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1 18:24:25
导语：在信贷配给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中图分类号:F83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9005706
一、引言
信贷配给是指信贷市场上利率低于市场出清水平,存在超额信贷需求的一种现象。通常表现为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在所有的贷款申请人中,一部分人得到贷款,一部分人被拒绝。被拒绝的申请人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息也不能得到贷款;二是一个给定申请人的借款要求只能部分地被满足。在考察利率不能市场出清时,20世纪60年代以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研究都是在完全信息假设下进行的,信贷配给通常被解释为一种非均衡现象:由于政府对信贷规模的直接控制或者对利率进行管制,从而导致超额信贷需求长期存在并无法得到满足。70年代后期开始,Kane和Malkiel[1]、Arrow[2]、Jaffe和Modigliani[3]、Akerlof[4]、Fried和Howitt[5]以及Stiglitz和Weiss[6-7]等将不完全信息假设逐步引入到信贷配给的分析范式中,将信贷配给看成是一种均衡现象:参与市场的各方主体的行为导致利率不能市场出清,即在供给与需求数量不相等时,市场参与各方组成的系统处于均衡的状态。其中,Stiglitz和Weiss[6]在他们1981年的开创性论文中建立了事前不对称信息的信贷配给模型,指出信贷配给产生的原因是利率的逆向选择效应和激励效应。此外,其他学者从合约理论、监管成本以及委托角度解释了信贷配给。
银行信贷传导渠道是货币政策通过影响银行可贷资金从而影响总需求和产出的传导过程。信贷配给作为商业银行的一种重要授信行为,直接影响信贷资金配置效率,从而影响到货币政策的效果。从近些年货币政策的实践来看,我国通过信贷传导渠道对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调控效果并不很理想:1998—2002年,我国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央行大幅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多次降低贷款利率,鼓励商业银行扩大信贷量,但商业银行“惜贷”严重,扩张的货币政策传导受阻。2003—2008年,在我国信贷超额增长的情况下,央行连续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并实行差别准备金制度,但商业银行的“超贷”现象仍然持续了较长时间,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得不一再强化,以致在2008年的外部冲击下发生急速逆转。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实施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2009年商业银行的年信贷量创历史新高。虽然信贷总量按照货币政策的意图进行扩张,但据人民银行的2009年金融机构贷款投向报告显示:商业银行的信贷资金结构严重失衡,信贷资金更多地投向了房地产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县域中小企业融资困难,国家重点支持县域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调控目标得不到信贷资金的协调配合[8]。这些状况表明,我国存在明显的信贷配给,造成了货币政策效果的弱化。
二、理论分析
1998年中央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限额控制,信贷政策操作主要采用计划指导和窗口指导,此后的利率体制改革使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浮动幅度不断扩大,直至2004年取消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商业银行开始拥有了更多贷款自,能根据利润最大化的要求灵活使用信贷资金,均衡信贷配给开始形成。尽管当前我国的信贷配给现象是利率管制、信息不对称以及制度环境不健全三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信贷市场的运行机制将加速趋向单一的均衡信贷配给[9]。这种以信息不对称为根本特征的信贷配给将导致银行贷款的净收益率和贷款利率之间存在非单调的关系,此时均衡的贷款利率水平取决于社会投资风险的分布情况,而贷款规模又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货币供给水平,所以使得经济中的市场利率水平和货币供给水平具有顺周期波动的内生性,这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反周期目标产生冲突[10]。而且,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均衡信贷配给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效果的影响亦有所不同。
1经济衰退阶段的影响
通过构建一个不完美金融市场条件下经济周期与融资约束程度不同的企业资本结构关系的理论模型并对微观企业特质与宏观经济周期之间的联合效应进行分析，可知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融资约束型企业资本结构调整对于银行稳健有较高的依赖性。通过模型推导还可以看出，经济周期对于非融资约束型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机制主要为外源融资溢价，其资本结构逆周期调整；而经济周期对于融资约束型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机制主要为外源融资可获得性，其资本结构顺周期调整。由此可知，银行信贷资金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融资约束型企业中具有明显的不可替代性，银行稳健在经济周期对其资本结构的影响中起到关键作用。
关键词：经济周期；融资约束；企业资本结构
中图分类号： F279.15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3）04-0056-05
经济周期作为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其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得到了广大学者和实务界的认可。Levy（2001）发展了一个模型，在模型中债务被视为公司治理中的金融契约，这促使管理层和外部股东利益的结合。在经济周期衰退期，负债企业管理层财务相对于外部股东减少，两者之间的问题加重，而提高企业的负债水平将有利于降低两者之间的冲突。Dirk Hackbarth， Jianjun Miao， Erwan Morellec（2006）研究了宏观经济状况对于信贷风险和资本结构动态调整之间的关系。当企业的现金流依赖于当前宏观经济状况时，根据宏观经济周期变动调整融资政策并适应其破产风险将有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通过模型的推导得出企业的资本结构将逆周期调整，而且负债的期限结构与信贷风险显著相关，信贷风险越大，期限结构越短，而且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影响了企业的负债能力和资本结构调整的幅度。Bhamra et al（2008）认为，宏观经济因素的时变性导致公司资本结构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而且财务杠杆与宏观信用风险密切相关。
但是对于不同类型的企业，经济周期的主要影响机制仍存在差异，其主要原因在于那些净值低、自有资金少的企业主要面临的问题是外源资金配给问题；而作为实力较强、拥有较多可抵押有形资产和自有资金的企业来说，外源资金配给较少更多地是基于成本所导致的外源融资溢价问题。不少国外学者在研究中已经关注到了经济周期对于企业融资影响的差异性。所以，本文将以融资约束程度高低――内源融资占投资比，对企业进行分类，在一个包含了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金融体系中同时考虑成本效应与融资规模效应。同时考虑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是保证后续论文中以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使得假设更符合上市公司的实际情况。本文借助Rafael Repullo和Javier Suarez（2000）的研究，展开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一、存在道德风险的一个基本借贷模型
二、包含银行部门和资本市场的均衡模型
三、经济周期对融资约束程度不同企业融资影响的差异性分析
在上述考虑了权益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的前提下，同时考虑了企业自身资产负债状况及外源融资可获得性双方面的影响。从静态时点上看，自有资金比较高，自身财务状况最好的企业家受到的融资约束程度最轻，不存在资金配给的状况，其主要融资选择基于自身道德风险所产生的成本，如果自身的道德风险所产生的成本较低，更倾向于收益损失少的权益资本市场融资，如果自身成本较高，则会选择银行信贷资金融资；而自有资金比居中，财务状况一般的企业家面临权益资本市场配给，只能从银行信贷市场融通资金；而对于自有资金比较低、财务状况最差的那类企业家而言，他们无法获得外源资金，只能放弃投资。
四、结语
自有资金充足的企业以成本为出发点进行融资选择，在经济周期上行时期更多地选择权益市场资金，在经济衰退时期选择银行信贷资金以减少成本上升所导致的成本问题，资本结构呈现逆周期调整；而对自有资金缺乏的企业，融资活动受到了资金配给影响，经济周期上行时期可以获得银行信贷资金，经济衰退期导致信贷配给加剧而无法获得外源融资，资本结构呈现顺周期调整。至此，本文清晰地描述出了经济周期对企业资本结构的影响路径和对信息不对称程度不同企业影响的差异性。从上述模型可以看出，银行信贷资金具有不可替代性，银行稳健在上述影响机制中在平抑经济周期影响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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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ouglas O.Cook，TianTang.Macr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capital Structure Adjustment Speed[J].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2008，（4）：256-265.
关键词：信贷业务；商业银行；安全性；流动性；盈利性；“三性”原则
贷款业务始终是商业银行资产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激烈竞争下，必须加强安全性管理、流动性管理、盈利性管理。通过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审查审批环节的制度建设、贷款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可以提高信贷资产的安全性。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资本充足率的提高增强信贷资产的流动性［1］。最后通过差异化信贷定价策略、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人员等措施来提高贷款的盈利性，以此抵御市场新生力量的竞争，保护银行的传统业务——信贷业务。
一、商业银行的经营目标
（一）安全性原则。安全性原则指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过程中，必须审慎控制风险，经得起重大风险和损失。商业银行是特殊的金融机构，通过其信用中介的职能成为全社会最大的债权人、债务人。在信贷业务中，存在着信用风险、操作风险、道德风险、市场风险、法律风险等一系列风险［2］。因此在银行日常业务经营管理中，安全性原则尤为重要，是商业银行的基本目标，重点强调尽可能地避免和减少风险。因此在贷款业务过程中，贷前、贷中、贷后都必须坚持安全性原则。（二）流动性原则。在银行负债中，存款业务是主要的资金来源，在我国，存款分为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商业银行既要满足活期存款、活期储蓄存款随时提存的需要，还需要满足定期存款、定期储蓄存款在规定日期提现的需要。为满足这些需要，商业银行在日常经营中需要提存一定数量的存款准备金，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防止挤兑的产生。同时为了满足资产的流动性，银行需贯彻信贷配给原则，审慎信贷风险，并通过一系列手段提高贷款流动性，使贷款能在银行需要时具有及时变现的能力。（三）盈利性原则。盈利性原则指商业银行作为一般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是银行最终效益和经营能力的体现。其盈利性目标地实现对自身的经营管理和整个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充实银行资本、扩大银行经营规模、提高银行的信誉，从而提高其综合竞争力。衡量其盈利性程度的指标主要有盈利率、盈利资产收益率、收入盈利率等。贷款业务作为商业银行最重要的资产业务，是最主要的盈利资产，是商业银行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主要手段［3］。近些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花呗、京东白条、民营银行等新生力量开始抢占商业银行传统业务，尤其是小额信贷领域。同时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使商业银行贷款盈利能力逐渐下降，因此，其目前发展面临双重困境。
二、“三性”原则下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管理
（一）贷款业务与安全性原则。第一，建立社会征信体系。信用体系的健全和信用风险评估机制的确定对于商业银行降低经营成本、降低坏账率、发展小额信贷有重要作用。因此需要商业银行借鉴互联网金融的优势［4］，加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作，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方法，将借款人或者投资人的行为模式、消费习惯、诚信记录等纳入信用风险防范模型，做到全面、真实地反映贷款人的资信能力和偿债能力，同时借鉴信用分评分模式，加快全民征信体系的建设。第二，完善审查审批环节制度建设。目前我国实行审贷分离制度，制度核心是相互制衡与自我约束，但自我约束的实现需辅以制度制衡，因此不仅需要加强对专职人员的工作能力和素质建设培养，提高其自我约束能力，同时应辅以恰当的奖罚机制。通过绩效考核制将考核人员的收入与银行效益挂钩，实行收付实现制，加大信贷风险责任考核力度。第三，建立贷款风险预警机制。贷款风险预警机制的建立需多方主体参与。首先，企业信贷人员要实时监控企业微观环境、中观环境、宏观环境［5］，充分调查企业信贷能力和管理状况。其次，商业银行向政府寻求帮助，在必要时借助行政力量充分分析企业的经营能力、财务状况、偿债能力等，要求企业保证经营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可靠性。再次，商业银行要拓宽信息来源渠道，发挥银行同业间的作用，共同防范信贷风险［5］。最后，建立动态贷款风险预警机制，实时监控数据、录入数据，建立完善的风险等级评估，充分发挥预警机制作用。（二）贷款业务与流动性原则。流动性风险以其不确定性强、冲击破坏力大的特点，被称为“商业银行最致命的风险”。因此，加强流动性管理是商业银行经营者面临的重要课题［6］。贷款是银行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其缺乏流动性，贷款与存款之间存在期限不匹配的矛盾，这是贷款流动性管理的核心。第一，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是将原来缺乏流动性但有未来现金流的贷款通过重组转化为可流通资本市场证券的过程。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信贷资产证券化将制造业、冶炼矿业等传统产业的非优质贷款移出资产负债表，将资金再投放于服务业、新兴产业等行业，以此完善信贷结构，提高信贷整体质量，解决贷款与存款期限不匹配的矛盾，提高银行流动性。需要注意的是，商业银行在开展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不能急于通过这一金融创新工具将长期信贷资产证券化以获得流动资金，并且利用这些资金去进行具有较大风险的投资业务，这样容易降低银行的流动性水平［1］。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存在信贷证券化产品单一、二级市场流动性缺乏、信息披露不规范、金融监管和相关法律不完善、风控和信用评级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因此更加需要商业银行谨慎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这一手段。第二，适当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目前，全球经济受疫情的影响呈现下行趋势，中小企业面临生存困境，银行贷款风险增加。在此特殊背景下，易发生流动性风险，商业银行需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对贷款风险进行充分保障，增加一级资产、二级资产的比重。同时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将会安抚社会大众，避免疫情当下产生恐慌心理发生挤兑危机。但资本充足率提高的幅度应视商业银行实际情况而定。大型商业银行信誉好且有较多优质信贷资产，不易产生流动性危机，这时可提高较小幅度或不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流动性原则适当让位于盈利性原则。小型商业银行信誉较差、信贷资产质量较差，在经济下行时更易产生流动性风险，因此应较大幅度提高对资本充足率的要求。（三）贷款业务与盈利性原则。第一，差异化信贷定价策略。面对中底层客户，可采用成本加成定价法。中底层客户有着对利率变动敏感、小额信贷、追求快捷低成本服务的特点，因此商业银行要结合底层客户特点，创新金融产品，开发低利率、低贷款金额、放贷快捷、手续简单的金融产品。这时商业银行的重点是降低成本，即需从放贷各个环节入手控制贷款成本，以期用低利率来扩大市场份额，拉拢客户资源，与花呗、京东白条、民营银行、P2P借贷在小额信贷领域进行竞争。同时商业银行应加强与互联网金融企业的合作，运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居民信用档案，减少审贷放贷时间，提高服务水平。面对上层客户，可采用客户盈利性分析定价法，考虑与客户的整体关系、双边关系，加强对大额贷款风险的审查，贯彻落实信贷配给原则。对于低质量大额的贷款，应予以拒绝。对于高质量大额贷款，商业银行在提供贷款的同时，还应根据客户具体需要提供更加灵活的优惠利率，进行个性化定制。商业银行还应积极发展与客户的双边关系，在存款上采用上层客户定价法，通过提供个性化服务发展忠诚顾客，并获得较高收益来弥补提供贷款的潜在损失。第二，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人员。5G技术的产生、新基建的发展、大数据技术的普及等新兴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给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带来了转型机会。商业银行需充分利用这些科技、互联网的力量简化放贷程序，精简信贷业务，加快推进业务线上化、数字化以及互联网化，使人工智能逐渐替代传统人工，智能化、科技化逐渐渗透商业银行贷款程序各环节，这也是未来商业银行发展的大势所趋。信贷业务的智能化、科技化不仅能提高商业银行的效率，给客户带来良好的服务体验，更重要的是，节约商业银行工资支出、培训费用的同时进行科学化审贷，减少主观因素的影响，提高信贷质量，这些都将提高信贷业务的盈利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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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徐斌.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及防范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4.
