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6 15:42:41
导语：在古代建筑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彩色之施用于内外构材之表面为中国建筑传统之法。虽远在春秋之世，藻饰彩画已甚发达，其有逾矩者，诸侯大夫引以为戒，唐宋以来，样式等级已有规定。至于明清之梁栋彩绘，鲜焕者尚夥。其装饰之原则有严格之规定，分划之结构，保留素面，以冷色青绿与纯丹作反衬之用，其结果为异常成功之艺术，非滥用彩色，徒作无度之涂饰者可比也。……盖木髹漆为实际必需，木材表面之纯丹纯黑犹石料之本色；与之相衬之青绿点金，彩绘花纹，则犹石构之雕饰部分。而屋顶之琉璃瓦，亦依保留素面之原则，庄严殿宇，均限于纯色之用。”从梁思成先生在《中国建筑史》中对于中国传统建筑彩色之施用的论述可见中国建筑虽名为多色，但建筑施色却重在有节制的点缀，气象庄严，雍容华贵。“色调以蓝、绿、红三色为主，间以墨、白、黄。凡色之加深或减浅，用叠晕之法。其方法亦自唐至清所通用也。”《营造法式》对于中国建筑彩画制度的阐述不仅揭示了中国古代建筑对于颜色选用的考究，而且精辟地总结了中国古建工匠们精湛的建筑施色技术。中国建筑的色彩艺术以其特有的艺术视觉、艺术形式和美学追求独树一帜，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在世界建筑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早期中国建筑中的色彩艺术
中国建筑的萌芽虽然可追溯到原始初民的洞穴，但是直到商周时期中国的建筑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发展，并且初步形成了如方整规则的庭院，纵轴对称的布局，木梁架的结构体系，由屋顶、屋身、基座组成的单体造型等一些重要的中国建筑艺术特征。春秋战国时期诸候割据，不同的文化形成了不一样的建筑风格：大体可归为以齐、晋为主的中原风格和以楚、吴为主的江淮风格。秦统一全国后建筑风格才趋于统一，建筑室内墙壁出现了以人物、动物、车马、植物、建筑、神怪和各种边饰为内容的壁画，黑、赫、大红、朱红、石青、石绿等的建筑色彩才在建筑上得到体现。尽管两汉时期中国建筑事业极为活跃，建筑组合和结构处理日臻完善，中国建筑体系也已大致形成，但汉武帝时，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思想的提出，儒家思想开始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儒学虽成为中国的主流思想，儒学却由先秦时充满理性、意气风发的思想逐渐蜕变成为一种死气沉沉、埋没人性的哲学，中国人的思维遭到严重的限制，秦朝出现的中国古代建筑色彩艺术并没有得到较好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道盛行，统治阶级大量兴建寺、塔、石窟等，寺院经济强大，数量众多的佛教艺术作品，使文学艺术得到了解放。正处大发展技艺阶段的中国建筑，在宗教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建筑装饰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吸收了“希腊佛教式”工艺表现风格，中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得到了丰富，但建筑色彩的施用仍然不多见，直到隋朝的结束。
2唐代建筑色彩艺术：等级的象征
回溯早期中国建筑色彩艺术，虽然在秦时已经出现，但可见的作品也只是凤毛麟角，唐代以前中国建筑色彩以体现自然功能、材料本色为主，没有人工堆砌的建筑施色，建筑装饰淳朴而耐人寻味。真正在建筑上大量施用色彩作装饰直到唐代才出现。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建筑发展的鼎盛时期，建筑气势雄大，造型质朴，体态道劲。由于唐代建筑有了统一的规划，建筑归“礼部”所管，因此有了等级制度的划分。依附在建筑上的色彩也就自然成了等级和身份的象征：黄色成为皇室特用的色彩，皇宫寺院采用黄、红色调，红、青、蓝等为王府官宦之色，民舍只能用黑、灰、白等色。唐代盛行直棂窗，窗根上的纹样有龟锦纹及花纹繁密的球纹等。室内壁面上往往会有壁画，天花板形式很简洁。这时候的彩画构图已初步使用“晕”，它对以对晕、退晕为基本原则的宋代彩画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在使用花纹方面，除莲瓣以外，窄长花边上常用卷草构成带状花纹，或在卷草纹内杂以人物。这些花纹不但构图饱满，线条也流畅挺秀，还常用半团窠及整个团窠相闻排列，以及回纹、连珠纹、流苏纹、火焰纹及飞仙等富丽丰满的装饰图案。可以说，唐代是用色彩来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
3宋代建筑色彩艺术：主流文化的印证
唐宋建筑一脉相承，宋代建筑是唐代建筑的继承和发展。但宋代建筑比唐代建筑规模小，秀丽、绚烂而富于变化，出现了各种复杂形式的殿阁楼台。受唐代建筑的影响，宋代建筑主要以殿堂、寺塔和墓室建筑为代表，装饰上多用彩绘、雕刻及琉璃砖瓦等，油漆在这一期开始大量使用，建筑构件也开始趋向标准化，装饰与建筑的有机结合是宋代的一大特点。受儒家理性主义和禅宗的哲理作基础的宋代社会思想所致，宋代建筑用色喜用稳重而单纯、清淡高雅的色调。自唐玄奘在佛庙中引入风格开始，至宋代，印度佛教文化开始渗透到中国文化各个角落，宋代建筑寺塔的装饰尺度合理，造型完整而浑厚，苏州的虎丘塔、泉州的仁寿塔便是宋代典经之作，建筑颜色突出为红色，屋顶上或全部覆以琉璃瓦，或用琉璃瓦与青瓦相配合成为剪边式屋顶，彩画和装饰的比例、构图和色彩都取得了一定的艺术效果，因而当时建筑给人以柔和而灿烂的印象。宋代建筑的色彩充分反映了当时的主流文化，并且对后来中国建筑装饰文化的发展有着指导性的意义。
4元代建筑色彩艺术：宗教文化渗透下，风格秀丽而绚烂
元室以蒙古民族入主中土，建立蒙古政权，并迭西征，以展疆土，形成了地跨亚欧的大国。元朝由于民族众多，而各民族又有着不同的宗教和文化，元代传统建筑艺术在各民族宗教和文化的碰撞下增添了许多新的元素。由于蒙古族崛起于北方蒙古高原，因此受以北方工匠为主的外来工匠影响，元代建筑结构大胆而粗犷，艺术风格也狂放不羁。最为突出的是宗教建筑，从到大都建造了很多喇嘛教寺院和塔，带来了一些新的装饰题材与雕塑、壁画的创作手法。陆续兴建的伊斯兰教礼拜寺开始和中国建筑相结合，形成了独立的风格，装饰、色彩也逐步融合起来。与汉族传统风格不同，高浮雕是元代雕刻中的优秀作品。人物姿态、神情十分雄劲，图案生动的气氛热烈，喇嘛教的雕刻题材和手法给予明清建筑艺术不少影响，尤其是对官式建筑影响较大。元大都是元代建筑的点睛之作，《中国建筑史》记载：“此宫壮丽富赡，世人布置之良，诚无逾于此者。顶上之瓦，皆红黄绿蓝及其他诸色，上涂以釉，光泽灿烂，犹如水晶，致使远处亦见此宫光辉，应知其顶坚固可以久存不坏。”可见元代建筑色彩艺术不仅在视觉上有了较大的突破，色彩更为丰富，而且在使用功能上也有了长足的发展，较好地延长了建筑的使用寿命。元代宫室建筑在承袭唐宋建筑风格的传统下，建筑装饰纹样倾向平实、写实的路线，宫殿建筑的色彩和图案更为精湛，风格秀丽且绚烂。
5明代建筑色彩艺术：鼎盛时期的开始，浓重悦目、细致华丽
明朝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进一步加强，明太祖的休养生息政策极大地推进了明代手工业的生产，手工业技术突飞猛进。明初立国南京，建筑主要仰赖江南工匠。永乐移都北京，北京宫苑建设，以南方工匠为主。形成了严谨、工丽、清秀、典雅的明代建筑风格，颇具江南艺术的风范，只是经过皇家贵胄的渲染，明代建筑体量宏巨，色彩浓重。虽更改了江南雅淡之风，但其根系，实与江南建筑相近。砖的生产大量增加，琉璃瓦的数量及质量都超过过去任何朝代。官式建筑已经高度标准化、定型化。房屋的主体部分，亦即经常可以得到日照的部分，一般用暖色，尤其爱用朱红色；格下阴影部分，则用绿蓝相配的冷色。这样，强调了阳光的温暖和阴影的阴凉，形成悦目的对比。
建筑色彩的施用，在中央集权的明代封建君主制下仍然受到等级制度的限制，在一般民用住宅建筑中，多采用青灰色的砖墙瓦顶，梁枋门窗多采用本色木面，也显得十分雅致。
明、清时期，藏族和蒙古族的喇嘛教建筑在元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寺院建筑由于有一些比较完整定性的装饰手法，这就使寺院中许多建筑的外形有着共同的艺术特点。墙很厚，收分很大，窗很小，因而建筑显得雄壮结实，檐口和墙身上大量的横向饰带，给人以多层的感觉。这些特点在艺术上增大了建筑的尺度感。在色彩和装饰上则采用了对比的手法。教义规定：经堂和塔刷白色，佛寺刷红色，白墙面上用黑色窗框，红色木门廊及棕色饰带、红墙面上则主要用白色及棕色饰带，屋顶部分及饰带上重点点缀镏金装饰，或用镏金屋顶。这些装饰和色彩上的强烈对比，有助于突出宗教建筑的重要性。
明、清时期的伊斯兰教建筑以维吾尔族的礼拜寺和玛扎为代表。这类建筑窗户棂条的组合使用了各种精巧的几何纹样。维吾尔族建筑装饰的种类很多，而最出色的是拼砖、石膏花饰、彩画和窗户棂条的组合，多种装饰往往综合使用，形成华丽细致的艺术气氛。
6清代建筑色彩艺术：建筑色彩的颠峰时期，油漆彩画盛行，施色走向复杂化
清朝统治者入关后，封建君主制进一步加强，皇权更为巩固。手工业生产水平比明朝有较大提高，规模更加扩大。在此背景下的清代建筑色彩的施用越来越复杂，其色彩功能突出装饰性，这一时期最突出的就是“油漆彩画”。围绕彩画形成了一系列与建筑文化相关的内容，彩画的功能演化成装饰。清代后期，等级制度使建筑颜色两极分化，艺术表现寓于内容要求。清代官式建筑以金龙合玺为最荣贵，雄黄玉最贱。宫殿地位最重要，色彩也最强烈；依次为坛庙、陵墓、庙宇，色彩的强烈程度也递减而下：民居最普通，色彩最简单，其建筑一般不施彩画，即使有的也只在梁枋交界处画“箍头”。清代台基一般为砖石本色，重要建筑用白色大理石。如北京紫禁城的颜色是红黄色的，与紫禁城相联的周围一些重要建筑都是红色，屋项则呈现绿色，而其他的北京建筑颜色大多是灰色。清代琉璃瓦的使用极为普遍，黄色最尊，用于皇宫及孔庙；绿色次之，用于王府及寺观；蓝色象天，用于天坛；其它红、紫、黑等杂色用于离官别馆。
