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08 11:31:16
导语：在城市地理学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论文关键词：CDIO；文献检索；教学模式
一、CDIO的含义
CDIO工程教育模式是近年来国际工程教育改革的最新成果，代表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从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力、人际团队能力和工程系统能力这四个层面培养学生，让学生以主动的、实践的、课程之间有机联系的方式学习工程。迄今为止，已有几十所世界著名大学加入了CDIO组织，其机械系和航空航天系全面采用CDIO工程教育理念和教学大纲，取得了良好效果，按CDIO模式培养的学生深受社会与企业欢迎。我国高等工科教育的迫切任务是尽快培养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工程师，然而我国工科的教育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重理论轻实践、强调个人学术能力而忽视团队协作精神、重视知识学习而轻视开拓创新的培养等问题。如今社会对工程技术人才的要求,除了要牢牢掌握既有的知识,还必须具备终生学习的能力,不断地更新自己；必须具有良好的交流能力和团队精神；必须具备对本专业、本行业乃至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大系统的理解、掌控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培养是没有包含在传统的专业培养理念中的。因此,我们应该探索新的培养理念,在培养计划中对学生的知识结构同他们的终生学习能力、交流合作能力以及大系统掌控能力一同考虑,使整个培养计划成为一个有机的集成体。
二、工科院校文献检索课程现状
（一）课程性质
当前,全国高校，尤其是高职院校在高职生中普遍开设了文献检索课，文献检索课是一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应用性课程,主要讲授文献检索的基础知识、现代信息检索理论、搜索引擎、各数据库原理和检索方法等。通过对本课程的学生，可以使学生掌握如何利用文献信息资源，检索利用文献信息,提高学生的信息素质,加强学生情报意识,使学生懂得如何获得与利用情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
（二）传统教学的不足
传统的文检教学存在三点不足，首先，大部分文检课教师在授课时,重点是放在了讲解理论和方法上,教师逐个讲解文献数据库的检索方法及检索技巧，再结合学生专业给出一些检索题让学生实践，学生纯粹为了完成教师的作业而查资料，对各个数据库不能融会贯通，对文献的消化、吸收方法不得要领，到毕业设计查资料时仍然不会利用信息资源，也不知道怎样获得原始文献。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掌握情况都不理想，预期目的没有达到。其次是实践环节的不足。目前,很多高校没有专门的文检实习室,手工实习一般安排在图书馆的阅览室进行,用于实习的手工检索工具书数量非常有限,补充更新缓慢，电子资源的实习一般安排在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平时是作为自由上机的场所，座位不足，机器损坏严重，网络速度较慢，可供检索的数据库、电子资源登录时间较长，影响检索质量，往往一节课下来，学生一道实习题还没完成。第三，该类课程任课教师的学科背景有很大差异,在指导学生实践上水平不一。一个普通高职院校所开设的专业至少也有数十个，而担任文献检索教学的教师大都是在图书馆中工作的，学科背景不同，有图书情报专业的，也有其他学科的。图书情报专业的教师对于文献检索的基本原理、方法、检索技巧非常熟悉，但是对于专业方面的知识却存在一定的欠缺，其他学科出身的教师，对于专业知识非常熟悉，文献检索的检索理论、检索方法一般是通过课外自学和研究获得的，没有受过系统的培训，不能将专业和文献检索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
美国目录学教育课的总目标被规定为:“学生在完成大学的学习课程之后,应能有效地利用可得到的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和人员,以便为满足情报需求找到所需的资料”,借鉴这种成功的经验,就要对文检课传统的教学方法进行改革。
三、基于CDIO教学模式的构建与探索
（一）转变教育观念，提高对教学各个环节的认识
首先要解决领导和教师的认识问题使他们充分认识到文献检索课程与其他基础理论教学同等重要，将文献检索课程定为专业必修课。在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掌握文献信息的获取方法是人才培养的关键，尤其是对于工科的学生来说，学习文献检索，获取文献资料信息是作为工程技术人员必备的一项技能，要让学生真正明白，课堂教学是进行课程理论教学的主要形式，是教学过程的基础，实践教学是完成教学计划的需要，是理论联系实际的需要，两者缺一不可，在理论的基础上指导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二）对教师进行培训，重视教师继续教育
一般高职院校的专业多达上百个，少则数十个，每个教师要讲授几个不同专业的文检课，而从事文检教学的教师一般是由图书馆的专业技术人员兼任,他们的学科背景不同，要设立专门的文献检索教研室，结合教师的学科背景给一个或几个相对固定的专业的学生授课，并对所有兼职和专职教师进行图书情报专业和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重视教师的继续教育，有计划地安排教师进修，提高他们文献检索的基本技能和专业技能。文献检索课还应该补充新生力量，提高教师待遇，稳定教师队伍，建立起一支知识结构合理的高素质教师队伍，这是网络环境对高校文献检索教师的要求，也是今后高等院校文献检索课程建设和发展的重要任务。
（三）改进教学方法，改变教学模式
根据各章节教学内容和学生专业的具体情况，选用有利于增强教学效果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教师要理论联系实际，在对理论知识的讲解时要结合检索实例，尤其是与本专业相关的课题检索实例， 注意把检索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教给学生，教学过程中要采用启发式教学，改变学生被动接受知识的局面，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重视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注重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的指导，积极引导学生思考问题和开展课堂讨论，尊重学生的创新精神，鼓励学生发表不同见解，以激励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通过课堂讨论巩固加深学生所学内容，启发学生的独立思考和创造精神,提高自学和综合运用知识的能力。
（四）抓好实践环节，写好检索报告
实践环节是文检教学的一个重要的环节，首先要有固定的实践场所，手工检索要有专门的实习室，保证有一个自然班学生所用实习工具书的种类和数量，网络数据库的检索要有专门的电子实习室，要有足够的实习用机，保证机器设备完好，数据库网络连接的畅通；其次要保证学生完成检索报告的质量，为了加强学生对文献检索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的掌握，我们采取让学生自行设计并完成一个完整的课题检索，然后根据检索结果编制完整的检索报告。具体操作步骤如下：
1.教师在上课伊始就让学生设计检索课题，学生可根据学号从教师给定的检索课题中选择，教师给定的检索课题一般与专业相关，学生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己制定检索课题，如果学生是自己制定的检索课题，教师在此过程中要给予指导，以防学生制定的课题范围过宽或过窄。
2.利用检索工具进行检索并记录检索途径和检索结果。学生根据自己选定或设计的检索课题，查找资料，主动学习相关内容。在检索过程中学生之间可以相互交流讨论各自学习的收获，也可以和教师进行探讨，然后利用检索工具进行实际检索，在检索过程中反复调整检索策略，记录下检索途径和检索结果，并结合教师提出的相关问题达到对知识的深入掌握与理解。
3.整理检索结果，编制检索报告。在一个数据库检索任务完成后，学生根据检索的途径、方法和结果，整理文献并编制一份完整的检索报告。
4.互动研讨，教师总结。在课堂上学生讲解他们的检索方法、途径和检索结果，讨论分析其他同学检索报告的优缺点，自己根据别人提出的修改意见，重新制定检索策略，设计检索报告。然后教师进行总结评价，对结果中的特殊问题进行点评，提出修改意见，并在最后给出总结性讲解：如何将自己的情报需求转化为检索文献的需求，如何选择检索词，检索结果太多时如何使用位置算符、利用逻辑运算符ANDNOT增加检索词、利用下位词、使用精确检索等技巧缩小检索范围，提高查准率，检索结果过少时如何利用增加同义词、利用上位词、使用截词符等技巧来扩大检索范围，提高查全率等。
区位理论来源于经济学，后在地理学领域得到一定发展。因而早期区位研究深受经济学方法论的影响，多采用抽象、演绎的思维方式，通过一定的合理假设，探求事物的最佳区位和空间的最优组合。微区位是区位在微观尺度上的研究。该尺度上，距离意义明显淡化，区位周边生态环境、人文环境、交通环境、产业环境等成为微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从另一角度看，微区位研究涉及共性和个性研究两方面。前者主要涉及城市空间、环境结构、区域场势等背景基础研究，后者则结合区位主体的自身性质，上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城市商业微区位关联效应研究探讨不同主体的区位选择特征。本文以商业区位研究硕士论文为切入点，探讨区位关联问题；其中既包括区位关联本质、形成机理等共性的探讨，也对商业区位中的关联类型及其特征、不同关联类型间的相互联系等个性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从逻辑实证主义角度入手，应用地理信息系统手段，利用mapinfo制图功能，对商业研究样本进行空间定位，直观反映出不同商业行业的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excel、spss10.0等通用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整理，从中观层面对各商业行业研究样本进行系统、高效的研究分析。
其次，以结构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城市空间结构、商业网络结构的背景入手，通过对微区位共性研究的背景影响因素探讨，研究分析在城市空间，这一差异场势平台下，商业区位的空间分布特征。并引入经济学中的外部经济理论，对区位关联的本质及形成机理进行理论分析。
再次，在共性研究的基础上，同样注重个性研究。不同区位主体，其区位选择特征也不同，不存在超脱于主体的共同区位理论。尽管本文仅以商业为研究对象，但不同商业行业间，在经营门槛限制、店铺规模、行业自身空间结构等内容上依然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注重案例收集，在对微区位关联类型进行划分时，通过对同类案例的分析，归纳总结不同关联类型的特征表现，探讨各关联类型间的发展联系。避免与实践脱节、实用性差等研究缺陷，进一步加强本研究的实际指导意义。
最后，关注现代居民消费行为特征，从人本主义角度，研究不同亚文化人群消费行为差异所引起的商业微区位关联现象。一方面，对亚文化人群密集区域周边的不同商业区位关联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已具备一定规模的商业中心（街），因主体消费群的社会文化类型不同，所引起商业中心（街）购物消费文化差异，而最终导致新入驻商家文化定位的关联效应也进行了探讨。
商业区位研究，相对于其他区位主体研究，较为成熟。但以往商业区位相关研究多为对传统区位理论的验证与补充，或利用商业经营理论，对商铺区位选址过程进行探讨。其中较注重硕士论文商业集聚效应对区位选择的影响分析，对于城市微观环境下各商业经营单位由于经营内容、行业性质、销售特征等引起的相互联系及其空间区位效应尚缺乏深入研究。
本文以人本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从消费者购物行为偏好入手，借鉴近年来城市地理学及区位论研究中科学、有效的研究方法，结合不同商业行业区位选择特征，试图较为深入、全面地探讨商业区位关联效应这一论题。
三、具体研究手段
〔关键词〕CNKI；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综述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3.05.038
〔中图分类号〕K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821（2013）05-0173-05
城市作为世界经济的微观基础，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它已成为世界经济秩序正常运转的关键。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深化，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产业区的出现[1]，90年代以后，伴随科技园区的兴起，其研究由经验观察向规范化发展，城市经济空间对城市发展的作用以及影响机制等成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2]。为此，我们以科技园区兴起的1990为起点，以CNKI为数据源，收集20多年的文献，旨在通过对这些文献的研究，探寻出破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关键科学问题。
目前，国际上对城市经济空间研究的起步阶段是社会学视角的，主要是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现象和新经济社会现象、总结与归纳。随着，地理学与经济学介入研究，对城市经济空间的形成与发展机制进行探讨与解释。社会学主要是从对社会的研究切入对相关经济空间现象的分析。对于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虽然在地理学的不同领域内研究的起点不同，但在本质上均具有传统的经济地理学的区位论特征。其中，比较有代表性是城市地理学对经济空间的关注，城市地理学是从对产业的郊区化和城市边缘区的研究切入的，从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地域空间的互动角度来分析[3]。经济学对城市经济空间的研究主要是以城市经济学为主。
1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影响要素
