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6 18:3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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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经济职能；宏观调控；道德规约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市场调节这只“无形的手”，同时，还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进行宏观调控。政府作为社会经济管理的主体，在通过其职能的发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时候，本身也存在着一个规则问题，以及如何遵守规则的问题。我国目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许多突出矛盾，如市场秩序混乱、地方保护主义、政府办事效率低下等，除了市场化程度低、市场机制不健全外，政府调节也存在一些有待认识和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国际经济的历史条件下，更需要从经济伦理学的学科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提出，政府调节中产生的一些问题，除了加强法制和制度建设之外（即使是这方面的问题，同样也离不开道德的作用）。还必须强化道德的规范和约束。这是我国经济伦理学必须关注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同其他市场主体一样，政府作为管理的主体，也是有章可循的。只有做到有章可循，政府的调节才能真正步入规范化、科学化、制度化的轨道，才有可能完成市场留给政府的任务。当然，政府也是有缺陷的。有不完善的市场，也有不完善的政府，其原因有客观方面的，也有主观方面的。这就说明政府行为也不能不受制度的约束。加入WTO后，政府管理市场必须是依法办事，以保证政府力量成为社会的积极力量而非破坏性力量。这里仅就伦理的规约作一概述。
一、以尊重市场运作规律为政府基本的伦理理念探索、遵循经济规律，是经济学的任务，也是经济伦理的应有之义。政府调节的道德约束，首先必须强调这一点。
在市场经济中，市场调节是第一性的，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①，它是一切经济关系的总结合部。这些关系集中在表现为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关系及供需双方结构关系，而供需中的诸类关系又以价格的变动反映出来，并进行自发地调节，成为一种波动中的自然制衡机制。这种“无形的手”，表现了供求规律、价值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合力，是商品经济所具有的基本调节功能。市场调节虽然是自发的，但它是自然进行的基础性的调节，任何以社会生产力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假如离开市场调节、另搞一套，就必然脱离实际，犹如神经系统脱离有机整体，自然没有存在的依托和载体。我们搞了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现在加入WTO，其实质是市场经济的泛化，市场机制的强化，市场规则的普遍化。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政府行为提出的问题首先是必须尊重市场发展规律，增强社会经济理性。任何凭借“拍脑袋”、不计后果的决策，必须彻底改革，这就要求政府要从无端“管制”转向更好地“服务”，而要服务好，就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来操作。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一个政府的公共政策水平问题，同时也是政府需要树立的一个新的经济伦理理念。据学者估计，前20多年，重大决策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大约在4000—5000亿元。按照全社会投资决策成功率70％计，每年因决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在1200亿元。⑦因此，这种决策体制既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更不适应加WTO后经济一体化的要求。从目前看，有三点比较突出：一是政府职能的“越位”现象比较突出，过多的干预正常的经营活动，管了自己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二是对市场尚缺乏科学的、理性的分析，决策上的随意性较大；三是资任意识淡漠。对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后果，很少去追究决策者的行政责任。从政府行为分析，尊重市场经济发展规律，政府的计划调控才会具有科学性、规范性，管好自己应该管的，切实履行其职能，承担其责任。同时，要求政府必须精简、高效、廉洁、公正，更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这是中国市场化进程的迫切要求，是政府调控经济必备的伦理理念。
二、以弥补市场缺陷为政府的伦理责任市场不是主管道德的组织
政府的弥补职能，同时又是一种伦理责任。当然，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程度与市场发育程度有很大关系。就中国目前来说，由于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市场运作还有待规范的情况下，政府可能干预的事情就相对多一些，甚至原本就应该由市场去他的事，有时也不得不由政府来暂时承担，待市场发育到一定程度后，再转交市场去承担。因此，就是在加入wTo的今天，政府在遵守其国际规则的前提下，还不得不根据中国的国情，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的问题，它通过提供社会产品，满足人们的需求。政府则致力于弥补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具体来说，一般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活动的五大领域，即利用财政货币政策，实现经济稳定增长；通过公共财政提供公共产品，满足社会公共需求‘通过税收、补贴、转移支付等手段，缓照解社会分配不公的矛盾；利用赋税、补贴等办法，消除市场的外部经济负效果。恢复市场的效率和活力；通过制定法律法规，限制垄断，保护竞争，维护市场经济制度的基础。就我国而言，政府还承担有搞好国有企业、壮大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的职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政府还负有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的职能。至于这两种功能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更好地有效地发挥，则是需要认真研究的。这些客观上要求的职能，都要承担职能的人去认识它，自觉地创造性地执行它，并使之不断完善。
从目前看，政府在弥补市场缺陷方面，或说服务方面，应该特别强调，政府要通过制定法律、执行法规来规范市场秩序、企业和中介组织的行为，引导消费者。例如，市场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创造平等竞争环境，限制和制止恶性竞争及垄断行为；再如，利用质量法、合同法保护名优产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和各种非法经营；当务之急是要引导国内各地区、各经济主体不要再各自为政、相互残杀。要尽快打破地区、部门和市场分割的局面，遏制地方保护主义的泛滥，使全国尽快形成统一规范的市场体系。再者，政府要着力解决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调节分配领域中的利益悬殊问题、保障最低生活标准的问题，特别是要尽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就业问题、医疗、义务教育、创造良好的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等。因为单靠市场很难使经营者顾及全局利益，特别是自然资源的保护、生态平衡、公共卫生的维护以及治安环境的维持等。为克服和弥补市场的盲目性和短期性，政府必须从整个社会发展出发，根据科学技术的要求，制定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作为整个经济的导向。
这些职能和责任，都是政府应该而且必须解决好的问题。如果政府职能“缺位”，将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的命运和社会的稳定。当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向纵深发展，许多深层次的矛盾亟待解决，如就业问题、分配中的公正问题、市场秩序问题等，尽管政府在宏观调控方面已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积累了许多经验，但是，市场运作中仍有一些本该政府管的事却没有管好。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员还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要求，驾驭能力有待提高；有的是由于缺乏责任意识所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决策科学的政府来规导和调控，需要一个具有强烈的伦理责任意识的政府来引导。
三、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政府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作为权力的主体，它是代表公共利益和意志的。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是政府的首要道德要求。由于我国处在经济体制的转型期，一些政府职能出现了扭曲，给经济生活带来了混乱，也直接危害了国家和公民的利益。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个人利益、部门利益与人民利益、国家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出现了紧张或矛盾。地方保护主义、由部门利益带来的“三乱”现象，就是近年来一直试图解决但并没有根治的突出问题。
地方保护主义是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职能畸形化的表现。出于地方的眼前利益（主要与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有关），加上某些地方官员为创造“政绩”的需要，特别是与腐败现象直接联系（权钱交易），一些地方政府不执行国家的统一的法规，不维护统一市场的秩序，却致力于保护地方上违法经营。如或明或暗地袒护制造假冒伪劣的产品，甚至对国家明令禁止、关系人民生命健康的药品、食品也加以支持保护；对于污染环境、破坏资源的经营不但不制止，反而百般袒护，以至水污染、空气污染屡禁不止，许多应该关闭的小工厂转入地下；破坏信誉，不遵守法规，本地的经营者受到司法部门的处罚，地方却拒不执行，有的司法机关有意错判，使得合同法难以贯彻，甚至设法包庇当地人对外地人的诈骗行为；为保护当地新产品划地为牢，不准外地商品进人，或强行销售当地的新产品，更有甚者，官员、执法人员同黑势力勾结，保护、贩毒、走私、虚开税票等违法经济活动。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盛行，是当前我国市场秩序混乱的原因，它严重破坏了市场的环境，阻碍了公平、开放、统一、竞争的市场体系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大公害。对此，有些地方官不但不去追究查办，反贩子倒以为是发展地方经济的有效措施。这里既有认识问题，更有利益问题。
地方保护主义之所以得以存在并发展，其实质是它与一些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有关，或者是经济利益，或者是谋取所谓的“政绩”。他们作为公共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其要求是必须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但他们的行为却背道而驰。