近年来，信息经济学已步入主流经济学并越来越受到重视。美国经济学家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都是因为对信息不对称理论的研究做出了杰出贡献而荣获200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由他们完成的信息不对称及相关理论构成了当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
新古典经济理论的基础是完全竞争市常这个市场有四大假设：第一，有众多的买主和卖主，没有任何市场参与者能决定市场的价格和产量；第二，买卖双方自由进出市场；第三，产品是同质的；第四，买卖双方的信息是完全对称的。西方经济学家证明，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中，资源能够得到最优配置，并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然而现实中，完全满足上述假设的市场几乎是不存在的。于是经济学家们为了使理论解释更符合实际，不断突破上述假设，进行新的研究。如研究不符合前三条假设的垄断市尝寡头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这大大促进了经济学的发展。但第四条假设的突破是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70年代才完成的。他们关于信息不对称的研究突破信息完全的假设，从而极大推进了经济学体系的完善和解释现实的能力。
一、逆向选择模型
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在1970年发表了名为《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的论文，被公认为是信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开创性文献。在美国俚语中，“柠檬”俗称“次品”，这篇研究次品市场的论文因为浅显先后被三、四杂志退稿。然而，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在这篇论文中提出的逆向选择理论揭示了看似简单实际上又非常深刻的经济学道理。
逆向选择问题来自买者和卖者有关车的质量信息不对称。在旧车市场，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而买者不知道。这样卖者就会以次充好，买者也不傻，尽管他们不能了解旧车的真实质量，只知道车的平均质量，愿平均质量出中等价格，这样一来，那些高于中等价的上等旧车就可能会退出市常接下来的演绎是，由于上等车退出市场，买者会继续降低估价，次上等车会退出市场；演绎的最后结果是：市场上成了破烂车的展览馆，极端的情况一辆车都不成交。现实的情况是，社会成交量小于实际均衡量。这个过程称为逆向选择。
为更加清楚地说明逆向选择模型。我们可以考虑最简单的情况，假定卖者出售的旧车有两种可能类型：θ=6000（高质量）和θ=2000（低质量），每一种车的概率分别是1/2；买卖双方有相同的偏好且对车的评价等于车的质量。显然，如果买者知道车的质量，均衡价格P=6000（高质量）或P=2000（低质量）。买者不能知道车的真实质量，如果两类车都进入市场，车的平均质量E[θ]=4000，由于买者不敢保证出高价就能买到高质量θ=6000的车，所以愿意出的最高价格P=4000，希望能够买到θ=6000的车。但在此价格下，高质量车的卖者将退出市场，只有低量车θ=2000的卖者愿意出售。买者知道高质量的车推出以后，市场上剩下的一定是低质量的卖者。唯一的均衡价格是P=2000，只有低质量的车成交，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常如果市场上是θ=6000到θ=2000的连续分布，尽管推理稍微复杂一些，但同样证明这一理论。
这个例子尽管简单，但给出了逆向选择的基本含义：第一，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市场的运行可能是无效率的，因为在上述模型中，有买主愿出高价购买好车，市唱—“看不见的手”并没有实现将好车从卖主手里转移到需要的买主手中。市场调节下供给和需求是总能在一定价位上满足买卖双方的意愿的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失灵了。第二，这种“市场失灵”具有“逆向选择”的特征，即市场上只剩下次品，也就是形成了人们通常所说的“劣币驱逐良币”效应。传统市场的竞争机制导出的结论是——“良币驱逐劣币”或“优剩劣汰”；可是，信息不对称导出的是相反的结论——“劣币驱逐良币”或“劣剩优汰”。逆向选择理论深刻地改变了我们分析问题的角度，可以说给人们提供了逆向思维的路径，会加深市场复杂性的认识，由此能改变很多被认为“常识”的结论，使市场有效性理念又一次遭受重创。
由于信息不对称在市场中是最普遍存在的最基本事实，因而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的旧车市场模型具有普遍经济学分析价值。他讲的故事虽然是旧车市场，可以延伸到烟、酒等所有产品市尝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等等。也能解释为什么假冒伪劣产品充斥这些市场，是因为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一方隐藏了信息。逆向选择的理论也说明如果不能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遏止假冒产品，会使假冒伪劣泛滥，形成“劣币驱良币”的后果，甚至市场瘫痪。
二、信号传递模型
对信号传递模型做出突出贡献的是另一位2001年度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他对信号传递模型的研究起源于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期间，他研究的结论集中体现在他的博士论文《劳动市场信号》中。在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模型里，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有关雇佣能力的不对称，雇员知道自己的能力，雇主不知道，如果雇主没有办法区别高生产率与低生产率的人，在竞争均衡时，不论是高能力的人还是低能力的人得到的是平均工资。于是高生产能力的工人得到报酬少于他们的边际产品，低生产能力的人得到的报酬高于他们的边际产品。这时，高能力的人希望找到一种办法，主动向雇佣方发出信号，使他们同低能力的人分离开来，使自己的工资与劳动效率相称。教育程度向雇主传递有关雇员能力的信息，原因是，接受教育的成本与能力成反比例，不同能力的人是因受教育程度不同，或者说教育传递信号具有把雇员能力分离开的功能。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模型研究了用教育投资的程度作为一种可信的传递信息的工具。在他的模型里，教育本身并不提高一个人的能力，它纯粹是为了向雇主“示意”或“发出信号”表明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确定了一个条件，在此条件下，能力低的人不愿意模仿能力高的人，即做出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以示意自己是能力高的人。这一条件就是，做同样程度的教育投资对能力低的人来说边际成本更高。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证明：在这种情况下，虽有信息不对称，市场交易中具备信息的应聘者可通过教育投资程度来示意自己的能力，而雇主根据这一示意信号便可区别开不同能力的人。在他的模型里，假定教育对生产率没有影响，但是，厂商以教育为基础发放工资仍然有利可图，因为它能吸引更高能力的人。
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信号传递模型也具有普遍的经济学意义。例如，上市公司的过度分红行为。在很多国家，政府对红利征税的税率比资本增值的税率要高，通常政府对红利征收两次税：一次对公司，一次对个人，而对资本增值只对个人征收一次税。（在我国目前，证券市场对红利双重征税，对资本增殖不征税。）如果没有信息问题，利润再投资比分红更符合股东利益，但很多公司仍然热衷于分红。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的管理层当然比股民更清楚地知道公司的真实业绩。在这种情况下，业绩好的公司就采取多发红利的办法来向股民发出信号，以区别于业绩不好的公司，后者发不出红利。证券市场对分红这一信号的回应是股价上升，从而补偿了股民因为分红交纳较高的税而蒙受的损失。
信号（同一般水平分离）的要求是“不对称信息”带来的反应。如厂商不惜重金到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做广告，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它的宣传广度，同时也显示自己的实力，同那些没有实力的厂家区分开。这样的事例浸透商业活动的每个角落。
三、分离均衡模型
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研究的是拥有信息的一方主动信息，从同类中分离出来，这样才有利可图。那么，在信息不对称的市场中，不具备信息的一方建立如何的机制来筛选有信息的一方，从而实现市场效率呢？这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研究的重点。
如果说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研究的是产品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迈克·斯宾塞(MichaelSpence)研究的是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那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进一步把信息不对称引入保险市场和信贷市场的研究，并且在诸多领域都有建树。
在保险市场上存在道德风险（事后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与投保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险公司难以确切的知道投保人的真实情况和行为。保户在与保险公司签订合约存在着隐藏行为，则导致道德风险，一旦人们和保险公司签订了保险合约，他们往往会不再像以往那样仔细看管家中的财产了，当出门的时候，他可能不再像没有保险以前那样仔细地检查煤气是否关好，因为现在屋子着火了，他将获得保险公司的赔偿。作为极端的例子，有人甚至自己故意造成火灾来骗取保费。在这里，因为保险公司无法观察到人们在投保后防灾行为而产生“隐蔽行为”。保险公司面临着人们松懈责任甚至可能采劝不道德”行为而引致的损失，严重的情况会使保险公司关门。
保险市场逆向选择（事先信息不对称）来自保险公司事前不知道投保人的风险程度，从而使保险水平不能达到对称信息情况下的最优水平。当保险金处于一般均衡价格时，低风险类型的消费者群预期投保后得到的效用小于他不参加保险时的效用，这类消费者会退出保险市场，只有高风险类型的消费者预期投保的潜在收益大于潜在成本会愿意投保。低风险消费者退出后，如果保险金和赔偿金不变，会由于赔偿概率的上升而使保险公司可能亏损。这种条件下，为了不出现亏损，保险公司将不得不提高保险金。这样，那些次低风险的顾客群认为支付这笔费用不值得，从而不再投保，高风险类型消费者不会在意保费的提高而踊跃进入保险大军。这样一来，高风险者就会把低风险消费者“驱逐”出保险市常看来，靠提高保费的办法，对保险公司是不管用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重要观点出现了：我们不能用通过提高保费的办法来使保险市场的逆向选择现象和道德风险消失。相反，提高保费，会加剧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来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保险人可以通过提供不同类型的合同，将不同风险的投保人区分开，让买保险者在高自赔率加低保险费和低自赔率加高保险费两种投保方式之间选择，以防止被保人的欺诈行为。即不是使保险处于混同均衡，而是出现分离均衡。分离均衡已经成为微观经济学中一个广泛运用的概念和分析方法。
信贷配给理论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又一经典理论。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与安德鲁·魏斯(AndrewWeiss)于1981年合作的划时代论文《不完全信息市场上的信贷配给》，创造性地分析了信贷市场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指出企业存在的骗贷行为与信息不对称有关。他们认为银行降低坏帐损失的最优策略是对贷款进行配给而不是提高贷款利率。这些创见因现实世界信贷配给十分普遍而使研究更进一步接近更为现实的信贷市场理论，并对公司融资、市场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古典经济学中，供大于求，利率就会下降；供不应求，利率就会上升。如果供求总平衡的话，均衡利率会很容易确定下来，长期来看供求平衡。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对这一理论提出了质疑，他发现在借贷市场上供求不相等是一个长期的现象，实际利率比均衡利率要低。贷款人的投资是有风险的，而且不同的贷款人的风险偏好不同。那些对未来投资回报率预期较高的人，愿意接受较高的利率，如果银行想通过提高利率来提高效益，就会把那部分预期有稳定回报的低风险投资者拒之门外，贷款给高风险者，银行的风险就会增大。如此循环下去，最终结果是贷款质量下降，不但不能提高银行的利润，反而会隐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解释为，银行靠提高利率的办法无效，而采取信贷配给是有效的方式。在所有申请贷款的人中，只有部分人能够得到满足，哪怕有部分人想提高利率来获得更高的贷款，银行也不会同意。银行是通过有选择性地给申请人贷款的办法来降低风险。用他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民间信贷市场上利率奇高无比，原因是“劣币驱逐良币”，即风险大的借款人驱除了风险小的借款人，只有把利率调到高位，才能抵消高风险成本。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分离均衡与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的信号传递不同之处在于：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研究的是拥有不同信息的人如何通过信号传递，来把自己与同类分离出来。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是说明不拥有信息的人如何设计一个菜单，来进行信息甄别，使具有不同信息的人不隐瞒信息和行为，或者说设计一个分离不同信息的人的机制，进而提高市场效率。
四、市场规制
乔治·阿克劳夫(GeorgeAkerlof)、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Spence)、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的结论再一次降低了我们对市场有效性假定的信心。
原始的市场失灵是以垄断的存在、公共物品、外部性等因素相联系；新的市场失效是以不完全信息为基矗这两种市场失灵存在着区别：原始的市场失灵在很大程度上容易确定的，如外部性带来的负效应的大小和范围是容易测度的。其范围也容易控制，政府进行市场规制相对容易。由于现实中的所有市场都是不完备的，信息总是不完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对于所有市场来说是各有特点，因此，市场失灵是普遍存在的，增大了政府规制的难度。
市场本身有一定的克服信息不对称功能。对此，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詹姆斯·赫克曼(JamesHeckman)教授比喻为：信息市场不完善好似一头又高又壮的水牛身上长了一个肉赘，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整体的强剑但是仅靠水牛的强壮就能驱除自身的肉赘吗？显然不能，克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市场失灵，政府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点连极端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家也不否认。比如，在保险市场上人们购买保险是因为他们想抗拒风险，但如果所有投保人都因为投保而掉以轻心，那么被保险事件将会频繁发生，保险金的数额也将增加。假设投保事物毁于火灾，而造成火灾的主要原因是人们在床上吸烟。原则上，保险公司可以在保险契约上要求不要在床上吸烟，但不能被强制执行。保险公司可以在每个保户卧室都安装上电视监视器，但这会被认为是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对于类似的规范，政府可以通过对香烟征税的方式减少人们在床上吸烟。通过征税如果使“道德风险”减少而获得的福利抵消或大于由征税带来的负效应，政府能够通过征收税收而减少或禁止香烟生产，其他任何私人或私人集团不能作到这一点。而任何保险公司都不能通过强制性的向香烟生产企业征税的办法来实现减少因吸烟造成火灾的损失。
市场需要政府规制已经没有争议，但政府规制的幅度在理论界存在分歧。一种理论认为政府管得越少越好，另一种理论认为政府要管得宽一些。政府规制的幅度大致可分三类：第一类它包括定义产权、保护产权、执行合同。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政府所扮演的第三方——“守夜人”的作用。这一点已经没有争议。第二类它包括某些法律和规制。比如反垄断和一些与人体健康安全和环境保护，金融市尝金融机构的规制。虽然比较极端的自由学派经济学家反对政府在这些领域的干预，但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对这些领域适当的规制的正面收益大于干预带来的成本。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这类规制措施呈现加强的趋势。第三类包括政府的价格管制如对房租、工资、股价、汇率等价格的管制；对贸易的限制；有倾斜的产业政策等。这类规制从短期来看，对于维护整个市场的稳定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这些干预对经济发展有长期的正面作用，其负面作用比如造成价格扭曲、寻租、腐败常常十分明显，而且过度规制可以引发对政府的信任危机。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对第一、二类的内容政府可以加强规制。对于第三类，有限的规制呈现放松趋势。
尽管对资本市场的规制程度在理论界存在争论，但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对金融市场及与其有关的机构的法律和规制都相当充分。这主要因为资本市场比较特殊，至少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投资者投入资金与取得回报之间有相当的时间差，这就给企业和金融机构从事不利于投资者的活动提供了很大的机会，即所谓道德风险问题。二是存款者或股民人数多而且分散，搜集信息的成本大，都想免费搭便车，他们很难集体进行监督，结果利益容易被侵犯。三是金融市场尤其证券市场定价受投资者的预期因素的影响存在多个均衡价格，因此，市场价格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与实体经济无关而独立行走。这几条足以造成潜在金融风险，而金融风暴又很容易演变为经济危机。