关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研究主要有地理学、经济学与社会学3个视角，并且是从社会学向地理学、经济学延伸的。社会学观点认为，由于社会网络的信息流动引起了经济空间的结构变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城市地理学的观点认为，产业空间与地域空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3]；经济学观点认为，城市地租的变化引起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4]；作为地理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的空间经济学观点认为，产业的集聚与产业集群的扩张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根源[5]。
在城市空间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认同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中都必须经历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空间结构变动的过程，二者密不可分，工业化必然带来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反过来又会促进工业化的进步[6]。城市作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空间载体，其演化方式决定了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互动发展[7]。无论是生态城市的建设，还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化作为城市发展的重心，其水平与方式都直接影响了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城市经济空间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的经济系统和其载体构成[8]。将工业化与城市化统一在同一平台，探讨在生态环境约束下城市的发展，才能促进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协同特性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内在性质，并在理论层面上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模、方向和水平，在环境约束条件下，这些也直接决定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规律[9]。城市发展中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程度、工业化与程度化的协同程度、及其环境的约束性就构成了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子系统。只从城市化的角度来探讨城市生态问题，既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生态的影响，也忽略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影响。
21产业带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在空间产业经济和经济系统研究中，对场和空间理论及应用有了重要的发展。Lefebvre在《the production of space》一书中提出了有启发性的观点。首先他认为空间内含事物具有广泛性、重迭性甚至相互包容性：如经济、地理、人口、社会、生态、政治、商业、国家、洲际、全球乃至整个大自然空间等。其次空间既是可见的，如人类生存的自然空间，但也可能是想象的。这就是说，空间既可以是抽象的，又可以是具体的[10]。1990年，Sonis和Hewings提出了影响场理论以研究投入产出系统的变化[11]。1991年，Xu和Goule则提出投入产出系数梯度场[12]。一些学者还结合混沌理论去研究社会经济中的湍流场[13]。这些都说明国外空间场理论的研究正处在一个继续扩展深化和寻求应用的新时期。
我国学者研究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是城市经济活动的地理位置及其分布特征的组合关系，它是城市功能组织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14]。产业结构的优化带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变化。产业结构调整所引起的要素集聚与分离是城市空间结构形成的主要原因。经济活动的空间区位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5]。
22环境约束
18世纪之后的工业革命引发了社会经济领域和城市空间组织方式的巨大变革，西方国家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传统城市以庭院经济、作坊经济为中心的空间格局和建筑尺度被迅速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工业区、码头区和工人住宅区等相互交织的城市格局，城市走向大规模集中发展阶段。城市社会、经济结构的复杂化，城市环境的日益恶化引起了一批社会改良学者的关注[1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知识经济和网络时代的到来，城市发展开始步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同时，具有巨大科技潜能的现代人在今天几乎不可能中止的科技发展中，也在有意识地调整着科学研究的速度和方向。1990年JGottmann在其新著作《SinceMegalopolis》一书中对他早年研究中所忽视的社会、文化和生态观点进行了修正[17]。1992 年WRess首次提出“生态脚印”的概念来反证人类必须有节制地使用“空间”资源。随着新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西方国家的研究重点开始从城市空间关系转向城市空间机制研究，从一国一地的研究转向跨国跨区域的研究，从实体研究转向组织结构研究，部分学者还提出了世界城市体系假说和对世界城市功能体系的描述[18]，其中Smith和Timberlake关于世界城市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虽形成了大空间范围的现代化城市，在为城市产业结构调整提供空间的同时，也使城市内的土地、水、环境等自然资源承载力也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构成了限制[19]。因此城市经济空间演化必然受到其生态环境的约束[20]。任何城市的空间变化都是在该城市的生态环境空间满足了生态自身功能正常发挥后，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综合进步条件下，所能持续承载的满足城市经济活动的规模、速度和强度的阈值[21]。这个阈值就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环境承载力的边界，它反映了人地关系的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思想。
23结构有序
我国学者在对我国一些城市的经济空间扩张中认为，以中心城市结构优化与功能为战略重点，以新型工业化进程业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成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动力，推动了城市空间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的城市结构有序演进模式[22-24]。
另外，我国学者还提出了城市经济空间是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从分散到集中、从低级到高级的不断适应过程，具有结构适应性有序变化的整体性特征[25-26]。城市内产业结构与空间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集合体。同时，城市经济空间结构是在多种约束下的有序变化，其结构的合理化存在着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27]。并且，城市经济空间结构合理程度由产业结构与空间结构相互适应过程的整体水平决定，在相对时间内，它表示一种静态结构，在较长时期内则表示一种动态的整体演化过程。
3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机制
31集中与分散机制
缪尔达尔（gmyrdal）对梯度发展的效应做了大量研究，提出了著名的“累积因果论”，他认为梯度发展中同时起作用的有3种效应，即极化效应、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它们共同制约着地区生产分布的集中和分散情况[28]。a·o赫希曼（aohirschman）在深入研究哥伦比亚等国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实践后，在所建立的不平衡工业化发展战略中，提出非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战略，并将产业活动区分为社会间接资本（基础产业）和直接生产活动（直接加工业），建立了应从充分利用稀缺资源出发，实施前向和后向联系，极化和扩散效应等重要概念，对制造业在工业化进程中作为领头产业的关联作用进了深入探讨[29]。还有f·佩鲁（fperroux）[30]等人都分别提出了增长极核或增长核、极化效应、扩散效应、涓滴效应、回波效应等，它们都与场和空间的相互作用有关；特别是50年代f·佩鲁提出的增长极理论有着重要的空间观点，他认为增长极是指经济空间中起支配和推进作用的经济部门。增长极在经济空间中通过极化效应等形成对周围空间资源的吸纳，以保证其快速增长；通过扩散效应等向周围进行技术、投资的辐射，带动周围地区的发展。当然由于吸纳和辐射的方向是相反的，二者的通量、强度、范围存在着差异，因此会出现经济在空间结构变化中的不平衡增长。约翰·弗里德曼[31]（john friedman）用核心——边缘的关系描述了要素市场不平衡发展的过程。在一个区域内经济增长的中心只有一个，但是，在边缘地区中有希望成为下一轮增长中心的后选地点却有很多，他以动态的方式描述了经济增长中心的空间结构和演变过程。
32城市化引导机制
一个地区空间单元上的某种经济地理现象或某一属性值与邻近地区空间单元上同一现象或属性值是相关的[32]。在涉及地理因素的实证研究中忽略空间相关性必然会导致分析结果的偏差，甚至导致错误的结论。就区域城市化发展而言，此类空间效应的存在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仅源于本地经济对非农业部门就业和产出需求的增加以及本地要素供给状况，而且还取决于区外经济对本地区的需求[33]；地区间的互补或竞争关系导致区间商品流通、要素流动以及技术扩散产生的“扩散——回波”效应对地区城市化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由于相近的社会、经济、地理条件，某一地区制定的城市化发展目标往往会参照周边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促进城市化发展的政策也常常在地理上相邻的地区之间相互借鉴运用[34]。
33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扩张机制
我国学者认为，城市空间扩张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城市建设用地的高速扩张，我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动力源泉很大程度上是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推进的产物，而城市经济的发展也需要来自空间的支撑。经济发展的空间需求是城市空间快速扩张的基本动力因素之一[35]尹来盛等认为，城市化带来的人口增长推动了城市经济空间的扩张。城市人口的增长是城市土地扩张的基本动力。人口的增加将强化城市居民对住房、交通和公共设施等方面的需求，进而使城市用地不断向外扩张[36]。庞瑞秋等认为，交通是联系城市和地区的主要媒介，交通方式的变化、交通设施的建设对城市空间扩张和城市空间结构与形态具有重要影响，城市空间易于形成沿交通干道扩张的方式，交通的发展对城市空间扩张具有一定的指向性作用[37]。
4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
目前，城市经济学与空间经济相关联的理论发展反映在多个方面，包括城市分区与土地利用研究、考虑土地空间特性的城市发展模型、土地经济中的区位无效性问题[4]；考虑时间和空间的城市经济发展模型以及产业集聚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等问题等[5]。Charles·Tilly主要是从社会学的层面来探讨城市空间社会边界问题。他认为，城市空间社会边界是内部联系的人口、活动从集之间对比密度、转变或分隔的邻近区域。城市空间社会边界的改变由形成、转变、激活和压制的合成构成[38]。Cathorpe和Fulton以经济地理学为视角研究中认为，城市经济空间边界是指城市实现经济增长的土地资源和农村土地资源的分界线，是地理空间上的概念[39]。还有学者从城市生态经济学视角研究认为[40]，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与其演化环境之间的一定界限，是承载城市经济空间的城市生态环境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相互作用的重要中介环节，其适用边界的变化过程为城市经济空间与城市生态空间实现协同共生的过程。笔者认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指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主体在能够运用自身资源及其特质性能力谋求城市经济发展的势力空间界限，可以是有形的，也可以是无形的。这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一个经济社会系统概念。因而，就其本质而言，城市经济空间的演化边界应具能力与规模变动的双重属性。
