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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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文艺学学科组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现有教学与研究人员12名。其中教授5人，具有博士学位者9人。经过10多年的发展，该学科已成为一个富有学术生气且在某些研究方向上颇具特色的学科。2002年以来，学科成员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学术月刊》《文艺理论研究》《文艺争鸣》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教材）16部，主持省部级以上研究项目22项。目前，已形成文艺美学、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三个主要研究方向。
文艺美学研究方向以本校“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平台，以哲学建设为基础，打通美学、文艺学和文艺批评，最为突出的是提出了“本体性否定”学说，已逐步建立起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否定主义”理论体系，并在文化批评与文学批评实践上产生了“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广泛而重要的影响。该学科学术带头人、理论家和批评家吴炫教授，从上世纪80年代末就致力于“否定主义”研究，迄今已近20年。其代表作《否定主义美学》《新时期文学热点作品讲演录》《中国当代思想批判》《中国当代文学批判》《中国当代文化批判》《否定本体论》《穿越中国当代思想》《穿越中国当代文学》《否定与徘徊》等10余部著作和200余篇论文，在探讨区别于西方、也区别于传统的当代中国文史哲原创性理论方面，以其思维方法的开拓性、诸种理论观念的独创性以及介入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问题的有效性，引起学术界的较大反响和关注。其主编的《原创》《中国视角：穿越西方现代美学》丛书也获得学界广泛好评。吴炫教授的科研成果被《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逾百篇。中国期刊网统计的针对该理论的社会评价、引用和运用文章已近400篇。“本体性否定”不仅打通了文、史、哲，而且以其原创品格和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不仅获得学界越来越多的认同，而且也影响了越来越多的学者进行相关实践。在其影响下，汤拥华博士以现象学美学为中心，对西方近现代美学的先验逻辑进行批判性研究。其博士后研究课题《中西比较与“中国生命美学”的生成――对宗白华美学思想的批判性考察》，学术专著《西方现象学美学局限研究》等问题性研究成果，通过中西文论的视阈交融和哲学与批评的两极拉动来激发美学理论和文学理论的活力，从而有效地介入当代文化语境，受到学界的肯定性评价。
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方向侧重于将西方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方法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即在形形的西方文学理论中，寻找生命美学和生命哲学理论方法的不同侧重面并加以综合运用，并从西方文学活动的各个方面来考察人的多层面的生命现象，从而寻求文学活动中人类寻求完美的不懈的探索动向。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该学科研究人员就对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关于文学活动中的人的生命现象的研究投入了相当的时间和精力，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雷体沛教授出版有专著《艺术――生命之光》《存在与起：生命美学的导论》《西方文学初步》《艺术与生命的审美关系》，发表有《寻找与追求――西方近代哲学美学中的生命本体论》《发现与寻找：西方现代哲学文化中的生命本体论》《荒诞派戏剧对时间秩序的超越》《从生命的现实境遇看西方艺术的发展》等50多篇论文；朱鹏飞博士亦有《在绵延中寻找美：柏格森美论述评》《艺术是时间的造物：浅析柏格森的“艺术时间”观》《浅谈对康德“美在形式”说的误读》《从“美的理想”“技巧中的自然”到“美的规律”》《主旋律艺术与开放道德》等重要论文10余篇。这些专著和论文皆从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的各个侧面，乃至中西方文学艺术现象中人的审美活动作了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的研究，其视角独特并有创见。本方向上的研究实力得到学界的认同，研究成果多被权威学术刊物转摘或转载，显示出良好的发展态势。较之西方的生命哲学和生命美学理论，其研究更注重于对西方文学及艺术活动中的人的状态、心理、情绪、意愿和生命理想等多层面的把握。对西方文学给予了各个方位生命现象的解释与揭示，致力于人的存在与发展意义的探索，即从生命与文学关系的探索中来揭示生命的全部意义，使西方文学理论的研究具有了新的视角和崭新的方法。这种包括把现代人文学科在内的生命哲学与生命美学延伸到西方文学理论并运用于西方文学的研究领域，使西方文论在学术空间上更为广阔和深入，也为我国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程度的新的思考方式。
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方向有两个研究向度：一是在广泛研究中国作家、作品与文学思潮的基础上，从文化学的角度考察文学的文化内涵，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即是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层面上研究中国文学的文化承继性及其价值，从文学发生学层面上拓展了文艺学的研究领域。二是在深入研究中国历史文化、艺术发展史以及文化现象的基础上，探讨中国文化的精神内涵。目前已有较为丰硕的成果。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文艺研究领域受到高度重视。本学科研究人员将中国文学研究同传统文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文学与传统文化、区域文化研究领域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绩。近年来，除在《文艺研究》《江汉论坛》《文艺争鸣》等多种权威刊物和核心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外，还有学术专著和一系列有特色的研究项目，成果丰硕。诸如，罗昌智教授的专著《20世纪中国作家与荆楚文化》；学术论文《沈从文的文化选择》《挣不脱的脐带：废名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生命意识:闻一多诗歌与荆楚文化内在精神的契合与同构》《论荆楚文化对郭沫若创作个性与心理的影响》《京派作家与荆楚文化》《论余光中诗歌的文化品格》《文化内力与精神阻隔》；研究项目《浙江新诗人与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中国当代文艺思潮与当代政治关系研究之子项目〈中国现代作家的当代政治转型〉》《20世纪中国文学与荆楚文化研究》等都有一定影响。在中国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徐斌教授的专著《论衡之人:王充传》《永远的书圣――王羲之传》；学术论文《建安名士的人格关怀》《竹林名士对放达的把握》；研究项目《在浙江》《王充与浙江文化精神》等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博玫教授的近现代期刊与文学思潮及文化传播研究，王丽梅博士的专著《曲中巨擘――洪N传》，研究项目《昆曲生态及新时期保存与发展对策研究》等，体现出本研究方向的学术活力。通过中国文学与文化理论的研究，探析中国文学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求证文学的民族文化传承意义，另一方面也诠释着文化传统的现代性价值和意义。
