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3 09: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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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河中游的文化遗产极其丰富，有着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灿烂的文化遗存。就现实情况来说，很多文化遗产只是自然保留下来的，而不是保护下来的，沁河中游的遗产保护不甚乐观。
1)保护资金的严重缺乏与保护主体的缺位。保护与维修资金的缺乏是沁河中游地区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最大难题。长期以来，资金短缺一直是我国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瓶颈之一。现有的文物保护资金投入在范围上仅仅覆盖国有文物、文物管理部门所属保护单位，而大批非文物管理部门所属的文物保护单位，除少量的特殊情况之外，基本上得不到财政资金的投入。此外，市场价值的提高和经济利益的驱使，古村落民居随时都有被破坏的可能。大多数的古村落民居尚未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古民居产权还属于私人所有，政府以及文保部门未能直接管理，状态微妙。
2)开发利用严重不足，制约了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旅游开发是现在文化遗产再利用中运用最为普遍的方式。在沁河中游地区遗产保护中，其开发与利用严重不足。尽管其有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但与晋中其他地区(例如平遥古城和日升昌票号、乔家大院等代表性景点)相比相差甚远。目前除了阳城县的皇城相府经过皇城村的挖掘与包装，通过建立集“煤炭开采、旅游开发、生物制药、生态农业”于一体的集团公司———皇城相府集团，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外，其他众多的古村镇还普遍未能开发利用。
3)缺乏有效的推动手段，社会民间的力量参与和挖掘不足。在沁河中游地区遗产保护的约束因素中，值得注意的是缺乏有效的推动手段，政府对文化旅游潜在的价值认识不足，在旅游开发和宣传上同样十分保守。未能结合地域的遗产特点进行包装与筹措社会及企业资金，还未及时地出台相关优惠政策来吸引社会和个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投入。在社会与民间参与层面，也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各方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在遗产保护实践中，很少去真正关心古镇原住居民的意愿。居民参与还未充分展开，导致丰富的民俗活动与遗产保护无甚关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没有与旅游开发结合起来。
2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思路与策略
2．1基本思路:吸引与激励各类保护主体的分类保护策略保护主体的缺位，维修资金的短缺，传统艺人的萎缩直接加速了历史文化遗产的衰亡。因此，除了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的“输血”、积极地进行“造血”外，丰富和保持历史文化遗产活力的社区再造与重塑是当前保护研究不得不面对的议题。在财政资金捉襟见肘的现实下，最有效的保护办法就是在再利用中创造“增值空间”，并以“人”为本，顺应社区发展趋势，发挥社区自主性和能动性，形成“以用促保”的良性循环。将文化遗产按照自身区位特点以及文化资源特色，因地制宜，藉由不同的动力机制，选取适于自身发展的保护模式。
2．2中游地区古村镇保护的模式———综合利用模式与社区营造针对沁河中游地区具有区位和文化旅游双重优势的文保与古村镇，可利用其创造更高的利用价值与旅游收入的潜力，加大历史遗产的综合利用效能，透过社区营造凝聚共识，力促历史文化遗产的持久保护。可沿用市场的原则，先期使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并具备营业条件，再吸引企业、社会团体与个人参与。一方面，可通过部分古民居的功能置换，改变原有建筑的用途，进行重新整合，实现空间再利用的增值;另一方面，可积极利用其旅游优势，创新与丰富旅游产品，发展旅游服务产业，作为大区域旅游的有益补充。实现从“输血”到“造血”功能的转化，形成经济发展与历史保护的良性循环。此种保护模式，宜以发展的眼光，形成开放的社区结构，集合社区人力资源，积极培育社会资本，透过社区总体营造凝聚共识，推动非政府机构、社会团体、文化人士以及个人的参与，扩大区域影响力，防止再利用过程中的过度商业化，以迎合聚落的传承与发展［2］。
2．3保护策略1)积极争取各类资金，创设遗产保护基金，加大保护投入力度。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健康稳定的资金保障体系一般会有多种资金来源形式，主要包括政府补贴、各类基金支持、民间团体投资、村镇居民自筹、发展文化服务业等形式。随着中央财政对文物保护经费的专项资金投入逐年快速增长，为文物保护工程的顺利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成熟，私人或团体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投资成为重要趋势，沁河中游地区可在充分把握国内外遗产保护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争取新增中央财政支持文化遗产事业专项，积极争取筹集或创立遗产保护基金，加强与国际及国内文物研究组织、文博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为地区丰富的遗产提供资金保障。2)充分调动社区的积极性，加强合作与交流，培育地域活力。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中的社区参与上，要逐步构建形成自发的“自下而上”的保护机制，可以利用各种优势力量，构建相互之间的协作关系，建立基于民间力量的保护机制。3)激励与吸引民间及社团的关注与投入，加快遗产再利用的步伐。
关键词：服饰生产水平社会礼仪思想情感学科互渗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内涵。一部人类服饰史实际上就是一部感性化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可以说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物质生产、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沉淀于服饰之中，构筑起服饰文化精神文明的内涵。透过服饰，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人类文明发展的轨迹，而且能够触摸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大成果。下面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服饰是生产水平的直接反映
