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30:21
导语：在著名建筑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我国地大物博，拥有丰富资源的同时，由于我国是人口大国，人均资源较少，此外，地球上生态系统退化，例如: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资源匮乏、沙漠化和石漠化严重等，可持续发展战略受阻，面对如此现状，要求我们节约资源，尤其是在建筑领域，消耗大量的物财，在加上，我国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在生态视域下的建筑设计有利于住户身心健康发展。现如今有很多建筑秉承可持续性发展原则，体现生态文明。
例如:英国BRE的环境楼，为今“绿色”办公建筑提供样板。该设计坚持创新和可持续理念，大量采用可再生能源，减少能源消耗，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由于该区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年温差和日温差变化较小，降水量集结分配均匀，全年最高温在8月，最低温在2月，因此，设计者根据当地气候特征，设计密封性强，热绝缘的楼体，采用大量的玻璃，与此同时，窗户由内充氩气的双层玻璃组成，氩气是惰性气体，比空气密度大，则其传导性比空气差，当密封双层玻璃充氩气后，中空部的对流大大减弱，使窗户的隔热效果更好，做到最热月降温作用。另外，在楼体南侧采用活动式百叶窗，百叶窗又陶瓷构建，有利于阻挡直射光，控制进入光量。在冬季保温方面，采用低温地板辐射，在最冷月时，地板下加热管道和散热器共同作用，实现保温效果。此外，楼内照明采用T5照明灯，此灯与普通灯相比，管径小，采用稀土三基色荧光粉发光材料，提高照明效果，实现高效、节能、安全的生态设计。因此，在建筑领域采用生态设计能够减少资源的利用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推动我国甚至世界可持续发展战略。
二．建筑设计在生态文明的体现
(一)节地建筑
节地建筑，就是节约土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在建筑行业采用高层建筑增加更多的住户，减缓土地压力，减缓对地表的破坏。因此，在城市化进程中，绝大部分的建筑采用高层设计。
(二)开源节能建筑
在建筑中最大限度地利用可再生能源，做到“开源”，例如:开发利用风能，太阳能，水，潮汐能等。风能和水能可以发电，减少住户电能的消耗，太阳能可以转化成热能，减少煤炭和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同时减少大气污染，在海湾和河口建立大坝，可以利用潮汐能，将潮汐能转化成电能，又能够建立海产养鱼业。“节能”，例如:在建筑过程中，注意建筑余料的回收，做好基坑抽水，回收利用雨水，使用无污染的涂料等一系列节能措施。
(三)少费多用于建筑
少费多用于建筑就是使用较少的物资和能源，建设更多体现生态文明的建筑物。该建筑特点:灵活搬迁，大规模建造，经济使用，循环利用物资，且环境适宜，形成独立生态环境。这就要求我们使用原生自然能源，例如:利用地热资源，在北方冬季较为寒冷，传统的供暖系统被地暖设备取代，这样减少煤炭和天然气的使用，减少人力和物力，降低成本实现少费多用于建筑。
(四)先进的节能技术
使用已有的节能技术。例如:再生砖、骨料代替混凝土，在水泥拌合料中添加细状高炉矿砂等，这样有助于减少不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此外，统一采用电池管理系统，可以控制通风系统、锅炉供暖系统、照明系统等，这样可以提高管理效率也可以提高能量利用效率。再如:墙体在结构占有较大比例，所以它会消耗大量能源，则墙体应采用保温效果良好的材料，这样既能够减小室内温度差，又能够降低能源消耗。
(五)设计更加人性化
以往设计注重实用型，利用较小的空间设计出更大的利用空间，而如今随着生态文明的发展，住户对建筑设计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重视实用价值更加强调审美效果。设计者在设计时要综合环境氛围，经济效益，人际交往等多方面因素，结合住户的对设计的要求和地域的文化特征，以人为本，设计出展示住户个性特点，展现文化风貌的建筑。
三、总结
【关键词】明清建筑；建筑风格；形成因素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体系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这一时期，中国古代建筑虽然在单体建筑的技术和造型上日趋定型，但在建筑群体组合、空间氛围的创造上，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明清建筑的最大成就是在园林领域。明代的江南私家园林和清代的北方皇家园林都是最具艺术性的古代建筑群。中国历代都建有大量宫殿，但只有明清的宫殿——北京故宫、沈阳故宫得以保存至今，成为中华文化的无价之宝。现存的古城市和南北方民居也基本建于这一时期。明清北京城、明南京城是明清城市最杰出的代表。北京的四合院和江浙一带的民居则是中国民居最成功的典范。总之，明清时期的建筑艺术并非一味地走下坡路，它仿佛是即将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夕阳，依然光华四射。
以往的建筑历史研究者，常常因明清时期单体建筑艺术性的下降而贬低明清建筑。实际上，明清建筑不仅在创造群体空间的艺术性上取得了突出成就，而且在建筑技术上也取得了进步。明清建筑到达了中国传统建筑最后一个高峰，呈现出形体简练、细节繁琐的形象。官式建筑由於斗拱比例缩小，出檐深度减少，柱比例细长，生起、侧脚、卷杀不再采用，梁坊比例沉重，屋顶柔和的线条消失，因而呈现出拘束但稳重严谨的风格，建筑形式精炼化，符号性增强。官式建筑已完全定型化、标准化，在清朝政府颁布了《工部工程作法则例》，民间则有《营造正式》、《园治》。由于制砖技术的提高，此时期用砖建的房屋猛然增多，且城墙基本都以砖包砌，大式建筑也出现了砖建的“无梁殿”。由于各地区建筑的发展，使区域特色开始明显。
明代的官式建筑已高度标准化，定型化，而清代则进一步制度化，不过民间建筑之地方特色十分明显。这些建筑风格的形成与当时中国的自然条件、宗教政治、生活习惯等有着密切的联系。
一、自然因素
北方：气候寒冷，为防寒保暖，建筑物墙体较厚，屋面设保温层，加上对雪荷载的考虑，建筑物的用料较粗大，建筑外观显得浑厚、稳重。
南方：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房屋通风、防雨、遮阳等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墙体一般较薄（或仅用木板、竹篱笆），屋面较轻，出檐大，用料细，外观显得轻巧。
北京四合院是北方合院建筑的代表。它院落宽绰疏朗，四面房屋各自独立，彼此之间有游廊联接，起居十分方便。由于北方气候寒冷，为了增加室内的保暖性，四合院的墙体一般都比较厚重；为了抵挡风沙、防噪音，四合院是封闭式的住宅，四周都不设窗，对外只有一个街门，主要靠朝向内庭院的一面采光，四面房子都向院落方向开门，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温馨空间。一家人在里面和亲和美，其乐融融；为了增加日照，四合院的院落非常宽敞，可在院内植树栽花，饲鸟养鱼，叠石造景。居住者不仅享有舒适的住房，还可分享大自然赐予的一片美好天地。
由于气候炎热，南方地区的住宅院落很小，四周房屋连成一体，称作“一颗印”，适合于南方的气候条件.。江浙一带很多地区的住宅都设天井，不仅达到采光通风的效果，又能减少一定的太阳辐射。南方民居多使用穿斗式结构，房屋组合比较灵活，适于起伏不平的地形。南方民居多用粉墙黛瓦，给人以素雅之感，房屋的山墙喜欢作成“封火山墙”，可以认为它是硬山的一种夸张处理。在古代人口密集的南方一些城市，这种高出屋顶的山墙，确实能起到防火的作用，同时也起到了一种很好的装饰效果。
