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19 16:3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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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文化；传承
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保留在每一个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包括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层面的丰富内容。近百年来，国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冰火两重天。上世纪两次大的文化运动——、，使中国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而尤其可悲的是使中国人几千年形成的传统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道德情操难以为继，使新一代的中国人出现了信仰危机、价值危机、道德危机，导致民族精神的衰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冷静的反思；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恢复，研究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当下思想文化界一道众所瞩目的风景线。
一．理性看待中国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有识之士也在不断思索，1935年《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应进行本位文化建设。指出对肇始于近代的民族文化危机，“我们不能任其自然推移，我们要求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同时，“要使中国能在文化的领域中抬头，要使中国的政治、社会和思想都具有中国的特征，必须从事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1958年《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建议以儒家文化为主，融会西方“民主、科学”，以达“返本开新”后的世界价值和济世功用。2004年《甲申文化宣言》的策略落脚点：侧重强调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平等、多元共生的见解及中华文化对世界未来的可能性贡献。“主张每个国家、民族都有权利和义务保存和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权利自主选择接受、不完全接受或在某些具体领域完全不接受外来文化因素”，“主张文明对话，以减少偏见、减少敌意，消弭隔阂、消弭误解。我们反对排斥异质文明的狭隘民族主义，更反对以优劣论文明”。近代中国的三次文化宣言，通过以文化的名义直抒当下诉求，折射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策略指向演进的历史轨迹以及未来文化建设策略在价值取向和技术选择上的理性趋势。
二．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保护和发展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中国后期的封建社会里一定程度上起着阻碍历史进步的作用。但仍然有与现代化融合从而促进现代化成功实现的诸多营养成分存在，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东亚价值观”仍是亚洲各国发展的文化基础，而且还受着那些“文明过度”的西方学者的特别青睐——认为在中国这种以伦理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中可以寻求到医治由“过度文明”带来的“文明病”的良方。
（一）重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研究。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不管是对历史负责，还是对未来负责，都应保有自己的文化特色，保护自己的文化遗产。尽管这个“文化酱缸”在一定时期内束缚了历史的发展，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的特色，是中国宝贵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是五千年文化的积累，是中国文化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因素。因此，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整理，从中吸取精髓，使之发扬光大；摒弃糟粕，以史为鉴。
（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文化的“神”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文化的“形”是文化的“神”的载体，要发挥传统文化新的生命活力，就应实现其“神”与其“形”的现代统一。因此，一方面要致力于传统文化固有的“形”保存、保护——经典文本、文物古迹、传统节庆、优良的民间习俗、民间谚语等文化遗产，使之继续发挥作为传统文化其“神”的载体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要总结传统文化中的“神”，对其进行现代价值再创造，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念和价值观念，及时反映和体现出改革开放进程中涌现出的一些新思维、新观念、新取向，使中国文化更具时代特征和时代引导能力，使有“形”的文化遗产具有现代生命力。
（三）重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腐朽、落后、愚昧成分已经难以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必然会被文化自身的新陈代谢所抛弃。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改造要有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意识，弘扬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以和为贵”、“兼爱”、“尚贤”、“自强不息”等普适性文化元素要大胆地发扬光大，应该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中包含的科学精神、民主思想、法制观念、人权理论等文明成果，要像学习一样，吸收、消化、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国文化中浑然天成的一部分，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体系更加完善。
三．大力传播中国传统文化
保护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传统文化，最终目的就是要使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民心，并且走出国门，成为中国先进文化的一部分，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最重要的两个途径是：学校教育和媒介传播。
（一）学校教育活动。中国传统文化教育是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也是国家常抓不懈的一项工作。2006年9月国务院《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传统经典、技艺的传承。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书法、绘画、传统工艺等课程，在中学语文课程中适当增加传统经典范文、诗词的比重，中小学各学科课程都要结合学科特点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
笔者认为，要系统地传播中国传统文化，还应该将其作为一门专门的课程独立于语文、历史等其他各科。这是向中国知识阶层传播传统文化的重要途径，而知识阶层是发展文化的生力军，是普及文化的传播者。这门课程应重在介绍中国传统思想、传统价值观和道德观、传统风俗习惯、传统文学艺术等，让学生在这门课程中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而产生敬畏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中国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产生历史认同感和归属感；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发展的联系而产生自信心；吸收中国传统思想而提高道德修养，学习中国传统文学艺术而获得美的教育。
（二）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向大众、向世界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宣传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适性宣传，将传统文化融入文学艺术、影视戏剧中，渗透在网络、文化交流、旅游观光中，面向社会大众，重新唤起社会大众了解传统历史和文化的热情。通过这些媒介宣传，使中国传统文化民间化、大众化、全球化。
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作为高度创造性的科学活动，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使哲学社会科学创新能力得到有效发挥，概括出科学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必须遵循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尊重学术规律。首先，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由是统一的。学术自由是指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要打破框框、敢于担当。学术自由对于从事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专家学者而言是个前提条件，陈寅恪先生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理念，仍然是今天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追求。其次，尊重学术规律与坚持学术自治是统一的。哲学社会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和独立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在国家和政府统筹安排的课题任务和社会需要的前提下，从哲学社会科学自身的规律出发，结合自己的优势和专长来具体决定研究什么、如何研究、何时研究。