明清建筑装饰，是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许多规模宏大的宫苑、陵寝，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很出色。建筑装饰风格沉雄深远，映射出了明清全盛时期皇权的声威。直到清代中叶以后，建筑的装饰图案或彩画生气才开始低落，唐宋装饰的风采已经踪影皆无，由于过分追求细腻而导致了琐碎和缺乏生气的局面。
7近现代建筑色彩艺术：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下，复古风行
时期，受西方的影响，建筑系统变了，色彩关系也变了。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租界，在西方设计理念的影响下，建筑重新突出材料的本质色彩，建筑颜色衬托了建筑载体的功能。
近现代的中国建筑在欧美国家取消建筑装饰的影响下，开始步入了重现代技术和新材料的运用，不重装饰的阶段：装饰性的花纹图案已不多见，建筑装饰除功能和施工技术的要求外只能在符合功能、技术的门、窗及实墙之中寻找理想的格局
建国后，“”卷袭全国，与中国其他领域所受到的破坏一样，建筑创作也受到了极大摧残，灾难性的政治运动使得中国建筑被极不恰当地要求必须体现某种被歪曲或吹胀了的“政治”概念，于是全国各地所谓的“万岁馆”如雨后春笋、城市中心广场或其他标志性城市建筑中也出现了称之为政治具象象征主义或抽象象征主义的建筑作品，无原则的模仿北京国庆十大建筑的“创作方法”盛极一时，在混乱的政治格局中，中国建筑色彩一改往日丰富绚烂的特点，成为了单一而枯燥的东西。在这样的文化浩劫中，中国传统建筑装饰色彩所赋予中国建筑深刻的人文精神和美学意义荡然无存!
8结语
本世纪中国古代文论在世局艰困的大环境下起步，凭着少数学者的学术自觉与抱负，从传统诗文评的基础上，建立了学科的规模格局，而为数不多的大学，相继设立文论史以至文论专书的课程。透过建制，树立学科地位，更有效培养研治古文论的专门人才，普及有关的学科知识。当今中国古代文论在中文系知识结构中比重日益增强，是抗战前的草莱状态所始料不及的。由于古代文论是中文专业的重头戏，近年来，“教程”或“选读”这类讲义式读物和补充教材如雨后春笋，反映社会对有关知识的入门指导需求甚殷，显示古文论已经是中文系课程结构中理所当然的部分。港澳地区专业院校中文专业无不开设文论史或文论专书如《文心雕龙》等必修或选修课，一直维持1949年前国内大学的课程架构，未受国内和台湾这样那样的外来干扰，学术问题有较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讲者尽情发挥，悉性解读，没有官家意识形态的框架，亦当然不存在外来的扶持，所以一切精彩皆尽在课堂的教学，如徐复观之在新亚研究所，苏文擢之在中文大学，陈湛诠之在岭南学院，他们的讲论，各自展示精彩的生命演绎，文字撰作反而不显真面目。所以，若计较学科文字成果，港澳地区实无足观，根本不可和大陆及台湾相提并论，但薪火相传，于言传身教的过程中，令学科宗绪不坠，有赖于是。因此，于总结大中华古代文论研究，不能一概以文字成果来衡量。
学科的格局规模已根本确立，当下只有补充与修正，但不表示修补的功夫次要，其实同样耗费学者精力；前修未密，后出转精，经过代代努力，方能令学科达至比较成熟的状态。学科的发展犹如生命体，新陈代谢，势所必然；而遗传基因，亦令生命体代代保存其独特面目。尽管学科内容有更新补充，亦不会令古文论的学科格局面目全非。因此，学科前辈不必因后起之秀的冲击而耿耿于怀，而秀出学者亦不必以一时创发而盛气凌人，甚至党同伐异。近数年司空图和《诗品》的论争是一例。无论怎样说司空图和《诗品》，都不足以影响一门学科的格局，若学界目光紧盯着此，反酿成不必要的意气之争，由此而导致的偏颇，加深了中国学术界的门户之见，这实非文论研究之福。因此，学术胸襟在未来古文论学科发展至为重要，古文论的学术生命，兴旺与否，实有赖坦诚的治学态度，以宽容互赏相激励；宽容是对不同见解的肯定，互赏不掩善；不因人废言，亦不以一眚掩大德。方今很多研究重复“劳动”，原因实不全在学术消息的不灵通，更多的是有意抹杀。这只会导致学术研究在原地踏步，甚至萎颓不振，对学术的新陈代谢极为不利。因此，既需尊重权威，也要重视无名后进，同时更需要独立思考判断。文学研究含强烈的个性特点，能独立思考，不囿成说，是显露研究个性的起步，学术生命始见苗头。至于视学术为公器，研究者以公心对待学问，则尊重个性特点的同时，可免于固步自封，自以为是的走火入魔的地步。因此，新世纪的古文论研究，应该驰骋广漠，学术格局恢宏，而造境精微，各尽其才，各展所能，带领整个中国文学研究的步伐，尽现轩昴的生命活力。
古文论的研究带有综合的性质，既主导文学才情的舒展，也包容哲学浩博精微的造境，亦蕴含史学通鉴全局的识见，至于文献考索等求实的朴学功夫，自不可免。现今藏上海博物馆的先秦楚简，知情人士相传有先秦儒家诗学文辞，若传言属实，则大可补充先秦至汉一段时期的文论内涵，而更重要的是令学术界正视儒家在文论构建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从学术思想深处慢慢矫正百年来文学研究界简慢儒学的积弊。不过这批竹简文字久不刊布，未知是否独占材料的私心作祟。材料固然重要，但对古文论这门学科而言，其大体规模已定，即使材料完全公布，亦属补充性质，不可能改变学科的外延和内涵，因此，对这些出土新材料亦不必寄予厚望。反之，在传世文献中，还存在多不胜数的材料留待发掘整理，就以明代文论及古代文体论来说，黄佐的《六艺流别》便久遭忽略；至于唐宋儒家著述中的文论材料，亦多不受重视。若不先存简慢之心，以求真备全的态度治学，则传世文献中文论材料的整理，犹如对新世纪学科的“基础建设”。整理材料，解释材料，若先入为主，适足以入主出奴；因此，通鉴全局的史识至为重要，以识力驾驭材料，真伪自可鉴别，轻重自有鉴裁。若死守当今学科的分类领域，便不可能开出恢宏的学术生命。 畛域分明，是当今学院派学术的特点，但对古文论研究来说，无疑筑墙自困。古文论研究和学术思想及哲学的关系至大，古文论在很大程度上对文学的哲理性省察，像孔子以《大雅》中“思无邪”一语概括《诗三百》，引诗以说诗，背后便有非常深刻的哲学意义，若草率地以泛道德论来解说，再任意引申为儒家重道轻文，则与原意相违不啻千里。若把“思无邪”放在向重“中庸”的儒家义理来理解，结合《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的批评，便不可能率意妄断。因此，罗宗强教授力主文学思想的研究，实深得学科三昧!复旦大学中文系主持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已完全刊布，在世纪结束前为学科的总结奉上珍贵的献礼；至于《原人论》等三部专著，从三个方面树立古文论的大旗，学术之功甚伟。新世纪初期，文学思想的研究和整理应提上日程，透过文学思想打通艺与道的畛域，重新接上艺道并存的文学传统。
论文关键词：建筑装饰卷草纹比较文化
论文摘要：本文由建筑装饰中的卷草纹谈起，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出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使我们从更广泛的角度认识东西方装饰文化。
建筑装饰的形式和内容十分丰富，潜在的精神象征意义博大精深，我们从建筑装饰的形式中选取植物纹样——卷草纹作为切入点，以比较文化的角度对东西方建筑装饰的差异进行分析，探讨建筑装饰在不同的民族、地区和时代所体现的不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征。
植物纹样在世界各国的建筑装饰中大量存在，其中卷草纹是不同文化形态中最具代表性的植物装饰纹样，卷草纹的首次出现，对装饰艺术史有着极大的意义。东西方的卷草纹装饰，彼此具有内在的联系。对于卷草纹究竟属于何种植物，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理解，从形式和构成规律方面看它们非常相似，都以植物藤蔓为纽带，互相交错，以叶片为点缀，穿插少量花蕾，具有连续性。无论东方的忍冬纹还是西方的莨苕纹，都以线条的生动构成有机纹样，使人们感受到一种植物纹样风格化和生成过程中所承载的人类情感。
一、古代中国和埃及的卷草纹饰
中国的卷草纹样出现于公元300年前后，在宫殿、庙宇等建筑装饰中较为常见。中国卷草纹最初称为忍冬草纹样，随佛教一起传入中国，多少带有宗教的含义。任何宗教性质的符号，只要具有艺术的潜能，都能随着时间而成为主要的或纯粹装饰性的母题。当一个母题因为与宗教意义有关而被频繁地在各种领域别是建筑上运用时，就会产生定式。忍冬纹以及与之同源的莲花纹样一起，在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发展，主要体现在当时的石雕、壁画等装饰中。南北朝时期的装饰艺术具有极强的超现实主义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汉灭亡后，三国鼎立，数年战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渴望摆脱现实进入美好的精神境界，此时佛教传入中国，各地开窟造像，敦煌莫高窟便始于此时。这种风格对卷草纹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使之具有自由、随意、唯美的特点。忍冬纹的特征为三瓣叶或四瓣叶图形，以富有变化的组织形式构成有节奏的图案，其中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四方连续等不同构成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卷草纹不断变化，这种最初的宗教装饰符号，其原始的含义逐渐被淡化，到唐代演变出更加丰富的形式。唐代建筑装饰风格华丽富贵，卷草纹样与葡萄、莲花、石榴、牡丹、宝相花以及祥禽瑞兽等纹样相融合，创造出极富理想主义色彩的植物装饰形象，以其流畅舒展的风格用于建筑的石雕、木雕、藻井、门饰、壁画等方面。