除了地方保护主义之外，还有部门类利益作祟。一些行政机关靠行政性垄断，谋求本行业、本部门、本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人民福利的最大化。这正是“三乱”现象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三乱”首先造成企业和消费者负担加重，成本提高，效益下降。有的企业设法再转嫁给消费者，直接损害消费者利益，扭曲经济关系。其次，导致执法不严、秩序混乱、经济杠杆失灵、信用意识下降。为了“创收”不该管的乱管，该管的却有意不管，其结果是合格新产品可能销售不畅，不合格的劣质产品则横行无阻，行业不正之风难以克服。这种群体腐败，正是官员腐败的土壤，致使政府职能严重扭曲，不仅难以履行其职责，而且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四、以构筑信用经济为基础的社会信用伦理体系为政府工作的着力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建立在稳定的信用关系基础之上的法制经济，稳定可靠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条件之一。但目前的情况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信用体系在我国刚刚出现，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信用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个人信用制度更为落后，政府信用也受到挑战，信用问题已日益成为阻碍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的“瓶颈”，成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信用是一种经济关系。信用，是借贷活动的总称。在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条件下，以商品赊销和货币借贷的形式所体现的一种经济关系，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的特殊运动形式。借贷资本运动形式，是信用的基本形式。信用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以延期付款和预收货款的方式买卖商品的商业信用；二是银行将集中起来的闲散货币资本和社会游资，贷放给工商业资本家的银行信用；三是公司、商店及银行对个人消费者提供的分期付款售货及消费贷款的消贺信用。信用不是一个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在商品货币关系存在，并有一定的发展，信用就随之产生。由于我国几十年来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资源主要由政府来配置，企业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企业间隔就无法建立真正的信用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经济关系和体系建立的程度，是我国体制是否彻底转型的重要参照。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实质上是信用经济建立与发展的历史。市场经济愈发达，愈要求信用经济的发展，而信用经济也必然地要求相适应的伦理理念和准则为这服务。只有这样，才能维系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才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由此可见，我们通常讲的信用有两种涵义：一种是经济方面的意义，另一种是伦理的内涵。经济意义上的信用，反映的是事实层面的客观必然性，即“是什么”的问题，这是经济学所必须探索的。伦理从价值的层面来分析来评价，解决的是“应当”的问题。“应当‘作为一些规范、准则，它既是经济生活的必然性要求，又对经济生活发挥着规导、调节的作用，同时，它又是一种强大的人文力，是经济活动的一种动力，一种不可缺少的资源。
如上所述，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建立之中，作为一种经济关系的国民信用体系尚未建立起来，加之政府、企业、个人行为方面存在着的一定程度上的信用缺损，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信用伦理危机。由于经济活动主体缺乏这一伦理理念和心理保证，缺乏经济活动的“自律”，因此，直接造成了市场秩序的混乱。比如，厂家之间由于拖欠债务而形成的不信任感；呆坏账的大量存在导致投资方出现“借贷”现象；假冒伪劣产品泛滥使消费者不敢放开手脚消费；不少部门统计数字严重失真造成不同范围的经济信息失真，政府无法调控经济等问题。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是信用经济，是道德经济。构筑社会信用体系，包括信用制度和体系，也包括与信用经济相适应的信用伦理，成为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前提和保证。在这一问题上，政府仍居于核心位置。因此，政府首先应该成为讲信用、守信用的表率，特别表现在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方面，反映出政府的形象如何。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和调控，尽快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国民信用体系。最近公布的全国520家“重合同守信用”企业，就是把企业作为切入点，旨在整肃市场信用秩序、建立健全社会信用制度，这标志着我国企业信用工程正式启动。
论文关键词 房地产 市场规制 调控制度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房地产业的发展呈现了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为了使人们真正的住有所居，安居乐业，加快完善房地产行业的市场规制，引导房地产行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一、我国房地产制度的发展
说起我国房地产的发展，得追溯到1998年，国务院下发通知，对城镇的住房制度进行了改革，从此结束了长达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从此房地产有了市场。同年5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银发（1998）190号]出台，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改变，越来越多的群众热衷于贷款买房，更加加速了房地产的发展。随后的5年里，房地产疯狂的发展，房价也一路走高。随后，2003年8月，《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国18号文”出台，促使了房地产由热到狂热。直到2005年，国家意识到了房价过高带来的弊端，于是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抑制高房价。随后，国家陆续出台了限制购房、提高首付款等等措施，然而都没有起到根本的作用。房地产市场仍然蓬勃发展，房价仍然是居高不下。
二、房地产市场规制现状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我国房地产行业的规定制度方面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面对残酷的房价，不的不承认我国房地产市场规制方面还是存在着问题，还是有提升的空间ID机遇。
（一）法规之间缺少协调性
同其他的市场规制一样，房地产市场规制是指现行的房地产市场的法律规范等。一个健全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一个内部协调一致、内容丰富并且功能完善的动态体系。反观我国房地产市场规制中的各法律规范，缺乏内部的协调一致性。既有同级法律规范之间的不协调，又有不同级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比如《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他们在内容上的设定有着一定的联系和重合，然而在重合的事项上，两条法律对责任人的行为认定以及处理方式上不同，由此导致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两个法律之间产生冲突。再比如《反垄断法》和《产品质量法》，虽然都可以用于特殊的行业上，然而两条法律在法律主体以及监管对象上存在着交叉和不同，于是给执法者、守法者都带来了混乱和冲突的情形。
（二）法规内容方面有缺失
一是房地产市场规制的内容不完整，尤其是缺乏市场退出机制。我国在市场准入方面的相关制度体制已然健全，然而却是重进入，轻退出。退出市场的相关法律和机制不健全，缺乏执行力度。由此，很大一部分的市场主体决定退出市场时，不是选择按照程序进行退出，而是通过不理会、逃避年检的方式来进行逃避债务和法律责任。这些行为增加市场中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建立完善的市场退出机制对于完善房地产市场规制是根本。二是市场规制缺少程序性规范。与宏观调控法相比，房地产市场机制的立法更加重实体轻程序。在很多法律中，条文款项是无不具细，命令禁止的条文大家也是耳熟能详。然而，对于如何实施法律的相关程序性规则则是很少或者是空白。
（三）执法不严难以起到效果
一是市场规制的执法理念需要改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也有了进一步的完善。然而从社会行为和社会制度方面来说，社会行为较容易改变和被人所接收，而思想意识却是根深蒂固的，是需要时间来，慢慢转变的。我国由计划经济时代转向法制的市场经济社会，无论是人民群众还是执法人员，都需要及时转变观念。二是市场规制执法的主体多，职权不清楚。从我国的政体监督来看，纪委是反腐的第一线。然而，纪委在上级纪委的领导下，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同时，人事、工资等等都隶属于同级的党委领导下，由此，对于纪委而言，是难以对家长来实施反腐的。从我国的经济实体来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是主要的执法主体，但是，它也是双向领导，由此导致无论干什么都是捉襟见肘，难以发挥市场中本来应该的执法作用。即使进行执法也难以保证执法公正性。三是市场规制的执法程序不规范。就我国而言，房地产市场规制法的程序规范方面是比较缺乏的，或者是缺乏相应的程序性规定，或者即使有也是很简陋的规定，难以在具体实践中操作实施。
三、浅析房地产市场规制的建立
（一）明确房地产市场规制的适用范围
上面我们说到，房地产市场规制就是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为维护房地产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对影响房地产市场秩序、偏离市场的行为进行规制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因此，对房地产市场规制法的范围界定尤为重要。
1.明确界定市场准入与市场退出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的参与主体越来越多，实力和水平也是良莠不齐，市场主体之间的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因此，提高市场经济主体的整体素质，有利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一是要提高市场准入资格，从源头提高市场经济主体的素质。二是完善市场退出机制的执行性，对未按照规定退出市场的，一经发现，严肃惩处，从而增加市场经济主体的违法成本。
2.维护市场竞争秩序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市场被认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资源进行着最有效的配置。然而，市场的调节是存在失灵的现象的，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是需要国家的宏观调控的，而宏观调控的核心就是保证市场公开透明的竞争。相对于此，市场经济体制也是以维护公开透明的市场竞争秩序为核心目的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方面是市场本身的优化资源配置作用，一方面是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体制，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强自律。
3.房产质量保证