靠行政命令强行指派、横加干涉或者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己只是一味紧跟“时政热点”的话，哲学社会科学的创新无从谈起。既然是创新，就是前人所未曾做过，或做得不多、不深的地方，而有了学术自主，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就能排除各方面不必要的干扰去关注学术本身，去关心如何能够揭示真理、发现规律。当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一定的学术自，并不是说要鼓励一味闭门造车。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享有学术研究相对独立性，更重要的一层意义在于，使他们养成尊重真理、实事求是、不畏强权的独立人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也是知识分子良知和风骨的内核。最后，研究者享有的学术自和独立性是统一的。在目前浮躁的大环境下必须为学者内外兼修创造条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是一项艰苦卓绝的事情，没有始终如一的专注与钻研精神就想侈言创新，无疑是痴人说梦。恩格斯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经济上可能有人一夜暴富，学术上却绝不可能，没有充分占有前人成果、没有打破习见的理论勇气和详细周密的论证，创新成果几乎不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有的甚至需要耗费数年甚至几十年之功。
这是创新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路径的基本要求，就是必须要紧跟时代、植根实践。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生存实践，并为其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和智力支持才能获得新生。离开了时代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将是无水之源、无本之木。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必须提出、研究和回答中国、时代问题。当前我国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问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经济社会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难点问题，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等，需要哲学社会科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去进行研究。同志指出:“最广大人民改造世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实践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和源泉，脱离了人民群众的实践，理论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就不能对人民群众产生感召力、对实践发挥指导作用。”
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哲学社会科学界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舞台。鲜活的实践，有着大量的案例可供研究，大量的现象有待解读，大量的问题需要回答，大量的实践经验需要提炼和概括。这些都是科学研究、理论创新、学术发展的不可多得、不容错过的条件。因此，从国际国内的宽广视野观察和思考问题，不断创造体现时代内涵和实践要求的新的学术观点;立足中国实际，借鉴世界各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有益成果;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借鉴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积极开展跨学科研究，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推进科研方法和科研手段创新，不断提高研究水平，全面提升创新能力等等，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推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必由之路。
自1994年我国正式接入互联网以来，短短的几年时间，互联网在我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我国互联网的基础设施方面，也表现在互联网的用户人数、互联网在各行各业的广泛应用等各个方面。虽然自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网络业的发展遭遇了一段时期的低潮，但从近期的种种迹象来看，中国互联网业正在走向复苏，开始迎来它发展的第二个春天。
一、三大门户网站业绩优良
近日，国内三大门户网站新浪、搜狐和网易分别公布了第三季度财务报告。10月22日搜狐公布的季报显示，它提前实现了按照美国通用会计准则的全面盈利，盈利额度达到11.2万美元。11月5日，新浪的财务报告称，上季度新浪的净营业收入达到103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增加71％，达历史最高值；按试算额计算，新浪在历史上首次实现盈利24.1万美元，而去年同期的数字为亏损290万美元。11月6日，网易公布的季报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网易收入总额达到7440万元人民币（900万美元），较上一季度增长93.3％，营业利润达310万美元，毛利率达67.6％，创历史最高。业内人士认为，与以往网站大面积亏损相比，如此良好的业绩说明互联网正在回暖。
由于业绩的大幅上升，作为中国概念股在纳斯达克的标志性代表，新浪、搜狐、网易的股票一片飘红，大幅上涨。与一年前一些公司在纳斯达克面临摘牌的尴尬处境相比，今日的风光实在不可同日而语。国内门户网站的股票在纳斯达克受到追捧，说明了国内互联业的发展得到了投资者的认可，它们已经从过去纳股中的边缘状态、边缘待遇变成比较中心的状态了。
二、互联网得到广泛应用
今年以来，在国家的大力倡导下，电子政务、电子商务、企业信息化等信息化应用进展迅猛，互联网开始在各个行业、各个部门进行广泛的、实质性的渗透。政府信息化、行业信息化、企业信息化和家庭信息化的推进，使原来“不食人间烟火”的互联网与传统行业、实体经济进一步结合，也使互联网找到了广阔的应用空间，焕发了应有的生机与活力。对此，中科院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吕本富认为，目前中国互联网产业开始了全面复苏。
他认为，之所以说现在的复苏不是一些企业的复苏，而是全面的复苏，是因为过去中国的企业在IT方面的投入本来就不多，有一个对历史欠账回补的过程。在企业层面，网络经济到来时，启发了企业对信息化的应用，让他们认识到了网络经济的重要。互联网泡沫破灭以后，整个IT产业，包括互联网业，都回到了基本面，回归到了一个在正常经济活动下的一个正常产业。
据估计，全球500强等世界大公司在IT方面的投入提前支出了1000亿美元，现在还处于消化投资阶段。相比较之下，中国的互联网业由于本身发展水平所限，非理性成分和泡沫成分都不是那么大，或者根本就没有产生太大的泡沫。而在这个时候，政府加快推进了电子政务，企业开始重视内部信息化建设，这两股力量反而成为比较强劲的推动互联网复苏的力量。目前，中国市场已经成为全球最亮丽的IT市场之一。
三、网民人数迅猛增加
上网人数和上网计算机数反映出一个国家互联网的普及程度和繁荣程度。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提供的最新数据，截至今年10月31日，我国上网用户人数达到5800万，上网计算机数达到2300万。而今年上半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4580万和1613万，短短的四个月内分别增加了1220万和687万，分别比今年上半年增加21％和30％。网民和上网计算机数的迅速增加，标志着我国互联网回暖的步伐加快。
2011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姗姗来迟，是近十年来召开时间最晚的一次。各方普遍认为，会期的延迟表明中国经济正处于复杂境地，世界经济格局动荡加上国内宏观经济数据走势不确定，使得中国政府在一年一度的这个敏感时点，难以对明年的宏观调控政策形成统一意见，做出果断决策。
12月14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闭幕，首次作出“经济增长下行压力”的判断，随后，“稳中求进”的2012中国经济发展轮廓清晰显现。会议提出明年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并确定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主要目标是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稳增长替代控物价，成为明年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
总基调，为何定为“稳中求进”？
“‘又好又快’是我们长期追求的发展状态。欧债危机的演化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不可小觑。确定‘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是中央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决策。”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接受采访时表示。
今年以来，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国际贸易增速回落，国际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各类风险明显增多。展望明年，世界经济形势总体上仍将十分严峻复杂，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的总基调为“稳中求进”。
欧美等主要经济体受到债务危机的困扰，明年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放缓。在外需面临下滑风险的同时，国内受房地产调控等因素影响，投资增速也有可能进一步下滑。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副院长白重恩认为，明年经济增速下行风险加大，因此要在增长方面“稳”字当头。
所谓“稳”，就是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基本稳定，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保持社会大局稳定。
“物价压力回落之后，要想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平稳的经济环境、平稳的政策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他认为，通常只有在经济回落的通道中，才会产生转型的内生动力和改革的共识。在一个平稳的环境中也容易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包括利率、汇率的调整，资源要素价格的调整，农村金融服务的调整。
所谓“进”，就是要继续抓住和利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
