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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平等;教育平等;社会平等
教育平等是一个与社会发展及社会发展需要密切相关的概念,教育平等的实现受社会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现状的制约,离开社会发展的现实抽象地谈论教育平等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教育平等之所以成为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价值,成为世界各国教育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除了接受教育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公民的基本人权外,教育还能够显著地改善人的生存状态,增进社会公平,因而被视为实现社会平等的“最伟大的工具”。
一、教育平等的内涵
关于教育平等的含义,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认为,包含四个要点:第一,人是目的又是手段。人受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了社会的发展,它另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个体自由和谐的发展,只有在发展社会的同时尊重每一个体的基本人权与自由的发展,才符合教育平等的原则。第二,教育权利平等原则,这里所谓的教育权利,指的是“受教育”权利,是相对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平等权利而讲的“教育上”的平等权利;第三,机会均等原则。良好的教育制度,乃是使每个人有均等的入学机会、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享有均等的待遇、有均等的学业成功机会;第四,差别性对待原则。由于教育的效果会因受教育者个体的天赋与机遇而不同,机会均等不可能机械地实现,所以要实现教育平等必然需对每一个个体提供不同的教育待遇。差别性原则的基本前提是,使全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者获得最大利益。
当代著名教育家托尔斯顿·胡森对教育中的“平等”作了界定,指出了三个条件:首先,平等是指每个人都有不受任何歧视地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至少是在政府所办的教育中开始其学习生涯的机会。其次,平等在教育过程中表现在对待上。也就是说,可以考虑各种不同但都以平等为基础的方式来对待每个人——不论其人种和社会出身情况。再次,在制定和施行教育政策时应列入一些措施,促使入学机会更加平等,进而使学习成就的机会更加平等。在这一意义上,平等被视为一个目标而追求。
那么,何谓教育平等?到目前为止,虽然人们对教育平等的看法有诸多不同的视角,但对其基本内涵有了较一致的认同。教育平等包括教育权利平等和教育机会均等两方面,即教育的平等与平等的教育。教育权利平等(教育的平等)是教育平等在法律上的体现,指人们不受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和民族、种族、信仰及性别差异的限制,在法律上享有同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的平等是相对于政治和经济而言的平等,是“平等”的外延向教育领域的延伸,其基础在于社会政治制度。它从“质”上规定了人们受教育的可能性,是教育平等在形式上的体现。因此就教育的平等这一形式来说人们基本上都已享有了教育平等。教育机会均等即平等的教育,是相对于不平等的教育而言的,是“教育”内涵的深化。教育机会是指对个体在受教育过程中所提供的诸种条件的总和,其本身在某种意义上就有注重均等的特殊意义。“教育机会均等”这个概念的含义是:“社会的责任是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使合适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能均等地得到质量均等的教育条件。”它的基础在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从量上规定了受教育的机会是否充分,是教育平等理念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和操作化内容。
二、教育平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教育平等作为社会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多学科、多层面、多因素,是一个交叉性学科所探讨的问题。从法学视角来看,教育平等主要是指受教育权利的平等;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它主要是指教育资源配置的平等;从教育学视角来说,它主要是指教育活动中对待每个教育对象评价的公平;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而言,教育平等主要是指社会制度如何合理分配每个人的教育权利和义务,即每个人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权利和承担什么样的义务是合理的,就是指每个人在教育中合理的平等表现在哪里。这些界定都是立足于本学科的立场来认识教育平等的,在2000年召开的中国教育学会中青年教育理论工作者专业委员会第十次年会上对教育平等达成的共识:教育公平要受其外部条件和内部因素的双重制约,教育公平只是社会公平的一个子系统,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发展、社会阶层、人口发展等外部因素制约着教育公平。而所谓的教育公平只是相对的,教育公平并不等于绝对的平均,真正的教育公平必须在承认个体差异的同时允许非基本教育权利、非公共教育资源方面存在不平均,绝对的教育公平是不可能存在的。教育公平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而有所变化,所以教育公平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区域的概念,因而会议将教育公平界定为:公民能够自由、平等分享当时当地的公共教育资源的状态。
三、结语
关键词 自然平等;价值平等;孟旦
Donald J.Munro,汉名“孟旦”,又译为“蒙罗”,1931年出生于美国,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既有“哲学味”又有“中国味”,还渗透着深刻的教育思想。孟旦的著作和论文颇丰,在他的代表作《中国早期“人”之概念》中一反传统的“中国古代没有平等思想”观点,以独特的视角挖掘出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平等观念。(Donald J.Munro,The Concept 0f Man in Early China,New York: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9,本文对这本英文著作中的文字作了大量的引用,所引文字的大部分是在参照中译本[美]孟旦:《早期中国“人”的观念》,庄国雄、陶黎铭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的基础上,由笔者本人作了重新翻译)
一
他首先区分“平等”的两个概念,即人的自然平等和价值平等。人的自然平等是一个描述性的术语,指一切人与生俱来的共同属性或者性质;而人的价值平等是一个评价性的术语。指一切人都具有相同的“价值”,应当受到同等的待遇、享受同等的权利。(同上,第1-2页)
孟旦研究发现,儒家相信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一切人生来都平等地被赋予了能够评价物体、活动、地位或事件的天然差异、是非以及事物或行为合适与否的“评价之心”:同时他们又有着相同的生物特性,对相同的状况(如恐惧、欺骗、饥饿、亲情)也会作出相同的反应,因此他们是自然平等的。(同上)但是,他们却主张现实中的等级制,因为他们认为人的后天是可以不平等的,因为社会等级制是自然的,它并不与人的先天自然平等观念相矛盾。人们虽然都平等地拥有“评价之心”,但因运用评价之心所表现出的程度不同,而显示出等级差别(同上,第115-116页)。
道家认为,万物(包括人)都是由“道”而生,都是遵“道”而出,所以人是自然平等的。可以说,道家将平等主义推向了巅峰。但他们否认儒家的道德观念、等级制观念和社会特权观念;坚持平等不仅存在于人之初,而且存在于所有成人之间。
墨家反对世袭特权,承认人的自然平等。如墨子说:“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有能则举之。”(《墨子,尚贤上》)韩非也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道》)可见,法家也认为人生来是自然平等的,没有人能把特权当作生而有之的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上可知,中国古代思想家大都承认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平等,但儒道两派对后天人是否平等却意见相悖。另外,笔者认为法家的平等观十分复杂,并不像孟旦说的那么简单。人们也许会称法家为现实主义者。因为法家除了主张人的自然平等外,还极力主张在现实生活中或在现实利益面前是平等的。在法家眼里,君臣之间也不过是生意上的合作伙伴,有着共同的利益罢了。但是,如果从“势”的角度看,法家又认为,君臣之间也是不平等的。当然不仅是道家和法家,甚至就连儒家的创始人孔子也承认人的不平等,人有与生俱来的智力差异,人有“上人”和“中人”之别等。
二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是理解早期中国人性的基点,对后世的中国教育制度、中国佛教思想以及儒家伦理思想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孟旦认为,人的自然平等思想对中国的教育制度影响最大。他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坚信人的自然平等,坚信人的可塑性,因为没有什么人存在先天的缺陷,因此,人的道德发展的方向主要取决于教育。也正是由于这种自然平等的思想,中国人把教育技术的变化当作解决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锁钥,把教育当作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手段。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对中国的佛教也有很大影响。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来自印度的某些观念存在下来,而另一些观念则销声匿迹呢?玄奘历经千辛万苦去西天取得大乘佛经,可佛经尚在,影响阙如。因为该宗派坚持认为某些人生来便有不纯的“种子”,所以他们永远逃脱不了轮回。永远不能涅槃;而另一些人则生来具有纯的“种子”,他们便能逃脱轮回。由此可见,这是一种自然不平等思想,与中国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自然平等思想格格不入,其灭亡的命运也在所难免。相反,天台宗或禅宗则得到广泛地传播,因为它们强调人生来都就具有“佛性”,这恰好吻合了中国本土的自然平等的思想。