活生生的服饰能够形象地再现人类从“草、叶裙围”“兽皮披”过渡到“早期织物装”和“布帛衣裳”的时期，进而迈入现代科技制作服装的时代。这是因为“人猿揖别”之后，服饰成了人类息息相关的第二层皮肤，能够像一面镜子直接反映出社会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的发展状况。服饰的用材、加工技术、款式与色彩色调，完全取决于那个时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直接受当时的科技水平、认识能力、社会经验以及物质生活基本条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主要是人们的支付能力）的制约。可以说古今中外，生产衣料的每一种技术革新，每一种新面料的问世，都给服饰开拓了一条新的变化途径。如我国古代提花机的发明，使当时的服装衣料大为改观。西欧近代的产业革命，使衣料的大量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促进了服饰的大变革。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不断为人们制作新的面料，使服饰的种类、数量越来越丰富，质量也越来越高，流行急剧加快，变化也令人眼花缭乱。正是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社会生活的日益繁荣，造就了服饰的璀璨华美，丰富多彩。服饰不仅是一个时代物质生产能力的反映，也是一个时代物质生活水平的反映，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缩影。
二、服饰是社会礼仪的现场展示
一般地说，服饰在各国历史上，都有着严格的礼仪规范，体现了国家根据礼仪传统和民俗习惯对服饰制式的统治，表现了各种不同阶层的人们的特定服式要求。中国古代等级制度森严，为巩固自身地位，统治阶级把服饰的装饰功能提高到突出地位，服装除能蔽体之外，还被当作分贵贱、别等级的工具，是阶级社会的形象代言人。这种功能还表现在服装的色彩上，历史上“白衣”“绯紫”“黄袍”“乌纱帽”“红顶子”等都是在一定时期内，某种颜色、某种服饰而获得了代表某种地位和身份的例子，在每个朝代几乎都有过对服饰颜色的相关规定。在我国的“三礼”（《周礼》《礼仪》《礼记》）里记载了等级森严的服饰礼仪制度，从而形成了中国服制的一整套传统做派，具有独特意义的着装理念，以及名目繁多的服饰样式，使中华服饰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世界意义。今天服饰的象征作用虽没有专制社会那样突出，但服饰依然是性别、社会地位、经济力量以及文化修养的自我表白，人们通过着装，向社会表现自己。另外服饰还是某个社会集团的标志，如军装、警服、学生服、僧侣服及各种工作服等。人们通过不同的制服显示和维护社会集团的名誉和权威，制约服用者的言行，同时也增加了服用者自身的自豪感和优越感。
三、服饰是思想情感的外在表现
服饰关乎人们的仪表，是人们内在意志与情感世界的外在表现。在这方面，中国自古以来，把服饰当作人的仪表之尊、德尚之表和情感世界的外化，推崇“内美”“文质彬彬”“暖而求丽”“好质而恶饰”“天人感应”“衣冠楚楚”“不可异众”等服饰观。无论是商的“威严庄重”，周的“秩序井然”，战国的“清新”，汉的“凝重”，还是六朝的“清瘦”，唐的“丰满华丽”，宋的“理性美”，元的“粗犷豪放”，明的“敦厚繁丽”，清的“纤巧”，无不体现出中国古人的审美倾向和思想内涵。不同朝代，封建文人的服饰议论其说不一，然而大家强调的近乎都是要求服饰表现人的作风、气派和尊严。事实上，不仅古代帝王在自己的冕服上所寄寓的思想、意志、情感一览无余，而且一般官吏、百姓也无不如此。时至今日，人们更是在追求款式、面料、色彩色调的同时，力求有一个吉利的名称、知名的品牌。可以说，古今中外，衣如其人，概莫能外。
四、服饰是学科互渗的必然结果
服饰不仅秉承历史、思想、情感的特征，而且尽显哲学、心理学、美学、经济学、民俗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念和知识，同时还凝聚诗歌、绘画、书法、篆刻、雕塑、剪纸以及其他文化样式，甚至音乐也被派上了用场。令人不胜枚举的表现方式，直接折射出社会历史背景、法律制度、人文风俗、宗教意识、价值观念、经济水平、技术与艺术表现力、审美力等等。因此我们说，服饰所展示的文化是一部地道的百科全书，是各学科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必然结果。
五、服饰是多种文化的灵活再现
动物也有其外表之美，但那纯属造化；而人类的服饰，则是人类所创造而特有的现象。但是因为地理的、经济发展的差异，经过不同历史阶段的演变而形成的地域性、民族性差别，反映在服饰上，其形式和风格各异。所以服饰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特点，形成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格局，这就是所谓文化圈。而同一文化圈，其不同的群体，又有各自的特点。由于其中的个体经历、受教育的程度、生活习惯、兴趣和爱好上的差别，同一群体中人们对于服饰的款式、色彩色调要求也不尽然一致；因一枚头花、一个领结、一条丝巾、一款项链，而尽显个人风格。正是人类文化、民族文化、群体文化和个性文化的交互存在，灵活再现构成了服饰文化的绚丽多彩。
今天，服饰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外延越来越宽广，几乎涵盖美学、文化史、技术史、服饰品牌、服饰广告与宣传、服饰的布展与营销、服饰厂商的企业文化建设、服饰的科技进步、服饰工艺以及面料艺术与生产等领域。不仅是我们透视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窗口，而且变成展示社会繁荣生活富足的T型台。
教师的科研课题往往具有较强的创新性、设计性和综合性，如何让学生既完成有关实验教学内容，又参与到教师的课题中，值得研究与探索。我校实验动物学教研室承担了生物技术专业、医学实验技术专业等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多门课程中均有不同的动物实验内容。因此，我们减少了基础生物学、比较解剖学、比较生理学、实验动物学等课程的实验教学课时，专门开设了动物实验技术课程，期望通过这门课程使学生系统地学习动物实验原理、技术和方法，并切实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实验技能，使学生对人体解剖学、生物学、生理学等课程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得到进一步的理解和巩固。但仅凭有限的课时，无法全部掌握纷繁复杂的动物实验技术。因此，在学生掌握有关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让学生通过动物实验技术课程掌握常规动物实验方法，学会观察和分析，然后结合教师的有关科研工作，将一个科研项目划分为几个小的开放性实验模块，根据学生的知识储备和科研兴趣，选择适合自己情况的科研内容，并以此组成几个科研兴趣小组，让参与的学生在这类实验中得到切实的锻炼，也为其完成毕业论文奠定基础。