为了化解金融风险，政府的规制要求上市公司对其财务信息、重大投资项目等信息进行真实披露；对股东权益特别是少数股东的保护；对商业银行审慎规制包括债务风险管理和法定资本金充足率；要求投资银行和证券公司的透明化操作并限制其投资范围；要求在证券市场中交易符合严格的程序；对信息披露和交易过程的造假、欺诈行为严厉打击；对中介机构加以规范等等。就我国情况而言，资本市场的规制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一是规制不够，体现法规不完善和不配套。二是监管力度不够。金融规制不够是明显的，比如，我们的证券公司都是国有的，很多受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控制，业务操作极不透明，结果少数公司操纵股市的行为不易被及时发现和处理。对于证券市场的大量虚假信息的制造者缺乏有效的监管措施，对造假者威慑力不够。总之，对于资本市场，强化管制应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金融发展；资本积累；内生增长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7(06)-0101-09
一、引 言
近来，学术界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重新兴起，主要来源于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启发和技术支持。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资本劳动比率是决定人均收入水平差异的关键因素，人均收入稳态增长率取决于外生技术进步，因此，金融部门在经济中的作用，主要是增加资本投资和产出水平，而不是提高技术进步率和稳态增长率，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只有“水平效应”，而无“增长效应”。内生增长理论通过将技术(知识)积累过程引入典型的增长模型，一举突破了长期困扰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技术外生性问题，实现了技术进步的内生化，即技术进步不再受经济系统之外变量的控制，而是由消费者偏好、资本投资、R&D和教育等经济系统内部因素所决定。从而，金融发展可通过动员储蓄、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增加R&D投资和加速人力资本积累等方式，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长期增长，即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不仅有“水平效应”，而且有“增长效应”。因此，内生增长理论兴起，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早期研究者所不具备的坚实理论基础和分析工具。
在金融发展和内生增长理论看来，增加资本投资，是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条基本途径。金融系统通过发挥动员储蓄、配置资源、实施公司控制、便利风险管理与便利商品(服务)交易等基本功能，可缓解信息不对称、消除流动性风险和分散投资(收入)风险，提高储蓄转化为资本比率、改善投资配置效率和改变储蓄率，进而促进资本投资增加。在资本外溢内生增长环境下，技术是资本投资副产品，资本投资增加，将通过“边干边学”效应提高技术水平，从而，弥补了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使资本边际报酬维持不变。因此，金融发展通过鼓励资本投资促进了经济增长。实际上，金融发展水平本身不是外生变量，经济增长会对金融发展产生推动作用。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将形成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与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的双重均衡并存。
鉴于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关系的研究，已成为经济学讨论的中心议题之一，因此，对当前西方经济学界在这一前沿理论课题上的进展，进行系统地跟踪、梳理和总结，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藉此，本文拟以资本外溢AK内生增长模型为分析框架，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一个全面的文献综述。论文随后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建立一个引入金融部门的AK内生增长模型，简要概括金融发展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途径，以及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反向促进作用；第三、四和五部分分别从金融系统的功能人手，依次论述金融发展如何通过提高储蓄转化为资本比率、改善投资配置效率和影响储蓄率等途径，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第六部分探讨内生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相互关系，解释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均衡状况；第七部分进行经验分析；最后，总结全文并对未来研究提出若干建议。
二、一个简明模型
为了简要地概括金融发展促进资本积累的途径，增进对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关系的理解，本文建立了一个引入金融部门AK内生增长的模型，作为理论分析的起点，并为随后的论述提供理论框架和思路指引。
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是资本投资的副产品，资本投资的增加，通过“边干边学”效应，提高了技术水平，弥补了资本边际产出的递减，使资本边际报酬维持不变，从而实现了经济的内生增长(Romer，1986)。
经典AK生产函数可表示为：
Y1=A(F)K (1)
其中，A为技术参数(资本社会边际报酬)，Y为产出水平，K为资本存量，F为金融发展水平。现代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可改善资本配置效率，提高资本边际产出水平，从而，aA/aF>0。
假定经济只能生产一种最终产品，该产品可用于消费或投资。若进行资本投资，一单位最终产品可转化为一单位资本，资本的折旧率为δ0总投资为It可表示为：
It=Kt+1-(1-δ)Kt (2)
在封闭经济且不存在政府部门的条件下，资本市场均衡要求总储蓄等于总投资。但是，储蓄不能自动地转化为投资，这一转化过程需要借助于金融部门(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才能实现，并且，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取决于金融部门的效率。假定总储蓄和总投资之间有如下关系
φ(F)St=It (3)
其中，St为总储蓄，φ(0
储蓄函数可表示为：
St=s(F)Yt (4)
其中，s为储蓄率。
关于金融发展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理论界意见不一。有观点认为，金融发展(金融压制减轻)将提高储蓄率；也有观点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不仅可有效分散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和禀赋风险，减少预防性储蓄需求，也可绥解消费者面临的流动性约束，使其更容易获得合意的消费贷款规模，从而降低了储蓄率，且方向不确定。因此，储蓄率是金融发展水平的函数，但具体影响方向不确定。
稳态经济增长率g可表示为：
g=Yt+1／Yt-1=A(F)It/Yt=A(F)φ(F)s(F)-δ (5)
由式(5)知，金融部门的发展，通过改善资本配置效率A、提高储蓄转化为投资比率φ和改变储蓄率s等途径，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在本模型中，我们有一个隐含的前提假定，即金融发展水平F是外生给定的。其实，金融发展水平本身也是一个内生变量，它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影响。随着产出水平的持续增长，经济主体将不仅能够负担参与金融系统带来的交易成本，而且感觉到加入金融系统是有利可图的，其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将会不断增加，从而，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便得以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同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促进的双向联系，将导致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的高度均衡和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的低度均衡并存。
三、提高储蓄转化为资本比率
在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存在的情况下，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出现，将进一步便利资产交易，避免流动性风险和分散个别性风险。同时，银行和证券市场还可以提供交易和分散个别性风险的工具，从而减少了与单个项目、企业、行业和国家等有关的风险。因此，金融系统的发展，通过有效消除投资者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和个别性风险，促进了闲散储蓄资金向生产性资本的转化，提高了储蓄转化为资本的比率。
Beneivenga和Smith(1991)从流动性风险人手，分析了银行的出现对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影响。银行通过允许风险回避型储蓄者持有银行储蓄，而不是持有流动性但非生产性资产的方式，向储蓄者提供流动性。同时，银行可根据大数定律来预测存款的变现规模，从而节约了流动性储备的持有，将更多的储蓄资金投向生产性资本。因此，银行主要通过以下两条途径促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一是改变储蓄组合，提高资本投资在储蓄中的份额；二是分担储蓄者的流动性风险，防止资本投资的未到期变现现象。不过，银行的出现，并不能必然促进经济增长，只有在储蓄者风险回避程度足够大，或提前变现资本残值足够小的条件下，才能确定地促进经济增长。
Greenwood和Smith(1997)沿着Bencivenga-Smith(1991)的思路，继续对银行的资本积累效应进行研究，并得出了银行一定能促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的结论。银行不仅消除了经济主体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增加了资本投资在储蓄中的份额，防止了资本投资的未到期变现，提高了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比率，而且能将资本配置到资本边际生产力最高的项目上，从而提高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同时，他们还比较了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增长效应。相对于银行，金融市场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并不一定有优势，只有在经济主体风险回避程度足够大的情况下，金融市场才比银行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Chakraborty和Ray(2006)深入分析了金融结构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认为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结构将更能促进经济结构转型。银行主要从事项目选择、监督企业和选择最有前景的企业家，金融市场提供证券的交易但不参与企业的投资决策。企业家的融资方式选择取决于初始财富水平，财富较低者将寻求银行的贷款，并接受银行的监督，而较高者将主要依靠金融市场。他们认为，对经济增长来说，重要的是金融系统和法律制度的效率。而不是金融结构的类型，高效率的法律制度将使合同易于执行，并显著降低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成本。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角度看，银行的绩效要优于金融市场，体现在：一是银行通过缓解问题使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外源资金，增加了资本投资水平和人均GDP水平，而金融市场没有这方面功能。二是银行通过向更多的企业提供资金，使更多的企业能进入到现代工业部门，导致了农业部门的收缩和工业部门的扩张，从而促进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和收入分配的平等。
四、改善投资配置效率
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获取企业、经营者和市场方面的信息是非常困难和成本高昂的，因而，单个投资者可能没有时间、能力或手段去搜集广大企业、经营者和市场信息。高信息成本不仅挫伤了经济主体的投资积极性，而且造成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行为，妨碍了资本流向边际产出水平最高的项目上，从而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获取信息的成本促成了金融中介的出现。由金融中介代替投资者专门从事搜集和处理企业及经营者的信息，避免了重复监督行为，节约了信息获取成本。因此，金融系统的出现，降低了投资者的信息获取成本和监督成本，优化了资源配置。
McKinnon(1973)和Shaw(1973)对金融压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作了开创性研究，他们认为，政府实施金融压制措施的动机，不是为了弥补金融市场的失灵，而是直接或间接地向政府提供收入。金融压制的主要根源是最高利率限制、高准备金率和直接信贷计划，主要症状是低储蓄率、信贷配给和低投资率。金融压制不仅使投资遭到数量损失，而且遭受效率损失，因为，银行不是按照投资的边际生产力而是根据其主观好恶来配置储蓄。Roubi-ni和Sala-i-Martin(1992，1995)延续了MeKinnon(1973)-Shaw(1973)的分析思路，更为深入地分析了金融压制的财政收入动因。金融发展将提高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并降低交易成本，导致货币边际效用下降，降低了实际货币需求和政府铸币税收入，因而，在税务系统效率低下(逃税现象盛行)时，政府可能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压制金融部门以提高人均实际货币余额需求，并提高货币的发行速度，以增加财政收入。
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具有重要经济增长意义，金融中介通过选择最有前途的公司及经营者，将导致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和较快的经济增长。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指出，在生产报酬不确定的条件下，金融中介通过发挥信息收集和风险分散功能，使投资者获得更高和更安全的投资回报。体现在：一是金融中介通过对代表性风险投资项目进行试验，可获得风险项目预期报酬方面的信息，而单个投资者显然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投资试验，只能盲目投资；二是金融中介通过动员大量储蓄者的资金，并投资于大量生产者，有效地分散了资本投资所面临的生产风险。不过，金融中介的出现，也导致了储蓄率的下降，因此，其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Beneivenga和Smith(1993)对信贷市场信息不完全及其引发的信贷配给的增长效应作了分析。在信贷市场信息不完全条件下，贷款人很难区别优质投资项目和劣质投资项目，为消除高风险借款人伪装成低风险借款人的激励，贷款人只得对低风险借款人进行信贷配给。这就产生了逆向选择问题。在投资依靠信贷市场融资而不是自我储蓄的经济中，信贷配给显然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阻碍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同时，他们还从信贷配给问题人手，分别考察了先进技术和落后技术的进步的增长效应。若信贷配给不存在，两种技术进步均能促进经济增长。若信贷配给存在，先进技术进步将加重信贷配给程度，并且，信贷配给加重的负面效应将超过
技术进步的正面效应，从而经济增长率下降，而落后技术的进步则能确定地推动经济增长。
Bose和Cothem(1996)阐述了处理信息不对称问题的不同方式，并分析了金融发展初始水平对各种处理信息不对称方式及金融发展的增长效应的影响。贷款人处理信息不对称的方式较具弹性，主要有信贷配给、风险测试以及二者的结合。至于贷款人选择何种处理方式，主要取决于资本边际产出水平。当资本边际产出较大时，信贷配额(放弃一些投资项目)代价较大，贷款人采取风险测试；当资本边际产出较小时，信贷配额成本较小，贷款人便使用信贷配额；而当资本边际产出处于临界点时，贷款人对这两种方式感到无差异。金融发展水平(风险测试成本)对处理信息不对称方式的增长效应产生重要影响。当金融发展水平位于临界值之上时，实行风险测试的经济增长率较高；当金融发展水平处于临界值之下时，实施信贷配给的经济增长率较高；而当金融发展水平等于临界值时，二者无差异。当金融发展初始水平较低时，金融发展将非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阻碍了经济增长，只有当金融发展水平达到一定临界点时，金融发展才能促进经济的增长。
与Bencivenga-Smith(1993)和Bose-C0them(1996)假设所有投资均来源于信贷不同，Amable和Chatelain(1996)假定公司可使用内源资金和外源资金进行投资，并且，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公司受信贷配额约束程度与资产价值净额相联系。软资本能提高硬资本(传统生产资料)生产率，但这一正效应是非连续的：在良好的状况下，软资本投资能提高生产率，在不良的状态下，其不能影响生产率。债权人可以监督债务人的硬资本支出，但不能监督软资本支出，从而，债务人便有将用于软资本投资的资金转向利润的激励。因此，激励兼容契约根据债务人初始财富对其进行信贷配额。一般来说，净值越大，会使债权人更愿意借出资金，因为较大净值减少了激励压力。当投资于软资本的比率越高时，信贷配额就越严厉，而当生产技术水平越高时，实际利率越低，不对称信息越少，信贷约束降低。模型的一个有趣结论是，政府一些公开干预政策将会弱化激励难题，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例如，增加公共资本投资以降低私人软资本需求、调低利率以降低转移资本激励。
