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6 18:33:38
导语：在小孩心理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见到辛自强的时候，不禁惊讶于他的年轻。
年轻得甚至有点像个毛头小伙，只是眉宇间有一些儒雅之气。
光看外表，可能很少有人会觉得他是一名博士生导师，他也许是记者见过的最年轻博导。他生于1975年，2002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心理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该校评为教授、博导，2010年调入现在的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工作，目前是该学校社会发展学院的心理学教授和副院长。
他还先后主持过国家级课题4项以及若干省部级课题，在国内核心学术期刊发表过120多篇论文，出版了《问题解决与知识建构》、《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等数本心理学专著。2007年以后，辛自强也开始以英文在国外，迄今已达15篇。
术业有专攻
现在，心理学好像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很多年轻人都会聊几句心理学，尤其是“文艺青年”们大多曾经喜欢谈论弗洛依德、弗洛姆之类的话题，那么辛自强所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心理学呢？
据介绍，他自己目前研究的领域以社会心理学为主，兼及认知心理学等。他这么说：“我认真考虑过职业方向的问题。我私下很喜欢读精神分析学派的书，包括弗洛伊德、弗洛姆之类。但是，从刚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就决定这辈子不做心理咨询工作。实际上心理学的领域非常广阔，我更喜欢做心理学的研究工作。心理咨询基本是一对一地帮助别人，范围有限。然而，科学研究一旦有所发现，有所进步，可能会影响更多的人。”
认知心理学属于基础性的心理学分支，辛自强早年研究较多的是“数学认知”：即研究小孩子怎么学习数学，怎么理解数量关系和数学概念，怎么解决数学问题。他工作后的第一本书《问题解决与知识建构》就是关于这个方面的。虽然是心理学的书，却被教育科学出版社的“教育博士文库”收录并出版，这也是该文库中第一本心理学专著，也间接证明了他的研究在教育领域的实际价值。
辛自强关于数学认知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外同行的关注。比利时著名的心理学教授范彻菲尔（L. Verschaffel）主编一本书，邀请全世界一二十个国家的学者一起写，其中就邀请辛自强负责书中一章的撰写。近期，国外学者组织编写《亚洲数学教育手册》，他又被邀请撰写专章。辛自强解释道：“踏踏实实地做研究，成果慢慢会被别人认可。”
心理学的妙用
在认知心理方面的基础性研究外，近年来随着工作环境的变化，辛自强将主要研究方向转向了社会关切度更高的社会心理学。
改革开放三十年，人们的心理健康状况有何变化？到底是“世风日下”，导致人们的心理健康“一代不如一代”？还是“仓廪实而知礼节”，人们的心理状况因而变得更好？作为研究者，辛自强不是去争论，而是通过实证研究寻找事实作为证据。
辛自强和他的团队在这方面做了多年的探索。2008年，他出版了《社会变迁中的青少年》一书，提出自己的发现：近20年来我国青少年心理健康水平不断下滑。
这个研究并不容易，因为研究者无法再去直接调查过去几十年的人群，历史已经发生了。辛自强独辟蹊径，采取独特的横断历史研究方法，先后开展了近10项关于心理变迁的研究，得到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学术成果。他的课题组已经成为全世界开展横断历史研究最主要的两个课题组之一（另一个为美国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顿芝教授（J. M. Twenge）带领的课题组），这种研究为在宏观上确定我国不同人群的心理变迁规律提供了依据，方便了心理的社会预测与预警。
当然，这个研究结果似乎与中国经济的进步不那么“同步”。但或许这就是研究的价值所在——揭示我们料想不到的规律。辛自强想通过心理学研究去揭示甚至干预一些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大白杨是速生树种，长成以后我们要用的时候会发现木质不坚硬，不细致。我们的社会也是一样，改革开放30多年里我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但我们要关心发展的质量问题，要解决伴随而生的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而不仅仅关注经济增长速度。”
又如，辛自强与合作者今年刚发表的成果表明，当前大学生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远低于十年前的大学生，呈逐年下降趋势。“我们想说明什么？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观念的普及，人们对人生和人性的观念都发生了变化，同时，也影响了人们的关系。中国传统的社会规范和靠‘面子’维持的社会关系被打破了，一时间信任水平就下降了。但是如果新的规范和观念慢慢确立，情况也许就会好转。”
创新的真谛
辛自强坦言自己非常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特别喜欢阅读和思考，也很乐意通过自己的研究把一些社会上的问题说清楚了，很多猜测和争论都缺少证据，我们却能用证据说话。”这些都是他成就感的来源，如果把自己知道的再教给学生，那更是一桩乐事。
辛自强自小有爱读书的习惯，他自小在农村长大，当地没什么书刊，能找到的书他几乎都看。大学四年中也没有当过班干部，也不是班里成绩最好的。但他每周都到图书馆借3、5本书，全部看完，然后下周再去还书、借书——就这样过了充实的4年。直到现在，他还是一有空就读书。
即使有兴趣，但不花点苦功，恐怕事业也不会那么顺利。事实上，辛自强的刻苦程度是相当惊人的。有些时候，为了一个研究项目，或者写书，他可能连续几天不下楼；当年写博士论文的时候，看的英文资料大多是用B3大小的纸复印的，叠起来至少有一米多高。
辛自强老家是山东沂蒙山区的，他的小学和初中阶段，老师基本都是民办教师，条件很艰苦。小学前四年上的都是“复式班”——即不同年级的学生混在一起上课。他上学那年还要自己带凳子去上课。到高中时，教学条件才有所好转，但由于基础不好，他成绩在全班倒数之列，很快他凭借超人的努力，在高二第二学期就追上去了，成为名列前茅的学生。及至他考上大学，就更珍惜难得的学习环境了。
时下，创新、创造成为一个讨论的热点。作为心理学学者，他对这个问题又是怎么看的呢？一次在清华大学举办的关于创造力与教育的论坛上，来自北大、清华的学者发言之后，辛自强发言的题目是“创造力：这种‘力’存在吗？”他提出，可能根本不存在一种可称为“创造力”的特殊的心理过程或能力。或许一个人的作品或思维的产品是创造性的，但导致这个结果的思维过程就是一般的思维过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这个观点令台下一片哗然。要知道，这些听众都是研究创造力的专家或研究生。
其实，辛自强不是哗众取宠，他对创造力有自己深入的看法。他认为，并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创新、创造的前提一是要有知识基础，二是要有好的思考方法。教育不能径直去教创造力，而是教授知识，启迪思考。
美国行为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把大脑这种试图偷懒的思维模型叫做启发式思维，也就是当面对一个复杂的问题时，人们不会考虑问题的方方面面，而是依靠直觉和惯性思维去考虑问题的几个关键点，一旦觉得差不多了就停止思考并得出结论。可偷懒毕竟是偷懒，就像你偷懒不背单词，英语就会考砸；你偷懒不参加集体劳动，就会被同学孤立一样，大脑要是偷懒的话也会犯一些低级错误。概括而言，大脑常用来“偷懒”的方式以及随之而犯的低级错误有以下三种。
大脑喜欢以偏概全
我们先来思考一下，如果历史老师问你下面两个情境哪一个更有可能发生，你会如何作答？
A：美国和俄罗斯在未来将爆发一场核战争。
B：美国和俄罗斯在未来将爆发一场核战争。但一开始双方都不想动用自己的核武器，只是在卷入一场局部战争之后，如伊拉克、利比亚、以色列或者巴基斯坦等国的战争，才被迫动用核武器。
这实际上是一道简单的数学概率题，美国和俄罗斯爆发核战争是一个独立事件，而它们在卷入一场核战争之后才动用核武器是另一个独立事件。数学上讲两个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要小于其中任何一个独立事件单独发生的概率。显而易见A才更容易发生，但我们更可能选择B。这是因为B是一件具体的事情，它详细地描绘了核战争爆发的前因后果，这种具体、生动又有逻辑性的事情符合人们的常识，与我们头脑中固定的思维模式相一致。因此，我们的大脑不愿用复杂的数学思维去深思其中蕴藏的概率问题，而仅仅是依赖过去的成见，直觉地认为B更可能发生。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大脑偷懒方式，这种偷懒依赖已形成定性的思维模式，使大脑不费吹灰之力，就非常简单直接地得到了思考结果。