1.综合性开放性实验模式的内容。以裸鼠皮下抑制肿瘤模型的建立及相关药物分子的活性评价课题为例，该模型的制备过程中所涉及的实验操作众多，能够较完全、系统的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使本科生能够接触不同层面的知识。根据实验内容的需要以及本科生课内学时有限性的特点，将该课题项目分解为不同的课题小组，例如：细胞培养课题小组；肿瘤移植动物模型小组；药物抑制肿瘤生长的评价组等，然后每个学生根据所学知识以及兴趣爱好，选择自己的实验内容并组建“课外科研兴趣小组”。确定实验内容后，学生自己查询文献并写出详细的实验方案，通过指导教师与学生共同商讨，进一步完善实验设计方案。确定实验方案之后，在指导老师的督促和指导下开展实验，同学之间、组与组之间相互交流协作，共同完成。实验过程中学生及时做好实验记录，例如细胞的生长状况、动物的精神状态等，测量细胞生长抑制率，绘制肿瘤生长曲线等主要的结论性数据指标，动物组织标本的获取和处理等。在所得试验数据的基础上，学生自己归纳总结所得的实验数据，得出科学合理的实验结论，撰写了规范的实验报告。在撰写实验报告的基础上，有意识的传授学生论文写作的基本知识与规范。这一实验项目是老师的课题，要解决的问题明确，不占用课内学时，不额外增加教学经费，既全面提升了学生的动物实验技能，也锻炼了学生的思维创新能力。
2.综合性开放性实验体现出的育人优势。综合性开放性实验是通过更加新颖、灵活的综合性、创新性实验内容，使实验教学从单纯的理论验证和单元性的基本操作训练，提高到理论知识的综合运用和实验技能的有机结合上来。与验证性实验只是简单的照搬步骤的重复不同，综合性实验能够显著提高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是一个持续的、动态变化的实验过程，培养了学生的自学创新能力、科学思维能力和知识的综合运用能力。首先，该实验模式迫使学生变被动的围绕实验内容的生搬硬套为主动的探索性学习。传统的试验模式中，同学们大多不作预习，“习惯”于按既定的实验步骤做下来，得出教材上所给出的结论即完成任务，因此多数学生对现有的一些实验兴趣不高，对待实验课也是应付了事，积极性不高。动物实验过程中需要多位学生相互协作，实际上不少同学都是在旁边观看，不愿自己动手，更谈不上主动思考。本次所设立的开放性实验内容，教师只给出实验的主题———裸鼠皮下抑制肿瘤模型的建立及相关药物分子的活性评价，并将整个实验分为3个兴趣小组，在学生分组后，其他一切全都放手给他们去做。为了做好实验，展示自己的能力，学生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同学们主动地带着问题去查资料、找文献，思考实验中的某些细节，并且能够积极地与教师进行沟通，极大的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实验模式的改变引导学生更注重知识的活学活用以及各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克服了学生对知识理解片面化、孤立化的缺点。综合性实验培养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利用所学知识进行综合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培养了同学之间相互协作的团队精神。在此次实验的实施过程中，同学们开始思考不同设计方案的优缺点，以及不同方案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和相应的解决方案等。另外，通过本实验的实施，将以前教材上所学到的抽象的知识更加直观的展现到学生面前，例如，对于细胞的形态、生长特点以及细胞的传代和冻存、实验动物的饲养、观察、抓取、给药方式直至动物模型的建立以及动物的解剖、组织标本处理等基本知识和技能，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和动手操作，同学们不仅掌握了“肿瘤细胞体外培养”、“肿瘤细胞的实验动物移植瘤模型”等相关内容，同时复习了基础生物学、生物化学、分子生物学等有关课程的内容；还了解了药理学等方面的知识，燃起了学习新知识的热情。再者，源于科研项目的综合性实验，培养了学生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初步的科研能力。生命科学实验的特点决定了学生必须认真做好每一步实验过程，否则任何一步小的错误不仅影响了自己小组的实验内容，也会耽误其他小组的试验进度，甚至会导致整个实验的失败。同时，通过规范撰写实验报告，锻炼了缜密的思维能力和良好的写作能力，培养了学生深入分析和讨论问题的能力。通过对结论的分析，使学生懂得实验结果与理论分析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从而学会如何正确看待理论与实际，如何正确对待书本与实践。
二、展望
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的转变：契合孔子文明交往论
“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农民，有工民。”(《谷梁传》成公元年)“学以居位曰士。”(《汉书・食货志》)士在先秦大致有两大变故：
其―，“绝地天通”后，懂得人神交通的“士”地位不断上升。“及少皋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种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蒸享无度，民神同位。……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这里记述了入神直接交通的权利转而集中到王权、巫祝人士手中的过程。“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尚书・洪范》)天子者，一面为天之子，一面为民之父母。故天子可以“格于上下”，并设王官来专司之。“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郑注曰：“大士，以神仕者。”《正义》曰：“土，即周司巫，所以降神。” (《礼记・曲礼》)士因“所以降神”而成为人神交通的王官。虽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但巫术在夏代是很流行的。据考证，《九辨》《九歌》就是夏禹所传的巫术歌舞，“后启无疑为巫”；“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利”，主管人神交通的士更是如日中天：“卜人定龟，史定墨，君定体。” (《礼记・玉藻》)这时的文明交往主要是在宗教活动体现出来，实质上是由士主管人神之间的文明交通。
