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8 08:56:14
导语：在服饰文化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1.紧身胸衣与三寸金莲
紧身胸衣与缠足实质上都是对身体进行变形，这种变形在其成长过程中受到谴责，并被扣上“刑具”的帽子。然而从性的角度来看，紧身胸衣是以强调曲线美来展现女性的性感的身体，缠足是以强调柔弱美来展现女性的性感的身体，它们都是显示性方面强势的一种服饰。同时也都表达了两个相反的欲望，即在束缚身体的同时又放纵了它。紧身胸衣最早产生于希腊克里特岛，直到中世纪之后的16世纪的上半叶，才在西班牙流行起来。人们以鲸须为骨架制成一种无袖胸衣，这种胸衣呈倒三角形，穿上身后从肩至腰都非常紧身，可调节的系带能将女人的腰肢勒到一个理想的程度，同时又把向上提高得更加丰满。与之相配合的下装则十分的膨胀，一种由鲸骨、藤条、木块或金属丝制成的圆环将吊钟状的裙裾层层撑起罩上长及地面的华丽面料，正面看去是X型，背部却很舒缓，这种曲线形体在当时被认为是最完美的。但这种完美是残酷的，由改变内在生理机能而使其外在形体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可，这是人类服饰史上绽放的一朵奇异的虐恋之花。由于当时人们性观念与并不保守，在给外界留下极为得体优雅和明显的性感印象的同时，紧身胸衣还以一种为大众接受的方式，赋予了女人表达自身对性的渴望的权利。并且人们还认为紧身胸衣能掩盖女性身上不够“理想”的部位，从而使她们看上去更妩媚动人。这一点在文学作品巴尔扎克的《贝姨》中有具体的描述：“在这一时刻，一个既不丰满又不苗条的女人，却美的非凡，她的曲线因不经意地遮掩而若隐若现、因闪光的衬裙褶皱和紧身胸衣下摆垂片的衬托而清晰可辨，这一切让她如此的性感可爱……。”和紧身胸衣并驾齐驱的缠足是从哪个朝代开始的有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是始于南唐。缠足一般于六、七岁开始，要到十岁左右才能解除。用四尺长的窄布条将双脚紧紧地缠绕，除大趾外，将二趾紧紧约束，以后越来越紧，一直要缠到“小瘦尖弯香正软“才算大功告成。当这样的小脚穿上长三寸、尖锥型精美的小鞋，“三寸金莲”由此而产生了(如图3)。我们可以从南朝潘妃“步步声莲”、南唐后主李煜的窅娘帛步缠足轻歌载舞中看到，那纤小如初月的三寸金莲让女人们步态摇摆不定，身形婀娜多姿是多么的娇弱，让多少男人们迷恋。虽然女子缠足，要蒙受极大的痛苦，即所谓“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可是俗语说的好“女为悦己者容”，在这种痛苦中，由于男人的“注视”而使女人们得到。男人的“注视”最终决定女人的着装的趣味，使她们在精神上体味到虐恋的快乐。
2.纹身
虐恋美学现象并不仅仅限于缠足和紧身胸衣，在世界的很多地方纹身和穿孔也成为时尚，是一种皮肤化妆，就如同人们穿各种漂亮衣服一样是藉此展现一种美、一种精神。美国著名的服装心理学家弗格博士认为：人的装饰形成可以划分为两大类，即肉体装饰和外表装饰，而纹身绣面就是肉体装饰的最古老形式、是人类童年时期对美的一种追求。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深受人类社会的喜爱，谱写着人类追求痛苦和快乐的传奇。中国的纹身历史悠久，《礼记•王制》记载：“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南方曰蛮，雕题交趾”，这“文身”“雕题”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纹身装束之一了。纹身的过程是痛苦的，但同时纹身者也在痛苦中磨练意志，享受着快乐。纹身可以在很多部位进行，如脸部，胸部、背部，或者在性感部位如、臀部、腰部等。当我们进入纹身世界中，不论在哪个部位纹身，都会发现纹身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行为，它需要一种信念，就象缠足和紧身胸衣一样，在对人体本身进行改变的同时，精神上获得和满足。这已经不是原始的冲动，是一种思想信念的反映，是痛并快乐着的一种美的形式。
二、街头文化中的虐恋服饰现象
[关键词]商业大片 汉服 服装设计 视觉文化
一、现象：古装商业影片的汉服
古装商业影片，成为近年中国电影主体市场的亮点，从《十面埋伏》《英雄》、《无极》，到备受关注与争议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夜宴》等都赢得不菲的国内票房。这些国产商业影片有一个基本共性，即基本的故事构成要件贫弱，反之，服装与美术设计等作为视听综合艺术的形式要素，表现得别出心裁、美仑美奂，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成为电影受众议论的焦点与影片的亮点。就《满城尽带黄金甲》而言，那数量千万的金色与银色的铠甲，那充满杀机并不乏唯美色彩的围巾，还有宫女嫔妃穿的低领V字开口艳装，着实让人吃惊不小，这部影片为之获得美国电影业服装设计工会奖中历史类最佳电影服装设计奖《英雄》的服装设计也较有成就，章子怡一袭红妆，领口与衣带缀绣花纹，李连杰则黑冠带、黑发额、黑盔袍、黑剑盾。张曼玉与梁朝伟都着翠绿纱衫，红色、黑色、绿色被分别赋予了不同的象征意义。
电影演员的服装是由美工组的服装师设计出来的，电影服装设计是电影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就古装商业影片而言，服装设计注意的要点很多，不仅拘牵于剧本、剧情，而且还有导演业已成熟的艺术风格。另外还需有利于演员在典型环境中的形象塑造。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一个既定的前提之下。即电影服装设计要基本符合人物形象所处历史阶段的服饰风俗或传统。
在历史语境内，中华民族的服饰传统就是汉服，汉服有自己约定俗成的基本特点，那就是“上衣下裳，束发右衽”。《周易・系辞下传》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上衣下裳”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服饰传统，“衣”指上衣。有方领与交领之分，交领又叫“衿”，交领处有结，腰间系带，男性常用革带。女性常用丝带。贵族多穿帛衣和皮衣，贫民则着粗麻或兽毛制成的短衣，汉代学子常服青色交领上衣，因此，曹操《短歌行》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表达其功业未就而求贤若渴的充沛感情。“裳”指下衣。追根溯源，是由上古先民的遮羞布演变而来，裳有帷裳，或者称“帷”，帷者，围也，指围在下身的布帛，《论语・乡党》云：“非帷裳，必杀之”，杀指杀缝，想必帷裳是不必杀缝的，可见帷裳是裳的最初形式。就裳而言，郑玄称：“凡裳前三幅，后四幅也。”大致样式指前面由三幅连缀，后面由四幅连缀，腰部带褶，褶的多少大小。以裳的上腰部与穿着腰身粗细为度。“束发右衽”也是华夏民族最早的服饰传统。古人“束发”出于礼义的要求，《礼记・冠义》云：“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男子束发以加冠，女子束发以加笄，成为成年男女的日常服饰特点。古人之“衣”，均为右衽，指衣襟右掩。系于腋下。束于腰间。其直接功用在于遮掩裳的开口之处。
“上衣下裳，束发右衽”表现出来的汉服基本特点，以及它在不同时代的流行款式，已经成为古装商业影片中电影服装设计的重要参照。具体表现为，反映不同时代的影片要求相应的汉服特点，在大致遵循汉服形制的前提下，演员着装的具体款式与颜色搭配可根据影片类型、演员风格与角色性格决定取舍，甚至可以加进某些现代设计元素。电影服装设计最终做到的。是能够将服装设计化入人物形象塑造，使之成为剧情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传递出与影片主题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内涵。
二、符号：民族文化的形象识别
汉服所具备的独特的审美特征，与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尚书・武成传疏》云：“冕服采章曰华，大国曰夏。”“华夏”成为我国的代称，暗含着服饰之美是我国的伟大象征。中国美学体系是以“意象”为基本范畴的审美本体论系统。美的创造表现为“意象”的产生及向境界的升华。“‘象’既是意象之本，也是美之本。无象则无美。”汉服之美不仅表现为古人对美的追求与创造，尤其表现为汉服所自觉呈现的审美意象。同样作为认知世界的方式，“象”比“言”可能更接近现实本身，因此，才有《周易・系辞上传》“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就汉服的审美意象而言，它必然会传达出一种精神内涵，换言之，汉服是一种“道”的外化与象征。而这种“道”指称什么呢?