2014年6月13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沈卫荣教授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空见与如来藏：觉囊派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研究》一书出版会，在北大博雅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觉囊派第四十七代法主健阳乐住上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著名佛学家楼宇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著名学者白化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著名佛学家王尧，清华大学教授、著名学者汪晖，藏学出版社前总编、著名作家马丽华，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乌云毕力格，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副院长刘洪纪，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历史研究所原所长陈高华，北京大学图书馆党委书记萧群等20多位嘉宾莅临会现场。会现场还展示了数十幅觉囊派精美唐卡和壁画作品。
《他空见与如来藏：觉囊派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研究》是一部国际学术界研究觉囊派教法和历史的学术论文集，作者有较强的代表性，都是欧美印藏佛教研究的知名人物。本书堪称是国内迄今为止第一部呈现国际觉囊研究精粹的学术文集，向世人展现了觉囊派全貌。读者既可以从本书获得有关觉囊派之人物、教法、艺术和历史的全面与权威的知识，同时也可窥见国际佛教学界觉囊研究的学术脉络和学术成就。著名国学大师谈锡永倾力题写书名并作序，觉囊派第四十七代法主健阳乐住上师撰文前言。
据沈卫荣教授介绍，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于世界各地均有广泛传播，但相较于其他各大教派而言，觉囊派因自然和历史等因素，流传不广，影响较小，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也相对薄弱。早在14世纪前半叶，觉囊派早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朵波巴上师开始于藏地倡导、传播觉囊派最独特的“他空见”思想，这是对印度原有佛教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藏传佛教继承和发展印度佛教哲学思想过程中所做出的一个特殊的重要贡献。
除了觉囊派的佛教哲学思想具有的学术意义，觉囊派蕴含着极其丰富的文化遗产，特别是觉囊派的唐卡艺术具有非常突出的地位。因此，研究觉囊派是传承藏传佛教丰富的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目前，国外觉囊的研究十分的兴盛，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觉囊派和他空见的思想。 该书选择了12篇比较典型的，比较优秀的学术论文翻译成了汉文，供国内研究借鉴，并藉此进一步推动有关觉囊派哲学思想、教法教义、修行方法和唐卡艺术等方面的研究。
关键词：英国；新制博士；博士生教育；启示
近年来，英国博士生教育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新的博士生教育项目的产生与发展。受美国博士生教育的影响，为应对知识经济、市场竞争等提出的新挑战，弥补传统哲学博士职业技能培训的缺失，英国博士生教育在传统哲学博士的基础上，先后衍生了专业博士（Professional Doctorate）、课程博士（Taught Doctorate）、论著哲学博士（PhD by Published Work）、实践博士（Practice-Based Doctorate）、新制博士（New Route PhD）等类型，培养目标从单一的以学术为业走向职业分化。本文以英国颇具特色且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制博士生教育为研究对象，介绍其产生背景、培养目标、开设学校和专业，并从入学标准、课程设置和导师指导三方面分析其人才培养特点，以为我国博士生教育的发展和改革提供启示。
一、新制博士生教育的产生
20世纪90年代，英国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受到多方面的挑战：一是哲学博士学位的实用性受到了质疑，雇主们认为博士毕业生并未具备长期职业生涯发展所需的技能；二是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大学面临的财政困难及随之发生的大学教职岗位的缩减，导致博士毕业生获得学术职业的机会减少；三是哲学博士的毕业率常令人不满意，导致人们对哲学博士学位的培养模式和目的进行重新思考；四是针对新兴学科，尤其是专业领域，传统哲学博士并不适用；五是非全日制学习的需求日益增加，要求博士生教育的培养模式更加灵活。1993年，英国政府在《实现我们的潜力：科学、工程和技术战略》（Realising our Potential： A Strategy for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白皮书中指出，博士生教育在公共财政经费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应使对其的财政投入物有所值，不仅能满足纳税人的利益，也能满足博士生个人的发展需求。[1]
2000年，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England，HEFCE）总结了美国博士生教育的特点：一是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而不是局限于博士论文的狭窄领域；二是使学生具备重要的通用技能；三是开展团队合作；四是定期开展正式评价；五是注重研究能力的培养；六是开展研究项目，进而在此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这与英国哲学博士聚焦于培养单纯的学术职业所需要的学术研究能力形成强烈的对比。因此，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开始思考英国博士生教育的未来，建议重新定义博士生教育的学习课程、增加明确的培养内容、拓宽博士生的技能和知识领域。[2]
2001年，在英国政府、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和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的全力支持下，英国10所著名研究型大学发起了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新制博士生教育符合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局（Quality Assurance Agency，QAA）制定的博士生教育标准和原则。
新制博士与传统哲学博士属于同等学位，是一种教育选择。新制博士生教育不是对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的取代，而是对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和专业博士生教育的继承与扬弃，兼取两者之长、避其所短。它保留了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注重学术研究能力和专业博士生教育强调职业技能培养的特点，通过增加通用技能和教学方法的培训，克服了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因缺少职业技能培养和专业博士生教育因技能培训过度专门化带来的博士生就业的单一指向性，新制博士能胜任大学教学、企业管理、政府和公共服务等工作（如图1）。
