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6 18:33:37
导语：在货币危机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国际货币体系，金融危机，汇率，人民币区域化
一、国际货币体系的现状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国际货币制度改革问题。1976年1月，参与专门委员会的20个国家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举行的会议上签订达成《牙买加协议》，奠定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形成的基础，因此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也被称为“牙买加体系”。《牙买加协议》的要点可以归纳如下：一是黄金非货币化，以及强调特别提款权（SDR）的国际储备地位。二是允许会员国自由选择、制定和调整汇率，使浮动汇率合法化。三是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的总份额，扩大基金组织在解决成员国国际收支困难和维持汇率稳定方面的能力。
实际上，《牙买加协议》签订后，国际货币体系并未完全按照其规定的方向发展。一方面，自由选择汇率制度的规则得到了很好的贯彻，汇率制度朝着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汇率政策也成为一些国家实现宏观经济目标的政策手段之一。另一方面，特别提款权并未取代美元成为新的国际货币，美元保持着其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它既是全球范围最主要的储备货币，也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计价和结算货币。需要指出的是，美元在“牙买加体系”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是各国政府和交易商、投资者的选择，而不是像在布雷顿体系中一样作出明确规定的。从相关参与方享有对汇率制度、储备和结算货币等的自由选择权这一角度来说，“牙买加体系”可以概括为“无规则”的体系。实际上，随着欧元的推出以及欧洲央行较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操作，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逐步确立并呈上升趋势。这一变化从IMF对各国官方储备的统计数据中得到清晰反映，从2000年末到2008年第二季度末，在可明确币种的官方外汇储备部分中，工业化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3%下降到68%，欧元储备比率从17%上升到23%，发展中国家的美元储备比率从70%下降到59%，欧元储备比率从19%上升到29%。
二、金融危机对美元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的影响
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无疑是对美元国际地位的又一次重大冲击，这表现在以下各方面：
一是危机使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进一步下降。计量研究的结论认为，主导货币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每变化一个百分点，其在国际储备中的比重会变化1.33个百分点。美国在世界经济中份额的下降无疑会对美元的主导货币地位产生影响。二是美国金融体系的调整降低了美元资产的吸引力。三是危机使美国中长期通胀前景不利于美元的稳定。但种种迹象表明，这次危机仍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美元的霸主地位，美元作为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国际货币体系向美元和欧元双极化演进还有一段路要走。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前的金融危机并不只是美国的危机，而是全球经济的危机。不仅美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欧盟、日本经济受打击的程度丝毫不亚于美国，欧盟和日本经济甚至先于美国进入了衰退。因而在这场危机中，欧元金融资产的安全性并不高于美元资产，美元传统上作为危机资本避难所的角色没有改变。这也是近期美元对包括欧元在内的多数货币不贬反升的主要原因。
其次，欧元区金融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系列问题导致在与美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欧元区金融市场的深度与流动性与美国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欧元区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也尚未完全实现，跨境金融交易与服务的成本高，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收益率。这些都制约了外部投资者持有欧元资产。
第三，欧盟发展中的一些长期问题也影响着欧元的吸引力。欧盟的长期经济增长率要低于美国，并面临着比美国严重得多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这些都会影响到欧元资产的长期收益率。此外，欧盟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联合体，其政治一体化进程顺利与否也对其货币的国际影响有很强的关联，欧元的不确定性也因此增加。
第四，历史经验表明国际货币体系中主导货币的转换常常滞后于经济实力的转换。长期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使用单一货币的经济体规模接近美国，这也是历史上曾多次发生美元危机，但美元的主导地位仍难以撼动的重要原因。美国经济如果持续出现问题，美元主导货币的地位是有可能被替代的。但从历史经验看，这种替代的过程很漫长并往往伴随着十分重大的历史事件。
总体而言，当前金融危机对美元和欧元地位的影响目前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两大经济体谁能够率先走出危机，实现金融市场稳定和经济增长重返正轨，谁就能够在主导货币的竞争中占有先机。
三、我国的对策－－积极推进人民币区域化进程
（一）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面对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变化与中国经济规模的扩大，我们应抓住机遇提高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通过适度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降低我国在对外贸易、储备等方面对美元的过度依赖，以保持我国经济、金融的稳定。
人民币适度国际化对中国经济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减少美元汇率波动对我与周边地区贸易的干扰。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我适度降低外汇储备规模，实现资源更有效率的使用，减少巨额外汇储备对货币政策的制约，并降低储备自身的风险。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降低中国出现货币危机的风险，并有利于金融机构和企业规避汇率风险，解决债务与收益货币不匹配的问题。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实现生产与消费的稳定，对提高国民福利也有所助益。
当前，人民币区域化的条件也日趋成熟。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为人民币区域化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巨额的外汇储备意味着我国有能力参与区域金融合作机制的建立并在其中起到相对主导作用，也有利于提升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信心。同时，我国有着与其他亚洲国家密切的贸易联系，对亚洲其他地区保持着较高的逆差。2007年中国进口总额的近40%是与亚洲国家的贸易。而且，人民币对内对外的币值均总体稳定。实际上，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已经呈现出加快的趋势，在东南亚部分地区已经成为“硬通货”。“牙买加体系”所具有的“无规则”的特点和近年来国际货币体系呈现的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也为人民币的区域化、国际化提供了有利空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促使各国反思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的弊端，对于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可以说是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推进人民币区域化的对策建议
1、建立有利于实现人民币区域化的各类机制
第一，与主要贸易伙伴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签订有关人民币流通的合作协议，逐步扩大人民币作为对外贸易计价货币和结算货币的比重和范围。
第二，实行人民币在资本账户某些项目下的有条件兑换。
第三，建立多元化的人民币回流机制，包括尝试允许境外人民币到境内直接投资、允许用境外人民币支付我国出口商品货款等。
第四，与区域内国家和地区建立信息交换和统计监测的合作机制，加强对人民币非法和突发性流动的监测和控制。
2、推动香港成为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
为了有效促进人民币离岸业务的发展，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进程，应充分运用香港作为亚洲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将香港发展成为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一方面，作为亚洲主要的金融中心之一，香港经过多年发展，其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及监管制度都相对完备和规范，金融人才聚集，对于发展人民币离岸业务有良好的硬件和软件基础，这有利于帮助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快发展，推进人民币区域化。另一方面，承接人民币离岸业务，加强与内地的经济金融联系，也有利于香港分享内地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从而提高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3、加快国内金融机构走出去步伐
金融机构走出去、发展海外业务是推动人民币区域化过程中的战略必然选择，同时也有利于我国经济金融的进一步开放。通过金融机构走出去，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能够将业已形成的周边地区人民币流通纳入正规的银行金融服务体系，降低不规范的流通方式给交易者带来的风险，促进人民币流通规模和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有利于对人民币境外流通状况的监测与分析。
关键词：涵义；金融危机；成因
一、金融危机涵义
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对金融危机的定义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它表现为一国货币短期内大幅贬值，该国金融市场上价格的猛烈波动，大批的银行经营困难乃至破产，整个金融体系急剧动荡。其显著的特点是整个金融体系急剧变动，具体表现有：一是外汇汇率、利率大幅上升，二是股市急剧下挫，三是大批银行经营困难甚至走向破产。金融危机与货币危机、经济危机有密切地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货币危机主要是指实行某种形式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在国内外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外汇市场参与者对该国维持固定汇率的能力丧失信心，从而进行大规模的本外币资本置换，导致该国货币大幅贬值，固定汇率制崩溃，外汇市场持续动荡的事件。就经济危机而言，一个通俗的解释是生产过剩找不到需求，引发社会经济大混乱。通过上面的分析不难发现：货币危机主要局限于外汇市场，金融危机的范围扩大到了金融领域，而经济危机影响范围更广，表现为实物经济的严重衰退和国民经济运行体系的巨大破坏。货币危机可能诱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引起经济危机，乃至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因此，我们通常所说的金融危机就成了经济危机的代名词。
二、金融危机理论
自从“郁金香泡沫”破灭后，西方世界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逐渐增多，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对此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研究引起了西方经济理论界重视。比较系统的研究金融危机理论是从20世界70年代末开始的，主要理论有如下几种：
（1）宏观经济基础理论模型
1979年克鲁格曼提出了第一代危机理论模型，该模型认为政府对财政、货币政策的过度扩张会导致经济基础恶化、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并最终导致金融危机。这个理论的产生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当时美国发生了二战后的第五次经济危机，美国经济和国际收支进一步恶化，国际金融市场抛售美元的风潮更甚，迫使尼克松政府实施新经济政策，停止美元与黄金兑换的挂钩，因此引发更大规模的抛售美元，西方主要工业国家先后放弃了本国货币与美元保持平价的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固定汇率为特征，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以浮动汇率制为主，多种汇率制度并存的国际汇率制度。用克鲁格曼的理论来解释金融危机我们假设一国货币需求非常稳定，如果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实行过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会导致国内信贷扩张、居民向外国购买商品、劳务、金融资产等来转移风险，而居民和投资者在这种情况下会选择持有另一国货币即是用本币购买外币是符合心理预期的。当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不断减少，中央银行就要通过不断购买外汇来维持平衡，一旦外汇储备耗尽，固定汇率机制自然崩溃，金融危机发生。用这种理论我们能够较好的解释1973至1982年墨西哥危机，1978至1981年阿根廷危机。但也有缺陷：它所假定的政府政策过于机械，只是一味的扩大货币发行，而政府可选择的政策可以有多种。
（2）预期理论模型
预期理论模型提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思路，它认为：投机者对一国的货币发起攻击的原因并不是其经济基础的恶化，主要由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所导致的。当投机者对一国的货币发起攻击时，政府为捍卫固定汇率就会提高利率吸引外资储备来维持汇率稳定，如果提高利率维持汇价的成本大大高于维持汇价所能获得的好处，政府就会被迫放弃固定汇率制。反之，投机者是否继续攻击也要取决于攻击带来的成本收益。从历史统计数据中可以看出，用提高利率的方法来克服“贬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危机的对策，其效果不一定明显。所以综合考虑，用调整利率的方法来抵御危机时，一旦投机者能够成功冲击货币，其获得的回报会高于成本，仅仅是高利率可能并不能有效的阻止投机者的攻击。另外市场参与者在其投资决策时会把预期因素考虑进去，这种因素使政府捍卫固定汇率的成本提高。
（3）道德风险理论
道德风险论认为：当事人（金融机构）的权利和义务不相匹配可能导致他人的资产或权益受到损失。在金融危机中，道德风险表现为政府的某种“隐含担保”使金融机构进行风险很高的投资行为，造成巨额的呆坏账，金融机构的支付危机引起公众的信心危机，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因为政府提供的“隐含担保”缺乏确凿的法规依据、信息不对称，这样使道德风险的危害后果更为严重。以东亚金融危机为例，由于东亚国家中存在政府与金融机构之间错综复杂的资金、业务和人事关系，另外加上一些传媒的暗示，使得社会公众产生这样一种错觉：金融机构一旦发生危机，政府一定会加以保护。一般来说，各国政府普遍存在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或明或暗的担保，即便是大银行出现危机，政府从多方面考虑往往会出面援助而不能任其倒闭，这就为银行提供了“隐含担保”。其结果是产生两方面的效应：一方面，由于银行得到了政府的“隐含担保”，所以国内外的投资者或债权人会认为贷款给这些银行是很安全的，即使这些银行出现一些困难，政府也会出面援助，投资者或债权人便不再对银行的资信从财务上进行严格的审查，使得这些有问题的银行得以大量融资；另一方面，政府“隐含担保”，加上存款人与银行的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力等因素造成银行将大量资金投资或贷放给高风险、高收益项目，这些项目失败就会使银行陷入困境。事实上，当金融机构的状况己经岌岌可危时，人们期待已久的政府援助也没有出现，破灭了的希望很快引起投资者的恐慌和金融市场的动荡，金融机构的偿付力等问题也会很快蔓延开来。
（4）金融恐慌理论