其二，周代开始由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转变，士由此走下坡路，面临新一轮的挑战。“周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礼记・表记》)由“敬鬼神”向“近人而忠”的转变正说明了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的转变：一是认为“惟(天)命不于常”(《尚书・康诰》)；二是“言仁必及人”(《国语・周语》)，“有孝有德”(《诗・大雅》)。主管人神交通的土由此走到下坡路。不过，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士还是能够应对这个变故的。所谓“礼”，《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通过“事神致福”还是能够继续走向社会上层。
然而周代末期“礼崩乐坏”，依附王权的士就走向了末路，受到迫害或纷纷隐居。《微子》篇的“周有八士”就是其代表。如何安置这些流逸于政权之外的士，齐国管仲：继承古代“四民”划分而采取“四民分治”措施：“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梯。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国语・齐语》)显然这对士的发展意义重大：一是对士进行“义”、‘孝”、“敬”、“悌”等道德培养，为士阶层适用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的转变提供了较好的人文环境；二是土容易形成整体化且具有较强人文传统，为后来士的崛起准备了较好的文化修养和主体意识：“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
士的地位显然不及以前的王官那样显赫，所以士在寻找重新走向社会上层的机会和理论支持。此时士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明交往论的结合是有其现实和理论原因的：
首先，孔子对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的转变有自己的思考和抉择，更为注重人人关系的沟通，由此阐发出了儒家文明交往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泰伯》，下引只注篇)“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雍也》)他对入神交通存疑，而对人人沟通却重视。“仁者爱人。”(《里仁》)《说文》曰：“仁，亲也，以人二。”将仁看作为最高标准。“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颜渊》)。所以孔子文明交往论是以人人交往为基础，是“关于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学说”。其主要内容是：其一，治国是平天下的必要前提，即“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大学》)。只要“国治”，“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子路》)。其二，平天下是治国的归宿，即“国治而后天下平”(《大学》)。但不能限于治国，而要平天下；更不能居有国治，而是要“以礼让国”。“能以礼让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所以孔子文明交往论实质上是以人人交往为基础，是通过治国来实现平天下；治国是阶梯和途径，平天下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
其次，孔子周游列国正是追求通过道德文明交往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然而四处碰壁。“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他并非放弃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相反，他的思想有了转变，开始寻求和培养治国平天下的实践主体，而不再停留于游说和主观理想的层面上。孔子好像对“四民分治”的传统有所持守。“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子张》)“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里仁》)“方”字历来学者多释为“地方”。朱熹认为，“游必有方，如已告云之东，则不敢更适西，欲亲必知己之所在而无忧，召己则必至而无失也。”有人释为“法度”。“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合理解释就是：“父母在世，儿子不出远门；一定要出远门，必定要有正当理由，行为合乎礼法规范。”所以孔子认为只有“有方之士”才宜远游。哪些人适于远游，这在孔子那里绝不是小问题，它关系到治国平天下理想的实现。而孔子似乎对士阶层有偏好，“富而可求之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且明确将土看作他的文明交往理想的实践主体：“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子路》)
伴随着人神交通向人人沟通的转变，土阶层与孔子的文明交往论达成了默契：士阶层接受了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理想的激励和理论支持；儒家借助士阶层的优良文化修养和主体意识来实现自己文明交往的理想。
道义忠信的交通载体：实践着孔子“礼仪之邦”的文明交往原则
《乡党》中记载孔子为君摈相之容和聘于邻国之礼，的确是以礼仪为原则来处理国家间的文明交往。但他有感于当时参与文明交往的人只是些“斗筲之人”，一般民众“父母在，不远游”，然而“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宪问》)。所以他根据自己文明交往经验来加强对士文明交往礼仪和道德素养的教育：
首先，广收各国学生以培养士。孔子学生中，子贡、子夏卫人，子张陈人，公冶长齐人。真可谓“有教无类”，突破过去官学形式，进行私人讲学。
其次，“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所以先要培养士去治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行已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是士对外代表君主、国家时的素质要求。“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是士在宗族、乡党中的必要素质。“言必信，行必果”，是与人交往的道德要求。所以孔子对士的培养是循序渐进的，重视对士做人素质的掘发，真正做到“有方之士”才适宜远游去治国平天下。