二、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目标与开设专业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博士生教育应对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产物，由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开设，涵盖4大学科120多个不同专业，为博士毕业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就业和职业发展选择。
（一）培养目标
新制博士生教育以培养大学、企业、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等领域从事管理和应用性研究的创新人才为目标。它不仅适合致力于追求学术生涯的学生，而且适合意欲进入企业或工业领域发展的学生。新制博士生教育毕业生是独立的研究者，具备相应的个人能力和可迁移技能：精深的专业知识，宽厚的学科知识，教学技能，团队合作、问题解决和交流的技能，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表达能力，媒体的相关能力，商业方法和经营能力，知识产权意识和能力，技术转移能力，创建衍生公司、高科技公司的能力等。[3]
（二）开设学校
就学生的研究经历、授予学校的声誉和学位的价值来说，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提供优质教育的里程碑。新制博士生教育由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开设。2003年，开设学校扩展至34所顶尖研究型大学（见表1）。
（三）开设学科与专业
英国顶尖研究型大学的新制博士生教育开设学科包括艺术、人文、语言，经济、社会科学，医学，以及工程、科学和技术四大类，涉及120多个专业。其中，工程、科学和技术学科及其下设专业开设的新制博士教育项目最多，其次是经济、社会科学和艺术、人文、语言学科及其下设专业（见表2）。
三、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养特点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的一项国家计划，旨在使博士生具备大学、企业、政府和公共服务机构的领导者所应具备的各种能力和素养。为此，新制博士生教育提供了高质量的学习课程、实践学习和高级研究经历，在丰富学生的学科知识和提升其专业技能的同时，通过开展跨学科学习扩展学生在新的研究方向上的专业特长。具体来说，在入学标准、学制与课程设置、导师指导等人才培养过程方面，新制博士生教育具有以下特点。
（一）入学标准与传统哲学博士相同
新制博士生教育为学生提供了一条获得博士学位的“快速通道”，被授予荣誉学士学位的本科生即可攻读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对于取得硕士学位的学生来说，新制博士生教育将拓展和进一步发展他们的专业和可迁移的通用技能。
新制博士生与英国传统哲学博士生的入学条件相同，主要包括学术水平和英语语言水平两个方面。与哲学博士生教育一样，所有学科和专业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都面向英国和世界各地的学生开放，但目前，主要面向国际学生，为国际学生提供获得博士学位的新路径[4]，使其具备研究能力、其他技能和广阔的学科知识。
（二）课程学习、专业技能培养和论文研究贯穿整个博士生教育阶段
新制博士生教育是英国为应对迅速扩展的全球人才市场对博士毕业生知识和技能提出的新要求而产生的，以美国顶尖大学博士生教育为参考标准，学制为4年，将所学专业的正式课程学习、广泛领域的研究和专业技能培养与具体的论文研究相结合。通常，课程学习占40%，专业技能培养与撰写毕业论文占60%[5]。学士学位获得者即可攻读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课程为相关专业的硕士课程；如果不撰写博士论文，学生可完成要求较低的硕士论文，只取得硕士学位。
课程学习主要安排在第一年，其余三年的教学时间所占的比重逐年递减；专业技能培养包括专门技能和可迁移的通用能力两个方面，主要安排在第一年和第二年，但第三年和第四年也有所涉及；论文研究则贯穿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全过程（见图2）。可以发现，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前期强调课程学习，随着年级的增长，学生用于研究的时间逐渐增加，到第四年时，学生的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开展研究并撰写学位论文[6]。新制博士生教育的培养模式类似于北美的博士生教育模式，但又不同于北美模式。它将课程学习贯穿于整个博士生阶段，而不像北美模式那样将课程学习全部安排在博士生教育的早期阶段。[7]
如在布鲁内尔大学，新制博士的学术研究要求与传统哲学博士一样，科研训练贯穿博士生教育全过程。课程内容包括通用技能和特定学科的专业技能培养两部分，共计120学分，课程学习主要在前3年开展，以为学生开展学术研究提供知识和能力基础（见表3）。所有新制博士生都必须选修培养通用技能的五大课程模块，专业技能培养的课程模块则呈现出学科差异。
（三）个别指导与合作指导相结合的导师指导模式
新制博士生教育兼取了传统哲学博士生教育“学徒制”个别指导和专业博士生教育合作指导的特点，在合作指导的基础上保留了哲学博士“导师制”亲密的师生指导关系，将一对一的学术指导与小组指导、讲课和导师辅导相结合。在整个博士生培养期间，学校为新制博士候选人设立导师指导小组，为学生的研究项目提供建议，监督学生的学习进程和成绩，定期提供建设性的反馈意见。博士学位论文答辩采用传统的由内部和外部专家组成答辩小组的形式，学生进行口头答辩方予通过。
在德比大学（University of Derby）的新制博士生教育项目中，学校为每位新制博士生配备两位导师，一位为责任导师（Director of Studies），另一位为第二导师（Second Supervisor），两位导师都在学生开展论文研究工作的过程中给予学术指导。两位导师定期单独或一起约见并指导学生，责任导师是博士候选人学术研究的首要责任人，负责监督学生课程学习和研究工作的进展，为学生提供积极的学术和生活帮助；第二导师通常负责对学生的学术研究提供补充性指导和帮助。[8]
在布鲁内尔大学，每位新制博士生配有两位学术导师（Academic Supervisor）和一位项目教练（Programme Coach），学术导师对学生的学术研究负主要责任，支持和监督学生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项目教练与学术导师协商后，在整个博士生教育阶段为新制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和通用技能培养提供支持。具体来说，学术导师的职责是就研究的性质和预期目标、研究项目的计划、文献和资料来源、课程学习、必要的方法论、范式问题等对学生进行指导；通过定期的导师指导和研讨会与学生经常联系和开展讨论；当学生有需要时，能及时约见或安排其他导师约见学生，提供建议和帮助；对学生的论文研究给予详细的建议，使学生能在规定的时间内递交学位论文；在合理的时间内对学生的论文研究提出建设性评论；根据学校规定，定期召开导师会议，组织学生在讨论会或导师会议上汇报学习和研究情况；通过年度汇报，发现学生论文的问题与不足；为学生提供指导，使其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对学生其他方面的发展提供建议与支持。项目教练的职责是鼓励学生在整个博士生教育阶段审查和反思自己的进步与个人发展；对学生提出的所有问题给予帮助，在研究过程中对学生的个人能力发展提供专业指导和帮助；帮助学生确定学习需求和探索解决方案；帮助学生理解新制博士生教育的独特之处，鼓励学生与学术导师开展建设性的合作，确定开展某一研究所需要的学习要求。[9]
四、思考与启示
[关键词]哲学;李小龙;截拳道文化;价值