“‘求进’，中央强调的其实是加快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白重恩说，“当前‘求进’的核心是扩大内需，切实提高最终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明年把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增长放在首要地位，就是说要通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来支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同时要巩固今年抑制通胀的成果。这个变化是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所提出来的具有针对性的战略决策。”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分析认为，当前的宏观调控顺序调整为“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由于今年通货膨胀压力很大，所以在宏观调控上，不得不把抑制通胀放在宏观调控的首要地位，相应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所放松。随着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的通胀压力有所缓解，应当适时地把宏观调控的重点转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也只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才能够实现既抑制通胀又保持稳定增长这一双重目标。
“转变发展方式，是要解决经济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要调整经济结构里重大的扭曲关系。如果在转变发展方式上有所突破，我们不仅能在明年保持物价稳定，而且还能实现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整个‘十二五’、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创造条件。”郑新立强调。
扩大内需，为何成为战略基点？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必须继续抓住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把扩大内需的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
有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经济结构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消费需求不足，经济增长过于依赖投资需求。改革开放以来，剔除价格因素后我国投资需求每年的增长率都在13.5%左右，这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差不多一倍。在国际社会，经济增长10个点中消费需求会占6到7个点，而我国与此相反。此外，在2003年到2007年间，我国平均GDP增速为10.6%，其中有2.6%是出口贡献的。
“在‘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原因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国际市场波动对本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影响太大。要摆脱对外需的过度依赖就需要发展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要想实现这些，不是一个短期的政策就能解决，而需要长期通过制度的变化来实现。”北京大学副校长刘伟表示。
“转变发展方式最重要的就是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如果‘十二五’期间能使我国的居民消费率提高10个百分点，即由现在的34%提高到44%，那就意味着我们每年能新增一两万亿元的商品销售。”郑新立认为。
2010年，我国的投资率上升到48.6%的历史最高水平，比前年又提高了1.1%，与此同时，最终消费率第一次低于投资率。这意味着，2010年我国生产的产品里有近一半是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老百姓消费比投资的还要少，这种结构是极度扭曲、不可持续的。
在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由于欧美弱增长对我国出口的带动还将回落，长期支持我国高增长的外贸今后对经济拉动作用将减弱，中国经济的增长最终必然要依赖内需。“内需包括消费和投资，我国的消费潜力非常大。中央提出‘稳中求进’，最可靠的途径是增加消费，因为消费增长有别于投资的最大优点是平稳。投资可能大起大落，消费真正激发起来后，能保证国民经济长期平稳增长。”巴曙松表示。
在扩大消费方面，减税措施明年会发挥较好的作用。中小企业和居民税负减轻，能够为消费提供一定的支撑。此外，我国还可以通过发展消费信贷、培育新的消费热点等途径扩大居民的最终消费。文化、休闲、汽车等消费市场仍存在很大的增长空间，在合理控制的前提下，居民的住房需求也应得到更好的满足。
白重恩认为，明年我国财政支出规模可以适当扩大，在这一基础上应加大民生领域的投入，更加重视民生投入的效果。在民生支出上，一方面要更加重视效果，比如教育支出，更应该考虑的是公平，重视农村、农民工子女的入学；另一方面也要重视是否可以持续，要考虑到我国今后将会进入老龄化社会。只有民生领域投入的规模和效益提高了，居民的收入增加了，老百姓的社会负担减少了，其对未来的安定感增强了，扩大消费才具有稳固的基础。
实体经济，为何回归台前？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努力营造鼓励脚踏实地、勤劳创业、实业致富的社会氛围。
“只有实体经济发展起来，经济增长才能平稳。”巴曙松表示，实体经济的投资主体是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我国房地产业在经历调控后发展持续回落，基础设施也不可能再大规模扩张，因此就回归到要扶持制造业发展，提高竞争力，无论是通过创新，通过税收扶持，还是通过结构性减税等手段。这其实是属于“稳中求进”中“稳”的部分。
“实体经济盈利空间受到挤压，是我国宏观经济中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明年一定要通过降低中小企业税费、理顺能源资源价格机制等方面，真正让做实业的企业有奔头。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产业‘空心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认为。
今年，我国中小企业经营难的问题非常突出，实体经济经营环境恶化。不少资金进入战略性新兴产业，但由于没有核心技术，实际上并没有取得很好的业绩，真正的盈利是通过委托贷款等形式，做新兴产业实际上只保留了一个“壳”。
中小企业资金紧张最为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个体经营投资总额出现大幅度下滑。今年1至9月份，投资总额同比回落约16%，部分中小企业停产。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原因在于：一是总量性货币政策收缩导致资金投放偏向性效应加剧，使缺少资本金、抵押品和资信的中小企业融资难；二是资源性原材料和基础产品价格的上涨进一步压缩了部分没有转型的中小企业的利润，使其内源性资金来源更为紧张；三是大量资金流向泡沫领域。
分析认为，经济泡沫的持续和数量性货币政策的调控，直接导致中国金融资源虚拟化，监管套利诱发影子银行大行其道，中国金融资源的错配与金融价格的扭曲快速恶化，资金对于实体经济增长的支持大幅度弱化。经济出现明显分化，虚拟经济大量侵蚀实体经济的利润，上游垄断性基础产业大量侵蚀下游生产性产业利润，大中型企业与中小型企业在融资环境和财务绩效等方面发生分化。
因此，孙立坚认为，目前“中小企业融资难”的根源不在于货币政策收紧和成本上涨，而在于经济泡沫和金融扭曲导致的套利收益远远大于正常经营的收益，导致中小企业资金搬家至泡沫领域。今后，金融机构应响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号召，把信贷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三农”和中小企业。
宏观政策，如何预调微调？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明年的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处理速度、结构、物价三者关系，特别是要把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有效防范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风险放在宏观调控的重要位置。要深入分析经济发展和运行趋势变化，准确把握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
明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今年宏观调控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在具体实施上，应当更侧重于把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机结合起来，围绕转变发展方式的任务，通过财政政策引导信贷的投向，引导社会资金的投向，把整个社会资金包括银行的资金，引导到结构调整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引导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行业上来。”郑新立说。
他认为，这样既能消化银行过剩的流动性，有利于缓解通胀压力，同时又能把这些资金集中使用到转变发展方式所需要的方向上来，具体来说，就是把资金引导到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业、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海外投资上来。
“对明年的通胀压力，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孙立坚表示，当前，央行通过采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办法释放一定的流动性，然后有通胀则发行较大规模的央票来回收流动性。“我认为，这种办法是非常可取的。表面上看，这种技术性操作对流动性规模的改变不大，但实际上为今后货币政策的操作预留了一定的空间。因为，目前存款准备金率已经到了一个难以上调的高度。明年在货币政策方面，我们还是要以稳为主，不能过于频繁地使用货币政策工具，更不能采取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
在货币政策的操作上，专家认为，采取存款准备金率调整还有一定的空间，但最好不要采取降息的措施。当前，我国负利率的状况仍未改变，如果降息的话，可能会造成进一步的金融扭曲和资金错配。
