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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在精准扶贫论文的撰写旅程中，学习并吸收他人佳作的精髓是一条宝贵的路径，好期刊汇集了九篇优秀范文，愿这些内容能够启发您的创作灵感，引领您探索更多的创作可能。
一、十堰市高校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开展现状调研
十堰较其他地市州有丰富的高校资源，省属2本院校两所、省属3本独立院校四所、省属高职院校一所，7所高校近10余万师生，十堰高校志愿服务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力量可以积极的参与并助力十堰市精准扶贫发展战略。以2016年高校暑期社会实践为例，十堰市4所高校共组建10余支精准扶贫专项志愿服务队，涉及精准扶贫内容的志愿队达40余支，他们走进村镇，走进百姓家，调研、访谈、开展结合专业特色的力所能及的慰问活动，将收集到的数据科学分析，通过调研报告、撰写论文、实时新媒体跟踪报道等多样形式向相关部门提供数据，向外界传递消息，同时通过走访慰问，支教支医支农。湖北医药学院彩虹灾害医学救援志愿服务队育蕊小分队连续3年开展关心帮助留守儿童志愿服务活动，今年也结合精准扶贫，到贫困地区开展活动，向官山镇土台村捐赠图书100余册，与该村留守儿童同吃同住，支教并普及常见病预防和相关急救知识。同时对十堰市四所高校为研究参考对象，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了解十堰市四所高校志愿服务特色品牌和优势志愿服务项目，调研数据显示十堰市高校师生志愿者对精准扶贫志愿服务的兴趣度和热情很高，与此同时十堰市各高校也依托学校专业特色优势对精准扶贫志愿服务持肯定态度并大力支持。但通过调研也发现了，十堰市高校志愿服务活动中存在的普遍困难和短板，最显著的短板是各校资源尚未整合，存在队伍很多，优势队伍很少，规模不大，常态化不够，对辐射地区的实际帮扶作用有待提供。此外，各自为阵，没有牵头，导致志愿服务项目重复率高，没有将各高校的专业化功能发挥出来。通过此次调研建议团市委应该将十堰市高校志愿服务资源进行整合，发挥各自特点，成规模，成常态，成品牌的助力十堰精准扶贫。
二、高校志愿服务常态化助力十堰精准扶贫工作的具体举措
（一）资源整合，建立精准扶贫“大数据”平台，完善高校志愿者信息管理机制。畅通志愿者精准扶贫服务渠道，由团市委有效整合志愿者资源，提高高校志愿者服务管理水平，建立完善的志愿者注册、申报、分类、审批制度，统计服务时长，反馈志愿者服务质量，有针对性地精准扶贫志愿的招募信息。利用大数据分析志愿者服务信息，有针对性地合理分配志愿者资源或发起符合高校志愿者专业特点的精准扶贫志愿活动，广泛吸纳社会公益组织和校友资源定期组织参与精准扶贫志愿服务，进一步丰富管理手段与宣传载体，营造充满活力、卓有成效的精准扶贫志愿者服务文化。
（二）知创合一，打造专业化精准扶贫品牌活动，建立高校志愿者项目管理机制。高校志愿者管理与活拥淖ㄒ祷是高校志愿者服务常态化的重要保障。高校应创建专业化的精准扶贫志愿服务活动项目和科研项目，将精准扶贫志愿服务项目与专业教育相结合，广泛发动专业教师的力量，做好需求评估和调研、战略规划等前期的准备工作，对志愿者岗位进行岗位描述、广告宣传，制定招募战略、提取志愿者数据库信息。
（三）开设微课堂培训平台，加强高校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培训机制。自主化的碎片化课程培训方式，逐渐受到学生的欢迎，依托微信平台，开设微课堂，学生可以运用零散时间阅读、观看、传播精准扶贫志愿培训的内容。首先，志愿者招募与培训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实现线上互动交流。其次，在培训方面，应以提升服务质量为终极目标推进志愿者服务常态化发展，与精准扶贫服务对象充分沟通，掌握服务需求，制订志愿服务培训计划，包括志愿者价值观、礼仪、应急事件处理、医学知识、法务知识、精准扶贫知识等内容。
（四）校企合作管理模式，拓展社会化、多渠道的精准扶贫志愿服务众筹和共建机制。高校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工作仅依靠学校的力量是有限的，还应充分利用全社会的力量为大学生精准扶贫志愿服务创造更广阔的舞台。通过签订合作协议或挂牌授旗的形式与精准扶贫地区的城乡社区、福利院、敬老院、少管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纪念馆以及博物馆等公共服务机构共建大学生精准扶贫志愿者服务基地。
参考文献：
[1]赵雪.大学生志愿者管理长效机制研究[J].经济与社会发展，2013（3）.
本学年，在领导的监督和指导下，通过安全教育，增强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护能力；通过“一岗双责、党政同责、全员有责”制度的落实，强化了教职工责任意识，营造出了全校教职员对学校安全齐抓共管的局面，从而切实保障师生的人生安全，维护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现将本年度工作汇报如下：
一、德
作为一名年轻党员，在坚定党性的同时，能以党风廉政及师德师风的要求约束自己，养成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工作中服从学校管理，领导，生活中团结同志，不阳奉阴违、不挑拨颠倒是非。一年来，无如何违法违纪情况发生。
二、能
担任我校安稳办主任九年，九年中不断学习不断进取，在所分管的区域逐渐成长，从生疏模糊到渐熟生巧再到专业灵活独当一面。同时担任我校2-6年级安全教育课及重要时段、节点的集中安全教育工作，为增强师生安全意识打下了基础。为了更好的开展我校园安全工作，与辖区派出所、综治办、卫生院等重要职能部门达成了长期联动协同合作的协议，进一步的完善了学校防范体系和提高隐患排查整改的力度，解决了学校在执法、救助不足之处的短板问题。能妥善处理各类涉校、涉生、涉师繁杂问题，本年度处理4件，并做到和谐处理之下有件可查，有档备查。本年度所分管的安全工作，得到了各级各类安全检查组及教委安监科的高的评价。
本年度还完成了学校分配的继续教育工作及国家体测任务和精准扶贫工作。
三、勤
能按时按量完成教委、分管科室、学校所分配下达的所有任务。能按时开展各项安全常态化实施工作。不足之处就是爱睡懒觉。
这里要说明下，安稳办工作并不是一项轻松的工作，安稳办肩负的责任重，任务多，项目多。内心无形的压力只有具体实施操作的人才能有体会。
四、绩
本年度，我所分管的安全工作，被县教委评为“教育系统安全先进个人”。得到教委安监科乔志伟科长的高度评价和认可，我们云硐小学安全工作在2018交换检查中得到认可，并在发文通报中点名表扬通报。
本年度，个人撰写的《浅谈学校管理层服务意识的转换》论文获分别得市级论文一等奖，县级二等奖，并在科学咨询作为卷首语发表。个人撰写的《喧嚣的伪装-毒》、《白色的火》禁毒论文分别获得市级二等奖及县级二、三等奖。
以上是我本年度的工作述职，不足之处请领导老师们指出。
关键词：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现状；对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F7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7年3月7日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向中西部转移及西部大开发等战略实施，位于中部地区的湖南省迅猛发展，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湘西州，根据自身独特的产业优势和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逐渐使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情况，对湘西州促进外贸发展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一、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现状
（一）湘西州历年进出口额增速。从整体来看，湘西州的进出口总额呈上升趋势，其中，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7，018万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1，631万美元，增幅达到1.65倍，以平均每年4.7%的速度增长。进口总额从2002年的89万美元增L到2015年的983万美元，增长了11倍，平均每年增长10个百分点。出口额从2002年的6，929万美元增长到2015年的10，848万美元，增幅达到1.56倍，平均每年增长4个百分点。（图1）
从各个时间段来看，2002～2015年湘西州对外贸易增长时高时低，波动非常大，从各个时期增长速度来看，2002年进口额下降85%，拖累当年进出口总额下降5%；2004年进出口总额增速上升到69%，但次年又下降到了4%，随后又在2007年上升到87%，2009年由于受到全球经济危机的重大冲击，进出口总额下降了57个百分点，2010年由于进口额的大幅度增加使进出口总额上升了48%，随后又由于出口的减少使进出口额不断减少，2013年进出口总额缓慢回升，2015年由于“一企一策”政策的取消与国际市场价格下降，使出口和进出口总额分别下降了53个和50个百分点。
（二）湘西州贸易顺差。从出口额来看，2001～2008年湘西州对外贸易出口持续增长，由6，794万美元增长到了38，604万美元，增幅达到4.68倍；2009年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许多出口企业出口量急剧减少，这使2009年湘西州出口总额减至16，764万美元，与2008年相比减少了57%。为应对金融危机，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我国出口形势有所好转，经济很快步入正轨。湘西州的出口额在2010～2014年也得以增长。2015年，由于国际市场疲软以及“一企一策”政策的取消，出口额由2014年的22，884万美元减至10，848万美元，减少了53个百分点。从进口总额来看，2001年湘西州进口总额为598万美元，2015年增长至983万美元，增幅为64.4%，但是进口总额占进出口总额比重颇低，且呈现不稳定的特征。
如图2所示，由于湘西州历年进口额的波动不是很大，贸易顺差主要受出口额的影响。2001～2008年，贸易顺差持续增长，最高达到38，247万美元，2009年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贸易顺差下降到16，688万美元，2015年由于出口额大幅度下降，贸易顺差下降到9，865万美元。（图2）
（三）湘西州对外贸易市场结构。亚洲、欧洲、北美洲等一直是湘西州对外贸易的三大市场。由于湘西州进口的数额比例很小，在这里本文主要分析湘西州外贸的出口市场结构。本文选取了湘西州主要的八个出口对象国，比较出口输往国家数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
由表1所示，2006～2010年荷兰一直都是湘西州的最大出口国，占贸易总额的20%以上，2011～2015年对荷兰的出口比重持续下降到10%以下。俄罗斯、韩国、印度、台湾、巴西总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俄罗斯2015年占比达到16.9%，而日本、韩国、印度占比均在10%以上，说明湘西出口主要输往中国周边邻国。但欧美市场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同时也因为湘西出口集中在这三大市场，一旦国际市场疲软，湘西出口下降的弹性也非常大。（表1）
（四）湘西州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由表2所示，在2013年湘西州对外贸易出口商品结构中，初级产品比重高达80.8%，而工业制品比重仅仅只有19.2%，2014年虽然比重有所下降，但2015年初级产品依旧高达94.1%，而工业制成品仅占5.9%。这说明湘西州的出口商品结构仍然单一。虽然湘西金属储量大，但是由于缺乏先进技术与人才以及良好的基础设施与工业设备，湘西出口一直以初级加工产品为主。由此看来，湘西州应该配置资源，优化产业结构。由表3所示，在2013～2015年初级产品出口中，矿类产品比重均在98.5%以上，这说明湘西“一矿独大”格局尚未根本改变。（表2、表3）