2008年秋热播的电视剧《李小龙传奇》,讲述了功夫之王李小龙的传奇一生。李小龙是一个罕见的同时脚踏武学与电影两座高峰的巨人。他的武学思想,在宣扬中国文化的同时,更多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与融合。作为截拳道的创始人,李小龙是将中国功夫传播到全世界的第一人,他革命性地推动了世界武术和功夫电影的发展,为古老的中华武术创新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所拍的功夫电影为中国武术的国际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截拳道作为李小龙所创立的融合世界各种武术精华的全方位自由搏击术,在其产生发展过程中受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西方哲学思想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形成了技击性、健身性与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综合特征。
一、截拳道的哲学思想
李小龙的哲学思想,海纳百川,他对老子、周易、禅宗、尼采、克里希那穆提等的思想,进行批判继承,取精去渣,化为己用。[1]更重要的是,他能根据自己的性情、经验进行创造性地发展,以哲引武,由武入道,突破其局限性,使它们和谐统一和完美地体现。
(一)与老子比较
李小龙在论述截拳道时说:“什么是截拳道?我第一个承认,要把截拳道具体化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与其费力去解释截拳道‘是’什么,还不如从反面来证明截拳道‘不是’什么,那就比较清楚了。”截拳道是无形,它拒绝任何形式的束缚。每个人都有天生和后天能够培养的本能,截拳道就是要培养和无限制地发挥人的本能。这和老子之“道”可以说本质上是一致的,那就是自然性,老子将道推崇到了最高位置: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是天地之根、宇宙之本,而道的本质就是“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不治而无不治”,老子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治国则要做到“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截拳道的“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就是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发展。李小龙那段关于水的精彩论述早在两千多年前老子也有过:“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老子道论中很重要的思想就是柔弱胜刚强。李小龙对水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在他的论文《悟》中有所阐述。李小龙的武术原理,就从这个“Be water”开始,踏入合于“道”的武术最高体现。
(二)与周易比较
周易是中国智慧的源头,核心理念是“阴阳”。《易经・系辞上》曰:“一阴一阳谓之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2]此段话充分阐述了阴阳变化的规律,把阴阳看成宇宙间运动的根本规律和最高原则,并以阴阳为基础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李小龙曾在其武学著述中写道:“阴阳学说不仅与拳术理论、武术锻炼密切相关,就是在技击对抗中,也无不内含阴阳学说。在截拳道之中,无论是防守,还是攻击,都离不开阴阳变化。况且拳为运动之道、健身之方,术为取人之法、胜人之妙。然而妙从何来?术从何得呢?就在于阴阳的互易变化之间。欲求艺术之途,必循阴阳之路,此乃妙诀的新生之源。”在截拳道技击对抗的技术中时时处处都充满了阴阳变化之理,它把复杂而又不实用的招式简化为简单直接的“攻”和“守”,而且,攻和守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就好像太极图中的阴和阳可以互相转化一样,攻中有守,守中有攻,攻守并进。[3]
(三)与禅宗比较
佛是智慧与慈悲的象征;禅是指静坐,佛祖释迦牟尼就是在坐禅中思维,根据其所悟所证创立了佛教,而“戒、定、慧”三学中因(禅)定而生慧也说明了禅与智慧的关系,所以说“禅”就代表着智慧。禅宗中的智慧与深意可以用一个字的来概括:“空”。 李小龙在其著作《截拳道之道――武道释义》第一章进行了“论禅”,有几句是这样说的:“虚空恰恰站在这与那之间。而虚空是什么都包括,没有对立的――没有不属于它的或是与之相反的。存在的虚空系一切形式的源头。虚空充塞在生命中、权力中甚而中”;“倾空你的杯子,方可再行注满,空无以求全”[4],可见李小龙对空的理解相当深入。李小龙在公开解释他创立“截拳道”时讲及手指与月亮的关系。“以手指月”是中国宗教哲学中一个常见的譬喻,这个辩论可见于后来禅宗常说的“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说这番话的李小龙,已到了超越武术技击层面而臻至“武道合一”的最高境界。
(四)与尼采比较
尼采张扬“权力意志”,呼唤“超人”。他的哲学是强者的哲学,人应该追求权力,要有主宰自己、主宰他人、主宰世界的欲望。能最大限度实现权力意志的人才能称为超人,超人创造了历史,主宰历史的潮流,推动着历史的前进。历史上,只有少数天才和艺术家才能达到超人境界。李小龙的截拳道哲学中一部分来自尼采――重视自我,认识自我,追求自由解放自我,突破传统不被现有的理论与形式所束缚,而李小龙本人也真正体现了“意志”与“超人”。 李小龙在文章中指责中国武学“不切实际的理论与流于形式的花招太多了。太人工化、太机械化,没法真正教学生实际动手所需的功夫”, 李小龙对传统武术的否定无异于尼采的“上帝死了”,也因此遭到了众多武师的不满。李小龙对武术的狂热追求和实践,为电影的不懈奋斗让他成了世界瞩目的“超人”。
(五)与克里希那穆提比较
1970年,李小龙在一次训练中受了严重的背伤,他在养伤的3个月中,认真研读了印度哲学大家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著作,这之后,他吸收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思想,他的截拳道的发展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1971年,李小龙给《黑带》杂志撰写《让自己远离传统空手道的束缚》一文时,写到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观点。文章中,李小龙说:“其实我对于打斗功夫没有什么创新和改良,没有哪种功夫能有截拳道那样的攻防办法。”[5]很显然,在这篇章中,就体现了克里希那穆提的哲学思想“真理是无所羁绊的,没有固定的条件,没有固定的方法,也没有固定的实现手段;没有任何组织或个人可以以任何特定的方式去寻求真理。”新的截拳道提倡克里希那穆提所主张的自由哲学,反对任何固定的形式,借助于各种自由的搏击动作,进行二人对打练习,形成全新风格的截拳道功夫。
二、李小龙截拳道的价值体现
(一)将中国功夫发扬光大
1笔怪泄武术重新正视实战
李小龙说:“传统武术,只晓得盲从与模仿,它们永远找不到武术技击的真谛。”他还说:“我不相信对手会像兄弟对招般,让你对峙观察,后策动攻防,也不相信对手会像对打演练或打沙包那样,给你蓄势运劲的时间。”[6]这就是说,传统武术正在与实战慢慢脱节,而截拳道提高了技击的实战性,使中华武术发扬光大。
2笔怪泄武术在传承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创新
截拳道是继承中国武术及世界各国搏击之大成,根据自身特点在武技实战中逐步形成的。创新是整个截拳道训练过程实现现代化、科学化的核心,只有创新,才能使截拳道永远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3蔽中华武术的国际传播做出了积极贡献
李小龙主演的“功夫影片”风行海外后,许多外文词典中都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功夫(KUNGFU)”。截拳道具有技击性、健身性与艺术性三位一体的综合特征。它不仅属于中华武术,而且丰富了世界技击术的内容,它对中华武术走向世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截拳道作为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会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普遍重视和欢迎。世界文化的东移及其在中国的集结,将会给截拳道的传播提供空前的发展机会。
