来风险、会计师是否遵守公司财务计划以及会计师和管理层中是否存在影响公司真实偿付能力的违规行为。
如果一家公司发生了违规行为，DGSFP可以采取强制的处罚。违规行为被划分为轻、重和极重，相应的处罚力度不一，从私下的或公开的警告到暂时或永久停止开办保险业务的行政许可，罚款金额从15万欧元到30万欧元不等。对高管人员的处罚包括撤换和暂停职位，并且(或者)处以最高9万欧元的罚款。
3.德国
德国是混业监管的代表国家，金融监管由联邦金融监管局(BaFin)负责。德国保险领域的监管分为联邦和州两个层次。在联邦一级负责监管跨州经营的私营保险公司和竞争性的国有保险公司；州一级监管主要是对在特定州经营的私营保险公司和竞争性的国有保险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区域在德国的保险公司必须要获得一份相应的监管机构颁发的许可证，这个监管机构负责以动态的标准监控这些保险公司。非欧盟国家的保险公司如果在德国建立分支机构开办业务，也要遵守上述规定。主要业务领域在其他的欧盟或欧洲经济区国家，但同时在德国也开展业务的外国保险公司由其母国监管机关负责监管，但是一旦BaFin察觉到这种类型的外国公司违反了德国的法律、法规时，可以联系相应的有资格的外国监管机构对违规行为进行查处。以保险监管法令(InsuranceSupervisionAct)为依据，BaFin可以采取任何适当的和必要的手段来阻止或纠正不遵守监管要求的行为。BaFin拥有广泛的权力，比如要求提品信息和相关文件、进行现场检查、参加监事会议和董事会议。
对违规行为，BaFin可对保险机构处最高15万欧元的罚款。在特定的情况下，BaFin有权力指派专门人员替换公司管理层、监事会或公司内设的其他机构。在必要时BaFin可以撤换经理人员甚至收回经营许可证。
4.英国
英国也是实行金融混业监管的国家，金融监管机构是金融服务局(FSA)。FSA负责整个金融业的监管，也包括保险业。FSA的权力建立在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的基础上。除非得到FSA的许可或FSA批准免于审批，否则任何机构和个人都不得开展金融业务。
从2005年1月14日开始，所有的保险公司和中介机构都要接受FSA的商业管制行为(由于英国实施了保险调解指令)。这就为整个保险业的经营提供了详细的规则，包括理赔业务和资金的运用。并且，英国的保险公司和中介公司还要遵守FSA更高层次的商业法规，包括英国的第11条法令，这条法令规定金融部门有义务提前通知FSA任何重大问题以及同FSA合作。FSA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可以采取强制调阅产品相关文件以及监管质询的手段。另一种FSA经常使用的监管工具是选定“有资格的人”(通常是专业公司)来分析和报告保险公司和中介公司的经营行为，这种行为的成本由被调查保险公司或中介公司来承担。
一旦某机构的违规行为被证实，FSA有权力对保险公司、中介公司和个人处以无上限规定的罚款，并且可以对犯罪行为进行。
近期，FSA正在研究如何识别和处理保险机构中存在的两个潜在的问题：一个是在保险机构展业过程中受到的利益诱导，另一个是理赔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欺诈行为。
FSA也已经要求英国的保险公司和中介公司提供使用有限风险再保险的情况，特别是保险机构是否利用有限风险再保险来隐瞒真实的财务状况。并且，FSA也在努力完全了解还没有向监管机构公开的有限风险再保险的附加条款和其他的一些对条款的修改情况。这是对英国近来发生的与有限风险再保险有关案件的回应。
5.意大利
意大利是实行第三种监管模式的国家。意大利议会拥有对保险行业进行立法的权力。保险业专门的监管机构(ISVAP)、产业部(ministryofindustry)和反垄断部门(AGCM)都有权利对保险业进行监管。ISVAP负责具体实施由议会采纳的法律并确保保险公司遵守，并负责批准保险机构合并和收购行为；产业部对保险业具有一定的监管权力；反垄断部门(AGCM)负责监督保险机构遵守竞争和反垄断方面法律法规的情况。
ISVAP和AGCM都拥有对保险行业的调查权。这两个机构可以强制调阅产品文件以及进行监管谈话，被调查人必须要回答在监管谈话中与监管有关的所有问题。一旦某机构发生违规行为，ISVAP有权力中止其开办业务并且(或者)取消相关人员的从业资格并可以指派新人。AGCM也有权力停止某项保险业务的开展，并可对保险公司或中介公司处以罚款。
[参考文献]
[1]insuranceregulationintheEU，FreshfieldsBruckhausDeringer
[2]王志军.欧盟金融监管的新发展[J].国际金融研究，2004，(2).