“金融恐慌”理论认为：由于某种外在的因素，短期资金的债权人突然大规模的从尚具有偿债能力的债务人那里撤回资金，是一种集体行为。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在危机前夕大多经历了一个资金迅速流入的过程，但是外资的流入是很脆弱的，极易受到“金融恐慌”的影响而发生逆转，一旦发生大规模逆转，危机就会发生。以20世纪80年代初大多数东亚国家为例，它们都以高速增长的经济潜力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了生产性较强的实物经济领域，促进了经济发展，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90年代，东亚金融市场开始成熟，投机需求不断增加，加上人们对经济前景充满了信心，外资流入迅猛攀升，大多资金投向风险性较强的高利润行业，而这种资金非常容易发生逆转。客观来说，“金融恐慌”是危机心理预期的一个补充。
（5）危机传染理论
危机传染论认为一个国家的货币金融危机导致另一个国家发生货币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它产生于1992年欧洲货币危机之后。它强调了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就是另一个国家的金融危机。Pua1MaSSon（1998，1999）指出危机的传染方式主要有三种：（1）溢出效应，即在全球化的推动下各国经济间形成密切的联系，一国货币危机会传导到同一经济区内具有相似经济结构或经济问题的另一国。溢出效应按溢出渠道分为贸易溢出效应和金融溢出效应；（2）季风效应，即某一经济区外部某个国家的货币危机对该经济区内所有国家的经济与货币稳定产生影响，尤其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3）羊群效应，即一国的货币危机通过对投资者心理预期产生作用，诱导公众对同一经济区内经济健全的另一国发动货币攻击。
三、金融危机理论对美国金融危机成因的解释
美国由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有着复杂的背景，从金融危机理论出发，我认为其主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宏观经济基础理论看，美国超宽松的经济刺激环境为危机埋下了隐患。在新经济泡沫破裂和“9.11”事件后，为避免经济衰退，刺激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压低银行利率的措施鼓励投资和消费。利率降到极点，贷款买房无需担保、无需首付，因此房价一路盘升，房地产市场日益活跃，这也成就了格林斯潘时代晚期的经济繁荣；同时也为房地产泡沫提供了温床。布什政府为每一个居民都有其房住的政策扩大了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买房，因而导致发放次级贷款的金融机构风险加大。
2.从道德风险理论看，房屋贷款金融机构以房产作抵押发放贷款，在经济景气时不会受到影响，因为抵押品价格保持增值，但当经济下滑时，这些没有购买能力的人不能足额还款的风险加大。而这些房贷机构本身资金实力并不雄厚，为了不断的利用有限的资金，通过金融创新，把次贷资产打包证券化，从中收取资金又分散了风险。但是，如果其中某一个环节出现差错，整个链条就会断裂，从而波及所有的人。从2005年到2006年，为防止市场消费过热，美联储先后加息17次，利率从1%提高到5.25%，市场利率进入上升周期。由于利率传导到市场往往滞后一些，2006年美国次贷仍有上升。但加息效应逐渐显现，房地产泡沫开始破灭。
3.从危机传染理论看，美国次贷危机能够扩张为全球金融危机是因为在全球一体化下，各国贸易依赖程度加深，各国资本市场紧密相连，美国资本市场的波动必然会波及全球资本市场。
参考文献：
［1］邵佳，现代金融危机的理论与实践，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12）。
论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之间的金融联系更为紧密,也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改革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声日益高涨,再次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已势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的金融活动趋于全球一体化的趋势。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国界的传播和现代化电子技术的应用使得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际金融市场规模扩大,各国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金融市场运行机制和运行格局,并使得现行国际货币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世界经济发展的需求。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在“牙买加体系”的基础上逐步演化而来的,也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它既没有同一的汇率安排,也没有明确的本位货币,各国的经济政策行为也难以受到约束。当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国共同遭受危机影响的程度加深,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处于更加弱势的地位,极易受到攻击。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爆发的多次金融危机,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与国际货币体系矛盾的凸现。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西方发达经济体纷纷进入衰退期,世界经济重心逐步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转移。由于这些发展中国家并未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获得相应的话语权,因此他们对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意愿极为强烈。随着近年来其影响力的逐渐扩大,改革的呼声也更加高涨,发达国家已无法再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改革已势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引发的问题
(一)导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加剧。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国际资本流动的增长速度已超过国际贸易和国际生产的增长速度。而且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短期国际投机资本数额仍在不断膨胀。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规模的增长主要得益于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正是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为短期性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便利。反过来,跨国资本流动尤其是短期性国际资本的快速流动又强化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这些基于套利性动机的短期国际资本总是对一国金融体系的缺陷伺机攻击,并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随后,当短期国际性资本大批逃离该国时,又会将货币危机放大成银行危机、金融危机、甚至整个宏观经济的衰退。
(二)导致国际储备供求矛盾深化。国际货币体系决定国际储备体系,在现行的多元货币体系下,一国的储备资产中的特别提款权、储备头寸和黄金储备是相对稳定的,这时,外汇就成了一国增加国际储备的主要手段。通常来看,外汇收入的增加来源于国际收支盈余,这样在国际收支差额与外汇储备的关系上,一些国际收支长期盈余的国家外汇储备需求较低,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过剩,而赤字国虽有强烈的外汇储备需求,却出现了外汇储备的短缺。于是,就出现了国际收支差额对外汇储备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矛盾。
此外,国际储备的供求矛盾还体现在储备货币发行国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的不平等上。对于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可以轻松的通过货币发行和货币互换来取得外汇储备,但是他们作为发达国家往往又都是国际收支顺差国,有大量的外汇储备积累。对于非储备货币发行国来说,他们只能通过增加出口来取得外汇,但是这些国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能力有限。这样,在国际储备的管理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处境形成强烈反差,迫切需要储备的国家面临储备短缺,而不需要储备的国家反而出现储备过剩。
(三)导致国际收支调节混乱。多元化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允许各国在国际收支不平衡时可采用不同调节方式,但除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外,其他几种调节方式都由逆差国自行调节,并且国际上对这种自行调节没有任何的制度约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协调机制和监督机制。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调节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已经发生了异化,他的主要义务由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维护固定汇率、为严重逆差国提供资金援助及协助建立成员国之间经常项目交易的多边支付体系,转移到了维持货币的自由汇兑,因为他假定自由浮动的汇率具有自动调节国际收支的功能,无需过多干预。这样,当部分逆差国出现长期逆差时,由于制度上无任何约束或设计来促使逆差国或帮助逆差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逆差国只能依靠引进短期资本来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资本的流入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在国际收支调节问题上的这种混乱状态,成为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与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矛盾的集中体现。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构想
(一)提高特别提款权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组织就创设了具有超主权货币性质的特别提款权,以缓解主权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内在风险。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克服了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缺陷,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它的扩大发行有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克服在经费、话语权和代表权改革方面所面临的困难。当一国主权货币不再作为全球贸易的尺度和参照基准时,该国汇率政策对失衡的调节效果会大大增强。这些能极大地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风险,增强危机处理的能力。因此,当前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着力推动改革特别提款权的分配,考虑充分发挥特别提款权的作用,实现对现有储备货币全球流动性的调控,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额制,应综合考虑一国国际收支状态和经济规模来调整份额,以此来降低某些经济大国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绝对控制;另一方面继续增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基金份额,扩大其资金实力,以便有足够的可动用资金来应对危机。
(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和作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现行国际货币体系重要的载体,理应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被弱化和异化,因此有必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进行广泛的改革。(1)扩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援助的范围,强化其国际最终贷款人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个国际的最终贷款人,显然是难以应付国际货币危机的;(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实行资金援助时,不仅要考虑恢复受援助国的对外清偿能力,还要考虑促进其经济发展。这就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改变将短期内恢复受援国偿付能力作为唯一目标的做法,并把重点放在危机防范而不是补救上;(3)增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测和信息功能。当成员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义务对成员国内经济政策提供建议,并为投资者和市场主体提供准确及时的信息;(4)促进交流与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加强与成员国交流的同时,还应积极促进成员国之间或成员国与其他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三)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改善各国经济政策的协调性。金融全球化为资本的无序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世界上主要货币的汇率大幅度波动,为发展中国家平衡国际收支和稳定汇率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也使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发达国家应主动担起责任,最大限度地减少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波动。这就要求各国加强国际金融的合作与协调,这是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基础。从国别上看,这种合作与协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协调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各发达国家之间应经常相互协调与沟通,共同承担起应有的国际责任,并以积极的态度,加强各国在货币和经济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二是协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展关系。在支持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多地考虑促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发展,注意保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强区域性经济货币政策的合作。在总结欧盟与欧元经验的基础上,加强一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共同探讨区域性货币合作的有效途径,以抵御外部危机对该区域经济体的冲击。此外,从加强合作的领域看,还应加强国际金融经营环境、国际金融内部控制、国际金融市场约束以及国际金融监管等方面的合作与协调。
(四)建立和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国际金融监督机制已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开披露有关信息;(2)抑制国际范围内短期资本的无序流动,特别是加强对“对冲基金”、离岸金融中心的监管。对对冲基金以及其他种类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监管已成为国际货币新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3)加强对银行的跨境监管。随着金融自由化的发展,某些国际性银行经营转移到管理不严的离岸避税港,以便规避国内的管理和监督,这无疑中增加了资本无序流动的风险。因此,对银行的跨境监管是国际监管体系的重要内容。
主要参考文献:
[1]冉生欣.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研究.华东师范大学,2006.