二、湘西州对外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湘西州出口商品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产品单一，以锰矿类产品出口为主，“一矿独大”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2015年湘西锰系列产品出口8，779万美元，占全州出口总额的比例达80.93%；第二，初级产品比重仍然过大。湘西向国际市场出口的多为锰矿初级原料和简单加工后的低中端产品，原料加工行业的发展模式较为粗放，处于产业链的较低环节，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靠数量扩张来赚取生产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不但出口收益不高，而且极易受国际市场的影响。2015年由于国际市场价格下跌，出口大幅下滑，同比下降了50.27%。锰系列产品出口呈现量增价跌的走势，1～12月共实现出口47，143吨，出口额8，779万美元，同比增长2.17%和下降12.39%。这正是上述问题的体现。
（二）进口规模小，贸易顺差过大。内生性增长理论认为增长由内需来驱动，而技术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进口商品结构要可以为未来的高新产业提供要素和支持，出口商品结构可以向为这些高新技术提供销售市场。湘西州的进口规模远远低于出口规模，对技术的进口能力相对比较薄弱，进口商品以锰矿砂类的原料为主，技术含量普遍偏低，这就抑制了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思想的引进，商品进口带来的技术渗透和学习效应就很难被实现。
（三）加工贸易发展显著不足。虽然成本的增加会使加工贸易的发展优势减弱，但发展加工贸易有利于促进技术改进、优化产品结构、推动湘西配套产业的发展，在增加就业方面也有着重大作用。2011年，湘西才实现加工贸易的零突破，加工贸易的规模小比重低，缺少核心生产技术，绝大多数只是简单的贴牌加工，低水平的加工贸易对湘西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带动作用非常有限，反映出湘西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能力较差，加工贸易无法充分发挥其功能。
（四）出口集中度偏高。湘西州出口一直集中在欧美以及亚洲周边邻国地区，其中美国、俄罗斯、日本、韩国、印度、台湾、巴西、荷兰八个国家的出口额占到了出口总额的70%以上。出口区域结构集中性过强，外贸地域机构构成单一，市场多元化发展仍然不足，风险性也相应较大，一旦危机爆发时易受到较大冲击，同时还阻碍了对其他新兴出口市场的拓展，导致对新兴市场的进出口贸易规模相对偏小，从而面临较大的外贸风险，严重影响湘西对外进出口的规模，阻碍进出口企业的长期发展和湘西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
三、湘西州对外贸易发展对策建议
（一）促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其一，要促进出口商品Y构的优化。要提高机电和高新技术产品在全州对外贸易中的比重。把经开区作为推进新型工业化和科技兴贸的平台，要坚持利用创新驱动企业从产品初加工向精深加工转变，依托湘西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与劳动力优势，提高技术含量，延长产业链，拓展利润空间，为出口提供更多的高附加值产品，提高湘西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其二，要适当加大进口力度。对外贸易既要重视出口，也要重视进口，才能促进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加大对重要资源和产品的进口，保证湘西的资源安全。加大对关键设备和核心技术的进口有助于湘西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改变资源密集型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现状。
（二）转型升级加工贸易。近些年来，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和其他费用不断提高，为了降低成本保证利润，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明显增快。在此背景下，湘西必须要在转型升级和梯度转移的引导下，抓住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大力发展加工贸易。一方面湘西加工贸易的发展应紧紧围绕支柱产业，促进产业链由低端的加工装配向高端的产品研发升级；另一方面要努力形成多元化、专业化的产业链，重点扶持一批科技型、自主知识产权型企业开展技工贸易，不断提高企业的技术水平，促进加工贸易由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升级。
（三）扩大国际市场，促进国际市场多元化。按照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的要求，要以开拓新兴市场和周边市场为重点。引导企业积极应对国际市场形势新变化，努力巩固和扩大俄罗斯、美、韩等传统市场，大力拓展东盟、南亚、中东、南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一步推动湘西州出口市场多元化，有利于分散对外贸易的市场风险，避免因外贸市场的过分集中而使一国对外贸易受他国的制约和垄断，同时减小他国或地区的经济因素及非经济因素的变化带来的波动和影响。
（四）坚持把精准扶贫与对外贸易发展结合起来，出口湘西特色农业。2013年11月，到湘西考察时首次作出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坚持精准扶贫与对外贸易发展结合起来，实际上就是坚持修炼内功与借助外力结合起来，既要努力打造贫困地区发展的基础，又要最大限度地依托对外开放。一是要因地制宜，把“五个一批”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充分把握“616”对口帮扶工程等政策机遇，借助国家对贫困地区的扶持政策，按照“六个精准”的要求，产业发展脱贫一批，整合农业资源，创新项目，努力打造具有湘西特色的农业产业品牌，提高产品质量，以符合国际出口及卫生标准。同时，要扶持一批出口企业，帮助微小型农业产品企业出口；二是要主动地、全方位地推动开放合作。积极搭建合作平台，加强与发达地区的合作，充分发挥湘西的比较优势，利用资源劳动力等优势发展非地经济；与此同时，创新机制，把基于资源上的扶持转变成为优势交换基础上的合作，以促进湘西对外贸易的转型升级。
四、结语
通过以上对湘西外贸发展现状的实证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国际市场形势虽然严峻，但是也意味着湘西的对外贸易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关键在于能不能认识到自身问题并积极做出转变。必须结合湘西州独特的产业优势、劳动力优势，突破地理位置偏僻的劣势，把握国家西部大开发与精准扶贫战略的机遇，加强硬环境和软环境建设，不断推进市场多元化，以促进商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从而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转变，实现湘西州对外贸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David.H.McCormick.The Great China Challenge[J].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2007.4.
[2]IRodrjk D.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J].China&World Economy，2006.5.
[3]Feder Alex.On Exports And Economic Trade[D].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4]郝雁.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广东与河南比较研究[J].经济经纬，2007.2.
[5]马小利.湖南省外贸竞争力及跨越式发展对策研究[J].对外经贸，2012.2.
[6]张汉东.发展加工贸易打造外贸强省――浙江发展外贸的经验与对策[J].国际贸易，2006.6.
[7]宋云.洛阳对外贸易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河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3.
[8]许军，沈蕾.反向依存――对中国外贸加工业依存度过高的一种新解释[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27.2.
（一）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概念
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村的具体体现，它是针对因各种原因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农村居民，由政府按照预先设定的标准和家庭状况调查的结果，给予一定的物质援助，从而保障他们最低的生活水平。
在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是国家和集体对没有法定抚养人、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生活来源的老年人、残疾人、未成年人等农村困难群体，采取物质帮助、扶持生产等多种形式，对这些弱势群体的日常基本生活给予帮助的一项社保制度。
（二）我国农村社会救助的主要内容
我国农村社会救助项目繁多，主要包含有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医疗救助、农村灾害救助和农村扶贫开发五部分内容。
1、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所谓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即对于那些人均纯收入没达到该地区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农村居民，政府会给他们提供金钱和物质方面的帮助，并且来保证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社保制度。
2、农村医疗救助。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主要帮助的对象是那些生活比较困难，没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条件的农村困难人群，政府给他们提供一些财政技术上的扶植并且发动社会慈善捐助的力量来提供专项帮助和资金支持给他们，让他们在生病时可以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来维持基本生存能力的医疗保障制度。
3、农村灾害救助制度。灾害救助是指当公民由于自然灾害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生活陷入困境时，由国家和社会紧急提供资金和物质等资源来保证他们的生存需要的社会救助项目。它既包括灾害发生时对灾民的紧急援助，也包括灾后重建过程中对灾民基本生活的保障。
4、农村五保供养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是指政府对农村“三无人员”（即无法定抚养人，无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的老龄人、残疾人、未满十八周岁的孩子）给予最基本生活保障的一项社会救助制度。保障范围主要是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未成年保义务教育）的五保供养。