春秋以降，中国上层社会兴起宽衣博带，并将其视为尊贵加以推崇，有这样的社会风气，衣与裳被时人缝缀在一起，称之为“深衣”，取象于“披体深邃”。汉代以前袍服已经盛行，何谓“袍”?《急就篇》注云：“长衣曰袍。下至足跗”，指衣的长度达到脚脖的衣服。由于深衣在中国服饰史上出现早，流行时间长，及其对现代服饰的巨大影响力，人们将其视为华夏服饰的重要代表，我们以深衣为例说明。《礼记・深衣第三十九》记载深衣形制云：“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十有二幅，以应十有二月，袂圆以应规。曲袷如矩以应方，负绳及踝以应直，下齐如权衡以应平。故规者，行举手以为容：负绳、抱方者，以直其政、方其义也。故《易》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齐如权衡者，以安志而平心也。五法已施，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绳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王贵之。”《礼记・郊特牲第十一》云：“礼之所尊，尊其义也。’《礼记》被视为儒家经典，深衣形制讲究“规”、“方”、“直”、“平”，强调“天人合一”和等级秩序，隐含着其符合儒家思想要求的政治制度、社会思想、文化传统，乃至伦理观念。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儒家文化发展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在这个意义上，深衣不仅是汉服的一种款式。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实存，甚至是华夏文明的一种表征。
深衣如此，其他汉服款式亦如此，如汉服的上衣下裳，《周易・系辞下传》中就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的记载“衣取象乾。居上覆物，裳取象坤，在下含物也”。那么上衣下裳取向于天地又有什么意思呢?《礼记・乐记》记载：“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天尊地卑，决定了君臣之间君尊臣卑的等级关系。而上衣下裳的冠服制度，则成了标志和维护等级制度的重要手段。这就很明显的把服饰创造与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彰示了古代服饰的文化功能。在这里，上衣下裳的服饰不单单是指服饰本身，而是一种文化符号、一种象征、一个统治工具，从而形成中国古代独特的“服饰治世”文化现象。汉服作为电影服装设计审美意象之“道”即在于此。
事实上，在较为严格的文化学理论范畴 内，汉服仅仅是表征华夏文明的一种文化事象，对于整个华夏文明而言，可能并不那么重要。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塔德(Hofstede)把文化分层解析，将一个民族的文化比喻成一个洋葱，由表及里分别为象征物(Symbols)、英雄人物性格(Heroes)、礼仪(Rituals)、价值观(Values)。在他的这个理论里，汉服与语言、建筑物等一样，人们能够看得见，并很容易分辨出来，它们共同隶属于最外层的象征物。但是。也应当看到，在象征物意义上的汉服出于礼仪的需要，常常关系到个体在社会交往与生活中的行为方式甚至方法。因此，汉服又隶属于礼仪层。事实上，无论是作为象征物或是礼仪。汉服毋庸置疑地都能够传达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按照巴尔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理论，电影服装设计成为使用影像加工与创造银幕世界的一种“代码”。它也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结构系统。既可以为视觉形象地感知，又可以不断生成意义和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电影视觉符号的汉服具有生产功能，它生产出一定的意义。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不仅如此，作为电影视觉符号的汉服。也会生产出相应的社会解读和文化认同。由此生发出个体的身份认同和相同的意识形态。换言之。汉服作为一种民族文化事象。其传达的不仅仅是高超的美学工艺，还是汉民族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与理想追求，每一位华夏子孙都会从中寻找到某种精神皈依，体会到历史的厚重感，增强实现民族腾飞的责任感。
三、视觉：服装设计的审美期待
电影服装设计作为最终呈现于银幕的影像，最终是服务于电影受众的视觉的，也就是最终要“被看”的。对于广大电影受众而言，对电影服装设计注意与否可能因人而异，他们具有视觉选择的自，鲁道夫・阿恩海姆认为选择性是视觉的重要特征，他形象地阐释说：“在观看一个物体时，我们总是主动地去探查它。视觉就像一种无形的‘手指’，运用这样一种无形的手指，我们在周围空间中运动着。我们走出好远，来到能发现各种事物的地方，我们触动它们，捕捉它们，扫描它们的表面。寻找它们的边界，探究它们的质地。”阿恩海姆讲这番话，主要用以说明视觉是一种主动性很强的感觉形式，而积极的选择是视觉的一种重要特征。以视觉为理论视域，电影艺术被作为视听艺术，影像与声音是电影艺术的重要媒介，或者说是电影艺术具有本体性的特征，其中的影像是靠视觉来解读的，电影服装设计最终也是服务于视觉的。
2003年中，《十面埋伏》开始选角，初定梅艳芳、刘德华、章子怡等人；
2003年12月30日，梅艳芳去世。她的逝去迅速和《十面埋伏》扯上关系，为这部尚未开拍的影片平添了许多神秘色彩；
2004年5月13日，张艺谋携《十面埋伏》参加嘎纳影展，国内媒体报道说观后掌声达26分钟之久，引起多方质疑；
2004年6月22日，继沈阳万名观众宣布将签名声援影片首映后，福建2.7万名观众也在当地院线的组织下，联合签名声援《十面埋伏》全球首映庆典礼。主办者称，这一行动将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一时引起不小的震动；
2004年7月10日，《十面埋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了规模宏大的全球首映庆典，巨星云集、六个分会场、200个城市电视台的轮番轰炸，就连春节联欢晚会也只能自叹不如，张伟平更是给予了首映礼“观众一进来，保准傻眼”的不菲期望；
2004年7月16日，在美国大片《特洛伊》草草放映完毕，留了一个星期左右的空档期后，《十面埋伏》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次在长达几周的时间里在所有影院独揽放映全的电影……
7月16日至8月2日，短短18天，国产大片《十面埋伏》在国内（不含港、台）狂卷1.503亿元票房，超过进口大片《后天》、《特洛伊》的票房总和。这似乎说明《十面埋伏》无论从商业宣传还是影片本身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另有权威人士认为，《十面埋伏》的票房高涨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观众被之前媒体的四面炒作勾起了兴趣，电影本身的好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张艺谋的名气和观众们被一波狂胜一波的宣传轰炸吊起的胃口。从网上和媒体的反应看来，现在对《十面埋伏》总体上来说是贬大于褒的。《十面埋伏》一面继续享受着成功宣传炒作后的票房奇迹，同时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骂声震天”，不少观众由高期望陷入巨大失望之后，开始对张艺谋产生了“炒作信任危机”。在《十面埋伏》之后，张艺谋和张伟平的这种“轰炸是宣传”是否还能让观众乖乖买帐？
对这些，制片人张伟平一直坚持《十面埋伏》既然是个商业片，就应该运用商业化的宣传手段，在商场上怎么宣传都是天经地义。然而，他忽略了一点，电影作为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不但具有商业属性，更重要的是它的社会公益性尤其不能受到半点挑衅和质疑。
在现代产业经济学中，产业是指介于微观经济细胞（企业和家庭）与宏观经济单位（国民经济）之间，生产和经营同类产品的企业群。这一定义包含以下几层意思其二，文化产业是由企业群组成的，在现代经济学中，企业被界定为从事生产和经营活动的独立核算的经济组织。因此，文化产业像其他一般产业部门一样具有经济属性，必然是以追求利润、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增值为目标的。这一特点，也使文化产业与以社会效益而不是经济效益为最高目标的公益性文化（如学术研究、学术性书刊、图书馆、博物馆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其一，文化产业是生产和经营文化产品的行业，因而与生产和经营物质产品的一般产业不同，具有特殊的精神或文化的属性。
柏拉图阐明，客观地、内在地不真实的东西也不可能在主观上对人类是好的和真实的。即使是文化产业的商业维护者们也很难公开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左。虽然说文化产业的编造物并不是什么幸福生活的向导，也不是富有道德责任的新艺术，而是被商业鼓吹者们抬的高高在上的经济利益。它所大肆宣传的"一致同意"强化了这种盲目的、不透明的权威。正因为如此，它的社会角色，它的质量，关于它的真实性或非真实性，关于文化产业所表现的美学水准等核心问题没有被突出出来，或者说至少被排除在所谓的传播社会学之外了。即使它触击了无数人民的生活，某种东西的功能也不能保证它的特殊品质。美学与它残存的交流性的若干方面的混合，并不导致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的艺术走向与所谓艺术家的势力相对的公正的位置，而是导致艺术以多种方式维护它的有害的社会后果。文化产业在大众的精神构造中的重要性，并非绝对不是由认为它自己注重实效的科学赋予的，这种赋予是对它的客观的合法性的反映，是对它的存在本质的反映。正相反，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这种反映变得必不可少了。像它的无可质疑的角色所要求的那样严肃地对待文化产业，意味着批评性地严肃对待它，而不是在它的垄断性格面前当懦夫。社会公益性和美学艺术本身应该占据文化产业的主导，商业利益虽然是文化产业的车轮得以转动的驱动器，但它也仅仅应该起到一个驱动的作用而已。