人的自然平等思想也影响了中国的伦理制度。儒家伦理学虽然坚决反对世袭制,可现实中却建立了以“德”为标准的等级制。因为早期儒家坚信人生来平等,没有贵贱,后天的等级分化是根据“功德”为标准来划分的。某些人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是不可能世袭的。
自然平等思想影响中国社会可谓深矣。除孟旦以上所述之外,笔者认为,影响最为显著的是时至今日仍令许多西方人叹服的科举制。可以说,在科举制度的作用下,中国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最完善的文官政治。“文官选拔促成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现行欧美、日本等国的文官考试制度,究其根源,是在中国科举制度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金诤:《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这是一种不论出生、财产、地位、名望等条件,只凭个人学识进行的平等考试,是受到自然平等思想以及儒家反对世袭制的思想影响。
三
当然,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这种自然平等思想的不足。因为“人们在某些方面天然相似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天然相异。如果强调自然平等,那不过是强调人们某些相似的特征:即所有人都能(以评价之心对事物)进行评价;‘道’存在于万物之中;或所有人都有某种需要、都会经受某些情感等。如果主张人的自然不平等,就会去强调人们另一些相异的特征:如肤色黑白不同、身体强弱不一等。儒家和道家在争论‘人的自然平等’问题时,无非是把他们各自关于什么是重要的标准强加于读者。可见,在他们的争辩中暗含着一定的价值判断。”
〔论文摘要〕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教育学家,有着自己一系列的教育伦理观点。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他的女子教育思想产生的理论基础以及女子教育思想的内容。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长期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中国女子长期受“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七岁不同席、叔嫂不通问”等封建礼教的束缚。女子不但没有发展自己身体的自由,更失去了接受教育以求精神自由的权利。
正是由于女子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女子教育同样没有地位。历史发展至近代,随着反封建斗争的兴起以及近代资产阶级民权意识的产生和发展,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逐渐重视女子解放问题,开始提出男女平等的口号,并把女子受教育视为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先决条件。作为中国民主教育的先驱,很早就关注中国女子教育,并为中国女子教育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的女子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的女子教育思想继承了前辈的卓越见解,其中得益最大的是清代中期思想家俞正燮。俞正燮是清代中期一位思想较进步的儒者,尤其对女权的看法。他所著的《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批评男尊女卑的陈规陋习,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初步思想。在的《我青年时代的读书生活》中写道:“自《易经》时代以至于清儒朴学时代,都守着男尊女卑的成见,即偶有一二文人,稍稍为女子鸣不平,总也含有玩弄的意味……”。唯有俞先生所著的《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中《女子称谓贵重)((姬姨)((娣拟义》《妒非女人恶德论》《女》等篇,其中涉及至中国传统的婚嫁、贞节及缠足等问题。如《贞女说》谓“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荣耀也!”这些都证明男女平等的理想。1934年先生为《俞理初先生年谱》作跋时指出他崇拜俞先生最重要的二点其一便是“认识人权”。“男女皆人也。而我国习惯,寝床、寝地之诗,从夫、从子之礼,男子不禁再娶,而寡妇以再酸为耻,种种不平,从未有出而纠正。俞先生从各方面为下公平之判断。”
无可否认,俞氏的《癸巳类稿》及《癸巳存稿》是女权思想的重要理论根源。俞正燮思想中的一些初步反映男女平等的思想,给了以最初的民主启蒙教育。后来更是把“男女平权”的概念推到“教育”上,发展成为“男女教育平权”这一重要教育思想。
二、女子教育的重要性
指出“我国女学之不讲久矣”。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一直把女子排斥于学校教育之外,这不仅使女子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之中,而且成为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危害是十分严重的。在他看来,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女子不受教育,直接受害的是女子自身。指出:“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而一切倚男子以生存,至乃不惜矫揉涂泽,以求容于男子。”于是,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没有地位,成为男子的附属品。还说,由于女子“无可自恃”,“于是不自主而有妾滕之制,于是不自重而有女阁之业”。在看来,“女子不学”,就无从获得自谋独立生活的知识技能,“则无以自立”。而要想获得自身的解放,也就无从谈起。
其次,女子不受教育,也会使家庭受害。女子在家中,既为人妻,又为人母,女子自身素养高低,与整个家庭的幸福和睦关系很大。认为,女子由于没受过教育,不仅不能成为男子的左膀右臂,还牵制了男子很大的精力,使他们无法专心事业。故“妇女不学,其以掣男子之肘,败男子之业者多矣”。不仅如此,认为每个人接受母亲的教育都最早、最深,影响也是最大。如果做母亲的受过良好的教育而又注重言传身教,那么,许多人会在儿童时代便能养成良好的习惯,这对他今后为人处事、立志修身都有所帮助。的这种观点,有他亲身体验为依据。他认为自己具有“不苟取,nu不妄言”的品德,是“得诸母教”的。所以,的结论是:女子不学,“而害于人种尤巨,遗传也,胎教也,蒙养也”。
再次,女子不学,最终受害的是整个国家。这是因为女子的愚昧无知必将给下一代带来不良后果,形成整个民族素质不高,这对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很大的,造成“种性所以靡茶,而政俗所以腐败也”。另外,我国女子长期得不到教育,自我意识泯灭,更缺乏社会意识、国家意识。她们终生被家庭所束缚,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任随世事无常而无从去掌握或改变自己的命运。
总之,女子不学,不仅使个人及家庭受害,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消极后果。因此,大声疾呼:“正本清源,自女学堂始。”
三、女子教育伦理思想的内容
1.提倡“男女教育平等”
男女为什么不能平等?依的解释,是由于男女对社会所尽的义务不同。“人类初时,男、女权力不能相同者,因男子身体较强也,战争则男子任之,跋涉道途,亦男子任之。他如出外经商,政治上活动,亦均男子任之,因此等事较为劳苦也。女子任家中各事,似较安逸。然因此男子权利较多,由此可见,劳苦多者权利多,劳苦少者权利少,权利由劳苦生,非可舍劳苦而求权利。”也就是说,男女不平等的产生在于男女自然分工的不同,男子体力强,女子体力弱,所以男子经常主外,女子则经常主内。主外则劳苦,主内则比较轻闲,故此产生男女权利之不同。用自然分工来解释男女不平等的起源,主要是说明在男女自然分工不存在的现实社会中,应实行男女平权。“今之世界,女子职业,可与男子相同,故权利亦可相同。”也就是说,今后社会上各种职业,妇女与男子同样参加,所尽义务既然相同,那么所享受权利也应相同。
认为如果占有半数的女子获得平等地位以后,国力将能增加一倍。而女子要获得在社会中与男子平等的地位,则首先要解决的是男女教育的平等问题。在决绝仕途从事教育救国的实践起,首先把教育普及与实行男女平等联系起来,强调“女子不学,则无以自立”。当然这种让女子享有受教育的资格的主张也只是迈出了男女教育平等的第一步。多次赴欧美考察,亲眼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制度的先进性和男女教育平等的优越性,回国以后极力主张学习西方国家经验,改革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实行男女教育平等。他主张男女同校和女子享受高等教育,认为这是争取男女教育平等的进一步要求。1913年3月在天津青年会讲演中,他就指出:“言女子教育,则高等学校既不许男女同校,又不为女子特设,视各国战前之教育尚远不逮。然则既受此次大战之教训,鉴于各国教育之革新,宜如何奋勉耶?”十分痛心这种落后的状态,力求革新。1919年3月15日,他又做题为《贫民院与贫儿教育的关系》的讲演,其中:“近来女权发展,又经历了欧洲的大战争,从前男子的职业,一大半都靠女子来担任。此后男女间互助的关系,无论在何等方面,必与单纯男子方面或单纯女子方面一样。”表明中国应顺应历史潮流,打破男女界限,实行男女同校。1920年11月,在《对于师范生的希望》一文中再次谈到了女子享有受高等教育的思想,指出“无论中外,男女都要受教育,并且所受的教育都要一样”。在看来,现在的世界凡是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胜任,那么男女所受的教育也应该平等。
2.反对单纯的“贤母良妻”式的教育
在中国传统的女子教育中,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的“贤妻良母”教育,一直是女子教育的宗旨。教育内容主要是进行伦理生计教育,如缝纫烹调、抚养子女、侍奉公婆等知识和礼仪教育,指导思想没有超出“三从四德”的伦理范畴。即使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虽提出了男女平等教育观,但他们的教育目的依旧是培养“贤妻良母”型的女性。而则对近代“贤妻良母”教育思想进行了扬弃和改造。一方面汲取了改良派的女子教育思想的合理部分,另一方面借鉴并引进了近代西方进步的女子教育思想,提出女子教育要打破“贤妻良母”的格局。他认为,女子教育仅以培养“贤妻良母”为目标是不合理的,其结果是把女子仍旧束缚在家庭之内。女子教育不在于养成“贤妻良母”,而在于养成比“贤妻良母”更具有独立性的社会人,能与男子一样,能够担负起社会改革的责任。