日常生活中的“刻板印象”就是大脑依赖固定思维模式、不愿深入思考的结果。当一个留着长发、蓄着胡子、戴着墨镜的人出现在夜色中，我们就感觉他是一个坏人；看起来痞痞的男同学，在学习成绩上通常不被别人看好。几年前，在台湾，有两起小孩当众撒尿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第一起撒尿事件是大陆游客的小孩所为，然而第二天在同一个地方又发生了一起小孩撒尿事件。这一次，台湾民众想都没有想就一致认定又是大陆游客所为，甚至有媒体以《没公德心，又见陆童桌边尿尿》这样的标题大肆报道。前一个事件已经将大陆游客和尿尿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使得“大陆”这一名词在不文明行为中的代表性显著提高。当相似的不文明事件再次发生时，台湾民众根本不愿动脑筋去想想其它可能性，直接就认为这是大陆小孩所为。
大脑偏爱容易想到的事
假设你要坐飞机去大学，你爸爸开车送你到机场。上飞机前，你爸爸千叮万嘱要注意安全，下了w机务必要报个平安，好像飞机很可能就要掉下来一样。实际上你爸爸没必要祝你一路顺风，相反你倒是要提醒冒着“生命危险”来送你的他小心一些。因为汽车的事故率是飞机的三倍以上。
乘坐飞机比汽车更安全，可人们却不这么认为。那是因为一旦出现空难，各大媒体都会竞相报道，你很容易就得知哪里发生了一起空难，例如前段时间的马航MH370、乌克兰MH17以及台湾复兴航空等事故莫不如此。同时飞机一旦出事往往都是机毁人亡、无一生还，这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恐惧感。这种恐惧感经过媒体的放大，会让人们对飞机失事印象深刻，一旦需要很容易就会被大脑提取出来，以至于某次大空难在过了好几年后还是会轻而易举地进入你的大脑。与此相对，汽车事故的伤亡人数只是电视上一串串丝毫不引人注意的数字。正是因为飞机事故相较于汽车事故而言更容易被大脑提取出来，我们才高估了乘坐飞机的风险。
这说明大脑常用事情在脑海中浮现的难易程度来估算其发生的可能性，而不会确切计算某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因为这太复杂了，需要了解很多知识才能做到。
不仅是飞机，人们还认为每年死于谋杀的人数要高于糖尿病的，死于交通事故的人数要高于胃癌的，可实际上糖尿病和胃癌的致死人数分别是谋杀和交通事故的两倍。
大脑需要一个“锚定”
想象一下你面前有一个转盘，转盘上面有一些数字，你转动转盘，指针落在65上。接下来主持人问你非洲国家的数量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是大于65%还是小于65%。你回答小于65%。之后主持人又问你非洲国家所占的具体比例是多少。经过一番思考后，你给出的答案是45%。现在，另一个人转动转盘得到数字10而不是65。在转盘停止后，主持人相继问了他和你类似的问题：非洲国家的数量在世界上所占的比例是大于10%还是小于10%？且具体比例是多少？结果，他的回答和你截然不同，他给出了仅有25%的回答。
事实上，上面的描述正是心理学家卡尼曼在1974年进行的实验及其结果。受到数字65“锚定”的人会比受到数字10“锚定”的人给出一个更高的概率判断。仅仅是在开始看见了一个无关的数字，也会影响人们接下来有关非洲国家数量的判断，要知道转盘上面的数字可是和非洲国家数量的比例没有丝毫关系。这就是大脑偷懒的一个技巧，思考问题时一定要有一个“锚定”。
老师们的大脑也常常偷这个“懒”。在语文改卷上，前面单选和阅读做得好的同学在后面的作文上也容易拿高分。语文老师会这么想，既然前面的语文基础就不错，那后面的作文肯定也不会差吧。而那些成绩一向不好的同学可就遭殃了，就算他们在高三时文笔大有长进，受到“锚定”影响的老师们会很难给出一个符合他们真实写作水平的分数。卡尼曼就发现，如果他给某学生的第一份论文打了高分，之后就倾向于给这个学生的第二份论文也打高分。他认为一个学生能将第一份论文写好的话，就应该不会在第二份论文中犯低级错误。可见大脑如果没有一个“锚”来引导自己的思维，它就不知所措了。
大脑偷懒，情有可原
原来大脑有这么多偷懒的方法，可是它为什么要偷懒呢？
心理学认为人有两个大脑，一个是依赖直觉判断、经常出错、在无意识中运行的直觉大脑，另一个是依赖逻辑推理、比较准确、在意识层面运行的逻辑大脑。当我们说起“本能”、“不小心”、“下意识”这些词语时，实际上运行的就是直X大脑。而一旦以“我”开头，例如“我认为”、“我想怎么样”，则运行的是逻辑大脑。人们的注意力是一种有限的认知资源，你分到一件事情上的注意力越多，那么能用在其他事情上的注意力则相对较少。运行逻辑大脑要消耗大量的认知资源，假如逻辑大脑是一台机器，那么认知资源就是燃料。如果时时刻刻都将机器开足马力，那么燃料很快就会耗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再也不能生产任何东西了。所以在有些情况下，要让逻辑大脑这台机器休息一下，代之以不费燃料的人工继续生产。而这些情况也就是我们的大脑在偷懒。
关键词：初中；数学；兴趣；培养
中图分类号：G6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2）15-0160-02
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许多科学家取得伟大成就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具有良好的兴趣。可见，兴趣对学生的个体活动有强大的推动力，兴趣是促进学生求知的动力，兴趣可提高其注意力，增强活动积极性。笔者在教学中也曾遇到过许多这样的事情，一个学生如果对你所教的学科有浓厚的兴趣，那他在学习过程中，对这一学科就特别注意多下功夫，可见兴趣是成材的起点，是学生刻苦学习的桥梁。在数学教学中，兴趣教学不可缺少。那么在数学教学中，怎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呢?
一、创设问题情境导入新课
“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首先在导入新课时设计一两个问题，目的并不在于学生回答得如何，而在于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例如，学习《三角形》这一节课时，笔者是这样导入的：我们生活的周围是由很多美丽的图形组成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些图形，世界才变得丰富多彩。其中三角形在我们的生活中几乎随处可见，它简单、有趣，也十分有用。你知道房顶、桥梁为什么设计成三角形吗？你知道这些三角形有哪些共同的特征吗?这时学生有浓厚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就会形成积极愉快的氛围，有助于激发学生的聪明才智。
二、生动形象的比喻激发兴趣
学习《截一个几何体》的教学中，笔者是这样引入的，同学们有谁在家炒过菜？炒菜必然要切菜，如果我们把刀看成一个平面，切出的面叫做截面，你能说出截面是什么形状吗？这样以家常话为话题引入，轻松、自然，激发学习兴趣并提高学生想像力、注意力。学生才会在整节课中积极地参与活动，努力思考，在巨大的动力推动作用下，始终与老师配合、与同学合作，并且不用花费较多时间组织课堂纪律。学生在获得知识的时候，才会感到知识是自己的，印象是深刻的。
三、融洽的师生关系培养学习兴趣
融洽的师生关系能激发学生对老师言行的认同效应，从而激发学生接受教学的热情，这是教育心理学的一条普遍规律。首先，塑造优秀的讲台形象是吸引学生注意力的永久魅力。教师要以可敬可亲的形象和入情入理的诱导，消除学生的恐惧、无助、自卑等负心理效应，从而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向往、自信、兴趣的正效应，赢得学生的崇敬和爱戴。其次，在教学活动中，教师对教学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正直无私的品德及耐心、细致，百问不厌的态度，同样是赢得学生尊敬和信任的基础。教师要了解学生，为他们解答学习和生活中的一切难题，做知心朋友，使学生认识到老师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使他们更快、更好掌握未来不可缺少的数学知识，思想上的共识必然强化师生之间的相互认同与信任，从而比较容易形成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和积极主动地双向配合、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局面。
四、通过师生互动的教学活动培养兴趣
新课程标准指出：数学教学是数学活动的教学，是师生交往、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有效的数学教学应当从学生的生活经验和已有的知识背景出发，向他们提供充分的从事数学活动的机会，寓数学教育于活动之中。一是用生动事例揭示数学教学目的。例如：在平面几何开始，教师安排学生“生活在几何王国”里，让学生通过衣、食、住、行所见到的几何图形，在几何王国里漫游，使学生感受到人类生活的空间就是一个几何空间，激发学习几何的兴趣，从而积极参与教学活动。二是采用灵活多变的教学方法和形式，激发学习兴趣。心理学指出，凡是相对强烈、对比明显、不断变化、带有新异性和刺激性的事物以及与已有知识经验有密切联系的事物都容易引起人的兴趣。如：对于正弦函数“y=sinx”的图象和性质的教学，在多媒体教室里，先用电脑演示物理现象机械振动和机械波，促使学生了解正弦函数的概念，进而一鼓作气，在屏幕上列表，描点，连线，做出其图象。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将色、形、动、思强化为一体，然后进入到图象和性质的研究，整个教学过程中学生兴趣盎然，何乐而不为？同时，上课中多采用启发、议论、点拨、探究的方法，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无疑会效率倍增。另外，还可通过组织兴趣小组、开设讲座、开展数学竞赛、举办墙报、撰写小论文等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五、运用生活化教学培养兴趣
