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6 15:42:46
导语：在语言哲学观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关键词：形合，意合，翻译策略
“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论文大全，翻译策略。”(Eugene. A. Nida 1982: 16) “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王力，1954）“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申小龙，1996）
一、国内外对形合意合的研究
早在1936 年王力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就谈到了英汉的形合和意合的现象，这是形合、意合首次的提出；随后他又解释了形合、意合，比如：“你死了，我做和尚。”（《红楼梦》）“在西洋语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咱们不能说‘你死了’是‘如果你死了’的省略，因为在平常的语言里不用连词的时候比用连词的时候更多。”但是在书中王力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式，他只是指出形合和意合复杂的句子之间的条文语义关系的翻译途径。
19 世纪做出卓越贡献的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宏包特，对汉语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没有用意合这个词语，但他研究指出:“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是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和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二、形合意合的哲学文化差异
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气候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这使得英美民族有很强的战胜欲和征服欲。因此，他们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对立的。论文大全，翻译策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传统哲学，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16世纪理性主义在欧洲盛行，它强调科学的实验，注重形式论证，同时主张客体分明，因此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具有重个体、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的鲜明特征。英美民族思维模式的特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重形合、讲形式、求结构上的严谨。一般认为，西方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分析性的，他们习惯于把考察的对象从其所在系统中分离出来，实质原因在于西方哲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论传统，它着力探究的是名与实、形式与物质之间形而上的区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类概念之间形式逻辑的推理。逻辑范畴观使语句中各成分依约定形态按逻辑等级各处其所，进而要求每一成分自身须具有显著外在特征以昭示它与其他成分的位次关系，从而使英语等西方语言呈现出形合的外在特征。
中国地处较为封闭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外部大自然的压力，因此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汉民族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综合的，它与中国古典哲学上的“天上、物我皆可合而为一”的整体观相伴而生。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体现的实质在于对事物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把握，使汉民族在思维运用上呈现长于整合、善于提纲挈领的综合性特征。论文大全，翻译策略。整体思维有整合作用，使我们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重于对语句的融会贯通，凭着经验和上下文语境去意会和补充语句的整体内容。因此，中国人重视不同事物间的联系，注重整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宏观调控”、“顾全大局”、“构建和谐社会”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词和句法上就是文、质合一，言、象合一，象、意合一，体、用合一。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汉语这门语言中，就表现在汉语在造句、谋篇上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形态突出外显，思维通过形态变化等程式整合才投射为言语形式，过程一般比较复杂，而汉语则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素质，采取词语直接对接的组合方式体现为言语形式，直接实现思定于言的特点，意念少受形式的匡驭，呈现出意念主轴的简约性和便捷性。对于这一点，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评论道：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古典汉语具有一种惊人的高雅之美，它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关系，只凭语言本身而不必凭借语法形式来充分表达纯粹的思想。他认为汉语的独特长处在于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突出思想内容，将词与词的联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思想的序列和概念的相互关系之上。
三、形合意合的美学文化差异
《红楼梦》中对诸多人物体貌、秉性进行描述的语言特征均体现了美学认知层面的问题。
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迎春、探春：第一个肌肤微丰，和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
这些语符组合中所蕴涵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美学因子，本身就蕴涵着“可意会，难言传”的人文诗性意趣。这些朦胧模糊的诗性意趣必然要求译者在解码和重构的过程中对个性加以张扬，从而让译者潜意识地体现自身的审美倾向，发挥个人的才情秉赋和语言表现力。然而，基于科学纯理性主义的西方美学恐难以胜任此体认和品鉴的功能和作用。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四、翻译策略
汉语中的大量句式都是多个小句并列组合， 很少或者没有相应的连接词来表明小句之间的时间逻辑关系， 汉语中的这种现象就叫“意合”；而英语中，小句之间的连接词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现象就叫“形合”。针对这种翻译难题，大量使用的翻译技巧是：增译和减译。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1）从形合语到意合语 （增译）
①为了语法上的需要
an elephant 一头大象a pen 一支钢笔
②为了意义上的需要
Long-stemmed models ankled through thelobby.
身材修长的模特袅袅婷婷地从厅中走过。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增补副词）
③为了修辞上的需要
The sky is clear blue nowthe sun has flung diamonds down on the meadows and banks and woods.
此时已是万里蓝天，太阳把颗颗光彩夺目的钻石洒向草原，洒向河岸，洒向树林。（增补形容词和重复动词）
(2) 从意合语到形合语 （减译）
① 从语法角度进行减省
As it is late, let us go tobed! 不早啦，睡吧！ （省略连词as和祈使结构let us）
② 从修饰角度进行减省
有些词语在英语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汉语中却并非如此，翻译时如保留下来往往使译文显得累赘啰嗦。要使译文表达简洁通畅，有些词语必须省去或精简。例如：
To learn is not easymatter and to apply what one has learned iseven harder.学习不容易，应用更不容易。
五、结论
英汉互译时，无论从综合型的形合语向分析形的意合语转换，还是从分析形的意合语向综合型的形合语转换，根据需要，译文有时可以同时以形合和意合的语言来进行处理：
If you don’t let me go, I’ll miss the train.
你不让我走，我会误了火车。（意合）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就会误火车的。（形合）
参考文献：
[1]Nida, E.A. Translating Meaning[M]. San Dimas,
California: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2.
首先，从10项指标来看，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占据绝对量，两项之和53%(他引量25 %，他引影响因子28 % )。期刊评价指数如果想得到有效提升必须在这两项上下功夫。他引量指某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他刊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包括期刊他引量、博士论文被引量、会议论文被引量。他引影响因子就是该刊前2年在统计当年被他刊某学科的论文引用的总次数除以该刊前2年的总数。其实这两项在内涵上有着一致性，如果他引量上去了，他引影响因子自然而然就提高了。被引量也与他引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被引量是某刊自创刊以来所登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某学科论文引用的总次数。因此，在整个中文核心期刊评价中“他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这两项上急需提高，关键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在组织高质量的稿源上下功夫。这是提高刊物影响力的根本之道。期刊要想高被引，必须发表大量的高质量论文，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论文。作者写论文，最喜欢引用具有学科引领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论文。读者对专家的观点最为关注。二是编辑树立自觉意识。编辑不仅要有学术素养，而且还应有编辑素养，主动地研究期刊相关评价指标，总结期刊发展规律，合理、恰当地加以利用，提高编辑工作的针对性。
其次，被摘量和被摘率两项之和是10%。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类中文核心期刊论文被摘的检索工具包括4种二次文献刊物:}4)《人大报刊复印资料》，}2}《中国社会科学文摘》，}3}《新华文摘》，}4}《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其实这两项指标是一个数据两个角度。如果被摘量大了，那么被摘率肯定就高。二次文献的复印转载既是论文学术反响的重要体现，也是评价刊物重量高低的一项指标。因此，论文被复印转载是作者、编辑共同期待的事情。编辑、作者一道关注具有热点、焦点的学术问题，共同打造出具有创新价值的论文，以期引起二次文献机构的关注。同时还应积极向二次文献机构推荐所刊发的好论文，以便提高工作的主动性。
论文关键词：劝说，语用学，言语行为，综述
引言《现代汉语词典》对“劝”的解释是“拿道理说服、使人听从。”“劝说”是“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对某种事情表达同意”的意思。劝说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就有“劝说难”的感慨，西方国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建立了以传授劝说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人们已经从修辞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和广告学等多维度、多层次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近年来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和观点被广泛引入到劝说的研究，在界定劝说言语行为的基础上，对劝说言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于劝说言语来说，Austin、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预设、礼貌原则与Grice的合作原则和JefVerschueren的顺应论等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
⒈ 社会交往的角度