(一)信息化建设滞后,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目前我国所披露的社保信息量小、涉及面窄,社保基金运作不透明,社保费缴纳者缺乏正当知情权,社会监督严重缺位,有的地区甚至连社会保险个人账户对账单也无法及时、准确地公布,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凸显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力度和有效性。作为所有人的老百姓无从知晓基金的来源、运作、增值等状况,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合理的现象,而且我国社会保障部门整体信息化建设水平很低,没有形成一套完善的通用性强、易于操作的信息化系统。由于信息化建设的滞后,致使社会保障、地税、财政等部门之间的数据和信息传递缓慢,各部门缺乏监管信息的联系,难免会出现部门间数据、信息的偏差。同时,我国社保基金监管普遍缺乏有效的风险监测、评价、预警和防范体系,非现场监管和现场检查无法实现有效结合,监管缺乏规范化和系统化。现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只规定了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要求,但未规定“准确性”要求,在今后有关立法中一定要对社保信息做出明确规定。另外,对于社保基金的发放、收支结余等情况也应当以一定的方式让老百姓知悉,以接受老百姓经常性的监督。
(二)法律法规监督体系不健全
我国至今还未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监督法律法规体系,尽管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正式施行,为有效维护劳动者和公民的社会保险权益,使他们更好地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提供了法制保障,但在实际生活中,时常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社会保险基金被挤占、挪用等现象屡屡发生;应参保缴费的单位,不参保缴费;应该按时足额缴费的单位,少缴、漏缴和欠缴社会保险费;不应该领取的相应待遇的人员,冒领、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总之,目前社会保险的基金管理缺乏必要的法律监督体系,导致对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力度不够,管理效率低下,这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成本、加重了运行的负担,加大了社会保险基金管理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三)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
我国目前是国务院的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全国社会保险费用的征缴和监督工作,各地方政府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辖区内的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和监管,这样的机制导致了社会保险基金工作都落到了劳动保障部门,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客观存在着政事不分的问题,社保部7丁和社保中心既管基金营运,又负责行政监督,扮演了监管者和被监督者的双重角色。这种“左手管右手”的工作方式缺乏应有的监督体系,无法充分发挥监督管理的重要职能,无形中扩大了地方社保部门的权力,为地方政府部门利用权力谋取私利提供了便利条件。这样不仅造成基金浪费,降低保障功能,而且容易诱发腐败,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严重威胁基金的安全与完整。
(四)监管人员素质低
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社会保险基金运营效益好坏,主要取决于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人员的管理水平和监管人员的监管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进程的加快,社保基金管理的风险性逐渐上升,这就更加需要有一批高综合素质的监管人员对社保基金进行监管,然而,我国无论在行政监管、审计监管还是社会监管方面,都缺乏专业人才,各部门从事监管工作的人员也大多不具备专业的监管知识和业务能力,不熟悉现代监管方法和技术,加上工作量大、业务繁琐、涉及部门广,监督工作往往流于形式。总之我国目前还远远不具备现代化的风险管理和监管能力,严重影响了监管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监管队伍建设,培养和建立一支专业的工作队伍,为监督管理工作提供充足和必要的支持。