数学来源于生活，又运用于生活。在教学中将复杂的数学知识转变为通俗的生活现象，使学生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如，在讲解一元二次不等式时，可以设计如下具体事例：假如你是汽车司机，已知汽车从刹车到停车所滑行的距离与时速的平方及汽车总重量成正比，设某辆汽车不装货物以时速50千米行驶，从刹车到停车走了25米，如果这辆汽车装着等于车重的货物行使时，发现前面20米处有一小孩摔倒在地上，问汽车最大限制时速为多少，才会不发生事故？（假设汽车司机发现小孩到刹车需经过1秒钟）这样的内容使同学们既感受到了一元二次不等式的重要性，又联系了实际，兴趣与积极性提高了，数学思维能力和运用数学知识的能力也提高了。学生也知道了数学不仅是简单的运算，还必须以一定的理论为基础。
六、利用“数学美”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
论文关键词:《麦田的守望者》;象征手法;意象
一、引言
《麦田的守望者》是美国着名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的代表作,也是其创作生涯的顶峰之作。小说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了美国青少年的喜爱,他们认为他道出了自己的心声。人们都被这个带着鸭舌帽,满嘴脏话,却心存善良的小男孩所深深吸引,塞林格也一度成为美国战后一代的代言人。他是当代美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反英雄形象,也是最早的“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在各种文学评论中主人公霍尔顿常常被看作是“愤青”的同义词。实际上,在塞林格的笔下,主人公霍尔顿有一颗敏感脆弱的心,他排斥庸俗、虚伪的世道,但现实就像被放大的苍蝇的腿毛,使他不得不去适应。他既痛恨长大,却又对现实无能为力。
虽然《麦田的守望者》问世之初备受青少年追捧,但战后的美国社会却对《麦田的守望者》褒贬不一。《纽约时报》赞其为“异乎寻常的、才华横溢的处女作”,而批评则多是书中充斥大量的道德败坏、性描写和过度使用粗鄙语言等。然而,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时至今日,《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然成为了美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文学界从小说的语言运用、霍尔顿矛盾且彷徨的心理等方面从语言学、叙事学、文化学、心理学等方面加以分析和阐述,为后来研究塞林格以及这部小说提供了新鲜的养料。笔者认为,《麦田的守望者》能够成为美国文坛深受影响力的小说,其写作技巧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方面。小说运用了大量的象征手法,本文试图从象征主义入手,对《麦田的守望者》中的象征手法和意象进行分析,以使读者更加了解小说的主题,贴近这个在“悬崖”边摇摇欲坠的心灵。
二、象征主义对主题的烘托作用
(一)对成人世界的控诉
二战后,美国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战争的破坏性和杀伤力远远超出人们的复原能力,人们的恐惧感与日俱增。青少年也没能逃脱这个时代所带来的病痛,形成了“垮掉的一代”。然而他们并没有真的“垮掉”了,而是以重铸美国社会和文化为己任,痛斥这个虚伪且不道德的世界。
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之前,美国文学总是将童年理想化,孩提时代永远是快乐天真的。塞林格的这部作品,使“成长”染上了一层悲剧主义色彩。霍尔顿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他并不认为前途如康庄大道般平坦,反而强烈地感到未来残缺不全。他对虚伪的成人世界嗤之以鼻;他孤独、彷徨、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是二战后精神受压抑的青少年的代言人。这样看来,他嘴里总“不干净”,其实是在用不雅词语来唾骂成人世界。
在这部作品中,霍林格巧妙地构造出一片麦田和陡峭的悬崖,让霍尔顿梦想成为一个保护其他小孩以免坠入悬崖的麦田守望者,有着深刻的寓意。
事实上,《麦田的守望者》这部小说题目本身就是个象征。它第一次出现是在第16章,当一个小孩在路上边走边唱《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时,霍尔顿羡慕不已。
在第22章霍尔顿当妹妹菲碧问他最喜欢做的事时,他再次想起了罗伯特·彭斯写的诗《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不管怎样,我老师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个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16岁的霍尔顿排斥成年人的世界,他的梦想就是想要做麦田里的守望者,守护着在麦田里玩耍的小孩子不致跌入悬崖。由此,麦田的象征意义显而易见。麦田是童年的象征,是孩子们玩耍的乐园,代表了小孩子纯洁的童真世界。孩子们在麦田中玩耍,很容易被高高的麦子挡住视线,看不到边缘,在麦田里失去方向。霍尔顿认为儿童是纯洁无暇的,而成人的世界里充满了虚伪与狡诈。他的理想就是成为无邪“麦田”的守望者,在孩子们靠近悬崖边时把他们拉回来,保护他们不失足跌落悬崖。
(二)对童年纯真的向往
霍尔顿虽然离经叛道,但其实内心充满着对童年时代的不舍和向往。他看透了虚伪的成人世界,越是愤恨,就越想逃离,对纯真也就越渴望。这一点无疑也从小说的象征意象中体现出了来。
同样还是在小说的第22章中,霍尔顿想要成为麦田的守望者,“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做的就是再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它捉住……”悬崖在小说中同样也被赋予了象征含义。悬崖的一边是麦田代表的童真世界,而另一端就像霍尔顿心中的成人世界一样深不可测,充满着恐怖的气息。霍尔顿害怕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们失足跌落崖底,最大的心愿就是成为守望麦田的人,防止小孩子跌进虚伪欺诈成人的世界。
三、象征主义对人物塑造的作用
象征主义不但对小说主题起到了烘托作用,对人物塑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小说中,塞林格别具匠心地把麦田、悬崖、红色猎人帽赋予了新的含义,剖析了小说主人公霍尔顿从憎恶虚伪、追求纯真到最终屈从社会现实的心理历程,揭示二战后美国青少年一代孤寂、彷徨、痛苦的内心世界。
(一)红色的猎帽
事实上,霍尔顿的名字很大程度上与“帽子”有关——在英语中“Holden”是“Hold”的过去分词。这就意味着霍尔顿想要紧紧地握住过去,也就是他少年时的纯真。一方面,虽然霍尔顿承认戴着这顶红色帽子“显得十分粗俗”,但他仍然对它爱不释手,认为它“这么戴看上去挺美”,他不屑于传统的审美,从而避开假模假式的成人世界,这足以看出霍尔顿的反叛性格。他不时要将“鸭舌帽转到脑后”,渴望暂时躲进儿童似的的纯洁中,努力远离成人的肮脏世界,甚至变成一个称职的“麦田守望者”。另一方面,现实是残酷的,面对日益浑浊的成人世界,霍尔顿无不感受到孤寂、彷徨、痛苦。尽管努力不想成为“不纯洁”的成人,他还是无能为力地滑到了“悬崖”边,无不痛苦地接受着自己已经成为成人这个事实。此时的霍尔顿唯有正视事实,渴求他人的认可,所以他有时又选择将“那顶鸭舌帽的鸭舌转到前面”。小说的结尾,霍尔顿看妹妹菲碧玩旋转木马时也戴着这顶猎人帽,而此时他却将帽子转到了前面。亲身体验加上妹妹的变化使他意识到:现实不可扭转,每个人都得长大,无力地抓住过去是不切实际的,唯有勇敢地面对现实,放手过去,才能更好地面对以后。
论文关键词 见危不救 犯罪化 亲社会行为
近年来，见危不救行为在生活中频频发生。中国民众对于此种事件的舆论甚嚣尘上，各阶层民众从不同程度上表达了自己的意见，不断地声讨与讨伐见危不救行为的恶性事件。一时之间，要求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成为了社会媒体与大众的主流声音。虽然所有的讨论与批判最终的目的都是希望规制这种行为、减少这类现象的发生。但是立足于目前我国社会的现实，刑事立法是否应当不加限制地将一般主体的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还亟待深入研究与探讨。见危不救行为涉及了伦理、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等诸多方面。人们对见危不救行为的价值判断容易受到个人认知、群体性情感、风险认知、自身能力的评价、文化传统、社会情感等所影响。关于见危不救是否应当犯罪化，本文侧重从亲社会行为角度进行探析。
一、“见危不救行为”的概念界定