汤敏认为，我国明年的通胀压力仍然不小，要在防通胀与稳增长之间取得平衡，实际上有一定的难度。今年最后几个月CPI虽然有比较显著的下滑，但这其中包含了季节性因素，也有统计上翘尾因素逐步减小的原因。因此，物价调控的基础还很不牢固。今后，国际粮价可能继续走高，大宗商品价格也可能继续攀升，我国的劳动力成本还会上涨，这些因素都决定了我国明年调控通胀的压力仍然非常大。国内流动性过剩的问题也客观存在，因此，明年的货币政策绝对不能放松，但对中小企业和“三农”领域还是要网开一面，货币政策应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苏明表示，明年积极的财政政策，相比今年还需要有一定的调整。比如，针对经济增速可能出现下滑的态势，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尤其对中小企业的税费一定要减免和规范，在流转税方面也可以出台一些减免措施。财政资金的投入一定要和结构调整结合起来，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向更好地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比如，财政资金可以更多地用于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并对这些行业的企业进一步减免税收。
[关键词]中国画;文化对话;文化境遇
[中图分类号]J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14-0070-02
中国文化与中国绘画的关系,是整体与其中有机构成元的关系。一种文化就如同一个人,是一种或多或少一贯思想行为的模式。全球经济一体化造成各种文化的整合,对艺术观念及形式的冲击显而易见。因此,努力探讨全球化与当代文化包括本土文化之间的各种关系,对于中国画的发展非常重要。针对中国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下的意义,学者们从多种视角进行了探讨。本文试图从文化对话的角度探究中国画的处境及其文化身份,以此探索中国画的发展。
一、 中国画的文化境遇及其发展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中国文化构成了精神文化的多种境遇:几千年来形成的儒、释、道为精神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五四”以来的中国化,近代以来以文明或野蛮的各种路径进入中国的西方文化,这些文化在我们的精神寻觅中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对话。
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深厚,政治传统主宰和民间文化蛰伏相结合,文化变迁丰富多样。而艺术形式更是丰富多彩,既有适应大众趣味的文化特征,又有艺术家个性发挥的要素。艺术独特性在于它是个体精神表达和折射群体需要的产物,千差万别的个性创作使艺术呈现出五彩缤纷的面貌,是文化现象的特殊面貌。中国画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艺术,东方的哲学和美学观念滋养了它的精神内涵,中国画的材质工具――宣纸和笔墨造就了它的表现形态。千百年来,艺术家的千锤百炼使其内外交融、炉火纯青,铸就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气派和鲜明文化特征的绘画艺术,与东西方各画种共立于世界艺术之林。中国画在继承传统中发展,是近现代中国画艺术的主流,作为东方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延续和弘扬了中国古典艺术的审美价值。
在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当代社会,中国画更把艺术的变革和创新作为历史的使命。如“深圳国际水墨画双年展”以推动传统水墨画走进当代、走向世界为宗旨,组织中国和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艺术家共同探求水墨画在当代的发展空间,并赋予这一传统艺术新的观念,丰富其精神内涵,拓展其表现形式。“深圳水墨论坛”邀请中外艺术史家和艺术批评家,从理论上共同研究、探讨水墨画艺术的历史和发展,指引当代水墨画的创作实践。16年以来的五届展览和相应的学术活动,对当代水墨画的历史进程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中国画的发展必须对下列问题进行思考:由独善其身进入兼济天下的层面,从根本上改变了个人经验和个体生命观照这一模式,进入当代鲜活的生命状态。关注当代社会文化主题并不是中国画这一形式的强项,但面向国际寻找一种国际视野仍然是中国画的任务,在保持历史传承文脉的基础上,不必强求纯正、经典的形式笔墨,以当代审美为标准,触及当代文化并画出各种体验,使中国画重新纳入公众的意识之中,从而改变精英文化的概念,使中国画变成一种可消费的文化。同时,重新审视笔墨的局限性,审视其所附载的品位,使之与当代文化对话,把新的视觉经验放在首位,使个人的技巧、风格和程式化消解为过程,而不是结果。应视笔墨的运作为个人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境界只是民族心理上的追求,更多地关注国际性超画面文本的解读和表现,寻求在当代文化语境下个人对社会文化主题的感悟和体验。撇开个人精英情结,认识到自己的语言及表现形式只是当代文化话语的一种,超越经典,创造一种符合中国画变革的全新文化境界。
二、 中国画的文化身份及其发展
画家在作画时总是带有特定的文化眼光观察生活。贡布里希说:“绘画是一种活动,所以艺术家的倾向是看到他要画的东西,而不是画他看到的东西。”正如中国画家将梅、兰、竹、菊看作“四君子”,都是传统文化使然。
中国画创作过程中,艺术家个人心境通过笔墨投射到画面之中,注重个人的品质、人格,其本身就带有一定的人文内涵。而这种人文内涵并不需要通过人物画来表现,如郑板桥通过竹子和文字叙述来表达他的人文关怀:“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诗、书、画印的组合,通过形象视觉表达只是其中之一,诗文同样是画面的组成部分。正因为这样,西方文化界在解读中国画时,如果仅仅从视觉画面上来欣赏,也许会认为陈旧没有变化,郑板桥所画的只是简单的竹子而已。西方文化界是所谓的基于国际文化语境来解读中国本土文化,多元文化共处经常是作为一种托词,中国艺术家们则从传统笔墨的角度来探讨丰富和美感,意境的塑造使中国艺术家对传统生存环境有一种怀古的情愫。因此,确定中国画的文化身份就显得尤为重要。自然之道的张扬,讲究虚空的观念,使中国的自然坠入虚静,多个人表现自我,显示个体人格,中国画似乎无法进入当代文化潮流中。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围绕现代水墨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现代水墨能否进入中国当代艺术的主流以及它在世界艺术中的文化身份的问题。相比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在西方文化艺术思潮冲击下的危机与生存问题,水墨画面向新世纪的发展问题更为紧迫。而这一问题的产生与深化,是中国社会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城市化”加速发展的背景中呈现的。与此相关的水墨画中的现代主义倾向,其核心问题是“现代性”,即我们如何认识和理解水墨画发展中的“现代性”,作为视觉艺术的水墨画中的“现代性”与作为社会文化研究中的“现代性”有何关联与区别。
回顾中国水墨画的发展历程,我们已经看到西方现代艺术的不断革命,在形式层面上的风格语言的革命及形式革命的潮流之下相应的意识与精神的变化、生活态度与人生价值的变化。显然,艺术形式的革命与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的变化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如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现代水墨的变革,最初的动因仍然是面对迅速变化的中国社会,艺术家试图以水墨艺术表达自我,在统一的群体心理与意识形态中,寻求个人的内心情绪与精神表达。然而在艺术门类对现代化的进程和城市生活做出积极反应的同时,中国水墨画艺术从题材到精神旨趣,仍然倾向于传统的山水景象与人文理想,静观与冥想、悠闲与出世成为大多数水墨画家的价值理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反而促进了水墨画艺术对传统的回归与向往。这使我们想到“扬州八怪”与“海上画派”等生活在资本主义萌芽期中国商业城市的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中,难以看到都市生活的现状与冲击,而适应市民趣味的中国画的水墨写意的变革和世俗色彩的引入,也只是在形式变革的层面得以延续。
对“笔墨当随时代”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字面的认识上,而要进行深入、理性的研究。为了“随时代”,将工艺美术的手工艺技能也引进中国画的艺术创作之中是不可取的,有一些作品,要么水拓、要么柔纸、要么粘贴,从作品的现象看早已失去了“笔墨”的作用,这样的作品,只能看作是一流工匠的工艺品而已。若以积极的态度来看这种现象,反映了一些画家为了创新、顺应时代潮流,不得已而为之;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则是因画家的头脑中对创新缺乏理论依据造成的,很难体现出“笔墨”真正跟上时代的发展,其最终结果是创新随价值,传统也不复存在。在当代文化对话中,不仅要追求“笔墨当随时代”的基本观点,还要不失笔墨作为中国画基本特征的文化身份。
综上所述,中国画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必须明确自己的文化身份,以“笔墨当随时代”为宗旨,把笔墨作为中国画最基本的文化身份,将中国画纳入文化对话中谋求发展。
[注释]
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5页。
关键词：对外开放特点问题发展趋势
中国零售业发展现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流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推动下，中国零售业经过10多年的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绩。到2003年，批发零售业商品零售额达到37693亿元，比1991年增长5.5倍，年平均增长15%；到2003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在行业规模迅速提升的同时，中国零售业的业态结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由单一的百货商店为主导的业态结构，发展为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仓储商店、专业商店并存的多元化业态结构。自2004年12月11日开始，我国零售业市场全面开放，这也使得外资零售企业大量进入我国，这直接影响着中国零售企业积极引进、吸收发达国家先进的管理方法和经营理念，使中国零售业的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具体看来，中国零售业的特点表现为：
零售业规模迅速提升
200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5842亿元，比1991年增长了近5倍。其中，城市消费品零售额29777亿元，年均增长17%；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额16065亿元，增长13%。分行业看，批发零售贸易业零售额37693亿元，增长15%；餐饮业零售额6066亿元，增长123%；其他行业零售额2083亿元，增长0.3%。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部分商品的零售额增长十分迅猛，成为零售市场上的一些亮点。限额以上批发零售贸易业销售额中，汽车类零售额比上年增长68.5%，通信器材类增长70.9%，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增长18.3%，家具类增长28.2%。