古埃及人最先创造了纪念性建筑，他们用极其耐久的石头建造神庙和陵墓。古埃及艺术是最先把植物的形象加以改变，使之成为装饰形式的，有两种植物与埃及文化紧密相连，即莲花和纸莎草。古埃及的卷草纹样以莲花、棕榈、纸莎草为主题构成藤蔓，花和花蕾点缀在卷曲的茎叶之间，形成优美的曲线，这种纹饰被认为是卷草装饰的基础。莲花和纸莎草生长于尼罗河岸边，莲花象征美好，纸莎草可用于书写，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它们在埃及文化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常用于建筑柱头、柱身、壁画、门楣等装饰。埃及建筑装饰本质上是象征性的，是东方文化中将宗教与政治结合起来的强有力代表，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装饰，更是为了表达民族自身的观念、情感和思想。
二、古代希腊和罗马的卷草纹饰
我跟莫先生的相识是在学生时期。那时在系里常常会见到一位体格消瘦但精神矍铄的老人，每每见到学生，总会露出一种慈善而略带天真的笑。从其他老师那里知道，这就是跟随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数十年的莫宗江先生。老师们在谈起莫先生的时候，总会带出一种敬佩的语气说，莫先生无论是绘画还是绘图功力都很深，梁先生的著作与文章中的许多图版与插图都是莫先生绘制的。还有的老师带着感慨和教诲的语气对我们说，莫先生的艺术感觉极好，在他的谈话中，时时会蹦出艺术的火花，要学会从莫先生那里“偷”学问。从那时起，我就对莫先生就产生了一种景仰的心情，很希望能够聆听先生的授课，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中国古代建筑史课程几乎处于被取消的状态，除了在系里偶尔见到先生的身影外，很难与先生有交流请教的机会。那时，除了因为有关《营造法式》问题而请教，一段时间内与先生有过较多的接触外，真正能够拜在门下师从于先生，是在1978年考上研究生之后。
莫宗江先生是广东新会人，生于1916年，1931年他15岁时，开始师从梁思成、林徽音、刘敦桢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作绘图生，并主要承担梁思成先生的助手工作。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以其勤奋好学与聪颖智慧，不仅在绘图技巧上，而且在学术与艺术造诣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莫先生的水彩画、钢笔画，及墨线测绘图，意境高雅，笔触潇洒。他绘制的西蜀王建墓中人物雕刻的写生画，以及大量精美的测绘图、古建筑速写，都堪称艺术佳作与绘图典范。晚年时，莫先生还曾钻研国画。留下了许多国画习作。
莫先生的水彩画画的好在系里是有口皆碑的，我曾有幸在系资料室看到过一幅先生的水彩画，是抗战时期在四川出土的五代王建墓中为墓内棺椁基座上的乐女人物像所绘的写生，在光线幽暗的墓窟中，一个五代乐女盘腿而坐，手抚鼓瑟的形象，仅用了淡淡的几笔，且用的是与实物十分接近的浅灰的色调，却将人物的神态表现得栩栩如生，而其色调仍不失墓窟石雕的苍古氛围。据说，这只是先生所绘王建墓中一系列雕刻人物绘画中的一幅。他的许多画随着动荡的岁月与变迁的时代，已经渐渐地失散不存了。
莫先生看我们用针管笔画的图，看着那缺乏弹性的线条，有时候会笑。然后就讲起他是怎样用鸭嘴笔的，使用鸭嘴笔是要磨的，还要防止墨的流淌，更需要学会掌握手上的力，才能做到所绘线条的精美。然后，他就拉过我们的手，轻轻地在手心示意，让你感觉到画图时应该运用的那微妙的力。先生绘画与绘图功夫的厉害，还可以从梁思成先生论文与著作中的许多插图中看出来。而莫先生自己在《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中有关山西榆次雨花宫的研究文章中，插入的几张他自己亲自手绘的插图，其线条之简单流畅，其对对象表现的把握之扼要自如，使每一位读到过这篇文章的人都会叹为观止的。
莫宗江先生追随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先生，为中国建筑史学科的确立，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与保护，做了大量的工作。梁思成先生在学术上的许多拓荒性工作，如对数千座中国古建筑的调查与测绘，发现与研究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应县木塔等重要古建筑等，都包含了莫宗江先生的大量心血。关于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梁思成先生的许多文章中略窥一斑，而且，作为弟子的我也曾有幸从莫先生那里听到过一些。
莫先生常常说起的一句话是，自己是十分幸运的，可以同时与几位大师共同工作、学习了数十年。莫先生说，艺术的感觉，是看出来的。梁先生那里的书很多，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国外的书，还常常能够听到梁先生与林先生在那里点评。而且，跟着两位先生，走了那么多石窟寺与庙宇，看的多了，眼睛就把握的准了。艺术，特别是雕塑艺术，包括建筑物上的装饰雕刻，其线条，其刀法，其衣饰、其面的凹凸，有时就差那么一点点，就有了艺术上的优劣差别。要紧的是要用心地去观察、去触摸、去感觉。
莫先生特别提到了1937年他跟随梁先生与林先生在五台山考察发现唐代建筑佛光寺大殿的过程。他说，那个时候的他们高兴极了，一直深陷于发现、研究与考察的兴奋之中，直到完成了考察工作，回到太原时，才得知了北平已经沦陷的消息，心情又忽然变得十分沉重。他曾谈到，那一年他辗转回到北平，从长安街上走过，看到在东单附近有日本军人在操练中，用枪瞄准过往的中国人时，内心的悲愤感觉，无以言表。按照营造学社的安排，学社成员们分散各自撤离北平，辗转到了天津，再乘船去往了南方。
先生也谈到了在中国营造学社在四川李庄时候的情况，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还要继续进行学术研究，《营造学社汇刊》第七卷，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艰苦条件下，用手刻蜡版与油印的方式出版的，我看过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料室保存的这一卷汇刊，不仅因纸张的简陋与粗糙而为当时条件的艰苦卓绝所感触，也为字迹的工整与插图的精美而感叹，其中无疑也有莫先生的许多心血。莫先生说，那时候梁先生常带他们到四川各地做古建筑的调查、测绘与研究。有时，实在太困难，没有经费作调研工作，梁先生就带着他们到住所附近的电线杆上作攀高爬杆的练习。这种练习的目的是为了在今后测绘古建筑的工作中，能够更快捷，更熟练地获得测绘数据。
可能正是有过这样的训练，加上多年的古建筑测绘实践，即使是到了花甲之年，莫先生的身手仍然不凡。记得1979年莫先生带我们一行研究生们去山西应县木塔考察参观时，先生一边兴奋地滔滔不绝地讲着，一边登塔，到了塔的第三层楼梯处，先生忽然一跃就顺着木楼梯的扶手，攀上了三层与四层之间暗层的梁架上。当时的我们几乎是一楞然后，也有同学跃跃欲试，虽然是一些年轻人，却远没有先生的这身功夫。跟随莫先生考察时的体会就是，只要一到一座古建筑物面前，莫先生就会变得十分兴奋与年轻。他几乎总是会第一个就攀上梁架。在蓟县独乐寺，在福州华林寺，在杭州闸口白塔，在正定开元寺钟楼，我们都曾跟随莫先生攀上梁架做过草测。一边画测稿，一遍丈量一些重要的数据，以便能够带回来做进一步的研究分析。
莫宗江先生对建筑与园林艺术有一种特殊的体验。凡是听过莫先生讲中国古典园林课的，都会对中国古典园林产生浓厚的兴趣与深刻的理解。在文化革命以前，莫先生曾经指导过一位研究生，从事中国古典园林的研究。莫先生对研究论文的要求很高，所以，不满意的研究文稿，绝不发表，据说那位研究生的论文，因为没有达到先生的要求，而未能获得通过。莫先生的考察笔记、测绘手稿、及已经进行但尚未完成的文稿等，高可盈尺。除了抗战期间，在梁思成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关干山西榆次雨花宫的发表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7卷上的研究论文外，上世纪70
年代对辽代建筑河北涞源阁院寺大殿的所进行的研究，也是先生注入了大量心血的成果。莫先生指导我们几位研究生对福州华林寺大殿进行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史料、文献与测绘数据，否定了原来已经发表的华林寺大殿建于南宋时期的错误结论，明确肯定了华林寺大殿是建造于五代末的吴越王时期(时为北宋初年)这一史实，并对华林寺大殿与日本天竺样(大佛样)建筑之间的关联进行了探讨，从而为华林寺大殿确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奠定了基础。