关于见危不救行为的界定，学术界亦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见危不救行为指在特定的危险情况下，行为人明知自己不对受害人实施救助，当事人就会发生死亡危险，有能力施救而不予施救的情形。有学者认为，见危不救行为是指救助者意识到他人的生命健康处于或即将处于重大危难之中，经过判断，认为该救助不会侵害自身及第三人利益，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施救的情形。
从上述学术界的观点来看，见危不救行为的这些定义都具有如下要素：一是所需救助的利益处于或即将处于危险状态；二是见危不救行为人对于他人利益没有实施救助。然而，我们讨论见危不救行为的定义时，见危不救行为的主体是否应当不加限制地扩大到一般主体，而“危”的含义又该如何界定。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本文的见危不救行为应当做如下定义，指他人生命健康或财产受到重大威胁时，有能力救助而不予救助，或虽不能施救但能协助而不予协助的行为。首先，见危不救行为的主体，在本文中讨论不加限制地认为是一般主体，不仅包括负有特定职责或义务的主体，且包括仅负有道德义务的主体。其次，“危”的含义应当界定为，他人或公共利益处于重大危难时，导致或即将导致生命或财产的重大威胁。这种“危”的程度应当具备紧迫性，即人身安全或是财产利益受到的威胁必须是紧急的；严重性，即危险的发生必须具有严重性；真实性，这种危险应当是真实存在的，而非救助人臆想或误以为存在的，并且应当排除他人以欺诈的手段使救助人误以为存在的情况。再者，从见危不救行为的主观方面讲，应当认识到危险状态的存在。若救助人根本没有意识到危险状态，或是认识到危险状态且认为不紧急、不严重、不真实，则不构成见危不救行为。从见危不救行为的客观方面讲，救助人应当有能力救助、报告或是呼救，无论是法律还是道德的要求都不应当强人所难。
二、“亲社会行为”的概念界定
在一些情况下人们会选择见危救助，而这一过程受社会认知、情感因素和推理决断等因素的影响。与利他主义动机的说法相比，笔者更倾向于救助行为属于亲社会行为的范畴。见危不救行为与见危救助行为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了伦理、道德、法学、社会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等诸多方面。本文仅撷取一个视角，即从亲社会行为角度探讨见危不救行为是否应当犯罪化。
探析亲社会行为对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的影响，首先，我们首先必须对亲社会行为的含义作出界定。亲社会行为是心理学家用来表达社会所确定的道德行动的术语，亲社会行为是一个内涵广泛的概念，指一种有利于他人的助人行为，这种助人行为符合社会期望的、对他人、社会、群体有益的行为。某种行为是亲社会的，并不意味着该行为一定是纯粹意义上的牺牲自己利益的行为。亲社会行为是既可以包含利他动机，也包含利己动机的。亲社会行为，不管助人者的动机是什么，助人的各种动机既体现为有利于他人、社会、群体，同时也存在自我满足感或获得物质利益等方面。亲社会行为主要包括谦让、合作、分享、奉献、同情、助人等形式。
三、亲社会行为对见危不救行为的影响
当社会上见危不救的恶性事件日益增多之时，人们容易想到刑事立法，将之犯罪化，但是一个问题的解决并非单纯依靠法律就可以解决。相反地，若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可能会衍生其他的不可预知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光要从社会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等角度考虑，而且社会心理学也是其中重要的考量角度，相比与其他的亲社会行为，见危救助是亲社会行为中更高的要求，人们面临的价值判断与社会认知更为复杂。亲社会行为的发生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共同影响的复杂过程。而救助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受场景，助人者及受助者等因素的影响。下面主要是从这几个因素谈谈其与见危不救的密切联系。
（一）场景
“小悦悦”事件中发生在闹市区，7分钟18个路人竟然无一救助。与此相似的是，在1964年，美国纽约凯蒂·珍妮威斯被杀一案，目击者38人无一人救助。按照通常的观点来讲，当某一紧急危难的事件发生时，目击者越多，被害当事人被救助的可能性越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具有高尚的道德，但是并不意味着在具体的情境中会依照自己的道德观念，选择实施道德的行为。在实施救助行为之前，人们的心理往往要经过复杂的认知和理性判断的过程，人们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会偶然、必然地作出各种不同的选择。
而上述案例中所表现的现象，在紧急危难的状况下，个体在他人在场时，救助他人的可能性降低，随着旁观者人数的增加救助他人的概率随之相应减小。因为当仅有自己在场时，救助行为变得责无旁贷，在责任感道德感的驱使下实施救助行为的可能行大大增加。相反，当旁观者的人数越多的情况下，会导致帮助的责任被扩散到每个旁观者身上，救助他人的责任感会在心理上分摊给他人，每一个人都相应地减少了帮助的责任，从而造成了等待别人去帮助或互相推诿的情况。这种由责任分散导致的多数目击者不救助的现象被称作“旁观者效应”。假若大部分的不救助者见危不救，并非因为道德感的丧失，那么针对见危不救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则不能以法律促进道德的目的。即使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能够在某种程度上有效地遏制见危不救恶性事件的发生，但是法律不应当使人们随时处于可能的犯罪的状态，而且，动用刑罚的手段显然是不合比例的。
其次，在场景因素中，人们所处的环境，比如说城市的天气、城市的规模大小、时间等都可能影响救助的行为。人们在晴朗白天或许比风雨交加的夜晚更容易帮助别人，人们在空闲的时候比在忙碌紧急的时候更容易帮助别人。许多相关因素在多大的程度上对救助行为的行为产生作用难以考量。
（二）助人者
尽管场景因素对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改变人们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但是仍然有人在便利的情况下见危不救，有人在不便的情形下见危救助。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这种个性差异性。当面临危难时，个体的认知、性格、心情、道德感、同情心、风险评价和自身评价等都会影响救助与否整个决策的过程。
在危难情况发生之时，个人价值取向是一个人信仰、价值、行为规范等总和，而倾向于亲社会价值取向的人们更容易帮助他人。同时，不同的个体对于紧急情况的迫切性、危险性、真实性的认知是不同的，而个人的认知与一个人的经历或是他人的经历有关，一个接受过他人帮助的人更容易助人，而彭宇案则给以另一方面的启示，一个人给予帮助反遭诬陷后则很难救助他人。现实生活中，很多人由于此类恶性事件的发生，有时候会却步不予救助。其次，情感因素对助人与否的判断也有重要的作用。一个富有良知、同情心、责任感的人在危急状态下更倾向于帮助他人。影响人们决策的因素中，是否具有同情心，是否能对别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也至关重要。同时，心情的好坏与人们的自身认知评价也是能够影响人们助人的重要因素。个体若对自身的能力、经验、知识、工具认知评价过低，而认为自己不足以应对所面临的危难状态，则可能实施不予救助的行为。相反，若自恃过高，个体不具备救助他人的条件即使具有救助他人的动机也很难产生救助他人的后果。
对于见危不救行为恶性事件的一再发生，我们不能仅仅将其归咎于道德的沦丧，一味地呼吁将见危不救行为犯罪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够忽略人们的心理因素、个性差异、认知能力等情况。
（三）被助者
论文摘要:分析体育教学中学生的“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及教师对“逆反心理”的对策与方法，使体育课堂教学更具有效性。
1逆反心理的表现
我们在体育教学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些学生，他们在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对老师所讲授的技术动作听不进去，练习也不积极、认真，甚至产生对抗心理。少数体质弱、基础差、技术水平低的学生表现就更为突出。你说东、他向西;你说南、他向北;你说好、他说坏;经常与教师顶嘴、唱对台戏，老师不让做的动作偏去做，不按老师示范的动作要领掌握技术，自己另搞一套。上述现象在心理学中称为“逆反心理”。
2逆反心理学的原因
逆反心理是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学生产生逆反心理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2. 1与学生的年龄特征有关