五、影响储蓄率
金融部门的发展可通过改变储蓄率来影响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不过，金融发展对储蓄率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如金融压制的放松将提高储蓄率，而信贷约束的缓解将降低储蓄率。’关于金融发展和储蓄率的关系，理论界分歧较大。概括起来，主要有下述三种观点：
首先，金融发展将导致储蓄率提高。McKinnon(1973)和Shaw(1973)认为，金融压制和银行部门的不完全竞争导致实际利率水平低于市场均衡水平，而过低的实际利率将通过压制储蓄的方式来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Saint-Paul(1992)认为，金融市场的发展，通过促进风险性较高的生产性技术的投资，提高了均衡储蓄率。
其次，金融发展将使得储蓄率下降。Pagano(1993)认为，金融市场(如保险市场)的出现，能有效分散禀赋风险(如健康险)，减少预防性储蓄需求，降低储蓄率。Jappelli和Pagano(1994)提出，流动性约束存在时(消费者不能借到合意的金额)的储蓄率，要高于信贷市场完善时的水平，因此，流动性约束将能提高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De-vereux和Smith(1994)指出，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将分散各国面临的收入不确定性风险，导致均衡储蓄率下降，进而使得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率下降。Obstfeld(1994)则认为，国际金融市场发展。通过共担国际风险，减少了技术投资风险，导致储蓄率下降，但风险性技术投资的增加，将能弥补储蓄率下降的负面效应，从而，经济增长率提高。
最后，金融发展对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Ben-civenga和Smith(1991)认为，金融中介发展和储蓄率的关系是不确定的。De Gregorio(1996)认为，信贷市场流动性约束的存在，虽暂时提高储蓄率，但将减少人力资本最优投入量，从而降低经济增长率，因此，若将人力资本的增长效应考虑进来，信贷约束对储蓄率的影响是不确定的。Levine和Zervos(1998)的经验研究表明，金融发展指标和储蓄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是不显著的，并且，方向是不确定的。
六 内生增长与内生金融发展
前文分析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假定，即金融系统的发展水平是外生给定的。实际上，金融发展本身也是内生的，它受经济增长的制约和影响。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这种互相促进的双向关系，将导致金融发达、经济高增长的高度均衡和金融欠发达、经济低增长的低度均衡相并存。
Greenwood-Jovanovic(1990)、Levine(1992)和Greenwood-Smith(1997)等通过在模型中引入固定的进入费用或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部门(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是如何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发展的。在经济发展初期，人均收入水平低，人们因无力支付固定交易费用，或因交易量太小、单位交易成本过高而得不偿失，不愿去利用金融部门，从而，金融部门便不存在。随着经济发展，当一部分人收入水平达到临界值时，他们愿意支付固定进入费用，利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从而，金融部门便得以建立起来。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增长，收入水平达到临界值的人越来越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大，利用金融部门的人越来越多，从而，金融发展程度越来越高。
Fuente和Martin(1996)从企业监控成本的角度，分析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对金融中介内生发展的影响。实体经济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增加，将导致资本租金价格下降，降低金融中介监督成本，提高金融系统效率。在经济发展初期，资本存量水平低，投资者无力进行监督技术的投资，对企业家不进行监督，此时，产出增长率处在缓慢的轨道上。随着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投资者逐渐有能力进行监督技术的投资，从而，监督技术将不断得到提高(金融深化)，这将逐步缓解信息不对称，使得产出增长率不断由增长率较低的轨道向增长率较高的轨道跃迁，并向完全信息的增长轨道趋近。
Saint-Paul(1996)通过建立一个内生增长和内生金融发展相互促进的宏观模型，分析了国债发行或大型投资项目的融资需求对金融发展的推动作用。金融部门的生产技术遵循“边干边学”效应，金融生产技术相对于物质生产技术的提高，将引起劳动力由生产部门向金融部门的转移，若金融部门的“边干边学”效应很强，劳动力的这种移动将进一步提高金融生产技术，并进一步促进劳动力转移和金融部门发展。因此，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率是金融
部门就业比率的增函数。大量国债的发行和大型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产生大规模融资需求，把更多劳动力吸引到金融部门，促进了金融部门的发展。并且，他还把这一模型与英国、法国和东欧金融发展的历史经验联系了起来。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互为因果关系以及固定收入临界值的存在，为二者之间双重均衡的存在提供了可能。一方面，高收入水平支持了金融系统的充分发展，而金融系统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低收入水平的贫困陷阱使金融系统不可能得到发展，而这反过来阻碍了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导致经济增长缓慢。
Zilibotti(1994)以金融市场“密”度对交易成本的外部影响为基础，解释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均衡。资本生产率主要取决于经金融系统中介的资源数量，而中介成本取决于金融市场规模，即中介机构可以得到的潜在资本存量。资本存量超过某一固定临界值的国家将有一个“密”金融市场，通过用较多资本存量分摊金融市场的固定运行成本，降低了单位资本的中介费用或交易成本，这将鼓励企业使用更多的经金融市场中介的资源，从而，提高资本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资本存量低于临界值的国家，金融市场较“薄”，使用金融市场将不得不付出较高的交易成本，这阻碍了企业运用中介投资的可能性，降低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速度。
Berthelemy和Varoudakis(1996)从实体经济和银行的双向联系与银行垄断竞争结构的角度，论证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均衡状态存在性。金融中介技术存在“边干边学”效应，经银行中介的储蓄转化为投资比率取决于银行所运用的实际资源量(储蓄量和就业量)。金融发展将带来单个银行规模的扩大和银行竞争的加剧(数量增加)，降低银行的中介边际收益。实体经济通过储蓄量对金融部门施加外部影响，建立了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增长的相互促进机制，形成了双重稳定均衡：一是以金融发展不足和经济低增长的低度均衡。金融不发达将使银行竞争较弱，金融中介边际收益较高，支付给居民户的净利率减少，由此决定经济增长率较低，银行的居民存款减少，金融市场规模小，银行部门的就业水平和劳动边际生产率低。二是以金融高度发展和经济高增长的高度均衡。金融发展将加剧银行竞争，带来相对较低的中介边际收益，付给居民较高的净利率，从而决定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使得银行储蓄增加，促进了银行发展和经济增长。
七、经验分析
内生增长理论非常关注模型的经验含义，关注理论与数据之间的关系。目前，经济增长理论的经验分析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对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进行经验检验，如物质资本投资、R&D活动、技术扩散、人力资本积累和金融系统等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二是对新古典增长模型进行经验含义的拓展，如著名的条件收敛预测。当前，大多数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经验文献证实了金融发展和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一)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经验检验
新古典增长和内生增长是两种对经济增长过程作出不同解释、相互竞争的模型，对经济增长预测的分歧主要集中于条件收敛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新古典理论认为，长期增长率完全是由人口增长和技术变化等外部因素决定，经济增长率完全独立于经济的结构性特点。例如，经济主体的主观偏好、物质资本投资、R&D投资和人力资本积累等结构性因素，只能决定人均稳态收入水平，不能影响人均产出增长率。与此相反，内生增长理论认为这些结构性因素对长期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影响。同时，新古典模型的关键假设是资本边际报酬递减，从而产生条件收敛，即经济初始水平相对于其稳态水平越低，增长得越快；AK模型则假定资本边际报酬不变，从而不存在收敛。
Mankiw、Romer和Weft(1992)(简称MRW)通过建立一个加入人力资本的Solow扩展模型，对So-low模型作了一个经典的经验检验。研究发现：一是Solow扩展模型能非常好地解释跨国收入的差别，并得出了与美国经验事实相一致生产函数表达式；二是支持了Solow扩展模型的条件收敛预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人口增长率不同的国家．人均产量的稳态值也不同；三是资本产出弹性与资本收入份额差别不显著，即资本的私人边际接近于社会边际报酬，这意味着资本积累的外部性不大，这与Romer(1986)观点相对立，从而拒绝了AK模型关于存在资本投资外部性的预测。该模型存在的问题是：假定一国的初始技术效率与自变量不相关，这显然不现实；把技术进步作为外生变量，没有解释。
Bemanke和Gtirkaynak(2001)运用1960-1995年跨国数据，用扩展MRW模型来检验Solow模型和内生增长模型。他们认为，MRW的经验估计框架不仅适用于Solow模型，而且适合于所有具有平衡增长路径的增长模型。其研究发现：一是物质资本投资率与人均产出长期增长率强相关，人力资本积累率和人口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相关，但强度相对较小。这一检验有力地拒绝了Solow模型关于稳态增长率独立于储蓄率和人力资本积累率等变量的预测；二是人力资本模型和AK模型均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每个模型均不能对国际收入差别作一个完整意义的解释；三是TFP增长率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投资等结构性变量显著正相关，从而证实了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Barro和Sala-i-Martin(1995)对90个国家1965-1985年数据的回归分析表明，人均GDP增长率与教育水平、预期寿命、投资占GDP比率、贸易条件和流动负债比率正相关，与政府消费、外汇黑市升水、政治不稳定等因素负相关。这一结论倾向于支持内生增长模型的预测，因为这些结构性变量对经济增长率产生了显著影响。而且，他们还发现，绝对收敛在1880-1990年美国各州、1930-1990年日本各县、1950-1990年8个主要欧洲国家中90个地区经济中普遍存在，即这些国家的贫困地区的人均产出增长率高于富有地区。这一结论则证实了So-low模型关于收敛的预测。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
当前，大多数关于金融发展与内生经济增长的经验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的指标与GDP增长率、资本存量增长率和全要素(TFP)增长率等增长指标显著正相关，而他们与储蓄率关系不显著，且方向不确定。这一结论基本支持了金融发展与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King和Levine(1993a，1993b)对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关系作了代表性研究。他们通过建立一系列金融中介发展指标(金融深度、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私人信贷规模)和增长指标(人均GDP增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全要素增长率)，对金融发展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各金融中介发展指标与人均GDP增
长率、人均资本增长率和TFP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各初始金融发展指标(除个别指标外)均与随后十年的各经济增长指标显著正相关。这一结论表明，金融中介的发展，不仅能够促进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率，而且是其良好的预测指标。从而，验证了金融发展和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De Gregorio和Guidotti(1995)的研究发现，金融中介主要是通过提高资本边际生产力方式促进经济增长。Roubini和Sala-i-Martin(1992)的研究显示，金融压制将降低经济增长率。Jappelli和Pagano(1994)的分析表明，在企业流动性约束不变条件下，信贷约束与储蓄率、经济增长率分别呈显著负相关关系。
Levine和Zervos(1998)对股票市场、金融中介与经济增长的经验关系作了代表性研究。他们利用47个国家1976-1993年的数据，对股票市场指标(包括股票市场规模、流动性和回报变动性等)、金融中介指标(私人信贷)与资本积累、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系统地分析，并探讨了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的不同作用。研究发现，股票市场指标、银行指标与产出增长、资本积累和生产率等经济增长的指标显著正相关，而且，股票市场流动性指标和银行私人信贷指标与随后的人均产出、资本和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显著正相关。这意味着，股票市场和银行的发展不仅能促进资本投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而且在经济增长中分别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这也验证了金融发展和内生增长理论的预测。
为改进Levine-Zervos(1998)在技术分析上的不足，如存在潜在共同趋势、未排除国别因素等，Beck和Levine(2002)运用广义矩法(GMM)与面板数据对40个国家1976-1998年的股票市场、银行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研究，并得出了相近的结论。结论显示，在回归方程中，股票市场流动指标和银行私人信贷规模指标的系数是共同、显著地为正。这表明，股票市场和银行均独立地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
有些学者将对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延伸至产业、企业层次上。Rajan和Zingales(1998)在对55个国家产业数据研究后发现，对外源资金依赖度高的产业在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较发达国家的增长速度。要快于金融发展相对较落后的国家。而Demirgtic-Kunt和Maksimovic(1996)对30个国家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表明，能进入较发达股票市场的企业的增长速度相对较快。
八、小结
利率市场化是将利率的决策权交给金融机构，由金融机构自己根据资金状况和对金融市场动向的判断来自主调节利率水平，最终形成以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由市场供求决定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的市场利率体系和利率形成机制。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始于1996年6月1日人民银行放开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随后，人民银行又多次扩大存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自2013年7月20日起，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同时对存款利率管制也在进一步放开。回顾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的历程，以利率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金融自由化在使发展中国家经济获得巨大活力的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诸多不确定性（杨咸月和何光辉，2000）[1]。利率市场的放开对金融体系的多个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利率市场化的初期，利率改革对银行的盈利能力和经营效率有着显著的改善（Dabo，2012）[2]。但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其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金融机构的信贷扭曲，使得信贷利率不能更好的匹配其潜在的风险，如若发生重大风险点，金融机构的信贷能力将遭受重创，因此改善商业银行的利率扭曲以及合理引导信贷资金的配置就变得非常紧迫（许承明和张建军，2012）[3]。同时随着贷款利率的完全放开，贷款过度增长将给商业银行带来较高风险。因此，商业银行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应谨慎行事，规范经营的同时注重对于风险的管控（陆静等，2014）[4]。