[2]国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经济研究,2009.2.
该书的内容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论述了“国际上主要金融市场的法律与监管”，在这部分介绍了美国的证券法，美国的国际银行法，银行与证券领域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欧洲单一金融市场，欧洲货币体系和汇率体系，欧洲货币联盟和日本银行与证券市场的国际化等问题。
第二部分介绍了“国际金融工具和离岸市场业务”。在这一部分介绍了欧元存款和银行存款，国际支付系统，跨国的资产冻结，欧洲债券和全球债券，国际资产证券化，国际股票市场的竞争，国际清算结算系统，国际期货与期权等衍生金融工具，国际掉期和离岸互助基金等内容。
第三部分介绍“国际新兴金融市场”。这部分着重介绍了亚洲一些国家的项目融资、新兴市场国家的民营化与机构投资者、亚洲货币危机。
从内容来看，书中收录了两位教授的有关论文，选摘了其他著名教授的有关论文和著名著作中的片断，还引用了一些法律和国际条约的原文，严格说来，本书是作者“半写半编”而成的。由于本书的领域涉及广泛，内容复杂，每部分都请最好的专家来写，请最有名的权威来支持。这种既突出重点，又体现合作的方法，使本书内容的每个部分都是最好的，全书也是最好的。
这两位法学教授在分析国际金融法的时候，不是就有关法律条文或判例进行介绍，而是从经济学与统计学的方法出发，用统计数字和图表向读者展现国际金融的现状与发展，然后进行金融市场的各种交易分析，再转入各国的国际金融政策分析、国际机构的政策分析，最后才落实到各国的有关法律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条约。这种风格是本书的一大特点。
同美国法学院着重案例教学和司法技术研究不同，在曾经创立了案例教学法的美国哈佛法学院里，这两位教授居然不用案例分析，却用经济统计的数字来分析，以引起读者对国际金融宏观的兴趣。
维仑斯教授进入法学院之前，是经济学教授，而斯卡特教授则是欧美“30人小组”的专家之一。这个小组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著名的经济专家，斯卡特教授作为法学专家参加这个小组可见他的经济学功底之深厚。
一、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
一般来说，固定汇率制度的支持者认为，长期稳定的汇率水平有助于人们建立稳定的
预期，为国内外投资者的决策制定提供一个确切的基础，促进国际贸易和跨国投资的发展；而未来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会对投资决策制定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国际贸易和投资。虽然企业可以在远期外汇市场上和期货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以规避风险，但这意味着交易成本的上升。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外汇市场不成熟，套利渠道的相对缺乏，它们在浮动汇率面前尤其显得束手无策。极端的易变性意味着货币错配（CurrencyMisalignment）仍然发生，而这将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减少投资和外贸，引起经济增速降低，这对于缺乏远期套期保值的国家来说尤其如此（BirdandRajan，2001）。
而浮动汇率制度的倡导者声称，作为本国货币的外国价格，汇率可以在外汇市场上由供求决定，由市场力量决定的价格信号往往是最优的，有利于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很多经验研究证明，汇率的短期易变性对于贸易的影响是极小的。而且，被观测到的汇率易变性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实际风险。即使该风险在外汇市场受到压制，它也会在其他场合以更不令人愉快的方式爆发出来（Frankel,1996）。（例如，美国为避免因实际供求因素导致的美元升值的措施，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
汇率制度选择的中间派和灵活派则认为，汇率变动对产出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而且可能与经济实体的特点及初始条件有关。因此，应对外部冲击的合适政策应该是具有本国特色的政策（ChangandVelasco，1999）。
二、汇率制度与通货膨胀
实施钉住汇率制可以约束钉住国政府货币政策。当钉住国的通胀率与被钉住国的通胀率严重背离时，资本的跨国流动将使钉住国货币面临贬值或升值压力。若钉住国通胀率显著高于被钉住国，资本外流将造成贬值压力，为了维持钉住汇率制将减少甚至耗尽其外汇储备。所以这种约束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纪律。理论和经验分析给出三个理由，证明钉住汇率制度能有效遏制通货膨胀：（1）钉住汇率建立了清晰的、可操作的目标，同时捆住了政府的手，使得政府反通胀的承诺更加可信；（2）钉住汇率可以帮助价格和工资制定者围绕一个新的低通胀均衡协调它们的行动和预期；（3）钉住汇率制度提供了一个方便的渠道，使得家庭和企业能够在高通胀时期渡过后，将它们从海外撤回的离岸资产转化为本币资产。（在浮动汇率制下，没有这样能重建本币资产的自动机制，因为央行没有义务购买撤回本国的以外币计值的资本）（Bruno,1995）。
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的紧缩性比固定汇率制下更强（通常导致过高的实际利率和
本币高估），因此浮动汇率制下很多稳定措施都失败了。即使在浮动汇率制下反通胀措施能取得成功，成本也明显比在钉住汇率制下高。以波罗的海沿岸的两个邻国为例，爱沙尼亚采用了货币局制度，拉脱维亚早期采用了浮动汇率制度。两国都成功地结束了转轨时期的高通胀，但拉脱维亚经历了一次更深更持久的衰退。根据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资料，爱沙尼亚在1993、1994、1995年的年均GDP增长率为-7%、6%、6%，而拉脱维亚的同期增长率为-15%、2%、1%；更有意思的是，拉脱维亚在1994年上半年采用了钉住汇率制（Sachs,1996）。
三、汇率制度与汇率的波动与背离
资本流动性的增大容易产生汇率的波动性和背离问题。由于可以通过市场消除与不确定性相关的即期汇率波动，所以汇率的波动性并不是个严重问题。背离比波动性更严重，因为持续的高估对经济的长期竞争力和就业有重要影响。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引发高成本的资源配置。Meershwam(1989)证明，汇率持续性高估可能导致竞争力的永久损失。
在固定汇率制下，均衡汇率的制定是一个难题，中央银行并不比市场更“英明”。市场总是在发展变化，而均衡汇率的调整总是滞后于市场需求的变动。因此，固定汇率制虽然避免了汇率波动性问题，却面临汇率的背离问题。
在浮动汇率制下，由于货币市场的调整速度快于商品市场的调整速度，存在汇率超调（Overshooting）的问题，从而导致汇率可能长时间处于没有经济基本面支撑的水平。此外，投机者的套汇与套利行为可能加大名义汇率的波动幅度。
未实行钉住货币时实际汇率的变动幅度远远大于实行钉住汇率时的幅度。同样，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差在未实行钉住时也比实行钉住时大得多（除了被钉住的货币处于一系列广泛的管制情况以外）。实际汇率这样大的变动幅度恰恰说明了名义汇率的变动幅度要远远大于同时期的通货膨胀率差异变动。20世纪20年代以及70、80年代的浮动汇率制度都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善恶循环”。各国货币在经历超过正常水平的通货膨胀后，其货币贬值速度和幅度都超过了由通货膨胀率差异决定的长期均衡水平，然后开始升值，货币的升值也超过了长期均衡水平。货币快速贬值削弱了货币当局稳定金融的能力，并增加了达到金融稳定的难度（阿里巴，2000）。
在浮动汇率制下，当国际货币市场上出现明显的不均衡时，投资者就会转移资金以获取利润，这将导致实际利率的变动，于是预期利率的变化就会产生很大的结构性影响。预期利率变动而引起的实际利率变动将影响长期资本运动的形式。为了国际货币市场的均衡而发生的即期利率变动，将会引起国际资本市场的不均衡（Aliber，1988）。
四、汇率制度与内外冲击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市场价格信号剧烈波动的情况时有发生，而浮动汇率可以起到“屏蔽”作用，能够较快地调整以“绝缘”外生性冲击造成的影响。对外贸易的商品价格波动越大，汇率浮动的可能性越大，因为浮动汇率有助于隔绝外国价格的动荡对国内价格的冲击（梅尔文，1991）。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认为，与固定汇率制度相比，浮动汇率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即使名义刚性存在，后者仍能很好的调整经济以应对实际的贸易冲击。实证分析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弹性汇率制度能更好的使经济体避免受实际干扰的影响。浮动汇率在贸易冲击形成后，能更好地调整实际产出。人们似乎不必担心浮动汇率对贸易冲击的影响，因为当受到负面冲击的影响时，浮动汇率制度可以使名义汇率相应的贬值。
弗里德曼同时认为，如果价格轻微波动，那么改变名义汇率以应对实际汇率调整的冲
击，与商品和劳务市场的过度需求推动名义价格下降相比，所需要的时间更短、成本更低。
如果冲击是真实的，从理论上说，浮动汇率制度仍是更有效的选择。实际上，实行浮动汇率制最大的优势在于它能给予实际的冲击以平稳、适当的调整。当国内价格是粘性的，那么为应付冲击而发生的改变是缓慢的，一个负面的实际冲击（如出口需求或贸易的下降）会导致名义汇率的贬值。对贸易品的需求减少时，汇率贬值会降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并因此而部分地弥补负面冲击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在出口商品的名义价格下降时，名义贬值会增加其国内价格，这又有利于经济得到一个更平稳的调整。也就是说，在弹性汇率制度下，汇率起着自动稳定器的作用。
另一方面，固定汇率制度则不得不依赖国内价格的缓慢改变以走出萧条。换句话说，钉住汇率制度必须承受负面冲击带来的影响。而且，中央银行必须阻止本币贬值，否则用外币购买本币将会导致贬值发生。这是一种内在的紧缩，它会引起就业率大幅度的下滑。对20世纪20年代至90年代的英国和阿根廷来说，为重新安排相对价格，渡过漫长而痛苦的紧缩时期是必要的，这也意味着保持固定的名义汇率要付出代价。
浮动汇率制度平息冲击的另一种方式是实行独立的货币政策。当实际的负面冲击存在时，政府能够采取措施减轻衰退。在弹性汇率制度下，国家可以通过货币扩张的方式来应对冲击。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货币的增加只意味着储备的外流而对产出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固定汇率可以更好地处理内部冲击，如通胀率或利率的暂时性变动等，外汇储备的增减可以作为一种缓冲器，以避免汇率的无谓频繁波动。国内货币供应量的变动越大，钉住汇率的可能性越大，因为国际货币的流动是一种减震器，它可以减少国内货币供应的变动对国内价格的影响。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国内货币的过量供应会使资本外流，因为部分超额货币可以通过国际收支赤字来消除。在浮动汇率下，过多的货币供应量仍然滞留在国内，并使国内货币贬值（梅尔文，1991）。