青少年正处于由童年向成人转变的“过渡期”。在心理学中形象地称之为“心理断乳”。其含义相似于婴儿期的“生理断乳”。据研究，青少年有多次“心理断乳”现象，第一次约在13，14岁，第二次出现在17.18岁。在这时期，随着青少年身体逐渐发育成熟，在心理上也产生了一系列变化，开始形成“自我概念”，“成人感”加强，自尊心和求知欲均在增强，希望摆脱成人的监护，有着强烈的表现“独立”的愿望。为显示与以前不同，怕别人将自己看成是小孩，就俨然以“大人”自居。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青少年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身体还处在发育的过程中，经济上不能独立，无论从主观和客观上都不可能完全脱离家庭和成人的制约。于是导致在心理上产生严重不平稳和多重矛盾，主要表现为独立性和依赖性、求知欲旺盛和鉴别能力低下，理想与现实、情感与理智、闭锁性与开发性等多方面。“逆反心理”是青少年心理矛盾冲突的一种表面形式。
2. 2教育方法不当是导致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最直接的客观因素。
2.2.1教师的教育方法简单，态度粗暴
如有的教师对待掌握技术动作差、成绩提高慢的学生，不是主动帮助他们分析错误动作，找出错误原因及改进方法，而是骂他们“笨”、“死脑筋”，挫伤学生的自尊心和上进心;有的教师对待学生的点滴过失，喜欢小题大做，任意夸张，或者揪住不放，整天挂在嘴边，使学生觉得教师是在和自己过不去而产生冲突而导致学生严重伤害事故的事件，这就是因为体育教师不了解学生“逆反心理”产生的原因，而采用简单的、粗暴的教育方法而造成的。严重影响了教学秩序和教学效果。
2.2.2教师处理问题不公正，不一视同仁
如有的教师凭学生成绩、印象及相貌处理问题，以自己个人的好恶来对待学生。如:在教学中，学生杨违反课堂纪律或不按老师的要求练习，因他是技术尖子，教师不批评、不教育，听之任之，视而不见，无动于衷;而当学生林出现类似问题时，教师严加指责，点名批评，甚至体罚。这样处理问题会使学生林认为教师偏心，拿自己出气，不值得信赖、尊敬，并表现出明显反感。凡事你不说则罢，一说他便跟你作对，你叫他这样，他偏要那样，并且还会因为对教师反感而不愿上体育课及参加体育锻炼。
2.3教师的要求过高，脱离学生实际
在教学中，教师对学生的要求过高，脱离学生的实际可能，学生不愿接受。如教师不根据学生的身体状况与素质水平，上课时安排的运动量太大，或练习的难度过高，或硬性规定完成的数量，学生感到没法完成，只好消极对待，采取偷工减料的办法应付。而教师又强制其接受，这样便会使学生产生与教师相对立的情绪，形成逆反心理。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因素，如学生对体育的认识、教师的业务水平等等，也会导致逆反心理。
3减轻和克服学生逆反心理的方法
学生的逆反心理，常给体育教学工作带来不良的影响。因此，只有减轻和克服学生的逆反心理，解除师生的对立情绪，才能使学生由消极被动变积极主动;才能提高教学效果。那么，怎样才能减轻和克服学生逆反心理呢?我们体育教师又应该怎样做呢?下面，我浅谈以下几点看法:
3.1掌握有关知识，了解学生心理
作为体育教师，应学习一点心理学和教育学知识，应当认识到学生逆反心理的产生属正常现象，是个体社会化的必然过程。认真注意、观察、分析学生的心理行为变化，做到见怪”不怪，开动脑子，积极思考，提出对策和相应的解决办法。
3. 2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并进行正确的心理指导
良好的师生关系，具有教育和影响学生的心理效能。教学经验证明，只有平时多与学生接触，增加互相了解的机会，才能了解学生的个性(兴趣、爱好、能力、气质等)，并根据学生的个性，在课上才能因材施教，区别对待。在教学中，教师关心、热爱学生，学生也会尊敬、热爱老师，从而和谐课堂气氛，使学生热爱老师所授的课。
3. 3树立榜样要确有典型意义
在体育教学中，经常会将动作规范的同学请出来给全班同学示范。这是一种良好的教学方法，但要切记，要确以“好”示范，而不能体育教师个从好恶，或以个人对某个学生的感情偏爱加以选择。“假作真时真亦假”，如这个学生的动作不能服人，学生产生“他还不如我做得好”的心理，这既损害了教师威信，又增进了学生的逆反心理.以后，即使教师说得正确，学生也不会相信了。
3.4采用正确的教育方法
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是体育教师尤应加以注意的。如性格开朗和性格内向不同;调皮捣蛋和遵守纪律不同;男生与女生不同;初中生与高中生不同。一般说来，在体育课上，当教师确认学生的某些行为是由于“逆反心理”而生产的，应做到以下几点:(1)不当众批评，个别交换意见。(2)采用诱导式教育，切忌粗暴。(3)对小事不宜过份追究，使学生产生“这么做老师不屑一顾”，不使其逆反心理得以满足。(4)和学生交心，但不干涉其内心秘密，即使知道，也装作不知，给学生保留一点自己的天地，满足其“独立感”的愿望。
3.5帮助学生建立适宜的期望目标
在体育教学中，帮助学生建立适宜的期望目标，就是帮助学生在学习动作技术上定出能预期达到的程度和适宜的体育锻炼标准成绩。帮助学生建立的期望目标，其水平必须是适宜的，除切合学生体质、身体素质、知识水平外，还要根据学生的个性、心理特点.循循善诱，目标既不能过高，也不能偏低(既略高于学生原有的身体素质、技术水平，又是经过学生的努力可以达到的)。如新学期第一次体育课，先讲评上学期每个学生各项的考核成绩，然后让学生制订出新学期切实可行的各项目的奋斗目标。实践证明，建立适宜的期望目标，能使学生增强学习的自觉性，同时也能培养学生在学习动作技术过程中克服困难的坚强意志。
3.6运用良好的教学艺术使学生产生强烈的进取动机
18世纪德国著名教育家第斯多查认为:“如果使学生习惯于简单的接受或被动的学习，激发其学习的主动性，教师就要想方设法运用新颖多变的组织教法，提高教学艺术，使学生变不练、怕练为爱练、多练。特别是差等生，要运用多种方法，如动用看优秀运动员的技术图片、观摩比赛、电视录像等直观教具，以开拓这些学生的视野，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使他们产生强烈的进取动机。
3.7教师要尊重学生
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说:“我的基本原则始终是，尽可能对人提出较多的要求，但同时尽可能提高对人的尊重。”可以说，自尊心是一个人积极向上，努力克服缺点的内部动力。因此，教师不要压制学生，而要尊重他们，使他们自觉地学习和改正错误缺点。如果在教学中对学生不尊重，经常对他们讽刺挖苦，甚至斥责、辱骂、体罚，其结果就会使学生丧失自信心和自尊心，从而产生逆反心理。
经济危机、枪支管制和生活压力是一般人对美国枪杀案件频发的浅层分析，如果深入研究枪杀行为本身，就不能简单地只归纳外因了。至少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伊凡斯维尔大学心理学教授马克・康普塔看来，给美国的枪杀案件画个时间曲线图，没准才能理清最近枪杀案集中的头绪呢。
先给枪杀案画趋势图
康普塔一直致力于研究美国的大宗枪杀案件。按照他的理解，一次案件中，至少有5人死亡(包括凶手自杀)，就可以成为大宗枪杀案件。1930年到1970年，是美国相对平稳的时期，只有3次大宗枪杀案件。上世纪70年代的10年。发生了3起大宗枪杀案。80年代为10起，g0年代为17起。进入2000年后，已发生了25起，其中2008年6起，2009年4月10日前8起。
在4月的芝加哥中西部心理学年会上，康普塔呈交了他的大宗枪杀曲线论文。虽然用这些数字来分析枪杀的原因看起来还很薄弱，但康普塔说已经出现了一种大宗枪杀趋势。当然，这种趋势是否只是暂时的，现在还没办法下定论。
圣保罗大学行为修正系的犯罪学家格兰特-杜威说现在就给频发的枪杀案模式下定论的确为时尚早。杜威对大宗谋杀案更有发言权。2007年，他发表了一本名为《美国的大宗谋杀案：一种历史》的案件分析书。在这本书里，他着重研究了1900年到1990年美国发生的909亲谋杀案。他的研究对象并不一定有自杀倾向，凶犯在24小时内起意，杀死4个以上的人。有趣的是。康普塔的大宗枪杀案曲线在1970年前一直处于平行线，此后到1990年呈快速上升趋势。而杜威的枪杀曲线则更像一个马鞍形，在上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期间呈增长态势：“我想大概是因为这期间人们不再为生活所困，很多问题才凸显出来，比如婚姻、家庭、工作和房屋。”
康普塔和杜威虽然没画出一样的枪杀曲线，但在经济萧条并非枪杀案主要原因上倒是出奇地一致，尽管最近发生的几起枪杀案似乎都和失业或家庭经济问题有关。佛罗里达大学犯罪学和历史学教授杰里夫・阿德勒也证明在历史上并没有经济危机爆发和枪杀案频发紧密联系的先例。以上世纪30年代为例，美国经济大萧条，但当时却是美国历史上最安全的十年。或者。就像杜威的趋势图所显示的一样，经济危机过后，反而会是最危险的时候。
愤怒是关键的导火线
阿德勒建议，与其从历史中找线索，不如关注一些更小的点，比如情绪。
康普塔也说。从心理分析的角度讲，愤怒在理解枪杀案中非常关键：“愤怒是最有诱惑性的情绪，一个人一旦怒了，他就不想停下来。”而在传染愤怒的过程中，媒体报道扮演了一个非常坏的角色。媒体在报道谋杀案时详细到枪支的使用和凶犯作案前的悲惨遭遇，报道枪杀案细节越多，越能激发一些人内心的黑暗。
愤怒到底有多大的威力，看看它会怎样摧毁心脏就知道了。耶鲁大学的研究者跟踪研究了地震、战争或输了一场足球赛对人心脏的影响，结果发现，感觉愤怒时，心脏的脆弱程度会升高十倍。心电图本来就有问题的人，愤怒时。猝死的几率也会上升10倍。
人为控制情绪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此前的很多研究都指向在家庭暴力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有暴力倾向，但如果父母约定不在孩子面前发生争执，孩子就学不会如何应对将来的冲突。