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兴起，无疑同西方一样，也具有“消费社会”逐渐形成这一宏观的社会背景。在詹明信看来，文化消费乃是消费社会的孪生儿，是“消费社会本身的要素；没有任何其他社会像这个社会这样，为记号和影像和影响所充斥”。与消费社会相适应，在中国文化领域，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们不但通过消费来表达某种意义或信息，而且消费品作为符号所表达的内涵和意义本身，也构成消费的对象。在匮乏的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年代，消费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持温饱，精神文化的消费的空间无疑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随着小康社会的到来、教育的普及，至少在中国当代城市以及一些沿海地区，已经有中国相当一批人的消费已经超出了维持“生活水准”的标准并潜入了文化的精神的因素，不再仅仅是满足生存的生理性和物质性活动，它同时也是一种符号活动、交流活动和表现活动。符号消费因此成为相当一批人的一种基本的生活风格和生存体验。这正是当代中国消费性、娱乐性、休闲性、益智性大众文化产品需求急速增长的一个重要社会背景。在当代中国，各种不同层次的文化受众，呈现出了对不同种类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它既可能是对如街头雕塑、广场音乐会等人们无须支付价格就可满足的非商品性文化产品的需求，也可能是对人们必须支付一定价格才能满足的商品性的娱乐性文化产品的需求；既可能是对武打、言情等通俗文学和科普读物的需求，也可能是对生理感官上的颐养、休憩或享受的需求。满足这些需求无疑需要社会“大批量的生产指向消费、闲暇和服务，同时符号商品、影像、信息等的生产也得到技术的增长”因此，像西方一样，消费社会的来临及其所导致的大众对于娱乐性、消费性、益智性、消遣性文化产品的需求，在中国也催生出了一种以工业生产方式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即文化产业。
文化消费的根源在于人们对美的需求，而对美的追求是无止境的。为社会，特别是成人提供教育和培训也是文化产业的一项内容。管理大师彼德·德鲁克在1994年就指出：“持续学习”将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要的需求，这种需求必将支撑起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根据需求分类，文化产业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诸如唱片业、影视业、出版业、教育培训业、电子游戏等，由于多媒体及互联网的发展，各行业在载体和内容上的交融日益增强，从而不断产生出新的领域，如电子图书、MP3、在线点播等，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相互交融。由于各种行业大都是买方市场，在市场上的竞争异常激烈，如何获得消费者的好感便成为取胜的关键。
然而，文化产业的商业化是一只锋利的双刃剑，过分商业化将扼杀文化的高雅与魅力；没有商业成分，不进行产业运作，纯粹的文化将难以续存。
前两年冯小刚的《大腕》，应该说也是这样一部身份模糊的泛中国电影。这部影片由华谊兄弟太和影视投资有限公司、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和刚刚在全球成功发行华语电影《卧虎藏龙》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联合出品。据报道，影片的投资规模为300万美元，哥伦比亚为主要投资方。虽然对于好莱坞来说，300万美元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制作，但对于中国电影来说，它已经超过了国产电影一般投资规模接近10倍。正是这样一种跨国生产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大腕》的文化定位：首先，它与目前大多数国产电影不同，没有任何直接或者间接的政府资金注入，因而它的基本功能是在保证政治底线的前提下、在中国国情许可的情况下，争取市场风险的最小化和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占有市场、为投资方换回成本和获得利润；其次，它的操作方式是市场化的，从成本核算到制作方式、从演职员阵营到市场营销方式，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设计的，例如影片将市场划分为中国本土和其他亚太地区、欧美地区不同市场，还计划了电视、录像等市场，并将中国大陆本土票房指标确定为3000万以上，由中国合作方负责发行，同时则通过哥伦比亚的国际营销资源开发中国本土以外的市场，来获得其余三分之二以上的成本回收和利润创造；第三，为了适应这样的市场规则，影片将放行档期定位在贺岁片档期，邀请中国最近几年来票房记录最好的导演冯小刚、既具有本土影响力也曾经获得戛纳国际电影节影帝头衔的葛优及其长期组合的班子为主创，同时邀请来自好莱坞的名演员DonaldSutherland和来自香港的女明星关之琳为男女主要演员，对中国化的贺岁片进行国际包装，一方面既通过这种包装使电影有一种西化的符号意义诱惑中国观众消费，同时也使中国以外的观众能够容易地与这部具有国际包装的华语电影更好地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腕》是全球化的结晶，其投资方式、制作方式和发行方式都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所谓中国电影、国产电影，它只能说是一部华语电影，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部具有地域重点的世界电影，是好莱坞电影工业国际化战略的一个棋子。好莱坞跨国电影生产模式在中国的发展将来可能会让人们所谓的与狼共舞、所谓的对抗好莱坞、所谓的民族电影事业繁荣都面临一种困惑，狼就在羊的血液中了，狼的基因也许最终将改变羊的属性，此羊早就非彼羊了，民族电影、中国电影的概念将被一种跨国电影或者泛中国电影的概念所冲击，中国电影文化也将改变它原来的面貌。
正是由于这种跨国生产模式决定了《大腕》的商业电影定位和本土与国际的双重市场定位。所以，《大腕》在文化上必然遵循大众商业文化的逻辑：模仿后现代的城市喜剧风格，叙述线形的故事，以落难男人与娇贵小姐、东方小人物与西方大腕为传奇故事，追求情节的山重水复柳暗花明……。在执行这些几乎已经世界化的娱乐产品生产程序的同时，这部电影为了完成所担负着的本土与国际的双重使命和双重献媚，一方面，它必须充分地调用一切资源来为中国本土观众提供娱乐服务，所以影片大量采用互文本的方式，将近年来中国最流行的语言、最火红的明星、最焦点的事件、最重要的大众文化、最触目惊心的社会现象甚至最流行的广告都通过喜剧的改造融合在影片中，本土现实构成了丰富的喜剧资源；另一方面，它又努力将中国人、中国时空、中国故事改造为一种奇观来满足国外、海外观众对于中国的好奇和对于中国弱势地位的确认和同情，于是影片中用喝着可口可乐的小皇帝作为开场和收尾，有了所谓中国的喜剧葬礼，有了所谓"气势如虹的东方圣地"太庙的空间背景，有了烧香拜佛和境界的传奇，有了好莱坞大腕与东方美女及中国小人物的情感纠葛。在好莱坞大腕用蹩脚的中文喊"收工"、尤优用同样蹩脚的英文喊"Finish"的错位中，分明就是对本土与海外市场的双重述求的象征。
课程实施现况和成效
临床前基础医学综合实验从2008年秋季学期首次在2006级临床医学和麻醉学专业开设，共5个班，总计有8个实验组成，78学时，其中理论课18学时，实验课60学时。由解剖学、病理学、医学微生物学、病理生理学4个系承担。截止2012年已有四届学生四个专业(临床医学、麻醉学、生物技术、临床检验)层次开设该课程，参加授课的教师共有24名，有实验室4个，实验技术人员2名，实验仪器和设备90多台(套)，基本可满足现有开设实验课的需要。
本实验课程的特色教学方法为:少量理论课加大量的实验课，以病案为中心、以动物模型制作与观察分析为手段。通过典型病例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同时强调学科的实用性。教师引出问题后，带着问题将解剖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病理生理学知识贯穿于机制的阐述，引导学生热烈的讨论，以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4年来，临床前基础医学综合实验课程教学团队采取了多项切实可行的创新性改革措施，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1强调多学科参与、资深教师与青年教师同时开课，共同备课，并实行课程负责人督导制由于此课程是多学科综合实验课程，为了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保障教学质量，由课程负责人根据所承担的课程内容统一制定培训方案，以课程内容确定单元组长，各任课组长通过备课(包括理论和实验操作)规范教学要求。理论教学实行试讲制，试讲时多学科同行参与并点评。让教学经验丰富、教学效果优秀的高年资教师负责师资的培训和实验教材的编写，通过多种渠道强化青年教师的理论基础和实验技能。