市场经济主体进入市场，进行经营活动的核心目的是获得利润。但是，市场经济主体的素质是高低不一的，因此，在利润面前，在市场机制未健全的情况下，有些市场经营者会利用法律漏洞，提供劣质产品。后进入市场之后会为社会提品和服务。但是房产属于特殊的商品，它的质量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生活质量。因此，为了保证人们真正的安居乐业，一方面要加强房产质量的硬性数据规定，保证质量。一方面要加强监管，提高执行力。最后，要增加法律的执行力度，提高违反法律的机会成本，从而减少人们的以身犯险。
（二）建立科学的房地产市场规制
房地产作为一个关系民生的大市场，对行业进行市场规制规制体系的建立是极为有必要的。首先，由与房地产相关的诸多法律部门按照一定的原则和位阶层次形成的一定的市场规制法律规范表征样态，然后在科学合理的立法模式下，把市场规制理论内容上升为法律规范内容并用来指导实践，从而建立起科学的完备的市场规制法体系。
（三）加强房地产市场规制的执法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我国目前的市场更是复杂多变，竞争激烈。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地产行业作为关系民生的重要行业，加强对其的市场规制，有助于我国人民的住有所居首先要发挥行政机关的主导地位，同时综合运用民事和刑事方面的司法手段补充规制。其次，要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辅助以司法机关。最后，加强司法控制，不断完善司法控制手段和司法救济途径，实现市场规制目标。
关键词：食品安全标准 法律责任体系 多元规制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逐年提升，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越来越高，然而，毒奶粉、假燕窝、假鱼翅事件层出不穷，甚至连最普通的馒头都成了威胁生命的“罪魁祸首”。纵观食品安全事件的背后，不难发现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食品安全标准的混乱、交叉造成的，加之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完善和食品安全规制体制的缺陷，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所以，加快统一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发展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是处理食品安全问题的三大法宝。
本文以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为线索，结合我国《食品安全法》、《刑法》等重要法律规范，对我国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统一、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的重构以及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的发展提出了建议，以期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一、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引出的问题
农夫山泉作为作为国内著名的饮用水企业，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相当可观。从2013年3月15日开始，有消费者发现其公司购买的多瓶未开封农夫山泉（380ml）饮用天然水中出现很多黑色不明物。该消费者与农夫山泉联系，农夫山泉坚称产品合格，且未解答其黑色不明物究竟是何物。[1] 4月9日，有业内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农夫山泉瓶装水的生产标准不如自来水，“农夫山泉质量不如自来水”的新闻不胫而走，一场由农夫山泉引发的关于瓶装水的标准之争爆发，并持续引起关注。
根据调查发现，农夫山泉所所用的标准低于国标和广东省地方标准，但广东省质监部门表示，其对农夫山泉瓶装饮用天然水的监督抽查，依据的是国家强制标准和广东省地方标准，近两年的监督抽查并没有不合格情况出现。梳理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不难发现，我国瓶装饮用水标准繁杂混乱。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现在实行以国家标准为核心、其他标准为补充的食品标准体系。在瓶装饮用水细分市场上，只有纯净水和矿泉水有国标可执行，而此次爆出标准问题的“饮用天然水”则没有单独的国家标准，各生产企业执行的是地方标准或自己制定的企业标准，而目前仅地方标准就有十余种。[2]冗杂的标准使得饮用水行业所适用的标准参差不齐，加之执标不严的问题，更是造成了现在的混乱局面。
然而，农夫山泉“标准门”暴露出来的饮用水标准问题并不是一个行业个案。食品标准乱象的背后隐藏着更深层次的问题，一是食品安全标准亟须清理整合；二是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亟待完善；三是食品安全规制体制存在缺陷。这些问题为食品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
二、尽快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我国食品安全标准还存在着以下问题。首先，对食品安全标准缺少统一规范。虽然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标准作出了专章和系统规定。但是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仍然缺乏统一性和技术性要求，要制定出台符合统一性要求、技术性要求的食品安全标准不是一朝一夕的易事，骤然废止现行的各类食品安全标准显然会引发巨大的混乱。[3]其次，地方标准、企业标准的制定因经济利益的影响而变得更杂乱和不合理，对这部分的标准要加快对其清理、整合的步伐。最后，政府的对其投入力度不足，使得食品安全相关标准的制度与清理工作难以开展。
（一）政府要加大对食品安全标准整合统一工作的支持，加大财政投入。尤其在推进信息公开和加强教育宣传方面，政府要给与大力支持，改善企业与消费者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让广大群众参与到保障食品安全监督链条中来，维护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推动食品行业健康发展。
（二）注重参照现行的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科学合理的食品安全标准，及时清理、整合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对于个别重要标准和部分指标的缺失，可以由国家有关部门牵头，组织专家学者研讨，并向社会征求意见，借鉴国际先进的食品安全标准，结合我国国情制定出来。将我国现行的、科学的且己经形成食品行业一直认可的标准作为食品安全的法律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随着食品行业的进步而不断修善和提高食品安全标准，保证其实效性和科学性，形成食品安全标准周期性修改的制度。
（三）充分考虑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制定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地方标准、行业标准，严厉杜绝企业为自身设定不符合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的食品安全标准的现象，提升食品安全标准的实用性、科学性。
三、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
近年来食品监管正面临着“系统性失灵”的困窘。从农夫山泉“标准门”事件将此窘境一现无余。我国《食品安全法》对法律责任体系作出了规定，主要包括市场主体的法律责任体系与监管主体的法律责任体系。尽管在此种体系中，明确了一些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行政及民事刑事的问责。然而具体的责任规范仍未能体现总则的要求，如市场主体违法成本低、追究机制不健全、部分市场主体爱打“球”“有孔必钻”道德责任难以实现等。加之目前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过于复杂，各自的职责分工不够明确，责任承担也难以符合快速、严厉、清晰问责的要求。因此，对目前责任体系的突破已成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关键步骤。
首先，可以从民事、刑法、行政三方面进行修改完善，加大市场主体的违法成本。在民事方面，要强化食品安全事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补偿受害人损失，修正惩罚性赔偿数额之确定标准，提高惩罚性赔偿数额，允许消费者主张赔偿其律师费用。目前《刑法》对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刑事责任的规定，存在着规制面狭窄、罪责不适应的问题。建议以‘规制面广、罪刑相当’为指导方针，修改刑法现行规定，实现刑事规制在食品相关产品、行业、环节的全面覆盖，降低入刑标准，并调整刑罚配置。[4]在行政方面，引入行政拘留制度和企业法人食品安全违法行为行政责任的双罚制；增加行政制裁手段等，完善食品安全民事责任体系。
其次，将道德责任法律化，同时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立法目的，对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明确提出“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保障消费者的生命健康”的要求。使市场主体积极主动地承担起对安全的保障责任；关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自主地探索建立切实有效的风险监测和预防体系，避免风险的发生。对市场主体可以是经济利益的激励可以是其他利益的激励；对监管主体的激励则应该是政治激励。
最后，明确监管主体的职责分工，完善问责机制。一方面要在现有的执法资源基础上进行整合，建立一个专职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对其他部门的相关执法资源进行调配以充实和完善其执法能力，真正建立一个综合的监管管理机构，使责任分配更加明确，问责指明对象。[5]另一方面，食品安全领域的问责法规与条例要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进行有效补充与完善。政府部门通过教育舆论宣传等让社会公众了解问责制度，加大问责法律条例的普及力度，通过良好的问责环境的来促进市场主体加强自律。
四、探究发展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
我国食品安全规制已经形成政府规制主体、市场规制主体和第三部门主体的三元的结构和格局，但三元主体没有形成有效整合，食品安全规制处于规制主体分散化和规制资源浪费化状态，没有形成功能互补、力量互动和机制协调的多元规制模式。而此次农夫山泉的标准门事件，多标乱象横生就可看出规制主体的太过分散化，而且地方政府的监管规制也不到位。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则是一种整合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市场资源的多元规制模式，它是以行政性规制为主导、第三部门规制为基础、市场规制为主体，合理配置食品安全规制的权力，建构功能互补、力量互动和机制协调的多元食品安全规制模式。要尽快建立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
（一）完善以《食品安全法》为中心的法律法规体系，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多元规制模式的立法制度。
首先要将食品安全治理的多元主体纳入法律框架内，以法律形式明确各主体的参与方式、地位和范围等内容，以律形式保障其合法性，规范其监管行为。其次，消除各项法律之间的独立性和部门色彩，加强各主体间在食品安全治理过程中功能的藕合，实现协同运作。[6]最后，完善食品安全各环节相关法律法规，使多元参与主体，特别是第三部门、私人部门和公民等非政府主体参与治理过程时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主要开展针对与食品安全监管相关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的清除工作，对与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国家部门规章相冲突的地方法规制度要及时予以修订或废止，根据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实际需要及时制定并实施与食品安全法相关的一系列的地方性法规和制度，加快补充和完善在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的食品安全监管配套法规、实施细则和管理办法。[7]