不同汇率制度相对优势的存在，是以影响经济体的冲击的特征为基础的。当冲击来自国内货币市场，固定汇率制度会自动阻止冲击影响实体经济；如果确实发生了需求冲击，在货币当局购买外汇储备以阻止本币升值的同时，货币供给将会增加，而实际产出不变。相反，弹性汇率制度则需要降低收入以使实际货币需求减少到实际货币供给未发生变化时的水平。因此，如果这些冲击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这就是赞成固定汇率制度的一个理由。
五．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
固定汇率制很容易受到国际投机资本的攻击，这是因为固定汇率不是完全置信的，投
机者认为持续高估货币迟早要向市场均衡汇率回归。投机冲击可能引发货币危机，迫使一国放弃固定汇率制度。本币贬值造成持有大量未套期保值的外债的银行和企业债务成本高企，加上央行为捍卫本币汇率而提升本币利率所造成的银行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国内债务成本升高，从而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
代尔蒙德和代布维格（DiamondandDybvig,1983）系统论述了固定汇率制下的清偿力危机。严格钉住汇率制度限制了货币当局扩大国内信贷的能力，这可能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但却不利于银行稳定。在货币局制度和金本位制下，国内银行体系没有最后贷款人。在一个银行规模小、存款保险制度不完备的金融体系中，这可能造成自负盈亏的银行倒闭。相关模型表明，货币局制度通过加大产生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来减少形成国际收支危机的可能性。因此，低通货膨胀价格可能是金融体系不稳定所特有的现象。与货币局制度不同，在固定汇率制下，中央银行愿意充当最后贷款人。但唯一的不同在于，是国际收支危机而不是银行危机形成了。
值得指出的是，采用浮动汇率制并不意味着与危机绝缘。浮动汇率制国家也可能同时遭受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双重打击。以美国为例，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经常项目长期巨额逆差的压力下保持美元坚挺，是靠长期源源不断流入的外国资本。而资本项目的顺差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的主观预期和对美元的信心造成的。一旦美国经济的放缓和美国股市泡沫经济的破灭改变了人们对于美国经济与美元的预期，外国资本的抽逃将对美元造成巨大的贬值压力。为了减缓资本抽逃的冲击，美联储很可能调高利率，而利率的升高会进一步加深经济的低迷。也就是说，美国终将为其经常项目赤字付出代价，长期累积的风险终将爆发。反对弹性汇率制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发展中国家里以美元计价的债务普遍存在。那么本币名义汇率的贬值将增加美元债务的输送成本，并导致企业的接连破产及财政危机的发生(CalvoandReinhart，1999)。
Eichengreen和Arteta(2000)指出，经验证明未能揭示在汇率制度和银行危机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近年来较为流行的“原罪论”说明，如果一个国家金融市场不完全，即一国的货币既不能用于国际借贷，甚至在本国市场上也不能用于长期借贷。那么一国的国内投资不是面临货币错配（借美元用于国内项目），就是面临期限错配（用短期贷款作长期用途）。如果出现货币错配，汇率贬值将造成贷款的本币成本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如果出现期限错配，利率上升也会造成借款成本的上升，使企业陷入财务困境以致破产。在这种国内金融极端脆弱的情况下，不论是采用固定汇率还是浮动汇率，都难以避免危机的爆发（张志超，2001）。
六、汇率制度与货币以及铸币税
根据三元悖论（TheImpossibleTrinity）,一国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固定
汇率制和独立的货币政策。因此，在资本帐户开放的前提下，一国实行钉住汇率制度意味着自己货币（MonetarySovereignty）的部分让渡。在钉住国和被钉住国的商业周期和经济结构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钉住国内外平衡的任务就只能依靠单一的财政政策。但是，根据丁伯根法则（TinbergenRule）,要实现一定数量的政策目的必须要有同样数量的政策工具，单凭财政政策不能够同时实现内部和外部均衡。根据蒙代尔分派原则（MundellAssignment），货币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外部均衡，财政政策应该用于实现内部均衡。同时，米德冲突（Meade’sConflict）也证明，单靠财政政策本身不能同时实现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此外，多恩布什等人（Dornbusch,FischerandStarz，1998）指出，财政政策具有相当长的内部时滞，这使得财政政策无法有效地实现稳定政策。因此，货币的让渡实质上不仅仅是一个有关民族情感的问题，它可能会带来一国经济的内部或外部失衡，从这个角度来说，浮动汇率制似乎是一个更优的选择。
但是，在资本自由流动的前提下，执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小国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本身就是无效的。例如，该国经济不景气时，为刺激投资和消费而降低利率，但本国利率和外国利率的差异将使得资本外逃发生，从而加重衰退；当该国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时，调高利率以紧缩银根，但国际资本的大举流入将加剧该国的通货膨胀。既然货币政策本身无效，货币让渡的成本也就大大降低了。同时，只有少数工业化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利率变动能够左右国际汇率的走势，大多数国家只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因此汇率政策本身作为一种调节政策来说也是无效的。因此有人认为，“对于寻求稳定宏观经济政策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清洁浮动汇率不是好的选择。清洁浮动汇率只能是有成熟的经济政策的大型发达国家能够享用的奢侈品”(Bergsten,Davanne,andJacquet,1999)。
费舍尔（Fischer,1981）指出，从铸币税的角度来看，能够允许一个国家自由决定其通货膨胀率的汇率制度是最佳选择，固定汇率制度是次优选择，使用其他国家的货币是最差的选择。为了满足国际支付的需要，非储备货币国家都必须持有一定数量的国际货币，即缴纳一定数量的铸币税。而在固定汇率制下，为了维持汇率稳定，中央银行必须经常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对冲操作。这又要求中央银行拥有比浮动汇率制下更为充足的外汇储备，而这又意味着大量的铸币税损失。在货币局制度下，本币的发行以外汇储备为基础，铸币税损失最大。
但也有一种观点指出，由于我们没有看见各国相互竞争以获得储备货币地位的事实，说明铸币税的收益是很小的。德国、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反对其货币成为主要储备货币，是因为它们发现，国际上对储备货币需求的变化会对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国内经济运行产生影响（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所占比重高的国家）。
七、汇率制度与政治因素——信誉和时间一致性问题
一般说来，每届政府上台之后都想在国内外建立起信誉（Credibility）和时间一致性（Time-consistency,也称政策延续性）。但是正如各种官僚行为理论和政治商业周期模型揭示的那样，政府很难保持实行固定汇率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实证研究也证明，总是存在通过改变政策而把事情办得更好的动力，即存在时间不一致性。
对公开宣布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进行调整的代价非常昂贵，因为这样做将产生信誉鸿沟（CredibilityGap）和时间不一致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最佳办法是实行弹性汇率制（蒋锋，2001）。Edwards（1996）发现，政治不稳定性在汇率制度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越不稳定的国家越不可能选择钉住汇率制，因为在钉住汇率制下汇率贬值的政治成本太高。
八、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准确的结论是，没有任何汇率制度能适合所有的国家
或者在任何时期适合同一个国家。汇率制度的选择应该取决于一国面临的特定环境。将某种汇率制度过于普遍化（Generalizing）是非常危险的（Frankel.，2000）。
笔者在此将以上讨论形成的结论总结在两张表中：
表1固定汇率与浮动汇率的优劣对比
项目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经济增长建立稳定预期优化资源配置
遏制通货膨胀有效或成本小无效或成本大
汇率波动和背离汇率背离汇率波动（超调）
应付内外冲击更好地应付内部冲击更好地应付外生性冲击
危机货币危机和清偿力危机信心危机引发双重危机
货币和铸币税丧失货币，难以实现内外平衡缴纳更多铸币税小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无效,征收铸币税会带来成本
政治因素信誉鸿沟和时间不一致性时间一致性
表2选择固定汇率制或浮动汇率制国家的特点
固定汇率浮动汇率
规模小规模大
经济开放经济封闭
贸易集中贸易分散
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低持有外汇储备机会成本高
新兴市场国家和转型国家发达国家
缺乏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完善的套期保值市场
面临的外生性冲击较少面临剧烈的外生性冲击
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大国内货币供应量变化小
政治稳定政治不稳定
通货膨胀协调通货膨胀不协调1.