1.1丰富室内的空间层次现如今，人们对于灯光的认识不仅仅停留在照明的基础上，更是上升到美的追求上，同时每一种灯都有着自己的特点，这就决定了在室内合理的采用灯光照明可以丰富室内的空间层次，同时多光源的配合，能够使空间用偶一些微妙的变化。比如我们的客厅，是室内的主体，那我们在选择灯光的时候，首先要选择的是主灯，这就要求主灯一定要具有最基本的照明效果，有良好的光线。而在副灯的选择上，我们可以根据我们的需要进行合理的布置，可以从光线以及作用上进行选择。
1.2有利于烘托不同的气氛不同的灯光颜色以及光线强度都会对于人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变化，比如在强光线下，我们的心情就会明亮、活跃一些，而如果光线较暗，我们的心情就会变得压抑、恐怖，而光线相对昏黄，而我们就会有一种慵懒的感觉，这便是光语言的神奇之处。在室内设计中，我们就要合理采用灯光照明来烘托气氛，不同的场合合理利用光照强弱、以及冷暖的变化。
1.3强调重点一般来说，人们的习惯便是将实现集中在光线较为强烈的物体上，这便是光线的另一个作用。就像是绘画一样，人们关注的重点往往在那些颜色对比强烈的地方，这是人的本能。在室内照明中突出应该是客厅，我们采用合理的灯光有利于避免一个吊灯的孤独，同时还可以根据季节以及不同生活的要求，对室内的光线进行变化，以达到突出重点的目的。
2.室内灯光照明艺术的原则
2.1功能性原则灯最基本的功能便是它的照明，所以在选择的时候，我们就要建立在我们能够满足光线的强度上，满足我们自身生理需要，然后在进行合理的灯光布置，进一步追求灯光照明的艺术美。试想，我们将灯光布置得再美，而我们在室内不能进行基本的生活，或者是我们的生活受到干扰，那么灯光就失去了它原本的意义。所以在进行灯光的布置时，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它的功能性，究竟是烘托气氛，还是照明的。
2.2经济型原则在室内进行灯光布置得时候，我们还需要考虑到灯具的质量的问题，比方说在浴室的灯具应该考虑到它的防潮性。我们要根据灯具使用的不同位置，来考虑到它的使用寿命等等。
2.3美观性原则在满足了我们基本的需要后，我们对于灯光照明的需要就上升到了另一个层次，那便是美观性。灯光的数量、颜色以及灯具的造型都会对人的视觉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高亮度的空间会让人感受到空间的宽敞、明亮；而低亮度的空间则会让人感受到神秘、沉寂；明暗对比较弱的空间人们会感受到轻松、舒适；而明弱对比强烈的空间会让人感受到紧张、兴奋。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室内的光线强化室内物体的质感，改变我们的视觉感受。
3.室内不同功能的房间的灯光照明艺术
3.1客厅客厅是室内的主体，是生活的主要场所，应该配有吊灯、壁灯、射灯等等，一边与满足各种人的不同需要。并且，在客厅中人们的活动也是最为丰富的，我们采用多种灯具，可以利用不同灯光照明的效果，满足人们休闲、娱乐、会客等等对于灯光的要求。
3.2卧室卧室的功能主要供人们睡眠需要的，原则上可以选用一些灯光照明效果较弱的灯具。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又是还会有其他的需要，例如在睡觉之前看看书，我想好多人都是有这个需求的，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选择光线较为明亮的灯具。将这两者结合起来，那便是在主体的吊灯的选择上，选择灯光较暗的，而在床头可以布置一些伞形的光线较充足的灯具，以满足人们的需要。
3.3书房书房是一个功能性的地方，一般来说，学习或者是办公我们才会进去，所以这就要求书房的关照一定要充足，并且不仅仅是书桌周围的灯光，更是整个书房的环境，都应该是明亮的，都应该获得充足的照明，当然了，这个明亮的度是要符合我们视觉的要求的。这样的学习环境，才不会轻易的产生困意，同时也有利于保护眼睛。
3.4厨房厨房和书房一样的，是带有特定功能的房间，在这个房间内，我们要进行烹饪以及洗涤。并且我们在生活中发现，烹饪是一种用眼很多的工作，我们要在短时间内在众多的调味品中寻找到我们需要的。在进行洗涤的时候，我们要搜寻细小污垢，这些都要求灯光具有高显色性，让我们能够清楚的辨别每一种调料。
明式家具主要产生于以苏州为中心的吴中地区。王世襄先生认为，“概况地说，生产精致的硬木明式家具的时代和地区，可以缩短成一句话———它主要是晚明至清前期，尤其是16，17两个世纪苏州地区的制品。［2］”吴地作为一个具有鲜明区域特色的文化圈，家具的发展与这里的经济政治、主流的哲学思想、艺术审美、民俗士风，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吴地士阶层的文化从其产生之初就有自己的特色，儒家文化在这块土地上没有生根发芽，与之相反的道家思想却早早的在这里生根开花。尽管这里也经历了秦汉统一，独尊儒术，吴地的主流哲学思想仍然没有弃道从儒，而是走上了遵道崇佛的非主流之路。明代的文人士大夫在家具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这一时期的士阶层最为活跃，积极的参与到家具设计中去，并阐述了大量的家具理论，无疑对于明式家具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明代午荣所汇编的《鲁班经》，是由建筑的营造法式与家具设计、制作法规两部分构成;高镰的《遵生八笺》，较为突出的是其中设计的二宜床、欹床;文震亨的《长物志》，涉及家具的章节主要是卷六“儿榻”和卷十“位置”“几榻”，其中描写了应该使用怎样形制的家具，着意于避俗恶之器;王圻、王思义父子撰写的《三才图会》，形象地描述和研究明代的宫室、器用、家具和仪仗制度等;唐寅在临摹《韩熙载夜宴图》时增绘了一些家具，并对其加以设计;沈复的《浮生六记》中着意传统化的江南人生观，寻求现实生活物质文化的精神开拓。明代文人不仅提出了许多关于家具形制、尺寸、装饰、用材、审美等方面的理论，同时更有亲自设计出体现文人的所爱所好，满足文人的诗兴雅致和实际需要的“文人家具”［3］。
2吴地士阶层的审美风尚对明式家具设计的影响
2．1空灵飘逸、静谧深邃的造型明式家具简洁、自然质朴，以舒展流畅的线条为主要造型元素。家具体现了寓情于理、寓动于静的哲学含义，从中可以看到空灵寂静而又富有流动的独特造型。明式家具在造型中的基本元素点、线、面中，线无疑是最活跃的。明式家具的线条流动舒畅富有生命，线条中具有空灵的禅意，在明式家具上展现出清新、明快、优美的视觉感受，其在家具结构线形的运用上多数体现了中国传统书法及绘画等线形运用方式，这也同道家所代表的人文思想相契合。明式家具所表现的直线极为自然、恰当，然而在曲线方面流畅、优美，较常用弯度不同的“S”形等自然流畅的曲线。在造型中经常对曲线和直线做对比，集中两者共同的优点，线条运用的一气呵成、柔中带刚，有时又会带有小的弧度来增生风趣。线条通过有曲有直，亦方亦圆的不同变化，使得造型上取得空灵飘逸的效果。这种线条的变化，蕴涵了丰富的人文意义，体现出士阶层所具有的古雅气质。