西双版纳干阑式民居通风非常好，首层架空既可以避免首层地板的潮湿，又可以防虫蛇。高寒地区的厚墙、小门小窗。这明显是为了增强建筑的整体保温。黄土高原地区气候干燥，粘土厚度由十米至百余米，开洞后不会坍塌，适合做窑洞住宅，窑洞防火，防噪音，冬暖夏凉，节省土地，经济省工，将自然图景和生活图景有机结合，是因地制宜的完美建筑形式，渗透着人们对黄土地的热爱和眷恋。
由此可见，自然条件的影响，对建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二、宗教政治因素
封建社会，衣食住行均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别是建筑，不仅具备使用功能，更多表现出的是等级的社会功能。
四合院的布局主要是对称式的平面，封闭式的外观，这与我国封建礼教、宗族制度有很大关系。家族观念中等级制度最为重要，讲究长幼有序、内外有别、主尊奴卑。因此，四合院的等级主要表现为：北屋为尊，两厢次之，倒座为宾，杂屋为附。四合院是由北房、东西厢房和倒座四面建筑围合起来的院落。
通过一座小小的垂花门，便是四合院的内宅了。封建社会，内宅居住的分配是非常严格的，位置优越显赫的正房，都要给老一代的老爷、太太居住。北房三间仅中间一间向外开门，称为堂屋。两侧两间仅向堂屋开门，形成套间，成为一明两暗的格局。堂屋是家人起居、招待亲戚或设供祭祖的地方，两侧多做卧室。东西两侧的卧室也有尊卑之分，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东侧为尊，由正室居住，西侧为卑，由偏房居住。东西耳房可单开门，也可与正房相通，一般用做卧室或书房。东西厢房则由晚辈居住，厢房也是一明两暗，正中一间为起居室，两侧为卧室。也可将偏南侧一间分割出来用做厨房或餐厅。中型以上的四合院还常建有后军房或后罩楼，主要供未出阁的女子或女佣居住。
三、战争因素
客家土楼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话般的山村民居建筑。土楼分方形土楼和圆形土楼两种。圆形土楼最富于客家传统色彩，最为震撼人心。客家人原是中国黄河中下游的汉民族，1900多年前在战乱频繁的年代被迫南迁。在这漫长的历史动乱年代中，客家人为避免外来的冲击，不得不恃山经营，聚族而居。起初用当地的生土、砂石和木条建成单屋，继而连成大屋，进而垒起多层的方形或圆形土楼，以抵抗外力压迫，防御匪盗。这种奇特的土楼，后来传布到福建、广东、江西、广西一的带客家地区。从明朝中叶起，土楼愈建愈大。在古代乃至解放前，土楼始终是客家人自卫防御的坚固的楼堡。
福建永定承启楼是土楼的最典型的代表，建于清顺治年间。外圆环平面直径达72米，高12.4米，布局上共有4环，中心为大厅，建祠堂，内一圈为平房，外一圈为2层，最外一环底层用作厨房、畜圈、杂用，二楼储藏，一二层对外不开窗，上2层为卧室，回廊相通各室。外环高大，但内环和祠堂低矮，故内院各卧室采光通风良好。出于防卫需求，土楼外墙高大厚实，一般达1-1.5米，外环楼层开箭窗，外小、内大，既利防卫又利使用。土楼具有坚固性、安全性、封闭性和强烈的宗族特性。楼内凿有水井，备有粮仓，如遇战乱、匪盗，大门一关，自成一体，万一被围也可数月之内粮水不断。
此外，我国其它地方的民居也都很有特色。总之，民居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形式比较自由，不受“法式”、“则例”等条条框框的约束，其中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借鉴。
参考资料：
1.1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国内研究国内外的学者对低碳建筑测度研究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未能建立一套成熟、完善的评价体系，这使得低碳理念在建筑产业中难以深入推广。另一方面，目前的研研究会集在建筑运转能耗方面，并未将建筑全生命周期纳入，这使得建筑碳排量的测度具有局限性。科学地评价建筑物的碳排量必须要考虑建筑的全生命周期，对每个阶段进行测度汇总；建筑是否契合低碳规范，尚未建立一个统一的评估体系。
1.2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国外研究国外的众多案例表明在起步阶段，技术和制度是低碳建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GBC）为了满足美国建筑市场对绿色建筑测度的需要，先后提出了多套LEED评估体系。可是因为LEED以美国的建筑市场为导向，不契合中国具体的国情，无法直接为中国的低碳建筑测度所利用。
2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的必要性
不能科学的测度低碳建筑的水平，这将使得我国低碳建筑的发展效果无法得到量化，最终将制约建筑行业的低碳发展。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的开展，将推动一系列相关产业的发展，如绿色建材、可再生能源等，然后带动整个行业的优化升级。在发展中降低能耗，既加快行业优化又推进我国建筑业的国际化从而提高国际竞争力。
3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的指标选取原则
3.1可获取性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指标的获取应相对容易，而且可以定量测度。能准确的反应各个阶段的特点，有明显的差异性。3.2动态性指标体系中的指标时间、空间或系统结构的变化应具有一定的灵敏度，可以反映社会的努力和重视程度、可持续发展的态势。
3.3相对独立性指标数目足够少，能表征系统最主要成分变量；各项指标意义上应互相独立。
4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面临的问题和建议
4.1低碳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资金来源不足我国对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在补贴方面的激励措施十分有限，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工作推进起来难度较大;依靠地方财政，资金压力比较大。建议：国家制定一套科学合理可行的碳排放指标。允许企业与企业之间对碳排放指标的购买，交易产生的税金可用于低碳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由于低碳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涉及国家资金，相关法律法规应当明确规定低碳测度方在全生命周期中的监督、审查职能及权力和义务。
4.2欠缺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的设计能力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要求在建筑设计、建造及使用中充分考虑环保、节能、低碳、经济、舒适等综合因素，实现建筑与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而目前无论是设计体制还是设计人员资质，与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设计要求都还有相当的距离，这就很难推进低碳建筑的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建议：很多世界级的建筑大师致力于低碳建筑的设计并已设计出世界一流的低碳排放建筑。例如威尔士的加的夫港口的未来屋和20世纪30年代白金汉郡的白宫翻新等。国际上有很多好设计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低碳测度设计方应由具备建筑全生命周期业务知识的骨干组成，应当建立健全行业准入标准、资格认定和考核制度。