2根据教学目标增加实验课程内容，灵活应用从理论－实践－理论的螺旋式提升的教学方式学时由原来的78学时增加为80学时，开设实验10个，增加了关于遗传学和分子生物学课程的2个实验。
作为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早期衔接的创新性课程，采用了由理论到实践、再由实践上升为理论的教学法。理论教学主要是根据实验内容进行多学科知识复习，给予典型病例的思考，由学生课下查阅资料寻找答案，在进行完实验操作和观察后，针对现象和问题再作分析，经过教师讲解—示范—看录像—学生操作—动物手术操作—讨论—教师小结，提高了学生分析问题和动手实践的能力。
3借助课程内容和思路，推动学生科技创新活动学生根据学习兴趣在实验室展开科技创新活动，如学习了第八章肝损伤致肝功能不全内容后，学生组成两个科研创新小组，开展了“卵巢去势对小鼠急性免疫性肝损伤的影响机制研究”、“氧化槐定碱对急性肝损伤的保护作用及其机制的研究”等课题研究，研究成果经过总结，参加了2010年4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举办的首届医学生基础医学创新论坛及实验设计大赛，两个项目分获优秀奖。
4早期接触临床活动，激发学生求知欲望开展假期走进基层医院活动，多层次的接触各类患者。通过从浅层次的理论认识到深入的接触临床实践，提醒学生基础知识是临床课程学习的支撑，为临床前基础医学实验课程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活动结束后，组织学生再分组讨论，交流相互的心得体会并根据调查问卷的材料进行初步统计整理，写出书面总结报告。
5改革考核方式成绩由6部分组成，①理论课:检查出勤率，占总成绩的10%;②实验课:在试验前针对与实验有关的相关知识、操作步骤进行提问，检查复习、预习、讨论和查阅文献的情况，占总成绩的10%;③针对实验操作的规范情况进行评价，占总成绩的10%;④评价实验报告的书写和讨论内容的全面、深度情况，占总成绩的20%;⑤课程结束后进行实验操作技能考核，采用随机抽题的方式，占总成绩的20%;⑥针对实验方法、步骤、设计、结果、讨论以及相关的基础知识进行笔试，占总成绩的30%。
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免费开放；文化馆；公共服务品牌建设
1.以免费开放为基础，改进公共文化服务
文化馆在免费向工作开放的时候，它就成为了为广大群众提供最基本的文化服务的场所。此时，在进服务品牌建设，则需要更加重视相关的基础。与此同时，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开发性为主，并且把群众文化建设作为自己的服务品牌建设的指导方向，从而打牢品牌建设的基石。例如，在开展当前文化馆含有的相关业务时，更有针对性的对大众开展品牌服务，可以开展一些类似京剧或越剧社团、群众舞蹈、公共阅览室、主持人挑战赛、群众明星社团等极具群众影响力的文化活动，还可以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加以拓展，发散出更多的具有个性化的品牌服务项目。但是无论是进行哪些品牌性的服务项目，都需要坚持品牌标准，牢牢抓住为群众提供高质量的品牌服务这一工作重心，用更为规范化的管理模式，更具制度性的培训方式，让公众感受到文化馆高水平高质量的服务水平，从而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群众前来体验文化馆的基础服务。除此之外，文化馆要打造自身的服务品牌，还可以通过制作相关的工作手册、宣传书，免费发放给社会群众，从而对其服务品牌进行系统性的宣传。还可以不断的完善自身的基本品牌服务内容，从而能够有效地对群众的文化需求加以保障，使得文化馆免费开放这一服务更具内涵也更加规范化和常态化。
文化馆作为当地的群众文化的活动中心、辅导中心和研究中心，就是要通过文化艺术的手段来主导文化市场。这其中最主要的是搞好当地的群众文化活动，做到群众活动的高标准，既要有活动的广泛性又要有活动的质量性，既是政府的好帮手，又是人们群众的好朋友。这就需要我们准确把握自身定位，才能履行好文化教育职能，发挥好群众文化阵地的优势，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服务，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亲和力，使自身的社会形象不断提升。经常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性文化活动，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不断拓展活动的覆盖面和老百姓的积极踊跃的参与面，要进一步加强群众文化阵地建设，以叫得响的群众活动扩大文化馆的知名度。
2.加强特色服务建设，突出文化馆服务亮点
文化馆的免费开放，的确是为了服务于广大的社会公众。但也会出现一些盲目扩大其服务的涵盖范围而执着举办大型活动或文化节的情况。大型的活动虽然能够扩大文化馆的服务范围，但是却会使服务的对象变得模糊，服务主体也变得空泛，通常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反响平淡，变成文化馆的自娱自乐，不能够使社会公众真正的参与和体验文化馆的服务。还有另外一些情况，个别工作者热衷于单干，举办一些仅仅满足了部分固定小团体或个体的小型文化服务活动，没有将个性化服务和大众化服务进行很好的区分。因而在文化馆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以后，需要相关工作者正确处理好个与大众化服务之间的矛盾关系，将服务对象的接受程度作为服务中首要考虑的因素。文化馆通过基础性的服务内容，吸引了一定的群众基础，进而对各项服务类型进行细化。在此过程中，注意加强与群众的互动，树立起人性化个性化的服务风格，打造出文化馆的服务特色及服务亮点。通过极具个性化的品牌服务建设，使得文化馆更具影响力和感召力，从而得以在社会上立足，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群众文化的特性之一就是具有社会性和普遍性，另一个就是具有多样性、知识性和趣味性、休闲性等。因此，群众文化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内容十分广泛。而广大群众正是需要通过各种文化活动形式提高自身修养，陶冶自己的情操，抒发自身的感情，其中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开办各种培训班。文化馆要想做好免费开馆工作，首先要想群众之所想，知道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什么样的文化项目与知识，根据需要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与不同内容的服务项目，确立服务项目与服务品牌。例如可以根据自身实际条件和业务人员能力免费开办了老年大学舞蹈班、书法、绘画班、老年乐队等，为老年人提供各种学习和展示自己的机会。
3.以传播平台为手段，建立公共服务的良好口碑
文化馆通常需要经过一定的推广渠道来将文化品牌更好的推广出去，借助于各类型的传播平台来完成自我宣传。在传统的传播过程中，文化馆仅借助舞台表演、讲座宣传、广场告知以及相关培训手段来对自身的品牌建设加以宣传，达到自我宣传的目的，但是这类传统的宣传模式，并不能够适应时展的需要。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品牌建设往往需要手机、网络等新兴的传播媒体来建设自己的服务品牌，使其产生良好的口碑效应，进而达到他们的宣传目标。通常来说，文化馆进行服务品牌的宣传时，通常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3.1良好的户外平台，加大服务品牌建设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更愿意走出高楼回归自然，在户外体验简单纯朴的生活方式。因为，文化馆往往可以以此为依据，在户外进行极具规模和影响力的服务品牌打造，例如，在公园、自然景观度假区建立起良好的传播平台，适当的宣传自己，并且可以免费发放一些宣传手册，更大强度的使社会公众加深对文化馆的了解与认识。
3.2充分利用网络宣传平台
科技发展至今，网络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网络的宣传价值则是万万不可小觑的。文化馆也应该在网络宣传方面加大投入力度，在这个平台上与群众更好的互动从而深入了解群众的爱好，进而打造出更丰富的群众文化系统联动平台，吸引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文化馆的线上活动中，发表意见、共享影音资料，打破一对多的单一的传播模式，建立双向多方面的交流平台，并可通过网络来开展多种大型品牌传播活动，从而达到宣传自己服务品牌的目的。
4.结语
总之，文化馆的发展关系一个地域的文化品位，它的兴衰就是一个地域文化的兴衰。现文化馆零门槛进入，免费开放无疑是对文化馆方方面面工作的一个巨大考验，需要全社会的支持，特别是需要政府在经费方面的大力支持，为文化馆创造良好的硬件设施条件。同时，文化馆人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业务能力和多方面的艺术修养，扩大对外宣传免费开馆的政策，吸引广大群众走进文化设施齐全的文化馆，共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文化发展成果，让文化馆成为广大群众陶冶情操、文化娱乐、增长知识的最佳去处。文化馆在打造公共服务品牌建设的过程中，一方面除了丰富文化馆的各项服务内容之外，更应对自身的传播渠道进行更新，积极打造出更为强有力的传播平台，向社会公众宣传自己。借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强大的新兴媒体来宣传自己的服务品牌，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参与到文化馆的服务品牌建设，吸引他们参与到文化馆的文化活动当中。 [科]