现有对于利率市场化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上市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很少有专门针对中小商业银行的研究，故本文选取中小型城市商业银行为数据样本，进一步丰富了对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研究，可为我国商业银行的治理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其次，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的研究尚且较少，本文则建立实证模型来详细研究了利率市场化和信贷配置之间的关系效应，同时检验了其作为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影响的中介传导作用，增加了与利率市场化课题相关的研究。最后，本文有别于以往有关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的研究视角，从诸多外部环境因素角度出发来研究其对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影响，进一步丰富了相关研究成果。
余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第三部分为研究设计，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
在利率市场化的初期，其对于正规信贷市场资金配给的影响更为显著，直接体现是存贷比的持续下降和民间融资总额的持续攀升。由于受金融工具种类的限制，利率市场化对居民的金融资产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这导致在低利率时期银行的负债依然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在信贷上不得不保持足额的资源配给（中国人民银行赣州市中心支行课题组，2006）[5]。金融自由化能优化信贷配置，提高资金的利用效率，降低成本费用，提高投资效率（Bekaert et al，2005）[6]。尤其是利率市场化对银行短期信贷和经济增长都产生了正向影响，能够提升信贷资源的配置效率，但是这种作用存在明显的滞后性（王舒军和彭建刚，2014）[7]。正是因为金融自由化中的利率市场化会提高整个金融体系的投资质量与效率，从而才能将资本从低回报项目转移到高回报项目，最终能够积极改善信贷市场的配置效率（Odhinambo，2010；Abiad et al，2004）[8-9]。之所以可以优化银行的信贷配置效率，是由于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可以抑制信贷资源在不同企业中的错配效应（黎齐，2016）[10]。尽管利率市场化降低了信贷资金的错配效应，但同样这种作用较为有限（罗良文和雷鹏飞，2011）[11]。同时金融自由化对存在资本约束的信贷市场的影响取决于之前国内银行的市场结构，在国内信贷市场自由化之前是完全竞争的，而自由化导致较低的国内利率，反而会导致信贷渗透的可能性增加，最终导致中小企业被挤出信贷市场，转向其他融资渠道（Balmaceda et al，2013）[12]。而国内利率市场化管制放开较晚，一直是不断地循序推进，其对商业银行的冲击应不甚明显，同时应具有积极作用。鉴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一个研究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下，利率市场化程度与银行信贷配置之间呈正相关，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将会提高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
（二）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
利率市场化会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银行出现财务困境，同时由于财务困境增加的约束将会间接引致银行违约风险的增加，从而激化了银行的非系统性风险（Kumar和Pranab，2012）[13]。同时研究发现金融自由化程度与银行风险呈倒U型关系，资本监管力度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关系（Angkinand et al，2010）[14]。在从金融管制向金融自由化过渡的过程中，由于监管部门和金融从业人员在管理经验和技巧上的欠缺，從而暴露了金融体系的风险（Demirgüc-Kunt和 Detragiache，1998）[15]。金融自由化会是银行经历初期快速、低风险增长到风险逐渐升高的过程（Daniel和Jones，2001）[16]。在利率市场化的背景下，利差收入会发生较大波动，虽然贷款利率市场化不会导致净利差缩小，但是在存款利率市场化后，如果缺失存款保险制度且法律约束不强，发生银行危机的风险较大（Harry et al，2002）[17]。在金融制度环境尚未健全的发展中国家推进利率市场化，更会加剧银行危机出现的概率。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注重存款利率上限的放开的同时应尽量减少利率市场化产生的风险对于那些风险控制能力较差和管理绩效低的银行的冲击效应（Porter et al，2009）[18]。过度的贷款增长将导致高风险的产生，且大银行和贷款增长激进的银行风险敞口更大（Foos，2010）[19]。利率上限的取消并不直接影响银行的风险调整行为，不过却可能造成其阶段性的经营风险（张宗益等，2012）[20]。目前国内商业银行虽然总体风险承担呈下降趋势，但股份制和区域性银行的风险水平却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李仲林，2015）[21]。鉴于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下，利率市场化程度与银行风险水平呈正相关，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将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敞口。
（三）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关系的影响
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信贷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必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区域位置的差异，其所处的金融市场环境定有所不同。东部沿海区域商业银行的金融生态环境较好，故而信贷资源的配置行为更为有效，而中、西部地区的商业银行处在金融生态较为劣势的环境中，或致低效率的信贷配置行为。以存贷比作为银行信贷调配指标进行面板数据回归时发现，区域经济增长与银行信贷调配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较好的区域经济环境需要足额的信贷配给，同时信贷的高效配置亦会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曹凤岐和杨乐，2014）[22]。研究还发现不同商业银行的价格竞争指数差异很大，大银行受“风险转移效应”主导，竞争有助于提高其稳定性，而中小型商业银行受“利润边际效应”主导，竞争加剧时倾向于追求高风险项目来弥补利润损失，但却会导致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产生低效率的行为（李春红和周曦冉，2015）[23]。货币政策对银行贷款规模的作用受银行竞争程度影响，并且银行竞争程度的增加削弱银行贷款渠道的作用，这一效应主要通过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型银行传导（高勤，2016）[24]。此外，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境外战略投资者较为成熟的公司治理结构、先进的经营理念和风险控制技术，能有效完善中国上市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张宗益和宋增基，2010）[25]，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可以抵抗利率波动带来的经验风险，进行更为有效的信贷配置行为。综合以上，外部环境中的区域位置、经济形势、市场竞争和引入境外投资者持股等因素均会对利率市场化下的银行信贷配置行为产生影响，故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限定其他条件下，外部环境会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四）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关系的影响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尤其是在贷款利率的上限完全取消后，价格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导致了银行风险承担的增加，而且上行的经济环境会助推银行业的风险承担。市场竞争力越强的银行其风险承担越低，中小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行为对其贷款价格竞争和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则相对更强（王耀青和金洪飞，2014）[26]。大型商业银行受“风险转移效应”主导，竞争有助于提高其稳定性，中小商业银行受“利润边际效应”的主导，竞争加剧是倾向于追求高风险项目以弥补利润损失，在利率市场进程中更要注意对中小银行的引导，注意规范对于风险的防控工作（李春红和周曦冉，2015）[23]。贷款利率市场化会减弱银行风险承担，而存款利率市场化会加剧银行风险承担，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银行风险承担呈现先降低后提高的U型趋势，同时东部区域市场势力较强的商业银行对利率市场化的敏感性更强（吴国平，2016）[27]，中西部地区银行面临着更大的利率风险冲击。此外，少数外资股权的引入，为中资商业银行带来了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国外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措施，故而对约束银行风险行为发挥了积极作用，外资持股比例越高则风险约束效应越强（王涛和蒋再文，2012）[28]。综合以上分析，外部环境中的区域位置、经济形势、市场竞争和引入境外投资者持股等因素同样会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的关系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影响，故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限定其他条件下，外部环境会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产生显著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8～2014年度40家城市商业银行数据样本建立非平衡面板。为了降低数据“杂音”对處理结果稳健性的干扰，我们对主要变量进行了1%的Winsor缩尾预先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手工收集的各城市商业银行的年度报告和国泰安CSMAR数据库，经济变量GDP变量数据来自历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最后用STATA 14.0对各模型进行了OLS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
（二）研究模型与变量设置
为了有效的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1和假设2，即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之间的关系效应，我们参考了李斌等（2015）[29]和左峥等（2014）[30]的研究成果，同时希望了解董事会治理对于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影响，我们在原有模型基础上加入了独立董事比例和董事会会议次数变量（吴成颂和钱春丽，2014）[31]，最后得到了以下基础回归模型：
LDi，t=α0+α1IRLi，t+？撞αControlsi，t+εi，t （1）
RISKi，t=β0+β1IRLi，t+？撞βControlsi，t+φi，t （2）
同样地，为了检验本文的研究假设3和假设4，我们在以上两个基准模型中添加了外部环境调节变量与利率市场化的交叉项IRL*Area、IRL*GDPG、IRL*Lerner以及IRL*For，主要是为了分析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和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关系效应的影响。具体操作过程中分别用以上四个交叉项替换公式中的X变量以及用外部环境变量替换Envir变量：
LDi，t=γ0+γ1IRLi，t+γ2Xi，t+γ3Enviri，t+？撞γControlsi，t+？准i，t （3）
RISKi，t=δ0+δ1IRLi，t+δ2Xi，t+δ3Enviri，t+？撞δControlsi，t+？谆i，t （4）
其中α、β、γ、δ为变量回归数，ε、φ、？准、？谆则为误差项。
在本文的研究模型中，被解释变量为信贷配置LD和银行风险RISK，分别用银行存贷比例和基于ROA的Z-Score得分来表示，Z-Score得分越低则破产风险越高。
解释变量为利率市场化程度指标，具体是用银行的净利差来描述利率市场化程度。
在控制变量方面，银行资产规模Size可检验商业银行的“大而不倒”现象在城商行中是否存在；资本充足率Car是为了研究资本审慎监管对于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影响；不良资产率Npl可以分析不良资产的治理能否改善银行风险敞口和提高信贷效率；资产负债率DA可验证银行的负债情况对于信贷能力和风险的影响；净资产收益率Roe是为了观察银行的盈利能力能否改善风险现状和信贷配置效率；最后选取了董事会治理变量IDP和DNum来研究董事会治理是否对信贷配置效率和风险的缓释具有积极效应如表1。
（三）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2主要报告了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从表2中可知，城商行的存贷比例均值为0.449，信贷配置效率不高，其信贷行为可能在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得到了抑制。城商行的破产风险敞口均值为7.890，总体来说破产可能性不大，但个别银行的Z-Score值较小，风险控制问题应予以重视。利率市场化程度也随着时间的变化呈现出深化的现象，表明我国存贷利率的市场化在持续不断的稳步推进。其他主要变量方面，银行业的价格竞争在不断加剧，我国银行业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可能存在恶性的利率竞争现象；不良贷款率不断下降，可见城商行近年来对于不良资产的重视和积极治理。境外投资者持股比例下降，表明了少量境外投资者的退出以及中资持股控制的加强。
四、实证分析与稳健性检验
（一）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影响研究
本文使用STATA 14.0对城商行2008～2014年度面板数据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过程中选择了OLS模型对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表3主要报告了对于研究假设1和假设2进行验证的结果，即利率市场化与银行的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关系效应。同时按年份进行分组，之所以按2013年为界，主要是因为2013年后贷款利率管制完全放开，我们想要观察其前后的区别。由表3中的模型1可知，利率市场化程度IRL回归系数为0.512，利率市场化与城商行信贷配置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同时由于利率市场化程度为负向指标，亦即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时值变小，可见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能力得到了抑制。且在按年份时间分组后发现，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放大了对城商行信贷配置效率的抑制作用。选取样本的城商行多为中小型银行，在存贷利差收窄的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可能受到了大银行的“挤出效应”，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故而其信贷配置的能力得到了抑制。所以，假设1未得到实证检验的支持，利率市场化的深入并没有提高城商行的信贷能力，反而其信贷配置效率有所削弱。
同样地，从表3中的模型2可知，利率市场化变量IRL回归系数为9.521，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同时利率市场化变量与破产风险变量均为负向指标，即破产风险变量值越大，风险越小；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其存贷差收窄。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之间呈正相关，即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会放大城商行的风险敞口，加剧了其破产风险。且按年份时间进行分组后发现，利率市场化初期对于风险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近年来其对风险的影响在不断地加强。中小型城商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处于劣势地位，竞争能力较弱，其盈利能力和抵抗风险能力均弱于大型商业银行，故而在利率市场化不断深入的今天，中小型商业银行对于风险的敏感性更强，应加以重点疏导。
