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4 17: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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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近年来，体育社会学研究日趋活跃，其研究对象与其他社会学科研究对象的交叉与重叠之处越来越多，这些学科各自独特的研究视角是使它们独立开来的标志。从体育社会学的方法论、原理体系等方面着手，运用文献资料调研及比较、归纳等逻辑分析方法，对该学科的研究视角进行了阐释，认为此学科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体育社会学所形成的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框架对其学科研究视角具有规范作用。
随着体育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不断丰富，体育社会学的应用研究越来越广泛，该学科成为体育社会科学领域中常用的学科名称，它的性质和作用得到了较充分的讨论和界定。但是，何为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却很少有人问津。从学科方法论上探讨体育社会学与其相近学科之间的关系，远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似乎只要对体育领域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就可以冠之为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其实，研究视角不同于一般的分析角度。“研究视角是科学共同体普遍认同的思维框架，是一种研究的范式，也是对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的更高层次的概括和抽象，具有较长时期的稳定性;分析角度则是研究者个体对研究对象具体属性的选择性研究，或者是对研究过程的不同方面的选择性研究等，可以随意转换”。体育社会学是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一门基础学科，体育社会科学体系中的诸多基础学科视角为我们认识体育现象的本质与规律，及促进现代体育的发展与繁荣都可以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认识深刻地影响着体育社会学的学术规范。本文主要通过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的探析，借以明了体育社会学的学术空间，同时也试图揭示体育社会学在体育科学体系中的价值。
1、社会科学一些学科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社会科学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研究肩负着两个使命:一是，提供理解具体问题的新知识并提供解决意见;二是，为社会成员提供考察社会现象的主要形式。这两个使命的有机结合将有效地推动社会科学向着专业化与独立化的方向发展。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不仅受其研究使命的制约，而且还受到社会分工方式与水平、大学设定学科的需要等的影响。近代以来，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学科独立和专业化分工的格局，从本质上说，是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过程。但是，社会科学在自身建制化的过程中，由于过度强调职业标准的独特性、专业语言和理论体系的统一性以及研究调查的客观性和定量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确造成了与公众的隔膜。美国学者罗伯特·n·贝拉认为:“关心整体并不意味着把来自各个专业学科的事实加在一起。这类事实只有依据一种能包括各专业学科、又能形成一种整体概念的参考系统来加以阐述才会变得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概念不一定能简单地从寻常所谓的跨学科研究中形成。因为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它所涉及的知识不只是来自邻近学科的有用见识，而是完全超越学科界限的”。由于社会问题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与复杂性的特征，所以，任何一种社会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单个学科的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它必须建立在多学科、多视角的整合与分析的基础之上。
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同样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因此，运用多种社会学科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分析体育现象，并揭示体育社会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是我们认识体育社会属性的必需手段。体育社会科学是研究体育与人、体育与社会相互关系基本规律的学科群，主要相关学科有哲学、史学、文化学、伦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用社会科学对体育这一社会现象进行研究，旨在从理论上做出阐释，为体育社会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方向做出评判，为在实践中进行体育决策、建立和完善我国体育方针、政策、法规和制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学者们运用众多社会学科在体育领域的大量研究形成了诸多社会科学的分支应用学科，如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法学、体育史学等。这些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如体育社会学与体育史学就是研究内容相近，研究视角却存在本质差异的学科。体育社会学是运用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如体育群体的特征与互动形式、体育组织的结构与功能等。体育史学是根据体育发展的时序性，研究体育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进化与退化、分化与组合等现象，通过对体育发展与演进的过程研究，对体育的历史进行系统的认识。体育史学以时间的概念为基础，是对体育现象发展过程的历时性纵向研究。体育社会学虽然也进行历时性研究，但体育社会学研究的目的是在纷繁复杂的体育现象中寻找具有本质的、相对稳定的、重复性的联系或关系，从而对体育现象进行解释与预测。
2、体育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
方法论是关于方法的基本性质、结构、类型以及合理性标准等内容的理论系统。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其学科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涉及相互联系的3个层次，即哲学方法论、一般社会学方法论和体育社会学方法论。
在知识领域，理论既是关于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解释，又是关于研究对象的研究工具。也就是说，理论不仅是关于认识客体和客观属性及其运动规律的反映和表述，而且还是在已有的、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知识基础上向新的知识领域渗透的工具。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就是方法。哲学作为理论的最高形式，无论是对于自然现象的研究，还是对社会现象的研究都具有指导作用。哲学理论既是表述社会现象的最高理论，也是认识社会现象的最一般方法。哲学的精髓是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关于社会发展和社会认识的理论，它准确地反映了“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继承和否定的统一”和主客观因素“在社会认识中的相互关系”。因此，唯物辩证法在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具体地说，唯物辩证法是帮助社会学研究者确定研究方向，制定研究提纲，编制研究程序和选择研究方法的最高原则系统。哲学方法论是体育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对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具有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与哲学的关系，是具体的社会科学与哲学科学的关系，是特殊与一般的关系。体育社会学的最基本的任务是研究体育活动中的各种社会现象，揭示存在于体育活动中的社会现象的本质、相互联系及其发展规律。在对体育社会现象的研究过程中，无论在理论前提预设上和在基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导向上，都受到一定哲学世界观的影响。
对于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来说，仅仅具备正确的思维方式是不够的，他还需要具有一般取向的社会学理论作为自己研究的出发点，一般社会学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了社会学基本概念和概念间的关系，提供了社会学理论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变量的相关分析。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架构是在进一步分析一般社会学理论给出的基本概念及其联系基础上得到的，体育社会学理论要给出研究者的是“具体变量”。体育社会学方法论包括作为研究的基本原理的理论假设和价值观念，还包括研究者用来解释资料、引出结论的标准或准则。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指导着体育社会学研究者怎样提出假说，怎样选择必要的证据来说明自己的理论观点。具体地说，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方法论必须涉及以下几个方面:1)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在这方面，既要研究社会学理论向体育现实经验的渗透，用社会学理论解释体育现实经验，又要说明体育现实经验对社会学理论的支持。2)体育社会学理论的发现或形成问题。研究和论述体育社会学理论探索活动范围内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分析和确定评价与接受理论的准则。3)体育社会学理论的结构和功能问题。对体育社会学理论做出静态和动态的结构分析，揭示体育社会学理论的解释、预见等功能。4)体育社会学的发展问题。研究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与更替过程的合理性标准和准则。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只有经过这样一个理论思维过程，才有可能全面、完整、准确地把握体育社会现象中各要素的本质特征和要素间的本质联系，才有可能提出各种具体的理论假设，从而保证体育社会学经验研究的质量。
3、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现象的视角