【参考文献】
摘要：公共图书馆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实
>> 试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试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图书馆服务创新 试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路径 试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建构与创新 秦皇岛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研究 创新机制 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与创新 改革创新促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发展 不断创新公共文化服务路径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步伐 加快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研究综述 浅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 乡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试论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与服务方式的创新路径 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视阈下图书馆的服务创新 以文化产业创新改善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改革创新精神加快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创新社会主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思路和模式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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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乐府诗；三曹；文人化；题材内容；抒情
一、题材内容
汉乐府诗歌取材广泛，多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忧时、苦役、思家、羁旅等皆有所涉及。
三曹乐府诗歌的选材对汉乐府有继承也有创新，其突的选材有向内收缩的趋势，由广泛的社会生活转向私人化的文人生活，具有鲜明的文人色彩。这种私人化生活的描写是多方面的。
（一）集会宴游
建安后期，政治相对稳定，文人们的宴集活动占据了日常生活的主要地位，以三曹为核心形成的邺下文人集团经常进行丰富的游乐宴饮活动，他们也不可避免地进行着与此相关的文学创作。曹丕和曹植常常把这样的生活状态写入诗中：
良辰启初节，高会构欢娱。
通天拂景云，俯临四达衢。
羽爵浮象樽，珍膳盈豆区。
清歌发妙曲，乐正奏笙竽。
曜灵忽西迈，炎烛继望舒。
翊日浮黄河，长驱旋邺都。
（曹丕《孟津诗》）
此诗从视觉（羽爵、珍膳等）、听觉（清歌、妙曲等）多角度多感官地描写宴会的繁华热闹，于良辰美景、歌舞燕乐、旨酒佳肴的展示中透露出浓浓的文人生活的氛围。
（二）文人兴趣
三曹也有一些体现文人特殊兴趣的诗歌，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却极具有代表性。这是建安文人乐府诗歌对汉乐府诗歌题材的一大突破。这种特殊的兴趣爱好极具文人生活的色彩，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文人生活的风貌，比较典型的是曹植的《斗鸡诗》：
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
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
长筵坐戏客，斗鸡间观房。
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
挥羽激清风，悍目发朱光。
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
诗人将整个斗鸡活动写得绘声绘色，“挥羽激清风，悍目发朱光”，鸡在相斗时的情态活灵活现，这种娱乐性的活动在文人的笔下具有了审美的价值，具有明显的文人化倾向。
二、抒情方式
汉乐府抒情一般比较直接，带有民风特有的朴实与爽快。此外，汉乐府一般取材于广泛的社会生活，描写的是普遍的社会现象，抒发的也往往是人类普遍的情感。
建安文人乐府诗的抒情方式在深度上由直白内缩为含蓄，在广度上则由人类普遍情感的抒发内缩为个人化或者个性化的心灵书写。无论是哪一种都是文人特有的心态导致，这种趋势的转变完全是不自觉的，是自然而然的文人心态流露。
（一）含蓄
在三曹的乐府诗中，含蓄抒情常常采用的方式是以景抒情，通过情与景的交融达到遏制情感的过度表达，使之具有一种委婉含蓄之美。在景和情处理上曹丕和曹植的乐府诗表现得最为典型，他们常常选用一些文人特有的意象，展现出体现了文人特有的审美化观照。
如曹植《浮萍篇》，描写失宠被弃后的无奈和伤悲，在铺叙主人公的心理时选取文人眼中的意象：“瑟琴”、“商与参”、“桂与兰”、“行云”，“纨与素”等，用“行云有返期”、“日月不恒处”、“悲风来入怀”委婉地表达感情，是典型的文人诗歌写法。 再如曹丕《丹霞蔽日行》：“丹霞蔽日，彩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曹植《公宴诗》：“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等等，所选取的景物既有文人的文化内涵，又经过辞藻修饰的雅化过程，恰当地和作者的感情融为一体，意象精致，抒情含蓄，具有明显的文人化倾向。
（二）个性化
在个性化抒情方面笔者认为表现最为突出的是曹植，这和他个人的身世之悲有很直接的关系。曹植有报国之志却不被重用，曹丕为帝后又饱受猜忌。曹植是痛苦的，这种个人的痛苦无人可诉，只有通过文学来抒发排解。于是，他选择了乐府诗，但是朝不保夕的忧患感决定了曹植必须要选择更为含蓄乃至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内心的痛苦，因此曹植多寄托之作。他在《吁嗟篇》中写：
吁嗟此转蓬，居世何独然！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遏回风起，吹我入云间。
白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慷鹰接我出，故归彼中田。
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宕宕当何依，忽亡而复存。
飘飙用八泽，连翩历五山。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
愿为中林革，秋随野火燔。麇灭岂不璃，愿与林叶连。
此诗通篇比兴为体，无一句不是写转蓬，而又无一句不是“自我形象”的写照。他以“吁嗟”命篇，借秋蓬飘飞无定的姿态，将一肚子积怨尽情宣渣，来悲叹自己不幸的遭遇。
这样的寄托之作还有很多，像《白马篇》、《浮萍篇》、《名都篇》、《种葛篇》等皆属此类。在这样的作品中，物既是他，他既是物，曹植在创作中完全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诗歌中的个人化色彩于三曹乃至整个建安文人群体中达到顶峰。
乐府诗歌的特色和发展趋势最终是由创作者决定，当创作主体向内收缩，由来源广泛的民间转到生活圈较为狭小的建安文人，它就势必要脱去一些俗气和失去浅显直白的语调，踏上雅化的征程，在建安文人的手中被精心雕琢，于无形中赋予浓厚的文人气息。三曹作为建安文人的核心，无疑把乐府诗这种文人化趋势展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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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事领域的战争对服饰的影响
1.促进了服饰文化的传播。通过服装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中国服饰发展的轨迹是传承性的。朝代的更替没有摈弃原来的服饰文化而是通过传统的继承使服装千百年不变,经过历朝历代的变革其服装结构长期保持着同种模式,直到清代改冠易服,经历两千多年的冠冕衣裳才宣告终止。
西方服装的发展则是传播性的,其中战争就是传播途径之一。在开放的西方社会里,西方人依赖文明的移行与传播,加之他们文化本能中表现出的躁动不安,以及扩张和冒险的英雄主义精神,他们的风格总是不断的变革。风格产生后被空间占有欲极强的西方文化影响下的统治者,通过战争把先进的服饰文化带到各地,或者把先进的服饰制度引进,促进了服饰文化的融合和普及。
战争对服饰的传播并不是一步完成的,而是经过无数次区域内的战争然后逐渐扩大到世界范围内时才逐步完成的,确切地说是在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洋服饰才得以普及,传播到每一寸现代文明的区域。