4.3缺乏有效的鼓励政策和监管机制现在，因为中国缺乏有效的成体系的政策鼓励和监督机制，导致了低碳建筑市场各方参与积极性不高，制约着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的进行。建议：国家建立一套碳排放及能耗的量化监测系统。这将有助于建立低碳排放和低能耗的建材数据库，以便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去约束建材生产企业和项目建设单位。完善广电报刊等公众媒体的社会舆论监督机制。
4.4缺乏完善的低碳建筑产业标准由于中国低碳建筑业起步晚、实践经验少、基础数据不足，现有的评估系统侧重低碳建筑环境质量的评价，强调节能、节水节材、节地等，忽视了低碳建筑本身的经济性、环保性、舒适性和可持续发展性，严重影响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的推进。建议：在低碳建筑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起步阶段，政府相关部门根据各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本地区的低碳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碳排量标准，在全国范围内树立推进低碳建筑项目全生命周期测度的典范。
5结论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西方理论界兴起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潮，这一理论的独特见解对反思当下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本文意图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生态视角剖析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以期对我国正在进行的生态文明建设有所启发和帮助。
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事实证明，“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不仅治污成本巨大，而且也是行不通的。如何在我国的现代化发展中，解决好发展和生态保护的矛盾，避免生态灾难，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源起及发展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场席卷欧美大陆并波及整个世界的思想文化运动，从文化和社会政治批判意义上而言，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以及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所谓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就是通过对现代社会的分析、批判，主要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阅读”和“解构”，将隐藏在背后的文化机制暴露出来，使人们认识到其中权力的运用，促使人们对结构产生怀疑和批判进而颠覆它的合法性，［1］其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作为一种批判理论而言，它完成了历史使命，毫不留情地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但其局限性在于没有提出一套对现存社会秩序进行改革的方案。
到20世纪80年代，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便屡遭质疑，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则是对后现代主义的重新阐释，这便是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其代表人物有科布教授以及他的学生格里芬教授。理论只有反映现实，指导现实才有生命力。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正是立足于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在吸收和批判解构性后现代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方案。这是一种对于自身，对于整个世界积极的、负责任的态度，它的出现，对于现代主义不能不说是一次严重的冲击。
西方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忽视了保护生态环境，虽然实现了工业化，却付出了巨大的生态代价。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他的全球畅销书《濒临失衡的地球》中给我们描绘的悲惨图景以强烈的视觉冲击证明人类文明与自然界之间日益强烈的对撞。
对于当代中国而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也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生态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改善。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高能耗、高污染、牺牲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的。增长不同于发展，单纯强调经济指标以及利润而忽视环境以及资源的承载能力在短期内会促进经济的迅速增长，但从长远来看是不可取的，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
我们对于现代化的理解不仅仅囿于单纯的经济增长，而应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征服自然”，而是“和谐共生”。多年以来，我们对“现代化”的理解是线性的，把现代化简单的理解成了工业化，过高的估计了工业文明对改变世界的积极作用，对工业化的副作用认识不足。在解放初期，甚至把东北工业基地的烟筒林立，浓烟滚滚视为现代化的标志。
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初期，也提出了“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发展思路，其结果是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性掠夺和不计后果的开发。盲目开垦荒地、滥伐森林、过度放牧、掠夺性捕捞、乱采滥挖等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危机；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副产品：废水、废气、废渣以及噪音污染困扰着现代生活，极端气候事件、沙漠化、地质灾害的频发，已经让人类领受了大自然的报复，也促使我们开始反思传统的工业化道路。 三、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生态理论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如前所述，现代化带给人类的并非只是福音，它的负面影响也不容忽视。怎样既能实现现代化，又能避免走西方国家的老路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理论家们研究的课题。