体育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运用多维视角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但并未说明任何可能性，在说明一种研究视角时，人们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对象体系和理论体系相混淆。“研究视角并不是依据对象体系来划分的，而是根据理论体系来划分的，对象体系只是说明了某种研究视角的必要性，理论体系才能说明某种研究视角的可能性”。体育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只是为我们提供了对象世界，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是否形成，主要得看体育社会学是否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概念、命题、假设及理论原理以及一个比较完整的相关分析框架。从体育社会学的学科演进而言，早期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多为社会学家的零散研究，如美国社会学者朱步林于1898年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芝加哥的市立运动场”及1918年美国社会学者罗斯发表的“作为社会问题的成人娱乐”等。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前，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只限于体育与闲暇及体育与文化的关系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不论是竞技体育还是大众体育在国际社会都得到迅猛发展，体育这一社会现象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到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领地，如体育与政治、经济等的关系、体育群体、体育组织、体育社会问题、体育社会化等诸多领域。原波兰科学院体育科学委员会主席毕格纽·克拉夫契科与巴巴拉·克拉夫契科在“波兰体育社会学”一文中对西方体育社会学的总结指出，20世纪60年代后，体育社会学才真正独立起来，并在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上都获得了全面进展，西方体育社会学在6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与农村体育、城市体育、精英体育的社会学问题等领域;70年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体育职业化问题、政府管理体育的职能、体育组织的社会学问题及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等领域。伴随着体育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地位渐渐得以确立。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与体育运动面临的越来越多巫待解决的社会问题密不可分。因此，体育社会学领域的研究通常更重视应用性研究，探讨解决实际问题的办法。
x 综上所述，体育社会学是从社会学研究中分化出来的，是社会学理论在体育领域的大量应用研究后，形成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在理论上则是运用社会学的思维方式和基本原理来解释体育领域中的社会现象，分析其原因，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在研究体育群体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体育情境中社会互动的基本概念与理论方法;在解释体育游戏与运动竞技对参与者的社会影响时，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角色规范理论，使我们对体育社会化的研究成为可能;在研究体育组织时，社会学的结构功能论为我们提供了功能分析框架。例如，职业体育组织的经济行动、政治行动和社会行动是分别执行职业体育组织的生存与发展、达到特定目标、行动整合与模式维持的功能，相对于职业体育组织的结构功能框架来说，职业体育组织行动的合理性，主要看它是否能维持职业体育组织的系统均衡，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职业体育组织举办贩灾义演活动、到社区与球迷搞联欢活动，如果从经济学的投人产出角度看，可能是不经济的因而是不合理的活动，而从功能分析的角度看，却有它的功能合理性。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体育社会学也是直接援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并对某些具体的体育社会问题，采取定量的分析。
4、当代杜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趋势扩大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
目前，“在社会科学中流行的分类方式是按照学科来分，并且认为特定学科的独立性是与特定的研究对象相联系的，研究对象决定特定学科的属性和研究方式”。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人们发现，往往许多学科共同研究某一研究对象，或者说，研究某个对象是单一的学科无法胜任的，这样，传统的社会科学分类和组织方式发生了危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经常需要考虑和解决的，不只是学科内的问题，还有学科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学科之间的关系也不只发生在社会科学内部，还要处理与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的关系，或者说，把在自然科学长期发展中所酝酿的科学精神以及人文主义传统或人文科学在历史中所孕育的人文精神，引人自己的研究中，借以拓展自己的思路，形成新的研究方法。这不仅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和管理问题，也是一个创造学的问题，局限于单一的学科和角度，往往会妨碍社会科学的创新和发展。
从学科分化史来看，研究对象、方法、范畴、领域、内容、路线、主题等，在不同时期都曾单独或组合成为学科分界的标志。经验告诉我们，这些标志性的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近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科学各学科不断交叉、渗透，以往以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为分科模式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其研究对象逐渐趋同，研究领域逐渐重叠，研究方法互相借鉴。社会科学出现了不可忽视的融合趋向，学科分化与交叉已成为一种重要趋势。先生曾对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总结，“多科并存、紧密交叉、互相促进、共同发展”。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趋势表明，任何研究对象都不可能成为某些学科的世袭领地，体育社会学作为一种极具应用性的新兴学科，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对象趋同与融合的背景下，研究视角变得更加广阔，研究领域也不断拓展。自1898年起美国学者朱布林和阿米里肯就开始从社会学视角研究体育现象。但直到20世纪70年代，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大多集中在大众体育领域，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体育教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心理学等学科的研究对象相互重合之处越来越多，体育社会学的视角涉及到体育教育、职业体育、运动训练等诸多领域。如体育消费既是当前体育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是体育社会学关注的热点，从体育社会学视角分析体育消费，并不仅仅是因为体育消费具有一些独特的非经济特征，更重要的，是因为体育社会学研究体育消费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社会学中的互动理论、交换理论、冲突理论等，它们较之体育经济学所运用的供给需求分析、消费积累分析、投人产出分析等理论是一些不同的理论模式。尽管它们分析的对象可能是同一社会现实，但体育经济学侧重的是供给与需求关系对体育消费的影响，体育社会学侧重的则是家庭及社会群体等对人们体育消费的影响。以体育与暴力为例，心理学从本能论的角度认为，暴力攻击性是与生俱来的、独立的、本能的心理倾向;体育社会学则将体育运动看作消除社会暴力的安全阀，认为打击对方的运动就是一种被压抑的攻击驱力的释放或宣泄的替代过程。在这些领域形成的诸多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不但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的繁荣，也显示了体育社会学的学科价值，体育社会学所独具的综合性研究视角，为人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体育社会现象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5、结论
1.体育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与综合性要求体育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它的学科边界存在的张力，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的领域对其做出一种积极的回应，体育社会学、体育经济学等诸多社会学科由于理论原理与分析框架的不同，在分析体育社会现象时，给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学术视角。
2.体育社会学方法论是关于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理论，是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角起着规范与指导作用。体育社会学研究者经过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提示和体育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分析，最终得到了关于体育社会现象的具体变量和理论框架。
论文关键词：霍姆斯；问题解决法；方法论
方法论的研究历来是学科研究的关注重点，这主要是由其功能决定的。方法论研究主要有两个功能：认知功能和社会学功能，前者主要是指研究者的研究立场，以便为自己的研究提供指导和进行辩护，后者则是指学科获得合法性的必然要求。正因为方法论的重要作用，它历来为比较教育学者所关注，甚至倾尽一生建立自己的方法论体系。霍姆斯就在其不懈的努力中建立了自己的比较教育方法论体系——问题解决法。
一、霍姆斯问题解决法的认识论依据
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上主要有三种认识论依据：实证主义、相对主义、折衷主义。
比较教育诞生之初就与实证主义结下不解之缘。这一点从比较教育鼻祖朱利安提出建立“近乎实证的教育科学”的主张就可以看出，而之后的库森、阿诺德的方法论亦都是以描述外国的教育制度为主，显现出描述性的特征，由此可见，实证主义对比较教育方法论影响之深。由于实证主义的种种缺陷，相对主义开始占据研究者的视野。
相对主义属于科学哲学的范畴，经过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和批判二元论开始在比较教育方法论中得以发展。相对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否定科学中的绝对“客观性”与“理性”，认为客观性与理性都是相对于范式而言的， 不同的范式具有相同的权利。考虑到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下的教育影响因素，以此来分析教育而不是追求普适法则，是相对主义在教育中的最大应用。
霍姆斯认为实证主义与相对主义差异的关键在于理解规范定律和社会学定律之间的区别。这个区别是由波普尔的提出的，他认为规范定律指的是社会行为规范、戒律或禁忌，而社会学定律指的是与社会制度运作功能有关的定律，并且这种社会学法则是描述自然规律的法则， 是不能随意违背的（除非能证明它是错误的）。
二、问题解决法之要义
霍姆斯对比较教育的教育决策功能相当重视，认为比较教育的任务就是探讨解决教育问题的各种方法，通过对一定变量的分析和控制，来预测教育改革的相应结构。因此，他建立了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提出了问题解决法。问题解决法主要是从某一主题或世界教育的某一共同问题出发，进行调查分析，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一）问题解决法的基本逻辑——五步法
霍姆斯在1981年发表的《比较教育：对方法的一些思考》一书中，论述了比较教育的问题解决法。他的问题解决法是建立在杜威的反省思维法和波普尔的假设演绎法基础之上的。
杜威认为反省思维的功能就是为了使模糊不清的形势明朗化，也就是说，为了解决问题。整个反省思维的过程包括以下五个阶段: （1）假设或解决办法的形成；（2）问题理智化或分析；（3）背景分析和详述；（4）结果的逻辑演绎；（5）实践验证。杜威的反省思维是属于实用主义范式的，他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如何提出问题和验证假设。在提出问题方面，杜威认为，要解决的问题是在对于一个复杂形势的理智化思考的过程中逐步清晰的。在验证假设方面，杜威认为，检验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在相关背景下，根据假说，进行逻辑推演；其二是预测结果与观察到的实际结果之间的比较。然后根据反省思维的五个阶段，重新进行分析，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乏》一书中宣称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都使用同一种科学方法，这种方法便是假设演绎法。在验证假设上，波普尔于杜威存在明显的差异，杜威强调证实假设性的解决办法，而波普尔强调证伪假设性的解决办法。