创办的爱国女校,正是为了实现这种女子教育思想。它的办学宗旨是不取贤妻良母的教育,而以培养从事革命的女性为目的。他向学生们灌输爱国思想,提倡民权、女权。他认为:“革命精神所在,无论其为男为女,均应提倡,而以教育为根本”。,他要求女学生也懂得制造炸弹的技术,预备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她们当中有不少人成了的女会员。时,她们与男子一样,参加了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活动。 还主张,女子应该成为通晓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如科学家、教育家、艺术家等。在他看来,女子的活动力只局限在家里,只会耗费多而成功少,倘若“贤母”能教好自己的三个孩子,不妨将他人的孩子共同教好。所以女子在求学时,应专心致志地学习有关专门知识,如“专诚学教育,专诚学科学、美术、实业均可.吾苟专精一事,自有他人专精他事,吾可与之交换也。”他说,按照世界发展趋势看来,智力劳动必将逐渐代替体力劳动,女子从事何种事业,不必限定,只要朝着认定的方向努力,将来取得的成就,必然能与男子相媲美。也只有这样,女子才能摆脱“贤妻良母”型家庭主妇的局限性,真正成为具有独立职业和人格,自立于人类社会之林的人。
3.倡导“健全人格”亦包括女子在内
看来,女子不应只单纯地尽贤妻良母的职责,还应有余力致力于学问,服务于社会。只有在服务社会中,才能充分展示女子的聪明才智.同时,充分考虑到女子的报酬和身体条件,提出男女工资同等,而女子受特别的保护。在当时,“男女平权”不但被妇女所称道,就是开明一点的男子也是赞同的.既然女子教育不能取“贤妻良母主义”,那么它应该以什么为目标呢?站在男女平权的立场上,明确提出女子教育与男子一样,其目标是在于“养成完全之人格”。1912年5月,在参议院演说时指出:“普通教育,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1917年1月,在爱国女校演说时明确提出:“完全人格,男女一也”,主张女子教育应培养有“完全人格”的新女性。他还主张男女都要受教育,并且所受的教育都要一样的,也都要受德、智、体、美等教育。这就为女子今后有与男子同样的参政权打下了基础,能从根本上为妇女的解放扫除思想障碍。
首先,把发展体育放在女子教育的首位,“完全人格,首在体育”.第一,认为先有健全的身体,然后才有健全的思想和事业。为了发展女子的智力、精神不得不注重体育。第二,从人类繁衍生息、遗传的角度看,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女子也应重视体育,以养成健康的体魄.他说:“斑弱的父母,那能生产康强的儿女!”第三,体育还是女子形体解放,增强自卫能力,获得身体自由的重要手段。坚决反对缠足、禁锢深闺等种种摧残女子身心健康的陋规恶习。他说:“旧俗每为女子缠足,不许搜自出门行走,终日幽居,不使运动,久之性质自变儒弱。光阴日销磨于装饰中,且养成依赖性,凡事非依赖男子不可.苟无男子可依赖,虽小事亦望而生畏.”极力提倡女子“天足”,并要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养成健康的体魄、坚强的毅力和意志。这样女子具备自卫能力,即使遇上坏人也不会惧怕;碰上战争,还可以从军抗敌。所以“健全人格”的女子教育必须重视体育。
其次,重视女子的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普及与提高。他指出,女子只有重视和运用精神,才能使精神发达,脑筋灵敏.“而习练此心思使之细密,则有赖于科学.”这里所说的科学,主要是指科学技术知识和生活技能的传授.认为,女子通过智力教育,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才有可能从封建迷信和愚昧无知的落后状态下解救出来。在学校中男女所学的科目应该是一致的,从前的人以为男女所学科目不必相同,分为有女子应学而男子不应学的科目,有男子应学而女子不应学的科目。这是跟不上社会形势的。所以,主张:男女都要受教育,并且所受教育都要是一样的。
被我们忽视的一个基本道理是: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是葬送长期经济增长的最大杀手。各种数据和研究结果表明,过去30多年来,几乎所有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问题日益严重,这才是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核心原因。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全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差距从1980年的5.6倍扩大2010年的7.8倍。
这是一个平均数对比。某些国家,譬如中国相对而言是一个例外。单纯从货币收入数字看,我国人均收入与发达国家之差距,从1980年的52倍缩小到2010年的9倍。但是,如果从综合财富指标考核,再考虑工作时间长短和社会福利保障程度,我们与发达国家的真实收入和财富差距远远不止9倍。
此外,尽管过去30多年来中国创造了惊人的经济奇迹,与发达国家相比,却同样存在着人均收入和财富水平增长速度低于生产增速、GDP增速和贸易增速的情况,存在着所谓“贫困性增长的困境”:即生产越多、出口越多、真实收入和财富水平却相对越低。
而各国国内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趋势也很严重,且有日益加剧之势。1980年,美国的基尼系数还不到0.3,目前已经上升到0.42;1973年,20%最富有美国家庭的总收入占美国全部收入的比例是44%,2002年该比例上升到50%,2010年进一步上升到53%。
与美国相比,北欧高福利国家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程度相对较低。然而,即使欧元区最强大的经济体德国,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也成为一个引起高度关注的社会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状况更为严重,某些国家和地区的贫富两极分化已经达到威胁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危险水平。
根据王小鲁和胡永泰2011年论文《中国家庭隐瞒收入的大小及分布》的估算结果,中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要比官方统计数字所显示的结果严重得多。占人口10%的富有家庭的收入,实际上是最贫穷10%居民家庭收入的65倍,而官方的统计是23倍。
许多类似研究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不均正在不断恶化。有机构估计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55,位居全球收入和财富分配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列。
全球范围来看,非洲和拉美一些国家譬如南非、巴西、智利、阿根廷、哥伦比亚等等,贫富差距属全球之冠,这就是“拉美化”经济模式的必然后果。
收入分配不公和贫富两极分化的直接后果之一是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机会不公平必然导致就业机会不公平,就业机会不均等则进一步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平和贫富两极分化。
有研究表明,现在中国教育和就业机会的公平程度已经大大低于上世纪80年代。普通百姓要上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甚至小孩上幼儿园,都要送礼托关系。
我觉得,入的学习与发展,从根本上说,有三个途径。一是向自然学习。人的好奇和兴趣来自对大自然的观察,入的科学探究兴趣是很难在课堂中产生和得到有效发展的,必须强调自然教育。
二是向社会学习。向社会学习包括向实践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当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教育远离了社会、远离了生活、远离了实践,学生的学习也就失去了智慧的润泽,学生掌握的只是一堆失血的没有生命活力的知识。这种知识不能与生活相通,不能与实践对接,知识就不能物化为能力,知识就不可能升华为智慧,知识就不能转化为学生的创新素质。
三是向历史学习。包括向历史、向人类发展中积累的经典文化的学习。学习经典有两点好处:一是给我们以知识,是学习的入门和起点;二是给我们以智慧。
经典是智慧之果,生活是智慧之源!
环顾一下,我们今天的学生学习的主要途径是什么?他们的学习途径已经“窄化”到什么程度了?几乎完全放弃了向自然学习、向社会学习,即使向历史文化学习,似乎也只剩下学习课本和教材了!我们怎么能寄希望通过这样的教育来培养我国学生的创造性呢?我们怎么能通过这样的教育来为建设创新型国家而奠基呢?
张志勇
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
谁是人才?
浏览完厚厚一摞求职简历,我有点累了。大都出自北大、清华、北师大、人大等名校研究生院,个个可谓人中翘楚,饱学多识,机敏踏实,实践经验丰富,深得导师和实习单位好评。我有摘取中国教育硕果的兴奋和忐忑。初试过的朋友称,整体素质不错,有气质,有口才,不知能否留下这些人才?
他们翩然降临。男的潇洒,女的优雅,咋看都有一种范儿。我决意从两个方面考察他们。一是基本阅读,二是价值观。
面试完,我不由自主地崩溃了。无知识,无立场,无求真之诚意,只剩下一张教育部发给的文凭。新闻系的同学一口咬定利比亚近邻是阿尔巴尼亚,《冰点周刊》是《北京青年报》的名牌产品,他们不知道钱钢、卢跃刚、老榕、胡舒立;中文系的称自己看过的文学杂志是《读者》,不知道顾随、叶嘉莹、齐邦媛、马悦然;经济系的不知道里根经济学;哲学系的不知道李泽厚;跟随学术名流的思想史研究生,没读过梁启超的《饮水室合集》,不知道朱维铮为何人;英文系的不知道翻译家方平、杨宪益,更不知道乔伊斯写过什么。毕业论文一概是那种无需动脑子的傻题目,一个自我循环论证的僵尸,他们不过是填格子完成一个程序罢了。不看书的理由是,做论文,找工作,读过的几本书都是本科阶段的事了。
花钱上这样的学校究竟是为了什么?该学的都没学会,却全然丧失了应有的纯真。可以说,他们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不读圣贤书。无知识谱系,无正当价值观。现在的博士、硕士头衔司空见惯,他们端的矜持,却一脸油滑,缺少那股由文化立场而来的自尊。
面试中间进来一位有几年工作经验的北大女硕士,提醒我说,前面的同学都说你太严格了,“这种面试本身就不平等”,她假装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来面试您,您也未必能过关呢!”我想,她说的是一条硬邦邦的真理。
老愚
资深媒体人、出版人
教育贵在培养“有用”意识
教育贵在发现“有用”之处。
很多学生厌学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学习的希望,看不到老师赞许甚至是肯定的语言和表情,他们不知道自己身上到底哪一点是好,哪一点是坏。他们往往是在不断地试探中求索的。要想让孩子成为“有用”之才,就要根据孩子的“有用”之处,进行“有用”教育,万不可隔靴搔痒。教育的目的不是要把乌龟放在陆地上去让它练跑,也不是要把兔子放到水里给活活地淹死。教育要因材施教。
教育贵在唤醒“有用”之心。
很多时候,老师为了自己的业绩,往往忽略了学生的思想、精神和人格的生成规律,难以唤醒学生身上潜在的能力、灵性和价值。教育中本质的东西不是制约,而是解放!教育应当是充满人性和温情的,是发扬入的价值、尊严和人陛的光辉。“真正的教育”或“好的教育”在于“促进灵魂的转向”。
教育贵在激发“有用”之才
由于环境、条件等多种原因,学生的上进心、积极性、创造性往往长期处于沉睡状态,教育的任务就是唤醒学生沉重的主体意识。有时候,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温馨的手势,一次信赖的微笑,都能唤醒学生沉睡已久的意识和潜能,能使学生天性中最优美、最灵动的东西发挥至致,让它成为孩子们的“点金石”。教育不仅是一种“告诉”,它是一种唤醒、一种期待、一种热望。教育需要激发!