一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经济基本要素等有形资源决定的规模变动边界。二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是由社会网络、知识、区域意识、文化等无形资源决定的能力变动边界。这两者间具有相互依赖性，通常前者是后者的表现，后者决定了前者的边界。城市经济空间作为一个城市经济活动的复杂经济社会系统装置，要实现发展的目的，既需要经济活动的基本要素，还应该具备使这些要素有效实现投入——产出过程的能力。因此，对城市经济空间而言，能力边界最为重要。从本质上来说，城市经济空间是要素、资源与能力的载体[41]。城市的要素与资源一般是指资本、技术、土地等同质的可以实现一般递增与递减的经济规律；而后者是异质性的并难以模仿的，不完全满足边际收益递增和边际成本递减的经济规律。因此，城市经济空间所具有的规模变化边界和整体能力变化边界就构成了现代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边界。
可以看出，相关学术界对城市经济空间特性及其形成，其发展过程也是城市经济空间边界的动态演化过程这一观点，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阶段性、主要影响因子的影响过程与影响程度等方面还存有争议，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的运动机理等方面还没有清晰的认识。
在我国，有关城市经济空间及其演化边界的研究起步较晚。近年来，已有部分研究涉及了该方面的研究内容[42-43]。刘兴正从范围经济的角度研究认为，一个城市经济空间由只有一种经济产业演变为多种经济产业时，其经济空间边界就得到了扩大；当城市经济空间收缩自己产业范围时，也就是缩小了它的经济空间边界[44]。我国学者的研究指出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生态环境支撑，生态环境状况直接对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产生制约和反馈作用。还有部分学者揭示城市经济空间在其经济结构低水平下的快速扩张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胁迫，环境损害成本上升[45]。
值得关注的是，在我国已经开展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研究中，已注意到演化边界对城市经济空间持续、稳定发展的作用[46]。但目前这些研究大多局限于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方式与速度的角度，内容主要侧重于城市经济空间扩张的人文驱动机制及生态环境效应分析[47]，对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过程中的边界变动轨迹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就显得相对薄弱[48]。以时间为节点的城市空间扩张模型更多的反映的是现象和结果[49，7]，而对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探讨，特别是城市经济空间演化边界变动规律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在理论建构的独创性方面还有所欠缺。
然而“低碳”时代的到来，对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0]，生态型、环境友好型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成为城市发展的方向和必然选择[51]，也为城市经济空间研究提出了新的必须考虑的约束条件。但是，现行的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理论以及发展实际，仍然沿袭着传统的发展思维模式和研究方法。城市空间演化理论中的线性思维仍是主流，现实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其经济空间的非生态化演化现象严重，如“城市病”的出现和蔓延等，加之城市环境的公共物品属性，造成环境物品或服务在市场上的低价甚至无价的状况，现有市场不能准确地反映环境产品或服务的生产和消费的全部环境成本[52]，也使得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定量研究更为困难，从而系统完整地考虑外界的变化，从整体的角度解析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机理。
参考文献
[1]李胜会.经济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D].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5.
[2]XHYuan，Xi Ji，HChen，BChen，GQChen.Urban dynamics and multiple-objective programming：A case study of Beijing[J].Communications in Nonlinear Science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2008，13：1998-2017.
[3]Sarah Prout，Richard Howit.Frontier imaginings and subversive Indigenous spatialities[J].Journal of Rural Studies，2009，25：396-403.
[4]LXZhang，BChen，ZFYang，GQChen，MMJiang，parison of typical mega cities in China using emergy synthesis[J].Commun Nonlinear Sci Numer Simulat，2009，14：2827-2836.
[5]Masahisa Fujita，Paul Krugman，Antony JVenables.The Spatial Economy—Cities，Reg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M].Beijing：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2007.
[6]郭俊华，蔡雯，杨畅宇.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对策研究——以陕西关中地区为例[J].人文地理，2009，（6）：59-62.
[7]ZFCai，LXZhang，BZhang，ZMChen.Emergy based analysis of Beijing–Tianjin–Tangshan region in China[J].Commun Nonlinear Sci Numer Simulat，2009，14：4319-4331.
[8]王琦，陈才.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度分析[J].地理科学，2008，2（4）：145-149.
[9]冯邦彦，尹来盛.城市群区域治理结构的动态演变：以珠江三角洲为例[J].城市问题，2011，（7）：11-15.
[10]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rasil blackwell，inc，1991.
[11]Msonis & Ghewings.fields of influence and extended input-output analysis：a theordtical account.aldersbort.ave avebury，1991.
[12]Xu songling and Peter Gould.the grad field of input-output models and the nature of coeffcients.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1991：367-371.
[13]kbgreene.the turbulent-field environment of sociotechin-ical system：beyond metaphor.behayioral science，1990，35：49-58.
[14]郭晶.低碳目标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结构优化的协调[J].城市发展研究，2010，（7）：25-28.
[15]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20；王琦.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空间耦合度分析.地理科学，2008，2（4）：145-149.
[16]靳美娟，张志斌.国内外城市空间结构研究综述.热带地理，2006，2（5）：133-138；冯邦彦，尹来盛.美国大都市区治理研究述评[J].经济学动态，2011，（4）：144-149.
[17]张京祥.西方城镇群体空间研究之评述[J].国外城市规划，1999，（1）：31-42.
[18]Christopher Kennedy，John Cuddihy，Joshua Engel-Yan.The Changing Metabolism of Cities[J].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2007，（2）：43-59.
[19]Smith.DA.and MTimberlake.Cities in global matrices：toward maping the world systems city-system[M].in PLknox and PJTaylor（eds）World cities in a world-syst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
[20]李东序.城市综合承载力理论与实证研究[D].武汉理工大学，2008.10：39-40.
[21]张燕，徐建华.中国区域发展潜力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空间关系分析[J].资源科学，2009，（8）：1328-1334.
[22]匡文慧，张树文，张养贞，等.1900年以来长春市土地利用空间扩张机理分析[J].地理学报，2005，5（9）：841-850.
[23]刘艳军，李诚固.长春市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机制及调控路径[J].城市规划与设计，2008，（6）：52-60.
[24]延善玉坦，张平宇，马延吉，等.沈阳市工业空间重组及其动力机制[J].人文地理，2007，（3）：107-111.
[25]王琦.城市经济空间演化的生态成本研究综述.城市滨水区规划设计与可持续发展交流会，2008.10.
[26]WANG Qi，GUO Xiao-li.Study on the Control Mechanism of Ecological Costs based on the Urban Economic Space Evolution.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gineering and Information Management（ICEIM 2011），2011.9.
[27]孙雁，刘志强，王秋兵，等.1910-2010年沈阳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演变特征[J].地理科学进展，2012，（9）：1204-1211.
[28]Gmyrdal.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duck-worth，1957.
[29]Aohirschman.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58.
[30]fperroux.the concept of growth pole[J].applied economics，1955，（8）：307-320.
[31]John Friedman.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y，a Case Study of Venezuela.The MIT.Press，1966.
[32]ANSELIN L.Spatial econometrics：methods and models[M].Dordrecht，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1988.
[33]高琳.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撤县设区”：主动适应与被动调整[J].经济地理，2011，（4）：573-577.
[34]蒋伟.中国省域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分析[J].经济地理，2009，（4）：613-617.
[35]王新涛.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动力系统分析[J].北方经济，2009，（6）：33-35.
[36]尹来盛，冯邦彦.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研究[J].经济地理，2012，（1）：63-70.
[37]庞瑞秋，白鸿蓉，刘艳军.长春市产业空间布局演化：轨迹、机制与调控[J].东北师大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4（12）：143-148.
[38]Charles·Tilly.Identities，Boundaries & Social Ties（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138-141.
[39]CATHORPE，FULTON.Charter of the new urbanism[J].Time—Saver Standard for Urban Design，2001，（3）：10-11.
[40]Seong-Hoon Cho，Olufemi A Omitaomu，Neelam C Poudyal，David B Eastwood.The Impact of an Urban Growth Boundary on Land Development in Knox County[J].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Dec，2007，39（3）：701.
[41]Penrose E T.The Theory of the Firm[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15-18.
[42]张换兆，郝寿义.城市空间扩张与土地集约利用[J].经济地理，2008，（3）：419-424.
[43]杨振山，蔡建明，高晓路.利用探索式空间数据解析北京城市空间经济发展模式[J].地理学报，2009，（8）：945-955.
[44]刘兴政.城市边界——关于城市发展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J].现代城市研究，2007，（6）：60-65.
