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4-28 08:56:16
导语：在哲学观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意志叔本华通过借鉴柏拉图的理念观，确立了意志本体论。“理念是独立于具体事物和人的意识之外的实体”理念是先于人而存在的，既不靠理性产生，也不靠感觉产生。叔本华借助理念的这一概念建立了自己的意志观，认为意志靠直观产生。“理念是永恒不变的，是塑造个别事物的‘原型’，个别事物都是‘分有’理念而成的。”叔本华正是用分有说来解决意志和表象的问题，将意志和表象作为整体而分割，叔本华认为，意志是所有现象的本体，并且它不存在于现象之中，不存在于作为表象的世界之中，它只是借助现象来表现自己。意志产生于人的自身，是人内心最直接的“意识”，每个人都是自己认识的主体，也产生着自己的表象世界。意志决定着世界，世界的内在本质就存在于每个人的意志之中，每个人所看到的表象便是整个世界。意志是一切现象、表象、客体最内在的东西。叔本华将人分为了两部分，一部分是客体，一部分是意志。人的客体靠意志来进行活动，胃肠的蠕动就是意志反映在客体上的饥饿，喉咙的干痒是意志反映客体上的口渴。在自然界，草长莺飞，百花争艳……也都是意志表现为客体化的结果。
（二）欲望叔本华在佛教思想中借鉴了“欲望”的概念，他认为，人作为认识的主体，是有欲望的个体，人的欲求反映在他的内在意识之中，叔本华将人的欲求作为意志的欲求，人变成了欲望的主体，于是被意志定义为“盲目的不可遏制的冲动”，是永无止境的无法满足的欲望，是求生存的生存意志、生活意志和生殖意志。
二、悲观主义的哲学内容
（一）人是痛苦的叔本华的意志论将意志作为不可遏制的冲动和欲望，他认为意志分为生存意志和生殖意志。生存意志是指人类为维持自己的的生存，为了生活而产生的欲望，包括衣食住行等等的需要。叔本华将其作为一切痛苦的根源。生殖意志是人类为了对抗死亡而继续维持生命体的欲望，包括恋爱和婚姻等。这两种欲望周而复始，永无止境。然而随着人类的进步和发展，人在头脑中会产生不同于非理性的理智，人类为了生活的舒适，会通过理智来规范自己和自己生存着的社会，这就会同人本质上的冲动和非理性产生理性与意志的矛盾。人的意志是求生存，有着极大的生存愿望，但理性告诉人类他们注定是要死亡的，人类害怕死亡，在同死亡作斗争时苦苦挣扎，却注定永远不会胜利，因此叔本华认为认识到的死亡和在死亡面前的无所作为的人类是真正痛苦的。“我们的诞生就已把我们注定在死亡的掌心中了；死亡不过是在吞噬自己的补货品之前，如猫戏鼠一般逗着它玩耍一会儿罢了。”
（二）人生是痛苦的叔本华认为，人的活动以其意志作为支配，而意志又是不可遏止的冲动和欲望，这种针对自己的缺陷和状况不满而导致的冲动和欲望是不断出现、周而复始、永远得不到满足的，这种欲望使人类痛苦和绝望，因为欲望的满足具有相对性和非持久性，一个欲望满足后就会产生更高的、其他的欲望，人就会陷入一种欲望—满足—新的欲望的无限循环之中，也就导致了痛苦的产生，欲望只要得不到满足，人就会继续痛苦。“追求挣扎没有最后的目标，所以痛苦也是无法衡量的，没有终止的。”在欲望满足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在满足之前，生命个体会碰到很多的困难，遭受很多的痛苦，人类会因为得不到而产生渴望、焦虑、神经紧张等负面情绪，而满足之后，个体会变得空虚、无聊。如果一个生命个体很容易满足没有什么欲求，那么他同样也会变得空虚和无聊，挣扎与痛苦，叔本华认为这种痛苦更加的难以忍受。“欲求和挣扎是人的全部本质，完全可以和不能解除的口渴相比拟。但是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它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事实上痛苦和无聊两者也就是人生的两种最后成份。”在叔本华眼中所有的人都是痛苦的，不同的人具有着不同的痛苦。贫困者平时为了维持生计不断地奔波，这是痛苦的。休息的时候无所事事空虚无聊，也是痛苦的。而富裕者虽然不用维持生计，但他们是无聊的，他们因为打发无聊而痛苦。“困乏是平民群众的日常灾难，空虚无聊是上层社会的日常灾难。在市民生活中，星期日代表空虚无聊，六个工作日则代表困乏。”因此叔本华将人生作为一场永无止境的悲剧，得出了人的一生是悲观的、绝望的结论。“从根本来说，不可能有什么真正的幸福，人生实质上只是形态繁多的痛苦，是一个一贯痛苦的状况。”[4]他认为快乐只是存在于悲剧之中的小小环节之中，只存在于人生中短短的一瞬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和快乐。人类为追求快乐消除痛苦而努力，但并不会消除痛苦，因为人们虽然不愿意过着痛苦的生活，但自己的欲望却自己制造着痛苦和绝望，这种欲望伴随着痛苦与不幸通过一代代流传下来。
（三）解脱痛苦的方法叔本华认为，因为痛苦来源于生命意志，因此解除痛苦的方法在于舍弃欲望、否定生命意志。他认为其一可以通过进行艺术创作或欣赏，其二可以通过禁欲。1.艺术创作或欣赏叔本华将艺术创作或欣赏作为生命意志的暂时否定,他认为通过对艺术审美的欣赏可以慰藉痛苦的心灵，填补内心的苦闷，产生良好的心境，从人生的痛苦中获得暂时的解放，因为艺术是非功利性的，可以使个体暂时忘却争斗和欲望，从生存意志和功利性的欲望中解放出来，获得短暂的宁静和心灵的升华。当我们陶醉于艺术美的享受时，我们就暂时摆脱了意志的控制，忘记了欲求和渴望，将自己从痛苦中抽离出来，与意志相分离，直观的感受暂时的愉悦。“也就是认识从意志的奴役之下解放出来，忘记作为个体人的自我和意识也上升为纯粹的，不带意志的，超乎时间的，在一切相对关系之外的认识之主体。”2.禁欲叔本华深受佛教哲学的影响，他认为禁欲是对生命意志的彻底否定，通过禁欲可以达到无欲无求，可以彻底的否定生命意志，进而彻底的摆脱痛苦。“随着自愿的否定，意志的放弃，……随着意志的取消，意志的整个现象也取消了；末了，这些现象的普遍形式时间和空间，最后的基本形式主体和客体也取消了，没有意志、没有表象、没有世界。”生命意志被“取消”之后，因为意志的作用而产生的冲动和欲望也就没有了，同时，冲动和欲望所产生的无法消除、无穷无尽的痛苦，甚至是希望等一切情绪都消失不见，生命个体充满着平和的心境，心如止水，宁静而致远，从而实现对痛苦真正意义上的摆脱，永久地脱离。“无欲是人生的最后目的，是的，它是一切美德和神圣性的最内在的本质，也是从尘世得到解脱。”首先，叔本华认为应该要完全断绝，因为会使人类的痛苦通过种族延续下去。其次，叔本华认为应该强迫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忍受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煎熬。“此外，还表现于自愿的、故意造成的贫苦。既然他自己都要否定在他身上显现出来的意志他也就不会反对别人这样做。即不反对别人对他的非义之举。所以，他会以德报怨,欣然接受任何损失任何羞辱，任何侮慢。”最后，叔本华认为绝食而死是禁欲最好的方法，这样，人类就会永久地摆脱人生的痛苦。叔本华最终由此进入了虚无主义。至此，叔本华通过对意志、欲望的自我分析，得出人的一生都是痛苦的、绝望的这样的结论，确立了自己的悲观主义哲学并最终走向虚无主义。
三、悲观主义的评价及意义
【摘要题】理论纵横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Hegel，
1770～1831）指出，“哲学认识本质”[1]。哲学历来是人们认识自然、社会和思维现象本质的思想武器。图书馆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对图书馆现象本质的把握自然也离不开哲学思维。为了认识和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者们也进行了长期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期，形成了一股持续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热”。本文就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述评。
1关于图书馆哲学研究的起源及其发展
是谁在什么时间第一个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命题，这是一个很难考证的问题。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这一提法至迟在1934年就出现，其根据是丹顿（J.PeriamDanton）于1934年就著有《呼唤图书馆哲学》一文[2]。据台湾胡述兆先生在《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一文介绍，阮冈纳赞于20世纪30年代就著有《图书馆分类哲学》一文[3]。据台湾沈宝环教授《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一文介绍，英国的包得菲（A.Broadfield）于1949年著有《图书馆哲学》（APhilosophyofLibrarianship）一书[4]。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至少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在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起源于何时，也是一个较难考证的问题。蒋永福认为，20世纪30年代杜定友等人的图书馆学思想中就包含有较明显的哲学思考的痕迹[5]。不过，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我国还没有人明确提出“图书馆哲学”这一术语或提法。在我国大陆，1990年蒋永福在《黑龙江图书馆》发表《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一文[6]，其副标题是“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这可能是在大陆图书馆界最早提出“图书馆哲学”（libraryphilosophy）一词的文献。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鼎盛期，在这一时期里，较早对图书馆现象作哲学思考的人有刘迅、刘烈、陈一阳、庄义逊等人。刘迅于1982年著有《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一文[7]；刘烈于1985年著有《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8]，陈一阳于1985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9]，于1988年著有《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一文[10]；庄义逊于1985年著有《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一文[11]。另外，卿家康、詹新文于1987年译有J·H·谢拉的《图书馆哲学》一文[12]。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蓬勃发展，高锦雪教授于1985年就著有《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书。令人遗憾的是，在上述研究者中，除高锦雪外，其余研究者无一是以图书馆哲学为自己主要研究领域的，因此他们的上述著文也都是“偶发之作”，其研究广度和深度都很有限，而且他们各自的图书馆哲学研究也都未能继续下去。
到了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的研究者主要有蒋永福、何长青、吕斌、周文骏、周庆山、胡先媛、张广钦、刘君、马恒通、李明华、郑全太、王梅等。在这一时期，台湾的图书馆哲学研究持续呈活跃状态，沈宝环、赖鼎铭、高锦雪、梁君卿、卢荷生等著名学者的研究已达到了较专深的境界，其中，赖鼎铭教授的《图书馆学的哲学》（1993年印行）一书可谓是视角极其独特的，不可多得的名著[13]。在大陆，蒋永福和郑全太是以图书馆哲学为主要研究领域的研究者，两人的研究成果也最丰，而其余的研究者们似乎仍属于“偶尔一发”之列。值得一提的是，蒋永福先生从1990年起致力于图书馆哲学研究，一直持续至今，是目前我国大陆图书馆哲学研究领域持续研究时间最长、研究成果最多的研究者，是该研究领域的“核心作者”。应该说他为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
从上述可知，我国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其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正式起步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图书馆哲学”一词正式见诸有关文献。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图书馆哲学研究的发展时期，较之80年代的研究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研究队伍逐渐壮大起来，研究成果也达到了一定的数量，由此奠定了图书馆哲学研究在我国图书馆学领域中的显著地位。
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概念
及其内涵
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是运用哲学研究图书馆现象领域的一般（或本质）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应用研究和图书馆实践的基础理论和思想方法论”[14]。
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是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层面上展开评论的理性之学”，“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很高深的玄学，而是图书馆学理论研究者对待‘图书馆’的态度、理论表现形式”[15]。
周文骏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图书馆本质规律和方法论的学科。它一方面是图书馆实践和图书馆学理论研究的总结、提炼和升华，另一方面也是哲学原理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所以可将其视为介于哲学和图书馆学之间的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层次”[16]。
黄宗忠认为，图书馆哲学也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在本质上是一回事[17]。
周庆山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他在《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础是一种比图书馆学大而又能指导图书馆学的理论，事实上这里指的便是图书馆哲学”[18]。
吕斌和李国秋认为，“图书馆哲学”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指图书馆事业的宗旨和目标，第二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学领域的基本理论问题，第三层含义是指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涉及到的哲学问题[19]。