3月的《儿童精神和心理》杂志刊登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心理学系与耶鲁大学心理系的最新联合研究成果：只要父母的争执是建立在一个公平的基础上，他们可以当着孩子的面吵架。研究者连续五年跟踪了235个家庭。这些家庭里都有5到7岁的小孩。结果发现，只要夫妻不辱骂或诅咒对方，不动手打人，不冷战，不大声哭闹，小孩都可以在父母的争吵中习得如何应对冲突的技巧。在父母不公开吵架的家庭里长大，孩子反而会变得更加有攻击性，更离群索居，更容易焦躁或抑郁。
在孩子的成长中，冲突必然会存在是他们需要学习的一门课。父母如果可以有建设性的-争执(就事论事、情绪不会过于激动、不发生家庭暴力)，孩子会提前学会“亲社会”行为。能理解真实世界是怎么回事。从父母那里学会如何应对不同意见的孩子，更容易融入社会，反而不太可能有暴力倾向。
确有犯罪基因存在
除了愤怒外，大脑损伤和妄想型精神分裂也可能是甚导致一个人最终拿起枪对准别人。难以确认枪杀案凶手到底因何杀人，主要是因为实施了大规模枪杀案后，自己多半也会自杀。
在现有的统计中，95％的持枪杀人案犯最后都选择了自杀。把基因和杀人行为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还得从一个荷兰妇女向遗传学家汉斯’布鲁纳咨询是否该要孩子说起。她的家庭罪犯云集，从犯到杀人犯应有尽有。经过检查。布鲁纳发现她的家庭成员都携带有一个共同的基因缺陷：单胺氧化酶分泌过多，并且过度破坏神经元传递素5－羟色胺。神经元传递素是帮助一个人平静下来并感觉幸福的关键化学物质。人吃了美食后，大脑就会分泌神经元传递素，其中多巴胺和降肾上腺素可以使人清醒，而复合胺则能让人镇静和放松。5－羟色胺分泌低的人更容易愤怒，更有攻击性：而5－羟色胺分泌高的人，更容易抑郁，对自己感觉不满。
在对其他罪犯的研究中，布鲁纳还发现雄性激素受体的变化也会影响一个人的情绪。最初对雄性激素受体的研究集中在产生受体蛋白某些基因化学物质的重复上。一个基因链的组成，必须有五种基本物质，它们分别是胞核嘧啶、腺嘌呤、鸟嘌呤、胸腺嘧啶和尿嘧啶。这五种化学物质配合糖和磷组成的骨干，合成基因核酸DNA和RNA，传达生物遗传的指令。其中，胞核嘧啶、腺嘌呤和乌嘌呤在某一序列的重复在遗传学上有个固定的学名“A重复”。各种研究表明，“A重复”越短的人，越容易有攻击性。在印度的细胞和分子生物学中心曾对645名男性罪犯和271普通男性做过“A重复”测定，结果发现，“A重复”短的罪犯是普通人的21.19倍。
当然，单胺氧化酶分泌量和“A重复”短并不是唯一决定一个人是否会成为罪犯的要素。至少此前的一项研究表明，当一个孩子单胺睾化酶分泌过多时，且在童年遭受过成人暴力他成为罪犯的可能会高达80％。之所以用他，是因为在大宗的枪杀案中，凶手基本上都是男性威斯康星大学的研究者曾多年跟踪研究了400名男孩，发现基因损伤和家庭暴力并不会单独作用于一个罪犯，而是两种因素同时起作用。基因损伤会影响一个人的情感脆弱程度和对坏环境的抵抗能力，而家庭暴力则是扣动一个人用非理性方法解决事情的扳机。
枪杀案犯不是连环杀手
单纯从受害人数讲，连环杀手和枪杀案犯还是有些相似之处的。但从作案心理看，他们是截然不同的行凶者，至少法庭精神病专家的分析结果证明这是两种在心理上走两端的凶杀。
作案前，连环杀手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他们实施谋杀可能会经过几个月的酝酿，而枪杀案犯更容易临时起意。
连环杀手并不想被抓着，他们享受愚弄警察的过程。对他们而言，作案是有的。连环杀手作案时，大脑会产生类似吸毒的反应，多巴胺一直处于高分泌状态。而大部分枪杀案犯并不快乐，在起意前，他们消沉、感觉受辱、愤怒。一些枪杀案凶手还患有妄想症。通常，会有一件不如意的事让他们爆发。但枪杀案犯不会像连环杀手一样事前计划逃跑的方案，他们一般都会选择行凶后自杀。
关于语言学习，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体会，因为每个人都有语言。语言是人类最特殊的一种能力，要了解这种能力，只能通过人来做研究。虽然动物也有简单的交流，但是我们不可能通过动物来研究人的语言。科学家用什么样的方法手段，怎样去研究人类的语言呢？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最初的时候，我们用行为的方法去研究，收集一些语言的现象，探讨语言的行为，通过反应时手段，推测大脑中语言加工的时间进程。近年来，研究者开始用一些非常精密、非常先进的仪器，包括眼动、计算机模拟、脑电、脑成像、基因的方法，这些方法让我们对人类语言的认识，特别是对语言学习发展、障碍及其脑机制的认识，有了非常重大的突破和进展。
一、儿童语言学习和发展的探索
儿童的语言学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发展的？如果有人接触过孩子的话，可以发现，孩子的语言发展是非常迅速的。从刚出生的时候一点都不会说，到一、二、三岁以后，会说大量的词汇、语句。语言学家、心理学家已经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大量的探讨，但到现在还是不能完全解释。学前儿童阶段通常是没有正规的语言教学的，但是语言的发展为什么这么迅速？动力在什么地方？机制是什么？这是语言学家、心理学家非常感兴趣的。另外，我们都知道，身高、体重是可以测量的，语言发展可以测量吗？有可能科学地测量哪个孩子语言发展得好，哪个孩子语言发展得差吗？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儿童在学前时期的发展来预测孩子上学时候的阅读表现？特别是有语言和阅读困难的孩子，我们是否可能早期预测？这些都是特别吸引人的研究问题。
儿童语言是如何习得的是各国心理学家长期感兴趣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发现是，儿童在17～18个月左右有词汇爆发的现象，即从17个月之前只能说出50个词以内，到20多个月能说出500或更多的词。词汇爆发的机制是什么？国际上已经有很多语言研究建立了不同语言的词汇发展常模。我们研究了1 000多名儿童，孩子的年龄是从12个月到30个月，每个月龄段大概有四十多个孩子。用的方法是非常简单而且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法——家长问卷法，这也是国际上很通行的一种方法。借鉴国际上通用的“儿童语言和沟通量表”，我们编制了汉语的词表，让母亲来报告，你的孩子能说出什么样的词。结果清楚地观察到了汉语词汇爆发现象。16个月以前，儿童能说出的词非常少，基本在50个词以内。词的特点是主要是单字词，表明这一时期儿童的发音受到生理发展的限制。这些词是一些基本概念词，是儿童生活中最熟悉的，同时也是汉语中的重要语素，是作为复合词发展的基石。我们可以看到，从17个月开始，孩子能说出的词汇有了一个明显的增长。在短短的十几个月里，孩子能从说出不到50个词，达到说出700多个词。但是儿童的口语词汇量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我们进一步通过统计发现，词汇的个体差异与母亲的教育程度和母亲对教育的意识相关，表明了环境的重要影响。
我们看到，孩子的语言从一岁到两岁半的时候有这么迅速的发展，研究者还问这样一个问题：语言是从什么时候发生的？儿童是如何习得语言的？如果说人的语言发展全部靠教的话，即儿童是听完一个语句之后再去学习的话，那么听完所有语句的时间，就远远超过我们生命的时间。儿童的语言习得的先天与后天的争论吸引了无数科学家。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家乔姆斯基提出大脑里有专门的语言装置，人出生时就具有了掌握语言的潜能，外部语言环境会给语言装置设定参数，以便人类具体掌握一门语言。这种假设有可能被证明吗？以前我们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脑科学发展以后，这个答案被揭开开始变得可行了，我们越来越接近了解更多的东西。
我介绍一个实验，这个实验可以让我们看到儿童的大脑在出生的时候，他的语言及其脑基础是什么样的，是一片空白？还是他已经准备好了去做些什么？科学家做了出生两天的新生儿的脑成像，让新生儿在睡觉的时候听故事，听的是女声讲的母语故事。这个实验设计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给新生儿听的是正常的母语故事；第二个条件是新生儿听到的是只有声调，即将正常的声音去除了声母、韵母，只剩下声调；第三个条件是把声调拉平，音节、声母、韵母仍然保持。科学家希望了解当新生儿听这三种不同的声音时，他们的大脑会有反应吗？在哪里反应？结果发现，新生儿大脑的主要反应区是在大脑双侧的颞叶，是对语音、基本声音反应的脑区，而语义加工的脑区是不激活的。与成年人的语言加工主要在左半球相比，新生儿的语言加工是双侧的。因此我们至少能知道，新生儿出生的时候，大脑皮层已经开始对语音产生反应了。通过这个实验设计还发现，如果在只有声调的条件下，新生儿大脑两侧都不反应；如果是拉平声调的条件，没有声母、韵母，大脑也不反应；只有在听正常故事的时候，新生儿大脑才有反应。新生儿是真的能听故事吗？研究表明，新生儿不是真的能听故事，他的大脑主要是对人的正常语音进行反应，对语义是不反应的。