(二)利用文化心理学弘扬中国文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心理学系彭凯平教授认为,西方人不明白中国人谈的小我、无我、非我是什么东西。实际上中国人谈的是一个辩证自我的概念。李小龙在去世前接受最后一个采访时,美国记者让他描述一下中国人的基本元素。他说中国人就像水。水无形无状,如果放在杯子里就是杯子的形状,放在瓶子里就是瓶子的形状。水可以到处流,但水同时也可以冲破一切。美国人听了这个描述后,一头雾水。实际上李小龙讲的就是一种辩证的自我,即存在矛盾和多样性的自我。中国人的自我是由时间和空间界定的一个整体性的自我。
(三)对非武术领域的影响
在国内非武术领域,更有多位经济界人士和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将李小龙的截拳道理念运用到管理学和经济学研究领域中。如发表在《企业经济世界》(2003年9月号)上的《中国经济截拳道: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作者:李华振、张听博士)、杨有忠撰写的经济论文《品牌管理截拳道》、发表在世界企业文化网上的《功夫中的管理哲学》(作者:方军)。国内的很多经济报道,也总喜欢结合李小龙思想或截拳道技击特点,来进行相关经济报道,比如:《营销,你就应该是李小龙》(中国时尚品牌网)、《置业投资也练截拳道》(青岛新闻网)、《超薄电视就是李小龙的“无敌寸拳”》(慧聪网)等。
三、当前对截拳道理解的误区
(1)简单地将李小龙看成是一位普通的功夫电影演员,其所有成就仅仅只是电影宣传夸大的结果,认为截拳道并无多少实战价值,李小龙不过是被电影夸大的人物,对于世界武术并无多少贡献,还认为李小龙死后,截拳道已经不复存在,即使存在,亦不过是被边缘化的武技,等等。(2)某些人否定李小龙原传截拳道的“指导”作用,断章取义、无科学原则地片面注重所谓截拳道创新或自我发展。(3)误认为截拳道哲学意义上的无法就是没有任何方法,或在基本技击原理和技战术结构上的“乱法”。
四、结语
李小龙融合世界无数技击之长,创造了“直接、快速、有效、实用”的截拳道,征服了世界。李小龙的功夫进入“道”的境界,堪称为哲学的艺术――功夫哲学。截拳道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的理论,蕴涵着深刻的辩证思想,其意义不只局限于武术本身,而是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体现了其创新精神。真诚希望李小龙文化及其截拳道能够得到科学的认识和理性的评价,希望国内李小龙文化及截拳道的研究和传播,能够走上科学的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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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小龙.李小龙原著集粹 截拳道之道――武道释义(摘录)[J].中华武术,2000(08).
[5] 唐龙.李小龙经典武道论文两篇[J].中华武术,2001(04).
论文内容摘要:在高校艺术设计专业教育中,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等重要。创新精神的培养,离不开对知识的广泛接纳和吸收,离不开创造性思维的训练。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新精神的重要途径,在当今大多重技能、轻理论的情况下,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投入,是一项艰巨而又意义深远的工程。
我国1998年8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第五条明确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当前高校艺术设计教育的任务就是培养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设计人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其中“道”是无形的、本源的物质本身所遵照的运动规律;“器”是有形的、现象的技能、技法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关系犹如“道”和“器”,创新精神是实践能力的根本、源泉。创新精神从何而来?它来自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培养。
一、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1.艺术设计理论概述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门对艺术设计的基础知识、基本问题和基本原理做专门综合探讨的知识体系,主要包含艺术设计史的研究、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的研究等内容。艺术设计史的研究包括:通史通论——中外设计史、中外美术史等,专史专论——中外广告史、中外服装史、中外陶瓷史、平面设计史、工业设计史等。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的研究包括:设计概论、艺术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方法学、设计文化学、设计美学、艺术美学、艺术心理学、设计艺术原理等。设计批评是对与设计相关的对象的评价和判断。艺术设计实践理论是针对每一门具体设计专业的专业理论,这种理论不是简单的对技法和工艺的概述,而是对技法和工艺一般规律的总结,是对技法和工艺本质及外延的研究。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综合性的、交叉边缘学科,其知识体系涵盖了哲学、美学、艺术学、心理学、社会学、市场营销学、管理学、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诸多领域;因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程的开设,是拓宽学生知识视野、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指导学生设计实践的重要途径。
2.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任务
①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
李砚祖先生认为艺术设计是“人类为生存而进行的造物活动,是人为实现实用功能价值和审美价值的物化劳动形态。这种造物具有一定的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因而是一种艺术质的造物”。①诸葛凯先生也认为艺术设计的本质是“按照美的规律为人造物的艺术”。②从以上的观点中可以分析出艺术设计的两大要素:“造物”体现的科学精神,造物之“美”蕴含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艺术设计实用功能性决定了它必须要遵循一定的科学原理进行造物,因而科学精神是艺术设计的内涵之一。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价值的维护、追求,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珍视。艺术设计具有审美属性和精神价值,体现了其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和重视。若使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很好地融入到艺术设计中、渗透到设计人员的设计理念中,需要合理解决科技发展与文化心理之间的矛盾,需要学习生态学、仿生学、人体工学、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需要研究历史、哲学、美学、艺术学、社会学、心理学、民族民俗学等相关内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体系涵盖了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知识的方方面面,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树立、培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重要途径,是使艺术设计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重要渠道。