西方古代战争促进了欧洲服饰文化的传播,通过地域的扩张使得贯头衣、卷衣在地中海沿岸流行。著名的把东方的珍宝、美丽的衣服和布匹带回欧洲,中国的丝绸、印度的棉布从此传播到了整个欧洲,与服装有关的材料,也从这时打破了地方性的制约,服装文化从质和量都得到提高。
殖民战争把西洋的服饰文化带到世界各地。如西班牙通过哥伦布的探险发现,美洲大陆的主要部分成为其殖民地,甚至远涉太平洋,控制菲律宾,成为强盛国家,强制性地向各国推行西班牙服装。后期的法国、英国在殖民战争中,也把具有绝对优势的法国时装、英国的男装带到殖民地,使西洋的服装在各殖民地被接受,开始是当地先进人士后来成为大众的主要衣着。战争在优胜劣汰中改变着国家的命运,也影响着人们的衣着生活,先进的服饰在战争中传播并被各地人们所接受。
2.促进服饰造型的功能化、推动服饰改革。战争要求服装方便、快捷、具有保护功能。军服的发展对民用服饰的改革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如：领带、纽扣、裤子、靴子、风雨衣等民用服饰都始于军事斗争的特殊需要或与之有关。
周朝末年,诸侯分立,战争频频,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制约了人的运动。而此时被称为“胡人”的少数民族服饰,窄袖短袄长裤,生活起居和狩猎作战都比较方便。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胡服起先主要用于军队,但是，胡服的形制便利了人们的生产劳动与其他社会活动,强化了服饰的实用功能,百姓纷纷效仿。“习胡服,求便利”成了我国大众服饰变化的总体倾向。
在西洋服饰的发展历程中,男服的款式形成主要来自于军服,而女性服装的现代化、功能化的形成战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14世纪前西方服装男女同款同型,在14世纪中叶男服二部式确立,男子服装中出现了来自军服的上衣――普洱波万(Pourpoint)与肖斯(Hose)的组合,这种富有机能性的二部式取代了传统的筒形样式,衣服的性别随之在造型上明确下来。在经过几个世纪社会变化和法国大革命后,男装在19世纪逐渐摆脱了象征权威的装饰过剩的衣服,形成了合理性、活动性和机能性的服装样式。
女化的服装主要是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完成的。战争迫使女性走向社会,战乱中女性主要穿“工作服”与“制服”,女性体验了合理的机能主义服饰的优点,衣着的单纯和便于活动等使用因素受到人们的重视,女装向男性方向发展,便于活动的服装逐渐发展成熟。在20年代后期出现的“男孩造型”和60年代出现的“无性别装”以及现在的休闲装、制服也大量借用了军服的款式,充分显示了战争对服装的巨大影响力。
战争对于服装的改变不只在造型上,还触及到装饰形式上。文艺复兴时期流行的裂口装饰,主要来自与战争期间服装上的划痕,后来逐渐被一般人采用,成为一种流行装饰。现在的领带源自于奥军士兵脖子上的标志――一块白布围巾,受到路易十四的大力提倡,逐渐流行并成为今天领带的造型。除此之外具有保护作用的头盔也与战争密不可分,在一战时一个伤兵在战斗中急中生智用铁锅扣在头上,从而保住了生命,法国将军亚得里安受到启发,领导制成了世界上第一代金属材料头盔,随着新材料的不断开发,大大提高了头盔的防护性能。钢盔的保护性能现在在建筑、煤炭、铁路、石油、钻井等工业行业广泛应用,成为此类行业的主要安全措施之一,钢盔还在需要安全保障的交通、体育项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钢盔的发明体现着人们对生命的珍视,同时也为民用服饰的发展提供了设计源泉。
3.军事科技在服装中的运用。军事需求永远存在,而且永远不可满足,所以军工是最大的商业市场,可以促进一些军事科学发展――而许多军事科技最终都能转化为民用科技提高人的生活水平。
例如：防电磁辐射服装的应用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早期的防辐射服装主要是给从事雷达,微波通讯等军用部门的工作人员使用。随着技术进步,目前，可以将这种服装织制得轻薄柔软,吸湿透气,可水洗,并且电磁屏蔽效率也大大提高。能够有效阻挡,折射微量X射线、紫外线、低频辐射和微波辐射,避免人体及胎儿受害。
现在人们工作生活的环境离不开电器,因此穿着防电磁辐射服装不失为一种方便有效的个人自我保护的手段。
作为具有伪装作用的迷彩图案在战场上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部队行动的隐蔽性,减少了人员伤亡。而在和平时期,图案独特的迷彩服,也成为众多军事发烧友和设计师追捧对象,通过迷彩来圆自己的军人情怀。
二、思想领域的战争对服饰的的影响
和平时期集团与集团的战争体现在生活方式、世界观等观念上的不同,因而引起思想领域的战争。人们哲学观、世界观的不同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通过衣饰来表达或宣泄情感。
中世纪服装受基督教的影响强烈,服装造型否定肉体,外形变得呆板、僵硬,逐渐失去了古希腊、罗马卷衣的流动、自然之美;14世纪末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从思想上展开了反封建、反神学的统治,赞扬人性的美好,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提倡个性解放。反映在服装中表现在男女性别差异的服装成为主流,强调性别特征、表现人体的造型美和曲线美。
20世纪60年代高级成衣业的发展,其中“年轻风暴”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年轻一代反体制、反传统、反战运动,强制性的改变了人们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扭转了20世纪后半叶的服饰流行的方向和模式,人们的服饰朝着丰富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反传统的服饰风格成为主流,中性服装、街头时装、民族服装以及各种破烂服装都成为流行时装,形成后现代的服饰风格登上了巴黎高级时装的舞台。
三、总结
战争引起人们的关注,战争中的服装的也会成为设计师表达对战争理念的诠释,从而在大众中间流行;战争促进服装的改革,使得服装越来越符合人体功能性的需求把服装变得人性化,使人们尤其是饱受服装摧残的女性解放出来。同样战争是人类的敌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类文明的延续,也阻碍了服装流行的发展,战争造成物资匮乏,设计师流亡造成流行的停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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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文化
检 索：.cn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832（2016）07-0082-03
On Susan Kaiser’s Transformation of Clothing Culture Study：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to 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SHI Ya-juan（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Abstract ：Susan Kaiser， as American contemporary clothing psychologist， professor of clothing culture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her thought of studying clothing culture goes through a great change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1997） to Fashion and Culture Studies（2012）， which can be summarized as the following three points： from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study to fashion culture study， from dualism thinking or the traditional binary research to pluralism thinking， from context study to intersectionality. In the process of comparative study， it is also important for us to see the orientation of contemporary clothing culture study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with pluralism and the intersectionality between time and space. The correct understanding of this trend will help us have a clear view of the construction of human identit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ashion culture.