研究已经发现，儿童出生的时候，加工语言的脑区已经开始发育，对外界的语言环境进行反应，那么儿童是怎么学习语言的？特别是在孩子还不会说话的时候。下面我再介绍一个国际上很著名的研究。这个研究是想初步探讨孩子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说话的，怎么开始学说话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研究的对象是四个月、六个月、八个月、十个月、十二个月的孩子和成年人，研究方法是眼动技术，用红外摄像机追踪人的眼球运动。具体的做法是在婴儿的前面放置一个屏幕，屏幕上是一个女性在讲故事，有两种条件，一种是用母语在讲故事，另一种是用非母语来讲故事，科学家用眼动仪来监视婴儿听故事时的眼动。结果看起来很简单。四个月的孩子听故事时，主要看的是人的眼睛；但六个月、八个月、十个月的孩子就不主要看眼睛了，开始注意看人的嘴；十二个月的孩子看嘴的比例下降。我们知道，这时候的孩子还不会说话，但实际上他已经开始学习了，他更多地观察人的嘴部，去学习可能的发音和动作。而对于成年人，人们又更多地注意看人的眼睛了。
怎么才能证明婴儿更多地看嘴是在学说话呢？心理学家认为，实验中的第一种条件是用母语讲故事，孩子从出生就被包围在母语的环境中，学习母语说话比较容易，相比而言，学习外语说话会比较难。因此科学家设置了另一个条件，用非母语讲故事，并观察当听非母语故事时，婴儿在看什么。结果发现，孩子在听外语故事时和听母语故事时眼睛观察是不一样的，四到六个月的孩子看眼睛更多一些，从八个月、十个月、到十二个月，孩子一直在更多地看嘴。到了成年人，也没有完全去看眼睛，成年人还在注意看人的嘴。科学家的解释是学习用外语说话比较难，所以人们相对更多地观察嘴。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实验，告诉我们小孩是怎么学习的，发现小孩是自发的学习。其实，孩子在整个学前阶段，都是非常自发学习，而且是非常有效的，有的时候，我们会低估了孩子的学习能力。
二、汉语儿童阅读发展研究
语言的发展特别是学前语言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但是读和写，就不完全是自然发展的过程，它一定要通过教育。这个学习过程是很多教育学家、心理学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世界上有几千种语言，除了汉语、日语的假名以外，其他的语言基本上都是形和音有字母对应的语言。在国际上，拼音语言研究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有了非常大的发展，汉语认知研究的历史要短得多。但是我们汉语的研究是不能够直接照搬其他语言的，汉语有自己的特点，我们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所以这个研究刚开始是非常艰苦的。
我开始进入心理语言研究是在张厚粲、彭聃龄等老先生的指导下。当时西方儿童如何学习阅读、语言如何发展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然而在汉语阅读学习方面基本是空白。当时西方心理学家认为，汉字学习完全是死记硬背，与英语学习的学习规律是不同的。拼音文字中阅读障碍儿童通常表现为不能使用形音对应规则读单词，西方心理学家将这些阅读障碍儿童叫“Chinese”。当时我们还无法回答汉语、汉字是怎么学习的，我们没有任何发言权，因为没有研究数据在手。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大陆、香港、台湾以及国际上的许多研究者一直在探索，汉字学习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现在大家基本上达成共识，汉语阅读学习与英语学习有很多类似的地方，但是汉语学习也有很多自己独特的特点。我们也是在学习规律性的东西，学习汉语阅读不是死记硬背，需要依赖许多基本认知能力的发展，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包括语音辨别、语素意识、快速命名、口语词汇量等，都是学习汉语、汉字的基础。如果这些基本的认知能力有缺陷，就会造成阅读障碍。
从那时起，我进入了这样一个充满挑战的领域。我们虽然能够借鉴西方拼音文字研究的思想，但大量的研究课题、研究材料必须基于汉语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要揭示汉语学习的规律，为建立人类学习不同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理论提供重要的依据。1989年，我作为中美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阅读研究中心学习工作，博士论文是关于中美儿童在阅读中自然伴随学习字词意义的研究，首次探讨了汉语儿童汉字学习的过程及其与英语儿童学习的异同，该论文获国际阅读学会1993年度杰出博士论文奖。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我们系统地研究了汉语儿童的元语言学意识，如语音意识、正字法意识、形旁意识、语素意识、声旁规则性意识、声旁一致性意识等的发展。发现二年级儿童的读音正确率比四、六年级儿童更多地受字的熟悉性的影响，四、六年级儿童在生字读音中表现出更大的规则性效应。二年级儿童汉字读音中的错误是相对任意的。随着年级的增高，儿童读音中犯更多的声旁错误和类比错误。研究还发现， 四、六年级的高能力学生开始发展对声旁一致性的意识，直到中学甚至大学才发展比较完善。使用类似课堂老师用的学习-测验的方法发现，形声字声旁提供的部分信息，如声母、韵母和声调信息，对儿童学习和记忆生字均有重要贡献。另外，儿童读汉字时，汉字的声旁和形旁在整字中被自动分解并通达亚词汇水平的语音和语义表征。汉字书写过程中，正字法意识、声旁和形旁规则性意识具有重要性。除了行为研究，通过计算机模拟途径研究儿童语言和阅读发展的机制也是一个研究的热点。在多年汉字学习研究和小学汉字数据库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建立了汉字正字法表征库，后来又建立了PDP形音义三角模型，使用与英语同样的PDP模型和汉语特殊的正字法表征，对汉字识别学习过程进行了模拟。这些研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汉语儿童阅读学习规律的认识。目前汉语阅读及发展研究已经成为一个国际研究的热点。
三、阅读障碍的认知神经机制研究
我从1997年开始研究一个新的领域：发展性阅读障碍。阅读障碍这个词在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是基本上未被人所知的，而在全世界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根据国际阅读障碍研究协会（Orton Dyslexia Society Research Committee）的定义，阅读障碍是一种源自于神经生理的特殊的学习失调，主要表现为字词再认时的准确性和流畅性有问题，影响到阅读理解和拼写，进而阻碍儿童的词汇量和书面知识的学习。阅读障碍儿童的困难不是来源于听觉或视觉等感觉缺陷，不是智力发展迟缓的结果，也不是由于学习动机或教育机会的缺乏，而是与认知能力的异常有关。大约有7%的儿童在语言发展上落后于同龄人，大概有5%～10%的孩子在上学后不能顺利地学习阅读。这些孩子实际上是一个弱势群体，这些孩子通常被我们大家认为是不认真、不注意、不努力，但实际上他们是有一些生理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他们的学习。所以这些孩子如何才能得到全社会的关注，这也是许多心理学家一直非常关注的问题。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我们主要是做基础研究，希望回答下面的问题：汉语的阅读障碍和英语的阅读障碍是一样的吗？汉语阅读障碍儿童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其更深层的根源和影响因素是什么？
导致儿童阅读困难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些儿童不喜欢阅读，阅读量很小，缺乏学习动机，造成阅读困难；还有些儿童，语言理解能力、口语能力发展较低，也可能造成阅读困难。然而这两种原因造成的阅读困难更多地与儿童生活环境的影响有关。如果能够改善环境，儿童的阅读问题就可以得到改善。我们这里说的阅读障碍儿童则不同，他们可能存在一些认知问题、生理问题。这些问题是教师、家长目前还不太了解的。研究表明，许多障碍儿童有语音、语素、快速命名、正字法方面的认知缺陷。
给大家看的是两个很典型的有阅读障碍的孩子，我们给他们很多汉字，让他们读出每一个汉字并且组词。他们在完成任务中犯很多错误，我们发现这两个孩子犯错误的类型很不一样。第一个孩子把“牺”读成“xī”，但组的词是“夕阳”，把“驯”念成“chuān”，组词是“穿过”等等。从他的读音和组词错误中可以看出，这个孩子尽量利用声旁线索读汉字，但是他对字的语义是不了解的。而另外一个孩子，他把“煎”读作“dùn”，组词“炖肉”，把“愧”读作“huǐ”，组词是“后悔”等等，可以看到，这个孩子知道字的语义，但是不了解汉字声旁的表音部分。这是两个典型的阅读障碍亚类型孩子的表现。从这两个孩子的读音和组词错误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识别汉字时有两条认知通路，一条是和语音有关的，一条是和语义有关的。当不同的通路有问题，孩子就会表现出典型的读音和组词错误。有些阅读障碍的孩子在阅读流畅性上有很大的问题，他们阅读速度非常慢，会读串行。我们用眼动去记录孩子的阅读过程，设置了两种条件，尽快读出排列的数字和读出排列的骰子。阅读正常的孩子在快速读出数字时不需要看到一行中的末位数字，眼睛就可以转到下一行，而有阅读障碍的孩子必须要看到一行中的末位数字才会转下一行，说明障碍孩子的前视野很小。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其原因是他们提取数字的语音更困难，需要集中更多的注意，分配到前视野的注意很少。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们在北京测试了几千儿童，发现汉语阅读障碍的发病率与拼音语言阅读障碍儿童类似，约在5%～8%。他们的主要困难也是在字词识别的精确性和流畅性上。阅读障碍儿童的困难的根源是什么呢？问题根源是一些认知能力的缺陷，如语音缺陷、语素缺陷、快速命名缺陷、口语词汇缺陷等。其中语音缺陷和快速命名缺陷是各个语言普遍具有的，语素缺陷则是汉语阅读障碍中独特的，是与汉语的语言文字特点有关的，是我们首先提出的。