（二）建立监督机制，保障食品安全多元主体功能的藕合。
充分利用立法和司法监督、政府内部行政监督、公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等手段构建一个完整的、立体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体系和问责机制，促使食品安全多元治理主体充分发挥作用，保证食品安全监管始终处于“阳光”下，实现功能藕合，保障公共利益。[8]
五、结语
食品安全是一个从农田到餐桌，关系到食品的种植（养殖）、加工制作、储销售直到餐桌的食品产业链条。链条中的任何一个环节出现了问题都会影响到最终产品的安全性。通过采取统一食品安全标准，打破现有的食品安全法律责任体系，发展多元的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等一系列措施，以期减少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使社会经济生活秩序健康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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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学勤（1993―），本科，研究方向：经济法基础理论
关键词：煤炭企业；交易规制；互动机制
中图分类号：F27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11-0039-05
交易规制结构，又称为交易治理结构，是指企业产品交易的组织制度或组织方式。新制度经济学与网络理论分别从产品交易特性与交易成本、网络组织与竞合关系等方面，研究交易规制存在的合理形式。古典契约、新古典契约和关系契约是三种主要的交易规制结构。[1]
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结构选取的研究，侧重于交易制度的选取，寻求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价值，实现交易效率。开展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的研究，目的在于选取合理适应联盟交易的规制组合，增强企业响应环境的有效性；确立联盟交易的价格策略，发挥大企业的领导作用；评估规制组合的应用效果，发现产品交易价值和企业市场机会。最终解决新时期大型煤炭企业所面临销售价格方面的热点、难点与关键问题，促进煤炭产业“大基地与大产业”的建设与发展。从学术价值上讲，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研究是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规制理论方面的一种探索与创新，对于其他行业或企业交易规制也有借鉴作用。
一、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结构演进与问题
大型煤炭企业在营销实践中，不断理清市场交易、合同交易、战略联盟交易等的制度差异，尝试不同交易规制及其组合的选取过程，即是企业通过交易规制响应环境变革的过程。其规制结构演进先后经历了三头关系规制、市场规制、双边关系规制、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组合规制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三头关系规制阶段。计划经济下，交易方式采用煤矿、政府、用户三头关系交易规制结构，政府协调交易，煤矿和用户只关注生产与使用。第二阶段，市场规制阶段。市场经济初期，在“市场就是竞争，竞争就是价格战”的指导下，煤炭交易处于无序竞争与过度竞争状态。第三阶段，双边交易阶段。在无序竞争、过度竞争的反思中，形成了重点大户为主的双头关系规制。第四阶段，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组合规制阶段。采取不同类型交易规制的组合，发挥各种交易规制的优点，有效响应市场环境变化。
煤炭交易环境与产品交易特性决定了交易规制结构选取，交易规制结构又决定了交易效率。影响大型煤炭企业的煤炭交易环境的主要因素包括：竞争方式、市场领导地位、宏观经济政策等。新形势下煤炭交易主要环境特征：
第一，大型煤炭企业的市场领导地位已初步形成，区域煤炭市场呈现寡头化。区域煤炭市场的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使大型煤矿在市场竞争中逐步取得了主动权。
第二，多类型企业联盟的发展，关系交易已成为煤炭交易的主体。大型煤炭生产企业与用户之间形成的购销联盟等是双边交易的主要特征，已经成为主要的煤炭交易规制结构。我国大型煤炭企业联盟（含长期合同）销售占其总销售量的70%以上，有的甚至达90%以上。
第三，煤炭价格策略原始，行业营销水平较低。就煤炭生产企业而言，“随行就市，类比协商”是其主要的竞争策略和价格策略，市场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为其基本的交易模式；依靠企业领导或销售人员的主观经验，对比煤炭市场行情市价，确定企业煤炭价格。
第四，煤炭市场受到经济政策价格规制，煤炭行业的市场化程度不均衡。煤炭市场仍处于市场化过渡阶段。建材、冶金等行业用煤运行市场机制，而电力行业的运行则用煤最高价格规制的市场机制。
从我国煤炭企业销售实践分析，双边交易方式必然淡化竞争，大型煤炭企业失去竞争价格信号，难以及时发现煤炭的变动交易价值。我国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
第一，市场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的交易模式，导致价格策略的原始性、粗放性、被动性。难以捕拙有效的竞争信息，“随行落后，就市不得”。在市场发育不均衡情况下，难以充分挖掘客户资源的价值。“随行就市，类比协商”是“供应商只能是市场价格接受者”。它适应于小企业竞争，不适应大型煤炭企业联盟交易的竞合。
第二，随行就市的价格策略，弱化了交易的主动权。据2004年统计，平煤集团煤炭价格比全国主要市场平均价格指数低10%左右，损失了煤炭的动态交易价值。
第三，类比协商的价格策略，凸现人为因素和长官意志，社会负面因素容易干预企业销售，危害管理队伍，不利于精细营销管理。
第四，大型煤炭企业区域市场领导作用的弱化，遏制了市场竞争导向对于区域煤炭资源配置作用。
二、大型煤炭企业交易模式的构建
基于煤炭交易环境的分析和存在问题的研究，为了合理确定价格，客观反映供求，科学引领市场，积极掌控交易，提高煤炭配置效率，维护煤炭生产企业、煤炭用户的长远利益，必须开展交易方式组合的研究与制度创新，构建新的大型煤炭企业交易模式。
1-基本思路
吸收消化国内外交易治理结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结合中国大型煤炭企业交易特性，研究适合中国国情的大型煤炭企业煤炭市场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机制，以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规制组合模式为对象，研究竞标交易价格发现的机制、双边交易价格的传导机制等内容。研究的基本思路：选取有效的规制组合（竞标交易+双边交易）有效响应交易环境――确立企业在区域市场优势地位和领导作用目标――环境识别与竞价策略确定――竞标机制实现交易价格发现――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价格传导实现交易价值。主要思路如图1所示。
2-大型煤炭企业交易规制结构的选择
按照交易费用经济学的范式，交易维度（特性）与交易规制关系决定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决定交易规制选取。企业选取不同的交易方式是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是一种机会成本。当供求环境变化，一种交易方式下的交易价格或交易不确定变化，就意味着选取另一种交易方式机会成本（交易成本）的变化，企业面对交易成本变化，重新选取交易方式。煤炭市场交易频率表现为一定时间内交易数量，交易数量越大其交易频率越高。[2]基于此，选取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组合的交易方式作为大型煤炭企业的有效交易规制结构。即，交易频度高、交易依赖性强的客户（80%―90%的市场份额）组建企业战略联盟，采取合作的双边交易规制；交易频度低、交易依赖性弱的散户（10%―20%的市场份额）组建竞标交易市场，采取竞争的招投标交易规制。
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组合形成了具有大企业特色交易规制模式，该交易方式组合的主要优点：小户竞标交易价格定位准确，保持价格的严肃性，形成竞争价格导向；大户双边交易，收益获得稳定，降低市场交易风险，实现价格传导，形成稳定收益的主体；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组合符合企业的市场领导地位，竞标定价通过价格标杆对比为双边交易展示了可量化的合作诚意，拓展战略联盟的合作空间。
3-竞标交易价格机制
企业竞标交易机制设计的理论基础，就是信息经济学的机制设计理论与显示原理。竞标交易的目的：以“发现市场价格”为主，辅助资源配置。大型煤炭企业对交易频度低、交易依赖性弱的散户（10%―20%的市场份额）组建竞标交易市场，竞标交易市场表现为竞争与垄断二重性：一方面，竞标市场是一个买方（散户）竞争性市场；另一方面，竞标市场是一个卖方（大型煤炭企业）垄断市场。由于企业建立煤炭市场竞标机制的目的在于：投标人选取接受机制（参与投标），在投标过程中投标人报告自己的真实类型（商品真实价格的估计），企业在稳定的投放量下，可以发现市场价格变动。竞标交易需求变动曲线必然表现水平曲线（当均衡大于一定量时）与倾斜曲线的组合（如图2所示）。
注：横轴Q表示竞标市场煤炭投放量，纵轴P表示竞标交易价格。
当竞标交易价格处于需求变动趋势线的水平区段时，企业没有操纵价格，竞标交易价格能够客观反映各区域竞争性市场的供求变动。竞标交易规制是一种交易方式，起到资源配置作用；它又是企业遥测各区域市场供求变动的指示器，起到价格导航作用。
当竞标交易价格处于需求变动趋势线的倾斜区段时，企业是交易价格操纵者，交易价格是企业垄断供给的结果。竞标交易价格不能客观反映竞争性市场的供求变动。竞标交易规制只是一种交易方式，起到资源配置作用，不能起到价格导航作用。
4-双边交易规制价格机制
双边交易规制作为一种交易方式，具有市场竞争、联盟成员间利益共享、盟员利益自保的机制。在企业联盟利益自保机制尚不健全，联盟成员间利益共享机制处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前提下，双边交易的价格机制可以概括为“合同约束定基础，市场竞争调价量”。交易双方根据企业需求、供给能力以及未来市场预期，签订一个长期供销合同，只是粗略规定双方交易煤炭的数量、价格、货款、品质和交付时间与方式等事项，但是双方对于煤炭交易的数量、价格给未来留有一定的协商余地。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若双方无疑义则合同自动执行；随着市场变化，若任一方提出对交易价格、数量变更，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将按照新条款执行。双边交易的价格机制是一种跟踪短期市场价格的协商谈判机制。双边交易定价P双t，是对应区域上期市场价格（或竞标交易价格）P竞t-1、上期双边交易价格P双t-1等为自变量的价格函数。解析表达式：
其中：P双t――第t交易期双边交易定价；P双t-1――第t-1交易期双边交易价格；P竞t-1――第t-1交易期市场竞标交易价格。
它反映双边交易价格机制受竞标交易和协商机制的共同影响关系。另外，考虑到双边交易受到政府管制政策、区域竞争成本、煤炭品种等因素影响，需要对双边交易进行区域划分，对双边交易的行业市场（电力煤、建材煤和精煤）划分，电力煤双边交易可以细化到用户。区分地域、用户行业、煤炭品种等变量，分别建立双边交易相应的价格函数，用来描述交易价格机制。
5-不同交易规制价格弹性
两种交易规制之间价格是互相响应的，为研究两种交易规制之间价格互相响应程度，以及测算不同市场环境下双边交易规制结构因素、市场波动因素对于双边交易价格贡献率，需借助弹性理论的“弹性”概念和计算方法，研究不同规制价格的弹性问题。所谓弹性实质就是一个因变量对自变量的敏感度或响应度。其简单表述为：自变量变化1%，所引起的因变量变化百分比。经济学的价格与需求量、要素与产量、成本与收益等函数分析中，应用弹性理论计算分析相关的自变量与目标变量的响应关系。[3]基于弹性理论的思路，本文提出“双边交易规制价格的竞标价格弹性”概念，简称“双边交易的竞标价格弹性”。
双边交易的竞标价格弹性，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市场，竞标价格（市场规制价格）变动1%，所引起该区域双边交易价格变动的百分比。其计算公式为：