5、农村扶贫开发。农村扶贫开发是指“在国家的帮助和扶持下，对贫困地区的资源和环境进行开发，调整当地经济结构和改善生产条件，发展商品经济，走出一条切合实际又富有地方特色的发展道路。通过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农民的自我发展能力和生活水平，让他们走上自我保障的道路。
二、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制度建设不规范，执行不到位
主要体现在：一是制度自身设计不精细、不全面。例如对低保对象的收入水平的核定和救助标准的确定没有一个精准的制度来判定和规范。二是制度执行不到位。“招呼保、福利保”等现象屡禁不绝，这直接影响了低保的公平性。
（二）财政投入不足，救助标准偏低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财政收入逐年剧增，然而政府对社会救助的投入增长则相对缓慢，这就导致以财政拨款为主的社会救助资金较少，救助标准依然偏低。社会救助落后与经济发展造成困难群众的生活需要难以满足，从而出现了“接受了救助但依然贫困”的现象。
（三）政府单唱“独角戏”，社会参与度不够
我国现行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资金的投入和日常的管理中，几乎都是由政府一手包办，唱“独角戏”。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救助资源分散，没有有效整合。二是资金来源单一。三是民间组织的力量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救助方式单一，缺乏开发型救助
农村社会救助的目标仅限于保障救助对象的基本生活，以物质救助为主，而没有通过制度化的方式，提高救助对象的能力，让他们自救以谋求长远的发展。社会救助手段缺乏通过投资方式来为救助对象提供自我发展所需的各项资源。
（五）制度缺乏法律保障，法制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的社会保障主要依靠政府的行政命令和政策指示来推动，而社会保障的发展则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做基础。社会保障立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也不能随便草率地进行。只有社会保障相关法律逐步建立起来，社会保障制度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广大公民才能更好的享受社会发展带来的福利。
三、完善我国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规范制度运行，打造公正透明的“阳光救助”
要打造公正透明的“阳光救助”，就必须规范农村社会救助制度的运行，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对救助对象进行科学的识别和分类，对于他们的需求差异，给予不同的方法来施救，最大化满足其需求。另一方面要对最基础的生活救助与其他专项社会救助有明确的界定，因为每个救助对象对生活资源的需求是各不相同的，有的需要基本生活救助，有的则需要教育、医疗等专项救助。因此，我们要讲专项救助的覆盖范围适当扩大，也就是将需要生活救助之外的边缘困难人员也纳入专项救助范围。这样才能真正充分发挥各项社会救助资源的作用和功效，确保社会救助资源公平公正地运用，从而实现“阳光救助”的总体目标。
（二）保障救助资金，增加政府转移支付
社会救助资金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的社会福利基金，主要由省级甚至中央政府负责筹集和发放。要实现资金的高效利用，就要加强中央和省级财政资金的转移支付，加强对地方资金的保障和使用自主权，减轻市县级财政的资金供给负担。在转移支付过程中，还要针对地区发展水平高低对资金进行合理安排，以解决社会救助资金总量不足和分配不均的问题。
（三）救济主体多元化，推动社会公益组织参与
社会救助的社会性就决定了其主体必然是多元的。社会组织可以通过自愿捐赠来整合分散的社会资源，增加农村社会救助资源的总量。社会组织数量众多，这让他们可以对多样化的救助需求做出反应，加强社会救助的实际效果。社会组织强烈的创新冲动可以在不断提高自身竞争力的同时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弥补政府在资源使用和分配上低效率。总之社会组织参与已经成为社会救助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坚持救助和扶贫开发相结合
针对贫困地区，国家应该加大资金投入，保证资金来源，对他们进行社会救助，实行救济性保障。对于另外一些生活水平较低，但是自然条件和环境相对较好的地区，可以考虑通过开展劳务输出和发展特色农业，来减缓农村贫困问题。
（五）进一步健全社会救助法律、法规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相关的立法还很不完善，层次和架构也较低，社会救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要实现社会救助工作的“三化”，即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就必须尽快建立完善社会救助的法律、法规，让法律为社会救助事业保驾护航。
1.1“特”特在产业
就是要围绕五大特色产业，把镇江现代农业做大做强。优质粮油产业，稳定16.67万hm2粮食、33万hm2油菜种植面积，确保全市粮食自给有余的同时，依托中中储粮镇江公司、中海油脂、正大油脂等大型企业，实施“粮油产品集中加工区建设工程”，将镇江打造成华东地区一流的粮油生产基地。精品茶果产业，按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设施化栽培，加强特色果品园区建设，提高应时鲜果的综合生产能力，到2020年，应时鲜果面积达1.167万hm2；以扩大茶叶种植面积、提升茶叶质量、增强茶叶品牌影响为重点，大力发展高效生态茶业，主打“金山翠芽”品牌，开发系列茶叶产品，到2020年，茶叶面积达到0.567万hm2。特种养殖产业，重点打造江鲜特色产业，做响“扬中河豚”、“镇江江蟹”等地理标志产品，水产养殖面积稳定在2万hm2，到“十三五”期末，渔业经济总产值达到100亿元。花卉苗木产业，重点发展珍稀乡土树种、彩叶苗木、高档草坪、林下经济，扩大和新建苗木交易市场，打造以大亚木业、肯帝亚木业等为龙头的木制品加工“航空母舰”，将镇江林业产业发展成为复合型产业。休闲观光农业，打造镇江市郊都市观光农业圈、312国道休闲观光农业带、沿江休闲观光农业产业集中区、茅山休闲观光农业产业集中区四大农业旅游版块，形成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20条精品线路，到“十三五”期末，实现农业旅游综合性收入40亿元。
1.2“精”精在园区
就是要提升现代农业园区发展水平，推进农业“集中集聚集约”发展。重点是对现有的3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区进行有效整合，借鉴湖州、金坛等兄弟城市的做法，提升规划水平，强化政策引导，推进市场化运作，做到园区与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相结合、与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相结合、与丘陵农业综合开发相结合，带动一批产值达1亿元以上的特色农业镇、1000万元以上的特色农业村，把农业园区建设成为我市现代农业发展的示范和样板。
1.3“优”优在品牌
就是要做响农产品品牌，提高镇江现代农业的知名度和延伸效益。推进具有区域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建设。依托合作联社、农业园区等载体，对应时鲜果、绿色茶叶的品牌进行有效整合，打响“句容葡萄”、“句容草莓”、“镇江水蜜桃”、“戴庄有机农产品”以及“金山翠芽”、“茅山长青”、“扬中河豚”、“镇江江蟹”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果品、茶叶、水产品品牌。加大名牌农产品市场运作。鼓励龙头企业、合作社委托策划公司，对自有农产品品牌进行包装设计、市场营销，提高品牌的市场形象；鼓励农产品与文化的有效嫁接，提高品牌品质。加强对名牌农产品实施动态监管。对品牌主体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控制和可追溯制度，实施地方品牌农产品保护行动，保障农产品品牌健康发展。“十三五”期间，全市省市名牌农产品总量达到100个。
1.4“强”强在龙头
就是要按照“接二连三”的思路，提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围绕五大特色主导产业，依托现有市以上农业园区和示范基地，因地制宜统筹建设市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推动龙头企业集聚发展，到“十三五”期末，新建成省级以上农产品加工集中区2个，新建成市级农产品加工集中区10个以上，年销售收入过100亿元、过50亿元、过10亿元、过亿元的农业龙头企业分别达到3家、5家、15家、65家。加大农业龙头企业科技创新力度，明确其在农业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中的主体地位，强化龙头企业人才创新团队建设，开展产学研相结合的服务，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争能力。完善“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市场”的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引导和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大力发展订单农业，积极探索农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入股的龙头企业建设模式，从而建立起彼此稳定的产销关系和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
1.5“美”美在农村
就是要坚持“生态立农”的理念，不断放大农业的生态功能。积极推行农业标准化生产、农业清洁生产及生态循环农业建设，大力发展无公害、绿色、有机农产品，到“十三五”期末，全市有效“三品”总量达到900个，“三品一标”认定面积占食用农产品生产总面积保持在90%以上。以国家森林城市创建成功为新起点，推进宕口复绿、绿色示范学校、绿色社区、绿色企业、绿色乡村等建设，确保林木覆盖率保持在26%的水平。加大美丽乡村建设力度。整合农业生产、农耕文化、民俗风情、豚类保护、湿地保护等资源，并嫁接大旅游资源，建设一批美丽乡村和农业旅游示范点，走出一条具有镇江特点的“以旅促农”发展道路。
2围绕“七个重点”，突破“瓶颈”制约
要把镇江现代农业做特、做精、做优、做强、做美，必须突破制约发展的七个“瓶颈”问题。
2.1以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
着力解决“谁来种地”的问题突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范、提质。2015年完成省、市、县三级示范社合作社、示范家庭农场名录的建立，建立合作社和家庭农场动态运营监测体系。拓展农民合作社发展形式。着力培植10个产加销一体型合作社、10个“托管式”综合服务型合作社、10个跨区域联合型合作联社；依托“苏合”销售合作联社，培植一批市场联结型合作社，并开展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积极推广“戴庄经验”，开展“四位一体”示范社创建，实现具有“戴庄经验”特点的行政村辖市（区）全覆盖。积极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坚持“两个主要”（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以农业主要主收入来源），规范发展家庭农场，引导和鼓励有一定规模的种养大户成立家庭农场，强化对家庭农场开展分类指导和跟踪服务，到“十三五”期末，示范家庭农场总量达800家，其中种粮类占比不低于60%。
2.2以创新农业科技推广机制为重点