2．2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的选材中国古代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思想，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是这种意蕴。明式家具在用材上选用优质硬木，具有较高的硬度和强度，加工时尽可能随着木质纤维的排列方向进行加工，发挥硬木材料质地坚实致密的效果。在制作时充分利用木材本身的色调，显示木材的天然质感和肌理美，正如士阶层的淳朴自然的性情，同时也是士阶层对“自然无为”思想的一种遵循。明式家具要求木材能够展示出厚重的书卷气息，并且具有温暖、柔和、亲切的情感表现力，使之达到简洁明快的艺术形态。明式家具中倾入的自然简朴的艺术特征，使家具从选材上达到了科学与艺术、技术与人文的结合。由此可知，在明代，硬木家具竟然掀起了一股攀文附雅之风尚。这不能否认是明代文人的热衷与推崇所致。
2．3精湛细致、巧夺天工的结构明式家具无论在整体上或是局部中，都体现出精湛细致的结构方式。这也是取决于使用了优质硬木的结果。充分利用榫卯自然咬合，运用人工的巧思，使其不但符合力学结构，而且坚固美观。将自然的美与力发挥到了极致，这也是道家以“虚静”为主的哲学观的形式表现。明式家具大量吸收了建筑上榫卯技术，同时又结合了自身优点，形成了明式家具的榫卯体系。明式家具在不同的结构上使用不同的榫卯，使其在实现了功能要求的同时又极具结构美。明式家具经历了数百年的沧桑变迁，至今仍牢固如初，足以证明其结构上科学合理。
2．4高雅委婉、超逸含蓄的装饰适度的装饰是明式家具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明式家具在装饰上顺应老庄的虚静恬淡的思想，顺从自然原生性，发挥物的天然本质。装饰风格质朴但不俗，只在局部作精致小巧的装饰，绝不贪多堆砌也不曲意雕琢，只做到恰如其分的局部装饰，使之不失简洁朴素的本色，极具艺术性与实用性。家具的装饰常与结构融为一体，成为家具结构中独特的一部分。装饰常以小面积局部进行漆雕或者透雕，其刀法平稳有力而准确，技法成熟，转折灵活，极富有生气。极其善于提炼，精于取舍，将家具的装饰提高到一个极高的水平，朴素而不简陋，精美而不繁褥，做到恰如其分的装饰。明式家具也会常在家具上附于金属饰件，合页、把手及其他配件，增生灵动情趣。金属构件具有很强的装饰效果，使其成为整个家具的点睛之笔。明式家具常常以虚衬实，以无衬有，从而营造意境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
3结语
在实验室实验中，有一种形式比较新颖的实验，利用互联网进行的实验，即学生主要通过互联网查询并收集相关信息，了解书本中所没有的知识，并加以应用。本类型的实验在所有实验室实验中所占的比重仅为7%，但在整体教材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一种比较新型的实验类型，是现代生物教学的重要体现，是生物实验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完美结合，将生物学的知识与信息检索紧密联系。对生物科学的学习不应只仅仅局限于教材中已有的知识，还包括了通过独立自主地收集查阅资料而了解一些课外的知识。经过利用互联网实验的训练，学生可以基本掌握如何探索课外知识。因而，本类型的实验内容是对教材内容的扩充与丰富。利用互联网的实验不仅可以让学生了解许多教材中没有的生物学知识，而且能够对学生进行相关的情感态度的教育。模型模拟实验。在所有的实验中，共有4个模型模拟类型的实验，即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发明并构建模型，将模型运用到实际生活中，为生活提供便利，或者模拟某种生物现象，从而更加深刻地理解所学知识。模型模拟类型的实验在全套书中所占比例不大，但该类型的实验较为新颖，对于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训练学生的抽象逻辑思维有很大的帮助。这四个模型模拟的实验分别为：“模拟腹部按压术”“动物的生境“”太阳能炊具”和“编制真菌野外指南”。这些实验都是应用性比较强的实验，与学生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
2实验室实验的编写特点
2.1观察或验证类实验示例
以《生命科学•动物》第一章“动物学入门”第二节“海绵动物和腔肠动物”中的“观察腔肠动物”为例，教材设计是：（1）现实世界的问题：水螅对食物和其他刺激产生怎样的反应。（2）目标：预测：水螅对各种刺激产生怎样的反应；观察：水螅对刺激如何反应？（3）材料略。（4）安全防御（以图片示意）略。（5）实验过程：略。（6）结论和应用：分析：当水螅被触到时，会发生什么？水螅的其他部位发生了什么？描述：说出触手为水螅提供的帮助。（7）交流你的数据：与其他同学比较你的记过。讨论是否被其他研究的所有水螅都有相似的反应，这些反应对水螅生存具有怎样的帮助。
2.2自主设计类实验示例
以《生命科学•动物》第一章“动物学入门”第二节“海绵动物和腔肠动物”中的“比较自由生活的和寄生生活的扁形动物”为例，教材设计是：（1）现实世界的问题：扁形动物的身体如何适应它们的生活环境？自由生活的扁形动物和寄生生活的扁形动物的适应是否一样。（2）目标：对比和比较：比较自由生活的扁形动物和寄生生活的扁形动物的身体结构与功能；观察：扁形动物如何适应它们的环境？（3）可能用到的材料：略。（4）安全防御（以图片示意）略。（5）形成假设：对你认为的营自由生活的蠕虫可能具有的适应提出假设。这些适应的益处是什么？（6）运用科学方法：验证假设：制定计划：①以小组为单位，将你设计用于比较和对比扁形动物类型的方法编列成表。从老师那里获得如何处理活的扁形动物的信息。②选择你在步骤①中描述的其中一种方法。列出你需要进行的实验步骤，确保对每一步都有详细的描述。③列出你完成实验所需要的材料。④在你的科学日记中自主设计一张数据表。当你的小组开始收集实验数据时，充分利用这张数据表。执行计划：略。分析数据：解释：寄生生活的扁形动物与自由生活的扁形动物有哪些相似点？描述：找出寄生生活的扁形动物和自由生活的扁形动物的差异。结论和应用：辨别：自由生活的扁形动物中哪一种身体系统发育更完善？辨别：寄生生活的扁形动物中哪一种身体系统更复杂？推断：哪些适应使一些扁形动物营自由生活？（7）交流你的数据：与你的同学一起讨论实验设计和结论。需获取更多帮助，请参考《科学入门》。
2.3编写特点
实验室实验的编写体现了本套教材“做中学”的特点，在实验的一开始提出一个“现实世界的问题”，然后引导学生像科学家一样思考和探究这个现实问题。教材对每一个实验都提出明确且可操作的学习目标，提供可供选择的实验材料，并用图片来提醒学生注意该实验安全的哪些事项。接着再由学生自主实验。教材在实验室实验“结论和应用”部分，一般都会根据实验的具体内容，设置“分析”“描述”“辨别”“推断”“解释”等部分，从实验的现象或结果入手，分析实验，然后再把刚习得的技能或知识运用解决拓展的问题，对迁移运用知识。如“观察腔肠动物”中的“结论和应用”阶段，教材首先要求学生根据观察，说出水螅被碰到时发生的身体变化，然后再描述触手为水螅提供的帮助，从而要求学生思考结构与功能的关系。自主设计类实验特别注重对学生科学方法的培养，根据科学探究的过程来设置实验，要求学生经历形成假设、验证假设、分析数据等过程，培养学生的思维与志趣。在实验的最后，教材还设置了“交流你的数据”环节，要求学生与同学分享探索的结果，或是发散思维进一步思考，如在“观察蚯蚓的行为”实验中，提出“写一个故事来描述蚯蚓一天的生活，列出蚯蚓的活动、可能遇到的危险和问题以及它们的生境”。
3实验室实验特点分析