蒋永福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人深思图书馆现象时获得的一种思维深处的感悟与理解[20]。他在《图书馆哲学是什么》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是一种高屋建瓴式地把握图书馆现象本质的综合思维方式”，“所谓图书馆哲学，就是对图书馆现象的哲学关怀。这种哲学关怀，体现为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21]。
胡先嫒在《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把哲学的根本原理应用于图书馆学，研究图书馆活动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它既要受到哲学的雨露浸润，又要取得图书馆实践的支撑，它处于哲学和思想学的中间层，研究的是图书馆活动及这一社会现象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探求的是图书馆学的一般原理和方法，并将哲学思想体现在图书馆学研究中”[22]。
李明华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的认识，对图书馆精神与图书馆文化的高度提炼与升华，研究图书馆哲学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实践活动和图书馆学理论成果作出高度的抽象和系统的概括”[23]。
刘君、易长芸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以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提出的各种哲学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的学科”[24]。
郑全太和孙淑文在《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的关系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图书馆价值观和图书馆学方法论”[25]。郑全太和石友荣在《试论作为实践哲学的图书馆哲学》一文中又指出，“图书馆哲学是关于流变不息的图书馆实践的价值和意义的深刻理解、感悟和诠释”[26]。
另外，马恒通还专门著文论述了“图书馆学哲学”（philosophyoflibraryscience）问题。他指出，“图书馆学哲学是运用哲学研究图书馆学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指导图书馆学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和方法论”[27]。刘君和易长芸认为，“与图书馆哲学相反，‘图书馆学的哲学’强调的是哲学理论在图书馆领域的应用。……与图书馆哲学不同，图书馆学的哲学的出发点是哲学，落脚点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28]。
由上述可知，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概念的内涵的认识还很不一致。这说明图书馆哲学研究目前尚处于“前科学”阶段，还很不成熟。不过，从上述诸说法中我们还是能够梳理出一些异中之同的看法：（1）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的产物；（2）图书馆哲学研究探讨的是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本质问题，或者说，图书馆哲学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的深层理解、感悟和诠释；（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方式，是一种价值观
和方法论。
3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任务和意义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性质，何长青认为，“图书馆哲学既是这些范畴的一门具体应用哲学或部门哲学学科，又是图书馆学的基础理论学科”[29]。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哲学的分支学科，而是具有浓烈图书馆学个性特征的图书馆学分支学科的内容，是研究图书馆学高级理论形态的图书馆学研究方向”[30]。蒋永福指出，“图书馆哲学就是专门揭示和解释图书馆现象本质的部门哲学”，“图书馆哲学实质上就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所进行的反思性关怀，因而也可称之为图书馆科学的‘元理论’，……（它）试图从整体上把握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而一般不涉及或不直接描述图书馆现象中的个别环节或过程，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抽象性和思辩性”[31]。郑全太认为，图书馆哲学属于具体的经验科学，属于图书馆理论思维科学[32]；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精神科学，它在本质上具有实践哲学的性质[33]；图书馆哲学是一种人文科学，所以它不可能达到自然科学理论那样的客观性、确定性和可验证性[34]。王梅和李芸在《论图书馆哲学的人文内涵》一文中批评当前的图书馆哲学研究缺乏人文内涵，指出：“图书馆哲学，首先我们肯定一点的是，它是人学，图书馆学与哲学的关系本质上的联系，是人文的相通，那么，图书馆哲学就不应该在人文的竹篱外徘徊”[35]。其实，蒋永福早在1991年就批评过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缺乏人性的问题，并呼吁图书馆理论与实践中的人性的复归[36]。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性质的认识还有一些分歧，如图书馆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还是两者皆是？再如，有的学者认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经验科学、应用科学、实践哲学，而有的学者又认为图书馆哲学是理论科学、思辩科学，这两种看法相矛盾吗？等等。这些问题只能在以后的研究中予以澄清。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张广钦认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树立人文主义的图书馆学精神”[37]。蒋永福认为，“‘我是谁’，亦即图书馆现象的本质是什么？这是图书馆哲学需要回答的核心问题”[38]。周庆山也指出，“透过图书馆具体机构认识图书馆现象的本质，这正是图书馆哲学追求的目标”[39]。郑全太从“图书馆哲学在本质上是实践哲学”这一立论角度认为，图书馆哲学“所要解决的是来自图书馆实践中的有关什么是图书馆、图书馆的价值，什么是图书馆精神的问题”[40]，“图书馆哲学作为实践哲学是以图书馆智慧（或称图书馆精神）为知识目标的”[41]。刘君和易长芸从哲学的功能推断图书馆哲学的任务“就是通过图书馆学与哲学的结合，充分发挥两门学科优势，通过对图书馆问题的哲学研究，揭示出对图书馆发展的规律性认识”[42]。周文骏教授也指出，“图书馆事业建设中的种种问题，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规律没有正确地把握。而这种正确把握正是图书馆哲学的任务”[43]。可见，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任务或目的的看法较为一致，即图书馆哲学追寻的是图书馆现象中的本质问题。
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意义，周庆山指出，“图书馆哲学是一种科学精神、职业理想和学术境界，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图书馆员忽视理念和思想而偏倚于实务和技术，是与他们对图书馆认识上的机构化、实体化及操作具体化有一定关系的。这正是图书馆哲学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所在，即它可以让图书馆员充分意识到其工作的意义、目标、原则、合理性和整体价值取向”[44]。张广钦指出，图书馆哲学研究的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提高图书馆学的学科地位，增强图书馆学理论的解释力；二是有助于增强图书馆人的理论观念[45]。郑全太和石友荣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功能价值在于用“图书馆智慧”指导图书馆实践，他们指出，“图书馆哲学并不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技能和方法，从而在图书馆实践中直接应用，它要摆脱具体的事实和眼前的功利，与现实隔开一段距离，从而能够超越现实，以敏锐的理性的眼光去洞察、透视图书馆实践，对图书馆实践进行哲学的判断，以它的理性的洞察力和规定性，形成对图书馆实践及其与人生实践、社会实践的关系的图书馆智慧，真正地用智慧参与到图书馆实践中去”[46]。可以看出，目前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意义的认识大同小异，可以概括为：图书馆哲学是观察图书馆现象的智慧之学，它能够为人们提供观察图书馆现象的理论视野、价值观和方法论，能够为图书馆实践提供哲学指导。
4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和内容结构
4.1关于图书馆哲学的范畴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层次的理论思维，图书馆哲学必须指导图书馆学建立自己的逻辑范畴体系。建立一种理论的逻辑范畴体系，主要是确定该理论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刘烈以“图书馆”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并循着“图书馆——图书馆的矛盾——图书馆的规律”这样的逻辑顺序阐述了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47]。陈一阳认为，图
书馆在本质上是“固化信息中心”，于是他以“固化信息”为逻辑起点，演绎出图书馆学的10个基本范畴，依次是“固化信息”、“存储”、“分类”、“目录”、“资料”、“情报”、“检索”、“读者”、“图书馆员”、“图书馆”[48]。何长青则以“文献”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认为“文献”是图书馆现象领域最简单、最抽象的元素形式，它包含着图书馆现象领域中的一切“矛盾胚芽”[49]。蒋永福一开始也认为“文献”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50]，后来他经过进一步的深思熟虑，改变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他根据“文献的实质是客观知识的载体”这一论断，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知识组织是图书馆学的逻辑中介，人是图书馆学的逻辑终点”[51]。从现在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蒋永福可以说是在我国图书馆学界第一个完整地提出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的学者。因为在这之前人们讨论的范围局限在逻辑起点问题上，而基本没有涉及逻辑中介和逻辑终点问题。而且，他的“客观知识论”观点正符合当前图书情报学“知识化”的趋势。相反，目前主张“图书馆论”和“文献论”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4.2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
周文骏教授在1996年指出，“我国至今还没有建成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52]。正因如此，目前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内容结构的讨论分歧也最大。台湾的高锦雪在《图书馆哲学之研究》一文中指出，“图书馆哲学之研究，应自图书馆史与图书馆思想史双方面着手”，她对自己著作的内容体系作了如下安排[53]：“图书馆的本质与功能之哲学观”、“图书馆教育之哲学观”、“图书馆选择之哲学观”、“分类与建筑之哲学观”、“参考服务之哲学观”。何长青设计的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包括三方面[54]：（1）图书馆规律。包括图书馆现象的社会本质及功能、图书馆现象的内在运行机制及其矛盾关系。（2）图书馆认识规律。包括图书馆认识方法，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与图书馆实践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图书馆理论与实践的继承、发展与创新、变革的矛盾运动。（3）图书馆指导规律。即研究指导图书馆实践的各种辩证法问题。吕斌和李国秋则从图书馆哲学的本体论、图书馆哲学的认识论和图书馆哲学的方法论三方面展开了他们的研究内容[55]。张广钦根据图书馆学理论主要涉及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事业发展理论和图书馆各项业务工作理论，认为图书馆哲学的内容体系可划分为图书馆学哲学、图书馆事业哲学和图书馆业务哲学3个方面[56]。关于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马恒通认为主要包括三方面[57]：图书馆学发展规律、图书馆学研究规律和图书馆学的理论价值观。从以上关于图书馆哲学内容的界定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如何界定问题持有各自不同的看法。所以，如何科学界定图书馆哲学的研究内容及其体系，将是今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不过，在图书馆哲学研究内容及其体系整体确定之前（这将是一个漫长过程），对图书馆哲学的某些局部或个别问题进行哲学意义上的研究是极其必要的。其实，一些学者早就做了这方面努力，如郑全太著有《略论图书馆评价的哲学范畴》、《图书馆学研究体系的哲学探析》等文[58～59]，武三琳、金高尚著有《关于图书馆引入管理心理学的哲学思考》一文[60]，李明杰著有《关于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哲学思考》一文[61]，陈思玲著有《哲学范畴的图书馆价值论》一文[62]，刘君君、周进良著有《关于读者管理的哲学思考》一文[63]，等等。
5关于图书馆哲学的几个关系范畴
5.1关于哲学与图书馆哲学