经济增长率低经济增长率高2.
注解:
1.迈克尔•梅尔文：《国际货币与金融》，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2.LevyYeyati和Sturzenegger(2001)的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中，实行固定汇率制的国家同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较高的产出波动性相关联。它们的经济增长率比起浮动汇率制国家来平均要低1％。
参考文献：
1)Aliber,R.Z.(1988):TheForeignExchangeValueoftheUSDollar,StickyAssetPricesandCorporateFinancialDecisions,Mimeo,Chicago
2)Bergsten,C.Fred,Davanne,OliverandJacquet,Pierre(1999):TheCaseforJointManagementofExchangeRateFlexibility,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WorkingPaper99-9,July
3)Bird,GrahamandRajan,S.Ramkishen(2001):Banks,FinancialLiberalizationandFinancialCrisesinEmergingMarkets,WorldEconomy,Vol.24,No.7,pp.889-910
4)Bruno,Michael(1995):Inflation,GrowthandMonetaryControl:Non-linearLessonsFromCrisisandRecovery,PaoloBaffiLecturesonMoneyandFinance,Rome:Bancad’Italia
5)Calvo,GuillermoandReinhart,M.Carmen(1999):WhenCapitalFlowsCometoaSuddenStop:ConsequencesandPolicyOptions,WorkingPaper,UniversityofMaryland,June
6)Chang,RobertoandVelasco,Andres(1999):MonetaryandExchangeRatePolicywithImperfectFinancialMarkets,WorkingPaper,NewYorkUniversity,December
7)Diamond,DouglasandDybvig,Phil(1983):BankRuns,DepositInsurance,andLiquidity,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June,91(3),pp.401-419
8)Dornbusch,Rudiger,Fischer,StaleyandStarz,Richard(1998):Macroeconomics,7thEdition,IrwinMcGraw-Hill,pp.421
9)Edwards,Sebastian(1996):ExchangeRatesandthePoliticalEconomyofMacroeconomicDisciplin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59-63
10)EichengreenandArteta(2000):BankingCrisesinEmergingMarkets,EconomicJournal,110,pp.256-72
11)Fischer,Stanley(1981):SeigniorageandFixedExchangeRates:AnOptimalInflationTaxAnalysis,NBERWorkingPaperNo.783,October
12)Frankel,A.Jeffrey(1996):RecentExchange-RateExperienceandProposalsforReform,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53-58
13)Frankel.J.(2000):NoSingleCurrencyRegimeisRightforAllCountriesoratAllTimes,PrincetonEssaysinInternationalFinanceNo.215(InternationalFinanceSection,PrincetonUniversity,August)
14)Friedman,Milton（1953）：EssaysinPositiveEconomics,UniversityofChicagoPress
15)Meershwam,D.(1989):InternationalCapitalImbalances:theDemiseofLocalFinancial
16)Boundaries,inO’brien,R.andDatta,T.,InternationalEconomicandFinancialMarkets,OUP,Oxford
17)Mundell,A.Robert(1997):CurrencyAreas,CommonCurrencies,andEMU,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7,No.2,1997,pp.214-16
18)Sachs,D.Jeffrey(1996):EconomicTransitionandtheExchangeRateRegime,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6,No.2,pp.147-52
19)Svensson，LarsE.O.(1999):InflationTargetingasaMonetaryPolicyRule,JournalofMonetaryEconomic,June,43(3),pp.607-654
20)阿里巴（2000）：汇率安排，《国际货币经济学前沿问题》，中国税务出版社
21)保罗•霍尔伍德、罗纳德•麦克唐纳（1996）：《国际货币与金融》，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2)保罗•克鲁格曼（2000）：“汇率的不稳定性”，北京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93页
23)蒋锋（2001）：“汇率制度的选择”，《金融研究》，第5期，49－56页
关键词：金本位制国际市场金融危机
作为一个超过一个世纪的主要造币，金本位有其优点。首先，成功地避免了在金本位制下的固定汇率造成的波动率，这肯定会有助于稳定世界贸易的不确定性。二，由于对称的金标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在这个系统中享有的特权。干预外汇市场，然后是每个国家的义务。第三，因为每个央行要求其黄金价格在一个固定的水平针，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将永远能够更迅速地超过其实际需求和国家去，从而可以躲避通胀的风险。
然而，美元的想法，回到金标准，只不过是不切实际的windbaggary。
首先，从历史的角度和哲学的角度来看，总是在走向革命的某种东西躺在道路的必然性和客观性。其实，确切的原因，纸的标准取代了一次当时的黄金标准金标准的存在，严重抑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由于每个国家的黄金储备的限制和黄金开采效率低，货币供应量只能共享一个相对缓慢的上升，在金本位制度。统计显示，在世界各地的约386吨的黄金储备在1900年，全球黄金的年产量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中间时期以来20世纪90年代，在每年2500吨。然而，在20世纪的经济总量16.4倍的速度比在19世纪末。所以很明显，货币体系将是无与伦比的的快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如果我们粘贴的金标准。尽管一些专家和学者主张，美元应该和必须返回在其弯曲的顶部的黄金标准，这是毫无疑问对历史的轨迹，甚至一个世纪前就注定的命运。
其次，黄金标准本身不是一个绝对稳定的硬币，人们普遍认为。即使是真金的支持下，货币体系的货币危机的爆发仍然指日可待。由于是固定汇率制的情况下，有了一个在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如政府赤字水平比较高，严重的不当行为，在交流炒家将倾向于以期望政府的困难保持的价格比率之间其货币和黄金。投机者则可能为了保住价值，甚至赚钱的黄金兑美元的运行。让我们在西方国家，例如在1960年的野生传播动荡。由于焦虑的财政危机日益加剧，在美国，这是造成美元进一步贬值，在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从最初每盎司35％美元直线飙升40.6娃娃。此外，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以及加拿大都遭受了从国家这是lateer作为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描述和空前的恐慌购买。即使在纽约市场，黄金量只买了10月20日达到了创纪录的2000万美元。因此，黄金标准，作为对持续贬值的事实对策，卡上的是促使新一届的波动。
第三，黄金标准将呈现强硬，强硬的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带来恶性循环，最终导致世界各地的全身性的经济衰退。一方面，央行可以通过主导下的黄金标准的总货币供应量的不规范总值要求。因此，当一个国家在经济下滑的痛苦，央行可能不利于刺激国内需求，以刺激经济的表现和在经济下滑，随着时间推移，最终会导致整体停滞。另一个原因是，因为坐月子的黄金数量，世界各地的所有国家将努力改善他们的生产水平，实现了全球黄金的更大的配额。据Fisher方程（P×Y=M×V），作为国家的产量增加，团结产品和劳动力价格是越来越低。这将导致全球失业和再破的开放型经济的内部平衡，导致了全球经济运行的低效率。
关键词：金融调控；国际经验；教训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金融自由化持续发展，各国金融调控在强调个性的同时，逐步呈现趋同性的特征，全球金融宏观调控合作在不断增强，国际金融调控新秩序逐步形成。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转型大国，金融发展还比较滞后，在走向国际合作的金融调控新秩序中，需要慎重总结国际经验和教训。本文选择了一些典型的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进行典型案例分析，并从货币政策框架、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货币政策决策机制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五个方面进行系统归纳。
一、以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的优先目标
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主要工业化国家出现“滞胀”，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当局放弃了多重目标的做法，而把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稳定，进而创造一个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当作各国货币当局追求的首要目标。新西兰、智利、加拿大、英国等国家相继采用这种新的货币框架；美联储在90年代后也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低物价基础的前瞻性信息作为货币政策目标；1999年欧元区成立后，欧洲中央银行将政策目标定位为保持欧元区物价稳定，为欧元区提供一个能够稳定支撑经济长期增长的环境。韩国、泰国等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也采取了反通胀的政策目标。可以说，1990年代以来，以稳定物价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经济体货币政策框架的基本特征。