从零售百强企业来看，商品销售额和商品销售的平均规模快速增长。与2001年的相比，2002年百强零售企业的商品销售总额增长23.6%，商品零售额增长26.8%，零售增长速度比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高16.3%。2002年零售企业百强平均每家企业商品销售总额为28.95元人民币，零售额为24.13亿元，比2001年分别高5.53亿元和5.1亿元。
新旧业态并存发展
对外开放以前，中国零售市场长期保持着百货商店一统天下的单一格局，百货商店的市场份额达到60%以上。对外开放以来，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和零售市场竞争的加剧，大型综合超市、超级市场、便利店、专业店、专卖店、家居中心、仓储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得到快速发展，成为中国零售业规模扩大的主要动力。在2003年零售企业百强中，以超级市场、专业商店等新型零售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已占47%，其商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42.2%，比以百货店业态为主的零售企业的增速高24.4％。
尽管受到新型零售业态的巨大冲击，百货商店并没有消失，而是进入了一个调整和转型期，并继续保持着中国零售市场的主要业态地位。百货店将原有的中低档商品和五金家电等商品会分流出去，专注做精品化、品牌化、高毛利、低周转的百货，体现百货公司的层次感、时尚感，引领时尚变化的潮流。百货零售企业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仍在稳步增加，其发展的绝对速度仍然维持在较高水平。在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中，百货类企业仍占53%，百货商店仍然是中国零售业的重要力量。
市场集中度提高
对外开放以来，中国零售百强企业迅速成长，市场份额逐步向优势企业集中。2001年，零售百强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5.06%，2002年提高了0.87个百分点，达到5.93%。2003年中国零售百强企业实现销售额达4129.8亿元，比2002年提高56.2%，占当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9%，比2002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2002年排名前十位零售企业商品销售总额占零售企业百强商品销售总额的比重为38.8%，比2001年提高了4.7个百分点。零售行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不仅发挥了稳定市场的作用，还将带来工业、商业、消费者三者关系的调整。
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提高
近年来，中国零售业现代化水平显著提高。除了现代流通方式和新型零售业态发展较快外，更重要的是先进流通经营与管理技术得到快速推广。北京、上海、广东等地推广先进流通经营与管理技术，发展现代流通，大中型商场90%以上都建立了销售时点管理系统（POS），50％以上大中型商场应用了条形码技术，一大批零售企业建立了管理信息系统（MIS），积极应用电子数据交换系统（EDI）和互联网（INTERNET）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管理水平，降低了流通费用。一批现代化水平较高的零售企业应运而生。
外资大举进入
据统计，从1992年开始，截至2003年9月，全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约30亿美元，批准设立外资商业企业264家，分店2200多个，分布在国内20多个省市，主要集中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南京、杭州等大中城市。世界前50名大型零售商大多数已在中国占领了一席之地，知名的零售业巨头如美国的沃尔玛、法国的家乐福、德国的麦德龙、日本的伊藤洋华堂等，已经逐步在我国形成了一定的网络规模。1998年，外资零售企业的零售额占全国零售总额的比重大约为1.5%，2000年增长至3%左右。
中国零售业存在的问题
在零售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中国零售业存在的问题也不断显现，表现为：
企业规模偏小
从零售结构整体来看，中国的零售结构以小规模的商店居多，特别是个体商店的比重高达92％，每个个体商店的平均从业人员只有1.75人。即使是大型零售企业，其组织规模仍然偏小。2001年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的平均规模为94人，而同期国内外资企业的平均规模超过了220人。将中国的零售企业上海华联与沃尔玛相比，其经营规模、盈利能力等方面都与之有相当的差距。从连锁经营看，以连锁经营发展最快的美国来说，其连锁经营已占全国零售额的80%以上，而我国这一比重仅为25%左右。这种零售企业的小规模经营，严重阻碍了零售业规模经营优势的发挥。
出现快速膨胀式扩张
中国零售企业在发展中出现的快速膨胀式扩张，主要表现为在扩张布点的同时，轻视了单个店铺和单位面积经营的效益增长。比较家乐福和联华近几年的扩张业绩，可以看出：家乐福销售额1998年至2000年年均增速高达77％，新店开张速度仅为年均24％，每店销售收入年均增速高达28％左右；联华在1995年至2000年期间，销售收入增长尽管也高达年均69％，但其开店的平均速度却高达89％，这也意味着每家新店平均销售额年均减少10％以上。这表明在一个总的高速增长市场环境中，单店收入潜在的同步增长效应似乎已经完全被新开店潜在的平均收入下降抵消了。在对外开放条件下，这样的盲目扩张将制约零售企业的成长。经济效益欠佳
在中国零售业市场规模快速膨胀的同时，零售企业的经济效益并没有保持同步增长。从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的盈利情况来看，1998年实现利润总额达到谷底，全行业净亏损0.3亿元，2002年利润总额有所回升，达到54.3亿元，但企业的盈利仍没有恢复到90年代中期以前的水平。纵观企业的盈利水平，差距更为明显。2002年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的销售利润率仅为0.84%，尚低于1996年0.9%的水平，而企业效益较好的1994年则为2.25%。效益欠佳的问题成为制约零售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障碍。
区域差距扩大
受政策、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和劳动力素质等因素的综合影响，目前，中国零售业发展的区域差距仍在扩大。2002年，东部地区批发零售业商品零售额为17481.6亿元，比1995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率为11.3%，占全国的比重为61.8%，比重比1995年上升了2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为7487.6亿元，比1995年增长1倍，年均增长率为10.6%，占全国的比重为26.5%，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0.3个百分点；西部地区为3329.1亿元，比1995年增长79.3%，年均增长率为8.7%，占全国的比重为11.8%，比重比1995年下降了1.7个百分点。
从不同经济地带零售企业的效益情况看，2002年东部地区限额以上零售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0亿元，占全国限额以上零售企业的92.1%，比重比1994年上升了13.6个百分点；而中部地区则为净亏损；西部地区实现利润总额4.7亿元，占全国的6.7%，比重比1994年上升了3个百分点。可见东部地区零售企业的盈利能力仍强于其他两个地区。
中国零售业发展趋势
走规模化经营道路
目前，中国零售企业的规模与发达国家零售企业存在一定差距，而零售行业实现“低成本、高利润”运营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实施规模化经营。世界零售百强企业都是规模化发展的典范，位居前10位的企业店铺数都超过1000家。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连锁企业沃尔玛公司，目前在全球共拥有4150间门店，2001年以销售收入2178亿美元的成绩荣登《财富》500强冠军宝座。
纵观世界零售百强企业，通过兼并重组，走联合经营、连锁经营的道路，是实现企业规模化的一条捷径。由于中国政府正在酝酿出台《城市商业网点条例》，加上中国很多大型城市零售店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新增店铺必然激化区域竞争，因此，兼并收购将成为中国零售市场重要的扩张方式。同时，全球著名的大型零售企业几乎全部采取连锁经营方式。由于大多数零售业态都可以以连锁经营的形式存在，因此连锁经营将成为零售业新的发展趋势。
新型零售业态将进一步发展
大型综合超市、以食品为主的超市、专业店等新型零售业态将进一步发展，折扣店、无店铺销售等将悄然兴起。虽然大型综合超市业态在中国一二类城市的发展受到了限制，但今后几年大型综合超市在中西部经济较发达、地方产品较丰富的城市，将呈快速增长趋势。以销售生鲜商品、加工食品为主的超市，今后1000平方米以上的店铺有增加发展的趋势。在专业店中，除家电专业店、建材专业店、医药专业店、眼镜专业店外，办公用品专业店、家居饰品专业店、体育用品专业店等都将有大发展。折扣店业态，对一些有实力的连锁企业或有品牌的食品加工企业、食品批发企业等，是一种极有吸引的新型业态，尤其在新型零售业态不太发达的地方或中小城市更具发展潜力。无店铺销售业态将随着市场需求变化和中国营销技术的提高出现发展态势。
科学管理和先进技术成为核心
世界零售百强大多采用先进的技术，实现商业管理自动化。零售企业广泛使用电子商务系统，如商业电子数据处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形成以信息处理为手段的商业自动化管理模式。商业管理自动化渗透到企业的购销、存储业务的各个环节，进而提高商品流通的效率，降低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世界零售百强企业的经验表明，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学管理技术代表了现代零售业发展的方向。中国零售企业的发展也必须遵循这一规律，在未来几年内，科学管理将成为中国零售企业发展的主要手段。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改革
利率市场化改革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部分，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利率市场化，是指政府完全或部分放弃对利率的直接管制，使利率由金融市场上资金的供求关系决定，利率的上下按价值规律自发调节[1]。利率市场化作为利率决定机制的变迁，会伴随有一定的成本及由此而获得的收益，而要成功实现利率市场化，使其收益大于成本是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的。
一、利率市场化问题的提出