从而可以计算不同价格周期，随着竞标价格变动，引起的双边交易价格变动弹性值。弹性值的大小，反映双边交易价格对于竞标价格变化的响应程度。弹性值愈大，双边交易价格对于竞标交易变化的响应程度愈大；反之，弹性值愈小，双边交易价格对于竞标交易价格的响应程度愈小。
若以弹性值E竞pt、竞标价格P竞t、双边交易规制的价格P双t为前提，可计算竞标价格拉动的双边交易规制的价格量ΔP双竞t和ΔP双谈t。ΔP双谈t为谈判因素引起的双边价格变动量。ΔP双t=ΔP双竞t+ΔP双谈t，并求出竞标对价格变动的贡献率等于ΔP双竞t/ΔP双t，谈判对价格变动的贡献率等于ΔP双谈t/ΔP双t。
三、煤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的互动机制
为了实现两种交易规制的有机组合，必须研究两种交易规制互动机制，从而实现竞标交易的价格发现机制和双边交易的价格传导机制。
1-煤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的实质
在煤炭交易过程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并非相互独立、相互分离的两种交易方式，由于竞标交易对环境变化响应相对敏感，价格由竞标交易向双边交易传导，交易量由双边交易向竞标交易分流过程。这种价格由竞标交易向双边交易传导的过程，交易量由双边交易向竞标交易分流过程，称为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的实质，就是企业在交易规制选取范式下，实现交易规制选取的动态化和数量化过程；就是煤炭市场在两种交易方式价格分离情况下，实现两种交易价格的均衡过程。
2-煤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机制
煤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的机制包括市场自发协调实现价格均衡机制、类比定价协调实现价格均衡机制。
（1）市场自发协调实现价格均衡
在交易双方未能达成一致协议的，市场自发实现价格传导和交易量分流机制。竞标交易价格上升时（竞标市场处于暂时不均衡状态），卖方将增加竞标供给，同时相应减少双边交易的供给，实现供给由双边交易向竞标交易的分流；当竞标交易价格下降时，买方将增加竞标交易的需求，同时减少双边交易的需求，实现需求由双边交易向竞标交易的分流。随着需求与供给的变动，两种交易方式的均衡价格重新回到均衡状态。
当竞标交易规制的需求增加（D竞1右移至D竞2）时，竞标交易价格由P竞1上升至P竞2，若双边交易价格P双1保持不变，两种交易方式的价格均衡被打破；价格不均衡，供应商愿意增加竞标交易的供给（S竞1右移至S竞2），减少双边交易的供给（S双1左移至S双2），竞标交易价格由P竞2下降至P竞3，双边交易价格由P双1上升至P双2，竞标交易价格P竞3与双边交易价格P双2重新呈现的均衡如图3所示。
（2）类比定价协调实现价格均衡
在交易双方能够达成一致协议的，类比竞标交易协商双边交易价格，实现两种规制的交易价格均衡。在现实世界中，交易双方在对市场供求认识一致的基础上，为了避免市场协调导致交易的波动，保持交易的稳定性，双方类比竞标交易价格，谈判协商确定双边交易价格，使竞标交易价格与双边交易价格重新达到均衡。在类比定价协调实现价格均衡过程中，交易双方短期内往往采取减少需求量或供给量的交易策略，延缓或加快均衡。比如，当竞标交易价格上升时，卖方提出双边交易价格上涨，买卖双方类比竞标交易价格，谈判协商新的双边交易价格。双边交易价格确定后，买方一般短期内采取减少需求量策略，而后又增加到正常的需求状态。此外，在电力煤炭受到经济政策最高价格管制的情况下，竞标交易价格与电力煤双边交易价格不能实现价格均衡，双边交易电力煤呈现供不应求的市场短缺状态。图4显示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模式。
四、煤炭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价格互动策略
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价格互动策略，就是煤炭企业根据各区域市场的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需求变动特点，通过竞标交易机制的调整影响竞标交易价格，通过竞标交易价格传导和类比谈判协商及时调整双边交易价格，实现企业响应市场变化、掌控竞合交易的销售策略。一般可供选择的营销策略有三种：
一是竞标交易拉动双边交易策略――价格进攻型策略。在煤炭市场供给紧张、价格上升的情况下，企业应用竞标交易对市场变动响应快的优势、竞标交易价格上升快的特点，通过市场自发调节或双边交易类比谈判协商机制实现两种交易方式价格均衡，拉动双边交易价格上升的销售策略。这种策略是通过竞标机制加快两种交易方式价格均衡，实现高价销售的价格进攻型短期策略。
二是竞标交易支撑双边交易策略――价格防御型策略。在煤炭市场供给过剩、价格下滑的情况下，企业应用竞标交易垄断供给的特点，维持高水平的竞标交易价格，通过双边交易类比谈判协商机制实现两种交易方式价格均衡，支撑双边交易价格下滑的销售策略。这种策略是通过竞标机制延缓两种交易方式价格均衡，实现高价销售的价格防御型短期策略。
三是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并重策略――价格回归型策略。在企业长期销售工作中，重视竞标交易的价格发现功能，形成竞争价格导向，重视双边交易的份额稳定功能，形成合作关系主体。这种策略是通过竞标机制发现市场价格，掌控市场交易，提高竞标信誉，扩大双边合作的价格回归型长期策略。
价格进攻型、价格防御型、价格回归型三种销售策略，是竞标交易与双边交易互动机制在不同市场供求特点下的具体应用。价格进攻型与价格防御型策略分别适应于市场价格处于上升、下降的特殊情况，是企业短期内使用的权宜之计。若长期应用价格进攻型、价格防御型策略，必然造成竞标交易制造企业价格，企业价格逐步游离出竞争性市场之外，导致竞标交易有价无市，双边交易掩耳盗铃，企业无法通过竞标交易窥视市场变化。价格回归型适应于市场处于稳定或小幅波动的情形，是企业长期坚持的策略，实现引领市场价格。
参考文献：
［1］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6-
［2］ 威廉姆森-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论企业签约与市场签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19-
［3］ 汪祥春-微观经济学［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74-
【关 键 词】第三部门/税法/规制/可税性……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的转轨和社会的转型,新兴的第三部门的发展日益令人瞩目,从不同的角度深入研究与其相关的问题是非常有价值的。本文试图在社会分配的背景之下,提出并分析对第三部门进行税法规制的若干问题,进而说明第三部门的“可税性”问题。
从时下的发展来看,21世纪也许真的会出现“全球化的结社革命”。(注:“全球化结社革命”是美国学者李斯特·索罗门在其题为《全球化结社革命》的论文中提出的概念,他认为,如果说20世纪的特点是民族国家的兴起的话,则21世纪的特点就是“结社的全球化”。参见信春鹰、 张烨:《全球化结社革命与社团立法》, 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3期。)因为各国在经历着较为剧烈的社会变迁的同时, 其第三部门确实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第三部门作为非政府性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的总称,是影响一国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重要力量,并且已经构成了整个社会分配中的特殊的“一元”或称“一极”。由于第三部门同政府、市场主体一样,也需要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再分配,并且,分配会直接影响到其存续和发展,因此,在社会分配的背景之下对第三部门的相关问题展开分析,自然是非常必要的。
在这个“多极化”的时代,社会分配的重要性已日益凸显。同时,值得关注的是,税收作为社会分配的十分重要的手段,同作为分配主体的第三部门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税收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第三部门自身收入的多少,而且也会直接影响到市场主体的收入的多少,从而会影响到市场主体可能向第三部门投入的多少,进而关涉到第三部门的存续和发展;另一方面,第三部门也同样会对税收产生影响。因为如果第三部门被确定为纳税主体,则第三部门就可能是增加税收的重要来源;如果第三部门不被确定为纳税主体,或者是享受减免税的待遇,则第三部门就会成为减少可征税收的重要主体。
上述互动关系表明,税收与第三部门不仅密切关联,而且是影响第三部门的存续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从而使国家可以运用法律化的税收手段来对第三部门进行规制,由此产生了有关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的一系列问题。限于篇幅,本文着重分析对第三部门进行税法规制的侧重点、出发点和作用点等问题。
二、对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的三个主要问题
(一)对第三部门进行税法规制的侧重点
对第三部门进行规制(Regulation)是各国普遍采取的政策。由此而催生的规制经济学,(注:规制经济学是7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家发展起来的一个新兴的经济学分支学科。其中较为重要的着作有卡恩(A.E.Kahn)的《规制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Regulation,1970 ),贝利(E.E.Bailey)的《法规性制约的经济理论》(Economic Theory of Regulatory Constraint,1973), 植草益的《公共规制经济学》(1990)等。规制一词被学者理解为“有规定的管理”或“有法规的制约”。参见(日)植草益着:《微观规制经济学》,朱绍文等译,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第304页。)以及公共经济学等相关经济学理论,为研究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经济理论基础。在我国,规制理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一些学者认为,“Regulation”一词,若译成通常惯用的“管制”、“控制”、“调整”、“调控”等,都不符合原意,因此决定引进日本学者所创造的“规制”一词(也有人认为该词实际上在我国唐朝时即已存在),就像当年从日本引进经济学、会计学、银行等名词一样。(注:我国学者马洪、朱绍文等持此种观点。可参见前注引植草益着的中译本序和译后记。)但对于规制的含义,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未尽一致。例如,有人认为规制仅是指狭义上的限制或禁止。(注:参见前注引植草益书,第1页。 )而有人则认为还应包括积极的鼓励和促进。(注:(日)金泽良雄:《经济法概论》,满达人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6页。)鉴于公共规制的立法和执法实际,对税法规制也应在广义上理解为包括积极诱导和消极压抑两个方面。(注:在探讨经济法的规制性的特征和建构经济法的市场规制法时,本人也主要倾向于对规制作广义上的理解。这样理解也许更符合经济法和国际经济法的发展现实,也与国内的经济政策和各国在经济政策上的协调能够相一致。可参见拙着:《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70—71页,等等。)这对于认识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问题是很有意义的。
从上述广义上的理解出发,可以认为,所谓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也就是通过税收政策及税收手段的法律化,来对第三部门的活动进行审时度势的调节。根据其活动是否符合法律和政策的要求,来进行积极的鼓励、促进或消极的限制、禁止。因此,从一般意义上的税法规制的含义来看,对于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当然也是应强调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也即“两手都要硬”。