在中间目标的选择上，各国也适时做出了调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存款准备金制度的货币创造机制受到了很大冲击，货币供给的内生性渐趋明显，与产出的关系减弱，作为中间目标的基础被严重削弱。在此背景下，多数发达国家又重新采纳利率为中介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分别于1982、1985、1986年宣布货币供应量不再作为中间目标；美联储1993年正式决定放弃实行了10余年的货币供应量中间目标制度，而以调节利率作为主要手段；欧元区也将作为操作目标的短期利率称为隔夜借款平均利率，欧洲中央银行通过常规性再融资操作来体现政策立场。
二、利率市场化应遵循先易后难的渐进改革次序
利率市场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配置的基本特征和规律，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利率市场化经历了漫长的市场培育和制度创新，并为金融全球化创造了条件。以日本为例，它在二战后实行了金融优先发展的经济战略，并从1970年代起分阶段实行利率市场化，1994年取消除活期存款外所有存款的利率管制，利率基本实现自由化。日本的利率自由化过程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条可以借鉴的道路，利率市场化遵循一个次序渐进的发展过程：先国债后其他品种；先银行同业后银行与客户；先长期利率后短期利率；先大额交易后小额交易。
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金融自由化的总体趋势下开始各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有些国家由于急于求成，经历了改革挫折和金融危机的困扰。韩国在利率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经历了反复不定的局面。1988年12月，金融当局宣布了一揽子利率自由化的措施，放开除一些政策性贷款外的所有贷款利率和两年期以上的存款利率。但由于利率放开过快，导致宏观经济过热，市场利率大幅上升，物价上涨过快，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利率重新被管制起来，第一次利率自由化改革失败。类似的国家还有阿根廷等。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挫败的教训表明：（1）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体系比较脆弱，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保持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2）必须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和法律制度建设，否则，市场化的资金定价机制与脆弱的制度环境之间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便会形成巨大的金融风险，甚至产生金融危机；（3）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金融主体要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积极实施公司治理机制的制度创新，防范和控制内外部金融风险。
大多数转轨经济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也经历了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进程，成败掺半。比如，波兰利率市场化相对比较成功，一个基本经验也是分阶段有次序地进行。首先紧缩财政预算支出，并减少政府债务，有效控制通货膨胀，使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保持在正的水平，有效地调节储蓄和投资，促进经济的增长。而俄罗斯利率市场化改革是公认为不成功的。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采取了激进式的利率市场化改革。1992年，中央银行开始采取拍卖方式分配信贷额度，通过拍卖形成一种市场基准利率，然后再通过调整再贴现率、存款准备金率及公开市场业务间接调控利率水平，使利率水平逐渐由市场供求来决定。但由于政府过早放弃对商业银行的全部控制权，经济转轨过程中急剧的产权改革产生了众多资质较差的中小银行，社会资金和资源配置效率极其低下，导致俄罗斯90年代经济的全面衰退。
三、汇率改革必须坚持平稳过渡
建立富有弹性的汇率形成机制是金融自由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型国家追求的目标，在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不乏汇率改革成功的案例，比如印度和波兰等。印度是发展中国家汇率改革比较成功的国家。20世纪90年代初印度国际收支危机后，印度当局决心展开一揽子的经济改革，而汇兑制度改革是其中的关键。1992年3月，为了配合对外贸易、产业结构和外国投资领域的改革，印度开始实行双重汇率，但很快便在1993年3月1日实现了汇率并轨，同时放弃了钉住汇率制，进入由市场供求决定卢比汇率的管理浮动汇率时代。在宣布退出钉住汇率制以后，外汇市场上的卢比汇价确实被允许浮动。央行管理汇率的目标是使卢比的对外价值反映印度的经济基本面，即将汇率水平保持在能使经常项目赤字可持续的水平上，在这个总目标下，央行有义务遏止不稳定的市场投机因素，避免汇率过分波动。由此可见，从汇率制度的设计理念来看，印度实行的是汇率目标区制度，即央行在心目中事先设定了可持续的中心汇率水平以及许可的汇率波动区间，允许市场汇率在区间内自由波动，如遇大额的外汇供求不平衡，央行将入市干预，同时，中心汇率水平也将根据实际经济状况而作出调整。1990年经济转轨以来，波兰汇率制度经历了从单一盯住到盯住一篮子货币，再到爬行盯住、爬行区间浮动，最后到完全自由浮动的演变，历经十年时间。期间，波兰几乎经历了国际上所有的汇率制度形态，但每次制度更迭都没有引发货币危机。20世纪90年代初，波兰的高通胀问题得到一定缓解，实际汇率升值，于是，1991年5月，兹罗提从盯住美元改为盯住一篮子货币，包括五种货币——美元、德国马克、英镑、法国法郎和瑞士法郎。为刺激出口复苏，1991年10月，波兰从盯住一篮子货币转而实行爬行盯住的汇率安排，对兹罗提实施分步贬值。1995年3月，波兰中央银行扩大央行买入汇率和卖出汇率的区间，5月，以爬行区间盯住代替爬行盯住，区间为中心汇率的上下7%.1990年代后期，波兰中央银行确立了盯住通货膨胀目标的货币政策框架，2000年4月起，兹罗提正式自由浮动。此后，兹罗提汇率波动有所加剧，但总体呈现温和升值的态势。整个20世纪90年代，波兰经济增长保持了持续的快速增长，一度成为欧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被称为“展翅翱翔的中欧之鹰”。
相比较，墨西哥和巴西的汇率改革显得失败。墨西哥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遏制通货膨胀，实行了稳定的汇率政策，但墨西哥本币长期高估，削弱了企业的出口竞争力，造成经常项目的巨额逆差，在资本大量持续外流的压力下，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政府不得不宣布让新比索贬值15.3%，然而这一措施在外国投资者中引起恐慌，资本大量外流。墨西哥政府在两天之内就失掉了40-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2月22日，外汇储备几近枯竭，降到了少于一个月进口额的水平，最后墨西哥政府不得不被迫宣布让新比索自由浮动，政府不再干预外汇市场，几天之内新比索下跌了40%，终于引发墨西哥金融危机。巴西一直实行国家干预的汇率政策，汇率长期高估。在亚洲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风暴期间，巴西政府为了维护雷亚尔币值稳定，只好选择了以牺牲大量外汇储备为代价来对付这场危机的冲击。据统计，1998年为了维持本国货币稳定。巴西为此损失了大约4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1999年1月13日，巴西政府因地方政府抗交欠中央政府的巨额债务引起外资恐慌逃走而不得不宣布将长期相对稳定的本国货币雷亚尔贬值8.5%，1月15日，巴西政府宣布暂时实行雷亚尔对美元的汇率自由浮动政策，当天雷亚尔贬值18.7%，1月29日，美元兑换雷亚尔的比率跌至1：20，创历史最低纪录，形成巴西历史上的货币危机。
可见，发展中国家或经济转轨国家汇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建立一个适应性的汇率改革机制，特别是把通货膨胀控制在一个合理水平。如果汇率的内在压力不能通过主动调整加以化解，势必以危机的方式加以释放。另外，要根据国情主动调整引资结构，避免汇率危机。特别是要有审慎的资本管理模式以及弹性的开放进程安排，采用综合手段，政府或金融当局应有足够的认识和防范措施，与各国中央银行之间采取实质性的合作手段，以应付游资的冲击，降低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以及开放后本币崩溃的可能。
四、建立具有较高预见性和透明度的货币政策决策机制
内容摘要:本文研究由美国次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传染性,首先应用分位点回归模型变点检测方法检测出中国股票市场被传染的具体时刻,并以此时刻将危机划分为危机前、后期。最后采用格兰杰因果关系及脉冲效应函数证明传染的存在性以及传染的强度和持续时间。
关键词:金融危机传染 分位点回归模型 格兰杰检验 脉冲效应函数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各国经济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风险的传染效应也尤其显著。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各地的金融危机频繁爆发,每一次危机的爆发都对世界经济产生了剧烈的影响,并且危机波及的范围也在扩大。因此,金融危机传染已成为国内外学者新的研究课题。
国外众多学者运用金融危机传染理论去分析研究金融危机传染的存在性及传染的渠道,已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Calvo和Reinhart也运用该方法检验了墨西哥比索危机之后的股票市场传染;Longin和Solnik应用多元极值理论的方法对金融危机风险传染进行了分析;Francesco Caramazza,Luca Ricci和Ranil Salgado对上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金融危机的风险传染问题进行了研究,检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在风险传染中起的作用,通过应用截面probit回归模型对41个新兴市场进行了分析,发现金融市场之间的关联关系在墨西哥危机、亚洲危机以及俄罗斯危机中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Dobromi Serwa和Martin Bohl对欧洲股票市场1997-2002年之间的七次大的金融冲击进行了危机传染的研究,文中用异方差调整的相关系数来区分传染、相依关系以及金融市场的结构变化之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得出中东欧发展中股票市场相对西欧发达的股票市场更容易发生金融传染;Rim和 Setaputra 通过建立一类GARCH类模型,对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东南亚和东亚地区各国的股市数据进行了拟合分析,研究结论主要包括:亚洲金融危机发生时东南亚和东亚地区的股票市场及发生后的联动相关性都极强,该地区主要通过金融市场进行风险传染。