Key words ：Susan Kaiser； 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 fashion； culture
Internet ：.cn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著名服装心理学、文化研究学者苏珊・凯瑟在2012年出版了《时尚与文化研究》（Fashion and Culture Studies）一书，该书成为她自1997年出版《服装社会心理学》（Clothing Social Psychology）（修订版，第一版出版于1985年）一书后又一本服装文化研究方面的力作。该书从文化研究的视角，以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不同主题为线索，援用女性主义和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通过大量有关时尚的跨文化研究案例，认为文化研究有赖于时尚来证明其变化性和持续性、研查身份与差异、能动性与结构、生产与消费，并探讨了时尚与种族、民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概念之间交叉互动的方式与途径。通过对两本书进行整体性比较，不难发现这两本书在理论基础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既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也有明显的不同，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于《服装社会心理学》，《时尚与文化研究》中的服饰文化研究思想发生了明显转变。这种转变可以简单总结为，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学、从二元论到多元论思想、从语境研究到交叉性研究（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时空交叉）。
一、从服装社会心理学研究到服装文化研究
总体来说，苏珊・凯瑟的《服装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以社会心理学为研究基础和出发点，以人们的着装行为为研究对象和核心内容的综合性研究，该书主要运用社会心理学中有关情境的理论探讨着装和外观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社会心理学是一种交叉学科，受到来自心理学和社会学两个学科的影响，但是无论普通心理学还是社会学都无法代替社会心理学。社会学主要研究宏观社会因素对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普通心理学则主要研究个体差异、个体背景和特点导致的行为，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是具体社会情境对于心理和行为的影响，这是社会心理学不同于其他心理学科最重要的一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基本上就是围绕人们着装的各种“情境”问题展开论述的，如本书副标题“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所示。理解了这一副标题也就抓住了全书的研究理路和理论基础，即从情境的角度分析外观和着装行为的社会文化意义、功能及其影响。在论述过程中，该书先是对情境中的象征性外观进行概述，主张从符号互动观论、认知观点和文化观点出发研究服装在各种情境中的社会意义，从而使服装情境的研究从简单的个体生理认知扩大到团体、社会、历史和文化层面。
除了对心理学情境论的运用，该书还援用了社会心理学中的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也称象征互动论）和身份理论，对管理个体外观和团体外观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阐述，尤其是人们如何利用外观管理来塑造和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如何利用外观来与族群或团体中的其他人产生互动等方面的问题。符号互动论是典型的社会学研究理论。该理论源于芝加哥学派的米德（Mead），他首先提出了“符号互动”这个理论概念，认为人们对事物的行为基于人们赋予这些事物的意义，这些意义来自于社会互动，并在解释的过程中不断加以修正。随后符号互动论学者对这一理论观点继续补充完善，其中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学者是布鲁默（Blumer）。布鲁默认为，人类对事物（包括其他个体）的行为基于人们对这些事物及个体意义的认识。事物的意义来自于个体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各种意义在阐释过程中得以把握和更正，个体也在这一过程中处理他/她所遇到的各种事物。此外，按照布鲁默的理论，个体之间的互动也基于一种自发，这种行为也基于行动者归因于各种社会客体和/或符号的主体意义。所以，个体行动者会以他们在各自相关情境中归因于各种客体和符号的意义为基础来调节自己的行为。① 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将这些社会心理学符号互动理论运用到对人类着装动机和着装行为的分析理解之中，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和文化价值。
身份理论是除情境论、符号互动论之外社会心理学重要的理论论述，也是苏珊・凯瑟在《服装社会心理学》和《时尚与文化研究》这两本书中重要的理论支柱和研究内容，作者在这两本书中无论是从何种情境（历史情境、文化情境、团体/个人情境等）研究出发，其最终的落脚点都离不开各种情境下人的着装心理、动机和行为对个体或者团体身份的建构、塑造及其影响。因此理解身份理论的概念及其基本理论观点对于把握该书体现的服饰文化思想也具有重要意义。身份理论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详细说明附加于各种身份之上的意义如何通过互动进行商讨和管理。身份理论家尤其关注各种身份如何彼此相关（鉴于它们被带入到各种情境中的可能性、它们对个体的核心性和重要性），以及各种身份如何与角色表演（或行为）、情感（各种感情）、身心健康（如压力、焦虑和抑郁）、自我概念（如自尊、自我效能及本真性）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②在《服装社会心理学》第三章“服装、外观与社会角色的性别结构”中，作者就从情境观的视角入手，着重探讨了在日常的两性关系中，各种社会情境对重新构造两性关系和定义的意义，认为人们普遍认同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意义，会随着社会、历史及文化情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动。③
二、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
随着苏珊・凯瑟从服装社会心理学到服装文化研究的学科转移，研究方法和学术思想方面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从二元论思想到多元论思想的转变。《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中，苏珊・凯瑟对于多种情境下人们进行外观管理进行的论述中，二元论思维模式显而易见。以第三章“服装、外观和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为例，该章论述了外观管理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社会建构的影响和作用，首先她从历史的角度阐释了不同时代男女社会地位、经济地位的差异造成的性别角色和外观管理方面的差异，继而指出，根据传统观念下对男女两性性别角色进行的人为二分法（积极对消极），并以此来探讨外观与性别角色的社会意义。
然而，在《时尚文化研究》一书中，多元论的思考及论述模式取代了这种明显的二元论思想。首先，该书在文化学者杜盖（Du Gay）1997年提出的“文化循环”的基础上，提出了“风格-时尚-装扮”循环，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分析了文化在服装生产、销售、调节、消费、身份建构等各个环节之间的流动。这一理论建构打破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从而充分体现了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多元互动特征。