着力解决科技支撑的问题充分发挥镇江境内5所农业科研院所的科研力量，依托重点农业产业园区，创建现代农业产学研联盟。我们的设想是，围绕五大特色主导产业组建“1个科研院所专家团队+1个本地农技推广小组+若干个经营主体”的产业联盟，创立“1+1+N”的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农技推广模式，实现高校科研与基地产销的无缝对接，并制定出产业联盟专家组工作目标考核办法，根据实绩考核奖惩。通过建立“1+1+N”的新型农技推广模式，激活农技推广机制，加快农业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的引进、示范和推广应用，强化科技对农业的支撑作用。
2.3以建立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为重点
着力解决农业投入不足问题一方面，按照“政府搭台、银社唱戏、共谋发展、实现多赢”的思路，充分发挥“惠农贷”、“助农贷”、“富农贷”、“金农贷”的作用，缓解农民发展农业生产“融资难”问题。我们将适时举办银企、银社、银场、银园对接会，向金融部门推荐农业生产经营单位，并会同金融部门对其资格、信誉等严格审查，确保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另一方面，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开展专题招商、小分队招商、网上招商、以商引商等多种形式的农业招商活动，吸引更多的工商资本投资我市农业，同时，加强对工商资本投农的监管，防止土地“非农化”问题的发生。
2.4以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为重点
着力解决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的提前下，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于2016年总体完成，2017年全面完成，2018年融入城乡房地产一体不动产登记体系，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不动产登记制度。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按照“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要求，从我市实际出发，进行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2017年完成试点工作，2020年底前全面推开。创新土地转移形式，推动适度规模经营。稳步推进土地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允许农民以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探索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等。培育和建设农村产权交易市场。
2.5以农机和标准农田为重点
着力解决物质装备和基础设施水平不高的问题实施农艺农机相结合的技术发展战略，从基础设施建设入手，以集约化生产的思路，实现农艺技术与农机研发两个方面相向推进，不断提高农机装备、农机作业、农机服务三项水平，到“十三五”期末，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160万kW，水稻机械化种植水平达到90%，机械化收获水平达到98%，全市农机服务经营年收入达到14亿元，各类农机服务组织作业面积、服务农户数分别占全市总作业面积和农户数的65%以上。以丘陵山区为重点，着力在荒山荒地开发、丘陵旱地合理利用、三级以上缺水稻田的优化布局上下功夫，“十三五”期间，将有计划发挥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吸引一批社会资金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计划新建1.33万hm2。
2.6以加速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为重点
着力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把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作为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促进农村劳动力创业就业的主抓手。做大做强本土农产品网上销售平台。建设好“亚夫在线———中国镇江农业合作经济联盟”电商平台，支持“原味生活超市”实现爆发式发展，推广“基地+网络+消费者”的会员制农产品营销模式，并向市外辐射。大力发展本地农产品同城化网络销售。依托“亚夫在线”、“苏合”、“原味生活超市”以及镇江本土农产品销售QQ群、微信群、网络论坛等，充分利用社区网格化管理模式，开展农产品同城化网络销售，打造“4小时农产品消费圈”。以丹徒高桥、句容天王唐陵花木市场、句容后白西冯村为重点，培育一批以农产品网销为重点“淘宝村”。
2.7以开展学习赵亚夫活动为重点
一、坚持创新，不断壮大妇女组织。一是坚持思想创新，实现妇女组织与社区建设同步推进。2015年，街道妇联坚持每月一次例会，每季度组织一次妇女干部培训班，学习有关妇联工作文件的精神以及有关妇女儿童法律知识和业务知识，帮助妇女干部摆脱思想陈旧、观念老化、工作被动、行动迟缓的旧格局，坚持把妇女工作纳入街道和社区工作的规划中，让妇女在基层组织成为主要参与者和工作者，使妇女工作与社区工作同步推进，同步发展。二是坚持管理模式创新，建设多元化的妇女组织。积极指导社区开展各具特色的活动，充分发挥不同类别妇女群体的个性，用各种形式将她们组织起来，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基础，建立和完善社区妇女组织，社区家政服务站、巾帼志愿服务队、歌咏队、舞蹈队、健身队等各类妇女组织蓬勃发展，从而延伸了妇女工作的手臂。三是坚持服务方式创新，促进社区服务业发展。逐步形成了以法律援助、技能培训等形式实质；以联谊组织、创业就业、巾帼团队为依托的指导；以家政服务、心理咨询、婚姻介绍等为内容的中介，建立健全了与妇女广泛联系、平等沟通、共同参与的工作平台。
二、主动作为，大力推动妇女创业就业。一是强化政策推动，优化妇女创业就业环境。根据妇女的需求，变安置性就业为开发式创业，通过岗位、项目、资金等全方位的服务创造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激活女性自主创业就业的能力。积极争取相关政策和资金支持，推动有关部门制定、完善促进女性创业就业的政策措施，广泛发动各级妇女组织、巾帼文明岗、女企业家等共同参与到促进妇女创业就业工作中来，形成部门联合、社会联动促就业的良好氛围。二是狠抓岗位扶持，满足创业就业需求。充分利用创业就业的政策环境和舆论氛围，巧借外力，积极挖掘就业岗位，积极开展春风送岗活动，为妇女创业就业牵线搭桥。三是广泛培训提高，增强创业就业能力。整合党政相关部门及各种教育资源，不断健全完善多层次、多渠道的妇女教育培训体系。为了改善农村妇女经济和社会地位，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再就业，举办了“绿杨好阿姨”家政服务培训班和农村妇女“网上行”基础技能培训班。通过培训，共有124名妇女取得了从业资格证书并帮助推荐家政岗位或实现微创业。
三、多措并举，努力促进社区和谐与文明。一是精准扶贫。积极组织节日慰问。利用春节、六一等相关节日邀请党政领导先后走访慰问了40多名贫困妇女和贫困儿童，分别为他们送去了慰问金及慰问品，使困难家庭和贫困儿童充分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广泛开展“献爱心”活动。动员街道的个体女商户、女干部献爱心，采取一对一的结对帮扶措施，保证了贫困儿童顺利完成学业。妇联与街道纪工委、文卫科、文体中心联合开展了“廉政文化进校园”、庆“六一”好儿童表彰及文艺演出活动，为小朋友们赠送了书籍、书包等学习用品。举行了定向资助助学金发放活动，街道党政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亲自为他们送上慰问和期望。街道妇联还与中信银行共同开展了结对帮扶活动，对辖区内的8名家庭困难学生每人送去500元慰问金和学习用品。通过亲子大讲堂、__家长学校微信群等平台，营造良好的家教环境，让家长“争当合格父母，培养合格人才”。二是定向维权。严格按照妇女儿童发展规划要求，依法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创造性开展各项工作。进一步完善婚姻家庭纠纷个人调解室，及时预防、化解家庭矛盾，帮助调处家庭邻里纠纷。举办妇女维权法律和调解知识讲座，组织妇代会主任旁听公开庭审活动，利用党员民主公开日等活动，联合司法、综治、文卫等部门
2020年，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吉安县立中学领导班子精诚团结，积极进取，努力工作。全体行政坚持“依法治校、民主理校、国学立校、科研兴校、特色办校、质量强校”的办学理念和“德才兼备，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特长明显”的人才标准，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扎实实施素质教育，坚持“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的管理策略，向管理要效益，以质量求发展，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优化校园环境，完善教育教学设施装备，努力创办高质量、有特色的品牌高中，取得了明显成效。现总结如下：
（一）党建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本学期学校党建工作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和常态化。调整了学校党总支和党支部的组成人员，规范了党费上缴制度，建立党建工作台账。
强化示范引领，学习教育从严从实。通过落实“主题党日”、深入开展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受到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办公室的通报表扬。组织全体党员观看“建国70周年阅兵”等活动，净化了党员的思想，发挥了党员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
（二）教师专业发展
10月份开展青年教师试卷讲评大赛。比赛全面展示了青年教师的各方面综合素质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促进了教师自身素质的提升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也彰显了青年老师的无限潜力。
继续实施了导师制。青年教师导师制，主要目的是通过“一对一”的导师指导制度，明确师傅和徒弟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充分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和传、帮、带作用，不断提高青年教师的思想素质、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三）教育科研
1.继续落实“六环节”教学模式。加大教师与学生培训力度，课堂采取“导、思、议、展、评、测”方式，全面稳步推进高效课堂。
2.加强对教师课改进行监督与指导。学校专门成立学科教学督导小组，11月份开展课堂教学调研活动，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教学进行随堂听课，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专项指导，取得一定成效。