（1）劝说的言语行为研究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指说话者说出的这一个句子；言外行为是指说话者通过这一句话所表达的隐含的真实意思；言后行为则是指这一句话在听话人方面产生的效果，它与特定的语言环境相联系。Searle发展了Austin的理论,提出了实施言外行为的条件：基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预备条件、真诚条件。Searle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 Act),即用一个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完成另一个言语行为。
劝说通过某种交际形式(通常是语言),根据语境、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策略来实施一种行为,并以此来影响或改变他人的信念或行为方式。所以,劝说就是一种言语行为。（申智奇，2004）劝说者有目的地使用语言作为传播媒,且指向说话本身,是言内行为;博取劝说对象的好感与同情是常用的有效策略;传递某种信息指通过说话实现告知,是言外行为;影响、干预他人或一定群体态度和(或)行为指通过说话做事实现感化,是言后行为。（唐霞，2009）
劝说现象极其复杂，间接言语行为在劝说过程中使用频繁言语行为，主要可能是因为该行为所体现的劝说力往往受到礼貌原则的制约，表现得较为礼貌、温和，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因而易于激起人们的积极响应。同时也受到不同文化因素和适宜条件的制约。徐昌华（2002）认为劝说语可以通过疑问、推量、陈述、命令等间接言语行为达到劝说的交际功能。孙淑芳（2001）也认为间接言语行为（指愿望式、疑问句式、及带模词的陈述式）是劝告类言语行为的表达手段之一论文的格式。曹希绅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劝说可以采用间接言语，但是一定不要使对象对劝说内容产生歧义，否则将达不到劝说的目的。张明芳（2002）认为广告主更倾向以间接言语的形式传递信息，因为直接言语比间接言语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质疑和抵触，而间接言语行为能使消费者对广告产生积极地评价。王桂琴，刘长庆（2004）运用言语行为有关理论以书面语（印刷）商业英语广告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探讨了广告语言中的劝说力的问题。他们总结出英语广告劝说力的实现，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都是普遍使用的，但是直接言语行为（占56℅）多于间接言语行为（占44℅）。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日常语言的一些现象，对劝说言语的特点做了分析，总结归纳了劝说的策略和技巧，但是忽视了对情景与语境的研究。其次劝说过程中不仅需要劝说者实施劝说行为本身，还需要在听话人中产生一定的效果，当需要对人们的态度、观点的改变进行解释时，言语行为理论就显出了局限性。
（2）劝说的语用预设研究
预设（presupposition）也叫前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Frege）的著作《意义和指称》（On Sense andReference ）。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语义学的发展和语用学的兴起言语行为，预设就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何自然，陈新仁，2004）有关劝说的语用预设的研究也在这两年刚刚开始。预设在劝说过程中发挥着委婉功能、隐藏功能、自我保护功能，从而可以增强语言的劝服力。厉燕（2007）通过实例论证了进行劝说时可以采用潜隐说劝法将重点信息以潜隐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利于达到预期的劝说效果。唐霞（2010）对劝说语篇中的语用预设进行分类，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论证了劝说者利用人品预设、过程预设、内容预设和文化预设建立特定的话语假设，实现预设的劝说功能。语用预设所具有的特点和广告的语言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预设由此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广告实现其劝说目的，语用预设在广告语言中出现频率很高。张军益，高晓琪（2009）将广告语用预设分类，并且论证了预设在广告成功实现劝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闫毓芳，杨惠丽（2007），赵宏（2001）运用语言学知识，从语用预设在广告语中表现出的特征、分类以及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说明了不同类型的预设能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广告，为广告语发挥最大功效提供了可能性，增强广告的说服力。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语用预设对于劝说言语的产出过程做出很好的解释，可是说话人所预设的内容与听话人所理解的内容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语用预设并未解释劝说言语的理解机制。
（3）劝说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研究
美国的哲学家格莱斯(Grice)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又包括四项准则,每项准则又包括一些次准则：①量的准则,即给听话人提供充足的信息；②质的准则,即提供准确的信息；③关系准则,即提供的话语要彼此相关；④方式准则,即讲话要有条理,要简洁。唐霞（2009)认为合作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重要意义，劝说的价值在于促使对方选择合作并持续合作，赢得合作原则至关重要。张明芳（2002）、高契（2010）等从语用学角度运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理论分析广告语言的说服性。劝说的实质在于试图改变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威胁面子行为。劝说情况也并不像看起来言语行为，说起来那样简单。人们不仅选择使他们能够成功进行劝说的技巧，而且这些技巧必须帮助他们达到其他目标，即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要与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之中。Leech的礼貌原则能更好的解释劝说言语行为及策略。唐霞（2009）认为劝说者遵循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做到尽量少让别人吃亏让自己多吃亏,尽量多使别人受益少使自己受益,从他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隐藏或弱化自我利益和对劝说对象的不利因素,凸显和强化对其有利因素;遵循“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多用赞美少用贬低,减少双方的分歧和反感,增加双方的一致和同情,最终实现劝说目的。黄绅（200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多数人在通常的情况下会利用报答的方法来进行劝说，几乎没有人使用惩罚这种劝说方法。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劝说的目的在于试图改变劝说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劝说的方式要被劝说对象接受，在心理上产生好感。因此劝说者要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但是,合作原则在解释劝说言语行为时有自身局限性。Grice的交际理论基于交际双方必须合作的观点之上,而实际上劝说对象对劝说者经常持有敌对态度或没意识到劝说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劝说者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会根据具体的语境和被劝者的性格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4）顺应论关于劝说的研究
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的语用综观说认为把语用学看作是从功能方面对语言的综观比把语用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来研究更加科学和完善。顺应论是语用综观说的核心内容，它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根据语用综观说和顺应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的意识程度。在劝说言语产生的过程中劝说者通过不断地调整、协商、选择合适的语言，以便达到最佳的劝说效果论文的格式。
目前运用顺应论对劝说言语进行解释的文章并不多见。安美丽（2004、2010）通过对服装销售人员的语料分析，运用语言顺应论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服装销售语言进行了解释。她把商品销售中的劝说语言分为：顺应物理环境、顺应社会规约和顺应心理动机。邵广（2008）以顺应论为依据，结合劝说的三要素，研究分析了商品销售语言如何实现劝说的三要素，形成了商品销售劝说语言的框架。
顺应论提出了新的语言观和语言使用观，把语言当作整个人类和个体拥有的一种交际顺应手段。（谢朝群言语行为，陈新仁，2007）顺应论对劝说言语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解释，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关于劝说研究的补充，加深了我们对于劝说的了解。但是顺应论本身具有先天不足，即：“将‘顺应’看成一把万能钥匙，以解释所有的言语使用，有运用过度之嫌”（刘正光、吴志高2000）劝说的顺应论解释过于笼统和片面，因此也未能触及其本质。
⒉ 认知的角度
关联理论被看作是Grice合作原则的深化。关联理论把交流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为了达到交流的成功,对话双方必须要遵循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运用关联理论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目前国内有申智奇运用了关联理论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分析了商业广告如何实现劝说的目的。（申智奇，2004）劝说过程中，说话人期望通过劝说性言语在劝说对象的大脑里产生某种效果，比如控制思想，改变态度，诱发或抑制行动；说话人期望自己的意图能够被劝说对象识别；最后，说话人期望自己想要的某种效果能够通过劝说对象的识别而出现。关联理论认为只要有办法识别交际者的意图，交际就是有可能的。斯波伯和威尔逊把意图看作是一种心理状态，认为意图的内容肯定会在心理层面上得到表征，而交际者的意图直接改变的不是受众的思想而是认知环境，交际者之间相互认知环境的改变则会影响后续言语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因此，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劝说者期望通过所传递的信息意图强化或者改变劝说对象的认知环境言语行为，使双方的认知环境互明，实现劝说对象对劝说言语的认同，产生劝说效果，最终实现其交际意图。劝说是极其复杂的现象，对劝说的全面研究需要结合人类社会各个学科的知识，正如肯尼斯.伯克认为的那样：那些由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心理学家等所作的论断都能对语言学的劝说功能产生影响。关联理论集合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观点，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其主要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得到各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
小结：从以上劝说言语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语用学界对于劝说言语的研究多采用某一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劝说言语的特点以及语用策略。但是从认知模式、心理机制角度着手的少，因为没有从其认知本质出发解读，所以对劝说言语的生成和理解机制的解释不够全面。劝说是一极其复杂的人类交际活动，其背后有着特殊的心理认知机制，因此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给予界定将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劝说言语提供了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曹希绅.说劝心理和说劝技巧[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2]孙淑芳.俄语祈使言语行为研究[M].黑龙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3]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4]何自然主编,谢超群，陈新仁编著.语用三论：关联论.顺应论.模因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5]唐霞.劝说言语的语用研究[J]. 长沙大学学报, 2009，23（3）.