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麦金农和肖从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特殊性的角度出发，对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作了系统的论述。他们的“金融抑制论”、“金融深化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进行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2]。众多发展中国家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纷纷进行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实践，但以失败者居多，不但没有达到改革的预期目标，反而引发了不同形式的金融危机，给宏观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很大损失［3］。根据金融发展理论的分析，发展中国家是有必要实行利率市场化的，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来实现利率市场化。
利率市场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利率市场化的整个过程既要具备相应的前提条件，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又要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和监管措施，决不可以将其简单地交给市场，让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来替我们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而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若想引入利率市场化改革必须仔细分析其国内经济基础和监管水平。根据现有理论和实证研究表明，利率市场化的初始条件对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应具有重要影响，所以有必要对利率市场化所应具备的初始条件进行清楚的认识。
二、宏观经济条件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发展中国家实施利率市场化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也是利率市场化顺利运作的最根本的载体。当某国经济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时，市场机制将逐渐取代原有的计划机制而在经济生活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健康稳定的宏观环境有助于利率杠杆和价格体系有效发挥作用。而当宏观经济不稳定时，无论是过热时期还是萧条时期，实施利率市场化都可能造成经济更大的波动，这又会反作用于利率市场化，使改革受挫[4]，并且可能导致发生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市场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条件主要有两个方面。
1.宏观经济条件的定性要求
首先，国内经济稳定增长。经济增长通常是一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这是金融发展的基石，作为金融部门基础的实际经济部门只有在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增长后，才能积聚起相当的经济实力来支撑金融改革。
其次，国际经济波动不大。经济全球化已经使每个国家很难脱离别国的影响而独善其身。所以只有交往中的各国经济都比较平稳发展，尤其是汇率比较稳定，国外游资没有大进大出，国内的利率市场化才能顺利进行。
第三，财政纪律严格有序。这主要指政府向央行的借款问题，即“政府借款需求必须是可接受的，以此避免中央银行储备货币产生通货膨胀性的扩张。”[5]而引起这一扩张的情况有两种：一是政府国内借债的直接影响，即可能出现的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另一种是政府借债的间接影响，即面对巨大的资本流入，中央银行为了避免本币汇率上升，必须大量购入外币，从而导致货币的扩张结果。
第四，物价水平基本稳定。这是宏观经济稳定的最突出表现和基本标志。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的实践表明，在存在高度通胀的国家，利率放开后往往导致过高的名义利率，会出现金融机构和企业无法适应而经营困难。并且在这种物价不稳的状态下的利率市场化往往又会带来物价的进一步上扬，增大宏观经济的震荡性，形成恶性循环。
第五，资本项目控制有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对资本项目的适当管制有助于经济的健康运行。从当今世界形势来看，国际游资规模之大已达惊人程度。东南亚金融危机所展示的国际游资对于一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巨大冲击力至今仍令人心有余悸。如果实现利率市场化后迅速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任由规模巨大的国际游资对国内金融体系肆意冲击，将很难控制其中所隐藏的金融风险，这会扭曲利率市场化所带来的正效应。
2.宏观经济条件的定量判断标准
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没有科学的量化指标作为指导，各种经济决策成功实行的可能性就不大。通过经济学家对泰国、阿根廷、智利等发展中国家利率市场化前GDP增长率、通货膨胀率、金融深化率等指标的实证分析，可得出一国在选择进行利率市场化时宏观经济条件的三个定量判断标准。
首先，经济运行稳定性定量标准。根据中国学者史宝平的实证研究可得，一国利率市场化的时点应选择在宏观经济最近三年稳定增长，GDP增长率的变异系数在0.6以下、平均通货膨胀率在5%以下[6]。
其次，资金市场规模与金融深化定量标准。较高的金融深化程度不仅反映一国现代金融机构和资金市场的发展，而且反映相对较低的通货膨胀及缓和的金融抑制。较大的资金市场规模和较高的金融深化率在进行利率市场化时，更能加速金融深化发展。一国实行利率市场化一般应选择在最近五年的真实金融深化率达到60%以上、银行信贷占GDP的比重达到80%以上的时点上。
第三，财政赤字规模的定量标准。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前应保持财政收支基本平衡，财政赤字应控制在GDP的3%～5%，并且财政赤字要通过发行国债等非通胀的方式来弥补，中央银行不应为财政透支。如果财政赤字主要通过中央银行贷款弥补，会形成通货膨胀的主要压力。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阿根廷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佐证。
三、微观经济基础条件
1.对银行体系的要求
银行作为货币经营的最重要主体，它们的经营管理体制是否科学合理，自身是否具备充足的资本实力，能否保证所经营资产的质量，是利率市场化成功与否的关键。
第一，实行银行体制改革。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银行体系中一般都是国有银行占绝对地位。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必须在推进利率市场化之前对银行制度加以调整，来为改革顺利进行作好准备。这种调整可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国有银行民营化，使之成为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对金融市场利率变化迅速作出反应；二是国有银行实行商业化经营，政府给予其极大的经营自，并且在外部监管和内部监管方面实行有效机制，增强银行的市场行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第二，积累较充裕的资本。这主要体现在货币资本上。为了经营上的安全，按《巴塞尔协议》规定银行的自有资本不能少于8%。另外信息资本和人力资本不可或缺。在信息资本方面，银行在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中，需要尽可能详细地获取有关人的信息，减轻信息约束。在实行利率市场化后，银行在已积聚的信息资源基础上能够顺利地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在人力资本方面，人是系统中最活跃的因素，信息是通过人来收集和处理的，系统行为决策是由人来制定与执行的，工作人员的技能水平及内部激励制度对银行的长期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提高人力资本数量与质量是银行适应利率市场化环境、加强竞争力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第三，提高银行资产质量。实行利率市场化，利率的决定机制、利率结构发生变化，会对银行原有的资产结构带来冲击，并且利率市场化后的激烈竞争会暴露出银行资产负债原来所被掩盖的缺陷。如果银行资产质量较差，那么在新的市场机制下，银行的这种资产体系的脆弱性会加大，进而可能导致资产质量状况的进一步恶化，难以保持金融资源的供应。所以银行资产质量是有效推行利率市场化、维护金融体系稳健性所需具备的一个基本要素。
2.对企业组织的要求
企业组织作为使用价值的最重要创造者，它是否具备了相关的条件，也是利率市场化成功与否的重要一环。
首先，建立良好的产权制度。关于这个方面，需要考虑企业存在的所有权形势以及在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的结构设计与执行。其总的原则是从产权方面形成对企业的有效约束与激励机制，提高市场主体的行为能力，是指对资金产生合理需求，避免由所有权约束不力而产生扭曲的信贷需求，从而使利率决定机制更为有效。
其次，形成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对企业资产负债比例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项因素是企业的融资成本，主要由债务成本和股权成本来确定。利率的变化会对成本的构成比例造成影响，所以企业需要根据在收益一定的情况下，融资成本达到最小化的原则来构造一个合理的资产负债率。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普遍的情况是资本市场不发达，个人财富拥有水平不高，企业自源融资较少，更多地依赖外援融资，负债比重较大。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在为利率市场化作准备的过程中，逐渐降低企业负债率是一项重要任务[7]。
总之，以上对发展中国家实现有效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不是相互割裂的。它们渗透于整个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只不过是在不同的方面所表现的突出程度有所不同。这些条件与利率市场化本身之间也是一种互动关系，实行利率市场化需要这些条件，而有效利率市场化的实现又会反过来促进这些条件的完善。
参考文献：
[1]周荣芳.关于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思考[J].中国金融，2001，（8）:20-23.
[2]黄萍.利率自由化和金融危机[J].现代经济探讨，2004，（2）:49-51.
[3]周梅.外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给我们的启示[J].经济问题，2003，（2）:49-50.
[4]佘传奇，祝清.国外当代利率市场化理论探讨与实践的借鉴[J].经济问题，2003，（3）:40-42.
[5]MaxwellJ.Fry.Interest-RateLiberalizationandMonetaryControlinChina.ExperienceswithFinancialLiberalization.KanhayaI
Gupta，Eds.Boston，Kluwer.1997:69-90.