但是,各国对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的现实却是“两点之中有重点”的。由于第三部门本身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此在后面还要谈到),因而从宏观上看,税法的规制并不均衡,而是有所侧重。从各国的立法和税法规制的实践来看,对第三部门进行税法规制的侧重点往往并非仅是强调如何限制和禁止(即某些学者所主张的狭义的规制),而恰恰是要强调对第三部门的一些积极的方面给予鼓励和促进,以使其发挥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保障社会公益的“替代效应”。
税法规制的上述侧重点,与整个税法规制的出发点直接相关。而税法规制的出发点,则又源于第三部门本身的特点。
(二)对第三部门进行税法规制的出发点
从总体上看,第三部门的税法规制原理与一般的税法规制原理是一致的,但同时也有其受第三部门自身特点决定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正是对第三部门进行税法规制的出发点。
从理论上说,第三部门的主要特殊性在于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第三部门的非政府性,使其不能像政府那样通过征税等手段获取资金、财产,以作为自身运作的资金支持,因而有别于政府;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使其不能通过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来获取收入,从而维持自身的存续和发展,因而又有别于企业等市场主体。但恰恰是这个既不同于政府,又不同于市场主体的第三部门,却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第三部门中,社团是人民实现结社自由这一重要人权的主要途径和形式,它是在社会多元化的情况下实现或表达多元需求的重要渠道,其适度发展,不仅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而且还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分配,提高社会财富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等。因此,从总体上看,第三部门在一定程度上还具有公益性。由于第三部门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在某些情况下能够代替国家提供公共物品,满足公共需求,因而各国一般都采取鼓励其发展的政策,并在相关的立法上加以体现;同时,由于第三部门一般具有非营利性,因而相应地就要对其实行税收优惠的政策,并据此在税法上做出税收减免或征税除外等制度设计。
与上述第三部门的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相联系,国际通行的惯例是,对于第三部门的收入免征所得税,因为其收入并非通过营业活动取得的利润。当然,如果第三部门存在营利性收入,则同样应依法纳税。对此,许多发达国家的税法都有明确的规定。例如,美国税法规定某些非营利机构为“免税机构”,包括教会、慈善、教育和互助会机构(如洛克菲勒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等),依法享受免税待遇。但同时也要求免税机构的规模不能过大,不能介入企业经营和公用事业。此外,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的税法也都有类似的规定。例如,韩国的《所得税法》及《所得税法施行令》、《法人税法》、《继承税法》、《增值税法》,(注:相关的规定参见韩国《所得税法》第47条,《所得税法施行令》第96条,《法人税法》第18条,《继承税法》第8条,《增值税法》第12条等。)新加坡的《所得税法》, 我国香港地区的《税务条例》,(注:相关的规定参见新加坡《所得税法》第13条、第37条;我国香港地区《税务条例》12B、12BA等。 )我国台湾地区的“所得税法”、“遗产及赠与税法”、“土地税减免规则”、“房屋税条例”、“营业税法”等,(注:相关的规定参见我国台湾地区的“所得税法”第4条、第11条,“土地税减免规则”第7条、第8条, “房屋税条例”第14条、第15条,“营业税法”第8条,等等。 )也均有依第三部门的公益性和非营利性而予以相应的税收减免的规定。
此外,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免税机构本身也可能会有一些经营性收入,为此,美国税法还在有关公司所得税的制度中明确规定:所有免税机构可经营性收入都必须纳税。据此,除政府机关、公众集资兴办的大学和学院以外的所有免税机构,都可能因存在“无关经营的所得”而成为具体的纳税人。(注:(美)约瑟夫·佩契曼着:《美国税收政策》,李冀凯等译,北京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以下。)
由此可见,国家对第三部门免税,与第三部门的非营利性和公益性直接相关。因为从基本的税收原理来看,国家征税实际上就是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再分配的过程。在社会上创造财富的是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而社团或者无力去从事营利活动,或者法律不允许其进行营利活动,因而当然也就不能向它征税。同时,由于第三部门往往又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在一定程度上又在帮助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因而应鼓励其发展,对其予以免税。
(三)对第三部门进行税法规制的作用点
论文关键词 民间融资 法律解决机制 非法融资
一、民间融资存在背景
（一）民间融资的概念界定
目前，国内的相关研究还未对民间融资的概念形成统一和清晰的界定。在国外的文献中，多称为非正式金融（informalfinance），广义的民间融资是指各种非正规金融的总称，但其与洗钱、资金和外汇黑市交易、金融诈骗等所谓的“黑色金融”是严格区分开来的。狭义的民间融资仅指私人之间的借贷活动。本文认为民间融资概念泛指非金融监管机构的自然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以货币为标的的价值转移及本息支付，它是游离于国家正规金融机构之外的，以资金筹借为主的融资活动。目前我国广泛存在的民间融资有如下几种模式：（1）互助型借贷；（2）企业集资型借贷；（3）发放高息型借贷；（4）规范的中介借贷。
（二）民间融资存在的前提
1．存在的合理性
民间融资自产生至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尽管我国在法律和政策上对民间融资一直采取强力控制和严苛管制的做法，但民间融资一直存在并快速增长，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其自身的有利条件使然。一方面民间融资有其存在的社会背景：根据对江苏省某县数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进行了调查发现，近三年来，二十个样本的民间融资的绝对规模、加权平均指数逐年增加，现已达到32.6%，即民间融资的规模与正规融资的比例超过三成。而根据国际发展基金的研究报告，2002-2006年，中国农民来自非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大约为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四倍，从地区借贷来看，东部地区农民的资金来源中有81%来自民间融资，中部和西部地区来自民间融资的比例分别为76%和60%。另一方面，民间融资有其自身的优势：民间融资方便灵活，不需要办理正规金融一系列繁杂手续，尤其对个人之间的小额借款而言，甚至不需要签订借款合同，无需支付利息，借还款时间完全自由约定，提高了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为中小企业解决了贷款危机，中小企业由于自身担保能力不足及发展前景模糊，很难通过正规渠道获得资金支持，民间融资给中小企业提供了广泛的生存空间。
2．存在的合法性
虽然我国目前尚未有一部法律明确民间融资行为的法律地位，其相关规定散见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中。但现有法律法规互相印证补充，足以证明民间融资是合法的民事行为。
（1）理论基础，《宪法》第十三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国家依法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公民自由转移资金使用权的行为，从宪法的精神上看，应当予以保护。《民法通则》第九十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借款合同是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的范围内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均表明法院对符合条件的民间借贷予以承认并给予法律保护。同时《刑法》、《公司法》、《贷款通则》、《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也都相应有关于民间融资的规制和保护的规定。
（2）实践基础，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将陕西、四川、贵州、山西等四个省确定实施小额信贷的试点地区，开始“只贷不存”民间融资试点工作，民间贷款公司作为新型“正规兵种”，昂首步入金融市场主体序列。同时为了进一步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当前经济审判工作中若干问题的讨论纪要》明确指出企业间的相互借贷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的，为非法借贷，合同应认定无效，但在审判实践中可区别对待即“企业以自有资金为其他企业解决资金困难或者生产急需所收利息与按银行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的利息基本相同；或者银行信誉好的企业接受银行信誉差的企业的委托，从银行贷款进行转贷，中间无加息牟利的，借款方除了要返回所借本金外，还应将借款本金的孳息（比照同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一并返还给出借方。对此江苏省在审判实践中曾经有过判例，2006年，上海电力修造厂扬中分厂诉扬中市工业局公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扬中市工业集团总公司借款纠纷案，经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以（2006）镇民二终字第196号判决书确认借款人返还借款并偿还出借人利息（利息以银行同类贷款利息计算）。可见，民间融资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二、民间融资立法的现状及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一）民间融资的立法现状
目前虽然在刑法、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以及《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等众多法律条款中都有规范民间融资问题的法律条文，但这些条款比较分散，掌握起来难度很大，缺少规范民间融资的专门法律及与之相配套的风险防范措施；法律之间协调性较差，甚至出现法律、法规、规章之间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司法执行的难度很大，很难区分合法的民间融资与非法民间融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取证困难，涉及人数众多，案件定性困难，加之其缺乏法律依据和规范性，集资高息追缴困难，部分集资参与者在借款时已收取高息，甚至有的利息超过了本金，这部分高息的追缴尚无法律依据。民间融资的普遍存在，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但目前我国相关法律的制定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使其一直游离于法律引导和保护之外，陷于发展的无序状态。
（二）民间融资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民间融资行为实为合法且有利于经济发展的行为，但由于缺少健全的法律规制，给经济发展带来一定负面影响，给社会埋下安全隐患。