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分支就是生态后现代主义，其代表人物主要是查伦斯普瑞特奈克。用《生态文明与》一书的编者的话说就是：“如果说工业文明之后是生态文明，现代之后是后现代的话，那么，生态文明与后现代本来就应该是同一个话题。”［2］既然称为“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拒斥无疑构成了“生态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内容，在斯普瑞特奈克看来，“在许多深层意义上，现代性并没有实现它所许诺的更好的生活。”它既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和平的世界”，也没像它所许诺的那样带来一个“自由的世界”。长久以来，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人民都相信物质生产的持续增长会给人民带来不断增进的福利，也会解决一切由此而生的社会问题。这种“经济增长万能论”给社会带来的问题被愈来愈多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所关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生态后现代主义者主张摒弃现代机械世界观，倡导有机整体观，不仅要实现由“征服自然”向“保护自然”的转变，而且要实现由“我保护自然”向“自然保护我”的转变，从而在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一种和谐共生的关系。这对于当代中国而言，无疑是有极其重要的借鉴作用的。我们不是自然的主人，而是它的“托管人”，是大自然的朋友。我们对于大自然的恩赐，要始终怀有感激之情。
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人与自然的矛盾从未像今天这样紧迫和尖锐。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不断膨胀的人口压力，开始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也是一个面临危机和挑战的时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其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对先前政策的纠偏措施也已经展开。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3］生态文明就是在深刻反思工业化沉痛教训的基础上人们认识和探索到的一种可持续发展路径。可以说，生态文明是对农耕文明以及工业文明的提升和飞跃，是人类文明史上的里程碑。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就是要从先前的粗放型经济模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模式，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建立节约型、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经济，使经济发展与自然的生态承载能力相适应，在经济发展中彰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的基本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这种和谐要求我们在发展生产、改善生活、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开发、利用、改造自然，又要保护、尊重、爱惜自然，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对每一个人而言，改变不合理的生活和消费模式，倡导低碳生活、绿色消费，提高资源利用率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简单”最有效的事。提高意识，从自身做起，从小事做起。只有善待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地、河流、空气、矿山、森林和海洋，才能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我们自己也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家园。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倡导一种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对建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乃至构筑我们人类的未来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阿拉伯语 文化 特点 贡献
文化主要是社会上的一种现象，不仅包括生活习惯、风俗，同时还包括社会组织、行为准则等多种内容。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现象或者是一种历史的沉淀物，具有较强的民族性，淋漓尽致的展现着属于自己的民族特色。阿拉伯语文化是目前值得研究的最广泛的课题。
一、阿拉伯语的文化的分析
（1）阿拉伯语文化，也可以称为伊斯兰文化，主要是指阿拉伯各个国家以及各个民族间共同创造出带有伊斯兰精神且以阿拉伯文字撰写的一种文化。显而易见，伊斯兰是阿拉伯文化的主要核心，对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习惯、以及社会风俗等多种方面产生重要的影响。同时还可以说成是伊斯兰教是阿拉伯语文化的孕育之母等。
此外，阿拉伯语文化也是人类文明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同时也是在社会经济、生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集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以及创造发明等内容为一体的综合性体系。
（2）阿拉伯文化和伊斯兰的思想以及教育体系均是密切相连的，也可以说是阿拉伯文化不仅仅是局限于阿拉伯文化，同时也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全世界穆斯林文化的巨大成就，两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另外，阿拉伯文化在我国已有多年历史、具有丰富的内容，同时高度展现出国家以及民族的开放胸怀等。
二、关于阿拉伯文化的形成
（1）阿拉伯文化主要形成于7世纪，并且随着伊斯兰教思想及文化传播，逐渐萌生出阿拉伯文化。另外，7世纪时兴起的伊斯兰教，其是在最短时间内与阿拉伯人进行融合，并给予其神奇的力量，帮助他们逐渐走出阿拉伯半岛，去到一个新的疆域建立属于自己的阿拉伯帝国等。另外，阿拉伯人在想新疆拓展的过程中，由原来的比较落后的游牧民族迅速的成长为整个世纪中高举文明的火炬人物。同时光荣的成为东西方交流的桥梁，除此之外，还涌现出大量的思想家、语言家以及科学家等人才，并为世人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古迹。
（2）阿拉伯国家为了保证国家的繁荣与基础文化巩固，逐步加强对先进文化的管理和摄取，并提出“人最美的装饰品其实就是知识”的人生格言。此外，巴格达、开罗以及西班牙等著名城市均成为著名的阿拉伯文化城市等。而且，在这里国家中很多地方均是文明的象征，继承属于各个城市的文化成果，经过长期的发展，综合多个民族综合性的创新精神，保存并广泛的传播着阿拉伯的文化。
三、阿拉伯文化的特点
（1）阿拉伯文化的多民族性。阿拉伯帝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的集合体，不仅有阿拉伯人外、埃及人，同时还有印度人、西班牙人以及叙利亚人等。民族间通过互相接触和影响，逐渐进行融合与渗透，并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创造了阿拉伯文化。