3.大兴教研之风，科研成果丰硕。多位老师科研课题获得国家或省级立项，胡燕萍老师的教学论文《诗歌鉴赏》和《浅谈〈囚绿记〉教学重点》发在《中国语文报》发表，周婷老师撰写的《浅谈高中学生解题能力培养的策略》在《中学生报》上发表，在省、市、县各级优质课比赛中，我校老师多人次获奖：周婷老师全国中学生数学教学改革创新优质课大赛获省二等奖，参加省中小学优秀教研成果评比课件比赛获省一等奖；张花莲老师参加省中小学优秀教研成果评比教案比赛获省二等奖；周一松老师参加第十一届省中学物理教学改革创新大赛优质课获二等奖；余斌老师在全省中小学实验说课比赛中获得省三等奖；万智欣老师在全市高中历史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中获市级一等奖；余斌老师在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评比活动中获高中生物一等奖；彭贞老师在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评比活动中获高中化学一等奖；彭珺儒在全市中小学实验教学说课评比活动获高中物理二等奖；胡艺方在全市地理教师优质课比赛中二等；刘梅花在全市地理教师优质课比赛中获二等奖；尹叶青在全市高中英语优质课大赛中获二等奖；蒋丽华在全市政治教师优质课比赛中获一等奖；龙进春在全省中小学实验说课比赛中获省级三等奖；吴文红在全市高中历史教师教学技能比赛中获二等奖。
4.学科竞赛成绩斐然。数学竞赛获全国二等奖6人，三等奖1人，省一等奖4人，省二等奖1人，省三等奖4人；物理竞赛获全国二等奖8人，全国三等奖8人；化学竞赛获省一等奖5人，省二等奖9人，省三省奖18人；生物竞赛获全国二等奖2人，全国三等奖5人；全国中小学电脑制作比赛获全国二等奖1人，省级二等奖1人，市级三等奖1人，总获奖达72人次之多。
5.举办2020届高三第一次高考研讨。各位备课组充分准备，深入学习，积极研讨，为后阶段复习指明了方向，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四）教学常规
加强教学常规管理，规范教学行为，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严格按照上级要求，规范课堂教学行为，强化教学过程，重视教学细节，继续实行随堂听课制度。落实每周一次检查制度，写好检查情况并及时与教师、学生反馈。
坚持每日上课情况登记。每周每班发放一本《上课情况登记册》，及时记录各班每节课的上课情况，及时掌握教师的教学实况，进一步确保学生安全。
（五）学生管理
学校学生管理工作始终本着以“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教育育人”的原则，“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这里演绎精彩”，是县中人永恒的追求。
学校实行半封闭管理，对学校东门和北门进行封闭。每月开展主题教育，一年有八个活动主题，如“安全与行为规范教育月”“文明礼貌教育月”教育实践活动等。政工处、团委、学生会联合起来，以征文、演讲、书信等形式开展系列活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接受教育、健康成长，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清新向上、文明和谐的校园文化环境。校团委荣获五四红旗团委。
（六）安全教育
健全各项制度，确保安全管理规范有序。学校继续完善了一系列安全工作制度：《教师上课学生安全工作流程》《各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传染病预防和控制措施》《学校安全事故报告制度》《校内安全定期检查制度》《门卫制度》《班主任法制、安全、文明教育工作责任状》《安全工作管理试行办法》《校园饮食卫生管理条例》《饮用水管理制度》《校舍安全管理制度》《用电和用火安全管理制度》等。
坚持“以防为主”的方针，按照“以人为本，防范严密，控制有力，全面设防”的要求，全面提高“人防” “物防”“技防”的立体安全防范网络。抓实思想教育，着力提升宣传教育实效。坚持开展包括自救自护常识、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网络安全、校舍安全、校园周边环境安全、危险化学药品安全、学生居住地安全、用电安全、防踩踏、防溺水、防、防、防暴恐、防盗抢、防诈骗、防传销、防煤气中毒、防疾病、防欺凌等安全教育。每周都有安全工作安排，经常性的在升旗仪式上对安全工作进行专题讲解和知识宣传，在全校营造 “人人讲安全，个个重安全”的良好氛围。
（七）教学质量
在全体师生的大力支持下，尤其是20全体师生奋力拼博下，2019年我校高考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全校文化类本科上线740人，其中一本上线331人；600分以上99人；全市考取清华北大的人数共22人，我校就有8人。考取清华北大人数列全省第七名，全市第一名，并且连续三年获得全市文科状元。获得县级高考先进单位荣誉称号。
（八）校园建设
本学期完成了教师生活区停车场建设工程，并把生活区与教学区隔离开来，使得学校布局更加合理，同学的出行安全更有保障。完成了新建综合楼的拆迁工作，12月27日已经动工建设。
（九）后勤管理服务
学校的公寓管理以优质服务为基础，以科学管理为手段，达到服务育人的目的，实现“服务、管理、育人”有机结合，采用学生公寓物业托管、学校监管相结合的办法，本学年学校加强了寝室管理力度，更换了学生寝室铁架床，使得学生安全更有保障，寝室内务和就寝纪律也明显好转。
学校食堂本着“高标准，严要求，高质量，严管理”的原则，加强食堂工作管理和食品安全监督，切实保障师生饮食安全。本学期完成了学校食堂的升级改造工作，极大的改善了师生用餐条件，取得了满意的效果。
（十）体艺教育
体艺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一年来，我校抓实体育艺术工作，参加县中小学田径运动会成绩喜人，取得了全县团体总分第一名的好成绩；举办了吉安县立中学第二届艺术节暨洪山基金颁奖晚，节目水平有较大提高，得到了观众的一致好评。
（十一）脱贫攻坚
我校积极响应县委县政府号召，打赢脱贫攻坚战。继续开展“脱贫攻坚，结对帮扶”工作，全校行政每人挂点2－4户贫困户，每月按规定前往吉安县桐坪镇枫冈村开展扶贫工作，全校党员与金家岭社区结对帮扶，深入一线，了解户情，结合帮扶对象的家庭状况，致贫原因，扶贫需求等综合因素，做到因户因人，精准施策。
一年来，学校领导班子凝心聚力，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使我校的各项工作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荣获了2019年县办学绩效考核先进单位，高考先进单位，十七届全国创新英语大赛优秀生源基地，吉安县中小学田径运动会高中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等荣誉。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仍然面临一些不容忽视的困难和问题：一是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要求还无法得到完全满足，尤其是对一些体艺特长生的培养还有欠缺。二是学生养成教育效果欠佳，学生在校园使用手机现象还时有发生，三是教师对“六环节”高效课堂推进的热情不高，对如何提高教育教学水平的研究热度不高；四是学校的后勤保障有待进一步加强，公寓的内务管理还需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苗族；仙娘；蛊婆；身份认同
【作 者】蒋欢宜，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16届博士研究生，贵州铜仁学院讲师。铜仁，554300；侯有德，吉首大学哲学研究所助教。湖南吉首，416000。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7）01 - 0113 - 007
湘西苗族社会崇巫尚鬼，巫魅之风浓郁，孕育着巴岱、仙娘、蛊婆等特色鲜明的神性群体。其中，巴岱、仙娘因以其神性为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神秘问题而备受尊重，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蛊婆却因相传“放蛊害人”而为人所唾弃，乃至孤立、隔绝。同为女性神性人员①，仙娘与蛊婆就像共生于湘西苗族这片巫土的正邪姐妹之花，令人惊奇之余不禁叩问：仙娘与蛊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一、湘西苗族社会中的仙娘与蛊婆
仙娘，苗语称“pugoudniangx”（意为具有跳仙本领的人），据汉字拟音又称为“蒲勾娘”“仙姑”“杠香婆”，是湘西苗族地区具有沟通神灵、沟通天地能力的神性人员。因其通灵通天之能主要通过“跳仙”（苗语为“Nbudgoudniangx”）来实现，故苗语名之。仙娘有男有女，以女性为主。有学者指出“跳仙”本是女性独有的术类，因男性的“入侵”才产生了“转基因”的男性仙娘。[1 ]205笔者深表赞同。仙娘的传承方式有阴传与阳传之别，阴传即指由天上的七仙女、玉皇大帝、太上老君、观音菩萨、鬼谷先生、大王、二王、三王等众多神灵及阴间的祖先、已故巴岱、仙娘等以通灵的方式传授；阳传是指由在世的仙娘手把手教习。
“跳仙”又名杠仙、走阴、跳神，是出入神域鬼界打探消息，了解人鬼纠葛的窥探性巫术，是仙娘的核心法事。通过跳仙，仙娘不仅能够窥探作祟的邪灵及亡人的境况，而且能够被神鬼精灵附体，代言神谕，成为人与鬼神之间沟通的桥梁。除了“跳仙”，仙娘还能做“看病”“赶鬼”“收魂”“照水碗”“看平安”“求子”“求寿”等法事，具有卜测吉凶、治病救人、求子添寿等本领。凡遇疑难杂症或久病不愈则请仙娘“赶鬼”“收魂”；凡遇新丧则请仙娘“送饭”探视亡魂；凡遇大事则请仙娘“照水碗”卜测吉凶；妇女久婚不孕或屡次滑胎则请仙娘“求子”，如此种种，不可穷尽。仙娘的活动已渗入苗族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因对其活动需求量大，部分仙娘每逢赶场之日必摆摊行巫，在花垣的龙潭、吉卫、石栏①，凤凰的三江、腊尔山、两林等众多村镇形成了独特的“仙娘街”。2016年7月23日恰逢花垣县龙潭镇赶场，笔者对集市上的仙娘进行了统计，仅此一天就有11名之多，其中，女性仙娘10人，男性仙娘1人；40岁以下者3人，40岁以上者8人。这些仙娘往往来自附近的村寨，赶场之日即汇集于此，为人祛邪治病、卜测吉凶，来往宾主络绎不绝。②
在苗族人的观念里，作为神性人员的仙娘所扮演的角色是人与鬼神之间的沟通者，苗人精神和日常生活的服务者，始终代表正义一方。2016年6月27日，在与凤凰县千工坪乡岩六屯村的村民交谈中，笔者发现，尽管部分村民对仙娘赶场牟利一事颇有微词，但当问及“仙娘是好人还是坏人”时，他们毫不犹豫地给予了肯定的答案。问及原因，大部分回答是“仙娘是帮人的，不会害人。不像草鬼婆，专门害人！”，此外还有“她们（仙娘）和巴岱一样，是好人”“一直都有，没听说她们害过人”等回答。访谈中，笔者强烈地感觉到，在苗族社会存在着一个与正义的仙娘截然对立的专门害人的“邪恶”群体――“草鬼婆”。“草鬼婆”是何许人也？
“草鬼婆”是湘西民间对蛊婆的称呼，“草鬼”是像野草一样遍布野外无人理睬的地位极其低下的鬼。蛊婆，苗语 “pa qid”，“pa”即妇女，“qid”即蛊，意为放蛊的女性，湘西苗族人认为蛊婆是放蛊害人、施巫作邪、半神半鬼的邪恶女性，是对社区人们生存构成威胁的危险因子，是必须躲避、孤立、隔绝的对象。在湘西，蛊婆放蛊害人之说众多。清光绪《乾州厅志》卷七有载：“苗妇能巫蛊杀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于外则虫蛇食五体，放于内则食五脏。被放之人，或痛楚难堪，或形神萧索，或风鸣于皮肤，或屎胀于胸堂，皆致人于死之术也。” [2 ]苗族文化名人沈从文对家乡的巫蛊之事亦有描述。“善蛊的通称‘草鬼婆’，蛊人称‘放蛊’。放蛊的方法是用蛊类放果物中，毒蛊不外蚂蚁、蜈蚣、长蛇，就本地所有且常见的。中蛊的多小孩子，现象和通常害疳疾腹中生蛔虫差不多，腹胀人瘦，或梦见虫蛇，终于死去。”[3 ]396
蛊婆以蛊克敌，似乎还情有可原，但蛊祸孩童之举则必为人所不容。一旦被认定为蛊婆，则百口莫辩，只能默默忍受冤屈，被孤立、隔绝乃至含冤受死。凡有人疑被蛊害死，“好事者激起公愤，必把这个妇人捉去，放在大六月天酷日下晒太阳，名为‘晒草蛊’，或用别的更残忍方法惩治。这事官方从不过问”[3 ]396。民众惩治蛊妇大有惩恶扬善的正义。时至今日，尽管“蛊婆”已经无性命之忧，但精神上的冤屈、孤独、绝望永远无法克服。在湘西，小孩从懂事起就不断被大人告诫：千万不要吃某某（草鬼婆）和家人给的东西，看见她和她家的人都要远远躲开，千万不要望她的眼睛，不要和她的小孩在一起，等等。这些戒条不断被强化与夸大，并且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湘西苗族形成了全民谈蛊色变的社会氛围，而身为邪恶源头的蛊婆不可避免地成为众矢之的，辩解不得，挣扎不得，逃脱不得。
仙娘与蛊婆这对正邪姐妹花共生于湘西@片巫土已久，二者的正、邪身份早已成为苗族社会的共识。仙娘与蛊婆的身份认同是如何形成的？