二、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对策与思考
(一)完善信息系统管理体系
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信息监管,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通选择。按照国务院制定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有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投资管理机构都应该做到信息公开,使社会保险基金征缴、管理、投资运营和支付都置于社会的监督之下。具体做法可以以“金保工程”建设为契机,统一系统软件开发平台,要建立社保信息管理系统和监管信息库,建立社保基金信息披露制度,将参保单位和参保人员的各项基本信息及个人账户信息纳人计算机管理,设置网上查询系统,统计分析等功能,使社会保险权利所有人能随时查询到个人信息,形成网上虚拟的信息公开大厅。不仅要求各级保险机构定期公布个人账户储存情况,而且要将各项资金的缴纳、记录、核算、支付和个人账户管理、发放以及资金运转、储备、查询服务等方面的情况在网络上呈现出来,利用互联网实现各地监管信息的共享,实现业务管理、公共服务、基金监督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总之,要切实加强社会保障基金监管,对社会保险金的征缴、发放、基金管理运营各个环节的全过进行程监督,确保基金安全和完整,努力实现基金保值增值。同时,监管机构要着重审查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加大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另外应尽快完善指纹认证体系,从而最大限度地杜绝虚报、冒领社会保险基金情况的发生。
(二)建立完善的监管法律与法规体系
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法律体系是基金管理监管得以顺利实行的重要保证,是基金监管体系的法律基础。各地要在《社会保险法》的基础上,积极制定地方性法规和政策,出台专项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立法,以规范基金征缴、管理、支付、运营等行为,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方法做出制度性规定,实现规范管理和依法监管,从而增强《劳动法》和《社会保险法》的可操作性,严把社会保险基金人口关,最大限度地扩大社会保险基金的征收。
(三)加强部门协调,共筑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网”
为更好地发挥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作用,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社保基金市场的监管经验,努力完善多家监管机构协同监管的模式,社保经办机构应加强与社保资金监督管理有关的财政、审计、税务、邮政、银行等部门的协调配合,使各部7丁充分履行对社保资金的监督管理的职能,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建立由劳动保障、人事、监察、财政、税务、审计等有关部门组成的社会保障监督委员会,参与社保资金监督管理方面重大事项的决策、监督检查,同时要做好分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主要负责对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基金财政专户管理机构征缴、支付和管理基金情况等进行监督,并对社会保险待遇申领、审批情况进行监督检查;财政部门主要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财务、会计制度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基金收人户、支出户及财政专户基金管理情况进行监督;审计部门主要负责对社会保险基金征缴、支付和管理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对基金收人户、支出户及财政专户基金管理情况进行审计;地方税务机关负责对社会保险费的征收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监察部门主要负责对社会保险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各行政监督主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协同做好社会保险基金监督工作,这样既能充分利用我国现有的监管资源,又能进一步推进社保基金形成行政监督、审计监管和社会监督的外部监管体系。