霍姆斯认为，在缺乏实验检验的情况下，这些假设性的解决方案应该通过批判性的比较研究来检验，从而解决特定问题。为此，霍姆斯提出了问题解决的五步法。1、问题分析或理智化。主要是选择和分析那些多数国家共同存在而又共同关心的重大问题；2、提出假设或政策方法。霍姆斯认为，比较教育学者在研究中不要像决定论者那样企图找到普遍适用的法则，应当根据问题的背景和对问题特定的研究，去分析哪些政策和方法更适合于特定地区和环境；3、识别及验证相关因素。霍尔姆斯指出，要选择科学的政策或解决方法，关键是识别同问题相关的所有因素，并用这些因素去识别、验证有待研究的教育问题的基础结构，如哪些变量是关键的，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如何，变量是如何发展变化的等；4、逻辑地预测可能有的结果。问题解决法的目的在于在综合分析各国教育问题的基础上，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解决某一教育问题提出最佳的解决办法，并产生对教育行为的相应预测；5、比较和验证预测的结果。霍姆斯认为通过对预测结果与实际情况发展的比较研究，可以有一个修改的机会，从而使研究模式更完善。从以上五个步骤可以看出，霍姆斯的问题解决法实际上是对杜威的反省思维法和波普尔假设演绎法的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演绎法。
（二）问题解决法的基本原则——四模式
霍姆斯的四模式论是在对其五步骤中的第三步进行解释时提出的，是一种比较教育研究的资料分类体系，它使因素分析有法可依，并且使研究结果尽量具有可重复性。它主要包括规范模式、体制模式、精神状态模式、自然环境模式四个模式。
波普尔对规范法则和社会学法则进行区分的批判二元论观点为霍姆斯的“四模式”提供了依据。波普尔认为任何社会都有两种法则，规范法则和社会学法则。规范法则是由人制定的，也可由人改变的关于一定社会的行为规范和规则。社会学法则指的是社会生活中人们无法更改和选择的一些自然法则。批判二元论认为，社会学法则对人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就像自然法则对人的自然环境的影响一样。因此，波普尔把它称之为“社会生活的自然法则”，并且认为，根据社会性法则产生的变化很难被人们直接控制。波普尔的批判二元论毫无疑问成为霍姆斯理论体系形成的依据。由此，霍姆斯建立了自己的资料分类体系的四模式论。
四模式的具体内容如下：规范模式包括关于某一个国家的男女公民都了解并都准备接受或反对的规范和规范法则的陈述。主要指社会规范和规范性法则， 它包括影响教育问题的信仰、宗教、哲学、政治观念、意识形态、经济理论、道德价值观等方面的规范和规范法则的陈述。精神状态模式与规范模式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不能从态度测验或国家法规中得到，它主要包括传统观念、民族意识和特征等方面的资料。制度模式包括两大方面的描述， 一方面是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制度进行的描述， 另一方面是对教育制度内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其他制度的各个方面之间的关系的描述。由此可见关注的重点在于制度本身和影响制度的背景因素。自然环境模式包括自然资源的知识和开发资源的知识和技术。四模式论是霍姆斯对五步法中第三步识别和验证相关因素的一个具体解说，是其创建的一种资料分析体系。相对于之前因素分析所关注的寻找决定各国教育制度的主要因素，探索其形成的原因，以便真正地了解外国教育，这种问题解决法注重一种前瞻性的分析，注重教育的预测功能和服务于教育决策的功能。
三、问题解决法之评价
有学者称“教育研究要有突破性发展，必须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方法论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方法论中涉及的方法不是个别具体的方法，与方法论对应的是方法的立体体系，他关注的是研究对象与方法整体的适切性，其核心是“思维方式”。霍姆斯的问题解决法以教育决策服务为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方法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一方面，问题解决法以假说为核心，将假说引入教育决策领域，强调比较教育研究要为教育政策的制定做出贡献。对于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中有效克服西方中心主义有着实践意义。而对于比较教育研究者来说，不仅要以此为依据敢于为政策进行辩护，促进其合法化，更要有批判精神，敢于证伪，对于国外的理论、经验，敢于怀疑。
关键词： 体育英语教学 实证研究 研究方法 研究主题
1.问题提出
目前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的研究正在成为相关专家、研究人员关注的热点，越来越多的体育科研论文对体育英语教学的相关概念、基础理论、研究内容、研究难点、问题对策、研究方法等做了许多前瞻性的、独创性的探索。有学者认为，体育科学，尤其是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无二致，在实证研究与反实证研究之间，不应简单地进行调查、问卷、统计数据，而应在实证的基础之上，运用逻辑主义方法，对基本理论进行判断和推理[1]。也有学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整个体育科学研究现状做出分析，选取我国1999-2004年度体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论文作为分析样本数据，对我国体育科学的体系内部结构、研究的“社会化”倾向、所运用的研究方法及论证方式四个方面展开分析。在体育科学研究方法方面，得出体育科学研究论文运用定量方法较少的结论[2]。另有学者从微观的角度出发，专门分析了我国艺术体操科研现状[3]。
综上所述，研究方法的探讨正成为体育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尽管体育英语教学研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对于体育英语教学研究来说，还有许多欠缺的地方，没有形成规范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内容。
2.统计分析
本文以中国知网期刊全文数据库（http：///Grid20/Navigator.aspx？ID=1）为检索对象，第一次检索以“体育”为篇名，匹配选择“精确”，检索时间跨度为1979―2014，再在以“体育”为篇名的搜索结果中进行第二次检索，以“英语”为篇名，最后得出相关论文112篇。第二次检索，首先以“英语”为篇名，再在搜索结果中以“体育”为篇名进行检索，其他搜索各项与第一次检索相同，最后搜索结果是同样的112篇论文。尽管112篇论文的篇名中都包含“体育”和“英语”字样，但经笔者甄别，剔除一些关于《中学体育课堂英语名词活用》、《英语自考》之类的非学术论文，最后确定87篇为分析样本总量。
2.1时间分布
在所有统计的样本中，最早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学术于1987年。如果以2003年教育部启动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评估工作为分界点，那么在2003―2014年间的学术论文数量为57篇，占总样本数的66%；2003年以前的学术论文数量为30篇，占总样本数的34%。
数据显示，以2003年为分界点，在教育部启动为提高英语专业办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工作之后，很多体育院校纷纷开设了体育英语专业，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研究论文数量越来越多。与经验判断相一致，这表明体育英语教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受到重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研究这一体育科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2.2论文作者单位类型、专业
本文将总样本87篇有关体育英语教学的论文的作者单位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专业体育院校；第二类是非专业体育院校（包括各类综合性高等学校中的体育院系、社会科研单位及其他）。其中，对专业体育院校的论文作者又可分为三类：一是英语专业研究；二是体育专业研究；三是不清楚（文章没有标识）。经统计，有58篇论文作者来自专业体育院校，占论文总数的66.7%，其中作者从事英语教学研究的论文为40篇，占论文总数的46%，将近占据了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半壁江山。有29篇论文作者来自非专业体育院校，占论文总数的33.3%。这说明，目前我国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主阵地是在专业体育院校中从事外语教学工作的教研人员。因为在专业体育院校中，从事英语教学工作必须面对学习体育各专业的学生。这部分学生给人们的普遍印象是文化课成绩较差，活泼好动，英语成绩难以提高。所以研究他们的学习环境、学习特点，提高英语教学成绩成了在专业体育院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教研人员的一个重要课题。进行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群体是来自非专业体育院校从事英语教学工作的教研人员，他们结合自身较强的英语专业背景，对体育专业学生学习英语进行研究。
2.3研究主题分类
从87篇总样本中的研究主题分析，可以发现体育与英语相结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有关于体育专业学生的大学公共英语教学，一般主要研究体育院校或综合大学体育专业学生的大学英语教学现状、问题、难点及对策分析。典型代表如《综合性大学艺术体育类学生英语教学现状与启示》、《体育院校英语教学模式的改革与探索》等。这类研究主题的论文数量共有80篇，占论文总数的92%。第二，有关于体育院校专业课程的英语教学，研究此类问题的作者主要认为大学英语仅仅是体育专业学生的英语学习的基础阶段，而体育专业英语教学是使学生从英语基础阶段过渡到专业阶段的必经环节，使其顺利阅读体育专业英文资料。该类研究主题的论文数为4篇，占论文总数的4.6%。第三，第三类文章是有关于体育英语专业（或英语专业体育外事方向）设置等问题的探讨。典型代表如上海体育学院的吴贻刚对体育学院英语专业办学定位与课程设置等问题的分析。该类研究主题只有3篇，占论文总数的3.4%。
由此可知，体育英语教学论文研究主题分布不均匀。现在很多专业体育院校和非专业体育院校因我国体育对外交往的大好形势，纷纷开设了体育英语专业（或英语专业体育外事方向）。到目前为止，我国至少有30多所高校开设了体育英语专业。作为一个新开设的专业，应该理论先行，理应有很多的学术论文百家争鸣。但从论文统计数据得出，目前对体育英语专业的课程设置、专业定位、培养方法等进行探讨的论文只有4篇，即使加上3篇研究体育专业课程英语教学的论文，也只有7篇，不到论文总数的8%。
2.4研究类型分析
按社会学家詹姆斯・S・科尔曼的说法，所谓“理论研究”，是指建立旨在一种理论体系（或概念体系）但又不以经验资料加以验证的研究[4]。这里，我们按科尔曼教授的理论，把对体育英语教学研究分为理论研究（规范分析）与经验研究。理论研究主要探讨体育英语教学的基本概念、原则、理论、范畴等研究；体育英语教学的经验研究主要是指那些经过实地调查、个案分析、问卷调查、实际观察等方法而得出的可以直接指导、规范体育英语教学活动和关系的经验研究，这类研究不作纯理论上的逻辑分析。
从检索结果看，有58篇论文采用规范研究方法，占论文总数的66.7%；有29篇论文采用经验研究方法，占论文总数的33.3%。采用规范分析、逻辑分析方法研究的论文篇数比采用经验研究、应用研究方法的论文篇数多出29篇，说明体育英语教学的规范研究远远多于经验的应用研究。
2.5研究的规范性
一般地，科学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包含四个基本阶段程序，本文从这四个方面对体育英语教学论文的规范性进行研究：一是是否有理论预设（或称理论假设）；二是是否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即有没有提出需要加以论证或验证的问题；三是是否有对相关现存的文献加以评论；四是文献引用情况。
从研究的规范性所设定的四个指标来看，没有理论预设，没有文献评论，但有明确问题的论文占据了大部分，它们分别占有论文总数的91%、92%、94%。这些数据说明，在体育英语教学研究中，从问题或假设提出到论证检验、形成、发展过程中，还存在关键环节严重缺损。论文研究的规范性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至于是否有文献引用，有25%的论文没有文献引用，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文献引用，容易导致重复研究，没有文献评论，难以提出独创性问题见解。