二、仙娘从“自认”到“他认”的身份认同
不同学科对身份认同有不同的界定。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身份认同（self-identity）是指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对所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所伴随的情感体验和对行为模式进行整合的心理历程。[4 ]22尽管身份认同强调的是自我的心理和身体体验，以自我为核心，但不可否认身份认同是在与“他者”的相遇与互动中得以凸显并维系的。身份是指一种出身或社会位置的标识，更多地强调社会体系为个人提出的角色要求，是一种社会认同（“他认”），而认同更强调主体的归属感，是一种自觉的个人认同（“自认”），身份认同是“他认”与“自认”的统一。[5 ]14 “每个人都可能通过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来定义我们自己。社会认同是通过把我们自己知觉为对我们有吸引力的某个社会团体的成员实现的。……同时，在知觉我与他人差异的基础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我们自己的个人认同。”[6 ]278然而，不同的身份认同在“自认”与“他认”产生的逻辑顺序上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湘西苗族女性神性人员的身份认同就是如此。
在仙娘作为正义的女性神性人员这一身份认同的形成过程中，“自认”先于“他认”，而“自认”的产生肇始于主体的“癫狂”。这种“癫狂”往往表现为癔病及各种荒诞不经的梦境。癔病（Hysteria）又称为歇斯底里，是由于高级神经系统某部分产生强烈的抑制所造成的精神病症之一。发病原因有：强烈的精神刺激；受周围人们或环境的暗示，而引起本人的共鸣产生相应的行为表现；由于自我暗示从而引起某种相应的想象或联想，进而形成歇斯底里病态。此类患者有正常的智力和自我生活能力，能与周围人保持良好的接触。[7 ]2682016年8月笔者对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垣县龙潭、石栏、吉卫、补抽等地的9位仙娘进行了深度访谈，他们的学法过程往往伴随着：感觉到有“人”在耳边说话、感觉有“人”逼迫他做仙娘的癔病，及与已故者（包括古人）面对面交谈、跟随已故者施法救人等梦境。详见下表：
仙娘的学法过程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中的萨满极为相似，二者均“以梦、幻想和精神障碍的形式经历了‘混乱’，但是他们克服了它，并且成为‘混乱的主人’。他们过去可能受到压抑，但是却找到了一种好斗且独断专行的解决办法，并成为能够帮助别人的最初的精神病学家。”[8 ]143由“混乱的奴隶”变成“混乱的主人”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仙娘对自己神性人员身份产生“自认”的过程。在各种荒诞不经的“癫狂”中他们历经了愿意做仙娘（或被迫或自愿）、学做仙娘、成为仙娘的心路历程。随着“癫狂”的结束，他们也实现了由世俗世界的普通人到拥有神性的帮人救人（正义）的仙娘的身份“自认”。
在仙娘们看来，尽管在“癫狂”中已经获得了神性，实现了身份的转变，但在从业之前必须举行安坛仪式。花垣县石栏镇辽求村龙老八仙娘在“发病”半年后，请了邻村（磨子村）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仙娘来安坛。据她回忆，安坛时，要准备一只大雄鸡、几个粑粑、一碗米、香纸及给师父的红包，师父走到坛前说几句吉利话，安坛仪式就完成了。笔者追问道：“师父有没有给你留下什么东西？”龙老八说：“没有。说了吉利话就好了！”龙老八的坛安在老屋（现居住在新房中）堂屋右侧角落离地约1米处。坛制简单，由木板、竹竿搭成，呈倚两墙的两层三角形状；上面一层摆放着财神爷爷、观音菩萨神像和一个纸糊的小屋（师父们的居所），下面一层摆放着供果。坛下有一张四脚圆形木桌，摆放着一个香炉、三根电蜡烛、三个装有酒的白酒瓶。坛左侧挂着一张长1米、宽0.6米的《心经》印刷图，坛上方挂着两块红布，上有“妙手回春”的字样。花垣县龙潭村的仙娘吴老有32岁在梦中得法后，请本村巴岱扎麻老余安坛，麻老余即为其阳传师父。凤凰县千工坪乡通板村仙娘龙梅花的法坛就是丈夫吴旺生家的祖传法坛。吴旺生出生在巴岱雄世家，其父、兄均为巴岱雄，因其父随兄居住，故祖传法坛现安置在兄长家，龙梅花每逢朔望及行巫之前都要前往祭拜。祖坛位于堂屋左侧墙上，从离地1米左右的地方开始依次往上钉着7块木板，木板上挂满了藏青、黑、蓝等颜色的布条，旁边挂着信筒。
仙娘的安坛仪式具有一定程度的随意性。其一，安坛主体并未局限在仙娘内部，具有神性的巴岱雄、巴岱扎都能为历经“癫狂”者安坛。安坛对象甚至认为，请巴岱安坛更具正统性和权威性；其二，安坛过程没有严格的规范，简单到“说了吉利话就好了”；其三，法坛规制无限定，既可为自己搭建的坛，也可为巴岱雄的坛。既然如此，可不可以不举行安坛仪式呢？笔者就此对仙娘进行访谈，得到的回答是：必须安坛。理由五花八门，简单归纳为如下几种：“没有坛，师父没地方住”“巴岱、道士都有坛”“没有坛别人不认”“（其他）仙娘都有坛”。这些回答中暗含着通过安坛仪式成为正统、进而获得“他认”的内在逻辑。
国内外学者十分注重仪式的社会功能。著名社会学家爱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认为“仪式是在集合群体之中产生的行为方式，它们必定要激发、维持或重塑群体中的某些心理状态” [9 ]11。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则倾向于把仪式的功能归结在建立和维持社会结构的正常秩序上。当仪式对调节、维持和一代代地传递那些社会构成所依赖的社会情感起作用时，仪式的特有社会功能也就显示出来。[10 ]45王铭铭、高丙中、耿敬、郭十华等学者以更广阔的视野将仪式理解为被传统所规范的一套约定俗成的生存技术和一套由国家意识形态所运用的权力技术。[11 ]4具体就安坛仪式而言，其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求同立异”上，“求同”即获得法脉的正统性，成为神性人员群体中的一员；“立异”即与世俗普通人区别开来。
作为苗族社会普遍认可的传统宗教法师，习得一门法术进而获得神性身份是有严格规范的。不仅需要投入诚意和金钱拜师学艺，而且还要历经若干年月的磨炼，掌握繁杂的咒语诵辞和仪式，待通过“过法”仪式的检测，由师父安坛另立门户，才能获得神性人员的身份。举行“拜师”“过法”“安坛”仪式时，主家呼亲唤友，大摆筵席，在众人见证中完成。在一系列隆重而肃穆的仪式中，其神性人员身份及沟通神人的能力为众人所接受，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然而，仙娘拜师、学法都在“癫狂”中完成，无人见证也无法证明，唯有模仿苗族社会正统神性人员获得社会认同的方法，因此，安坛仪式就成为仙娘神性身份获得“他认”的关键。请具有神性的巴岱、仙娘举行安坛仪式，既是获得其他神性人员认可的有效途径，也是向社会推广其神性人员身份的最佳模式。
2016年7月29日至8月2日，笔者跟随花垣县政府“精准扶贫”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到SL镇ZL村调研，期间走访了蛊婆WYZ。①WYZ，女，今年 52岁，丧偶；育有一子，今年28岁，在外务工，未婚。据报导人介绍：
WYZ是从隔壁MZ村嫁过来的，结婚前也没听说她家里“不清白”（指家中有人放蛊），挺勤快又会做人，刚来时大家都挺和睦。一直到88年还是89年的夏天，村头吴老有的儿子突然得了怪病，连续3、4个月肚子痛，吃不进东西，去县医院好多趟，花了几千块钱，都没治好。后来请村里的道法老司（巴岱）麻法旺来看。他做了“照水碗”，就说“这是‘草鬼婆’害的。”吴老有就问“是哪个？”麻法旺就说“是村里的。”再问，就不说了。后来吴老有老婆想起，在生病前一晚上他们从WYZ家门口经过，WYZ叫了他儿子一声，他儿子也答应了一声。他们怀疑WYZ就是“草鬼婆”，后来吴老有去找麻法旺确认，也不知道麻说了什么，反正吴老有一家就不和WYZ一家来往了。没过几个月，吴老有的儿子就死了。吴老有和他老婆见人就说WYZ是“草鬼婆”，要防着她们一家。刚开始大家也不全信，后来没几年她老公又摔死了，大家就都信了。
这些毫无关联的不幸，居然能成为堂而皇之指控WYZ为蛊婆的“铁证”，在我们看来是难以置信的，但对身处“巫蛊文化圈”中的苗人而言，却是十分有效的。过巴岱麻法旺、当事人吴老有及妻子的指认和宣传，“WYZ是蛊婆”的信息在村民中广泛传播，再加上丧夫一事的刺激，村民的“WYZ是蛊婆”观念更加强化，由此其邪恶蛊婆身份的社会认同形成。
在笔者再三央求和反复保证绝口不提蛊的情况下，报导人同意带我去见见WYZ。WYZ的家位于远离公路的半山坡上。我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走了30多分钟，一座破旧不堪的老木屋映入眼帘。走近一看，一个头发凌乱的妇女正佝偻着身子剥玉米，报导人叫了声“W大姐”，她抬起头看到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蜡黄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慌的表情，双手不停地扯着衣角，像个犯了错的小孩。待报导人说明我们是来调查村里脱贫情况时，她才稍微缓和过来。她全程低着头极其简单地回答了我们提的几个问题，然后就不说话了。事后报导人向笔者透露，WYZ的家庭情况达到了作为“精准扶贫”对象的标准，但村里确定扶贫对象时需要全村村民民主投票决定，结果可想而知。
WYZ的慌乱、不自信、不善言语及所受的不公正对待很大程度上源自20多年前的那场不幸，源于“草鬼婆”的邪恶标签。笔者无法得知WYZ是否有过权力的“幻觉”，是否曾经因此获得过精神上的满足，但笔者可以肯定，现在的她正因其“蛊婆”这一邪恶身份承受着不公正待遇。或许她是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在村民防备的眼神中，在孤立无援的困境里，独自吞咽着这莫名而来的苦楚，担下了邪恶的蛊婆之名，久而久之，连自己都信以为真了。
结语
在湘西苗族社会，仙娘通过“杠仙”等仪式沟通鬼神，发现邪秽，为人们解决日常生活中的神秘问题。同样作为有神性的女性，蛊婆却因被传放蛊害人历来为人所唾弃，让人避之唯恐不及。仙娘与蛊婆好似一对正邪双生子，共生于湘西苗疆这片巫风浓郁的土壤。通过考察可以发现：仙娘身份认同的内在逻辑是主体在“癫狂”中产生“自认”，通过安坛仪式，形成“他认”；蛊婆身份认同的内在逻辑在于主体无辜受诬，形成“他认”，在无力反抗或抗争无果后，被迫内化为“自认”。前者是由己及人，由内至外的过程；后者是由人至己，被强加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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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IDENTITIES OF BOTH THE CELESTRAL LADY AND THE WITCH OF THE HMONG IN WESTERN HUNAN PROVINCE
Jiang Huanyi，Hou Youde
关键词：旅游者； 旅游体验； 自我认同； 叙事
①本文受访者表示：“对于我来说，旅行生活能让我感觉到我还活着，不再是麻木的两点一线、或几点一线地重复生活……旅游让我重生，每次都令我焕然一新。”
作者简介： 余志远（1981-），男，闽江学院旅游系讲师，东北财经大学旅游与酒店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体验。1引言旅游能给旅游者带来一些前所未有的改变，每次旅游都令人焕然一新①。经历旅游体验后，人们究竟会发生哪些类型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旅游体验研究学者关注的问题。通过关键词搜索和滚雪球查找的方法，笔者主要从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 Management等研究期刊收集相关文献18篇。从数量上看，国外关于旅游体验与个人变化的研究还比较匮乏。对此，Hottola（2004）的评价是：相对于旅游对目的地和居民影响方面的研究，学界对旅游者个人变化的研究未能给予足够的关怀。Hampton（2007）在其学位论文中也声称，这是一个被旅游影响研究所忽视的分析维度。令人欣喜的是，近年来关于此主题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这表明学界开始对此问题予以重视。本文以文献阅读和比较研究方法为基础，对旅游者个人变化相关研究展开分析，并在相关成果述评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总体的分析框架。2相关文献的研究设计