[6]郜峰.《红楼梦》劝说语的语用分析[J]. 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9,11 (26).
[7]徐昌华.关于劝说语的语用考察[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02,25(3).
[8]唐霞.劝说中的语用预设[J]. 陇东学院学报, 2010,21(2).
[9]厉燕.预设在说服学中的运用[J]. 语言应用研究, 2007.
[10]张军益，高晓琪.广告语言预设的元语用分析[J].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9(6) .
[11]闫毓芳，杨惠丽.语言预设在广告语中的应用[J]. 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7,6(2).
[12]赵宏.语言预设艺术在广告言语中的应用[J]. 贵州大学学报, 2001,2.
[13]张明芳.从语用学角度分析广告的说服性[J]. 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2,2(1).
[14]高契.广告语说服艺术的语用学探析[J]. 文史, 上月刊 2010.
[15]安美丽.服装销售交际语言的语用分析[J]. 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科版）, 2010,12(3).
[16]杜金榜.司法语篇隐性说服研究[J]. 现代外语（季刊）, 2008,31(3).
[17]蔡荣寿,邓杏华.跨文化交际中的劝说技巧[J].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27(4).
[18]李冬梅.销售劝说言语行为的实证研究[J]. 商场现代化, 2008 , 526.
[19]申智奇.关联理论对说服行为的解释[J]. 外国语言文学（季刊）, 2004, 4.
[20]邵广.商品销售中“劝说言语”的语用特点研究[D]. 大连海事外国语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8年.
[21]商珍.商务语篇的修辞劝说分析[D]. 广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22]孙文娟.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广告语言中的劝说手段[D].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
[23]黄坤.从跨文化角度分析劝说技巧[D].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年.
[24]丛丹.俄汉语劝告类言语行为对比研究[D]. 黑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9年.
[25]唐霞.中美“劝说”言语行为的对比研究[D]. 广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论文关键词：形合，意合，翻译策略
1．引言
英语、汉语两种语言分属印欧和汉藏两个不同的语系，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Eugene. A. Nida 1982：16）英语重形合（hypotaxis），句中各意群，成分之间都用适当连接词（connectives）组成复句，形式上比较严谨，缺乏弹性；汉语则重意合（parataxis），即更多地依靠语序直接组合复句，由于其句子成分用逻辑意义贯穿起来，结构灵活、简洁，不会引起误解。翻译中应该如何处理形合、意合现象？本文拟就英汉两种语言的文化差异及两种语言相互转换的翻译策略作一探析。
2．国内外对形合意合的研究
早在1936年王力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就谈到了英、汉语的形合和意合的现象，这是形合、意合首次的提出；随后他又解释了形合、意合，比如：“你死了，我做和尚。”（《红楼梦》）“在西洋语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咱们不能说‘你死了’是‘如果你死了’的省略，因为在平常的语言里不用连词的时候比用连词的时候更多。”但是在书中王力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式，他只是指出形合和意合复杂的句子之间的条文语义关系的翻译途径。
19世纪做出卓越贡献的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宏包特，对汉语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没有用意合这个词语，但他研究指出：“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是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和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3．形合意合的哲学文化差异
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气候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这使得英美民族有很强的战胜欲和征服欲。因此，他们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对立的。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传统哲学，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16世纪理性主义在欧洲盛行，它强调科学的实验，注重形式论证，同时主张客体分明，因此，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具有重个体、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的鲜明特征。英、美民族思维模式的特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重形合、讲形式、求结构上的严谨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一般认为，西方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分析性的，他们习惯于把考察的对象从其所在系统中分离出来，实质原因在于西方哲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论传统，它着力探究的是名与实、形式与物质之间形而上学的区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类概念之间形式逻辑的推理。逻辑范畴观使语句中各成分依约定形态按逻辑等级各处其所，进而要求每一成分自身须具有显著外在特征以昭示它与其他成分的位次关系，从而使英语等西方语言呈现出形合的外在特征。
中国地处较为封闭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外部大自然的压力，因此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汉民族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综合的，它与中国古典哲学上的“天上、物我皆可合二为一”的整体观相伴而生。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体现的实质在于对事物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把握，使汉民族在思维方式上呈现长于整合、善于提纲挈领的综合性特征。整体思维有整合作用，使我们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重于对语句的融会贯通，凭着经验和上下文语境去意会和补充语句的整体内容。因此，中国人重视不同事物间的联系，注重整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宏观调控”、“顾全大局”、“构建和谐社会”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词和句法上就是文、质合一，言、象合一，象、意合一，体、用合一。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汉语这门语言中，就表现在汉语在造句、谋篇上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形态突出外显，思维通过形态变化等程式整合才投射为言语形式，过程一般比较复杂，而汉语则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素质，采取词语直接对接的组合方式体现为言语形式，直接实现思定于言的特点，意念少受形式的匡驭，呈现出意念主轴的简约性和便捷性。对于这一点，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评论道：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古典汉语具有一种惊人的高雅之美，它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关系，只凭语言本身而不必凭借语法形式来充分表达纯粹的思想。他认为汉语的独特长处在于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突出思想内容，将词与词的联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思想的序列和概念的相互关系之上。
4．形合意合的美学文化差异
古诗词所蕴涵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美学因子，本身就蕴涵着“可意会，难言传”的人文诗性意趣。这些朦胧模糊的诗性意趣必然要求译者在解码和重构的过程中对个性加以张扬，从而让译者潜意识地体现自身的审美倾向，发挥个人的才情秉赋和语言表现力。
作为礼仪之邦的中国，凡事都讲求内敛、含蓄。含蓄美，已然成为诗歌作品的一个重要审美原则译者如何去体味，如何在翻译中再现原诗的含蓄美是一大难题。例如：
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译文一：Autumn
Crows hanging over rugged oldtrees wreathed with rotten vine the day is about done. Yonder is a tiny bridgeover a sparking stream, and on the far bank, a pretty little village; but the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his ancient road, the west wind moaning, his bonyhorse groaning, trudging towards the sinking sun, farther and farther away fromhome.（翁显良）
译文二：Tune: Tian Jing Sha
Withered vines hanging on oldbranches,
Returning crows croaking atdusk.
A few houses hidden past anarrow bridge,
And below the bridge a quietcreek running.
Down a worn path, in the westwind,
A lean horse comes plodding.
The sun dims down in the west
And the lovesick traveler isstill at the end of the world.（丁祖馨和Burton Raffel ）
译文三：Sky- clear Sand（Tien- ching sha）
Autumn Thought
Withered vines, old trees,crows at dusk;
A small bridge, flowingwater, a few houses;
An ancient road, a lean horsein the west wind;
The evening sun sinking inthe west,
A heart broken traveler stillat world’s end.（Sherwin S. S. Fu）
译文一（翁显良译）采用散文释义方法，与英国的Arthur Waley相似，属于表意派（神似派）。该译文表达更清晰，译文的基调和关键词更自然，更贴近散文体。所以该译文的读者接受度很高。译文三几乎完全保留了原文本的形式，而且基本表达了译本的意义，但该译文并未显出明显的优势，译文读者对该译文的理解上的接受度远远落后于另外两个译文。
5．翻译策略
汉语中的大量句式都是多个小句并列组合，很少或者没有相应的连接词来表明小句之间的时间、逻辑关系，汉语中的这种现象就叫“意合”；而英语中，小句之间的连接词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现象就叫“形合”。针对这种翻译难题，大量使用的翻译技巧是：增译和减译。
（1）从形合语到意合语（增译）
①为了语法上的需要
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英语中没有量词，汉译时就得根据汉语的表达习惯增加合适的量词。例如：
an elephant 一头大象a pen 一支钢笔
②为了意义上的需要
英译汉有时必要增加合适的名词、动词、形容词（或是功能相当于形容词的名词）或副词，使译文意思清楚无误。例如：
? Long-stemmed models ankled through thelobby.
身材修长的模特袅袅婷婷地从厅中走过。（增补副词）
? French managers are Napoleonic and theirmanagement style is imperial.