有关这种器物的用途一些学者已进行过研究，吉向前先生在《中国文物报》2000年12月24日3版发表了《红山文化的斜口器是盛放器不是撮楼工具》一文（以下称《吉文》）。《吉文》从斜口器的分类、功能、源流进行了考证，同时还把斜口器与马蹄形玉箍之斜口进行了对比，但是《吉文》所持观点及举证分析所得的结论，笔者不能苟同。另外，目前所流行的：“斜口器是一种撮搂工具的观点，或是一种专门保存火种的容器、或是用作取暖的火盆、或是人们漂洗食物用的澄滤器、或是取水用的大水瓢”等诸说法，笔者通过对红山文化所发表的相关资料的研究，认为所有这些说法都不能成立。故撰此短文，略陈己见。
一、斜口器的形制、用途、命名
如果把红山文化中的斜口器分为“有板耳”、和“没有板耳”两类，我们就会发现“有板耳的斜口器”一般器形较大，“没有板耳的斜口器”通常器形较小。很清楚，没有板耳的小型斜口器适合单手操作，有板耳的大型斜口器必须双手操作。无论有无板耳、但有鸡冠耳的斜口器更适合双手端握。
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斜口器经复原，口径约52.8、底径12.8、通高约52.4厘米。北台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底径13.2厘米，口径与通高当与牛河梁遗址出土的斜口器差不多。《吉文》云：“牛河梁遗址和北台子遗址出土的斜口器，皆为夹砂陶质，形体硕大，斜口外敞十分厉害，斜口最高处与最低处两者的高差在45厘米左右，如果用它来撮取灶坑中的灰烬等，稍微碰撞就会损坏”。并言：拿斜口器实物模拟撮取动作，因“它的口太大、太敞，身极长又很重，根本不敢用力前后移动，小心翼翼地用力托着才能保证不失手，更不用说大幅度高强度的撮搂动作了。”故吉先生认为：用斜口器作撮搂杂物工具达不到省力快捷的目的，它主要是作为盛放器使用的。
在这里笔者强调一点，虽然斜口器形似撮子，但它并不是作为撮搂杂物的撮子来使用的，它只所以口敞如撮，完全是为取火、载火、传火方便而设计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事实是：它常常出现在火塘旁，或闲置在房屋的角落，它与火所结的不解之缘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四棱山遗址出土的斜口器，敞口、斜壁、小平底，口沿呈慢坡状。口沿下有一圈指甲纹和两个对称的鸡冠耳，器表施横行弧线加篦点纹，底部有编织纹。口径约24、底径10.4、高约17厘米。这种器形在新乐遗址也发现过，比牛河梁遗址出土的同类器物要小。鸡冠耳在这种器物上的出现，说明它在使用过程中可以供人双手端握。所以说其用途不可能有第二种解释，它只能用于取火、载火、传火。如果是用于打扫灰烬、撮搂杂物，按照当时的生产技术，编织一种竹编、或草编、或藤编的“撮形器”完全可以，根本没有必要去烧造一种即笨重又易碎的陶器去作撮子。
“红山人”选用陶质斜口器取火、载火、传火的另一个原因是陶质不仅保温，而且隔热，用时或抓、或握都不烧手。可以想象，原始的“红山人”从一个火塘中（或者专用的火种堆）取火，其过程应该是先将斜口器对准火塘灶口底部放下（或者将斜口器对准正在燃烧的火堆，也有可能是燃后未灭的柴灰堆，或者是公共保存的火种堆），取火者左手推掌住斜口器的小板耳，有可能是撮取火种，但更大的可能性是取火者右手用火棍从火塘中（或正在燃烧的火堆、或燃后未灭的柴灰堆中、公共火种堆）将火种拨进斜口器，如果斜口器口面过小，就不利于火种的拨进和撮取。此时，人们在拨进撮取火种过程中，往往会把火炭连柴带灰一起撮进、或拨进斜口器，假若是火塘或火堆正在燃烧时取火，就更有可能在拨进火种时迸出很多正在燃烧的柴炭渣，斜口器开敞如撮的嘴子和伸长的舌头正好吃掉它，这就是斜口器为什么口斜、为什么口敞的原因。
诚然，当人们双手端握着带有一对鸡冠耳的斜口器(有些无耳)将火种运载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其传接火种时还存在着一个“拨火”过程。不过，这时火种是从斜口器中向未点燃的火塘中拨进，此时的斜口器中不仅仅有火种，而且还有取火时带进来的柴灰渣，如何将有用的火种拨进火塘，将无用的柴灰渣筛选出来，斜口器宽敞的口面就成了拨选火种的“前沿”，也可以称作“簸箕舌头”，这样就为筛选火种带来了方便。筛选火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端起斜口器进行摇簸，或者拿火棍来回拨刨，所以说它是一种获取火种、承载火种、筛选火种的专用工具。不是打扫灰烬用的撮子，不是火盆、不是澄滤器、也不是大水瓢，更不是《吉文》中所描述的，是存放较短棍棒、骨质鱼漂、木质陶拍、纺轮、网坠之类的盛器。正因如此，所以人们在操作使用它的过程中，根本不可能使用大幅度、高强度的动作，一切都是在小心翼翼的情况下进行。若给其定名，笔者认为称其为“火簸箕”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此器不仅有簸箕之形，而且在功能方面行簸箕之实。
二、“火簸箕”产生的历史条件及背景
人类用火已有一百多万年到二百万年以上的历史。目前，在红山文化分布的主要区域辽宁省朝阳地区所发现的喀左县水泉乡鸽子洞遗址，曾出土距今10万年前的人类牙齿化石、和动物化石、以及打制石器和灰烬层，说明在十万年前，“鸽子洞人”已从事狩猎并用火熟食。距今四、五万年前，朝阳大地上出现的与现代人体特征相似的原始新人——“建平人”，应该说是“鸽子洞人”的后裔，“红山人”应该是“建平人”的后裔。但是“鸽子洞人”所用火种也是来自对自然火种的保存。我们通常所说的“钻木取火”，即便是到了“建平人”生活的年代也未出现。“红山人”的取火水平到底有多高，现在我们无以验证。但从《周礼·司爟》有“更火、变火”，《论语·阳货》有“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记载情形来看，距今五千年前的“红山人”，其取火水平还不可能太高，其保存火种的方法还只能说是“鸽子洞人”的继续。汉代学者马融其所著的《三传异同说》中注“改火”：“《周书·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钻火各异木，故曰改火也。”为什么四季钻木取火，要选择不同的木材，这是古人在长期的取火实践中总结发现的。
相关资料表明：五千年前，红山文化分布的内蒙古东南部、辽宁西部、河北北部、吉林西北部地域范围之内，所生长的适合做取火材料的常见树种仅有榆、柳、杏三种，也就是说，到每年农历六月（季夏）以后，生活在红山文化区域范围内的原始部落，都要为取火找不到合适的木料而发愁，保留火种就提到了“红山人”的议事日程上来。《周礼》、《论语》所记是距今两、三千年前的情形，由此推断：“红山人”虽然已掌握了钻木取火的本领，但因季节变化，他们春、夏常用的榆、柳、杏三种取火木料，在秋季以后使用时往往因取火困难、或取不出火来。这时，他们就不得不采用古老的、传统的、保存火种的办法来保存火种。“红山人”每一个聚落里都可能有一个或几个公共“火种堆”，这些“火种堆”都有专人看管。每个家庭在做饭、取暖和聚落集体烧窑时都要从公共“火种堆”提取火种，然后才能点燃自家灶膛和集体的陶窑。当然，这也不排除各家之间就近互引火种的可能，“火簸箕”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它是社会生活实践的产物，是“红山人”的专利产品。无论从形制设计、还是从实际用途角度讲，它都集中体现了“红山人”的聪明和智慧。
三、马蹄形玉箍与“火簸箕”毫无关系