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的基础
当今时代,一方面人们对艺术设计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越来越多样,另一方面,艺术设计已呈多元化发展趋势,多种风格与流派并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若想设计出既符合大众需要又与众不同的艺术作品,需要的是创新精神。创新需要以丰富的知识为基础,艺术设计理论包含艺术设计史知识、艺术设计基础理论知识、设计批评、艺术设计实践理论知识等内容——知识体系庞大而丰富,所以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扩大学生知识面、提高学生理论修养的根本途径。
艺术设计教育不是培养技术工人,而是培养具有理论修养,具备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艺术设计教育不应只传授技法、技能,同时也应传授“道”(即技法之外的艺术设计创新的本质、内涵),重在授之以“渔”而非“鱼”。 艺术设计理论揭示艺术设计的客观运行规律、总结艺术设计现象背后的本质,因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创造性思维能力、指导设计实践的基础。
二、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现状
1.对待艺术设计理论不够重视
高校艺术设计专业的学生,甚至是一部分老师,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要性,认为理论可有可无。这与有些人的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分不开。在艺术设计专业教学活动中,学生更偏爱能够迅速带来设计成果的设计实践课,而艺术设计理论课相对枯燥乏味,不能立即物化出设计成果,较少受到学生的喜欢、重视。事实上,没有艺术理论知识做支撑的艺术设计作品,不过是没有灵魂的视觉元素的简单组合。艺术设计教育,不是仅仅教会学生能创作成果,重要的是教会学生掌握创作成果的方式、方法、规律和内涵等本质性的东西。艺术设计实践课程是教学的显性课程,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下”的“器”;艺术设计理论课程培养的是设计师的气质、创造意识和设计的综合素质,教给学生的是“形而上”的“道”,所以应加强学生的理论意识。同时,教师的艺术设计理论意识也有待提高。教师在进行艺术设计实践课程的教学时,可用相关理论知识来指导教学思想和教学方法、充实教学内容,授技的同时,也要传“道”,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学生对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重视。
2.艺术设计理论课程设置不大科学
目前高校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不够完善,理论课程开设参差不齐,有的高校只开设了设计史、设计概论和中国工艺美术史。科学的艺术设计理论课程体系应该包括:基础理论课,如设计概论、设计心理学、设计美学、设计方法学等;艺术设计史论课,包括通史通论(如中外设计史)和专史专论(如工业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相关的设计批评课程和艺术设计实践理论课程等。
3.授课方法单调
传统的艺术设计理论课一般都是教师讲解,学生听,教学效果较差。现在多媒体引入教学,但是教学方式依然是灌输式的,多媒体成了第二黑板。这一方面是因为教师没有充分利用多媒体的声、光、色的优势,另一方面也因为理论课往往是以合班形式的大班上课,听课人数众多,限制了互动式、灵活式教学手段的实施。另外,多媒体教学依然局限于狭小的教室空间,学生缺乏消化理论知识的身临其境的客观环境条件。
三、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改革措施
1.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
艺术设计理论是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因此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对教师综合素养的要求就相当高。不仅仅是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要具备丰富的理论知识,而且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也同样要具备。由于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必须紧密联系设计实践,所以对教师的要求就是双重的:既要懂设计理论知识,又要会从事设计实践活动。专职的艺术设计理论课教师,在专心研究、教授理论知识的同时,也要了解相关的艺术设计实践知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深入到艺术设计理论研究的本质问题,避免纸上谈兵的尴尬。专职的艺术设计实践课老师,在掌握和教授设计技能、技法的同时,也要掌握大量的理论知识,不仅仅包括设计实践课的专业理论,也包括基础理论、艺术设计史论及设计批评等。教师队伍是培养人才的核心,只有教师的全面发展,才可能培养出全面发展的人才,所以提高教师素质、建设教师队伍是教育的大计。
2.教学方法和内容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在教与学的过程中都带有较强的主观性,所以理论课教学在形式上要更为开放与自由,使学生由以前被动的听课变为主动的参与课堂。教学不应只局限于教室范围,可以在适当的时间安排学生到博物馆参观学习,针对现成作品进行理论讲解和分析;也可以针对某一艺术设计理论观点,进行课堂辩论或讨论。教师在授课过程中,不要为理论而理论,艺术设计理论知识要和艺术设计实践紧密结合,要提炼出设计观、美学思想及其对现代设计实践的影响与实用价值,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真正体会到理论课程的实用性和指导性。
3.考核方式的改革
艺术设计理论课程最终的考核方式一般是写论文或闭卷笔试。写论文并不能检验学生真正的学习效果,因为历年来的学生论文抄袭现象较严重,很多学生的论文都没有实质性内容;试卷考核方式考查的只是学生的死记硬背能力。所以艺术设计理论课的考核方式需要改革,可以以论文加设计作品或试题加设计作品的方式来考核。论文加设计作品,是在写论文的同时,要学生根据所写论文的论点,设计出能反映论点思想或与论点思想相关的作品,并把作品附在论文后面;试题加设计作品,就是把传统的题型变化一下,把纯文字型的试题,改为根据已知理论来设计相应作品的画图题或者是分析图片作品的分析题。这样,才能真正考核出学生理解、分析、应用理论知识的能力,使学生在运用理论知识的过程中真正体会到艺术设计理论知识的价值。
结语
艺术设计人才的培养关键在于综合素质的培养,而综合素质中很大一块是艺术设计理论修养。设计师不可能都是设计理论家,但只要是在专业设计上有一定成就的设计师,就一定是具备相当理论素养的人。艺术设计理论教育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的关键因素,所以我们应抛弃重技能、轻理论的思想,应加强对艺术设计理论教育的重视和投入。
注释:
①李砚祖.工艺美术概论[M].中国轻工业出版社,1999:13.
②诸葛铠.图案设计原理[M].江苏美术出版社,1998:65.