[45]张伊娜.上海城市空间结构减载的经济学研究[D].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6.
[46]张学勇，沈体艳，周小虎.城市空间增长边界形成机制研究[J].规划师，2012，（3）：28-34.
[47]常学礼，陈雅琳，崔步礼.半干旱地区城市化进程对区域沙漠化的影响[J].干旱区地理，2007，30（3）：321-327.
[48]杨光梅，闵庆文.内蒙古城市化发展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J].干旱区地理，2007，30（1）：141-148.
[49]乔标，方创琳，黄金川.干早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的规律性及其验证[J].生态学报，2006，26（7）：2183-2190.
[50]Stephen Blanchette Jr..A hydrogen economy and its impact on the world as we know it[J].Energy Policy，2008，36：522-530.
[摘 要]本文着重分析城际交通系统的改善对长株潭城市群经济要素流动的影响。从分析城际交通建设的布局合理性及其发达程度和物流货运量的正向关系出发，实证了城际交通促进了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关键词]城际交通经济一体化经济要素流动长株潭城市群
一、引言
当今社会，大都市圈是国家经济中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在城市群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城际交通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城市群的发展而发展。一方面，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必然伴随着大量的交通需求量的产生，因而，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促进了城际交通的发展。另一方面，城际交通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拥有迅捷的运输能力又会加速长株潭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因此，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在促进城市群经济结构变化和城际交通运行方式协调的基础上，共同促进了社会经济总量的增长。
二、城际交通概述
1.城际交通的概念
城际交通是指通过对城际间的运输网络、运输装备、运输组织、运输法律法规和运输信息化5个层次的社会运输资源的整合，建立以民航运输、铁路、高速公路、水运为通道运输网络的运输系统。它的目标是“满足城际间运输市场的需求，快速提高城际间运输能力，快速提升运输服务水平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
2.城际交通的功能
城际交通系统由空运、陆运和海运等各种运输方式构成的便捷、大运量、高速度的通道运输系统，它分为客运系统和货运系统，以此为载体，从而实现“客运快捷化、货运重载物流化”的发展目标，是城际间综合运输系统的骨干网络。
三、长株潭城市群产生和发展概述
长株潭一江三市，彼此相隔不到50公里，沿湘江呈品字形排列。长株潭作为中国老工业基地和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城市群，综合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特征，在全国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20世纪50年代，就有专家提出三市合一、共建“城”设想；80年代初，由张萍提出长株潭城市群区域一体化的设想和初步试验，1997年，湖南制定推进长株潭经济一体化战略；2005年8月，湖南省人民政府批准《长株潭城市群区域规划》，这标志着长株潭总体规划阶段的结束；2007年12月14日，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改委正式下文，批准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至此，长株潭城市群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四、城市群经济一体化概述
1.城市群的概述
城市群的研究历史中，先后有英国学者霍华德(E. Howard,1898)的“田园城市”模式；法国地学者戈德曼(Jean. Gottmann)提出的全新的城市群体概念即“大都市带”(Megalopolis)；美国学者弗里德曼将后工业化社会形态与功能上多核聚集的集合城市区描绘为“城市地域（Urban field）”；我国城市地理学者周一星在研究西方大都市连绵带和相类似的新型城市群空间组织的基础上，将我国沿海地区出现的城市群称之为大都市城市群(MIR)。我国学者姚士谋将城市群定义具有核心城市，并且由地域相近的、经由城际交通网络的不同城市构成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
2.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概述
城市群经济一体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不仅体现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还具有其作为城市群体系统空间组织结构逐渐演进的特点。在这个演进的过程中，其功能和空间不断向更高级阶段推进。
城市群经济一体化包含了一下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市场经济社会中的经济要素诸如商品、资金、劳动力、信息等在城市群内充分地流动，以形成统一市场；二是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经济等因素多重作用，加速了城市群间的不同城市主体实现了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有效的产业集群和扩散的经济格局；三是随着城市群间的分工合作的不断加强，在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了功能齐全、制度健全的城市群城市体系，并且随着城市群经济的发展，城市群城市体系将向更高一级阶段演化。
五、城际交通对长株潭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实证研究
1.长株潭城市群城际交通资源概况
自长株潭的规划实施以来，三市间的城际交通资源发展非常迅速，目前已建立起以长沙为中心，铁路、公路、水路、航空为主的交通网络。其铁路资源方面，长株潭城市群境内有京广、浙赣、湘黔、武广四大铁路干线纵横，其中株洲是我国南方最大的交通枢纽；其公路资源方面，该区域内共有不仅有国道4条，省道18条，同时还有京珠、上瑞高速的穿越；长张高速和长永高速的延伸；城际间已经建立了长潭西线和长株高速，因此城际间公路交通网络发达、纵横交错；其水路资源方面，湘江贯穿整个长株潭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航空资源，现有民用航空定期航班通航机场1个（长沙黄花机场），开通航线100多条。
2.促进长株潭城市群经济要素流动
通过公路运输实现的人流和物流方面，以2006年数据为例，长株潭城市群辖区内共有物流量为2478万吨，物流周转量为1094995万吨公里；公路客流量11863万人，客流周转量为1073632万人公里；在水运数量上，以2006年数据为例，人流量为10238万人，人流周转量为618539万人公里，物流量为9784.48万吨，物流周转量为730402.75万吨公里，内河港口货物吞吐量为1020.6万吨。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城际之间的水运和陆运技术的改善，高速公路的修建，有效地加速了人流、物流和资金流在长株潭城市群的循环与更新，为其经济一体化提供了充足的血液和保障。人流、物流以及资金流的相互作用，使得它们在流通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样保证了生产要素流动更加合理，实现了整体优势的加强，资源得到共享和合理配置，从而使得城市群的经济在外向型经济方面有更大更高的发展空间。
3.推动长株潭城市群城市职能分工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
长株潭三市产业集群在城市群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的分工。 长沙形成了以电子信息、机械制造、食品加工、生物医药、新材料为主的产业体系，科研和技术服务等第三产业比较发达。株洲形成了以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有色金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为主体的产业体系；湘潭形成了以钢铁、机电及机械制造、化学原料及精细化工为主的产业体系。因而，通过建立产业集群内部比较严密的分工和合作体系，能够有效地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各地所长，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同时利于企业充分利用外部资源防范外界不确定性风险，最终实现了企业的外部范围经济。
城际交通的发展一方面使经济要素的流动摩擦的减少，从而有效地保证了长株潭城市群内部不同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和产业的空间的合理布局，进而产生集聚效应，从而达到协作明确、资源共享、规模报酬递增、社会整体经济福利水平共同提高的目标；另一方面改善了长株潭城市群的投资环境，优化了经济要素在长株潭城市群间的成长条件，为国内外资本在长株潭进一步集聚提供了保障，为长株潭的充分发挥整体集聚效应建立交通基础，这些基础硬件设施的完善，将有效地促进长株潭城市群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强长株潭城市群和周边城市的产业对接和优势互补。因此，城际交通的发展有效地推动长株潭城市群城市职能分工和产业的集聚与扩散。
4.完善长株潭城市群城市体系
随着长株潭城市群建设进程的加快与区域规划的实施，长株潭城市该区域内不仅有国道4条，省道18条，同时还有京珠、上瑞高速的穿越；长张高速和长永高速的延伸；城际间已经建立了长潭西线和长株高速，因此城际间公路交通网络发达、纵横交错。特别是城际高速公路的建设，大大促进了沿线中小城镇的发展，在总体上形成了以长株潭为核心城，各小城镇为卫星城，从而形成了等级层次分明的城镇体系，在核心城和卫星城互利共赢的发展过程中，将体现较高的城市群体能级效应。
长株潭城市群城际交通资源的发展程度是反映长株潭城市群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要素，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反作用于长株潭城市群，促使其出现核心极的反聚集效应，同时不断进步的城际交通的技术促进了城市的城市极核的扩散，从而为扩大化的长株潭城市群（3+5）的发展提供了核心动力源泉。
先进的长株潭城市群城交通技术为该城市群经济发展提供有效的基础设施保障；完善的长株潭的远景战略规划为长株潭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方向，它将大大提升长株潭城市群整体的集聚功能，二者的共同作用使得长株潭的核心城市和卫星城市共同进步和发展，从而保证城市群体系等级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以构建合理的城市群等级城市体系。
六、结语
城际交通的发展是反映城市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个要素，它有力地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的可持续发展；城市群经济一体化是指城市群里的城市间的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各城市间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实现城市群经济可持续发展。本文从分析城际交通建设的布局合理性及其发达程度和物流货运量的正向关系出发，实证了城际交通对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作用，即促进经济要素流动，深化城市群城市间产业的集聚与扩散，以构建合理的城市群等级城市体系，从而有效地促进城市群经济一体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Manfred F,Javier D,Snickars F,大都市创新体系[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2]沈志云.交通运输工程学[M].人民交通出版社,1999
[3]马啸飞.提高铁路货运旅行速度,扩大在货运市场中的占有率.北方交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99
[4]彭福清等.长株潭城市群公共管理研究[M].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5]张萍.城市经济联合体是商品经济发展产物[J].经济日报,1986
[6]张萍.张平委员提出三点建议[J].湖南日报,1982
[7]来亚红.长株潭城市群“两型社会”综合改革实验区刍议[J].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08
[8]霍华德.金经元译.明日的田园城市[M].北京商务出版社,2000
[9]Gottmann J.Megalopolis;The Urban Northeastern Seaboard[J].Economic Geography，1957.33(7):31-40
[10]Gottmann J.Megalopolis;The Urban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M].Cambridge,the MIT Press,1961