【关键词】名媛诗归;作者考辨;特征;价值
导语
《名媛诗归》是明末竟陵派诗人钟惺所编的一部历代女性诗歌作品总集。全书收录自上古神话人物皇娥嫘祖《清歌》至明代王微《留别林天素》,共约350位女诗人,1600首作品。前有题名“景陵钟惺伯敬父”所作《古今名媛诗归叙》。
《名媛诗归》作者考辨
关于《名媛诗归》作者是否为钟惺,一直以来多有争议。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旧本题明钟惺编。取古今宫闺篇什,汇辑成书,与所撰《古唐诗归》并行。其间真伪杂出,尤足炫惑后学。王士禛《居易录》亦以为坊贾所托名……”
清人朱士楷也说:“不知《名媛诗归》乃吴下人伪托钟惺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辩?又向来坊间有《明诗归》,更俚鄙可笑,亦托名竟陵,又足辩耶!”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尚不足为信,理由如下:
(一)清代官修大书,凡有前人成书为基础的,总是对前人成书进行贬低或秘而不宣,以抬高新修官书的身价。对明代作家、作品更是多有诋毁。
(二)而证明《名媛诗归》是钟惺所编的亦有以下几条理由:
(1)《诗归》收古逸诗至晚唐诗共三千三百余首,而其中所收女诗人,以唐代为例,仅12家,作品12首,其中对女诗人作品评点极简(多仅有一句总体评点),与其评男诗人作品不对称。钟惺很可能对妇女作品另作一书专门收录。
(2)对比《诗归》、《名媛诗归》评语,亦可找到些依据。
《唐诗归》中长孙皇后《春游曲》钟云:“开国圣母,亦作情艳,恐伤圣德”,则天皇后《如意曲》钟云:“老狐媚甚,不媚不恶”,郎大家宋氏《拟晋女刘妙容婉转歌》“情在一字”,相对应篇目中,《名媛诗归》的评语都引用了《唐诗归》中的全部评语,且更具体详细地加以评论。
针对不同作品,《唐诗归》和《名媛诗归》的评语也都具有明显的竟陵派特征:
论诗观念。如名媛诗归》中长孙皇后《游春曲》有“诗中连用井上、薝边、花中、树上,一气读去,不觉其复。可见诗到入妙处,亦足掩其微疵。休文四声八病之说,至此却用不着”;《唐诗归》中王维《赠刘蓝田》有“厚甚,为此一句不入律内,然盛唐人不拘”。两书都讨论了诗歌内容与诗律的关系,并且都强调了内容的重要性。
评诗关键字:《名媛诗归》中评语如深细、厚、雅、气、幽、真、艳、庄、淡、情、清、孤等词都具有明显的竟陵派特征。以“深细”为例,《名媛诗归》有“何等深细”(《游春曲》),“亦觉观1物之细”(《秋风函谷关应诏》),“可见诗贵深细”(《赋得北方有佳人》),“入事俱细泽”(《游嵩山》,“即深于体物矣”(《池上竹》),“穿字说出深曲”(《寒食城东即事》)等。
《唐诗归》有“散字,写景细”(《桃源行》)、“四字甚深”(《西州诸公见过》)、“此尽字说得深”(《饭覆釜山僧》)、“极真极细消人宦况”(《休假还旧业便使》)等。
(3)都注重对诗句用字的评点。如《名媛(下转第100页)诗归》“三字有孤赏,独赏之意”(上官婉儿《其八》),“怕字、类字、当字,俱丑”(《其十一》),“今日两字,用来挻然,入口自能知之”《其十二》),“失却二字,惊情痴语”(蒋蕴《赠郑姑意》),“烛用香字亦奇”(《白蜡烛诗赠人》),“握荡二字,说酒亦有意味”(《谢人送酒》),“挂叶二字,便新,若入柳叶等语,却陋极矣。”(江采蘋《谢赐珍珠》)等。
由上我们可以推断,《名媛诗归》应该是钟惺所编。
《名媛诗归》特征
(一)按作者时代先后编排。
《名媛诗归》大抵按诗人所处年代先后进行排列,而不在乎其身份地位的高低。以唐代为例,《全唐诗》将则天皇后列于徐贤妃前,因为按地位而言,武后要高于贤妃,而《名媛诗归》将贤妃列于武后之前。
(二)《名媛诗归》小传
1,小传的内容包括叙述家世、人生事迹,对其德行评价,说明成诗背景,以及注明姓名之他作,概括诗歌风格等。
德行评价。武后小传“然性多,嬖幸诸臣,紊乱朝政”,对其诗亦有“造语造想,必使奇尽露,可以想其心手之辣”、“专欲以巧取胜,不知其为妖矣”、“老狐媚甚,不媚不恶”,当然对诗句中值得称道之处也给予肯定,如评语“低字稠叠纷披,确然其览,非形容如此。然尤在捶字,生得有力”、“入事俱细泽”等等。
成诗背景。如江采蘋“帝每念之,时在在萼,夷使贡珍珠者至,命封一斛密赐妃,妃不受,以诗付使者,曰:‘为我进御前也。’上览诗,怅然不乐,令乐府以新声度之,号一斛珠曲,名盖从于此”。
注明他作。卷十杜恙妻赵氏小传有“一作刘氏”,卷十蒋蕴小传有“一名馥”。
概括诗歌风格。刘令娴小传中有“辞甚凄怆,父勉本欲为哀辞,及见此文,乃阁笔,萧韶称:‘刘孝仪诸妹,文彩艳质甚于神人也’”。上官婉儿小传中有“又常代帝及后,长宁、安乐二公主诸篇,采丽益新。时属辞者大抵浮靡,然所得皆有可观,昭容力也。”
(三)《名媛诗归》评语
这是《名媛诗归》区别于当时其他女诗集的最大特征。这些评点不但可以让读者更易于理解诗歌作品,领悟其艺术魅力,而且在无形中构建起女性创作价值的评论体系。《名媛诗归》的评论是由《古今名媛诗归叙》、小传、句间评语及终篇评语共四个层次构成的。《古今名媛诗归叙》是评语的纲领。钟惺在此提出了两个关键词:"自然"、“清”。
句间评语是主体部分。这部分是整部《名媛诗归》最精彩的部分,是研究竟陵派诗论的重要资料。卷九评赵氏《拟古》“骤雨满空来,当轩捲罗幕”为“入口亦觉凉气飒然”,评“度云开夕霁”为“度云二字,有升眺清远,势尽川陆之意”,评“孤鸾伤对影”为“伤对影,便幻,若止说伤影,便直”,评“摇心欲何托”为“摇心,‘摇’字妙,泛泛无所适从也,用遥远‘遥’字,便恶俗极矣”。
篇终评点,一般是对诗作的整体艺术风格进行概括。如赵氏《拟古》,其篇末评点为“清适自喜,正以平静为古,拟古中有慷慨深兴一流,却似此和正,亦不失为温纯之质也”。这正是《叙》中所言“三百篇,……唱为怀人之祖,要以不失温柔敦厚而已”的具体运用。
《名媛诗归》的文献价值
(一)文献价值
1,它是一部通代的妇女诗歌作品集,是明代诸多女诗总集之一。对女诗人作品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由于竟陵派在明末的兴盛,而使女诗地位迅速提高,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2,保存了女诗人作品字句的不同版本。对比《名媛诗归》卷九和《全唐诗》卷五如下:
结语
《名媛诗归》是一部具有较大价值的总集,它是自嘉靖年间起日益兴起的女性文学结集和研究的代表作品,然而对这部作品集的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展开。本文只是浅略地对其作者、成书及文献价值作了些梳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作更深入的探讨。
参考文献
[1]钟惺.名媛诗归上海有正印刷所排印民國七年初版
[2][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M].北京:中华书局,1997.
[3]郑艳玲.题名钟惺评点的《名媛诗归》[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4]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王艳红.解读《名媛诗归》[J].山西煤炭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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