法国经理人是拿破仑式的人物，有着帝王式的管理风格。（增补名词）
③为了修辞上的需要
为了使译文优美自如，活泼生动或是得到强调，有时需要增补适当的描述词（如名词、动词、形容词或是副词等）、语气助词，或是使用叠词和四字词组，或是重复某些词语论文参考文献格式。例如：
? The sky is clear blue now the sun has flungdiamonds down on the meadows and banks and woods.
此时已是万里蓝天，太阳把颗颗光彩夺目的钻石洒向草原，洒向河岸，洒向树林。（增补形容词和重复动词）
? “In such cases a woman has not often much beauty tothink of.”
“这样看来，一个女人家并没有多少时候好想到自己的美貌喽。”（增补语气助词）
（2）从意合语到形合语（减译）
英语重形合、连词较多，而汉语重意合、连接词较少。因此，英译汉时可在不损害准确传达原文内容的前提下根据具体情况将冠词、连接词、介词、代词等略去，使译文通畅。
①从语法角度进行减省
? As it is late, let us go to bed! 不早啦，睡吧！（省略连词as和祈使结构let us）
? We have more water than earth on this globe. 在地球上，水比陆地占的面积大。（省略代词）
②从修饰角度进行减省
有些词语在英语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汉语中却并非如此，翻译时如保留下来往往使译文显得累赘啰嗦。要使译文表达简洁通畅，有些词语必须省去或精简。例如：
? To learn is not easy matter and to apply whatone has learned is even harder. 学习不容易，应用更不容易。
? The hardest part of any big projectis to begin. 任何一个大的项目最艰难的是起步。
6．结论
虽然英、汉语存在原则性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并非是绝对的。相反，不论形合还是意合都是组句构篇时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英语中也有意合，同样的，汉语中也有形合。这只是一个量的问题，而非质的问题。此外，同一语言中的不同文体，形合、意合的程度也不相同。例如，文学作品中的显性连接词比口语中出现得更为频繁。形合、意合的语言现象较为复杂，有待于我们以后做出更深刻，细致的研究。
[参考文献]
[1]Nida, E.A. Translating Meaning[M]. San Dimas, California: English Language Institute, 1982.
[2]华先发，邵毅.新编大学英译汉教程[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
[3]李定坤.汉英辞格对比与翻译[M].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1994.
[4]连淑能.英汉对比研究[M].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
[5]申小龙.中国文化语言学论纲[M]. 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
引言
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高等院校的重要专业之一，毕业论文是对学生知识掌握的考核，也是教师教学质量的重要体现。毕业论文主要是为了检验大学生的学习成果，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与创新能力。毕业论文包括论文选题、收集资料、设计提纲、选择案例、逻辑论证及反复修改等多个环节，是一项科学、综合、系统的工作。选题是毕业论文撰写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基础的一步。通过确定选题，能够确定最终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然后进行资料的收集，由此可见，论文的选题直接决定了课题研究的方向与目标、内容，也决定着采取怎样的研究方法和策略，直接关系到整篇论文的学术价值。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毕业论文选题误区
（一）缺乏学术价值
毕业论文的学术性是学生是否通过答辩的关键，但是很多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进行论文选题时是将一些已有定论的论题进行翻新，根本没有进行理论创新，毕业沦为依然是传达一些已经存在的结论性意见。这样的选题缺乏创新性，根本没有学术价值，丧失了毕业论文创作的意义[1]。
（二）偏离专业方向
由于汉语言文学的内容丰富，覆盖面广，这样使得学生在进行论文选题是不能围绕专业的主要内容进行，而是将论文难易作为考虑的重点，这样会造成学生以侥幸心理“打球”，或者是直接偏离本专业。
（三）选题贪大求全
不同于其他专业的单一性，汉语言文学的内容非常丰富，覆盖面极广，增加了学生毕业论文的选题难度。研究过于宏观的选题对知识储备与理论基础都有很高要求，但是很多学生缺乏这两方面的能力。学生只是简单的认为宏观选题可以查找到更多的文献资料，容易凑数字，这样大大降低了论文本身的质量，是很多通过答辩的。部门学生不懂理论创新，一味的照搬参考文献的选题及内容，这些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学毕业论文选题的建议
（一）提高学校对论文选题及指导的重视程度
学校管理者必须提高对论文选题及论文指导工作的重视程度，同时要不断总结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且采取相应的措施及时解决问题。由于扩招使得学生的数量急剧的增加，这样大大增加了教师的压力，师资力量与学生数量不能形成正比，增加了论文指导工作的难度。因此学校除了招聘专业教师之外，还可以外聘教师进行指导工作[2]。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教学特点对兼职教师进行集中培训，这样可以使得兼职教师尽快投入到论文指导的工作中。学校也可以聘请博物馆、图画馆等专业的科研人员到学校进行专业的论文选题讲座，为学生的论文选题提供多方面的参考。
（二）选题过程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大学毕业论文最关键的就是选题，选题需要长期的过程，不是随便选择一个题目进行毕业论文的创作。学生一定要经过深入细致的思考、进行大量信息的收集、检索，然后确定最终的题目。要建立在对某一项学术研究现状有了一定的宏观把握基础上，同时还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结合自身的专业和能力。学生可以通过结合自身的专业与兴趣进行大量的相关的文献资料的收集，向指导教师请教自己选题是否科学，是否具有学术价值后，再根据自己的能力进行论文的初步构思。需要注意的是论题的选择一定要结合自身的专业和兴趣，这样才能最大程度的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新性，以最饱满的激情投入到论文的写作中去，这样显著提高学生论文写作的质量，缩短论文完成的时间。由于不同学生的生活背景不同，学习能力不一样，学生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他们对事物的看法与理解也不同，因此指导教师要基于学生充足的时间去搜集资料，并且对资料进行自身的理解和掌握，这样可以提高学生对选题的直接认识，使得学生带有目的性的进行信息的阅读，从而发现信息的独特性，再根据自身思维的特点进行写作方向的寻找，进而确定论题，这样的过程使得学生全身心的投入，显著的提高了工作效率。
（三）结合指导教师的科研项目进行选题指导
由于学生数量的增多，很多指导教师要进行多专业学生的论文指导工作，这样会显著降低论文的指导效果，学校在进行论文选题时要将教师与学生两方面因素都考虑进去。指导教师可以结合自身研究项目向学生进行选题的提供，将自己在研究项目时遇到的问题进行总结，以此作为学生选题的参考。同时指导教师还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思维方式，对学生的想法不做过多的干预，只是进行简单的引导，增加学生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还要鼓励学生同中求异。
三、总结
综上所述，随着近年来我国各大高校的不断扩招，学生数量逐渐增加，导致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学生数量的增加也增加了教师指导学生毕业论文的难度。因此这就需要教师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积极应对数量增多的学生，选题要准确，同时要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不断的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提高学生毕业论文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朱家席.基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论文选题研究[J].淮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2):151-154.