图书馆哲学固然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体系中的一个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应该说是无可置疑的事情。但有的人只把图书馆哲学视为哲学原理、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移植和应用，从而称图书馆哲学只是一种应用哲学，则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这里，他们没有认识到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的区别。部门哲学、
专业哲学是对某一部门或专业领域问题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而应用哲学则是哲学原理、方法在某一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一种哲学门类。可见，部门哲学、专业哲学和应用哲学是依据不同分类标准产生的哲学门类。图书馆哲学既是人们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而产生的哲学门类，又是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领域中应用而产生的哲学门类。所以图书馆哲学既是一种部门哲学或专业哲学，又是一种应用哲学。
5.2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哲学”
“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它们都是哲学与图书馆学结合的产物。哲学和图书馆学的结合有两个方向：一是“哲学图书馆学”，即哲学原理和方法在图书馆学中的应用；二是“图书馆学哲学”，即对图书馆现象进行哲学思维。前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学哲学”，后一个方向形成的是“图书馆哲学”。也就是说，图书馆学哲学是以“图书馆学”（理论）为对象，而图书馆哲学则以“图书馆现象”为对象。而所谓“图书馆现象”又可包含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所以广义的“图书馆哲学”可包含“图书馆学哲学”。狭义的“图书馆哲学”是指抽掉“图书馆学哲学”内容的剩余部分内容。目前，在理论界存在混淆或不区分“图书馆哲学”和“图书馆学哲学”的现象，应引起注意。本文在上面介绍了图书馆学哲学的研究情况，就是从广义的“图书馆哲学”角度考虑的。
5.3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两者在涵义上是相同的。从两者的产生时间看，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肯定先于图书馆哲学研究，如果两者在涵义上相同，那么图书馆哲学研究就可说成是一种重复的或多余的研究。显然，现在的事实不是这样。我们知道，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属于理论图书馆学范畴，而理论图书馆学和应用图书馆学的研究成果都是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资料”。也就是说，图书馆哲学的研究范围要比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宽泛，层次也高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是对图书馆实践的一般性理论概括和总结，而图书馆哲学是对图书馆实践和理论两个维度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抽象和批判的产物。
5.4关于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
有的人认为图书馆哲学就是图书馆学理论基础。这种判断恐怕很难被大多数人们所认同。到目前为止，关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问题众说纷纭，远没有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那就是，能够成为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的理论肯定是图书馆学之外的某一种或某几种理论（如波普尔的“世界3”理论）。因此，如果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理论基础，就等于把图书馆哲学认定为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显然，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把图书馆哲学当做图书馆学之外的一种理论。那么，图书馆哲学与图书馆学理论基础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目前很难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看来这一问题也是以后图书馆哲学研究首先且必须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一）.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2，15，30，37，45，56张广钦.试论图书馆的哲学内涵.图书情报工作，2000（5）
3胡述兆.印度图书馆学之父——阮冈纳赞.台湾：图书与资讯学刊，1996（8）
4沈宝环.在“图书馆哲学”的竹篱外徘徊.图书馆论坛，1996（1）
5，21，31，38，51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是什么.图书情报工作，2001（10）
6蒋永福.试论三种哲学形态的图书馆——图书馆哲学思考之一.黑龙江图书馆，1990（1）
7刘迅.论图书馆学情报学理论的共同基础——关于波普尔世界3理论的思考.情报科学，1982（1）
8，47刘烈.论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四川图书馆学报，1995（1）
9陈一阳.关于图书馆学的哲学思考.广东社会科学，1985（2）
10，
48陈一阳.关于图书馆学的范畴体系.广东图书馆学刊，1988（1）
11庄义逊.图书馆学的哲学研究述评.见：吴慰慈，邵巍.图书馆学概论教学参考文选.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12[美]J·H·谢拉著；卿家康，詹新文译.图书馆哲学.大学图书馆通讯，1987（4）
13赖鼎铭.图书馆学的哲学.台北：文华出版社，1993
14，29，54何长青.图书馆哲学论纲.四川图书馆学报，1994（4）
16，43，52周文骏.编后——我们研究些什么？见：周文骏，倪波.图书馆学研究论文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
17黄宗忠.浅论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研究与发展趋势.图书馆杂志，1999（1）
18，39，44周庆山.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情报工作，1997（11）
19，55吕斌，李国秋.关于“图书馆哲学”的思考.图书与情报，1997（1）
20蒋永福.图书馆哲学散思.图书情报工作，1998（9）
22胡先嫒.图书馆学理论基础研究述评.图书馆学研究，1998（2）
23李明华.大众图书馆哲学探讨.中国图书馆学报，1999，25（2）
[关键词]管理者心理企业管理
一、“盲目多元化”现象的具体表现及其危害。
近年来，新创的网络企业如雨后春笋迅速诞生。新创的网络企业在成长到一定阶段，有的企业就会出现“盲目多元化”现象。具体表现是：企业同时开展了很多项业务，但没有哪项业务能真正产生效益，就像撒胡椒面一样，撒的东西很小很细，撒出去就看不到了；事情作了不少，时间花了不少，钱花了不少，但收益甚微。
例如：某网络企业就出现了上述问题的教训。该企业定位于近年来的热点题材“网络传媒”。但该企业的产品线拉得非常长，其产品包括了四五大类，每个大类下又开展了多种具体业务，共计十多种各类产品。由于各个产品差异很大，可重复利用的资源比较少，所以在经营上每个产品基本都是“各自为站”，经过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产品都处于停滞状态。在老产品停滞不前但又不明确不再经营的情况下，又盲目推出新产品。使得企业经营重点不断变化，企业组织结构变化频繁，人力资源不能相对稳定，企业资金压力越来越大。造成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不理想。
1.具体危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资源分散，导致企业每个产品都缺乏竞争力。盲目多元化问题与恰当多元化运作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缺乏对市场的深入调查，迫于无奈使得产品越来越多，产品之间无相互促进、资源共享的关联，即使企业总体的资源比较充裕，由于产品过多，具体到每个产品的资源非常有限；导致企业资金、人力资源的紧缺。同时由于盲目地运营多个产品，公司管理层对每个产品投入的精力也非常有限，在一些产品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很难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合理决策。而恰当多元化运作，是企业管理者把握好大目标的情况下，相辅相成地开展多项产品，达到充分合理利用资源，推出最具竞争力的产品，赢得最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当今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情况下，每个具体的产品都有数量众多的竞争对手，盲目多元化的产品得不到企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其结果必然缺乏竞争力。(2)目标分散，导致组织整体没有方向，没有目标。对于一个企业来说，战略的重要性毋庸质疑，而战略传递的重要性也已经成为企业界的共识。很多现在很流行的管理工具诸如KPI（核心关键指标）；BSC平衡计分卡等等，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向企业员工传递战略目标，让所有员工很清楚自己的具体工作对企业的贡献，并向着企业的战略目标努力。而盲目的开展多项业务使得企业战略变得模糊，负责不同产品的员工目标大不一样，大家都在“各忙各的”，互相之间也缺乏沟通，企业整体战略自然是难以统一。(3)产品更换过快，组织结构不稳定，组织内部人心涣散
为了在短时间内找到能够赢利的产品，企业不断寻找、尝试新的赢利模式，经常会推出新的产品，但产品推出的越多，组织机构变化越频繁，反而增加了新产品日常运营方面的开支，形成了恶性循环。产品推广不力致使企业员工士气低落，人心涣散。
二、从管理者心理学角度分析“盲目多元化”现象出现的原因
由以上例子可以看出，企业前期资源整合工作非常出色，同时企业管理层都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经营经验，出现盲目多元化问题，应该不是管理知识和技能方面的问题，而应该考虑的是管理者心理层面的问题。下面简要分析。1.从管理者的决策方式分析。众所周知，决策是管理企业最重要的环节，对于决策而言有多种方式，其中最涉及管理心理策略的可分为：个人决策、参与决策和集体决策。个人决策毫无疑问是一种专制方式，直接依赖于管理者的本身素质；集体决策方式容易产生三种消极心理现象，即从众思维、小集团意识和某种极端性倾向；参与决策方式比较符合管理心理规律，不仅能激发参与决策者的工作积极性，还能吸取决策参与者的智慧和增强领导者的群众观点。上例企业的管理者在进行产品的运作和管理过程中，没有采取以上较好的决策方式。
2.从目标任务的角度分析。管理好一个企业，最中心的原则是目标任务。企业经营过程是一个长期努力奋斗的过程，立竿见影，迅速见效的事是极少的。每一个成功的赢利模式背后，都有数不清的失败和挫折，需要管理者有面对困难的决心，百折不挠的毅力和坚持不懈的意志。在确定经营目标之后，就要朝着既定的目标一步步走下去，纵有千难万险，也不轻易改变初哀，带领员工战胜逆境实现目标。如果没有这份坚持我们就看不到今天的搜狐、新浪、腾讯、分众传媒等等大企业。例子中的企业管理者似乎缺乏这份坚持的心理，运作产品过程中没有不断推陈出新坚持到底，而是半途而废节外生枝，造成盲目多元化。
3.从双赢、互利的角度分析。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的利益相关者管理理论明确的提出，为了实现企业目标，除了满足明显的企业所有者的利益之外，还有许多团体的利益必须得到满足，其中很重要的几个团体就是企业的顾客、企业的合作伙伴和企业的员工。某草根出身的浙江商人将自己的成功经验总结成三句话：“对得起合作伙伴，对得起顾客，对得起员工。”对于企业管理者来说，保持与他人合作的心态，坚持互惠互利实现双赢的心理尤为重要，是自身产品常胜不败的保证。例子的企业管理者在作决策时恰恰忽略了上述几个利益团体的利益，草率的终止产品是对合作伙伴和顾客的伤害，随意的组织结构变动、频繁辞退员工使得员工的利益得不到保证。
总而言之，企业管理者在应用管理心理学对企业进行管理的过程中，也要时刻注意调整自身的心理状态，特别要注意克服急功近利和投机取巧的心理，避免盲目多元化现象的产生。
参考文献：
[关键词]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学科
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学科已成为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体制化保障。它一方面是学者们赖以界定自己学术活动范围和限度，以及专业活动合法性的依据，另一方面在学科内部对从事于该学科的研究者起着自我规范、自我约束的作用，从而使同一学科的学术活动具有某种共同性，形成某种“研究传统”或“学术共同体”，并在学术共同体内部展开有效对话。[1]无论是高等院校的教学，还是通常的学术研究活动，都是以学科为基本的建制而展开的。可以说，学科已成为一幢幢分门别类的知识大厦的基石。
在近来的中国哲学界[2]，从《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开始至今所产生的汗牛充栋的“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丰富成果，都有失去学科保障，从而在该学科失去原有的价值和意义的危险。中国哲学学科基石是否稳固，成为学科内部令人担忧的重大问题。于是，中国哲学界的许多研究者纷纷就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质疑，并试图化解目前存在的学科合法性危机。“中国有无哲学？”、“什么是中国哲学”，或者从中国哲学学界自身的立场来看，将问题置换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诸如此类的疑问困扰着中国哲学界。如果我们不能对学科的合法性问题提出有力的回答和有说服力的说明，我们就无法对我们所从事的学术活动的意义做出合理解释，也无法说服我们自己继续开展这种学术活动的根据。因而，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同时也是学术活动的意义危机和从业者的信心危机。由于“中国哲学”又和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西文化的对话等一系列非常宏大的意义体系相关，所以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又是一个在人文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全局性问题。