(四)加强基金监管人员的培训
在WTO协定中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是以各成员国的具体承诺表的形式确定的，我国保险业的具体开放承诺，已在近日由中国保监会公布：
1．外国保险企业进入形式及合资比例。对外国非寿险公司，加入时允许在华设立分公司或合资公司，合资公司外资比例可达到51％，加入后2年内允许设立独资子公司；对外国寿险公司，加入时允许在华设立合资公司，外资比例不超过50％，外方可自由选择合资伙伴；对外国再保险公司，加入时允许设立合资公司、分公司和子公司；对外国保险经纪公司，加入时允许设立合资公司，比例可达到50％，3年内比例不超过51％，5年内允许设立独资子公司；对以上各类保险机构，在地域限制取消后，允许在华设立分支机构。
2．地域限制和开放时间。加入时开放上海、广州、大连、深圳、佛山；加入后2年内，开放北京、成都、重庆、福州、苏州、厦门、宁波、沈阳、武汉和天津；加人后3年内，取消地域限制。
3．开放的业务范围。对外国非寿险公司，加入时允许跨境从事国际海运、航空和运输险及再保险业务；允许在华非寿险公司从事没有地域限制的“统括保单”和大型商业保险业务，允许提供境外企业的非寿险业务、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财产险、与之相关的责任险和信用险服务；加人后2年内，允许向中国和外国客户提供所有的非寿险服务。对外国寿险公司，加入时允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个人(非团体)寿险服务，3年内允许合资寿险公司向中国公民和外国公民提供健康险、团体险和养老金／年金险服务；对外国保险经纪公司，加入时允许跨境或来华设立机构，从事大型商业保险经纪业务和国际海运、航空、运输险业务以及再保险经纪业务。对外国再保险公司，加入时允许设立分公司、合资公司和独立公司开展寿险和非寿险的再保险业务，且没有地域或发放经营许可的数量限制。对20％的法定再保险，加入后每年降低5个百分点，直至取消。
4．有关营业许可方面的承诺。加入时营业许可的发放不设经济需求测试或执照数量限制，并对申请设立外资保险机构的条件作出规定。
中国以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加入世贸组织，利用了世贸组织对发展中国家的特别优惠原则，对外资保险公司进入中国保险市场在组织形式、地域及业务上都采取了一定限制。但是这种限制只是暂时的，在3年或5年后都将取消限制。因此，这几年的时间只是一个过渡期，我国保险业应允许利用这一过渡期，认真分析国际保险监管的发展趋势，仔细研究世贸组织规则，完善我国的保险监管体系，以适应保险服务国际化的发展要求。
二、我国入世后保险监管方式的确立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就意味着中国政府对世贸组织规则的承诺。这种法律文件的签署，更是一种法律上的承诺。中国政府将面临着如何全面履行世贸组织规则确定的权利义务问题。与入世前相比，新的权利义务的设定决定了我国政府角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转变。最明显的转变就是，政府将由过去对市场的事无巨细的微观管理彻底转为严格按照法律规定行事的宏观调控和为市场服务。政府作用的发挥主要体现在创造有效率的市场环境上，要求法律
法规必须透明，市场操作必须公开，监督管理必须公正，市场准入必须平等。这也正是WTO的透明度原则所要求的。因此，转变政府职能，为外资保险企业及国内企业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环境和健全的法律环境是我国保险监管部门的重大职责。具体地说：
1．以依法监管为原则。目前我国保险业监管的法律、法规、行政措施虽然已逐步完善，形成体系，但许多投资者仍抱怨我国保险监管的透明度不高，导致外资保险机构对我国开放政策和监管政策的误解。因此，首先要在不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及机密、企业商业秘密的前提下，对涉及保险业监管的法律、法规应尽可能地加以公开，如建立专业的网站或者定期公布在刊物上，以供公众查阅。这样才能使外国投资者能够充分了解我国保险开放、保险监管的有关政策，也能提高保险经营者依法经营、依章操作、公平竞争的自觉性和自律性。其次，在保险监管的具体操作上，也要坚持依法监管和依法处置的原则，这就说明不仅要有完备的实体法，还应具备相应的程序法。2001年7月出台的《保监会行政复议办法》，无疑是对这方面的有利补充。另外，要彻底改变目前保险市场不规范的状况，还必须依靠一支高效的执法队伍。因此可以借鉴美国的双重监管的模式或香港的经验，建立建全我国的各级保险监管体系。与我国大陆相比，香港面积虽然不大，保险监管与服务机构却远多于大陆，而正是这套完善而有效的监管体系为香港保险市场带来今天的繁荣。所以建立一支具备高素质的人才和机构完善的保险监管队伍是依法监管的重要保障。