（2）阿拉伯文化注意把学习和创新结合起来。世界文化最早发达地区有埃及、叙利亚以及波斯等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后，不仅接受了当地民族文化的影响，并且积极吸收希腊与印度的优秀文化，创造出新的阿拉伯文化，为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
四、阿拉伯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贡献
（1）保存并传播了西方古典文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长期动乱过程中，很多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被毁坏，其中一部分通过拜占庭流传到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学者们认真研究它们，并将这些古代作品翻译成阿拉伯文。曾经在公元9世纪至11世纪期间，阿拉伯掀起一场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翻译运动——“阿拉伯翻译运动”。
（2）阿拉伯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阿拉伯人将古代印度与中国文化的成就积极介绍到西方国家，例如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等四项重大发明带到了欧洲；同时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学医学知识与伊斯兰教传播到中国等东方国家。阿拉伯人还将亚里士多德的重要著作翻译成阿拉伯文，比如《物理学》、《工具论》等著作，此外，还翻译了柏拉图著作《理想国》等。
另外，阿拉伯人在数学方面也做出许多重要的贡献，并将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等地，不仅包括从0—9等十个数字，还将这些论文翻译成阿拉伯文传播到世界各国。也就是我们使用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的传播，对数学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中国古代藏书楼 藏书体制 藏书楼发展史
如果把中国古代的藏书楼作为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始端，那我国的图书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研究中国藏书楼的发展史，对研究我国的文化史、教育史、图书馆史都有非常大的意义。现谈一下中国藏书楼的发展历史与现代图书馆文化的传承。
从周朝到汉朝是个很重视文献收集和整理的时期，周朝的王室文库到秦汉时期的石室、金匮、石渠阁、天禄阁、兰台、东观等等，都可以称作是国家级的藏书楼。史书有记载的最早的藏书楼是建于西汉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的石渠阁，其位于未央宫殿北（今陕西西安市西北，长安故城内）。据《史记》中记载：“高帝元年冬十月，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以充汉代宫廷藏书。石渠阁底下以石砌成渠沟，用以盛水导水，有利于防火与保卫，故而得名。《太平御览》也有相关的记载：“未央宫有石渠阁，萧何所造，其下砻石为渠，若今御沟，因为阁名，藏入关所得秦之图籍”。除秦代档案、图书之外，汉成帝时石渠阁也贮藏汉代形成的档案，阁藏档案和图书十分丰富。阁库毁于西汉末，遗址现仍可见。另外还有天禄阁。《太平御览》中还有这样的一句话：“天禄阁，藏典籍之所，萧何所造”。《后汉书》也记载：“天禄、兽名。汉有天禄阁，亦因兽以立名”。天禄阁位于未央宫内，汉代多以石雕其形以为饰。成帝、哀帝及王莽时，著名文献学家刘向、刘歆父子曾在阁中校雠和整理所藏图籍，写成记载皇家藏书的总目录《别录》、《七略》。这项工作的完成是对古代文献做的一次历史性总结，同时创立了世界最早的图书分类体系“六分法”，对我国图书馆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此外还有麒麟阁。《三辅黄图・阁》中记载：“麒麟阁，萧何造，以藏秘书，处贤才也。”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其也应是珍藏皇家重要典籍之所。秦始皇时期曾经有过“焚书坑儒”，但“焚书”的另一面必然是“藏书”繁荣。作为私人藏书，孔子是春秋时期的大藏书家。由于他有了大量的藏书，才有可能整理删订出《诗》、《书》、《礼》、《易》、《乐》、《春秋》等后人所熟知的经书。考古发现孔子故居墙壁的隔层中就收藏了大量的书简，孔居的隔层算是相当早的一种保存书籍的建筑，尽管它并没有独立的表现出来。
唐代开元年间设置了正殿书院，后改为集贤殿书院。该书院是设于朝省的藏书和修书的机构。这也是“书院”这一名称在历史上的正式出现。
宋朝，藏书楼体制与汉代有极为相似之处。北宋太宗年间，在崇文院设昭文馆、史馆、集贤馆三馆贮藏图籍。端拱年间，将所收两浙的藏书移至其中。后淳化元年（990年）下诏增建秘阁用于藏书，于淳化三年（992年）建成，宋成宗亲自题写匾额“秘阁”。真宗时王宫失火，延烧崇文、秘阁，书多焚毁。其后累经恢复补充，至仁宗时，秘阁藏书已至15785卷。仁宗景佑初命翰林学士王尧臣等校订整理三馆及秘阁藏书，删其伪滥，补其遗缺，摘其重复，刊其讹舛，编为书目，赐书名《崇文总目》。宋钦宗靖康之变，金兵攻陷汴梁（今开封），馆阁藏书散佚大半。还有就是建于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年）的天章阁“以在位受天书符祥，曰天章，取为章于天子之义”，而得名曰天章，在庆殿之西，龙图阁之北（今开封）。仁宗继位以后，专藏真宗遗墨。另外还有山东曲阜的奎文阁。奎文阁始名藏书楼，孔庙三大主体建筑之一。始建于宋天禧二年。金章宗在明昌二年扩建时改名为“奎文阁”，清乾隆帝重新题匾额。自古有说法，奎星为二十八宿之一，主文章，后人即把孔子比作天上的奎星，故以此名之。其建筑形式为三重飞檐、四层斗（木拱）中夹暗层，层叠式构架，上层柱于下层的斗上。此结构合理，坚固异常。奎文阁为历代帝王赐书、墨迹收藏之处，它建筑结构独特，是中国古代著名楼阁之一。宋朝同时也产生了一批私人藏书家，如白鹿书院的李勃、明起曾、孙。岳麓书院的文鳌、李洞、李充。应天府书院的时戚同、文之孙，以及石鼓书院的李士真等。据史料记载应天府书院当时藏书就多达15000多卷。
明朝朱元璋很重视官学和文献的收集，明太祖定都南京后，就曾在奉天门东建文渊阁。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又在宫中内阁之东建文渊阁。永乐十九年（1412年）选取南京文渊阁书运送北京，初藏于左顺门北廊，宣宗宣德时藏书约有2万余部，近百万卷，英宗正统间移贮文渊阁，大学士杨士奇等编有《文渊阁书目》。后据《山樵暇语》中介绍，在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年）“北内大火，文渊阁向所藏之书悉为灰烬”。到了嘉靖年间私人藏书也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明最著名的藏书家是兵部右侍郎范钦，他于1561―1566年间修建了天一阁（现浙江省宁波市），是我国目前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藏书楼。其为古典硬山式建筑，楼层为两层，楼上设一大通间，不置墙壁，以书橱作隔，体现“天一生水”之意，楼下并列六间，以应“地六成之”，甚至高低进深尺寸、书橱的数目都是六的倍数。在范钦的晚年，天一阁的藏书已超过7万卷。另外据史料记载当时比较著名的还有东林书院及其藏书楼，它建于无锡城东，后被魏忠贤下令拆除。