2.6经验研究方法的具体运用
从统计87篇总样本看，主要的经验研究方法有：参与观察、普遍调查、局部调查、个案调查、问卷调查、非随机调查、随机调查、文献收集。采用以上8种具体的经验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共有29篇，其中采用普遍调查与非随机调查方法研究的学术论文共有6篇，而采用局部调查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有17篇，占总数的59%。这说明采用普遍调查的研究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因为要进行普遍、广范围的调查，需要较多的经费支持，而这又是很多研究者、研究机构面临的难题。采用局部调查的论文中，大部分把调查的对象限定在一个班级、一个年级、一个学校，跨学校、跨省之间的调查很少开展。如果普遍调查没有人力、财力的支持难以开展，那也可以理解。但没有论文采用既省钱又省力的个案调查方法，这确实是体育英语教学研究的一个误区。
3.结论建议
从上文数据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体育事业发展正在逐步走向世界。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使得体育领域对于英语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环境的变化要求体育英语教学越来越受到教师、学生、社会用人单位的重视。如何培养高素质的体育英语人才，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目前体育院校和高校体育专业教研人员关注的热点。
但在体育英语教学研究中，还有很多亟待完善的地方。如研究者偏重于规范研究，而较少采用经验研究，论文研究不规范，不能遵循科学的研究程序。如缺少研究的理论预设，相关研究问题理论综述、评价较少，这就容易导致研究者相互重复同一个问题。经验研究手段单一，不能充分运用多种经验研究方法全面、广泛的开展研究。
笔者认为，体育英语教学，要从规范研究到经验研究、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力争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育英语教学方法论体系，首先必须进行方法论上的补课。如开展普及性训练和方法论讨论。其次，像《体育科学》等专业核心刊物要发挥专业示范导向作用，倡导刊发论文的规范性。最后，组织编写、翻译相关体育科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和教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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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类学转向/人种志方法/科学技术人类学/文化解释学/本土方法论
【正文】
社会学与人类学1是两个有着密切关系的独立学科，在它们的发展史中，其理论与方法的互相渗透与借鉴，对这两个学科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学社会学的发展史来说，至70年代中期以来，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相伴随，出现了“人类学转向”这种现象〔1〕，在文献中也出现了科学技术人类学这个提法。
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anthrohologicalturn），也可以称之为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研究角度（anthropologicalperspective），我简称为对科学的人类学研究。
那么，这种人类学取向的研究究竟包含着什么意思？我认为，至少包含着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个含义是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研究。在这里，作为文化现象考察，并不是斯诺所提的独立于人文文化之外的、与人文文化相对立的科学文化，而是把科学当作整个人文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当作与宗教、艺术、语言、习俗等文化现象相并列的文化形式的一种。这样就把现代科学纳入了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第二个含义是，对科学的社会研究采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选出某个科学家集本的场所，对科学家及其活动进行人种志〔2〕（ethnography）的研究，即对所观察到的现象作详细的记载、描述和分析的方法。如果说第一层意思是从宏观上把现代科学纳入人文文化范围，决定了研究的总倾向，那么，人种志的研究就属于微观的经验研究。在我看来，知识社会学的宏观定向相一致的研究和微观倾向发生学的研究[2]正好与这两方面是相对应的。从这个角度说，整个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起，都和“人类学转向”有直接关系。
（一）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一：科学是诗文化系统之一
特拉维夫大学教授、科学史家耶胡达·埃尔卡纳在《关于知识人类学的尝试性纲领》一文中明确地提出要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他提出，在传统上，“科学很少被认为像艺术或宗教那样是属于人文文化整体的，因为它被看作是某种不相同的、独一无二的、互相背离的东西”，但他的“基本前提是，文化的不同维度：宗教、艺术、科学、意识形态、普通常识、音乐，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是文化系统。”[3埃尔卡纳从人类学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认为把科学作为一种文化系统来考察的观念，可以追溯到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克利福特·格尔茨的观点。在他的论文《深描：迈向文化解释学的理论》中，格尔茨说：“我所采用的文化概念，……本质上是符号论的。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我们必须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因而对文化的分析并不是一种寻求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寻求意义的解释性科学”。[4]我注意到，虽然格尔茨在他的论述中是把科学列入文化解释的范围中的，但是他采取了审慎的态度（后面还要讲这一点）。而埃尔卡纳同样是把科学作为文化解释的对象，并且根据他对格尔茨的“深描”方法的理解，对科学史中的“深描”作出了解释。
而这也正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论题。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尔凯、巴恩斯、布鲁尔等人都在他们的主要代表著作中，把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重点放到科学知识上面，并把自然科学知识等同于其他知识和信念、看作是文化现象。关于这个问题，我已在拙著《科学社会学》一书的第十章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在这里主要是把这种理论倾向与“人类学转向”联系起来。
爱丁堡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巴恩斯，在他的著作《科学知识和社会学理论》一书中就指出，科学是一种信念，只是一种被接受了的信念，而不是正确的信念，他认为，科学是一种文化现象，“科学是亚文化的4集合’，作为一种亚文化现象，科学当然受到外部的整个大文化的影响。[5]因提出“强纲领”主张而著名的布鲁尔也是把科学当作文化现象、人类学现象来对待的。他的“强纲领”的第一条就把科学知识与信念并列，并且认为可以归结为社会的原因。[6]他在评述维特根斯坦的知识的社会理论时曾明确地说“数学是人类学现象”。[7]
马尔凯在他的著作《科学和知识社会学》中，以专门的篇幅论述了这个问题。该书第三章的标题就是“科学中的文化解释”，鲜明地表示出文化人类学的倾向，这也就是说，他要对科学作一种文化意义的解释、文化意义的分析。他的这种文化意义的解释和分析是怎样做出的呢？
首先，他分析了科学社会学中关于科学家行为的社会规范的争论，分析了默顿的规范和米特洛夫的反规范，认为，在科学中，科学家的社会行为规范是多种并存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所有的场合都共同遵守某种特定的规范，并不存在一种体制化的机制来保证科学家们都一致遵从或信奉某组特定的规范。在科学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语言公式（verbalformulation），这就为科学共同体、为科学家们提供了节目单（repertoire）或字典（vocabrary），科学家们可以灵活地使用它去分类不同社会背景中的不同职业行为。”因此，关于规范的讨论就走到了关于科学的文化资源的说明。”[8]这也就是说，科学规范并不是像默顿所说的那样，并不是体制化的要求，而是“磋商”的结果，科学家们是从代表着不同文化资源的节目单及字典中去寻找自己的道德信奉原则的。
马尔凯的文化解释还在于对科学知识生产的动力学考察。他研究了若干实际案例，从中做出分析，他的结论是，对于科学实验结果的意义是什么的评判、对于科学论断的有效与无效，并不存在普遍的、一成不变的标准，在实验和解释的过程中，个人的特点、具体的环境都会产生作用，他说，“科学一致，因而科学知识，并不是仅由证明正确或拒斥来达到的。科学家们经常面对的是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思想和智力方面的信奉不是由于应用事先确立的正式标准来实现的，而常常和必定是制作而成的。对于研究纲领的拒绝或采纳，是一个更加实用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科学家的相对具体的旨趣利益影响的。”[8]马尔凯承认在知识形成过程中，是存在着认识因素的，科学的判断和解释是受认识和社会因素影响的。他认为，不仅社会规范是社会地变化着的，而且对于任何一个研究纲领来说，认识和技术规范也是可能有很不相同的解释的。”在社会意义的磋商和知识主张的评估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社会与技术的公式表述，在具体情况下，是由每个参加者所选定的，所说明的；这两种资源，在具体科学知识被认可的过程中，在非正式的相互作用和正式的证明程序中，是紧密地综合在一起的。”[8]
马尔凯关于科学的文化解释的结论是：“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已经会聚到这样一种观念，即把科学看作是一项解释性的事业，在这个过程中，物理世界的本性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又说：“更好的普遍的公式是，科学知识是由磋商过程确立起来的，也就是被那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对文化资源的解释建立起来的。在这种磋商过程中，科学家们也运用认识和技术的资源；但最终结果还是依赖于可利用的其他社会资源。因此，通过科学磋商建立起来的社会结论并不是物理世界的确定性说明，而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背景中的特定行动者群体看来是正确的科学主张罢了。”[8]
以上是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一个含义的简单说明。需要说明的是这个转向并不是没有历史根源的，也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代表着旧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的复活”，它反映的是“社会和人文科学注意重点的变化和重新取向的过程”。[1]深入的研究将会说明，这种转向与当代哲学的、社会学的以及文化的思潮有着多种复杂的联系，不过，这已不是这篇文章所要讨论的问题了。
（二）
人类学转向的含义之二：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
文化是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对文化的研究，起源于对初民社会（primarysociety）的研究，起源于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对于“不开化的”、非欧洲文化的研究。与人类学的发展相联系，形成了一种主要研究方法，这就是人种志方法（ethnogranhicatmethod）。人种志研究就是对一个特定的民族群体的社会和文化生活进行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这种研究首先要选定地点，即某个部落或民族的聚居地，作为田野调查（fieldwork）的基地，进行参与观察，作详细的记载，最后形成描述性分析性人类学著作。许多文化人类学的名著都是人种志研究的成果。这种研究要求有较长的时间投入（一般在一年以上，离开以后有时还有通讯联系或回访）；这种研究要求研究人员学习当地的方言土语，尽可能地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并保持一个观察者的客观独立的立场，除了参与观察以外，研究人员通常选定或培养某个当地人作为信息提供者（informants），等等。这种研究也常常运用比较的方法，对于所研究的文化与其他文化进行对照性的分析。