关键词：中国特色；农业信息化；跨跃式发展
一、信息农业———实现农业跨越式发展的必然选择
信息农业是以农业信息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农业。就目前而言，信息农业可说是农业发展的最高阶段，并可视为继传统农业(包括原始农业、古代农业)、现代农业之后的最高阶段，它以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中的充分运用为主要标志。当今，我国农村经济结构中非农产业的比重还不高，处在国家和人民用增加资金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农业的现代化刚刚起步。在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下，我国农业不能再按部就班地走“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信息农业”的常规发展道路，而应该摆脱传统思维的模式，实施以农业信息化带动的跳跃式发展道路，迎头赶上发达国家。从世界农业发展的事实来看，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如韩国、墨西哥、巴西、等国，之所以较快接近老牌发达国家农业的水平，除了历史因素外，与其超常发展信息业是分不开的。
二、我国农业信息化发展的现状
国外农业信息化大致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20世纪50～60年代，主要是利用计算机进行农业科学计算；20世纪70年代工作重心是农业数据处理和农业数据库开发；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研究重点转向知识的处理、自动控制的开发以及网络技术的应用。在发达国家影响下，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开展了系统工程、数据库与信息系统、专家系统、遥感技术RS、以及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应用于农业、环境和灾害方面的研究，已取得许多重要成果。农业部1994年开始筹建的“中国农业信息网”现已初具规模，已有1000多个县入网。目前，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农业信息中心，多数县配备了微机用于信息管理。全国还建成了一些大型农业信息资源数据库、优化模拟模型、宏观决策支持系统、农业专家系统、计算机生产管理系统。应用遥感技术进行灾害预测预报和对农业估产已取得显著效果。如，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研究的“小麦管理计算机专家决策系统”可使小麦增产6%～25%，降低成本4%～8%，增加效益15%～30%；中国科学院合肥智能所研究的“农业专家系统”能指导农民科学育种、栽培、施肥、防治病虫害、田间管理等，已在全国多个省市推广，实现增产节约良好效果。
但是总体来说，我国的农业信息技术研究和应用只是刚刚起步，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
2.1农业信息技术成果应用程度还很低，远远不能满足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
2.2工业化水平还比较落后，农业的信息基础设施薄弱。
2.3农业的信息资源缺乏，尤其是能提供给农民用的有效资源严重不足。
2.4人才缺乏，特别是专门的信息人才短缺，且研究力量较为分散，水平也较低。
2.5缺乏一种统一的农业信息标准和资源共享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农业信息化还停留在为农业教学和科学研究提供国内外基础数据和为领导机关提供决策信息参考的阶段。
三、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农业发展体系
信息农业建设是复杂的、知识技术密集的、大规模综合集成的系统工程。我国农业信息化建设发展时间短，缺乏先进的技术，基层政府电子政务、农村电子商务等才刚刚起步，有关农业信息化的技术与经验普及率还不够高，不能形成规模，整体的农业信息化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这也就决定了发展信息农业要经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结合当前我国农业的情况，借鉴发达国家农业信息化建设经验，以政府为主导，结合市场机制，发挥后发优势，构建有中国特色的信息农业发展体系尤为重要。
3.1突出政府在农业信息化体系中的主导作用
3.1.1加大国家投入，建立完善的农业信息网络体系。农业信息网络体系建设工程投资大，短期商业效益不明显。因此，政府投入是信息网络平台建立的基础。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强沟通与协调。树立大联合的协作意识和发展观念，建立一个以农业部及其系统为主体的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区、教学科研联合、高效、权威的农业信息管理与协调的体系。当前，农业信息网络体系的建设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突破传统的部门所有制，改变信息封闭和条块分割的状况，实现农业信息资源在各部门之间及农民、农业科技人员间的共享。
建立领导和协调机构，着重规划和安排一些当前急需的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避免资源的浪费和重复建设。
把农业信息网络体系纳入到农村社会综合服务体系中，当作农村与农业公用事业来对待，力争使农业企业和农民都能利用这项资源。
3.1.2加强政府的引导作用，整合资源。政府要引导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村市场信息服务事业，建立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的信息窗口。目前，我国农民接受信息的主要渠道还不是互联网络，电视、广播、报刊、电话等传统媒体和通讯工具还是主流。应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现代通讯工具的作用，使之与网络之间有机结合和搭配，强化信息工作；要充分利用现有的农技推广体系及其技术力量，将信息体系建设与基层农经站、农技服务站结合起来。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原有农技推广体系的资产和人力资源，节约信息体系的建设成本；另一方面还能促使传统农技站推广体系转变职能，更新力量，焕发新的活力，实现信息工作与农业科技推广工作的紧密结合。
3.1.3提供全方位服务，引导与组织农民上网。各地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探索适宜的方式把农民组织起来上网，这是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事实证明，建立乡镇、村信息站，利用信息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种植养殖大户、工商户和农村经纪人带动农民上网是切实可行的方法。
3.2引入市场机制，加快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农村信息不灵的原因之一，就是环境条件对信息传递的约束，落后的交通设施和通信条件使农民获得的信息也相当滞后，为了解决此问题，在加大国家财政投入力度的同时，也要引入市场机制，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措施，努力吸引民间及外资参与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尽快改善农村的交通、通信条件，尽快缩小城乡环境差异，消除城乡数字鸿沟。鼓励一些有条件的企业、中介组织按商业原则，在自己的优势领域通过电子商务等多种形式，为涉农企业提供商业服务。同时，开展面向农村、面向农民的信息服务，使之形成合力，全方位为农业服务。政府的网站或信息站也可以实行部分的市场化管理、商业化运作，以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
3.3加快培养农业信息化人才，加大科教兴农力度
3.3.1在大专院校设置信息化专业，选择重点单位设置硕士、博士学位点，同时吸引国外信息科技人才回国工作。
3.3.2深入到乡镇，举办农业信息技术培训班，培训各种层次的农业信息技术人才。争取做到每个乡镇配备几名专职信息员，每个村配备一名专职或兼职信息员。
3.3.3保证相关工作人员待遇，使其人心合一，在岗敬业，稳定农技推广队伍，从而实现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的畅通。
【参考文献】
[1]王丘，黄世详．实现农业信息化跨越式发展的探讨[J]．技术经济，2004，（10）．
[关键词]银行保险；经营模式；资本融合
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银行保险的快速扩张逐渐引起了金融服务领域的广泛关注。银行保险正在成为全球性的经济现象。在银行保险的发源地欧洲，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在部分国家的寿险总保费收入中的比例已经达到20%-35%；在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一比例甚至超过60%。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银行保险的发展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例如，香港已经成为亚洲银行保险发展得最为成功的地区之一，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占总保费收入的比重接近25%；新加坡银行保险在寿险新契约加权保费收入中的占比在过去几年一直稳定在20%左右；而在马来西亚，，2004年银行保险在寿险新契约保费收入的占比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人渠道。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后期，银行保险甚至在南美洲、澳洲、南非等地也得到了迅猛发展。
相比银行保险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蓬勃之势，中国银行保险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在迅速成长的过程中暴露出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已经引发了人们的诸多思考，也使得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走到了一个关键时期。
一、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状况
中国银行保险的发展开始于1996年左右。当时，国内的泰康人寿、新华人寿等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开始尝试涉足银行保险。表现为，银行以兼业形式销售寿险业务，主要在商业银行和寿险公司的基层网点之间开展合作，寿险公司没有针对银行销售渠道开发专门的保险产品，银行保险的总体规模也一直很小。
2000年以后，银行保险在产品的开发创新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0年8月，平安人寿保险公司推出了专门的银行保险产品——“千禧红”。随后，其它寿险公司相继推出了各自的银行产品，如中国人寿的“路路顺”、“家家福”、“事事达”、“鸿泰两全”、“鸿星少儿”、“鸿信消费信贷”；太平洋的万能寿险、“红利来”；新华人寿的“红双喜”；泰康人寿的“千里马”、“世纪之星”、“福寿两全保险”等。自此，银行保险对中国寿险业务的影响与日俱增。2001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达1423.96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为44.57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3.13%；2002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达2274.83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为388.4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17.07%；2003年，中国人身险保费收入为3011亿元，其中银行寿险保费收入达764.9亿元，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5.4%，同比增长96.9%。其间，银行的保险业务甚至超过团体保险，成为中国人身保险产品的三大销售渠道之一。除了业务规模的迅速增长外，各家保险公司和银行在银行保险的组织架构方面也都进行了建设和完善，以配合业务的发展。表现为，几乎所有的中资寿险公司和少数外资寿险公司都成立了专门的银行部门，一些公司还实行银行保险事业部制，加强银行业务的独立运营和核算；此外，部分商业银行也设立了一级或二级的保险业务部门。