基于市场规律及交易行为本身的特点所产生的市场性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点：（1）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目前民间高利贷者大多以注册担保公司使其高利贷行为合法化，在他们借贷过程中，通常以高于银行数倍的利息向社会集资，或者直接利用银行的钱作为他们的资金来源，而民间融资放出去的贷款利息在年息60%--300%不等，远远超出国家规定，使银行吸储困难；同时，高利贷债务人在股票、期货市场的投机性行为，也为资本市场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2）加大了企业负担。中小企业特别是制造业，利润偏低，在经营过程中由于缺乏必要的国家扶持和资金支持，不得不向担保公司或个人借款，一旦还款时间延长，则必将亏损，甚至面临破产。（3）损害了借贷双方的人身财产利益，激化社会矛盾。由于民间融资长期游离于政府的监管之外，运作的规范性较差，因此，有关民间融资导致社会不稳定的案件不断出现，大多的贷款都是靠借款契约或者借据，没有正规的借款合同，也很少有抵押担保等措施，所以一旦出现问题，很难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这时候他们的保护只能通过私人来提供，诸如黑社会、讨债公司等非法组织往往成了他们的选择，这是破坏和谐社会的因素。
三、给民间融资法律规制提几点建议
（一）制定明确的法律法规，确定民间融资的合法地位
国际上早有制定专门的民间借贷法的先例，例如香港的《放债人条例》，南非的《高利贷豁免法》等。借鉴国外先进经验，针对我国的国内环境和民间融资自身的特点，制定一部规范并能适应其发展的《民间融资法》，才能做到有法可依，保证民间融资合法有序地发展。制定相关法律应首先承认民间融资的合法地位，规范其合法经营。该法律应当涵盖：民间融资的合法地位的确定、与非法融资、金融犯罪区别开来、对融资合同的规定、规定融资的管理主体、职责和内容、明确融资的用途、期限、利率及违约责任等。同时民间融资法律制度应当注重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在立法模式上，可吸收民间融资活动长期形成的交易习惯及自律性规范，节约立法资源降低立法成本。
（二）确定正式的监管机构，成立民间融资自律性组织
民间融资虽然本质上属于私人交易行为，一旦涉及不特定公众时，就进入到社会公共领域，容易引发欺诈和各种犯罪，因此，需要将其纳入正式监管体系。但由于民间融资本身的自由性、灵活性特点，还应以自律性组织监管为主，积极引导和支持民间金融机构依法组建一些非官方的行业自律组织，监督会员执行金融政策法规的情况，调解会员在竞争中出现的矛盾，对会员提出检查并对违规的会员予以处理意见，通报信用不良的债务人及从业人员的不良信息等。有利于减少违规经营和恶性竞争，更有利其健康发展。
（三）放宽市场准入门槛，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灵活性
降低民间借贷的门槛，积极并多渠道的发展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可以让那些资金数额比较大的、具有相关经营资格的民间协会或者地下钱庄等民间融资机构逐步由“地下”转到“地上”来，鼓励民间融资进入正式金融，以便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加快扶持阳光化民间借贷组织，通过组建民间小额贷款组织、农村融资互助、农民融资服务社等形式，使分散的、隐蔽的民间借贷活动走向公开化、正规化、阳光化。
（四）建立民间融资的退出机制
【关键词】地铁 公交 交通现状
【中图分类号】U491.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6-0011-01
一、北京和首尔公共交通概况分析
1.城市基本情况
1.1北京城市基本情况
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北京又是一座历史文化底蕴非常丰厚的古城，现在来北京旅游的国内外游客数量已经超过2.7亿人次。2015年末，北京市公路里程21876千米，高速公路里程982千米，城市道路里程6435千米，公共电汽车运营线路876条，运营线路长度20315公里，运营车辆24347辆，全年客运总量39.8亿人次；年末轨道交通运营线路18条，运营线路长度554公里，运营车辆4946辆，全年客运总量32.5亿人次。
1.2首尔城市基本情况
首尔是大韩民国的首都，也是韩国最大的城市，是韩国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中心，拥有605.77平方千米的土地面积和1037万常住人口，占城市总人口的45%，常住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17134人，韩国首尔外籍人口数在2015年猛增5.4倍，逼近27万人，其中中国人占比高达72.3%。
2.北京和首尔地铁对比
2.1北京和首尔地铁概况
北京地铁始建于1965年，至今已有40多年历史，共有18条运营线路，包括17条地铁线路和1条机场轨道，总长约554千米，运营车辆为4946辆。北京地铁年客运量30多亿人次，日均客流量约为878万人次，最高日客运量突破1100万人次。
首尔最早的地铁是在1974年开始投入使用的，共有19条运营线路，总长为314公里，是世界上单日载客量最大的铁路系统之一。
2.2北京和首尔公交概况
北京公交始建于二十世纪初，至今已有95年的历史。
首尔于1953年开通了第一条公共交通线路，之后经历了一段低迷时期，韩国政府于2004年开始全面实施公共交通系统改革，让韩国公交系统重新焕发了生机。政府收回了公共交通的部分决定权，采取政府与私人企业合营的运营方式，允许公交车之间及公交与地铁之间免费换乘。还建立了全新的公共交通管理信息系统，为每一辆公交车安装了全球定位系统（GPS），又建立了智能公交车站。
北京公交虽然比首尔公交早开通了30多年，但发展的速度却没有首尔快，首尔实行智能化公交的时间要比北京早10年，首尔的公交信息手机查询软件和智能公交车站都非常先进。韩国覆盖全首尔的公交专用车道大大提高了公交的速度，北京虽然已经开通了公交专用车道，但是只开通了几条线路，并没有覆盖到全北京，公交堵塞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3.公共交通运营模式
3.1北京地铁和公交的运营模式
北京地铁目前采取的是建设、管理、运营“三分开”的经营模式。另外，北京地铁还进行广告、地下通信、商贸、旅游度假、教育培训、建筑安装等多元化的资源开发，？政府负责监督运营商的运营安全和服务质量。
北京公交实行国有主导、企业经营、政府规制的运营模式。政府通过对公交价格、进入和退出市场规则以及质量的规制避免公交行业的企业性垄断，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活。
3.2首尔地铁和公交的运营模式
首尔地铁采用的是有竞争条件下的官办官营模式，地铁线路和经营权都归政府所有，政府制定运营计划、规定票价、按车辆运营里程确定企业收益，并对企业的服务质量进行考核，考核未通过的公司政府有权与其终止合作。
首尔公交实行政府与企业合营的运作模式，他们通过招标方式获得线路的经营权，根据政府的要求统一制定并执行相应的任务，互相之间也起到监督和制约的作用。
二、北京和首尔公共交通存在的主要问题
北京和首尔地铁的逃票问题都比较严重，“钻洞”、“跨栏”、“尾随”的现象时有发生。北京地铁和公交之间的换乘也不方便，北京公交站点布局比较分散，地铁出站口距离公交站点较远，有的需要7～8分钟的步行时间，有的出站口没有清晰的引导设施，不熟悉北京地铁的人经常不知道从哪个出站口出站，还有的出站口附近没有公交，通行的人较少，人们多集中在一个出站口出行，导致换乘通道非常拥挤。
三、针对北京公共交通存在的常见问题提出对策思考
1.发挥法律的约束力
2.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民意识
3.发挥政府的优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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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经济往来越来越密切，经济全球化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各国在经济全球化带来益处的同时，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国际贸易市场发展加快，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为了稳定经济发展，必须要加强国际经济法的改革，本文主要就当前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法的新特点进行解读，希望为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
国际经济法是指调整国家之间、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国际组织之间、国家与他国私人之间、国际组织与私人之间以及不同国籍私人之间，相互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随着各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往来日益增长以及国家对贸易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日益加强而形成和发展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对我国在世界贸易交往中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根据国际经济法的发展制定合理的对外经贸策略。
一、国际经济法发展新趋势
1.国际经济法原则日趋统一
经济全球化导致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跨国经济交易大量增加。为了降低交易风险，保障预期利益，就需要为跨国交易设立能被交易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同时，随着国内市场国际化的趋势不断增强，各国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市场一体化必然要求市场规则的统一；市场规则的统一又使市场的统一成为可能。国际经济法原则统一主要通过四种方式进行：一是国际公约，二是国际惯例，三是各国法律，主要是各国经济法、商法方面的趋同化，四是通过各种跨国交流平台，如国际会议等开展学术交流，通过教学等方式来促进各国法学界观念的逐渐接近。
2.对各国国内法影响日益加深
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国在普遍选择实行经济对外开放发展战略的同时，对内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以市场经济作为国内经济运作的基础，从而推动作为国际经济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各国国内经济法律制度，尤其是有关涉外经济法律之间的差异性进一步缩小。随着WTO、欧盟等国际公约或组织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步伐不断加快，加入或准备加入的国家或地区越来越多，各缔约方及申请加入方必然要依据有关公约或协定等对国内法做出相应的调整。国际经济法律规则也就越来越具有普遍适用性和权威性。
3.国际经济法的统一加快
国际经济法统一趋势的表现之一，就是处理各种国际经贸关系的国际公约不仅数量日益增多、作用日益增强，而且各国规制市场方面的经济立法出现趋同现象，在这方面，以WTO为代表的各类经贸国际公约和国际协定，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实体法统一化的突出范例；表现之二，就是作为相关国际经济法主要法律渊源的现存条约或公约的参加国的数目大幅增加。国际经济法作为调整是世界间贸易关系的部门法，其作用及地位早已在许许多多的方面充分地展现，涉及国际间金融、投资、债券、货币、法律等方面的问题与纠纷都是需要国际经济法这一大杠杆的平衡的。
二、我国应对国际经济法变化的策略
1.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最终能够迫使一个国家执行裁决的还在于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我国要获得国家主权利益最大化，最重要的途径是要依靠自身的发展。我国的经济总量尚不足以使我国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拥有绝对话语权，因此，要通过积极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在推进世界经济贸易体制的改革和创新中，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知识产业，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提高效率和竞争力，有效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
2.运用国际经济法来保护贸易发展