[11]Friedmann J, Miller J. The Urban Field.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J].1965,131:312-32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生态危机日益严重，能源危机，环境污染，水资源短缺、气候变暖，荒漠化、动植物物种大量灭绝等各类相互联系的危机日趋严重，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也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峻的挑战。20世纪50年代前后，不断爆发的环境危机以及出现世界闻名的“公害事件”，敲响了环境保护的警钟，人类开始重新审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1953年，美国人类学家J.H.斯图尔德(J.H.Steward)在《进化和过程》一书中，率先提出文化生态学的概念，文化生态学以人类在创造文化的过程中，与天然环境及人造环境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把握文化生成与文化环境的调试及内在联系。这一时期，一些从事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的国际组织相继成立，其中1948年成立的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1956年成立的国际文物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1956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等逐渐在相关领域发挥重要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理学的理论方面，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性已经在全世界得到确认。在人地关系方面，形成了人与环境之间的“和谐论”，从而奠定了现代地理学的统一性与综合性。和谐论主张分析人与环境的关系，以谋求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间的协调，例如日本学者石田宽就曾提出“预防破坏景观，建设一个和谐的景观”的主张。
第一位唤起人们关注自然环境的是美国海洋生态学家R.卡森(R.Carson)，她于1962年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这样的事实，即现代人由于滥用DDT及其它杀虫剂，已经伤害许多生命，严重的改变了自然生态。人类再不节制，未来的春天将不再鸟语花香、热闹缤纷，而是一片死寂与静肃。由于对环境脆弱本质和相互依赖的特点认识不足，人类正在以惊人的速度破坏着自然环境。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博尔丁(K.E.Boulding)发表《一门科学――生态经济学》的论文，第一次提出生态经济学的概念，形成以生态经济效益，即生态系统和经济体系相互作用的经济效益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主张在人口，工业迅速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加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大工业和现代农业所造威的环境污染日趋严重的情况下，把经济发展同环境，资源，生态结合起来研究其经济效益。此时，原有的东方文明中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重新引发人们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文化景观和自然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主张将其作为国家的重要职责。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与景观和环境相关的概念开始出现在有关国际文件中，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1962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2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关于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性的建议》，第一次提出了保护景观的目的，指出“为本建议之目的，保护景观和遗址的风貌与特征系指保存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修复无论是自然的或人工的，具有文化或艺术价值，或构成典型自然景观的自然、乡村及城市景观和遗址的任何部分”。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威尼斯通过的《关于古迹遗址保护与修复的国际》(威尼斯)，第一次在文物古迹的保护中引入了环境的概念。指出：“历史古迹的要领不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i969年，L.麦克哈格(L.McHarg)在《设计结合自然》一书中，从自然、历史、人文的角度探讨了环境问题，描述了自然过程如何引导土地开发。规划设计结合自然理念的提出不仅是在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还标志着生态学方法第一次完整地引入了城市规划之中。
随着社会经济和现代工业化的高速度发展，自然资源、人口、粮食和环境等一系列影响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问题日益突出。同时，人类活动范围的日益扩大，正在直接和间接地影响着生物圈。为了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科学依据和有效措施，国际生物科学联合会(IUBS)制定了国际生物计划，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了人与生物圈(MAB)国际组织，开展森林、草原、海洋，湖泊等生态系统与人类活动的关系，以及农业，城市。污染等有关的科学研究。同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在巴黎通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次明确了“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其中“文化遗产”包括文物、建筑群和遗址，而遗址则指“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自然遗产”则包括：“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其中“文化遗产”中的“自然与人联合工程”引起人们的深入思考。
1976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会议在内罗毕通过的《关于历史地区的保护及其当代作用的建议》(内罗毕建议)，第一次提出了“历史和建筑地区”的概念，指出：“‘历史和建筑(包括本地的)地区’系指包含考古和古生物遗址的任何建筑群。结构和空旷地，它们构成城乡环境中的人类居住地，从考古、建筑，史前史，历史，艺术和社会文化的角度看，其凝聚力和价值已得到认可。在这些性质各异的地区中，可特别划分为以下各类史前遗址、历史城镇，老城区、老村庄。老村落以及相似的古迹群”。同时明确了“环境”和“保护”的定义，即“‘环境’系指影响观察这些地区的动态、静态方法的。自然或人工的环境”。在这层意义上，定必不仅涉及趋于静态的文物，建筑物与遗址，还考虑到社会文化进程中的动态性以及历史和建筑地区环境要素的延续性，而“‘保护’系指对历史或传统地区及其环境的鉴定，保护。修复。修缮，维修和复原”。之后，人类环境和文化遗产保护问题更加引起世界范围的重视。
1977年12月，一些国家的著名建筑师、规划师，学者和教授，在秘鲁马丘比丘山的古文化遗址，签署了具有宣言性质的《马丘比丘》。其中“文物和历史遗产的保存和保护”部分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址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在该的结束语中写到：“古代秘鲁的农业梯田受到全世界的赞赏，是由于它的尺度和宏伟，也由于它明显地表现出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它那外表的和
精神的表现形式是一座对生活的不可磨灭的纪念碑，在同样的思想鼓舞下，我们纯朴的提出这份”。这一在文化景观遗产地诞生的庄严，无论对城市规划领域的观念更新，还是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恰好也在1977年，《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操作指南)作为《世界遗产公约》的实施细则予以公布，明确提出了评价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和相关管理要求。在理论界，J.D.西蒙兹(J.D.Simonds)在《大地景观》(1978)中全面阐述了生态要素分析方法、环境保护，生活环境质量提高，乃至于生态美学的内涵，从而把生态景观研究推向了“研究人类居住空间与视觉总体的高度”。
1980年8月，在东京召开的第24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大会主席伦敦大学教授M.J.怀斯(M.J.Wise)在开幕词中指出，“在今日世界人口日增，环境急剧，资源匮乏和自然灾害频仍的处境中，如何协调自然环境和人类文化生活的关系，已成为国际地理学界所面临的主要研究任务”。美国未来学者A.托夫勒(A.Toffler)于1980年出版了《第三次浪潮》，认为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革浪潮：第一坎是农业革命。第二次是工业革命，而电脑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人了第三次浪潮，即信息革命时代，并将从根本上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政治准则、生活方式、社会传统及意识形态等。美国经济学家J.奈斯比(J.Naisbitt)于1982年出版了《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提出了未来社会的十个发展方向。在诸多学派中，人文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秩序最终是生态秩序的产物，人类社会在生物学和文化的两个层面上被组织，从而发生着类似于生物界的竞争，淘汰，演替等过程。生态主义学派强调城市是一种生态系统，人的生活要从自然界的背景中得到理解。因此人不再是中心，而只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必须放弃那种认为科学和技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错误想法，变得谦虚、温和与适度。这些思想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尊重顺应，到控制征服，到保护利用，直至上升到和谐共处的演进过程，启发人类在获得改造世界巨大能力的同时，应谋求更加理想的人居环境。1984年，M.荷夫(M.hough)在《城市形态和自然过程》中重点论述了城市的自然演进过程与城市空间营造的关系问题。
以上国际文件中的定义，理念和相关学者的研究成果、思想，成为文化景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理论基础，在文化景观遗产保护中起到了重要作用。1984年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8届会议上，关于文化景观的概念已经予以提出并讨论。会议指出“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的价值”；“应将‘文化’与‘自然’同等看待，力求避免两级化；《世界遗产公约》目的不是‘选定’景观，而是在一个动态的和演变的框架中保护遗产地的和谐与稳定，更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使人们逐步意识到文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1987年10月，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8届全体会议，在华盛顿通过了《保护历史城镇与城区》(华盛顿)，该“涉及历史城区，不论大小，其中包括城市，城镇以及历史中心或居住区，也包括其自然的和人造的环境。除了它们的历史文献作用之外，这些地区体现着传统的城市文化的价值”。《华盛顿》列举了历史地段应该保护的内容，其中包括地段和街道的格局和空间形式：建筑物和绿化，旷地的空间关系：地段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包括与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关系等涉及文化景观的内容。从这些内容看，历史地段保护更关心的是整体环境，强调保护和延续其中人们的生活。该还归纳了保护历史地段共同性的问题，指出“今天，由于社会到处实行工业化而导致城镇发展的结果，许多这类地区正面临着威胁，遭到物理退化、破坏甚至毁灭”。
在我国，近代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是在20世纪20～30年代，通过外国传教士和我国派往的留学生而陆续传入国内。1926年迄至1949年，在先后成立的+多所大学地理系内系统地进行讲授，其中以法国人文地理学家J.白吕纳(J.Brunhes)为代表的人地相关论和以英国经济地理学家L.D.斯坦普(L.D.Stamp)为代表的经济地理思想具有广泛的影响。前者认为人对人地关系的形成具有选择的可能和自由，而后者倡导经济地理应用于城乡规划。在这一时期我国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一些有关人口分布、土地利用，农业分区，城市地理，边疆勘察、地区综合考察，以及人文景观等方面的著作，表明人文地理和经济地理研究工作相互交错。但是，此后的一些年代里“除经济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以外的人文地理学其他的分支均被视为唯心主义学术思想而一概摒弃”。特别是随着经济建设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要求摸清各地区生产布局。流域区划，铁路选线，区域规划，农业区划以及建设条件，资源储量，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为经济地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道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于是就出现了人文地理学和经济地理学一衰一盛迥然不同的局面，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结束。