2.1研究对象已有研究主要以旅游者为研究对象展开讨论，但在旅游者的选择上却不尽相同，涵盖各种分类下的旅游主体，如制度型旅游者、非制度型旅游者、青年旅游者、中老年旅游者、完全型旅游者、嵌入型旅游者等等，其中有4类旅游者频繁出现于相关文献。一是长期旅游者。为何选择长期旅游者作为研究对象？Riley（1988）在其研究中作了特别说明：首先，作长期旅行的人往往会以自助的形式出游，一般不会选择参团出行，这将有助于他们开展深度旅游，即能够深入接触旅游地居民及了解地方历史文化；其次，长期旅行能够赋予旅游者充裕的时间在路途中遇到或思考有关身份认同的问题，这足以对其返家后的态度和行为调整形成积淀；最后，充足的旅游时间能够保证相对高弹性的线路安排。相关文献对长期旅游者的界定未采取相同的标准。Riley（1988）将1年及以上的旅行时间作为长期旅游的衡量标尺，不过他同时强调，并非因此就说明6个月的旅行与1年以上的旅行具有何种根本的差异。在White等（2004）的研究中，将长期旅游者定义为计划在外旅行超过3个月的旅游者。尽管如此，这些文献的共识是“长期”的下限值为3个月。二是背包旅游者。选择背包旅游者作为研究对象与该群体独有的行为特征有着重要关联（Noy，2004）。这类旅游者的特点是：寻求本真的旅游体验，旅行时间往往会持续几个月甚至几年，常常选择多个旅游目的地，与旅游地社区保持高度接触和活动的深度参与，在线路和活动的安排上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据此看来，背包旅游者丰富多样的旅游体验经历让其他游客尤其是大众旅游者难以望其项背，而这些又恰为其后期的个人变化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和资本。三是自助旅游者。自助旅游者是自主安排旅行线路和活动，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来自旅行社等旅游中间商的服务，独自或者小团体出行的旅游者（项怡娴，2010）。从定义上看，理解这个概念的关键是看其是否拥有“自主性”，即是否委托旅行社组织参团出游。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
旅游体验与个人变化：一个分析的框架
四是志工旅游者。志工旅游者指的是出于不同目的、以一定组织方式参与可能涉及为特殊群体扶贫、保护或修复某些自然环境、社会和自然类科研工作等旅游活动的旅游者（Wearing，2001）。从性质上看，公益旅游由旅游活动和志工活动两种活动构成，从而表现出它既包含旅游的休闲和娱乐的成分、又具有教育和有助于个人成长等功能。因此，这种特殊的旅游形式同样吸引了大量学者的关注，并借此讨论该种形式的旅游对旅游参与者的影响方面的主题。值得指出的是，尽管上文列举的是4种类型的旅游者，但并不表示这几个范畴是互斥的关系。实际上，这4个概念之间都存在一定的联系和区别。尽管本文所评述的文献里所提及的长期旅游者大多数都是背包旅游者，但也有个别研究者将驾驶房车从事长期旅行的旅游者作为研究对象展开分析（White，et al.，2004）。自助旅游者与背包旅游者之间的共性在于，这两类旅游者均自主安排旅游线路和活动；区别在于，背包旅游者突出表现“热爱人际交往、多选择经济型住宿设施、旅行时间较长”等特点，而自助旅游者只是单纯地强调旅行线路和活动安排上的自主性。此外，志工旅游者和背包旅游者也存在交叉的可能。宗圆圆（2012）指出，在我国，公益旅游仍属于一种初步发展的旅游形式，其大部分属于背包客与自驾游者在NGO组织号召下，借助虚拟网络论坛结识驴友进行公益旅游活动。这么看来，有些背包旅游者也可看做是公益旅游者，只是界定他们类型的角度不同罢了。此外，Harrison（2003）和Noy（2004）在研究对象选择上的考虑值得我们关注。Harrison（2003）在题为《成为旅游者：于愉悦旅行中寻找意义》的著作中选择旅游热衷者作为研究对象，并试图解答“他们为何热爱旅游”这个终极问题。通常，热衷旅游的人往往拥有丰富的旅游经历，况且他们对旅游体验意义的认知较之于一般旅游者更加深刻和透彻，这点应该是作者考虑的初衷。Foucault指出：“唯有通过对于疯狂的人的研究才能彻底认识现代社会的人的真正面目”；他还指出，“疯狂的人是了解真正的人的必要通道；如果说，日常生活和普遍社会一般领域的人的言行及其历史不过是人本身的基本实践形式的话，那么，疯狂则是以特殊的极端方式所显现出来的人性……不了解疯狂，就不能深刻分析人的思想和精神生活”（高宣扬，2004）。Noy（2004）的研究之所以值得提及，原因在于，作者虽将背包旅游者纳入讨论范畴，但实际考察的却只是浪漫型和半宗教型背包客；作此考虑，缘于作者相信这两种旅游者追求的是本真性的体验，从他们的身上将更容易发现个人变化的痕迹；Noy指出，这两类旅游者与Cohen（1979）所作的旅游者分类中的体验型旅游者、实验型旅游者和存在型旅游者基本一致。换言之，Noy考察的旅游者类型正是Cohen提到的体验型旅游者、实验型旅游者和存在型旅游者的概括和综合。
2.2研究抽样检视文献，绝大多数学者从定性分析角度讨论旅游者的个人变化问题，这种分析视角决定了研究者多采取非概率抽样的方法收集样本，主要包括目标式（或判断式）抽样、滚雪球抽样和理论抽样。定性研究的样本容量分布在10人～45人之间，其中20人～30人的样本占据较大比重。样本容量看似很小，但这种现象在定性研究中比较常见，这是因为定性研究不同于定量研究，它在样本代表性方面强调的是资料的丰富内涵，而非重视数量的多寡。
2.3数据收集关于数据的采集，半数以上的研究偏向选择深度访谈和参与观察，尤其以两者结合的考虑更为明显，只有个别研究人员使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深度访谈多选择于旅游者的后期回忆阶段，也有研究选择在旅游体验的多个阶段进行。例如，Sin（2009）对每位受访者均开展了3次访谈，分别发生于南非之旅之前、旅行第一周以及最后一周。Desforges（2000）也强调采访应抓住两个关键时机：一是当代英国旅游者开启他们人生首次长途旅行的决策阶段，二是在他们携带故事、照片和纪念品返回家园之时。理论上，多阶段访谈相对于单一阶段的访谈而言更具科学性。通过这种策略收集到的资料相对详尽具体，而纯粹凭借后期回忆的方式所采集的数据往往语焉不详，并有可能会过多地掺入旅游者主观建构成分。除了深度访谈的方法，许多研究还借助旅游日记、旅行照片以及旅游纪念品获取数据。这些资料收集的方法相对老套，缺乏新意，西方学界对旅游研究方法缺乏创新这个问题也展开过较为严肃的批评（Dann，et al.，1988）。在研究方法创新方面，Frost（2010）的成果无疑做出了较大的突破和贡献。不同于其他研究，他选取的研究对象是22部演绎外地人去澳洲内陆旅行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影片。此外，大部分研究者选择采访旅游者的某一次旅行经历，只有Desforges（2000）对受访者之前多次旅游经历作了整体上的全面考察。这种设计别具匠心，也给后续研究者一个重要启示，即给旅游者个人带来影响与变化或许并非源于某一次的旅游经历。
2.4分析方法一个事实是，采用定性方法处理资料的文献数量远远多于使用定量方法的研究，其中尤以叙事研究和扎根理论最为常见。这说明：第一，关于旅游者个人变化研究在目前仍处于理论探索时期，尚未完全进入实证检验阶段；第二，就这类问题本身而言，它比较适合选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分析讨论。为何使用叙事研究法？来自Noy（2004）的一项关于背包旅游者的研究做出如下回答：“背包旅游者是个爱说话的群体，并且拥有自身独特的、风格化的旅游体验叙事方式。尽管这个特征相当明显，但目前对旅游者的研究很少有涉及语言、人际交往和言辞，以及这些对个体身份和集体身份的建构所具有的含义（Dann，1996）……背包旅游者所讲述的故事的核心是在反映其自我和身份认同（尽管有时隐匿其中），非着眼于对激动人心的活动和成就的描述。”的确，叙事对于个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识至关重要，人们认识和理解自己的方式就是讲一个有关自己的有意义的故事。在强调反复诉说的故事时，“个人叙事，无论是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反映了人们的身份……整个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创造、诉说、修正及重复的故事”（Lieblich，et al.，1998）。扎根理论是由Glaser和Strauss两位学者共同发展出来的一种研究方法。这是一种从下往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即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然后通过这些概念之间的联系建构相关的社会理论。研究者在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实际观察入手，从原始资料中归纳出经验概括，然后上升到理论。简单说，扎根理论方法包括一些系统而又灵活的准则，让你搜集和分析质性数据，并扎根在数据中建构理论（Charmaz，2006）。如前文所述，由于旅游者个人变化相关问题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许多理论尚待发现和建构。从这个角度而言，扎根理论无疑是一个合适的思考途径与探索方式。
3旅游体验与个人变化的理论基础
3.1“通过仪式”理论在西方旅游人类学家眼里，旅游与人的出生、成年、成婚、晋升、死亡等事件一样，都可以看做是生命历程中的“通过仪式”（the rites of passage），是人从一种状态过渡到另一种状态的仪式性事件，都有个三段式的仪式程序结构：（1）阈限前阶段（分离：离家出行），（2）阈限期阶段（过渡：旅游现场体验过程），（3）阈限后阶段（交融：回归生活）。这样看来，旅游不再是单纯意义上的休闲、度假和玩耍，却像一种生命的通过仪式，标志着人生的一次升华，一个新的阶段的跨越。
图1Kolb经验学习圈图3.2“经验学习”理论有研究（Kanning，2008；Ballantyne，et al.，2011）采用Kolb的经验学习理论作为理论框架。该理论认为，经验学习过程是由4个适应性学习阶段构成的环形结构，包括：具体经验、反思性观察、抽象概念化和主动实践。具体经验，是让学习者完全投入一种新的体验；反思性观察，是学习者在停下的时候对已经历的体验加以思考；抽象概念化，是学习者必须达到能理解所观察的内容的程度并且吸收它们使之成为合乎逻辑的概念；到了主动实践阶段，学习者要验证这些概念并将它们运用到制定策略、解决问题之中去。4旅游者的个人变化在旅游者个人变化内容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知识的增长。旅游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异地性。因此，旅游者接触的是陌生的人和事，体验的是异域的风情和历史文化。通过观赏、交往和游戏等途径，人们普遍会感到视野变得开阔、知识在增长。Noy（2004）研究里的一位受访者作过这般描述：“当我离开家乡的时候，我还是相当的无知。我的无知源于我对许多文化的不了解。虽然这些我可以通过读书、看电视习得，但并没有真正遇见它们……当我旅行回来，突然发现自己什么都懂了。”类似的表述在多个文献（Riley，1988；Thatcher，2010）中都有提及。不过，这些研究多属于探索性质的个案研究，很少有学者从实证角度进行普适性检验和定量化描述，而Pearce等（2007）的文章是少数定量研究的代表。为了验证“旅游体验对个体的一般技能的发展是否存在贡献”这条研究假设，研究者对澳大利亚数百名背包旅游者展开了问卷调查。分析结果显示，旅游体验不仅能显著地提高旅游者的一般技能，包括有效沟通、思想开明、自信等（见表1），而且不同动机的旅游有助于他们学会不同种类的技能。鉴于此，研究者把旅游比拟为一所大学，较真实地反映了旅游的教育功能。
表1旅游对一般技能发展贡献的自我评价（N=372）技能频率百分比
（%）技能频率百分比
（%）有效沟通31584.7超前意识25468.3思想开明31384.1财政资源管理25067.2自信29579.3自我激励24866.7决策能力29479.0自我评价23964.2基本知识29178.2压力、情感和紧张的处理23864.0理解能力28376.1人际关系23663.4对周围人都感觉舒服27273.1责任23663.4适应性26872.0耐心23663.4宽容26872.0适当情形下的谨慎观察23663.4独立26370.7建立和维持关系23362.6注：原文列举了排名前20的一般技能项目。