在控制变量方面，城商行中资产规模变量Size对信贷配置和风险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与0.188，资产规模较大的城商行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经营出现了困境，但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资本充足率变量Car回归系数分别为-0.005和0.085，可见过多的资本缓冲并不能提高城商行的信贷配置效率与降低其破产风险，“缓冲资本池”的深度应适量；不良资产率Npl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12和-0.021，不良资产的增加会显著提升城商行的信贷能力，但对其风险承担的作用并不明显；资产负债率变量DA回归系数分别为-1.049和-8.521，且均通过了显著型检验，负债率的提高将增加城商行的破产风险同时会削弱其信贷配置效率；净资产收益率Roe回归系数分别为0.298和-31.698，可见较好的盈利能力会显著的提升其信贷配置能力的同时抑或放大城商行的风险承担水平；董事会治理变量IDP和DNum对信贷配置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48和-0.005，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会增加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能力，但董事会会议却存在低效率；同时董事会治理对银行风险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
（二）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关系的影响研究
表4主要报告了对研究假设3进行实证检验的结果，检验了外部环境因素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关系的影响。从表4中模型3可见，利率市场化与区域环境变量的交叉项IRL*Area的回归系数为-0.465，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东部地区的城商行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过程中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有着更高的信贷配置能力，应是东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较好，为城商行的信贷行为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从模型4可知，利率市场化程度与地区的GDP增速的交叉项IRL*GDPG回归系数为-0.089，表明了较好的经济形势可以显著地抑制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信贷配置的削弱效应。较快的经济增速应需要较多的资金支持，所以在这一环境下，城商行的信贷配置效率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样地，从模型5可以发现利率市场化与市场竞争变量的交叉项IRL*Lerner的回归系数为13.088，激烈的市场竞争显著的抑制了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能力，并且进一步放大了利率市场化对于信贷配置的抑制作用。最后，從模型6可知，利率市场化程度与境外投资者持股变量交叉项IRL*For的回归系数为-1.875，并通过了显著检验。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可以提高城商行的信贷配置效率，并且能够积极的化解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信贷配置的抑制作用。综合来说，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城商行信贷配置关系具有显著的影响，故假设3成立。具体来说，较好的区域环境和经济形势以及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可以化解利率市场化对银行信贷配置的抑制性影响，能够积极提高其信贷配置的效率。
（三）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关系的影响研究
表5主要报告了对研究假设4进行验证的结果，主要分析了外部环境因素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之间关系的影响。从表5中模型7可知，利率市场化程度与东部区域变量交叉项IRL*Area的回归系数为-1.515，与银行风险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表明了东部较好的区域环境下，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风险的加剧效应得到了抑制，较好的区域環境下城商行的破产风险处于较低水平，处于经营稳定状态，可见利率市场化对银行风险的加剧效果在中西部城商行中应更为明显。从模型8中可知，利率市场化程度与经济增速的交叉项IRL*GDPG回归系数为-2.549，与银行风险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在经济形势较好时，利率市场化对与城商行风险的加剧效果被削弱，处于较好经济形势中的城商行经营稳定，其出现破产危机的可能性也很小，可见维持较好的经济环境对银行风险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同样地，从表5中的模型9可知，利率市场化与市场竞争的交叉项IRL*Lerner的回归系数为15.113，显著地增加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激烈的市场竞争会进一步放大利率市场化对于银行风险的加剧效应，而中小型城商行显然在价格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其竞争能力有待提高；最后，从模型10可知，利率市场化与引入境外投资者持股变量的交叉项IRL*For的回归系数为-1.256，存在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会化解一部分的利率风险，存在境外投资者持股的银行学习了国外较为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在面对不断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时有着较好的应对方式。综合来说，外部环境因素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效应有着明显的影响，具体来说，较好的区域环境和经济形势以及存在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能够一定程度上化解利率市场化的风险，而价格竞争则会加剧这一现象，故而假设4得到了实证的支持。
（四）进一步研究
通过进一步研究利率市场化、信贷配置和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时发现，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风险的影响路径可能是信贷配置的部分中介作用。从表6可知，在利率市场化对风险影响的基准模型中在添加信贷配置变量（LD）进行回归分析后，其对于风险的影响能力变弱，同时信贷配置对银行风险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效果。从中易知，利率市场化加剧城商行风险承担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其对信贷配置效率的削弱造成，即利率市场化的风险效应或是由于低效率的信贷配置行为传导的。
（五）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得出的结论，我们做了以下的稳健性分析：分别用贷资产比例和基于Roe的Z值得分来对信贷配置与银行风险变量替换后进行上述模型的回归分析，均得到了与前文基本一致的结论。此外，还应用固定效应模型与随机效应模型对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实证分析结果同样验证了以上各研究模型的主要结论。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为了进一步丰富对于中小型商业银行的研究，论文在提出四个研究假设的基础上，选取40家城市商业银行2008～2014年度样本构建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了多元回归分析，主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之间的关系效应。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即利率市场化会抑制城商行的信贷配置能力；而利率市场化与银行风险之间显著正相关，即利率市场化会加剧城商行的破产风险，面对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城商行处于劣势地位。此外，外部环境对利率市场化与银行信贷配置和风险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影响：外部环境因素中的区域环境、经济形势和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能够削弱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信贷配置的抑制作用，同行能够化解利率市场化对于城商行破产风险的加剧效果，对城商行的稳定经营具有积极影响。而激烈的市场竞争则会加剧利率市场化对城商行信贷配置的抑制作用和对风险的加剧效应，城商行的竞争能力有待进一步的提高，否则在利率市场化的大环境下难以维持稳定。
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得到了以下启示：①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城市商业银行应提升自己的信贷配置能力来获取一定的利润，同时要积极地化解自身的破产危机风险。②中西部地区城商行由于区域环境处于劣势地位，在面对利率市场化时更应积极提升自己的信贷配置能力以及加强风险承担的管控，积极开展创新业务提升自身的竞争能力。③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少量持股对银行具有积极效果，城商行可以引入少量外资持股或积极开展学习国外银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④在利率市场化的推进中政府部门应维持经济形势的稳定，保持区域经济积极稳步地发展。⑤银行监管部门要避免恶性的市场竞争，保持良好的市场秩序，同时审慎监管大银行对于中小型银行的非正常的“挤出行为”，从而维持整个银行体系的良好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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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金融抑制论 金融约束论 储蓄曲线 信贷缺口 麦金农-肖理论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民间借贷”是今年最热的词。从年初银行信贷收缩开始，民间信贷已然被推到风口浪尖，以温州为代表的私营经济发达的地区，高利贷横行，取代了以往的炒房团与炒煤团等投资方式。本文从金融抑制论的角度浅析我国信贷缺口逐步扩大的过程，得出在当前经济金融形势下民间借贷难以遏制的结论。
二、金融抑制论与金融约束论介绍
（一）金融抑制论。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R.I.Mckinnon，1973 & Shaw，1973）几乎在同 时提出了“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 ”论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 ”论。这两个理论其实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金融抑制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加速工业化的目标下，企图人为以低成本来利用国内和国外金融资源，从而人为压低存贷款利率，由此造成金融市场调节资金供给和需求的能力丧失。
低利率一方面限制了金融体系动员国内储蓄的能力，造成资金供给不足；另一方面刺激了资金的过度需求。于是金融市场供求失衡，这又迫使政府进一步加强干预，即通过信贷配给，抑制过度的资金需求，强制实现资金供求平衡，从而使有限的资金大多低效率地使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低效率地使用资金，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增加，又反过来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储蓄。
（二）金融约束论。
赫尔曼和斯蒂格利茨在他们的《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中重新审视了金融体系中的放松管制与加强政府干预的问题，确立了通过政府推动金融深化的策略，认为：麦金农和肖的金融发展理论的假设前提为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在现实中，这种均衡条件难以普遍成立。况且，由于经济中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行为、道德风险等，即使在瓦尔拉斯均衡的市场条件下，资金资源也难以被有效配置。所以政府的适当干预是十分必要的。金融约束的目标是政府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尤其是为银行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使其有长期经营的动力，以发挥银行掌握企业内部信息的优势，减少由信息问题引起的不利于完全竞争市场形成的一系列问题。
金融约束是一系列金融政策，这些金融政策构成政府推动金融深化战略的核心，制定的目的在于在金融部门和生产部门设立租金。金融约束的本质是通过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金融约束不同于金融压制：金融压制是政府从民间部门攫取租金；金融约束是政府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
三、我国储蓄曲线研究
（一）我国储蓄曲线实证研究综述。
在本节中，本文回顾了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者关于利率对于我国居民储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学者们在研究数据的选取、研究方法的应用和对实证结果的解释，为本文的实证研究提供经验支持。
赵志君（1998）利用《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居民收入数据，根据生命周期假说提出的宏观储蓄率函数，引入了利率和通胀率数据，研究了1982 年至1994 年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储蓄率受经济增长率和滞后储蓄率的影响较大；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正的，通货膨胀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是负的，且名义利率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较大。
李焰（1999）选用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提供的数据 1978-1997 年我国居民储蓄的数据，使用居民实际收入水平、居民收入增长率、名义利率和通货膨胀率通过线性回归的方法研究了居民储蓄率与这些变量的关系。研究表明利率对于储蓄率的影响不确定。
许涤龙、乔增光（2002）在构建我国居民储蓄函数的基础上，以国内生产总值、零售物价指数、一年期存款利率、各期股市市值和制度变量这 5 个与储蓄相关的经济变量 1994-2000年的季度数据为依据，建立线性回归模型对我国居民储蓄进行了实证分析。他们主要研究的是居民储蓄存款函数而不是准确的储蓄函数。实证研究的结论认为名义利率与居民储蓄存款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二）对国内实证研究的评价。
1、实证研究的结论差异较大。有的学者认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很小，甚至基本没有影响；有的学者认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显著。即便是认为影响显著的学者，依然在争论利率变动对居民储蓄的影响方向。
2、国内的研究的实证数据全部是 2000 年之前的情况，没有对 2000 年之后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对已有论文的研究发现，1996-1999 连续下调利率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所以这一时期的关于利率与居民储蓄的研究较多。
（三）实证研究。
1、回归方程建立。
在模型的选取中，我借鉴了李焰（1999）的回归模型，对其中的某些变量进行了修改。接下来对于实证研究中所需要的的年底储蓄余额、GDP增长率和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进行了收集（以上数据均来之2010年统计年鉴）。最后利用 Eviews 软件进行实证分析。
方程如下：
St=C+RtX1+ tX2+PtX3+ t
其中 St表示第t年的储蓄存款年底余额，Rt， t表示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Pt表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t表示随机误差项，X1、X2、 X3表示各项系数，C代表常数项。
2、数据选取。
选取2000年至2009年10年间的样本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具体数据见下表。
3、参数估计。
通过Eviews回归结果如下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得到回归方程：
S=-1.318187-1.617428Rt-0.1048 t+1.794939Pt
修正后拟合优度高达0.9968，整个回归方程在F统计量的显著性水平下也表现良好。年度储蓄余额与名义利率Rt，实际利率 t都成反方向变化，受名义利率的影响明显大于实际利率，受到实际利率的影响不大。年度储蓄余额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成正方向变化，Pt的增加对储蓄的影响效果十分显著。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以知道，2000年至2009年的储蓄额与名义利率和实际利率呈反比，与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呈正比。
四、以麦金农-肖模型为基础分析信贷缺口的扩大