作者在该书的第一章指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过于简化差异，限制了从多角度多层面对关联因素和交叉因素进行分析④2。因此，作者希望“借用时尚研究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中思考时尚的方法、概念、比喻和模式。其目的在于向简单的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线性（直线型）思维和本质主义（注定性、固定性、有限性）思考时尚的方法提出挑战。”④2与此同时，她认为，研究时尚是一种并列关系的行为，而非非此即彼的取舍行为。时尚的成长壮大靠的是矛盾（相互冲突的真知灼见）和含混（彼此冲突的情感）、知识与情感的比肩而立。将时尚和女性主义文化研究理论结合起来有助于中断、模糊和超越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女性主义理论家所一贯诟病的二元对立关系之一就是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对立。原因在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人们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思考性别问题，并使与权力相关的等级制度永久化，使男性优先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存在。④2由此， 在该书第六、七、八章中，作者援用后现代女性主义理论（feminist theory）、同性恋理论（queer theory）和跨性别理论（transgender theory）寻求解构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之间、同性恋与异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并借此批判了社会性别甚至生理性别中的二元论思想，强调多元论和差异性，进而论述风格-时尚-装扮对于性别身份塑造的社会及文化意义。
该书第六章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二元对立关系的解构体现了苏珊・凯瑟的多元论思想。这一章的题目《性别时尚，塑造性别：超越二元对立》就是对这种解构思想的最好明示。作者认为，在当代语境下，每一个概念的构成都是二元对立的，即男性与女性、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异性恋与同性恋。然而，社会性别不是孤立的，它所处的概念系统中包括生理性别（sex）、社会性别（gender）以及性取向（sexuality）。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完全对立起来是不恰当的。女性主义生物学家安妮・福斯塔托-斯特林（Annex Fausto-Sterling）指出，将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简单的进行二元对立是对其两者之间复杂联系的简化与模糊。生理性别也在文化进程中有所体现，且在不同领域中需要对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放在一起进行综合研究，另外在性取向等研究中都不能将两者简单地对立起来。在大的文化情境中，无论是对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践研究，两者的关系都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特别是将其与风格-时尚-装扮联系起来的时候，更要以多元的视角进行全面思考。对于异性恋与同性恋之间的二元对立，苏珊・凯瑟则更多的援用同性恋理论和跨性别理论，用跨性别者（transgender）、变性人（transsexual）、双性人（bisexual）等各种性别模式及其变装（cross-dress）、异装（transvestism）、换装（drag）等着装风格阐释了异性恋和同性恋二元对立之间的模糊性、不稳定性及其可解构性。她认为，同女性主义理论和酷儿理论一样，风格-时尚-装扮分别向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的分类方法提出挑战，并使其失去稳定性。从视觉或其他方面来看，风格-时尚-装扮表明，至少有一部分社会性别和生理性别积极参与到社会地位的建构过程之中；无论是社会性别还是生理性别都不能作为完整的生物本质，因为二者中任何一方的话语表述都会因时间和空间的不同而改变。简而言之，苏珊・凯瑟希望利用风格-时尚-装扮这一文化循环搭建一座桥梁，弥合个体的心灵、身体和身份之间的距离，从而进一步突破本质主义、二元对立和线性思维架构的束缚，朝着多元文化方向发展。
三、从情境中的符号互动到交叉性研究
前面提到，对《服装社会心理学》一书从符号互动论、认知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探讨了外观在各种情境（如历史情境和文化情境，尤其是后者）中所具有的社会文化意义。对于“情境”问题的研究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出发点。但是，在《时尚与文化研究》一书中，这种情境论已经完全让位于交叉性研究，尤其是对时间和空间的交叉性研究。文化研究的交叉性理论和女性主义社会学理论密切相关，同时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89年金波丽・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首次为这一理论命名。交叉性理论旨在研究各种生物、社会和文化类属，如性别、种族、阶级、性取向、等级制度以及其他身份互动的核心内容，这些内容存在于多个层面、且常常具有同时性，有助于系统的非正义和社会不平等。该理论认为，社会中各种典型的和压迫有关的概念，如种族主义、男性至上主义、同性恋恐惧症、变性歧视以及基于信念的偏执狂都不能独立存在发生作用。反过来，这些压迫形式相互交织，形成一个能够表达多重歧视方式、具有“交叉结构”的压迫系统。⑤不过也有一些学者从更大的范围来定义交叉性理论，认为该理论是一种“种族、阶级、性别等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并常常导致出现各种形式的不利之处。”⑥此外，压迫的各种文化形式不仅彼此相关，而且被捆绑在一起，受到社会交叉系统的影响和牵制。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种族、性别、阶级、能力和族群。因此，理解了交叉性理论的社会背景和主要理论诉求，也就不难理解《文化与时尚研究》一书中关于时尚与民族、种族、阶级、性别、性取向、身体等问题的交叉、互动及重叠关系的研究，那么脱离了情境论的研究方法，苏珊・凯瑟在书中又是如何阐述这一复杂的交叉互动关系呢？
在《时尚与文化研究》的第一章，作者就指出，时尚是一个牵涉多重视角和方法的复杂过程。时尚既非事物也非某物之本质。时尚是一种在浑浊但仍有希望之未来水域中商讨、探索和驾驭的社会过程。随着身体在时间和空间中运动，时尚得以实现自身。时间和空间既是抽象的概念也是其活动背景：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的过程碰巧与识别并表现自我时空的过程相吻合。其结果证明这一识别并表现自我身份和自我时空的过程是一种在多重含混和矛盾因素中商讨应对的持续挑战。与此同时，时尚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穿越各种疆域。它持续挑战着每个人对自我身份的视觉和物理认知，以及这一自我认知与他者认知之间如何相关联。④1
关于时尚与文化的关系问题，苏珊・凯瑟认为，时尚和文化一样，既是一种社会过程也是一种物质实践。时尚和文化都是不断变化的过程，又具有持续性。这种同时性过程非常复杂、甚至相互矛盾。或然的（非此即彼）思维方式（如：改变或延续）不足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时尚与文化的运作方式。反过来，思考时尚与文化之间的关系需要一种并列的思维方式（如：改变并且延续）。既然时尚和文化同时在经历改变和延续这一持续不断的过程，也许时尚可以被理解为“延续中的改变”（change within continuity），而文化则展示了强调“改变中的延续”（continuity within change）的各种实践行为。每一个概念都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一种清晰把握这一同时性的途径：各种不同的观念或过程如何共存且保持动态交往的关系。④2
四、结论
苏珊・凯瑟服饰文化研究思想的转变是与时下整个学术研究的总体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理论和视角，发端于20世纪早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到现在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经验和宝贵的理论思想，成为当今许多人文学科都有借鉴和研究的内容，苏珊・凯瑟将服装心理学中的情境论、符号互动论、身份理论、交叉互动论等内容引用到时尚文化研究中来，使我们对服饰文化及其影响下人类着装心理和身份建构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认知。
注释：
①Shibutani， Tamotsu. "Blumer’s Contributions to Twentieth-Century Sociology". Symbolic Interaction 11.[J]Special Issue on Herbert Blumer’s Legacy. Spring 1988. p. 23C31.
②John D. DeLamater， Amanda Eyre Ward，Springer.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M].2nd Ed. 2013. p.31
③ [美]苏珊・凯瑟.服装社会心理学[M].李宏伟，译.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1998：65.
④Susan B. Kaiser.Fashion and Cultural Studies.[M] Berg Publisher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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