本文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对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以及相关的讨论意见进行描述和分析，并探讨合法性危机出现的特点、意义以及可能的回应方式。
一、追源――历史性的错误
“中国哲学”的存在或许从根本上就是一个“错误”：中国本无“哲学”一词，自古也无“哲学”这样一个学科。中国人所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期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而日本人对该词的使用又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用“哲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可以说，在中国谈论“哲学”，完全是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一个后果，而且很可能是一个“错误性”的后果。
引入西方的学术，与中国固有学术或中国当代学术进行会通，并不一定就发生类似“中国哲学”的历史性“错误”。在黄遵宪的时代，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大家，他们常使用“学术”、“思想”等字眼，来进行中西哲学的会通。虽然他们中有人也表示反感“动以西学缘附中学者”（梁启超：《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好依傍”与“名实混淆”是“中国思想之痼疾”（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大都走的是一条“亦中亦西”、“不中不西”的融汇中西并发展中学的道路。中国人刚开始大规模接触和移译西学，存在着相当的困难，只好用中学来格西学之义，“缘附”之类的毛病是在所难免的。先生“开风气之先”地撰成《中国哲学史大纲（上）》，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的问题和中国到底能否建立一个“中国哲学”学科的问题就产生了，并开始发生本文所说的中西文化相遇所产生的错误性后果。
受过良好的美国实用哲学以及现代学术的训练，在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时，他是非常严谨的。他的严谨体现在明晰的定义、严谨的学科规范和广阔的学术视野三个方面。由以上三者，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虽然只写一了部上卷，但却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经典范式。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为止，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都没有从根本上超越这个典范。由于这个典范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再赘述。
所确立的这个经典范式本身或许即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中国有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西方有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为什么一定要用西方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来重新规划（甚至取代）中国的传统学术和学术传统？从思想史上看，这个问题身后的背景是近代以降中西古今之辩的一个结果。从东西文化的交流（这种交流在当时不如说是相遇）来看，是西方强势文化扩张的全球化，以及东方弱势文化主动接受西方文化的全球化的一个后果。从当时学术界的心态来说，这是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化救国、学术救国等民族自强的一种反映：对于别人有的，要么我们原本就有，要么我们现在也应该有，要么我们将来也一定要有。别人有哲学，我们也有哲学。别人有哲学史，我们也一定要有哲学史。正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就应运诞生了，并从此就开始了以西方哲学来剪裁中国史料的学科史和学术史。这正如为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作序的先生所说的，编中国古代哲学史有两重困难，一是汉学的工夫，也就是国学的功底或材料的工夫，一是西洋哲学的训练，而先生是恰好二者兼治的。在这里，不再是过去的学者们所熟悉的“汉宋兼宗”，作为古论思维代表的义理之学已不再能和注重名物训诂的汉学相对，而是“汉学”、“西洋哲学”的“兼治”，西洋哲学已取代“宋学”成为指导思想和方法，因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3]
虽然说所树立的经典范式是一个历史性“错误”，但本人确实是大手笔，说得很是中肯，有着深厚的“汉学”工夫，因而他一方面更多地借鉴和仿照西方哲学的学科规范来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另一方面在对中国哲学史的讲述中，则更多地照顾到中国学术本身的特点和内容，较多地采用汉学的方法和方式加以说明。我们现在读他所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可以发觉其中非常平实的行文风格，他更多地是以当时人们所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解古代的学问，而较少生硬地套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或理论来解释中国的史料，当然一些附会也是免不了的。在对中国哲学史料的解释上，紧随其后而且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建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冯友兰先生[4]，则有显著不同。冯友兰先生在依傍西方哲学的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提出“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5]冯友兰的哲学史实践也是依照这个主张来操作的，例如用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朱熹的“理气关系”，用柏拉图的“理念说”来解释朱熹的“理一分殊”等[6]，这种解释是否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哲学，是很值得怀疑的。在港台学界中，牟宗三先生在融会以儒学、佛学为主的中学与以康德哲学为主的西学时，也创造了一套相当有影响的儒学话语系统和中国哲学范式，其影响之大，以至于今日在港台的一些治中国哲学的学者心目中，只有一种“西方哲学”，那就是康德的哲学，只有一种“中国哲学”，那就是经由牟宗三诠释的“陆王心学”。当这代学人饱读了西学，再把西学来格中学之义时，由此，又形成了中国哲学（史）学科的一个新典范：以不断变化着的西方哲学来演绎中国哲学史料，于是，学者们开始谈论作为存在主义者的庄子，竟然讨论朱熹的“理”是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诸如此类的可怪之论。“通过哲学家们对传统哲学的整理和诠释，传统不是愈来愈清晰、明白了，而是愈来愈令人不可理解了；哲学作为文化系统的一个功能部门，它使人们不是愈来愈亲近传统，而是愈来愈疏远它。”[7]在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中，我们面对和处理的无疑是中国的史料，然而对这些史料用西方的种种观念诠释时，我们所获得的所谓中国哲学史，究竟是西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学科中的运用史，还是中国哲学自身的历史，我们是靠近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是远离了她，这些都是需要讨论的[8]。
这些苦心经营中国哲学的前辈学者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所创立的范式的影响是深远的。被誉为韩国东洋哲学第一人的学界前辈柳承国教授在回忆牟宗三、冯友兰等人的学术影响时说：“他们的影响很大，是当时亚洲哲学研究的先驱。不管现在人们对他们的学术如何评价，但可以说，当时比他们更好的没有了。他们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很大，他们在介绍亚细亚学术文化时所说的，人们是绝对信从。其中，冯友兰是名声最高的。”[9]当然，我们并不能指责前辈学者们走错了路，因为他们作为学科的领路人，同时也是探路者，在无现成的路可走的情况下，他们在摸索中往哪里走都是有可能的。这些前辈学者都有良好的中西学术背景，他们从跨文化的视野出发，来探讨所谓“中国哲学”问题，在今天看来，他们所苦心经营的“中国哲学”，可以说只是文化际的比较哲学而已。
二、辨惑――中国有无哲学
既然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西文化相遇的一个后果，那么就不免产生这样的问题：在依傍西方哲学而建立起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10]如果问得再直接一点，可以说，这个问题也就是“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史）呢？”对于这个问题，冯友兰的态度是，“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11]牟宗三先生在其以“中国有没有哲学”为题的演讲中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既鲜与西方相合，自不能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定取舍。若以逻辑与知识论的观点看中国哲学，那么中国哲学根本没有这些，至少可以说贫乏极了。若以此断定中国没有哲学，那是自己太狭陋。中国有没有哲学，这问题甚易澄清。什么是哲学？凡是对人性的活动所及，以理智及观念加以反省说明的，便是哲学。”[12]根据这样的哲学定义，他认为“中国有数千年的文化史，当然有悠长的人性活动与创造，亦有理智及观念的反省说明，岂可说没有哲学？”[13]冯友兰与牟宗三各自的回答，代表了此后解决这个问题的两种模式：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或标尺，来“发现”中国的“哲学”；一种模式是侧重于从哲学的特殊性出发，（当然是以“哲学”作为通名来使用为前提的[14]），强调中国哲学相对于西方哲学的特性。这两种方式都属于“中国有哲学”的论证方式，但又不是截然对立的，只是各有所侧重而已。
在当前中国哲学史界，“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再次被提了出来。例如，张立文[15]、李宗桂[16]二教授近来都明确地发问并作了解答。“中国有无哲学”这一涉及学科存在合法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界需要重新加以“证明”，加以“澄清”，有其鲜明的时代背景。在当今的时代，虽然我们从传统虚无主义的极端中逐渐走出（当然，这种虚无主义仍然很令人感到担忧和可怕），但业已放松了“强国保种”的生存压力而可能保有一种平和的文化心态的文化人，则不能不对事实上已经断裂的文化传统发自肺腑的悲鸣。如果我们把这种文化情绪称作文化民族主义，那么它和中国哲学学科之所以发生关联，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学科在传续中国文化传统的功能上的表现令人失望。对中国哲学学科内部的从业者们来说不无讽刺而又应当认真加以关注的是，这样的批评不仅来自于学科内部，而且越来越多地来自于学科的外部，尤其是来自于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人们已习惯将哲学作为文化的核心，习惯于通过对哲学的把握来理解整个文化的精神，而目前的中国哲学史未能提供给人们一种有效的通达传统的路径。
重提学科问题的第二个背景是中国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除了受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影响至深的一部分人对民族文化的断裂表现出麻木不仁和幸灾乐祸外，我们大多数人都深刻地经历了传统世界与现代世界那令人心痛的切割。中国哲学界的前辈们并不乏“传薪”之外还要“传火”的自觉。传薪，亦即传学；传火，亦即传道。无论是冯友兰的“阐旧邦以辅新命”[17]，还是牟宗三等人的“花果飘零”心态下主张的“返本开新”，都有着传道传火的自觉。然而世事毕竟不尽如人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把哲学等同于政治，并用政治的一元化来规范哲学创造与哲学活动的一元化。哲学的发展权成为政治权力的专利和特殊待遇。在当前的中国哲学界，自觉努力实现从哲学史家向哲学家转变的，逐渐成为中国哲学界一种日益多见的理论诉求。和合学、心灵哲学、中国经典解释学等，都已逐渐浮出水面。一个民族必须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民族特色的理论思维，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已开始得到中国哲学界的确认，而这一点却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重提中国哲学学科问题的第三个背景来自于西方哲学界所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及变化对中国学界的影响。黑格尔曾经武断地断定中国人的思维是主体“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是主体与客体的直接合一，因而将中国人的思想排除在哲学史之外[18]。现代的海德格尔把“哲学”理解为西方传统上以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和“概念思维”为特征的“形而上学”，而将中国人以“非概念思维”或“诗性思维”为特征的论说系统称作“思想”。海氏本人很推崇东方的“思想”，企图借鉴东方的“思想”以克服西方“概念思维”的“形而上学”。2001年9月，德里达在他的中国之旅中与中国学者对话，明确地说出“中国没有哲学，只有思想。”[19]德里达的说法在许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人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理解和认同。如果说民族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我们可称之为“哲学民族主义”的话，那么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这种类似黑格尔的把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专名使用的方式，同样激起了中国哲学界的哲学民族主义，虽然德里达声明：他的说法“丝毫没有文化霸权主义的意味”[20]。这种哲学民族主义的产生同中国哲学的主体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人们期望着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有哲学还是有思想，都需要从中国哲学自身的发展来做出说明。中国哲学界已经厌烦了围绕着西方哲学的“指挥棒”来转。现代西方哲学具有活力的创造活动也给中国学人以很大的刺激，他们不仅想学习西方人的哲学或思想，还想进一步“奢望”一下，使中国哲学或思想也获得西方哲学或思想那样的生机和活力。