2．建立信息披露制度。这也是国际保险监管的发展趋势。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日本。一贯行政色彩很浓厚的日本保险监管，在面临金融危机的震动之后，进行了大规模的保险制度改革。不仅通过立法确立了“经营信息公开”原则，还通过《经营信息公开标准》和每年需修改补充的《经营信息公开纲要模式》，量化了保险公司的公开时间、公开方式和公开内容。而英美等国的集中监管和混业经营以及正在酝酿的一系列完善电子商务的立法，也无不在为健全其保险信息网打基础。这表明在未来保险竞争中，可以依靠的只能是投保人对保险产品的忠诚和保险公司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而要创造品牌效应和提高保险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就必须加速保险业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程度。因为保险产品的复杂性和保险业的公众性决定了保护被保险人的合法权利是保险监管的首要目的。而保险信息的披露，提高了保险经营的透明度，增强了保险服务的竞争力，被保险人的利益也就得以充足保障。因此建议中国保监会制定相应行业信息标准，建设保险行业公共信息网和各单位专用信息网并适当联网；在保险中介方面，借鉴香港经验。香港的保险业务早在1995年就已向公众开放电脑查询系统。而随着保险经纪制度的规范化和从业人员的增多，增强经纪人的透明度也是必然。建立保险中介查询系统也是市场所需，是符合国际发展方向的。
三、我国入世后应当确立的保险监管度
监管对保险业的发展是有利的，不受任何监控的保险活动将造成市场的无序和混乱。但如果监管过于严厉，监管成本会过高，反而使保险收益下降。因此，只有适度的监管才能使保险收益与成本之差达到最大值，实现市场效益的最大化。纵观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大都经历了“监管—放松监管一再监管”的趋势。这其中的放松与再监管，并不是简单的收和放，而是在某些方面放松监管，在另外方面加强监管，关键是监管的适度。因此，我国进行保险监管并不在于限制保险市场主体，而在于保障被保险人权益的充分实现，实现保险主体收益的最大化。这一目的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合理、适当的监管度。
1．以保监会对保险市场的宏观指导为保险监管的主导力量。目前我国监管仍集中在机构批设、条款和费率等合规性方面的监管，这显然与国际发展不相符，世界各国大都以偿付能力为监管的核心，这是防范保险公司金融风险的关键。因此，我国对外资保险机构的监管要与国际接轨，就要以保监会对偿付能力的监管作为保险监管的核心，以此保障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保监会仍是监管的主导力量，但是监管方式要转变为宏观指导的方式。注重为企业创造一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从而保证保险交易能按规则顺利进行。
2．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辅助监管作用。国外的先进监管经验表明，行业自律是保险监管的重要辅助力量。在当前中国行业自律机制还不健全的情况下，保监会应当通过适当授权，赋予其一定的监管职权，提高行业协会的权威性，以发挥保险行业的自律力量。具体来说，行业协会应当发挥以下作用：行使保险条款与费率厘定的监管职能，建立健康有序的竞争秩序；组织保险人、经纪人等专业资格考试及个人保险人的管理及培训；协调、沟通各保险公司的关系，建立公司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渠道，制定保险公司在市场竞争中的行为规范；配合中国保监会，监督保险公司对各项规章的落实情况。这样保监会则可以集中对关键内容进行重点监管，从而保证实现完善且有效的监管。
参考文献：
1．刘文华：《WTO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冲突与规避》，中国城市出版社2001年版
为了指导各国保险监管当局在监管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的国外业务经营时进行有效合作，以增强保险监管的有效性，使投保人和潜在投保人了解保险机构的财务状况和偿付能力，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曾经专门颁布了国际保险机构和保险集团跨国业务的监管原则。
（一）任何外国保险机构都不得逃避监管
各国保险监管机构之间合作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没有任何保险机构逃避监管。在注意避免重复监管的同时，每一个监管机构都有义务确保其辖区内所有的外国保险机构均受到有效监管。对子公司和分支机构的监管是有不同之处的，子公司一般应由东道国辖区监管，并受到东道国对资本充足性和偿付能力的规章约束。分支机构通常由东道国辖区实施日常监管，但分支机构的偿付能力既可由母国辖区，也可由东道国辖区适用的条款来评估，东道国辖区的监管当局也可以借助母国辖区监管当局的评估结果得出自己的判断。