听莫先生的讲课是一种享受。他讲课几乎不带讲稿，只在一张纸上，列着一个简要的提纲，随着自己的思路侃侃而谈，一堂课下来，会旁征博引出许多的历史故事。有时为几位研究生上小班课，大家甚至忘记了是在上课，不时地插话问先生。这样的课有时会不在意是否到了下课的时间，大家越谈会兴致越高。有一次陪莫先生在一个省会城市，受邀作一次演讲，起初，我还担心先生若不用讲稿，可能会像和我们小班课上谈天一样拖延了时间，谁知那一次演讲，先生条分缕析的讲了两个小时，时间把握的十分恰到。一堂演讲下来，我就为先生讲课时那潇洒轻松的风度与时间、会场气氛的把握能力所深深折服。
在福州的那段日子，每天晚饭后，我们会跟随他去散步，走在福州老城的三坊五巷中，穿梭在那些有曲线的风火山墙所围合而成的街巷中，街巷曲曲弯弯，时而还会在窄巷中，放出一块空间，置放几个石桌、石凳，或者还有一棵老榕树，就会透出一股南方传统城市特有的浓郁地方氛围。每到这种地方，莫先生会兴奋地问我们的感觉，然后加以点拨，讲出自己的道理。在后来的一路考察中，他也会时时地发问，比如怎样使园林的空间显得更大，中国园林的水系为什么那么曲曲折折，园林中的池岸为什么会那样处理，那些风火山墙的曲线为什么那么优美，中国古代建筑的反宇式凹曲屋面是出于什么道理，如此等等。莫先生对福建的山水与文化十分欣赏，他总是说，江南园林中的景观，是一种小家碧玉的感觉，福建的寺庙园林就不一样，福州鼓山、厦门南普陀，都将寺庙与大气磅礴的山景、石景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古人的摩崖石刻，给人一种雄浑的南国风韵。福建人重视书法，即使是街头巷尾张贴的一纸告示、通知，甚至讣告，其文字书法都很不俗，为什么福建民居建筑中风火山墙的轮廓线，不像其他地方那样是直线的，而是一些自由而道劲的曲线，这也许就是其中的原因所在吧。在这样的交谈中，一种耳濡目染的学习，使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有了深刻的体验。
莫先生与陈明达先生交往很深。陈先生家一度住在石碑胡同，莫先生常常会在周末骑自行车，从清华园到石碑胡同，两个人会聊得很久。我有幸陪先生去过陈先生家一次。看到两位老者，谈论起《营造法式》中的学术问题，会是那么津津有味，绝没有一点枯燥的感觉。莫先生是艺术感觉极好的人，思维也十分敏捷，交谈中常常会蹦出思维的火花，陈先生又是十分严谨扎实的人，在学术上一丝不苟，两个人谈起来无拘无束，有时还会争执起来，听这两位前辈学者的一席交谈，简直就像是参加了一场有趣的学术沙龙会。我常常记起一位老先生对我说过的一句话，莫先生是一个宝库，关键是要善于从他那里去捕捉，去发掘。在莫先生看来，学术乃天下的公器，在与学生及同行的交流中，他几乎是毫无保留地抛洒自己的学术新见。凡是与莫先生有过长时间交谈的人，都会对莫先生在海阔天空般的漫谈中，不时流露出来的真知灼见有深刻的印象。
其实，莫先生是一位述而不作的人，对学问有很深的积淀，从与先生的交谈中，常常能够感受到他智慧与思想的充溢，但先生却从不轻易动笔。也许因为对身后之名淡薄之至，所以，不是做到深思熟虑的东西，他是绝不肯落墨的。这也许是莫先生毕一生之力于建筑史的研究，讲起课来思路开阔、知识纵横裨合、引例趣味四溢，且十分熟谙绘画、雕刻艺术，但留给我们的文字却不是很多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时常在想，若是先生身边有一位助手，随时将先生日常言谈话语间流露出来的一些思想火花记录下来，将先生草绘的图，加以仔细的整理，一定会有许多有相当分量的建筑历史学术成果问世。
我和我的研究生同学钟晓青的硕士论文就是由莫先生在认真思考后所确定的，这是一个真实的研究课题，题目是对位于福州市越王山下的华林寺大殿进行系统的研究。从结构于造型上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一座建造于唐宋间的木结构建筑。由于南方现存古代木结构建筑如凤毛麟角，这座建筑的重要性就更凸显了出来。这座建筑的被发现是20世纪50年代的事情，最初，由地方文物工作者对它进行了一个初步的研究，认定这是一座建造于南宋时期的木结构建筑。因为这样一个断代，其历史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所以，最初仅仅将其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正是因为其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认识，这座位于福建省委大院中的南方最古老的木结构建筑，在中因为要为省委机关车队让出一个通道，而遭遇了“截肢”手术，即将大殿清代时所加建的前后檐廊截除，使大殿进深变短，从而紧贴前殿身铺设了水泥道路。万幸的是，尽管大殿遭此不幸，尽管大殿中的佛像被野蛮地摧毁，但在当地文物部门的努力下，将大殿木结构古代原构的主体部分保留了下来。
1979年，莫先生到福建考察，他一眼就被这座宏伟的木构建筑所吸引了，经过一番研究之后，莫先生认为这座建筑应该早于南宋时期。就莫先生的直觉，这座建筑有可能是晚唐至五代时期的遗物。于是回到北京以后，莫先生就将这座建筑选定为我们的论文研究目标。在国家文物局与福建省文物局的支持下，1980年春，我们师生三人就进入了这座建筑的现场。
在莫先生的带领下，由福州文管会的杨秉伦先生密切配合，我们对福州华林寺大殿的主体部分进行了详细的测绘，并翻阅了大量资料。莫先生和我们一起穿梭在梁架之间，仔细的寻找每一点历史上可能遗留下的蛛丝马迹。在经过大量文献阅读，及相关史料的比对，并对唐宋时期的木构建筑的各种比例、做法进行了系统比对的基础上，我们基本确定这是一座建造于五代末年吴越王时代的建筑，其具体年代是公元964年，时间虽已进入北宋时代，但当时的福州仍然在五代吴越国的范围之内，故仍应看作是五代晚期的木构建筑。而且，可以肯定地说，这是现存中国南方年代最为久远的古代木结构建筑，比原来所知南方最早的建造于公元1013年的北宋时代宁波保国寺大殿还要早49年。
莫先生还敏锐地察觉到了这座建筑与日本大佛样(天竺样)建筑的关系。以圆润的月梁以及复杂的插拱为特征的日本廉仓时期一度出现的大佛样建筑，一向被认为是古代日本特有的建筑形式，而莫先生认为福建地区建筑中大量使用插拱(丁头拱)的做法，和华林寺(以及宋代建造的福建莆田元妙观大殿)中所使用的肥胖圆润的月梁，与日本大佛样建筑之间很可能
有所关联。我们在莫先生所指导的硕士论文中，将莫先生的这一猜测做了详细的论证。后来又有资料证明，在韩国12世纪的木构建筑中，也有与华林寺在造型意匠上十分接近的圆润月梁的做法。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韩国与日本的同一类建筑，主要是建造于相当于北宋时代的公元12世纪左右，而华林寺大殿却是公元10世纪的遗物。显然，具有浓厚特色的日本大佛样建筑以及韩国同一时代的类似建筑，很可能是从福建地区传入的。这也突显了华林寺大殿在东亚古代建筑史，以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地位。
正是由莫先生所主持的这一重要研究，使得华林寺大殿获得了它应有的历史地位，并被认定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的是，在后来所进行的对华林寺大殿的保护修复工程中，从事修复的工程技术人员没有能够及时向莫先生请教，我们也已经毕业而去，没有机缘参与这一重要修复工程，因而，当我们知道这座千年的古老建筑为了给省委机关让路而被整体移动了数百米，并被简单地恢复到了五代时的样子，而将后世增修的历史信息完全抹去，同时，还将其油漆一新的时候，心存的遗憾也就难以言表了。
莫先生也是一位对学问孜孜以求的人。他考察古建筑时，总会亲手绘一些草图，并草测一些数据，回到家里就把测稿铺开，边画图边做分析。记得莫先生曾向我展示过一次他那高可盈尺的研究手稿，笑着说，将来退休了，可以将这些研究深入下去。我也曾接下这个话茬说，有条件我来帮您整理这些手稿吧。其实，我知道真正能够整理这些手稿的人，必须是他身边的人，我曾几次对先生的公子莫涛说，这是你的一笔财富，你应该花点气力把这件事情完成。可惜莫涛也是一个十分忙碌的人，在中国文物保护研究所工作了近20年，在祁英涛等老先生的指导下，一直在一些国保级的文物建筑修缮工地上辛勤劳作，实在没有机会坐下来做这样一些繁琐细致的研究整理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莫先生的书法功底很深，写得一手好字。对好的书法作品也十分喜爱和欣赏。记得我们在福州城内的三坊五巷中考察、调研中，在一家清代建造的老式大宅院中，看到了一位沈姓的老者每日习字，所写的字贴就晾在穿堂的桌案上，老先生习的是颜体，笔力浑厚道劲，莫先生看了就赞不绝口，后来才知道这位老先生是清代林则徐亲戚家中的后人，是当时福州最为人们称道的书法家。由此，也可以看出莫先生的眼力之强。后来，这位老先生还书赠了莫先生一贴对联，写的是林则徐的话：“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这是沈老先生为知者书，可谓君子之遇也。
退休以后，莫先生忽然对国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开始每天练习国画。记得有一次到先生府上，见屋里挂满了山水画稿。以我的眼力，每一幅加以装裱，都是很好的作品。那时的莫先生身体还好，绘画的兴味还很强，他说，吴昌硕60岁才开始学画，我现在习山水，还不算晚吧。看着莫先生那似乎带有某种天真感的笑，真为先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艺术的那种毕生的不懈追求而感慨。莫先生还喜欢体育，常常由公子陪着去打网球。他那瘦削的身体，倒很像是一位身手不凡的网球运动员。如果不是因为年轻时吸烟留下的隐患，相信莫先生还能有时间为他所钟情的建筑与艺术事业做很多事情。