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哲学界又开始就“中国有无哲学”问题进行“辨惑”工作。人们大体上仍是结合着普遍性证明和特殊性证明两种方式来证明中国有哲学的。从普遍性证明出发，人们或者力证中国哲学中有许多与西方哲学有许多共同的特征或元素，或者给出一个哲学的普遍性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具有更宽泛的适用性和兼容性的），然后证明中国哲学也符合这个定义（这种证明实际上在给出定义时就已经暗含着了）。从特殊性出发，人们认为哲学具有不同的形态，中国哲学具有中国哲学的形态，不能用西方哲学的特殊形式来判定中国有无哲学[21]，而中国学人应当重视中国哲学的形态特殊性，不能照搬和套用西方哲学的语言和范式[22]。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起来，就意味着中西哲学具有许多共同的特点，不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思想系统，但又各有其特殊性。例如从事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张士英教授[23]和从事于西方哲学研究的俞宣孟教授所作的解答[24]。他们的回答，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但能否化解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呢？我个人认为，这些探索是必要的，而非是充要的。
三、危机――中国哲学是否可能
中国哲学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表象上看，是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思索与解答着眼于过去，即中国“哲学”的“史”。我们向更深层的方向考察，并着眼于现在和未来的话，这个危机可以归结为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中国哲学能否发展、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三个相互联结的问题。
首先，既然所谓的“中国哲学”只不过是一个“历史性错误”，我们本来有自己的传统学术以及传统的学科分类，那么我们现在还要不要延续这个“错误”？中国哲学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存在？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答案是不同的。在此之前，冯友兰先生对这个问题曾提出两种方案供大家选择：一是坚持以西方哲学为标准，来严格地筛选中国义理学史料，而获得“中国哲学史”；一是不必理会西方哲学，中国义理学我行我素，而获得“中国义理学史”。[25]当然，能否以义理之学作为中国传统“哲学”或“思想”的统称也是成问题的。对于第一种选择，几乎成了中国哲学界相当普遍的一种选择；对于第二种选择，现今也有人赞同，认为中国没有“狭义的哲学”，不如称作“中学”或“中国的古学”。[26]也有学者不赞同此种态度，认为这种“自我放弃、退出、拒绝”“哲学”的做法，“既不合现代学科分类的时宜，亦迁就了西方哲学中心主义”。[27]实际上，当我们按照西方哲学家的指引，以“思想”来定义中国的理论思维时，又不免入“中国有无思想”的窠臼。“思想”在这里又有着特殊的含义，并非我们日常语言所说的“思想”一词的含义。海德格尔等人“发现”了东方的“思想”对于克治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以及作为后果之一的“科学”或“科技主义”的弊病的意义，“是不是有朝一日一种‘思想’的一些古老传统将在俄国和中国醒来，帮助人能够对技术世界有一种自由的关系呢？我们之中有谁竟可对此作出断言吗？”[28]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就象西方传统的复杂性，而海德格尔将东方思想理想化，与我们惯常将西方思想理想化一样，都有着价值取向与解释维度上的一厢情愿。海德格尔虽然略通老庄，然而对于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究竟又了解多少呢？恐怕真实的情况应该是，中国不仅有“思想”，而且有“哲学”。当然，张祥龙先生主张退出“哲学”，并不等于放弃“哲学”，因为在他看来，这里作为西方哲学专名使用的“哲学”，已经被置换为“思想”了。无论是主张“哲学”，还是主张“思想”，当然无损于中国理论思维的历史存在，但却能够影响到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学科建制、范式和未来发展方向。
陈来教授认为，在冯友兰提供的两个选择之外，事实上人们在实践着第三个选择：即理论上认定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而事实上是以中国义理之学为范围。[29]俞宣孟则否定了冯友兰给出的两个选择，认为“唯一剩下的出路是迫使我们去重新思考哲学本身究竟是什么。”[30]张立文先生主张“根据中国哲学的特点，给（中国）哲学作出自己的规定。”他认为可以这样来表述中国哲学：“哲学是指人对宇宙、社会、人生之道的道的体贴和名字体系。”[31]这个定义可能受到朱熹的启发，《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朱熹认为，“一阴一阳”并不是“道”，而“所以一阴一阳者”才是“道”。这个定义与、牟宗三等更早的前辈学人对于哲学的定义有所不同，不再立足于哲学的普遍性，而是立足于哲学的特殊性，亦即“中国哲学”之为“哲学”的定义。
“生存还是毁灭”，面临这样一种选择的不可能是中国的理论思维，而是“中国哲学（史）”学科，以及在这个学科下得到庇护的学术研究和丰富成果。面对这个问题，也许较为明智的选择是不必定于一尊，让所有人走一条路。我们仍处于探索阶段，不妨让人们各抒己见和各持己见，按自己认定的路走下去，使我们在整体上拥有着开放性和丰富性。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人本没有路，走得人多了，便成了路。也许我们在探索中，逐渐形成新的学术传统。这样的传统或许还不止一个。
其次，无论是用“哲学”还是用“思想”来界定中国人的理论思维，这种形上的思考传统即使从先秦诸子算起，也已二千余年了。中国哲学史作为一个学科，其历史也有将近一百年了，它已形成了自身的一个传统，虽然我们对这个传统有着许多不满意。这二千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精神财富的形上传统，能否流入现代之中，成为我们迈向未来的文化资源，取决于中国哲学是否能够发展，能否展现生命活力。冯友兰先生很发人深省地提出“照着讲”和“接着讲”，张立文先生又益之以“自己讲”。由“照着讲”和“接着讲”，出现了承续宋明理学的程（二程）朱（熹）道学（也称程朱理学）、陆（九渊）王（守仁）心学、张（载）王（夫之）气学三系的现代“三新学”：新理学、新心学、新气学。由“自己讲”，出现了不限于承续诸子之一家的“和合学”，此外，“新仁学”、“境界哲学”、“心灵哲学”、“现代新墨学”等学派或新的哲学学说已在形成之中。
从中国哲学史学科内部的实践中，我们可以发现，“照着讲”、“接着讲”和“自己讲”之间，并不是孤立的三种“讲法”。其中，“自己讲”是“照着讲”和“接着讲”的根本。如果不能“自己讲”，没有依据传统而又在回应当代的哲学课题中超越传统的现代哲学理论作支撑，我们就无法很好地“接着讲”和“照着讲”。一味向西方寻找理论工具，“接着讲”与“照着讲”的结果，却使我们陷于究竟是“接着谁讲”和“照着谁讲”的迷惑。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从实质上说，是当代中国哲学自身发展力和自身创造性的危机。
再次，中国哲学如何存在和发展，在学科上着重体现为方法论危机。这里所说的“方法论”，是指落实中国哲学存在和发展的具体操作方法。解决的途径可能有三条：一是向西方寻找，援西入东，“以夷治夏”。这是人们所惯用的一种方法。例如主张用现象学方法来会通中学的张祥龙很坦率地说出：“我自认还没有那样的能力，能够完全不求助于西方而让华夏的古文献自己说出新话语，获得当代的新生命。”[32]他努力尝试让“中国思想完全可能走一条既受到西方思想深刻影响，而又复兴自己的非形而上学思想的道路。”[33]二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的传统中寻找方法，例如张立文先生的《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继承和发展了朱熹的弟子陈淳《北溪字义》和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范畴解释学方法，从范畴分析、范畴与范畴联结而成的逻辑结构分析入手，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义蕴。[34]现在“逻辑结构分析法”已成为中国哲学界常用的一种方法。最近张立文先生又提出了“和合方法”。[35]一些学者也擅长用“汉学”的方法来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走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进路。只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史学研究应当与哲学研究结合起来，否则达不到哲学史应有的深度。[36]汤一介教授最近提出建立中国经典解释学，恢复经典解释传统，在“我注六经”中使“六经注我”，从而恢复经典的活力。三是在借鉴中西和会通中西中，可能出现的新的创新性的哲学方法。同样，我们对此三条路也应抱有一种多元开放的态度，分头探索。三种道路无疑都会各有短长，各有所蔽，但却可以为我们提更多的选择。
四、展望――中国哲学的生生之路
“危机”往往与“机遇”和“转机”相连。中国哲学能否通过在化解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机遇中，出现某种好的转机呢？
首先，关于哲学还是思想。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究竟有无哲学，或者中国究竟是有哲学，还是有思想，不仅仅限于一个学术争论的话题，还是一个话语权力的问题。在西方哲学和文化居于全球优势地位或强势地位时，中国学者的声音往往湮没在西方哲学家的断言之中，西方哲学家的意见很快地全球化为普遍性的主张。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或许不必执著于哲学抑或思想的争论。就学科角度而言，既然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与东方文化相遇而产生的一个“错误”，但“哲学”已成为世界文化体系中的一个“共名”，人们已经习惯于不仅用它来标示西方的哲学，而且来表示世界各文明体中的相应的内容。在这个事实的基础上，现在东、西方哲学界所应做的，应该是自觉地从世界文化多元存在的事实出发，来重新界定“哲学”的内涵，以使“哲学”这一共名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宗教学界，“中国有无宗教”成了类似的学术讼案。一些西方学者坚持从基督教文化中的宗教概念出发，认定中国没有宗教，而只有哲学（这回倒是承认中国有哲学了）。西方宗教学家依据于基督教经验的宗教概念，无法涵盖诸如佛教这样的东方宗教，然而把诸如佛教等东方宗教排斥在宗教之外又显然是荒唐的，于是不少西方宗教学家积极修正他们的宗教概念，以期使它能够涵盖世界宗教。[37]那么西方的哲学界也应该积极地向西方宗教学界学习，改变自身的固执姿态，改变局限于西方文化经验的狭隘性。就中国哲学学科而言，我们一方面可以从哲学的普遍性出发来界定哲学的概念，另一方面可以从中国哲学的特殊性出发，来确定中国哲学的概念。
其次，关于中学与西学。就学科范式、方法和话语系统方面来说，中国哲学学科先天地就与西方哲学有着不可或缺的关系，因而如何处理中西哲学的关系，就成了中国哲学学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们可以保持一种多元化的探索方式，我们可以继续用西方哲学来解读中国文本，也可以“在参照西方哲学和相对独立发展之间寻求一种动态的平衡”[38]，试图“找到一条比较靠近中学，借鉴而不依傍西学的理解之路，从而架起传统与现代的智慧桥梁”。[39]在这里，我们切忌范式的单一化。
同时，在我们着手以某种现成范式去从事中国哲学研究之前，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反思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反思这种范式能否兑现中国哲学学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前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可以完全抛开解答“中国有无哲学”的比较哲学研究方式，而是努力尝试确立中国哲学作为世界多元哲学之一元的独立性，使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一种有特性从而有价值的文化资源进入现代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史家们的工作，就是用本民族的语言和思维，去向现代人吟唱本民族的哲学史诗，因此，探索主要依据中国哲学自身的资源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范式和话语系统，是更为基础性和本原性的工作。
在中西哲学之间，一些学者还强调中西哲学的“会通”。从目前学界的实践来看，这种会通带有强烈的单面性，即总体上是以西方哲学来辅助理解中国哲学，并且是让中国学界通过西方哲学来理解中国哲学，而不是使西方学界通过这种会通来更好地理解中国哲学。也许一些学者的本意在于为中西哲学找到一个具有共同点的对话平台，然而西方哲学界又有几人能够读懂汉语哲学界的文本，又有几个重视中国哲学界对西方哲学的论说？令中国哲学界尴尬的是，似乎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出发反而无法理解中国哲学的意蕴，要想理解中国哲学，反而要借助于西方哲学。在今后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或会通中，我们可以继续这种“以西解中”的事业，但不要轻易地、武断地否定“以中解中”的可能性。我们的确是无法回到古典文本的原语言和语境中去，但我们仍然可以用现代的中文语言和中国语境去重新解读古典文本。此外，在中国哲学的世界化问题上也不能一相情愿，用西方思想来诠释中国哲学只能是让西方学者初步了解中国哲学的“便宜法门”，但西方人真正要深入地了解中国哲学，那么他就必须学汉语，通古文，设身处地地试图用中国传统思维来进行思考，以图理解中国的古典文本。