（二）所有国际保险集团和国际保险机构都应受到有效监管
在决定是否给辖区内外国保险机构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授予许可证或延长许可证时，东道国辖区监管当局需要对国外保险机构在母国辖区被监管的有效性进行仔细评估，必要时须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这种评估应考虑国际保险监督官协会的一般监管原则和标准，以及母国监管当局应用处罚条款限制与有效监管冲突的保险机构的能力。传统的保险监管方式一般把重点放在对每个保险公司的单独监管上，因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相比，保险机构不那么容易受到传染性连锁风险的危害，它们也不那么容易对大范围的金融体系造成系统风险。保险监管当局尽量对其辖区内设立的单个保险公司筑起一道“篱笆”，以便把它与同一集团的其它机构隔离开来。然而，当保险机构的母公司对其他保险机构或金融机构有实质性的参股时，在评估母公司和整个集团的财务能力时，把由于集团的存在而可能造成的潜在风险考虑进去就显得非常重要。
（三）设立跨国界保险机构应由东道国和母国国监管者协商决定
东道国监管当局需要就许可证申请的某些方面向母国监管当局咨询，它在授予许可证之前应该进行必要的核实工作，以确保申请者的总部或母公司所在国的监管当局没；有不同意见。这一过程为母国监管当局提供一个机会，使它能够把不同意其所监管的保险机构跨境设立子公司或分支机构的理由告知东道国监管当局，并可以建议东道国监管当局拒绝颁发许可证。东道国监管当局在没有得到母国监管当局的肯定答复，或在收到有保留的答复时，应考虑选择拒绝许可证申请、加大监管力度或对授予许可证提出附加条件等，并且应该将自己所采取的措施通报给母国监管当局。东道国监管当局在对那些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没有受到谨慎管理的国外保险机构，或者没有明确的母公司对其负责的合资公司进行许可审查时，应特别谨慎。是否授予许可证的最终决定，应由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非歧视性标准作出。同时，母国监管当局也应当掌握它们的保险机构所属的所有跨境机构的情况。
（四）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国外保险机构应该受到有效监管
是否允许国外保险机构在某一辖区提供跨境保险服务，通常涉及该辖区的法律问题。当消费者能不受任何约束，自愿、寻求国外保险服务时，一般认为他们应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而，当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时，东道国监管当局通常需要了解该国外保险机构在其辖区内推销保险产品的真实动机，并进行核实，以确保该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在母国辖区受到了谨慎的监管。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专门的许可证审核程序，或采用具体的安全措施，来保护本国投保人的利益。如果允许积极推销跨境保险产品，母国监。管当局对确保保险机构的偿付能力负有主要责任，而东道国监管当局则应非常认真地考虑母国监管当局对保险机构拟开展的跨境经营活动提出的保留或反对意见。母国监管当局如果认为其辖区内的保险机构没有充足的财务能力、或者没有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管理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它就应该阻止该保险机构到境外推销其保险产品。
二、关于跨境保险活动相关国家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交流问题
（一）母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母国监管当局的主要希望是能够及时、充分地得到保险机构总部或母公司的有关信息。为此，需要建立一个完善而又可以核实的报告体系，要求任何一个境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都应向其总部或母公司报告，并且还必须有满足特别信息需求的可行办法。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要求保险机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设在国外的机构应向总部或母公司定期提交综合性的报告，以便母国监管当局能够对该保险机构的总体财务状况及其内部控制制度的有效性进行比较准确的评估。如果东道国监管当局有理由怀疑某一外国保险机构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就应主动通报母国监管当局。因为东道国监管者通常处于发现问题的最佳位置，所以应该主动采取措施。母国监管当局有可能希望对其国外保险机构上报的资料进行独立核实，当母国监管当局需要跨境检查时，东道国监管当局应当允许。如果母国监管当局暂时不能进行跨境检查或者不拟启动跨境检查程序，它可以向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咨询，请求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该保险机构跨境活动的情况进行核实或做出评价。当东道国监管当局决定撤消某国外保险机构的许可证或采取类似行动时，它应在可能的和适当的时候事先向该机构的母国监管当局发出预警。东道国监管当局应该向母国监管当局通报任何由于提供跨境保险业务活动引起的问题。