参考文献:
[1]曾小红.高等学校艺术设计理论教育初探[J].湘潭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
[2]朱和平,王美艳.谈艺术设计专业理论课程体系的构建[J].当代教育论坛,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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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李著中值得借鉴之处
(一)“礼乐张力”分析模式
此书是以作者博士论文《礼乐张力下的音乐体认:以春秋战国礼乐关系为中心》为基础而成书。全书以“礼乐张力”为切入角度,以春秋战国礼乐关系为中心,分析当时束缚在“礼”中的“乐”走向艺术性的必然。最后,紧扣“礼乐张力”这一分析模式反思近代以来中国音乐文化的演进历程。自此,全书强调的“礼乐张力”分析模式,可谓一大亮点。这个观点也为中国音乐研究提供了值得关注的新视角。
天津音乐学院方建军教授在给作者博士论文答辩的评语中认为:“作者提出的‘礼乐张力’分析模式,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史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见图书封底)此评,从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作者的成果,是对已有学科大量研究积累的“老课题”―礼乐,进行的新时代的探索,并对其试图进行学术创新,表示赞许。
李著认为“张力”概念的合理性,在于“并不是将其用作一个高度理论化的特定名词。而是仅取其一般意义,以求更为形象地说明‘礼’、‘乐’二者间的矛盾对立关系”。之所以以“张力”来解释礼与乐形成一种相互吸引又抵斥的关系,在于“礼的本质属性,要求将包括乐在内的一切事物吸纳到它的体系之中,用做现实政治的工具;音乐自身的艺术属性,又以其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与礼相排斥,要求摆脱礼制等级化、一般化、共性化束缚,为艺术独立生存争取自由空间”(第63页)。将礼乐矛盾考察作为礼乐研究的重点,寻迹音乐艺术属性的历史演变规律,以此俯瞰春秋战国时期礼乐诸种事象。这有别于以往,较多地是以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角度及相关学科方法对礼乐问题进行探析。
“礼乐张力”突出的矛盾碰撞,可观察到礼、乐相附带来的功能性与艺术性相冲突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即“‘乐’在人性觉醒的时代精神感召下,自身蕴含的与人性本质相一致的艺术特征日益凸显,与维系等级制度、压抑个性存在的‘礼’形成尖锐矛盾”(第1页)。带着这样的思辨路线,作者在结论的后半部分,反思了20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把中国音乐于20世纪下半叶遭受西潮冲击而发生的巨大变革,归因于政治与艺术间的紧张关系导致的自由人格与极权专制的尖锐冲突,这其实就是“礼乐张力”在另一个历史时代的再次作用。在这个内在根源下,作者再次强调,要使艺术获得繁荣,须尊重艺术追求个性独立和精神自由的本质,并要求外部环境给予艺术一个自由展现的空间。由此,学术性的文字和高度理论化的研究中,透露出了作者浓烈的人文关怀。作者试图唤醒人们对音乐的艺术性的感知,这成为此著成书的情感动力,也使全书对现下和未来中国音乐发展的深切关注显得合理合情;这样,“礼乐张力”分析模式的顺势提出,也才具有一定的时代意义和致用价值。如果这一观点能为中国音乐在未来的发展提供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启迪,那么这才是广大学人引为自豪的价值体现。鉴于此,笔者也深深感动于作者高尚的音乐艺术责任感及为此付诸的巨大心力。
(二)借文化分层理论分析音乐本体及其文化内涵
李著结论部分运用的文化分层理论较值得关注。在“结论一”中把音乐分为“物本:音乐包含的器用层面特征”、“文本:音乐的音响组合形式”、“人本:特指与创作者或欣赏者精神自由状态相联系的思想认知”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中外文化分层理论有两种,一是“二层分”说――上、下层,二是“三层分”说――上、中、下层,两说都为纵向分类。显然,李著采用的是“三层分”说。但从“物本”、“文本”、“人本”三个层面看,李著对音乐做的是由表及里的横向分析,这更符合音乐显性与隐性的特征,即物本、文本为显性,人本为隐性。以往对礼乐的研究文章或著述,多以直接表述分析音乐各要素。借用文化分层框架,植入对应的音乐要素,凸显了作者力图拓宽音乐研究方法的精神及对文化分层理论准确、恰当的运用能力。至此,李著得出,单纯强调音乐艺术“形而上”的先秦儒家,对音乐发展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的原因,即人为地割裂了音乐人本、文本和物本之间的联系,在此之上,又把音乐与政治中的礼制结合,制约其对形式本体及精神世界的自由展现。
作者对音乐“人本”层面的解释也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音乐人本层面对象征个体生命自觉与独立的‘自由精神’的追求,是音乐本质特征的最终表现,也是衡量音乐艺术价值高低的基本准则。”(第352页)在音乐多元化的今天,我们对判断“这种音乐的艺术含量如何”没有明确的方向,讨论仍在进行。以往,我们多以丰富的感官享受来认识音乐的普遍性价值,作者提出“音乐要象征个体生命自觉与独立的‘自由精神’的追求”这一基本准则,适时地丰富了我们对音乐艺术认知的途径。
(三)李著的文献价值
此书还有一个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即对大量文献的整理运用。从李著的三个附录、近三百条参考文献便可看出作者对治学的认真态度。要阅读、挑选和提炼散见于文献中的所需内容,并将其一一列出实非易事,这对作者来说是多么浩大的一个工程啊!附录一“《左传》所见春秋‘非礼用乐’事例一览表”和附录二“《左传》所见春秋‘赋诗’年表”共囊括70个事件,以如此丰富的文献支撑书中对“非礼用乐”及“赋诗”现象的文化意义的探讨,使我们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力图在史料分析中得出“礼乐张力”在这些现象背后的作用力的执著精神。参考文献包括古典文献、中文专著、汉译专著、学术论文四种,值得提出的是,古典文献大部分选用1949年建国后各学者的校注、译注版本,并非原文。这或许是由于条件的限制,但仍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作者对学习使用第一手文献的治学严谨态度有待提高。
(四)研究意义
李著的成书,对古代音乐研究的某些领域,还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近代以来,有关中国古代音乐的研究,逐渐体系化、学科化,音乐史学界对春秋战国礼乐文化的研究成果相当丰硕。从书著形式的整体性研究来说,如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1981);到断代性的,如李纯一《先秦音乐史》(修订版);再到论文形式的专题性研究,如李虎、田可文《曾侯乙编钟的“套数”“编列”及其件数隐意》;各派音乐思想,如蔡仲德《论墨子的“非乐”思想》等。这些专著和论文,对春秋战国礼乐文化的研究涉及时代背景、乐人群体、出土乐器等,表现出今人对礼乐研究的多样性。
但对作者提出的“音乐艺术整体发展规律及其与礼制间的深层矛盾关系”的研究,少有全面、系统、深入的成果。正因看到这一点, 李著在杨荫浏、李纯一、蒋孔阳等人的研究成果支撑下,以自己独到的“礼乐张力”分析模式法看待礼乐问题,探求中国音乐演进的艺术规律和支配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即礼与乐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的矛盾力。不可否认,音乐与政治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强调这种矛盾力,并不是要音乐家脱离政治,而是希望音乐家们能超越对政治中权与利的盲目追求,并寻求二者之间的平衡。在此层面上进行相关音乐艺术活动,才能互为促进,形成良性的循环,获得和谐、繁荣。
二、李著中值得展开探讨的话题
(一)“体认”替代“思想”
在作者的导师秦序先生所作的序中,提到李著选用“体认”代替美学史研究中惯用的“思想”一词的合理性。秦先生认为:“因为许多古人有关音乐艺术的零星言论,并未超出一般感受或认知层面的体会,如孔子学琴于师襄子觉得‘未得其数’、‘未得其志’之类,若动辄以‘音乐思想’名之,大过其实。另一方面,我们觉得多年来的美学研究,太强调上升到哲学高度,过于概括过于抽象。”因李著并没有在文章中对其使用“体认”进行相关说明,如果秦先生此序作为李著采用“体认”的原因,笔者认为此处值得商榷。
首先,关于孔子所言,学界也未明确定性为“音乐思想”,而今人对这两句话的理解及用法更多侧重为,反映孔子的音乐修养,及其好学、善学的精神和品质。再者,这两句话并非孔子对礼乐的阐述。所以,如“序言”所“注释”李著针对于“未得其数”、“未得其志”之类的言论未上升到音乐思想的高度而改用“体认”。这论据,既然跟礼乐没直接关系,何须改“思想”为“体认”?