杨志新
江苏省普通教师
“第三方”被误读
教育界现在讲评估,强调“第三方”,这个词常常被误读为不是自己就叫“第三方”。那么,什么是评价中的第三方呢?
该词的来源是“Third Party Credit”,准确翻译是“独立方公信力”。也就是说,不是随便找个他人就能叫第三方,必须是没有利害关系的才独立第三方。
所以,政府统计部门做的省市教育厅局的就业数据被媒体质疑,质疑点是独立公信力,而不是专业水平公信力,
还会有人质问,难道审计事务所收了企业的费用,不可以作假吗?提问人的逻辑是,收费就是贿赂,就有作假动力。这个逻辑是否定世界上所有商业收费的独立审计与评估。商业公司的合理收费如同公务员拿工资,这不叫受贿,这叫正常劳动报酬。不是一沾钱就是干坏事,而是非法收钱才是坏事。
更重要的,信誉是商业之本,独立评价方的生存能力就是“独立公信”,如果商业评估机构出卖独立公信力,结果就是倒闭。安达信(Arthur Andaraen),主要替大公司提供稽核、税务等咨询服务,一度是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由于为安然公司作弊而倒闭。
学校公示培养结果时,数据一定要真实,不然以后会有大麻烦。以后我们将会看到学生学校公示的质量年报或招生手册数据作假,误导自己购买了该校提供的教育产品。学校必须面对关于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的规定37条和38条,负起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如果是自己作假则吞下苦果,如果是委托第三方做的,第三方承担责任。所以,委托第三方必须要求其对出具的报告与数据的科学性和客观性负责。碰到一个不负责任的皮包第三方,出了事都找不到人。第三方自己得有长期品牌和公信力。商业信用靠的是法律和品牌。
【关键词】 阿普尔;课程理论;研究综述
阿普尔是一位具有国际性批判教育研究的大师级人物,他对教育政治的批判,对权力文化的解读,对教育改革的诊断,对民主教育的推崇,都具有独到的价值思想。《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及《教师与文本》是阿普尔教育思想极其重要的三部曲,他在书里面提出的教育问题及教育思想对我国的意识形态教育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对于阿普尔课程理论的研究,国内已经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一、关于阿普尔课程理论的研究
通过相关文献的查找和现有资料的整理后发现,学者们关于阿普尔教育思想研究的文章,相对于阿普尔的其他各类研究而言,它是属于研究和探讨较多的一类。在这一类研究中,按研究主题分类包括对课程改革观的研究、对课程文化观的分析、对课程知识观的考证等方面的研究。例如,南京师范大学的葛春教授在其《阿普尔的课程改革思想述评》(2006年)中,通过研究和深入探讨,他认为,阿普尔所倡导的公正的、民主的课程改革,能够经得起道德性和历史性的反思和批判。在文章的最后,葛春认为,阿普尔的课程理论中关于课程改革的思想过于强调课程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性目的比较明显,但他追求社会公正、投身教育实践、坚持教育民主的学术品质对我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北京师范大学的王成龙教授在《阿普尔批判课程观及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启示》(2012年)一文中,从课程改革角度谈论了课程与官方知识、意识形态的关系,充分了解到课程背后的霸权统治,将学校知识运用到社会环境中,打破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薄膜,使学校教育和社会知识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关于阿普尔教育理论的研究:王占魁的《阿普尔批判教育研究的批判逻辑》(2012年),提到了阿普尔的教育理论的来源和分析方法。他认为教育来源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早期的学习经历。阿普尔对美国移民、黑人和女性的关怀体现在对教育的人文情怀上,他通过对影响教育发展的诸多因素的分析,以最大程度实现教育公平为目的,并且由于他擅长运用哲学分析法,严谨的、科学的分析了现阶段全球经济、政治发展和各国意识形态对本国的课程设置的影响。他们对阿普尔《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被压迫者的声音》以及《官方知识》等作品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很透彻地分析了阿普尔的课程观和教育观点,认为阿普尔的课程理论具有系统性、政治性、民主性、批判性。
二、关于阿普尔教育思想的研究
宋庆华在硕士论文《迈克尔・W・阿普尔学校观述评》(2010年)中,只是就学校观这一方面对阿普尔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梳理,同时也探讨了学校与政治、经济、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描述了在这些不同的关系当中,通过对阿普尔教育思想的研究,她认为,学校充当了多重身份和政治利益角色。同时,我们对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的关注,基本上都还集中在工具理性的层面,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阶级和政权在不断更迭,但是,课程的本质和教育的本质是不变的,意识形态教育一直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世纪斯宾塞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一划时代的问题从此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逐渐成为学校教育的核心课程,并且成为制定课程的一个重要根据。这种对教育的深刻认识促进了教育改革,使社会大多数人真正得到教育公正。
近日,张万红教授等人在《官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新论――基于阿普尔的批判教育思想》(2016年)中,从官方知识和权利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指出“在我国的教育传统和实践中,如何处理意识形态与课程知识之间的关系是教育改革的一大难题”。[1]这就说明,权利和官方知识对教育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他们对权力与官方知识关系问题的这种研究,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具有某些启示和借鉴意义。此外,阿普尔的教育思想具有强烈的批判性是他教育思想较为显著的特点,深入挖掘他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对我国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都具有某些启示意义。
三、关于阿普尔课程理论价值的研究
龚孟伟、陈晓端在其《试析阿普尔批判教育思想的价值追求与理论局限》(2008年)中以阿普尔批判教育思想的价值追求为线索,进一步对阿普尔教育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们期初探讨了霸权―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这件的关系,同时也赞同阿普尔的观点认为,霸权就是通过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来维持社会秩序。他们认为阿普尔的教育思想逐渐产生了转向,是因为阿普尔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教育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工具。阿普尔指出“意识形态和社会的稳定部分地有赖于我们大脑深处对于统治现存社会秩序的原则和常规的内化”[2]这是又一次强调了意识形态再生产理论的重要性。文章中间部分,这两位学者还认为阿普尔的教育思想中蕴含着对追求主体解放、秉承教育民主、强调社会公正等理念。但是,他们也指出阿普尔的教育思想也存在着较强的意识形态性的理论局限和不足。
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很多研究者分析了阿普尔的课程观点、学校观点以及批判式的教育观点对于学校教育的进步作用,但是很少提到如何将他的理论具体运用到中国的教育课程环境中。阿普尔的教育理论因其兼具理论性和实践性,所以很难分类。通过对意识形态化的课程理论观点的学习,加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力度和投入力度势在必行,提高意识形态的影响力,有利于促进中华悠久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有利于用正确的观点看待西方文化,有利于增强中西方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并且为学生的身心发展提供指导作用。笔者在知网、百度、Google和威斯康辛大学官方网站搜索了与阿普尔相关联的资料,查阅了阿普尔的著作,以及翻阅了国内外学者对阿普尔教授的教育理论的期刊文献和与课程理论相关的资料,力图全面地、正确地分析和理解所要研究的问题。通过文献研究法,笔者了解了有关课程设置理论的历史和现状 ,并且确定研究课题和形成关于课程以及课程设置理论的一般印象,有助于学习和观察其他学者对课程理论的观察研究,在分析资料和阅读的著作过程中,对其他研究者的观点进行了分类和比较,进而更广泛地了解学校的课程设置。
【注 释】
[1] 张万红,冯 琦,周治国.官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新论――基于阿普尔的批判教育思想[J].教育评论.2016(5).
[2] (美)迈克尔・阿普尔著,黄忠敬译.意识形态与课程[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43.