当代人类学的人种志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对于初民社会的研究（可研究的初民社会愈来愈少），已经发展到为对现代社会中某个社区、某些特殊人群的研究，例如，对城市中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研究，[9]对于工厂、精神病院、科层制的研究，等等。[10]人种志研究的技术也有很大进展，如广泛利用电影、录音、录像等等手段。显然，这种方法是可以同样应用于研究科学活动所在地和科学家人群的。
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的第二个含义：对科学作人种志研究。具体说来，这就是科学知识社会学代表人物对科学进行的人种志研究。7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对科学知识持有建构主义观点的学者，以人类学家的身份进入实验室，他们以实验室为田野调查的基地，进行长期持续的参与观察，对于实验室的环境、仪器设备、科学家的日常活动和对话，对于科学家与实验室以外的联系，以至于科学论文的形成、发表，论文引证等等方面的情况，进行详细的记载，做出分析，写出研究报告或专著。这就是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出现的一批研究成果，它们有一个概括性名称，即“实验室研究”（IaboratoryS-ludies）。在这种成果中，除了我们已经知道的拉都尔对美国加州萨尔克实验室的研究、谢廷娜对伯克利大学中生物化学等相关实验室的研究和这两项研究的成果《实验室生活》和《知识的制造》以外，还有若干研究及其相应的成果。[2]虽然这一批著者在他们的进一步分析中表现出差异和分歧，但他们的共同认识是“深入到科学家的日常生活中，得到经验材料，就可有益于对科学的理解”。[11]而谢廷娜则把这一批“实验室研究”看作是说明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她说：“这个纲领是被若干个实验室研究所支持的。”[2]
拉都尔的《实验室生活》一书的工作基础是长达一年零十个月的田野调查，他进入实验室观察科学家的日常活动，进行相关研究，他的书内容确实展现了人种志研究所得的大量资料：有实验室场景的多幅照片，有科学家在不同场合的对话记录，有科学仪器状况的一览表，有某项化学物质合成的报告记载，有科学家个人事业经历的摘要，等等。拉都尔运用这些资料得出了认识论的结论：实验室是文学标记的系统，仪器所显示的现象是“技术现象”，科学实验室中的事实是“人工事实”，因而科学事实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制造出来的，科学的陈述是磋商的结果等等。其实，拉都尔在《实验室生活》的第2版后记中就说过，他在进入实验室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种看法即科学认识是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他在参与观察中的工作只不过是搜集详尽的材料罢了。这就使得这部运用人种志研究的著作读起来与其他文化人类学的著作很不相同：其描述与分析结论似乎有某种不连贯；这些分析，与其说是文化人类学的，不如说是认识论的，与其说是社会学的不如说是哲学的。
《知识的制造》这部书的特点就更加明显了。这部以人种志研究为基础的专著，已经完全把调查来的资料编纳入作者的认识论结论的框架中了。“科学家作为实践的推理者：知识是在环境中建构起来的”；“科学家作为索引性推理者：科学研究的机会主义和情境性”；“科学家作为类比推理者，取向的基本原则和革新的隐喻推理批评”；“科学家作为社会环境中的推理者，从科学同体到跨越科学的领域；”“科学家作为文学的推理者，或者实验室推理的嬗变”；“科学家作为符号推理者，或‘我们以什么造成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区别’”，这就是该书的章节标题所构成的框架。这样，在文化人类学著作中通常见到的对文化现象的完整而生动的描述性记载不存在了，资料“沦为”结论的例证。
在这里，我们不能详细讨论这些结论与哲学、社会学思想的具体联系，那是需要专门的研究的。我们在这里要说明的是，科学知识的微观建构学派是运用人种志研究方法寻找经验资料支持和论证科学知识的建构主义纲领的，因而就恰好代表了科学社会学的“人类学转向”。不过，我们又可以看到，这个学派的运用，与本来意义上的文化人类学人种志研究是不完全同一的，因为他们进入了认识的领域，而且是科学认识的领域。拉都尔也承认了这一点，他说，他“所使用的人种志方法，只是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与人种志方法相一致。”[11]因此，我们一方面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微观建构学派的“实验室研究”看作是“人类学转向”标志；另一方面，从严格的人类学意义上考察，又只能把这些研究看作是特殊的、值得讨论的具体运用。
（三）
科学技术人类学：有待开发的领域
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代表的“人类学转向”，只不过是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取向或者科学技术人类学的一种类型。全面系统论述科学技术人类学，笔者尚力所不及，仅就目前的初步认识，说明以下要点：
（1）科学技术人类学，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学家，运用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对于科学技术所作的研究。在人类学领域，早已存亡可以归纳入这个范畴的研究成果，这就是：考古人类学及人种志研究对于含有科技内容的“物质文化”的研究；人类学家所考查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为民族数学（ethzo－mathmeties）、民族心理分析（ethnopsycehiatny）、民族植物学（ethnobotany）；医学人类学所研究的与健康和疾病有关的非西方的知识系统〔3〕，等等。因此，有的学者指示，“在这个意义下，人类学开始研究科学技术，要比跨学科领域STS研究科学技术早得多。”[13]当然，人类学家在上述研究中所涉及的科学，是非西方文明中的传统科学，并不是现代科学技术。
（2）正因为人类学的研究传统是关注欧洲以外的文化，所以，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技术就必然处在专业人类学家的研究视野之外。现在，对于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已经发展为大的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人类学家进入这个领域的仍然为数不多，为1988年美国的4S’学会召开会议，有来自各学科的学者529人，其中人类学家只有18人。[13]
但是在70年代中期以来毕竟出现了一批人类学取向的科学技术研究，其中就包括有前面提到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那么，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什么人完成的呢？”绝大部分科学人类学研究或者人种志研究是由社会学家、哲学家及其他并没有受过社会文化人类学的专门训练的人完成的。”[14]这样一些社会学家哲学家在采取了人类学研究角度、完成了具有人类学特点的著作以后，就获得了人类学家的称号，如拉都尔就是一例。这些不是人类学家（或者说准人类学家）所作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看来是存在着某种混乱的，有人指出，“实验室研究”作为人种志研究的一种版本，是与人类学家的研究不相同的。”[14]拉都尔也谈到他的人种志研究所引起的批评。[11]
（3）正因为如此，为了更好地发展这个领域，关心科学技术研究的人类学家的建议是：必须弄清人种志方法的真谛，弄清这种方法的要害在于记和写（grapy）、在于描述，在于通过写他们来说明人民和他们的文化；必须了解文化人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学者：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整体主义的人种志学，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比较主义方法，以格尔茨为代表的符号象征主义的文化解释学等等。[14]我以为对于当代有重大跨学科影响的文化人类学家格尔茨及其文化解释学尤应引起注意。[15]
（4）科学知识社会学所做的工作也许是接近于格尔茨的文化解释学的。如前所述，马尔凯按照他自己的方式对科学进行了文化解释，埃尔卡纳则以专门的章节论述了“深描”方法在科学史中的运用，讨论了科学知识增长、科学与其他文化因素，历史舞台上的科学等。但我们没能读到埃尔卡纳或是马尔凯都没有运用人种志的“深描”方法所作具体的研究。而“实验室研究”所作的经验描述的意义在于得出认识论的、哲学的结论，是完全不同的版本。这是因为他们给自己规定去研究的文化现象，是格尔茨都认为是棘手的问题：科学。格尔茨是有法律实践经验的学者，他从文化解释的角度说明了法律现象，但是当他把科学与其他文化现象并列时，却不止一次地说过：“尽管我们很偏爱科学，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棘手的事务”，“但物理学和雕塑以及其他所有的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人类学上难以理解的问题。”[16]
（5）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决不局限于对实验室的研究，可以从实验室、研究所、研究中心扩展到学术会议上的扩展到法庭中的科学家，[10]这也就是说要“从实验室走向更为广阔的和多元的领域。”[13]有的社会学家选择了科学事业管理组织及其附属机构，[17]有的学者进入了政府设立的海洋生物养殖经济研究组织[18]在这些研究中，注意的集点也不单纯是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涉及到了这些机构中科学家的社会身份，涉及到实验室与顾客、科学知识与生产方法以及科学政策和经济组织的关系等问题。特别要揭示的是，同样进入实验室，其研究重点也不一定就是科学知识的生产，以特拉维克对美国及日本的线性加速器中心的研究，其重点就是实验室组织结构，领导风格及什么是“良好”的物理学工作条件的模式差别。[19]
（6）正是因为如此，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可以并不局限于人种志的田野调查，其研究方法也可以多样的；发展一种“跨学科的、批判的、文化的方法”，这也就可以包括历史的研究、比较的方法、文本阅读、……等方法；并且基于这种种方法的运用，“对于‘科学技术’意义的定义，不可避免地以理解专家到理解非专家。”[13]虽然我们对于上述这些方法也许还不能都了解和掌握，但多样性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7）总之，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研究，极为扩散，各具特点，我们只要看看《诸科学与诸文化》（《SciencesandCultures》[1]）和《知识与社会第9卷，科学技术学人类学》[13]这两部文集的论文题目就可以知道了。每个作者都按照自己对于人类学的理解，按照自己的目的和注意焦点，进行不同的人类学探讨。研究这些以及其他科学技术人类学的论著，要在纷云繁复的论述中弄清来龙去脉把握要害，我认为，有一项工作要做，这就是要注意作者所使用的主要关键概念，诸如“人工事实”、“技术现象”、“磋商”、“文本”、“深描”、“反思性”（reflexivity）、“结构的和形容的”（emveandetic），等等：它们就好像一片模糊背景中的亮点，了解除它们可以有助于深入的研究。
（8）在谈到实验室的人种志研究的时候，不能不提到对实验室的民俗学研究，这就是社会学中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4〕代表人物加芬克尔及其学派的工作。麦克尔·林奇把这一批研究称之为“对科学工作的民俗学方法论研究（tthnomethodologicalstudiesofscientificwork），指出这种研究要详细考察实验室中“自然地组织起来的日常活动”“讨论”有关实验室工作的暂时的秩序”[20]。他并且专门著书论述了民俗学方法论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的关系。[21]那么，这种研究与前述人种志研究有什么关系？在民俗学方法识者看来，人种志研究是与“民俗学方法论的文献是有密切关系”的，甚至认为那些作者都是“民俗学方法论的说明者”[20]；而人种志研究的学者则认为民俗学方法论是人种志研究的一种。[10]弄清这两种研究的区别与联系，决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我们要指出的是，从已有的人种志研究的著作来看，他们确实从民俗学方法论者的著作中吸取了某些概念工具和分析方法。了解这一点，对于认识知识社会学微观研究的特点也许是重要的。