然而，进人2004年，一些人寿保险公司开始进行业务结构调整，主动收缩银行保险业务，导致银行保险的发展速度放缓。2005年第一季度，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甚至出现负增长，同比下降19.5%。整个2005年，银行保险机构由2004年的76437家下降为65853家，银行实现的保费收入为803.25亿元，约占人身险保费收入的21.7%。2006年开始，银行保险又出现了大幅增长。
二、中国银行保险发展存在的问题
不难看出，中国银行保险虽然总体上发展较快，但业务起伏较大，目前寿险公司与银行之间的良好合作互动机制尚未建立起来。
(一)产品结构单一，影响持续增长潜力
目前，各寿险公司的银行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结构单一，在市场上常见的多是保险责任、保单费率基本相同，保险金额、分红方式等略有不同的五年期、十年期趸缴型分红产品。这些产品与银行储蓄产品较为相似，在业务发展初期，易于为银行客户接受，但从长远来看，此类业务不仅会逐渐给银行施加争夺储蓄存款、分流客户的压力，还可能对寿险公司维持稳定的现金流带来不利影响，并且可能透支潜在的优质保险资源，不利于长期持续发展。
值得庆幸的是，国内保险公司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在推出万能保险的同时，期缴业务的比重也大幅提高。然而，与银行业务具有一定关联性和互补性、能充分激发银行分销潜力的银行保险产品，如捆绑销售的住宅火灾保险与银行抵押贷款等，仍属空白。
(二)手续费恶性竞争，导致经营成本增高
目前，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合作缺乏长期利益共享机制，更多的是在手续费上进行博弈。一方面，各银行网点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主要以手续费的高低作为选择合作公司的标准，而且有的银行网点在手续费的支付上要求寿险公司采用不规范的操作方式。另一方面，由于银行网点资源有限，寿险公司不惜成本，竞相提高手续费率，甚至出现贴补费用进行恶性竞争，导致有的保险公司保费收入增加了不少，但利润却反而下降了。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手续费要价过高已经使理论上寿险公司通过银行网点降低保险产品分销成本的结论落空。例如，2002年，国内寿险公司营业费用、手续费、佣金分别同比增长了67.45%、212.99%和28.92%。
2002年10月修改的《保险法》取消“11”限制的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这种恶性竞争。在实践中，有的银行网点同时与多家寿险公司签订协议，销售多家寿险公司产品，但具体以手续费高低为标准决定推销力度，从而加剧了寿险公司之间的手续费竞争。竞争的日趋激烈和手续费率的不断攀升，不仅扰乱了市场秩序，而且导致寿险公司的经营成本明显上升，制约了银行业务的发展。
(三)激励机制不畅，引发诚信问题
虽然银行高级管理层从总体战略考虑，愿意发展银行保险以拓展中间业务，但是银行的中层及基层管理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多以存款的多少作为考核基层工作的重要指标。增加保险业务并不能增加存款，银行基层人员办理保险业务的积极性因此受到一定影响。
此外，尽管中国银行保险在崭露头角之初，不乏借力于银行较保险营销员更好的信用和品牌这一因素，但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误导等不诚信行为。一方面，大多数的寿险公司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处理和维系人际关系上，忽视了对银行、邮政网点业务人员的培训，客观上致使这些代办人员不了解或不甚了解产品的条款内容及宣传要求，在对客户说明讲解的过程中，难免发生错误或误导，导致退保或产生纠纷。另一方面，由于有的保险机构的经营理念存在偏差，片面追求保费规模，而银行在利益驱动下，主观上对误导风险的认识不够，也导致误导现象的发生。误导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的判断，混淆寿险公司和银行的责任，而且损害了银行渠道的形象，严重时甚至会动摇银行保险发展的基础。
三、中国银行保险发展的模式选择
中国银行保险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虽然各有其具体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又都与目前所采取的初级经营模式有关。Sigma的研究指出，按照银行和保险融合程度的不同，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可以划分为分销协议、战略联盟、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四种。在金融业严格分业经营的制度安排下，国内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中还不涉及资本的融合，银行保险的经营还停留在分销协议和战略联盟这些相对初级的模式上。
在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浅层次的合作下，协议期限较短，伙伴关系变动频繁，很难保证寿险公司未来稳定的保费收入来源，也无法实现银行保险的低成本优势。实际上，银行代售保险产品的技术含量要远远高于传统的保险分销方式，银行和保险公司双方需要运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建立统一的操作平台，才能通过银行庞大的分支机构网络，为客户提供方便和完善的售前售后服务。由于网点的稳定性较差，寿险公司不愿也不敢加大对银行业务的投入，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产品的开发和创新，进而影响到银行保险的持续发展。而从国际银行保险的成功经验看，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合作应该是长期的、稳定的、利润共享的关系，其实现的途径之一就是资本融合。例如，在银行保险发展较快和较好的欧洲，银行保险的经营模式多由紧密的股权纽带形成。
(一)中国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政策环境
目前，依据中国金融业三部基本法规《商业银行法》、《保险法》和《证券法》的规定，银行业、保险业与证券业之间必须实施分业经营，不能从事交叉业务，也不得设立非本行业的附属机构。《商业银行法》第43条规定，“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证券法》第6条规定，“证券业和银行业、信托业、保险业分业经营、分业管理。证券公司与银行、信托、保险业务机构分别设立。”《保险法》也规定，保险公司的业务范围仅限于寿险业和财产保险业务；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仅限于在银行存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资金运用形式，不允许直接投资于企业股票，更不允许投资于商业银行。
然而，在实践中，金融集团的存在已经既成事实。在它们当中，最为引人瞩目的当属以保险公司为主体的金融控股集团——中国平安。目前，平安已经形成了以保险为主，融银行、证券、信托、投资和海外业务为一体的紧密型金融控股集团的架构。
实际上，中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已经为中国金融业的混业经营预留了政策空间；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稳步推进保险公司综合经营试点，探索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更广领域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提供多元化和综合性的金融保险服务”，“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支持保险资金参股商业银行”。中国保监会主席吴定富日前也指出，“鼓励、支持和引导国有大中型企业及各类社会资金投资保险业，探索和研究银行、邮政投资保险业，不断为保险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这些政策法规限制的放宽，使得未来中国银行保险的资本融合成为可能。
(二)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可行模式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银行保险的四种经营模式中，合资企业和金融集团是较为高级的、涉及资本融合的两种模式，也是银行保险较为发达的国家通常采用的模式。针对目前银行保险经营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国内银行业务的发展亟需模式和机制上的突破，寿险公司和银行也正在积极探索银行保险合作的新模式。
通过资本、股权等形成相互渗透或是建立合资企业即专业的银行保险公司，正好符合上述形势的需要。这样做，可以从机制角度解决银行与寿险公司的利益共享，避免银行业务中产生的诸多问题，实现银行向成熟的银行保险制度转变，有助于增强和扩大保险业的实力和影响。
采取金融集团模式则是中国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另一个可行选择。从中国金融业的现状来看，借鉴美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向混业经营转变的经验，实行金融控股集团制是较为稳妥的选择。2006年6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明确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保险公司通过重组、并购等方式，发展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保险控股(集团)公司”。
(三)银行保险资本融合的监管挑战
在国内寿险公司和银行积极探索银行保险业务的同时，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在规范银行保险的发展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例如，2003年4月，中国保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银行人身保险业业务管理的通知》，要求保险公司与银行力口强信息沟通和合作，加强寿险业产品的宣传和信息披露管理，客观公正地宣传银行寿险业产品，不把保险产品作为储蓄产品介绍，不夸大或变相夸大保险合同利益。2006年，中国保监会和银监会又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银行保险业务的通知》，从加强机构资格管理、加强业务内部管理、规范手续费管理、规范销售人员资格管理、规范产品销售、加强监督检查、加强行业内外沟通与交流等七个方面对银行保险业务提出了监管要求。
与此同时，行业自律方面也有了新的进展。2006年9月，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牵头制定，中国人寿、中国人保、平安保险等60家保险公司签署的《银行、邮政保险业务自律公约》面世。《自律公约》从销售人员资格管理、手续费支付方式、手续费比例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旨在维护银行、邮政保险市场的正常秩序，制止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邮政储汇局、信用社合作过程中的不正当市场竞争行为，防止商业贿赂，促进银行保险业务持续和健康发展。
但是，以上这些监管规定的出台，仍是以中国银行保险采取较为初级的经营模式为背景的。而银行保险一旦涉及资本融合，将产生比分销协议、战略联盟模式下复杂得多的风险，这必然会给监管机构带来许多新的挑战，如产品的界定问题、监管套利问题、消费者利益保护问题，等等。如何进一步加强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之间的沟通配合，逐步将已经建立的监管联席会议制度升级为一种正式的监管制度安排，实现双方共享监管信息，建立分业监管的协调机制，避免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的出现，是监管机构在引导和规范银行保险未来发展时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吴定富.中国保险业发展蓝皮书[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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