论文摘要:言语行为理论是语言哲学领域的一个重大进步与突破。本文介绍了该理论产生的渊源及内容，并重，点探讨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学发展的重大意义。
20世纪5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家对语言的认识既区分了语言和言语，又将语言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来对待，于是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产生的渊源
奥斯汀是言语行为理论的创始人，其学生塞尔修正并发展了这一理论，使之进一步系统化、严密化。在他们之前，弗雷格、马林诺夫斯基、维特根斯坦等先驱已对该理论提出了一些思想片断。
20世纪初，哲学产生了一次根本性的“语言转向”，语言取代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课题。弗雷格首先发起此次转向，罗素继承并发展，维特根斯坦完成了这一转折和过度。“语言转向”的产生标志着英美分析哲学时代的到来，从内涵上看分析哲学指“把哲学问题置于语言领域并在分析语言手段和语言表述的基础上解决哲学问题”。从使用的分析方法上看，分析哲学又分为逻辑分析学派和日常分析学派。前者主张应发明一种其语法形式在逻辑上是完善的语言，后者则侧重分析自然语言或日常语言。这些事实都充分说明了把交际中使用的语言作为一种行为来研究的思想并非只是从奥斯汀开始的而是由来已久的。
二、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
在《如何用语词做事》中，奥斯汀首先指出，“言”就是“行”。他认为，言语是人在特定场合对特定语言的具体运用，包括运用语言的说话行为和所说的话。因此，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奥斯汀区分了两类不同的话语:施事话语和记述话语，并用“适当与否”、“真假与否”两个评价标准来区分这两类话语。
之后，他又尝试提出言语行为理论来处理“说话就是做事”的问题。奥斯汀把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分为三个层次，即认为在说些什么时，可能以三种基本的方式在做些什么。他把这三层意义的做些什么分别称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
以言表意行为指说话这一行为本身，发出一段声音，组词成句，音义结合;以言行事行为指在完成“说什么”这一行为的同时，所表达的说话者说出这个话语的“用意”，产生的某种语力，如某人说:“出去!”这句话的同时，就实施了一个“命令”的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行为指说话者通过以言表意行为表达自己的用意之后，在听话者身上(也可能是说话者自己)产生的一定的影响，出现的一定效果。
塞尔在自然语言的基础上修正、完善、发展了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并利用自己设计的一套人工语言符号来来表述分析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即:说出一串语词(语素、语句)就是实施话语行为;进行指称和谓述就是实施命题行为。做出陈述、提出问题、发出命令、做出承诺等，就是实施以言行事行为，而这种以言行事行为对听话者在行动上、思想上、信念上所产生的效果就是语效行为。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影响很大，被人们誉为语言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向。 三、言语行为理论对逻辑发展的意义
在对语言做逻辑分析时，应当考虑语言的使用者、语境及整个背景知识因素，言语行为理论也是以其语用学内容与自然语言逻辑研究相联结，并以其理论的系统性为不完善的自然语言逻辑研究提供借鉴。
首先，言语行为理论改变了传统逻辑、经典逻辑的研究方向。传统逻辑、经典逻辑只研究陈述句，并只从真假角度来研究。言语行为理论用一种新的意义理论来取代长期以来一直占统治地位的真值语义论，对逻辑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其次，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逻辑学语词研究的范围。逻辑的特殊性在于它所研究的语词及由之构成的语句的特殊性。这样，从逻辑的观点看，对语词的研究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奥斯汀发现某些句子的说包含有行为动词，如愿意、许诺等，并把这些行为动词进行了分类。塞尔在奥斯汀分类的基础上做出了更合理更细致地划分。最重要的是，塞尔对语用行为句的逻辑分析研究为后来的语用逻辑研究开拓了思路。
最后，言语行为理论扩展了传统逻辑的研究范围。言语行为理论是一个综合和分析、归纳和演绎的统一运用，具有一定的或然性，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语用逻辑，为用逻辑的方法解释生动的言语交际，提供了理论支持。语用推理是语用逻辑的核心概念，它对具体语境的解释力是传统的演绎推理、归纳推理及类比推理等无法比拟的。
一、毕业论文的总体认识
1、概念：毕业论文是有特定的审定标准的论文，对选题、中心论点、资料论据、框架结构、语言表述有明确的规定和要求。
2、对象：毕业论文是和专家的对话。不要写大段的作家生平、作品介绍，在最后答辩时同样要注意，陈述时不要介绍论文内容，而应该注重在为什么要写这篇论文、自己的创新点、局限性、不足这些地方。
3、标准和要求：
1）论点明确，要在3-5分钟之内能陈述清楚自己的论点。论点新颖论文可以达到优秀的水平。
2）中心突出，无论分几个方面说明，都要始终围绕中心主题。
3）论据充分，扎实。所找的材料要贴切论题，别人的评论、作家的自述、各家的论争、以前和现在的对这个论题所研究的结果都可以做论据。
4）思路清晰，结构合理。分段代表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层次。没有段落的文章不是好文章，反之，分段太多太碎的也不是好文章。分段不宜过多，3-5段。
5）表述要清楚明了。文字不要华丽，少用修辞手法，文章风格要质朴、清楚，语言要干净利落。
6）写作要规范。注释、引文要高度的严格，论点的提出要有依据，要做到学术规范。
7）要有新的角度、新的观点。
4、态度：要用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去完成，尽可能的查找一切的材料，要高度的重视、思考一切相关的问题，尽可能达到最大限度的深度和广度。
二、写作时注意的几个问题
1、选题（是至关重要的）：决不是随便选一个题目的问题。选题是一个复杂而丰富的过程，是对自己以往学习的一个完整清理的过程。要认真回顾对哪些内容印象更深、更感兴趣，哪些是有可能写的比较好的，可能会接触哪些材料。题目本身的大小难易不是问题，是并不重要的，关键在于怎么写。怎么写永远比写什么重要，任何半点突破都是有价值的，和别人的差异就是价值。论题举例：
古典中的现代和现代中的古典（有着哲学思辨的意味）
论钱钟书知识的围城
论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女神
徐志摩诗歌的文体特征
日记（书信）在现代小说中的运用
鲁迅作品中的民俗现象
以上都是论题独到、论点新颖的例子。下面举反例：
论艺术美与生活美（论题过大）
论朱自请的散文（论题过大）
论骆驼祥子和小福子的死（论题过小）
要从某一部作品顺带谈一个问题，选择一个角度来深入的讨论。
2、收集材料：材料的收集是一个思考的过程，要带着问题进行，要有明确的针对性，逐步的凝聚眼光、集中思路，其中要注意一大一小两个问题：
大：收集材料的过程是完成文献综述的过程。跟自己论题相关的成果有哪些，重要的观点、已经运用过的角度和方法、概括前人的观点，这是论文的有机组成部分，要放在论文的第一段来写。
小：要准确的记录材料的出处、出版社、时间、页数。
3、提提纲：提纲的逻辑关系、层次感对论文的步骤有直接关系。
4、初稿：初稿尽早尽快的写，要连贯，一气呵成，然后再进行修订。
5、修订：最后的修改和确定要放慢速度，仔细的斟酌、严谨的推敲，反复的打磨。
三、特别需要主要的几个问题
1、论文的看法和观点要尽可能的客观、公允。持之有据，论之有理。有材料来支持，有逻辑性认同，避免随意性，不要轻易说一些过头、过大的话，更不要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而贬低其他的观点。涉及到对应关系的时候更要客观公允。
哲学何谓?用通常的话说就是：什么是哲学?用英语来表达，就是Whatjs p…osophy?哲学研究者之所以要不断追问这个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点理由：
第一，哲学自身的不确定性。与一切实证科学比较，哲学缺乏一个共同认可的确定的研究领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促使哲学家们不断反躬自问哲学何谓?以便在变化着的时代背景下对哲学做出新的理解和阐释。
其二，正是通过对哲学何谓的解答，解答者选择了一种确定的哲学观，从而自觉地从这种哲学观出发去探索具体的哲学问题。如果一个研究者只注重对具体哲学问题的思考，却缺乏总体上的哲学观，他的思想就会始终处于碎片化的状态中，这样的研究者充其量只能成为哲学匠，却无缘升格为哲学家，更不可能成为原创性的哲学家。
其三，只有当研究者不断追问哲学何谓时，才能在哲学研究中始终保持新鲜的，即永不衰竭的、怀疑的、批判的精神。在哲学研究中经常遭遇到的情景是：当某人站在哲学殿堂之外时，总是充满好奇心地追问：哲学何谓?而一旦成了哲学系的学生，他就再也没有兴趣去追问这个问题了，仿佛他研究哲学必须以忘记哲学为代价。其实，这种不追问的状态正是哲学思维衰退乃至死亡的一个标志。哲学概念的来源
哲学不啻是对智慧的热爱，而且它本身就是智慧。智慧始终是充满生命力的、灵活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基础和核心的意识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正是这种意识确保智慧永远不变质，也永远不僵化。