近30年来，“景观”和“文化景观”的概念，在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历史地理学、人口地理学、区域地理学等学科中被广泛应用，并对其定义与内涵进行了系统的考证与阐释。谭其骧先生推动了我国沿革地理和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对我国民族迁徙和文化作了大量的研究。他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历史文献资料为主，吸取了考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李旭旦先生是我国现代人文地理学奠基人，同时致力于区域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强调人文地理学的理论基础是“人地关系论”，研究的目的是谋求人地关系的协调。认为“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主张从研究文化景观来分析人地关系。侯仁之先生倡导以现代地理学的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几十年来，他孜孜不倦地探索北京城市起源、城址变迁，园林营建、水源开发利用，地下古河道复原及城市平面布局特点等，对北京城市规划建设不断提供科学的依据。早在1950年，候仁之先生就曾建议将大学历史课中的“中国沿草地理”改名为“中国历史地理”，认为历史地理学的任务是探讨一个地理环境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发展演交的规律。1962年，他发表了《历史地理学刍议》一文，进一步阐明了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研究方法及与传统沿草地理的重要区别，使其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在以后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出版
了《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概述》等专著，为这一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侯仁之先生这一理论体系的阐述，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我国现代文化景观遗产研究的独立探索。
上述众多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皆成为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思想基础。同时，我国关于区域社会和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早在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先生就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提出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探讨了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基本经济区分布情况，并认为它们是我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的经济基础和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实际上也与文化发展演变的区域特性是基本一致的。李旭旦先生在《人文地理学导论》中指出，“长期以来，地理学科总是分成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两大互相密切联系的组成部门。但近30余年来，我国一直按照1950年代苏联一部分地理学者的片面论述，把地理学分裂成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两门各自独立的学科，不仅割裂了自然与人文现象的客观联系，还把人文现象的研究局限于经济上的生产配置这一狭隘的范畴之内”。今天“人文地理学正和新兴的环境科学、生态科学，区域科学与行为科学相结合，力求在解决世界性资源短缺，人口危机、自然灾害、环境污染与生态平衡等重大社会问题上作出贡献，从而促进了人文地理学在方向内容与方法上的创新”。谭其骧先生也在1980年代提出“不能笼统地，简单地谈论中国文化，而在任何时代，都不存在一种全国共同的文化，文化的地区差异应予以足够的注意”。
在考古学研究方面，经过几代考古学家的努力，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学的年代谱系，在全国各地就已经基本建立并逐步得到完善和细化。长期以来，人们称黄河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视黄河流域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华文明的核心。最近20年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迅速扩展了人们的视野，面对各地不断涌现的史前时代的城址、祭坛、大墓，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精美的玉器、陶器和漆器，人们看到了中华远古文化的多源和多彩，看到了中国文明起源过程的新层面，也了解到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之久远，成份之复杂。“多元一体”是我国文明起源、发展的重要特征，地域之间的差异以及千丝万缕的联系，无疑是认识区域文化的一个重要思路，也是区域文化遗产保护和发展的重要支撑。基于“多元一体”的文明进程，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复杂多样的自然地理单元，考古学、历史学。地理学家们对我国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开展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工作。除此宏观的地域文化研究之外，还有不少着眼于具体文化现象的历时性或共时性区域研究成果，为深入了解我国文化遗产的区域特性，以及发展演变的时空背景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成为我国文化景观研究的重要方法。
“20世纪70～80年代是中国考古学发展走向成熟的转折期，经过60年代的摸索和解悟，终于找到一条中国特色的考古学发展道路，一个带根本性的学科理论，这就是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学说”。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着眼于各地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从全国范围将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重点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己、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在此基础之上，他提出了著名的“考古文化区系类型说”，即“区是块块，系是条条，类型是分支”，既指明了文化的区域差异，也阐述了文化的历史传承。这一学术思想在考古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带动了国内区域考古学的深入发展，严文明先生曾论及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划分为中原、甘肃，山东，燕辽，江浙和长江中游六大文化区。张光植先生也曾将龙山时期文化划分为相互关联的山东，良渚、黄河中游、齐家河。清龙泉五个区。这些都是基于史前考古学文化特征而进行的区划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化的区域性。上述考古学文化的划分，本身就说明了中国文化内涵丰富多采，正如苏秉琦先生言简意赅地概述为“满天星斗”。
文化景观遗产的探索与国际共识
随着人们对世界文化遗产内涵和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化，促使人们从更广阔的视野、更深入的角度去分析和梳理文化遗产之间的内在联系，探索和建立新的文化遗产类型和相应的保护方式，手段、体系，受到关注与保护的文化遗产类型也在不断扩充，例如“历史城镇”、“传统村落”，“运河遗产”和“文化线路”等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这些新型文化遗产的共同特点，都体现出文化与自然两者的密切关联和相互结合，世界文化遗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价值，并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涵义。1987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考察我国申报项目――泰山时，发现泰山不同于一般世界遗产项目的独特价值，即它不仅符合世界自然遗产的标准，也同时符合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准，促使了在世界遗产类别中，“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这一新类别被认可。文化景观遗产概念的最终确立源自于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1992年10月，世界遗产中心会同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在法国的拉贝第皮埃尔召开关于将“文化景观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专题研讨会。这是文化景观遗产在迈向世界文化遗产的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为了适应文化遗产的整体区域与多样化类型，来自各成员国的专家分别对《操作指南》提出修改意见，讨论了新修订的文化遗产评估标准，并总结出文化景观遗产的定义、分类和提名等方面规定，建议将杰出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体系之中。
1992年12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会议上，决定将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景观遗产纳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在《世界遗产公约》公布120年后，世界文化遗产的体系中增加了“文化景观遗产”这一新的类型。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意义重大，使人类和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关系在文化遗产中得到具体的体现。其背景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不断加快，人们生存环境日益遭到破坏，人类需要保存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维持生物的多样性，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健康的发展。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第一条的内容，世界遗产委员会认为，文化景观遗产代表着“自然与人类联合工程”，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保护的要求与特性。长期以来，世界遗产始终在“文化”与“自然”两个支点之间寻求平衡，而文化景观遗产将文化与自然两种因素联系起来，促进了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稳定。“文化景观”是指自然与人类创造力的共同结晶，反映区域的独特的文化内涵，特
别是出于社会、文化、宗教上的要求，并受环境影响与环境共同构成的独特景观。“文化景观”也是从较大的范围、较充分的规模去发现和认识在某种特定环境中人的创造和生存状态。
自1992年文化景观遗产正式确定为世界遗产中的特殊类型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许多变化，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联，被明显重视起来，衡量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评估标准也经历了多次改变与调整。其中，许多实质性的进展与文化景观遗产类别的纳入，以及对其不断深入的思考直接相关。文化景观遗产的确立使世界遗产更具平衡性和代表性，也使世界遗产所代表的自然与文化，人类与环境、物质与非物质遗产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和深刻。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附录中，把文化景观分为“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有机进化的景观”和“关联性文化景观”三种类型。“由人类有意设计和建筑的景观”包括出于美学原因建造的园林和公园景观，它们经常(但并不总是)与宗教或其他纪念性建筑物或建筑群有联系。“有机进化的景观”它产生于最初始的一种社会，经济、行政以及宗教需要，并通过与周围自然环境的相联系或相适应而发展到目前的形式。“关联性文化景观”以其与自然因素，强烈的宗教，艺术或文化相联系为特征，而不是以缺失文化的物证为特征。文化景观遗产作为连接文化与自然的纽带，更加体现出“人类长期的生产，生活与大自然所达成的一种和谐与平衡，与以往的单纯层面的遗产相比。它更强调人与环境共荣共存、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993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德国都柏林举行“有关具有突出世界价值的文化景观的专家会议”，提出了“未来行动计划(文化景观)”。该行动计划总结了有关提供“成员国在确认，评价，提名和管理文化景观进八《世界遗产名录》的资格方面的指导”，以及准备“对文化景观进行专题研究”的建议。199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8届会议提出建立具有代表性与平衡性《世界遗产名录》的“全球战略”。并认为主题研究可以作为建立具有代表性的《世界遗产名录》的有效方法。人们意识到，欧洲建筑与宏伟，壮观的人造景观等古迹在《世界遗产名录》中占据优势地位，而具有深度，复杂度和与环境建立多样化联系的传统文化却鲜有代表。而这种不平衡性正是由于过去将“文化”与“自然”遗产过于简单地一分为二所造成的，新纳入的文化景观遗产显然可以作为调整失衡的杠杆。同时，《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本身也在不断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进行调整和完善，逐步扩充世界遗产的类型及其所代表的普遍价值。1977年～2005年间，《操作指南》先后修改达17次。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素方面，从重视单一文化要素的保护，向同时重视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综合要素保护的方向发展。例如兼具文化和自然复合特征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由文化要素与自然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文化景观遗产，均成为国际社会探讨加大保护力度的对象。