莫先生也是一个极有毅力的人。他曾经烟瘾很大。有时一下午的讲课，他会一根接一根地抽完一盒烟。1979年因突犯肺炎而住进了医院，医生告诫说，不要吸烟了。从此，烟瘾如此大的老先生，竟然许多年不再沾烟了。记得1980年，我和莫先生出差，住在同一个房间，夜晚两人同在书桌旁查阅资料。看到入神的时候，莫先生左手翻着书页，右手却伸向书前方在摸索什么，在一旁的我急忙问，您在找什么？先生从入神的恍惚状态中摆脱出来，看着自己伸出的手，又天真地笑了。他说，我在摸火柴。我想，这一定是先生挑灯夜读时的一个习惯性动作。然而，与先生交往的多年中，包括我们连续数月的一路考察、调研，有时十分忙碌和疲劳，但莫先生从来没有再吸过一根烟。曾经烟瘾很大的他，要克服这一切，需要付出怎样的煎熬，是可以想见的。
后来，在年近80的时候，先生还是罹患了肺癌。先生住院期间，我去看望，他仍然是那种很开朗、很天真的样子。值得庆幸的是，手术还是成功的。到了20世纪的最后两年，先生的肺癌再次复发，这时已经到了有病乱求医的地步了，当时，先生曾住在北京南郊大红门外一家自称可以用中医草药治疗癌症的民办医院中。我几次去看他，已经感受到他身体的日益赢弱。后来，又转移到了北大医院。那是1999年，似乎已经可以听到新世纪的脚步声了。我仍时而去看他，久被疾病折磨的莫先生已经显得更是消瘦了，声音中也透出因病魔的纠缠而身心疲惫的感觉，但心中似乎还仍然蕴藏着一团对未来充满憧憬与渴望的火，只要精神好，他还会谈些与建筑历史有关的话题，话语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谈历史，谈建筑，谈建筑史的未来，也谈新世纪，他似乎还有许多的话没有说完。那时的深切感觉就是，莫先生多么希望亲眼看一看新世纪的曙光，多么希望还能为他所投身一世的建筑历史研究与古建筑保护事业再尽一份力量。还有几次他喃喃地说，要是能够见到21世纪，他还想做些这个，做些那个。似乎，他仍然还有许多学术理想没有实现。我总是被先生这种孩童般的天真与执着所感染，在聊作安慰的寒暄中，向苍天默祷。然而，先生还是没有能够听到新世纪的钟声。最终带着一生的辛劳与一路的风尘离我们远去。
老子《道德经》有云：“道之为物，唯恍唯忽。忽恍中有象，恍忽中有物。窈冥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2]学问如道，恍兮忽兮，其中有象。治学问者如精，其要在真，其中有信。因而可以说，其象其物，块莫大焉，其真其信，理莫深焉。其言不讳，其意也长矣。在回忆的恍惚中，以这样的话来结束这篇短短的文字，或是对先生音容的追想，更是想在先生的墓茔上，再培上一土，愿封植兮永固，俾斯人兮不忘[3]矣。
注释：
1．本文是在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为编辑《建筑史解码人》 书向笔者所约稿件的基础上略加修改而成的，因为是纪念性文字，仍然用了原有的标题，因为这题目似更能表达笔者对于先师的景仰之心。
2．引自老子《道德经》上篇“道经”。
3．引自韩愈《韩愈集》卷13，杂著三，“河中府连理木颂”。
关键词：叶县县衙；明代；建筑风格；建筑艺术
身为一个叶县人，以前我并没有深入了解学习家乡的点点滴滴，直到一次巧合的机会，源于我的“国家大学生创新性试验计划项目”，我又重新回到了家乡，开始了对叶县县衙的相遇、相知、相爱……
叶县县衙是国内至今保存得比较完整的为数不多的古代县衙之一。据清同治《叶县志》记载，明初洪武二十九年（1396）在县城东街路北建县衙，主持其事的是主簿蔼文昭，“时天下初定，诸事草创，文昭参赞政务，昼夜勤劳，县署学舍，悉所经理，治县渐张，皆其力也”。明朝县衙经明末战火，破坏十之七八，仅馀大堂五间。清朝开国，旧县衙不堪使用，便于十字街东另辟新址，建新县衙，以示万象更新。经不断增修，到同治年间（1862—1874）形成一个完整的建筑群。叶县县衙坐北朝南，大堂为整个建筑群的中心所在，巍峨壮观。
县衙的修复工程巨大，县委、县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整个修复工作严格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较好地保留了明清风格。修复后的县衙由大堂、二堂、三堂及所属的东西班房、六科房和东西厢房以及监狱、厨院、知县宅、西群房、虚受堂、思补斋、南北书屋、后花园、大仙祠等，共41个单元、153间房屋，是目前国内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衙署。叶县县衙作为我国古代的地方政权组织，它不但在那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在今天，它也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内涵：
一 县衙建筑
县衙大堂前的卷棚，主体采用天沟罗锅椽勾连搭连接的作法，是高级别县令在建筑形式上的反映，在我国古代的木作技术中更是罕见，对于研究古代建筑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 县衙戒石铭
叶县县衙的戒石铭，是县衙内唯一一座碑式官箴。碑高2.1米、宽1.28米，厚20厘米，坐落在大堂前甬道正中。明嘉靖《叶县志·公署》有“戒石亭在仪门内”的记载，而叶县县衙正是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所建，作为明代县衙，戒石亭在甬道正中，与史实记载吻合。“戒石铭”碑正面书“公生明”三个大字，碑背面则是由北宋著名书法家、曾任叶县县尉的黄庭坚书写的官箴，内容是：“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此为官警句。
三 县衙楹联
叶县县衙卷棚中间的楹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卷棚两梢间的楹联为：山色壮金银唯以不贪为宝；江流环铁石居然众志成城。大堂有楹联曰：我如卖法脑涂地；尔敢欺心头有天。二堂有楹联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三堂楹联曰：一尘不染邪思永退；两袖清风正气长存。叶县县衙的楹联其实就是叶县县衙的人文历史，代表着叶县县衙的古往进来。这些楹联已成为叶县县衙的一道靓丽的风景，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包蕴了社会对执法者的官德渴求。自古以来，人们就认为官风决定民风，官风正，民风淳，官德好，百姓就会起而仿效。
叶县县衙建筑群中轴稳健，两翼开张，主次分明，布局严整，堂楼祠宇，错落有致，既能体现地方政治核心的威严，又照顾到了方方面面的实用，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建筑群具有其独特的建筑艺术风格。它打破了“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狱房居南”的传统礼制思想。采用了“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寝、狱房居东”的独特建筑群体布局手法，同时，整个建筑群融南北风格于一体，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深邃森严，变幻无穷。整个叶县县衙古建筑群甬道相连，庭院衔接，一步一院、一院一景，相映成趣。回到家乡，回顾和整理作为一笔重要政治遗产的县衙制度文化，特别是通过考察和解读所存较为完备的河南叶县县衙这一历史缩影，了解它的历史原貌和历史发展，探寻其根植于中国这块土地上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历史渊源，借鉴其优秀的设计手法，对于今天我们从事建筑设计亦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看过一句话，说是在21世纪的建筑设计中，人们特别重视建筑设计所包含的文化要素，因为建筑设计的核心是一种灵魂文化设计，一个没有蕴含文化的设计至少是一个不成功的设计，因为“建筑文化”是“建筑艺术”的内涵，“建筑艺术”是“建筑文化”的外现，没有一定深度的文化内涵，建筑顶多只能达到美观，不能上升到真正艺术的高度。真正的建筑艺术作品，必须具有深蕴的文化内涵。从建筑的最本质的意义上理解，建筑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文化，建筑是文化之魂，因为建筑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反映时代的面貌，它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更是人类文化的纪念碑。它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三者的高度统一体。如河南叶县县衙始建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就是目前我国现存的古代衙署中唯一的明代县衙建筑群。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和历史见证，是一座十分珍贵的文史资料库。
总之，建筑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文化；中国古建筑是我们聆听中国历史韵律的绝好媒体，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只有让“怀旧”演变为一种“时尚”，才能使与我们朝夕相伴的情感建筑、文化建筑展现出无限生机和活力！才能使中国古建筑（如叶县明代县衙等）唤回它应有的历史、文化和灵魂。
参考文献
[1]《叶县志》.河南叶县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主编.中国古籍出版社出版.1988年7月第1版.