（9）最后要说的是，科学技术的人类学研究中的专业人类学家在增加，〔5〕但是非人类学背景研究人员仍然会占相当大的比重。因为，专业人类学家即使转向现代社会生活的广大领域，能够专门研究现代科学技术的也毕竟是少数。这种情况，对于在人类学科并不充分发展的中国从事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学者来说，也许是一种机会：他们也许可以增添几分勇气，去涉足这个确实颇为陌生的文化人类学的研究领域。
注释：
〔1〕人类学是一个大的综合性学科，包括有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社会（或称文化）人类学等分支学科，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是社会（文化）人类学。
〔2〕ethnography另一种译法是民族志，我这里采用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中文版的译法。
〔3〕1996年我到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特尔多）人类学系讲学时，就见到一位研究藏医的研究生，她已不止一次到作田野调查。
〔4〕这个词在社会学中有多种译法，如：民俗学方法论，人种方法论。
〔5〕从两本文集中的撰稿人可以看到这一点：1992年出版的《知识与社会》第9卷9名作者中有4名是人类学家；而1982年出版的《诸科学与论文化》9名作者中只有1名是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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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2012年6月22日
地 点: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
上午我讲了中国书法史的开头,主要是书法美学、书法形式的演变问题,它的发展背景是史前和商周秦汉魏晋上古书法史(上午的课题《用笔与结字:中国书法成熟的三大历史阶段》),涉及了当代书法与古代书法关系的问题。下午我讲书法史的结尾,即近古书法史的两个转折点和当代书法创作的趋势。
一、17世纪书法转折点不是清初与傅山
近古书法史转折的关键是什么?在哪里?是谁?它与我们当代书法史的关系?这些问题的提出,是不久前我访问英国拜会牛津大学艺术史系主任柯律格教授时引出来的。
柯律格教授在中国最近翻译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明代的图像与视觉性》,他的博士生到北京访问时送给我的。我回赠了一本《书法艺术概论》,然后相约今年6月份在牛津会见。会见时,他又送了我一本书(这之前他寄了英文版给我),是由三联书店翻译出版的《雅债—文徵明的社交性艺术》,4月份刚翻译出版的,正好他的样书到了,就签名送了我。这两本书都是关于明代艺术史研究的,他运用艺术社会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一些很新颖、很精辟的看法,值得我们参考借鉴。我们会见时就谈到了明代书法研究的重要性和明代在中国绘画史上的重要意义。
后来,我把与柯律格教授见面的事跟苏立文教授聊了一下,他说:“他(柯律格)是研究图的,我是研究画的。”所谓“图”,就是在社会上使用的各种视觉的图像;所谓“画”就是艺术绘画。叶秀山先生曾提出艺术美学研究不外乎两种方法论:一种是艺术心理学,一种是艺术社会学。以此归纳,苏立文研究“画”大约属于艺术心理学范畴,柯律格研究“图”应该属于艺术社会学范畴。柯律格的研究也把“图”和“画”分开,谈到明代的图像,显然具有艺术社会学方法论的特征。
柯律格关于文徵明讲了什么问题呢?他讲的是关于文徵明书画作品的流通问题,书名叫《雅债》,“债”就是一种商业性活动。书中他进行大量的文献考证,详细区分了文徵明的作品中哪些是送人的,哪些是卖钱的,哪些是巴结官员的,哪些是盐商们买去用于贿赂解决各种生存问题包括孩子读书升学等书画作品的流通问题。于是我们就这个话题聊天,开始聊起中国的明代问题。聊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背景,因为最近两三年有一本很有影响的书,叫《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这本书,我看现在大专院校学生写论文和投稿参加书学讨论会的人,有事没事都爱引用。今天我在这个地方正式提出:这本书有很重要的艺术社会学价值,写得非常好,但是它为中国17世纪书法艺术史所作的结论是错误的。中国17世纪书法史的嬗变不是在清初和傅山,傅山只是中晚明书风的一个收尾,并不是一个开始。这本书讲傅山是清代碑学书风的开创者,但傅山只写过颜真卿的楷书,是唐碑。康有为《广艺舟双楫》非常明确地对唐碑严厉批判,因为唐碑确立了主流书风中非常严格的形式法则。康有为所谓“尊魏”与“卑唐”之题,就是清代碑学书风的核心,就是要破除唐楷法则,宣扬北魏碑刻的非唐新法则。所以,他把傅山临写颜真卿的唐楷作为碑学书风的行为示范,显然是与清代碑学书风形成、发展的历史相悖的,这是一个错误的结论。这本书写得很新,就在于它使用的艺术社会学方法论,因而更容易以较为详尽的“史实”误导对中国书法发展史的研究。
傅山一生虽然有一多半生活在清初,但他实际上是中晚明书法的殿军。而中晚明书法即17世纪书法史的关键人物,是徐渭和“晚明六家”的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和傅山。徐渭生活于16世纪后期,但他是17世纪前期晚明书风的引导者,而王铎是集大成者,傅山则是追随者。这个问题我在《中晚明书风的承袭与流变—以徐渭为例》一文中有详细阐述。如果要对徐渭与傅山作一个比较文艺学研究的话,傅山在中国近古文学艺术史上的地位更是远远不及徐渭。徐渭是阳明心学的直系传人,他“本色文学”的诗歌直斥“前、后七子”,其剧作《四声猿》及其戏曲研究的影响也非傅山可比,再则傅山之画在徐渭面前只能算客串水平。所以论中国17世纪的文艺发展史,徐渭远比傅山重要得多!若将傅山和王铎作书法比较研究,王铎也比傅山更重要,傅山只是王铎的追随者和继承者。傅山在17世纪书法发展史上没有作者所说的这么重要,如果不弄清这一点,就会使我们对艺术发展史的焦点视界变得模糊起来,最终使我们对当代问题的视点也变得模糊起来。把话说得更直白一点,傅山在近古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性不及徐渭和王铎的一半,所以他不是中国书法史中的最重要人物之一。傅山的意义,更多在遗民文学、遗民文化艺术方面,他代表了在中国古代极为复杂的民族国家观念中文人、学者、艺术家的文心与风骨的生存选择及其经典价值。
王铎与傅山均死于清初,但书风的更替并非与朝代兴替同步。是在傅山之后100年,即清代的乾隆、嘉庆时代,才兴起了碑学书风,而这个碑学书风的理论发起者是阮元和包世臣,创作上开宗立派的是邓石如,集其大成者是康有为。邓石如是取法北魏与秦汉最成功的实践者,他用羊毫写篆书、隶书和魏碑,开辟了一代新书风,被康有为评为“国朝第一书家”就在于这个贡献。所以说,《傅山的世界》说傅山是清代碑学书风的开拓者这个结论是一种误导。治艺术史的第一要义,就是要把每个艺术家恰当安置定位在艺术史的框架里。就像把文徵明怎么定位一样,并不是他卖字画以后就贬低了他的艺术史位置,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又恰恰映证了那个社会与文化潮流的变化。从他作品的流通形式,让我们找到了观察、研究他艺术的视窗。
论文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诺伯特·埃利亚斯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进行了研究，梳理过程社会学理论，阐释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中的启示。在研究视域上，通过过程的视角去考察体育的功能价值、体育运动的起源、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在研究方法上，采用开放性、动态比较的方法指导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埃利亚斯启发了一批西方学者运用过程社会学致力于体育社会学的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涌现出第2代体育社会学家。体育运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被接受和承认，研究者对体育运动从社会学的视角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研究者多为大学社会学专业的教师，其中不乏后来成为社会学研究领域的巨擎，如狄奥多·阿多诺、诺伯特·埃利亚斯、马克斯·霍克海默、乔治·斯通、皮埃尔·布尔迪厄等。研究者认为体育对社会生活产生着重要影响，由此引发了一些现象和问题，有必要对体育引发的社会学现象和问题进行解读和解答。
诺伯特·埃利亚斯是过程社会学的创造者和实践者。在20世纪30年代，埃利亚斯就提出了著名的“文明的进程”理论，却并没有被主流的社会学所认可。60年代中期，埃利亚斯对英国体育运动较为关注，并把过程社会学应用到体育社会学研究中，取得了一些成就。因此，很多人似乎认为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是集中关注体育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他对英国足球运动的演变、足球运动中的暴力行为、足球流氓问题、参与运动动机、体育运动文明的进程、运动中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运动的社会价值等方面较为关注，扩展了体育社会学的研究领域，从而引导了一批学者应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运动进行研究。
1过程社会学
过程社会学(figurational sociology)是埃利亚斯研究社会学时运用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他的主要思想之一。这门社会学拒绝为研究世界而将世界分割化和碎片化，它将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以研究社会。它重视详尽历史分析和联系发展的方法论，使社会学免于“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及“具体化的结构主义”任一者。
过程社会学所要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它不同于微观社会学的社会行动理论，也不同于宏观社会学的社会结构理论。它突破了传统的社会学的这种二元对立，而试图提出新的理论来化解(尽管埃利亚斯本人否定这一点)。埃利亚斯想表达人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存在，在这个概念下研究的就是人们相互依赖的形态。我们不能过度偏重人们的个体性，也不能过度强调其社会性，而应该是研究人生活在各种社会形态中，一方面被社会影响或制约，另一方面则在与别人相互依赖的各种形态中发展自我。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有两种意识，第1种意识是过程社会学关注解释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联系，对体育运动的起源演变、个体在体育运动中的心理演变，不同历史形态下的体育运动的表现进行解释。第2种意识是过程社会学试图建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试图很好的融合经典社会学和现代社会学中的最好的特性。埃利亚斯是当代社会学代表人物之一，但是他的理论沿革跨越了经典社会学时代，并从经典社会学中汲取思想。他的过程社会学思想深受涂尔干集体意识、韦伯的社会行动理论、方法论的影响。
梳理埃利亚斯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可以发现，运用过程社会学对体育运动的模拟性和表象性的研究，认为某些运动源于战争，在演变过程中对战争进行模拟，运动确定了时空范围，即在特定的场所以及特定的时间进行比赛，是对人类战争行为的表象反映。在模拟性和表象性的过程中，运用规则对个体的行为进行控制;对某一项运动起源以及演变的研究。认为运动的起源和演变是个体之间的情感交流，最终形成群体情感意识，个体到群体的情感意识的形成伴随着运动的演化全过程。对体育运动中暴力形成的个体心理表现的研究，认为暴力是体育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体育运动自开始时，就存在着暴力行为，人类不同历史社会形态时期，体育暴力表现的结果不同，体育规则对暴力行为进行约束体现出人类文明的进程。埃利亚斯对体育社会学的一些研究很有预见性，例如，他认为体育运动发展过渡商业化会导致运动发展的畸形。当时他的观点并不被人接受，而现在看来，无疑是正确的。兴奋剂泛滥、种族歧视、假球黑哨、年龄造假等体育运动中的异化现象，都是由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过度商业化发展致使功利主义盛行的结果。
2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视域的开拓
作为过程社会学的主要批判者，horne john和jarydavid却首先指出了将该理论用于体育社会学分析上的3大成就。他们认为，埃利亚斯的研究在以下3个方面，对体育社会学的研究视角进行了开启:注意到现代体育运动是由政府所控制，用来取代过去的真实暴力的“虚拟战争”;将劳动分工和阶层关系视为现代体育运动发展和制度化的核心;注意到体育运动作为传达国家和群体呈现，以及个人认同来源的符号性角色。对体育运动项目起源的过程性阐释。