在国内专注于金融危机传染领域研究的学者也很多,李小牧(2001)分析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理论,认为金融危机风险传染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金融危机风险传染的定义应该泛指金融危机在国家之间的传播与扩散,既包括金融危机国内传染的溢出,也包括单纯由外部原因而导致的跨国传染,既有存在于贸易金融联系的国家间接触性传导,也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紧密的国家之间的非接触性传导。狭义的金融危机风险传染即接触性传导,是指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经济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某些侧面或整体变化,以致引发、扩大、缓解金融危机的跨国作用过程,也称为溢出效应。冯芸和吴冲锋(2002)基于引导和互动性的理论对危机的传染进行检验。金红飞构造了一个有一种无风险资产和多种风险资产组成的投资组合模型,来解释货币危机的传染现象。朱波、范方志(2005)在对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认为银行同业市场中流动性危机的传染是危机传染的重要途径。孙晶晶(2007)运用平稳性检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协整检验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传染性进行了检验。韦艳华(2008)通过对金融市场信息传导机制的研究发现,市场收益率和波动的变化及它们对市场间相关性的影响是检验金融危机传染的基础。陈奕播(2009)构建了基于Copula方法的金融危机风险传染度量模型,并将其应用于美国次债危机来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可以较为准确的对金融危机风险传染程度进行度量。李成、王建军(2009)通过对5国摩根史丹利MSCI 指数的Granger 因果关系检验和脉冲响应函数检验分析金融危机的传染效应,结论得出美国金融危机与各国家间存在单向的影响关系,并且受传染的国家也会对美国产生逆感染。
理论模型
(一)分位数回归模型
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最早由Koenker和Bassett于1978年提出,它提出了回归变量X和因变量Y的分位数之间的线性关系的估计方法。假设随机变量Y的概率分布为:F(y)=Prob(Y≤y),y的τ分位数定义为满足F(y)≥τ的最小y值,即q(τ)=inf{y:F(y)≥τ},0
式中argminξ(•)函数表示去函数最小值时ξ的取值,ρτ(u)=u(τ-I(u
即F(ξ)=τ,也就是说F(y)的第τ个分位数是上述优化问题的解。
假设解释变量X为K×1维随机向量,{x1,x2……xn}为它的n个实现,因此分为点回归模型可被假定为
i=1,2……n(1)
模型中ui,τ为误差项,需满足条件Qr(ui,τ|xi)=0,即在X=xi的τ分位点时ui,τ均为0,所以,Y的τ条件分位点模型为Qr(Y|X=x)=。
分位数回归的变点检测。以往爆发的金融危机都是由具体的事件所引发的,有精确的时间截点,例如1997年7月泰国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施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殃及整个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但是美国金融危机是由于次债危机所引起的,危机不是迅速爆发,而是由资本市场逐渐蔓延到实体市场,关于具体的时间没有权威的说法。本文应用分位数回归变点检测模型,找到危机爆发的具体时刻。并以此时刻将危机分为危机前期和危机后期,对前后期进行传染效应检验。
Hrishnaiah和Miao(1988)对分位数回归变点检测模型做出了总结,假设只有一个变点,那么分位数回归模型(1)可被化为:
并定义:
该定义是对由变点时刻t0分成的前后两个方程分别应用分位数回归模型,并将其拟合后的残差求和即是Vt。本文所要求的危机爆发的时刻就是使Vt达到最小时的t0,结果中可能会出现多个时刻使Vt达到最小,则选取最早的时刻为变点时刻。
(二)Granger因果检验
判断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由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是经济学中常见的问题,Granger(1969)提出一个判断因果关系的检验,解决了x是否引起y的问题,主要看现在的y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过去的x解释。本文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证明金融危机传染效应的存在性。
在一个二维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中:
(1)
(2)
对于(1)式,其原假设为:α1=α2=α3=……=αq=0
对于(2)式,其原假设为:β1=β2=β3=……=βq=0
分为以下几种情况讨论:第一,x是引起y变化的原因,即存在x到y的单向因果关系。若(1)式中x的系数估计值整体显著不为0,(2)式中y的系数估计值整体显著为0,则称x引起y变化的原因。第二,y是引起x变化的原因,即存在y到x的单向因果关系。若(2)式中的y系数估计值整体显著不为0,(1)式中x的系数估计值整体显著为0,则称y引起x变化的原因。
(三)脉冲响应函数
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是分析当一个误差项发生变化,或是模型受到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本文应用脉冲响应函数求出金融危机传染的传染强度,以及被传染国受金融危机传染的持续时间。
两变量的VAR(2)模型:
t=1,2,……T
式中,ai,bi,ci,di是参数,扰动项。当ε1t发生变化时,不仅当前的Z值会立刻改变,而且还会通过当前Z值的变化影响到变量Z和X今后的取值。脉冲响应函数能够捕捉到被传染国受到冲击的效果,反映出任意一个变量的扰动如何通过模型影响所有其他变量,最终又传递给自身的过程。因此,本文应用脉冲响应函数可以检验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股票市场的传染强度以及传染所持续的时间。
实证分析
(一)数据描述
本文以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标普500指数与沪市综合指数每日收盘价样本指数,选取2007年1月1日至2010年3月25日为样本期。并对股票数据做一阶差分,计算出股票收益率。由于危机前、后期的划分没有一致的时刻,所以应用分位数回归变点检测方法找出危机的传染时刻。
(二)分位数回归模型变点检测
本文研究的是美国标普500指数收益率与沪市综合指数收益率之间的关系,假设标普500指数收益率为解释变量xi,沪市指数收益率为yi,根据线性分位数回归模型,且需满足条件ui,τ=0,因此可得模型:。对已得到的两种指数分位数模型做变点检测,按照变点检测方法求出拟合结果图(见图1)。经过对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并结合上图可以得出变点位置发生在2007年9月12日。这个时刻美国次债危机正在恶化,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2007年8月开始,美联储作出反应向金融市场注资,但是这并没有解决次债的根本问题,致使次债危机蔓延成美国金融危机。本文用所求出的变点时刻将数据划分为危机前、后期,然后应用Granger因果检验来证明传染的存在性。
(三)Granger因果检验
1.单位根检验。在做Granger因果检验之前必须确保研究所选取的金融数据是平稳的时间序列,避免出现“伪回归”现象。 本文运用ADF对美国标普指数和沪市综合指数的收益率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表1、表2中危机前、后期的ADF统计量均小于1%的临界值,说明所选取的两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原收益率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可应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2.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美国标普500指数收益率、沪市综合指数收益率进行滞后一阶和二阶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见表3、表4。由表3的结论可以得出:危机前期,无论滞后一期或是二期美国标普指数不是引起沪市综合指数变化的格兰杰原因,同样,沪市综合指数也不是引起标普指数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两个国家不存在金融危机传染。由表4的结论得出:危机后期,滞后一期和滞后二期美国标普指数都是引起沪市综合指数变化的格兰杰原因,但是,沪市综合指数却不是引起标普指数的格兰杰原因,因此两个国家存在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发生了金融危机传染,并且传染方向是由美国传向中国。检验结果也完全符合美国在世界经济的霸主地位,即使发生金融危机中国仍不能对美国经济产生影响。
(四)脉冲响应函数
危机前期,美国标普指数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有较强反映,但持续时间不长,到第5期就趋于缓和;美国标普指数对沪市综合指数的影响同样很强烈,在第2期时波幅最大,持续时间也同样很短,第五期后不在有波动。这段时间美国次债危机已经爆发,2007年8月6日美国住房抵押贷款投资公司正式向法院申请破产保护,成为继新世纪金融公司之后美国又一家申请破产的大型抵押贷款机构,2007年8月,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宣布旗下两支基金倒闭,原因同样是由于次债危机,美国标普股价也受到影响,造成了很大的波动。
危机后期,美国标普指数收益率对其自身的一个标准差新息的反映强烈,并且出现了多次震荡,持续时间由危机前的5期延长至11期。沪市综合指数对美国标普指数冲击的反映已产生骤变,波动的起伏更加剧烈,并且有多次震荡伴随发生,持续的时间扩大到第14期才趋于缓和,这说明美国金融危机已传染到中国,并且有较强的传染。
结论
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单向的传染关系。金融传染发生在危机后期,并且是由美国传染至中国。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中国经济受到严重影响。但是在危机的前、后期,美国经济都没有被中国所影响。这更加凸显了美国经济的霸主地位,但是次债危机的爆发使得美国经济受到重创,并且美国政府在危机爆发时没有采取根本性措施,致使引发了金融危机。中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传染的持续时间在扩大。在危机前期没有发生传染,但从脉冲响应图(见图2)上可以看到发生了剧烈的振荡,但是到第5期就结束了。危机后期,金融危机传染已发生,并且传染持续到14期才趋于缓和。持续时间的增加说明美国金融危机的加剧,受到影响的国家越来越多,此次危机成为美国历史上自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中国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传染强度在增加。由脉冲响应图2可知,危机前期,传染强度最高达到0.0018,并且大的波动后没有起伏出现,双方趋于稳定。这是由于次债危机爆发时,美国政府出台了挽救政策,但这些政策治标不治本,没有从根本上去除金融危机爆发的潜在根源。由脉冲响应(见图3)可知,危机后期,传染强度最高达到了0.0052,并且在受到大的冲击后,波动并没有停止,伴随有起伏。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飞速发展,中国经济的开放以及加入WTO使得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这些都是传染强度骤增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1.李小牧.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90年代的理论与实践[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2.冯芸,吴冲锋.金融市场波动及其传播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3.金红飞.货币危机传染的投资组合模型[J].当代财经,2004(7)