[2] 王建辉，易学金主编.中国文化知识精华.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第1版.
[3] 东南大学.潘谷西主编.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1月第5版.
[4]《县衙楹联与官德修炼》，《政策瞭望》，袁浩，王晓杰.2009年第6期.
[5]《明清时期衙署建筑制度研究——以豫西南现存衙署建筑为例》牛淑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80页.
论文关键词：传统村镇，旅游发展，研究历程，展望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周庄、宏村和同里等一些传统村镇旅游的名声鹊起，目前中国传统村镇旅游发展已经走过二十年历程，相关研究也随着这一过程不断扩展加深。
1 概念界定与研究概况
1.1概念界定
（1）古村（镇）
中国古村落保护与发展委员会认为，古村（镇）就是那些上朔源头在明清之前、至今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村寨聚落。但学术界却对此存在异议研究历程，争议的焦点即是在如何定义“古”字上。刘沛林(1997)[1]认为古村（镇）是古代保存下来村落地域基本未变，村落环境、建筑、历史文脉、传统氛围等均保存较好的村（镇）；丁怀堂(2007)[2]认为只要满足以下4个条件的村（镇）即为村（镇）：一要有比较悠久的历史，而且这个历史还被记忆在这个村庄里面；二要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这个遗存包括物质的，还包括非物质的；三要基本保留原来村庄的体系；四要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2）历史文化名村（镇）
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设置的一种保护制度，200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文物保护法》中明确提出了历史村镇的概念，即保存文物特别并且有重大历史价值或者革命纪念意义的城镇、村庄。2003年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又对此概念作了进一步完善，认为历史文化村镇是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村镇论文提纲格式。
（3）传统村镇
刘沛林（1997）[1]将古村镇与传统村镇进行对比，他认为二者基本是等同的，只是提法不同而已。陆林(2006)[3] 认为传统村镇是建筑遗产、文物古迹和传统文化比较集中研究历程，能较完整地反映某一历史时期的传统风貌、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清代以前建造或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有重大影响的成片历史传统建筑群、纪念物、遗址等，基本风貌保持完好的村镇。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古村镇、历史文化名村（镇）和传统村镇在概念上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传统村镇可以涵盖所有历史时期中保存完好的具有较高历史、文化、艺术和科学价值村镇。历史文化名村(镇)是由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从众多传统村镇中评选出来的被专家认定为具有重大保护和纪念意义的传统村(镇)。古村落在时间上有一个区间限制，即明清之前的传统村(镇)。如图1-1所示：
图1—1
关键词：西安城墙；遗址公园；生态学
1 前 言
景观生态学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兴起以来，逐步融合现代地理学和系统科学之长，将景观与区域资源、环境经营、管理结合，形成既突出综合整体性和宏观区域性，又有特色景观和生态过程的学科。景观生态学理论主要是利用生态学基本规律，将人工与自然结合，实现景观的动态生长和能量循环。依据生态学理论，景观规划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保证景观生态的完整性，多样性和连续性，形成“斑块——廊道——基质”完善的生态格局，实现生态景观的连续化和完整化。
在景观生态学中，斑块是指不同于周围背景的、相对均质的非线性区域，在旅游区，它主要指游客的各种消费场所，如景点、宿营地、旅馆等。从景观资源上讲，指自然景观或以自然景观为主的地域，如森林、湖泊、草地等。廊道是两边与基质有显著区别的狭带状土地，也可以说是带状斑块。主要起的作用是景观连接和景观分隔以及生物的迁移（通道）、过滤（阻隔）、栖息地等，主要包括：条形廊道，带状廊道和河流廊道。基质是斑块镶嵌内的背景生态系统或土地利用形式。一般指区域的地理环境及人文社会特征。
西安城墙遗址公园，是为保护明城墙遗址主体而建立的公园，其主要最本质的目的是遗址的保护，同时为市民提供一个娱乐休闲的场所，然而在西安城市不断发展的今天，其这种功能定位逐渐不能满足城市和居民的需求。论文从城墙遗址公园的现状研究入手，找出其问题所在，根据景观生态学基本理论，构建出城墙遗址公园设计策略。
2 城墙遗址公园现状及存在问题
西安城墙遗址公园主要指的是环绕城墙，主要包括：明代城墙、护城河、环城林带三位一体的立体化公园（如图1），总面积1224ha。主要分为四个区域：东段结合团结水库改造，主要以水景、花卉区为主；南段以大兴路改造为契机，将建仿古民居群，中间是连片绿地；西段以直城门遗址展示为中心，在环城区域建设一些汉代景观；北段主要是绿地广场。环城公园以古城墙为主线，辅以环城绿化，护城河，风格古朴、粗犷，有野趣，具有浓郁地方特色。
本文主要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及现状调研三种方式对城墙遗址公园的东南段的现状进行研究分析，总结公园主要存在的问题。
2.1 访 谈
对象：甲；年龄：71；性别：男；时间：2013，10，23，9：48am
我：老爷爷，在锻炼呀？ 甲：额
我：你家离着远不远？ 甲：不远，跑到这里就十来分钟
我：你们天都来呀？ 甲：恩，差不多每天来2次
我：你一天都来这呆多长时间呀？ 甲：呵呵，这个不确定，差不多2，3个钟头吧
我：你认为这个公园咋样？ 甲：可以呀，已经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了，就是这些器材有些地方多，有的地方少，像靠近我们那边就少
我：你认为公园还应该增加点什么呢？ 甲：增加点器材
我：那老爷爷谢谢啊，我走了，你锻炼吧 甲：额
2.2 城墙遗址公园现状研究
通过对城墙遗址公园的现状调研，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类整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问卷调研。
对城墙公园调研共发放300份问卷，有效问卷289份，通过对问卷整理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游客社会人口特征
遗址公园的旅游人群以21～40岁的群体为主，约占41%（如图2），主要来着周边，其中居住在500以外的游客最多，约占43%（如图3），游客数量周末明显增长。日常周边居民居多，以锻炼为主；周末较远的居民较多，以观景游玩为主。人们在园内主要进行健身、交谈、休息、跑步、打牌等活动，中老年人自发组织进行秦腔、豫剧等传统戏曲的演奏及弹唱。
（2）游客对公园的建议
在对公园的满意程度调研中，认为公园现有设施已经足够的游客约占13%（如表1）。同时大部分游客也反映出：公园设施欠缺，需增加且应形成体系。吸引游客来公园的主要原因是公园的环境宜人、景观优美，南段健身设施较多，适合人们锻炼身体。
2.3 主要存在的问题
2.3.1 规 划
遗址公园规划存在一系列问题：城墙遗址公园基于西安明城墙文化设计的，然而整个公园中城墙文化主题不够鲜明，缺乏对城墙文化的深层挖掘，没有文化氛围；特色不明显，与一般性的公园差别较小；遗址公园不同分区的识别度差，公园东南段可分为广场区、健身区、休闲区以及园林绿化区，但每个分区缺乏差异性；遗址公园的重要节点设置在城市主要道路旁边，造成交通不便和人们使用的不安全，有些区域的交通缺乏标志指示，路面崎岖不平；缺乏公共服务设施如商店，安全设施不到位造成老人和小孩的使用不便。
2.3.2 环 境
遗址公园的环境较差：附近的污水随便向护城河排放，造成护城河脏物乱漂，气味难闻而且无人治理；河道全部被渠化（如图4），而且离河岸太高，没有任何亲水空间；公园内的锻炼设施分布过于集中，造成部分居民的使用不便，缺少居民的林下锻炼场所。
2.3.3 管 理
遗址公园管理不合理，遗址公园不同的区段分属不同的行政单位管理，造成各行政单位各自为政，缺少统一协调。
3 西安城墙遗址公园设计原则
3.1 原则之一：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
对于遗产，主要有三种改造方式：保护，重建，改建。保护方式主要包括：完全保护，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目前主要采用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方式，最主要的途径是建立遗址公园，使遗产能够传承，避免静态的保护。
西安城墙遗址同样是通过建立城墙遗址公园，一方面保护古代的城墙，另一方面为周围的人们提供一个休闲，锻炼的场所。然而当今遗址的保护方法很多仍然只停留在物质实体的层面，缺乏对城墙脚下的居民生活氛围的保护欲营造，使城墙文化没有自身的归属感。因此城墙文化不仅包括遗留下来的建筑物，构筑物等实体空间，还包括当地的自然面貌，民风民俗，社会生活等。从而真正实现西安城墙遗址的保护与传承。
3.2 原则之二：规划与管理相结合的原则
规划不仅是一项技术手段，也是公共政策，作为公共政策，其必然体现出管理的属性，对于遗址的保护，规划与管理同样重要。建立西安城墙遗址公园是城墙遗址传承的手段，而管理则是传承的保障。如果只重视规划，而无管理，则规划必然是空中楼阁。因此如果希望实现规划的目标，必须将规划与管理结合，对于西安城墙遗址公园应该是将管理与规划相结合，分区规划，统一管理，形成统一的有序的整体。
3.3 原则之三：生态性原则