英语中的Philosophy，在希腊语中是在拉丁语中是philosophia。把希腊名字拆开来：是“热爱”的意思，则是“智慧”的意思。因此，许多人把Philosophy理解为“爱智慧”。毋庸置疑，从事哲学研究(do philosophy)必定包含对智慧的热爱，但“热爱”不过是一种情感。尽管哲学包含对情感的研究，但它不应该被归结为感情。哲学，就其最基本的表现方式来说，乃是运用概念思维去探索普遍性的问题。哲学不啻是对智慧的热爱，而且它本身就是智慧。显然，智慧(wisdom)与知识(knowledge)之间存在重大差异。作为已然形成的观念，知识包含有生命的、活的东西和已然死亡了的、僵化的东西，因而需要加以甄别；智慧则始终是充满生命力的、灵活的理念。这种理念的基础和核心的意识是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而正是这种意识确保智慧永远不变质，也永远不僵化。
众所周知，西方人称作philosophv的学问，在古代中国通常被称为“玄学”、“元学”、“理学”或“道学”。自明代以降，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一批传教士来中国传道布教，他们既带来了西方的宗教、科学、技术和艺术，也带来了西方philosophy不同流派的思想。然而，当时philosophv在中国的译名尚未统一，它曾被译为“理科”、“理学”、“性学”、“爱知学”、“智学”和“格致学”等各种名字。尽管这些译名在中国学术界流传一时，却从未得到过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同。
据陈启伟先生在“哲学译名考”中考证，在philosophy这个术语的翻译上，日本学者西周起了关键性作用。1870年，西周在其生前未发表的、由学生整理的讲演笔记《百学连环》中最早使用“哲学”这个译名。1874年，“哲学”这个译名首次出现在西周公开出版的著作《百一新论》中。当时，这个译名还没有为日本哲学界普遍接受，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在编撰日本第一部《哲学字汇》时采用了西周“哲学”的译法，这一译名才逐渐成为日本哲学界普遍接受的名称。
众所周知，在《诗经》中有“维此哲人，谓我劬劳”、“哲夫成城，哲妇倾城”这样的诗句，而在古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哲”是通晓事理、聪明睿智的意思。有趣的是，日本学者西周用中国字创制出来的译名“哲学”又返回中国，成为中国学者普遍接受的对philosophv的定译。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指出：“哲，知(智)也。”在中国古代语境中，“哲”，同“”或“晶”。“哲”字上半部分为“折”。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折，断也，从斤断草。”“折”字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相当于西方人说的“下判断”或“做决定”。从“”字向“哲”字的演化，一方面，它把隐藏在心中的判断通过嘴巴说出来，也就使判断明晰化、公开化了；另一方面，说出来的东西并不一定在心中经过反复思考而得出。在极端情况下，也可能心中想一套，嘴上说一套。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的复兴似乎应该寄希望于从流于口头表述的“哲”重返注重心灵深思的“”，也就是说，使“哲学”复归为“学”。
究竟何时起中国学者开始接受并使用“哲学”这个译名?据陈启伟先生研究，中国学者黄遵宪在《日本国志》(1887)中谈到东京大学的学科设置时，曾使用过“哲学”这个译名；先生也是较早接受并引进“哲学”这一译名的中国学者之一。他说自己“丁戊之间，乃治哲学”。所谓“丁戊之间”也就是1897-1898年问。毋庸置疑，在普及这个译名时，起了较大作用的是梁启超先生。变法失败后他亡命日本，在那里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发表了一系列译介西方哲学的文章，使“哲学”这一译名很快成为报刊上的常用词，也成了中国人普遍接受的定译。
中国人以“哲学”译philosophy，也不过一百多年历史。由于一个突然的触动，当代中国学者开始思考：既然“哲学”是舶来品，那么，中国哲学究竟是否具有合法性呢?2001年9月，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到中国讲学，他的一个著名见解是“中国没有哲学”。随之，中国哲学界爆发了关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大讨论。其实，德里达并没有贬低乃至否定中国哲学的意思，他想表达的是：中国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换言之，他的观点不过是肯定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差异。
在我看来，关于中国哲学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根本上是一个假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即任何系统的文明都无例外地由四大板块组成。前三个板块是：宗教(包括巫术)、实证科学、艺术。至于第四板块，西方称为philosophy，而中国人在把“哲学”作为philosophv的定译之前，对第四板块有完全不同的
称谓，如“玄学”、“元学”、“理学”、“道学”等。这就启示我们，只要中国文明像其他文明一样存在第四板块，用什么语词(即概念)去称谓它，完全与合法性无涉。
有人也许会责问我：既然你认为中国哲学合法性的问题是一个假问题，为什么又说它是“有意义的问题”呢?因为肯定合法性问题仍然有意义，是就中国文明中的第四板块，即中国哲学的当代研究成果的形式来说的。这些论著在形式上是否具有合法性主要涉及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这些论著是否符合国际上通行的学术规范?如果不符合，当然就是不合法的。举例来说，假定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至少得参考国际哲学界公认的30个权威性文本，而刚在中国出版的某部研究著作只参考了其中15个。那就可以断言，这部著作在形式上不合法。第二个层面是：这些论著中关键词的含义是否得到明晰界定?假定某篇哲学论文有五个关键词，而这些词的含义都没有得到严格界定，这篇论文怎么可能传达出明晰的观念呢?显然，这样的哲学论文也是不合法的。
当代中国出版的哲学论著之所以常常在合法性上受到质疑，正是上述两层面的缺失所造成的。其历史原因是：一方面，中国的数学和逻辑学自近代以来都没有长足发展，而对英美的分析哲学，中国人又缺乏普遍兴趣；另一方面，近代以来自然科学发展上的滞后，也使中国缺失欧洲自笛卡尔以来追求确定性的传统，而辩证法思想的早熟又助长了对确定性的漠视。这样看来，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仍然有赖于对研究论著形式上的合法性的追求。对提问方式的反心133
自然的、未经深思的提问方式常常会束缚解答者的思路，甚至把他的整个思路引向错误轨道。
我们前面肯定了在哲学研究中不断追问哲学何谓的重要性，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已无批判地接受了这个问题。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提问方式存在严重偏失，正是这种偏失导致研究者对哲学的错误理解和阐释。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喜欢提问，但很少注意自己的提问方式是否准确。但是自然的、未经深思的提问方式常常会束缚解答者的思路，甚至把他的整个思路引向错误轨道。
那么，哲学何谓的提问方式究竟有何偏失呢?加以比较就会发现，What is philosophy?源自日常生活中的What is this?(这是什么)，而What is this?的提问方式则蕴含以下两个理论预设：其一，在以这种方式提问前，提问对象已然存在。比如甲指着桌子上的杯子问乙：Whatis this?乙回答：This is a cup(这是一个杯子)。这一问答过程表明，在甲提问前，作为提问对象的杯子已经摆放在桌子上。用哲学语言来表达，就是杯子已经“在场”(presence)。因而当人们把What is this?转换为What is philosophy?时，已经预设：哲学已经像那个杯子一样现成摆放在那里了。也就是说，这样的提问方式根本没有把哲学理解为一个生成过程。其二，What is this?体现的是知识论语境中静观者的提问方式。当西方人教小孩学知识时，会指着某个对象问：What is this?显然，这种提问方式关注的只是这个对象是什么，而全然不关心为什么这个被提问对象(如杯子、哲学)会出现在这里?它与人类的生存活动究竟有何关联?要言之，这种提问方式遮蔽了被提问对象与人类生存活动之间的意义关系。
既然源自What is this?的Whatis philosophv?的提问方式存在不妥之处，那么，如何以准确的方式提问呢?我们主张，通过建立“问题际性”(inter-questions)的方式，引入一个新问题来引导人们对What isphilosophv?的解答。这个新问题是：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显然，这样做是基于以下两方面考虑：一是Why这个疑问词与What不同，后者关注的是对象本身，即它究竟是什么，而前者关注的则是对象与人类之间的意义关系，即它究竟为什么存在。于是，我们建立了下面这个问题际性：“Why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what is philosophy?”一旦这两个问题被连字符连接起来，它们就成了一个整体。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在第一个问题的引导下去回答第二个问题。事实上，正是这一问题际性使我们摆脱了传统、静观的知识论对哲学本质的遮蔽，而是从哲学与人类生存活动的关联出发，对哲学做出全新理解，即哲学乃是运用概念思维去探究人类存在方式及其意义的学问。