再次，关于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哲学。海德格尔并不是一个汉学家或中国哲学史专家，但这并不妨碍他像叔本华一样对中国哲学进行解说以建立某种意义体系，也不妨碍他把中国哲学理想化而有所取用和有所发挥。关键之处在于无论是叔本华还是海德格尔，无论他们如何憧憬东方，都能“援东入西”，并能够“化东为西”，在借鉴和融会中继续西方哲学的传统或形成新的哲学传统。中国哲学界无疑有许多东西要向西方哲学界学习，但最根本也最首要的，还是努力培养西方哲学界那种活跃的创造力，相较而言，近几十年的中国哲学仿佛是犯了“贫血症”，自我更新和自我调节的功能非常孱弱。
中国哲学的继续发展，曾经是许多中国哲学大师对于未来的期望。例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的《结论》中都做过充满期待的展望。张岱年说：“西洋哲学及其方法已输入了中国，人们虽一时不免为西洋哲学所震炫，但需要新哲学的呼声已可以听到，我们可以期待着一个可以媲美先秦的哲学灿烂的情形之到来。”[40]这些话虽写于前一个世纪的上半叶，但对于今天的中国哲学来说，仍具有着昭示作用。从最近的情况来看，中国哲学界的情况似乎有了好的转机，一些主要依据于中国传统哲学资源的新的“中国哲学”开始渐渐由潜入显，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中国哲学界的努力，中国传统哲学必将获得她的当代形态，我们也许可以乐观地预告，一个中国本土哲学自主发展的时代已经到来。[41]或许哲学界将来从学科上必须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将是两个有联系但并不相同的学科。“中国哲学”指中国当代的哲学，它既包括当代的“中国的哲学”，也包括“哲学在中国”，而且是“哲学在当代中国”。“中国哲学史”则是关于从传统到现当代的中国哲学的历史。或许我们还应当意识到，将来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范式和传统具有相当重要影响的，很可能就来自于当代的“中国哲学”。只有这样，我们也才能把“哲学史”变成“当代史”，也只有在开发和利用中，使历史上的中国哲学由可能的文化资源，成为现实的文化资源。但是，令人担忧的是，从当前的整个中国学界来看，人们无论是从研究传统上还是从学术心态上都还未对中国传统哲学获得其当代形态而成为“中国哲学”做好准备。
注释：
[1]本文参阅了知识社会学的相关成果，如（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刘健芝等编译：《学科·知识·权利》，三联书店，1999年3月版；（美）华勒斯坦（Wallerstein，I．）等著：《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英）巴里·巴恩斯（BarryBarnes）著，鲁旭东译：《局外人看科学》，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2]本文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在当代的继续发展的意义使用“中国哲学”一词。
[3]：《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同上。
[4]关于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典范意义，请参阅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版，其中的第13章《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贡献》，已有详论。
[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页。
[6]可参阅拙文：《理一分殊新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7]拙著：《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作者自序。
[8]参阅景海峰：《学科创制过程中的冯友兰――兼论“中国哲学史”的建构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
[9]彭永捷：《柳承国教授访谈录》，《原道》第7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另见《东亚文化研究》第1辑，东方出版社2001年12月。
[10]金岳霖：《审查报告二》，《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页。
[11]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第14页。
[12]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3－4页。
[13]同上书，第4页。
[14]同上书，第1页。
[15]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16]李锦全、冯达文主编：《中国哲学初步》，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
[17]冯友兰先生于1988年2月写就并直到去逝一直挂在书房的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见陈来著：《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新理学与新心学》第十五章《〈中国哲学史新编〉与冯友兰的终极关怀》，人民出版社2001年10月，第342页。
[18][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95～99页。
[19]《是哲学，还是思想――王元化谈与德里达对话》，《中国图书商报》2001年12月13日。
[20]同上。
[21]李宗桂：《中国哲学初步》导论。
[22]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三章“本体论与中国哲学的道”。
[23]张士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
[24]同上书，跋。
[25]请参阅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附录《世纪末‘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
[26]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第190页。
[27]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28]M.Heidegger：《TheQuestionConcerningTechnology》，P.25。译文转引自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526页。
[29]陈来：《现代中国哲学的追寻》，第355页。
[30]俞宣孟：《本体论研究》，第122页。
[31]张立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32]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序。
[33]同上书，第307页。
[34]一些学者误以为范畴解释完全是模仿西方哲学，实质上是不了解中国的范畴解释传统。参见俞学孟：《本体论研究》，第123－124页。
[35]张立文：《和合方法的诠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36]拙文：《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哲学研究与史学研究》，《光明日报》理论版1997年7月31日。
[37]请参见刘述先：《论宗教的超越与内在》，收入《儒家思想意涵之现代阐释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波兰）柯拉柯夫斯基：《宗教：如果没有上帝》“写作缘起”，三联书店1997年4月版。
[38]洪修平、白欲晓：《在借鉴中深化对中国哲学的认识》，《光明日报》2002年5月21日。
[39]拙文：《朱陆之辩――朱熹陆九渊哲学比较研究》序。
脑血管意外又称中风，是急性脑部血液循环障碍所引起的脑功能紊乱总称。主要包括：脑出血，常发生于高血压或脑动脉硬化的基础上，起病急骤，一般较为严重；脑血栓形成，因脑动脉硬化，血管较狭窄，血流缓慢引起，起病较为缓慢；脑栓塞，见于心脏病患者，起病突然；脑血管痉挛，多见于高血压病，起病突然，但较易缓解。临床表现随脑部受血液循环障碍影响的部位和范围而不同：有头晕、头痛、肢体瘫痪、言语障碍、视力损害、神志模糊、惊厥、昏迷等。在1~2天内脑部的损害可达到高峰，大多数在数月内可有明显好转而趋向稳定，但肢体活动和语言表达能力的恢复，则需一个缓慢的过程。根据笔者多年的临床护理工作经验，现将脑血管意外患者的护理体会，报告如下。
1患者心理特点
较轻者或由昏迷转为清醒后，因偏瘫或失语，患者常有急躁不安和恐惧的心理状态。护士须从关心爱护出发，予以细心护理和耐心解释，以取得患者及家属的充分配合。
1.1急性期心理特点此期大部分患者表现为焦虑不安、恐惧、易激动，性格也由温和变得急躁，急切需要知道病情，希望得到及时的治疗和精心的护理。小部分患者由于突然发病，精神受到巨大打击，失去战胜疾病的勇气，悲观失望，性格也由刚强变得脆弱，暴露出绝望心理，个别甚至有轻生的念头。
1.2恢复期心理特点患者在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病情逐渐恢复，对康复充满希望，急切盼望病情能尽快痊愈。当瘫痪的肢体功能恢复到一定程度，失语患者开始有含糊不清的言语时，但恢复速度开始减慢或停止，患者的情绪会再度低落，重新失去信心，表现为忧郁、急躁、自卑，甚至拒绝治疗。
1.3心理因素对脑血管疾病的影响根据应激学说：机体在情绪紧张等刺激情况下，当刺激达到一定程度时，机体即处于应激状态，机体可发生一系列病理生理及生化改变，如肾上腺素、儿茶酚胺等分泌增加，可使心率增快、血压升高。这些变化增加心脑耗氧量，甚至引起脑组织再次出血，加重脑水肿。
2心理护理
2.1急性期此期心理护理的重点是，尽可能使患者稳定情绪，平安度过急性期。改变患者焦虑不安或悲观绝望的不平衡心理，帮助患者在信念上由绝望变为希望，在意志上由懦弱变为坚强，在情绪上由紧张、易激动变为稳定。因而要求要有良好、舒适的治疗护理环境，医护人员要态度和蔼，语言亲切，动作轻柔，尊重患者人格，同情他们的疾苦，关心他们的生活，用恰当的语言介绍病情，鼓励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
2.2恢复期此期必须使患者树立信心，了解疾病能治愈，但治疗时间长。护理时护理人员应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对患者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不急躁，不厌烦，精心护理。另外，对有依赖心理的患者，要向其讲明器官功能锻炼的重要性。可介绍已愈患者的例子，尽快取得患者的信任，使其积极配合，持之以恒地进行康复治疗。
3临床护理
3.1保持呼吸道通畅患者应绝对卧床休息。昏迷者头偏向一侧，以便于排除分泌物和呕吐物。
3.2防止褥疮发生由于昏迷瘫痪者大小便失禁情况较多，所以需要经常更换，并应保持床单清洁、干燥、平整。尤其要帮助患者定时翻身、按摩，以促进瘫痪部位的血液循环。
3.3防止发生泌尿系感染昏迷患者常常有尿潴留或大小便失禁。对于尿潴留者可针刺关元、气海，热敷膀胱区，使其收缩排尿;也可按摩协助排尿。对于尿失禁的男性可采用塑料袋或接乳胶管引出尿液，如女性患者可采用留置导尿管法，但必须保持局部皮肤清洁。
3.4口腔护理重症昏迷患者用生理盐水清洁口腔，以清除口腔内的分泌物，预防发生口腔炎。口唇干燥时可外涂甘油等。
3.5高热护理对于高热患者应及时补充水分，给予营养丰富的食物及易消化的饮食。39℃左右时可给予物理降温（冰袋），以减少脑细胞的耗氧量和血流量，降低脑组织的基础代谢，从而增强脑细胞对缺氧的耐受力。
3.6氧疗护理脑血管患者应持续给氧，以降低脑组织的缺氧程度。对保护脑细胞功能、防止脑细胞变性、水肿、坏死起着重大作用。
关键词:独立学院；图书馆；读者工作；服务质量
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自创办以来，快速崛起，成为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新增长点和一支劲旅，已经为国家培养了数十万高素质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人才，是国家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重要途径。而作为大学生求知“第二课堂”的图书馆，独立学院更应充分发挥其在培养人才方面的作用，从各方面引导学生能够自觉主动有效地利用图书馆资源，以达到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高级实用型优秀人才的最终目的。但是，由于独立学院读者群的特殊性，加之独立学院图书馆馆藏资源的限制，如何提高图书馆现有资源的使用效率，做好图书馆教育职能(教学与科研)和服务职能的工作，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独立学院图书馆特殊性分析
独立学院是按新机制、新模式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那么要想突出图书馆在培养复合型、实用型人才方面的作用，更应具体考虑独立学院读者群阅读特点与馆藏资源的有限性，提供切实可行的导读对策以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和爱好。
1.读者群普遍年轻
独立学院图书馆的读者群与众多公办普通高校一样，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首先，独立学院的特殊性决定了处于这一层次上的学生表现出了与普通高校学生不同的的显著的特点。他们大部分来自城镇，家庭经济条件好，长期受父母等的宠爱，个性强，思维活跃，兴趣广泛，但学习动力相对不足，基础知识较公办普通高校的学生薄弱，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有些学生甚至从来没有去过图书馆。由于阅读目的与阅读能力的限制，即使去过图书馆，面对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资源，往往也很难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书，因此他们的阅读具有一定的盲目性。要想真正高效地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往往比公办高校的学生要困难许多。
其次，由于独立学院是一个新生的事物，成立初期仍以教学为主，科研为辅。而大部分教师来自公办高校，部分来自外聘，而真正属于本学院聘用的教师相对较少，这便是独立学院自身教师所具的特殊性。他们承担了大量的教学任务，工作比较紧张，阅读的时间有限，加之自有教师往往比较年轻，尤其需要加强教学业务能力和科研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因此，如何对教师读者群体进行有效地引导，使他们能够在有限的时间掌握教学和科研的最新消息，协助他们查找教学工作中需要的最新资料，了解国内外相关专业领域中最新学术动态的信息，亦显得尤为重要。