关键词:留守儿童 监护 对策
农村留守儿童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特殊产物,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从农村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农村,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的17周岁及以下的未成年人。由于父母监护的缺失和其他委托监护人对留守儿童的监管不到位,留守儿童的权益很难得到保障。
一、我国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现状及问题
生活实践中,我国留守儿童监护的类型主要有单亲监护和委托监护,其中委托监护又可分为隔代监护和寄养监护。
(一)单亲监护
单亲监护是指由儿童父亲或母亲一方履行监护职责的监护方式。这种方式相比其他监护方式存在一定的优越性。但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父母任何一方的缺失都可能会使孩子性格的发展不均衡;此外,监护人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负担,面对孩子时往往会缺乏耐心与精力,影响其监护质量。
(二)隔代监护
隔代监护是由留守儿童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承担抚养义务的监护方式,是委托监护中最常见的类型。这种方式存在的问题是:长辈常会溺爱和放纵孩子,使其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受托人大多文化水平不高,他们抚养孩子的观念多停留在吃饱穿暖等生活基本问题上,只重“养”而不重“教”;隔代监护的监护人自身就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老年群体,精力和体力状况使他们对孩子的监管往往力不从心。
(三)寄养监护
寄养监护是父母将孩子委托给亲戚朋友或者托管机构照顾的监护类型。存在的问题有:第一,留守儿童对亲情的渴望无法得到满足,情绪消极,心理健康问题突出;第二:父母的委托大都是口头形式上的,与受托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很不明确;第三,现有的托管机构大都是私人成立的,没有正规的营业执照,托管环境也没有统一标准,存在很大隐患。
二、农村留守儿童监护缺失的原因分析
(一)城乡差别的二元社会结构是问题的根源
2010年开展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流动人口达2.6亿,流动人口群体数量庞大且不断增加。基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教育、医疗、福利及就业制度的不平等导致农民工收入不高且很不稳定,农民工大都无力承担子女在城市生活的各种费用,所以不得不将孩子留守在农村。
(二)法律政策滞后于社会发展
我国现行的监护法律规范较为滞后,缺乏现代监护规则的人文关怀和人本定位,没有专门条款对留守儿童实施有效的保护,与未成年人有关的法律法规对留守儿童的保护又缺乏针对性,保护力度也不够。
(三)缺乏对托管机构的有效监管
托管中心普遍存在场所简陋、餐饮卫生条件差,安全设施缺乏、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收费不规范、管理不到位等问题,托管儿童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托管行业由哪一个部门来负责管理,目前尚不明确,入行几乎没有门槛,托管市场成为监管盲区。
(四)社会对于留守儿童缺乏关爱和保护
社区或村委会对留守儿童关注较少,对留守儿童的身体健康和心理状况缺乏了解,不能及时对他们进行引导和督促;网吧,台球厅等娱乐场所为了经营利益而任未成年人自由出入,使留守儿童较易接触到各种不良信息。
三、完善农村留守儿童监护制度的对策
(一)完善相关法律,强化立法保障
对留守儿童加强保护必须要完善立法。首先必须明确委托监护的资格和职责,其次要明确托管机构的责任范围,要以法律形式确认托管机构的法律地位,并明确发生事故后的赔偿标准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加大对恶意行为的惩罚力度。
(二)加大执政改革力度,统筹城乡发展
一是拆除二元制的城乡户籍制度壁垒。政府在改革中要逐步拆除就业、医疗、住房等方面的壁垒,减少农民进城成本,同时制定相关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使进城务工人员享有与城镇居民在实质上平等的政治身份和社会权益。
二是加快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消耗或就近转移。此外,需增加财政投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及社会保障制度;介入公权力,设立专门托管机构,加强对托管机构的监督。
(三)整合社会力量,加强舆论监督
村委会等基层社会组织应及时更新留守儿童的资料,积极配合监护监督人的工作,监督受托人职责的履行情况,并定期向相关机构和留守儿童父母反馈信息;媒体也应该为留守儿童的健康发展树立健康的舆论导向,净化社会环境,引导留守儿童形成健康的人生观。
(四)优化监护人的管教水平
努力提高农民工及其子女的文化程度,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重视对农村留守儿童监护人的素质教育,提高监护人的法律意识和文化修养,优化管教水平,用法律约束监护人的行为。
四、结语
留守儿童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期产生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问题,是“三农"问题的衍生。要解决留守儿童监护缺失问题,必须从法制建设、资源配置、舆论监督、社会工作等各个方面进行完善,才能标本兼治。
参考文献:
[1]全国妇联.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状况研究报告.中国教育新闻网,2008-02-27.
关键词:高校 经费投入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7,F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3)07-074-02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是以消耗一定量的人、财、物为代价的,而人力、物力消耗最终要以财力消耗的形式体现出来。所谓教育投入,就是保证教育活动正常进行的财力消耗,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表现为教育投资或教育经费。
经济要发展,人才是关键,教育需先行,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将严重影响教育与经济的发展。教育经费投入一直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我国教育经费投入已形成了较科学的理论体系,为推动我国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然而,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直以来是各级政府和各界人士普遍关注的问题,而且,将财政拨款作为高校教育经费的唯一来源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现实的,一国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有政府、企业(社会)、受教育者以及高校自身筹措等四个方面渠道。
一、我国高校经费投入不足的主要原因分析
教育发展离不开经费,教育经费是为教育提供物质条件的货币表现,是国家和各级政府部门财政预算中实际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和个人直接用于教育的费用总和,是推动高校发展的首要动力。在高等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国的教育经费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办学经费投入不足已经成为高等教育量质提升难以跨越的瓶颈。高校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政府财政投入力度不够。教育关系到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发展教育是政府职责所在。教育生产创造着国家的劳动与科技能力,必须有充足的经费,才能不断地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人才来。而且,国家是教育最大受益者,教育必须以政府投入为主;财政收入也是纳税人的钱,即使是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政府也应在其受益范围内,代表纳税人(受益者之一)规划好教育的发展。所以,政府应该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必须是教育的主要投资者。
(1)国家总体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早在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提出:“要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体制”,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上世纪末达到4%。按照这一纲要,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在2000年就应达到4%。2010年7月公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再一次提出,2012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要达到4%,10多年都未能实现这个4%的目标,足以说明国家总体教育投入的严重不足。
(2)政府对高等教育投入不均衡造成地区差异性高校经费不足。财政性教育经费主要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来负担,中央较多地注重于对中央部委所属高校投资,从“211工程”到“985工程”,都体现了非均衡发展策略,基本上是锦上添花多于雪中送炭;而地方政府则大多数负责普通高校建设,因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造成投入也不均衡,使得不同地区高校发展差距较大。
2.争取社会资金投入不足。普通高校与新建院校由于拥有的校友等社会资源有限,高校多渠道经费投入体制未能形成,捐赠、共建及合作等收入很少。相反,越是名牌大学、重点大学、历史悠久的学校,其它渠道投入的资金就越多,与普通高校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3.高校本身“造血”能力欠佳。随着办学规模逐渐扩大,投入总需求不断增加,高等教育投资大,办学成本高是普通高校教育经费供不应求的问题关键所在。普通高校是高校教育发展的主力军,其规模小,底子薄是教育投入不足的历史原因。2005年,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过,高等教育按照当时的日常运行成本粗略计算,培养一名大学生,学校一年至少要补贴4000元左右,这笔费用要靠学校自行解决,给学校自身的“造血功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必须强化生财能力建设。
4.学费拖欠现象严重影响教育经费的正常到位。学费是高校办学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由于收费标准不断提高,一定程度上超过了居民的经济承受能力,导致贫困学生普遍拖欠学费的现象。越是经济薄弱的学校,尤其是普通高校,学生大多来自人均收入差距大、贫困山区及偏远地区,学生对学费的承载能力大都有限。因此,越是经济薄弱的学校,学生欠费现象也越严重,极大地制约了学校的发展,形成恶性循环。然而,高等教育并非义务教育,学生必须缴费上学;另一方面,国家又不允许一个经济困难的学生辍学。再者,国家助学贷款机制尚不够完善,导致越来越多的高校背负着学生拖欠学费的财政压力,影响着高校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
二、加大对教育投入的举措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一直徘徊在2%~3%,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为4.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8年的统计数字)。必须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体系,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力度,促进我国教育事业的科学发展。