基于上述理解，哲学意识本质上就是关于存在的意识。海德格尔的下述分析也印证了我们对哲学的理解。在《黑格尔的经验概念》(1942-1943)中，海氏指出，德语名词Bewusstsein(意识)是由词根Bewusst-(意识到的)和后-缀sein(存在)构成的。假如我们把词根与后缀的关系理解为动宾关系，那么Bewusstsein的构词法已经暗示我们，意识根本上就是对存在的意识。哲学心133维演化的四种方式
只有自觉适应语言学的转向，当代中国哲学家才能与国际哲学界进行有效交流，当代中国哲学才能在新的对话和融合中创造新的辉煌。
对哲学史的深入研究表明，人类的哲学思维演化至今，大致经历以下四种代表性的思维方式：
一是独断论(dogmatism)的方式思维。这是在康德哲学以前，尤其是在哲学发轫之初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普遍采用的思维方式。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无论人们的感觉、思维器官，还是人们使用的语言都是可靠的，个别事物乃至整个外部世界都是可以认识的。不妨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朴素的乐观主义的思维方式”。然而，当这种思维方式流行时，它已经受到三个不同方向的挑战：一是早期人类对许多自然现象，如风雨雷电、地震海啸、火山喷发等，还无法准确解释；二是巫术、宗教关于灵魂不死的神秘说教，甚至在哲学家中间还广有市场；三是某些思维敏锐的哲学家已经对人的感觉、思维器官和语言的可靠性提出质疑。比如，古代智者派哲学家高尔吉亚曾经提出三点异议：“第一个是：无物存在；第二个是：如果有某物存在，这个东西也是人无法认识的；第三个是：即令这个东西可以被认识，也无法把它说出来告诉别人。”假如说，第一、二条涉及对人类的感觉和思维器官的可靠性的质疑，那么，第三条则涉及对语言可靠性的质疑。显然，这种朴素的独断论思维方式无力回应上述严峻的挑战，它必然被新的思维方式所取代。
二是现象论(phenomenalism)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与独断论思维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认为自
在之物是完全可以被认识的，而前者则认为，尽管人们可以去思考自在之物，但它们是不可知的。这一由康德创立的现象论思维方式主张，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认识对象：一种是现象，人们凭借感觉和思维器官能够认识现象；另一种是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在现象论思维方式的语境中，自在之物由以下三个对象组成，即主观上的最高统一体灵魂、客观上的最高统一体世界、主客观合一的最高统一体上帝。这种现象论思维方式的特征是，从不试图像独断论思维方式那样去认识自在之物，而是把认识局限在自在之物刺激感官时产生的现象上。这种思维方式充分体现出人类的谦恭态度，但它留下的最大疑问是：自在之物究竟是什么?正如德国哲学家耶柯比所评论的，由于对自在之物的兴趣，人们走进了康德哲学，但是，也正是由于对自在之物的疑问，人们又必定会走出康德哲学。
尽管现象论思维方式对人类思想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为以后的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但自在之物的谜语又促使人类超越了现象论的思维方式。
三是生存论(existentialisml的思维方式。为了探寻自在之物的谜底，叔本华做了如下比喻：在一个化妆舞会上，康德为了找一个舞伴而求助于一位女性。他们在跳舞时配合相当默契。舞会结束后，那位女性摘下了假面具。康德突然发现，她正是自己的妻子。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康德从未结过婚。叔本华只是借助于这个假想的意象表明，康德的自在之物非但不是不可知的对象，相反，正是他最熟悉的对象。叔本华告诉我们，自在之物就是意志，而意志乃是世界的本质，它在人的生命、身体和欲望中得到了最贴近、最充分的体现。这样一来，叔本华把在康德那里停留在遥远的彼岸世界的自在之物重新带回到人间。
肇始于叔本华的生存论思维方式从根本上颠倒了传统思维方式。按照传统思维方式，人的理性和认识是第一性的，意志和欲望则是第二性的。叔本华则告诉我们，人的意志和欲望是第一性的，理性和认识则是第二性的。理性和认识从来不会任意去思索一个对象，它们思索的永远是自己的意志和欲望所指向的对象。即使理性和认识拥有丰富的想象力，这个想象力也永远是围绕着自己的意志和欲望而展开。
生存论思维方式的巨大贡献是，揭示了人类思维永恒的秘密，即思维始终是围绕意志和欲望而向外伸展的。乍看起来，思维似乎是完全自由的，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它系着一条意志和欲望的绳索。在叔本华之后，尼采、海德格尔等进一步改造并提升了这种思维方式，使之在当代精神生活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力。然而，这种思维方式也有自己的阿基里斯之踵。因为与其他思维方式一样，它也必须借助语言而被表达出来。只要人们对语言与人类生存活动之间的意义关系还不甚了了，那么生存论思维方式不但不可能通过语言充分彰显出来，还可能处于被语言遮蔽的状态中。
四是以语言哲学为导向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哲学的发展中，出现了美国哲学家罗蒂所说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不同流派的哲学家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语言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哲学家们常常因为不明了语言的性质而被纠缠在假问题中。在维氏看来，哲学的主要功能是治疗性的，它不过是语言、逻辑上的分析运动而已。通过分析，澄清语言问题，从而为误入捕蝇瓶的苍蝇们指出一条逃生之路。海德格尔认为，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背景下，形而上学、哲学连同当代语言已经遗忘、甚至完全遮蔽了存在的真理，因而形而上学和哲学都已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处于被终结的状态中，而由海氏唤醒的、取代它们的“思”(Deken)则开始了，在海氏看来，只有通过思把探寻存在意义的基本语词(概念)犁入到语言中去，语言才可能真正成为“存在之寓所”。
关键词：林语堂；哲学翻译；半半哲学；翻译
0. 引言
林语堂（1895-1976）是中国现代的著名学者、重要作家、翻译家、语言学家与哲学家。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做出了不少贡献。在西方，林语堂不仅仅是学者作家，更多得是被称为哲学家。林语堂的《吾国与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位于畅销书之首位。他向西方传播了孔孟老庄思想，向西方读者展现了真实的中国哲学与形象。美国林语堂研究专家Timothy C. Huson在林语堂国际学术研讨会评价林语堂时认为他提倡日常生活哲学，睡觉哲学，饮食哲学，在这些日常哲学中，含有深沉的哲理，他通过讽刺和幽默，来表达他的哲学观点。其作品没有故意迎合美国人的口味，他是一位很有独立人格的哲学家。
1. 林语堂是哲学家？
林语堂一生贡献卓著。作为作家，著述颇丰。作为语言学家，他研究了古代方言、探究闽粤方言之来源等，编撰《林语堂当代英汉词典》。作为发明家，倾尽家财发明出来明快打字机。作为翻译家，不仅向西方介绍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还向西方译介了中华哲学的精髓——儒家与道家思想。因为他的幽默与闲适的生活哲学，他是一位哲学家。
1.1 为何林语堂是哲学家？
哲学是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所讨论的自然与生命的本质。哲学家就是对哲学的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纵观其著作，从译著《孔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Confucius）、《老子的智慧》（The Wisdom of Laotse）到英文小说《京华烟云》（Moment in Peking）、传记《坡传》（The Gay Genius， The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po）以及散文集中，体现出综合儒家与道家思想之所长，体现各种生活哲学。但是这种哲学与传统的儒道思想不同，融合儒道，使两者互补，是儒道的发展与升华。林语堂在文化传播过程当中，一直努力构建自己的文化哲学。这个哲学就是“半半哲学”。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林语堂是一位哲学家。
1.2 林语堂的“半半哲学”
“半半哲学”起源于儒家中庸传统，并以道家的眼光反观儒家思想。一开始，林语堂极力反对“中庸”，在后来受到克罗齐的美学思想的影响，重新审视了儒家“中庸”思想，至后来极力推崇。林语堂认为中国人是“一半道家主义，一半儒家主义”。分别抽取了儒家和道家中合理的部分，摈弃了其中的糟粕。但是“半半哲学”并不是指一半道家精华，一半儒家精华，林语堂从小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所受西洋教育很多。同时还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各方面的精华凝聚在一起形成其独特的“人文主义精神”。所以“半半哲学”是集众家所长，具有丰富文化底蕴的哲学。“半半哲学”既是林语堂文化观的体现，也是其人生哲学的高度浓缩。