（二）东道国监管当局的信息需求
如果母国监管当局对母公司或整个集团的审慎监管能力和政策措施有充分了解，那么东道国在对国外保险机构实施监管的效果就会更好。为此，母国监管当局应向东道国监管当局通报对其保险机构跨境经营活动有重大影响的监管措施，让东道国监管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各种信息要求，如当地机构的业务活动范围、在集团内的作用和内部控制情况，以及东道国监管当局进行有效监管的其他相关信息要求。当母国监管当局对某一特定辖区的监管标准有疑问，并因此而准备采取可能对该辖区国外保险机构产生重要影响的措施时，它应事先与东道国监管当局沟通和协商。一般来讲，母国监管当局应尽可能地让东道国监管当局对跨境保险机构保持信心。即使在敏感时期，如某一保险机构将发生产权变化或面临问题时，母国监管当局与东道国监管当局之间的充分沟通也会对双方都有利。母国监管当局应积极回复东道国监管当局提出的有关在东道国提供跨境保险服务的保险机构的各种信息要求。
（三）信息交流的保密问题
进行监管信息的自由交流可以增强监管者之间的有效合作。当然，这种自由要受到一些旨在保护信息提供者和接收者的条件限制。不同辖区有不同程度的保密规则，这对监管信息的传递可能造成一定障碍。如果辖区的保密要求限制了不同保险监管当局之间的信息共享，或者有的监管当局不能对其他监管当局提供的信息予以保密，那么这些辖区的监管当局则应考虑着手审查其保密要求，总的原则是获得的信息只能用于与监管金融机构有关的目的；应允许信息双向流动，但不能要求信息的形式和详细特点严格对等；所传递信息的秘密性应受到法律保护。当然，所有保险监管当局都应该遵守职业保密制度，对其活动过程中，包括进行现场检查时所获得的信息保密。获得信息的监管当局如果准备根据所获得的信息采取行动，应在可能的情况下与提供信息的监管当局协商。至于被监管机构的信息被监管当局之间交流以后，是否应把监管当局之间沟通的情况通报给被监管机构，目前仍是讨论的问题，实践中往往要视具体情况而定。
三、关于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问题
在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在于确保金融集团内部有关机构的监管当局能够有效行使他们的职责，对这些机构是否得到审慎的监督和指导，以及主要股东是否对这些实体构成损害等问题做出评估。同时也可以促进不同监管机构之间的磋商和信息交流，从而实现有效监管。
（一）对金融集团模式下对被监管机构高层管理人员和重要股东的资格考察的目的和主要内容
银行、证券和保险机构高层管理人员的品行和能力是审慎监管的重要内容之一。确保被监管机构得到审慎稳妥的管理和指导的责任根本上属于被监管机构自身，监管当局期望这些机构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经理、董事以及持股超过一定数额或者对业务有重大影响的股东能够达到监管当局提出的称职、适当以及其它要求。对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在这些方面进行考查是监管当局为了确保被监管机构能够以稳妥和审慎的方式进行经营的常用监管机制。如果经理、董事和主要股东不能达到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标准，监管当局一般可以动用制裁手段，促使其采取补救措施。金融集团所属的不同机构，往往要分别接受不同机构的监管，各监管机构分别依据相应的法律和规定对管辖范围内的机构进行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方面的考查。在行使职责时，不同监管机构之间应当进行积极的协调与沟通。称职性考察通常要评估经理和董事的才能以及他们完成岗位职责的能力，而适当性考察则主要是评估他们的品行操守。在确认能力方面，监管机构通常审核其正式的资格证书、以往经历和一贯表现。在评估品行和操守时，重点是犯罪记录、经济状况、因债务引起的民事诉讼、拒绝加入专业组织或被专业组织开除，其它相似行业监管当局进行的处罚，以及过去的不良商业行为。有关评估主要股东称职、适当或其它资格的因素包括商誉、财务状况，以及他们的权益是否会对被监管机构构成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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