1.努力提升高校的核心竞争力,全面提高从外界获取经费的能力。所谓大学的核心竞争力,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大学为实现办学目标,采取各种有效策略,获取、配置可利用资源,成功进行办学活动的各种能力体系”。
高校经费筹措的过程,也就是高校与政府、企业和个人等外界经济主体进行资源交换的过程。高校之所以能够从外界获取经费,是因为高校具有经济实体的性质,其资源具有交换价值。社会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以其得到收益和高等教育能够给其带来收益或预期收益为前提的,当一个社会团体在高等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得不到任何收益或预期收益时,其提供给高校经济资源的选择自然就不复存在了。高校的知识、科研成果、人力资本乃至社会声望,都具有很大的价值,高校在对外输出资源的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获得支持的多少与大学的自身能力成正相关关系。为此,要想增加高校的经费收入,必须提高其自身的核心竞争力。
2.加大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1999年1月1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已明确规定:“国家应逐步增加对教育的投入,保证国家举办的学校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财政拨款的增长应当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高等教育注重的是社会效益,要保证人才培养质量,财政拨款必须作为高校经费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接受教育是公民的权利,政府作为所有者利益主体,也应当致力于消除由于收入差异带来的教育机会不平等问题,保障教育的公平性,通过“综合定额×系数+专项”的形式,使高校的经费有稳定的来源,不至于因政策性投入不足而出现资金缺口。
3.完善教育成本分担机制,同时加大学费清欠力度。
(1)合理收费,成本分担。近年来,伴随着价格水平不断攀升,办学规模的快速扩大,教学条件的不断改善以及师资队伍建设成本的逐步加大,高校办学成本整体在快速上升,应当根据高校办学成本上升状况适当调整收费标准,可以结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对高校的投入情况、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特色及培养成本等因素,制定具体的招生规模及收费标准,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行业及不同分数段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收费标准,实行差别收费,从而达到最佳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2)加大学费清欠力度,促进教育经费及时足额到位。由于助学贷款机制尚不够完善,学生履行合同的诚信度也不够高,在国家政策不允许让经济困难的学生辍学的大背景下,学生收费工作量在不断上升,难度在不断加大。高等教育不是义务教育,学费收入是学校教育经费中重要组成部分,高校依法收取学费符合国家政策法规,大学生必须缴纳。要通过学生工作处、教务处、研究生院(处)及各相关学生工作部门与人员的共同努力,结合“奖、贷、勤、助、补、减、免”等措施,辅之以积极的奖励、激励手段,本着政策从严掌握,普遍情况从紧,个别情况从宽,制度化与人性化相结合的原则,在加强教育,帮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的同时,积极有效地催收学费,确保教育教学的正常运转。
4.科研实力的提升是增加经费收入的又一重要渠道。高校的科研成果、知识信息一般具有知识含量高、效益好等特点,很容易催生出新的产业和行业,在社会经济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社会团体及个人之所以会对高校投入资金,是由于高校能够为其提供科学研究成果、技术成果、知识信息等资源。高校只有不断地进行科技创新,才能获取更多的科研经费。要通过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创新科研理念、优化科研机构,建立有利于组建大团队、争取大项目的组织结构与激励政策,促进学科交叉,提升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整体科研水平,从而获取更多的科研经费,改善科研及办学条件。
5.“节流”是解决经费不足的有效途径。改革管理体制,合理安排支出,杜绝浪费发生。科学发展观强调的是全面地又好又快的发展,但绝非全要发展,如果全要发展,则各部门需求的资金总和将超过可支配资金的100%。为此,学校要按照党的十精神要求,自找差距,自加压力,要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合理配置和充分有效使用现有资源,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支出。
对现有人才、房屋、设备等资源要合理配置,充分而有效地使用。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充分发挥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降低高校教育成本;合理的经费预算计划和管理方案是实现高校经费合理使用,发挥最大效用的前提和保证,必须制定好,在“既要吃好饭、还要科学发展;既突出重点、又兼顾一般”的思想指导下,强化预算管理,严格预算执行,增强工作的计划性,进一步推行责任预算,下移经费预算管理工作重心,使财权与事权的高度统一,在分出权力的同时分出责任,提高经费预算和资源配置的质量,强化预算执行的监督,使预算管理落到实处,发挥资金的最大效益;要适度控制基本建设的规模,避免一味追求外延发展,逐步改善教学和科研条件,加强内涵建设,实现科学发展。
6.提升社会形象,强化捐赠意识。企业、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投资与赞助,愈来愈成为教育经费的重要来源。不少爱国爱教的著名企业家、慈善家,如田家炳、邵逸夫等,心系教育,乐善好施,积极投资教育事业。这不仅较好地改善了被捐资学校的办学条件,而且给教育的改革带来新的契机,注入了新的动力。国家要出台相应政策,一方面鼓励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对学校进行捐赠,另一方面激励学校积极争取捐赠,不断改善办学条件;高校的社会形象体现为高校在教学、科研、服务社会等方面的综合指标,学校要广泛宣传自己,主动与有意捐赠者接触争取,应该设立专门负责捐赠工作的机构,配备相应的工作人员,做好受捐工作。同时,学校要切实保护捐赠者的利益,特别是精神利益,要大力、大胆地为捐赠者立碑、留名宣传,以彰其绩,但应避免过浓的商业行为,以示“育人”。
7.通过共建争取办学经费。要积极争取多种形式的共建活动,节本、增收,不断改善办学条件。要通过与中央各部委和地方政府的共建,取得政府对高等学校的经费支持;要发挥自身的优势,通过与企业合作,服务社会提高经费收入;要按照《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的高校“合并”的方式,通过高校与高校合并以及内部机构改革,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来实现现有资源的再配置,使高等教育布局与结构趋于合理、规模适度,达到优势互补,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
8.完善体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单靠国家投资来改善学条件,发展教育事业,路将越走越窄,必须走多元化筹措办学经费的道路。要全面落实已出台的筹措教育经费的法律规定和政策措施,以弥补高校教育经费不足的缺憾,包括发展校办产业,实行产教研结合,补充教育经费;包括盘活原有资产存量,盘活资金;包括实施后勤服务社会化改革,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以节约资金;包括校与校合并与机构改革,纠正教育资源配置失调,分散使用所造成浪费等现象,提高教育资源利用率,高校教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一定程度上就是教育投入的增加。
总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筹措高校教育经费的途径是多元化的。在政府教育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要走出一条多方筹措教育经费的道路,为高等教育的科学发展筹好资、用好款。
参考文献:
1.付光富,张元辉.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投入途径探析[J].经济研究导刊,2008(17)
2.孙士宏.中国研究型大学经费筹措研究[J].厦门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关键词:大学教育伦理;文献回顾;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G5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3)06013207
当前我国大学教育中存在诸多道德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高等教育殿堂的神圣形象,并进一步影响了当代大学生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大学教育伦理建设越来越成为大学教育建设的重要内容,针对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大学教育伦理中遭遇的各种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众多深入研究,并提出了具有指导性的建议与对策。笔者对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在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发现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并指出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此推进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研究,促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对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研究的回顾
国内学者对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进行了一定范围的研究。笔者在中国知网以“高等教育伦理”、“大学教育伦理”为关键字进行检索,重点选取了2000―2012年期间发表的80篇核心期刊论文及相关专著,对其研究的主要角度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见图1)。
由图1可知,学者们对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教育伦理的内涵及研究对象,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研究意义、问题及成因、目标及对策等方面,其中对大学教育伦理问题、成因以及对策的研究较为丰富。除此之外,学者们还对教育伦理的重构、高等教育伦理改革、教育伦理思想的发展等方面问题进行了研究。
图1我国大学教育伦理研究成果(一)研究出发点:教育伦理的内涵及研究对象
深入分析教育伦理的内涵及其研究对象是开展教育伦理活动的前提与基础。基于教育现实活动及社会活动的鲜活呈现,学者们对于教育伦理的内涵及研究对象进行了深刻剖析,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