4.朱波,范方志.金融危机理论与模型综述[J].世界经济研究,2005(6)
5.孙晶晶.金融危机的国际传染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青岛大学,2007
6.韦艳华,齐树天.亚洲新兴市场金融危机传染问题研究―基于Copula理论的检验方法[J].国际金融研究,2008(13)
这次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经济带来的挑战是巨大的，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凸显出来，在投资、消费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长期以来我国国内消费不足，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和对外出口，当外部需求下降时，政府主要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刺激需求，“强行”拉动GDP增长。总体来看，所依据的主要是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凯恩斯认为，复兴经济的最好办法是政府干预，采取赤字财政政策和相机抉择的膨胀性货币政策来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充分就业。战后西方国家普遍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凯恩斯被称为“战后经济繁荣之父”。但是，凯恩斯理论主要关注的是短期均衡，在长期容易引发“滞胀”，凯恩斯本人也说“在长期，我们都死了”。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经济“滞胀”问题使得各国政府和学术界逐渐将目光转向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货币主义学派。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需求是稳定的，因而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应长期稳定，最终目标为物价稳定。如果政府长期干预经济，则菲利浦斯曲线将转变为正相关的曲线，使得市场机制失灵，在通货膨胀上升的过程中，失业也会增加，从而发生“滞胀”，而通货膨胀在根本上源于货币供应量。
可以看出，我国经济下滑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在外部环境短期无法回暖的条件下，着手于内部深化改革是度过难关的选择，可采取的措施有：
一、控制货币供应量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不应成为我国货币政策的标杆，因为美元是全球货币，美元的超发能够将通货膨胀输出至全球，而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货币超发引致的通货膨胀只能由国内承担；因此，增加货币供应量投资于“铁公机”的做法宜慎重，否则有引发新一轮通货膨胀的风险，且公共基础设施的大规模建设对就业的促进是短期效果，在长期仍然存在“滞胀”趋势。总体来讲，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应超过GDP的增长。
二、放松规制
规制与效率为负相关关系，多个行业的准入限制抑制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对民营企业的准入取消限制，取消行政审批项目，适时启动国资委所属的央企改制，是增加市场活力的有效举措。同时，引导毕业大学生及农民工变“就业”为“创业”，并在政策上多维度予以扶持。总体目标是增加市场活力，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自发调节作用，而政府干预只限于市场竞争带来的自身无法克服的负外部性上，如污染环境、不正当竞争、价格欺诈等等，且这种干预主要通过立法手段进行，而不是行政干预。
三、加大研发投入
在这方面，韩国经验值得借鉴。20世纪80年代末，韩国即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并先后制定了多项促进科技创新的法律，逐步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韩国政府将研发投入从占GDP的3.4%提高到5%，该比例排名全球第二，2011年的总研发费用同比增长13.8%。政府对技术创新的高度重视与慷慨的补贴相结合，以及刺激出口政策，使得韩国成为2009年第一个摆脱衰退的富裕国家。
与韩国相对应地，我国经济发展的先进省份浙江省却连续10年GDP下滑。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浙江省是全国民营经济最为发达、经济最具活力的省份，但企业生产的产品普遍技术含量不高，主要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和产业集群效应迅速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在其后的产业升级过程中研发投入严重不足，因而发展很快遇到瓶颈。曾有浙江企业家反映，通过周期长、投入大、风险高的研发活动获得的成果很容易被其他企业侵权和假冒，诉诸法律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即使打赢官司可能还会遭遇“执行难”，故此企业普遍不愿意开展研发活动。浙江的这些情况在全国其他省、市、自治区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因此，将技术创新提到国家战略高度，严厉打击侵犯他人专利权的行为便成为当务之急。我国《专利法》规定“权利人的损失、侵权人获得的利益和专利许可使用费均难以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专利权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等因素，确定给予一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赔偿。”该赔偿标准过低，使得违法成本远低于违法的预期收益，因而不足以震慑潜在的侵权者，应及时修订《专利法》，可考虑以1亿元固定赔偿金额为标准，侵权者非法所得及个人资产不足1亿元者，以其非法所得和个人资产的全额进行赔偿，同时对侵权者处两年有期徒刑。专利侵权案件全部由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另外，一旦权利人在法庭胜诉，则当庭拘押侵权者，冻结其所有资产，以切实保证案件判决后的执行力度，有效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在解决企业研发活动的后顾之忧后，政府应加大研发投入并重点向企业倾斜，引导、扶持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除给予税收减免和课题资助以外，还可由政府购买国内外重要的科技论文数据库，如SCI、EI、ISTP、CNKI等，建立通用平台，供企业研发部门免费使用。
四、减免企业和居民的税收
减税能够较为及时地转化为现实的投资和消费需求，短期财政收入可能下降，但经济增长的加速将逐渐弥补这一损失。对于企业，减税对象主要为过去两年中获得自主知识产权者、新兴产业以及出口企业，对其他类型企业主要撤销重复征收的税种及不合理税种；对于居民，主要涉及个人收入所得税，在财政资金紧张、短期难以增加劳动者货币工资的条件下，将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调至年收入10万元，可提振工薪阶层的消费需求，同时，对富人征收更高税率，一方面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另一方面，由于富人对消费品需求的收入弹性敏感度较低，因此不会降低富人的消费总量。
五、增加税种
在对企业和居民减免税收引致财政收入短期下降的同时，可考虑另外增加一些合理税种，主要为奢侈品消费税、宠物税、涉外婚姻税和移民税等。
（一）征收奢侈品消费税的逻辑在于，炫耀性消费容易引起穷困者的挫败心理和仇恨心理，反差过大时使其走上恶性的暴力犯罪道路，引发社会动荡（凡勃伦，1899）。该税种主要包括：1、对世界品牌实验室（World Brand Lab）评选的奢侈品在华销售征收100%的税率；2、对30万元以上的轿车征收100%的税率；3、对人均消费500元以上的宴席征收100%的税率；4、对进入高尔夫球场的消费者每次征收5000～10000元的固定税；5、对私人飞机和私人游艇征收100%的税率；6、对住房使用面积超过120平方米者征收100%的税率。
（二）征收宠物税的逻辑在于，城镇居民养狗增加了他人出行被狗咬伤的风险，同时，宠物随地排泄污染了环境。该税种主要包括：1、在人口10万以上的城镇中，对养狗者每年征收1万元的宠物税；2、无论城乡，对伺养狼犬者每年征收2万元的宠物税。
（三）征收涉外婚姻税的逻辑在于，我国的性别比例为117.78：100，即每出生100个女孩，相应出生117.78个男孩，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指出，2020年中国将有3000万～4000万男性娶不到女性。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应限制中国籍女性嫁给外籍男性。可对中国籍女性嫁给外籍男性者征收10万～50万元的涉外婚姻税。
（四）征收移民税的逻辑在于，国内居民移居海外降低了国内总需求，恶化经济的长期增长趋势。可对移居海外者征收10万～50万元的移民税。
六、压缩政府开支及精简机构
以扩张性财政手段刺激经济的计划在财政赤字的条件下空间有限，应大规模缩减政府非必要性支出，如相当部分的出国考察、公务车购置、接待等，同时裁撤部分行政机构，以腾出财政资金用于增加研发投入以及培育和扶持新兴产业。
七、稳步下调人民币名义汇率
2005年7月汇改之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8.108，到2012年11月则上升至6.228，7年多的时间里累计升值了30.2%。经济学理论认为，本币升值在长期会打击本国的出口工业，对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导的出口工业更是如此。1985年，美国为了打击其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强迫日本签订了《广场协议》，其后日元汇率一路飚升，制造业对美出口的竞争力逐渐削弱，加之日元升值后国内资产形成泡沫，在泡沫破裂后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经济衰退。
美国经常性对我国施压，强迫人民币升值，本质上是为其美元超发埋单，同时减轻其偿还中国巨额债务的负担。与其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经济问题，不如说是政治问题，美国指责中国操纵汇率毫无道理。多年以来，我国物价总体水平一直在上升，只是各年幅度不同；因此，人民币实际汇率在贬值，但名义汇率却在持续升值，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缺口”逐渐扩张。根据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以实物为支撑的货币价格是其实际价格，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的偏离为短期均衡，长期均衡为名义汇率向实际汇率收敛。名义汇率与实际汇率之间的“缺口”要么由东道国政府主动调整后“愈合”，要么由外生冲击导致货币危机或系统性金融危机，后者正是1997年泰国金融危机的情况。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顶住外部压力，及时遏止人民币名义汇率的进一步升值，并在此基础上稳步下调汇率，重新刺激出口工业的发展。
八、大规模开发南海和东海的油气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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