另一方面，在国际景观生态学会(IALE)与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举办的大型学术活动中，都有景观与文化的专题讨论会。1994年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第90届年会上有“文化研究在地理学中的应用：神话，景观、通讯”专题报告会；1994年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大会提出，要利用景观生态学原理来规划和管理土地资源，促进文化景观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1995年国际景观生态学会大会上对景观类型与人类活动特征、景观建设的量化因子、21世纪的文化景观、持续发展与文化景观等命题都有所涉及。1999年，美国学者霍纳蔡夫斯基(Honachefsky)提出“生态导向”的概念。他认为美国城市的无序蔓延及其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的出现，是因为将土地的潜在经济价值置于生态过程之前所致，因此提出“生态优化”的思想。这一思想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积极响应，并开始从“生态优化”所强调的单纯“保护”，向利用生态来引导区域开发的“生态导向”思想方向发展。在这一思想推动下，美国在区域开发中开始推行“精明增长”计划，提出了控制城市蔓延，保护农地，保护生态与社会人文环境、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精明增长目标。精明增长作为一种旨在平衡发展与保护关系的区域发展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在此期间，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国际公约和文件相继问世，成为人们步入21世纪的共同行动纲领，标志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成为全球共识。例如1996年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会议，发表了《伊斯坦布尔宣言》，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会议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我国也制定并公布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基本国策之一。21世纪人类进入“生态时代”，生态思想成为人们解决所有与生命现象有关问题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思想，在这一背景下，强调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极为重要。同时，在21世纪，国际上已将生物多样性的三个层次，即基因、物种和生态系统，拓展为包含景观在内的四个层次，文化景观被放在重要位置，并赋予崇高的使命。文化景观既是“生物多样性的最后储藏所”，也是文化遗产保护不可或缺的内容，既是反映过去人类土地利用的历史和遗迹的证据，也应该成为人类土地持续利用的样板，并为人类提供享受美和愉快以及自然与文化多样性的机会。
随着文化景观遗产进入世界遗产范畴，对其进行有效管理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各国将文化遗存的区域保护与国家和地方的文化和生态建设，社会发展等结合起来，带有预见性的划定相关文化遗产保护区，为城市规划，政府管理、土地利用等密切相关的部门预先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以及新的保护和管理思路，为区域整体协调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取得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例如美国最早通过设立“国家公园”(nationalpark)制度，坚持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的公益性、完整性、科学性，将重要的文化景观遗产地收归国有，完整地保留了大面积的、类型丰富的国家财富；在意大利，一般强调不改变文化遗址现状，尤其重视环境要素的保护，例如在庞贝遗址的保护中得以充分体现；在英国约克郡曾通过“地下古迹分布图”的编制为保护对策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从而免遭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破坏，在日本，通过国家，地方立法，由中央。地方政府保护实施，使得京都和奈良等地作为历史史迹保护区被整体保护下来：在德国，结合现代航空测量，遥感技术，频繁对国土范围内的文化遗存进行普查。
文化景观遗产保护理论和方法的
形成经历了较为复杂的过程，进入20世纪后逐渐达成共识。2001年2月，来自南亚、东亚和东南亚的考古，建筑、市镇规划及遗产地管理等领域的专家相聚越南会安，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研讨会，探讨建立和颁布最佳保护范例的区域性标准，以确保亚洲遗产地的内在价值得到应有的保护。会议强调了遗产在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在亚洲，天然和人造遗产不仅与其自然地理和文化环境有着不解的联系和渊源，同时也是更多非物质性文化传统的表现背景。因此，与会专家尤其强调了自然遗产地，非物质遗产和文化景观的保护规范间的相互关联性”。针对文化景观，会议认为“文化景观是指与历史事件。活动，人物相关或展示出了其他的文化或美学价值的地理区域，包括其中的文化和自然资源以及野生动物或家禽家畜”。与会专家认为“文化景观反映了不同文化的有机哲理和观点，必须得到了解和保护”。同时，“文化景观并非静态。保护文化景观的目的，并不是要保护其现有的状态，而更多的是要以一种负责任的。可持续的方式来识别，了解和管理形成这些文化景观的动态演变过程”。2005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会安通过了《会安草案――亚洲最佳保护范例》。
2003年7月，在巴黎召开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7届会议期间，曾就拟在维也纳“中央车站项目”场址建造三栋高层塔楼的问题，以及就世界各地历史性城市，包括世界遗产城市及其附近，出现的高层建筑建设这一常见问题展开了辩论。经过辩论，世界遗产委员会要求世界遗产中心就这一问题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2005年5月，主题为“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管理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的国际会议在维也纳召开。会议实地考察了维也纳历史城市景观的保护状况。维也纳的历史城市景观以中、低层公寓楼为特点，楼房普遍为4―6层，整个城市的屋顶采用19世纪古典主义建筑风格，形成协调的城市文化景观。教堂和其他宗教建筑的穹顶和尖顶，从城市的各个角度清晰可见，发挥着地标性建筑的作用。而建造于20世纪50～70年代的几栋高层办公建筑，由于位于历史中心的边缘地带，当时并没有被视为对城市文化景观的侵扰。2001年，维也纳历史中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提高了市民对城市文化景观价值的认识，他们对新的高层建筑可能对城市轮廓线和文化景观遗产产生的影响提出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关注。维也纳会议还讨论了有关北京、加德满都。科隆、里加、波茨坦，阿维拉和危地马拉城等世界遗产城市的高层或当代建筑的案例，这些城市一直在不断投资兴建新的基础设施、住房和办公场所，且这种现象会持续下去，并进而对城市文化景观构成长期威胁。
维也纳会议讨论的焦点包括，如何协调历史文化名城或历史地区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如何在满足持久投资需要的同时不破坏城市的历史特点和文化特征；如何确定文化景观可以接受的变化限度，如何建立适用的评估和评价标准等问题。会议形成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备忘录》(维也纳备忘录)，并提交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9届会议通过。《维也纳备忘录》是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它侧重于当展对具有文化遗产意义的城市整体景观的影响，其“历史城市景观”的概念超出了以往国际和相关建议中通常使用的“历史中心”，“整体”或“环境”等传统术语的范围，涵盖的区域背景和景观背景更为广泛，综合考虑了当代建筑、城市可持续发展和文化景观完整性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提倡采取综合方法维护城市景观的重要声明，并作为《内罗毕建议》的补充性区域级指南。在此基础上，2005年lO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5届《世界遗产公约》缔约国大会在巴黎通过了《保护具有历史意义的城市景观宣言》，宣言“强调将当代建筑恰当地融入历史城市景观中的必要性，并强调在计划进行当代干预时开展文化或观赏影响研究的重要性，宣言要求各缔约国”将《维也纳备忘录》中确定的原则纳入各自的遗产保护政策”。
在2005年版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对一直以来沿用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合并，规定，“如果遗产符合下列一项或多项标准，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会认为该遗产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1、代表人类创造精神的杰作；2，体现了在一段时期内或世界某一文化区域内重要的价值观交流，对建筑、技术，古迹艺术，城镇规划或景观设计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3，能为现存的或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特殊的见证；4，是一种建筑，建筑群，技术整体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发展阶段：5、是传统人类聚居。土地使用或海洋开发的杰出范例，代表一种(或几种)文化或者人类与环境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由于不可扭转的变化的影响而脆弱易损；6，与具有突出的普遍意义的事件、文化传统、观点，信仰，艺术作品或文学作品有直接或实质的联系：7，绝妙的自然现象或具有罕见自然美的地区，8、是地球演化史中重要阶段的突出例证，包括生命记载和地貌演变中的地质发展过程或显著的地质或地貌特征，9，突出代表了陆地、淡水、海岸和海洋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演变，发展的生态和生理过程；10，是生物多样性原地保护的最重要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或保护角度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栖息地。
关键词:通勤;城市;步行空间
1引言
人们日常出行的交通方式主要有步行、自行车、电动车、公共交通(公交巴士、地铁等)、自驾车几种类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市的扩展，人们逐渐依赖机动车出行。然而，机动车在为人们出行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影响了人们的身体健康。近年来人们开始提倡绿色出行、健康出行。1992年，国际健身与大众体育协会(TAFISA)发起了“世界步行日”活动，确定每年的9月29日为世界步行日。国外关于步行交通体系的研究主要包括行为学、交通地理学、建筑与规划学三个方向，分别从人的行为与认知角度、交通流线网络与空间、土地利用景观与空间三个角度进行研究［1］。通勤行为是出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EvaHeinen等研究发现，荷兰20%的出行行为是通勤行为，并且其他西方国家的数据与其类似［2］。因此，基于通勤视角的城市步行空间研究对人们出行行为、城市交通规划、城市街路景观规划、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2相关概念解析
2．1通勤
通勤是由于居民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而产生的出行行为，其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城市规划学、交通规划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经济学、建筑设计学、社会学等多门学科［3］。刘爱玲、胡小琪等对我国非农业职业人群上下班交通方式现状进行了研究，通过对11539名(男性6906名、女性4633名)非农业职业人群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步行、骑车、乘车、混合交通方式上下班的比例分别为33%、39．4%、14．9%、12．7%，其中步行上下班的人群平均每天上下班步行时间为26．6min［4］。