1.3 林语堂“半半哲学”翻译观
林语堂对自己文化哲学的构建在各类作品中都有不同体现。林语堂在谈论儒家与道家的区别时，认为儒家的人生观是积极功利的，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的人生观是消极的，对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其本质是“田野的闲适哲学”。在他看来，这两种哲学思想是两种极端，在这两个极端中间还有许多中间可取的部分。最佳的人生态度应该是不过分功利，有保持最崇高的理想，不完全逃避社会，同时有着充分的节制力。其人生哲学指导他的创作与翻译活动中所使用的策略都有一定的影响。
林语堂认为真正的艺术是不可翻译的；译者与作者地位平等，译者也是艺术工作者（熊宣东2006）。他说：一百分的忠实，只是一种梦想。翻译者能达七八成或八九成之忠实，已为人事上可能之极端。凡文字有声音之美，有意义之美，有传神之美，有文气文体形式之美，译者或顾其义而忘其神，或得其神而忘其体，决不能把文义文神文体及声音之美完全同时译出。这是其“半半哲学”观的一方面的体现。而在其对于翻译中重视程度，在他看来，忠实可以分为四等，就是直译，死译，意译与胡译。死译是直译的极端，是译派中的国际档，反过来，胡译就是意译的极端表现，也是过激党。由此不难看出林语堂在“半半哲学”影响之下在忠实的标准上寻找一种动态的平衡。
2. 哲学翻译与哲学体现
2.1 哲学翻译
如同诗人译诗，哲学翻译也需要由哲学家来完成。正是这两部不朽的传统哲学引导着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林语堂作为哲学家才能传达出最真实的传统儒道思想。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中有儒家的思想精髓，也有道家的思想核心，还有其他西方思想精华。他相信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而编译了《孔子的智慧》一书。因为他十分推崇道家的思想，编译了《老子的智慧》一书。
林语堂编译《孔子的智慧》中把翻译与编辑创作创造性地融合在一起。为了传播儒家思想，在序言导读中对现代社会其所具有的价值。不同于对儒家思想的全盘否定，也区别与对儒家思想的盲目褒扬，中正地对儒家思想进行了评价。书中深入揭示了儒家智慧的全貌。在翻译文本中，林语堂针对相同词在不同语境中的翻译采取了灵活变通。如“礼”译
为“the principle of social order”，但是在设计个人行为规范时则翻译为“moral discipline”，在涉及个人行为原则时翻译为propriety以传达哲学思想内涵（冯智强2008）。
在《老子的智慧》中，林语堂提出“最好的翻译是愚蠢的翻译”。《道德经》在林译本出现之前就有9个版本的译文，自然优劣皆有。林语堂也从其中的一些版本中收益较多。林语堂使用“愚译”翻译《道德经》虽略显笨拙，但是却超出其他版本译文，展示了本真的中国传统哲学以及语言形式特点。例如：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Out of Tao， one is born；
out of One， Two；
out of Two， Three；
out of Three； the Created Universe.
虽然这种翻译会让西方读者一时难以接受，但是这才是真正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哲学。“Tao”不同于“way”，“way”不能完全表达出其中的哲学含义。没有使用西方哲学概念解释中国传统哲学，可以纠正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愚译在哲学概念的翻译中应该是最佳的翻译方法了。
2.2 “半半哲学”在小说创作中的体现
林语堂创作的小说有很多，如《京华烟云》、《风声鹤唳》、《红牡丹》等。在小说中体现出来的哲学思想是一种儒道互补、中西结合式的哲学思想。
小说《京华烟云》中道家思想。《京华烟云》主要体现了道家的哲学思想。林语堂本人在《关于》中说道“全书以道家精神贯之，故以庄周哲学为笼络”。小说中第一卷的标题就凸显出小说将会描述到的道家思想，为“ 道家女儿”。林语堂通过对姚姓一家的人生遭遇以及人物性格的描写生动刻画了道家人生哲学思想。如姚父在丧子丧妻之后没有大悲，选择了云游四海，坦然面对。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完全集成了道家思想，她天真烂漫、胸怀开阔、与世无争、随遇而安。林语堂本人极为推崇，曾言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其实就是将自己所推崇的哲学完全表现在木兰的人物性格上面。
小说《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 小说中诸多风俗习惯就是儒家思想的体现，木兰出嫁的描写中，那些中国式的风俗展现的淋漓尽致，如敬茶、会亲戚、进合欢酒等。这些是儒家风俗习惯的体现。再有曾姓夫妇作为小说中的儒家思想代表，在日常生活中规范与伦理，爱幼孝老。这是林语堂先生所认同的中国传统美德。但是针对看西方电影，曾文璞由开始认为是伤风败俗的态度转换为表面厌恶信中暗喜。这种刻画是对儒家思想中封闭一面的冲击。
曾文璞的尊儒与暗喜电影的对比显示出林语堂对儒家思想取精去糟。道家人物代表姚思安、木兰、孔立夫等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的关注与忧患；不满现实渴望变革的心态与他们以“仁”和“义”凝聚人心、以“礼”维持关系凸显了儒道思想的融合。
2.3 哲学观在散文中的体现
林语堂著有多本散文集，其中作为译创的典范《吾国吾民》。在书中林语堂对于传统的社会政治生活作了评说，对传统的儒释道作了宏观评价，还对国民的特性作了独到的分析。在《吾国与吾民》第四章“人生的理想”中阐述了中国的人文主义、宗教、中庸之道、道教与佛教。在其他章节中列举了中国人“最糟糕最昭著”、“最恶劣”的两个特点：消极避世与超脱老狡。暴露了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超脱老狡”是一种麻木不仁与自私心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对中国人的“知足常乐”表示了赞许。中国人能够随遇而安，在生活的辛酸或困苦中寻找快乐。
2.4 “半半哲学”在人物传记中的体现
林语堂所著传记有《坡传》（1947）、《武则天传》（Lady Wu1957）、《由异教徒到基督徒》（1959）、《八十自述》（1947）等。钱钟书曾言“为别人作传记也是自我表现的一种……”，《坡传》中苏轼的人生哲学其实就是林语堂人生哲学的真实写照。坡熔铸儒、释、道思想精神于一身，这正与林语堂的“半半哲学”不谋而合。林语堂在谈及著《坡传》的原因说知识个人比较喜欢坡。正式因为苏轼的人生哲学与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哲学一致才会产生共鸣，进而成为作传的动机。
以《坡转》为例，林语堂以真实史料为依托，展现了坡人生各阶段的处世哲学。《坡传》描绘了坡 60 多年的生活历程，重点着墨的是坡遭贬谪、流放时期。因其身处逆境，最能体现他“忧患来临，一笑置之”的豁达。第一章总论就以“独行其事”概括了坡超脱不羁的道家风度。林语堂描写坡祖父苏序高大英俊、慷慨大方、不慕钱财、衣食无忧、优哉游哉；最喜欢携酒在青草地上饮酒高歌，以遣时光。这正是道家思想所推崇的返归自然性情之美。坡身处狱中却鼾声如雷体现了坡准其自然、不惧生死与畅达脱俗。坡多入仕途体现了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不得不提的是，林语堂笔下的快乐自由的坡形象，与历史上亦有沉重、压抑、坎坷的一面的历史人物并非完全符合，这是因为林语堂独特的中西文化观，使他笔下的坡形象既融合了佛、道、儒的混合人生观，同时又兼具西方对“人”的重视，从而使坡成为“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
总结
林语堂作为文学家、语言学家的光环太过耀眼，但是作为哲学家的贡献更是不可小觑。林语堂独特的人文主义哲学观影响了其一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翻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西方人对中国哲学的偏见，让世界了解了中国哲学。英文创作中的哲学人生观让西方人认识了真实可敬的中国人。散文传记生动刻画出中国儒道生活方式。他“行为尊孔孟，思想随老庄”，作为哲学家，他的贡献是巨大的。
[参考文献]
[1]林语堂. 张振玉译. 坡传[M].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
[2]林语堂. 圣哲的智慧 [M]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冯智强. 中国智慧的跨文化传播 [M].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08
[4]张强. 浅析苏轼人生观念中儒释思想的互补性 [J]. 三西师范大学学报 2008
[5]万平近. 评林语堂著《坡》传 福建论坛（文史哲版） 1994年第二期
[6]王慧. 论林语堂的传记文学创作 [D]. 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12.4
[7]孙晓玲. 论传统道家思想对林语堂的影响 [D]. 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7
[8]高桂英. 林语堂《京华烟云》中儒家思想及其矛盾性 [J].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2006
[9]张芸. 林语堂的道教观 [J]. 内蒙古师范大学 集宁师专学报 2005
购物车(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