在当今生态性规划设计越来越被人们接受，根据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西安城墙遗址公园生态性，不仅表现为景观的生态性，更应该包括文化的生态性，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古代遗址与当代利用融合，构建出生态性的遗址公园。论文参考景观生态学的景观结构的构建手段，主要从构建廊道、斑块、基质三个方面入手。廊道一般呈现为线性通道，主要结合西安城墙遗址公园的文化、生态、休闲生活等方面构建复合型廊道；斑块作为生态系统中重要调控点和关键点，主要结合公园的不同场所空间进行设置，形成以城墙遗址为基础，城墙文化为主题，具有复合功能的生态性公园的基质。
4 西安城墙遗址公园设计策略
4.1 构建复合型廊道
西安城墙遗址公园作为遗址性质的公园，其应体现出多样的功能属性。通过构建复合型生态性廊道，将公园的不同功能属性整合于公园廊道之中，主要包括休闲廊道、文化廊道、生态廊道。
4.1.1 建立休闲廊道
西安城墙，长达13912m，呈线性空间，将公园的游玩、娱乐、健身等空间均质的融合于廊道之中，形成休闲廊道空间。这样便于城墙脚下的居民就近选择休闲空间，有效的减少交通空间，缓解交通问题。休闲廊道上设置不同休闲空间，同时结合其他廊道空间设计，其宽度不应小于7m。
4.1.2 建立文化廊道
西安古城墙包括护城河、吊桥、闸楼、箭楼、正楼、角楼、女儿墙、垛口等一系列古代军事构筑物，构成严密完整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这些体现城墙军事文化。利用这些遗址要素，确定文化主题，结合文化设施，融合城墙文化展示，教育等功能，形成具有特色的西安古城墙文化廊道。文化廊道有机结合其他廊道空间，其宽度不应小于7m。
4.1.3 建立生态廊道
古代护城河作为城市的防御，如今其防御功能逐渐消失，其渠化的堤岸和护坡，不仅需要定期的维护加固，还阻隔生物群落间的交流。公园设计时将水岸做成生态驳岸，结合景观节点.拓宽部分水面，采用“编笼装石”的护岸技术，打破，生硬的混凝土驳岸，并沿河分层种植水生植物，使护城河沿线形成生态廊道。生态廊道有机结合其他廊道空间进行设计，其宽度不应小于7m。
4.2 构建生态型斑块
斑块作为不同于周围背景的、相对均质的非线性区域。构建生态型的斑块，主要是通过设计广场、公园节点、特色建筑以及绿化区实现人与自然，现代与传统间的交流，人与自然能量的闭合循环。对于广场应该注重广场的主题文化，一方面反映出广场的周边文化特色，另一方面根据城墙脚下土著民的生活特点，行为特征营造出地域性的广场空间。公园节点的设计注重节点的主题与联系；每个节点的主要表现形式如以雕塑为设计元素，还是以建筑为主要形象，以及以现存遗址的保护形式等。对于绿化斑块要特别注意植物的配置，应该尽可能的利用本地的乡土植物，避免大量使用外来植物，一方面可以减少造价，另一方面体现本地的特色。
在遗址公园生态型斑块设计时，应该注意不同斑块的属性与形式，不同的斑块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根据不同斑块的特点，选择不同的设计手法和构建方法。
4.3 构建特色型基质
构建特色型基质指的主要是通过廊道、斑块的建设，构建出区别于其他的特色区域，对于构建西安城墙遗址公园特色基质，除了构建复合型廊道和生态型斑块，还需要从城墙脚下居民生活、社区风貌等人文环境方面入手。居民生活是特色形成的基因，需要传承与延续，西安城墙遗址公园需要营造良好人文环境以培育和传承特色人文基因，构建出特色基质。
5 管理与教育
规划与管理其实是一个不可分割的过程，规划效果的好坏取决于规划管理的好坏。因此规划目标的实现，需要加强管理，建立有效的管理机制，为规划目标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机制设置的同时需要对人们进行教育，加大保护遗产，爱护环境的宣传，提高人们的爱护遗产保护环境的认识。将规划，管理，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完整的遗产保护保障系统。只有这样，规划的理念与目标才能得到实现。
6 结 语
西安城墙遗址公园的设立对城墙遗址的保护有很好的作用，同时为城市市民提供了一个便利的锻炼休闲的场所。论文通过实地调研，发现遗址公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引入景观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从廊道、斑块、基质三个方面提出遗址公园设计策略的建议，以期望真正实现遗址公园建设的目标，将城墙文化真正的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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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传统园林 形式 空间 意境多元化 新式体现
中图分类号：F8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6）10-0178-01
1 引言
中国传统园林作为中华传统文化历史长河中璀璨的明珠，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园林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与思考，
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的发展，现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自然条件、交通条件、人们生活的尺度的改变，中国传统园林不可能停留在传统中止步不前。“真正的传统是不断前进的产物，它的本质是运动的。”我们应该用现代的视角来审视中国传统园林，达到所谓的“去芜存精”。
2 中国传统园林的独具特色的造园艺术
中国传统园林能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其成长过程，固然受政治、经济、地理等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但从根本上来说，与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以及思维方式有着直接关系。从空间布局，到造园手法以及造园要素的选择与组织，直至意境的营造都是这种哲理和思维方式在园林艺术形式上的具体表现。
2.1 中国传统园林的“设计思想”
中国传统园林是中国人宇宙观和自然观的体现，也是中国人哲学和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哲学家往往通过直观体验，用心体会宇宙时空的流逝，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同时，中国传统园林也包含诗情画意的心境，传统园林理论的奠基者文人们用十分含蓄的方式在园林中为自己创造另一片诗情画意的世外桃源。
2.1.1“天人合一”和谐之美
中国传统园林的的设计思想集中体现着古代朴素的世界观和宇宙观。园林是人类对理想环境的模拟，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这种观念的一部分。
中国传统园林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自然崇拜有着深刻的联系。其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是传统园林中极具代表性的观念，一方面表现出天与人的对立，令一方面也表达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对自然山水的崇拜，为后世形成我国特有的山水文化奠定了基础，并深刻地影响着文学、绘画、诗词和园林艺术。
于此同时在这种世界观领导下的儒家与道家文化也深刻的影响着中国传统园林文化，二者互补互生，共同奠定了传统园林文化和谐的基调。在园林中，道家的思想和典故在园林中反复的出现，甚至成为符号化的景点配置，异化成为主人修养的特征。尤其是景点的名称以及匾额的来由，更是具有浓烈的诗情画意。[2]
中国传统园林以自由的精神实现了道家的理想，也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2.2 中国传统园林独特的“设计手法”
我们常常所说的园林实际上是由两部分构成的：实体和空间。实体就包括园林中的建筑，假山、水体、植物等造园要素，它们产生视觉形象的主体；而空间是指包围实体的空场，是人们休憩游赏所必须的。实体构成空间，空间围绕实体，这是两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3]。中国的传统园林运用造园要素营造优美的园林空间，组织各个园林空间，创造出一系列典型的的空间格局，到现在仍然有非凡的借鉴意义。[4]
3.对中国传统园林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现代风景园林的启示
现代风景园林的服务对象是大众，每个人生活经验、文化知识、艺术素养的差异，会导致对意境感受的不同，因此需营造易于大部分公众领悟的，符合现时代审美情趣的意境。
3.1 设计思想
3.1.1 传达出以人为主体对自然的感受
中国传统造园家既以“自然为师”，把自然山水作为造园的原型，又反对拘泥自然山水，完全照搬自然的局部或典型片断，而是追求“高于自然”，借助对艺术品的模拟和艺术手法的运用，将自然从原型上升到艺术的高度，
3.1.2 体现出多元化的意境――尊重场所精神
由于中国传统造园中“天人合一”意境的体现和“诗情画意”的表达，过多的注重于象征寓意上，古代士大夫所追求的超脱隐逸、虚静、清逸、淡远的审美情趣，难以契合现代人简洁、明快、开朗、大方的审美情趣，因此这种象征寓意正逐渐淡化，以至于无法被现代人所感知。因此现代中国风景园林的意境设计应走出传统的束缚，在中西文化多元交融的背景下，探索多元化的意境。
3.1.3 因地制宜的创造出地域性景观
中国的传统园林，雄浑威武厚重的北方皇家园林，轻盈灵动的江南园林，都是因地制宜创造景观的典范。现代园林应以自然空间为基础，结合当地人文景观的形成机理，利用地方材料、工艺，营造与自然空间相协调的人文空间以及满足游人观赏和游憩需求的各种人工设施。从而使作品呈现出强烈的传统的和地域特征，具有表述性而易于理解。[1]
4.小结