2．2空间
空间分为三类:立体空间、容积空间以及两者相结合的混合空间。容积空间具有静态、内聚的特点，其空间的基本形式是围合，在其空间中主要突出墙体和地面的特征;立体空间具有流动性和散漫之感，空间层次丰富，相较于容积空间，其空间的基本形式是填充［5］。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埏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片庸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说明了空间的功能作用，即可用性，同时也说明容纳是空间的基本属性。2．3城市步行空间步行是一种动态的行为过程，包括起点、终点、路径三个部分，因此步行空间也是一种动态的空间，涉及人们步行活动中经过的所有路径，是一种不断变化的空间。步行空间通常是指所有由道路边缘界定的用于步行的道路空间［6］。城市步行空间是一个系统空间，指城市中一切可对公众开放的步行空间链接在一起，形成一个以人为本、和谐舒适的环境［7］。
3通勤视角下的城市步行空间结构特征
步行分为无目的性和有目的性两种，上下班、上学属于有目的性，沿某一路径向目标行进。逛街、散步属于无目的性［8］，基于通勤视角的步行属于一种有目的性的步行活动。由于通勤时间和地点的固定性，通勤人群一般具有时间紧迫性、路径重复性、着装正式性等特点。同时，由于生活工作的负担，通勤人员一般伴随一定的心理压力和情绪波动。鉴于人们通勤距离的差异，通勤方式各有不同。本文研究的人群包括两部分:一是完全步行通勤的人群，二是步行及以其他交通方式混合出行的人群。其他交通方式又可分为公交、地铁、班车三类(由于乘坐出租车出行人群的步行距离较短，因此不做考虑)。
3．1步行的适宜距离
步行的适宜距离目前尚没有统一标准，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一般当到达某一空间的步行距离超过300—400m时，人们前往的意愿就会显著下降［9］。国外平均步行出行距离为252m，极限距离一般在3200m以内;1500m以下的步行出行距离约占94%。国内步行距离以小于2000m为宜，时间一般不超过30分钟［10］。
3．2基于通勤视角下步行的路径分类
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是影响居民出行交通行为选择的重要条件。当居民的居住地与工作地距离较近(通常＜2000m)时，居民会选择全步行通勤方式;当居住地与工作地距离较远(通常＞2000m)时，人们会选择搭乘公交、地铁、班车等交通工具通勤。因此，将通勤视角下城市步行路径分为三种:A:家(公司)—公司(家);B:家(公司)—公交站(地铁站、班车站)—公司(家);C:家(公司)—公交站(地铁站)—地铁站(公交站)—公司(家)。
3．3步行空间类型及出行选择
基于通勤视角的步行空间主要包括街路、广场、天桥、地下换乘空间(表1)。通勤者步行出行的选择因素包括主观条件和客观因素两类:主观因素包括步行者身体素质、步行意愿和出行习惯;客观因素包括道路交通状况、步行空间环境质量(自然景观环境、人工景观环境、建筑环境)。随着人们对步行益处的认识以及通勤时间段城市交通的拥堵，当通勤距离较短(一般认为小于2000m时)，人们通常会选择A路径通勤。该路径涉及的步行空间主要为街路、广场和天桥。由于该路径为全步行路径，所以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对步行者步行体验均具有较大影响。当通勤距离大于2000m时，人们通常会选择B路径。该路径与A路径相比步行距离较短，与C路径相比较便捷，不需要更换交通工具，因此是通勤人员最常使用的步行路径。该路径涉及的空间类型主要为街路、天桥，影响因素主要为客观因素。当通勤距离较远、又没有直达交通时，人们会选择C路径。相较于A、B路径，C路径耗时较长，且路径繁琐，步行者心情较前两者更容易受到步行空间环境的影响，涉及的空间类型主要为街路、天桥、换乘空间(包括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影响因素主要为客观因素。
4结语
步行对人的身体健康与城市交通压力的缓解均具有积极作用，居民的通勤行为是步行行为重要及独特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大部分城市中对通勤者步行空间的重视度不够，通勤者步行空间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这些问题的改善应结合城市规划、城市交通规划以及景观规划相统一，并针对通勤人群着装正式、路径固定、时间紧迫等特殊性进行针对性地设计，以利于提高城市的交通环境与城市宜居舒适性。
参考文献:
［1］邓柏基．山地城市步行系统规划设计初探［D］．重庆:重庆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
［4］刘爱玲，胡小琪，李艳平，等．我国非农业职业人群上下班交通方式的现状分析［J］．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09，17(2)∶114－116．
［5］王晓俊．风景园林设计［M］．苏州: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302－308．
［6］赵春丽，杨滨章．步行空间设计与步行交通方式的选择———杨•盖尔城市公共空间设计理论探析［J］．中国园林，2012，(6)∶39－42．
［7］岑球陶．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8］孙靓．城市步行化———城市设计策略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
［10］中国公路协会《交通工程手册》编委会．交通工程手册［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
［13］李怀敏．从“威尼斯步行”到“一平方英里地图”———对城市公共空间网络可步行性的探讨［J］．规划师，2007，23(4)∶21－26．
关键词：城市规划；实践教学，应用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TU7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0422(2007)05-0078-02
1 前言
教育部文件《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07)2号]提出“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要大力加强实验、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论文)等实践教学环节，特别要加强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等重要环节”。“要加强产学研密切合作，拓宽大学生校外实践渠道，与社会、行业以及企事业单位共同建设实习、实践教学基地。要采取各种有力措施，确保学生专业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时间和质量，推进教育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的紧密结合”。
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步入大众化教育阶段的关键时刻，设置城市规划专业的本科院校由1998年的不足30所到目前的130余所，地方本科院校城市规划专业要增强自己参与市场的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应该充分结合地域社会、经济和文化，注重研究专业的科学定位，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改革，加强与行业的联系，培养体现地方特色的应用型人才。
2 专业的科学定位
定位是一个专业把握自身发展目标与方向的根本；是对自身在高等教育系统内部分工和协作关系中所处地位的选择，是自身对社会人才需求多样化培养空间的选择和确定。科学定位首先应做到以下四个必须必须充分考虑自身所处的社会背景及高等教育发展的总趋势；必须充分考虑自身发展的历史积淀及优势；必须以差异发展的思维分析人才需求的空间，有所为，有所不为，抓住机遇，错位发展；必须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特、以特求生、特中生优”的办学方略，体现优势、持续发展。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是多层次的，根据社会职业分工及人才使用范畴，人们习惯将人才分成研究型、研究应用型、应用型。地方院校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培养应定位于应用型，强调实践能力培养，其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具有鲜明的“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并有较强的科技运用、推广、转换能力”的特点，强调为区域经济服务的职能，以地方、区域经济为主，发扬优势和特色，为中小城镇的城市规划管理与设计部门服务。
因此，地方本科院校城市规划专业人才的定位是培养面向地方的中小城镇城市规划管理与设计部门的应用型人才。
3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改革
3．1 实践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
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师资队伍是实践教学的关键，教师是教学工作的核心资源。培养应用型人才，加强实践性教学环节，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就必须要求专业任课教师具有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城市规划专业应有一定的专任教师获得国家注册城市规划师资格或获得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职称资格。
应重视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利用学校设计院(所)便利条件，让有关教师参与城市规划与设计工作，更新知识，提高教师城市规划设计实践能力；选派教师到城市规划管理部门进行实践，提高教师城市规划管理实践能力。
进一步提高具有较强实践能力的教师的地位和待遇，不断改善他们工作生活条件，如在选拔培养专业带头人、申报高一级职称时给予优先考虑，并把教师的实际工作阅历和效果作为聘任、加薪和职务晋升的重要条件来考虑，建立职业教育教师定期实践制度。
3．2 实践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城市规划专业实践教学体系包括如下几种类型第一，课程内的实践操作训练，如美术、计算机、建筑制图、建筑力学、建筑结构等课程都安排有实践性教学内容。以课堂练习、上机、实验等形式进行。第二，独立的实习环节，如城市认识实习、美术实习、测量实习、城市规划管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第三，课程设计，如建筑设计、详细规划课程设计、总体规划课程设计、城市设计、城市规划模型制作等。第四，毕业设计。
以上这些实践教学环节，由单科到综合，由假题假作到真题真作，由手绘图到计算机新技术应用，由城市规划设计到城市规划管理，形成一条从一年级到毕业的实践教学主线。再加上学生的社团活动，有组织的社会实践活动，则整个实践教学过程完成了对学生全面素质培养。城市规划设计实践教学环节累计学分(学时)不应少于总学分(学时)的45％。
3．3 实践教学方法与手段改革
教学方法上打破满堂灌的“填鸭式”教学模式，采用注重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的“启发式”教学方法，创造性地探索“做中学”、“模拟式教学”、“大课堂教学”、“专业大讲坛”等方法。①模拟评审会是课程设计、城市规划设计评析课程的一种创新。学生将自己图纸挂在黑板上，设计者介绍自己的方案构思，回答老师的提问，这样，学生就必须有自己的见解，能表达出来，提高了学生的胆量、口头表达能力和分析问题能力。②“专业大讲坛”是“城市问题”课的一种创新，针对最前沿的城市规划问题，由3-5位校内外知名人士坐在主席台，与学生共同讨论、探讨问题。③“大课堂教学”是将学生带到规划设计现场，由规划局、规划院领导、专家与教师共同研究现场实际问题。④集体讲评。对于学生普遍成在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上届学生、本届学生经常出现的问题分阶段有步骤进行集体讲评。⑤展出、奖励优秀的实践教学成果。鼓励优秀学生，同时，为同学相互学习和参考。
3．4 实习基地建设
①建立实习基地。稳定的实习基地是实践教学的基础，实习基地包括校内实习基地与校外实习基地。校内实习基地主要进行城市规划设计实践学习，校外实习基地除了设计院(所)进行城市规划设计实践实习外，还应有50％的基地是城市规划管理部门，以便确保学生进行城市规划管理实习。②明确实习两方导师。学校为一方，城市规划管理、设计部门为一方，成立城市规划联合办学专业指导委员会，共同制定城市规划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校内导师由勇于探索、热心改革和丰富实际经验的教师担任，校外导师由有一定理论知识和责任心的工程师担任，两方的导师共同对人才进行培养。
3．5 实践教学的管理
科学的教学管理是达到实践教学效果的保证，实践教学的管理包括①制定实践课程教学大纲，包括教学目的、要求、内容、重点难点、成绩评定等内容。②制定设计任务书。课程设计可以要求符合基本原理原则，学习设计程序和方法。毕业设计则要求既符合基本原理，又要结合工程实际，追求综合效益。同时，毕业设计要求应用计算机信息技术。⑨强化过程教学。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积累的过程，而不只是强调结果。执行阶段打分，给严重滞后者亮黄牌，促其跟上进度。鼓励学生之间探讨问题，但不许代作和相互考贝图纸。④加强实习管理。制定各类实习的实习指导、实习任务书，对学生进行跟踪检查，撰写实习报告。⑤加强实践基地建设和专业毕业生的信息反馈工作，对实践教学做出适时、必要的调整。
4 加强与行业的联系
4．1 跟踪和适应学科发展趋势
面对新的形势，城市规划不仅通过技术手段分析与解决城市问题，更应通过对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分析，提出相应的政策、机制来解决城市问题。从发达国家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历程来看，这是城市规划教育发展的趋势。作为地方院校应用性本科(大多为新办本科)人才培养更应主动跟踪和适应这一学科发展趋势。
4．2 加强与注册城市规划师执业资格考试的结合
城市规划工作的综合性决定了注册城市规划师必须具备较广博的科学知识，这些科学知识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知识群。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