清代的中国，最有名的是清政府为《四库全书》的收藏所建的七个藏书楼（阁）。1772年清政府下令编撰《四库全书》。《四库全书》编成后，最初用了六年的时间抄录正本四部，除一部藏北京大内之文渊阁外，另三部分别藏于圆明园之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之文津阁、盛京（今沈阳）故宫之文溯阁，四阁又称「北四阁。后又抄三部藏于扬州大观堂之文宗阁、镇江金山寺之文汇阁、杭州圣因寺之文澜阁，称「南三阁。除强调山水葱郁之气的庇护外，七阁取名亦独具匠心，既表明了乾隆帝推崇儒家经典的宗旨，也借若“渊”、“源”、“津”、“溯”等字，从水而立义，仿效范氏天一阁的“天一生水”而克火，以求阁书永存。当时乾隆皇帝对七阁修建中的防火问题专门下旨：“浙江宁波范懋柱家，……闻其家藏书处曰天一阁，纯用砖，不畏火烛，自前明相传至今，并无损坏，其法甚精。著谕傅寅等亲往该处，看其房间制造之法若何？是否专用砖石，不用木质，并其书架款式若何？详细询查，烫成准样，开时丈尺，呈览”。在建筑风格上四库阁与天一阁的建筑设计亦有小异之处。文渊阁是七阁设计建造的很有特色的一座，分上下三层，色彩以冷色为主调，梁柱门窗用绿色，木鬲扇栏窗为褐黑色，屋顶琉璃瓦也用绿边黑心，以显示沉静无火气。文澜、文溯等都在天一阁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文澜、文溯的整幢楼从外观上看为两层，实际上，文澜、文溯的设计利用腰檐的位置上增一层，这样设置了阁楼，内为三层；另外文澜阁设计了约4平方米的室内“藻井”，据说是当年皇帝或当地士子来阁看书时，利用书斗做上下垂直交通的井道和上下档层通风之用。沈阳故宫内的文溯阁设计的这个“藻井”却大到约三个开间，人们从主层的门口或大厅内就可以见到二层楼上存放的《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的书橱等，其四周既有围栅，又有回廊，二百多年前，能设计出这么开放的藏书格局实属不易。但遗憾的是由于战乱和社会的动荡，现在七阁之中所藏图书或已亡失，或为各图书馆收藏。清朝时还有许多私人藏书楼。最著名的当属藏书四大家和他们的藏书楼。分别是陆心源的“宋楼”、瞿镛的“铁琴钢剑楼”、杨昭和的“海源阁”和丁丙的“八千卷楼”。“八千卷楼”原在杭州梅东里，前后有楼两栋，内有书橱160架，以甲乙丙丁标其目，藏有图书八百余种故得名。后人在此楼所藏图书基础上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江南图书馆，也就是现在的南京图书馆。山东境内著名的藏书楼当属海源阁。其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杨氏宅院内，由清代著名藏书家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海源阁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上下两层。下为杨氏家祠，供杨氏先人牌位，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藏书楼前有一长条状小院，东侧有两座长廊式高台读书亭。楼下东首为通往后院的通道，第四进院内为海源阁明清版本藏书处。海源阁藏书浩瀚，至清末藏书已达三千二百三十六种计二十万八千三百卷有余，是杨氏四代人潜心搜集的结果。后历经战乱，迭遭破坏，所藏图书大部散失，只有一小部分辗转收入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另外还有山东省图书馆旧址，位于大明湖畔原遐园内的海岳楼、宏雅阁。其毁于日寇的炮火。清末随着西方文化的入侵和近代图书馆的出现，藏书楼这种文化形式消亡。
中国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同时这些文化在历史的磨难中得以绵绵不绝，并发扬光大，这和书籍文献的保存、整理、传承是分不开的。而藏书楼也正是通过对书籍文献的收集、保存、整理，从而对推动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和光大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为我国古代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李秀丽．东昌古城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学位论文]．济南：山东大学，2007．
建筑世界话语权的任务就是由建筑语言构成的词组、句组组成话语如何显现建筑客体存在意义、事件、文本审美观的理论价值与时代价值，是建筑语言的概括与反映，也是建筑语境美好硕果的塑造与主导者，更是宏观建筑语义学的重要研究课题。说得通俗点就是对建筑世界理论权威、舆论主流、建筑评价的高水平规范发言权，其深层内涵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独领时代阶段潮流理论、学派、流派、风格的创造发送者（又称输出者）；公认的建筑巅峰之作，是经典的佼佼标榜者与标新立异之推崇者。二者具有知识产权的独创性的特点，毫无二致的代替，独立鹤群。
作为发展崛起的大国，其建筑市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大有万里建筑疆土争风流之势。自改革开放以来，仅1979年至1995年15年间住宅建筑面积就达127亿m2，其总面积相当于22个新加坡或近似一个科威特的国土总面积，再续加到目前的建筑面积，就会更令人吃惊可观。另外，再加又有众多相匹配的建筑院校、设计研究机构和规模宏大的建筑、工程专业人员的参与，按理说应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精品的大好机遇时光，也理应相应地具有某种完整的建筑世界话语权的称颂，推崇文本内涵而闻名（名家、名建筑作品、名理论课题）诞生并钦誉世界。但事实上却令人失望，似乎我国目前仍然是建筑世界话语权的少语、失语者，占有一席之地的位置尚没有确立，实在令国人失望和百思不解。对此并非空穴来风，单从国际建协（UIA）的几届大会这个世界建筑论坛最高平台，就是对中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做了很准确的折射和映象。
通过1999年北京国际建协（UIA）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交流也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既没世界认同的优秀建筑作品，也没有出现有世界影响的知名建筑师”。会上有的建筑师还批评“中国正走向一个误区……盲目地追求现代、追求形式……”没有“把精神融入建筑中”。并批评“北京的大多数建筑物都是抄袭西方盒子或建筑的结果，太缺乏自己的东西”②“其要害是走最省力的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的美丽外壳的捷径，没有植根本土将民族的文化与西方文化融为一体，产生出有民族之魂的作品……。”③从一个侧面映像出我国缺损了的建筑世界话语语境基础的支持。
事隔六年于2005年在伊斯坦布尔召开的国际建协（UIA）第22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权仍然没有改善。大会邀请了领引当代世界潮流的著名建筑师28人做主题发言，并将2005年国际建协（UIA）最高奖――UIA金奖授予日本建筑师安滕忠雄。这样截止今年再加过去21年共有8位建筑师获得UIA金奖的殊荣。以上均未见到我们这可称得起当代东方万里建筑疆域上的儿女们。
现代建筑世界话语权的主流基本都属于西方世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极少主义、有机建筑等等都是出自欧美各国，也是和社会科学领域一样，英、法、美、意是社会科学大理论的主要输出国，社会经典学说主要也是按照这五个强权民族国家的历史经验为基础而形成理念、学派、流派、风格的理论思想体系。不难看出，表面上具有普世性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实质上带有先发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强权性质。也很自然容易形成欧美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倾向。④建筑学术领域的建筑世界话语也是以欧美中心为主导地位，他们同样也会自然形成建筑“话语霸权”倾向。我们的任务不是疏远欧美等先进发展国家的建筑话语主导地位，而是积极吸取、学习其先进科学文化内涵，补充自我的不足，力争积极对话交流，变他者为自我。并认真地进行异国建筑世界话语理论的解读、悟读（甚至是误读），结合我国具体建筑实践建立自己的建筑世界话语体系方式。