2.馆藏资源有限
由于独立学院在近几年有了迅速发展，现在多数独立学院图书馆一般馆藏在30万到50万册左右，但随着独立学院招生规模连年攀升，对图书的需求量更是大大增加。大部分独立学院图书馆藏书建设都是从零开始，往往要分批分次采购图书来补充馆藏数量。但是由于时间紧、专业人才少、需求量大，购书的后果有可能是只求数量不重质量，难免会出现大量过时、淘汰的图书流入图书馆，使得藏书结构不规范、不合理，使得原来馆藏图书数量就少的局面变得更为尴尬。
另外，纸质文献是衡量一个馆实力与水平的非常重要的标志，甚至是举足轻重的。但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文献载体的多样化和文献的数字化发展。而图书馆网是校园域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全校读者提供网上借阅、咨询、查检和阅览等多种服务。独立学院要想在短期内迅速实现资源的完全数字化，不管在经济上还是在技术层面上都将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3.工作人员服务意识不强
独立学院领导层对图书馆在教育教学中重要性认识不足，主要体现在:单纯地将图书馆作为本科评估的一个指标，没有过多地关注它真正的有效性与实用性；只重视图书馆的硬件投入，不重视图书馆服务内涵建设，认为只要提供较好的设施能保证正常开放就行，促使图书馆读者工作定位处于较低层次，仅仅停留在看摊守馆、等待读者上门办理借借还还的被动服务上；图书馆人员安排随意性大，“读者第一”“服务至上”的理念也难以贯穿于读者服务工作中。这些都导致了读者到馆率、文献利用率不高，“华而不实”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
4.“育人为本”理念未深入贯彻
独立学院成立时间短，在各个方面都处于摸索阶段，再加上因灵活的办学机制、民营化的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定位在应用型层次，专业设置一般是社会和人力资源市场急需的短线专业，“育人为本”办学理念难以全面深入贯彻，其中也包括学生信息素养问题。有的院校因观念和人才的缺乏，所开设的《文献检索课》多属选修课，有的甚至不开设，学生信息素养自然得不到整体提高，这一点从独立学院学生完成毕业论文和毕业设计时获取信息、处理信息、生成信息的能力及论文质量便可窥见一斑。
二、加强独立学院图书馆读者工作的探讨
独立学院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其特殊的图书馆读者群及馆藏资源，还表现在其对学院图书馆的读者工作的制约性上，这也决定了独立学院图书馆不可能走普通高校图书馆的发展之路。因此我们必须进行重新定位，试行改革和创新现行的导读工作方式，深化读者服务内涵，构建有别于普通高校馆新型的读者工作运行模式。
1.实现信息资源标准化、数字化、特色化
独立学院文献信息资源的有限性，是影响文献利用率的重要因子，因此独立学院图书馆建设应朝着标准化和数字化、特色化方向发展。
(1)全面系统地学习母体高校图书馆的办馆历史、成就和经验，理清办馆思路，明确办馆指导思想，办馆特色鲜明，依据实际对图书馆进行准确定位。同时根据独立学院的专业特点与发展需要，以及读者的实际需求与潜在需求，适时调整馆藏建设策略，建立结构合理、实用性较强的实体馆藏和虚拟馆藏。
(2)数字化资源如光盘、联机数据库、镜像服务器等文献需要计算机及网络环境支持，投资大，重复购买造成浪费。因此可通过校园网相关链接实现与母体信息资源的共享，充分利用网络图书馆的资源服务学院的教学与科研，最大限度地提高文献信息资源的效益，科学、合理、有效地使用经费，达到以最小的成本消耗获得最大的服务效果。
(3)由于独立学院学生的文化基础、信息获取及信息处理能力普遍弱于普通高校生，致使学生的毕业设计和毕业论文质量不高。图书馆可根据本校专业设置情况，搜集整理信息，编制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同时挑选往届较好的毕业论文建立针对性、实用性强的本院毕业生论文库。
2.开展读者信息素养教育，强化利用图书馆的意识
信息素养教育如果不到位，将会影响图书馆的工作以及其他读者的正常阅读。独立学院图书馆应成立信息检索教研室，抽调图书馆具有相当学历的教师承担文献检索课程，并将这门课程作为全院学生的一门必修课，普及图书文献获取知识。同时对于独立学院图书馆的主要读者—学生群体，我们更应针对他们自身的性格特点与学习弱点，分年级分对象开展读者信息素养教育。
(1)将新生入馆培训纳入新生入学教育体系，强化利用图书馆的意识。大一的新生，他们身上还保留着高考时的那股拼劲与学习惯性。因此将新生入馆培训作为入学教育的一项重要组成，对他们进行良好的引导与教育，告诉学生图书馆在学校的地位和作用，组织学生实地参观图书馆，使他们了解文献资料的类别及所处位置，了解馆藏布局、借阅规则等基本情况，便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可通过学院及辅导员的宣传教育，强调这阶段利用图书馆为自己充电的重要性，引导他们成为图书馆的稳定读者群体，使他们主动利用图书馆的相关资源，全面提升自身的素质，如如何进一步拓展自己的专业知识面，获得相应的计算机、英语等级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等。
(3)大四的学生，主要面临两种选择，就业和考研。在宣传过程中，应强调图书馆能够为他们提供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文献资料，特别是期刊阅览室中的时效性强的相关期刊，帮助这部分学生及时了解、掌握当年的各种信息，引导他们更为高效地利用图书馆。
3.提高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智力内涵
图书馆工作人员应该是多层次、全方位的，是图书馆所具有的信息采集、组织、加工、整理、检索和传递等各种能力的综合反映，它最大限度地体现了图书馆服务的智力内涵。因为满足读者需求、提高读者满意度是图书馆读者工作追求的根本宗旨与目标。
(1)独立学院在加强图书馆硬件设施建设和丰富文献信息资源的同时，应加强图书馆的队伍建设，努力提高工作人员的整体水平。如一方面要加大对工作人员继续教育的经费投入，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专业知识、现代化应用技术与知识的培训，把提升馆员的学历层次、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作为继续教育的重点；另一方面要创造条件引进图书情报专业、计算机网络专业急需人才；还可创设激励机制强化馆员信息意识，鼓励馆员勤思索，将工作中的经验总结成论文的形式以发表，从科研方面促进读者工作创新。
(2)在馆员素质提高的同时，还需加强他们自身业务能力的提高。因此，探讨独立学院图书馆的导读工作，对于充分发挥图书馆的功能，提高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率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馆藏图书方面导读工作的主要任务可以归纳为4个:①要帮助读者解决“读什么”“如何找”的问题；②解决怎样读书，怎样用书的问题；③针对目前独立学院图书馆的一部分读者存在的不爱惜馆藏文献，甚至损坏、撕毁、偷窃馆藏文献等不文明行为，应积极引导读者养成爱护馆藏文献的习惯，减少图书馆不必要的损失，真正把图书馆建设成为独立学院精神文明的殿堂；④熟悉并做好按学科功能排列的现刊以及蕴藏着巨大的信息量的过刊导读。而对于电子文献方面的导读，主要是面对毕业班及教师，应引导他们正确使用数据库资源，快速查询到与课题相关的参考文献。
(3)在日常的工作中，图书馆工作人员要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把百倍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要把服务读者放在首要位置，进一步改善服务手段，拓展服务范围，加大服务力度，确保服务质量。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大学生读者，从而能够更充分、更全面地发挥图书馆服务育人的职能。
4.打破传统服务，构建新服务模式
图书馆是高校的文献资源保障中心，这些资源的价值已不再停留在过去传统模式的借还简单的操作模式上，而在于最大限度地被利用和发挥它的效用，即服务的方式能实现咨询、文献检索和文献提供3种功能于一体。因此，独立学院图书馆领导要认识图书馆的建设、管理和各项业务工作的开展都是为了提高馆藏资源的利用效果。
首先要根据自身人力资源结构，确立业务重点和服务内容，如:图书采购、编目等业务实行外包，节省人员充实读者服务一线；可利用勤工俭学学生协助管理保证图书馆开放时间和开放空间；可利用校园网、橱窗及时做好新书通报和专业期刊的到馆通报，主动做好馆藏资源的揭示和宣传；还可依托母体中心馆的资源，实现馆际互借与为教师科研提供科技查新等服务。
其次在建设馆藏方面，为了使图书馆资源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可以采用读者推荐图书的方法。如广东省科技图书馆就采用“你选书，我付款”的读者选借采访模式进行了一次大胆尝试。该馆开设新书展示室，联系书商，展示新书供读者选借。读者选中的图书经过快捷的加工之后可以直接借出，购买的手续由采编部门办理。新书展示一段时间以后，没有读者借阅的图书退回书商，读者借阅过的图书移交编目部做编目加工。这种模式直接体现了读者的需求，在以读者需要为起点，建设馆藏方面是一种有益的探索。
三、结束语
图书馆作为高校的三大支柱之一，除了做好文献资源的信息采集、组织、加工、整理和研究等本职工作外，对广大学生读者的宣传教育工作更是必不可少的。文章针对独立学院的学生信息意识比较淡薄、对知识的需求不积极主动、对图书馆的利用不够充分等问题，探讨了独立学院图书馆加强读者工作的途径与方法，使独立学院图书馆建设走出盲目模仿或停滞不前的困境。
参考文献
[1]魏岩梅，陈为旭.基于教育工作合格评估的独立学院图书馆建设—以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为例[J].农业图书情报学刊，2009，21(9):27～28
[2]王发社.独立学院图书馆发展问题与对策探讨[J].图书馆，2009，2:93～94
“挫折”在心理学上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个体动机造成障碍或干扰的外在刺激情境。这种对个体行为发生阻碍作用的刺激情境，可能是人，可能是物，也可能是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二是个体在挫折情境下所产生的烦恼、困惑、焦虑、愤怒等各种负面情绪交织而成的心理感受。心理学关注的是后者。人在生活、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都有可能碰到挫折，因而这些挫折都有可能形成压力。心理学表明，人的心理问题与其所受压力有关，如果人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以至无法承受，就会产生应激障碍，焦虑、抑郁等由此而生。所以，研究人的心理健康，了解人的压力源是十分必要的。挫折教育就是要解决这些不良情绪问题，使学生阳光地学习、生活。小学生大多数是独生子女，随着生理和心理的发育和发展，竞争压力的增大，社会阅历的扩展，思维方式的变化，会遇到或产生各种心理问题：心胸狭窄，自我意识强烈，只能赢，不能输，在困难和挫折面前，或惶惶不安，或知难而退，甚至走极端。近年来我们时常从报端看到学生离家出走、心态失衡、轻生、攻击性、报复性、固执等等的报道。
二、小学生出现挫折感的成因分析
1.自身生理与认知因素
(1)自身生理缺陷引起他人过多的关注导致心理疾病。成长期带来的生理上的变化使小学生一改孩童时代的形象。外观形象的变化，使他们产生要改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的迫切需要。某些学生生理存在缺陷，如因营养过剩而导致肥胖受到周围同学异样的眼光，某些学生由于身体不好而不能参加喜欢的体育活动等等，受挫后表现出抑郁、不合群、对立等造成心理伤害，最终影响人格的正常发展。
(2)主观上不恰当的自我评价易使部分学生产生自卑感。由于认知发展水平的局限和知识的欠缺，小学生常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进行恰当的认识和分析。当他们对自己倾向于低估和自我责备，对事物倾向于产生无能为力的预感时，极易导致自卑负性情感的产生。对自我的不良认知主要表现为自卑，典型想法如我这么矮，别人肯定瞧不起我；我长得不漂亮，肯定没有人喜欢我；别人有几项比我强，我就只有认输了；我什么爱好也没有，也没长处，真是没用；我来自农村，家庭条件不好；我表达能力不好，别人都不怎么和我说话，我人际交往不行；等等。
2.学校学习因素
学习活动是小学生进行自我评价的主要依据。其间，小学生在吸收科学文化知识，树立正确的道德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同时，也在成功与失败中积累经验。当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由于部分学生自尊心强，在面临失败时容易产生压抑、自卑的心理而生挫折感。
(1)教育评价的不全面性
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能成为“好学生”受表扬、获奖励，享受种种荣誉。在“光环效应”的作用下，教育者往往忽视“好学生”的缺点错误，甚至宽容和迁就，使他们优越感极强，滋生骄傲情绪，受不得任何批评和挫折，一旦自我需要得不到满足，就容易走极端。
(2)教师素质和教学艺术的缺乏
随着年龄及所受教育的增长，小学生希望教师用尊重、理解和支持的态度对待他们。但由于有些教师缺乏相关的教育理论，对教育规律和学生心理发展变化的特点掌握不准确，他们难以改变对学生的权威态度。还有些教师只把精力放在少数尖子学生身上，使其他学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挫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使其产生消极情绪。
(3)不稳固的同学伙伴交际关系
学校里同学之间的学业竞争，可能给失败者带来自卑感，加剧他们在同伴面前维护尊严、形象的防御，更加剧了不良情绪的产生。
3.家庭环境因素
(1)父母的期望过高
父母对子女的期望过高是孩子产生自卑的一个重要原因。父母对孩子抱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导致孩子从小就把失败看得很重，过分夸大失败的感受，产生强烈的自卑感。
(2)溺爱导致的意志减弱
如今有些父母为了让孩子不再重复自己过去的艰难生活，为了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给孩子提供优越的物质生活，对孩子的日常起居大包大揽，甚至不让他们做力所能及的事。正是这种保姆式的教育，弱化了这些“小皇帝”“小公主”的生存意识，剥夺了孩子充满自信大胆尝试的机会，更不用谈培养孩子面对困难勇于克服的坚强意志，长期下去，孩子怎会具备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
(3)过于封闭的教育方式
许多父母为了防止社会不健康因素对孩子的侵蚀，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约束孩子的课外活动，孩子除学校紧张学习和活动外，回到家很少有机会同外界、同伴交往。孩子被关在家里学习，缺少与外界沟通的机会，难以获得社会经验，难以了解他人的情感、需要，因而人际交往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得不到提高，容易表现出孤僻、懦弱、冷漠、不合群、性情烦躁、好发脾气等行为特征，遇到挫折更是难以承受。