王本陆从哲学的高度提出教育伦理是一门哲学,是本体、价值、规律和策略研究的统一体,其灵魂是有关教育伦理价值观的探讨,即确立一种教育善恶自觉的追求,或者说是对教育善的追求,即教育崇善[1]。陈旭光认为,教育伦理是研究教育过程中的一切伦理道德现象,探索完善人格过程中的道德规律,教育的目的在于人格的完善[2]。他主要强调人格培养的重要性,因此大学教育伦理的关键则应当注重教育各个主体人格的培养以及道德的规范。钱焕琦等认为,教育善恶矛盾,不仅存在于学校教育中,而且存在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当中,教育伦理是研究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教育过程中的道德关系的一门学科[3]。教育的善恶矛盾渗透在道德关系中,在学校教育中表现的道德关系包括以人际形式出现的道德关系、以制度形式出现的道德关系以及以精神形态出现的道德关系[4]。曹和修从和谐社会角度提出,教育伦理是指人们在培养人的活动中的伦理道德,教育伦理重在研究教育与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合理性与价值性关系。它在人们现实教育活动中产生,是教育活动关系在人们教育观念中的伦理化反映,涉及到教育的制度、目标、内容、方法、手段、结果、评价等多个方面。它既是教育从业人员在其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规定,又是教育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5]。高兆明则从伦理角度提出,教育伦理作为一种特殊领域的伦理,是教育运行在道义和人性上处于一种理想生存状态的条件和精神前提,是现代教育的核心理念之一。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因此就有着不同的教育伦理理念,这些教育伦理反过来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价值和作用[6]。王正平认为,教育伦理主要是研究教师职业劳动领域的道德意识、道德关系和道德活动[7]。他认为教育伦理与教师职业道德是一致的,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大学教育伦理的研究对象应当是大学教师的职业道德。彭湃则认为,教育伦理不仅局限在教师职业道德的探究上,更在于探索教育与人的生存发展的合理性、价值性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8]。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学者们对于教育伦理的研究主要基于教育学、伦理学和社会学等多重视角,教育伦理包含了人格完善、道德规范、伦理理念、职业道德以及教育和社会关系等多方面内涵,其中大学教育伦理则主要是上述各种问题在高等院校的集中体现。
(二)研究着眼点:大学教育伦理的发展价值
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涉及伦理哲学、教育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学者从不同角度重点研究了大学教育伦理开展的教育价值、社会价值和生态价值等。
1.伦理哲学角度。糜海波认为,教育伦理之应然是现实社会的一种价值表达。道德规范本身是社会存在的产物,教育伦理之应然在形式上表现为社会对教育者行为的伦理规定和道德要求,实质上这种教育道德具有善恶评价的属性,是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追求,是作为价值主体的社会对教育者的一种价值期待。它作为教育者行为的“指挥棒”和“调节器”,引导着教育者不断趋于社会设定的价值体系。同时,他还认为,教育伦理之应然是教育人伦关系的本质要求。教育人伦关系在本质上体现为教育者是伦理行为的主体,受教育者是道德价值主体,教育者必须以人格影响人格,教育伦理表达的是一定教育主体对一定教育活动关系和人们教育行为的一种优化要求[9]。另外,有学者认为,教育伦理是教育主体自觉的实践理性。教育伦理并非主观臆断,而是在教育实践过程中积累的道德经验,是经过历史实践检验的为教育活动开展所必须的道德真理,它既是教育主体自觉选择的一种价值意识,更是主体自觉把握教育活动方向的一种实践精神。
2.教育发展角度。蔡辰梅、刘刚等认为,大学教育伦理发展主要基于教育本身发展的属性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其一,教育既需要一种内部的充满道德色彩的目标和氛围,同时也能外部性地实现对社会的道德影响力,因此,教育的发展应然地具有伦理属性;教育通过对人的精神影响使人更好地在社会活动中获得存在的意义,获得存在价值,因此,教育的发展如何获得更多的理性和方向感,需要伦理提供有价值的视角。其二,在教育的发展历史中,知识和经济都曾是教育发展的重要维度,然而仅有知识和经济是不够的,大学也是人类精神的圣殿;因此,伦理的力量是高等教育和谐发展、世界和人类和谐发展所必不可少的[10]。
3.和谐社会角度。曹和修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大背景下,社会需要的是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因此,大学教育伦理的发展价值重大。其一,和谐社会构建中的现代化教育必须以真律教、依法治教、以善律教,要以“真、善、美”的道德标准来引导当今的学校教育。其二,加强教育伦理建设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和谐社会追求的和谐教育应该具有道德上的先进性、正当性,因此现代教育的制度、思想、活动方式都要合乎先进的道德规范。其三,加强教育伦理建设是教育走向法制化和科学化的客观要求。科学、法律和伦理是教育的三种基本规范力量,三者相互联系。教育伦理是保障教育科学良好社会形象和内部声誉的重要力量[5]。
4.生态环境角度。郭明维、何喜刚认为,大学与教育、科学研究有着不解之缘,科技的发展需要大学重新审视教育伦理问题。他们认为开展大学教育伦理是促进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处的重要精神力量,是使得生物学和医学遵循社会道德和伦理的有力指挥,是保证物质循环和减少人类文明消极后果的有效途径[11]。李英华、翦英红等认为,环境保护需要全民环境意识觉醒,只有当我们出于伦理原则和道德观念而保护环境的时候,环保事业才能走向深入和持久。当前的紧迫任务是通过各种教育手段,让人们能在环境问题上以“德行之知”武装自我,而该任务则无可非议地落在了作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高等教育身上。并且,大学生将成为明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他们的环境素质将直接影响其步入社会的环境行为,因此,开展大学教育伦理从生态和环境角度来看意义十分重大[12]。
(三)研究聚焦点:大学教育伦理的问题及成因
目前,我国大学教育伦理出现了一系列问题,笔者对中国知网中检索到的2000―2012年期间有关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文献进行归类分析(见图2),发现我国大学教育伦理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教学伦理、学习伦理、科研伦理、管理伦理等方面,其中学者们对教学伦理和科研伦理中问题的研究较为丰富。
图2大学教育伦理问题分类归纳聚焦点之一: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面临的问题
1.我国大学教育教学伦理问题。邹之坤、李洋认为,国家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投入越来越高,但是,当前高校教师的价值取向仍然存在偏差。首先,高校教师的思想道德建设和教学能力有待加强。“重视业务水平,轻视思想道德”,“重科研,轻教学”,“育人责任感缺失”等现象普遍存在。其次,教育腐败问题层出不穷,高校在教学过程和管理中存在“学与钱”、“学与权”的交易。随着物欲的膨胀,一些教师不再恪守职业道德,不再甘愿寂寞清贫而陷入教育腐败泥潭[13]。
刘红英认为,教与学的伦理关系实际上就是教师与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其核心就是教育权威问题。但是,中国教育权威处于一种转型期的失序状态,表现为传统式的教育权威失败、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和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传统教育权威失败,是指儒家式的教育模式在当今社会失去了教育权威的作用;现实的教育权威失范是指用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树立起来的教育权威与教育民主化的现代社会进程处于一种矛盾冲突的状态;理想的教育权威失落是指主流的理想沾染了短视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弊端[14]。
王黎祥、王恩华认为,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大学出现了一系列教学伦理失范问题。滥用教学自由,教师责任失范,课堂教学、作业布置、大学考试随意性较大;师生关系异化,互相指责、互相攻击、互为利益,尊师重教、和谐的师生关系受到破坏;教学评价道德失范,评价机制不科学、不完善,教学评价问题很多[15]。
2.我国大学教育学习伦理问题。学者们主要从教师学习伦理和学生学习伦理分析我国大学教育学习伦理出现的问题。邹之坤、李洋认为,一部分大学生自我发展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首先,他们在价值观念上较为迷茫。重真才实学与重功利、重物质享受与重道德、讲究实用与追求理想、重个人发展与重团体协作等矛盾突出,部分意志不坚定者难免会在社会与个人、奉献与功利的取向中偏向后者。其次,急功近利对学生影响日渐深入,勤俭、诚信被轻视,一些学生平时不学习,考试送礼、作弊等现象突出。最后,人际关系出现功利色彩,学生把师生友谊、同学关系看作当干部、入党、评优的捷径[13]。
王宝国认为,当代中国大学教师应当具备自我保全、自我发展和自我创造的素养。自我保全,是指在一定环境中为了履行一定责任必须拥有的体能素质和技艺素质;自我发展,是指教师能够自主培育和扩展知识体系,渴求知识更新,崇尚和追求真理;自我创造,是指大学教师应当孜孜不倦地奋斗,树立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职业形象[16]。目前,我国许多大学教师并不完全具备这些素养,教师疲于学习、怠于创造,不认真学习政治理论等问题成为大学教育学习伦理发展的一大瓶颈。
闫建霞认为,在以知识为核心竞争力的现代化社会,大学已经不再是与世隔绝、潜心于学问研究的“象牙塔”,而越来越多地参与社会的运转,部分大学教师未能实现自我超越,实现自身的学术价值,“专业化”意识淡薄,对学习伦理轻视,进而影响了整个大学教育伦理的发展[17]。
3.我国大学教育科研伦理问题。曾天山认为,科研不端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伪造、篡改数据;第二,剽窃,剽窃他人的数据或者文字而未给予说明;第三,个人偏见,表现为研究者对其研究进行扭曲或者撒谎;第四,侵犯被试的身心健康和利益[18]。郭明维、何喜刚认为,当前科研伦理中主要面临以下问题:第一,环境意识淡薄,重视科技忽视环境的现象依然严重,特别是在理工类高等院校。第二,大学教育科研伦理与社会道德伦理分裂,例如医学科研中的克隆技术等,这些技术必须要考虑社会伦理道德,不能只顾科研利益。第三,科研伦理忽视人的感受,即生产的技术产品引起人的厌恶[11]。
4.我国大学教育管理伦理问题。金保华认为,过于推崇以物为基础的理性管理范式,而淡化了以人为基石的人本管理范式,使得我国当前教育管理实践活动中出现了大量的伦理价值缺失和道德失范的状况。第一,人道之残缺,主要表现为对人权的漠视和对自由的困束。对人权的漠视,一方面指学生的人权受到学校、老师的漠视,另一方面指教师的人权受到行政部门、学校、家长的侵犯。另外,许多教育管理者认为规范与管理是约束人的,把管理与人的自由对立,使教育管理束缚人的自由发展。第二,民主之遮蔽,主要表现为教育行政决策民主缺失、教职工民主管理缺失、学术民主缺失等,这就使得一些高校缺乏民主自由的气氛。第三,公平之戕害,宏观方面表现为教育机会不平等、教育资源配置不平衡等,例如区域招生的不平等;微观方面主要表现为教职工管理不公平、学生管理不公平。第四,公益之褪隐,这主要表现在教育产业化,即把学校演化为“创收”的“企业”,视学生、家长为“致富”的对象[19]。
聚焦点之二: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成因
肖文认为,社会转型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师德建设面临一系列问题。经济市场化、价值多元化发展以及市场经济负面影响下的功利主义冲击,使师德面临挑战。同时,经济全球化,使得意识形态斗争更复杂,引发的矛盾冲突为教育伦理带来挑战[20]。宋润霞、曾伦武以研究型大学为例,认为教育伦理问题的原因在于市场经济冲击产生的社会普遍浮躁心理:教师社会期待与自我实现的反差导致浮躁追利;学术政治化、官僚化导致方向迷失;不合理的考评机制与自律缺失助长学术不端;心理干预机制的缺失导致自我约束力下降;自我道德要求的隐性放弃[21]。
李菲认为,大学教育伦理问题产生是由于大众化进程中教学变化带来的挑战。其一,教学规模扩大带来挑战。学生数量增加使教学工作变得繁重,许多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从而忽视了教学及道德水平的提高。其二,教学目标改变带来挑战。在精英教育阶段,高等教育旨在培养精英人才即掌握高深知识并崇尚知识“真理性”的人。进入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的价值取向由“求真”转向“求用”。职业取向逐渐凸显,谋职所需日益成为学生学习的主要动因,知识素养的提高已退居其次。其三,教学角色转变带来的挑战。教师以传授高深知识为目标,因此教师成为高深知识的权威者或代言人。进入大众化阶段,教师的学术活动从追求知识的认识价值转向追求知识的实用价值,知识的圣洁性开始弱化,教师的角色出现“去圣化”[22]。
劳凯声认为,我国教育伦理问题产生的原因源自几种观念在教育领域的渗透:第一,市场竞争,即引入市场机制,取代或部分取代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为基础的传统公立学校的运行机制。第二,学校自主,即在政府与公立学校之间重新进行权力的配置,赋予学校以办学的自利,使学校能够进行市场竞争。第三,法人化管理,即建立公立学校的法人制度,借鉴工商企业的管理模式,进行学校内部组织机构改革。第四,经济效益,即强调“投入―产出”和“成本―效益”原则,建立明确的责任制,取代线性的国家财政预算制度。第五,成本分担,即通过学习者付费,把价格机制引入到公立学校的教育服务中来,缓和政府的财政负担。第六,教育服务,即强调服务意识,把教育服务的接受者视为消费者或“顾客”,赋予他们选择和参与学校教育的权利[23]。