如何建立自己的世界建筑话语权地位问题，已摆在我国建筑理论学术界面前，应通过自己的长期奋斗，以开放的视角总结出符合国情又有利国际接轨的理论，甚至是科学假说和中国的建筑之'道'；应“走出最省力地搬运西方司空见惯美丽外壳的捷径”模式，创造出具有新的民族时代精神的鼎峰之品；应积极地开辟、搭建建筑评论通道与评台，活跃繁荣建筑评论，提倡不同层次参与的广泛性、常态化，做到不同形势理论类型紧密结合。④做到不唯名、不唯书、不唯洋、不唯众，对建筑作品进行品头评足的评价、批评，推出佳作、精品、经典鼎峰之品。贬弱欺世骗众、浪费资源、破坏环境的败笔媚俗之作。同时也应将‘民主政治’原则引入建筑评论学术领域，允许学派、流派、风格的不同审美价值取向各领千秋，也允许对某些建筑工程项目、作品的不同看法、评价，像对北京国家大剧院及中央电视台新楼的争论。对于前者有的认为是严重地破坏了长安大街建筑风格、景观的和谐，有的则认为这是难得的新突破，为北京增添了光彩；对于中央电视台新楼建筑方案有的认为这是新北京建筑国际接轨的前卫标志，反之有的认为其方案如工厂丢弃的加工件图像显得粗、重、笨、拙，看不到有民族文化的标记之处，其复杂结构难题势必靠超预算资金支撑，在经济上也得不偿失。综合分析比较可以看出，目前我国的建筑世界话语仍处在被动的话语阶段，与建筑业发展规模宏大的世界地位极不相称，其建筑世界话语地位也仍处于复读、解读、模仿、迁移西方建筑图像的状态，还没有自己建筑思想者的建树理论、作品、成果出世，也缺少形成蕴含具有开拓性、首创性、输出性的规范、启迪、支持建筑关联领域发展的建筑世界话语宏观战略规划措施，距离主动建筑世界话语，占有世界建筑话语主动权，当需漫长时日。
附 注：
① “世界建筑话语权”做为一个宏观建筑语义学的认识空间概念，其表述的话语权范畴应划分为：国际、区域、国家（民族）、行业（应包括院校、设计、期刊等学术行业部门）、个人五个层次级别，本文主要从国际与国家层面上探索。
② 支文军《世纪的回眸与展望――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大会综述》时代建筑1999第三期第97页。
③ 宋建华《建筑评论的深层观》建筑史论文集第13期第170页清华大学 出版。
④ 参看华勒斯坦《开放的社会科学》刘铎泽，三联书店出版第52-64页。
⑤ 按照作者在《建筑评论的深层观》文中关于建筑评论理性构想体系，评论类型应划分为：原发型、干预型、学院型、公众型、游记型、专业撰稿型等六种。
参考文献：
[1] 格雷马斯著.蒋梓骅译.结构语文学.百花文艺出版社
关键词：土力学；土质学；发展
土质学与土力学是人们在在长期工程实践中形成发展起来的一门学科。土质学是从工程地质学范畴里发展起来的，它从土的成因与成分出发，研究土的工程性质的本质与机理，对土在荷载、温度及湿度等因素作用下发生的变化做出数量上的评价，并根据土的强度、变形机理提出改良土质的有效途径。 土力学是从工程力学范畴里发展起来的，它把土作为物理—力学系统，根据土的盈利—应变—强度关系提出力学计算模型，用数学力学方法求解土在各种条件下的应力分布、变形以及土压力、地基承载力与土坡稳定等课题，同时根据土的实际情况评价各种力学计算方法的可靠性与适用条件。
土力学的发展可以划分成以下三个历史时期。
土力学的发展当以Coulomb首开先河，他在1773年发表了论文《极大极小准则在若干静力学问题中的应用》，为今后的土体破坏理论奠定了基础。但是，在此后的漫长的150年中，研究工作只是个别学者在探索着进行，而且只限于研究土体的破坏问题。两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是1857年英国人Rankine关于土压力的理论和瑞典工程师Petterson针对Goteborg港滑坡提出的分析方法。20世纪初随着高层建筑的大量涌现，沉降问题开始突出，与土力学紧密相关的学科─—弹性力学的发展为沉降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手段，从而为了Terzaghi开创的土体变形研究提供了客观条件。
古典土力学 （1923—1963） 1923年，Terzaghi发表了著名的论文《粘土中动水应力的消散计算》，提出了土体一维固结理论，接着又在另一文献中提出了著名的有效应力原理，从而建立起一门独立的学科—土力学。此后，随着弹性力学的研究成果被大量吸引过来，变形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成为重要的内容，但是，土体的破坏问题始终是当时土力学研究的主流。这一时期在土体破坏理论研究方面的主要成就有：① Fellenius，Taylor和Bishop等关于滑弧稳定分析方法的建立与完善；② Terzaghi关于极限土压力的研究和提出承载力公式；③Соколовский散粒体静力学的建立；④ Shield和沈珠江等关于土体破坏的运动方程和极限平衡理论的建立。
古典土力学可以归结为一个原理——有效应力原理和两个理论——以弹性介质和弹性多孔介质为出发点的变形理论和以刚塑性模型为出发点的破坏理论（极限平衡理论）。前一理论随着1956年Biot动力方程的建立而划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后一理论则于60年代初完成了基本的理论框架。但是，真实的土体决不是理想弹性体，也不是理想刚塑性体。可以考虑土体两个基本特性（压硬性和剪胀性）的现代土力学理论在50年代初已开始蕴酿，例如Skempton的著名公式 中孔隙压力系数A≠1/3就是剪胀性的体现，而Janbu的模量公式 中对3的考虑就是压硬性的体现。一方面，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已越来越不满足于理想弹性介质和理想刚塑性介质这样简单化的描述，另一方面，现代电子计算技术的发展为采用复杂的模型提供了手段，从而为现代土力学的建立创造了客观条件，而Roscoe的工作则直接导致现代土力学的诞生，
现代土力学，虽然在50年代已有人对塑性理论应用于土力学的可能性进行过探索，但只有到1963年，Roscoe发表了著名的剑桥模型，才提出第一个可以全面考虑土的压硬性和剪胀性的数学模型，因而可以看作现代土力学的开端。经过30多年的努力，现代土力学已越过重要的阶段而渐趋成熟，并正在下列几方面取得重要进展：①非线性模型和弹塑性模型的深入研究和大量应用；②损伤力学模型的引入与结构性模型的初步研究；③非饱和土固结理论的研究；④砂土液化理论的研究；另外土工测试技术等方面也取得很大进展，特别是原位测试技术和离心模型试验技术。就土力学理论研究而言，上述6项中只有第一项已比较成熟，其它几项有的刚刚起步，有的虽已研究多年，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但是，时至今日，现代土力学理论的基本轮廓已逐渐清晰。
近年来，对几位中国建筑历史学科的前辈学人的专题研究逐渐多了起来，如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博士生温玉清，刘江峰等在学位论文中，就以相当的篇幅涉及到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学术活动，学术成果和学术思想，这是可喜的现象。如果说，这些论文有什么缺憾的话，其中之一是研究者们都痛感到征集，甄别相关史料的困难。因此，我很希望这册《未完成的测绘图》能对今后的建筑史学研究有较大的补充和帮助。然而，我读后多少有些失望。现将我的感受简述如下：
(1)此书首次发表了期间中国营造学社对云南、四川两省约53个县市的重要古建筑的未完成测绘图稿200余张，涉及寺庙，民居、陵墓，桥坝等门类，并配有大量的历史照片，无疑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中国营造学社史料。这批图纸侥幸躲过了抗战、等历史劫难，在尘封了60年后终于重见天日，真是建筑史界的幸事，在此，我们应对林洙老人及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的辛勤工作致以敬意和感谢!