2. 1虚拟战争—规则化下的游戏
体育控制用以取代真实暴力，成为模拟战争。游戏具有战争模仿性。实际上，以前用规则约束的争斗都具有游戏的形式特征，这些形式特征就是规则。我们可以把战争叫做最猛烈、最费力的游戏形式，也可以把战争称之为最明显、最原始的游戏。考察当代社会学，就会发现一种强烈的研究趋向:对规范和规则的研究。运用过程社会学考察英国的猎狐运动后，埃利亚斯认为，运动中的一些规范和规则对运动者进行了限制和约束，从而对个体暴力行为进行了规范，这种行为规范逐步内在化，形成个体的自我意识，这种意识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泛化。这种外部的约束和内部的自觉，推动了体育运动的发展。赫伊津哈和埃利亚斯所关注的都是规则所带来的个体行为的变化，个体行为的变化实际上是战争行为的虚拟。如果将体育赛场上的竞技运动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争斗做一比较，其实也发生了类似的摹仿、转化。经过规则不断完善、自我约束不断加强等近现代的“体育化”，赛马、拳击或足球等竞技运动也具有摹仿性特征。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相互争斗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情感也有部分被带到了体育竞技的赛场，但是这些现实争斗的情感经验也发生了转化。在体育竞技的摹仿性对抗中，人们体验着强烈的激动与，但是一般不会发生危险与伤害。因此，在埃利亚斯看来，体育竞技是一场在“想象性场景”里所发生的游戏，一场与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竞争与争斗有部分相似，但又迥然有异的游戏叫。埃利亚斯进而提出，对情感的限制和对理性的高度强调是文明的基础，情感的限制和理性的高度强调是通过规则来实现的，规则很好地对情感进行了控制。很多体育运动源于战争需要，并保留了战争中的斗争意识，例如拳击、田径和一些球类运动。体育运动在规则规范下成为情感限制的器，表现出对战争行为的模仿。战争虚拟化，规则制约下成为游戏。运动的规则化过程中体现了体育运动文明的进程。
2. 2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权力的分配
埃利亚斯在研究体育运动发展和体育内在核心演变的过程中，并没有局限于单论体育文化现象，他把研究视角扩大到整个社会学领域中。不仅重视重大的事件，而且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探讨行为举止、日常生活，以小见大。他从英国传统的猎狐运动窥见出国家权力的分配(劳动分工导致)、议会制度的形成、群体的重组(阶层关系的形成)。猎狐运动的产生、发展与近代民族国家的诞生、发展几乎是同步的，它与当时国家的不断扩展以及国家权力的日趋集中和重新分配相关。英国君主制发生变革以后，议会制逐渐建立，国家内部的权力、利益分配往往通过在各部门、各势力之间的充分讨论协商来进行，不再像以往那样凡事诉诸暴力，谁力量大谁上台，谁上台必清除异己。这些在议会政治里精通力量平衡的绅士、贵族，在球场上和狩猎活动中也要执行体现同样趋势的规则。这种对暴力的限制也逐渐内在化，逐渐成为自觉的意识。上层社会的精英们把这种意识自上而下扩展，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深人到各个阶层。
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就是在劳动分工下引发了权力的重组与分配，并逐渐内化，形成了自觉意识。劳动分工促使了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催生了现代体育运动商业化发展。现代奥林匹克运动商业化所带来的制度的变化、权力的变化、运动训练的变化，以及产生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影响，都与现代体育制度的核心演变分不开。
2. 3体育运动项目起源与演变一一从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
过程社会学将现代体育运动的产生、发展看作是随着文明发展一起变化的社会过程，重点探讨现代体育运动有哪些特点、为什么最先出现在英国、现代体育运动各个项目出现的过程、与西方社会文明的进程有什么关系、体育运动在当前全球化的进程中有什么变化等。
埃利亚斯的过程社会学理论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很好的解释一项运动的起源与演变，在研究足球运动中，他首先思考这样一个间题:个体之间的对抗运动如何形成群体之间的运动?群体之间对足球这项运动不同的理解又如何传播开来的。他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有重组的过程。他们会用一种群体能接受的风格的方式自我重组群体，如同喜欢跳舞的群体会自我重组群体以致整个舞蹈群体都能接受这种舞蹈。在持续的运动中，运动员从启初自我运动过程转变到其他运动员的运动过程中，最终形成了群体重组。运动的起源是一种随机的，不会被精心策划的，运动首先是群体之间产生了某种融合，在群体动力的推动下，经过反复的的重组，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起一种关系。他们的活动在这种建立的社会构造中展开，经历长期的发展，形成组织体系。这一过程便是运动产生的过程社会学。埃利亚斯依据过程社会学的研究，仿照工业化，提出体育化(sportization)，以此来说明英国的现代体育的起源和发展与传播和工业化有关，是一种自为发展形态，伴随着个体意识到群体意识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工业化只是创造了一系列的条件，催生了体育化的形成。
3过程社会学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3. 1对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扩展
早在20世纪60年代，埃利亚斯就认为之所以体育社会学需要多种研究方法，是因为一种研究方法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社会科学有很多分支，并且经常会产生新的学科分支，那么原有的方法如果仅限于在某一学科点上研究，就会出现研究误差，一种方法不能窥探一系列问题，也不能清晰地解释这些问题。因此，对于体育社会学者来说，应当在研究之初，就应具备广泛的理论框架，或者结合其他的理论，这种理论能使研究者理解所研究的问题，超出了研究此领域的流行的理论。
过程社会学倡导在动态环境下研究，对事物的考察应当是过程式的，即事物的产生、发展、本身之间的关系以及和外界的联系。通过过程的视角，揭示事物的本质。体育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不能仅针对封闭，静态的社会环境下的社会现象进行研究，而需要适应不断变化、开放的系统，体育所表现的社会结构并不是稳态的，而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传统的小群体理论是静态、闭合的，对解释面对的困惑的问题没有多大帮助。因此，这些问题需要专门的方法，不同于目前仍在运用的对小群体的社会研究的方法。事实上，埃利亚斯是对当时占社会学主流的结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的一种批判。过程社会学在研究体育社会学时，注重把体育社会现象置于动态的过程中进行考察，从个体、个体相互依赖，以及群体、权力之间的关系来对体育所引起的的社会现象进行解读，把某一体育运动放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来看待，而不是放在静态的系统中考察它的功能价值。因此，在方法论上，体现出的发展观。
3. 2动态的比较研究方法
埃利亚斯在运用过程社会学研究某项运动时，总是把这种运动的发展演变史考察了一遍，并且对这种运动的发展会做出他的理论意义上的比较。在研究古代体育运动时，埃利亚斯认为，认识到通常作为体育之伟大典范的古代竞技活动具有许多特征，并且在完全不同于我们的竞赛环境下发展起来，这并不困难。竞技者的精神风貌、裁判的标准、比赛的规则、运动员的表现等都在许多方面明显不同于现代体育特征。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会延续了一千多年，其间有关摔跤的暴力标准有一些变化，但不管怎么变，整个古代对比赛活动中身体伤害甚至丢失生命的敏感限度，相应地，整个比赛的格调，都跟今天称之为“体育”的比赛活动有着根本区别。因此，在动态中比较了两种奥林匹克的运动项目，“体育”从过程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是文明了、进步了，不再流血冲突了。
国际体育史学会主席格尔特鲁德·普菲斯特曾经这样评价埃利亚斯的研究:埃利亚斯指出相同形式的运动可以有不同的目的和意义。他把体育文化准则和标准的差异归因于文明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差异，其标志是相互依赖、垄断、权力的控制以及压力的内在化的发展趋势。他注意到“国家的结构和意识的结构、受社会承认的体育暴力的水平和使用或旁观它的矛盾的界限，将以特殊的方式区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身体和身体的力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起着不同的作用，文明化的进程伴随着身体的“文明”。普菲斯特的评价是对埃利亚斯体育社会学研究很好的总结。
1.劳动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选择
2.承前启后:袁方的劳动社会学思想
3.劳动社会学视野中的服务业研究
4.我国劳动关系的调节路径和研究方向——劳动社会学专委会夏季座谈会实录
5.从范式到类别:当今法国的劳动社会学
6.劳动社会学与劳动经济学所研究的劳动力的区别
7.理解劳动社会学
8.从劳动社会学的视角探析大学生观念教育
9.劳动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
10.劳动社会学之我见
11.恩格斯对劳动社会学的奠基
12.劳动社会学浅论
13.劳动社会学的地位和使命
14.简论劳动社会学——兼论分支社会学的成立条件
15.关于劳动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
16.马列主义劳动社会学的对象与职能
17.论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社会学的创建
18.对陕南农村劳动交换的社会学解读
19.应用社会学的可喜尝试——《劳动社会学概论》
20.关于劳动关系的法社会学分析
21.劳动社会学
22.巴黎通讯:记法国的劳动社会学小组(GST)
23.内部劳动市场中的互惠行为与技能外溢效应——基于经济社会学视角
24.应加强对劳动社会学的研究
25.“嵌入性秩序”——幼儿教师劳动价值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26.民主德国《劳动社会学》已翻译出版
27.评施托贝尔格:《劳动社会学》
28.体育的社会学意涵:以NBA停摆为例
29.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供学习经济专业的大学生参考
30.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劳动关系
31.劳动参与过程的社会学研究
32.《劳动合同法》的法社会学分析
33.劳动监察权运行的法社会学分析——从政府帮助农民工讨薪的现象切入
34.引进职业客体 成就职业主体——承接跨境外包的劳动社会学分析
35.劳动模范:在道德与权力之间——从社会学的视角看一种道德教育制度
36.从社会学视角看《劳动合同法》
37.社会学范式视域下的劳动模范研究及思考
38.劳动分化、关系网络与农民工抗争的消解——一项基于服务业劳动过程的实证研究
39.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40.劳动卫生社会学研究
41.劳动权的法社会学论析
42.企业中的社会劳动关系及社会学调查的经验
43.农村“留守妻子”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社会学思考
44.个人潜能的社会激发
45.中国劳动关系发展现状分析国际研讨会综述
46.资本主义萌芽阶段劳动产品“质”与“量”的形成与优化分析
47.交易阴影下的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动合同法》法律效果的法社会学解读
48.建立劳动科学学科体系的构思
49.新时期有关劳动关系的社会学分析
50.青年工人劳动发展状况的社会学研究
51.劳动价值论的三个维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
52.劳动经济学教学中的社会学思考
53.社会政策和科研人员的劳动效率:社会学研究经验
54.技术、劳动异化和被掩盖的减损——一个社会学观察
55.涉外劳动雇佣合同法律适用的法社会学思考
56.科学劳动休闲观的模型构建与社会学启示
57.从社会学的角度浅析劳动“岗位挤压”的功能和处理方式
58.困境与出路——对劳动积极性问题的社会学透视
59.劳动管理的社会学分析
60.从范式到类别:当今法国的劳动社会学
61.农村“留守妻子”家务劳动经济价值的社会学思考
62.承前启后：袁方的劳动社会学思想
63.从范式到类别：当今法国的劳动社会学
64.劳动社会学的由来和发展
65.劳动社会学视野中的服务业研究