结合以上对于我国储蓄曲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同时：ri为实际利率，S（gi）表示经济增长率为gi时的储蓄（i=1，2，3…），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但是斜率很小（与原模型相反），F代表金融抑制水平：I表示投资，它是实际利率的减函数。用T来表示信贷缺口。
假设：（1）储蓄全部转化为投资：（2）没有国外融资来源。
从图1数据显示我国实际利率一直呈现下降的趋势，并且已经是负数，从中发现，我国的金融抑制水平一直长期处在均衡利率之下，并且近十年呈逐年加剧趋势。
在图1中，我们先将实际利率限制在r的水平，此时所能形成的储蓄总额仅为S。但是从投资曲线来看，当实际利率为r的时候，意愿投资总额（即贷款需求）为I.这就形成了信贷资金的缺口T=（I-S）。如果政府只限制存款利率而不限制贷款利率，根据供求定律，贷款利率将上升到r4，结果是金融体系获得不正常的高额利润，即（r4-r）。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即限制存款利率又限制贷款利率，将中间的存贷利差作为金融企业创造的租金以解决市场上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满足后来的金融约束论的理论要求，但是如果可贷资金严重供求不足，这种行政化的货币价格干预手段，必然导致非效率性和非价格性的信贷配给，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发生并将长期存在的实际情况。
现在，我们将金融抑制水平由F扩大到F1，则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方面，我国的储蓄总额随着实际存款利率的下降而得到少许的提高（从前面的实证分析来看，影响十分微弱），从而投资总额得到一定的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利率从r下降到了r1，原来那些收益率低于r1的企业得以起死回生，，这样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下降，于是经济增长率从g下降到g1，储蓄曲线由S（g）向左移动到S（g1），此时信贷缺口进一步扩大为T1。因此，根据麦金农-肖的理论，实际利率的降低即减少了资本形成的数量，又降低了资本形成的质量，所以它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有着双重的不利影响。
五、结论：数额巨大的民间借贷难以遏制
近年来中国普放高利贷，是违反市场化运作逻辑的货币政策的必然结果：央行把控制货币供给的大型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提高到21.5%的历史高位，而把调节货币需求的基准利率人为压得过低，导致货币市场供求严重失衡。全国信贷规模“失控”和利率“失序”，乃至全国各地普放高利贷，是这一扭曲的货币政策的必然产物。
随着我国金融抑制水平逐步扩大，实际利率长期维持在0利率左右徘徊，再加上不合理的货币政策手段组合，使我国处在银行可贷资金短缺，市场贷款需求旺盛，CPI高企，实际利率为负数的复杂经济金融形势。在贷款越紧缺的情况下，我国的贷款行政化比率越严重，此时，大部分中小企业是有寄希望于民间借贷，寄希望于高利贷。这种情况的产生将十分不利于我国调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局，如若长期持续必将降低经济效率，引起整个经济金融体系的衰退。我国的任何问题都离不开政 治，读不懂中国的政治就读不懂中国的经济。所以我们必须从制度层面上去寻找解决问题的根源，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以此来推动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变金融抑制的根本局面，增强央行的独立性。
只要基本的经济金融条件具备，以上的问题如果得不到遏制，尤其是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区，相信不是在温州，就是在其他的什么地方，民间借贷崩盘的事情将再次发生。
（作者单位：贵州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一、研究农村金融体系构建的独特原因
1.三十年农村经历体验对农村金融有自己感性的认识
作者生于农村长于农村20年，对农业、农民、农村有比较深刻的认识、了解，对“三农”有着自己独特的情感；在农村工作整整十年（1993-2003），这十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十年，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特别是农业、农村、农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更深理性的思考；妻子在乡镇农村信用社工作，家住在乡镇农村信用社内，对经济金融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考研时也曾连续3年报考五道口人行金融研究所，这十年是恰恰是中国金融大调整、大变革、大改革，农村金融更是如此，1994年4月组建农发行，1998年3月职能调整，对农村金融有自己亲身经历、观察和思考。譬如经历工作所在乡镇农村基金会成立、发展、疯狂、关闭和清算，自己并被迫入股，成为基金会的股东，耳闻目睹退股辛酸和艰难；再如目睹农村信用社与农行的“脱钩”和“分家”，二者之间有类似“父子一家”的上下领导关系演变为“兄弟两家”的平等竞争关系，员工由“同事”变为“同行”，目睹它们各种利益纠纷，办公楼、家属院等“一分为二”，自己也只好搬家。在邮政储蓄工作的同学经常讲述，分配给他们储蓄任务，目睹20世纪90年代农村金融机构之间的争储大战；目睹同事之间、邻里之间等各种各样的资金借贷，给借贷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也有个别意外风险。这虽是作者自己对一地的观察和体验，但是“窥一管而知全貌”，为作者更深入的了解、研究农村金融提供感性素材；同时这种巨变及其带来的混乱对三农造成严重影响，作者有一种非常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要为有效更快解决“三农”问题，是作者把农村金融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根本原因。
2.全面系统经济学理论学习使作者有更多理性的思考
2003至2009年读研读博的求学，一方面系统学习经济理论，特别是读博期间在华中科技大学被称为“发展经济学之父”张培刚①教授及其研究发展经济学导师指导之下，深入学习发展经济学理论，对农村金融的改革与发展具有更加深刻、更加系统的认识。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国民经济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金融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并逐渐强大，已渗透到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金融作用和功能的发挥与一国金融体系的完善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金融改革也基本上是沿着不断完善中国金融体系进行的，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结构存在明显的二元制结构，中国金融改革也存在城乡二元制结构，城市金融体系相对比较完善、发达，而农村金融体系明显滞后，这样不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严重影响农村金融作用和功能的发挥。因此，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也成为农村金融改革甚至整个金融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这是作者选择研究农村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得到了一批学者的指点，凝聚着众多专家的智慧。张培刚教授在世纪名篇《农业与工业化》中讨论农业国如何实现工业化的问题，作者深受大师的思想影响，认为中国在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之中必须注意农村金融的重要作用，应着重讨论如何构建农村金融体系以有效发挥农村金融的重要作用。
二、该书可能的创新之处或者自己独特的观点和结论
1.明确提出构建我国农村金融体系的指导理论
以往我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是遵循认传统的“机构观”的“结构――功能――行为绩效”的思路，陷入就机构论机构的困境，根本无法适应“三农”的多元化、多层次的情况，无法满足“三农”对资金的巨大需求；目前构建农村金融体系应遵循“功能观”的“外部环境――功能――结构”的思路，即从分析系统的目标和外部环境出发，演绎出外部环境对金融功能的需求，然后探究通过何种载体来承担和实现其功能，根据“功能观”，判断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基本功能缺失，大量储蓄不能有效转化为贷款，资金外流严重。
2.准确概括农村金融体系与及其所处环境的特点和关系
农村金融体系所处环境――弱质农业、弱势农民、薄弱农村，严重影响了它的拓展，造成它病弱、脆弱；反过来看，病弱、脆弱的农村金融体系也减少对“三弱”“三农”的支持。要“一弱支三弱”，从政策要求上讲，有义不容辞的义务，从现实能力上来看，有心却无力的困境。最为关键的是，尽快建立起适应目前弱质农业、弱势农民、薄弱农村的金融体系，只有全面系统分析农村金融所处的经济环境，才能建立起适应“三农”特点的农村金融体系，不深入分析了解实际情况，就不可能找到农村金融体系虚弱的原因，也不可能建立起适合我国“三农”的金融体系。考虑农村金融及其服务对象的特点，应该采取更多的优惠和扶持政策，引导各种社会资金投向“三农”领域，鼓励农民和社会增加农业投入，提高农村金融机构融资能力，缓解农村资金紧张状况，变“抽血”为“回血”、“补血”，反哺县域经济，更好地为“三农”服务。
3.较为科学合理定位四种官方农村金融机构
农行股份制改造须按照市场经济规律，但须符合基本国情；须考虑农行服务“三农”特殊的情况，也不应该完全按照商业化模式来实施；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规模巨大，离不开农业银行的大力支持；须有利于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和长处，发挥县域商业金融主渠道作用，拓宽服务“三农”的领域。
把农业发展银行定位于“建设新农村的政策性银行”，充分发挥服务新农村建设和“三农”的需要，传统意义上的政策性银行的定位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把服务覆盖到“三农”中所有市场失灵领域；加大筹集资金力度，实现融资渠道多元化。
农村信用社最大的问题是自身能力虚弱，难以发挥“一农支“三农”的作用；进一步理顺体制和机制，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产权改革，因地制宜采取三层次产权模式；目标定位于“三农”，业务创新服务于“三农”，力争解决“贷款难”和“难贷款”的情况。
邮政储蓄源源不断地从农村抽吸资金，加剧了农村金融中的资金供求矛盾；消除隐形担保、显性补贴、税收优惠的扭曲机制，建立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机制，增强其服务“三农”功能，实现“取之于农，用之于农”的良性循环。
4.首次明确提出民间金融的独特优势
首次明确提出民间金融的独特优势在于“社会人际关系效应”，并据此分析三类新型民间金融机构。“社会人际关系效应”，它有四种效应组成：（1）“信息效应”，贷款人较好地处理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2）“成本效应”，具有对贷款实施监督和跟踪管理的便利条件；（3）“抵押效应”，民间金融能够充分利用民间资源条件进行抵押，最为特殊的抵押品――人的道德或信誉；（4）“信誉效应”或者“道德效应”，来自社区圈子内的道德约束力，具有天然独特的超越经济优势的约束。因此民间金融更适合于为经济实力弱小的农户、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服务，提高金融的服务范围和主体；民间金融经营灵活，快捷高效，能到达正规金融达不到的地方和领域，所以拓展了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
村镇银行――农村的社区银行，其社区性体现在农村“村镇”，服务对象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贷款公司――特殊的小额信货组织，小额信贷是以反贫困、促发展为宗旨的信贷方式，完全不同于正规商业银行的特殊的制度安排来解决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问题，我国贷款公司特殊性在于“只贷不存”；农村资金互助社――回归合作金融的机构，合作金融仍具有广阔市场空间，必须积极多渠道融资解决其资金短缺问题。
5.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与我国农村经济的经验实证
利用计量经济学工具分析我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与我国农村经济（农业、农民、农业经济）的经验实证关系。利用改革开放3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以VAR模型为基础的协整理论，包括单位根检验，根据滞后长度准则选取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根据特征方程根的倒数值判断VAR模型的稳定性，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M模型）、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函数等，这部分的篇幅较大，论述较为规范和严谨，为学习、研究时间序列数据的读者提供一个规范的参考模板，值得一读。
总之，该书构建完整清晰农村金融体系为中国农村金融体系构建和改革提供极其具有参考价值的蓝图，也必将进一步有力推动农村金融研究的发展与繁荣，为繁荣学术思想又添一部重要的力作，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重要应用价值。
注释：
巴罗（Barro，1976）较早地将担保问题纳入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讨论范畴。巴罗根据大量信贷配给的理论文献提出了一个完整的信贷融资担保模型，该模型直接把担保和利率联系起来，说明了担保在决定贷款市场利率中的作用。施蒂格利茨和韦斯（Stiglitz和Weiss，1981）提出了信贷配给中的逆向选择理论。银行与申请贷款的企业存在信息不对称，理性的银行会努力控制信贷风险以使收益最大化。若提高贷款利率，虽然一方面使银行收益增加，但另一方面也使成功申请贷款企业的最低风险水平上升，部分申请贷款的低风险企业选择退出信贷市场，申请贷款企业的整体风险上升，这可能会降低银行的预期收益，使银行处于两难选择的境地。郝蕾和郭曦（2005）分析了在利率管制下的卖方垄断型信贷市场中不同担保模型对企业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互助担保比政府担保更具有优势。互助担保不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分配，而政府担保会引起风险转嫁，导致收益在企业内部、银行与企业之间重新分配。杨胜刚和胡海波（2006）分析了信用担保机构的两种风险控制手段——比例担保和反担保的不同组合对中小企业信贷市场上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不同影响。当中小企业提供的反担保品价值大于贷款本息时，担保机构担保比例的增加有利于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当中小企业不提供反担保或反担保金额不足时，担保机构为贷款提供较高比例的担保会加剧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付俊文和李琪（2004）运用数理模型分析了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与逆向选择的问题。结论是在中小企业无任何抵押担保品的前提下，虽然担保机构部分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但并未解决由此产生的逆向选择问题。黄亮等人（2005）通过对比中美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和结构，对中国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原因进行分析，并进一步通过模型解释了资金借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问题和银行被迫采用的信用配给制度。考虑到中小企业融资难除自身资质差等内部因素外，还受到非对称信息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在现实中，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使得银行观测不到企业的真实风险类型，导致部分企业无法得到贷款，因而采用信息不对称框架分析该问题是合理的。贝森科和萨科（Besanko和Thakor，1987）考虑了不同市场结构下，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抵押对于企业信贷的作用。本文拟将其研究抵押机制的框架借鉴到融资性担保机构的研究中，二者具有一定的共性。本文与贝森科和萨科（Besanko和Thakor，1987）及施蒂格利茨和韦斯（Stiglitz和Weiss，1981）的不同之处在于：贝森科和萨科（Besanko和Thakor，1987）等主要研究了信贷市场中银行与企业间博弈均衡的抵押贷款合同，只涉及银行和企业两方的静态博弈过程。而本文开创性地将其研究抵押机制的框架应用到融资性担保机制中，讨论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形时有无担保机构对企业信贷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包含银行、企业与担保机构的动态博弈问题。本文的研究框架如下：第一部分描述所研究问题的背景；第二部分对已有文献进行总结；第三部分对引入不同类别担保机构的作用进行对比分析；第四部分考虑垄断和完全竞争两种信贷市场结构下，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并做进一步附加分析，讨论考虑税收政策及引入再担保机构的影响；第五部分总结全文，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不同类别担保机构的作用比较