我们有没有可能早期发现阅读障碍儿童呢？如果能够早期发现，我们就可以早期干预，就能够减少他上学时发生的种种状况，这也是很多人都在探讨的问题。在国际上，已经有许多研究报告早期辨别有阅读障碍风险的孩子，而目前汉语的相关研究并不多。我们首先想了解，学前儿童认知能力的发展真的与学习汉字有关系吗？我们曾经研究三、四、五岁儿童的语音辨别与学习汉字的关系。我们发现，一个孩子如果语音辨别能力非常差，他是不可能识别许多汉字的，表明语音辨别是儿童学习阅读的重要基础。汉语中还有词素和语素，一个词汇可能由多个词素组成。我们也研究三、四、五岁儿童的语素能力与学习汉字的关系。给孩子看四个图片，要孩子选择哪个图片上的动物可能是“斑牛”。如果一个孩子知道“斑马”这个词，能够将“斑”“马”两个语素分解，再重新组合，就可以做出合适的选择。三岁的孩子很少知道，而四、五岁的孩子做出正确选择的百分比就增加了。这种能力与识字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发现，如果语素能力非常差，他是不可能识别许多汉字的。同样，我们还研究过命名速度、口头词汇量与识字的关系，发现如果孩子命名速度很慢，或口头词汇量很小，他也不可能识得很多汉字。
大量研究表明，阅读障碍起始于儿童期，受到遗传、家庭、学校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早期鉴别存在阅读障碍风险的儿童，更易于矫治。我们的一个长期追踪研究跟踪了约300名儿童从两岁到13岁的语言和阅读发展历程，每年对儿童进行语言、阅读、认知能力的测试，并收集了他们的智力、家庭、生理等信息。我们发现，儿童学前的一些认知能力发展低下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他们上学后的阅读发展落后。例如，儿童在4～6岁时的语音、语素和正字法共同缺陷可以预测8岁时的阅读落后，如果儿童还伴有语言发展迟缓，会导致8岁时的阅读落后更加明显。我们也探讨了家庭背景、早期语音技能和阅读发展的关系。结果表明，对于来自母亲教育程度高或亲子活动丰富家庭的儿童，无论他们在4～5岁时的语音技能是正常还是落后，小学三年级时的阅读都基本正常。然而，对于来自母亲教育程度低或亲子活动缺乏家庭的儿童，如果他们早期的语音技能正常，那么学龄期的阅读也还基本正常。但如果他们早期的语音技能落后，小学三年级时的阅读也会落后。结果表明，早期家庭文化环境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一定程度减少阅读障碍的发生。学校教育也是重要的一环，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对一些早期家庭教育相对缺少的儿童，如果他们的认知能力没有明显缺陷，进入小学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后，他们的语言、阅读能力仍然有机会逐渐追赶上他们的同伴。
仔细一想，博士确实有点像在“哄”。你看，在光天化日之下，几千名原本青春激昂、无拘无束、叽叽喳喳的高中学生，居然任由他来“摆布”：闭上了眼睛，轻柔地呼吸，回忆着过去，忏悔着过失。最后，很多学生都掉下了眼泪，还握紧拳头，发出肺腑之言：“爸，妈，我爱你！老师，我爱你！”
第二天，我还没到班上，就远远地看到我班的小陈同学在四处张望，这个平常有些无精打采的学生，在我跨进教室的一刹那就大声喊叫：老师好！原来他是在急切地等待我的到来，向我表白他对我的感恩之情。嘿嘿，小陈省悟了。
不是亲身经历，我绝对不会相信，一场演讲居然有如此大的力量。两周前，我们还听了另一场报告，是一位资深的博士生导师做的。
论资历，博导要深厚得多：重点大学的教授，论文专著颇丰，理论修养高深。而博士才是一个不到30岁的青年，事业刚刚起步，虽然也编著了一本书，但10万多字，属励志教育方面的，通俗易懂。然而在讲课的效果上，博导的课堂要远远逊色。虽然博导的演讲词汇丰富、旁征博引、铿锵有力，但讲堂气氛沉闷，听众无精打采。低迷的现场让博导甚为恼火，讲课中间博导甚至还点名批评个别听众，结果引来些许的反感。
一个重量级的博导，做了一个不算成功的讲座（至少从听众感受方面来看是这样的，其实博导的演讲内容还是很丰富的）；而一个轻量级的博士，制造了一场火爆的演讲。造成如此差异的原因在哪里？原因可能有很多，但博士的绝活正是“哄”。
“哄”第一招：热身套近乎。
博士在演讲正式开始之前，进行了一系列的热身活动。通过故事让学生体会自己在集体中对他人的影响，知道了为什么要控制好个人的行为；通过脑筋急转弯让学生打破定势思维，懂得了人的定势思维缺陷；通过赞赏让学生赏识自己，看到了自己的人格尊严；通过剖析让学生挑剔自己，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总之，热身活动缩短了师生之间的距离，铺垫了演讲的内容，预演了课堂的调控。
而博导一上讲台，就直接切入了主题演讲。此时听众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行动上都还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
启示：一个成功的课堂，必有有效的热身。
“哄”第二招：与学生零距离。
博士把讲台摆到了学生中间，彷佛一个T型舞台，与学生的距离很近，老师的一言一行学生看得十分真切，学生的一举一动老师也尽收眼底。这种与学生融为一体的讲台设计为师生的互动提供了便利，为课堂的调控提供了方便。
而博导讲课的地方就是那种我们常见的会场，前面是一个高高的平台，听众坐在下面的座位上，之间还有一个厚重的讲台。给人的感觉，博导与听众之间无论是物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相距甚远。当然，这不是博导的错，是客观条件的限制。
启示：物理距离影响心理距离，且正相关。
“哄”第三招：体态传递激情。
博士演讲时手舞足蹈，上蹿下跳。为了关注到所有的学生，博士不时地走到左侧，又走到右侧。为了调动学生，博士不时将话筒面向学生，让学生回答。博士的面部表情也相当丰富。鼓励学生时抬头挺胸，流露自信；表扬学生时微笑并竖大拇指，表达满意；纠正学生错误时皱眉无奈，表示遗憾。总之，博士彷佛是一位演员，在全情地演出，又彷佛是一名导演，不断地调动学生参与到课堂中。博士激情的投入，也激发了学生的全情投入。
反观博导，一坐就是几个小时，除了嘴在动，其他地方基本上都是静止的。虽然，对于一个理论水平较高的博导来说，做高深的理论讲座，需要听众细心品位和认真思考，过多的体态变化未必合适，但总是静止的体态给听众的感觉就是缺乏激情。缺乏激情的老师，当然不能奢望有激情的学生。
启示：激情是相互感染的。
“哄”第四招：引导学生进入情境。
博士的语言简单却很深刻。博士是学心理学的，心理学中的专业术语应该是比较多的，可是在整个演讲中，面对高中学生，博士都是用很直白的语言，学生一听就懂，不需要转弯思考，不需要深思。
更为成功的是，博士的语言表述直接而且感性，在体态、语音、语调和语气的多方配合下，成功地把学生带入了一种类似于虚拟的情境，一种充满情感的境界——
“同学们请闭上眼睛，进入到你的童年世界。……还记得你妈妈给你做的葱油饼吗？……你长大了，你学会讲话了，却开始顶嘴了；你会跑了，却跑得不回家了。……你的父母慢慢地变老了，你那像大山一样的父亲，腰弯了，他累了……”
这样的情境，学生的情感完全被控制了。很多学生、包括老师都禁不住哭了。
假设博士换一种方式，用空洞的语言、说教的方式来教育学生，结果会怎样？
“你知道吗，你的父母多么爱你，为你付出了多少，而你居然顶撞。你爸爸老了，知道吗？”
“我爸爸还很年轻！你爸爸才老了呢！”学生甚至可能会这样顶回。
至于博导，我对他的负面评价已经够多了，但在这一点上，我还是不得不说。博导的讲座正是说教式的，没有创设情境，没有有效的引导，仿佛博导与听众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博导在 “理论界”内，而听众在“理论界”外，博导说得头头是道，而听众听得朦朦胧胧。
启示：老师和学生处在同一个客观世界，却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主观世界。成功的教学需要创设情境，让学生进入老师所期望的主观世界。
“哄”第五招：激励性评价
“你能行！”“你优秀！”博士总是用那煽动的口吻、激励的语言、竖起的拇指和赞赏的评价，让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优秀，几个调皮的学生想讲话都不好意思，想做小动作都找不到同伴。就这样，几个小时的讲座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了。
我还要讲到博导。博导在讲课中不时地传递“中小学老师急需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等“大实话”，却实实在在地深深地伤害了老师，这也直接影响了讲座的效果。在博导的课讲完之后，好几个老师都愤愤不平：“凭什么说我们缺乏理论修养？哼！”“他怎么能这么居高临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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