66.引进职业客体 成就职业主体——承接跨境外包的劳动社会学分析
67.理解劳动社会学
68.恩格斯对劳动社会学的奠基
69.我国劳动关系的调节路径和研究方向——劳动社会学专委会夏季座谈会实录
70.劳动社会学研究面临的问题和可能的选择
71.简论劳动社会学——兼论分支社会学的成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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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马列主义劳动社会学的对象与职能
74.论有中国特色的劳动社会学的创建
75.应加强对劳动社会学的研究
76.关于劳动社会学的对象和任务
77.劳动社会学的地位和使命
78.比较劳动经济学与劳动社会学看问题的角度分析
79.“嵌入性秩序”——幼儿教师劳动价值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80.城市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社会学解释
81.农村流动劳动力与成人教育的社会学分析
82.青年工人劳动发展状况的社会学研究
83.对陕南农村劳动交换的社会学解读
84.劳动管理的社会学分析
85.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劳动关系
86.企业政治结构与劳动治理——基于社会学视角的讨论
87.劳动就业和社会学——讨论人口普查中“在业人口划分标准”的一些想法
88.劳动参与过程的社会学研究
89.山东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健身观念的社会学分析
90.高校教师劳动力流动的社会学分析
91.改革开放前我国劳动就业思想的社会学考量
92.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社会学反思
93.科学劳动休闲观的模型构建与社会学启示
94.劳动力市场排斥的社会学解析
95.困境与出路——对劳动积极性问题的社会学透视
96.劳动经济学教学中的社会学思考
97.技术、劳动异化和被掩盖的减损——一个社会学观察
98.劳动价值论的三个维度：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意义
99.增强学生学习社会学效果的几点尝试
100.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与发展脉络分析
101.社会学本科专业人才的需求分析与培养方案制订
102.中国社会学的学术成长与农村社会学的发展
103.默顿科学社会学思想的发展：从科学与社会的互动到科学共同体
104.社会学视角下管理会计研究理论概述
105.对社会学最有学术影响的百家出版社分析
106.社会学专业实践教学的不足与创新:围绕社会调查的分析
107.高校课程优化视角下的社会学专业大学生就业能力的培养
108.文学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109.组织社会学中的社会学想象力
110.社会学视野下的“社会”意义研究
111.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融合的反思与发展
112.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经济学与社会学解释
113.基于社会学视角下人力资源开发的社会环境
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维
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研究
论转型乡土社会的司法策略
论中国传统司法的本质
法律评价社会面向的哲学思考
法律惩治道德越轨者之意义探究
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问题探析
司法沟通的语境、修辞与转换
调解考核制度的设计与功能悖论
A市B县检察院抗诉案件调查与反思
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座谈会综述
论反垄断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宪法性地位
公开民事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的识别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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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剖析与技术改革——传播学视阈下的司法公开方法论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的理论建构、制度设计与区域经验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价值冲突与预设——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司法近代转向与现代国家寻找——评《帝国枢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转向》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律师职业主义变革——评《律师、国家与市场》
冲突理论的脉络及其当代法治启示——基于冲突理论脉络展开的考察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结合N市检察队伍现状进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对接——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法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自觉——兼评高其才教授的《法社会学》
法治中国的“西体中用”之道——读周大伟先生《法治的细节》一书有感
法官绩效考核制度中结案考核及其悖论——以J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为例
法律与文化互动的三点思考——以传统儒学与中国法治建设关系为切入点
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与人民法院形象塑造——关于人民法院社会形象的调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众认同的心理解码与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传实践的实证分析
论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与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会调查的分析
转型时期制度适用困境:原因、对策及反思——以对小城地沟油问题的讨论为例
积极探索实践护航自贸试验——人民法院为自贸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座谈会述评
由西向东、由理论迈向实践——评汤唯《法社会学在中国——西方文化与本土资源》
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意义——“当代法治发展与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诉求与实践诉求分离和统合的实证研究——以河南A县基层人民法院为例
思维属于人类的理性认识，它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借助于语言材料对客观事物间接、概括性的反映。思维方法则是指思维的基本程序和使用的基本手段。会计理论是关于会计的一种理性认识，它同其他的理论研究的思维方法一样，一般有三个层次：
(一)方法论。方法论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是会计理论方法的最高层次。的认识论是会计理论研究的指导。具体地说，就是要把辩证唯物主义、唯物主义和革命能动的反映论当作会计理论研究方法的方法论。同其它学科一样，方法论在会计理研究方法体系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方法论是哲学思维或哲学方法论在会计学家意识中的体现，又是从哲学角度对会计现实和会计理论的审视，是提供会计学家认识会计的方法模式，这种模式被潜移默化地内化为会计学家的思维方式或方法意识，构成他们观察、思考会计现实情况的视野，最终凝固成为会计学家对某种理论的思维习惯。另一方面，唯物辩证法、唯物史观和认识论转化为方法论并不是互不相关的，而是互为条件、互相依赖、互相渗透、互相转化，共同形成为把哲学转化为方法论的“合力”。可以这样认为，每一个会计理论工作者总是有意或无意地在其工作中接受一定的方法论的指导。
(二)基本方法。基本方法是我们认识会计时所运用的最一般的思维方法。思维方法按照其特点和阶段的不同，又划分为思维的基本方法和思维的技术方法。
1．思维的基本方法。包括观察法、形象思维法和抽象思维法。在进行会计研究时，首先必须按照具体的会计科研课题进行调查和搜集有关的资料，并通过观察到的事实来判定调查地点和资料渠道的取舍。由于观察一般要从感性认识开始，通过感性认识对事物作出判断和评价，上升到理性认识。只有在占有了大量的、丰富的资料后，才能为会计理论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从这点来看，观察法是思维的最基本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还要进行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形象思维法，包括联想法和想象法。联想法是指由一事物而想到另一事物的方法，具有表面性、随意性和猜测性。想象法是指在原有形象的基础上加工改造而形成的思维方法，具有形象性、概况性和创造性。会计理论研究同样需要创造性的想象力，即不局限于现有的会计描述，而独立地创造出新形象的想象。抽象思维法，包括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法。形式逻辑方法是一类程序化很高的方法，一般包括比较、分类、类比、移植、归纳、、综合、概括、证明和反驳等一系列方法。这些方法在人们的意识中以高度抽象的方式固定下来，具有普遍有效的公理性。辩证逻辑方法是形式逻辑方法的与深化，它是从客观对象的内在矛盾入手，来分析和解决思维的矛盾运动。辩证逻辑方法不仅承认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方法在人类思维中的重大作用，而且将它们看成是具有对立统一的关系的方法，将每对关系看成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抽象思维方法在会计研究活动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会计研究的各个领域运用得最为普遍。会计研究成果的提出，或是从大量具体的事实和资料的研究中得出(归纳)，或是为解决具体问题而运用一定的会计学知识推出(演绎)。会计研究成果，除了要接受会计实践的检验外，还要在逻辑上前后一致。此外，分类与比较、分析与综合等方法在会计研究领域大量采用，在许多会计学术刊物中，随处可见这些研究方法的踪影。
2．思维的技术。包括数学法、假说法和系统法。数学是关于量及其关系的，是抽象、推导和的工具。从思维角度上说，数学又是严密的思维体系。活动同样离不开数学方法的运用，即运用数学概念、逻辑和方法对会计实践的运动，进行定量化的研究，将会计领域中的相互关系、相互制约的因素用数学模型表示，仿照数学的逻辑思维方法构建会计理论及方法体系。例如会计理论中的资本资产计价模式，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的关系，均需采用一定的数学方法，即建立数学模型来表达。假说是对的一种测性或可能性的说明，它适用于一切进行理论研究的领域。假说的提出，不仅了、综合、比较等逻辑的方法，而且更突出的是应用联系想象的方法。在其完成阶段，则演绎推理的作用十分突出，即从已确定的观点出发，通过演绎的程序，广泛地解释已知的经验事实。假说法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得以全面运用的方法。将假说法引入会计研究领域，便形成了会计研究的实证法。实证法要求先提出一定的假说，然后通过综合运用其他研究方法，如数学法、调查法和演绎法等以证明假说的现实性。在西方会计界，实证法的运用十分广泛，这种实证的运用，拓宽了会计研究的领域，从而丰富了会计理论的，同时便会计研究也具备了可以核查验证的特点。系统法在科学研究领域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在研究会计实践与会计环境的相互关系、会计实践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会计实践与会计理论的相互关系、会计学与科学及会计学与科学各学科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系统法具有其它研究方法无法比拟的优越性，是其它研究方法无法代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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