其次,“体认”是指“体察认识,体认生命的意义”。我比较赞同冯友兰先生的看法,他认为:“‘体认’就是说由体验得来的认识,这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一种经验,是一种直观,不是一种理智的知识。”从秦先生的解释看,其“体认”与此“体认”意思相同。“思想”在《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的解释都选用了《人的正确思想从哪里来的?》文章中的一段话:“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的认识,这就是思想。”可见“体认”偏于感性,“思想”偏于理性,两者仍有着极大的区别。从现存文献看,孔子对礼乐的零星言论并非感性得来。若以“体认”代替“思想”一词,略失严谨。而且,先秦音乐理论散见于各史书或语录中,其大都从哲学等角度阐述音乐,这并不是“体认”所能囊括和表现的。还有,做学术研究,最重要的是可行性,及能为大多数人理解。一直以来,“体认”在音乐史学界极少使用,轻易取以替代“思想”,则显得太过轻率。
在李著中,所谓孔子的音乐体认,以“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文质彬彬”“尽善尽美”、“乐而不,哀而不伤”、“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四句的分析呈现。若取秦先生对“体认”的释义,我们会认为上述只是孔子对音乐的“一般感受或认知层面的体会”。但李著的分析,却表现出孔子对音乐的深刻认识,这难免影响我们对李著的阅读和理解。所以,“体认”代替“思想”值得再斟酌。
(二)书名“礼崩乐盛”的合理性问题
论文摘要：实践概念在
章辉在其《实践范畴与当代
哲学 上的本体论是一门研究存在的本原和存在的方式的学问。那么，对于哲学学科下的美学的本体论研究 自然 就应该是一门关于美的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的学问。判断一个概念具不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就是要看它能不能回答美学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的问题，看由这个概念能不能追索到美的存在的本原和存在方式。当然，这里的“美”并不指古代自然本体论意义上的美的对象，也不指近代认识论意义上的主观的审美，而是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的处于一定的审美关系之中的美和审美，同时也包括美的最为典型的形态： 艺术 。由以上对于话语实践的定义和概念解说可以看到，话语实践的确能够回答美、审美和艺术的存在本原和存在方式的问题。首先，从存在本原来看，传统上人们习惯于把人的存在认作是除了物质的存在就是精神的存在，不存在其他，而 现代 语言学家则告诉我们语言也是人的存在的一个方面，语言不仅仅是人们表达思想情感的工具，语言更制约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认知方式：“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语言是人类认识的边界”(维特根斯坦)，“能够认识的存在就是语言”(伽达默尔)由此，现代哲学和美学就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在语言学转向的时代大语境下，张玉能重新阅读的经典著作，发现其中早有对于语言与存在的关系的论述。马克思说“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们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恩格斯也说：“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意识，用于与别人交流，同时也用于人们认识自己、和自己交流。语言和劳动、实践有同样长久的 历史 ，语言在有人类的时候就存在了，它伴随着人类社会从一个阶段到下一个阶段，伴随着社会中的人们的一切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活动，当然也伴随着人们的审美活动。
用现代语言学的语言观来看，这种伴随在很大的程度上其实是一种规约，它规约着人们的认知和思维，也就规约着人们的审美活动。什么东西是美的，什么东西是不美的，都受到这种规约的影响。也就是说，从广义上来讲，一个时代的人们同时认为某一对象是美的，那必然是受到了那个时代公用的语言系统的规约。从狭义上来讲，一个单个的人认为某一对象是美的，那也必然是受到了他所生活的语言环境和他自己意识中的语言存在的规约。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或话语实践就可以说成是美和审美以及艺术的存在本原，只是张玉能把语言进一步拓展到艺术符号，从而使得话语实践有了更大的概括性。另外，审美关系下的美、审美和艺术的存在状态或者存在方式也可以“以话语实践的形式表现出来”审美对象身上的形式或符号因素，审美主体的语言意识，都可以对美和审美的存在方式给出解答。而艺术的存在方式更是可以用话语实践来解释，艺术在根本上就是一系列的形式和符号，不同艺术门类的不同形式和符号表征着不同的意义。这样，话语实践就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从而得出了话语实践“作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中介过程，是以一定的符号(话语)生成美和审美以及艺术的”。
新实践美学的实践概念的三个内容是物质生产、精神生产和话语实践，其中，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已被学术界公认的两个概念，而话语实践则是张玉能在汲取现代语言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自己严密地思考后的结果，可以说是一个独创，是他本人对于实践的内涵的独特理解和 发展 。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和批评。对于新生事物的质疑和批评是必要的，不过批评首先要建立在了解甚至是熟悉的基础上，否则所谓的质疑和批评就是不堪一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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