（一）模型假设1、基本假设假设在一个不完全信息的经济中，存在银行、企业和担保机构三方参与者。其中，银行为风险厌恶；企业和担保机构均为风险中性，其收益值即为其效用值。2、银行经济中只有一家银行，其效用函数设定为二次型：2uxxx/2。其中，x为其收益值。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贷款利率为r，贷款额度为D。银行无法观测到企业的风险类型，只能通过制定固定的贷款利率使得自身期望效用最大化。3、企业经济中有多种不同类型的企业，每个企业均可投资于一个风险项目，成功时可获得回报R，失败时为0；同时，企业也可以投资一个无风险项目，获得的收益为b（即为投资风险项目的机会成本）。假定企业先期没有足够的项目投资资金，需向银行贷款，但其可自由选择是否进入信贷市场。企业所投资风险项目的成功概率为，服从上的均匀分布，即。借鉴施蒂格利茨和韦斯（Stiglitz和Weiss，1981）的假设，假定所有企业风险投资项目具有相同的期望收益I，则IR10R，即“高风险高收益”：项目成功的收益R越高，成功的概率越低，企业的风险类型越高。为简化分析，假设企业只有在项目成功时才能支付银行的本息和担保费用，而项目失败时只损失反担保物。①4、担保机构担保机构为企业贷款提供担保，当企业项目失败无法还贷时，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分担比例为，即此时担保机构需要支付给银行。①此外，担保机构要求企业提供一定的反担保比例，并支付担保费率0,1，即企业提供给担保机构的反担保物为D，担保费用为D。这里主要考虑两类担保机构：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1）政策性担保机构政策性担保机构是由政府扶持的、旨在帮助企业融资的中介机构。政策性担保机构的目标为最大化企业的贷款规模，其不以盈利为目的，表现为微利运营。（2）商业性担保机构商业性担保机构以盈利为目的，目标为最大化自身的期望利润。为了简化分析，不考虑担保机构制定因企业类型而异的担保费率，即假定担保机构提供给所有企业统一的担保费率iiG,C，但这两类担保机构各自收取不同的担保费率，即GC。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未考虑银行的抵押机制，这是因为实践操作中担保机构对抵押物（反担保物）的认可程度（如抵押物品种、折扣比例等）远高于银行。相对银行仅接受土地、房产或某些设备等而言，担保机构对抵押物（反担保物）的品种范围要求则更为宽松。如某些银行不认可的股权、矿权等，担保机构经调查研究后均可接受。下面分别考虑无担保机构、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以及商业性担保机构对企业信贷活动的影响。
（二）无担保机构情形下的信贷市场分析类型为的企业期望利润函数为假设满。由上式可得，由于市场存在不对称信息，银行无法观测到企业的风险类型，因而只能制定统一的贷款利率r，导致部分低风险类型的企业退出市场，此时信贷市场出现逆向选择。且/r0，若银行出于收益最大化的目的提高贷款利率，这会导致申请贷款企业的最低风险水平上升。部分申请贷款的低风险企业选择退出信贷市场，而高风险企业则继续留在信贷市场（即企业投资项目的风险水平普遍较高），进一步加剧了信贷市场的逆向选择问题。由Bur的表达式可得，若银行提高贷款利率：一方面，贷款给单个企业的期望效用呈先增后减的倒“U”型；另一方面，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类型有所减少，进而使得银行的总效用下降。因此，贷款利率r对于银行期望效用的影响不确定。由于Bur对r求导后无法得到关于最优贷款利率的显示解，下面我们将对模型中涉及的参数在合理范围内赋值，使用数值模拟方法进行分析。从数值模拟标准化方法出发，并结合实地调研，将贷款额度D标准化为1，企业的期望收益1.1iiIR，企业投资于无风险项目的收益b0.05，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比例为，反担保比例为0.7，①所有参数的取值如下表1所示。将具体参数赋值代入后，应用Matlab软件，可得到银行的期望效用Bur关于贷款利率r的数值模拟图，如下图1所示：由上图1在无担保机构且不考虑抵押机制时，银行的期望效用Bu与贷款利率r呈现出先增后减的倒“U”型关系。即当贷款利率较低时，随着银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期望效用会先增加，但随着贷款利率继续提高，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类型开始大幅减少，在贷款利率达到一定水平后，银行的总体期望效用会逐渐下降。进一步可求得此时最优贷款利率的数值解为r0.70，因此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风险类型的临界值为，即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风险类型。因此，由于银行无法观测到企业的真实风险类型，从风险规避及收益最大化出发，银行一般会制定较高的贷款利率，导致只有风险类型偏高的部分企业才能进入信贷市场并获得银行贷款。
（三）引入担保机构后的信贷市场分析本部分分别讨论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后对企业信贷的影响。两类担保机构的主要差异在于：经营目标不同，且收取的担保费率也不同。结合担保机构不同的担保费率水平，银行通过选择贷款利率r以最大化期望效用。下面分别分析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和商业性担保机构后的最优贷款利率及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类型。1、政策性担保机构由于政策性担保机构不以盈利为目的，奉行微利运营，其目标为最大化贷款企业的规模，因此政策性担保机构的最优化问题为由上式可得，政策性担保机构的担保费率随银行贷款利率的增加而增加，与风险分担比例呈正比，与反担保比例呈反比。进一步将*G的表达式代入（4）式中，可得到银行期望效用关于贷款利率r的表达式，由于无法得到显示解，仍然通过数值模拟的方法进行分析。根据表1所取参数值，银行的期望效用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如下图2：2、商业性担保机构商业性担保机构的目标是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由（3）式可知，担保机构期望利润随担保费率单调递增，因此商业性担保机构会选择最高的担保费率，即*1C，再结合表1所取参数值对引入商业性担保机构后的情况进行数值分析。当引入商业性担保机构时，银行期望效用与贷款利率之间的关系如下图3：如上图3所示，在引入商业性担保机构后，银行的期望效用Bu与贷款利率r同样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倒“U”型关系，此时最优贷款利率的数值解为r0.358，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类型临界值为，即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风险类型为0,0.21。与无担保机构时的情况相比，由于商业性担保机构收取的担保费率高，导致企业信贷成本增幅较大，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类型反而有所减少。因此，引入不同类型的担保机构会对企业贷款起到不同的作用。由于政策性担保机构微利运营，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后可以使企业承担较低的担保费率和贷款利率，从而使全部类型的企业均可进入信贷市场；而引入商业性担保机构后，由于担保机构以盈利为目的，导致企业承担的担保费率过高，从而抑制了企业进入信贷市场，由此可得到如下命题2。命题2：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可增加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规模，而商业性担保机构由于收取过高的担保费率，导致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规模减少。因此，政策性担保机构可有效缓解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而商业性担保机构则会进一步加剧逆向选择问题。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引入分担了银行所承担的企业违约风险，这使得银行更加注重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数量，而不仅仅关注单个企业的收益函数，银行开始追求“规模效应”，相应收取较低的贷款利率，从而大大增加了进入信贷市场的企业数量，有效缓解了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而商业性担保机构的引入虽然也会降低银行的贷款利率，但由于担保费率过高，导致企业信贷成本不降反增，进一步加剧信贷市场中的逆向选择问题。
三、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作用分析
上面从理论上证明了政策性担保机构可以有效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下面将针对政策性担保机构做进一步深入研究。借鉴贝森科和萨科（Besanko和Thakor，1987），本文在类似的逆向选择框架下研究担保机制对于信贷配给的影响。不同的是，我们引入了政策性担保机构这一第三方参与主体，同时在模型中增加了一个博弈阶段：首先由担保机构提供担保合同，而后再由银行制定贷款合同。在不改变经济中信息结构的框架下，研究存在信息不对称时有无担保机构对企业信贷行为的影响，是一个包含银行、企业与担保机构三方的逆向选择问题。为了着重刻画市场中的信贷合同和担保合同如何随企业风险类型的不同而变化，本文将模型简化为只包含两种风险类型企业的情况，以便更好地分析存在不对称信息时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对企业信贷行为的影响。考虑一个包含银行、企业、政策性担保机构的不完全信息经济，三方均为风险中性。这里假设银行为风险中性主要是基于如下两点原因：第一，由于经济中只存在两种类型企业，故不必考虑企业是否自由进出信贷市场，这种情况下风险厌恶与风险中性的假设并不影响模型的主要结论；第二，在贝森科和萨科（Besanko和Thakor，1987）的框架下，银行风险中性的假设可以得到更为直观简便的显示解。因此，本文参考贝森科和萨科（Besanko和Thakor，1987），假设所有参与方均为风险中性，收益值即为其效用值。企业可以投资于一个有风险的项目，成功时可获得回报R，失败时为0（假设企业向银行贷款时不提供抵押品，且项目失败时无其它损失），项目成功的概率为。有高风险和低风险两种类型企业，项目成功的概率分别为1和2，且1201。企业也可以投资于一个无风险的项目，获得的收益为b（即投资风险项目的机会成本）。企业由于资本金不足，需向银行借贷。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存在，银行无法观测到企业的风险类型，但知道经济中高风险和低风险企业的比例分别为。银行贷款给这两类企业的概率分别为1和2，贷款利率分别为1r和2r，银行的存款利率为br，银行给企业的贷款额为D。政策性担保机构是由政府扶持的、旨在帮助企业融资的机构，故不以营利为目的，在模型中假设其利润为0。①担保机构要求企业提供一定的反担保物（反担保比例为）并支付担保费率。由于为企业提供担保前需深入企业进行调研，这里假设政策性担保机构能够观测到企业的类型，其为两种类型企业提供差异化的担保费率，分别为12,。当项目失败无法还贷时，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比例为，即此时担保机构会支付给银行D。②本部分将分别在信贷市场为垄断和完全竞争两种市场结构下，讨论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的企业信贷问题。首先，在信贷市场垄断的情形下，分析经济中无担保机构和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后对企业贷款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其次，在信贷市场完全竞争的情形下，研究有无政策性担保机构对企业贷款和社会福利的影响；最后，附加讨论一些其它问题，如引入政府税收政策对模型的影响、引入再担保机制对企业信贷行为的影响。
（一）垄断的信贷市场本节讨论信贷市场中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的情形，即经济中只有一家银行，通过制定贷款合同以最大化自身利润。1、无担保机构在无担保机构时，银行贷款给企业的期望利润B为2、有担保机构在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后，当企业投资项目失败无法偿还贷款时，政策性担保机构和银行会各自承担一部分风险。假设担保机构要求企业提供一定的反担保比例，即企业提供给担保机构D的反担保物。当企业无法还贷时，企业的反担保物归担保机构所有。由于政策性担保机构能够观测到企业的真实风险类型，故可提供不同的担保合同。此时博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政策性担保机构观测到企业的类型并为两类企业提供不同的担保合同，这里首先讨论内生选择担保费率,，而外生给定风险分担比例及反担保比例的情形。由于政策性担保机构的目标是最大化企业的利润以扶持企业发展，故而奉行微利运营；第二期，企业进入信贷市场，此时银行仍无法观测到企业类型，银行选择提供给企业不同的贷款合同以最大化利润。此外，假设项目成功时企业需支付银行贷款本息和担保机构的担保费，若项目失败则只损失反担保物。运用逆向归纳法求解，首先考虑博弈的第二阶段，即银行和企业间的信贷合同。在得到最优的贷款概率和贷款利率后，对担保机构的最优化问题进行求解，得到最优担保费率。进一步通过比较引理1和引理2，分析在无担保机构与有担保机构时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命题3。命题3：在垄断的信贷环境中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后，银行对高风险企业授信要求进一步提高。但当高风险企业得到贷款时，高低风险两类企业的贷款利率均下降，且高风险企业的利润不变，而低风险企业的利润增加，银行利润减少，经济总体福利保持不变。①在垄断的信贷市场中，担保机构的引入提高了高风险企业得到贷款的准入门槛，而高风险企业一旦可以获得贷款，则贷款利率会有所下降。进一步地，担保机构的存在降低了银行的利润，并等额提高了低风险企业的利润，总体社会福利不变。
（二）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这一部分讨论信贷市场中银行完全竞争的情形。此时市场中存在多家银行，每家银行同时宣布各自的贷款合同，由企业来选择银行进行贷款，这里假设每个企业只能选择其中一家银行来贷款。由于银行间是完全竞争的，因此各银行的利润为0，在这种情形下，企业更有议价能力。根据罗思柴尔德和施蒂格利茨（Rothschild和Stiglitz，1976）及威尔逊（Wilson，1977），不完全信息下逆向选择的结果不可能只存在一种合同。因此，在完全竞争的框架下，银行仍会提供两种不同的信贷合同。下面分别对无担保机构与引入担保机构后对企业融资的影响进行讨论。
1、无担保机构在无担保机构且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中，企业通过选择信贷合同使得期望利润最大化，同时满足银行利润为0。由于均衡时经济中存在两种不同的信贷合同，故还应满足企业各自的激励相容约束。此时，企业的最优化问题为。2、有担保机构引入担保机构后，与垄断有担保机构时的讨论相似，此时的博弈同样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期，担保机构观测到企业类型并为两类企业制定不同的担保费率；第二期，企业进入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选择不同的贷款合同来最大化自身利润。这里同样假设企业项目成功时才可支付银行贷款的本息和担保机构的担保费，项目失败则无法支付。由引理6可得**1ˆ小于**2ˆ，即担保机构会选择给低风险企业制定更高的担保费率。这主要是由于此时高风险企业的贷款利率更高，为最大化两类企业的总利润，担保机构会对低风险企业征收更高的担保费率，以此平衡两类企业的利润，使二者利润和最大。同样地，对于低风险企业，项目成功概率2越高，担保费率越低；担保机构的风险分担比例越高、反担保比例越低，则担保费率越高。进一步通过比较引理4和引理5，在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中，比较无担保机构与有担保机构对企业融资的影响，可得到如下命题4。命题4：在完全竞争的信贷环境中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后，两类企业的贷款利率均下降；高风险企业得到贷款的概率不变，低风险企业得到贷款的概率提高；低风险企业利润增加，高风险企业利润不变，政策性担保机构的存在有助于低风险企业获得信贷支持。通过比较命题3和命题4可知，随着信贷市场结构的完善，高风险企业可以确定性地得到银行贷款，并且担保机构对企业制定的担保费率也有所改变，担保机构会转而向低风险企业征收一定的担保费，此时担保机构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完全竞争的信贷市场中，引入担保机构后有效提高了低风险企业的贷款概率，并使得社会总体福利增加。这是由于在信贷市场中，如果银行处于垄断地位势必会掠取企业的剩余，而担保机构通过承担一部分的风险分担比例，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贷款环境，将一部分银行利润转移给企业；如果银行间完全竞争，则企业更有议价权，此时银行不再有正的利润，引入担保机构可以更加有效地促进贷款和担保合同的设计，从而使得社会总体福利增加。
（三）附加分析本部分讨论两个附加问题：一是政府的税收政策，即由政府向银行和企业征税，之后再将税收转移给担保机构进行财政补贴，在此种模式下讨论对模型结果的影响；二是讨论引入再担保机制对企业信贷行为的影响。1、税收首先，我们分析政府税收政策对信贷市场的影响。以垄断的信贷市场情形为例，①研究引入政策性担保机构后对企业信贷的影响。假定政府对银行和企业所得的利润部分征税，所得税税率均为，类似于垄断有担保时的讨论，此时银行的最优化问题为。因此，引入税收措施补贴担保机构虽然有助于放松担保机构的预算约束，使担保费率下降，但由于对企业征税会直接导致其利润减少，税收扭曲了利润在银行和企业间的分配。直观上来说，政府不应该为了给政策性担保机构补贴而对中小企业征税，虽然对政策性担保机构进行补贴有利于降低担保费率，但税收的存在最终会使得中小企业的收益下降。2、再担保下面将进一步对政策性担保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分析再担保结构的引入对经济中信贷及担保活动的影响。所谓再担保，是指当担保人不能独立承担担保责任时，再担保人将按合同约定比例向债权人继续剩余的清偿，以保障债权的实现。在本文中，再担保机制具体表现为引入一个政策性再担保机构，为政策性担保机构提供担保，当企业项目失败需要担保机构代偿时，再担保机构会承担一部分的再担保风险分担比例，同时担保机构也需要向再担保机构支付一定的再担保费用。假设再担保费率按担保费率的一定比例收取，即再担保费率为。需要说明的是，再担保机构根据零利润条件内生选择再担保风险分担比例。由于引入再担保机制只会对担保机构的行为产生影响，因此信贷市场完全竞争下的结果与垄断情形相似。下面以垄断的信贷市场为例，分析引入再担保机制对信贷及担保活动的影响。引入再担保机制后，担保机构的收入包括企业支付的担保费用、企业的反担保物、项目失败后再担保机构承担的风险分担部分；支出为再担保费用和企业项目失败后的风险分担部分。因此，担保机构的期望利润函数为。命题5表明政策性再担保机构并不会改变经济中的信贷及担保行为。这是由于再担保机构的设立相当于将原来的担保机构拆分为两个子担保机构，担保风险比例在两个担保机构中进行分摊，但由于最终的担保费率不变，故对企业和银行的信贷合同也无影响。因此，若再担保机构为政策性，则引入后并不会对经济中的信贷行为产生影响。
四、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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