加强对WTO争端解决机制规则的研究并构建处理WTO事务的法律体系。主要注重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研究，利用关于豁免成员国义务的规定，分析研究WTO关于义务豁免和例外情况的规定与实践，有效运用豁免条款或例外条款的规定，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切实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充分研究、利用WTO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等优惠条件，努力发展高新产业和知识产业，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观察了解和学习其他成员方运用解决机制维护自身权益的实际情况；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充分、有效利用保障制度，为我国产业发展建立起“安全阀门”，确保经济安全，从而强化和维护国家主权。
3.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法规则制定
在国际法、国际条约及国际惯例的制定过程中，由于各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经济实力存在较大差异，在国际条约的谈判及规则制定过程中拥有不同的话语权，往往出现大国、强国利益优先的现象。当今世界南北冲突日趋激烈、贫富差距不断加剧，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站在民族发展的高度重视国际规则的制定，增强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使国际法最大限度地反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更有效地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因此，要更加重视对现行国际经济法规则的深入研究，进一步加强相关人力资源建设，培养一大批精通国际法和国际谈判的高素质人才。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要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合作，在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中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使国际规则能更好地为建立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以及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小结
国际经济法的重要性在发展中国家体现得尤为明显。利用它，发展中国家不仅可以加强自身的竞争力和与世界的交流，还可以减轻来自世贸大国的压力，在国际市场争取一席之地。中国要想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必须要加强对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制定合理的发展策略，促进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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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非学历教育培训，市场准入，发展路径
在世界经济频繁波动的现代经济当中，教育培训，特别是中国的教育培训市场却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甚至在经济衰退侵袭很多行业的时候，中国的教育培训业却出现了勃勃的成长生机。究其原因，一是因为中国的教育行业的特殊属性，使得其与经济波动的周期有错时效应，各层人士对教育的需要是刚性需求。而且教育投资还是一项终身投资。二是因为教育培训业的反经济周期性。金融危机带来产业结构大调整，新兴产业以及新技术需要新的知识技能，危机还使得一些行业发展速度减缓，劳动力市场上求人倍率继续下降，失去工作和准备就业的人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知识技能来增加就业筹码，以便经济复苏后，找到新的工作机会，因此人们参加教育培训就变得十分紧迫和必要；三是教育培训行业不仅具有经济功能，还具有政治、社会和育人功能，政府在严峻的经济和就业危机形势下教育管理论文，对教育培训只能重视、不可轻视，必然通过加大投入和颁布各项支持性措施来促进教育培训行业的发展。但是，面对巨大市场，中国的教育培训行业迅速膨胀和发展的同时，信誉、质量等问题也都暴露无余。为了对教育培训行业更好的实施监管，在赋予教育培训市场以足够的自主发展的空间的同时，做好监督管理的工作，市场准入制度就成为了对其实施有效监管的最重要的一道门槛和保障。
一、中国教育培训市场的市场准入制度发展现状
我国教育培训市场准入制度的发展是近二十年里面才得到有关部门的重视的。我国教育培训市场准入管理的法律基础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等一系列配套使用管理办法。全国各省市均出台有管理办法。管理办法主要包括机构设置审批、机构变更审批、机构终止审批、招生简章审批、招生收费审批、年度审核。整套管理模式与企业管理模式相似，且审批的比重较大。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的通告中所规定，各省、自辖市、自治区均出台了《关于换发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的通知》，2010正式启用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论文开题报告范例。未取得新版办学许可证者，一律视为无证办学。无证办学均视为市场不准入。
教育培训机构首先向教育行政部门提出设立申请。行政审批通过后颁发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教育培训机构进行经营活动前招生简章和其宣传广告必须进行行政审批备案。审批备案后教育培训机构可以进行正常经营。教育培训机构应于每一年度结束后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年度审核，审核意见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公布，审核意见不能通过的机构，在整改后如果审核意见再次不能通过，取消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许可证即市场不准入。
二、中国教育培训市场市场准入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培训市场准入标准设置不合理
如果市场准入门槛较低，培训机构从业范围重叠，培训行业机构过度饱和，形成恶性竞争。培训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必然导致不良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不得不进行价格战争，价格过低导致教育服务质量无法保证就是培训市场混乱的根源。而如果市场准入门槛较高，那些不符合办学条件无法取得许可证，没有许可证的学校难以引资改善办学条件，也无力吸引优秀教师执教，进而造成教学质量无法保证。而随着公办教育机构的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办学条件将更高，更难拿到许可证。如果设的门槛过高，多数学校都达不到要求时，门槛也就没了存在的必要。
（二）教育培训市场市场准入类别管理缺位
教育培训市场不仅完成了数量上的飞跃，而且还渐渐由点及面形成了涵盖各类教育培训方向的网络，如今教育培训不仅仅是我们熟悉的IT、语言、基础课程等几大类，艺术、职业技能、学位资格、婴儿教育、亲子教育等一些新奇的课程变得随处可见，几乎所有消费者能想到的培训项目都已经成为了现实，而传统的几大培训项目的课程针对性也越来越强，划分的越来越细。而我国的教育培训市场准入资质标准是针对学校特点设置的教育管理论文，并没有针对教育培训机构设置。教育培训机构具有的教学期短和授课灵活和教学内容市场化以及学生少、对场地要求不高，这些特点并没有被资质设置所体现。这样一来就出现了真空的无标准可依的局面。因为没有具体的资质标准，资质审批中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就遭到了挑战。
（三）教育培训机构资质审核程序过于复杂
教育培训机构出现问题，投诉者首先会找到资质审批单位。资质审批单位为了躲避相应责任，制定了极其苛刻的资质标准和极其繁杂的审批程序。教育培训机构为申请资质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都在客观上增加了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负担，忽视了培训市场培育的过程，不利于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做大做强，限制了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发展。
（四）审批部门多，管理部门少
目前，国内不同城市的培训机构，审批部门都有所差异，有的培训机构是教育部门审批的，有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审批的，还有工商部门审批的，这就导致教育培训市场的监管缺位，管理混乱。近几年由于对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监管严格，办学门槛高，这些教育辅导机构几乎都达不到办学所需条件，于是打起擦边球，都打着“教育咨询公司”的幌子，私下开展教育培训。
三、中国教育培训市场的市场准入制度的设计
（一）市场容量总量设计与控制
市场容量主要是指教育培训服务的需求量，市场预测有助于教育培训机构营销管理者制定正确的营销决策，有助于教育培训机构掌握新知识、教育产品、增强教育培训机构的竞争能力，同时市场容量的测定也是教育培训机构制定科学计划的重要依据。教育培训的市场容量是控制市场中培训机构数量的重要依据。各个地区可以根据一定时期的教育培训需求总量，综合考虑现有的教育培训机构存量，来确定一定时期之内的教育培训机构的市场总量规模和准入的进度安排。
（二）市场资质标准科学设定
教育培训机构资质标准的设定应当适应本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符合地区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和实际需求，教育培训机构本身有着很多自己的特点，这些独有的特点是其生存之道论文开题报告范例。对于不同种类不同规模的教育培训机构应当有不同的资质标准。第一资质必须有详细的分类主要应参考以下几个因素：培训内容、培训层次、培训规模。第二资质必须由教育部门统一发证，由专业评审委员会统一制定资质标准。第三资质必须是动态的必须和市场接轨做到与时俱进。
（三）市场准入的审批程序合理简化
积极推行并联审批、全程代办服务、一表受理、告知承诺、集中年检、网上协同审批等服务模式。进一步完善联席审核制度，联席审核应该实行一次性集中告知、统一受理、集中办件、承诺办件、特事特办、先批后办。并实行超时默认制、缺席默认制。实行牵头部门负责制各牵头部门对协审部门有协调权、监督权，采取有力措施不断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减少审批事项、压缩审批时限、优化审批流程、简化审批程序、加强审批制度建设。
（四）完善、明晰市场准入制度的监管主体
《民办教育促进法规》规定，经营类的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由工商部门审批，国家应尽快出台盈利性教育培训机构管理办法教育管理论文，制定具体的标准，同时明确教育培训机构教学业务的监管应由教育部门负责。教育行政部门要组织有关人员定期或不定期对教育培训机构进行检查、督导、评估，加强对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的管理监督。加强与财政、税务、物价、审计、民政、工商、劳动保障等部门的协作，配合有关部门依法开展管理工作。政府应明确教育培训市场的主管部门，各司其职，改变“多头管理，谁都不管”的局面，从严规范借教育咨询公司名义打“擦边球”从事教育培训的教育培训机构。
而对于私人性质的社会教育资源提供的教育培训服务，应按照市场规律运行，政府只在宏观调控和政策导向上发挥作用，严格规范其发展；政府部门及公立学校举办的面向社会的经营性培训应与政府、学校脱钩，可以登记注册成为独立法人，也可以并入其他培训机构；对于具有准公共产品性质的培训服务，应由市场和政府双边提供，培训服务消费者部分付费，政府拿出专项资金补贴，委托部分机构实施，由“政府调控价格”，按市场需求杠杆和公平竞争机制进行管理。同时为吸引更多更好机构加入培训，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政府应同时附以机构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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