(2)不过，可能是林洙先生年事已高而助手们并不熟悉史料的缘故吧，出版之际却未能对这批资料作更详细的甄别工作，致使读者只知道参加绘图的大致有梁思成、刘敦桢、刘致平，莫宗江，陈明达等人，却不知具体图稿的绘制者究竟是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假如我们能参照过去已可确认的这几位前辈的绘图手法、笔迹和中国营造学社当年的考察报告、日记等文献，以及他们的治学方向，无论是否署名，虽不能完全查实，但这200余张图稿的具体作者至少有2/3是可以搞清楚的。
(3)所谓“未完成的测绘图”，实际上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图稿在后来是有完成稿的，如刘敦桢先生绘制的云南马鞍山民居图稿，陈明达先生绘制的汉阙，崖墓图稿等，不仅后来完成了而且收录在梁思成先生撰《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 ChineseArchitecture)，刘敦桢先生主编《中国古代建筑史》等著作中正武发表过了。对此此书是应该注明的。
(4)此书署名为“梁思成等著”而不提其他人，这似乎不妥。可能编者的理由是书中配有梁思成先生《西南建筑图说》一文为文字说明可以认定梁先生是主要作者。但是，既然书名是《未完成的测绘图》，则书的主角自然是图而非文字，目前来看很可能这200多张图稿中恰恰是梁先生绘制的最少；而且，《西南建筑图说》一文的写作在当初并不是为这批图稿作说明的，放在这里未必妥当，如果一定要为这部分图稿选配说明文字，我以为从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等的相关文章(如刘敦桢的《西南古建筑调查概况》等)中摘选可能更为恰当。因此，此书似以署名“中国营造学社”为最妥当。
笔者近年也做了一些中国营造学社史料的整理工作，以我之浅见，似可为此书做几点补充说明，
(1)该书第1～35页“云南寺庙”部分。这部分涉及1938年10月10日至1939年1月25日之间
中国营造学社的两次云南古建筑考察，都是刘敦桢先生主持，主要率莫宗江、陈明达二人完成的。其中梁思成，刘致平二人可能参加了昆明附近的考察，而其余楚雄、丽江、宾川、姚安、安宁等地的考察均未参加。
(2)该书第37～61页“四川寺庙”部分。这部分图稿主要涉及1939年9月至1940年2月的四川考察，由梁思成，刘敦桢先生共同主持，而由于梁思成先生身体方面的原因，以刘敦桢先生为主要负责人的时间更多一些。考察后的绘图主力是莫宗江和陈明达二人，卢绳、王世襄、罗哲文等人可能也参加了少部分考察，如南溪县李庄旋螺殿等。
(3)该书63～71页“会馆”部分。这部分图稿主要出自刘致平先生手笔。
(4)该书第73～95页“民居”部分。这部分图稿涉及云南，四川两省的民居类建筑，其中“马鞍山民居”图稿可确认是刘敦桢先生所绘，“西南地区民居做法”等图稿可确认是刘致平先生所绘。
(5)该书第97～109页“塔幢”部分。这部分图稿不多，似分别出自粱、刘、莫三人手笔，而以莫宗江先生为主。
(6)该书第111～197页“陵墓”部分。这部分图稿甚多，除有1939～1940年的中国营造学社四川考察成果外，还涉及到当时由中央博物院主持，邀请学社陈明达莫宗江参加的东汉彭山崖墓、前蜀王建墓的考察其中四川汉阚、崖墓约30张图稿均为陈明达先生绘制，王建墓57张图均为莫宗江先生绘制。
(7)该书第199～207页“桥坝”部分。这部分图稿不多，只涉及昆明龙华乡松花坝和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安澜桥两处，虽无署名从治学方向分析，有可能分别出自刘敦桢，陈明达二人手笔。
(8)该书第209～219页山西永济县永乐镇永乐宫
部分。这部分图稿由王世仁，杨鸿勋二人绘于20世纪50年代，虽亦属珍贵却不属于营造学社范围，似乎应另行出版而不该在此书中出现。
笔者在此直言我对此书的看法，并不是想为梁思成先生以外的刘敦桢、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等人争取名分――这些学界前辈的在天之灵也肯定是不介意区区署名之权的，但对于我们这些后学晚辈而言，梳理清楚他们的在那个时期的具体工作，至少可以明了几件事
(1)在期间的中国营造学社中，中国营造学社云南，四川两省古建筑考察主要是由刘敦桢先生主持的。
(2)结合其他文献可知：梁思成先生虽因身体和社会事务等原因缺席了几次田野考察，但他完成了《图像中国建筑史》(A Pictorial History ofChinese Architecture)等研究著述，其意义是非常大的。或者，据此可以推测在期间，梁思成先生已把他的工作重点由实地考察转向潜心著述了。
(3)如果将这些图稿的作者与其日后的研究相参照可以看到：在期间，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除继续集体合作进行田野考察外，每个人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方向梁思成先生开始写作中国建筑通史；刘致平先生在民居研究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并在清真寺建筑研究方面取得成果：莫宗江先生在实践中形成逻辑谨严而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治学方法，陈明达先生将汉代石阙、崖墓考察与中国木结构建筑发展史相联系，潜伏着他治学的独到之处……而刘敦桢先生呢?刘先生一生在建筑通史、民居，园林等领域均有开创性的贡献，其中以“马鞍山民居”图稿为标志，他对民居建筑的关注正起始于期间。
上述浅见，写于刘敦桢先生忌辰40周年之际，抛砖引玉，希望日后不断有人做更细致的史料钩沉，使梁思成、刘敦桢等留下的学术遗产得以更具体地指导我们今后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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