传统不是是静止的，而是随着时代的潮流在同步的前进着的。现代的风景园林有了中国传统园林如此优秀的先驱，加上现代风景园林师对传统的积极探索与研究，积极的将传统与现代结合，地域性与国际性结合，探索传统园林的新式表达方式，同时倡导多元化意境的表达，相信在不久现代的中国园林一定能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另一个时空里与中国传统园林交相辉映，和出一首穿越古今的园林赞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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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王向荣.四盒园-空间和诗意的花园 [J].风景园林，2010，2.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礼乐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影响不仅表现在建筑形式上，更在建筑审美的精神层面上有着显著作用。在车重传统建筑观的基础上发展现代建筑是我们至今关注的重要问题。
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文化中一个涵盖面极广、影响极深的文化范畴。它涉及的范围大到朝廷典章，小到民间日常生活的进退起居，几乎包括了精神文化的所有领域，其影响之深远超过了任何一种思想理论。
“礼”，是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一切社会观念的基础。它体现在社会政治制度中，也体现在思想理论、文化艺术和民俗心理等各个文化层次中。“乐”，包括了音乐、舞蹈、诗歌等所有的古代表演艺术。它是礼的艺术化表现形式，是礼的精神和艺术精神的综合体现。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等级伦理;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礼和乐的紧密结合，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和文化艺术互相作用，相辅相成的发展趋向。这一现象在中国古代的建筑艺术上也有鲜明的表现。
1“礼”对建筑的影响
“礼”的本质是“序”。在我国古建筑中的体现就是中轴对称、突出重点，纵向的空间序列发展要主从分明。这在宫廷建筑、祭祀建筑、学校建筑、宗教建筑，以及大型的民居建筑中表现得很明显。
建筑的空间序列是体现秩序感的最好方法。不仅宫殿如此，就连民居建筑的组合形式也是如此。儒家宗法伦理，成为居室建筑表现的主题。
1.1同姓聚居，家和为贵
中国传统民居的分布多为聚族(姓)而居。从同族村落、坞寨，同祖的府第到同宗的庭院，皆以血缘为纽带。就平面布局而言，中国传统民居多为向平面展开的组群布局，绝少高高耸立的楼房。向平面序列展开的平房，由若干个单体建筑构成庭院，再由一个个庭院组成村落或坞寨。这种以组群的对称、和谐创造“和睦”之美的布局形式，实际上便是宗法伦理中“家和万事兴”观念的反映。为了家族成员的和睦相处，因而在建筑布局上淡化个体而强调组群，而且用墙围合成一个个向心力极强的家庭院落，以增强家庭的凝聚力。墙内为一姓之家，墙外为异姓之地。院墙，成为家与家之间在地域与心理上的分界线。
1.2尊卑有礼，男女有别
中国传统民居的布局讲究正室居中，左右两厢对称在旁，这实际上是宗法伦理中“礼”的体现。家族中的礼主要表现为父尊子卑，长幼有序，男女有别。因而在居室的安排上父母之居称正屋;一般安排在整个组群的中轴线，居中在上，以显示其在家庭中的至尊地位。在正屋的两边，对称排列东西两房，归子孙辈居住，称为“厢”。“房，旁也，室之两旁也”。很显然，房对正屋而言，属于从属地位，这与其居住者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吻合的。父与子的居室除了在座落方位上有别外，往往在建筑规模、室内装饰与陈设上也有尊卑之分。父辈所在的正屋建筑面积较大，其基座高低、台阶级数都在一院之中居首。屋顶式样也是一院中最高级的。至于室内装瑛，更是主次分明。
在重视父子尊卑的同时，传统居室的布局也注意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的原则。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妇女的地位逐渐下降，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宗法伦理对男女之别的要求重在限制和规范妇女的行为自由与人身自由。反映在居室的布局上，首先表现为男居外庭，女居内室。一般情况下，妇女不能擅自步出院外，外人亦不能轻易入内院。古代将女人所居之处称为“闺房”。由此可见，闺房，必定是处在院内幽僻之处，并有层层门户隔断，避免与外界交往。人们习惯上将妻子称为“内人”、“内室”，实际上便是妇女在居室布局中身份的反映。甚至有的地区在住宅内专修狭长的弄堂，供妇女和仆役行走，以避免他们经过，干扰礼仪性极强的厅堂。
1.3以堂为尊，崇祖敬宗
堂不仅是活着的家长之居所，同时也是祭祀祖宗的场所。传统的宗法观念认为，一族一家之祖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在天之灵仍会关照在世的子孙，视他们“孝”的程度赐福降灾。因此，人们选择家庭居室中最尊的“堂屋”为祖宗立牌位，举行祭祖活动，以显示对祖宗的尊重和孝敬。同时，也证明目前与之同处一堂的家长受祖宗认可和庇护，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可动摇。由于“堂屋”既为在世家长之居，又为在天祖宗灵位之所在，因而家庭中最重要的活动一般也在堂屋举行，成为家庭成员集汇的场所，颇有氏族公社时的“大房子”遗风。既然“堂屋”在家族居室中的位置是如此重要，因而整个居室建筑的安排自然以它为核心，在布局安排上皆位于中轴，居中在上，周围的建筑皆以其为轴心，通过封闭的院落，形成强烈的向心力。
北方的四合院，长辈住正房，下辈住厢房，前后辅助房间则为家奴，下人的住房，整个庭院的建筑秩序象征着家族内部的伦理秩序(图1)。
南方民居的堂屋天井组合也是如此。堂屋是家族的象征，正中供奉祖宗牌位，家族内部重大事务都在这里进行。以堂屋为中心进行组合当然是家族伦理秩序的最理想的形式，若是大家族的聚居便以几个甚至成群的堂屋来组合。湖南岳阳县的张谷英村便是典型。张谷英村是从明代遗留至今的两个大家族聚居村落之一，目前住在村中的2 000多人全部是张氏后裔。村中建筑按家族组合形成完整布局，平面为“丰”字形结构，中轴线上一连几进堂屋，两边分别对称地伸出几道横向分支，每一分支又由几进堂屋组成。每一组分支的堂屋由一个分支家族居住，而每一间堂屋以及两边的厢房则由一个家庭居住。整个建筑群的布局形式就是一个完整而形象的宗法家族社会。几进堂屋中以最后一进堂屋为上堂，祖宗牌位就供在这里，这里是家族最高权威的代表。下面则按辈份大小，远近亲疏依次排列。在这里，建筑空间的序列感表现为一进又一进的堂屋，造成了伦理秩序的森严感和家族权威的神秘感。民居中尚且如此，那么皇宫建筑中那重重宫门、进进院落就更不用说了。
2“乐”对建筑的影响
“乐”的本质是“和”，即以令人亲切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形式来陶冶人的性情，调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建筑中体现就是不求严格对称、无明显的主次之分，根据需要自由组合宜人的空间尺度和体量。总的来说，给人一种精神上的舒适感，乐的这种特点主要表现在园林建筑和文教建筑中。
书院，作为一种具有综合功能的文教建筑，其组合方式是礼的秩序和乐的和谐相结合的典型。书院建筑是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的形象体现。作为教学场所，它有授课的讲堂、自修的斋舍和藏书楼;纪念名人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因而它必须有专门的祭祀建筑;陶冶性情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因而有条件的书院还必须有园林。一般较大的书院就是上述这些功能的综合体，如何把它们统一起来，这中间就涉及到一个观念形态和建筑形式相结合的问题，礼和乐在这里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教学是庄重、严肃的，因而讲堂、斋舍、书楼一般都按中轴对称布局来体现严格的秩序感;而作为书院师生休息和陶冶性情的园林建筑则完全是寓着“乐”的审美意义。在另一层意义上，所有这些建筑的组合方式，也体现了一种乐的和谐，正如我们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一样，哪里是，哪里是低潮;哪里需要庄严，哪里需要欢快，这种和谐的组合，就是乐所追求的最高理想。
建筑艺术包括设计、营造与欣赏、使用两个阶段，文人不仅直接参与园林、书院等建筑的建造，同时也是这些建筑的主要使用者。他们在这类建筑中从事高层次的文化活动，或吟诗作画、读书思考，或讲学授徒、著书立说，以他们超脱尘世、简朴自然、清静高雅的生活方式，增加了建筑的文化气氛，充分体现建筑所要达到的“物我融合”的意境。
由于寄情山水、崇尚自然之美，因此文人对各地的风景名胜关注颇多，留下了大量描绘赞美名山胜水的诗画佳作。而且，文人们在观察再现自然景色的同时，将风景名胜加以总结，归纳出各地的几“景”，促进了它们的集中、凝炼和发展，使之渐渐成为概括各地文化建筑特色的景点。而在这些景点处又有很多极有特色的楼台亭阁等风景建筑，它们一方面表现了当地的自然景色之美，另一方面，在不断的兴衰变迁和重修改建之中，也融进了文人对于景点的认识、理解，甚至想象和发挥。例如，朱熹在湖南讲学期间，曾专为长沙岳麓山的风景取名题额，使这些风景集中起来变成赫曦台、道乡台、道中庸、极高明、翠微诸亭等建筑景观，出现在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附近，并成为书院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原有景点共同形成新的山水名胜。至今，赫曦台等史迹仍保存在岳麓山之下，并依然是人们旅游观光、赏景抒情的好去处。可见，无论文人园林、书院或风景建筑，它们在空间、光、影、色的艺术表现的同时，还有声音的艺术表现，文人们朗朗的读书声、优美的琴声与大自然的风声、雨声、潺潺流水之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幅有声有色、动人心魄的建筑画面。这也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礼乐文化互相融合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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