(四)研究落脚点: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的目标及对策
所谓教育伦理建设的目标,一些学者认为即教育伦理的价值。李春秋提到,教育的价值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是教育对社会存在和发展需要的满足,二是教育对人的生存和自身发展的满足[24]。刘云林、糜海波认为,教育伦理的价值目标根本上在于使教育本身的原价值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使人类对教育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使人的生命本质在教育中及其在教育影响后得以真正展开和提升[25]。因而,提升教育者的德行及完善教育者的德行就构成教育伦理的两大价值取向[26]。蔡辰梅、刘刚等认为,自由和责任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两个伦理目标。第一,自由包括过程的自由和结果的自由,包括大学教师的学术自由、教学自由、学生在大学各方面的选择自由等。第二,责任包括学术责任和社会责任。大学的学术责任一方面是知识的传播和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另一方面是对知识以及科学技术本身的道德意义进行自觉的反思并承担相应责任。社会责任主要指大学承担和发挥的特殊社会影响力,指大学在社会发展进程中能够以自身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的民主和公平[10]。
对于我国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的对策,郅庭瑾将教育管理制度伦理化和教育管理伦理制度化相结合,教育管理制度伦理化要求教育管理制度要合论理性、合道德性,教育管理中任何制度选择都应体现正义、公平、公正等基本的伦理价值。教育管理伦理制度化,则是把一定的伦理原则或道德标准转化为明确、具体的道德要求,并制定成为教育管理中的刚性规则制度,强制相关的成员履行一定的道德义务[27]。李菲从大众化进程角度提出,教育者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明确并坚定人道主义与理性的教学伦理精神。第二,树立教书育人的职业观、职业性向与学术旨趣相结合的教学观和平等互学的师生观。第三,践行敬业、尽责和关爱的道德规范[22]。
蔡辰梅认为需要以下几方面的努力:首先,需要大学文化的重建。要超越官本位文化,超越对权力的过度迷恋,超越功利主义,超越对金钱的一味贪求。其次,需要制度环境的改善。有关大学的制度应当内含对人的尊重,对学术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尊重。最后,需要教师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大学社会责任的担当最终要通过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意识的觉醒。教师应当更加自觉地承担起对知识和社会发展的特殊使命[10]。曹和修从和谐社会角度提出了几点对策:第一,真正从思想上高度重视教育伦理建设。第二,加强对伦理基础的研究,确立教育伦理建设的科学和价值基础。第三,树立教育崇善观念,形成和完善教育伦理规范体系。第四,在重视教师职业道德的同时,重视教育整体道德状况的改善,努力创建教育制度伦理。第五,努力提高教育系统的道德实践能力[5]。
二、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研究的不足
大学教育伦理作为大学教育的一种规范力量,已经得到普遍认同。学术界重点分析了大学教育伦理的基本内涵、研究对象、现状以及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的深刻必然性。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我国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的目标和实现策略。但是在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足。
第一,疏忽了不同问题之间的均衡研究。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关于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研究的相关文章主要集中在教育伦理内涵及研究对象、研究意义、问题及成因、对策等方面,大学教育伦理的重构、对教育伦理腐败的监管、教育主体关系伦理等方面的研究并不丰富。并且研究针对性不强,许多文献都是关于教育伦理或者高校教师道德的,例如,樊浩、田海平编著的《教育伦理》,钱焕琦的《教育伦理学》,宋润霞、曾伦武的《伦理视角下研究型大学师德失范的归因与师德建设》等。直接检索大学教育伦理,得到的相关内容并不多。
第二,相对模糊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具体分析。在大部分有关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文献中,普遍分析了我国大学教育伦理现状及其问题,尽管我国主导文化相同,但是各地区的差异明显,因此大学教育伦理面临的问题也有差异,不能一概而论,特别是在大学教育伦理改革中,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对国外大学教育伦理建设经验的深入借鉴。美日等作为经济和科技发展强国,在大学教育伦理建设方面均有各自独特的方法和风格。不能因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忽略对西方国家教育伦理建设经验的借鉴,我们应该多对外国的教育体制、教育伦理进行详细分析,去粗取精,结合中国国情,寻找更适合我国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教育伦理理论。
第四,缺乏丰富的实证研究。分析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对大学教育伦理的某些问题与现状更多地停留在描述说明层面,涉及各高校乃至各省市地区的数据相当少,缺乏丰富的实证案例分析,更缺少实证方法研究。进行详细数据调查和分析,不仅能增强研究结果的说服力,更有利于我国大学教育伦理建设方针的制定。三、对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研究的展望(一)今后研究的重点
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解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多。笔者分析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认为研究重点应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继续强化大学教育伦理现状与问题的分析研究,注重均衡。只有深入了解现状并且分析问题,才能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找到改革与建设的方案。除此之外,还应当加强对大学教育伦理的重构、教育伦理腐败的监管和教育主体关系伦理等方面的研究,要注重研究的均衡性。
第二,进一步加大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研究。教育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其研究价值对我国高等教育诸多问题的解决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因此,我们应当继续对教育伦理理论进行深入研究,并且结合国外教育伦理理论中的精华部分,改善我国教育伦理中的不足。与此同时,还应当加大实证研究力度,进行更为丰富的调查实践,并对调查数据认真分析,从而得出更适合我国大学发展的理论依据。
第三,加强区域研究与整体研究相结合。具体分析各地区各层次高等院校中的大学教育伦理问题,深入挖掘问题的差异性和普遍性,但要避免同质化研究的严重现象。
第四,不断深化对学习伦理领域的研究。我国大学教育伦理的研究中,缺少对学习伦理的深度研究,这必然会使得学习伦理受到轻视。事实上,大学教育者疲于学习政治理论,缺乏追求创新精神的现象也很普遍。只有加大学习伦理的研究,强调学习伦理的重要性并大力构建科学的学习伦理理论,才能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二)今后研究的难点
第一,注重对国外教育伦理理论和实践的研究。这不仅包括对国外教育伦理的价值目标和主导道德的分析以及实践考察,更重要的是寻找外国独特的教育伦理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借鉴与启示。
第二,加强对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多学科及其均衡研究。大学教育伦理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到多个学科,对每一方面问题的研究难以做到面面俱到,这就需要研究人员勇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断促进理论研究的丰富与完善。
第三,注重对各地区大学教育伦理差异的研究。不同地区有各自迥异的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在大学教育伦理建设上也将面临不同问题,这需要研究者对不同地区进行实证研究,区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便为我国大学教育伦理问题的解决提供更科学的对策,从而更好地促进我国大学教育的健康发展以及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本陆.教育伦理哲学刍议[J].高教探索,2002(4):18.
[2]陈旭光.教育伦理学[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0:3.
[3]钱焕琦,刘云林.中国教育伦理学[M].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0:5.
[4]钱焕琦,王燕.关于教育伦理学研究对象的再思考[J].现代教育论丛,2004(5):14.
[5]曹和修.和谐社会视域下的教育伦理建设[J].教育与职业,2009(29):7677.
[6]高兆明.伦理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768.
[7]王正平.教育伦理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0.
[8]彭湃.教育伦理学若干基本问题分析[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4(3):58.
[9]糜海波.我国教育伦理建设之应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1214.
[10]蔡辰梅,刘刚,赵长城.论高等教育发展的伦理之维[J].高等教育研究,2011(11):914.
[11]郭明维,何喜刚.为什么要提出大学伦理[J].发展,2005(8):6667.
[12]李英华,翦英红,魏薇,等.环境伦理[J].潍坊教育学院学报,2012(1):1113.
[13]邹之坤,李洋.我国高等教育的伦理问题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1(2):1214.
[14]刘红英.对现代大学教育伦理的思考[J].当代教育论坛(宏观教育研究),2008(4):1820.
[15]王黎祥,王恩华.大学教学责任伦理失范分析[J].长春工业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10(4):3740.
[16]王宝国.环境・责任・素养――当代中国大学教师的责任伦理生成路径[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12(2):148149.
[17]闫建霞.大学教师关系伦理的理性思考[J].教育理论与实践,2008(12):4547.
[18]曾天山.高校教育科研中的法律和伦理问题[J].高等教育研究,2007(6):1011.
[19]金保华.论教育管理的伦理基础[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8:140160.
[20]肖文.新时期高校师德建设的思考[J].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1):2426.
[21]宋润霞,曾伦武.伦理视角下研究型大学师德失范的归因与师德建设[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12(3):7677.
[22]李菲.试论大众化进程中大学教师的教学道德[J].现代教育科学,2012(1):58.
[23]劳凯声.教育体制改革与改革伦理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10.
[24]李春秋.教育伦理学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58.
[25]刘云林,糜海波.科学教育伦理的价值预设及其合理性依据[J].江西社会科学,2005(2):169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