三、实施挫折教育的对策
1.帮助学生正确认识挫折，树立正确的挫折观
明确挫折不是人生的绊脚石而是推动人前进的动力。挫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被挫折打倒。人生遭遇挫折是在所难免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看待它。遇到挫折时，尽可能调节情绪，认真分析原因，树立信心去战胜它，克服它，在挫折中吸取教训。经过挫折的磨练使得自己的性格、德行、品质、体质等得到发展。在进行挫折教育时要针对不同的对象。在班级中总有一些品学兼优的尖子生，这些学生一贯在家长、老师欣赏的目光中长大，心理上会慢慢形成“唯我独尊”的心理定式。对此，教师应有意识地安排一些针对他们弱项的活动，让学生正确、全面地认识自己与他人。玲玲就是班上这样的优秀学生，小学1~5年级她每次文化课考试都稳居前三名，她组织能力强，文艺天分高，颇受老师、同学的赏识。但玲玲身体弱，不爱运动，在体活课上我多次安排她参加赛跑和跳远等活动，她的成绩总排在后几名，以致影响了小组的成绩。起初，她很懊恼，哭得很伤心。我让她和身体好的同学站在一起比一比，告诉她身体素质好坏决定运动成绩，先天的影响是重要的，你要努力锻炼，让自己健康起来，至于运动成绩差一些，不要太放在心上。在以后的活动中，玲玲都能积极参加。看到她带头为获胜队鼓掌，我知道她已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弱点，并正在积极努力改变它。上学期期末，玲玲升入初中，转去某市的重点校，由于初次使用奥数教材，数学成绩考在了后面。但她在电话中信心十足地说：“我不灰心，努力学慢慢会赶上。”当今的学生要适应未来激烈竞争的社会，也要准备好承受各式各样的打击，正确地看待失败，要有能经受挫折的心理承受能力，这一点，需要我们这些教育工作者多加引导。
2.教会学生面对挫折、克服挫折的科学方法
(1)选择性忽视：有意不去注意自己的挫折和精神痛苦。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去，对伤心事不去接触，不去回忆。
(2)选择性重视：特别注意自己的优点、成就，乐观地以自己的长处比较别人的短处，恢复自信心和自尊心。再努力向上，以优异的成绩来弥补精神上的创伤；
(3)改变愿望满足方式：在遭受精神创伤之后，选择其他方式获得满足。如：积极参加文娱、体育等活动，寻找业余爱好；
(4)适当降低理想、愿望与要求，以符合实际情况，在愿望达成中享受快乐。
(5)在遭受挫折时与老师、家长、同学坦率地交谈，获得必要的帮助，树立信心；
(6)学会自我激励：多和积极乐观的人交往，多给自己良好的心理暗示，能经常给自己“打气”，多主动寻找外界的激励源，并通过互相交流等方式起到让大家共同提高的效果。
3.利用主题活动促进学生挫折教育的实施
教师可以针对实际情况适当开展一些主题班会、讨论会等来讨论如何面对挫折与失败。学校可组织诸如野营、登山、野炊、支农、学工、军训等专题活动，从室内拓展到室外，从单纯追求安全保险趋向于敢于承担风险，从“坐而论道”发展到“起而力行”，在“吃苦活动”中自我锤炼，以提高学生生存能力、自理能力，作好迎接逆境、向挫折挑战的各种准备。
4.结合家庭教育共同解决挫折问题
家长在发现问题时及时采取沟通的方式缓解孩子心理压力，提高其适应能力，维护其身心健康。通过交流，不仅可为遭受挫折的孩子提供心理渲泄的场所，而且能启发他们学会正确认识挫折和掌握挫折反应的策略。家长利用一些节日、事件的机会巧妙进行教育，培养他们乐观、自信的生活观念和性格。还可以利用榜样的力量进行挫折教育，在具体榜样形象的感染下，学生能加深对挫折的认识，激起内在的上进热情，进而转化为“自我发展运动”。如：我国汉代的司马迁受宫刑之后作《史记》；意大利的伽利略屡遭打击、磨难，甚至被判终身监禁仍旧坚定地说：“地球仍旧是动的!”意大利的天文学家布鲁诺更是因为坚持真理被烧死。明白成长的过程就是不断克服困难的过程，必须学会意志坚强。
全部数据用EpiData3.0软件录入并进行逻辑检错，用SPSS11.5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率的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情况本次研究高血压患者385例，平均年龄(57.29±10.08)岁。在1年半的健康管理过程中，失访11例，其中男性7例，女性4例，失访率2.86%。
2.2健康管理前后高血压认知水平比较经过1年半的健康管理，高血压患者对高血压的诊断标准、高血压必须坚持长期治疗、高血压的主要危害及自己血压水平的知晓率分别从管理前的4.42%、60.26%、37.40%和52.21%提高到18.45%、90.37%、78.34%和94.65%，各比例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愿意接受社区责任医生管理指导的愿望没有明显提高，但愿意接受管理的比例达到95.99%。
2.3健康管理前后血压控制情况经过1年半的健康管理，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达标率从24.94%上升到66.04%，管理前后农村高血压患者血压控制达标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9.43，P＜0.01)。
2.4健康管理前后患者生活行为方式变化情况经过1年半的健康管理，饮酒率从43.64%下降到31.02%，坚持低盐饮食率从8.83%上升到18.98%，健康管理前后农村高血压患者的饮酒和低盐饮食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而吸烟和体育锻炼的比例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3讨论
本次研究显示，对农村高血压患者实施健康管理后，患者的认知水平发生明显变化，对高血压的诊断标准、高血压必须坚持长期治疗、高血压的主要危害及自己血压水平的知晓率分别上升到18.45%、90.37%、78.34%和94.65%，说明实施健康管理能明显提高患者对高血压的认识。虽然管理前后愿意接受社区责任医生管理指导的变化不明显，但愿意接受管理的比例达到了95.99%，表明农村高血压患者都希望参与管理、接受社区责任医生的服务和指导。
本研究表明，实施健康管理后患者控制饮酒、低盐饮食等行为生活方式有明显改变，提示健康管理对促进生活方式改变有一定作用，但患者吸烟和体育锻炼的变化不明显，与王雪峰等报道结果相似，这进一步证实生活行为的改变是一个长期、持久的过程。因此在今后的转变过程中需要加大行为干预的力度和技巧。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明，历史文化遗产丰富，优秀的传统美德对人们的生活具有非常积极的影响。对于大学生来说，虽然在专业知识方面得到了良好的灌输和掌握，但是在课堂教学当中，对文化传统以及历史文化的传授略显不足。因此，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应当肩负起传播和弘扬历史文化的使命，帮助学生去领悟人生的真谛，使学生建立正确的价值取向，为学生的社会发展道路指明良好方向。此外，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历史文献，能够帮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达到同作者的心灵沟通，使学生能够很好地体会到读者的内心世界以及读者的思想感情，从而让学生同作者产生心灵上的共鸣，使学生能够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当中懂得正确和错误行为及想法的取舍，对于学生的成长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全面的法律阅读资源，对于大学生的成长和学习同样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我国是一个法治国家，依靠法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以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确保社会和国家持续稳定的发展。对于大学生来说，除个别专业学科学生，在法律的认知和理解方面存在较大的误区和不足，这对学生的成长来说是极为不利的。高校图书馆加强对法律阅读资源的引入和建设，能够引导大学生去涉及和阅读法律书籍，阅读我国目前所实行的宪法以及各项法律法规，了解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使大学生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相关法律制度，懂得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和保护自己，让自己免受外界危险因素的侵害。管理方面的书籍，也是高校图书馆建设过程中所不能忽略的内容。大学生作为知识水平较高的群体，只具备专业的知识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加强管理水平的提升，提高行政、金融、企业管理等方面的相关能力，对于学生未来工作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就目前我国大学生群体来说，在专业技能方面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人才管理方面却存在很大问题。学生不懂管理，不懂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懂市场经济建设，使得学生在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很难适应工作节奏和工作内容，最终导致学生工作道路上出现诸多障碍。因此，大学生亟须管理方面的信息和资源，而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过程中需要对相关书籍予以重点考虑。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已经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成为生活和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需要加快自身的网络化建设步伐，不断提高图书馆的现代化水平，使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接触和了解网络技术，提高学生对网络知识的应用和掌握。比如，高校图书馆应当视情况引进信息化的图书浏览设备和搜索设备，满足学生对数字信息的需求，提高学生对信息资源的获取速度，拓宽学生的信息获取途径。在资源建设方面，高校图书馆也应该加大对自动化、网络化、数字化图书资料的引入，引导学生去认识网络、了解网络和运用网络，培养学生的现代信息意识和信息水平。
此外，高校图书馆应该重视对有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书籍的采集和建设工作。就目前我国大学生来说，身心健康已经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自闭、孤僻等不良的心理状态容易对学生学习和生活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许多校园暴力事件也多是由于不健康的心理造成的。因此，高校图书馆应该承担起对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责任和使命，加强对身心健康方面的书籍的采集工作，让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进行性格、品德的矫正和锻炼，克服不良的心理问题，培养正面的兴趣、爱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生活热情，改善学生人际关系，提升学生的个人交往能力，促进学生身体素质和身心健康的良性成长。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注意因素
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需要从读者的实际需求出发，不断丰富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重视对读者身心健康等方面的指导和培养，提升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的利用效率，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丰富自己，提升个人素质水平和能力水平。此外，在高校图书馆文献资源建设的过程中，需要重视读者的反馈和建议，从读者的角度出发不断完善高校图书馆的相关服务，提高文献资源的应用价值，使高校图书馆真正成为读者的学习课堂。
高校图书馆需要引导读者的阅读习惯
首先，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应该做好读者阅读的正确引导，使读者建立良好的阅读习惯。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信息容量较大，文献资源较为丰富，读者在进行图书的阅读过程中，往往会出现无从下手的尴尬局面，因此，高校图书馆应该帮助读者制定良好的计划，深入了解读者的阅读需求，让读者能够有目的性、有方向性的进行图书的选择。在阅读计划的内容安排方面，图书馆必须要从读者的兴趣以及读者的自身条件出发，安排读者循序渐进的展开阅读活动，以简到繁，由易到难，提高阅读效率，弥补个人的不足。对于大学生来说，专业知识是第一位的，因此，阅读计划中的主要内容应该围绕专业知识展开，为学生挑选特色专业书籍，提升读者的专业能力。阅读计划中应该涉及有利于大学生身心发展的书籍，这些书籍应视读者的基础来定，以免过于复杂的书籍打消了读者的学习积极性，得不偿失，影响高校图书馆的实际作用。
高校图书馆应该做好必要的服务支持
高校图书馆的服务支持包括了诸多方面，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服务便是引导工作。高校图书馆的文献资源非常丰富，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检索工具，将会导致读者无法有效的锁定阅读范围，进而影响到阅读效率。因此，对于高校图书馆来说，应该加强对读者的指导工作，定期为读者开设有关教育课程，在课堂上对图书检索工具的使用进行详细的解说，使读者能够掌握并熟练运用检索工作。同时，在教育课堂上，图书管理人员应该向读者传导良好的阅读习惯，引导读者在规定的时间内返还借阅书籍，注意对图书等公共资源的保护，从而有效保证图书馆文字资源的安全。
高校图书馆应该重视组织管理工作
良好的组织管理，能够有效提升高校图书馆的工作水平，对于高校图书馆的发展是极为必要的。首先，高校图书馆应该做好部门职能的合理划分，提高部门的实际工作效率。其次，高校图书馆应该加强对专业性管理人才的引入工作，有效的改善高校图书馆的综合服务质量。同时，高校图书馆在日常运行过程中，应该重视对图书管理人员的培养和教育工作，在保证图书管理人员能够掌握相关专业技能的同时，提升图书管理人员的服务水平以及同读者的互动水平，使图书馆管理人员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及时地了解读者的建议和需求，掌握馆内资源缺乏的种类和现状，从而有计划性的提高图书馆的文献资源建设，最终提高高校图书馆的综合服务质量。#p#分页标题#e#
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