求知是旅游的一项重要的动机，通过旅游，人们获得知识，受到启迪和教育。17世纪欧洲的“大旅行”及当今全球流行的“修学旅游”，都是这一动机驱使下的具体表现。然而，它并非是唯一的目的。有些人选择外出旅游，与他们日常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例如，White等（2004）指出，家庭环境的变化（如挚爱的仙逝、儿女的独立等）、工作的乏味及其他无特定目的改变的渴望，构成了中老年长期旅行者们的主要旅游动机。在这群人的眼里，行在旅途意味着“自由”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亲近”。经此过程，许多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居住地和工作地）变得更加融洽。这项研究的一个重要价值在于，它实际检验了中老年这个群体的旅游体验也如同一个通过仪式，即告别过去，迎接新的开端。同时，它也证实了Arana的预言——后工业社会的老年人也像青年旅游者那样将会发生变化（Murphy，Pearce，1995）。值得注意的是，White等特别强调使用术语“旅行者”而非“旅游者”。在西方旅游学界，旅行这个词被认为更能精准地表达“长途跋涉、历经艰苦、深度体验”之意。生活在不确定性世界中的人，在物质欲望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环境中，在都市化的流浪、归属感的淡化中、在权威的不断消逝、身份感的不断模糊中，深陷于“我究竟是谁”的追问（吴玉军，2006）。在世人的眼中，旅游为人们逃离日常生活创造了机会，并为反思提供了空间（Muller，O’Cass，2001）。进入旅游世界，人们可以暂时摆脱原有生活环境的束缚，摘掉平时的面具以真实面目示人，甚至可以做理想中的“自己”。经过旅游的洗礼，“自我”将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改变。某种意义上，电影制作人好比一个讲故事的人，为了吸引观众，他必须讲述一个能激发观众兴趣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为潜在的旅游者许下一个有待兑现的承诺，即来澳洲内陆旅游将能给他们带来全新的变化，影片主人公的经历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在澳洲内陆经历了各种形式的体验后，他们都从一个无聊的、与人疏离的、失意的、颓废的人变成了焕发活力、与人友善、待人宽容、精神高涨的人（Frost，2010）。这种转变，就像完成一次“充电”的过程。通过旅游体验，与超常的旅游吸引物接触，在工业社会中耗尽能量的人们可以得到生理与精神上的“充电”，从而得以顺利回归日常程式化的生活（Krippendorf，1987）。不过，这样的比喻似乎还不够准确，它只能意味着旅游活动能够帮助补充此前消失的能量，并不足以说明它可以给旅游者带来与此前有所不同的变化。大量事实和证据表明，旅游者经历长期旅行后，整个人变得更加自信和独立，生活态度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Riley，1988）。Riley所研究的受访者Thomas声称：“旅行教会了我怎样生存，能够无所畏惧地前往任何一个地方。我可以轻松地处理任何事情。它还教会我怎么应对不同处境，如何与人打交道。”经历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旅行，一些受访者表示，旅游让他们意识到发达国家生活的奢侈浪费，开始对物质主义产生蔑视和抵触，渴望生活过得像旅游地居民那样简单快乐（Riley，1988）。显然，这些话语所表露的意思是旅游体验能够改变一个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此问题，Kanning（2008）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予以专项讨论。研究者选择在美国“脸谱网”和“克雷格列表网”两大门户网站上受访者招募广告，最终有22位受访者接受了访谈。借助扎根理论的方法，该研究从访谈文本中抽取出一些核心范畴。其中，“自由”是浮现出来的最主要的概念，并表现为一系列的主题，如自由逃离社会、自由冒险、自由探索未知、自由行走等等。总的来看，包括意识、机会、交往、自由、冒险以及其他与他者世界观有接触的多个因素均对旅游者的世界观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图2）。此外，Pearce的研究也同样触及类似的问题，重点揭示的是旅游后人们对目的地社会印象或态度的改变（丹尼逊·纳什，2004）。作者研究了三群英国人：一个群体是去希腊，另一个群体是去摩洛哥，第三个群体（控制组）留在家中。Pearce要求研究对象回答他们对一些问题的赞同程度，如目的地国家是否提供了便宜的购物、探险、阳光和海滩、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等。结果发现，与控制群相比，两个旅游群体对目的地的印象都有一些正面变化。另外，旅游归来后，他们对自己国家也有不同的看法。这种控制组/试验组对照试验的方法使得“旅游体验影响旅游者的态度”这个观点昭然若揭，从而表现出更强的说服力。上述三项研究不难看出：旅游活动不是简单意义上的身体和心灵上的体验，它饱含旅游者内省的成分。因此，旅游后人们对一些事物的认识有所改变，态度会发生悄然的变化。
图2背包旅游者的世界观变化过程
心理学认为，一个人态度或观念的转变有时会导致其行为的变化。Ballantyne等（2011）以野生动物游旅游者为研究对象，讨论野生动物旅游能否对旅游者个人行为的改变产生影响。研究结果除了对这个问题给以肯定性的回答外，还发现了旅游者行为的改变表现在家庭实践、购物实践、户外环保责任、志愿环保参与等多个方面。该研究的一个突出贡献表现为它的具体实践指导建议：建议野生动物旅游景区管理者设计融合视觉、声觉、味觉和触觉等多种感官的具有教育功能的体验产品，让旅游者尽可能地享有与动物亲近的机会，采用解释性的评论和标识系统强化旅游者的惊讶、敬畏和兴奋等感觉。这种更加功利性的视角，表明作者意欲将该领域在理论方向的探索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借此引发对实际管理实践的重视。根据旅游成分的纯粹程度，旅游可以分为完全型旅游和嵌入型旅游（谢彦君，2011）。据此判断，以上文献所考察的基本上都是完全型旅游者。那么，嵌入型旅游者是否也会发生变化呢？有关“公益旅游”的研究为本文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样本。Piotrowska（2003）以其自身7年的志愿者服务为例，认为，公益旅游能实现教育目的，并能了解其他文化和语言技能，提升更为广义的价值，如忍耐力、友谊和团队合作。此外，公益旅游给志工旅游者带来的是一些内省的收获：潜在改变对社会的看法、自我认同、价值观和日常生活；他们体验到自省、增加社会意识、加大社会支持、接下来经历了人生和信仰的变化（Singh，et al.，2004）。需要注意，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发现，大部分志工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并非出于利他的目的，这种性质的旅游体验不一定就会导致他们的价值观、社会意识发生根本的变化（Sin，2009）。很明显，这个结果与前人的结论存在很大的差异，前人研究更多提到的是公益旅游会给参与者本人带来直接和明显的积极结果。不过，Sin并非彻底否定公益旅游拥有给旅游者带来变化的能力，而是强调，旅游者的变化不因其是公益性质的旅游而与其他形式的旅游所引发的变化有所不同。从旅游体验的本质看，任何旅游本质上都是提供净化心灵的体验，这种净化旅游体验并非来自利他主义动机，而归结于旅游的享乐主义和逃避主义（Zahra，et al.，2007）。5总结：一个分析的框架上述观点可概括如下：第一，旅游的目的不仅在于寻求愉悦，同样在渴求某些变化；第二，行走于陌生的旅游世界，旅游者以身体之、以心验之；第三，旅游恰如一种“通过仪式”，这种体验的经历给旅游者带来的将是心理和行为层面的变化，呈现的是能力、人格和行为等方面的改变；第四，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旅游体验的积极意义。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构建了一个旅游体验与个人变化的分析框架（见图3）：
图3旅游体验与个人变化的分析框架
总的来说，前期理论成果与研究框架已经为很多研究者所接受、认同，同时一些具有启发性的对策和建议也被运用到实际的管理实践中。这些研究形成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启发了人们对旅游体验意义的认识与理解。然而，既有研究还存在着比较明显的不足：其一，更多地强调了旅游者积极方面的变化，缺乏对其消极方面变化的分析。正如每枚硬币都有正反面一样，研究者不应忽视旅游体验同样会给旅游者带来消极方面的改变。其实，旅游结束后，一些旅游者常常会感觉对某些社会准则和文化的不适应；也有旅游者提到经历极端自由的体验后难以适应那种有规律的生活，并且很难再与朋友建立亲密关系（Cohen，2011；Riley，1988）。遗憾的是，仅有少量研究附带性地提到这些消极方面的变化，尚无系统化和专题化的讨论出现。其二，有关差异比较性研究较为缺失。现有研究基本模式都是以某一类群体为研究对象展开讨论，缺乏不同群体间的差异比较性质的研究。由于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文化背景、生活习惯、性别类型、甚至人格特征的差异，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在旅游动机、旅游体验方式及内容等方方面面都会呈现不同，从而在变化结果上表现相异性。例如，在Noy（2004）的研究中，男性受访者所刻画的个人变化明显与他们所参与的冒险性的活动相关联（比如攀爬火山）；女性受访者尽管也会描述紧张的旅游体验，但在表达中批评那种与紧张户外活动相关的带有男性特征的表述，她们的个人变化更多的是将整个旅游过程作为参照系。因此，基于差异比较视角的讨论相信会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该领域的理论成果。其三，跨文化研究有待补充。文献所讨论的旅游者大多数都是发达国家的居民，前往的旅游地较多位于第三世界国家。这类群体的成长环境和身份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后期的变化内容和性质。相反，第三世界国家的居民跨越到发达国家旅行的经历应具有不同的表征。从这个角度看，跨文化方面的研究理应得到后续研究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旅游研究者的学术关照。其四，有关变化内在机理的探索不够充分。相关研究多聚焦于对有关变化的结构和内容的提炼，针对这种变化的过程讨论不足。最后，从研究方法角度看，某些研究的不足在于：第一，方便抽样这种非概率抽样的方法导致了样本代表性方面的误差；第二，通过旅游者自我叙述或评价的手段来了解他们的变化不太科学，而综合旅游者的旅游同伴、家庭和朋友的评价将会更加客观公正。本研究未将国内相关研究纳入讨论范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国内关于这方面研究仅有零星的成果。目前，只有谢彦君（2005）、龙江智（2008）、陈才（2009）、项怡娴（2010）等在其各自的博士学位论文中顺带讨论。为此，国内旅游体验研究者应该认识并重视这个方向，在具体研究中除了弥补国外研究的盲点，还应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第一，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今后应根据具体研究需要，注重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在量化研究的基础上为定性研究提供数据支持，以确保研究成果更具科学性和说服力。第二，研究应强调本土化理论的建构。理论采借取向的优点在于它可以促成旅游研究成果的极大丰富，但缺点却是简单甚至生吞活剥地用现有理论来直接对旅游现象进行解释和说明，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获得有深度的研究成果，也不能使旅游研究扎根于本土而寻求独立性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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